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通用12篇）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1

一、我国社会关系网络特征

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网络, 它是一个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在现代社会中个人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既包括先赋性的社会关系又包括自致性的社会关系。先赋性的社会关系是基于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性因素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 而自致性的社会关系通常是基于业缘、情缘、志缘、趣缘、物缘等因素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

那么为什么说在现代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的社会关系包含两类呢?首先, 家庭是社会结构的核心, 也是社会关系产生的源泉。血缘和亲缘是人最初的也是最本质的关系, 它也是传统中国的最为重要的关系。除此之外, 地缘关系同样也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其次, 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 社会的不断发展, 中国由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过渡。在此过程中人们之间关系建立也逐步从家庭及亲属圈扩展到更加广阔的社会和职业联系中。这样便出现许多基于业缘、情缘、趣缘、志缘、物缘等因素而建立起来的如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具有自致性特点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功能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社会关系是一种价值很高的资本形式。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行政手段。个人通过国家分配、单位安排得到职业。二是通过市场途径。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依靠商品交换和市场规则进行的。三是通过个人关系。这三种不同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归结起来从实质上反映了两种形态的利益获得机制, 即制度安排机制和社会关系网络模式。随着我国市场竞争体制的逐步建立, 就业体制也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革, 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安排配置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市场协调配置。因此, 人们在发展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能为自己带来什么, 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理性的实际性很强的考量。

三、社会关系网络对人口就业的影响

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功能对于人口就业的影响既存在积极的意义又存在消极的作用。

第一, 运用社会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寻职成本实现求职效益最大化。人们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可以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收集劳动力市场信息并取得就业机会的有效途径。但是, 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每位求职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各有不同, 因而对于不同的求职者而言, 社会关系网络影响求职活动的机制也有所不同。在高技能劳动者之间, 由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 社会关系网络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严重性。另外, 在低技能劳动者之间, 由于薄弱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使得他们之间的技能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为了找到工作维持生计, 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来为自己就业提供便利。

第二, 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动。当前有许多农民外出打工都与其自身的关系网络联系紧密。面对陌生的环境、某些管理部门带有歧视性地管理政策、较低的经济收入、疏离的人际关系, 处在边缘社会地位的农民工面对的考验是全方位的。他们需要社会的支持是必然的, 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农民工流入的当地政府及一些社会组织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帮助, 这让一些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求助最多的不是政府和正规组织而是与自己共同工作和生活的老乡。

第三, 社会关系网络的培育对促进当前大学生就业意义重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 大学生群体逐渐庞大起来, 大学生就业形势也变得分外严峻。对于大多数的大学生而言, 其所具备的人力资本差别不大, 这时候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对于要求职的大学生来说, 就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培育对于促进其求职和实现自主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 社会关系网络对人口就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它容易引起人口就业中的失范行为。具体体现为:首先, 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工具性手段会过分地强调其经济功能, 而忽视其社会的、文化的功能, 容易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其次, 运用社会关系网络容易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最后, 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容易形成为“派系”结构, 滋生某种“亚文化”, 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稳定和长远发展。

总之, 社会关系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特别是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人口就业的影响, 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及稳定团结。因此, 我们要发挥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作用同时要抑制其消极影响, 不断发挥其正功能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胡宁生.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 1999, (12) .

[2]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国外社会学, 1999, (4) .

[3]赵延东, 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J].学术季刊, 2000, (2) .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2

一、理论思路

所谓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与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达成协调关系的过程，以及这种协调关系呈现的状态。对不同个体来说，社会适应不是“是”与“非”的问题，即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是适应程度的差异问题。对老年群体，本研究将其社会适应分为“生存性社会适应”与“发展性社会适应”两大类。生存性社会适应，主要指老年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能够自理、存活的程度；发展性社会适应，主要指老年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自身潜能、扩展自我价值的程度。不少研究说明，良好的发展性社会适应会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寿命，继而促进生存性社会适应。

强调对老年人社会适应问题进行考察，是关注老年群体主体性的研究思路不断延伸的结果。老年人与社会是不断变动的两极。老年个体是能动的、不断变化的（如随着时间的延续，老年人在身心状况、行为观念及社会资源等方面会有所改变），社会同样也在不断的变迁之中，故而二者之间的协调或和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老年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同一社会情境之中，有的老年人适应较好，有的老年人则适应较差。从此意义上看，所谓城市老年问题并非老年人带来的问题，而是与城市社会适应不良的老年人带来的问题。同理，解决城市老年问题，从根本上并非解决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低、体弱多病或能力缺乏问题，而是解决老年群体中出现的社会适应困难问题。老年人的经济收入、身心状况或能力水平并不与其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压力成完全线性的关系。经济收入、身心状况或能力水平只是个体适应社会的资源，而不是适应水平本身。一个老年人纵使拥有的资源很少，倘使能够合理调控好有限的资源，其可以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水平，从而降低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压力；相反，一个老年人纵使拥有的资源很丰富，倘使不能很好地进行开发利用，其可能表现出较低的适应水平，从而加重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压力。故此，以这种社会适应的视角进行探究，可使得人们对城市老年问题的对象、内容以及解决目标、应对方式的认识更加明确、具体和切实。

二、综合讨论与对策思考

对城市老年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老年人在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个体差异，并且年龄不是判断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直接因素。相当多的老年人并没有在社会适应方面感觉到困难。因此，评估城市老年问题或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小不能简单以老年人的数量为指标，也不能简单以年龄高低来估量。注重数量与年龄，很容易对城市老年问题的实际状况造成误判，并且容易使得相应对策的制定缺乏层次性与针对性，进而降低对策实施的成效。

大多数老年人将改善其社会适应水平的途径归结为外在的支持，而非自身的调适。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老年人的观念契合了社会上的主流观念，即老年人是被动的且会给社会或他人带来负担的群体，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社会给予老年人外在支持的份额也要增加。其实，认为老年人是会给社会或他人带来负担的群体本身就一种无形的“老年歧视”，而对这种无形歧视的传播也会使老年人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社会普遍认为老年人是消极被动的且会带来压力的群体，久而久之，老年人在思想行动上也就将自己变成为消极被动的、需要社会大力支持与帮助的人。

调查还发现，老年人在观念和行为上趋于保持固定或不变的人居多。这种状态是 1

不利于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维持与增进的。社会适应需要的是适应主体（老年人）与所处环境（社会）之间动态的协调。社会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变化进程越来越快，变化的幅度在许多方面越来越大。适应主体倘若在观念和行为上总是保持固定不变的态势，自然而然会逐渐与变化着的外在世界愈加疏离，社会适应问题也必将变得愈加明显。除了社会本身的变化外，老年人还会因自身状况的变化而连带地引起所处环境的变化，如身体状况的改变、角色的变迁（从工作者变为退休者）、家庭结构或成员的变换等。因此，老年社会适应问题包含着多种形态、多种内涵，并在不同情境或不同个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上述分析为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或解决老年问题的对策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依据。在此，试作出如下有关对策方面的思考。

首先，解决城市老年问题的对策应根据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不同分出层次，并且在适当条件下改变僵化地将政策与年龄简单对应的做法。老年问题解决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那些在社会适应能力上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不同老年人之间的社会适应能力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同一老年人在不同方面的社会适应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别。采取的对策应能够充分反映老年人在社会适应方面的差异。在老年政策方面，过去一直习惯于根据年龄来区分政策对象，如到了多少年龄就必须退休，到了多少年龄才能享受某种待遇等。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年龄并不与其社会适应水平直接对应。事实上，以年龄作为“一刀切”的标准，已经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造成了老年资助成本与资助效益的不对等，造成了不需要关照的人获得过度关照而需要关照的人却获得关照不足的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评估老年人社会适应的方法也日益变得简便易行。这保证了根据老年人社会适应状况制定或采取相应对策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3

摘 要：根据调查显示，甘肃省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总抚养率高达35.47%，农村老龄化现象严重;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为主体，男性人数比例高于女性，外流劳动力中高中、中专和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第三，由于城乡比较收益悬殊，进城务工者返乡致力于农村发展建设的意愿降低，多数农村陷入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现代农业发展乏力的困境。为此甘肃省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农民的增收渠道，发展乡镇企业，吸引劳动力就近打工，做到打工与农业生产兼顾;继续改革和完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制度，使农民能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切实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空心化”现象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我国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13.6%骤增到2013年的53%，城镇化建设加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附能力。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将近有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且逐年有不断加快发展之趋势，于是不少农村地区相继出现了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和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是指外围新房、内部旧房闲置的“外扩内空”现象;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是指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剩余人口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引起农村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相对而言，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化”现象在我国农村比较严重。本文所谓的农村空心化特指经济意义上的农村空心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进城务工，乡村出现人口空心化，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期间偷生、超生现象较严重，对我国人口控制提出挑战，加大了国家政策落实的不公平，也影响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经济意义上的空心化现状如何？我们于2013年7月在甘肃省14个地市50个村进行了村干部和农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发放了400份问卷调查表，回收391份，废卷14份，有效问卷共计377份，从中获取问卷调查一手数据资料，部分数据取自于《2013年甘肃发展年鉴》，据此对甘肃省农村空心化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对空心乡村整治进行了展望，试图为保持甘肃乡村地域系统良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甘肃省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

甘肃省属于干旱少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绝大多数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农业生产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农业产生的推力促使大量农村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工农商的比较收益差距越拉越大，城市对农村的人力资源产生很大的拉力。为了尽可能使得家庭收入最大化，许多年轻、文化程度较高的优质人力资源优先转移，农村的“推力”与城市的“拉力”使甘肃省农村“空心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农村常驻人口以儿童、妇女和老人为主，加剧了甘肃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的短缺，继而形成“越穷越留不住人，越留不住人越穷”的恶性循环。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突出，人口外流引起很多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甘肃省人口抚养比重过大

由《甘肃农村发展年鉴2013》数据可知，1997年与2011年相比，甘肃省年末总人数增长69.99万人，男、女性人数分别增长30.45万人、39.54万人;其中男性在总人数中所占比重从51.26%下降至51.09%，女性在总人数中所占比重从48.47%增加至48.91%。

所谓人口抚养比重是指人口总数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包括总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我们选择201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甘肃省14地市农村人口抚养比重，高达35.47%。总抚养比从高到低的次序为：临夏州→甘南州→平凉市→天水市→陇南市→庆阳市→定西市→金昌市→武威市→张掖市→白银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兰州市。其中临夏州、甘南州总抚养比超过了41%，因为在总抚养中少儿抚养占了较大比重;老人抚养比从高到低的次序为：平凉市→庆阳市→陇南市→定西市→临夏州→兰州市→天水市→白银市→金昌市→酒泉市→嘉峪关市→武威市→张掖市→甘南州，最高者为平凉市和庆阳市，说明这两地市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少儿抚养比从高到低的次序为：甘南州→临夏州→天水市→平凉市→陇南市→庆阳市→定西市→武威市→张掖市→金昌市→酒泉市→白银市→嘉峪关市→兰州市。其中甘南和临夏州少儿抚养比超过了30%，因其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实施的允许生育二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少儿抚养比高。随着农村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留守在农村中的主要是老人和少儿，其中少儿与劳动力年龄人口数的比例居于20%—30%，老年人的比例为10%左右，这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所承担的主要是子女抚养及教育方面的负担，为了孩子能够更好的成长，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选择外出务工，有的甚至将子女转到城镇读书，这又引起了农村人口的转移。

（二）甘肃省男青壮年外流严重

随着甘肃省城市化以及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的迁入。甘肃省农村常住人口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为1911.38万人， 2011年为1611.59万人，12年间共减少299.79万人，平均每年减少将近25万人次。农村常住人口下降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主要原因为农业收益偏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

我们随机选取甘肃省50个村庄，通过对村干部的咨询以及实地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劳动力外流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统计资料数据可知（表略），在参与调查的村庄中，农业户籍人口总和达56279人，其中有19806人次外出务工，占总农业人口的35.19%，留守人口中老人和少儿所占比重为35.47%，那么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在总户籍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为29.34%，按照甘肃省劳动力的性别比可知，留守农村的29.34%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妇女，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过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现代化方式的转变和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以2011年为例，甘肃省农村男性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达175.78万人，占转移劳动力总量的71.68%，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为67.08万人，占转移劳动力总量的28.32%。这说明，性别观念在转移劳动力就业中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农村女性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相对少于男性。除了行业差别之外，劳动力自身受教育的程度、工作经验及劳动技能等因素均可以导致这种差别的产生。另外，中国传统思想以及农村妇女在家庭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客观上也是造成农村外流劳动力性别比例差距大的重要原因。

（三）甘肃省文化素质高的劳动力外流严重

2011年甘肃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为18—45岁的劳动力，占转移劳动力总数的90.6%，而18—35岁年龄区间内的劳动力占全部转移劳动力的62%，表明转移劳动力主要为中青年劳动力。究其原因，从成本——收益角度看，青年人迁移的机会成本较小，由于大都还没有组成家庭，自由性更大，劳动技能和工作、人际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均不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并且比年长者可能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预期收益也较大。因此，在外流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中，青年人所占比重最大。

依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达到7520人，高中和中专的有12686人，初中程度和小学程度的人数分别为31213人和32504人，文盲人数占到了222.22万人。虽然从1982年—2011年，文盲率从50.91%降到了8.69%，但文盲绝对人数依然最多。

甘肃省2005—2011年农村外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基本情况为：外出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人在转移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从3.89%减少到2.73%，小学程度从20.86%减少到15.64%，初中程度从55.97%减少到53%，高中程度从12.15%增加到17.75%，中专程度从4.61%增加到6.02%，大专程度2.52%增加到4.86%。由此可见，甘肃省农村外流劳动力中主要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而且随着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广，社会的进步，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呈现出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这就要求企业职工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技术素质以适应这种新形势。这客观上促使农劳动力的转移逐步开始由数量型向素质型的转变，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农村转移出来的主要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中青年劳动力，依据总抚养比来看，甘肃省14地市平均总抚养比为35.47%，其中最高的临夏州42.6%，最低的兰州市为28.05%;少儿抚养比平均为24.64%，其中最高甘南州为33.04%，最低的兰州市为16.64%;老人抚养比平均为10.83%：其中最高平凉市为12.83%，最低的甘南州为8.88%。据此可知，甘肃省劳动力人口的总抚养负担重，尤其是老年人的抚养率很高，说明甘肃省农村的老龄化现象严重。甘肃省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非常严重，高素质的青壮年职业农民短缺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农村建设的瓶颈。

二、甘肃省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影响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城镇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持续推进，同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城乡比较收益悬殊的情况下，返乡致力于农村发展建设的意愿降低，因此导致了农村人口空心化，使多数农村陷入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现代农业发展乏力的困境。人口空心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如下：

1.部分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村居民常年居住  于城镇，但农村仍然保留宅基地和承包责任地或将农田使用权让渡给村里的种植大户使用的情形，形成了农村中的“空户”和“准空户”的空心化现象。同时外出打工农民多数为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精英人才，其过度流失造成了农村的人才的“短板效应”，大多数农村出现农业女性化、村民底层弱势化、文化的缺失化和精神生活贫困化等问题。

2.农业劳动力稀缺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经营中农民尽可能利用农药、化肥、机械等生产要素替代劳动力投入，由于缺乏科学施肥的相关知识，普遍存在不科学施肥的现象，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农作物减产的恶性循环现象;同时，由于缺少年轻有文化、有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机械化无法提升，出现大量土地被抛荒或隐性撂荒等现象，耕地利用程度下降，对甘肃省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3.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老人养老和留守儿童照看问题凸显出来。甘肃省农村老人“空巢”和“类空巢”家庭占农村家庭的比例高达40%，出现不同程度的“老无所依”状况，留守老人养老、医疗和生活保障等问题日趋严重;留守儿童与务工父母长期分居，留守儿童面临亲情缺失、教育监护缺失和安全保护缺失等诸多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敏感、偏执、情绪不稳定等心理问题;进城务工人员长期出门在外，传统血缘、家族以及庭伦理亲情观念日趋淡薄，与留守家园的配偶在思想意识、生活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式等方面差距有拉大之势，而留守妇女承担繁重的体力劳作同时，面临情感危机、家庭矛盾乃至离婚等危机。

农村空心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必经过程。农村人口的过度转移，导致了农村人口、土地、产业的空心化，甘肃省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对甘肃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分析得知，农村人口的外流主要原因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获劳动报酬过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太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务工代替农业生产，因此甘肃省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力度，培育农民的增收渠道，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吸引当地农村人口就近打工，做到打工与农业生产兼顾;要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解决贫穷落后农村的交通、水利问题，逐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村教育投入，因地制宜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帮扶农村“能人”就近创业;要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完善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保障合法权益;鼓励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扶行动，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与妇女提供必要的服务与救助，使这些农村弱势群体心理健康;要继续改革和完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城乡隔离的制度，使农民能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大致相同的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0，（1）.

〔2〕张茜，张俊.农村空心化现象的经济学解释[J].生产力研究，2008，（8）.

〔3〕杨宝琰.人口空心化背景下农村教育：挑战与对策[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1）.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外来人口犯罪,社会失范理论,创新适应模式

C区属于东部沿海某城市的中心城区,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根据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C区外来人口共有208668人, 占现住人口的46.7%。外来人口在为C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活力的同时,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本文以C区法院2005年至2014年10年间一审宣判的刑事案件数据为依据,对C区外来人口犯罪问题进行分析。

一、C 区外来人口犯罪特征

1、外来人口犯罪呈增长态势,比例较高

以2005年外来人口犯罪人数为基数,10年间总体呈增长态势,2014年增长到1.79倍,其中2012年接近2倍, 达1.97倍。在绝对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外来人口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例也一直保持高位,均处于64%以上。

2、外来人口犯罪年龄低,文化程度不高

从年龄结构来看,外来人口犯罪中18岁至30岁的占58%,30岁至40岁的占25%,二者相加达83%,18岁至40岁年龄段成为外来人口犯罪绝对“主力”;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占绝大多数,占外来人口犯罪的92%。

3、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以侵财类犯罪居多

从犯罪类型来看,侵财类犯罪中的盗窃罪一直稳居外来人口犯罪数量之首,历年均占三分之一以上,最高时达75%。特别是与非外来人口犯罪相比较,外来人口侵财类犯罪占比明显较高。2014年,外来人口中侵财类犯罪占比是非外来人口的3倍多。

4、实施共同犯罪者居多,地域性明显

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农村,血缘亲属关系和乡土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人际关系,也容易形成盗窃、抢夺、抢劫等犯罪团伙。十年间,共同犯罪占全部外来人口犯罪的大多数,为69%。从户籍上看,安徽、贵州、四川、江西、江苏和河南六省户籍的犯罪人数较多,占外来人口犯罪的79%,为全部犯罪的55%。

二、默顿的社会失范 理论及其对外来人口犯 罪原因的解释

1、默顿的社会失范 理论

罗伯特·金·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 的社会失范理论(Theory Of anomie) 认为,“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要素:明确的文化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当目标与手段均在社会结构中法定存在或默认,则社会结构与功能处在一个良性状态,社会秩序稳定。当社会所规定的目标与用以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不一致时,社会出现失范”。为应对失范状态,个人一般采取“同步”、“创新”、“形式主义”、“逃避主义”和“反叛”等五种适应模式。默顿认为,“最有可能引发犯罪行为的是采取创新适应模式的人”。

默顿认为,“在为了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赞成的文化价值观念而竞争时,如果贫穷和相关的不利环境与把金钱至上的成功作为首要目标的文化观念相结合,大量的犯罪行为就会自然的发生。”

2、社会失范理论对外来人口犯罪原因的解释

(1)城市外来人口追寻的目标

发财致富。据统计,近十年来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3倍以上,且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这种巨大的城乡收人差别,吸引着众多外来人口抱着发财致富的目的流入城市。但外来人口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多半只能从事城市居民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如在C区,外来人口大多集中在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为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服务性行业,从事的多为脏、累、险的工作岗位,像建筑行业工人中77%为流动人口,住宿餐饮行业员工中73.6%为流动人口,居民服务行业员工中62%为流动人口。很多时候,发财致富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显得遥不可及。

渴望成为城里人。从年龄来看,18至40岁的“80后”“90后”占历年外来人口犯罪的绝大多数,他们或许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或许只在农村生活过很短的时间,接受现代生活观念和文化熏陶较多,渴望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待遇。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表明,“近七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满意,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只有28.55% 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可见,对于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更认同和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渴望在城里挣钱“买房安家”,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2)城市外来人口实现目标的障碍

制度障碍。首先是就业方面。虽然近年来外来人口就业环境得到普遍改善,就业门槛不断减少,但“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银行等‘含金量’较高的岗位招聘上依然存在着户籍限制”;其次是子女教育方面。目前城市外来人口子女主要在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就读,无法享有和城市户籍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即便有一些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非营利学校,其办学条件与公立学校也有较大差距;再次是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工人一样, 享受同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等社会保障。

文化歧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文化歧视普遍存在。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在潜意识中对农民工持有的本能排斥,对他们带有乡土气息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不屑一顾,甚至持歧视态度,习惯于将城市中的一切社会问题归咎于农民工,并将之妖魔化。另一方面,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往往强烈感受到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与困惑,市场经济中的契约关系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倍感人际关系的冷漠和无助,“绝大多数进城农民认为他们‘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因而使他们对城里人形成了一种不满情绪。”

个人能力不足。由于劳务输出地一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普遍存在教学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致使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少年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落后于城市中的同龄人。同时政府和企业向外来人口提供的职业教育极少,致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只能从事一些收入低、发展空间小的工作。

(3)创新(犯罪)的产生

从农村到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农民工不但未能拉近自己与“发家致富”梦想的距离,反而看见初始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远,目标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挫折感,出现彷徨、苦闷、迷茫、愤怒甚至紧张的情绪,进而陷入价值崩溃的失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部分人会选择“同步”的适应模式。一部分人会采取“形式主义”、“退却主义”、“反叛”等适应模式,但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较为激烈的适应模式———创新,即采取非法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犯罪随之产生。正如菲利所言“人之所以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处在一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之下,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

三、外来人口犯罪预防

根据社会失范理论,缺乏达成目标的手段是导致犯罪的原因。因此,预防和减少外来人口犯罪应该从“手段”入手,通过消除对农民的制度和文化歧视、提高外来人口的综合能力,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措施,提高外来人口获取财富和融入城市的机会,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

1、消除制度歧视,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1)转变“人口是负担”的传统人口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证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稀缺资源,一个正常人创造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其消耗掉的财富。城市的管理者和居民只有转变观念,将外来人口视为城市的建设者、市场的消费者、政府收入的纳税人,是城市发展曾经和现在的重要参与者,是城市的巨大财富,而不是负担,如此才能从内心欢迎外来人口,接受外来人口。

(2)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现阶段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拆除以户籍为区分标准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通过市场和法制化手段剥离户口上的附加利益功能,在教育、就业、居住、医疗、养老等方面对外来人口实行同城待遇。建立健全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保账户跨地区转移制度,在制度上保障人口的自由迁徙,使外来人口真正成为其居住城市中的一员,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3)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多年来,我国对城市和农村的建设投入严重不公,城市投入的多,农村投入的少。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避免进城农民因生活没有退路而实施犯罪行为。更为紧迫的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尽快提升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使更多农民有一技之长,避免因身无所长而容易遭受挫折,走上犯罪道路。

2、消除文化歧视,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

(1)改变城市居民的偏见。通过正面舆论宣传,建立新型的城市人际关系,让城市居民从观念上接受、善待、理解进城农民,肯定他们对城市的贡献,消除不公的偏见,在全社会树立善待外来人口的新风尚,营造和谐文化。

(2)帮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通过社区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了解,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外来人口之间、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结成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增强其对居住城市的归宿感;帮助外来人口成立自己的组织,在维护和协调其合法权益的同时,通过组织寻找归属感;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吸纳外来人口参与城市服务和治安管理,增加其城市主人翁意识。

3、提高外来人口的综合能力

(1)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外来人口输出地政府应设专门机构,有组织地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输入地的政府应建立农民工培训中心,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进行技能培训。同时,根据社会紧缺人才岗位,有针对性的组织流动人口对某一专项技能进行学习, 使之获取较为稳定的收入,从而减少因生活所迫而实施犯罪行为的发生。

(2)加强法治教育。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服务等方式,提供学习和应用法律知识的帮助,提高外来人口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要着重提高外来人口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防止在遭受不公时采取过激行为,做出伤害他人和报复社会的行为。

(3)做好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工作。逐步将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教育发展规划中,建立“以区县政府为主导、乡镇或街道为基础,以公办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就学管理体制。一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在建造一些公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时,鼓励现有公立学校接受外来人口子女就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的引导和监管,关注和关心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

4、适用同城待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对外来人口和本地人适用相同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本地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率、不起诉率和判处缓刑率都远远高于外地犯罪嫌疑人,在处理外来人口刑事犯罪过程中,存在构罪即捕,构罪即诉,构罪即判处实刑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虽然有其客观的原因(如部分外来人口因没有固定住所、无法提供保证金或保证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往往不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但这些不能成为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司法原则的理由,外来人口应当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司法机关有义务采取相应措施来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2)对外来人口严重刑事犯罪从严处理。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外来人口实施的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暴力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严重破坏食品安全、侵犯知识产权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对严重刑事犯罪做到及时、准确、有力打击。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5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同时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30%并逐渐缩小，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处于老龄化社会。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从2010年11月1日零时开始，11月10日结束，主要数据已于2011年4月28日发布。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这次人口普查，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

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明显呈现出老龄化的特征。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在社会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即“未富先老”，与发达国家的“先富后老”形成明显对比。因此，解决问题较发达国家也更为艰巨。

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口的数量控制上，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由此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类寿命大大延长。

这两个方面造成年轻人口比重的进一步降低和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因此，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尤为突出。

三、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主要从对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着手。

就经济发展方面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于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在过去的20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备率，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而“上有老，下有小”的社会结构也将变成“上有老，而下无小”的非正常社会结构，这将会使发展中的社会陷入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特别是对于还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国家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养老模式也有一定影响，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俗话说“老有所养”，而这“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从经济保障方面来说，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养老，老龄化的加剧，都将增加经济负担；从生活照料方面来看，老龄化的加剧，子女们可能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特别是对于那些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更会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有重大影响。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须考虑人口老龄化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虽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但还是以老年人口的规模及比重为主要衡量标准。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会使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增大，加重社会负担，使老年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加，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

机遇与挑战往往并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一样。老

龄化人口增加在对社会形成压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有着巨大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建设需求，这也将创造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比如说老龄消费。无疑，老年人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空间，如果能把握住这个机遇，肯定会有丰厚的回报。近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信贷、财政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探索老龄产业发展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产生越来越多具有品牌号召力、社会影响力的养老服务机构。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途径。

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之一在于劳动力缺乏，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密集型将不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我国加快经济转型，让经济增长方式从低劳动生产率转向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为应付老龄化社会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以便我们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力支撑起更加庞大的老龄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面临着如今这种老龄化的社会状况，这就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在坚持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科学研究、认真评估，慎重地、逐步地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过去理解计划生育就是独生子女

政策，但是现在这个观点需要不断改变，少生并不是说“只生一个”，我们不仅要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也要重视社会人口结构分布。

另外，我们要完善养老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老年人医疗保健防护体系，创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参考文献：

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中国老年人口》2007年4月田雪原

3、《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1990年曲海波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人口拐卖；社会意志；发展变迁；问题和漏洞

一、内容的发展变迁

本文选择的社会组织和运动，主要指民间社会团体以及新媒体上的全民打拐运动。

近几年社会打拐的发展特点主要有更多的打拐群众参与性，以及更强的拐卖事件多媒体渠道渗透性。曾几何时，社会打拐的主要参与者仅仅为妇联、福利院等政府主导的社会机构，在普及度、能力范围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互联网受众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也在社会打拐上渐露头角。2007年，张宝艳和丈夫建立了 “宝贝回家”网站，依托网络优势呼吁志愿者加入打击儿童拐卖行动中。这些志愿者，有的发挥一己之力，时刻留意拐卖信息和身边情况，成为一个个游走的社会监督者；有的凭借自己的知识能力，积极与犯罪分子对抗，奋斗在打拐的第一线。这种依托互联网，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截止2016年7月27日，宝贝回家已经有注册爱心志愿者210025名，成功找回1630人。[1]创始人张宝艳也获得了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称号，这是社会大众对民间打拐团体意义重大的一次肯定与嘉奖。除“宝贝回家”之外，也有类似民间寻人平台如“大众寻人网”、“中国寻亲网”等，他们都为打击人口贩卖，维护社会秩序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打拐方向为新媒体打拐。而微博打拐的第一人，是《凤凰周刊》记者邓飞。2010年9月27日，邓飞在微博上发布了寻找失踪儿童彭文乐的消息。他更是公安部的中国警察网官方微博联合建立“打拐志愿团”的群组织，呼吁整合媒体和民间资源，支持和帮助公安系统打击儿童拐卖[2]，第一个构造了微博打拐的蓝图。2010年12月12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开通实名新浪微博，面向社会发布拐卖信息、普及反拐知识。截止2016年7月27日，陈士渠新浪微博已发布微博2万余条（多数与打击拐卖有关），拥有粉丝700余万人[3]。陈警监结合了自己的身份和互联网新媒体的特点，极大地加大了社会对于打击拐卖的关注度。2011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微博上开始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呼吁全社会禁止儿童乞讨行为。随着大量的乞讨儿童照片被上传，不少被拐儿童获得解救，更是进一步激起了社会对打拐行动的关注。时间来到2015年夏，网友在微信微博上提出了“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尽管其存在诸多不合理性，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社会打拐行动已经从停留在专业人士的呼吁转向全民努力。社会上打拐的积极性已经被有效地调动起来了。2016年5月15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通过微博向大众推送被拐人口信息，标志着民间打拐力量进一步受到官方的重视。

二、现工作内容面临的短板与问题

在肯定社会打拐的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人们也关注到现今社会公益打拐的短板与问题。

1.打拐平台的局限性。如上文中所述，当今民间打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社会团体进行有组织线下打拐，二是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传播拐卖走失信息，呼吁全民关注。而事实上，社会的集体能量在上述两种途径中并没有全部释放。对于第一种途径，能全身心投入有组织打拐的志愿者毕竟在少数，这种打拐途径终归没有第二种发动全社会力量效率高。至于第二种途径，现今也存在着两根重大问题。首先，第二种方法在传播途径上有着天生的短板。当今微博、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分别为2.82亿（2016第二季度）[4]和7.62亿（2016年第一季度）[5]，与12.93亿移动用户人数（2015年4月）[6]还有很大差距。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表示着距离社会全覆盖的路途还很远；没有官方的介入，一个庞大的全社会反拐覆盖网是不可能出现的。再者，微博微信打拐的受众面也很狭窄。第一，由于这些打拐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这就限制了其在农村、城乡结合部等经济欠发达、网络覆盖率不足地区的能量，而这些地区正是拐卖案件的多发区；第二，虽然发布的打拐信息潜在的点击阅读量超过亿万，可有多少用户会专门浏览相关信息呢？而真正处在拐卖案件发生地附近，能够提供潜在帮助的用户又有多少呢？这些问题与矛盾，只有通过覆盖面广而科学的全民数据推送系统才能解决。

2.社会意志的单一性和情绪化趋势。当今社会对打击人口拐卖的关注度和热情当然是解决问题的催化剂，可是由于传统观念和缺乏法律意识等客观因素，群众反对拐卖的意志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近几年出现的社会打拐趋势出现了单一性的特征。细数近几年的出现的各种社会打拐活动和组织，无一例外的是以打击儿童拐卖为中心。儿童拐卖情况确实非常严峻，但是群众却渐渐忽视了拐卖妇女和成年男性的事件。从一些报道来看，拐卖卖淫和拐卖劳工的现象也很严重，急需社会的关注，但却被社会对儿童拐卖的关注压制了。再者，群众意志中出现的情绪化思想萌芽也同样令人深思。在学界，2011年于建嵘教授的全民打拐行动出现了很多的反对声音。第一，将儿童照片上传网络的行为，侵害了儿童的隐私权，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不利；第二，由于流乞儿童中只有少部分是被拐儿童，这样的打拐不仅走错了方向，“禁止儿童乞讨”的呼声更是剥夺了不少儿童赖以为生的方式。有学者甚至表示，这一场全民打拐行动是“莫名其妙”的，更像是为了“借此宣泄一种复杂的情绪”[7]。而2015年微信上突然出现 “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更是被学者专家们批评为不可取，理由综合下来有三点：死刑威慑力有限、会激发犯罪分子铤而走险、有违公平原则。在学者们看来，“人贩子一律死刑”治标不治本，倒是这次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暴露出了社会缺乏法律意识、容易情绪化的特点。

注释：

[1]数据来源：宝贝回家官方网站，http：//www.baobeihuijia.com/Index.aspx.

[2]资料综合自：百度百科：邓飞，http：//baike.baidu.com/item/%E9%82%93%E9%A3%9E/1525913.

[3]数据来源：新浪微博陈士渠主页，http：//weibo.com/chenshiqu？refer_flag=1001030101_&is_hot=1.

[4]《微博月活跃用户达2.82亿》，搜狐财经，2016年8月9日.

[5]《微信月活跃用户破7.6亿 快赶上 QQ了》，搜狐财经，2016年5月20日.

[6]《工信部：我国移动用户12.93亿 宽带用户占近50%》，搜狐科技，2015年5月19日.

[7]姚建龙：《儿童乞讨法律问题研究：微博打拐与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反思》.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9-hQg4BC6hA9O3y8XPMFXF2F7ZuN5bR0WRyfcRKQsf_Yatf8Mg_BvK1FiX4CfTw6JPjgSZ7cPP9T7Eqdq_k260FzyEXNdqGDAPxsSw-nQoeXD18C0-D-fgU2pHdxT9pPuBKH3sfOYNJAEka1wYXRvd6n-ipLvge1LEM4157Zr1KzC-u-MbAltk-jEJeN7wwq-VptdJ02qBVcFZe8fADp48XE_rCNaKdJZoK-lT9uqO

[2]百度百科. 打拐DNA数据库.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teaMqr4729xY7G4MlYBLppFNfBZN9mQL6aZuGPZtIyVMYXp0FiJ_A0wvF121HT0H4UrlkQMQZvYPwxaKSbhlq

[3]中国日报网.公安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已经帮助3555名被拐儿童找到亲生父母.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4-12/07/content_19038368.htm

[4]安徽省公安网. 安徽召开反拐工作联席会议 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2.3万余名.http：//www.ahga.gov.cn/jzqk/201412/301131385wep.html

[5]百度百科.宝贝回家.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YZPLU54Xsxo_DquVlBVz9DQg57zL5QsOCjLzFWYl7-AmkSoQcJ7bU9t489TtRMJ3hLEBsugbt5YqP86per6esN7wpcpDB7cnWvnDph-beO

[6]百度百科.陈士渠.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81888/5817163.htm#viewPageContent

[7]新华网.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今日上线（组图）.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6-05/15/c_128983551.htm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7

一、增权理论与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的新视角

(一) 增权理论

在增权理论中, 权力 (power) 、增权 (empowerment) 、无权 (powerlessness) 三个概念密切相关。

1. 权力是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能力, 包括获得所需要东西的能力, 影响他人思考、感受、行动或信念的能力、影响资源在诸如家庭、组织、社区或社会等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这种权力既是客观存在的能力, 也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即权力感。

2.《社会工作词典》将增权定义为:

帮助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提高他们个人的、人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能力, 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状况的目的。增权的关键在于, 帮助受助者消除环境的压制和他们的无力感, 重新拾回其潜能和权力, 从而实现自身发展。

3. 无权, 即权力缺失, 没有或缺乏上述能力。

无权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无权——完全没有权力;弱权 (weak power) ——基本没有权力, 或者权力不足以正常获取改善生活及环境的资源;失权 (the loss of power) ——原来拥有部分权力, 由于种种原因被剥夺或失去了权力。无权同样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且会内化为无权感。

(二)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

流动人口子女或是因随父母迁居新城市受到不公平待遇, 如朋辈群体的排斥, 使心理受到伤害, 即便心中向往城市优良的环境, 但由于无法得到城市认同, 残酷的现实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挫败感、失落感和被剥夺感, 使其无法更好融入新环境;或是虽在城市出生,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其无法享受同城平等待遇。

如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 使他们心理失衡, 无法对他人产生信任, 导致孤僻和自卑的人格障碍。以上都是“失权”的表现, 如不加以关注, 他们会与城市主流文化渐行渐远, 这便是增权理论在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中得以应用的需求所在。通过引入增权理论, 切断流动人口子女无权感的恶性循环, 以资源提供和能力培养改变其消极自我的概念, 提高社会融入的能力。

二、无权: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障碍探寻

(一) 自我认同程度低带来的失落感

流动人口子女正处于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时期, 自我认同程度的高低会决定其形成不同的主观自我形象。个体只有在提高自我认同程度的情况下, 才可能提升自我意识, 形成自信自强的性格特征, 并获得权力感。社会普遍对于流动人口子女“外地人”、“农村人”、“边缘人”看法的客观事实导致其对自我的消极评价, 内心指责和贬低自己, 自我否定和矮化。由于父母疏于照顾, 社会疏于心理辅导, 某些情境和场合中流动人口子女会表现得紧张不安, 缺乏安全感。

(二) 教育资源短缺带来的被剥夺感

目前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由于户籍制度的屏蔽和高昂择校费、借读费等的阻碍, 不得已只能在民办子弟学校就读。民办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正是导致流动人口子女被剥夺感产生的原因。第一, 教学资源匮乏, 表现在教育资金短缺、社会资源少、师资力量不足、课程单一、食宿条件差等方面;第二, 流动人口子女学习状态差强人意, 表现在入学率低、辍学率高、成绩滑坡等方面。即便有少数幸运者进入公立学校学习, 面对城市朋辈群体的优越感、误解和老师的区别对待使其融入更加困难。

(三) 城市生活体验匮乏带来的不适感

尽管生活在城市, 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内容、知识缺乏了解, 主要表现在:生活经历单一。流动人口子女很少离开固定的生活圈, 无法像城市孩子一样接触生活中新奇的事物, 体验生活中多样化的内容;生活技能不足。流动人口子女很少接触城市生活、娱乐前沿设施等。

三、增权: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

增权观点认为, 权能不是稀缺资源, 经过人们的有效互动, 权能是可以不断被衍生出来的。权能一般发生在三个层次上:一是个人层次, 二是人际层次, 三是环境层次。

(一) 通过个人层次的增权, 提高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能力

首先可以运用个案工作方法, 使用不同工作模式唤醒流动人口子女正确的意识, 从城市融入困境入手, 纠正心理偏差和行为偏差, 提升他们的素质, 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 坚定自我发展的信心。其次可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困境的同质性使他们易于组织, 可以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成立支持小组、成长小组或发展小组等, 引导他们逐渐消除社会融入的无力感。在发展性小组活动中, 可以邀请城市居民参与其中, 与流动人口子女互动, 加强沟通了解, 改善其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二) 通过人际层次的增权, 扩大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支持网络

扩大流动人口子女个体社会交往范围, 提升个体社会交往层次。在社会工作者介入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与学校的联动合作开展各种活动, 增强流动人口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之间交往和了解的机会。以社区为依托, 提倡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子女获取社区教育的机制, 由社区开展各类培训、技能指导, 帮助他们增强影响力, 改变对自我的负面评价。

(三) 通过环境层次的增权, 为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融入是个人与环境的互动, 除了上述两个层次的努力外, 还需要通过改变那些不利于个人权能发展的制度安排, 为流动人口子女融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增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流动人口子女的适应能力, 也是能够提高其城市融入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者介入时, 在个体层次上增强其自我悦纳的程度, 在人际层次上扩大其交往范围, 在环境层次上改善政策落实, 提高流动人口子女城市生活的能力, 实现从无权到强权的自我发展过程, 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产生归属感。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使得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 流动模式也逐渐产生了家庭化迁移转变倾向。其流动人口子女, 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 往往面临很大的社会融入压力。那么, 如何向他们提供必要帮助, 促进其融入城市环境势在必行。

女性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研究 篇8

一、女性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

(一) 女性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更脆弱

这主要表现在就业过程中女性就业难和就业领域狭窄问题。目前, 在几乎所有职业中, 具有较高的技术、责任、地位和收入的岗位上, 存在着女性所占比例远远少于男性并且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老年女性人口的经济状况。当女性进入老年后, 由于劳动能力随着年龄增高不断下降, 许多人离开了劳动力市场, 这导致她们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据中国老龄协会课题组利用“城乡调查”数据以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老年女性的贫困比例远超过男性。这也间接表明, 女性贫困人口在收入水平、物质生活水平方面比男性贫困人口更低, 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估计, 女性干了世界上67%的活儿, 但只得到了全世界10%的收入。在中国, 女性贫困人口的收入更多地依赖于家庭与社会的支持, 与男性贫困人口相比更缺乏独立性。如果失去家庭支持或者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的话, 女性贫困人口的生活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二) 女性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低

历史上将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多地局限于家庭, 社会对女性的预期就是“十月怀胎”、“哺育婴儿”、“操持家务”、“照顾老人”, 就是说, 长期被局限于家庭事务, 社会交往活动极少, 这又造成女性社会地位较于男性低下的现实, 进而形成了教育资源分配长期向男性倾斜的状况。并且国家缺乏对女性接受扫盲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投资、可行方案及连贯性, 这都加重了女性受教育水平长期低于男性的现实。比如, 在农村, 经济困难的农民往往将教育投资倾向男孩, 致使12~18岁大龄女童失学和辍学现象尤为严重。这种情况延续到女性步入老年, 就使得受教育程度低成为老年贫困女性的特征之一。女性贫困人口受教育少, 又导致她们文化素养差, 没有专业特长, 一些城市女性年轻时做临时工, 主要靠自己简单的重体力劳动谋生, 没有固定职业, 没有固定服务单位。年轻时收入低下, 又与社会保障无缘, 家底薄, 没有自我积累的养老保障, 年老之后只能是更加贫困。

(三) 女性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不好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 城乡0岁女婴死亡率远高于男婴, 然而在人口学等相关学科中, 正常状态下女性具有先天的生存优势, 就是说应当死亡率低于男性, 并且这个结论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多年来大量数据分析早已证明, 即没有性别歧视的正常情况下, 女婴死亡率应显著低于男婴。此外, 女性感染艾滋病、性病比例持续上升, 流动女性、非正规就业和城市无业女性享有的健康福利非常有限, 对女童和成年女性疾病治疗的及时度和花费的费用远远低于男性。

二、女性贫困人口的救助对策

(一) 提高对女性贫困人口生活救助的水平

鉴于女性贫困人口在生活中的物质贫困程度多严重于男性贫困人口的现实, 政府、社会等救助主体应该给予生活救助层面的倾斜, 以保障女性贫困人口获得救助过程中, 实现救助水平的平等性。在贫困程度有明显差异的状况下, 相同的救助水平只能带来不同的救助结果。因此不同救助主体在对贫困人口施以救助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贫困的具体程度, 否则会造成事实上的救助不平等。从世界范围看, 一些非政府组织会专门设计针对贫困女性的救助项目, 这亦是考虑到了贫困女性化的实际状况。

(二) 加强对贫困女性的教育救助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途径, 当下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型社会政策, 其主要的社会保障支出都注重用于教育投资, 这种教育能增强人们的就业能力, 最终提供人们反贫困的能力。实践中可以考虑针对女童的基础教育救助和针对成年女性的技能培训两个层面。政府应设立女童教育专项基金, 以保障女孩的受教育权利。同时针对妇女设定以技能培训为中心的非正规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这可以考虑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优势, 既可增加妇女接受新科技培训的机会, 又可以降低其学习成本。总之教育救助是为了给妇女和女童提供补偿教育, 提高他们的当下或将来的生存技能, 增加他们自主脱贫的能力。

(三) 建立针对女性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

这方面考虑主要是政府应制定多种措施, 提高贫困妇女健康水平。首先应该加大对针对女性的卫生资源投入, 加强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队伍的能力建设;其次, 广泛调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 吸收妇女参与卫生决策和监督过程, 保证卫生投入和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再次, 广开国际和国内各种资源渠道, 在贫困地区和弱势妇女中广泛开展性别赋权和健康促进项目, 增强妇女的经济能力、保健能力和健康意识;最后, 要着意关注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的不正常现象, 给予适时救助。

摘要：从世界范围来看, 贫困及贫困女性化是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现实中女性与男性相比, 更容易陷入贫困, 贫困的程度也更深重, 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更脆弱、受教育程度更低及健康水平更糟糕, 针对女性贫困的具体表现从社会救助层面提出解决对策, 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贫困,女性贫困,贫困女性化,社会救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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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春, 陈元福.关注贫困女性破解贫困代际传递陷阱[J].前沿, 2011 (12) .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9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的一个趋势。《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总人口中的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了21242万人,相比2013年全国总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的20243万人增长了近1000万人。而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也照2013年相比增长了将近600万人。由此可见全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

吉林省作为中国欠发达的省份,其老龄化现状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快,将面临严峻的老龄化趋势;吉林省在全国老龄化水平当中尚处低位;经济水平较人口老龄化水平落后;城乡老龄化差异逐渐靠近,农村老龄化进程加快。

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的省会,其人口老龄化特点更为典型。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李辉在其文章中预测2016-2030年老龄化将进入较快的发展阶段。203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增至149.24万,15年上升一倍,老年人口的上升使得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超总人口的增速,这会使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由10.2%上升到20.2%,老年抚养比由13.8%增长到29.8%,这主要是源于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出生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降低,长春市将从初步老龄化阶段发展为人口高龄化阶段。而2030年以后长春市将会发展为高度老龄化,长春市人口将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数会保持增加,老龄化水平也在提升。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29.3%。老龄化指数将由2030年的167.7%上升到2050年的240.1%。

二、长春市老年社会保障所面临问题

首先,老年社会保障的需求不断增加。从主要经济来源看,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2000年“五普”数据,14年来60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幅在6%左右,65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幅在4%左右。长春市60岁(含)以上无业老年人口中有51.3%是依靠子孙照料,而就长春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对空巢老人的调查表明,空巢老人占本地区老年人口的31%,这一部分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同样堪忧。

其次,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缓慢。长春市基层服务网薄弱,专业人员匮乏,同时损害老人利益的事情还屡有发生。

再者,老年社会福利面临诸多问题。和中国大部分城市类似,长春市对困难老人的救助活动以临时救济为主,没有对这些救助的系统规划,只是流于表面形式,逢年过节的慰问等等,或是对一些意外的情况采取救急,这种看似解决了表面矛盾的行为只会让深层次的矛盾越积越深直至爆发。

此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也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吉林省从一九九三年着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长春市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工作重点必然首先放在一些有意识去参加保险,对政策积极性高,并且能在当地起到一些带头作用的人,这部分人群锁定在了有固定收入的农民,从此吉林省的农村养老保险建立了起来。但随着社会进步,保险的范围小、投保的人数少、各个地区的保险发展不均等问题也日渐显露。长春市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缺陷、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村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问题等因素,都是限制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老龄化对长春市老年社会保障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必然会使退休人员的呈增长趋势,这就导致了养老保险金的支出快速增加,占社保支出总额的比重也快速提升。伴随着养老金支付水平和规模的提高,养老金需求可能会导致社会保障资金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总的来说:人口老龄化致使退休人口快速增加,退休人口快速增加又导致退休金需求量快速增加,这就使养老基金跟不上增加速度。

老年社会服务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来讲,社会保障可以分为资金和服务两大部分保障,老年社会服务则属于服务保障。首先,资金保障是社会保障的基础,用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数额决定了社会保障的水平和程度,同时也决定着被保障对象的生活状况。服务保障平行于资金保障,是社会保障的外在表现。目前来看,当前社会是个精神、物质、文化都在快速更新的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老年人自身特点,使得老年人在身体机能逐渐下降的趋势下很难快速掌握日益更新的科学技术,导致老年人难以在社会、经济竞争中保持立足之地,容易成为弱势群体,因此建立完善的老年服务体系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要：目前中国虽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但是即将迎来全面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使得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将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对老年社会保障体系会有巨大冲击,而且也会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吉林省经济本来就发展缓慢,而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省会,其人口结构已经在走向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会日益加速。本文通过分析吉林省及长春市的人口现状和老年社保所面临的问题来探讨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并对这一现状的解决方法做出思考。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社会保障,吉林省,长春市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2]李辉.长春市城乡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9-10.

[3]于潇,申斯迎.吉林省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状况分析[J].人口学刊,2000,(3):42-45.

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具体包括: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是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而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其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应仅是户籍的转变,而要让他们享受到和城镇人口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方面的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本质转变,体现出社会公平,这将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其城镇化建设进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国家城镇化建设进程。随着近几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河南省的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38.8%提高到2015年的46.9%,每年约有200万农业人口变为城镇人口。他们的社会保障状况关系到其能否从本质上实现市民化,关系到河南省城镇化建设进程。为了更好地了解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课题组在2015年10月1号至11月30号,在郑州、许昌、南阳、驻马店和信阳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共收集调查问卷580份,其中有效问卷561份。

一、调查概述

1. 调查对象。

这里调查的农业转移人口侧重于具有劳动能力的群体,主要有三个特征:(1)在城市有稳定工作一年或一年以上;(2)农村户籍或者取得城市户籍不足两年;(3)年龄在15—50岁之间。不包含随迁的子女、没有工作的配偶和年迈的父母,比正常意义的农业转移人口范围要窄。

2. 调查问卷的信度。

信度是指问卷调查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如果研究单位的属性不变,测量结果也不变,则这种测量是可信的,否则就是不可信的。常用的信度分析方法有折半法和内部一致性,对于内部一致性的测度最常用的方法是Cronbach’sα系数。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的信度采用折半法和Cronbach’sα系数进行测度,结果都是0.791,表明调查的结果非常可信,据此可以分析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现状。

二、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调查的样本特征

1.农业转移到城市生活的人口,最多为21—35岁的青壮年,占调查总人数的70%。这一部分群体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社会劳动力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保障他们的未来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生活乃至全省的城镇化进程。

2.在21—35岁的农业转移人口调查群体中,男性所占比例略高于女性,而在36—50岁年龄段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原因在于,21—35岁的女性群体由于生育和抚养孩子会减少外出就业,会影响到家庭收入,乃至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她们外出就业的意愿则会增强。因此,生育保险对于承担生命传承重任的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3.被调查的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年限主要集中在5年以内,占调查样本总数的83%,其中以1—3年最多,整体水平偏低;月收入集中在5000元以内的中低收入群体占调查样本总数的87%,其中3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占调查样本总数的55%,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性较大。

4.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的月收入水平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低收入群体占比不断下降,而高收入群体占比不断增加。但是,在工作年限超过十年的群体里出现了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低收入群体(月收入3000元以下)和高收入群体(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占比都明显增大,对于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工作年限超过十年的群体有很小一部分取得了成功,得到了认可,还有一部分因为本身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等因素造成收入水平偏低,如果这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得不到稳定的社会保障,在生病、失业、工伤等发生时就会使他们原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5. 农业转移人口的月收入水平在35岁以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升,在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在46—50岁的群体里降到最低,这种趋势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延续下去,甚至导致失业,因此社会保障对于这部分群体的保障作用至关重要。

三、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现状调查结果分析

1.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各类保险的比例较低,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1/5,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7。该调查对象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16—50岁的农业转移人口,而不是所有农业转移人口,实际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参加城镇职工各类养老保险的比例会更低。这对于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养老金水平与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密切相关。个人账户的积累额与缴费的年限和缴费的水平密切相关。缴费的年限越短,缴费水平越低,积累额就越低,将来的退休金水平就越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人缴纳工资的8%,远高于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水平。按月收入3000元来计算,每月需缴纳240元养老金,每年需缴纳2880元,远高于城乡居民每年不足1000元的缴纳水平。如果不能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职工相同的养老保险待遇,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将来落户城镇以后退休时领到的养老金将很难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这将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2.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差距较大。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户籍的参保率为13.2%,已经取得城市户籍的为41.6%,远高于农村户籍的水平,但仍不足50%。对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户籍的参保率为12.4%,城市户籍的参保率为27%,远高于农村户籍的水平,但仍不足1/3。由此可见,户籍是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最大阻碍。

3.农业转移人口的各类保险覆盖率低。农业转移人口中超过40%的人还没被养老保险覆盖,即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没有参加。这部分群体主要集中在21—30岁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一部分群体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年龄不大,对养老保险需求不强;二是收入水平不高,其他方面开支较大,只能缩减保险方面的需求,但这无疑会损害到他们的长远利益;三是目前低保障水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于他们来说形同鸡肋,所以参保的积极性不高。这部分群体养老保险的缺失不利于缓解我国目前现收现支的养老压力。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是户籍的转变,还包括本质上的市民化。约1/5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其中城市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被覆盖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户籍转移人口。

4.年龄、工作年限和月收入水平对有无医疗保险和养老报险的比例影响比较显著。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与年龄、工作年限成反比,随其增大而减少;无养老保险的比例与收入水平成正比,随其增大而增大。

5.年龄、工作年限和月收入水平对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比例有显著影响。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来说,虽然各群体参加的比例都较低,但他们之间还有明显的差异。对于年龄来说,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比例最大的是26—30岁群体,职工医疗保险参保比例最大的是46—50岁群体,其次是26—35岁群体;对于工作年限,两者参保比例随工作年限增加而提高;对于月收入,两者参保比例随月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5000—8000元群体达到最大,之后开始下滑。

6.行业对农业转移人口养老保险影响显著,金融保险/教育培训知识密集型行业参加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较高,其次是加工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再次是建筑业和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后是餐饮/家政服务业等知识和技术含量低的行业。而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受教育水平整体不高,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零售业、餐饮/家政服务业等参加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比例较低的行业,这影响到农业转移人口未来的养老保障。

建筑业、零售业、餐饮/家政服务业等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比例较低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经营规模较小,经营者出于成本考虑很少为雇佣工人办理养老保险。目前河南的小餐馆、商铺等基本上不会为雇佣的工人办理养老保险。第二,人员流动性较大,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不到一个月,所以其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第三,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即使劳动者意识到经营者需要为其办理职工养老保险,但是迫于就业压力而屈服于现状,没有劳动合同也就没有办法向有关监管部门申诉。第四,雇佣工人数量较少,且此类经营者数目众多,监管难度较大。

7.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有益补充,特别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养老保障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有利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养老保险,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根据调查结果,农村户口的农业转移人口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8.3%,其中没有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购买比例仅为14.4%,这将使他们的晚年生活没有任何保障,而有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购买比例不足5%,基本养老保险仅能保障其基本的老年生活,而无法保证其生活质量。

8.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对于这三类保险的参加比例都较低,远远低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加的比例。因为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都是由经营者缴费来保障工人权益的,经营者为了节省成本很少主动为工人缴纳;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主要是因为农业转移人口从事行业的风险要高于社会整体水平,企业或经营者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而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的积极性要显著高于其他保险;第三,取得城市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略微高于农村户籍的群体,而工伤保险则恰恰相反。这说明成功取得城市户籍的群体的工作待遇情况比之前有所改善;第四,还有至少10%的人并不知道经营者是否为自己办理了这三类保险。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维权意识淡薄,在就业过程中无法保障自身的权益。

9.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比例受行业影响较大。失业保险参加比例较高的行业有运输业、金融保险/教育培训业和加工制造业,而这些行业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较低。生育保险参加比例较高的行业只有金融保险/教育培训业,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工伤保险参加比例较高的是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这两个行业是工人最容易受伤的行业,企业为了降低自身风险而参加保险。

四、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

1. 户籍制度壁垒的存在。

传统的城乡二元制户籍造成社会保障水平不均衡,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城乡户籍的区别,但是其带来的本质差别并没有改变。从暂住证到居住证制度的实施,方便了对人口的管理,但是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但居住证的办理需要房东办理出租房屋基本信息登记,而这项登记需要在税务部门备案,意味着房租要交税,税率约为15.5%,而这部分成本最终会转移给租户,这就意味着办理居住证意味着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很多农业转移人口如果不是必须用居住证就不会去办理,这会对人口管理造成很大的困扰。

2. 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存在问题。

(1)社保统筹级别较低。目前河南省“五险”施行的是以省辖市为单位的市级统筹,相对于省级统筹来说,其保障能力弱,覆盖范围窄,统筹层次低,基金抗风险能力弱,不同地区的企业负担也不均衡。同时不同统筹地区转移手续繁琐,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跨地区转移。(2)异地就医的结算手续较为繁琐。2016年7月,河南省与10个省直辖市可以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但其他8个省直辖市还不能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使农业转移人口在使用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时手续繁琐,这违背了医疗保险的初衷。(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地区壁垒难以打破。各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仅仅面向本地户籍人群,而持外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却无缘参加,这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4)社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企业和个人负担较重。目前社保资金来源渠道以企业和个人为主,造成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较重,参保的积极性不高,这样一方面限制了现有群体的保障范围,另一方面不利于资金风险的分担。同时政府对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补贴力度不大,使其保障水平过低,特别是居民养老保险,很难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5)各险种经办机构之间衔接不良,使各类保险参与人数有较大差别。(6)监管不力,惩罚力度不大,致使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不为职工办理“五险”或不足额办理。

3. 企业为职工办理各类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办理“五险”成本较高。企业为职工办理“五险”,需要额外承担劳动者工资30%的成本,其中基本养老保险20%,医疗保险6%,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1%和生育保险1%。虽然从2016年5月1日开始下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降为19%,失业保险由2%降为1.5%。总费率下调1.5%,影响不显著。这不利于企业积极主动为其职工办理各类社会保险。(2)企业没有承担起对员工的责任。企业对员工承担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尤其是加班费问题),依法为员工缴交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责任。但是很多企业为了逃避劳动部门的监管,绞尽脑汁逃避需要为职工办理的各类社会保险。(3)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相关部门监管不力让不法企业或个体经济组织有空可钻,不为职工办理相关保险或者不足额办理。(4)企业不为职工办理“五险”的违法成本较低,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去逃避。

4. 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原因。

(1)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技能,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优势,在规模小、参保率较低的行业集中度高,如饭店、零售店等个体经济组织中,或者是物业管理中的小区保洁、保安等,这些组织很少为他们办理各类社会保险。(2)受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法律意识淡薄。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过程中很少与雇佣方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所以即使自身权益受损,也很难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3)在就业过程中对自己的权益认识不足。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至少有10%的人不知道用人单位是否为自己办理了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还有很大一部人认为用人单位不给自己办理这些保险是理所应当的,而不懂得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4)因就业困难而无奈放弃“五险”。由于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一些农业转移人口虽然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为了就业只能无奈地向雇佣者妥协。(5)“短视”行为。办理“五险”需要职工自己负担一部分,职工为了短期的经济需求而自动选择不参加“五险”,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提高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水平的措施建议

1.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实现人与户籍在管理上的合二为一。同时,要采取措施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办理居住证的隐形成本,激励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办理居住证。

2.不断完善现有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从法律法规上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参加社会保障的权益;加快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的步伐,以提高社会保障的能力,扩大其覆盖范围,增强基金的抗风险能力;简化不同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和异地就医结算手续,以利于农业人口的跨地区转移;打破地区壁垒,使外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参加本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拓宽社保资金的融资渠道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强社会保险各险种经办机构之间的有机衔接,逐步推行“五险合一”,尽可能使职工能够被“五险”全覆盖,同时也减少重复参保现象;加强监管和查处力度。这就需要相关监管部门积极监管、主动监管,尽早发现监管漏洞,不断完善监管手段,使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无空可钻,自觉守法,为职工足额办理“五险”。

3.完善企业为其员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针对企业为职工办理各类社会保险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政府除了采取加强监管,增大其违法成本等措施以外,还要采取措施鼓励企业为其员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

4.对于“非自愿性转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土地补偿时要考虑其长远生计保障,不仅要给予足额补偿,而且还要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费用。

5.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宣传力度,让农业转移人口了解社会保险的保障作用及意义,意识到参加社会保险给其今后生活带来的远期收益,以提高其参加各类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构建政府、企业、商业保险“三支柱”社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在政府和用工企业承担起责任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

7.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专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和收入水平,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8.企业要规范用工,积极主动为职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

9.农业转移人口一方面要积极主动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增强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尽可能避免短视行为,不能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应积极主动地参加社会保险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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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研究 篇11

一、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影响

（一）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2000—2010年，广西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级各类教育蓬勃发展，广西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一是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成倍增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2010年，广西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成倍增长，低文化层次人口群体逐年减少，高文化层次人口群体逐年增多，人口文化结构向中、高层次发展。2010年广西各种文化程度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下同）文化程度人口为275.14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6.6%，与2000年相比，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167.9万人，10年间增长1.6倍；具有高中（含中专，下同）文化程度人口507.90万人，比2000年增加78.98万人，增长18.4%；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1784.15万人，比2000年增加332.35万人，增长22.9%；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口1458.05万人，比2000年减少435.4万人，减少23.0%（见表1）。二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初中水平。2010年广西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4年，其中男性为7.89年，女性为7.36年。与2000年相比，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68年，男性增加0.55年，女性增加0.83年。剔除年龄结构影响，广西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0年，其中男性为8.72年，女性为8.06年，均已达到初中水平。

广西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广西经济实现大发展、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由2000年的2080.0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569.85亿元，年均增长16.5%。人均GDP由2000年的4652元增加到2010年的20219元，年均增长15.8%。财政实力明显增强，财政总收入由2001年的257.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228.61亿元，增长4.8倍，年均增长19%。

（二）提高就业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就业人口结构的合理配置，是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具有双向互动作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西就业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一是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2010年广西全部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1年，比2000年提高了0.86年。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81年、9.77年、11.43年，分别比2000年提高0.58年、0.12年、0.6年。二是小学文化人口比重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大幅提高。2010年广西就业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2.68%，具有大专受教育水平的占4.68%，高中的占11.37%，初中的占50.56%，小学的占28.62%。与2000年相比，10年间广西就业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下降11.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提高10.1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提高4.12个百分点。三是各行业就业人口受教育水平差异明显。从各行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看，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的就业人口接受小学和初中文化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比重分别为93.82%、79.4%、70.86%、70.82%、70.0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等行业的就业人口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化教育比重较大，比重分别为34.48%、33.51%、30.07%、27.39%。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广西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市场需求、结构调整、消费升级新变化和科技进步新趋势，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做优工业。优化服务业结构，完善服务业布局，创新服务业体制机制，壮大服务业规模，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生产力的要素中，人是首要的要素。广西就业人口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无疑成为推动广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2000—2010年10年间，广西经济快速发展，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呈上升趋势，三次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26.8︰35.2︰38.0调整为2010年的17.5︰47.1︰35.4，第一产业比重降至20%以下。三次产业发展协同性增强，农业基础稳固、工业生产能力全面提升、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2000—201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6%，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9%，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7%，均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工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612.33亿元增加到2010年3860.46亿元，年均增长20.2%，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0年的29.4 %提高到2010年的40.3%，广西工业化由初期阶段正式迈入中期阶段。

（三）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加快城镇化进程

《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农民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综合素质的高低，是实现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关键。

乡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广西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初中和小学，占92.24%。与2000年相比，2010年乡村的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提高9.72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提高1.04个百分点。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4年，乡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处于初中水平。其中男性为7.92年，女性为7.13年，与2000年相比，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54年，其中男性增加0.43年，女性增加0.67年。2000—2010年10年间，广西乡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2000—2010年10年间，广西农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好势头，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广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538.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75.06亿元，年均增长12%。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农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298.9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11.32亿元，年均增长11.79%，林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31.3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6.83亿元，年均增长15.88%，畜牧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140.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22.95亿元，年均增长11.67%，渔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68.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8.56亿元，年均增长9.5%。

人口文化素质提高有利于加快人口流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广西流动人口规模较大，从流入角度看，2010年11月1日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外来人口为629.18万人，占广西常住人口的13.67%，比2000年增加298.75万人，增长90.41%。从文化教育人口的构成上看，广西流动人口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主体，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明显高于总人口。从来自省内流动人口看，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受初中及以上文化教育者占80.59%，比总人口比重高19.23个百分点，其中受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者占14.23 %，比总人口比重高7.65个百分点。从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看，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81.43% ，与来自省内的流动人口基本相当，其中受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15.85%，比总人口的比重高9.27个百分点。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来自省内的6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来自省外的6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8年，分别比广西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多1.6年和1.58年，流动人口文化素质高于广西人口的平均水平。随着广西人口文化素质的日益提高，城乡人口迁移流动将更加频繁，人口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充分发挥广西“人口红利”优势

广西是劳动力资源大省，2010年广西劳动年龄人口达2816.61万人，比2000年增加172.51万人，增长6.5%。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1.2%，比2000年提高2.3个百分点，广西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年龄结构上看，青年人口（16—39岁）占62.06%，中年人口（男40—59岁，女40—54岁）占37.94%，中年人口比重比2000年提高7.5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由2000年的34岁提高到36岁，有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从当期看，庞大的青壮年人口既形成了“人口红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要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充分发挥人口资源优势，应加快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从长远看，广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红利优势将逐步减弱。在新的时期，也只有通过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优化产业结构，才能延长或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延长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五）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加快实现“收入倍增”目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十届三次全会提出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3年初，广西出台《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增计划》和《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力争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5.14万元和1.67万元，加快实现富民强桂的“广西梦”。相关研究表明，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多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看，接受小学和初中文化教育所占比重最大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也较低。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化教育比重较大的行业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使就业人口向高工资行业和职业流动，有利于提高收入水平。

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西少数民族人口1711.05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37.18%。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对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须加快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在教育基础薄弱民族地区改扩建、新建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接收初中毕业未升入普通高中就学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扩大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面向民族地区招生规模。启动实施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计划，继续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积极支持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和民族院校特色专业建设，培养民族地区留得住、用得上的各类人才。

（二）贯彻公平教育思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逐步统一城乡教育规划、建设标准、经费投入、师资配备和管理体制，探索城乡教育联动发展新模式，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规划城镇建设和学校布局。实行城市开发建设和学校建设同步规划，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学校建设同步规划。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城乡结合部延伸。统筹考虑人口变化和城镇化趋势，科学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合理规划学校的服务半径和办学规模。综合考虑人口、地理资源、环境、交通、经济等多重因素以及中小学、幼儿园的办学特点布局学校。

（三）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

人口容量问题研究 篇12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在他的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注意到, 在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中, 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土壤学和农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以及学术政治家们都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而非常奇怪的是, 人口学家们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曾对他说, 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 是因为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太复杂, 至今在这一问题中所使用的标准都很主观, 过去的种种努力都显得很愚蠢。另一位人口学家则认为, 人口承载力的问题至今还无法回答, 但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进步, 最终会得到回答。而科恩自己认为答案现在不会有, 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而对人类承载力的估计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在启发认识和指导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客观存在的, 很有研究的必要。其主要论点是: (1) 人类生存环境是有限的, 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资源、环境条件对于所能容纳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数量、规模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定性;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 环境人口容量及其对人口增长和数量规模的限制作用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2) 正是由于人口容量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 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有一定差距, 研究方法也还有待改进, 才值得我们去研究; (3) 人口容量的研究并不只是一个最大人口规模数值问题, 人口容量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研究人口容量的过程中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协调发展关系, 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居民安居乐业提供科学依据。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能过于片面和狭窄; (4) 对人口容量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认识, 有助于正确理解人口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和识别危机区域; (5) 研究人口容量可以了解各地区人口压力的真实情况, 揭示人口分布现状的本质, 为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再分布政策和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人口容量的定义

关于人口容量的思想实际上是古已有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保持人口与土地的平衡, 使有限的土地负担一个大小适当的人口的思想, 就是人口容量问题的一些最初考虑。但人口容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 只是也只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的定义为: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 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 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 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简而言之, 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 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口容量。而一个封闭系统中, 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人口容量大为降低。 (2) 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 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会造成未来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 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 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 (3)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 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 因此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 (4) 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 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人口容量。很显然, 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5) 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人口容量的差别, 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的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 (6) 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 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 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 (7) 承载人口的基础。人口容量既可以从单一的因素分别考察, 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 也可以从自然环境系统综合考虑;既可以只考虑自然系统, 也可以加进社会经济系统, 因而有土地人口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等一系列人口容量的研究。考虑因素不同, 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只要自己持之有据, 也就不乏其意义。

三、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的关系

1、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

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人口容量和人口承载力是同一个概念, 两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两者加以区分, 认为承载力指的是一定的净生产力和消费结构下给定土地可能支持的最大人口数, 相当于草场的载畜量, 而人口容量是指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土地人口承载力不能和土地人口容量相提并论。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在未来不同的时间尺度上, 以预期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 一个区域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容量则是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承载力相对稳定, 它受土地生产能力与人的生活水平所制约, 受人的行为影响小, 比较客观。土地人口容量则受人口政策、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主观性强, 它可以大于或小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就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来说, 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应小于土地人口承载力, 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对于开放的区域系统, 经济贸易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可以小于或超过土地人口承载力。

《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认为, 人口容量、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概念。该书认为, 资源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的特例, 它与资源承载力的区别在于抽取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作为研究重点。土地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下, 一定地区产出的食物能养活多少人口。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上, 该书作者认为人口容量有特定的涵义, 而人口承载力则是泛指的名称, 凡是人口为主体, 资源、环境、经济为客体的, 并能承载人口数量的, 如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等都统称为人口承载力。

笔者认为, 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并无本质区别, 它们都是从英文“Carrying Capacity”一词而来。人类环境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环境, 而是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 即使从概念上硬行把两者区分开来, 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界定, 只能造成人为的混乱。笔者倾向于对二者不作区分。

2、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

按一般理解, 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 即偏向于最高人口的涵义。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最适宜人口, 即最优人口。但确定人口容量时, 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 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适度人口。因此, 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但在一定条件下, 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 适度人口也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人口容量。

四、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根据不同的定义和研究目的, 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 国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因子分析法。

此方法一般把人口容量理解为最大负载能力, 从而根据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或某种资源的食物生产能力进行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 尤以依据粮食生产进行估算的方法应用最为广泛。此方法考虑的因子较少, 操作简单, 在人口容量估算时应用较多。但此法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农业生产或资源利用的反馈以及农业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相关部门间的反馈作用, 因而是一种非常粗略的估计方法。

2、土地资源分析法。

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9年召开的《未来人口的土地资源》专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它以土壤评价为基础, 依据资源、生态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 并给出各类农业生态区的三种农业产出水平 (低、中、高) , 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要求求出各种作物的产量并换算成蛋白质及热量, 然后再与每人每年需要的蛋白质与热量进行对比, 即得出环境人口容量。对草地畜牧业也以同样的方法换算。

3、资源综合平衡法。

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综合考虑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因素, 避免了单因子分析法的某些不足。通过分析各种环境资源对人口发展的限制, 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 进行综合研究, 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进行估算, 从而得出比较精确的结论。

4、投入产出法。

这种方法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手段, 根据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水、肥等实际投入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推测土地的现状及未来生产潜力, 从而计算土地承载力。这种方法考虑了实际生产情况, 因而更接近实际, 对预测一定时间尺度的土地生产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可信度。

五、对中国人口容量有待进一步研究

人口容量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是基于全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现实。对人口已经严重超载的中国来说, 人口容量的研究更具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国人口容量问题进行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并为中国人口容量研究填补了空白。

应该看到, 由于人口容量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同, 在人口容量的研究上还存在许多歧义。许多学者认为, 人口容量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 最大和最优人口数量虽然也是我们所关注的, 但如何从现实人口出发, 找到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 寻求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是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人口容量研究应该放在一个综合的大背景下, 这样就可以走出人口数量的狭窄圈子, 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 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1) 关于人口容量的内涵与外延应作进一步探讨, 以求得共识; (2) 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应加以规范和确定; (3) 要开展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人口容量研究, 尤其是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

六、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