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共12篇）

社会经济形态 篇1

社会形态,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特有范畴, 主要是指建构于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及其表现形式。按照生产方式的区别, 社会形态的演进历史一般被区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战争形态, 是指战争的时代特征在人类社会认识平台上的集中反映, 战争形态演进的进程, 一般被区分为:冷兵器战争、火药战争、机械化战争以及信息化战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 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的嬗变, 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而又复杂的相互影响和联系, 而科学技术总是联系二者最紧密的耦合点。但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 科学技术只是推动物质基础发展的一个方面, 如果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发展史, 我们并不能准确、全面地发现并认识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 要对未来战争形态发展的趋势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必须充分把握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的辩证关系, 必须全面、科学地研究社会形态中所包含的物质基础、表现形式以及上层建筑等各方面要素, 并分析这些要素与战争形态中相对应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以及军队上层建筑等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和深刻影响, 最终在认识战争形态演变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把握并确立中国防建设与军队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从物质基础上分析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看, 物质 (经济) 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第一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构成物质基础的决定性要素是生产力, 而代表社会生产力水平革命性变革的第一标志, 则是社会生产工具的重大革命与普遍运用。同样, 在军事学领域, 战争形态的嬗变也必然是以武器装备的重大革新及实践运用为标志。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推动社会生产工具进步的科学技术, 必然会通过向军事领域的渗透, 从而推动该社会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例如冶炼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不仅为农耕和渔猎生产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同时, 也决定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装备, 必然从石制兵器向青铜兵器、铁制兵器发展。如果从相反的角度研究, 促进武器装备飞跃式发展的相关技术发明, 最终也一定能够拓展到相应民用领域, 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 互联网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核能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其发端均以发展军队武器装备为目的, 但最后都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了社会经济生产领域,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极大发展。

社会生产工具与军队武器装备, 分别作为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各自物质基础中的关键要素, 二者之间的发展总是呈现出相互促进、交融发展的趋势, 在一种社会形态或战争形态上层建筑许可的框架内, 二者均以“量变”的模式进行发展, 但无论是决定社会形态演变的生产力, 还是决定战争形态发展的战斗力, 其一旦完成“量的积累”, 都必然要冲破制约其发展的上层建筑, 最终发生“质变”。从社会形态的发展来看,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已经很清楚地阐明, 当现有的生产关系无法再容纳因为生产工具进步而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时, 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便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当第一性的物质基础冲破旧有的上层建筑, 社会形态便发生“质变”, 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同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标志着战斗力水平的武器装备发展的“量变”阶段早晚也会完成, 作为战争形态的物质基础, 战斗力的发展同样也会受到旧有的军事思想、体制编制、作战方式等军队上层建筑的制约, 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正是这对矛盾, 成为驱动军事革命的原动力, 从而强制推动战争形态发生质变。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即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因此, 社会生产工具与武器装备之间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辩证关系, 是决定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辩证关系中的物质基础, 同时, 由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力与军队战斗力, 也是决定着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嬗变的第一性要素。

二、从表现形式上分析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事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但从本质上来说, 表现形式总是对实质内容的反映。因此, 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必然由其本质属性———物质基础的表现形式所决定, 而物质基础的表现形式总是以其形成的方式为代表。因此, 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即为该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同样, 战争形态最直观也是其最本质的表现形式, 则是该社会军队在战争实践中所采用的主要作战方式。

一个社会和地区的主要社会生产方式, 往往会受到地理、气候、科技水平以及阶级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看, 自然条件是影响并形成社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例如, 在大江、大河以及湖泊密集流域的民族, 比较容易发展出农耕社会;在海岬、岛屿密集地区的民族, 则更容易进入“手工业—商业”社会;在气候条件不利、土地条件贫瘠地区的民族, 往往只能停留在游牧社会。随着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不断发展, 大部分社会的生产方式虽然都趋向于复合, 但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 总有一种生产方式占据着该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地位。

一支军队所能够采用的作战方式, 并不取决于军事思想家或军事统帅们个人的主观愿望, 而是取决于这支军队的物质基础。军队的物质基础, 则取决于该军队所属社会的经济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成员结构。因此, 如果将社会主要生产方式与军队主要作战方式, 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纵向变迁上的研究以及同一历史时期横向比较上的分析, 我们就能够透视出社会生产方式与军队作战方式之间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

从“马镫”这一生产工具及作战工具对人类历史中的推动作用的研究分析中, 我们可以发现, 社会主要生产方式, 制约并决定了该社会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 马镫的出现, 在整个农业生产社会中, 引起了先进生产方式 (农耕) 与落后的生产方式 (游牧) 在军队战斗力水平上的倒挂。当人类社会进行工业时代之后, 社会生产方式与军队作战方式的先进性不再“倒挂”, 而是重新统一了起来, 从后续的战争形态与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来看, 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这一规律可以继续得到证明。例如, 在前工业时代, 航海技术、海外贸易与海军力量, 成为决定一国国力和军力的决定性因素, “手工业—商业”社会迅速压倒了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进入工业时代, 一国的机械化工业水平和机械化军队, 开始主宰战场的胜负, 新兴的、工业生产能力强大的国家 (如德国、美国) , 又压倒了以“手工业—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 (英国、西班牙) ;后工业时代, 信息化水平以及精确制导武器, 成为决定机械化军队战斗力水平高低的要素, 谁都不能否认, 在当今世界, 谁占据了信息制高点, 谁就能取得社会生产和军队作战的优势。

三、从上层建筑上分析社会形态与战争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而这里的上层建筑, 就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思想关系及其制度表现”。同样, 如果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方法, 运用到军事学领域, 那么, 构建于战斗力基础之上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其军队制度表现, 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军队上层建筑”。从社会上层建筑与军队上层建筑的内容和含义上分析, 军队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各种要素, 如军事思想、军事哲学、军队意识形态以及军队体制编制等等, 本身就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从属部分。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 决定某次军事革命物质基础的科技或者科技群的发明创造, 并不能立即推动战争形态的演进, 例如, 在火药发明数百年后, 人类战争形态才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火药时代。而且, 相比较社会形态的转变与成熟, 战争形态依然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决定这种滞后性的主要原因, 除了军事领域本身过分依赖实践经验而呈现出的相对保守性外, 还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 无论是社会还是军队, 其上层建筑的成熟和完善, 本身必然滞后于物质基础的发展;第二, 军队上层建筑的发展程度, 受到社会上层建筑发展的深刻影响。

以工业革命与机械化战争形态的形成为例。早在19世纪初, 欧洲大陆便率先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征程,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发生飞跃式发展的同时, 许多对于战争形态演进具有重要影响的各种发明、各项技术也陆续问世。如:1807年, 第一艘蒸汽动力船航行成功;1833年, 电动发报机问世;1876年, 电话发明;1885年第一艘海军潜艇建成;1887年, 汽车问世;1903年, 飞机试飞等等。毫不夸张地说,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机械化战争形态的物质准备便已完成。然而战争形态从火药战争时代向机械化时代的跨越, 却比这些技术和发明的问世, 晚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而且, 即使是二战末期, 当飞机、坦克、航母等大量机械化装备被运用于战争实践之后, 也仅有德、美、苏等少数几个军事强国的军事指挥员和理论家, 能够真正理解和运用机械化战争的理论, 建设符合机械化战争特点的合成军队。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二战中, 那些能够建立机械化军队、熟练运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国家, 无一例外的都是当时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最明显的标志是其国民生产总值中, 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农业和金融业产值;同时, 从事工业生产的国民比重大大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国民比重。这样的工业国家, 不仅在物质基础上为本国军队提供了机械化战争所必需的武器装备和充分的优质兵源。更重要的是, 在工业国家中, 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 能够更容易地从大工业生产所特有的细化分工、流水作业以及协调运转的生产模式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思考机械化战争形态的本质特征, 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 并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指导下, 建立起一支适应战争特点的合成军队;而这些国家军队的中下级军官, 也能够从企业的管理和组织经验中、从工厂的生产模式中, 思考机械化战争中战役、战术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汲取领导和组织机械化军队的经验;即使是机械化军队中的普通士兵, 也因为入伍前的大工业生产实践, 而比农业国的士兵更容易学会操作机械化装备, 理解和运用战术层面上的分工与协同。因此, 从机械化战争形态演变以及机械化军队建设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认识到, 一支军队要适应战争形态的演进, 不仅仅是指武器装备等物质基础的进步, 还必须包括由军事思想、价值观念以及体制编制所构成的军队上层建筑, 而这样的军队, 也只能存在和发展于实现工业化改造的国家。

摘要：主要创新在于运用唯物主义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借鉴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 科学地研究社会形态中所包含的物质基础、表现形式以及上层建筑等各方面要素, 并分析这些要素与战争形态中相对应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以及军队上层建筑等要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形态,战争形态,辩证关系

社会经济形态 篇2

论马克思六种社会形态与三种社会形态的关系

文章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六形态”和“三形态”,“六形态”和“三形态”立足于不同的角度,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分析历史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二者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

作 者：阳海音 作者单位：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湖北,武汉,430023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年，卷(期)：25(9)分类号：B0-0关键词：六形态 三形态 互相补充

认识新技术社会形态 篇3

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突出。从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发展阶段性来看,不同社会的技术社会特征是不同的。马克思就曾经对科技革命以来所导致的社会形态特征进行过深刻的论述,他曾经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应该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技术社会形态特征的判断具有生产力标准的特征,尤其偏重了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作用。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不但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还推动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并形成了以信息和知识为发展资源、以互联网为媒体和交往方式、以知识创新为经济发展动力的网络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这就是新技术社会形态。

新技术社会形态出现新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文化状态。在全球化浪潮中,新技术社会形态在网络信息技术推波助澜下,作用于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新技术条件下的独特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文化状态。这包括:从交往的单一化到多层化、多样化和多维化;交往的对象从实体化转向信息化和虚拟化;交往的手段从机械化转向电子化和智能化;交往的空间从客观地域化转向数字世界 + 物理世界;交往的内容则从以过去的单纯的经济贸易为主转向了政治、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人才诸多方面的全面交往。

新技术社会形态下,信息知识才是信息社会的主导。在当今社会中,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土地、劳力、机器设备和资金的资源主导地位已经逐渐被信息资源、知识资源和智能资源所代替,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社会的概念应该成为新技术社会形态的两个标志性称谓。简单地说,信息社会,就是信息成为比物资或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信息价值的生产为中心促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其中信息化是现代社会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日本未来学家、经济学家松田米津认为:信息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是电脑,电脑发展带来信息革命,产生大量系统化的信息、科学技术和知识;由信息网和数据库组成的信息公用事业,是信息社会的基本结构。信息社会的主导工业是智力工业,其发展最高阶段是大量生产知识和个人电脑化。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则认为,在信息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价值的增长不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人们注意和关心的是将来,如此等等。

与信息社会难分伯仲的是网络社会概念。在严格的学术定义中,信息社会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的定义向度,一般而言,前者主要关注了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和信息资源的使用程度,而后者则注重了网络交往、网络通讯的社会属性。毫无疑问,网络社会的崛起也是在全球化趋势与信息科技的推波助澜下形成的。因此,当代社会形态的技术特征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所塑造的,所以“信息社会”通常可以被简单地当作当代社会技术形态的代名词,并被当作网络与信息社会的简称。

把“信息社会”与“网络社会”当作当今人类社会技术社会形态特征的代名词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把在网络信息技术支撑下形成的知识经济社会纳入到新技术社会形态的衍生现象之中。当然,知识不等于技术,知识经济也不等于信息经济,但应该看到,由于知识经济社会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内在相关性和存在形态的共时性,把知识经济或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知识经济社会)和网络信息社会一道置于新技术社会形态的认识框架是符合认识逻辑的。

认识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信息,知识是信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新阶段,知识是信息的一种具体形态。因此,知识与信息没有质的区别。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是信息中稳定、系统、能更深刻和准确地揭示和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部分,因此,两者并不完全等同,知识包含了信息。

透视社会形态理论 篇4

关键词：社会形态,中间形态,分类系统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形态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问题, 因此, 应当随着时代变迁对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不断分析, 以此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发展道路, 分析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

一、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 并以此作出了不同的表述, “两形态说”、“三形态说”、“四形态说”、“五形态说”、“六形态说”从不同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阐述了对于人类社会形态划分的观点。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人的发展为视角的“三形态说”和以所有制形式为视角的“五形态说”。“三形态说”以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依存程度为标准, 认为人类社会进程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在经济上分别对应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而“五形态说”则以所有制关系为区分标准, 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综合“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的两种视角, 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图式, 如图1 所示。图1 是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简单抽象, 由此图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二者均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的概括, 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但二者都有一定的缺陷。“三形态说”是以历史主体为标准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但其本质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基础上的。离开了“五形态说”, 是不可能揭示历史主体本质的, 其理论便失去了基础。

“五形态说”可用表1 表示, 由此可知,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社会形态概念的划分中, 使用了两种标准。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 不存在剥削和阶级, 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相同。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 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适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就造成了位于同一层次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只有将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归类为无阶级对抗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归类为阶级社会的概念, 才能在逻辑上完备。此外, 五形态说还存在另一缺陷。恩格斯说: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 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五形态说”的各种社会形态是平行关系, 彼此间隔, 而处于各种形态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定位就成为难题。复杂多样的中间形态, 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 将其排列于社会形态的系列分类层次中容易引起混乱, 因此将这些中间形态依据其基本属性, 纳入五大社会形态中较为合理。应当明确的是, 中间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其所孕育的先进生产力因素应纳入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形态中, 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

综上所述, 社会形态的划分应当层次分明, 明确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 有无剥削和阶级, 社会成员平等与否的标准, 划分出无阶级对抗社会和阶级对抗社会。第二层次依据不同剥削方式的标准, 将阶级社会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将无阶级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科学可以借鉴生物学中属种分类系列, 宏观把握人类历史, 建立起逻辑清晰的社会形态分类系统 ( 图2 所示) 。

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寻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对接, 解决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 应当澄清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 从而阐明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性指导意义。

在农业文明时代, 中国社会制度经过几千年的调整, 小农生产力的磨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 使其可以将其潜质发掘到极致, 从而遥遥领先于同时代其他国家。近代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却被资本主义文明抛在了身后。在后来的发展中, 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 也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

马克思在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考察对象的基础上, 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思辨方式推测出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预测, 勾画出的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经过苏联模式的实践可以看到, 理论不等于实践, 逻辑上的严密体系并不等于可操作性。马克思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 是不能被教条主义当作不能怀疑的真理而指导一切的。社会发展应以具体时间和条件为基础, 马克思是在人类整体进程中宏观地把握历史规律的, 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可能性与现实性表现为发展顺序上不同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步性和跳跃性。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何种发展道路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是带有国情特征的, 应从全球化和局域化的双重视角综合判断和选择。就是说, 具体到一个国家, 其发展并不是一定要经过每个社会形态, 而应主要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目睹到的资本主义, 在今天现在看来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 其自我调节与修复的能力还非常弱小。而当代资本主义已拥有较为完备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马克思主义以及后人的实践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备, 使其自我调节能力得以增强。而社会主义从出现到今天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密切相关,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独立部分。当前我国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仍未达到资本主义的高度, 因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探索新的组织与制度结构, 创造能够提供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特别是对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期的中国, 更应当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参考文献

[1]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闫铁力.关于社会形态的再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 2007, 3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554~555, 第20卷

[4]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

解读新经济的价值形态 篇5

新经济的兴起，对人类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使人们对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从对网络经济顶礼膜拜，到对传统产业的轻视;从对注意力经济狂热的追捧，到传统经济理论的怀疑;从对智力资本的高度认可，到对传统劳动价值的平视……人们在高新技术企业和网络企业那几乎高得离谱、几乎无法用传统价值评估理论评估的市场价值面前，对于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价值和价值形态有了新的认识。虽然由于美国经济在年以来陷入低迷而使“新经济”受到了怀疑，但新经济的精髓却在经济生活中扎下了根，其独特的价值观念理应受到重视。

新经济鼓励超越竞争战略，从而大大加速了价值创新的进程，扩大了人类对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范围

在新经济时代，一方面，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狭义产品更加丰富，而且性能价格比更加合理;另一方面，计算机、手机、音像设备等许多超生存需要的高科技产品，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来，并快步走入平常百姓家。新经济时代是一个赶超的时代，不仅仅是规模发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价值创新的速度和塑造竞争优势的速度被提到相当的高度，超越竞争战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超越竞争战略最大的特点在于自强而不是攻敌之弱，其核心在于价值创新，即用创新来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最终遥遥领先，获得价值垄断，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超越竞争战略的`指引下，顾客价值创新理念被发掘出来并为大器的企业所采用。价值创新理论认为：被动地、单纯地满足顾客的现实需要是平庸者所为，挖掘顾客的潜在需要即引导和创造顾客需要才是智者所为。因为受自身知识水平等很多因素限制，很多情况下，顾客往往并没有将自己需求什么弄得很清楚，而倚仗于市场引导。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地满足顾客需要，创造、引导顾客需要，企业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并最终获得持续成功。新经济无疑充分给人以这种感觉，其以十倍数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事物，并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使人类越来越充分地享受物质文明;其所赋予企业的新理念则是不断的去发现新的利润区，发掘传统视野下被忽视的价值。

新经济以网络经济的形式，开拓了广阔的虚拟空间和虚拟产品，强化了人们对虚拟价格和虚拟价值的认识

新经济以网络为媒介，开拓了一个虚拟的电子空间，这与当年人类发明蒸汽机、发现电和化学分子原子一样，都将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革命性的进步。网络经济最大的特点也就是，其正在弥补实物经济的不足，节省实物资源，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给人类带来超额福利。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人们创造出富有想象力的虚拟产品，为人类带来极为丰富的价值附加，而且现实世界的几乎所有都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映射，从而无限地增大了价值范畴。

新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网络与知识联系在一起，使其价值也具有极大的虚拟性。对于新经济产品，当市场对它的需求无限大时，其价格可以无限高;而当市场一旦背离它时，其价值等于零，比如软件。由此可以看出，虚拟产品的价格弹性非常大，其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网络股在1999～20的表现可以充分说明这个特点：当需求旺盛时，网络股的股价甚至高到难以用传统的财务评价方法和价值评估模型来说明，而当人们对其信心不足，需求减少时，纳斯达克指数则一路下滑。

新经济让智力资本得到解放获得其应用的地位，并通过高智力劳动超强地释放能量

新经济时代，知识价值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甚至占了主要份额，比如，由克隆技术或者基因工程创造的生物产品价值中，生物科学劳动创造的部分越来越多，人类的智力成分也越来越多。创制产品和服务的劳动可分解为三个层次：高智力劳动、一般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高智力劳动最大特点是其创造性，而一般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不必然具有这种特性，其更多的表现为对高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复制和加工劳动，

谈品德与社会学科课堂形态的转变 篇6

关键词：自由；平等；构建；以人为本；绿色课堂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3-091-01

基础教育改革的大潮强烈冲击着我们传统的课堂教学观念和课堂运作行为，现代教育呼唤我们遵照教育的内在规律，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新构建课堂的形态，对于小学《品德与社会》而言，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绿色课堂已然成为学科教学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以人为本”的思想已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涵十分丰富，一般来讲，“以人为本”是一种尊重、一种自由，就是以人性的方式和人道的方式认识人、对待人，让人得到自由的发展。课堂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主体环境，是作为发展性主体学生的重要依托而设置存在的，课堂以人为本，能更好的体现教育对学生的尊重，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实质。《品德与社会》课程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及其呈现方式等方面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充实教学内容、拓展教学空间、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其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丰富而生动，构建以人为本的“绿色课堂”不失为促使学生主动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的有益创想。下面是关于以人为本、构建绿色课堂的几个方面的思考。

一、在学生本位中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客观上成为课堂的中心，学生围绕着教师转，是教师的“执行者”、课堂的“边缘人”。教师是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知识富翁”而存在的，对学生来讲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几近知识垄断，它所孵化的“教育霸权”强调的是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此种课堂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是较为典型的“目中无人”的教学：一则重认知、轻情感，二则重教书、轻育人，学科本位而非人本位。学科教学固然要体现和重视学科知识的特点、遵循学生的发展规律，教师要以学生为本，依学定教，学生可以用自己的心灵去领悟、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用自己的思维去创新、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课堂不再是格式化的知识王国，而是学生自主发展的舞台。

二、在超越教材中实现丰富内涵与拓展外延

传统的课堂里，教材是不可动摇的“蓝本”、“圣经”，老师把教材、教参的内容机械地复制给学生，然后让学生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甚至主导和决定了教学形式和教学行为。师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理解去补充和完善。

三、在互动交流中实现对话共享与教学相长

“听话”意为听老师讲话，“对话”指交往互动，两种教学行为，折射出的是两种不同的教学观。在教师作为“独语”者的课堂里，课堂生活实际是一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教师是课堂话语的霸权者，学生只有“听话”的权利，这是对儿童天性的伤害、对学生创造力的抺杀、对自由智慧发展的束缚，课堂应赋予学生应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学生也才可能会闪现“智慧之光”。从对生命个体的尊重这一角度来看，师生本就平等，教学活动本就是基于民主平等观念上的“双边活动”，孤“掌”本就难鸣，双“掌”才可能会一拍即合，“教”与“学”实质也本就是交往和互动。把教学本质定位为交流，是对教学过程的“正本清源”。教师和学生各自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信息背景，通过教学活动实现心灵的对接、思维的碰撞，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共同发展，从而“教学相长”。有了对话共享，才有可能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四、在转变方式中实现经验引导与体验探索

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经验”对学生来讲，就是所谓的“定论”，就是既有的知识，课堂仅限于知识的传授和经验的接受，过多的经验引导势必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它不仅难于高效率的促进学生发展，甚至可能成为学生发展的阻力。体验是对经验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味、反刍和体味，是对求知世界的发现性学习方式，是对经验的升华和超越，可以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它更能体现出人要探求未知世界活动中的人本价值，注重体验探索的体验性也是现代学习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体验性学习中，学生势必亲身参与，它们不仅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而且还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巴说，用手操作，用身体去亲自经历，用心灵去亲感悟。课堂也就不会成为远离学生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的冰冷的概念世界。强调学生的亲历与体验，不论是侧重探索实践的，还是侧重体验人们不同的生活侧面的，都可以让学生在对多元世界的反应中形成独特的理解和感受，把经验引导体验探索合理分配使用并有机合成，才是一种对学生的尊重，对“人本”思想的承认。

五、在合作学习中实现独作单干与快乐互助

良好的學习应该是合作式的和社会性的，而不应该是孤独式和封闭性的。以“独作”、“单干”为主的课堂虽然也有合作，但在很多情况下被简单化、形式化。合作学习是学生在小组或团队内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它既包含师生间的合作、学生间的合作，也指学生和家长的合作等。合作学习以开发和利用学习中人的关系为基点，以全员互动合作为基本动力，以团队成绩为评价标准，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人际交往能力为根本目标，是一种短时、高效、低耗而又充满着愉快的学习方式，其中又蕴含独作单干的独立学习成份，课堂教学中理应强化合作意识，关注合作交流，促使学生在合作交流中分享他人思想、回应别人观点，从而改善自己的思维、拓展自己的理解。

课堂作为学生精神的居所，理当成为学生最向往的地方，学生走进课堂应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感到温馨、感到轻松、感到自由。所以，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共同建设好这一美丽的绿色家园，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绿色课堂，让心灵诗意地栖居，让生命自由地徜徉，让学生快乐的成长。

家族企业经济组织形态分析 篇7

应当说对于家族企业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定义，从所有者和经营者完全合一的私营业主、管理人员完全由血缘亲属担任的家庭企业、由家族掌握大多数股份的股份公司到主要由职业经理阶层管理的但由家族成员控股的公众持股公司，两种相邻的企业组织形态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为便于分析，本文所讨论的“家族企业”基于以下定义：家族成员掌握企业大部分股权，同时通过担任经理人员或通过与经理人员紧密的私人关系，保留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层人员的选拔方面，即不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且控制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权，企业最高管理者(CEO、总裁、董事长等)由家族核心成员担任。

一、从员工激励角度进行分析

由于家族成员除了与企业的其他员工类似的个人动机外，还存在对家族利益的忠诚，企业管理层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之间通过亲情关系产生很大的凝聚力，该凝聚力会对家族成员来说会产生有效的激励机制，在企业初创时期或在企业面临困难时期，这种激励机制能起到或超过常规激励机制(如薪水、福利等)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亲情关系的影响，家族企业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家族成员优先”倾向，当家族成员员工与非家族成员员工为同样的目标努力时可掌握的资源往往不同(家族成员可通过亲情关系利用到其正式职权范围以外的资源)，而同样的努力结果所获得的评价也可能存在差异(家族成员一般是企业最高领导人的“圈内人”)，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一方面，非家族成员员工对某种努力所获奖赏的期望值相对较低(资源差异影响客观上的成功概率，评价差异影响主观上的成功概率)，因而影响激励效果;另一方面，非家族成员员工也会因此产生不公平感。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越是接近企业高层和企业关键资源，这种“家族成员优先”倾向就越明显，而恰恰在上述这些岗位就职的非家族成员员工由于其个人素质相对较高(由该职位或资源的客观属性所要求)，因而对这种现象的敏感程度相对较高。

二、从用人机制角度进行分析

家族企业(尤其是华人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在评价员工时，通常会采用三个指标，包括关系、能力及忠诚度。所谓关系指的是上级和下属之间的情感性联系，一般而言家族成员的关系较为密切，而陌生员工的关系较为疏远。能力指的是员工执行其工作任务时，所须具备的知识、技能及胜任工作的程度。忠诚度则是指员工对企业及其所有者忠诚的程度。依据上述三个指标，企业所有者可能将员工区分为两类：一类为家族内关系亲密的，这属于自己人中;另一类为家族外关系疏远的，此类人视为自己人或外人，还需视能力与忠诚度这两个因素而定。当员工个人的胜任能力差时，老板会视之为外人，而当个人的能力好时则需视个人的忠诚度来决定，当忠诚度低时，老板会视之为外人，反之，当忠诚度高时，视之为自己人。由此可见，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在对员工进行划分时，三个指标重要性的常见次序依次为：关系(血缘)、忠诚和能力。根据这种评价标准，会在企业种逐步形成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核心群体，而企业的管理层也会主要由该群体的成员担任。

三、从领导方式角度进行分析

有相当一部分的家族企业实行家长制的集权化管理模式。家族企业犹如一个大家庭，由于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成员拥有个人影响权、专家权、奖赏权及强迫权等权力，家长(或家族核心成员)权威颇高。在这种权威笼罩下，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往往容易表现出家长集权式领导方式。公司大权一般都集中在总裁或两三个高层管理者手中，他们在下属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独自做出所有重要的决策，同时要求下属对上级绝对服从，个体对群体绝对服从。

这种集权式的领导风格一方面使得家族企业组织结构简单，管理层次较少使得信息传递速度较快，决策高度集中使得决策效率较高，企业对市场的变化反映较快，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决策机制和民主管理机制，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决策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孕育着较大风险，企业规模越大，这种风险越大。对于某些家族企业的最高管理者，这种家长集权式的领导风格还容易使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强调属下对自己命令的绝对服从，从而使得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薄弱，而员工创新力的大小是现代企业竞争力强弱的核心，员工没有创新力，企业就没有生命力。

四、从组织内部非正式群体角度进行分析

许多家族企业也具有齐全的管理制度和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结构，在外观上或正常情况下具有现代企业的特征，看不出有家族色彩，但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对企业决策管理有着重大影响的非正式组织(不管是严密的还是松散的)。该非正式组织成员具有同一家族或亲缘关系背景，有着共同的感情与需要，在许多情况下协调行动;当企业遇到严重困难和挫折、遇到关系企业命运的紧急情况或采取其他重大活动时，组织会进行排斥外人的内部协商，或发动具有家族背景的活动或事件，使家族对企业的实质性控制浮出表面。这种以非正式组织形式出现的对企业重大活动的干预，其影响是两方面的。由于在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的利益和该家族的利益是一致或相协调的，当需要采取的行动符合企业利益而可能触及企业中某些高层人员(包括家族成员)的个人利益时，这种干预行动能起到在关键时刻排除阻力，支持符合企业和家族根本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干预活动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维系家族成员间的亲情的愿望有时会影响对利益的冷静分析，从而造成干预失当;同时我们也可以常常发现，由于亲情关系的纠缠，这一非正式组织的内部规范(家族规则)往往不能或难以抑制家族成员的违规行为和内讧，因而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五、从企业文化角度进行分析

家族企业在生存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企业内部文化，在家族与个人、权威与创新、品行与才干、情感与理性、人情与规章、关系与原则、信用与契约、伦理与道理、平衡与公正等方面有一些倾向性的特征。这种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在华人文化圈内，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习惯的影响，从这种企业文化引申出来的“家庭化管理方式”能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增加人文关怀，并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但随着企业的发展，组织规模扩大、涉及业务种类增加，对管理规范化的要求也随之增加，一种超越企业创始人群体原有社会文化背景的职业化的管理方式有助于在企业中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同时随着员工背景的多元化(如企业跨国化导致的不同民族的员工来源)，一种包容而又能超越员工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文化有助于在企业中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此时一味地崇尚和遵循这种企业文化则会产生负面效果。但是，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和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而导致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那些非家族制企业的竞争对手、造成竞争力低下时，家族企业就是低效的。

因此，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企业发展的某些阶段、特定的社会信用情况、一定的业务特征和业务规模、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家族企业是有效率的，而当市场竞争的各种条件要求家族企业突破自身的界限，需要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资本，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或者甚至需要完全放弃家族控制时，如果家族企业决策和管理层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依然在家族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封闭圈子内运作，依然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那么这时的家族企业组织和管理就是低效的。企业特定的组织形态是一定条件下企业内外环境的产物，一个企业成败兴衰的关键在于它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以及经营管理机制是否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组织重组:技巧, 选择和领导 (Reframing Organizations Artistry, Choice, and Leadership, 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 1991年出版) 一书

社会经济形态 篇8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 曾把社会区分为3种形态, 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把马克思指出的3种形态, 说成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预想中的直接社会化经济”, 这未必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并没说“人的依赖关系”就是“自然经济”, 实际上“人的依赖关系”的内容, 并不是“自然经济”所能包含的。马克思在也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经济做出概括, 只是指出它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

本文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预想中的直接社会化经济”三段划分, 分别论述其前两个阶段对应的国防经济思想。

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国防经济思想

(一) 中国古代国防经济思想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 人们强调“国侍农战而安, 主侍农战而尊”的兵民合一、兵农合一的国防经济思想。因此, 寓兵于民, 寓兵于农, 屯田戍边, 农战并重, 是古人最关注、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我国古代, 兵民合一理论作为动员军事劳动力的主导思想, 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 直到唐朝中叶, 军人才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古代欧洲的兵农合一思想同中国比较起来, 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 而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同而导致的。中国在唐朝中叶以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低于同期的欧洲, 但中国的兵农分离并没有因此而产生, 究其原因主要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缘故。因为分离出来的专职军队, 所消耗的各种物资必须由国家或军队统一保障, 如果商品经济不发达, 这种大批量的各类物资就不能通过商品交换而及时有效地保障军队的需要。

(二) 毛泽东国防经济思想

毛主席时代, 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90%以上, 农村经济占了全国经济的90%以上, 商品经济不发达, 自然经济属性较强。第一,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第二, 取之于敌, 取之于民。第三, 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第四, 自己动手, 克服困难。

三、商品经济形态下的国防经济思想

(一) 斯密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斯密的国防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富论》中。第一,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军事力量的基础, 军队的规模, 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这里, 斯密首先指出了军队是非生产单位, 其次指出了军队的规模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第二, 关于常备军与后备役部队相结合的思想。第三, 关于武器装备费用递增的思想。第四, 关于建立强大的军事物资储备的思想。

(二) 邓小平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建立了逐步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为国防经济思想的转型打下了基础。邓小平新时期国防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 它着眼于国际大环境, 着眼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它包含着对军事实力、军事潜力和经济力的思考, 包含着对有关军事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发展规律的思考。邓小平国防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国防现代化和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国防经济准备、国防经济保障。围绕这个核心,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一, 国防经济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理论认为, 国防经济的基础在于国民经济, 要想加快国防经济的发展, 必须首先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 坚决压缩兵员规模, 走质量建军之路。第三, 实现中国国防经济跳跃发展战略。第四, 实现“保障有力”的后勤保障体制。

(三) 江泽民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面临的军事斗争任务, 对国防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理论宝库, 也是对毛泽东国防经济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国防经济思想的正确坚持、运用和发展。第一, 把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作为关系全局的重大关系提了出来。第二, 正确认识高技术战争中人与武器的关系。第三, 完善经济动员机制, 努力提高战时经济动员能力。第四, 要把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抓住机遇, 加速发展。第五, 进一步强调要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 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第六, 加强军队后勤建设, 提高综合保障能力。

(四) 胡锦涛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胡锦涛同志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论述, 是新世纪新阶段搞好国防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 是科学发展观在国防经济建设上的具体体现, 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集中体现在:第一,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国防经济建设, 推动国防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第二, 统筹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第三, 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提高国防经济建设特别是后勤建设质量和效益。第四, 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 科学谋划具有我军特色的武器装备建设。第五, 迎接新军事变革挑战, 大力培养新型国防经济人才。

摘要：文章以三段论划分社会形态为基础, 分别对自然经济形态下和商品经济形态下各自国防经济思想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国防经济

参考文献

[1]、唐正东.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疏论[J].重庆社会科学, 2005 (7) .

[2]、公方玲, 王先勇.中国古代军事经济思想精髓及其渊源[J].军事历史, 2001 (3) .

红山文化经济形态与玉器创作 篇9

红山文化分布主体分布的西辽河流域及大、小凌河流域。该区域是中国多源一体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自80年代以来, 该地区红山文化考古发掘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其中, 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建筑及女神像的发现大大丰富了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文明起源的意涵。学者们从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经济形态、器物、宗教文化等角度, 探寻该地区红山时期是否进入文明。

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 有助于理解和探讨红山文化的社会构成、宗教状况、建筑业及手工业发展状况。本文将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研究进行综述, 以考古学为主并结合环境学、民族学, 就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对于红山文化的宗教崇拜、红山玉器创作的影响关系进行探讨。

二、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概述

关于考古学中经济形态的定义, 学者们的观点较一致。经济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对于生活在原始社会的红山先民来说, 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围绕生存、繁衍获取足够多的食物。红山先民围绕获取食物所进行的活动和方式就是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

红山文化所处的区域属于地理上的农牧交错地带, 具有资源多样但不稳定性的特点, 适宜渔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的发展。关于红山文化的主导经济形态, 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2003年索秀芬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文中认为该地区史前各考古学文化的生产更具的形制都反映了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 兼具渔猎、畜牧[1]。2004年刘国祥撰文认为农业经济是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主导, 渔猎采集作为补充。并认为红山文化农业经济形态的迅猛发展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一是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受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 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带到了辽西地区。二是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红山先民寻求更稳定、更高产的经济活动方式。三是红山先民所处的时代正值气候上的大暖期, 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2]。2008年张星德在《辽西地区新石器工具量化的研究与农业水平的评估———兼论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的特点》文中通过对红山文化各遗址的量化分类比较, 并结合中原半坡农业工具的比较关系, 主张渔猎与采集经济仍为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支柱产业, 在红山先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原始农业居于次要地位[3]。2009年吕昕娱在其《红山文化经济形态论述》中将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构成关系划分为红山文化早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红山文化的早期与中期, 原始农业与采集和渔猎并重:到了红山文化晚期, 原始农业占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主导地位[4]。考察了红山文化中用于农业生产的石质生产工具, 认为黍、粟是红山先民的农业生产对象。2011年陈胜前在其《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文中, 强调了生态交错地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史前人类所采取的获取食物策略的影响, 认为多元混合的生计方式是该地区的主要的适应策略, 狩猎采集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大的成分。红山文化时代主要的经济形态以农耕为主[5]。

三、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研究方法及红山文化经济形态构成

关于研究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方法, 学者们多从考古出土的生产工具的状况进行研究。但仅通过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用途的研究, 未免不够全面。且某些石质生产工具的使用方法与用途有待商榷, 还应结合考古发掘中发现动植物遗骸、遗迹的研究, 还原红山先民的饮食结构。史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遭的生态、气候条件。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有几种可能, 一是生态条件的改变, 二是原有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足以支撑下去导致必须寻找其他更加高产的经济活动方式, 三是生产技术的进步。

由于红山文化是吸收本地区赵宝沟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发展而来, 而赵宝沟文化是对兴隆洼文化的直接继承发展关系, 所以考察该地区先红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对于研究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是有帮助的。

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地区最早的新石器中期考古学文化。以兴隆沟遗址为例, 兴隆沟第一地点为兴隆洼文化中期的一处重要遗址。考古出土的遗物多见于房址居住面, 少量遗物出土于堆积层内。发掘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 主要器型有石铲、斧、刀、磨盘、磨棒、环状石器、细石叶等。骨器多磨制而成, 骨锥数量最多, 其次为骨匕、刀、凿、镖等。兴隆沟第一地点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骸, 如F31和F33居住面东南部偏中均发现有完整鹿角, F17和F33发现有完整的猪头骨, F26发现有完整的狗下颌骨, F20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 西北角还出有10余枚炭化的山核桃[6]。大量动物骨骼和碳化的山核桃的发现表明狩猎采集经济在兴隆洼文化的生业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石制生产工具的组合关系和存在的大量骨质生产工具也佐证了兴隆洼文化的主导经济形态应为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的缺少表明兴隆洼文化的农业生产还处于萌芽阶段, 应作为狩猎采集经济的补充。

赵宝沟文化是该地区继兴隆洼文化之后的又一考古学文化, 在房址、陶器等方面表现出与兴隆洼文化有很多的共性。在赵宝沟文化的房址居住面上也常发现有较多的动物骨骼。敖汉赵宝沟遗址灰坑中也发现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蚌壳。从下表的赵宝沟聚落遗址灰坑出土器物来看, II区H01出土遗物较少, 位置较特殊, 故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内。从I区H1、H2、H3、H4来看, 四个灰坑共出土遗物为95件, 其中出土的软体动物与脊椎动物骨骼数量是所有出土遗物中的两个大宗, 分别为19件和57件。脊椎动物骨骼的数量占所有出土遗物数量综合的60%, 各个灰坑中脊椎动物占各灰坑出土遗物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61.1%、86.7%、50%、12.5%。在本地区生产工具未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 狩猎采集经济应还是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的主导经济部门。小山遗址发现的一件陶尊形也能反映出在赵宝沟时期狩猎经济的重要性。该型陶尊并非一般的生活用具, 应该是表现某种崇拜信仰的神器。小山尊形器的腹部图案为鹿、猪、鸟三种动物的形象。鹿和猪的形象是图案的主体部分, 反映出猪和鹿关于赵宝沟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赵宝沟文化出土了较多数量的石耜, 则表明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进步。

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高峰。以目前较流行的对红山文化的分期, 将红山文化分为3期, 早期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少, 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 存在一种粗泥红陶钵和素面斜口器;中期开始, 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明显增多, 如那斯台、西台等遗址。较之红山文化早期, 陶器的数量与种类也大大增加, 尤其是泥质彩陶数量占陶器总数比重的增加;红山文化晚期, 典型者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三位一体的大型祭祀建筑的发现大大丰富了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起源的意涵。

红山文化社会从中期开始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发展, 呈现出与红山文化早期及先红山考古学文化不同的面貌。遗址的数量和密度的明显增多, 彩陶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多, 彩陶纹饰由简单到复杂, 泥质彩陶的数量逐渐占陶器的主导地位。遗址的数量和密度的明显反映出人口数量的迅猛增加;发达的陶器、玉器、建筑业则表明手工业生产有了专门化。人口数量的迅猛增加, 导致食物需求的大量增加;手工业的专门化则表明红山文化社会有了一群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社会群。二者都要求红山文化社会生产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延续该地区传统的狩猎采集经济必然不能够满足快速增加的食物需求。且仰赖自然的狩猎采集经济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从属性。唯一能够满足红山先民对于食物需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是主动性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聚落的地理位置来看, 和兴隆洼文化的遗址相比, 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遗址相对高度下降则表明红山文化先民为了更稳定地获取食物而选择在适宜农业的河谷森林地带[7]。

红山文化先民所处时代的属于气候上的全新世大暖期, 较之今天更为温暖湿润, 适宜农业生产、狩猎采集。红山文化中后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食物需求的迅猛增加, 而以狩猎采集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不能从自然中获取稳定的、足够的食物。迫使红山先民改变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红山文化石制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也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可能。较之红山文化早期的彩陶, 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彩陶在数量和种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彩陶的纹饰也更繁复, 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有一定的共性。我们有理由相信, 红山文化在吸收了中原仰韶文化先进的彩陶制作技术的同时, 中原仰韶文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辽西地区。

在农业生产成为红山文化主导经济形态的同时, 狩猎经济始终是红山文化经济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牛河梁第五地点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 分布于16个灰坑、1条探沟和一号冢中, 其中梅花鹿的数量最多, 其次为狍、猪、獐等。第五地点的动物骨骼主要发现于下层灰坑中。该层曾出土大量的陶器及磨盘、磨棒、石斧等遗物, 说明建冢之前红山先民曾在此居住。第五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骼除狗是驯养之外其余均是捕获的野生动物[8]。这些情况表明狩猎经济始终是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农业生产对宗教崇拜、玉器制作的影响关系

红山文化农业经济成为红山文化的主导经济形态, 导致辽西地区的一次产业方式的革命, 带动了手工业、建筑业的巨大进步, 促使社会组织形式、宗教信仰的改变。当农业成产成为红山文化社会的根本, 那么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就成为红山先民最关心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应当取决于自然天候、劳动力的充足发展、土地肥沃程度、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等因素。适宜的温度、充足的雨水是农作物生长发育、获得丰收的必要条件, 而辽西地区正处于生态交错带上, 在全新世大暖期普遍比现在偏暖, 适宜农业发展, 但气候条件并不稳定。在全新世早中期降水波动比现在还大, 湿润期增加30%~40%, 干燥期减少35%~40%[9]。表明不稳定的气候条件成为影响红山文化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土地在耕种若干年后必然导致土壤的贫瘠, 开垦更多的土地就成为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开垦更多的土地则需要更多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是长时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而来, 短期内农业生产技术不可能有较大提高。

由上所述, 气候条件、人口因素成为影响红山文化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 而祈求农业生产能够风调雨顺、人口得到稳定增长成为整体红山文化先民的愿望。

红山先民对于人口增长的愿望体现在红山先民对于女性和女祖的崇拜。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女神庙的发现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的女性祖先崇拜, 而女性祖先崇拜则源于母权制氏族社会中女性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和中心, 更是氏族繁衍的决定性力量[10]。而喀左东山嘴大型祭祀遗址中出土的两件裸体孕妇像也印证了红山先民对人口增长的愿望, 反映了红山先民对女性的生育崇拜、对女祖崇拜以祈求子孙繁衍。

红山先民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则在红山文化的祭祀性遗址和相关玉器题材方面有所体现。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冢的发掘, N2Z3平面近正圆形, 由三层以立石为界桩的阶台和坛上积石组成。形如北京天坛的三层台, 而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求雨和祈祷丰年的专用祭坛。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 红山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宇宙观、宗教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中的祭坛是红山先民用以祭天的地方, 祈求农业的丰产。

根据最新发表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4个地点共出土玉器183件。其中, 只随葬玉器的43座墓, 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9.6%。唯玉以葬的习俗在牛河梁的墓葬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集中表现于上层积石冢的高等级墓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玉器数量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 且积石冢中心性大墓随葬玉器的种类和组合关系明显高于小型墓。比较典型的是牛河梁第五地点。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一号墓不仅是一号冢的中心大墓, 且是整个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N5Z1M1随葬玉器7件:其中玉鳖2件, 璧2件, 勾云形器1件, 鼓形箍1件, 镯1件。而第五地点二号冢的M2出土镯2件, 坠饰1件;M3出土1件玉镯;M9出土1件玉蝈蝈。第五地点三号冢未随葬玉器。墓主人生前地位的不同, 不仅反映在墓葬规模大小, 而且反映在随葬玉器的玉器组合和随葬玉器器型的差异。在第五地点的中心墓与小型石棺墓随葬玉器的差异, 表明红山先民有意识地用随葬玉器的玉器组合关系和玉器器型的悬殊来标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差异。以随葬玉器的数量、器型、组合关系的为内容的葬玉制度表明玉礼制在红山文化中已经出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和大量玉器的发现, 表明红山文化社会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红山社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红山文化社会已经发展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用玉制度。

成熟用玉制度的形成需要高度发达的玉器手工业的支撑。当农业生产成为红山文化的主导经济部门, 促使生产力的爆发, 为玉器制作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也对玉器题材的制作产生影响。生产工具的进步促使玉器加工技术的提高, 使得加工更大、更复杂的玉器成为可能。玉器制作的专门化, 使得玉器制作的经验、技术能够得到传承、提高。红山文化先民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使获取大量优质玉材成为可能。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 玉器在红山文化社会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不仅具有区分身份等级差异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红山先民用来沟通天地、用以通神的神器。根据玉器出土的题材, 可将其分为四类:生产工具类、装饰题材类、动物题材类、特殊类。其中, 勾云形玉器、C形龙、方形玉璧皆属于特殊器类, 是红山先民用以祈雨的神器。

勾云形玉器较多地出土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中, 有着基本的造型特点:玉器呈片状, 中心呈为云盘卷状, 四角有四个勾角。这些特点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快要降雨时风云变色的情形。在为自己的部落谋取利益的过程中, 公众巫师首要的任务是学会控制天气, 特别是保证降水。为了履行职责, 巫师们通常采用顺势原则或模拟原则。例如, 如果他们希望降水, 就以洒水或蒸汽的方式模拟云朵11。勾云形玉器的制作可能是用来模拟云气形象, 巫师用之来交感天地, 祈求降水。

目前有出土地点的C形龙有两件, 一件碧玉龙, 一件黄玉龙, 皆出于内蒙古翁牛特旗。C形龙的基本形制为C形, 长吻, 飘鬃, 细长卷曲身体, 鬃占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两条C形龙可能是模拟了句龙的形象, 表现出红山先民的龙神崇拜, 用以以祈求龙神能够保佑降雨丰沛。

玉璧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重要器类。牛河梁出土的玉璧有32件, 在牛河梁所有出土玉器种类中数量最多, 占出土玉器总数的17.4%。红山文化的玉璧厚度较薄, 璧体中间较厚, 边缘薄似刃, 外援呈圆角方形, 内援呈圆形, 外方内圆。有意思的是, 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随葬2件玉璧、1件勾云形玉器、2件玉鳖、1件鼓形器、1件玉镯的玉器组合, 2件玉璧出于墓主人头部两侧, 勾云形玉器置于墓主人胸部, 2件玉鳖出于墓主人的左右手。N5Z1M1随葬的玉璧、勾云形玉器、鼓形箍、玉鳖四种重要玉器器类的组合关系, 在牛河梁所有随葬玉器墓葬中仅此一例。表明N5Z1M1墓主人非同寻常的地位, 应是在红山文化社会中具有最高等级地位的人。玉璧在这组玉器组合中, 表现出红山先民的天人观。玉璧与其他三种器类组合起来, 是用来交感天地, 祈求上苍保佑农业生产风调雨顺。

五、结语

红山文化中期, 辽西地区发生了一次产业革命。农业生产代替狩猎经济成为了红山社会的主导经济形态, 推动了红山文化的建筑业、陶器制作和玉器制作的繁荣, 也影响了红山先民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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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金融产品追随引领经济形态 篇10

现代经济是一种货币信用经济，金融资源的动员和分配是动员和分配社会物质资源的前提。而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即金融效率的实现是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金融创新内容应该正确反映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各个主要方面和渠道，若以此为标准，金融创新应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技术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三个方面内容。

金融制度创新是为了适应金融效率的提高，在金融资源非配制度上发生的变革和创新。金融制度创新是通过金融资源分配和金融交易的某种制度变革或制度安排，增强制度交易的活力、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改善金融交易规模，最终达到提高金融效率的目的。

金融技术创新是指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发展，为了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交易效率而在金融交易手段、交易方法和物质条件方面发生的变化与革新。金融技术创新既是金融效率提高的物质保证，也是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应用，使得金融制度与金融交易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应该说，金融技术创新是传统金融资源分配模式与现代金融发展的根本区别。

金融产品创新是指金融资源的分配形式与金融交易载体发生的变革与创新。金融产品创新是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各方金融要求日益多样化、金融交易制度与金融技术创新的必然结果。一方面，金融产品创新适应了社会财富增长的背景下，投资者对投资产品的多样化需要和投资风险管理的各种要求;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活动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分配了可支配的金融资源，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的需求，有益于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金融通。

2通过推进金融结构性改革，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扶植弱势的有潜力的经济形态发展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力量，地方经济的活力所在，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唯有解决了这一难题，才能使地方经济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推进金融结构性改造既涉及到体制改革，又涉及到结构调整，还涉及到金融政策的创新。只有通过金融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多渠道并举，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其一，应构建于中小企业经营模式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在奉献可控前提下，放宽中小企业准入门槛，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二，应拓宽中小企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逐步改变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其三，推进金融产品结构性改革，加强面向中小企业倾斜信贷投放，发展民间借贷，开发适应中小企业的融资产品。其四，要发挥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通过健全财税政策、税收优惠及损失补偿等机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并力争在现有信用平台基础上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便于金融机构获取企业金融信息，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经济社会组织形态不断变化，客观上要求金融服务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适应经济形态的发展出台新的举措、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平台，也唯有不断紧跟和引领经济发展才能增强金融业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要根据各地实际，积极探索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可探索政银企对接形态。比如，组建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开发公司和企信担保投资公司等，可实现政府项目与金融机构对接，改变单一的投融资格局，降低资金风险和融资成本，有力支持产业园区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大力度增加微型金融组织数量。可以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扶植小额贷款公司，使金融业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发展、中小企业发展上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惠农贷款模式也要改革创新。一些地方实行的推广“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农户”、“公职人员+农户”等贷款新形式，探索开办林权抵押贷款业务，拓宽了农业融资渠道，使农民贷款难问题得到缓解。惠农保险也大有潜力可挖。政府在这一模式上，应该也可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化运作，扩大农业保险范围，让农民更多受惠，农业生产更快发展。

3金融是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有力工具，经济决定金融，金融促进经济，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从政府角度来讲，如何有效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随着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权限普遍被上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贷款难度，同时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调控能力已逐步减弱，在相互沟通、协调方面的制约因素也越来越多。在这种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积极搭建银企互动平台，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

放眼全球，我们看，国际上的金融中心发挥其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我国亦然，除了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外，又要发挥政府的引导调控作用，相关部门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扮演好“指路人”的角色。一要制定规划，从战略上明确金融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二是落实政策，全力支持金融业加快发展。三是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鼓励金融创新，要着力完善引进和培养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四是切实加强领导，形成合力推动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五是发挥金融业的杠杆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使资金流向低碳产业、朝阳产业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对于落后产业，在资金上要严加控制，并增加其贷款的利率。倘若如此，势必会使地方经济朝着健康、绿色的方向发展。

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结构调整、要素整合、技术改造、企业改制主要依靠市场来决定。政府应发挥规划引导、政策导向、规范秩序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作用，营造改革、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本地区上大项目，培育好企业，以增加信贷投放“亮点”。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在诚信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着力营造绿色金融生态环境。特别是应进一步加大对逃废银行债务者的曝光与打击力度，维护银行合法权益。

4金融产品的创新核心动力是商业银行内部活力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无论是金融创新，还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都会更上一层楼

建立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内控机制。金融服务说白了就是在经营货币，没有风险周转的空间，当然是一个大风险的行业。像资金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管理风险、道德风险等等。为了防止风险，必须学习借鉴外国银行的先进经验，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内控机制，靠制度去约束行员行为。国外的银行也有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还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应该认真虚心学习效法。

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用事业留人，用待遇留人，用感情留人。不断完善人事制度，让大家工作舒心、顺心，愿意同银行同呼吸共命运。事业和待遇是留人调动积极性最直接的基点。要明确银行的内部分配应是“多劳多得、按绩取酬”，在激励机制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荣誉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注重智力资本的报酬，鼓励员工去钻研新知识、新技术、新业务，真正实现能者上、平者让，让能人带队冲锋，让经营明星提升执业能力。

积极拓展银行业务，根据银行自身特点和发展方向，确定高端、中端或低端发展思路。关于业务拓展空间问题。应在原来业务的基础上为企事业单位代发工资，代收代缴费用，如：水、电、电话、有线电视、房租等，代售机票、车票、公交月票，代卖养老保险金、开办养老储蓄等，提供保管箱业务，代理外汇，提供信用证及担保等业务，银行应图谋通过国际化走出一条混合经营的路子，并在此基础上突出自己的特色。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 篇11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038—03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回应时代的呼唤，抛弃陈旧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批判和继承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到—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称经典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俄国得以确立和巩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巩固和发展。纵观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不难看出，它从西方逐渐扩展到东方，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从少数先进人物或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跃居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其间有凯歌进行的顺利发展，也有艰难曲折的探索，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价值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对人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这一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工人阶级的觉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南，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也强烈地影响了世界。19世纪末，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其固有的矛盾空前尖锐，导致地区战争乃至世界大战。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新型建党理论、国家与革命的研究，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它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广泛传播。各国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指导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而使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至今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不仅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而且广大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也把它当作消灭剥削制度及各种不合理的现象的惟一选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也发挥积极的作用。它促使资产阶级政权作出让步，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明显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

在中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强大思想武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开始传人中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依靠这一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得以建立。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的问题，使中国走向独立。

由于实践经验的限制，毛泽东没能完全回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犯了一些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略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判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到新阶段。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中国逐渐走向富强。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主要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式，如何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如何改善和加强执政能力，这些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党建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

1989年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政体相继跨台，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处于低潮。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宣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他们断言：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这一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诞生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是否仍有价值，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目前，社会主义运动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它并没有“终结”。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仍然是人类

理想的追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光明的。它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博大精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全部研究领域，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最重要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如主观符合客观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等具有普遍的意义，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二)它是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关闭认识和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因此，从不满足于自己既成的理论成果，总是注意观察并敏锐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切新变化，并根据这些新变化不断地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理论。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总之每一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从自己所面对的时代特征和实践需要出发，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江泽民同志指出，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不仅指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和作用，更重要的是指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始终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代价值的基础和源泉。

(三)它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代表了千百年来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仍然是指引世界人民争取美好未来的精神旗帜

世界要和平，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并坚持不懈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在实践中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一步步朝着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迈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嘱托，也是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各国认真总结教训，提高思想和理论认识，调整方针政策，克服困难，坚持和深化改革，继续前进。与剧变前相比，它们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稳步增强，中国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收入稳步增加，市场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正在进一步体现出来。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振兴的中坚繁荣昌盛，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光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振兴有望、前景光明，不仅取决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中取得的显著成就，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克服或正在逐步克服那些曾经导致苏东剧变的弊端，找到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具体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国具体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肯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制定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计划；确定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明确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

(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武器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政治、经济的取向。只要阶级、国家、政党、民族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终结。西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和平演变”战略、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解、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其要害是要损害、破坏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决不仅仅是理论之争、观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命运之争。因此，更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切实做好。

楼宇经济产业形态与发展要素探析 篇12

1 楼宇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楼宇经济是以商务楼、功能性板块和区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 通过招商引进各种企业, 建立持续稳定的税源, 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关于“楼宇”, 顾名思义, 城市的商务楼宇、商业楼宇、厂房等都可以称为“楼宇”, 但楼宇经济的“楼宇”是广义上的, 它还包括如科技研发楼宇、历史建筑 (群) 、标准厂房等现代产业发展中的新兴楼宇类型, 以及城市功能区。

发达国家都市经济发展经验对我国城市经济建设非常具有借鉴价值, 纵观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等国内外大城市的经济发展, 呈现出以商务楼宇、区域功能性板块为载体, 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工业集聚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并可总结出以下5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以金融、房地产、商业、都市型工业为主导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二是空间上多点集聚, 产业集聚现象明显, 功能核心区引导辐射作用极强, 规模持续增长;三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拓展产业链, 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国际航运中心贡献巨大;四是休闲服务业、创意产业等发展迅速;五是总部经济十分发达[2]。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产业相同、相近或相关的企业集聚于地理上相对集中的区域, 吸引相关服务机构进驻该地, 共同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经济群体。现代服务业的空间环境特性决定了其与发展楼宇经济的空间适应性, 既可提供可高度利用的空间, 又具备高度的信息化、集成化和功能化的现代化楼宇, 成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场所。楼宇内聚集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型产业活动, 涉及知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 是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的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从事现代高端技术研发, 科技成果汇集, 其生产过程需要巨额的投资和科技创新, 企业将相当比率的资源分配给研究和发展, 具有知识含量多、产品附加值大、企业创新能力强、楼宇地均产出高等特性。这充分表明以现代服务业为发展核心的楼宇经济具有高集聚性、高成长性、高收益性等特征。

楼宇经济的成分构成主要是高新科技型研发企业和智能型服务企业, 充分体现其是知识与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楼宇经济以现代城市的商务楼宇 (功能区) 为载体, 充分发挥大城市特有和汇集的科技人才、信息资讯、资金市场、环境交通等方面的优势, 把知识、信息、资金集聚为一体, 引发了大量的人才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在集约的空间内汇聚了巨大的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并且, 众多企业经营活动会衍生出信息服务、代理服务、咨询服务和后勤服务等多方面的需求, 带动周边地区商业、会展、旅游、文化娱乐、休闲和餐饮等业态的发展, 形成巨大的城市综合体 (服务圈) , 从而拉动众多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提档升级, 产业集聚效应非常显著。楼宇经济以高效的综合服务、高度的产业聚集, 强大的功能辐射等特性, 集约组合城市经济发展要素, 拓展城市经济发展空间, 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理念内涵的充分体现, 形成了其他经济形态不可比拟的发展优势, 彰显了其在现代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2 楼宇经济的产业与形态分析

研究和把握城市楼宇经济的产业及其形态, 对城市政府准确把握楼宇经济内涵和发展要素, 准确定位、确立发展方向和目标, 优化规划布局, 充分发挥城市区位和资源优势, 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楼宇经济的产业业态

我国产业划分具体为:第一产业是农业 (包括农、林、牧、渔) ;第二产业是工业 (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通常统称为服务业。因此, 城市楼宇经济产业的组成包括第三产业, 以及第二产业中的都市型产业[3]。

其中, 都市型工业是以都市特有的信息流、物流、人才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社会资源为依托, 以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加工制造、营销管理和技术服务为主体, 以工业园区、工业小区、商用楼宇为活动载体, 适宜在都市中心区域内生存和发展, 增值快、就业广、适应强, 有税收、有环保、有形象的现代工业。是一种与传统工业相联系的轻型的、微型的、环保的和低耗的新型工业。如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加工业、包装印刷等传统都市型工业, 以及通信信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研发与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是楼宇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 其发展程度是楼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现代服务业是采用现代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改造, 以新产业形态和服务方式, 向社会提供知识型、高附加值服务的新型服务业, 其分类包括基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个人消费服务业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涵盖第三产业的全部。重点有旅游、文化创意、金融、商贸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与软件、科技服务、中介服务、房地产、社区服务等十大门类现代服务业。其中, 目前得到各城市高度重视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有:文化艺术;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电影) ;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和其他辅助服务等产业。

2.2 楼宇经济的产业形态

所谓产业形态, 就是指人们对于产业所能感知出来的所有状态、样式和特征等[4]。按产业集聚形式和功能用途来划分, 楼宇经济的产业形态主要分为基础设施和区域功能集聚区两大类, 目前常见的具体形态有:

2.2.1 基础设施类

(1) 商务、商业楼宇:独立存在的商务楼宇、商场楼宇等;

(2) 科技研发楼宇;

(3) 标准厂房:仅指工业用地内的标准厂房。

2.2.2 区域功能集聚区:

按照现代经营管理理念, 同类或相关服务业企业集聚互动, 形成的具有较强资源整合和辐射带动功能的集聚区域的总称。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众多同类或相关企业集聚。集聚区入驻企业可以是同类, 也可以是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相关企业。二是集聚区内企业共享公共服务平台, 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按专业功能划分, 主要有以下的形态:

(1) 中央商务区 (CBD) :中央商务区是城市经济、科技、文化的密集区, 一般位于城市的黄金地带。集中了大量的金融、商贸、文化、服务以及大量的商务办公和酒店、公寓等设施。具有完善的交通、通信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环境。

(2) 保护建筑 (群) :各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校园遗产、农居保护建筑等经过功能替换后再开发用。

(3) 创意产业园:指通过创意设计和改造, 成为激发创意灵感、吸引创意人才、集聚创意产业的场所。创意产业园是以创意为主的工作室或服务性公司集中的特色区域, 包括影视制作、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广告策划、游戏动漫等类型。

(4) 旅游产业集聚区:即依托旅游景区, 集聚住宿、餐饮、休闲等经营主体, 形成具有旅游、休闲和购物等功能的综合体。

(5) 金融集聚区:是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部门集聚的区域。

(6) 商贸集聚区:以商业贸易、新型专业市场为核心形成的集购物、旅游、娱乐、休闲、餐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体或区域。

(7) 信息与软件集聚区:众多软件企业和相关服务机构的集聚区域, 以软件开发、生产、售后服务为核心, 大力发展嵌入式软件、集成软件等相关产业。

(8) 现代物流集聚区:物流企业及物流相关机构集聚的场所, 一般具有仓储、运输、货代、配送、简易加工和信息服务等功能。依托交通枢纽等便利条件, 布局在邻近机场、港口、铁路站场、公路结点、产业集群区、开发区 (园区) 、专业市场和中心城市近郊等区域。形成社会化加工、配送、分拣、包装、仓储、运输、货代、信息有效集中等服务。

(9) 科技创业集聚区:以科技创业为重点, 以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和政策扶持为支撑, 集技术检测与推广、工程研究与实验、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

楼宇经济的产业业态与形态有很多。但是, 对具体某个城市而言, 其重点发展的产业业态与形态, 应根据城市自身的产业发展等经济基础来选择确定, 要充分体现城市差异性。同时, 应特别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生产者在生产者服务业市场上购买的服务, 是为生产、商务活动提供的服务。国家统计局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房地产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科研等六个行业。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 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的服务行业[5]。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与制造业相融合的配套服务业, 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中和下游各环节, 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催生新型业态和形态的关键环节。在城市产业布局与形态选择上, 根据城市各区域发展优势及空间功能属性, 确定城市不同区域的产业构成[6]。其方法可以是:核心区以商贸、金融、信息等现代第三产业为主;中心边缘功能区以新兴产业、居住、教育科研为主;城市外围功能区以传统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都市农业、休憩旅游为主要职能。通过城市功能产业布局, 引导实现产业集聚区, 主要包括促进科教资源的空间聚集, 建设大学科技园区;调整交通、仓储、商贸要素结构与节点布局, 在郊区建设区域性物流园区、城乡批发商贸中心等, 通过城市边缘区的不断开发, 实现城市专门化功能地域的重组和优化。

3 楼宇经济的发展要素分析

楼宇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最主要内容是合理规划布局、完善区域功能规划, 以及确定主导产业, 优化产业发展空间, 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引导产业集聚, 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城市政府要深入分析城市经济基础、区位优势、产业资源等发展条件, 确定发展定位、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科学城市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产业形态和空间布局, 制定政策措施, 引导产业集聚和激活企业发展潜力。影响楼宇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研究分析楼宇经济的发展要素, 对城市政府合理规划布局,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推动楼宇经济健康、协调、快速地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通过对楼宇经济的特征、业态及形态分析基础上, 可以总结归纳出楼宇经济发展的要素有:

3.1 发展战略规划

政府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城市政府要按照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统一规划设计, 依托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 以商务楼宇为载体, 将相关的专业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地集中, 形成空间布局合理、功能配套完善、交通组织科学、建筑形态新颖、生态环境协调, 具有较强服务产业集群功能的区域。在空间规划布局时, 要根据城市地理区位, 准确定位城市发展目标, 结合城市总体规划, 以“点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发展思路, 制定楼宇、功能片区发展规划。一是要着力打造具有产业特色的楼宇。详细规划商务楼宇的设施、规模和定位, 加强专业性楼宇建设, 通过聚集金融、文化、信息服务、现代商贸等现代服务业企业, 提高各类楼宇的集约化水平。二是以功能区规划建设为重点, 如规划建设城区综合区、金融区、科技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区、生产性服务业区等功能区, 通过功能区的空间载体规划, 引导产业或经济要素的集聚, 实现城市资源优化配置。

3.2 产业集聚与主导产业

由于竞争环境具有动态多变性和速度经济性, 出于协调、沟通和信息跟踪反馈的需要, 企业会追求在空间上形成高度聚集以获得竞争优势, 集聚效应是楼宇经济的本质特征。要以国际化、高端化、集约化和特色化楼宇和功能区建设为目标, 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 突出重点楼宇, 聚焦城市重点支柱行业, 培育龙头企业, 发挥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 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7]。要关注当前发展迅猛的产业, 如信息应用技术研发、文化创意、金融服务、会展服务、现代商贸和物流服务等服务业的业态与形态, 充分发挥功能区的产业集聚带来的资金、人才、专业化等方面的优势, 使功能区成为区域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代表, 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持续性的重要税收源。同时, 要做好确定功能区主导产业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主导产业是指采用先进技术, 增长率高, 产业关联度强, 对其它产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 通常具有多层次、长产业链的特征, 是功能区内形成产业集聚的核心产业。

3.3 政府配套政策

政府的相关配套政策是楼宇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进一步制度和完善促进楼宇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一是完善财税政策, 强化经济实体的金融服务, 加大对新型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积极探索楼宇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和新形态。通过优惠政策实施, 引导楼宇产业集聚, 积极扶持关联性强、辐射作用大的产业发展。深化国家公共服务制度和体制改革, 建立更广泛的协调机制,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新模式。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产业融合, 制定与完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 改善投资软环境, 引导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性总部和功能性机构, 创新服务业外资利用方式, 特别是大力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及机构, 着力发展总部经济。

3.4 楼宇、区域及市政基础设施

楼宇的城市交通与市政基础设施等区域性环境配套设施是楼宇经济发展的重要硬件基础, 对楼宇经济发展具有导向和带动作用。楼宇的品位直接影响着客户对公司的第一印象, 对企业吸引客户、品牌宣传与提升具有的很大影响, 因此, 具有智能化、信息化和便捷化等特点, 配套服务设施完善, 生活交通便利, 办公空间环境优良的楼宇 (群) 是吸引企业入驻的重要条件。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政府要加强对区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各类市政设施和道路基础设施统筹, 要在集约利用土地, 基础设施资源共享原则指导下, 协调规划、预留和控制区域性基础设施综合通道网建设。完善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建设规划, 优化区域道路网络布局。在楼宇配套设施方面, 要规划建设高品质商务楼宇 (群) , 整合楼宇地块资源, 增加商务楼宇建设空间, 引导各类开发主体, 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智能化的高档商务楼, 打造具有完善配套、成熟管理的精品商务楼宇 (群) 。要着力提高楼宇的智能化水平, 加强楼宇、通讯、办公、安保、消防等“5A智能化”建设。优化楼宇生态环境,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加强公共绿地建设, 增加商务区内的绿色空间, 使商务中心区域拥有清雅浓郁的生活气息。并通过对区域内旅游、健身、餐饮、教育、医疗等特色资源的整合, 可形成以“楼宇”为中心, 集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区域性商业群集综合区。

3.5 人才资源与招商引资

高素质科技型人才是楼宇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力保证。从美国“硅谷”发展的巨大成就来看, 其根本优势就是人力资源优势, 知识密集型现代软件业的发展归根结底依赖于大量世界级的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 要促进现代服务业和楼宇经济的发展, 必须大力培养和引进服务业各产业相关的专业性人才。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 以优厚的待遇等条件, 吸引具有的国际现代管理理念的大量高素质、专业科技型高端人才来就业。在对城市楼宇经济发展急需的, 如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物业管理、金融、保险、旅游、国际贸易、会计、律师、投资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基础性专业人才方面, 要立足于城市职业培训, 可通过创办紧缺专业的职业培训, 通过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并通过建立职业资格标准体系, 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以提高和保证人才培养的标准与质量。通过人才吸引和培养, 为楼宇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证。

招商引资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招商引资是指政府充分利用可支配资源,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优良投资环境, 通过政策引导, 舆论宣传, 吸引投资者到本地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简单来说, 即政府通过招商活动, 引进外来资本发展地方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可以增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能力, 优化城市经济的资源配置, 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促进外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的学习吸收。政府开展楼宇经济招商引资工作时, 要根据发展规划, 围绕主导产业, 以区域产业链构建为目标, 完善配套措施、引导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通过功能性区重点项目牵引, 引进真正能够推动楼宇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 具有高知识含量、高增长率、高附加值、高竞争力, 经济效益回报高的企业, 以提升城市楼宇经济规模和档次。同时, 要注重招商企业的质量和产业适应性, 防止因一味追求企业引进数量, 而导致影响区域发展定位, 弱化区域产业集聚现象的发生。政府应加强各部门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提高办事效率, 为企业入驻、生产和经营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总之, 楼宇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不但需要有城市经济、金融、交通、人才和社会等综合因素的支撑。更需要城市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基础情况, 把握好发展要素, 准确选择城市楼宇经济产业的业态与形态,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制定主导产业发展战略, 引导区域产业集聚区的形成, 以保证楼宇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丽, 胡德斌, 孔艳华.中国楼宇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J].经济问题探索, 2004 (08) .

[2]汉镒资产研究院.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R].天津, 2008 (03) .

[3]罗欣蟾.上海楼宇经济和产业发展关联研究[J].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1 (01) .

[4]杨继瑞, 杨博维.都市核心区楼宇经济实态及其困境摆脱[J].改革, 2012 (06) .

[5]吕慧锦.关于郑州市楼宇经济发展的思考[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1) .

[6]刘磊.上海城市圈层结构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