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理论

社会形态理论（精选12篇）

社会形态理论 篇1

摘要：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形态一直都是理论界争论的重要问题, “三形态说”、“五形态说”等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延伸出不同的解读, 每种解读都有其合理性和相应的缺陷, 因此应当从两个层次建立起社会形态分类系列, 在创新理论的同时指导实践, 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对接, 解决实际问题。

关键词：社会形态,中间形态,分类系统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形态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问题, 因此, 应当随着时代变迁对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不断分析, 以此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发展道路, 分析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

一、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 并以此作出了不同的表述, “两形态说”、“三形态说”、“四形态说”、“五形态说”、“六形态说”从不同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阐述了对于人类社会形态划分的观点。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人的发展为视角的“三形态说”和以所有制形式为视角的“五形态说”。“三形态说”以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依存程度为标准, 认为人类社会进程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在经济上分别对应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而“五形态说”则以所有制关系为区分标准, 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综合“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的两种视角, 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图式, 如图1 所示。图1 是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简单抽象, 由此图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二者均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的概括, 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但二者都有一定的缺陷。“三形态说”是以历史主体为标准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但其本质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基础上的。离开了“五形态说”, 是不可能揭示历史主体本质的, 其理论便失去了基础。

“五形态说”可用表1 表示, 由此可知,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社会形态概念的划分中, 使用了两种标准。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 不存在剥削和阶级, 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相同。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 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适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就造成了位于同一层次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只有将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归类为无阶级对抗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归类为阶级社会的概念, 才能在逻辑上完备。此外, 五形态说还存在另一缺陷。恩格斯说: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 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五形态说”的各种社会形态是平行关系, 彼此间隔, 而处于各种形态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定位就成为难题。复杂多样的中间形态, 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 将其排列于社会形态的系列分类层次中容易引起混乱, 因此将这些中间形态依据其基本属性, 纳入五大社会形态中较为合理。应当明确的是, 中间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其所孕育的先进生产力因素应纳入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形态中, 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

综上所述, 社会形态的划分应当层次分明, 明确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 有无剥削和阶级, 社会成员平等与否的标准, 划分出无阶级对抗社会和阶级对抗社会。第二层次依据不同剥削方式的标准, 将阶级社会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将无阶级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科学可以借鉴生物学中属种分类系列, 宏观把握人类历史, 建立起逻辑清晰的社会形态分类系统 ( 图2 所示) 。

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寻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对接, 解决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 应当澄清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 从而阐明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性指导意义。

在农业文明时代, 中国社会制度经过几千年的调整, 小农生产力的磨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 使其可以将其潜质发掘到极致, 从而遥遥领先于同时代其他国家。近代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却被资本主义文明抛在了身后。在后来的发展中, 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 也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

马克思在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考察对象的基础上, 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思辨方式推测出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预测, 勾画出的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经过苏联模式的实践可以看到, 理论不等于实践, 逻辑上的严密体系并不等于可操作性。马克思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 是不能被教条主义当作不能怀疑的真理而指导一切的。社会发展应以具体时间和条件为基础, 马克思是在人类整体进程中宏观地把握历史规律的, 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可能性与现实性表现为发展顺序上不同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步性和跳跃性。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何种发展道路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是带有国情特征的, 应从全球化和局域化的双重视角综合判断和选择。就是说, 具体到一个国家, 其发展并不是一定要经过每个社会形态, 而应主要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目睹到的资本主义, 在今天现在看来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 其自我调节与修复的能力还非常弱小。而当代资本主义已拥有较为完备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马克思主义以及后人的实践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备, 使其自我调节能力得以增强。而社会主义从出现到今天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密切相关,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独立部分。当前我国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仍未达到资本主义的高度, 因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探索新的组织与制度结构, 创造能够提供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特别是对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期的中国, 更应当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参考文献

[1]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闫铁力.关于社会形态的再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 2007, 3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554~555, 第20卷

[4]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

[5]尹保云.走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

社会形态理论 篇2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社会形态理论 篇3

理论解说。形态分析，是指根据价格图表中过去一段时间走过的轨迹的形态，来预测股票价格未来趋势的方法。其理论认为，市场行为包括一切信息，价格走过的形态是市场行为的重要部分，是股票市场对各种信息感受之后的具体表现，用价格图的轨迹或者说是形态来推测股票价格的将来是很有道理的。而且，从中可以推测出股票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之中，由此对买卖行为给予一定的指导。

股价的移动规律。形态法中用以反映一段时间股价移动规律的曲线，是在K线基础上组成的，而且是完全按照多空双方力量对比大小和所占优势大小而行动的。由此，可以知道股介的移动应遵循这样的规律：（1）股价应在多空双方取得均衡的位置上下来回波动；（2）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股价将寻找新的平衡位置。另外，也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具体描述：

持续整理，保持平衡→打破平衡→新的平衡→再打破平衡→再寻找新的平衡……

股价移动的两种形态类型。由股价移动遵循的规律可以知道，股价的移动主要是保持平衡的持续整理和打破平衡的突破这两种过程，因此，其形态也就分成两个大的类型：持续整理形态和反转突破形态。前者保持平衡，后者打破平衡，而平衡又是相对的，只要股价在一个范围内变动、都属于保持了平衡。这样，范围的选择就成为研判平衡是否被打破的关键。而且，最重要的是，平衡是打破有一个确认的问题，否则，形态的突破将是一种假突破，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因此，笔者认为，研判突破的有效性必须遵循两点：（1）价格突破的3%原则；（2）时间上的3天原则。

常见的反转突破形态有五种：双重底（顶）、三重底（顶）、头肩底（顶）、圆弧底（顶）和V形底（顶）。常见的持续整理形态有四种：旗形和楔形，三角形和矩形。另外常见的还有菱形、喇叭形等形态。

了解以上内容后，笔者将利用技术分析逐一剖析各种形态，希望能对投资者有所帮助。

案例分析。如上证指数日线图，我们如何从形态角度分析后市。

浅议紧张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 篇4

一、犯罪是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背离还是否定

无论是紧张理论还是社会控制理论, 都已经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在抑制犯罪上的重要作用, 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是否为社会大众所共同接受, 紧张理论假设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是为大众所接受的, 犯罪是缘于对其的背离, 而社会控制理论则假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美地完成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社会化, 犯罪是源于对其根本上的否定。

(一) 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背离

失范理论的提出者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 犯罪在所有社会中都是有存在价值的, 违法者被社会公共意识从社会大众中区分出来, 组成了被社会认为是最低劣的群体, 这使得社会的其他部分人产生优越感、集体认同感, 有助于维持和加强社会团结。 (2) 于是,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而不是消灭犯罪成了犯罪学家们的研究重点。迪尔凯姆主张用失范理论来解释犯罪的原因, 他认为, 社会不仅有调节各个部分的经济互动的功能, 也有调整个人如何认识自己需要的功能。 (3) 社会结构, 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变迁,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欲望的改变, 是社会规则规制着人们的欲望, 人们在互动交往中, 明白了在各种社会环境中被合理期待获得的是什么;然而, 在很多情形下, 社会规则可能被削弱甚至崩溃 (例如社会的高速变迁导致社会意识的重新建立) , 此时, 人们会处于一种道德失范状态, 采取非法手段或毁灭目标都是失范的外露表现。

紧张理论的提出者默顿以迪尔凯姆的失范概念为基础, 提出犯罪往往发生在社会文化和结构之间存在紧张和冲突时。当人们不能通过制度性的手段满足自我对社会文化所倡导的共有价值的欲求时, 非制度性手段的应用极有可能引发犯罪。综上所述, 紧张理论以及失范理论认为, 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价值规范, 只有当人们不能通过制度性手段达成传统价值目标时, 才会采取非制度性手段去实现传统价值目标或改为去争取非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是人们在不能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成功时体验到挫折和愤怒等负性情绪的产物。

(二) 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否定

人性包含着自我扩张的本性和社会本性两个方面:人的自我扩张本性外在的表现是人的欲求, 这种欲求在无干预的条件下会不断地扩张;人的社会本性却要求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与分享中才能获取资源, 并且资源是有限的。“人人都想要地球, 但是地球只有一个” (4) 便是美国学者庞德对社会人之间的要求与欲望间的矛盾、个人的欲求与自然界有限资源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进行的一种描述, 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 自我扩张本性与社会本性之间一旦有失平衡, 便容易引发犯罪。

对此, 美国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希认为, 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 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 当这种关系薄弱时, 个人就会无约束地随意进行犯罪行为。 (5) 赫希认为, 人类是动物, 犯罪是人类的本能, 所以犯罪学家们应该思考的非“人为什么会犯罪”而是“人为什么不犯罪”;他进一步指出, 大多数人之所以不去犯罪, 是缘于外在的社会控制机制, 诸如与学校、家庭等社会力量建立起来“社会纽带”。正是这种纽带的力量, 才使社会道德和秩序内化成为个体的行事准则, “社会纽带”薄弱的个体不能完好地接受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 容易从根本上否定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 从而引发犯罪。

二、从社会组织化程度看紧张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组织化的程度, 反映了社会力量的主要载体中组织与个人的比例。从社会组织化的角度来看, 紧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的着力点不同, 一个是宏观, 一个微观,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 才是社会组织化程度的衡量标准。

(一) 紧张理论与宏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

宏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减反映的是社会体制的变更。当其处于稳定期时, 社会结构稳定, 容易通过符合传统价值的手段 (即制度化手段) 来获利的既得利益群体和不容易利用制度化手段满足欲望的下层群体界限基本分明, 社会紧张会出现在大多数人身上, 但是更容易集中在社会下层阶级的人们身上。

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所以, 当社会组织化程度变化时, 经济模式也必定发生了变化。旧的社会规范慢慢解体, 新的社会尚处于失范状态时, 既得利益群体和下层阶级群体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 之前因为占有少量资源而不足以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自我的下层阶级, 其中的部分个体开始利用此时的制度漏洞攫取更多资源。此时, 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因利益的损失而惶恐, 下层阶级为不能获得利益而愤怒, 新生的既得利益者为保有既得利益而担忧, 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变化带来的社会紧张中, 很容易引发大量的犯罪。

(二) 社会控制理论与微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

微观上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减, 是指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和紧密程度的变更。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囊括了家庭、学校、基层自治组织等, 这正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的核心“社会纽带”的重要一方。赫希认为, “社会纽带”由依恋、奉献、参与和信仰等构成:依恋是指个人对他人的感情依赖;奉献是指一个人对传统生活目标的追求;参与是指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参加, 参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信仰则指个体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态度或者接受意愿, “社会纽带”力度越强大, 即社会控制力越强, 个体越不容易犯罪。在这个意义上, 微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控制力的强弱。

一旦微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变更, 将对社会造成极大影响, 因为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处在至少一个微观的社会组织中。如果组织化程度增高, 那么也就意味着家庭、学校、基层自治组织等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稳定, 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受到的社会控制力就会很强, 难以去做违反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事;如果组织化程度降低, 也就意味着离婚率的攀升、基层自治组织架空等, 那么个体的依恋的对象被削减、被弱化, 感受的社会控制力变薄弱, 就容易表现出“人人都会犯罪”的潜能。

三、其他方面

当然除却以上两个方面, 紧张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之间还有诸多不同之处:紧张理论强调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对犯罪的刺激, 而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的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于犯罪的控制;紧张理论更适于解释经济犯罪, 而社会控制理论更适合解释青少年犯罪等等。

尽管紧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对于犯罪的解释力的方向不同, 却阐释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社会规范和传统价值对于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走在预防犯罪、惩治犯罪的路上, 我们不仅要从犯罪者群体中获取造成犯罪的直接原因, 更要挖掘这些因素背后的社会力量是什么,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犯罪。

参考文献

[1]曹立群, 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 2007:42.

[2]乔治·B·沃尔德等著, 方鹏译:《理论犯罪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104页.

[3]乔治·B·沃尔德等著, 方鹏译:《理论犯罪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105页.

[4]庞德著, 沈宗林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 1984.

[5]特拉维斯·赫希著, 吴宗宪等译.少年犯罪原因探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7.

社会形态理论 篇5

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本文认为,从马克思开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时代变化、主题转换,其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诸形态的演进.但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不足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立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事.

作 者：陈树林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年，卷(期)：“”(1)分类号：B089.1关键词：异化理论 物化理论 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 范式转变

社会形态理论 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4-0026-(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既继承又发展、既坚持又创新的关系,阐明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来源。

一、马列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创立的根本理论前提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为基点,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历史必然性;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使之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和途径,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这一立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们所坚持。[1]邓小平、江泽民等的科学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历史文献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曾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老祖宗不能丢啊!”[2]369江泽民则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215胡锦涛更是反复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事实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理论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要把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进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要求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到首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所以,邓小平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4]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则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入21世纪,胡锦涛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更透彻、更鲜明、更具有时代气息,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发展并实践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要求:其一,在物质基础方面,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创立到发展,它的主创成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始终坚持这一发展目标。强调实现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建设共产主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无疑是要实现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其二,在思想基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始终认为,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建设精神文明。而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着重于把坚定的理想信念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大胆进行政治思想领域的改革,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倡导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把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同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统一。正如江泽民提出的:“党的最高纲领必须通过完成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来实现,必须由一个一个实际步骤来达到……要求全党同志扎扎实实做好现阶段的各项工作,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3]

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一)毛泽东思想中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直接引导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形成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创者邓小平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直接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方法论的根本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照搬、照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而是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总结了中国革命独创性历史经验,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状态下,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注新情况、新问题,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形成的全过程。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由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没有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就不会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运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创者邓小平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后,成为全党的基本理念。从此,全党树立起了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理念,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依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致力于二者的“第二次结合”。他明确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63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推向新阶段,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在新时期,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分别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而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以上,就延续至今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言,毛泽东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指明了方向。

(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根本任务、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国际战略等各个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而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起点,它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方面首开先河,给中国未来的发展作一初步定位,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思想基础。尤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的逻辑起点和直接的思想来源。

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走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和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同时还指出:“中国是一个东方的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6]由此可见,坚持走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提出的命题。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翌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反复强调要从大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同时,毛泽东还从借鉴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观念和“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走一条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步增长,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有益的思想,事实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端。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历程将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大阶段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较长时期过程的论断。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他说: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明确指出目前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

为此,1962年,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的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7]这些思想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早在1952年底,毛泽东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不久,便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替代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

1964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无疑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源头。

第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一论断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蕴含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立志改革的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8]411按此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

第五,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命题。他指出: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8]377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8]375这样,毛泽东就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显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与统一战线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大法宝的理论。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毛泽东强调通过人民政协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288以上思想,直接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依靠力量理论的形成。

第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论断与要探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的重要思想。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论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后又明确提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8]

对于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因此,全党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此,他提议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发展党内民主。这些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领导力量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八,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毛泽东思想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对外开放的设想。毛泽东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和奠基人。他提出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等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尽管新时期,党依据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是毛泽东创立的外交基本原则仍然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9]而对于后来走过的曲折道路,邓小平总结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64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举措,正是在此基础上直接形成的。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马列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其根本理论来源,毛泽东思想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杨维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和丰富的条件[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29(2):3.

[2]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M]//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

[5]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6.

[6]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M]//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43.

[7]毛泽东.全党必须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建设[M]//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

[8]毛泽东.论十大关系[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9]毛泽东.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1.

社会形态理论 篇7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杨瑞龙, 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邓修权, 夏国平.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形成背景分析[C].全国第七届工业工程与企业信息化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3.

[3]卢让林, 李子奈.企业理论的发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1) .

[4]吕中楼.企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 1994, (7) .

[5]徐传谌, 刘凌波.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后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的理论演进[J].当代经济研究, 2007, (4) .

社会形态理论 篇8

二战以后, 即40年代中后期和50年代, 美国的社会经历了相对的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科学进步的历史时期, 也就是美国的黄金时期, 使美国赢得了国际霸主的地位。此时美国的成就和显耀的国际地位暂时掩盖了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的剥削、压迫、社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和冲突现象。到了60年代, 这是全球性大动荡的年代, 当美国人还沉浸在歌舞颂平之中, 陶醉于自己的成就与地位时, 东西方对峙的冷战状态, 民族解决运动的高涨, 第三世界的兴起, 欧洲和日本发展的壮大, 已在危及着美国的霸主地位, 加之美国自身社会内的冲突、矛盾日益剧烈, 各种反动运动层出叠现, 就此, 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但大多数人是抨击现实, 摒弃保守主义, 积极主张社会变革, 社会冲突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下产生的。

2 社会冲突理论的思想渊源

社会冲突理论正式的形成虽然较晚, 但其若干重要的观点在古代时就有哲学家、政治家们所提出, 可以说冲突论是各种理论中最富有成果的一种理论。

我们都知道, 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各种冲突, 每个社会都有人必须面对的冲突, 另外, 冲突理论内部还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一种是冲突理论家认为, 作为社会学家有批判社会的道德义务。他们甚至相信从原则上讲一个不再以冲突为基础的社会可能会存在。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第二种传统正与之相反, 认为冲突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个不可避免的、永久性的部分。由于前者拒绝将判断与分析割裂开来即把价值与事实相分离, 而后者则是建立一种具有与自然科学目的论准则相同的社会科学, 因此, 人们把前者称作冲突理论的“批判学派”, 而后者被称作冲突理论的“分析学派”。

其中, 第一种传统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C·怀特、米尔斯等为代表, 他们大多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而坚持第二种传统的冲突理论家如R·达伦多夫、L·科塞、R·科林斯等。他们主要受韦伯的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被现代冲突理论界推崇为始祖, 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冲突论的同义语, 在冲突论者看来, “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包括三大基本假设, 即经济组织决定所有其他社会组织;每个经济组织里都含有阶级冲突的成分;无产阶级因受压迫而逐渐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 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马克思的冲突论思想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演化理论, 它为冲突理论的传统获得令人满意的政治效果, 而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分层理论”, 为分层冲突理论奠定了基础。

齐美尔把冲突视为一种交往形式, 他认为冲突是一种最具活力的互动, 他反对把冲突视为破坏性的、暂时的、阶段的概念, 和平与冲突同为社会现实的事实, 没有哪一个是固定的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与这种纯粹的否定性相反, 冲突包含各种积极的东西。然而它的积极面与消极面是联结在一起的, 在概念上能将它们分开, 在经验中则不行。正是从齐美尔那里产生了现代冲突理论的安全阀思想与积极功能的认识。

韦伯对冲突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韦伯认为人都享有自我利益。社会共同利益的存在也只能是建立在个人自我利益基础上, 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唯一条件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教育和政治党派与经济因素具有同样的作用。”另外, 韦伯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进化到一种完美、无冲突、和谐的境地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韦伯的冲突论强调的是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他的三位一体的多元分层论为现实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指导性的意义。

60年代以来, 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期, 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社会冲突论者, 如米尔斯、科塞、里斯曼、兰斯基和柯林斯等, 此外, 法兰克福学派和原联邦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也对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社会冲突理论的现实作用

3.1 社会冲突理论的社会作用

科塞的冲突理论强调的是冲突的积极方面, “即社会的整合和稳定作用。他认为, 冲突对解决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问题, 不但不应被排除, 而且应该完全承认社会冲突能为现存社会制度服务。”科塞功能冲突论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这样两种现象:“一是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 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可以起到一种手段作用, 二是冲突可以激励社会革新, 导致社会变迁。”

3.2 社会冲突理论的安全阀制度

科塞注意到安全阀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 他发现社会结构越僵化, 安全阀体制就越重要。而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取消发泄敌对情绪的途径, 造成敌对情绪的积累, 一旦爆发必然造成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威胁。”其次, 科塞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 他强调安全阀体制必须在社会结构当中加以制度化。他认为安全阀有两方面的作用, 好的方面是发泄累积的敌对情绪, 不好的方面是发泄了情绪, 问题不能解决, 不能消除敌对的根源。他希望安全阀体制在社会结构中制度化, 这样使统治者可以得到社会信息、体察民情;各种群体的人可以发泄敌对情绪, 避免灾难性冲突的最终出现。

社会冲突理论继承和吸收了韦伯、齐美尔、帕雷托等社会学先驱有关冲突的思想, 并借用了马克思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使用的一些概念, 激烈地抨击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均衡模式, 发展出一种用来考究和解释现实社会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的社会冲突模式。一些冲突论者虽然把马克思尊为理论先驱, 大量借用马克思使用的概念、术语, 但在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冲突产生的根源、社会条件、社会作用及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上, 都同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例如, 达伦多夫则用权威地位取代了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社会冲突理论的特殊重要性在于, 它率先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而形成多流派、多传统相互竞争百家争鸣格局, ”这对于繁荣和发展社会学理论无疑是有益的。

摘要：社会冲突理论在美国是作为对结构功能理论的反思和对立物提出来的。本文依据冲突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追溯社会冲突理论的渊源并对其主要思想做出评价, 主要针对科塞的功能冲突论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做以简要的分析及评价, 这对于繁荣和发展社会学理论是有益的。

关键词：社会冲突,安全阀,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1]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 北京[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P247, P250, P266。

社会形态理论 篇9

社会组织是人类组织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社会组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秘密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政府、学校、医院、企业、 社会团体和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个人媒体群等。本文研究的社会组织主要指狭义的组织。社会组织结构就是组织内部构成部分或各个部分间所确立的关系形式,组织结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结构,即组织的层关系,由于权力分层而产生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横向结构,即由于职能分工而产生的分工协作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组织结构不断更新改变,出现了很多形式如跨国企业、中外合作机构等。在这些新型的组织结构下,组织的层关系以及职能分工产生的协作关系变得复杂,产生出很多问题,例如管理的效率低下等,其中,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作为重要的组织群体在国际化运营中产生的问题尤为值得研究。本文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为支撑,对新型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剖析结构特点,形成最优化的联盟结构。

社会网络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范式,第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第二是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第三是对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研究。本文对社会网络研究的综述将从以上三方面总结。

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英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与社会人类学研究存在密切的关系。“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个概念最先由英国人类学家Brown提出并修正。

社会网络理论涉及诸多内容,如弱关系、嵌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洞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理论,这与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交易成本理论形成了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很多社会网络研究派系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管理学派、社会学派、经济学派与新经济社会学派等。Borgatti(1998)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这个分析方法是以Moreno的社会测量法为基础的。Scott (1991)和Kazdan(2000)分别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内容和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设计的内容包括数学、统计、图论等学科,分析的主体也比较多,比如在网络拓扑结构上对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对行为者本身固有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入的探讨,一般为信息和资源等。研究对象并非集中在行为者身上对其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对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比如依赖关系还是排斥关系等,从而将整体关系呈现出来。

由于社会网络理论在不断发展并将其它相关学科都融入进来,从最近一些年的研究来看,我国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也越来越深。对创业企业的研究;竞争情报系统中的应用;个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在隐性知识整合的影响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兰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提出了战略联盟思想,主要指的是企业的组织联盟。1988年Jarillo将网络的概念与企业战略联盟结合,提出了 “战略网络”的概念,他认为战略网络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而且还是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与企业竞争优势之源。战略联盟中的成员与外界社会形成了特定“关系”与“联结”构成的社会网络,对发现联盟的伙伴与选择伙伴有影响作用,同样对联盟的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有影响。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用于分析联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结构特征,如联盟中知识的产生、转移和整合,学习网络的创建和实施。Johanson&Mattson(1998)提出全球化的网络模型,把市场视为企业间的关系网络,企业通过相互间获取广泛知识来开展经营活动。

基于前人的理论,本研究对战略联盟做如下定义:战略联盟是组织间竞争的产物,是指一个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与其他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网络化联盟。社会组织即为两所高校的利益共享和战略共建,以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形成了网络化的合作关系。

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分为:(1)战略联盟按目标取向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即价格联盟,产品联盟和知识联盟。例如国际化教育组织则属于典型的知识联盟,即两个组织为了共同创新知识和知识转移而建立的联盟。(2)从合作范围分为:外部联盟,即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联盟;内部联盟,即与国内组织形成的联盟。

二、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结构分析

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思想分为外部联盟与内部联盟两大部分,亦即跨国战略联盟与本土战略联盟。跨国战略联盟是指本国组织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资源共享、利益共沾、战略共建的网络化组织。现行的社会组织形成的是初级的战略联盟模式,在很多联盟的运行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机制来约束,导致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效率的低下,目的不纯等现象。而参与跨国联盟的国内组织之间还没有形成联盟形式,都是独立运行,本研究提出的观点是形成国内的地域联盟与专业组织联盟。这些联盟需要在严格的机制约束下运行,才能真正的发挥效率。建立的社会组织战略联盟概念模型如图1(见下页)所示。

三、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机制构建

为了要达到组织联盟高效合作的目的,则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合作竞争机制、约束机制、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

(一)合作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组织既体现为合作也体现为竞争。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双方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竞争则是合作中的竞争,这里体现为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关系两种。(1)外部竞争。体现为与国内其它合作组织的竞争,以及与其他在本国建立的外国组织的竞争。(2)内部竞争。在现有的社会组织关系中, 内部竞争体现在参与相同合作项目的组织间的争胜行为。

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外部竞争是指与同类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的竞争,以及与在国外独立研究组织的竞争;内部竞争则是同研究领域或与相同外国组织合作的研究项目之间的竞争。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在我国主要合作研究的项目形式运营,多数外方研究机构认为自己是核心竞争力(知识)的输出国,有强大竞争优势,因此在合作中也体现为强势地位,对研究领域的设置和安排态度都很强硬,而中方组织作为知识引进方把自己不自觉地放在次要位置,这样在合作中就导致了不公平现象,例如国际研究项目中中外方研究者薪酬差距大;管理上对外方研究者监管放松,而对中方研究者过多监管;中方研究者只做外方研究者的助手等。这样长久下来就会造成合作关系失衡。

因此,社会组织联盟要想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平等、互惠的竞合关系,使合作双方都能充分理解合作意图和最终目标;正确处理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以联盟间稳定关系为长期发展目标。

(二)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联盟成员在联盟建立后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破坏联盟约定或违背约定的行为。例如,社会组织跨国合作是基于契约形式完成,当合作中一方获得过高收益时另一方则可能选择改变契约内容。这样,合作的稳定和平衡状态就被打破,形成了新的博弈关系。这样的情况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有两种选择即遵守约定和违背约定,其形成的“囚徒困境”模型如图2。其中,A表示合作办学双方在都遵守约定的前提下的收益,V表示博弈中违背约定所带来的收益,P表示博弈中一方遵守约定另外一方违约时的收益,Q表示博弈双方同时违约时的收益。

现实中,对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双方来讲,削弱对方的实力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会出现:双方违背约定比单方面违背约定更有利,即(Q>P),一方违背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更有利,即(V>A)。但是双方同时违约会造成损失而非收益,因此双方遵守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造成的损失更有利,即(A>Q),最终可以表现为不等关系V>A>Q>P。社会组织形成的“囚徒困境”不能通过轮流违约来解决,因此“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违约带来的收益”与“一方违约一方合作带来的收益”的平均值,即A>(V+P)/V。此外,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合作双方会在市场中不断相遇,所以此博弈为重复博弈。当博弈次数有限,博弈均衡的结果不会因重复而改变;在博弈次数无限多时,双方都会遵守联盟的约定。

(三)信任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信任是联盟中合作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所表现出的相互信赖,这也意味着联盟间的脆弱性和放弃对他方的控制。相互信任意味着“对对方的信心”与“承担脆弱性的意愿”。在巴内和哈森(Barney and Harson)的研究中指出信任可划分为三种程度:低度信任、中度信任和高度信任,信任程度的高低则影响联盟的发展与稳定性。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信任度可以通过信任度指标(记作T)来衡量。影响到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因素分为内部影响因素与外部影响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合作产生的经营绩效,即通过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E),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A),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F),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I),联盟中组织的声誉(R)。外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的约束力(C),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S)。

建立信任度T模型:

T=TI&TE=TI(E,A,F,I,R)&TE(C,S)

式中:TI———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内部影响因素;

TE———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外部影响因素;

E———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

A———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

F———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

R———联盟中组织的声誉;

I———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

C———法律法规的约束力;

S———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

(四)学习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为使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高校稳定发展,联盟间的成员需要不断学习。跨国联盟的组织彼此建立交流通道,定期派遣中方人员去外方学习先进科学的知识与管理方法。本土联盟需要参与联盟组织的国内成员之间进行定期交流,互换思想与经验。建立良好的学习机制可以使联盟间的成员关系更加紧密,信息共享,从而可以创新出更多的交叉知识。对联盟的效率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组织学习分为组织内学习与组织间学习,社会组织的学习形式可以分为:(1)组织内学习:中方组织中的个人学习,参与社会组织联盟的国内学习;(2)组织外学习:向国外组织学习,向其他国际合作组织联盟学习,向国外企业学习。

跨国联盟内部的学习,是形成合作关系的中方组织与外方组织间各自的内部交流,包括知识交流与文化交流。知识交流是社会组织的根本目的,文化交流则会使中外观念和思想观念更好地融合。

四、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战略

(一)文化协同

现行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跨国联盟基本形式,在未来发展中组织联盟要进行深层合作。目前组织联盟存在一定的问题, 导致组织间合作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1)没有形成完善的运行机制;(2)没有形成深层的的文化协同。上一部分提出了运行机制设立的建议,这部分讨论如何完善社会组织的深层文化协同。

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还包括文化传播,这也是合作项目吸引生源和师资之所在。在中外合作的项目中一方面可以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的原因就是能经历一种新的文化体验。中外合作项目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能否给项目中的教师与学生带来这种体验。

社会组织需要进行文化整合。文化整合分为四种方式:(1) 吸收型。将外来文化同化为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为主流。(2)协同型。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后,对不同文化进行合成再造,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组织文化。(3)融合型。不同文化都做出调整和改变,相互适应形成适应性更强的文化。(4)反吸收型。 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变成主流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采取协同型或融合型,将中西方文化融合培养出适合中国和国际需求的人才。

现有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只注重知识的传递却忽略了文化的传播,在今后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建议开设文化交流,可以多组织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交流,以出国参观的模式了解合作方组织。这样做一方面让中国研究人员了解了外国,另外一方面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开设了这些活动会使研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幅提升。此外,文化交流可以开拓研究人员的视野,转变研究的惯性思维习惯,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学习。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联盟文化,以联盟的形式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能合作的国家不同,因此在同一个联盟中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主题,使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即便不出国也能领略世界的风采。

(二)合作模式拓宽

现在的国际合作研究形式多数是“研究组织间”的合作,主要是以理论知识学习为主的合作。理论知识重要实践更加重要,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这个平台应该更高更广,因此,应该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实践领域。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模式可以适当向“研究组织与企业合作”的转变,或“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再结合企业”的合作模式转变。形成了中外合作的跨国联盟更容易与企业协调,合作优势更加突出,可以建立与一些海外企业的研究关系。

五、社会组织的内部联盟战略———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

社会组织的国际化运营已经与国外形成了跨国联盟,只是联盟的状态相对初级和松散。通过上一部分的讨论,可以更好地提高社会组织跨国联盟的效率。然而,在社会组织过程中国内的组织还未形成联盟的形式,都是单一组织与国外组织的合作,因此本部分主要讨论参与社会组织的国内部分的本土联盟战略。

本文以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建立国内研究组织的本土联盟。本土联盟可以分为三类,即地域联盟、区域联盟和专业联盟,从纵深来看,这三类联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如图3。

(一)地域联盟

根据对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之前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许多省份都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开展国际化合作研究项目,与同一国家进行合作,从合作模式、合作专业与合作关系的处理上都存在很大共性,因此这些省份可以形成战略联盟, 建立同一战略目标,实施统一的战略部署,以一个总体进行合作项目海外市场的开发与谈判,这样可以降低社会组织的总体成本。同时,这些省份间可以进行经验交流,对于同一国家相同的合作项目做深度合作,形成横向合作,如考虑资源共享等。

(二)区域联盟

区域联盟与地域联盟相比范围缩小,指在同一省份内的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间联盟。这是地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在地域联盟间同一省份内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不同组织间形成的战略联盟。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中,可以实行科研资源共享。 如区域联盟中可以使科研人员调转使用,科研设备仪器等共享,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地域联盟的范围小,因此交流方便,形式更加灵活。

(三)专业联盟

专业联盟可以作为区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区域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以与同一国家合作的相关研究组织做进一步的联盟。

在现有国际中外合作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经管类和理工类方向的研究,这些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可以通过形成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使合作效率提高,形成联盟后的相同研究方向的人员都可以共享。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进行科研目标的制定、科研成果的转化等目的。

六、结论

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的效率要得到优化,战略联盟是重要路径之一。在完善的战略联盟机制的引导下,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可以形成本土联盟,使资源在联盟中共享,最终达到在形成的社会网络中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的整体运营及管理效率提高,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组织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本研究为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联盟思想,对推动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Culpan.Multi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M].The Howorth Press Inc,1993

[2]Mohr J.,Spekman R..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ship Success:Partnership Attributes,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echniqu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4(2)

[3]Spekman,R.E.Forbes,T.M.Isabella,LA.Macavor,T.C.Alliance Management:A View from the Past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8(6)

[4]曾忠禄,陈清泰.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5]Inkpen.A.Learning,Knowledge Aquisition,and Strategic Allianc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8(2)

[6]D.Durning.Reappraising The Electric Paradigm in the Age of Alliance Capitalis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5(3)

社会支持网理论综述 篇10

关键词：社会支持,网,综述

“社会网络”一词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R-布朗提出。此后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采纳了他的观点, 开始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关系、互动, 用“网”的隐喻来说明、解析。无数的观念支流相互融和贯通形成了当代的社会网络理论, 在这当中我们不得不提及三个主要的传统。一是具有强烈社会心理学方向的小群体分析。他们注重小集体内人际关系的研究并创造发展了图表途径等技术手段;代表人物:Moreno、Lewin等人。二是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派系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代表人物:Mayo、Warner等人。三是曼切斯特的人类学家在部落和小山村进行的社区联系的结构的研究;代表人物:Barnes, Batt等。这些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不断引入现代数学模型, 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最后的突破, 形成了现代社会网络理论, 代表人物White、Granovetter等。从70年代, 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正式成为一门社会学的学科分支, 成立了国际性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会 (INSANA) , 并出版了专门的杂志 (SocialNetworks) 。 (Scott2000) 社会网络是一组人或群体形成的一组独特的关系, 这些关系是传递物质, 信息, 观念, 情感等资源的纽带。社会网络注重的是这些联系, 而不是单个单位的属性。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社会网络分析实现了个体与整体,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通过点 (个体, 群体) , 关系, 内容 (资源) 的研究, 主要是关系的研究实现了点与内容的结合。克服了个体与整体分离, 宏观与微观分离的研究。研究内容广泛, 最早的社会网分析主要用于小群体的人际关系研究。现在的研究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涉及社会学, 政治学, 心理学, 管理学, 人类学等。具有强烈的数理特征。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 从一开始的图表、几何图形到后来的矩阵论和数理统计的运用使其完成了成长。但这种发展中的范式具有强烈的数理特征使得一方面使其精确, 另一方面对数学和计算机的依赖又让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望而怯步。 (乔纳森.特纳) 今后社会网络研究发展的方向是吸收数理科学与科学方法论的成果, 在实际的社会研究中发展社会网络理论与研究技术。 (袁方1997)

一、国内学者对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的介绍

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最早通过一些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书籍和国外学者在国内做的讲座 (如林南, 边燕杰) 传入。目前国内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还不多, 成果也很少。仅有的几篇作品也仅限于对此理论的介绍。主要有肖鸿的《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刘军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论析》;贺寨平的《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中对此理论的介绍。上述作者都介绍了社会网络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肖鸿的介绍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证研究全面的介绍了国外的社会网络研究。刘军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数学模型介绍, 他的介绍是目前国内在此方面研究最前沿的。袁方的介绍主要侧重于方法, 在对方法的介绍比较全面, 除了对数学模型的介绍外, 还介绍了社会网络资料收集方法。贺寨平主要从社会支持网的角度进行介绍。这些文章开启了国内的社会网络研究的大门, 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社会网络正式数学方法的引入鼓励一些学者发展社会网络理论, 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社会网络分析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描述的工具, 而要发展成为社会理论新的框架。随后出现了网络交换等理论。更有学者提出网络分析不能去与交换和选择理论相结合, 而是要作为“理性社会学”的基础去替代文化和意图的解释方向。 (Scott2000) 在肖鸿的介绍中首先引用Yuan的观点介绍了网络分析的基本观点:整个社会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社会网的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是社会网的研究对象。社会网研究深层的社会结构即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象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他们强调了研究网络结构性质的重要性, 集中研究某一网络中的联系模式如何提供机会与限制, 其分析以连结一个社会系统中各个交叉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网络分析者将社会系统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 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缺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网络分析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然后介绍了Barry Wellman网络分析的几个基本命题, 最后介绍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理论。如网络结构观: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 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或组织的影响。怀特的市场网络观:市场秩序是生产经营者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映。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 (人们一般从互动频率, 感情力量, 亲密程度, 互惠交换等方面来区分强弱关系;互动次数多, 感情强, 关系亲密, 互惠交换多称为强关系, 反之为弱关系。例如我们把亲戚关系称为强关系, 仅仅是认识的关系称为弱关系) 和嵌入性概念 (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 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的网络) 。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 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罗纳德·博特结构洞理论以及边燕杰强关系力量假设。可以说这些介绍都十分简洁, 这与肖鸿的文章本身就是介绍性的文章分不开。如果后面的学者能够具体介绍上述理论或翻译原著将会对国内社会网络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二、国内学者对社会网络研究的不足

目前, 国内学者对社会网络研究的面和深度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实证研究上都不够。理论研究领域太笼统, 不具体。这可能与社会网络本身的理论欠缺有关。社会网络本来就是先有方法, 然后引入理论, 而且在理论引入上争论也很大,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 所以很多学者称它为发展中的范式。不过国内学者应该研究国外某个学者的具体的观点作具体的介绍。并尝试发展适合于国内的社会网络理论。

国内学者对用于社会网络研究的计算机辅助程序的介绍和引入较少。我们知道社会网络分析具有强烈的数理特征, 这对大多数社会研究者都是难题, 因此计算机的运用非常重要。目前常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软件有GR DAP全名图表定义和分析包。能够兼容SPSS数据文件和CO MMAN D语言;UCIN ET是由加利福利亚大学 (埃尔文) 编制用于网络分析。 (Scott 2000)

实证研究领域太集中。主要在农民和农民工上。实际上国外社会网络的研究领域已经很广。前面我所说的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在实证领域的介绍已经很多, 不过我想提的是国内学者还没有将社会网络用于亚群体分析。例如国外学者用社会网络来研究性及吸毒问题。劳曼在他的《性的社会组织》中提出了“性的社会网络”。“具有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们实际上是被他们的人际性行为给网络化的组织起来。我和我的性伙伴们, 虽然素昧平生而且老死不想往来, 但是我们所有人客观上都是存在于同一个几何增大的性网络实体中。”国外运用社会网分析方法进行毒品研究的论文也很多, 主要集中在分析吸毒人员与HIV感染问题方面。并且通过分析网络的结构来说明在这个网络结构中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差异。在R ichard Curtis等人的论文《街头毒品市场结构与HIV风险中》, 他们通过网络分析, 把吸毒人员分为3种:核心, 内圆和外圆, 同时注射吸毒和HIV感染率也从大到小的依次排列。在Deirdre M.Kirke*论文《青少年抽烟, 酗酒, 吸毒的链式反应》中, 指出青少年的吸毒行为是同辈的群体影响和自我选择的共同结果。在这方面值得国内学者注意。

参考文献

[1].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 2001 (1)

[2].刘军.社会网络模型研究论析, 社会学研究, 2004 (1)

[3].袁方.社会研究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4].张文宏, 阮丹青, 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 社会学研究, 1999 (2)

[5].张文宏, 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 社会学研究, 1999 (3)

社会法基本理论探究 篇11

摘 要：我国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阶段，形成了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行社会建设的布局，离不开传统公法和私法的保障，同时也更加需要社会法的规范和调整。社会建设，既要加强在社会领域立法，也要着力推动社会法基础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以及制度建设和探索。因此，本文以社会法的基本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为我国社会法理论研究的完善作出一定贡献。

关键词：社会法；基本理论

一、社会法的概念

在社会法理论并不成熟之前，社会法这一用语就频频为人们所使用，甚至出现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文件当中。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在划分我国法律部门时把社会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予以划分。此后，对社会法一般原理进行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热门的课题。然而，针对社会法是什么或者如何定义社会法这一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均没有统一的认识。

社会法发源于西方国家，在欧美等国早已普遍谈论。但从整体来说，国外学术界也并未对社会法的概念予以深刻细微的研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英国使用的是“社会安全法”的概念，而美国则采用“社会福利法”的概念，这些都与本次课题研究所称“社会法”不相对应。在大陆法系当中，德国、日本、法国均有社会法的概念释义。在德国学术界，社会法被赋予三种理解方式：第一，第三法域说，即将社会法作为独立于公法和私法划分之外的第三法域；第二，将社会法定义为实现社会政策而制定的法律，包括诸如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住宅法等；第三，将社会法等同于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安全法。

二、社会法的理论基础

在对社会法的研究上，国内外学者就社会法理论基础得出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四个方面，即保护弱者论、社会安全论、社会福利论、第三法域论。其中，保护弱者论，意为社会法的理论基础在于其从保护劳动者或弱势群体；社会治安论为社会法系整个社会安全法的组成部分，对于社会法的理解必须结合社会法在社会安全法中的地位；社会福利论，这种理论基础在于对把对社会法的理解放在了社会福利的支出或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第三法域论则是将社会法认为是公法、私法外的新的法域。

上述社会法理论基础在其产生的年代背景和地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适用性。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矛盾多样化、尖锐化，比较典型的就是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工人运动日趋激烈，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争斗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引起政府重视，开启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而在20世纪初，国家干预的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在社会中占据主导，社会本位成为法律领域的主导思想，国家结构性矛盾凸显，政党为取得选票不断向民众许以增加社会福利的承諾，使得增加国民福利成为国家重要立法事项。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国经济形势不尽相同，资源有限性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等因素都成为了新的社会问题爆发的诱因。许多国家为应对新的社会安全问题，加强了社会安全领域立法。

三、社会法理论的基本范畴分析

范畴是最一般的概念，其反映着客观现实现象的基本性质、规律性并且规定着一个时代的科学理论思维的特点。社会学的基本范畴，是其之所以能够与其他学科相区分并为之系统化的关键。对于社会学基本范畴，我们可以归纳如下：

（一）社会法的价值范畴

社会法的最高价值是社会正义，社会法所追求的正义属实质争议，其在社会法价值体系中处于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地位。正义价值是社会初识道德的要求和应对市场经济自发性规律的必然选择，它关系着社会成员最基础最主要的生存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的追求效率、利益，讲究的是优胜劣汰，强者竞相追逐，弱者逐步淘汰，社会正义并不能指望着市场自发性的实现，也不能依靠其对社会上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社会法将社会正义作为其基本价值，进而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自发性予以调校和规正，最大化的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使得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够普惠社会成员。

（二）社会法的功能范畴

人的社会性生存为个人的最大利益追求。而人的社会性生存的利益只有通过社会人权及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社会人权及基本权利的幅度在于经济发展利益与社会公平利益之间的平衡。我国在改革开发，建设社会主义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不同步的实现富裕起来的目标，重视效率优先，这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在进入新的社会阶段的时候，应当赋予社会成员社会性生存的权利并加以保护。社会法“以解决与经济生活相关之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藉以安定社会并修正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提供每一个社会成员适当基本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展自我并维系其人格尊严。”由此可见，社会法能够解决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生存，使其享有应当享有的基本生存条件，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和提升其健康水平。

（三）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特定性

社会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但对于社会法调整对象为具体哪些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共性，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并没有确切的看法。笔者认为，社会法所调整的特定对象应包括对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关系、社会保障关系、举办公益事业的社会关系以及保障教育权利的社会关系。

这种新的情况下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适用原有的民法、刑法、经济法甚至行政法调整，都不甚恰当，必须进行社会立法，适用社会法进行规范和调整。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就决定了社会法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特定性首先表现在社会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的特性。而在社会法的主体建立权利义务关系之后，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主体很有可能仍然不确定。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社会公共性决定了社会法主体的扩散性。社会法主体多是以群体方式出现的，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以一个社会群体的形式成为法律主体，既可能以弱势群体中的个体而获得法律的保护，也可能以群体形式成为法律主体出现。

四、结语

社会法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体现着当下社会关系变化的特点，加强对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社会建设中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同时丰富我国社会法学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2]汤黎虹.《论社会法的价值及其取向》.《行政与法》，2008年第10期.

[3]汤黎虹主编.《社会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0页.

国外社会团结理论的发展 篇12

关键词：社会团结,社会转型,阶层分化

尽管团结的概念在社会学理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常用, 在古典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迪尔凯姆可以称得上是大师, 他1893年出版的《社会分工论》最常被人引用, 但是社会团结并非迪尔凯姆独有, 其后的很多的社会学者都有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社会团结, 这些理论大致以当前的社会转型为背景来划分, 即社会转型前和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

一、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理论主要的代表, 首先, 马克思的社会团结的理论和迪尔凯姆有所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团结的思想是基于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来分析社会结构矛盾的二元阶级分化, 这种矛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可以解决, 最终达到社会的团结, 但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却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而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所以阶级之间的团结需要道德意识的基础来实现团结的, 可见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是社会团结实现的道德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首先运用的是一种“冲突论”的阶级分析法, 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 由于分析主题所处的时代、所占立场、所持的方法不同, 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层理论, 在众多的社会分层理论中, 有一类是揭示各个阶级中间利益的, 称之为“冲突论”, 冲突论强调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因此大体上是一种阶级分析的理论, 其次, 马克思还有了另外一种是理论, 即强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整合, 可称之为“功能论”, 即社会团结的理论, 是一种阶层分析的理论, “功能论”主要是分析社会各阶层及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刘保国, 2004:5) 。

韦伯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阶级意识, 韦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团结是一种无阶级的社会团结, 一无所有的凝聚与团结, 他主要是从宗教的观念作为道德的基础原则出发, 来论述社会群体的凝聚与团结。

还有帕森斯和滕尼斯等人也分别论述了社会团结何以成为可能的,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就是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他认为社会系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以及信息的交流, 都是在为实现社会团结这个目的而论述, 即一切社会团结的问题就是社会系统的问题, 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社会文化规范来时实现的, 每一个社会系统中, 都具有实现团结的结构, 每一个系统结构都是由社会角色、社会价值与规范、集体属性等要素构成, 这样, 社会规范和价值最终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要素 (帕森斯, 2008) 。

而滕尼斯对社会团结的论述主要是集中在社会实体, 滕尼斯所说的社会实体实际上就是在说社会团结, 他认为社会实体的实现需要社会实在, 社会实在即社会“纽带”, 即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 这种亲密的社会关系最后形成一个社会网络, 而现代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契约和规范建立的, 不是通过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 这样的社会团结或社会实体慢慢地会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契约和规范所瓦解, 这就这就意味着社会随着文明成都的增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 反而不利于社会团结。

二、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理论主要是针对当前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回应的, 首先是鲍曼, 他从悲观主义的视角出发, 认为现代性过程中社会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 人类的团结将消失, 要想获得安全, 就得现在所拥有的自由;同样贝克也有类似的悲观的看法, 贝克从福利国家的角度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他认为现代的福利国家的发展, 个体化的强大的推动, 造成了传统的社会团结的瓦解, 个体化的过程中势必对以往的促进个体之间相互结合的社会团结造成威胁, 从而瓦解社会团结;从福利国家的角度对社会团结进行论述的还有本迪克斯, 本迪克斯认为福利国家是社会团结的最初, 但是现代性的转型削弱了社会团结。

和悲观主义相对的是积极乐观的社会团结的论述的代表, 麦卢奇和卡斯特尔, 他们分别从认同的差异性和认同的政治权利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会形成新的社会团结。麦卢奇提出了“差异权力代替平等权利”的观点, 他认为当下的社会虽然削弱了传统的社会团结力量, 却没有自发的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团结, 社会中的个体仍然是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偶尔有事会因情感因素而团结, 在麦卢奇认为, 这只不过是“防御性的团结”, 所以社会团结应该是建立在差异权力上的, 是一种新的团结概念。而卡斯特尔是从认同的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论述社会团结的, 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宗教和地域上的不同的认同来联系, 形成社会团结网络。二者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都在强调社会的异质性, 新的社会团结应建立在异质性的基础上。

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国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方面的研究:

团结涉及了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 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促进我们认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 现有团结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团结概念内在的问题、作为个体行为的团结概念、团结与社群的关系、团结与亲社会行为、团结与平衡理论、团结与身体表现、团结在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应用等等。

根据以上的国外的关于社会团结的论述, 可以发现:社会转型前的社会团结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那种纯朴的“归属感”, 而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团结的研究更多的是倾向社会现代性本身的研究, 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出现, 是社会团结削弱了原有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