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发展

人口的发展（精选12篇）

人口的发展 篇1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理论意义

1884年,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在此之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项研究, 善于将婚姻和家庭的微观研究与社会制度的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婚姻和家庭这些微观问题受资本制所有制支配, 是阶级对立和斗争的产物。同时, 在大量的史料研究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

恩格斯在《起源》 (第一版) 的序言中第一次精辟地阐明了两种生产理论, 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 生产又不是单一和绝对的, 分为两种, 即“一方面是生活资料, 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两方面又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劳动愈不发展, 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少, 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然而, 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 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 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别人劳动力的可能, 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 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 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两种生产理论集中而全面地论述。

两种生产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并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传承。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 即人口的规模和世代更替的速度受到社会生产条件的制约。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 人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 作为生产者, 人能创造财富;作为消费者, 人需要消耗财富。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二重作用, 是正确认识人口和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因此,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是一切社会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如此, 人口的再生产既提供劳动者, 也提供消费者。如果劳动者过多, 超过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数量, 势必造成劳动者过剩, 出现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如果消费者过多, 将会造成消费资料供应的紧张和短缺。因此, 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 大量的劳动力不能与物质资料按照固定比例结合, 过剩人口相应的产生。列宁继承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点, 坚持了人口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基本观点, 明确地指出, 人类的生存和增殖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 最主要的、直接的制约还是来自社会条件。继列宁之后, 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研究都促使他研究人口问题。他首先肯定, 人口状况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一, “人口的增长, 人口密度的大小, 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 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 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 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 并进一步概括了人口增长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影响, 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 但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力量”。

在中国, 毛泽东肯定了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的作用, 他明确地提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观点。在肯定人的重要性的同时,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提出“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是人多, 缺点也是人多”。既看到人口多的有利一面, 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各种条件, 把中国人多、劳动力丰厚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看到人口多的不利一面。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过快, 出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新的人口问题,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1956年就又提出了要计划地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的观点, 逐步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

纵观两种生产理论逐渐完善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 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原始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 而且也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人口均衡发展的当代价值及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人口、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为国家未来的长足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 中国面临着各项人口数量、结构、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 针对这一现状, 党中央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把人口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之中统筹规划, 体现了人口因素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并且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

因此,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相一致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人口的供求关系上来看, 人口的供给和需求相一致, 这是两种生产理论主要内容的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就曾面临过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毛泽东曾有过经典论述“中国人多, 是好事, 也有困难”、“人多就嘴巴多, 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并指出人口要有计划的发展, 而且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要控制自己, 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回顾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 中国通过控制人口快速增长, 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随后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了使人口供给和需求能达到相互协调的状态。

第二, 从生产的供求关系上来看, 人口的生产和消费应相互协调, 这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有益借鉴。在传统的社会中, 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不高, 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较为稳定;进入现代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展, 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较为稳定, 在这一条件下, “制度承载力”成为主导, 人口的均衡将受制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 人口的生产和消费处在不断的适应、变化的过程中, 人口的消费超过人口的生产时, 在经济中表现为经济发展驱动力弱, 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差, 各项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经济发展的效率低下, 进而又导致了人口抑制资源的有效使用;反之, 当人口生产超过消费时, 意味着资源过度开发, 社会超负荷运转, 经济整体处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

第三, 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来看, 人口与经济社会达到互相均衡的状态, 这是结合中国国情, 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达到互相均衡的状态, 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口的数量方面。在一个国家中, 人口的概念较为广泛, 除人口的数量之外, 还包括人口的素质、年龄性别结构、分布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诸多的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密切相关, 同时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程度、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所制约。

三、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反思及建议

第一, 大力发展教育, 投资于人。人口的素质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 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 而且要在质量方面与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相适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 人口的素质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 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程度, 正是体现了这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所处的阶段, 人口质量的提高, 大大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发展。

第二, 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有力引导。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同时区域发展的差异日益明显。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差异的逐渐加大, 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到东部沿海工作和生活,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异。

第三, 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未雨绸缪。新一轮的“民工荒”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 城乡区域之间差异正在逐渐减少, 农村将成为吸引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吸引地区。另一方面说明了学界所指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综合考虑这一问题,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 更重要是中国历来以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总之, 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 从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的高度, 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相协调的角度研究并解决中国面临的各项人口问题,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2]列宁.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G]//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G]//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G]//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5]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G]//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7]李斌.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1, (1) .

人口的发展 篇2

12级工商管理

2012070136

谢金平

一、概述

人口发展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质量的提高，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为了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注重提高人口的素质。

二、背景

人口过剩、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是当代世界三大社会问题，也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大障碍。“人口增长-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使中国人口未来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主要是指：人口继续增长，人口素质低下，就业负担重，年龄结构迅速老化；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态日趋恶化。因此，要实施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战略，缓和与解决过剩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要使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要使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而从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不仅要强调人口文化智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口资源环境素质的提高，而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中国人口的现代化。

三、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

（一）我国人口现状

1、人口增长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5年的56年间，中国人口从54167万人，增加到130756万人，净增加76589万人，增长1.41倍。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增长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是1951年到1958年，七年共增加人口1079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人口1500多万；第二次是1963年到1976年，十三年新增加人口2192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人口1702万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每年增加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第三次是1985年到1991年，六年共新增加人口近1亿，平均每年净增加1600 万。1997年到2004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1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300多万，这一增一减，使得我国人均物质水平更加捉襟见肘，粮食安全、环境资源难以承受人口的增长。

2、性别比失调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16.9，个别省份高达138。2005年，再次抽样调查，性别比高达118.58。男女性别比，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更为严重。正常情况下，男女性别比应该保持在103至107之间。2005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经测算，到2020年，20～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婚姻挤压情况凸现，低收入及农村低素质者结婚就很困难。这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严重隐患。

3、人口老龄化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43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7％。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比重从2000年的9.9％上升到16.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64亿，比重从2000年的6.7％上升到11.2％。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生活无法自理的空巢老人将会成倍增加，他们在生活中的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将更加突出，社会总体负担加重，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确保老年人口安度晚年是一个大问题。

4、人口素质

一个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有赖于人口素质提高。当前，我国多的是人口，少的是人才，如何把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一大战略问题。2004年我国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共有5375万人，仅占13亿人口的4.1％，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差距太大。如美国硅谷地区，城市人口只有200万，高科技人员就有70万。人的素质是决定国家发展强大，生活富裕的资本。大千世界无论什么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知识的竞争，任何事务发展，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是办不到的。

（二）中国人口发展的困境

第一，人口继续增长，人口素质低下，就业负担沉重，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时起，就处于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最快的人口倍增的局面。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新的人口生育高峰已经来临，降低人口出生率的难度较大。人口众多，且人力投资微薄，致使中国人口素质低下。

第二，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有些资源已接近资源承载极限。中国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这种短缺主要表现为：一是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二是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如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原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1/2。

第三，环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态日趋恶化。一部人类发展史，从特定的角度来说就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质量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直接作用于环境，尤其是人口数量长期持续增长，引起不同程度的环境恶化，已经开始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是如此，中国的人口增长和快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也超乎寻常的增长。

四、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战略

实现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国人口的现代化。所谓人口现代化是指人口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指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人类自身现代化建设。人口现代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即向现代人口类型转变；二是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是指与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相适应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模式。即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交互发展呈现“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率”高级循环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产业革命后，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现代化、以及教育普及化相同步，已形成现代化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中国正处于人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水平的交互发展也正处于由初级向高级循环模式转变阶段。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来看，根据“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最广泛的定义，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一思想就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既包括吃、穿、用、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也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生存权利；

（2）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走集约经营的发展道路；

（3）把近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基础之间的长期平衡发展。

显然，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否定那种人口放任、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益低下、分配不公、教育滞后、闭关锁国、管理落后的传统的发展模式，而要实施特别对生态环境给以极大关心，强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使自然资源不断更新、积累、增殖和永续利用的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这一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1）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立从严控制的人口再生产体系；

（2）维护资源基础，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资源产业，建立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资源利用体系；

（3）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4）集约利用资源，不断降低物耗，建立低消耗高产出的物质生产体系；

（5）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引导社会消费，建立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

（6）促进市场发育，改进宏观调控，增强企业活力，建立效益持续提高的经济体系；

（7）建立、健全劳务或劳动力市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体系；

（8）促进科技开发和生产结合，建立创新、实用的技术体系；

（9）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扩大职业教育，建立适应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

（10）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建立稳定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震灾呼唤安全的人口发展 篇3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汶川地震灾难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大自然的生态体系中存在着至少三类人类居住区，即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人类居住环境危险区和人类居住环境不适宜区。人口的合理分布必须考虑到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如果我们能依据生态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原则的双重考量，根据历史资料的文献记载和环境科学综合评估，建立起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人居环境评价体系，分出三类人居地区，从而有助于我们做出科学的人口居住规划。

首先，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一方面，人类人口的分布和集聚不会遭遇到严重的环境制约和潜在的环境威胁，如地震等地质灾害、水旱灾害、飓风等；另一方面，人类要在一定的文化和管理下实现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活动方式。历史上长期风调雨顺、没有灾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桃花源”。

其次，人类居住环境危险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生态敏感脆弱带的人类活动提出环境警告，同时需要将人口适当疏散、外迁到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如，四川青川县在本次地震中受到了重创，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无法妥善安置全县所有受灾群众，县委决定动迁三万人。但由于这种环境难民式的人口迁移是政府组织的，因此带有引导性甚至强制性，需要在充分了解民情、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开展，高度关注这种特殊移民的环境与文化适应性问题，才能达到维护好民权和生态的双赢目标。另一方面，我们要对无法外迁的人口实现“新安居工程”。过去通常所说的安居工程是指解决住房难问题，实现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新安居工程还必须考虑人居的环境安全，实现“居者有其屋，居者固其屋”。这次最让人痛心的是，很多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地震，而是亡于危楼。那些被巨大悲痛包围的家长们痛心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据报道，吸取我国汶川大地震血的教训，日本打算花费５亿日元加固中小学校校舍，使之成为避难所。中国将来还会发生大地震，然而我们准备好了吗？杨东平曾说，全国农村“普九”欠债高达５００亿元，那么不得不追问的一個问题是：全国中小学还有多少危房危楼让人提心吊胆？！

再次，人类居住环境不适宜区。在理论上，我们需要２４小时不间断的环境监测预警；在人口对策上，最好的选择是实施“零人口分布”。例如，面积广大、处于高寒的可可西里地区历史上一直就是无人区，但却是我国珍稀动物藏羚羊的天堂。由于藏羚羊的皮毛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因此导致了一些反生态人口（盗猎分子为主体）的侵入。坚决实施“零人口分布”是维护脆弱生态系统中资源环境自我平衡的正确选择。在地质灾害频乃、生态系统脆弱、环境需要维系原生态的情况下，规划“零人口分布”，阻断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的扰动，恢复自然的原生风貌和再生能力，应该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汶川大地震产生了一些次生灾害，如在四川灾区形成了３０多处堰塞湖，一旦溃决，产生的次生灾害将非常严重。所以，提前迁移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本次地震灾难引发我们思考的第二个人口问题就是大批计划生育家庭的结构损伤问题。笔者曾经提出计划生育家庭四分类的观点，即计划生育家庭包括了至少有一个男孩的强势家庭、双女户弱势家庭、独生子女风险家庭以及父母或者孩子伤病残缺的残破家庭，后两类家庭的风险和困难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根据目前的数据，四川省遇难的师生人数约占本次地震遇难人数的１２％，其中遇难的学生中不少是独生子女，这再一次以残酷的事实证明了笔者于２００４年提出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这一判断。亲人的离去和伤残，是地震带来的难以言表的伤痛。在聚源中学，人们听见一位妈妈在责备死去的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样突然走了？！你怎么可以让我们孤孤单单变老？”

人口学理论指出，在传统社会，为了应对高死亡率，需要有高出生率来平衡，也就是说，需要补偿性生育，这是人口转变早期阶段的高位均衡机制。以“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面前显示了自身固有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前进的道路上铺陈着种种危难和风险。在面貌万端的突发性灾难面前，独生子女家庭是最不堪打击的脆弱家庭，其风险性就在于惟一性。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可以在一瞬间变成悲苦的残破家庭。

人口发展引起的健康投入研究 篇4

关键词：人口发展,健康投入,医疗卫生,新农合

京津冀一体化的出台推进了对环首都贫困带的改进, 在我国这种特殊情况已经有多位学者展开研究, 各个学者研究的比较宽泛, 本论文仅从健康投入来进行数据分析, 以呈现出贫困带的特殊性。

一、人口发展与健康投入

1.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是地区基本卫生硬件条件的反应, 22县片区2000-2013年万人机构床位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2000-2013年各个片区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呈上升趋势, 其中张家口的康保县、阳原县、蔚县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2013年康保县只有全省水平的60%, 阜平县增速缓慢, 从2009年到2013年处于同一个水平, 为全省平均水平的65%左右。从整体水平上来看, 22个贫困县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其中承德片区要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张家口片区与全省平均水平接近, 而保定市片区明显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从增长速度上看, 保定片区和承德片区增长比较显著。虽然22县的平均水平接近全省的平均水平, 但是个别县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要远远低于全省水平, 政府应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投入力度, 加强卫生硬件设施。

2.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卫生技术人员是当地居民医疗的主要服务者, 为居民获取医疗救助提供主要保障, 22县片区2000-2013年主要变化从整体水平来看, 22县在2000年到2009年跟全省平均水平接近, 而2009年后略低于全省水平, 保定地区和张家口地区一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尤其张家口在2013年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0%。22县的增长速度比较慢, 其中唐县、康保县、赤城县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康保县在2013年为全省平均水平的60%。从2000年到2013年变化很不明显, 在2013年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50%。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低, 表明当地的健康投入不足, 无疑会加深当地的贫困程度, 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当地的医疗投入, 方便更多人有病可医。康保县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都落后于其他县, 跟全省平均水平更是相差甚远。

3. 新农合覆盖率。

新农合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大措施, 覆盖率对农村居民医疗救助体系的完善和生活质量提升有重要作用, 同时新农合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2县片区重要年份的新农合覆盖率变化比较平缓。从整体上看, 从2007年开始22个县全部启动新农合, 当时最低的县新农合覆盖率为75.85%, 最高的为平泉县98.56%。从趋势上看, 2007年到2012年22县平均水平处于上升趋势, 其中张家口片区低于保定和承德片区的水平, 唐县缓慢上升, 与22县平均水平相差较大, 2012年低于22县平均水平10%。

4. 自来水普及率。

自来水普及对居民的饮水安全至关重要, 该指标反映所在区域居民住房用水便利性状况和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22县片区的自来水普及率从整体上看, 保定、张家口、承德片区水平接近, 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承德片区将近全省平均水平的80%, 从2005年到2013年自来水普及率呈上升趋势。22县中, 康保县2005年到2010年处于最低的水平, 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6.5%, 2013年上升为全省的73.7%。其中沽源县、兴隆县缓慢上升但与全省的差距并未显著缩小, 沽源县仅为全省水平的33%, 兴隆县为全省水平的50%。贫困县的自来水普及率还比较低, 当地居民的安全用水条件还比较差, 从侧面反映出健康投入不足, 居民身体素质差, 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加快自来水普及率, 提高居民身体素质。

二、结语

贫困带人口发展问题有多方面原因, 健康投入状况方面反应了当地的发展状况, 从数据上显示22县的水平与河北省的平均水平相差较大, 当地的医疗卫生设施严重落后, 硬件设施跟不上人们的需求, 导致人口外流。同时, 恶劣的自然环境对贫困带的22个以农业为主的县来说, 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增收, 张家口地区的多风少雨环境, 为了供给北京的用水不得不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与放牧模式等, 都严重阻碍了贫困县人民增收。对于贫困带的研究应该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 这样才能呈现出贫困带的真实情况, 体现环首都贫困带的特殊性, 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进一步实施有重大帮助。

参考文献

[1]朱玲.健康投资与人力资本理论[J].经济学动态, 2002 (8) .

人口的发展 篇5

建设人口均衡社会

内容摘要：

我国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口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关系正在发生着转变，人口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着转变，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正在发生着转变。在新形势下，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

人口结构

性别结构

人口均衡

老龄化

正文：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需求不断升级的今天，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追求人口规模适度方面，而是有了更为全面、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层次上，它要求不但人口自身各个要素之间要相互协调，而且人口与外部各个因素之间也要相互匹配；在内容上，它要求不但要实现人口数量上的理想状态，而且要实现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多方面的理想状态。在此背景下，“促进人口均衡”概念被提出来。

一、人口均衡概念

均衡的本意就是平衡，指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或质量上的相等或相抵。应用在人口发展方面，它至少包括下面两层含义：

第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的力量相平衡。它是指人口发展既不能落后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所能承受的范围。

第二，在人口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力量作用要平衡。人口内部各要素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各要素都有自身的理想状态。例如，人口规模的理想状态是适度，人口素质的理想状态时不断提高，人口结构的理想状态是各部分比例恰当，等等。所以人口各要素内部力量的平衡是指各个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都应向其理想状态发展，不会由于其中某一个（或多个）要素的发展而使其他一个（或多个）要素背离它们的理想状态而发展。

综合上面的观点，我们对人口均衡作出如下定义：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实现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合理分布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等目标。

二、人口均衡发展的必要性

第一、人口发展就是风险——安全、代价——贡献、成本——效益关系的演变过程，所以积极的人口发展就是风险最小化但安全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但贡献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但收益最大化的人口变动过程。

第二，人口各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必须实现均衡发展，不能也不可能先发展其中一方面，然后再发展另一方面。因此人口发展的各个方面，例如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一个都不容暂缓发展或落后于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且人口变量有自身的特殊性，它的变化具有长期性、世代复制性的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当我们为了顾及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发展，而等到日后再来纠正这种失衡的现象时，所付出的时间、经济和社会代价将会是巨大的。

第三、人口均衡发展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现实中人口自身往往不能自动实现均衡，甚至我们观察到更多的是人口不均衡的想象，人口要素之间、人口与外部因素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人口均衡”作为一种人口发展的总体性目标提出，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三、我国人口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加快调整，人口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我国人口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与３０年前相比，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已经得到缓和，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第一是人口“三大高峰”将先后到来。今后２０至３０年，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人口、总人口、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更加明显。

第二是出生人口素质亟待提高。据测算，我国每年出生时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和出生后逐渐显现的缺陷约占年出生人口总数的４％到６％，这直接影响到近百万家庭、几百万人的生产和生活。

第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偏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２００９

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１９．４５，比２００８年下降了１．１１，但仍然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将严重影响性别平等、妇女权益、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

第四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２００９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１．６７亿，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第五是人口迁移流动呈现新特点。《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０》表明，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２亿。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将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在现居住地生育现象十分普遍。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

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努力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

新时期我国人口计生工作仍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要按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在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一、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尊重人口发展规律。人口变化和人口发展都有着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要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尊重这些规律，并以其作为决策的客观依据，做到“两个统筹”：一方面要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发挥人口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另一方面要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各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努力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具有科学的战略性思维。人口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口变化的影响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人口变化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具备科学的、综合性的战略思维和创新的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以统筹协调、科学管理、优质服务、利益导向、群众自治和人财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制机制；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科技、教育、行政等方式，提高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形成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超越人口手段。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因此，人口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地依靠人口手段，而是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会、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手段，要更加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宣传倡导，进一步健全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等制度，同时探索人口计生政策与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的有效衔接，使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形成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社会政策环境。

第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中，以人为本是首要的核心准则，保障人的权利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基本宗旨，人口计生系统还要和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从面向育龄群众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逐渐向全人群和生命的全过程转变，如积极开展婴幼儿早期教育、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老年人服务关怀等工作，不断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口发展的不均衡，科学的人口均衡发展需要左盼右顾、瞻前顾后、统筹协调。只有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口观的指导下，才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人口治理模式，避免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要向“确保家庭权益，倡导适度生育；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优化”方向发展。我们相信，适度生育和人口优化的积极人口政策将从数量、素质、结构等全方位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人口社会学》作者:佟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03出版)

［2］《新人口论》作者:马寅初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01出版)

［3］《人口原理》作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Malthus.T.R)、王惠惠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出版)

［4］《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蓝皮书》

作者:张恺悌、张恺悌、郭平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01出版)

［5］《人口论－科学素养文库·科学元典丛书》（马尔萨斯）北京大学出本社

［6］《人口社会学》

王树新著

中国劳动社会科学出版社

［7］《中国人口》

田雪原、周丽萍著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篇6

我国政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这项政策将继续积极有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博士就曾提醒我们：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在经济上获益 ，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人口老龄化，致使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使其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发展优势。日本如今缺乏有技能和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人口，且人口严重老龄化， 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克莱因博士认为，日本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曾预见五十年后的情景而面临人口问题，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新世纪中叶重蹈覆辙。

从人口战略的角度来说，目前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20年。日本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利用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规模，加速经济的发展，从而跻身世界经濟大国的行列。因此，人口学家往往称这段时期为发展社会经济的“黄金时间”，或称之为“人口红利”。

日本著名学者黑田俊夫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时的情景酷似。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日本手中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成为世界的生产中心，就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而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不是空想，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因此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间”使经济高速发展并尽量延长这个时期，避免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由于人口增长缓慢而导致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当然，这需要我们提前对人口战略和策略进行相关调整。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在人口转型上也领先全国。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早于全国21年。相应的，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的“黄金时间”也早于全国20年左右，上海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当然，这都是就上海本地人口的发展形势而言的。目前，尽管有大批农村劳动力和外来人员补充上海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但上海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已经开始逐步回升。根据这一发展趋势，上海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口、教育、就业、保障等政策作出调整。

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当我们评论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方式是否适当时，要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自然的、技术的诸多环境中来考查，单就人口自身的状况而言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人口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我们既要看到人口控制政策的胜利成果，也要看到人口结构有没有朝着头重脚轻的不和谐方向发展。所以说，在人口发展方向和战略上不能一味地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或负增长，那样的话，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仅会丧失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而且人口问题将再一次从另一个方向成为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解决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落在经济发展上，只有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才能扩大市场、刺激消费，才能加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社会流动人口理论的发展研究 篇7

1.对流动人口的定义

目前, 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对流动人口的定义。Simon等学者认为, 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对流动人口的理解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 甚至在一些国际研究中将其视为一个敏感问题 (Simon et al., 2010) , 从而为不同国家的流动人口数据横向比较带来了困难。当前,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 对于流动人口较具有代表的解释来自于国际移民组织, 其将流动人口理解为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有时跨越国界, 有时从国内的一个地区到达另一个地区。一些学者进一步补充认为, 所有经历了迁移的人口均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 它包括了任何形式下的人口迁移, 无论迁移的距离长短、人口的组成结构、迁移动机 (Perruchoud, 2004) 。

2.“推动—拉动模型”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来理解流动人口。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了流动人口的来源地上, 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于人口为什么流动, 进而构建了不同的研究框架和理解方式。例如, 最初用于解释流动人口及其行为的模型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Arango, 2000) 。这一模型建立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性上, 因此, 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所获得工资、福利存在较大的差异 (Kubursi, 2006;Massey, 2003) 。这种不公平最终导致了一些人口从劳动力过剩、收入偏低的国家或地区, 流入到劳动力需求旺盛、收入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背后的理论假设是, 人们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需求, 这也是构成“推动—拉动模型”的重要基石 (Figueiredo, 2005;Peixoto, 2004) 。根据该理论, 流动人口被理解为“推动因素”与“拉动因素”交互作中的结果。其中, 推动因素激励人们离开他们的出生地;而拉动因素则将这些人口吸引到某一特殊的地区。推动因素包括来自人口方面的压力、社会的贫穷等方面, 而拉动因素则主要体现为经济吸引力。

3.“环境效应”

笔者认为,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为“推动—拉动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需要指出的是, 除去经济因素外, 还有很多引发人口流动的原因, 如社会、政治、文化情况, 以及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史。因此, 对于流动人口的理解, 在“推动—拉动模型”的基础上, 还要充分考量其他因素。一些学者相应地提出了“环境效应”的概念, 来分析流动人口的行为 (Sugiyama、Thompson, 2007) , 其核心在于充分考量环境约束力和机会对于人口流动的作用。

基于“环境效应”的流动人口研究, 在分析推动与拉动因素时, 跳出了原有的经济因素范畴, 充分考虑其他潜在影响因素的作用, 包括:推动个体成为流动人口, 离开出生地的主要因素, 以及吸引这些人进入新地区的各种拉动因素。除去传统的失业、低收入等推动因素及相应的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等拉动因素外, 包括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 均被视为推动和拉动因素。Simon等学者 (2010) 以葡萄牙为例, 将进入葡萄牙的流动人口根据区域进行了划分。发现来自欧盟国家的流动人口, 离开母国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年龄增长和退休金的下降, 吸引到葡萄牙的主要拉动力是担负得起的居住条件和宜人的气候条件;来自东欧地区的流动人口的主要推动因素, 源于低收入和高失业情况, 吸引到葡萄牙的主要拉动因素, 在于较多的低技术工作机会, 从而带来了就业门槛的降低;而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流动人口 (如南美洲、非洲等地) , 其离开母国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低收入, 而拉动因素包括工作机会、社会网络、文化、历史的联系。

笔者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归纳, 得出: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 人口增长、贫穷、社会、文化、政治、人力资本的投资、居住条件、生存压力、高犯罪率、居住成本、气候变化、退休养老等, 具体情况见表1。

人口流动的主要拉动因素包括, 就业机会、社会网络、宗教网络、人力资本的运用、生活方式、历史、文化、全球化与交通便利性、农村人口的城镇化等, 具体情况见表2。

我国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

在过去的30年里, 我国主要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地区 (Gao、Smyth, 2011) , 一些学者将其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数据显示:在国内的建筑行业中,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占总体工人规模的80%;在服务行业中, 农村流动人口占从业总人数的50%。这一人群约有1.2亿 (一些学者认为, 在未来几年内将会上升到1.5亿〈Knight、Gunatilaka, 2010〉)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人群的相关研究, 已成为国内外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另一些学者则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与公共管理上。

1.我国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研究

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研究, 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研究结果显示, 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Solinger (1999) 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据, 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遇到的问题, 并指出由于该人群不在城市户籍管理体系中, 从而给其生活带来众多不便。Guang、Zhang (2005) 在其研究中也指出, 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生活状况显著地低于城市内的同类从业者。这一人群在医疗保障、居住条件、养老金等方面与城市内拥有户籍的当地人具有很大的差距。

一项针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显示, 这些人每日的工作小时数通常是城市居住者的两倍, 一个星期需要工作6天, 有超过60%的被调查者每天都需要工作 (ILO, 2010) 。另一项针对上海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 这些人平均每周需工作55.5个小时。其中, 40%的人群工作时长为每周40~60个小时, 25%的人群每周工作时间在70个小时以上, 7%的人群工作时间超过了70个小时 (Feng et al., 2002) 。Bo、Chen通过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内的原住民, 每月收入仅为城市同类从业者的三分之一。虽然在过去的四年里,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但是仍明显低于城市人口, 生活状况的不佳, 进而导致了这一人群的精神状态的负面效应 (Clark et al., 2008;Dolan et al., 2008) 。Chen、Davey (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 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后的主观幸福感要低于城市内的原住民。

在对该类文献的梳理过程中, 笔者发现, 研究内容具有这几个特点:第一, 对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的分析, 通常建立在对该人群的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 如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 (Yan、Sellick, 2004;Edwards et al., 2005) ;第二, 在对流动人口的心理状态研究中, 主观幸福感被视为重要的研究变量, 一些学者用主观幸福感来判断流动人口进入新地区的生活状况和满意水平 (Le、Dou, 2006;Swinyard et al., 2001) ;第三, 更多的学者运用单一的心理维度, 评价人群的心理状态, 如主观幸福感、满意度、被尊重感等, 而未将流动人口的复杂心理变化进行更进一步的考量。近年来, 一些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去理解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变化。例如, Lorenzoni (2009)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 引入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分析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收入期望与两者之间的关系;Senik (2008) 通过跟踪调研, 分析流动人口的收入期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2.我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与管理研究

与流动人口对于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贡献相比, 当前他们所获得的城市公共服务仍然非常有限 (Li, 2006;Liu et al., 2008)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仍然被视为外来人 (Jacka, 2005) , 城市不愿意接受这一人群, 并给予与城市人口不同的公共服务待遇。在无法获得在社会福利网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下, 流动人口发现自身很难融入新环境中 (Wong et al., 2007) 。Solinger (1995) 在其研究中指出, 虽然流动人口工作、生活在城市, 但是因无法解决户口等问题, 使得他们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Ngok (2012) 将这一情况的出现归结为没有响应的国家公共管理政策和体系的支持。

近年来, 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居住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权力问题 (Li, 2006;Ngok, 2006;Davis、Ramia, 2008) 。相关研究可大体归纳为两个方面:

(1) 一些学者聚焦于户籍管理体系及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这些研究探讨了户籍在这些人的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不平等待遇。李峰 (2000) 、Logan (1999) 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构建新的住房管理机制与户籍管理政策的方法和实施路径, 以改变城市人口与流动人口间的政策不公平。Murie等学者 (2000) 在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后, 认为即使实施公共服务改革, 在一段时间内也依然不能完全改变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城市原住民仍然处于资源运用的优势地位, 并举例认为, 单纯的住房改革措施, 使得原有市民依然可以利用改革前所获得收益去购买新的房产, 而流动人口在没有实施户籍改革前则继续无法购买房子。因此, 在公共服务中依然无法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

(2) 一些学者关注当前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 如居住条件等。新的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 要将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棚户和临建改造列为重要的建设工作 (Li、Duda, 2010;Duda et al., 2008)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情况普遍不好, 居住方式有较大的差异, 其中, 从事工程建设的人群所面临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最为艰苦 (Lin、Yu, 2010;Li、Duda, 2010) 。此外, 一些学者探讨了流动人口如何维护自身的市民权利, 如社会保障权利、子女教育权利 (Li, 2006;Ngok, 2006;Davis、Ramia, 2008) , 但相关文献仍较匮乏, 且多集中于公共政策对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影响, 而对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实践路径的探讨明显不足。

结论

笔者对社会流动人口的理论构建、理论发展, 以及我国当前城镇化背景下, 流动人口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领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对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Arango, J. (2000) , “Explaining Migration:A Critical View”,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2:283-296.

[2]Figueiredo, J.M. (2005) , Fluxos Migrat'orios e Coopera.c?ao para o Desenvolvimento:Realidades compat'veis no contexto Europeu?, Ph.D.Thesis, Universidade T'ecnica de Lisboa, Lisbon.Online version (accessed 27 July2013) :http://www.oi.acidi.gov.pt/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856.

[3]Gao, L. (2010) ,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30 Years of Housing Reforms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98,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www.asiandevbank.org/Documents/Working-Papers/2010/Economics-WP198.pdf (accessed1May2013) .

[4]Guang, L., & Zhang, L. (2005) .Migration as the second best option:Local power and off-farm employment.China Quarterly, 181, 22-45.

[5]ILO.2010.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 (Report IV (1) ,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99th Sess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6]Knight, J., & Gunatilaka, R. (2010) .Aspirations, ada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Oxford, Discussion Paper No.381.

[7]Kubursi, A. (2006) , “The Economics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Und er Globalization”, The Informal Preparatory Meeting on the Theme of the 2006 High Level Segmen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4-5April 2006, conference paper.Online version (accessed 27 July.2013) :http://www.un.org/docs/ecosoc/meetings/2006/hls2006/Preparatory/Statements/Kubursi_RT6.pdf.

[8]Massey, D. (2003) “,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4-7June2003, conference paper.Online.

[9]Perruchoud, R., ed. (2004) , GlossaryonMigration, InternationalMigrationLaw, 1, Geneva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forMigration) .version (accessed27July2013) :http://pum.princeton.edu/pumconference/papers/1-Massey.pdf.

[10]Solinger, D.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人口的发展 篇8

关键词：北京,人口规模,人口调控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 北京人口增长过快, 城区人口密度过高, 给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就业和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压力。如何有效地调控人口, 使人口规模与城市承载力相适应, 实现城市的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1 北京市人口发展现状

1) 常住人口规模快速膨胀。近年来, 北京市执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同时积极探索“以业控人”“以房管人”等措施, 加强人口管控, 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未能得到有效地遏制。早在2009年北京人口规模已突破城市总规所提出的“到2020年人口规模控制在1 800万”的调控目标。2012年人口规模达到2 069.3万人 (见图1) 。

2) 常住外来人口成为人口增长主要原因。由于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首都独特的行政、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资源优势, 吸引大量人口来京创业、“追梦”、居住。2003—2012年,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增长迅速, 年均增速为10.8%, 远高于户籍人口年均1.1%的增速。常住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3年的21%增长到2012年的37.4%。常住外来人口增长对总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1% (见图2) 。

3) 人口增量集中于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首都功能核心区在旧城改造过程中, 部分户籍人口疏解到其他区县, 但外来人口增加明显, 总人口不降反增, 2012年比2000年净增8.1万人。城市功能拓展区是人口总量最多的区域, 占全市总人口的48.7%, 达到1 008.2万人。城市发展新区随着住宅的大规模开发吸引了大量居住人口集聚, 人口增速最快, 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25.1%增长到2012年的31.6%, 达到653万人[1]。

从外来人口增量看, 2003—2012年, 全市新增常住外来人口466.2万人, 主要分布在朝阳、海淀、昌平、丰台、大兴、通州六区, 共占到全市常住外来人口增量的82.2% (见表1) 。

4) 就业人口规模快速增长。2003—2012年, 全市就业人口总量从703.3万人增长到1 107.3万人, 年均增速达5.2%, 高于常住人口年均3.9%的增长速度;年均新增就业人口44.9万人。全市新增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探业以及房地产业, 分别占到全市新增就业人口总数的15.4%, 13.7%, 9.5%, 9.3%, 6.9%。

5) 外来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根据抽样调查推算, 外来就业人口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33.7%上升到2010年的55.7%, 成为北京市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就业结构优化的效果还不明显, 在新增外来人口中, 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与首都产业调整方向不甚一致的传统行业就业。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 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建筑业的常住外来人口分别占到29.5%, 17.7%, 9.4%, 9.2%, 这四大传统行业吸纳了外来就业人口总量的2/3左右。

2 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 人口膨胀相对过快,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北京市城市中心区改造力度不断加大, 由于危旧房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与人口疏解和城市功能优化组合不紧密, 造成中心区人口和城市功能的压力沉重, 正面临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

2) 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空间不匹配, 职住不平衡问题突出。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集聚了全市近六成的就业人口, 其中, 西城金融街、朝阳CBD、海淀中关村西区等地区成为主要的就业区域。总体来看, 就业主要集中于四环以内;而居住人口向城市发展新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边缘地区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表2显示, 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向外, 职住比 (职住比是指就业人口数与15~64岁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逐渐下降, 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职住比相对均衡, 城市功能拓展区的职住比失衡问题严重, 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职住比失衡更加严重。如昌平、通州两大居住人口集聚区, 职住比严重不平衡。2008—2012年, 昌平区新增常住人口88.8万人, 是新增就业人口 (5.2万人) 的17.1倍;通州区新增常住人口25.2万人, 是新增就业人口 (2.8万人) 的9倍。日益严重的“职住不平衡”使得新城发展不仅没有起到有效缓解中心城功能过于集中、人口过度集聚的压力, 反而加重了通往中心城的交通拥堵等问题[2]。

3) 人口增长稀释了公共服务供给增量, 人口与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分布不匹配。近年来, 北京市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方面都有显著增加。但是, 这种资源供给的增加很快被增长的人口所稀释, “入学难”“就医难”问题依然存在, 甚至更加严重。全市随迁子女从2000年的8.5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49万人, 年增3.4万人, 而且巨大的学位缺口正在由小学向中学传递 (据市教委估计, 2015—2016学年小学在校生将达到91.4万人/年, 这意味着如果按照每所六年制小学设置24个35人标准教学班来计算, 到“十二五”期末需要增加253所小学, 才能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入学。随着时间推移, 学位缺口还将传递到中学阶段, 到“十三五”期间全市中学学位缺额将逐年增加) 。同时, 三甲医院、重点中小学校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仍主要集中于中心城, 而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公共服务资源远不能满足当地居民需求。比如, 顺义区目前没有一家三甲医院;再比如, 昌平区回龙观和天通苑集聚了70万人, 医疗资源 (仅有一家三甲医院) 以及幼儿园、中小学校等教育资源都存在较大的缺口。同时, 大量外来人口聚集给城市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蚁居”“蜗居”现象普遍, 安全隐患突出, 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等, 都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

3 人口调控的思路及对策

1) 以大区域视角着眼首都人口问题。解决北京的人口问题, 不能仅仅局限于北京范围内, 而应在京津冀地区乃至环渤海区域等更大尺度空间范围内实现功能再配置, 形成都市圈联动发展格局。加强北京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 通过“共建园区”等模式促进产业转移。跨区域配置首都城市功能, 将部分制造、养老休闲、会展、批发商贸、农产品供应等城市功能向周边地区有序转移。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和城市功能的跨区域配置, 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缓解周边地区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 形成人口合理流动、合理分布的趋势。

2) 加快城市“副中心”和综合性新城建设, 形成人口“反磁力中心”。当前, 要集中力量建设通州“副中心”。超前规划“副中心”内部轨道交通建设, 合理配置地面公交线路, 强化与中心城、其他新城之间的畅通联系;高标准配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 增强对中心城产业、人口等功能疏解的吸引力;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增强“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品质。同时, 要加快综合性新城建设, 加快产业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综合性新城的转移力度, 促进形成人跟着就业和公共服务走, 基本生活服务跟着人走的良性趋势, 吸引中心城区和新增外来人口, 成为人口“反磁力中心”。

3)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降低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从北京市外来人口产业聚集现状出发, 北京未来产业优化格局应聚集高端产业, 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加快服务业的调整升级, 重点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 同时对外来就业人口需求较低的行业, 如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扶持现代服务业, 制定并细化生活服务业各行业的准入标准, 依托信息化和规模化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降低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

4)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突破人口的承载极限。调整资源、能源利用结构, 提高使用效率, 是在人口仍将快速增长调整资源、能源利用结构, 提高使用效率, 是在人口仍将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断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也是不断突破人口承载极限的关键。一要充分运用节能技术, 扶持民用节能技术创新。大力支持和推广节水技术, 不断降低新水取水量, 进一步提高再生水的利用比例, 严格用水管理, 推进污水再生利用, 显著提高用水效益。二要通过发挥市场价格机制作用, 提高公共服务定价弹性, 研究对公共服务产品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差异定价的可行性。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定价机制和区域差异化管理, 鼓励居民自觉节约, 引导居民向外围疏解。

参考文献

[1]冯健, 周一星.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J].地理研究, 2003, 22 (4) :465-483.

[2]黄荣清, 段成荣, 陆杰华, 等.北京人口规模控制[J].人口与经济, 2011 (3) :12-14.

人口的发展 篇9

2009年上海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上海2008年的常住人口为1888.46万人,与2000年1608.63万人相比,增加279.83万人,增长17.39%,增幅高于同期全国人口11.7%的增长水平。上海户籍人口由2000年的1309.63万人上升到2008年的1371.04万人。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从1993年起,已连续17年负增长。户籍人口扩张的主要原因是迁移,而外来流动人口则是上海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来源。

1.1 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概况

根据2009年上海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变动率从1993年开始年增长,笔者选取了2000—2008年的数据,如表一所示。从表一看出:从2000年的出生率5.27%到2008年的6.98%,出生率虽略有增长,但死亡率也在增长,自然增长率更是年年出现负增长,这种情况严重威胁到了上海的城市发展进程。人口减少,自然增长率降低造成人口自然变动的下降,阻碍社会的生产发展,需要一定人口填补这空缺,人口的迁移势在必行。

1.2 上海人口的机械变动概况

人口的机械变动主要是指人口的迁移。9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的地域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市政建设和老城区大规模改造以及产业结构“退二进三”的大调整等因素,促使中心城区的居民大量向市郊结合部迁移,市中心人口的高密度聚集有所缓解。资料显示,2008年上海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已从1995年的43.4%下降至39.7%,减少了3.7个百分点;而新建城区常住人口比重由2000年的50.7%上升至60.3%,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占到全市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是,上海市平均人口密度仍为全国各省(市、区)之最,由2000年的每平方公里2588人上升至2008年的2978人。

2 上海外来流动人口

近几年,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巨大,人口相对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地区,在中心城区、新建城区的外来人口分别占全市外来人口总量的33.6%、58.4%。以务工、务农、经商等为目的的经济型外来流动人口占75.7%。受经济、就业等因素的影响,外来迁移人口主要聚集在离市区较近、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而距离市中心城区较远、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地区外来迁入人口则明显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上海人口的变迁对郊区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上海人口变迁对上海郊区发展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既有重要推进作用,也有某些负面压力。同时,对上海郊区的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有益启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其中蕴涵的机遇,顺势而为。

3 人口流动对郊区发展的影响

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我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流动人口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镇一体化,使城市呈现多元性、丰富性,还能提高不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也存在很多的弊端:流动人口给城市及其郊区带来安全隐患;致使卫生条件下降,人口素质降低;人口良莠不齐,具有难以控制性;加大所在区域的负担;使人口分布变得悬殊,不利于长远发展。

4 人口流动对郊区发展的启示

4.1 加快农村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

目前,上海郊区城镇建设有较大发展,表现为城市化区域扩大,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但是,加快在上海郊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压力仍然很大,由于市政建设和老城区改造,中心城区的居民大量往市郊结合部搬迁。外来迁移人口主要集中于离市区较近、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近年来大量内外资企业落户郊区,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国外高素质人才聚集上海,对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同时,逐步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水平,采取并举战略、同步战略和超前预置战略相结合,不断推进城市城镇现代化建设。

4.2 进一步优化郊区第三产业结构

2009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在郊区增加值中是上升最快的一块,是发展郊区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解决郊区大量外来人口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郊区城镇化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4.3 努力提升郊区人口素质

上海郊区目前存在一个就业弱势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外来迁入人口的文化素质过低;二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郊区每年产生大量土地被征的农民,他们一部分被安置在当地的企业从事低层次的劳动,但还有更多的征地农民由于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术等原因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工作。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大量廉价劳动力及巨大的内销市场。因此,人力资源素质状况将成为新世纪竞争的焦点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应该大力培育大批知识化、现代化的郊区劳动者(包括外来人口),提高郊区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创新开发能力,不断增强上海郊区发展后劲,这是上海郊区实现新世纪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投资环境和基本建设。

参考文献

[1]王郁.上海城市功能与人口郊区迁移的特征和影响分析[J].人文地理,2007,(05):34-37.

[2]施丹锋.上海郊区产业发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3]王桂新,魏星.大都市都心地区人口减少与高龄化的考察——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J].人口研究,2003,(04):78-85.

人口老龄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 篇10

一、老龄化社会金融市场分析

(一)老龄化社会现状

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相对于2013年来说,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增加了100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并且在可见的这几年中老龄化将加速。到20年后,老年人口到达3.5亿峰值,并在未来60年里将不会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将近80年中,老年消费群体将占据中国消费群体的绝大部分。

(二)现阶段老龄化社会金融市场分析

如今,政府对老年人的保障愈加完善,老年人退休金也在呈现着逐步增长的势头,另外老年人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一般省吃俭用,这一系列原因促成了老年人储蓄充足,老年人的投资理财需求也相应的增加。基本养老需求是老年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这方面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国家补助、养老金,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无忧度过。便利结算需求集中体现了老年人由于自身随着年龄的增加智力等方面的退化,需要在结算方面尽可能的便利,使得他们能够自行完成结算操作。专属理财需求是结合老年人的个人特点为其提供专属的理财服务。金融学习需求是老年人必需的一种需求,包括上门服务、老年智能服务等。

二、人口老龄化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这对于风险较低的金融机构发展将是一大契机。债券机构、保险机构、银行部门低风险金融机构将得到快速的发展。

(一)促进债券机构的发展

债券作为一种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符合老年人的低风险需求。人口老龄化将极大地扩大债券需求,促进债券机构的发展。如今,股票市场中的散户规模较大,随着这些散户逐渐进入老龄将不再追求高风险的股票,将追求低风险的债券。这使得债券市场得到快速的发展,融入大量资金,促进债券机构的发展。

(二)促进保险机构的发展

保险,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对于承受风险能力的老年人来说,选择一项保险产品作为自己规避风险的工具将成为他们的选择。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加快,老年人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险需求加大,将极大的促进保险机构的发展。

(三)促进银行的发展

银行作为短期融资的主要提供者,人口老龄化将对银行产生正面的影响。老年人相对来说,更加信服银行的安全性,虽然银行的存款利率相对较低,但是他们更加愿意将存款放入银行中,而且银行完善的网点机构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加地便捷,人口的老龄化将极大促进银行的发展。

三、人口老龄化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诸多风险也随即产生。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健康风险、长寿风险等。面对这些风险,老年人群必须寻求保障,这增加了年金产品、保险和反向年金抵押等产品的需求。

应对长寿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为了规避长寿风险,老年人一般采取购买年金产品。年金产品一方面为老年人规避掉了金融风险并且提供了收入现金流,另一方面又为保险人规避长寿风险。现在,已经创新的年金产品主要年金基金池子、阶段撤回计划、阶段撤回和递延年金相结合的金融产品。由于某些原因,这些产品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未真正的推向市场。

应对健康风险的金融创新,在像美国的发达国家,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已经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虽然发展缓慢,但是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对管理生命晚期的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老年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还是不够强烈,因为老年人群接受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意愿不是很高。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这种福利导向的长期护理保险可能更加愿意接受这种服务。

四、养老体系改革推动金融发展

人口老龄化推动了养老体系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养老体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养老金体系改革将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并且降低资本成本。对股市的价格波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老龄化如欧洲,养老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系发生转变,推动金融发展。

(一)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政府必将实施养老金改革,这将使得家庭储蓄产生积极作用,降低了公司的资金成本。红利利益降低得益于养老金的发展,并且降低资金成本。一方面,养老金的预期投资时间相对公司和个人来说较长,这使得期限溢价降低;另一方面,养老金资产池的建立和专业化的管理使得风险溢价降低。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资本平均成本降低。另外,资本市场在养老金改革的推动下变得更加发达,证券的发行成本降低。

(二)养老体系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

养老金在进行改革之后,金融市场中养老金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养老金资产为代表的契约储蓄资产和债券市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养老资产为代表的契约储蓄资产上升将带动债券市场上升。私人债券市场和公共债券市场共同组成了总体债券市场。由于私人债券的发行是依靠于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到期时间,而公共债券的发行则大部分依赖于政府的意愿及其财政状况,契约储蓄与私人债券市场的发展更为相关。

五、养老体系影响股市的发展

目前养老体系对股市价格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结论认为养老金缓和了股市的波动,还有的研究认为养老金加剧了股市价格的波动,例如Catalan et al认为养老金在推动股票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股市价格的波动。

从根本上来说,金融体系结构和羊群效应是使得养老金对股市价格产生影响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与养老金对股市价格影响是有关系的,例如在日本,其金融体系结构使得股民持有更多的养老金级寿险的股票数量将导致股票的波动更加激烈。第二,羊群效应也和养老金对股市价格影响有关的。羊群效应是指人们一起购买和出售某一资产的现象。研究表明,机构相对于个人来说,他们更加倾向于一起购买和出售某一资产。机构投资者的增加,将会给股市带来巨大的动荡。羊群效应使得股市价格高于或者低于其基本价值,也有可能使得股票市场长期波动。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养老金管理者具有理性思维,不会产生羊群效应,并且他们的行为会使得股票市场价格趋于均衡价格,不会导致股市的波动。

六、养老金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养老金的增长将促进金融的发展。养老金改革有利于改善金融市场功能,另外,作为专业人士的养老金管理者,有着更加全面的专业知识,能够更好地管理金融体系和规避风险。

首先,作为养老金管理者将选择金融衍生品来规避风险,降低支付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以及资金转移风险,有助于发挥支付体系清算支付功能的发挥。其次,养老基金使得资本得到积累并且使得消费变得平滑,降低了国际投资过程中的货币风险。最后,养老金体系使得养老机构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价格的波动。

七、结语

我国目前已经处在了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人口老龄化极大地影响了金融的发展。金融业应该积极利用现有资源,针对现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设计出符合老年人消费习惯与需求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随着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将发生转变,在此同时,应该及时调整业务流程,整合资源,推动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骆立云.人口老龄化下的德国金融体系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06).

[2]徐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老年金融服务的需求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6(05).

人口的发展 篇11

关键词：人口结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有两个变化让世界瞩目：一个是经济起飞；另一个就是中国人口的变化。关于我国人口形势的基本判断如下：人口总量仍然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慢，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高峰后停止增长；2020年会迎来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第二个高峰；目前中国劳动力已先于人口开始老化；未来新增年轻劳动力的供应会逐渐减少；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现代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空巢家庭比例上升，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流动人口的规模会继续增长，未来15年内还有2亿多人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未来出生人数增加，儿童数目增加，老年人口数目增加，流动人口增加，但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会下降。因为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的变量，所以每一项变化，都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新增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老化对经济发展约束和影响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就是精神要件。其实质是法律与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所作的价值选择和持有的立场。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日益老化、萎缩。通过计算得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2000年是32岁，到了2005年变成37岁，以后还会逐步变大。另外，劳动力人口中的40-59岁的人数从2010年开始逐步上升，上升到峰值后维持一段时间，然后逐步下降，而15-24岁人口的比例是在下降的。也即劳动年龄人口变得越来越老，平均年龄越来越高。

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以1986年-1995年为例进行计算：1986-1990年五年间共出生1.2亿人，而1991-1995年只出生了1亿人。两者相差2000万，平均一年相差400万人。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一是因为1991-1995出生的这批人15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就会比1986-1990年出生的这批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每年少400万人左右。二是因为我国大学在2010年左右开始扩招，1999年招了160万，而2010年招了662万，2011年大招了670多万，所以1991-1995年出生的这批人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本来每年已经少出生了400万，大学又招走了600万，就只剩下1000万左右了。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日益老化、萎缩对经济的影响。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供给稳定的前提下，如果年轻劳动力和年老劳动力可以完全替代，年龄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我国年老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的替代率非常低。我国目前在对劳动力特别是民工的使用过程中，存在一种极为奢侈的“选择性雇佣”现象，企业存在只利用劳动力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年龄段劳动力的用工倾向。这种浪费性用人方式使得年轻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显现。而且我国大多数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他们工作数年后会回到农村养老，这种流动模式使企业对雇用的农民工的更替模式只能是单向式的，只会用年轻的劳动力来替换年老的劳动力，而不会用更年老的劳动力去填补原有劳动力离去所产生的空缺。当面对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日益减少的情况时，这种模式自然就难以为继。

二、家庭规模变化与老龄化对养老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城市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只能越来越强，而不会重新回归到大家庭的模式。未来4亿老年人怎么养，成为重大的社会发展的挑战。而机构养老难以成为主流。国外养老机构比例最高的是荷兰，也只有8.8%。由于各种原因，比如缺乏亲情关怀、与传统文化冲突、养老成本高、集中生活不习惯、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素质低等，所以中国的现状和国外的经验表明，机构养老不可能发展成为养老的主体。因此，发展居家养老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我国现有流动人口2.7亿，绝大数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很多已经不能回到农村，尤其在城市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再回到家乡，而又不能享受到各种城里的待遇，这对城市化的进程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要把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面临很大的难题，尤其是将来要为更多的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做好准备。对于他们的管理和服务将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将会达到70%，将有10亿人居住生活在城市里面，我们的城市怎么来容纳？因此流动人口要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四、出生性别比变化的社会影响

性别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很大。现在全国平均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出生120个男孩，而且出生性别比偏高已经演变成为全局性长期性问题。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微观上是个人、家庭层面的，宏观上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层面的。第一个带来的问题就是对婚姻的影响，从80年代到现在，出生人群当中累积下来的男性比女性已经多了近3000万人，这3000万人一定是找不着配偶的，这是无解的事情。按照社会学研究的结果，这3000万光棍将来会集中在中国最边远的山区里面最贫困的人群身上，如果有3000万深度贫困又没有家庭的男性，会对社会稳定、就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五、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3.6亿的规模，而且还要增长15年左右，由于人均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现在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我国的石油消费量世界消费量的10%，进口原没超过了55%，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另外我们的钢铁产量、粮食产量在全世界都是最大的，包括食品安全问题跟人口压力也不无关系。所以人口规模对我国今后资源环境的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六、人口老龄化的长期经济影响

人口的发展 篇12

一、人口统计调查的新亮点

(一) 调查方式体现智能化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 将以往的纸质调查方式革新成手持电子数据设备入户登记, 从而实现调查数据的采集、报送、处理等手段的智能化。据调查员反馈, 智能化的登记方式存在以下几个优点:一是审核及时, 在调查登记过程中, 电子设备会自动进行审核提示, 减少审核阶段时二次询问的情况;二是填写方便, 增强了某些指标的可填性, 如户口所在地址, 一年前常住地, 可以通过逐级选择填写;三是不易漏户, 摸底表和登记表紧密关联, 因而在登记阶段可以及时查看未登户及调查进度, 有效防止漏登;四是省去编码时间, 以往纸质登记时, 需要编写非专项编码, 而使用电子设备后自动生成所有非专项编码和部分专项编码。总之, 较以往纸质调查方式而言, 智能化调查方式的优势十分明显。

(二) 报送方式彰显信息化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 首次引入了调查对象在互联网上自主申报。从我市经验来看, 互联网自主申报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自主申报的意愿不强, 全市4329户仅有36户最终在网络申报;二是网络申报界面不够友好, 如输入数字界面必须切换到英文状态, 与实际操作习惯不符合且未提示;三是自主申报质量控制不易, 调查对象易对部分专业性强的指标发生理解偏差或漏填;四是自主申报时间过长 (填报2~3人的户时间在30分钟左右) , 影响调查对象的积极性。互联网主申报虽然存在诸多的问题, 但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入户难的问题, 减少了调查员的工作量, 推动我国人口报送方式的新发展, 彰显了信息化报送方式的优越性, 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

(三) 调查内容突出时代性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 针对二胎政策的实施, 设置了反映生育意愿的指标;针对社会老龄化日益严重的问题, 设置了老年人健康状况和主要生活来源的指标;针对城镇化发展进程, 设置了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如工作情况, 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情况等;针对城镇化发展质量, 增加了一张村级表, 设置了医院分布, 学校分布, 文化 (体育) 活动场所情况, 饮用水来源, 市政排水情况,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等指标。这些指标的设置, 突出了调查内容的与时俱进, 突出了调查内容的时代性。

二、人口调查统计存在的问题

(一) 小区划分方法不科学

目前我国人口调查实行的是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制度, 在抽样调查年份会涉及到调查区划分与抽样的问题。现阶段, 采用的是划分成标准化调查小区的方法, 这种方法有效地保证了所有调查对象都有被随机抽中的可能性, 但是存在的缺陷不容忽视, 在人口变动剧烈, 拆迁新建频繁, 人口分布不均, 人户分离严重的新常态下, 将村级调查区划分出满足80户, 250人口登记的标准调查小区, 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前期摸底, 就会丧失抽样调查应有的优势, 如若遇到流动人口变化大的区域, 就算进行了细致的摸底, 在正式入户调查时, 抽中小区的调查人户数仍会达不到标准的要求。

(二) 数据推算方式不完善

此次1%人口调查是以全省为总体, 以地级市为子总体, 所以海宁市作为县级在人口推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需要经过省级进行推算, 再将推算结果核定给各地市, 地市根据调查数据结合人口相关行政记录数据情况估算各县市的人口总数, 城镇人口总数等, 但是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相关性的指标由于推算难度很大, 不能核定反馈到县一级, 不利于县级部门做一些数据资料的开发研究, 不能为人口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数据支撑。县级无法独立推算, 更不能对镇一级推算, 从而无法满足乡镇尤其是创建小城市的乡镇对人口数据的需求。这样导致县级以下只有调查的权利与义务, 不具备使用权的一个调查机构。

(三) 部门配合措施不给力

随着公民日益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 入户登记调查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方面的重视, 与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配合与理解。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 海宁市统计局得到了计生局、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和新居民局等多个部门在提供人口相关行政记录方面的大力配合, 但是调查工作只有统计部门在单独进行, 公安与计生部门从不直接参与。同时由于公安等部门出于保密的需要, 所提供的行政资料是纸质的, 因而对这些资料的使用上还是不够方便, 所起到实际应用效果有限。

(四) 经费保障机制不通畅

多年的人口调查工作经验表明, 经费充足的地区调查工作的积极性偏高, 数据质量偏高, 反之则不然。如何保证调查工作进行的经费是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目前我市财政机制而言, 下一年的经费需要在上一年度的10月份左右提出预案和申请, 但是由于抽样调查的工作量的不确定性, 不能精确算准经费, 如果多算则会被列为预算考核不合格, 如果少算则不能满足调查的需求。加上近几年调查的各项成本, 如两员补贴, 购置入户调查纪念品等都在逐年上涨, 因而通畅经费保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三、改善人口统计调查的措施

(一) 优化小区划分方法

优化调查小区划分方法是建立科学的人口调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优化小区划分方法需要多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本文基于海宁基层特点出发, 提出一种比较可行的对策:先将整个村划分成若干个调查区块 (划分至适合画建筑物分布图且人户数为标准规模的1.5~3倍左右后抽取调查区块编号;根据抽中的区块的建筑物分布图抽取调查起点的建筑物编号 (高层建筑物抽取起始调查住房单元号) , 以抽中的调查起点为第一户, 按照建筑物编号和住户单元编号顺序调查至标准规模 (80户, 250人) 为止, 这样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减轻小区划分的工作量, 又可以解决因人口剧烈变动导致的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二) 完善数据推算方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县级及以下政府对人口数据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县级以下取得科学有效的数据是十分有必要的。不过, 数据推算还需要涉及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需要考虑到调查结果和数据推算的科学性, 在现今调查制约条件下, 对调查的目标指标、置信区允许误差进行计算。省级和国家级调查机构在制定调查方案时, 需综合衡量调查工作量和数据有效取得的基础上, 完善县级及以下数据推算方法制度, 指导各县市进行人口数据资料开发和应用。

(三) 增强部门配合程度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部门各自为政, 纵强横弱、条块分割, 甚至相互掣肘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体现在人口统计上, 就是各部门之间人口数据共享制度至今没有建立, “信息孤岛”问题严重。人口调查机构与各人口管理相关部门的行政记录, 能通过现代化和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对接 (将行政数据通过电子设备进行共享) , 减少重复登记一些相同口径的指标, 达到既保护个人隐私, 又可以减少工作量为目的, 同时也为数据资料开发与验证提供必要的支持。

摘要：人口数据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基本的要素信息, 因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十分注重人口数据的科学采集。建国以来, 我国开展了6次大型人口普查, 进行了4次1%人口抽样调查, 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在2010年实施了《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10年1次的普查, 并在2个普查年份之间开展1%人口抽样调查,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人口制度的发展。人口调查制度处于不断的调整与提升, 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但不能忽略人口调查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人口调查制度,调查方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日忠.浅议完善人口统计调查制度[J].现代经济信息, 2010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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