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共12篇）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1

人口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 并同各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组成复杂关系的人的总称。人口不是一个静止的总体, 它永远处于错综复杂时空运动过程之中。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 因此长期以来备受学者的关注。人口以及在人口基础上形成的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的第一构成要素, 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生产者, 在人口基础上形成的人力资源是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作为消费者, 人口处于消费主体地位, 体现着经济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 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需要的承载者。经济社会的许多问题以人口和相应的人力资源为前提, 一国人口状况和人力资源的特征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 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是我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了解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面向未来的战略问题, 也是面对严峻现实的实践问题。可以说做好人口工作, 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 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探讨。本文主要分析了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的是合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 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定规模的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 又是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表现, 因为经济归根结底是靠人来推动的, 同时人口规模的大小又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承载水平。

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既有正向促进作用、又有反向抑制作用。从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 一方面, 增长的人口规模带来了就业和生活需求压力, 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产生明显的人口“推进力”和“发明拉力”, 加速了工业化过程和技术进步, 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人口规模的大幅减小将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所以, 适度的人口规模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各地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模式、人文背景和人口素质状况等的不同, 适度人口规模也将会不同。因此, 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对于我国的情况而言, 当经济发展还处于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阶段, 科学技术不发达, 科技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较小, 适度增加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

然而,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是过多的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低, 一些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不但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而且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至1/7不等。我国主要的工农业产品总产量虽居世界前列, 但人均占有量也较低。同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 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供应短缺, 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 迫于压力不得不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并导致环境质量恶化, 导致经济发展在低水平上徘徊。

但更应该注意的是, 我国的人口问题, 不仅仅是人口规模的问题, 因此应该多方向多角度地审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促进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既不能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 又不能一味单方面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既要控制数量的无节制增长, 更要注重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结构, 改善人口分布。

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素质是人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通常是指人口的综合性素养和能力, 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道德素质三个因素。人口的身体素质, 是指人们身体发育的健全程度、营养状况和耐力持久状况等;文化科学技术素质是指人们的智能, 包括经过开发的智力, 即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以及通过生产劳动积累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等。人口的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道德意识状态, 包括人生观、道德观、道德品质和传统习惯。

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 人口素质在生产要素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 一国的生产优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状况、资本和劳动力构成的要素比率。但事实上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不一定经济发达, 而人口素质高的国家往往具有竞争力, 如美国和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始终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首位。由于拥有高素质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人口所具有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因而, 人口素质具有经济价值, 投入提高人口素质的资本要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追加的人口素质投资要获得追加的经济效益。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 可以造就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 逐步增加知识密集型经济的产品, 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降低产品成本, 促进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 从而降低消费品的价格, 使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趋向协调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劳动力素质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口素质和劳动力人口素质的变化对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各个方面, 都有广泛的影响作用。当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 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人口素质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素质普遍低下时, 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偏低制约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而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劳动生产率低下, 往往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等措施来达到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力人口的身体素质起了很大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道德素质尤其是文化科技素质的作用凸显, 这就与我国目前较为低下的人口素质不相匹配, 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同时还应该看到, 为了获得较高的素质, 如较高的文化科学素质和身体素质, 往往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和费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口素质的状况, 经济是基础, 发展经济才能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结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性别构成”, 即是指人口总体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间的比例, 也称为“人口性别比”。人口总体的性别构成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含义, 其实际构成状况不仅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相关, 还会对经济社会过程及其发展产生制约。二是人口的年龄结构, 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就目前的影响来看, 主要分析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性别比与经济发展

人口性别比一般是指100个女性所对应男性的比值, 从性别构成上来说, 中国内地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据权威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的人口性别比已经远大于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102～107, 而且预计在未来的数十年这种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将更加严重。

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而经济发展因素无疑是最基本的。在我国长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 生产方式主要依赖于体力劳动, 在许多的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落后的社会生产使得农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生育男孩上, 这是导致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

在城市也存在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状况, 城市妇女在就业, 劳动分配方面与男性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性别角色要求她们承担起生育的责任, 这必然会离开职场一段时间, 以技能生疏为代价, 进而有可能导致失去工作。总之, 妇女对经济生活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和参与渠道等与男性有着明显的差距, 这导致家庭生育男孩的愿望大于女孩, 由此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性别比失衡使得男性劳动力过剩而出现“就业性别挤压”, 对女性就业的严峻形势更是雪上加霜, 传统的女性职业如打字、缝纫等也被男性所接受。因此势必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

2.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按照国际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 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7%以上, 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早在2000年底, 我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 主要依靠政府推行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实现的, 突出特点是老龄人口基数大, 增长速度快, 地区不平衡。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这使得政府还不具备建立和维持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所需要的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 增加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难度。

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 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 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技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 对新产业和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因此, 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老龄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绝对意义上说, 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被认为是人口自身的不可持续发展, 进而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人口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

人口分布主要是指人口的地域分布和城乡分布。人口的地域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 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具体表现为该时点当地的人口密度。

我国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大地带, 人口呈阶梯状分布, 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地域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 而人口的地域分布情况又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口地域分布。在目前我国广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下, 人口地域分布主要是人口的主动迁移的结果。而人口的迁移是劳动者对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因此, 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人口迁移从而造成人口地域分布的重要力量。同时, 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影响地区的生活环境、教育水平、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和城市建设等间接影响人口地域分布格局。

人口地域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局部地区人口规模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压力有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高度集中的人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有利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知识资源”的大量流出, 造成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优势更加缺乏, 使得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更加缓慢, 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 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 建立更加顺畅的人口流动机制的同时, 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扶持, 是实现我国人口地域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还应该看到, 人口地域分布过度集中、中心地区的过度城市化也带来了资源紧缺,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住房交通拥挤, 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人口城乡分布与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的推进, 会出现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流动从而使城镇人口不断增加, 由此而引发的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人口城乡分布的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内容、变化的过程都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在8亿多农村人口中, 其中劳动力人口近5亿, 因此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 农业人口文化教育相对落后, 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与劳动技能也较低, 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很少, 多数缺少就业必需的技能、技术。相比之下, 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集中,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同时也具有资本、信息和高新技术等优势, 所以城市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效果不同, 一般来说非农人口比例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越高, 城市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 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 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 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突飞猛进中的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同时要注意到, 城市化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农业人口向城镇移居, 而是几亿人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 针对我国的人口城乡分布现状, 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 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 但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城市化的推进时期也往往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针对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要充分利用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人力资源优势。而在企业规模上, 要注重发挥在城乡分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综合上述, 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 我们要用历史眼光、国际视野观察和分析问题, 加强人口信息化建设与人口战略研究, 为科学决策和实际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积极应对人口问题,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内涵和途径。稳定低生育水平, 提高人口素质, 改善人口结构, 引导人口合理分布, 保障人口安全, 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把人口问题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2

姓名：黄冰琪学号：20080102087专业：财务管理班级：3班

摘要：目前我国的人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尤其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对于人口现状的分析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能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此，仅就人口对我国旅游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希望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有利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人口现状、旅游业、关系、影响、措施、发展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显现，日趋紧密，日趋复杂。中国的人口问题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基于人口数量的问题；二是基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三是基于人口素质的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这几类问题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并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现在，就人口问题对服务业中的旅游发展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人口对旅游的影响及国家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以最好限度的发挥积极作用而把消极作用降低。

一、人口数量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人口基数比较大，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较快，人口分布不平衡。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的人口快速增多，对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促进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带动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人口基数大可以使旅游人数呈现上涨的趋势，分布不均可以带动城乡的人口流动，既有利于发展农村特色旅游产业，也可以减轻城镇人口的生活压力，缓解城市人们在高强度条件下工作的情绪。

我国的人口数量问题虽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积极的作用，除了上述几方面有利的条件之外，人口数量中流动人口的加速流动使各个地区的流动人口发生变动，在某一方面来说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譬如有些流动人口在某市暂时生活，他必然会对当地的特色文化和产业有了一定的了解，或者说他本身也属于增加了旅游的人数，而当他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或者工作的时候就会把某市的特色和文化宣传出去，这也在一些程度上给旅游的发展做了一次推广。而且人口数量的增长还可以带动当地就业水平和旅游附加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旅游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趋势只是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变化，而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相应变化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和整个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方面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储蓄和投资、消费需求、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供给等；在社会发展方面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收入转移、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家庭结构和生活安排、代际社会代际关系和社会分层等。老年人的数量和消费逐渐增加，对我国的旅游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老年人旅游市场的开发将是我国旅游市场开发的重点方向。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中开发老年旅游势在必行。而老年旅游市场如同老龄问题一样，也是旅游市场开发的热点问题。开发老年人旅游市场，促进旅游业的振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老龄人员并不像年轻人一样喜欢刺激和冒险，他们可能会偏向一些老革命文化区和红色景区，这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和爱国的精神也有一定的影响，老人都会带着这样那样的心理来感受

那种氛围，而且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影响他们的下一代。老人旅游已经是一项比较成熟的产业了，这也同时带来了老龄产品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也相当于在相当的范围内推动了当地的老龄化市场走向繁荣与兴旺。

三、人口素质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劳动生产经验以及在教育培训中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高低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的指标主要是受各种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科技研究人员的比重，劳动者的文化构成，职工技术等级构成等。人口的素质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当代，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在旅游发展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产生所谓的“明星效应”，提高当地旅游发展区的知名度和为开发新的旅游文化区提供了有力的先决条件，也对当地相关的产业和产品未来的市场提供了基础。

人口素质高可以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先锋和带头的引领作用，而在有的时候高素质的人才也可以为旅游的发展起推动和带动效果。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高素质的导游来为你讲解当地旅游文化和故事，你会不会下一次还想再来到这个地方再一次参观那些景区，又或者你为了可以听到那些不所不熟知的传奇和特色，而在次选择那个导游，这些都可以使旅游产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发展。当然，在这个方面中国人口素质显然还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平，这就要求政府和国家为提高人口素质而采取有效积极的措施。

四、政府应如何调节这些因素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

综合以上各项因素在旅游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不可避免的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额问题，为此政府就必须为促进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保证旅游业健康文明迅速的发展。

1、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虽然人口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旅游行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方面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因为人数的增多同样会给当地旅游去带来环境破坏、生态污染等问题，也对当地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国家一定要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同时也要鼓励发展当地旅游文化的向外发展，减轻旅游景区承担的人口负重，努力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自然旅游区的生态文化和产业发展。

2、提高社会保障生活水平。随着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国家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老年人的社会生活水平，可以让其有条件去享受生活，并给他们安排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政府可以增加老龄人专门旅游风景区，为他们提供专门的服务，从而可以对老龄化的市场成熟发展奠定了基础。

3、提高人口素质。我国人口素质偏低这对现在处于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时代是不能允许长期存在的。

提高人口素质对于调节上面两个问题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人口数量的控制。过多的人口总量将带来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等，这些都不利于人口素质的再提高。因此，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把工作重点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是对我国人口素质具有非常重要性的要求。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全民健身氛围的形成，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是的基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身体素质的培养。因此，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重大疾病防控工作；深化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新型的医疗救助体制，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以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

人口的控制、投资与发展 篇3

人口更多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则提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这是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那么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１３亿人口日的到来晚了四年，确实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预留了时间和空间。首先，这四年为缓解中国人口和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创造了机会。其次，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的后列，但是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和人口品质的改善。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成本与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警惕、而担忧。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应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这个问题，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或许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措施。如果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人口不仅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２１世纪是倡导“人脑论”的世纪。从过去单纯通过降低生育率达到“节流”的目的，到现在的节流（控制生育增量）和开源（开发人力资源）并举，反映出人口治理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更好发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人口作为负担的因素被消解、作为资源的力量得到激发，特别是人口身上蕴藏的脑力资源日益得到重视。要使未来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投资人口、开发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出路。当然，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总之，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人的发展方向、程度和绩效。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4

关键词：成都市,人口预测,发展趋势,分析

0 引言

2016年1月1日全国各省市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必将对成都市未来的人口数量、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 从而对劳动力供给、老龄化速度、甚至妇幼保健、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在对成都市人口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2015年1%抽样调查数据, 预测未来十五年成都市的人口发展趋势, 通过此研究, 准确把握成都人口数量、结构变化趋势及特点, 对研究制定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对研判全省人口形势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成都市人口现状

根据成都市历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成都市的常住人口不断增加。2000年为1124万人, 2005年增加至1221万人, 2010年增加为1405万人, 2015年进一步增加至1443万人。不难发现, 2005—2010年是成都市人口增加最快的五年, 平均每年增加36.8万人;2010—2015年的增速有所放缓, 五年一共才增加38万人。2015年, 成都市城镇化率到达71.5%, 处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

2 人口预测方法及参数设置

人口预测的方法有很多, 如:人口增长率法、logistic模型、指数法、灰色系统法等, 但是很多的预测方法都只能获得数量, 具体结构却很难。为此, 本文选用内森·凯菲茨模型, 即人口矩阵预测方程式来预测, 该方法能较为准确的预测各个年龄组的人口变化。以2015年成都市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数据, 采用国际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对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进行预测。由于资料所限, 加之相应的调查数据较少, 本次预测没考虑人口迁移因素。其他参数设置如下:

(1) 总和生育率。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成都市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6, 比2010年的0.80略有上升, 这主要是因为受到2014年初开始执行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本文参考了以往相关研究[1,2,3], 并考虑到全面二孩可能有三年的累计堆积期, 最终将未来十五年的总和生育率设定为:2016年为1.1, 2017年为1.05, 2018年为1, 2019—2030年均为0.95, 这是方案一。另外, 本文增加方案二进行对比分析, 保持2016年以前的单独二孩政策, 即假定保持以后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均为0.86。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其他参数一致。

(2) 死亡率。在成熟的生命表技术基础上确定本次预测的死亡水平和模式。根据成都市及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普查的年龄别死亡数据, 编制成都市人口完全生命表, 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生命表。对三张生命表的存活率进行Brass~Logist变换, 求出相应的α和β, 得到成都市人口死亡模式的“标准生命表”。

(3) 平均预期寿命。根据2015年成都市人口普查资料数据编制的生命表, 显示男性预期寿命为76.1岁, 女性预期寿命为81.3岁。结合联合国预期寿命的步长经验值及成都市以往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情况, 假定2015—2030年, 每年成都市的男性和女性人均预期寿命均以每年0.2岁的标准延迟。

(4) 出生人口性别比。从近年来成都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来看, 已经基本回归102-107的正常值范围, 因此, 本文假定未来十五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105的正常值。

3 成都市未来十五年人口发展趋势

(1) 人口总量。通过预测发现, 方案一下, 2016年成都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447.9万人, 2017年达到1450.5万人, 2018年进一步到达1452.0万人, 2019年到达成都市的人口峰值1452.4万人。之后, 人口数不断减少, 2030年将减少至1420.3万人。总体而言, 未来十五年, 在不考虑人口迁移流动的情况下, 成都市的人口总量基本保持在1400多万。如果保持单独二孩政策的话, 成都市的人口在2017年到达峰值1445.6万人, 之后逐渐减少, 2030年减少至1404.2万人。可见, 相比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 2030年的总人口会增加十几万。

(2) 出生人口。方案一下, 受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 2016年成都市出生人口将增加为13.0万人, 比2015年多出生3万人左右, 2017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人, 2018年11.3万人, 之后不断下降, 2030年出生人口数减少为7.2万人。方案二下, 即保持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 2016年成都市的出生人口数为10.2万人, 之后逐年减少, 2030年减少至6.6万人。可见, 与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相比,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出生人口数在2016-2018年堆积期后, 每年多出生几千人, 且多出生人数逐年减少, 2030年只多出生0.7万人。

(3) 人口年龄结构。方案一下, 成都市未来十五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总体表现为:少儿比重先保持稳定, 在2020年后逐渐下降;成年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具体数据来看, 2016年, 成都市的少儿比重为11.8%, 2017—2019年均为11.9%, 2020年又下降至11.8%, 之后不断下降, 2030年, 仅为9.8%。2016年成年人口比重为75.0%, 2020年下降至71.9%, 2025年下降至71.5%, 2030年进一步下降至67.5%, 可见2025年后成年人口比重下降速度明显。2016年老年人口比重为13.3%, 2020年上升至16.3%, 2025年上升至17.5%, 2030年进一步上升至22.8%。可见, 2025年后, 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也反映了全面二孩政策后, 成都市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如果不执行全面二孩, 即方案二下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 2016年少儿比重要低0.2个百分点, 2020年要低0.5个百分点, 2030年要低1.1个百分点, 2030年老龄化也要更加严峻, 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3%, 比全面二孩情况下高0.2个百分点。

4 结论

文章基于2015年成都市1%抽样调查数据, 结合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两种方案预测了成都市未来十五年的人口走势, 比较结果发现, 全面二孩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人口的增加, 均衡人口年龄结构, 但是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如何解决成都市未来人口问题, 需要在人口政策进一步适度放宽的同时, 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同时, 在城镇化进一步提升的过程中, 要考虑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综合问题, 让流动人口, 尤其是农民工真正留住, 实现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 2014 (02) :3-17.

[2]乔晓春.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J].人口与发展, 2014 (06) :2-15.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5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需求不断升级的今天，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追求人口规模适度方面，而是有了更为全面、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层次上，它要求不但人口自身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而且人口与外部各个因素之间也要相互匹配；在内容上，它要求不但要实现人口数量上的理想状态，而且要实现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多方面的理想状态。在此背景下“人口均衡”概念被提出来，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数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种以人口均衡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集中反映为出生性别比失衡，这已成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背景

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了国际人口大会，强调不适当的高生育率对国家、家庭和个人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并阻碍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想社会兴旺、经济腾飞，就必须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因素——人的发展。1994年，根据人口出现的新问题，在开罗又召开了有史以来联合国规模最大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以“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突出了人权，包括发展权，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讨论人口的问题，对人口、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人口的更新、世代的更替以及单纯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也包括人口更新和世代更替过程的若干“质量”方面的属性特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或人口发展持续性的“质量”属性特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合理的性别结构。

二、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现状及原因

（一）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状况。

出生性别比是指某地区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生的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对于出生性别比值域的界定，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顾及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中指出：“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置于102——107之间。”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是102——107之间。

在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的有11个省市，出生性别比高于110 的省市是安徽、河南、广东和广西；在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出生性别比在正常值域内的只剩下6个，分别是上海、贵州、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而出生性别比高于110的已经由1982年的4个省市增至15个省市；再看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情况：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的省市只剩下3个，出生性别比在110——120之间的省市有17个，高于120的省市有7个；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在110——120之间的省市增加到了18个，出生性别比在120以上的增加到了8个。由此可见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不再是局域性的，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导致我国出生性别比连年持续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二）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

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原因本文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思想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使人们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健全的情况下无法真正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民宁愿交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也要追求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二是我国国家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人们为了尽可能的满足自己生育男孩的需求，人们通过B超技术鉴定婴儿性别和人工流引产满足男孩偏好的性别选择。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的滥用是导致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中缺乏性别平等的视角,导致一些政策规定传递到人们那里就是生儿要比生女好。这些政策法规上的性别不平等，使本已存在的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1987年世界环发大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强调和谐”，“追求公平”。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是不利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

（一）以人为本。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社会中人都是居于主要地位，人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体现为男女两性比例的失衡，这将直接影响人口的再生产，人口无法持续绵延。人口的再生产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人口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的话，那么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二）强调和谐。出生性别比偏高本身就意味着男性与女性人口数量的不匹配。当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同批人成长到婚育年龄时人口的最大可能性婚配概率只能以人数“短缺”的女性为基数，在同批人中“富余”出来的男性根本不存在与之相配的女性。这样男性不得不寻求其他办法，这样婚外恋、强奸、包养等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随之涌现，而社会的不稳定必将影响人口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篇6

我国政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这项政策将继续积极有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博士就曾提醒我们：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在经济上获益 ，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人口老龄化，致使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使其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发展优势。日本如今缺乏有技能和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人口，且人口严重老龄化， 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克莱因博士认为，日本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曾预见五十年后的情景而面临人口问题，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新世纪中叶重蹈覆辙。

从人口战略的角度来说，目前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20年。日本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利用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规模，加速经济的发展，从而跻身世界经濟大国的行列。因此，人口学家往往称这段时期为发展社会经济的“黄金时间”，或称之为“人口红利”。

日本著名学者黑田俊夫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时的情景酷似。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日本手中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成为世界的生产中心，就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而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不是空想，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因此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间”使经济高速发展并尽量延长这个时期，避免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由于人口增长缓慢而导致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当然，这需要我们提前对人口战略和策略进行相关调整。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在人口转型上也领先全国。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早于全国21年。相应的，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的“黄金时间”也早于全国20年左右，上海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当然，这都是就上海本地人口的发展形势而言的。目前，尽管有大批农村劳动力和外来人员补充上海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但上海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已经开始逐步回升。根据这一发展趋势，上海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口、教育、就业、保障等政策作出调整。

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当我们评论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方式是否适当时，要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自然的、技术的诸多环境中来考查，单就人口自身的状况而言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人口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我们既要看到人口控制政策的胜利成果，也要看到人口结构有没有朝着头重脚轻的不和谐方向发展。所以说，在人口发展方向和战略上不能一味地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或负增长，那样的话，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仅会丧失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而且人口问题将再一次从另一个方向成为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解决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落在经济发展上，只有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才能扩大市场、刺激消费，才能加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7

一、青海省人口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青海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共普查413个街道、乡、镇, 其中包括30个街道、230个乡、137个镇以及16个类似的乡级单位;共普查居委会、村委会合计4510个, 其中居委会644个, 村委会3807个;共普查小区21899个。

(一) 人口数量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截至2010年底, 青海省总人口为562.6722万人, 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是增加44.5162万人, 增长率为8.59%。纵观青海省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年中的变动情况, 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 自1949年以来, 青海省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 但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变缓, 除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素之外, 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分区来看, 西宁市2010年的总人口是220.8708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39.25%;海东地区2010年的总人口为139.6846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10.22%;海北州2010年的总人口为27.3304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2.21%;黄南州2010年的总人口为25.6716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6.21%;海南州2010年的总人口为44.1689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11.22%;果洛州2010年的总人口为18.1682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2.37%;玉树州2010年的总人口为37.8439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33.38%;海西州2010年的总人口为48.9338万人, 占青海省总人口的17.33%。

(二)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 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根据2008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青海省0岁~14岁人口总数为117.7107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0.92%;15岁~64岁人口总数为409.4933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78%;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35.4682万人, 占总人口的6.3%。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攀升, 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

(三) 性别结构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 青海省人口的性别比例和2000年比较, 变化不明显。全省2010年的性别比为107.40, 2000年的性别比为107.06, 二者几乎相等。但是略高于全国的比列, 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20。除果洛州和玉树州有一定增长外 (果洛州2010年为110.53, 2000年为105.94;玉树州2010年为106.04, 2000年为100.37) , 其他各州基本保持不变。

(四) 家庭户规模

目前, 青海省共有家庭户152.9040万户, 家庭户人口528.4525万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为3.46人, 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全省共有家庭户125.7158万户, 家庭户人口497.1994万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为3.95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 户均人口数减少了0.49人。

分地区来看, 各地区的家庭规模都成减少趋势, 其中, 玉树州的家庭规模变化最大, 2010年比2000年减少0.90人, 海西州的家庭规模变化最小, 2010年比2000年减少0.16人。家庭平均人口数量的减少, 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五) 民族构成

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其中主要的民族包括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2010年普查的结果来看, 汉族总人口为198.3516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3.02%;藏族人口总数为137.5062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4.44%;回族人口总数为83.4298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83%;土族人口总数为20.4413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63%;撒拉族人口总数为10.7089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90%;蒙古族总人口为9.9815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7%;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2.2529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0.40%。

从各民族人口变化情况来看, 各民族人口都成增长趋势。其中藏族增长最快, 2000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94%;蒙古族增长率次之, 2000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17%, 撒拉族人口年均增长率排名第三, 2000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12%。这与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有关。

二、青海省人口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环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近年来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 但是人口数量持续增加, 以后的一段时间也会继续增加。

(二) 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令人担忧

青海省目前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问题均应引起足够重视。2010年青海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30%;而西宁市更是达到了7.52%, 老年人口总体的增长速度很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家庭小型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 年轻夫妇一个孩子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普遍模式, 这导致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纷纷外出打工, 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 老年人本来就需要人照顾, 现在却要照料家务和子女的孩子, 负担相当沉重。以上问题都对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了种种挑战, 未富先老成为青海省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三) 人口素质亟待提高

人口素质的高低与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直接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 青海省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尽管青海省的人口文化素质提高较快, 但与经济发展要求差距较大, 特别是人才流失直接影响青海省经济的腾飞。首先,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其次, 文盲的比例仍然很大, 有些地方甚至有大幅增加的现象。全省2010年的文盲人口数量为57.5773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0.23%。而且各地区分布不均匀, 黄南州文盲人口的比例高达22.37%, 其中泽库县的文盲人口比例为29.66%, 而海东地区的化隆县更是达到了30.06%。文盲人口的高比例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三、青海省人口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 继续控制人口数量, 稳定低生育水平

要解决人口生育系统目标责任制进行监督考核, 对监管不力的部门及负责人实行一票否决制。发展生产力, 改变农村地区生存环境。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加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 改善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 降低人口的依赖程度。同时, 对条件很差, 难以通过发展而贫的农村地区, 结合小城镇建设实行整体搬迁, 彻底改变村居民的生存环境。完善以居住地管理为主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体系, 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建立以财政为主渠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投入机制, 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必需的经费支持。

(二)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应对人口老龄化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好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首先是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机制。养老保险是国家、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制度法规而形成的养老保障体系。应在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 逐步推广农村养老保险。目前国家已经开始在全国试点农村养老保险, 青海省也已选择了部分县试点, 在试点的基础上应尽快推行农村养老保险, 以保障广大农村老年人的权益。

其次是探索符合实际居家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 目前无养老保障在城市还是农村仍占主要地位, 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不会有大的改变, 社会化养老短期内很难替代家庭养老。因此必须探索适合青海省实际的居家养老模式, 这需要政府大力扶持, 在资金和政策上都给予倾斜。

第三是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今后社区养老的作用将不可低估, 社区养老应以街道办、乡镇村为单位, 为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学乐提供各种服务。社区养老应该包括满足老年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等不同方面的要求。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 可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 又可以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 子女往往只能满足老年人的经济和亲情需求, 而在满足老人文化生活、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方面有一定的缺失, 社会养老服务恰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三) 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涉及到方方面面, 最为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努力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 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改革基础教育, 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 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教育投入的重中之重应该放在农村地区, 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费的投入, 应给予扶持和倾斜。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人才流失。

摘要：青海省人口发展主要存在着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素质较低四个方面的问题, 为此, 青海省人口发展必须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稳定低生育水平;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科学教育文化发展, 降低文盲人口数量和比例, 提高人口素质。

关键词：人口数量,教育程度,老龄化

参考文献

[1]王红宇.青海人口特征与人口结构变化[J].统计分析, 2004 (2) .

[2]廖霞.2008年青海人口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J].统计分析, 2009 (5) .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8

1.1 研究背景

自18世纪以来,众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得出了诠释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许多理论。我们认为,适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人力资本论[1]在解决云南省人口经济社会问题上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从人口数量上看,云南省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了资源环境开发的巨大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在人口质量上,人口素质较低,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创新能力差,知识经济发展缓慢,产品科技含量不足,经济效益低下;在人口结构上,人口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业人口比重大,贫困人口数量大;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峻考验。因此,云南省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恶性循环的态势(图1),亟待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1.2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

该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是解决人均GDP与人口增长率、人口老龄化水平之间密切程度的测度;回归分析是解决人均GDP与人口死亡率、人口文盲率、城镇化水平和非农人口比重之间的联系形态,确定要素之间的定量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研究两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并用适当的统计指标表示出来的一种统计方法[2],其目的在于计算出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程度和性质表征量的相关度,相关度有方向和数量两方面的属性。相关方向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种。两个要素如呈正相关关系,表示两者同方向变化,即Y随X的增加而变大或随X的减少而变小;两个要素如呈负相关关系,表示两者反方向变化,即Y随X的增大而变小,或随X的减小而变大。相关度用R(相关系数)表示,当相关系数︱R︱越大时,两变量相关程度越密切;当︱R︱越小时,两个变量的相关程度越差。

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是对具有相关联系的要素根据其联系的形态选择一个合适的数学模式用来近似地表达要素间的平均变化关系,该数学模式称为回归模型(回归方程)[3]。确定回归方程后,主要有3个动能:一是单位自变量引起因变量变化程度的大小;二是可对因变量的未来进行预测;三是可提出对因变量在量上控制的要求。根据本研究项目的要求,这里只需要进行人口要素与经济发展要素间的一元回归模型:undefined,应用最小二乘法计算a和b,计算a和b值后需要对该一元回归进行显著性检验(略)。

1.3 指标与数据

从本质上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谋求人口发展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社会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的状况,同时人口要素的变化又会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4]。根据此观点,我们将人口要素分为3类: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人口数量要素采用人口增长率(X1),人口增长率不但表现了人口增长的快慢,而且是确定人口转变模式的关键因素;人口质量即人口素质,分为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用人口死亡率(X2)表征,文化素质用人口文盲率表征(X3);人口结构分为三个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镇化和人口从业结构。根据云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我们用人口老龄化(X4)体现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云南省有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问题,所以将人口城镇化水平(X5)作为人口要素的一部分。人口从业结构体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所以将非农人口比重(X6)作为人口结构的一个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表征上,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关键,是区域发展解决的核心问题,只有经济不断发展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所以选取人均GDP要素而不选取GDP增长率。因为相比前者与人口相关性更大,而后者是间接相关要素。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5]以及云南省当年统计年鉴[6]和资料[3]整理各自变量和因变量得出16地市(州)的数据(表1)。

2 人口属性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

2.1 人口数量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人口增长快慢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就云南省经济发展现状而论,人口增长快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较缓慢的特征。其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社会发展程度好,人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推动作用远远小于人才资源的作用;人口意识形态较先进,综合表现为人口转变模式的较快发展,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对人均GDP的影响上。人均GDP是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决定的,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我们以云南省2005年16地市州的人均GDP(Y)和人口自然增长率(X1)为标本进行云南人口数量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应用相关性分析方法计算得出R=-0.665。这表明云南省人口数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低度负相关,但这一负相关性程度较大。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发展是个缓慢的过程,人口增长必须和其他因素通过一连串的反应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诸如人口迁移等因素也会影响着区域人口增长,进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2.2 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回归分析与检验

人口素质一般分为三方面,即人口身体素质、人口文化素质和人口思想道德素质。鉴于后者的主观性较强,统计难度大,而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前两个方面弱,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人口文化素质代替。我们进行了人口身体素质和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①人口身体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人口死亡率是表征人口人体素质的重要指标,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或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人口死亡率较低,当然我们必须排除偶发年份自然灾害的影响。从云南省2005年各地市州人口死亡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关系可以看出,人口死亡率较高的昭通、丽江、怒江等市州的人均GDP在全省处于落后地位,人口死亡率较低的大理、楚雄、曲靖和西双版纳州的人均GDP排名靠前,全省其他市州排名上有差异,但没有出现人口死亡率很高而人均GDP也很高的情况。这些数据说明,云南省各市州的人口死亡率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较为密切。以人口死亡率数据为自变量X2、以人均GDP为因变量Y,建立回归方程式:Y=a+bX2。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最小二乘法得回归结果为:Y=10488.51-797.75X2,F检验显著。这说明云南省各市州的人口死亡率和人均GDP确实存在较高的线性关系,并且人口死亡率每下降1%,人均GDP将增加797.75元。②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与检验。经济增长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通过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同时,在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当代,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可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步伐。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加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样有利于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经济发展与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小学文化以下人口比率是反映区域教育事业以及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尤其从云南省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看,利用该指标不仅可反映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程度,还可衡量区域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以云南省各市州的小学文化以下人口比率为自变量X3、以人均GDP为因变量Y,建立回归方程式:Y=a+bX3。对16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的回归结果为:Y=8323.35-295.74X3,F检验显著。由此得出云南省各市州的人口文化素质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和较为密切的负相关关系。人口文化素质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小学文化以下人口比率下降1%,人均GDP可增加295.74元。

2.3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回归分析与检验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高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人口结构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乡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三方面考虑。人口年龄结构不但体现了区域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且从未成年人负担率和老龄人口负担率可分析区域社会事业发展的障碍和方向性问题。人口城乡结构一般可用人口城镇化水平表征。从当前云南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看,走城镇化之路是解决众多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标进行人口结构分析可得出云南省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以及城镇化发展的迫切性。根据克拉克定律[7],人口产业结构反映区域产业发展的高度,进而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对非农人口比重与人均GDP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研究云南省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①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中的重要指标,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也是经济发展后的必然趋势,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老龄化水平就越高。但是有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由于强辐射吸引能力而成为劳动力转入地时将对该规律产生一定影响,但基本与其相符。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人口老龄化发展较快时,人口老龄化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严重的情况只有在发达国家出现。以2005年云南省各市州的人口老龄化水平(X4)和人均GDP(Y)的数据为标本进行云南省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分析,应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计算得R=0.471。从数据看,云南省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水平呈低度正相关,这与云南省人口转变模式基本吻合。云南省处于“布莱克”模式[8]中后期扩张阶段的初期,人口增长速度要远远大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但是人口老龄化已初步显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昆明、玉溪和楚雄等地老龄化问题较突出,而其他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不突出,因此云南省必须从现在开始逐渐做好老龄化高峰到来的准备。②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与检验。经济发展速度越快,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越迫切,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也越快。同时,由于城镇经济运行效益较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从2005年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镇化率的数据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前三位的昆明、玉溪和西双版纳人均GDP也排在全省的前三位。以云南省2005年各市州城镇化水平为自变量X5、以人均GDP为因变量Y,建立回归方程式:Y=a+bX5。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分析的结果为:Y=-2591.47+278.38X3,F检验显著。通过以上拟合的方程式可知,云南省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有着较高的正线形关系,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人均GDP增加278.38元,因此加快城镇化发展是促进云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③人口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回归与检验。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人口的产业结构。同时,人口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也有较强的反作用。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从2005年云南省各市州非农产业人口比重和人均GDP数据表中可见,它们呈现正相关关系。昆明市工业基础较好,非农人口比重大,人均GDP也相对较高,其它市州的非农人口比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吻合。本文将各市州非农人口比重设为自变量X6,以人均GDP为因变量Y建立回归方程:Y=a+bX6,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结果为:Y=-40481.44+2979.40X3,F检验显著。由拟合方程可知,云南省人口产业结构水平与经济发展高度有着正向线形相关关系,非农人口比重每增加1%,人均GDP将提高2797.40元。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这一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途径的重要性。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关于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相关及回归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①云南省人口各要素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人口增长快慢与经济发展呈中度负相关;与人口结构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相比,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较低;人口素质中的身体素质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大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原因是云南省人口转变模式还比较落后。在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小于人口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原因也可归结为云南省人口转变模式的滞后性。人口城镇化和人口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关系。②继续加大力度控制人口增长。云南省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模式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的20年间可能还会保持2‰的差距。云南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要到2030年才基本接近全国水平[10],庞大的人口数量将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加大人口增长的控制力度。控制人口增长不但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避免了贫困人群的不断扩大,减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③从基础教育做起,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云南省基础教育较落后,尤其是民族地区,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较大,与东部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有很大差距。基础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促进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同时,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开发机构的政策调控,提高人口的职业技术素养,推动云南省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提高经济生产率。④做好“银色浪潮”的物质和政策体系准备,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从人口老龄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关程度较低反映出人口老龄化除经济较发达的一些地区较突出外,老龄人口的赡养还没形成普遍问题,但我们必须提前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加强老龄事业的综合规划,在消费结构、住宅建设、医疗事业、娱乐设施、老年教育等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其次,从数据分析看,人口城镇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开发、转移对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云南省必须坚持加快中小城镇建设的方针政策,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人口的城镇化水平。⑤调控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制定并实施人口转移政策。从云南省各州的人口属性数据上可见,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分布也存在不合理情况。如有的人口居住在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生存条件无法保障的区域,需要运用经济和行政的手段,有计划地适当调整人口的地区分布。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地区之间产业配置等措施调整人口地区分布;继续探索并通过发展中小城镇、搬迁城址、异地扶贫、异地环保等,调整人口的地区分布[9],从而实现人口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从根本上落实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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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文波,陈红艳.实用数据统计分析及SPSS12.0应用[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127-128.

[3]王洪芬.计量地理学概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60-61.

[4]肖立见,张俊良.转变时期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98-108.

[5]云南省人民政府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七彩云南人口数字——2005云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P].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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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71.

[8]李仲生.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

[9]施本植.云南省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调控[J].经济问题探索,2003,(4)∶12-16.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9

1 文献综述

1.1 国外文献回顾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关系研究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

卡洛.M.奇波拉 (1978) 认为大量的人口意味着实行分工与规模经济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些可能性有助于人均收入的增长, 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教育状况。

Jones (1995) 认为内生增长理论归根到底的假设是一个线性微分方程, 但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线性微分方程不够明显直观, 在文中, 作者将增长率内生模型中去, 得出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是成正比的, 其中的比例系数为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系数。

Darrat (1999) 通过对2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 人口的快速增长可能是贫穷的结果而不是导致贫穷的原因。

1.2 国内文献回顾

王谦, 郭震威 (2001) 认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 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

李仲生 (2008) 认为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 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往往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它对需求影响的刺激, 促进新市场的形成;可以降低投资动力的风险, 并促进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 我们可知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复杂的非线性的, 甚至非稳定的关系, 具体如何还取决于其他的各种因素。

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的选择和设定

葛小寒、陈凌 (2010) 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变化关系式, 采用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 用人力资本, 人口变动量, FDI贸易依存度作为解释变量。其中用人均教育经费来度量人力资本, 用人口增长率来表示人口变动量。本文认为若是直接采用实际出口增长率来度量, 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用实际出口增长率来代替FDI和贸易依存度这两个解释变量。本文利用各个地区的资本存量的变化率作为解释变量, 来衡量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由此, 可以得到初步计量模型:

g=c+β1X1+β2X2+β3X3+β4X4。

其中X1为人口增长率;X2为人均教育经费;X3资本增长率;X4为为出口增长率。

由于本文采用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1996年到2008年共13年的面板数据, 因此上述计量模型改写如下:

git=cit+β1itX1it+β2itX2it+β3itX3it+β4itX4it+εit。

其中i为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t=1996, …2008, 共13个年度。

2.2 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29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作为样本。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 将重庆归入四川省, 西藏则缺乏数据没有包含在样本中。文中所有基础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处理。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所有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均采用Stata10软件完成。首先对处理所得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 来选择所使用模型。以下是使用对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

然后根据所选模型分别对总体数据进行估计。其次, 对于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 各地区之间, 不同省份之间, 由于地理位置、开放程度都不尽相同, 因此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 再进行区域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2所示。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分析。

人口增长率 (X1) , 衡量人力资本的人均教育经费 (X2) , 资本增长率 (X3) 和实际出口增长率 (X4) 四个指标的系数均为正数, 且都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四个指标对GDP的增长都是有促进作用的。从数值上看, 人口增长率 (X1) 的系数为0.0385, 高于人力资本项 (X2) 的系数0.0059, 人口数量上的因素对GDP的影响要大于人口质量因素。资本项 (X3) 对GDP的增长促进作用最为强烈, 表明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资本的投入。此外, 出口项 (X4) 对GDP的增长作用也相对明显。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使用Stata10软件完成。

其次从区域层面来分析。

(1) 人口增长率项系数β1西部>β1中部>β1东部, 即人口数量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西部要大于中部大于东部, 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东部地区的系数则相对最小, 也小于全国的系数, 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对于劳动力的依赖也在三个地区中试最低的。

(2) 衡量人力资本的人均教育经费项系数β2东部>β2中部>β2西部, 即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东部要大于中西部, 也就是说,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劳动力质量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而中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对GDP的影响程度要相对较小, 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层次较低。

结合人口增长率 (X1) 和人力资本 (X2) 两项, 我们发现可以二者可以相互验证。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都要相对较高, 因此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要高于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更多的是依靠增加劳动力数量的投入, 因此在X1的系数东部最小, 中西部最高, 而X2的系数东部最高, 中西部最小。

(3) 资本项 (X3) 的系数β3东部>β3中部>β3西部, 即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东部地区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且都为正向促进作用, 这也符合我们的一般预期。也就是说, 目前东部的地区的发挥, 资本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即投资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影响最大。

(4) 出口增长率 (X4) 的系数β4东部>β4中部>β4西部, 即尽管出口对于经济发展都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但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这说明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开放度较高, 对出口的依赖较大。而中西部则正好相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29个省份从1996到2008年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发现, 第一, 人口增长、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并且人口增长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 而人力资本即劳动力质量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影响是不同的。第二, 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资本项目, 即投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人力资本的质量对经济发展还没有发挥显著影响, 也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第三, 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正相关, 东部地区要好于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虽然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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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桂新, 陈冠春.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J].人口学刊, 2010, (3) .

[7]覃东海.对我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兼论我国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J].人口与经济, 2001, (10) .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10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其关系不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轴心问题, 也是研究经济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 因此, 长期以来备受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关注。人口集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 也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 只有掌握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才能真正找到人口发展和变动的根本原因: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亦是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掌握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找出人口发展和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这两者关系的最终目的。

毋庸置疑, 研究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始终是相关学者研究的重大问题。郎永清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如时间、地点等, 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也相继深入探讨。陈友华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跨期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由负转正, 并增至10%以上。而刘洪银则发现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 对经济增长的显性作用不强, 但隐性作用影响较大。部分学者对宁夏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马金龙、胡志绚、杨国涛分别从人口流动、城镇化和回族传统文化的角度, 对宁夏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

本文从微观层面分析入手,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有关统计资料,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西吉、泾源和海原四个回族聚居县人口发展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就其人口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探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成因机制、为回族聚居区人口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路径。

二、回族聚居区人口现状特征

(一) 研究区概况

同心县、西吉县、泾源县、海原县四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地区, 位于北纬36°40′-38°20′, 东经104°50′-107°40′之间。总面积1.581万平方千米, 约占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的30.43%, 平均人口密度为68.5人/平方公里。宝 (鸡) 中 (卫) 铁路、石 (嘴山) 郝 (家集) 高速公路、309国道、109国道等交通主干线纵横穿过, 交通区位条件比较优越。

本区地区生产总值为656855万元, 占全区GDP的4.85%.第一、二、三产业总值依次为193808、150599、312448万元, 分别占全区的15.2%、2.3%、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95.41、34082、4048.33元, 比全区依次低1651.66、4030、1242.82元。

(二) 人口发展特征

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截止2010年11月1日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8666.19万人, 回族是继壮族之后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 占宁夏总人口的34.77%, 占宁夏少数民族人口的98.16%。近些年来, 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人口发展明显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1. 人口增长速度小幅度下降, 但明显高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

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 增加了33.61万人, 累计增长和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减少了1.8%和0.03%, 比同期汉族人口分别增长了2%和0.33%, 比同期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减少了7.5%和0.57%, 但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累计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速度。

2. 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但人口文化结构依然落后。

2010年回族聚居区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34.93%, 比2000年的28.66%显著提高了6.27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04年。从各种受教育构成来看, 目前回族聚居区的人口总体素质偏低, 其中小学受教育人口最多, 占53.6%, 初中占26.7%, 高中占6.92%, 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仅占3.06%, 其受教育程度中心主要在集中在中下层。与2010年相比, 2000年初中、高中、大专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别增长了17.9%、4.03%、2.58%。

三、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本论文运用SPSS中的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进行分析。根据2011年宁夏统计年鉴数据, 本论文选取了人口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15-64岁人口比重作为人口指标, 选取GDP、人均GDP、农业劳动比重三个指标代表经济发展状况的变量, 以同心、西吉、泾源、海原四县的有关资料为样本数据, 计算出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 分析它们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口数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计算得出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密度、平均家庭用户规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4个人口变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村居民纯收的入和职工平均工资等四个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人口出生率与四个经济指标的相关性为正, 其中与人均GDP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达到了0.919, 人口出生率越高, 其经济与人民生活发展其中人口出生率是4个人口指标中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指标。

(二) 人口质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一般文盲率与四个主要经济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表, 一般文盲率越低,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越高。

(三) 人口从业结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四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 其中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到-0.980, 在业人口中第二产业人员比重越高, 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及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 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却越低。

(四) 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县域发展的影响

从表4以看出, 城镇人口比重其他三个经济指标与其的相关性都比较显著,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9、0.660、0.3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外出人口比重的相关性较为显著, 相关系数分别为0.480、0.691、0.507, 其中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存在负相关性。

四、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 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为出生率、一般文盲率和二产人员比重, 而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其影响较为小。针对以上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进行分析, 其原因如下。

(一) 少数民族享受生育照顾政策

回族聚居区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9.47‰, 人口死亡率为5.51‰,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96‰, 明显高于总人口自然增长率11.04‰的水平。显然高自然增长率是宁夏回族人口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主要是少数民族可享受生育照顾政策, 其城镇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二胎, 这些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回族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二) 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和文化产业结构比较落后

由于高学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过低, 造成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和人口文化构成不够合理, 从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宁夏回族聚居区人口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一是贫困的强烈影响, 二是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三) 人口从业结构不合理

回族聚居区第一、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回族人口比重分别为52.65%和27.43%, 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9.92%。该区的回族人口的一般就业率为53.24%, 汉族为56.04%, 与汉族在业率相差不多。但是回族聚居区的人口保持着传统落后的农作方式, 使得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和资金、技术相结合, 而是聚集在第一产业中, 使得第二、三产业人口比例过低, 这种传统的人口结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很难从整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 重视并改善回族人口从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五、促进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对策

(一)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努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吸引外资、技术和人才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发大力宣传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提高农村女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 减少农村女童的辍学率。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均等, 加强对回族聚居区教育投资力度, 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采取各种优惠政策, 努力做好宣传工作, 从外部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人力资源的就业率是脱贫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手段。

(二) 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 合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

从回族聚居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和优化人口从业结构, 促使劳动资源趋于合理。加大第二、三产业的从业力度, 将过多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发展一些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乡镇企业等。提高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劳动者的素质。

人口与社会发展分析 篇11

关键词：老龄化；经济影响；养老保障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1.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云南省普查实际登记的人口中，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5.23%，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3%，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0%，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54%[1]。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进而得出结论：随老龄划人口的比重上升，使得劳动力成本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同时社会又有大量的老年人需要供养，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但我省人口老龄化也带来“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1.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素质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后的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失，老化的劳动者面对职业变换日益频繁的现状，其适应能力较差。[2]老龄化比例上升，各个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紧张。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跟不上岗位的需求，为了补足那些岗位的空缺必须降低岗位的录用标准，使得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所下降。

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2.1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引起社会消费与储蓄比例的波动，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增加，储蓄倾向降低。这种转变会产生影响：一是社会消费需求，包括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将会增加，社会消费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个人和家庭储蓄减少。个人消费与储蓄倾向及模式的变化，会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的影响。

2.2抚养比的上升对云南省经济影响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指标反映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抚养关系，也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3]。 人口老龄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上升。

未来我国家庭现阶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个成年孩子将负担6个长辈，这一模式仍将影响年轻劳动力的收入支出，未来我国将面临老年人社会抚养比和家庭抚养比的双重挑战。

2.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支出状况的影响

2.3.1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造成巨大压力

云南省养老金给付方式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缺乏足够的历史积累，因此退休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养老保险金的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和拖欠的现象，并有逐渐蔓延和加重的趋势。

2.3.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需求加大，制约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意味着由更少的年轻人来养更多的老年人，财政预算补助对老年人保障支出加大：一是基本养老金支出加大。二是医疗保障费用支出增多。三是其他老年福利保障支出，如老年公寓、老年服务设施建设等。这些支出的急剧增加，会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影响了其他公共事业的发展。

3人口老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3.1人口老龄化对文化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首先，从生产者的角度考察。短期内云南省劳动力资源数量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均较低，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和布局。从长期来看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受其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制约，其难以适应以科技成果创新应用、发展高效农业与生态农业为目标的农业结构调整需求；也难以完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体转化。

其次，消费者的角度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储蓄率”对消费产生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决定了消费和资本资料产业的生产，对产业结构也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将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實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5]

3.2人口老龄化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龄构成看，云南省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

人口老龄化严岭的形势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人口老龄化将通过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云南省的产业结构。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与加快第三产业的转型相结合；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李竞能.人口理论新编[M].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150-151.

[2]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5.

[3]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79-81.

[4]阎坤.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研究[D].优秀硕博论文库.

[5]赵喜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发展老年产业分析[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1）：152-156.

黑龙江省人口发展情况分析 篇12

关键词：黑龙江省,人口发展特点,人口结构,老龄化

一、黑龙江省人口变动情况

(一)黑龙江省人口总量变化

1949年以来的66年间,黑龙江省总人口大致经历了快速增长、波动起伏、缓慢回落、相对稳定四个时期。

1952年以前,人口增长幅度不大。1949年到1952年仅从1011.9万人增加到1110.5万人,年均增加32.8万人,总人口增长9.7%。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但是,这三年总人口增加数量超过历年,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是建国后外省人口迁入的高峰阶段,净迁入236.1万人(1959年89.4万人、1960年86.6万人、1961年60.1万人)。1962年,总人口增长最慢,并出现负增长,较上一年减少3.6万人,主要原因是三年困难时期流入黑龙江的人口,有相当大一部分返回原籍,这是黑龙江省解放后迁移史上第一次“大倒流”。

1963年到1973年,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补偿性生育势头猛烈。总人口从1972万人增加到2818.6万人,年均增速达到3.64%。1974年到2000年全省人口增长缓慢回落。这一时期,我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全省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平稳过渡,人口规模过快增长的局面得到缓解。26年间总人口共增加913万人,年均增速仅为1.06%。

2002年以来,我省总人口增长缓慢,并出现负增长。“十一五”期间总人口增加10.4万人,比“十五”期间总人口增加数减少了2.6万人,环比降低20%。

2012年总人口为零增长,2013年总人口仅增加1万人,2014年我省总人口呈现负增长,较上年减少2万人,2015年总人口降至3812万人,较上年减少21万人。(见图1,图2)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1]

数据来源:根据黑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二)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建国以来,黑龙江省受政治、经济、和生育政策影响,各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高低分布,可以明显看出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和两个低谷。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年份分别是1954年、1963年和1972年。解放初期,大批青年来到黑龙江省支援边疆建设,并在这里结婚生育,引发全省第一个生育高峰。1954年人口出生率达到43.36‰,出生52.9万人。随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出生人数和出生率大幅下降,3年平均出生率下降至30.06‰,人口生育陷入第一个低谷期。三年自然灾害后,我省经济逐渐好转,人民生活改善,人口出生率也随着结婚、生育人数上升而开始猛增。1963年高达45.06‰,人口生育出现第二次高峰。随着1973年全面实施计划生育以后,全省人口的高出生势头才得到遏制。并在1974到1985年出现第二次人口生育低谷。虽然在1990年左右全省又迎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但是受生育政策影响,这次生育高峰强度小且持续的时间短。出生率在15‰以上的年份仅有7年,7年间共出生415.97万人,平均每年42万人。1995年至今,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且没有上升趋势。2014年,我省人口出生率降至7.37‰,自然增长率降至0.91‰。2014年同期全国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37‰,较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千分点。出生人口呈持续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48.77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28.26万人,年均减少1.08万人,年均降幅2.83%。

人口死亡率除了在1959~1961年全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出现迅速上升外,总体呈现平稳下降的趋势(详见图3)。

目前,我省已经完成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数据来源:历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十三五”期间,受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影响,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人口出生率将开始提升。

(三)人口迁移情况

1979年以前,我省净迁入人口774万。1983年以后,全省人口从净迁入型急转为净迁出型。其原因一方面是大量外省籍人口返回原籍,另一方面不乏许多人处于发展、谋生和求学深造需要,迁出或流动到省外、国外。近十年来,我省人口呈连续净迁出态势,人口净迁移率在(-0.41‰)-(-2.23‰)之间(见图4)。

资料来源:历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人口净迁移率为利用人口平衡公式计算。

(四)边境地区人口形势

进入21世纪以来,边境18市县人口总量进入缓慢增长期,十二五时期进入零增长阶段(比全省提前5年),黑龙江中上游多数县区人口已经连续10多年负增长。2009年-2013年,边境18个县市人口规模平均4万人左右,平均减少1.34%。黑龙江省第五次普查资料[2]和第六次普查资料[3]显示,2000年边境人口为312.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6%。2010年边境人口为313.1万人,仅比2000年增加了0.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降为8.17%,比2000年降低了0.43个百分点。

二、黑龙江省人类发展指数

根据UNDP的规定,人类发展指数由民众受教育程度、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毛入学率指标来衡量。其取值介于0和1之间,指标值越接近于1,说明该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目前UNDP依据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高低分为四个类别,即HDI介于0.800至1.000之间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介于0.700至0.799之间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介于0.500至0.699之间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低于0.499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4]中显示,2010年黑龙江省HDI为0.704,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

三、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

(一)人口年龄结构总体情况

黑龙江省由于经历人口生育高峰和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的作用,人口年龄金字塔塔尖上移,底部收缩更加明显,基本成“纺锤型”现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多,出生人口减少使人口金字塔向“倒金字塔”趋势发展,整个年龄结构呈现不稳定态势(见图5)。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和生育政策的调整,出生人口将出现阶段性增多,金字塔底部有所放大。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

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006年的307.37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415.5万人,年均增幅达到3.41%;占总人口比重从2006年的8.04%,快速增加到2015年的10.9%,人口老龄化呈加速趋势。2006年以来,黑龙江省老年人口抚养与全国的老年抚养比都逐年增长,但黑龙江省的增长幅度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年间,黑龙江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0.3%上升到14.0%,上升了3.7个百分点(见图6)。

数据来源:历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06年至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少年儿童人口减少,少年儿童抚养比持续下降

2006年以来,0-14岁人口持续减少,从536.37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423.1万人,年均降幅达到2.67%;占总人口比重从2006年的14.03%降到2015年的11.1%,降低2.93个百分点。少年儿童抚养比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18%下降到2015年的14.23%,下降3.77个百分点(见图7)。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

(四)经济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

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10年末的3056万减少到2015年末的2973.4万;2015年人口总抚养比为28.21%,比2010年增加了2.81个百分点(见图8)。目前,我省正在经历人口红利高峰的“平台期”,这将继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轻的社会家庭负担。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

四、黑龙江省人口分布情况

2010年年末,黑龙江省全省总人口3833.4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5人。城镇人口略多,2010年全省城镇人口为2133.70万人,城镇化率为55.7%。从行政地区来看,各地级市的市辖区人口密度较高,其中,哈尔滨市人口密度最大。从发展走向上来看,沿哈大齐工业走廊、牡绥地区和东部煤电化基地形成了明显的人口密集带。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调查总队.《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黑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黑龙江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