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问题

社会经济问题（共12篇）

社会经济问题 篇1

社会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就是要用社会主义价值观评判和回应社会上出现和存在的诸多急迫的问题, 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解决这些问题。目前, 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正义问题突出, 不仅体现在实践层面, 还体现在制度层面。

一、社会正义问题的表现

1. 社会正义价值取向上存在偏差

改革开以来, 一部分人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 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部分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明显的惟利是图的非道德倾向:各种假冒伪劣泛滥, 坑蒙拐骗盛行, 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这样的行为似乎已经表现出见怪不怪、麻木不仁的心态, 社会制度和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功能弱化。这种局面的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社会缺乏一种内在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或者内在价值支撑的必然结果。同时, 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极端个人价值观已经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主导价值观。这种极端个人价值取向的发展, 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以社会为取向的正义观念, 阻碍了社会共同理想的形成, 影响了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在凝聚人心方面作用的发挥, 最终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健康发展。

2. 社会分配的过程和结果缺乏合理性

在社会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问题上, 由于不合理因素的广泛存在,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演变成了使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富;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变为政府甩包袱;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变为一切交给市场;政府为市场服务变为政府为老板服务。有人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总量增加了, 社会自然就正义、和谐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 社会就会正义、和谐了。以上这种种现象和心态, 都说明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 直接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悬殊,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 影响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甚至还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 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剧烈的社会变化给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道德观念带来了强的冲击, 由此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混乱和道德秩序的破坏。一方面,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迁, 原有旧的道德观念许多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另一方面, 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生活秩序所需要新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形成。因此,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证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要充分体现社会最基本的正义, 以此重新塑造和树立人们道德观念中的正义理念。因此, 道德正义的需求成为了社会正义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它将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4. 社会转型期的某些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公正性缺损

社会转型期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导致这一时期各种制度处在不断的变动中, 不配套不完善的地方在所难免。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公正性缺损, 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上。罗尔斯认为, “即使在法律和制度不正义的情况下, 前后一致地实现它们也还是要比反复好一些。这样, 那些受制于它们的人至少知道它们所要求的是什么, 因而可以尝试着保护自己, 相反, 如果那些已经受害的人们在某些规范可能给与它们某种保障的情况下, 还要受到任意专横的对待, 那就是一种更大的不正义了。”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形式不正义, 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面前的“区别对待”和“双重标准”, 由此引发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现象, 都是对制度和形式正义的极大损害。制度公正性的缺失,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正义的缺失。

二、实现社会正义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价值, 也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目前, 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严重存在, 给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正义问题, 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在建构其核心价值体系进程中的问题。社会正义从其内容来看, 包括经济正义、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为此, 要针对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正义问题, 从规范分配秩序、加强道德建设和完善各种制度入手, 切实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实现, 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1. 明确社会正义价值取向, 树立社会主义正义观

针对中国现阶段出现的某些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 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要回归社会, 应当以社会为本位确立社会正义价值取向。社会本位的社会正义价值观要求个人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 应当把社会的利益置于最高层面并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在实现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利益。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正义观,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特别是对于全民族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2. 实现分配正义

社会正义的基本问题就是分配正义问题集团中分配全社会的资源, 而是指社会的基本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 也就是基本权利义务或社会基本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个分配不是指政府作为主体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集团间配置。要克服中国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心态, 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利用公权力的惩罚正义, 也就是在分配过程中利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公权力的惩罚正义, 对于合法、守法行为者是一种支持, 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当然, 在通过公权力实现惩罚正义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程序的正当性, 结果的合善性, 惩罚的中和性。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分配正义, 最终实现达到正义, 促进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

3. 实现道德正义

道德正义是正义要求的道德体现, 或者说是从道德的角度来体现正义的要求, 具体体现为道德规范体系中的正义原则。道德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以平等的精神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要自觉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履行自己的平等义务。实现道德正义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体现为人格上的平等、权利义务上的平等和财富上的相对平等。同时要求, 平等地看人, 平等地待人。二是自由原则。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 每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一方面要取决于他人的“不干涉”, 另一方面又不能干涉他人对同等自由的享用, 所以自由原则应该使每个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三是应得原则。即给人以其应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四是个体原则。个体原则要求个体要明确自己的价值, 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有遵循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道德正义才能够实现, 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公民道德才能实现。

4. 实现制度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条件是各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制度正义首先要求的是分配制度的正义,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论述了。另外, 制度正义还有以下要求:经济活动、职业选择, 要按制度安排, 使各种职务、地位对每个人开放, 保证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充分就业。在治生活中, 通过制度的正义安排, 使人人就业机会平等,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择业机会、参与竞争的机会, 使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平等地行使选举权等。

三、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社会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性价值。任何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 都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社会、没有道德良心的社会、没有发展动力的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 社会正义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促进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当前,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最高层次的道德内容, 因此, 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促进作用。

第二, 社会正义对于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推动作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 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积淀的稳定的社会因素, 而时代精神是随着社会进化不断呈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民族精神的精华和时代精神的进化, 真正的内在动力之一是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

总之,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重要价值,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价值。严肃对待并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正义问题, 应从社会主义正义观、分配正义、道德正义和制度正义等方面着手。只有实现社会正义, 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 自由, 才能实现人们的共同理想, 才能真正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社会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重要价值,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础价值。严肃对待并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正义问题, 应从社会主义正义观、分配正义、道德正义和制度正义等方面着手。只有实现社会正义, 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自由, 才能实现人们的共同理想, 才能真正能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社会正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实问题

社会经济问题 篇2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 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 谷物年损失 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谷物损失 (头) (吨) (吨)

1 1 1

2 3 2

3 6 3

4 10 4

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数目从2头增加到3头，他现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棚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在上述算术例子中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那样。

人们可能会想，养牛者将支付所有谷物损失这一事实会促使农夫增加种植量，假如养牛者逐渐占据了邻近土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以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谷物，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谷物损害的存在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陪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然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土地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1美元。在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很明显，这种状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想这样做。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支付赔偿，作为对农夫同意不耕种这块土地的报答。农夫不可能获得高于用栅栏圈围这块土地的成本的赔偿费，以致于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实际上，赔偿费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也不会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我认为，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运行正常，在计算牛群规模的扩大所包含的附加成本时显然须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减少这一因素。该成本应参照牛肉生产的附加价值来衡量，并假定养牛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最佳化。需要强调的是，在养牛的成本可能低于通常牛对谷物的损害时，要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下降，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引起土地耕种的停止。在牛引起损害且养牛者愿意支付赔偿费的情况下，这笔赔偿费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总是令人满意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等于该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其在次优使用状态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而农夫不得不为这些要素支付费用)。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则要素在其他方面使用的附加产值将超过在考虑到损害后使用该土地的总产值。因此，人们就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投到其他方面的生产中去。仅规定牛损害谷物必须赔偿但不允许终止耕种，会导致养牛业中生产要素过少和谷物种植业中生产要素过多。但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则对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若农夫自己正式租地的话)而自己租下土地，最终结果都一样，即使产值最大化。即使农夫种植在市场上无利可图的谷物，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以预料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但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现在，我转向分析这类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虽然假设定价制度运行顺利(即成本为零)，但是引起损害的企业对损害结果并不承担责任。它不必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费。我要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由于我在前一例中指出了资源配置是最优化的，因此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一论点。

我仍以农夫与养牛者为例。农夫的谷物损失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假设牛群头数为3(这是假设不考虑谷物损失时维持牛群规模的数量)。

如果牛者将牛减为3头，农夫愿支付3美元，如果减为1头，则支付5美元;如果减为零，则支付6美元。因此，如果养牛人将牛群头数保持在2头而不是3头，那么他从农夫那里可得到3美元。这3美元就成为增加第3头牛所需成本的一部分。养牛人在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付出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负责)，或者他不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收到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不负责)，这些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的成本一部分，并和其他成本一起被考虑。假如通过将牛群规模从2头增至3头，养牛业产值的增加大于不得不支出的附加成本(包括支付3美元谷物损失费)，那么，牛群规模将扩大，反之则反是。无论养牛者是否对相应的谷物损失负责，牛群规模都将一样。

有人会提出，这种假定的出发点——3头牛的牛群——有点武断。确实如此。但农夫并不愿花钱去避免养牛者引起的谷物损害。例如，能劝说农夫支付的最高额每年不能超过9美元，这是每年用栅栏圈围土地的成本。只有当这笔费用不会使农夫收入减至放弃耕种一块特定土地的水平时，他才愿意支付。进而言之，只有农夫相信，在他没花钱的情况下，养牛者会使牛群规模保持在4头或更多，他才愿支付这笔费用。

让我们假定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养牛者将牛减至3头，农夫愿付3美元;如果减至2头，愿付6美元，如果减至1头，愿付8美元;如果取消养牛业，愿付9美元。必须注意，出发点的变化没有改变对养牛者来说自然增长着支付金额，如果他以任何既定的数量减少牛群规模的话。如果养牛者同意将牛从3头减至2头，他将从农夫那里收到额外的3美元，这3美元表示增加第3头牛将毁坏的谷物的价值。虽然就农夫而言，由于养牛者在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费用的情况下在保持牛群数目上各执己见(无论是否得到证实)，也许会影响他愿意支付的总费用，但实际上。这种不同看法对养牛者将实际保持的牛群规模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养牛者必须支付牛引起的损失，结果也一样，因为从既定数目中的收入相当于同样数目的支出。

人们可能会想到，一旦交易达成，就应支付给养牛者因增加超出他想维持的牛群规模之外的头数所化的费用，以劝说农夫支付更大的总支出。这也许是真的，作为与养牛者达成协议的结果，农夫在最终将放弃的土地(包括在没有养牛业时完全不耕种的土地)上的耕作行为(当养牛者承担损害的责任时)，其性质也与此类似。但这种策略是协定的前提条件，并且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状况。不论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一样。

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问题的重新说明

不能让问题学生成为社会的问题 篇3

随意开除问题学生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宗旨

每一个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是存在问题的。教育的首要目的和终极目标就是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受教育者就其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因也是期望不断完善自己，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学生成才的摇篮，是实施教育目的的前沿阵地，其职责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教师则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学生灵魂的塑造者。学生通过接受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而成长。康德说：“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

未成年学生处于青少年时期，易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识，敢想敢干，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生活经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之中，思想还不成熟，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差，看问题容易片面，感情容易冲动，因而犯错误是经常和难免的。我们应该允许学生犯错，更要相信学生能够改正错误，学校在处分学生时应该多从教育的使命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来考虑，多给学生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给少不经事的学生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动辄开除，把没有教育好的学生推给社会，这背离了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学校无能的表现。

具有爱心是教师的职业特点。被学生称为“慈父”的裴斯泰洛齐说过，面对那些问题学生，我与他们“一同哭泣，一同欢笑……当他们生病时，我在他们身边；当他们健康时，我也在他们身边；当他们睡觉时，我还在他们身边。我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在寝室里，我们一起祈祷……直到他们熟睡为止”。教师要关爱问题学生，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心理，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他们宽容、同情，赏识、鼓励，激发他们的自尊，唤起他们对求知的渴望和理想的追求，培育他们新的生长点；歧视、嫌弃问题学生，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与良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诚然，在特定的情况下开除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但是，我们应该对开除这种教育方式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尚未走向社会的学生而言，开除对他们心灵的打击是沉重的，并且标志着这个学生从此失去通过正规的学习渠道获得相应文凭的权利和资格，从而失去进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也就面临着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许多危害社会的人，当初就是因为被学校遗弃、被社会边缘化而走向犯罪深渊的。

马卡连柯说：“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合格，那不仅是教育失败的问题，还会直接对国家、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学校必须形成“转化一个问题生和输送一个优秀生同样重要”的共识，把转化问题生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随意开除问题学生背离了新课改的目标

新课程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它要求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尊重和赏识每一位学生，尤其要尊重智力发育迟缓的学生、学业成绩不良的学生、被孤立和拒绝的学生、有过错的学生、有严重缺点和缺陷的学生、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学生，并且关注这些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

新课程要求教师把学生看成是发展的人。首先，教师应该相信学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能量，坚信每个学生都是可以积极成长的，是有培养前途的，是追求进步和完善的，是可以获得成功的，因而对教育好每一位学生应充满信心。同时，教师又要承认学生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可能经常犯错误的人，因此应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学生的天性，积极引导学生成长。大量事实证明，在学校中问题学生和优秀学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大科学家牛顿、大发明家爱迪生等小时候常被老师与同学称为“笨蛋”；诗人海涅曾是闻名全校的劣等生，老师怒目而骂：“你是个从德国山沟里出来的野蛮人，对于诗一窍不通”；即使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小时候也曾被学校视为差生，老师对他的总评价是：学分中等的，希望不大的，近乎懒学生的那一种类型。可见，优秀学生与问题学生只是相对而言，因此我们教师要时刻记住教育家陶行知的告诫：“老师，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新课程要求教师把学生看成是独特的人，尊重学生丰富、独特的个性，不要试图用一个模式去塑造学生，消除学生的个性，而是把学生的独特性视为学生的财富而珍惜开发，使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完全、自由的发展。因此，某些问题学生的“问题”正是他们独特性的反映，也可能是他们将来发展的前提。

新课程倡导建立民主、平等和促进个性发展的师生伦理关系，要求教师真情对待、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尤其对问题学生更要公平对待，多鼓励、多关怀，切实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法制意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同时，教师也是有“问题”的，不能把问题学生有效转化正是教师教学能力存在问题的表现。因此，帮助问题学生的成长也是促进教师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

正视问题学生的问题，积极探讨教育对策

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有人说：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是一种太过理想主义的观点。从实践上讲，部分学校之所以开除问题学生，不仅仅是为了管理方便，往往在于问题生有可能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从而使更多学生的学习受影响。

现在，青少年发育成熟有提前的趋势，少年犯罪不断增多，其不良行为的性质、程度和影响都有加大的趋势。很多行为的危害，已非教育所能解决，也非学校所能承受。一些经多次教育仍然冥顽不化，用学校的常规教育手段根本就难以教育改变的问题学生，不但他们自身已无心学习，在学校正常的教育环境中不能健康成长，重要的是还严重地扰乱学校秩序以至于影响到大多数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更有甚者，某些具有暴力倾向的学生的行为直接威胁师生的人身安全。因此我们每个人要理性、客观地认识到问题学生的产生并不是单方面因素造成的，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只靠某一方面的努力，必须学校、家庭和社会相互合作，建立一整套教育、改造问题学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的措施。

首先，学校应最大限度地尽到教育学生的责任，挽救问题学生。学校要配备从事法制教育的专职或兼职教师，根据实际需要聘请校外法制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建立完善家访制度，密切与家长的联系，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努力消除未成年学生的心理障碍或者不良行为。对严重违纪学生进行短期隔离式教育，或把严重违纪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军训，让这些学生通过军训增强纪律意识。

其次，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一是要转变育人观念，不唯分数，关注孩子的精神世界、道德养成；二是要主动联系沟通。与学校、老师联系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与孩子交流沟通，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三是要提高监护水平。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家长应加强学习，了解青少年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掌握系统的监护知识，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监护任务和责任，提高监护水平，正确发挥监护引导作用。

第三，呼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与学校一起承担对问题学生教育和帮助的责任。政府和社会不能把对问题学生的教育责任完全推给学校，把矛盾完全堵塞于学校。在教育和帮助问题学生的问题上，政府和社会不是旁观者，政府和社会在努力优化教育环境的同时，形成教育与帮助问题学生的固定的社区组织，建立针对问题学生进行特殊管理的学校。

社会经济问题 篇4

1.1 定义的范围不同

运输中的经济问题指的是制约交通运输发展过程中的与经济因素相关的问题, 运输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各项工作中都包含经济问题。它定义的范围应是交通运输行业, 是运输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般来说, 运输经济学家特别关心对运输需求的估计和克服距离障碍所花费的代价问题, 他们研究运输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探求运输业发展运作中的内在经济规律, 分析它的规模、比例、结构以及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

经济中的运输问题指的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与交通运输因素相关的问题, 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发展都涉及了交通运输的问题。它定义的范围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人类从事交通运输以克服空间距离的阻隔, 是一项无时不在, 无地不在的任务, 因此, 运输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 交通运输的影响, 早已远远超出运输业本身而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1.2 研究的重点不同

运输中的经济问题更多的倾向于研究交通运输发展的投资成本、价格、收益效率以及现有运输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许庆斌和荣朝和对各种运输方式的经济特征和运输成本以及运输工程的成本和效益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并着重全面分析了运输价格及其经济功能。对于解决运输中的经济问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每一种不同的运输方式都有其特定的运输成本结构和特点, 并由于不同的成本特性也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经济特征。各种运输方式各有自己的优势,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技术经济性能上的弱点。从整个交通运输系统来看, 就要求各种运输方式共同承担运输任务, 对不同的运输需求, 根据各自的技术经济优势进行合理的专业化分工, 以期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几种运输方式的主要技术性能优劣次序排列如下表1。对于各种运输方式也有多种多样的运价形式来满足不同的需求。运输价格在运输活动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自动地起着调节作用、核算作用和分配作用, 运价体系及运价水平的合理与否, 对国名经济以及人民的生活具有直接的影响, 更是有利于促进组织合理运输、促进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以及提高运输工具的使用效率。

资料来源:张之.运输布局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8.

经济中的运输问题更多的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以及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问题。当交通运输条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时, 往往需要对运输需求进行预测, 然后进行交通规划以及工程的实施等增加基础设施来解决问题。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问题主要是发展可持续运输的问题。可持续运输就是与可持续发展相容的运输, 是使运输发展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它提出的层次不断提高的需求的同时, 综合考虑并保证其自身发展及社会复杂大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 以期达到一种运输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长期的动态协调的运输。

2“运输中的经济问题”与“经济中的运输问题”的联系

2.1 都是跨领域的综合性系统问题

无论是“运输中的经济问题”还是“经济中的运输问题”, 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综合性日益增强, 有很多问题都不再是运输部门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由于运输问题的影响广泛, 许多学科的专家纷纷转向这一领域;而另一方面, 运输经济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单靠运输界的力量又难以胜任当前研究所需要的广度和深度。因此, “运输中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中的运输问题”都是跨领域的综合性系统问题。

2.2 交替推拉关系

交通运输业与国名经济之间存在一种“交替推拉关系”。交通运输方式在优胜劣汰法则的作用下, 形成了今天五种现代运输方式并存的局面, 其演进过程可分为两个本质不同的时期。一个是运输方式的“渐变期”, 运输结构在“量”的方面的演进规律, 即扩大原有运输方式的总规模、改进原有运输方式的服务质量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另一个是运输方式的“剧变期”, 运输结构在“质”的方面的演进规律, 即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主要靠增加新的运输方式的来实现。交通运输业正是在运输方式的这样两种基本演变模式交替作用下不断发展的, 而运输方式的如此发展, 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在“质”与“量”两个方面的压力引起的。

对于任何一种运输方式来讲, “质”的方面改进和“量”的方面扩展其范围都是有限度的。这样, 在运输方式的“渐变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往往介于原有运输方式“质”的改进和“量”的扩展之极限内, 可以通过对原有运输系统的改造来满足。这期间, 交通运输的作用往往比较隐蔽, 主要体现在支持经济增长, 如果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能够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交通运输的作用往往不被人关注。如果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步伐, 就会以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方式来显示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时, 经济发展就拖着交通运输业走, 即经济发展“拉”动交通运输发展的过程。这个时期即为运输方式的“剧变期”, 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突破了原有运输系统“质”和“量”两个方面所能改变的极限, 迫使新的运输方式产生与发展。由于新运输方式的产生及随之而来的迅速发展, 必然向社会提出强大的物质需求, 从而造就一批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壮大, 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 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较明显, 不仅表现为支持经济的增长, 而且还体现出刺激经济的发展, 交通运输明显得“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运输中的经济问题”与“经济中的运输问题”也存在于上述的交替推拉过程中。在经济发展拉动运输发展的过程中, 就是问题的产生过程,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了运输问题即“经济中的运输问题”, 而在运输发展过程中, 难以避免出现经济问题即“运输中的经济问题”。在交通运输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就是问题的解决过程, 解决的运输业发展中的经济问题, 使得运输业可以顺利发展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也就解决了经济中的运输问题。因此, 问题的产生过程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拉动”交通运输发展的过程, 问题的解决过程可以看作是交通运输“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

3 结束语

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它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重要的和多方面的。运输化理论表明, 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随时间不同会有所变化, 其主张在一定的发展阶段, 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输能力与之适应, 人们也可能透过交通运输业状态了解经济发展的特征。在这些社会活动过程中, 不断的出现“经济中的运输问题”和“运输中的经济问题”, 这两类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他们不是独立的, 问题的产生是相互拉动的, 问题的解决又是相互推动的。只有同时考虑这些问题, 以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为出发点, 才能达到运输效率和经济效益最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许庆斌, 荣朝和.运输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

[2]韩彪.交通经济论-城市交通理论、政策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社会经济问题 篇5

反方一辩陈词：

谢谢！主席，评委，对方辩友，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我方立论之前，我想解释一些定义。首先，留学生是指：文凭必须在高中以上而去国外攻读更高学位，同时拥有一技之长的特殊人群。其次，归国即是学成归国，融入社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状况，是由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引起的,需要加以解决的状况,是社会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反观个人问题却是一种个人主观选择与客观环境无关。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留学归国问题是社会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先说核心问题社会问题，我方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分别是①形成原因②社会影响③解决方式。首先，来看留学生形成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为有志之士的出国和学成回国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确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了全球最安全的避风港足以证明这一点。并且像霍英东基金、春晖计划等鼓励留学生回国服务的各种基金计划，为留学生回国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而国家地位的提高，更是极大地调动广大留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文化创新促进东西文化的融合，也是归国的精神动力！这三个层面的本质属性都是社会性，即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留学生归国从本质看，就是社会问题。

其次，留学生归国的社会影响。留学生掌握特殊才能，高端技术，这一群体势必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缩短教育、科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培养高级人才的能力；扩大教育、科技、文化、经贸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种种这些影响不都是在说明留学生归国是社会问题吗？

最后，我们讲解决方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新的留学生工作政策，提出“支持出国，鼓励出国”。留学生归国后，面临创业难的问题，我国政府则不断改善软硬件环境，为留学生在事业上的成功创造了机遇。

再说个人问题。有人出国留学，为了学知识？为了镀金？这是个人问题。你们可以说，社会发展，竞争加大，特别是经济实力增加，使得人们会有这样的个人选择。当然，正方不能去否认社会问题的现实性。任何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共存的，一切个人问题，都是社会问题造成、影响、决定的。不知对方辩友是否听过：“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留学归国很多人都不是因为其个人意愿而留学归国的，大多数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趋势影响。由此可见，留学归国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纵然历史上有很多像钱学森、邓稼先等这样的爱国学者放弃国外优厚条件而留学归国的个例。我们也从不否认单个人做出是否归国的决定时，主要是个人行为。但是我想提醒对方辩友，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留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归国问题。因此，对方辩友已经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你们只是仅仅停留在某一个人是否回国的问题。

社会经济问题 篇6

若要用一种自然之物和薛暮桥相提并论，莫过于水了。他清澈、平静、绵长、隐忍，逆来顺受，水滴石穿，以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一点一滴，确立他的历史地位。要想理解这一整段历史，从建立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转轨，薛暮桥是关键人物，没有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可以和他比拟。

1948年在西柏坡时，薛暮桥就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筹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了。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让他参与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薛暮桥也正热情地执行自己参与起草的“一五”计划，试看计划体制怎么运转。作为准备，他和苏星、林子力先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向国庆10周年献礼。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写书，对于身兼国家统计局局长、计委副主任这两个计划体制要职的薛暮桥来说，根本排不上。

“文化大革命”一来，批判薛暮桥的大字报被刷到了天安门上。他的罪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叛变出狱的叛徒”。这位靠边站的“修正主义者”，在牛棚，除了《毛泽东选集》，其他书一概不许读，薛暮桥就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选集》4卷读了4遍，写出《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

1969年12月，他去国家计委在湖北省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只有薛暮桥，拿个小马扎趴在床边写书。很多人反对他写，他也不辩驳，那不是他的个性，只是默默不停地写。年过六旬的薛暮桥虽说被分派干“轻活”，但有些“轻活”实在不轻。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没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这个老“走资派”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边看着，脑子里边想白天写的书，突然有了思路，清晨回宿舍趕紧把夜里想的写下来。每一稿写完，订起来，包上皮，用美术字写上书名。回北京探亲时，拿块黑底红花头巾包上，放在行李里：这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一度薛暮桥曾获准回到北京，无事可做，在家写书。夫人罗琼是“文革”前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此时虽未官复原职，已开始上班。她特别反对丈夫写书，唯恐再因言获罪。薛暮桥不想让家人担心，趁她上班，赶紧写；等她一下班，就把书稿藏进抽屉里。好景不长，他又因为“历史问题”，被勒令返回“干校”。不抵抗，服从，只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那个花包袱。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起初，薛暮桥是想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越写越困难，没办法摆脱斯大林的定论，加上不能碰的禁区，写出来的稿子他不满意，觉得跟“文革”前相比进步不多。

1975年国庆，薛暮桥和许涤新受邀参加国庆宴会，次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等于宣布他被解放了。随后，他成为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时年71岁。1977年，薛暮桥去找中央党校校长借房子，和徐禾、吴树青、余学本住在里面3个月，引经据典，写出新稿。但是，经典著作并不能给出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还是不满意。薛暮桥是从上世纪 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起家的，要解决现存的经济问题，必须到基层去调查研究。

这时的中国，还有“两个凡是”当道，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的错误还是禁区。薛暮桥说：“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经过再三考虑，他在1978年4月18日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了一封信，其中谈道：“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没想到，没过多少天，一个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发生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

1978年初夏，薛暮桥和王耕今、何建章、吴凯泰等去安徽、江苏两省调查。万里正在安徽省开始搞农村改革；江苏省首先试行了财政承包责任制、苏南社队工业和上海协作。这些打开了薛暮桥的思想，他提出扩散城市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准许私商长途贩运等建议，支持安徽省包产到户，认为非得系统地清理左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迈出新的步子来。1978年10月，他向计委党组提出再组班子到外地写书。苏星、何建章、余学本、吴凯泰参加。薛暮桥下决心抛弃写教科书的夙愿，要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不长，发展不成熟，缺乏实践经验，很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想根据亲身经历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必须探索、解决的问题。

写作小组在杭州，上午8～12点、下午2～6点写作。3个月后，他们向100多位经济学家和主管经济的官员发出征求意见稿，一个月内，就接到近百封回信。1979年4月，再去无锡修改。此时，孙冶方也带着4个人在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两班人马，时而交换意见。薛暮桥说：“这是一段愉快相聚的时日。”

1979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人民出版社印300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只好提供纸型，让各省人民出版社翻印。

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步骤很快，不久，薛暮桥就觉得书落后于实践。1983年初，完成了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交派任务的陆定一作序。此时，历史已经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曾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担任了22年中宣部长、被关押过13年的陆定一有些激动，连夜写就序言：“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性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政治理论和革命战争理论，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呢？”原来，这才是中共党内理论家的情结。年底，修订本出版。1987年8月，薛暮桥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手稿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并给所长董辅礽一信，尽数历时廿载的成书历程：“这本书的前后十稿和两个‘跋’，不但反映我个人思想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当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可以自慰的是经常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方面还起了一点‘开路先锋’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旧稿还有保存价值，给后人去考证10多年来时代的变化。”

1989年以后，反对市场经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抬头。此时的薛暮桥已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捍卫者。1990年底，87岁的薛暮桥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他写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可以探索它的发展规律，而且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可供参考。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要有几个（至少我们自己）改革完全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写出一本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文中，他对10个重大理论问题做了分析，被称作“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还说，这是“为将来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积累一些历史资料。如果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社会背景 篇7

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这场论战的发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或者说中国的“国情”) 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社会性质的认识都是模糊不确定的, 而最初指明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的, 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1912年7月,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 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 农业的, 半封建国家”。[2]1916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有名的著作中, 又把中国列入半殖民地国家 (或者叫做半独立国) 。“列宁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形式, 过渡的国家, 帝国主义的争夺, 使这些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3]列宁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这两个方面概括当时中国的国情, 还没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因而具体考察和界定中国社会性质这样的历史重任就必然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 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4]当时中共中央大多是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分别地阐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况, 而没有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结合起来, 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 但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范围的论战, 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一、大革命的失败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

大革命失败后, 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人们开始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 即革命的对象问题, 而革命的对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决定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由此展开。历史学家何干之在1937年曾对这次论争的历史背景作过切实的分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 是1927年大革命以后的事情。从那次革命以后, 国内的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情势都起了剧烈的蜕变, 同时思想界也发生了尖锐的分化。为清检过去革命运动的经历, 确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路线, 关心中国前途的人, 不得不重新细密地考虑提到大家面前的各种重大问题, 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是什么?革命的动力和逆动力是什么?各社会阶层在革命过程中的矛盾与关系怎样?怎样配置中国各种社会力量执行民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要在实践上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社会党的性质。……1928年以后, 轰动一时, 在中国思想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战, 是在这客观的要求下揭了幕的。”[5]

二、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的分歧, 推动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早在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部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认为, 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6], 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7]而以托洛斯基、狄拉克为首的“少数派”则认为,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而在1928年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 封建势力成为微乎其微的残余, 中国的资本主义将得到和平发展, 所以当前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局势, 无产阶级只能等待条件成熟, 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 直接导致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发生。

苏联党内与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产生的分歧使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分化。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明确了“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社会性质的变化, 但是, 大会坚持中国仍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是具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双重性质, 而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 而不是其他”。[8]但是, 决议并没有统一全党的认识, 陈独秀等人拥护托洛斯基的观点, 在中国形成了托陈取消派, 反对六大决议对中国问题的估计。使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在中共党内爆发。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被更多的国人所接受, 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这次论战, 使我们明确了中国的社会性质, 在此理论基础上, 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开创了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新纪元。

摘要：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这场论战的发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本文将主要对论战的缘起进行阐释。

关键词：社会性质论战,背景

参考文献

[1]、[4]、毛泽东选集 (2)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33.610.

[2]、列宁全集 (2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429.

[3]、周子东, 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M].上海:知识出版社, 1987:3.

[5]、吴雁南, 等.中国近代思潮 (1840—1949) (3)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410.

[6]、[7]、斯大林全集 (9)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217.257.

鲁南经济带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篇8

2007年7月, 山东省政府提出构建“一体两翼”的经济发展格局的思路。“一体”是指从东部沿海沿胶济铁路向西到省会济南周围地区;“两翼”即北翼和南翼, 北翼指黄河三角洲及周边, 南翼指鲁南经济带。2008年2月, 《鲁南经济带区域发展规划》的正式通过, 标志着山东省“一体两翼”区域发展新规划步入正式实施阶段。鲁南经济带是山东省区域经济的重要板块之一, 包括日照、临沂、枣庄、济宁、菏泽5市43个县 (市、区) , 面积5.05万平方公里, 人口3210.5万人, 分别占山东省的32.1%和34.5%。2011年鲁南经济带实现生产总值9918.6亿元, 比上年增长11.7%,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22%, 不管是从人口、区域面积上看, 还是从经济规模上看, 鲁南经济带都是山东省“一体两翼”总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山东省整个经济发展规划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快鲁南区域经济的发展, 让鲁南经济带成为山东省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对于促进山东省南北经济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能更好地利用地理位置、产业集群、交通运输网络等优势更好地提高鲁南经济的实力是我们所关心的。与此同时鲁南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偏小, 竞争力弱, 同构现象严重, 产业结构不合理, 服务业发展滞后, 城市化水平不高, 经济外向程度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文就是通过对鲁南经济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就如何更好利用本地区的优势, 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以及如何对该地区进行开放开发, 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1.鲁南经济总量及其内部结构分析

鲁南经济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25.24亿元, 201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8480.50亿元, 同比增长13%, 分别占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的21.61%和21.52%。可以看出鲁南经济增长速度是很明显的, 但是占山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变化不是很大, 而且比例还有所下降, 说明鲁南经济增长相比其他地区增长的速度比较慢, 经济发展缺少新的增长点, 比较乏力。同时也要看到鲁南经济在山东省GDP中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小的, 竞争力不强, 后劲不足。

从表1中看出鲁南五市与山东省2010的三次产业比例9.1∶54.3∶36.6相比, 五市第一产业占的比重比较大, 尤其是菏泽市2009年竟高达21.4, 说明低加工产业比重比较大, 附加值不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除临沂高于山东平均水平外, 其他相对来说比较低。与2010年山东省内较发达的青岛市三次产业比例4.9∶48.7∶46.4相比, 差距明显, 说明鲁南地区第三产业不发达, 服务业不是很完善, 而且发展的比较缓慢, 总体说来产业的高度化不够。鲁南在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的同时, 没有合理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原料, 没有更好地发展第三产业, 并反过来没有合理地用第三产业的技术、资金、金融服务等去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 促进第一产业的优化。第二产业的比重比较大, 是因为鲁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 农产品和矿产品加工业发展相对迅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没有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可持续发展性差。从2010山东百强企业中兖矿集团 (位于济宁) 和枣庄矿业集团创造的利润名列前茅。但鲁南地区在资源密集型的工业竞争比较激烈, 产业同构现象比较严重, 各市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在建材、机械、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和领域, 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雷同。如果监管不当,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和大量的能源消耗。

资料来源:根据2010-2011《山东省统计年鉴》整理得。

资料来源:根据2011《山东省统计年鉴》整理得。

2.鲁南地区城镇化问题分析

城镇化率 (城镇化水平) 通常用市人口和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 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和集聚程度, 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虽然通过城市化率这一指标来评价经济发展水平显有粗略, 但可以宏观感受到鲁南经济带与全国平均水平有差距, 甚至与山东省其他地区差距都比较大, 经济联动能力差, 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从表2中可以看出菏泽的城市化水平最低, 与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49.68%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3.鲁南地区对外贸易问题分析

鲁南地区2010年进出口总值是253.4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4.9亿美元, 分别占山东省的13.41%和16.27%。在出口方面除了日照达111.66亿美元外, 其他各市的进出口额都规模过小, 如果没有日照的出口, 鲁南地区进出口值在山东全省的比重还要更低, 外贸总体水平更低。不仅出口少, 附加值高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流通也是比较少的, 没有合理将农产品、工业制品进行深加工出口, 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不够。在国内外旅游方面, 国内外旅游人数不多, 2010年鲁南地区旅游方面的外汇收入仅占到山东省的16.56%, 枣庄和菏泽分别只有823.8万美元和239.2万美元, 说明了各地在利用本地旅游资源发展观光旅游业方面还存在欠缺。

发挥资源优势,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鲁南地区又好又快发展

1.大力优化第一产业, 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合理利用鲁南经济带农业基础, 加大进行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 使机械化水平更高。可以增加对农业科研的力度, 实现科学种田要充分利用济宁、菏泽两个国家级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 加大对油料、肉类、淡水产品、蔬菜的生产, 由数量农业向质量农业转变, 由常规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变,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进行农超对接, 引领农民合理的安排生产。提供一些金融政策上的支持, 减少农业种植的风险, 充分保障农民的利益。加大对日照海岸段的立体养殖、工厂化养殖、无公害养殖示范区建设。

2.发展现代工业,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资本, 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承接产业转移。加快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和济宁等新型的建材基地和服装基地建设。着力打造枣庄、济宁等能源及煤化工基地, 拉长延伸煤炭工业产业链, 推进煤热电一体化经营, 规范和综合利用能源。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加大对重点项目的建设, 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和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使企业掌握核心竞争力, 推出清洁环保、节能降耗的产品。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加强鲁南农村实用人才和乡土人才的培养, 推进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紧密结合, 加强推进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 把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更好地发展现代工业,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该地区交界的江苏北部进行工业和商务合作, 利用比较优势原理, 发展更适合本地区的企业模式和集群效应, 达到苏北和鲁南双赢的结果。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利用闻名世界儒家文化, 更好地开发人文旅游、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等, 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 注重品牌效应和维护企业文化。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可能在一定程度造成失业, 对这部分劳动者进行再就业的培训, 合理有序地引导劳动力的流动;大力发展日照的港口物流业和京杭运河的运输服务业, 同时积极发展外贸服务业, 加大鲁南地区与周围市场的联系, 积极发展临沂商贸物流业, 把临沂建成功能齐全的物流基地和重要的区域性物流枢纽城市。加大对鲁南地区的资金支持, 拓展投资新渠道, 积极支持鲁南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和发行企业债券, 扩大融资规模, 实行税收补贴和优惠。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实行保护性的开发,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推行清洁生产, 大力降低能源消耗, 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协调。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山东省经济发展迅速, 地区生产总值位于全国前列, 但山东省的鲁南经济带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软肋, 严重制约着山东省的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比较鲁南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与其他区域经济带经济发展状况, 发现自己优势, 更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的短板和劣势。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在合理利用本地区优越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的同时, 进一步提出解决措施, 促进鲁南经济带越好越快发展。

关键词：鲁南经济带,问题分析,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1].刘东林.鲁南经济带发展思路分析[J].山东经济, 2008, (4) :150-153.

[2].李军, 李民生, 巩长坤.鲁南经济带的崛起及战略选择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8, (1) :11-14.

经济异化问题探析 篇9

一、异化的哲学概念

异化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哲学概念。从词源学方面来看, 异化具有疏远、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受别人支配等意思。马克思认为, 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 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 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2]。

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异化现象, 其中对劳动异化研究最多。劳动异化的内容包括: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过程的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私有制经济中的商品经济的分析, 认为, 异化的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职业的固定化分工和私有制, 因此异化的扬弃需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私有制的消灭, 异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异化问题的现实存在

1. 从劳动异化层面来看经济的异化。

中国实行的是场经济体制, 存在着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 而在此经济体中的, 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使得劳资关系是纯粹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老板颐指气使, 高高在上、工人劳碌不已、忍气吞声的情况大量存在。为了多挣些钱以养家糊口, 工人每天除吃饭睡觉外几乎都处于工作状态, 和同事、上级领导的关系疏远、冷漠、甚至紧张, 很多人处在“人际荒漠”之中, 疲乏和劳累感。

2. 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来看经济异化。

(1) 企业的生产环节是商品经济的必经过程, 质量是生产企业的能否生存的根本, 同时也决定着消费者的消费的行为及消费的安全性。拿食品生产来说, 这几年频频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阜阳的毒奶粉、“苏丹红一号”、“红心咸鸭蛋”以及地沟油等等事件。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各种食品添加剂食用后能引起食品中毒甚至危害人的生命, 而生产企业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于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偷偷地、大量使用, 不能不说他们已把消费者置于对立的位置, 其结果是害人害己。对于非食品行业, “楼倒倒”、“楼脆脆”、“豆腐渣工程”、“大桥断裂”等等事故无不使国家的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人民的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 (2) 对于商品的经营者来说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除了用心做好各项售前和售后工作外, 他们还要使尽一切手段做宣传, 从电视、广播、报纸, 杂志再到网络, 所有与人有接触的媒体全部覆盖, 宣传手段也不断翻新, 除向你介绍必要的知识外“附带”推销一下使你的生活无尽便捷、无上享受的全功能器具。“到处宣传购买某种肥皂或衬衫会给生活带来重大变化, 企图以此制造假象, 让人上当受骗。”[3]最近几年不断出现的明星代言事件以及国人皆知的“达芬奇”牌家具造假事件, 是经营导致的经济异化的“出色”表现。

3. 从生态环境的层面看经济异化。

(1) 为了获得短期利益, 生产企业不断地、大量的排放污染物及温室、有毒气体, 从而导致生物的多样性急剧丧失, 导致不健康的人群不断扩大且年轻化, 气候异常频频出现, 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淡水资源日益告急。 (2) 无节制的乱砍滥伐、过度的放牧使得森林和草地资源日益枯竭, 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森林资源的衰竭不但影响人类对生产原料的取得而且加速气候恶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过度地人为的活动、放牧导致沙漠的植被被破坏、降水减少, 土地的生产力下降和可耕土地丧失和沙尘暴发生频繁。为了发展经济“资本剥削土地, 剥削空气, 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4]。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来取得的。

四、经济异化产生的实质

1. 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经济的存在。

(1) 生产力的提高依赖的是生产流水式线的使用和泰勒式的管理, 而这些都是以分工为前提的, 分工越细生产的效率越高, 而对于从业工人来说, 在长时间做同一个枯燥而简单的动作, 人等同于一个机器, 工作只是身心折磨的同义语。“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 增加社会的财富, 促使社会精美完善, 同时却使工人陷入贫困直到变为机器”[2]。 (2) 私有制的经济地位的实现, 带来经济的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上的根本对立, 从而也就导致了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异化。“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一个是就活动而言, 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5]

2. 科技的发展与应用。

(1)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 总是在发现和解决一些问题和方法的同时, 又会有新的困惑在等着他, 因此, “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 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6]科技发展的局限性再加上自然规律的不可预见性经常导致人们在运用科技时发生了人们所意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副作用:人被其控制, 自然被其破坏。 (2) 人类认识、探索、研究科学真理的目的是为了解放自身,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与运用越来越受利益和主观目的的影响而趋于功利化。人类在利用科技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时往往更注重效率、效益的最大化而很少顾其他。对于发展科技的科学工作者来说,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 因此科学本身也会成为其发财致富手段, “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7]。

3. 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手段的经济体制,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导原则。在市场里独立的市场主体必须遵循市场法则和经济运转法则从事经济活动, 即使违背自己的意愿。市场经济是以物的原则而不是以人的原则来运行的, 不是以自身的需要而是以他人的需要为目标来从事活动, 他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价值只有在市场中经过成功交换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和实现。因此, “在市场中, 不是人在驾驭市场, 而是市场在驱使着人。”[5]因此, 经济越发展, 社会依赖关系越严重, 异化劳动及其引发的人的普遍异化也就越加明显。

五、异化扬弃的探索与尝试

对于经济还不发达的我们来说异化的扬弃将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任务艰巨的历史过程。

1. 生产力的极高发展是消除经济异化的首要前提。

马克思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要想解决经济异化难题, 首要的实现的条件就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只有生产力极大的发展到人们已不必需为自身的物质需要而做无意义的搏斗的情况下, 一生只在一个特定环境下所从事的永不变动的工作的情况才会消失, 为了赚取更多商业利润而相互尔虞我诈的斗争才会停止, 而需要极多的富裕时间的无尽的尝试和知识的学习的自由个性的培养与发展才得以可能。“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 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 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8]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才能实现供求关系的统治的消失。

2. 给科技的发展以正确的导向是消除经济异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最终能够防止和解决科技在应用时出现的诸多问题, 但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 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是应给科技的发展以正确导向:要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 另一方面把代价降到最低以实现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应用科技时既要遵循科技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性, 同时又使其符合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 从而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3.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目前减轻经济异化的最佳选择。

(1) 坚持以人为本,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是当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轻人的异化、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有效途径。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不但有益于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调动, 和谐的人际环境的建立, 而且能使人的社会价值大幅提升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2) 坚持全面发展, 实现经济和社会同步提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首要因素。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全面建设, 以实现一个包括人自身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持续、永续发展。 (3) 坚持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就会吃祖宗饭, 断子孙路, 社会历史就不可能继续向前且更好发展, 人类所向往的真正美好自由的生活就不可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N].新闻战线, 198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13-53.

[3]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民, 译.北京:工人出版社, 1987: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7-4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6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工人出版社, 1995:271.

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问题 篇10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活动空间,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提升综合国力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造福子孙后代的基石,为我们的后代保留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必须肩负起的使命。因此,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做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生态环境被人们看做零价格使用的自由物品,因此导致出现生态环境配置出现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随着自然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险峻形势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通过价格机配置生态环境的趋势,即生态经济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2含义

2.1生态经济化的含义

生态经济化,就是对于自然资源不仅考察自然经济资源,还需要考察自然生态资源。对于自然生态资源不仅考察其生态功能,也考察其经济价值,自然生态资源不是免费使用的自由物品,而要被视为宝贵的稀缺资源,按照经济规律赋予其生态环境价值,从而使生态环境资源的流通和使用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

总的来说,生态经济化就是体现环境容量的资源价格、体现生态保护的合理回报,体现生态投资的资本收益的过程。生态经济化是一种趋势,是一个大的方向,资源在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其经济价值将呈现递增的趋势,因此,我们应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2.2经济生态化的含义

那么,什么叫做经济生态化呢?顾名思义,所谓经济的生态化,就是要求我们把生态的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去,用生态的理念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要素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无限性而言,有限的资源是稀缺的。如果某一种自然资源短缺,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要想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就必须强化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使我们的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3生态与经济的关系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生态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两个无法调和的个体,一方的增长带来的一定是另一方的衰败,但是事实上,生态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是可以同步的,两者并不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一定方法和制度的协调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有效地保护好生态环境。

比如说浙江安吉县的转型为例,就能充分说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也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安吉,中国竹乡,全国首个生态县。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安吉调研,在安吉余村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安吉以“两山”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发展经济,用发展经济的成果反哺生态保护,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然而,安吉的成功并不是那么顺利的。曾经,安吉作为浙江20个贫困县之一,为了“脱贫致富”,下决心走“工业强县”之路,利用良好的山林、矿山等自然资源,兴办了一批造纸、化工等重污染型产业。牺牲绿水青山来交换金山银山,安吉经济跃上了一个台阶。然而,粗放式的发展虽然让安吉经济实现了短期的增长,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1998年,安吉被国务院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受到了“黄牌”警告。

困则思变,安吉不得不对污染企业进行彻底治理。为此,安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后投入8000余万元,对全县74家水污染企业进行了强制治理。同时,安吉还扎紧口袋,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一律不允许落户。关、停、转、迁的结果是减缓发展速度,期间安吉的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在湖州各县市的经济排序中,安吉一度倒退至倒数第一。

没了矿业与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安吉生态经济发展有声有色。在生态工业方面,大力发展生态工业。仅竹制品加工2014年销售收入就达180亿元。如今,安吉以竹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已成为经济支柱。通过科技创新,安吉竹业对一根竹子实现了从竹叶、竹竿到竹根甚至竹粉末的物理与化学的高效利用。全面推进了经济转型发展,成功地将“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4结论

安吉的成功充分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健康发展能为环境保护服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也不是不可以兼得的,利用科学的方法与合理的手段,在创造金山银山的同时,绿水青山也能得到保护。

参考文献

[1]沈满洪.生态经济化三问[J].环境与经济.2013.

[2]马超平.生态经济背景下如何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J]改革与开发.2015.

[3]谢高地,曹淑艳.发展转型的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过程[J].2010.

[4]马军,余锦龙.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启示[J].社会科学家.2013.

[5]曹振杰.区域发展:生态经济化还是经济生态化—基于深生态学的观点[J].经管研究.2015.

社会经济问题 篇11

建国后，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中央一直将快速增长（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目标很明确，早日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使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因为“快”当头，才有“社会主义改造”，才有“三面红旗”，才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过去很多想法、做法都“拨乱反正”了，但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没有改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快速摆脱贫穷与落后，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政府将所有的“宝”都押在经济增长上。干部的考核任免提拔，近乎唯GDP增长数字是举，于是乎比、学、赶、超的政绩竞赛由此悄然开始，由此诞生出著名的将“人间天堂”变成“世界加工厂”的“苏州模式”，并成为地方官员争相效仿的对象。

为了快速增长快出政绩，官员们不断强化政府积聚、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形之手”伸向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对“无形之手”的挤压越来越严重，对拥有特殊资源群体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胡汉山又回来了”、被赶走的“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给予这些特殊群体的不仅是铺红地毯、敬香茶，而且还有政府顾问、政协与人大代表位子伺候。与此同时，对缺乏资源的人群越发忽视、漠视，有的甚至是蔑视。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超过9%，近年来都超过10%。外贸、外资、外汇捷报频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蒸蒸日上，东部、中部、西部你追我赶……，中国经济列车持续地开足马力高速奔驰，由此也导致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环境与水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劳动者与一般居民的生命健康也趋于越来越恶化的态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种种问题症结，都能找到一个“快”字。如今，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论证起来“意义重大”，但是依然离不开一个“快”字。

二

在“发展是硬道理”下，政府的职能鲜明地定位为主导发展经济。因此，凡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便视为积极要素，不断弘扬光大;凡是不能或难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便当作消极因素，理应进行抑制。以此，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为快出成绩，重大改革措施往往未经细致论证、认真试点就仓促出台。

为轻装上阵发展经济，政府便将那些“赔钱买卖”作为包袱甩掉，对教育、医疗等本应由政府责无旁贷提供的“公共产品”实行市场化，任由学校、医院、地产开发商为所欲为，如此自由放任的结果，终于营造出压得老百姓难以喘息的“新三座大山”:医疗改革使弱势群体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使农村贫困家庭孩子上不起学，住房改革使诸多城市家庭买不起房……由此引发乃至激化了多种矛盾，威胁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以教育为例，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高校合并扩招。一年招进，两年合并，三年出炉，五年成功。中国不仅大学规模很快步入世界前列，而且培养的高等人才绝对数很快步入世界前列。然而在“多收三五斗后”，迅即有了“谷贱伤农”。诸多满怀希望的学子，毕业即失业，令含辛茹苦的父母百思难解，百般无奈。

对于越来越不和谐的态势，父母官们其实都心知肚明，但是急功近利的明知选择，就是纷纷争做“太平官”，将问题与矛盾不断向后推移，“在我任后，哪管洪水滔天”。年复一年，届复一届，问题也聚沙成塔、成丘、成山，形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险，解决问题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越来越大，一些甚至到了难以收拾的境地。

三

为尽快加入WTO，攀附上风驰电掣的全球化列车，缺乏细致深入评估，轻率承诺，承担了远远超过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开放义务。如今，轻率承诺的遗祸日益显现，导致外资对中国经济快速渗透与控制，抢占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份额，大豆、棉花等种植加工业岌岌可危，民族商业零售七零八落，金融领域风险不断攀升……

为快速增强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进入国际市场，信奉拿来主义认为高新技术研发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代价太大，时日太长，因此执迷于适用技术，“够用就好”，痴迷于“市场换技术”，抱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信条。结果，中国在相关技术与制造上，落入了“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恶性循环之陷阱。

不管是否合乎国情，只要能拉动经济增长，就大干快上，数百条汽车生产线被引进，汽车产业因此而在中国迅速崛起，昔日的奢侈品快速驶进中产以上阶层的千家万户。人们在享受“汽车革命”带来无比怡然的同时，蓦然发现，空气污染了，交通拥挤了，效率降低了，而且中国对国际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石油价格也因“中国因素”而不断上涨。

头痛就赶快去医头，脚痛便忙着去医脚，石油价格高涨，就拼命解决石油问题。同样找了帮不问国情的庸医，效颦美国制造生物新能源，将大量粮食炼制汽车用酒精，结果新能源没炼成规模，反而炼出个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正是由于每每缺乏通盘考虑国民经济的总体格局，急功近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便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

只要是客观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智者之智，在于顺时应人，在于及时认知规律，尊重规律，依照规律办事。社会经济早就证明有其自身规律，经济本身也有它的自然增长与潜在增长能力。长期使实际增长超越其自然与潜在增长能力，必然要出问题。因此，顺其自然，多点“无为”，让市场来主导增长，让人民休养生息，自主发展，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与社会、自然实现和谐的需要。

社会经济问题 篇12

关键词：经济转型,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便开始了转型。资源配置由政府占主导地位，转变成市场占主导地位，而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展现了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效率。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内部，也面临着由粗放式经济增长向集约式经济增长的转型，国家从“九五计划”开始便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一批处于产业链低端，依靠老工艺、生产老产品或者靠仿造贴牌经营的企业，大批停产，濒临倒闭。而这批倒闭的企业中，几乎全是非公有制企业，他们由于资本规模较小，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科技含量较低，产品结构不丰富，市场调整能力不强，死在了危机的第一线。作为为我国GDP增长贡献60%，解决了80%就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何认识经济体中各个结构的转型，根据经这些转型做好企业自身的转型是屹立于转型经济过程不败的王道。经济转型主要表现在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要素结构转型中，而非公有制经济在认识和处理这些结构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直接导致企业转型的成败，也直接关系到非公有制经济能否把握转型经济的关键，实现突破和发展。因此充分认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遇到的问题，是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瓶颈的前提。转型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需要转变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三个：

1 需求结构转型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目标市场转变

众所周知，需求结构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又包括消费与投资。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共同驱动，其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是国内居民的消费。长期以来我国需求结构不合理，主要靠投资和外需来促进经济增长，国民经济对外贸依存度较大，内需严重不足。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2%，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3%～79%，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也达到65%～70%左右。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必然带来经济比例关系失衡，影响经济健康稳定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出现严重下行，主要是出口急剧下降，国内主要是沿海城市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所致，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包括“四万亿”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民生工程等，内需的持续加强，加上外贸恶化状况的缓解，我国经济才实现“保八”目标。

需求结构的转变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还是面向国外市场出口加工型企业，面对需求结构的变化，非公有制企业需要将目光转移到国内市场，寻找国内消费者的市场空白，而不是单纯的将出口创汇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

2 产业结构转型要求非公有制经济产业升级

2010年世界杯赛场上闻名的“嗡嗡祖拉”在国外市场上售价为每个54元，它们基本全部由中国浙江和广东的生产商生产，而生产商每个毛利仅2毛。今年大卖的iphone，售价为4000元左右，而作为其全球唯一生产商的富士康，每部手机毛利仅74元。中国制造在世界产业分工中，承担着最为低廉的工作，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中国制造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且，在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全世界主流选择的今天，只要产业升级才能保护日益脆弱的地球，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键在于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一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二是加速推进现代服务业，三是继续巩固和提高农业现代化。国家提出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既包含传统重工业，如钢铁、汽车、船舶、石化、有色金属，也包括纺织、轻工等轻工业，更包括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这种高新技术产业，而作为现代服务业代表性行业的物流业，也加入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行列。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重要地位从来没有忽略。在这样的国家层面的产业调整中，非公有制经济应该将目光提高，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过去的30年中，非公有制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在40个工业行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已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经占到70%以上。在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已占主体地位。在冶金、汽车、电力等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规模在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私营企业。但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在部分行业的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链高层的企业并不多，抓住当前国家产业调整振兴，以及国家进一步对非公有制经济行业准入条件放宽的机会，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整体的产业升级是转型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3 要素结构转型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科技水平

经济增长和发展依靠的主要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企业家才能。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我国企业过多的依赖物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消耗，走的一直是粗放式经营的道路，在资源日益枯竭、劳动力成不日益增加的环境下，加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在当前市场约束进一步强化，资源争夺更加激烈，科学技术成为决定竞争成败关键因素的情况下，只有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综合竞争力，才有可能真正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

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非公有制经济一是要企业加强自主创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和提升企业的研发机构，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意识，积极转化企业创新成果。二是倡导政府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技术创新离不开资金供应渠道的创新，这就需要政府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充实和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财政、金融、税收和政府采购政策。用多种手段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争取尽快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三是要重视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非公有制经济需要在技术、管理、资本运作方面积累人才，建立人才梯队，为自主创新源源不断提供动力。

综上所述，转型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着目标市场改变、产业升级压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垄断高利行业准入条件较高，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等内外部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一是靠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自身的发展和积累，转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适合现代经济发展，能够进行资本运作的企业结构，同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加大对科研投入，提高企业在产业链中层次，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二是要靠政府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监管，放宽垄断高利行业准入条件，推进市场经济法制，同时，加强融资渠道建设，提高风险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地位，建立与企业相匹配的全方位立体化融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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