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

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共8篇）

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 篇1

从供给侧改革着力

实现城市管理新跃升

——学习供给侧改革和五大发展理念心得体会

总书记在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次提出，预示着我国将从以前的重‚需求管理‛向重‚供给管理‛、重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方向调整。

时隔3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城市工作改革也正式启动，会议上提出了‚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6年也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物质文化需求。城市管理工作的‚供给侧改革‛也要聚焦‚人民群众‛，不断改变原有城市管理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城市、文明城市、公众城市的需求，转变执法理念，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建设优美、宜居、文明的城市环境。

以‚创新‛引领城市管理改革，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创新‛引领‚五大发展理念‛，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制度、机制创新，才能更好实现城市管理方式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从突击式向常态化管理转变，从问题导向向源头管控转变。一方面，推进‚大城管‛模式建立，发挥县城市管理委员会领导协调作用，联合公安、工商、住建、卫计、环保、食药监等部门建立高效联动反应机制，构建统筹协调、层级分工、部门联动、全城覆盖的城市综合管理格局，提高城市管理服务供给对群众需求变化的反应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办法，做好加法，充分整合执法中队、网格管理员、社区居民小组长、文明劝导员、保洁员、义务监督员等管理资源，保证现有管理资源在力量、措施、时间等方面同步到位，补齐城市管理空白地带的‚短板‛，切实履行好城市管理的基本职责。

以‚开放‛激发城市管理活力，努力提升城市管理效率。转变城市管理工作‚政府部门一手抓、全盘抓‛理念，挖掘社会参与城市管理新要素，盘活城市管理新活力。结合我县城市管理工作实际，城市管理部门要积极响应简政放权，不断推进城市管理服务市场化，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维护管理；全面推进建管分离、管养分离，把道路清扫保洁、公厕管护、户外广告设置等全面推向市场，实行市场化管理的运作模式，激发城市管理水平和效率呈‚乘法‛倍增。

以‚共享‛推进城市管理发展，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城市难点热点问题出发，以解决群众实际需求为目标，着力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结合我县实际，城市管理部门要积极参与农贸市场规划、建设和管理，缓解菜农卖菜难、市民买菜远的问题；指导居民小区环卫设施规划建设，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试点工作；加快压缩式生活垃圾转运站和环卫车辆停车场建设，科学规划环卫设施配置；巩固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果，全面消除‚脏、乱、差‛现象，让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管理工作只有不断立足于人、着眼于人、服务于人，实现‚以人为本‛从理念到现实的跨越，才能突破城市管理难题，建立起智慧型城市，实现城市健康持续发展！

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 篇2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 中国经济以投资驱动为主实现快速发展, 地方政府积极放大债务刺激社会需求扩张, 各类企业在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信贷需求迅速增长,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把握历史机遇, 积极争揽资金, 加大信贷投放, 以较为低端的金融服务供给满足客户相对单一的金融服务需求, 实现了业务规模扩张、效益大幅攀升和自身的跨越发展。在这一时期,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基本处于卖方市场地位, 在发展理念、管理模式、绩效考核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需求侧”驱动特征和“规模情结”, 客户旺盛的信贷需求和农村商业银行有限的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一“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 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了产能过剩、库存过高的瓶颈,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持续减少, 农村商业银行低效的存量信贷资产相对过剩, 贷款潜在逾期风险提升,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红利也已消耗殆尽, 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溢价发行股金的方式来化解不良和提取拨备。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时代的到来, 当前国家供给侧改革和技术升级、跨界融合的发展形势, 不断倒逼小微企业产业升级和拉动个人客户消费升级, 各类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向着高端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金融服务供给低端化和单一化的丹东农村商业银行逐步沦落为买方市场地位, 面临着严重的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需求与落后的产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丹东农村商业银行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

二、丹东农村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理念和改革重点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标志着我国改革思路的重大创新, 当前这五大发展理念正引领着工业、农业、服务业、物流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供给侧改革, 也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深化改革指明了道路,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同样需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自身的供给侧改革, 尽快破解当前发展阶段的供需矛盾, 打造丹东农村商业银行升级版, 以在未来行稳致远, 高速高效发展。

(一) 以创新发展为引领,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在中国银行业竞争同质化现象严重的背景下,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体制机制较为落后、产品服务相对单一的竞争劣势反而能够成为后发优势, 在结合农村商业银行资源禀赋和内外环境的基础上, 在创新领域大胆借鉴其他商业银行成功经验为我所用, 少走弯路, 节约时间, 以更低的创新成本实现更高的创新效率。首先要理念创新, 深刻领会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 清醒认识农村商业银行所处的历史时期和主要矛盾, 割舍规模情节, 摒弃陈腐经验, 从上到下实现思想和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确立促进和适应供给侧改革的经营管理理念;其次要制度创新, 建立符合农村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要求的生产关系, 提升流程银行中后台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构建创新平台, 激发创新活力, 及时将新产品、新业务纳入制度覆盖范围之内, 有效防控风险;最后要产品创新, 这是农村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终极归属, 要细分客户市场, 增强产品的适配能力, 设计符合行业特性、企业特点、客户特质的金融产品, 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周期, 强化各类产品的新技术融合、功能完善和外部包装, 搭建新的合作关系, 大胆实施跨业经营, 增加有效的、高端的、多样的金融供给, 全面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

(二) 以协调发展为引领, 充分发挥规模优势

长期以来, 农村商业银行以存款、贷款等业务线条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占据主导地位, 就存款而抓存款, 就贷款而抓贷款, 就电子银行而抓电子银行, 各业务条线和客户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联动, 尽管实现了业务规模、金融产品和客户群体的大幅扩张, 但低成本资金占比较低、低效能资产和低使用率产品占比较高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发展。随着“供给侧”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融合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各类客户群体的金融需要向着综合化、多样化、高端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农村商业银行必须变革业务线条分割管理和各自为战的模式, 从发展思路、顶层设计、薪酬制度等方面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尊重、理解和开发各类客户的金融需求, 为客户提供综合化、多样化、高端化的金融供给, 提高各类客户群体的综合回报率和贡献度, 实现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协调发展, 公司客户、小微企业、个人客户等各客户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 实体银行、电子银行等各条战线之间的协调发展, 将农村商业银行较大规模的资产、负债和客户群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竞争优势。

(三)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 充分发挥产业优势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绿色消费蓬勃兴起, 同时外部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也随之日益紧张, 这些都要求农村商业银行及时调整金融服务导向特别是信贷投向, 回归农信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 依托丹东地区的产业特点, 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提升对绿色产业的金融供给能力, 实现对地方支柱产业链的深度介入和扶持, 对外满足客户绿色消费需求, 对内置换化解低效能资产, 与地方政府、广大客户一起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谐共生、持续发展。一是大力扶持特色农业发展, 丹东地区县域经济发达, 农业人口众多, 农村商业银行要以“大农业”的理念贯穿三农金融服务供给, 顺应一二三产融合的发展形势, 创新涉农贷款投放模式, 整合原有客户资源, 提升观光农业、林下经济、原生农业、淡水养殖、海产养殖等特色农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农产品的深加工;二是积极扶持旅游业的发展, 丹东依山傍水, 自然风光优美, 人文古迹众多, 旅游资源丰富, 随着旅游消费占比的不断提高和旅游业对地方经济拉动作用的持续增强, 农村商业银行要提升对旅游业的有效供给, 加大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投放, 促进丹东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研发适应旅游行业特点的收费权质押、林权抵押等特色金融产品, 构建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是适度扶持房地产行业贷款, 丹东气候宜人、水质优良、空气清新,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国家级生态市的创建, 农村商业银行要结合当前“去库存”的经济发展任务, 通过调整金融供给引导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包装产品、清理存货, 发挥丹东碧水蓝天、宜居养老的地缘优势, 吸引外地人口来丹东定居, 巩固和扩大农村商业银行的客户基础。

(四) 以开放发展为引领, 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丹东与朝鲜毗邻, 具有独特的开放性地域优势, 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也是亚洲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 丹东口岸承担着全国70%以上的对朝过货量, 全地区共有对外出口和边贸企业近2000家。丹东农村商业银行自农信社时代就与对朝出口和边贸企业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尽管国际社会对朝鲜在给予制裁, 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题, 任何国家与企业都不能独善其身在封闭中求得持续发展,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要通过为出口和边贸企业提供信贷融资、电子金融、国际结算等多样化、综合化、快捷化的金融供给, 来拓展生存空间, 参与国际分工, 分散地域风险, 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战略, 形成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和农村商业银行独有的核心竞争能力。

(五) 以共享发展为引领, 充分发挥人员优势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从业人员众多、个人客户群体庞大。对内要让广大员工共享企业的改革发展成果, 在不断提高员工收入水平的基础上, 建立公平公正的绩效评价体系和用人机制, 最大限度地挖掘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企业前端创造力, 从微观个体层面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水平。对外要与广大客户共享企业的改革发展成果, 大力实施普惠金融, 让利于民, 践行社会责任, 以打造草根银行、社区银行和老百姓自己的银行为发展定位, 充分发挥农村商业银行的人员和网点优势, 拓宽服务广度, 优化服务环境, 降低服务成本, 丰富服务内容, 拓展物理网点辐射面, 拓展电子金融覆盖面, 提高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 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和小微企业享受到农村商业银行便捷的客户体验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2016年经济社会领域最热门的词汇之一, 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供给侧改革旨在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简单地说, 供给侧改革就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丹东地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 既服务于地方经济又依托于地方经济,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亟需推进自身的供给侧改革, 以适应新常态进而引领新常态。

以改革落实新发展理念 篇3

理念是思想的精华，理念进步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往往能够为体制机制的创新提供巨大的空间和动力。“十三五”直接对接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连接着决定中国未来的重大发展转型要求，能不能跟高度依赖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告别，能不能实现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能不能克服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方式，能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能不能走向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全在于能不能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时刻以新理念来应对改革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断用改革实践来丰富新理念。

有人认为，理念存乎于心，一夜就能改过来。现实中，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年辜鸿铭梳着辫子走进课堂，面对学生的哄笑说过，“老夫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君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实际上，旧的理念在思路上、习惯上、行动上会留有深深的刻痕。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很多地方和领域都在认真学习和领会新发展理念，但也有一些地方和领域，昨天还是“旧的”发展方式，一夜之间就断言已经懂了“新的”发展方式，这样的表态未免轻率。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如果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胆实践，那就真的只能“存乎于心”，从概念走向概念，以文件落实文件，失去了生命力。

翻开“十三五”规划纲要，每一个关于发展的篇章，也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篇章。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离不开科技管理体制、人才发展体制、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推动；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土地制度、城乡关系、现代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完善；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离不开环境综合治理改革的推进、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的健全……只有将改革对准瓶颈和短板，新理念才能真正在发展中落地；也只有在与新发展理念的不断对表中，改革才能找准抓手、坚持正确的方向。

实事求是地说，深水区的改革要比以往难度更大，新发展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今天我们的改革对象，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治理系统，依靠零敲碎打、单兵突进已经难以解决问题。正如深改组会议所强调的，推进改革要树立系统思想。只有以系统思想实现改革举措系统集成，才能触发体系本身的自我改善和自我超越。因此，落在现实中的改革举措，必须是紧扣顶层设计和路线图的一种配套组合，同一领域的改革举措则要注意前后呼应、相互配合、形成整体。

哲人说过，“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好的理念，具有在发展时空中不断扩散和激荡的精神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摆在今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也是一道关于未来新发展方式的抢答题。思路一变天地宽，真正以改革实践落实新发展理念，我们就不难找到瓶颈和短板，精准对焦、协同发力，在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发展平衡、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建共享上取得新突破。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篇4

第一，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当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坚持创新发展，是我们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

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几百年里，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果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总和。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如近代物理学诞生、蒸汽机和机械、电力和运输、相对论和量子论、电子和信息技术发展等。在此带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如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走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抓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美国就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因为美国在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都是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

中华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前面说到我国历史上的发展和辉煌，同当时我国科技发明和创新密切相关。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众多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发明创造同生产紧密结合，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英国哲学家培根这样讲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3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教派和人物能比这3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一些资料显示，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占173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我国发展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周边发挥了重要辐射和引领作用。近代以来，我国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

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反复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正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坚持创新发展，既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又要抓住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要超前谋划、超前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力争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更开放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二，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比如，马克思提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

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来我们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新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比如，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再比如，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又比如，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还比如，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诸多短板也是难免的。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

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这是五中全会在部署协调发展时强调的重点。

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建立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相一致，使两者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

第三，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上个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其中，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先后导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红眼病。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首次暴发的短短几天内，致死人数高达4000，随后2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此后1956年、1957年、1962年又连续发生多达12次严重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因工厂把含有甲基汞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俣湾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鱼和贝类后患上极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胁者多达2万人。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对化学农药危害的状况作了详细描述。

据史料记载，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也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毁林开荒、滥砍乱伐，这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蔓延，湮没了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沙漠的扩展，毁坏了敦煌古城。科尔沁、毛乌素沙地和乌兰布和沙漠的蚕食，侵占了富饶美丽的蒙古草原。楼兰古城因屯垦开荒、盲目灌溉，导致孔雀河改道而衰落。河北北部的围场，早年树海茫茫、水草丰美，但从同治年间开围放垦，致使千里松林几乎荡然无存，出现了几十万亩的荒山秃岭。这些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

在对待自然问题上，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

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论语》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我讲过，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前不久，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我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是这个考虑。

各级领导干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第四，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我国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

与之相对应，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先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接着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数次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成为积贫积弱的国家。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革”中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也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当年，我们推动复关谈判、入世谈判，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今天看来，我们大胆开放、走向世界，无疑是选择了正确方向。

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我们现在搞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以往有很大不同，总体上有利因素更多，但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而且都是更深层次的风险挑战。这可以从4个方面来看。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二是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西方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总体保持复苏势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但国际范围内保护主义严重，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碎片化苗头，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还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三是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同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四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我国对外开放从早期引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关于下一步怎么开放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作出部署，我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第五，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共同富裕。1990年12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同志也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我国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共享水平显著提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这4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学习心得 篇5

近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文章中，习近平提出五个“着力”，对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深邃道理进行了全面透彻阐述，为全党在发展问题上提供了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科学指引。

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些困难，需要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时刻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就像邓小平同志讲过的那样“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落实落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要求我们广泛汇聚民智、倾听心声，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推动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取得更大成效。

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研讨发言 篇6

提纲

一、是坚持创新为第一动力，增强先进性

二、是坚持协调为内生动力，增强平衡性

三、是坚持绿色为普遍形态，增强持续性

四、是坚持开放为必由之路，增强联动性

五、是坚持共享为根本目的，增强普惠性

正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必须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近日来系统学习，我坚定了理想信念、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进一步提升了思想境界。

一、是坚持创新为第一动力，增强先进性

只有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才能推进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省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有优势，要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栽树工程”，用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等重大创新平台，聚焦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重点领域，加快科技攻坚力量和成果转化运用体系建设，畅通源头创新、成果转化、市场应用链条，把更多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坚持协调为内生动力，增强平衡性

只有全面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才能真正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省市场空间非常广阔、发展潜力十分巨大，要坚定不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等重大国家战略，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协同沪苏浙和中部兄弟省份加快推进落实一批重大政策、重大事项、重大项目，一市一策、一县一策促进欠发达地区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切实增强发展整体性。

三、是坚持绿色为普遍形态，增强持续性

只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才能适应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我省推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有基础，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全省域、全过程、全方位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清醒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任务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增效，大幅提高能源、土地、水等资源利用效率，大幅降低二氧化碳、固体废物、废水、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力发展“产业+生态”和“生态+产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四、是坚持开放为必由之路，增强联动性

只有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应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推动深化改革、内陆开放有闯劲，要不断提高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以开放打破人为“筑墙”、规则围堵、技术封锁、经济脱钩，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培育壮大外贸主体，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高经济外向度。

五、是坚持共享为根本目的，增强普惠性

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 篇7

一、学习新理念

观念决定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

1. 把课堂还给学生。

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我们不但要把课堂自主权还给学生, 还要引领学生演绎生命的精彩。因此, 在新课程教学中, 我以“还学生以自主, 还生命以本色”为教学理念, 不断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

2. 课件不应替代传统的板书。

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设计要科学实用, 课件不应替代传统的板书, 板书是教师教学思路的“存留”, 是学生跟踪教师教学流程的“抓手”, 是学生课后复习的重要参考“资料”, 故传统的板书设计至关重要。

3. 树立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新评价观。

在教学实践中, 不能把学生能力和思维的发展控制在一堂课的“进度”中, 判定一堂课是否高效的标准也不是看课堂秩序是否好、学生是否最后都掌握了某一个知识点, 而是看学生在课堂上是否积极活跃、是否在质疑在困惑、是否在思考在探究。

4. 重视能力培养≠淡化双基。

越是新课程, 新高考形势, 越是重视基础, 越是能力立意, 越是落实基础, 至今, 高考重点考查的能力依然是基础知识运用能力。在新课程教学中, 一定要注意围绕主干知识点进行教学,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多做高考真题、高考模拟题, 通过多做多练多讲, 逐渐培养学生阅读分析材料、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

5. 用教材教≠只教教材。

在教学中要努力钻研课程标准, 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大胆取舍和补充, 避免死教教材。

二、实践新课程

1. 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老师之间要加强专业切磋、协调和合作, 以便共同分享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为此, 我校同学科教师进行集体备课, 集思广益。

通过各年级集体备课, 同课异构, 采用公开课、示范课、联片教研活动等形式避免个人“孤军备战”, 构建开放的、立体的互动平台。

2. 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在教学中, 我将“切入点”放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上, 尝试把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标, 注意为学生创造结合个别差异、满足个体学习需要的教学环境。根据课程目标设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作业, 使学生充分发挥自身潜能, 在主动学习、探究, 体验合作的基础上, 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3. 灵活运用现代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可以激活历史, 利用图文并茂、动静结合的特点, 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在课件制作过程中, 根据学生的基础、能力, 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 因材施教、分层提问, 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4. 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

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教材只是一种课程资源, 我非常重视史料的编辑、筛选。在丰富的史料面前, 要让学生的思维回到历史, 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 最大限度地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 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从而使思维向多维的方向发展, 更好地拓宽了思维视野, 培养思维的广阔性。

5. 重视教学反思。

反思有利于促进教学实践能力、教学研究能力、理论素养的提高, 使专业引领更为厚重。为了使自身树立问题意识, 每节课后我都要写教学反思, 及时总结每堂课的得与失, 按照“教学—反思—再教学—再反思”的过程开展教学案例研讨, 通过对教学案例的反思, 在案例分析与反思中渗透与时俱进的课改理念, 在反思中逐渐形成在研究状态下进行教学的职业生活方式。

三、寻求新发展

一线教师必须科学地认识与对待新课程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科学地认识与对待各种反思与批评, 唯有如此, 才不至于让课程改革迷失方向, 才不至于陷入误区, 才能稳步推进新课改, 寻求新发展。

参考文献

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 篇8

关键词：创新驱动；产能过剩；优化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速；要素投入；经济规模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12-06

中国经济在2015年实现6.9%的GDP增速，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约30%的贡献率，但在近五年来呈现较明显的增速下行趋势。一方面面临资源及技术制约，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处于收缩状态，全球经济处于曲折性与脆弱性并举的复苏轨道[1]，导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2015年中国出口额为14.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8%）。因此，进入“新常态”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进行转型调整，改变传统增长模式，以新的动力机制发挥全要素增长率的作用。

一、经济的增速回落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突出特征表现为GDP增速下降，对于曾经保持多年近两位数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新增财富的减少不利于存量矛盾的消除。适度的经济增速是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对经济增速近年来的回落需要审慎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从而以新的理念作为引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指导原则。

（一）GDP规模扩大造成其增速的自然回落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借助于加入WTO的重大契机，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依靠引进外资、技术、管理所积聚的强大供给与世界市场的广阔需求实现无缝对接，入世三年之内实现出口总额翻番，不仅奠定了“世界工厂”地位，同时经济总量分别于2002年、2005年、2006年、2007年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次“东亚奇迹”在中国得以体现，这其中“出口导向”战略至关重要。

排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同时2015年人民币已获准加入SDR货币体系，因此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GDP数字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增速低迷相比，中国经济依靠要素投入形成的规模优势可以实现极具竞争力的低成本扩张，但是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正在孕育来临之际，单凭要素投入带来的GDP增长率在规模扩大的基数之上必然出现自然回落，这一点也符合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规模成反比的普遍规律。

（二）结构变化对GDP增速产生的影响

通常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经历农耕社会、工业化及后工业化阶段，在不同阶段，因经济结构不同使增速特征不同。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速必然缓慢，工业化社会随着大量科技及发明创造的运用，经济增长较快，二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均保持过多年的两位数增长。而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开始占据较大份额，创造主要物质财富的第二产业面临增长瓶颈，经济呈现“高质量、低速度、高效益”特征，发达国家如美欧日的经验均验证了此点。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期间，结构也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大幅上升、第二产业仍然占据较高比例，已经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阶段。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比例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比例首次超过一半，体现为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

（三）世界贸易格局变化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竞中有合但以竞为主。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安倍经济学”等战略清楚地表明在世界经济增长混沌之际，各发达国家力图占据新的世界贸易制高点，这其中以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最，寄望于在WTO框架之外再塑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波及，各国贸易保护倾向日益加深。在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收缩之际，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与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及文化生活需要，然而经济社会一则资源存在稀缺性，二则技术手段存在有限性，因而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克服无限需求与有限供给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2]。

（一）萨伊定律在现阶段的新内涵

早在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实质上说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因而经济体在完全自由市场条件下不会出现过剩危机。现阶段萨伊定律在我国的新内涵在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使得生产与消费在更高水平上进行有效结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保证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行。

1. 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供需再平衡。当生产力低下时，人们面临的是社会财富的不足因而供小于求，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数量如何扩大。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部分领域内会出现供大于求现象，因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在现阶段中国主要出现产能过剩的领域如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光伏等行业必然面临去产能压力及产业优化升级变革，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再平衡。

2. 合理配置资源满足消费新需求。2015年消费在中国GDP中的比例有了大幅提高，与2014年相比提升了15.4%达到66.4%，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消费的增长潜力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正在扩大。但与此同时，海外购物总额约为1.2万亿元人民币，国人赴美欧日抢购电器、厨具、卫浴产品可谓前仆后继，反映了我国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新常态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已经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旧有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消费出现的新动态。国内消费者存在相关需求，然而有限的资源并未得到相应配置造成所需产品稀缺，在世界市场收缩情形下，挖掘国内的消费潜力对于经济增长可以形成基本稳定作用。供需不匹配问题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市场需要合理配置资源才能满足消费者现实存在的新型需求。

3. 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形成“潮涌”现象[3]，然而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环境的污染及破坏。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质量、效益、可持续”，粗放式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代之以集约型增长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方向。这其中构建现代化的产业结构并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可谓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可或缺，以适应并引领当前的中国“新常态”经济。

（二）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

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火如荼，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供给学派”，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现阶段经济发展特点，针对经济下行压力、结构正在优化以及驱动机制构建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路径，寄望于总供给的改良满足并带动总需求的提升，达到更高水平的帕累托效应，从而实现全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1. 适应内部要素条件变化。传统的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劳动和资本，这也决定了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中国之所以短短几十年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的正是简单的要素投入形成规模经济。在价值链生产中，中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凭借吸引外资投入、承接世界制造业的转移并占据商品低端的加工环节，较低的利润率却呈现出极大的利润量，由此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然而在现阶段，我国也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随着现代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的不断吸纳，曾经的“民工潮”转变为“民工荒”，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使得低成本扩张相对优势发生变化。正是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得企业难以负荷，“招工难”迫使在广东、沿海等地的众多外资企业如精工、索尼、阿迪达斯等将生产基地纷纷迁移到东南亚国家，甚至微软也将位于中国的研发中心整体搬迁到越南。同样，资本的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也使得我国的要素条件发生改变。这决定了按照以往的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的模式已经无法再维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型调整势在必行，由此催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转型调整的重要发力点，以提升适应内部要素条件变化作出相应调整的能力。

2. 抗击外部经济环境冲击。当企业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其产品生命周期必然发生改变。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新技术、新发明的不断涌现，产品的生命周期已大为缩短，企业如果固守旧有的产品及经营模式，不能根据外部市场变化进行调整，那么必然在市场竞争中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国内市场环境及国际市场环境均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内需求结构发生改变，国际市场趋于收缩。对国内市场而言，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曾经迅速壮大了中国的众多产业，例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电、手机、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正是伴随中国社会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进程，从满足不同阶段的大规模需要而得以迅速发展，并使中国成为今天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的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消费模式转向追求个性化突出自我、多样化与众不同，这就要求企业应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采取定制生产，这对企业必然带来极大挑战：一方面对于消费者需求信息难以掌握不便量身订作，另一方面个性化产品难以形成规模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经营难度势必加大。对于国外市场，自15-17世纪重商主义以来，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交织进行，两者之间博弈从未停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各国贸易保护倾向加大。我国作为加工型国家而言，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及半制成品，在贸易保护背景下受制于更多的非关税壁垒。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国经济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结构、提升效率，以提高抗击外部经济环境不断冲击并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3. 构建创新驱动作为动力。增长的主要手段包括消费、投资及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具有拉动作用。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效应递减及外部市场趋于收缩情形下，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动力缺失的真空阶段。中国经济多年依靠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借助于规模经济实现“揠苗式”增长，付出的成本及代价必然是在长期面临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增长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

1972年罗马俱乐部梅多斯曾提出世界经济应保持“零增长”，其依据是世界面临人口、资源、粮食、污染等限制，这无疑表明经济增长需要克服多重制约。任何一个经济体若要突破资源约束及环境限制，增长的驱动机制是其中的关键。短期而言，消费、投资及出口只是手段；长期而言，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只有依靠创新驱动。在经济学相关理论中，边际递减效应、出口贫困化增长、刘易斯拐点、经济周期律等无不说明了经济增长将面临各种桎梏。无论是消费倾向逐步减小、出口产品增加却导致福利水平降低，还是劳动力在现代部门中转移吸纳后出现的短缺、经济面临长中短周期的更替，消除经济增长的各种障碍首先必须是解决效率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提升经济的发力点，也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机制的动力引领，才能真正实现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

创新理论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包括产品、市场、生产方法、供应及组织创新[4]。传统上我国的创新主体主要是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及高等院校，以创新驱动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更需要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将个人创新、企业创新、机构创新三者融合，厚积薄发转化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巨大动力。

三、创新驱动引领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有供给无需求、供给体系低效率抑制有效需求和有需求无供给等三个方面的供需失衡[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在内部要素条件及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下，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重组及改良，同时对管理及制度进行创新以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以实现经济“质量、效益”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是企业

企业生产的过程是将土地、劳动力、资本、管理及技术进行组合，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即利润最大化。企业作为供给方，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结构优化、提升效率的根本所在。

1. 以产品创新满足并带动市场需求。中国2013年、2014年、2015年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1.2%、31%、30.6%，接近发达国家食物消费支出水平，同时人均住房约40m2，汽车保有量、产销量均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在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几乎已经发挥到极致。在海外市场收缩情形下进一步扩大内需既势在必行，又困难重重。居民收入增加的部分中更多的是用于预防风险及获取投资收益，从我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及股市动荡、影子银行、融资融券、金融杠杆等经济活动中可见一斑，由此迫使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时代在产品市场上不断推陈出新，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以带动经济增长。

个性多样化的消费偏好使得产品在进入市场后很快被新产品所替代，不断加大的国际化竞争又使得企业必须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消费者以货币为选票、以脚投票的青睐。对于消费者而言，只有对新型产品功能产生消费欲望才能克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形成扩大化的需求，并进而才有可能减少预防风险及投机动机的货币持有，最终转移此部分货币职能付诸于消费行动，因此产品及服务创新是企业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所在。针对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偏好进行细致的市场调查及预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企业的产品战略方能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

2. 以技术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生产要素中，土地供给固定有限，增加劳动、资本投入更多是体现在规模经济，且受制于资源限制及环境约束。只有技术提升才能降低成本，形成超额利润，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技术创新是企业立足长远发展的核心所在。

中国企业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更多的是依靠低成本竞争下的规模扩张，追求的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市场份额最大化。作为模仿国在承接了创新国的制造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后，价格竞争成为市场扩张的有力手段。其结果是企业在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之下日益羸弱的市场盈利能力，无法积累足够的研发创新资金，从而更加依赖低价竞争，陷入商品生产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商品生产的终结。因此，企业应将核心竞争力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创新竞争，真正实现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

围绕技术创新，曾经有着发展中国家是具有“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的争论。但实际上，不可否认发达国家依靠更为先进的科技显然处于“先发优势”的位置，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发达国家技术创造的基础上为我所用，毫无疑问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的作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事实上在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我国已经吸收了大量世界先进技术，同时通过自主研发在多重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此点在高铁技术领域最为显著。通过与德国、日本等国的高铁企业合作，南北车与之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并开发了车头一次成型、风洞实验等技术，形成了我国自有知识产权的高铁制造，进而在世界市场攻城掠地、引领风骚。目前我国在高铁、电动汽车、无人机、超级计算机、高压输电和核能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同时我国正在致力于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尼、俄罗斯、英国等国的高铁及核电项目合作中已经取得多个突破，未来基础设施相关领域企业可以依托技术创新在沿线国家实现市场进一步拓展。

3. 以管理创新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企业的生产、研发、营销、物流、服务是一系列的创造价值的过程，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进性就在于通过科学管理将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进行合理安排，达成企业的经营目标并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遍观苹果、微软、谷歌、耐克、三星、华为等知名公司，无不具备对市场的把握、对研发的递进、对营销的布局、对服务的追踪等系统安排能力，在和生产及消费有关的环节中进行管理的不断创新。例如苹果公司集中于研发而将组装进行外包，同时为不断推出的5S、6S等产品举行声势浩大的发布会以吸引全球关注，每当新产品推出之日一货难求，带来极为丰厚的利润，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积累大量资本，这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之道。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是政府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然而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进行调控，以制度创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在营造市场环境、制定产业政策、合理布局产能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

1. 有序的市场环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几乎被普遍采用，其原因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以公平竞争的有序市场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平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可以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作用，更可以在市场失灵时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调节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政府应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有序市场环境。

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时可以促使资源合理配置，但无序的市场对经济发展也存在非常大的阻碍。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不公平竞争、寻租现象、非法集资等无序市场行为在我国各个地区及领域时有发生，不仅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破坏了企业经营应遵循市场规则及国家法律的基本规范。发挥企业创新性主体作用的前提是政府要创造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既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合法性以激励创新，同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向企业提供不断发展壮大的空间维度。

2. 有效的产业政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保障。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产业比例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显示了工业化后期的结构演进特征[6]；同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有了很大提高（2015年为66.4%），这些都反映了转型调整所取得的结构优化，也对产业政策调整提出了新要求。

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业政策在于对绿色产业、新兴产业、战略产业给予扶持形成“洼地”效应，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以降低制度成本，与创新形成的“高地”效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目前产业主要包括追赶型（如汽车、高端装备及高新材料）、领先型（白色家电、高铁、造船）、转移型（劳动密集产业、产能过剩产业）、弯道超越型（信息、通讯、软件、手机）、战略型（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针对产业特点、行业趋势及在世界所处位置制定因时而宜的产业政策可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保障。

3. 合理的结构布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善。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形成的规模经济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由此带来重复投资及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导致产业结构及产业分布不尽合理，尤其是近年来虚拟经济过度吸收资金，造成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及资产价格泡沫化，破坏了实体经济作为工业强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7]。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近年来遭遇较大的困难，传统工业竞争力不足、新兴产业缺乏是横亘在东北及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鸿沟。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不平衡发展长期存在，政府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作好产业整体布局及地区协调发展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完善。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检验是市场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企业及政府需要在此进程中加强管控，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调整。以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衡量标准则是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达成企业微观经营目标及政府宏观经济目标。

1. 以企业经营目标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企业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应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结合企业自身条件制定合理经营目标，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准则是是否与市场接轨并达成经营目标。

企业作为微观经济的基础和个体，必须制定合理的经营目标以保持不断发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达成经营目标的途径，是动态的过程而非结果。企业根据目标设定检验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所采取的创新是否有效，从而进一步从产品、技术、管理层面挖掘潜力。

2. 以宏观经济目标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职能在于减少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并消除市场失灵，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政府制度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与否，其衡量标准也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保障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均衡四大目标。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职能定位、统筹区域发展、协调产业政策都将考验政府治理及顶层设计能力。

3. 以可持续发展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行为而需立足于长远，只有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福利水平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需要建立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循环发展基础之上，而非仅为短期效益的目标追求。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界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与否，无疑能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更好地厘清改革的思路，进而促进动态的不断优化。

四、结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并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力点，需要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主导的协同效应，创新驱动则是其中的关键。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以此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国家发展战略的支点，将能够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以产业兴国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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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经济问题，2016，（2）：12-17.

[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3-86.

[5]林卫斌，苏剑.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16-19.

[6]刘伟.中国经济中增长特点和趋势若干问题的探讨[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5）：4-15.

[7]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