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共12篇）

社会控制理论 篇1

犯罪学家高特弗雷德森和赫希曾提出, 犯罪就是一种越轨行为, 是一种超越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 会受到制裁的行为。 (1) 换句话说, 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经由社会化的过程内化成为个体的行事准则, 会影响个体的行为。这不禁引发了犯罪学家们对于社会规范、传统价值等深层次社会因素对于个体犯罪的解释力的思考。紧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就是在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展开对犯罪的探讨的, 本文将基于犯罪是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背离还是否定、犯罪是源于宏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变更还是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变更两方面对这两大理论进行对比探讨。

一、犯罪是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背离还是否定

无论是紧张理论还是社会控制理论, 都已经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在抑制犯罪上的重要作用, 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是否为社会大众所共同接受, 紧张理论假设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是为大众所接受的, 犯罪是缘于对其的背离, 而社会控制理论则假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美地完成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社会化, 犯罪是源于对其根本上的否定。

(一) 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背离

失范理论的提出者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 犯罪在所有社会中都是有存在价值的, 违法者被社会公共意识从社会大众中区分出来, 组成了被社会认为是最低劣的群体, 这使得社会的其他部分人产生优越感、集体认同感, 有助于维持和加强社会团结。 (2) 于是,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而不是消灭犯罪成了犯罪学家们的研究重点。迪尔凯姆主张用失范理论来解释犯罪的原因, 他认为, 社会不仅有调节各个部分的经济互动的功能, 也有调整个人如何认识自己需要的功能。 (3) 社会结构, 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变迁,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欲望的改变, 是社会规则规制着人们的欲望, 人们在互动交往中, 明白了在各种社会环境中被合理期待获得的是什么;然而, 在很多情形下, 社会规则可能被削弱甚至崩溃 (例如社会的高速变迁导致社会意识的重新建立) , 此时, 人们会处于一种道德失范状态, 采取非法手段或毁灭目标都是失范的外露表现。

紧张理论的提出者默顿以迪尔凯姆的失范概念为基础, 提出犯罪往往发生在社会文化和结构之间存在紧张和冲突时。当人们不能通过制度性的手段满足自我对社会文化所倡导的共有价值的欲求时, 非制度性手段的应用极有可能引发犯罪。综上所述, 紧张理论以及失范理论认为, 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价值规范, 只有当人们不能通过制度性手段达成传统价值目标时, 才会采取非制度性手段去实现传统价值目标或改为去争取非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是人们在不能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成功时体验到挫折和愤怒等负性情绪的产物。

(二) 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否定

人性包含着自我扩张的本性和社会本性两个方面:人的自我扩张本性外在的表现是人的欲求, 这种欲求在无干预的条件下会不断地扩张;人的社会本性却要求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与分享中才能获取资源, 并且资源是有限的。“人人都想要地球, 但是地球只有一个” (4) 便是美国学者庞德对社会人之间的要求与欲望间的矛盾、个人的欲求与自然界有限资源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进行的一种描述, 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 自我扩张本性与社会本性之间一旦有失平衡, 便容易引发犯罪。

对此, 美国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希认为, 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 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 当这种关系薄弱时, 个人就会无约束地随意进行犯罪行为。 (5) 赫希认为, 人类是动物, 犯罪是人类的本能, 所以犯罪学家们应该思考的非“人为什么会犯罪”而是“人为什么不犯罪”;他进一步指出, 大多数人之所以不去犯罪, 是缘于外在的社会控制机制, 诸如与学校、家庭等社会力量建立起来“社会纽带”。正是这种纽带的力量, 才使社会道德和秩序内化成为个体的行事准则, “社会纽带”薄弱的个体不能完好地接受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 容易从根本上否定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 从而引发犯罪。

二、从社会组织化程度看紧张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组织化的程度, 反映了社会力量的主要载体中组织与个人的比例。从社会组织化的角度来看, 紧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的着力点不同, 一个是宏观, 一个微观, 这两方面综合起来, 才是社会组织化程度的衡量标准。

(一) 紧张理论与宏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

宏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减反映的是社会体制的变更。当其处于稳定期时, 社会结构稳定, 容易通过符合传统价值的手段 (即制度化手段) 来获利的既得利益群体和不容易利用制度化手段满足欲望的下层群体界限基本分明, 社会紧张会出现在大多数人身上, 但是更容易集中在社会下层阶级的人们身上。

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所以, 当社会组织化程度变化时, 经济模式也必定发生了变化。旧的社会规范慢慢解体, 新的社会尚处于失范状态时, 既得利益群体和下层阶级群体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 之前因为占有少量资源而不足以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自我的下层阶级, 其中的部分个体开始利用此时的制度漏洞攫取更多资源。此时, 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因利益的损失而惶恐, 下层阶级为不能获得利益而愤怒, 新生的既得利益者为保有既得利益而担忧, 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变化带来的社会紧张中, 很容易引发大量的犯罪。

(二) 社会控制理论与微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

微观上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减, 是指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和紧密程度的变更。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囊括了家庭、学校、基层自治组织等, 这正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的核心“社会纽带”的重要一方。赫希认为, “社会纽带”由依恋、奉献、参与和信仰等构成:依恋是指个人对他人的感情依赖;奉献是指一个人对传统生活目标的追求;参与是指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参加, 参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信仰则指个体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态度或者接受意愿, “社会纽带”力度越强大, 即社会控制力越强, 个体越不容易犯罪。在这个意义上, 微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控制力的强弱。

一旦微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变更, 将对社会造成极大影响, 因为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处在至少一个微观的社会组织中。如果组织化程度增高, 那么也就意味着家庭、学校、基层自治组织等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稳定, 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受到的社会控制力就会很强, 难以去做违反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事;如果组织化程度降低, 也就意味着离婚率的攀升、基层自治组织架空等, 那么个体的依恋的对象被削减、被弱化, 感受的社会控制力变薄弱, 就容易表现出“人人都会犯罪”的潜能。

三、其他方面

当然除却以上两个方面, 紧张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之间还有诸多不同之处:紧张理论强调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对犯罪的刺激, 而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的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于犯罪的控制;紧张理论更适于解释经济犯罪, 而社会控制理论更适合解释青少年犯罪等等。

尽管紧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对于犯罪的解释力的方向不同, 却阐释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社会规范和传统价值对于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走在预防犯罪、惩治犯罪的路上, 我们不仅要从犯罪者群体中获取造成犯罪的直接原因, 更要挖掘这些因素背后的社会力量是什么,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犯罪。

参考文献

[1]曹立群, 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 2007:42.

[2]乔治·B·沃尔德等著, 方鹏译:《理论犯罪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104页.

[3]乔治·B·沃尔德等著, 方鹏译:《理论犯罪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105页.

[4]庞德著, 沈宗林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 1984.

[5]特拉维斯·赫希著, 吴宗宪等译.少年犯罪原因探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7.

[6]戴宜生.关于2001年中国青少年违法犯罪趋势的分析与预测.青少年犯罪研究, 2001, (5) .

社会控制理论 篇2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社会控制理论 篇3

关键词 现代控制理论 经典控制理论 差异

中图分类号：O23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控制这一概念本身就反映了人们对战胜自然的渴望，控制理论也自然而然的在人们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作为控制理论的主要部分，两者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笔者于此通过分析对比研究对象、数学模型、基本方法等方面介绍它们的不同。

1 控制理论简介

1.1 控制理论的性质

控制理论研究如何改进动态系统的性能以达到所需目标，这个广义定义包含了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自动控制领域有两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主题：其一是反馈的概念，反馈概念的精髓是可以得到各种输出和它们的各个所需值的实时比较的度量-各种误差，再由以此测量到的误差来减少误差。其二是最优控制的概念，控制的目标是使以数字量表示的显示在一段时间上的所需性能和系统实际性能间的差异的性能指标为最小，要寻求一个使性能指标最小的时间函数的控制。

1.2 控制理论的发展

自动控制原理及其实践的历史悠久，它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古代中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使用过自动计时漏斗。1788年，瓦特制造蒸汽离心调速器。1868年，麦克斯韦解释了瓦特速度控制系统中出现的不稳定现象，开辟了用数学方法研究控制系统中运动现象的途径。劳斯、赫尔维茨分别在1877年、1895年独立建立了直接根据代数方程的系数判别系统稳定性的准则。1927年，布莱克发明了负反馈放大器。1932年，奈奎斯特提出了根据频率响应判别系统稳定性的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据，而且给出了稳定裕量的概念。1940年，伯德进一步将频率响应法加以发展，经典控制理论开始形成。1942年，哈里斯引入传递函数概念。1948年，埃文斯提出根轨迹法。1948年，维纳出版了《控制论》，论述了控制理论的一般原理及方法，推广了反馈的概念。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20世纪50年代，经典控制理论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20世纪50年代中期，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空间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解决更复杂的多变量系统、非线性系统的最优控制问题。实践的需求推动了控制理论的进步。1956年，贝尔曼等人提出了状态分析法和动态规划法。1958年，庞特里亚金提出了极大值原理。1959年，卡尔曼创建了卡尔曼滤波理论，1960年，卡尔曼把状态空间法系统地引入控制理论中，提出了能控性和能观性的概念。到1960年初，现代控制理论应运而生。

2 两种控制理论概述

2.1 经典控制理论

经典控制理论主要描述系统单输入单输出特性，应用传递函数法和拉普拉斯变换法作为研究方法和工具。研究问题的着眼点是系统的输出，分析和设计方法主要是在复频域，运用频率法、根轨迹法等校正系统，设计PID控制。频率法物理概念清楚，直观且实用，但难于实现最优控制。经典控制理论在系统设计和分析时无法考虑系统的初始条件，难以达到高精度的位置、速度等控制系统设计的要求。

2.2 现代控制理论

现代控制理论主要用来解决多输入-多输出、多变量系统的问题，系统可以是线性的或非线性的、定常和时变的。这一理论的特点是采用处理状态空间描述作为系统的数学模型，以状态空间分析方法为核心。以线性代数、矩阵理论为研究工具。研究问题的着眼点是系统的状态，分析方法在实域、复域进行。现代控制理论从理论上解决了系统的可控性、可观性、稳定性以及许多复杂系统的控制问题。

3 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的差异

现代控制理论是在经典控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两者在数学工具、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对动态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时，两种理论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特别是对线性定常系统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经典控制理论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已渗透到现代控制理论内部，如零极点配置和频域方法，大大丰富了现代控制理论的研究内容。下面将从研究对象、数学模型及应用领域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

3.1 研究对象

经典控制理论的控制对象主要是较为简单的单输入-单输出线性定常控制系统。无法表示时变系统、非线性系统和非零初始条件下的线性定常系统。但是实际上，理想的线性系统并不存在，可以说都是非线性系统，但是，在系统非线性不严重的情况下，某些条件可以近似看成线性。对性能要求不必太精准的系统来说，经典控制理论已被全世界控制界和工程应用界证明是完全合适而且很有成效的。

现代控制理论相对于经典控制理论，应用的范围更广。现代控制理论采用的是时域的直接分析方法，能对给定的性能或综合指标设计出最优控制系统。但并不能说现代控制理论更优于经典控制理论，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分析。

例如研究电枢控制直流电动机的工作过程，电枢电压ua（t）为输入量，电动机转速wm（t）为输出量，机构图如下：

其中，Ra，La分别是电枢电路的电阻和电感，Mc是折合到电动机轴上的总负载转矩。这是一个单输入单输出的系统，采用两种控制理论都可以对其求解与设计。人们常采用经典控制理论的方法，应用起来方便可靠、问题相对简单、求解比较直接，更可省许多经济支出。

3.2 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能反映系统固有的稳态、动态特性。从数学模型上来看，经典控制理论主要采用常微分方程、传递函数和动态结构图，仅描述了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不能描述系统内部结构和处于系统内部的变化，且忽略了初始条件。不能对系统内部状态的信息进行全面的描述。因此，经典控制理论的数学描述属于系统的外部描述。当系统是多输入多输出时，传递函数变成一个函数矩阵，用原来的传递函数方法、频率特性方法处理问题变得复杂，难以应用。

现代控制理论的数学模型通常是状态空间表达式或状态变量图来描述的，这种描述又称为系统的“内部描述”，能够充分揭示系统的全部运动状态。而且，用矩阵形式表示的状态空间表达式，在数学符号和运算上得以简化，适于计算机求解，为复杂系统的工程实现带来便利。易于实现最优控制和实时控制。

从两个图中可看出，传递函数只可以描述系统的外部动态特征，而状态空间模型却可以反映出内部的特征。两个系统的结构图不相同，虽然反映的输入输出关系与传递函数相同，但描述不同的系统特性。所以用传递函数比较适合研究系统输出特性，用状态空间模型比较适合内部特性的研究。

3.3 应用领域

经典控制理论主要用于解决工程技术中的各类控制问题，尤其在航空航天技术、武器控制、通信技术等方面。现代控制理论发展后，自动控制理论的概念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及国防建设等领域。比起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考虑问题更全面、更复杂，主要表现在考虑系统内部之间的耦合，系统外部的干扰，但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可以说自动控制应用领域遍及众多的科技和生活方面，但并不是说现代控制理论取代了经典控制理论，前者是后者的进步和补充，二者在其相应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结语

通过对两种控制理论的分析，可以认识到经典控制理论是直观整体的认识控制系统，而在改进控制系统内部特征方面作用不大；然而现代控制理论却能很好地改进和设计控制系统，对认识一个低阶控制系统却不直接简便。总的来说，每种控制理论都有它的缺点和优点，两种理论共行并举才是解决实际问题、发展科技和社会的可行之道。

参考文献

[1] 贺良华.现代控制理论及应用[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3.

[2] 刘豹，唐万生.现代控制理论[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3] 姚寿文.自动控制理论基础[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4] 王传波，刘旸.现代控制理论与经典控制理论的对比研究[J].机械管理开发，2006.

社会控制理论 篇4

(一) 流浪儿童的概念

流浪儿童指年龄小于18岁周岁, 离开家庭监护人流落社会24小时以上, 失去基本生存保障而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

流浪儿童, 他们是儿童中特殊的一群, 数量却不容小视, 据民政部统计, 2010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4.6万人次。几年前,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一课题组的报告表明, 全国流浪未成年人约100万。1

流浪乞讨人员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流浪乞讨人员中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严重。二是流浪乞讨人员中违法犯罪行为突然性强, 难以打击。三是流浪乞讨人员对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 流浪的原因

1、经济方面

造成流浪儿童乞讨的主要原因是贫困。1999年王久安等2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尚有592个贫困县, 有近5 000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地区中, 很多还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在农闲或者遇到自然灾害时, 有些家庭就带子女或者单独让子女外出务工。贫困人口的盲目外流, 无法获得稳定就业, 造成一些人衣食无着而流落街头。

2、社会控制方面

美国加州大学赫胥教授 (TravisHirschi) 1969年提出社会控制理论, 也被称为社会联系理论。法律、教育、宗教信仰、政策、道德、舆论等均被认为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 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会与社会建立强度大小不同的社会联系, 以防止个人产生偏差行为。社会联系包括四个要素:一是依附, 二是奉献, 三是参与, 四是信仰。这些联系存在于传统的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中, 这四种社会联系要素的强度越高且越正向, 青少年越不会产生流浪等偏差行为 (孙莹, 2005) 。同时, 由于某种动力引起的儿童流浪也需要社会控制来加以解决。然而, 由于在与家长、学校甚至同辈群体的的交际交流过程中, 各要素联系的强度弱化, 比如父母外出打工、交流方式不当等, 导致控制的作用减弱, 进而造成思想上并未成熟的儿童缺乏归属感进而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

教育方面。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学校和家庭过于强调分数和升学率, 而忽略了学生的个性优势的培养和发展, 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的优劣, 使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成为“边缘少年”3。童晓频等对广州市281个流浪儿童调查结果显示, 有39人是因为学习成绩差、受教师批评和家长打骂而出走的。这部分流浪儿童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厌恶上学, 在学校里可能是教师和其他同学歧视的对象, 在家里父母对他们非常失望甚至嫌弃, 于是他们选择了出外流浪, 他们想逃离学校, 逃离强迫他们上学的父母。尤其在一些农村地区, 学校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不大, 当他们辍学在家, 同时又对家乡贫困单调的生活不满时, 离家奔往大城市对他们具有很大的诱惑力4。

家庭及社会方面。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第一环境, 无论是家庭的和睦程度还是父母的教育方式都对孩子的性格、习惯等产生极大影响, 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可以帮助未成年人养成乐观、开朗的性格;反之, 消极的教育方式则会加重问成年人的叛逆心理, 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有调查结果显示, 有36.4%的流浪儿童认为家庭关系不和睦, 特别是那些长期遭受父母、继父母或养父母虐待的流浪儿童, 其心灵上的伤害和人格的扭曲尤为深重5家庭和父母都再难以让他们信任, 因此他们宁愿选择流浪来获得自由。还有些是因为家庭负担过重或者父母双亡。

社会方面则表现为现在对于流浪儿童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 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 根本就没有安置条件和方式。严海波等6调查发现, 徐州市在流浪儿童的救助上也面临着人力与物力资源紧缺的困境。对于未成年人来说, 尤其对农村的未成年人来说, 当家庭遭遇巨大变故时, 生活上会失去亲人的依靠。加上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滞后, 无法为这一部分的未成年人提供有效的救助, 促使这些儿童处于无人看管、教育的状态。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选择离家出走, 而其本身年龄偏小, 又无一技之长, 最后沦为流浪。

同时, 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小, 阅历少, 对社会认识不足, 自我教育相当欠缺, 容易走极端,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便会一走了之, 这也是促成未成年人流浪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针对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 科技方面:

根据DNA技术, 在孩子出生时, 医院就为其采集基因, 并登记孩子父母相关信息, 保存档案, 归入全国联网的基因库, 以此可锁定流浪儿童寻亲目标, 切实减小寻亲难度。

(二) 经济方面:

进一步加快统筹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贫困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帮助农村等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脱贫致富,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及城乡差距。

(三) 社会控制方面:

1、利用多种手段, 形成全社会帮助杜绝流浪儿童现象的观念。

法律宣传:以社区和村委会为单位, 组织法律工作者对百姓进行普法宣传, 强化亲权、监督权的条文规定, 提高百姓法律意识, 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的义务意识。

教育方面:学校及家长要转变唯分数是重的片面、非客观的观念, 这就要求转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人才的考量标准除了分数还有实践、特长等等, 在全社会形成终生学习的风气, 而非只是完成学校、家长的任务。教师、家长要把握与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 理解他们, 在其行为、心理方面发生偏颇时要给予关爱和引导, 而不是指责、辱骂。同时, 应该告知儿童流浪的诸多危害, 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做好思想上的预防工作。

道德方面:对于拐卖儿童的行为提倡知情者见义勇为, 积极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提倡拐卖行为可耻、收买流浪儿童亦可耻的社会风气。儿童自身也要逐渐形成对家庭、父母的责任感, 不能因为一时任性赌气而做出离家出走的荒诞行为。

2、建立健全流浪儿童政策体系。

首先, 在制定政策时, 政府要重视对儿童权利的明确规定。适当借鉴国外经验, 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 加大前期情况调研, 了解请楚目前我国流浪儿童的人数、情况重灾区、流浪原因、救助措施及救助效果等等, 形成成文的硬性规定, 做到有章可循并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 在执行政策时, 要严格按照制度规定不打折。具体的如民政部门、公安部门要摸清辖区内未成年人及流浪儿童情况, 主动通过与学校、社区、家长等的沟通和配合, 即时解决流浪儿童案件。

再次, 从选择政策手段的角度, 政府应加大防御力度。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流浪儿童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问题, 不能仅仅盯着现有的流浪群体, 更要关注其来龙去脉, 了解其形成的原因及具体来源, 并从源头上采取措施, 加大干预力度, 方可有效减少规模。同时, 针对现有流浪儿童群体, 不仅要提供政策性救助, 更要注意后续的干预, 以防其再次选择流浪7。

最后, 从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方面, 组成专门监督小组对各地的治理流浪儿童问题的政策实施情况, 对其效果进行考评, 对切实减少流浪儿童数量的地区进行表彰, 同时, 对于仍然存在大量流浪儿童的地区领导进行问责, 实行地区领导负责制。另外, 监督考评工作要持续进行, 防止流浪儿童问题回归原状甚至严重化。

三、结束语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关注流浪儿童, 也是我国文明程度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 也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 因此我们应当关注流浪儿童, 并采取一切有利的措施保护流浪儿童, 保证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只要我们要摆正态度, 积极对待, 综合以上措施, 将科学技术的与社会的方式相结合, 相信流浪儿童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摘要：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然而, 在我国, 流浪儿童数量巨大, 据预测, 我国流浪儿童的数量有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流浪儿童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无论是政策制度层面还是具体操作方面均存在漏洞, 因此, 本文就是从这两个方面主要以社会控制的视角予以论述的。

关键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社会控制

参考文献

[1]、《如何让街角的身影不再无助》, 2011年12月02日07:29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王久安, 张世峰, 张齐安.关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民政论坛, 1999 (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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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海波, 隋树霞, 徐成.关注中国城市流浪儿童-徐州市流浪儿童状况调查.青年研究, 2005 (2) :8-11.

社会控制理论 篇5

提交者: humanities.cn 日期: 2008/12/06 阅读: 207 作者:朱苏力

摘要: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Tag: 朱苏力 社会契约论 法理学 法学理论知识社会学 国家学说 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大量增加的契约现象不仅是可供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为人们普遍认同以契约来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条件。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神权、教会权力和许多传统受到了挑战，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专制政体的出现呼唤着新的国家理论。契约所具有的世俗性，它所隐含的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霍布斯、洛克正是把一般的契约理论作为原型和隐喻，细致地、富于创造性地论证了国家的发生及其权力的合法性。普通契约理论与社会契约学说在前提、模式和原则上都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差异，霍布斯、洛克二人的主张分别带有绝对主义（集权）和自由主义（分权）的倾向，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对社会契约缔约各方的分配（认定）也很不相同。这种国家学说并非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从更广阔的理论层面上看，家国说、社会契约说等国家理论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合理性，可以利用本土资源来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当然，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

一位挑水工一天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扁担挑水？他的结论是：用金扁担！

——民间笑话

一、问题及其意义

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观，特别是社会契约的思想，是人类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国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国家观念对于近现代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用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时至今日，自然法学派的关于自然状态以及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的描述在经受了许多学派的批判之后，已经被众多学者放弃〔1〕。即使如此，那种关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仍然存活在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2〕。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融入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并且成为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是难以凭借理论的否证就能使人们对之加以拒斥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回答，这就是这种国家观是如何形成的，又何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归于自然法学派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个人的远见卓识，归于他们个人的影响力。但是，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与作者本人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大，而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有关。把这一观点推及社会契约理论，我们则可以说社会契约理论的被接受更多地与一个时代的需求、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前见有关。因此，过分强调思想家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正是在充分意识到理论发生的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性的同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求作为一种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的发生和被接受何以可能（因此不必定是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再现，而是一种探求性解说），并由此引申开来，探求思想传统、知识的社会结构对一种理论的发生和接受同时具有的促成性和制约性影响。换句话说，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命题，是基于下面这样一些学术思考。

首先，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使用了社会契约的观点来论证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发生论。在中国，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通过家庭这个模式得到证明的，国家被认为是家庭的扩大。尽管许多中国学者将家国说归结为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特点，但这实在是由于对西方政治学说史知之较少，或为批判中国文化而作出的虚构。仔细阅读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大量的西方学者——包括本文将论及的社会契约论者 ——都曾以家庭为模式论证过国家发生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3〕。这表明，社会契约论和家国说都只是证明国家发生及其合理性的模式或话语之一，在这种意义上两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和脱离语境的优劣高下之分。此外，在西方思想史上，社会契约模式也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柏拉图的国家社会分工论，后来中世纪社会的神权政治理论，都在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国家发生理论占统治地位之前有很大影响。尽管有关社会契约的某些观点一直存在，但影响不大，最多只是诸种国家理论之一。因此，为什么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会在 17、18世纪从默默无闻而变得走红，取代了先前的国家学说并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石？为什么在中国却一直都是家国不分的国家学说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变革，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强调社会契约派的国家法律学说〔4〕。理解、发掘这一学派的思想和潜在意义，对于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契约说来解说国家和社会，这种解说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形成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试图论辩，这种国家学说的兴起，是与西方的社会变革，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普遍的契约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联系的。契约活动大量增加，契约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为人们普遍接受以契约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 ——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的条件。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主要是对秩序正当化的一种论说方式，而不是这种秩序的建立方式。当然，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理论资源，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近代社会契约国家观的唯一来源。其他许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变化都对近代以契约为模式的国家学说的产生和确认具有不可低估甚至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5〕。换言之，仅仅有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必然导致近代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产生。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契约自由的思想为社会契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根本的或基本的模式。

我的论文大致组织如下。首先，我将论述，在社会契约派出现前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要求一种新型的国家发生学说来支持国家权力的正当化和合理化。然后，在分析理论需要传统资源的前提下，我将简单分析契约自由原则，并对西方契约自由的发展作一个概要的介绍。随后的两节，我将以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为例，分析社会契约学说与普通契约学说在模式和前提条件上的一致性，以此表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学说与契约自由原则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最后，我还将就此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作一些理论的分析和总结。

二、社会契约论发生之时代背景

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发生是时代的需求。在近代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思想家讨论了“国家”产生的问题〔6〕，但国家学说相对地讲并不像近代社会那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西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除了一些以武力建立的帝国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较小的城邦国。在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威至高无上，经院哲学论证了世俗的政权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力。既然政权要服从于神权，国家学说相对地讲也就不具有近代以来那样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传统的力量，许多起初似乎“不合法”、不合理的事物都往往可以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其合法性和正当性〔7〕。中世纪那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地域上分布极宽，在时间上持续甚久，这就很容易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事物而不会受到怀疑。

从16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近代社会（或称“现代社会早期”），传统的国家学说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及其存在理由都要求有新的国家学说来为其提供正当化的根据。

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对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变化〔8〕。首先是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一系列极其伟大的科学家连续诞生，如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1—1630）、伽里略（1564—1642）以及牛顿（1642— 1727）。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发现——如日心说、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以及关于物理运动的一些基本定律和规律——并非有意对宗教神权提出挑战〔9〕，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却否定了宗教神权的一些基本假设或信仰，危及了教会的权力和神权，并进而危及了基督教教义中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因此，即使是一些主张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时也纷纷谴责哥白尼的日心说〔10〕。

不仅是神学，作为社会秩序另一支柱的传统也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空中降落的速度是不同的，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无人怀疑的信条，而伽里略却怀疑了，并以实验对它进行了证伪。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秩序的基础。

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反映在社会思想和人文研究中。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学者和思想家就力图摆脱宗教的眼光而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主张尊重事实，而社会也在日益世俗化。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的前十章中对人的分析所用的完全是运动定律。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则采用了几何学的推理方法来研究哲学、构造体系。在他那里，神等于自然，等于实体，其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神，实体是由自然律决定的〔11〕。尽管今天我们对那些近乎奇谈怪论的观点或论述方式感到十分荒唐，但正如罗素所说，这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们具体提出和相信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的〔12〕。换言之，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隐含着的社会变革因素。

不仅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宗教神权提出了挑战，教会内部也对罗马教皇的神权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当时第二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宗教改革运动。这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运动，对后代却有很大影响。当时欧洲的宗教精神还很强大，人们普遍信仰上帝和教会，把个人的拯救寄托在上帝和教会身上。但是，马丁•路德（1483—1546）在德国，加尔文（1509—1564）在英国、法国和苏格兰都提出并论证了个人信仰自由。他们仇恨罗马教皇，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对宗教进行了改革〔13〕。这种做法尽管是出于宗教的原由，但客观上对破坏传统神学的权威、确立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因此称路德破坏了对权威的信仰，而恢复了信仰的权威〔14〕。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弗罗姆说，路德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发展的一个源泉〔15〕；而韦伯则认为加尔文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了一个近代理性化过程〔16〕。

第三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强调国家主权。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本乡本土。这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必然带来的后果。幅员辽阔的领土是无法管理的，除非采取联邦制，允许各个地方实体有广泛的独立性。贸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甚至在有些地方贸易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经过固定的路线运到被垄断的港口和市场”〔17〕。这种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商人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为了反对教会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战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统一的市场，商人和市民阶层都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到16世纪，所有王国政府都有意识地执行一项开发国家资源、鼓励国内外贸易和增强国力的政策”〔18〕。政策的转变必然要求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一种正当化的理由。

因此，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主张国家的统一，甚至主张用武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19〕。布丹（1530—1596）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主权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指挥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是国家的最明显的标志，没有主权，国家就不成为国家。国家主权具有永恒性，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政府是可以变化、更替的，但国家是不变的。国家主权具有无限性，即在国家的范围内，主权绝对支配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臣民。国家主权具有至上性，主权不受法律的约束，恰恰相反，它是法律的渊源〔20〕。其他思想家（如格劳修斯）也认为，所谓主权，就是说这种权力的行为不受另一种权力的限制，不会被任何其他人类的意志随意认为无效。其后的霍布斯等人也都谈论过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转让〔21〕。

不仅是理论上如此，从实践上看，西欧各国当时先后出现了近代的专制政体。到16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十分普遍，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都在土崩瓦解〔22〕。

中世纪机构体制的土崩瓦解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政权组织方式变革之必然，但是这种变革至少在初期并不能自发地获得合法性，即获得人们下意识的、习惯性的认可和认同，因为它与传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相悖的。新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种合法性，需要有力的论证，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人们不能仅仅主张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或主张重新构建政治秩序，而必须以一种为多数人所容易和能够接受的，且比较便利的方式论证国家主权为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它将如何构建，以及它的基础是什么。但是，在神权衰落、人们对传统提出疑问和挑战的环境下，思想家不能采用传统的神学来作有效论证，他们也不能仅仅声称、甚至根本无法声称传统就是如此。因此，这种论证就必须是“理性的”，必须诉诸人们的常识，同时又必须依赖人们现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3〕。人文主义和科学的发展、科学原理的发现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世俗商业文化的发展为这种新论证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工具和有利的社会条件。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此时在欧洲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家，他们面对传统的国家合法性理论话语丧失的现实，以世俗理性为指导，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新的社会设计和合法性的论证，并试图以这些设计方案重新塑造社会和国家〔24〕。而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从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都是这一时代背景图上的一笔。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国家的理论构想，其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在今天看来，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的是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共和国；有的主张绝对君主制，有的主张权力制约的民主制，有的主张人民主权；有些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浪花，而有的则似乎进入了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成为今天仍在继续起作用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习惯地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的标签来对这些思想家进行分类，如果我们不是从后来的发展结果去对他们加以评价，而是将这一切思想论述都放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就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具有空想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提出各种新的国家学说，都在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为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度提出某种论证。同时，他们实际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国家不是神创造的；国家应按照人的理想、人的知识来设计、创造；国家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其中形式最激进、激烈的重建就是革命；理性是构造国家的原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在纷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法学和政治学的趋势，即重新构建国家学说，重新设计理想国家，重新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正当化的理由。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的确是人们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随心所欲地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创造，这些条件和前提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传统〔25〕。思想学说的创造也同样如此。即使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经济政治生活、文化传统甚至教育状况的具体差异，可供他们利用的理论资源必然有所不同。正是依据了不同的资源，他们才构建出不同的国家学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社会中已长期存在并日益普遍化的契约实践和思想为一些后来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实用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理论资源，用以构建现代国家学说。

三、契约和契约精神

在研究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西方社会中关于契约的历史实践和其中体现的思想加以分析，然后再讨论契约及其潜在含义又是如何作为理论模式和理论要点而影响了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契约交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关于契约的思想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传统在西方似乎格外强烈。在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之“灵”的犹太文化中，圣经就被视为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的一种契约，而犹太人之所以受苦受难，一种传统的犹太文化解释就是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契约。这种思想在经由基督教的传播而进入欧洲大陆，特别是进入罗马之后，又通过罗马法中固有的契约思想而得到强化，或者反过来说强化了罗马法中的契约思想和欧洲人的契约意识〔26〕。

法学家一般认为，罗马法最早概括且全面反映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制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3世纪欧洲复兴罗马法时期，在后来被称为民法法系的国家中，罗马法的原则就获得了普遍认同。在欧洲大陆，从12世纪玻伦亚大学研究和教授《国法大全》开始，13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14世纪的德国纷纷建立大学，法学教育在这些学校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伦亚大学开创时仅有的一个系就是法律系，其他大学也都设有法律系，而在各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首先都是讲授罗马法，其次才是讲授教会法。至于本国法的讲授，不仅地位次要，而且开始较晚〔27〕。与此同时，各国法学家都承认注释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在罗马法精神和注释法学派的熏陶下，一个崭新的法学家阶层在西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民法法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28〕。

在罗马法复兴和注释法学流行的背景下，欧洲普通法（JusCommune）形成了。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精神运用于当时各国具体的社会实际，探讨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法律文书规则问题的各种方法〔29〕。随着西欧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主权观念的兴起，这种普通法作为超越国家和地区而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其地位有所下降。即使如此，它的影响却以新的形式维持着，甚至还得到了加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法的接受”〔30〕。

在英格兰，罗马法的影响尽管没有在西欧那么强大，但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罗马法也引起了英国法律界的兴趣，罗马法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原则也被运用到衡平法、商法当中去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在英国讲述罗马法。英国一些著名的普通法权威法学家，如布拉克顿、黑特尔顿、斐利摩尔等人都受过罗马法的熏陶，许多大法官也都熟悉罗马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商法的创制者曼斯菲尔德曾大量研究罗马法文献，他认为英国商法体系就是以罗马法，特别是契约原则为基础的〔31〕。马克思曾经谈到：“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但是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32〕

罗马法，特别是其中的契约原则在欧洲的复兴和传播，使得契约思想成为人所共知的一种理论资源。由于这种思想是与日常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活动相联系的，它很容易渗透到普通人的心中，成为“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常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天然的”基本原则之一。

然而，即使契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并不意味着契约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提出某种国家学说所依据的原型。从一般的契约到把国家想象为一个契约，需要跨越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二者在直观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沟通起来，并从中发现共同性，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就必须有一种被福柯称为“异中求同”的欲望和能力，而福柯的一系列知识考古学研究恰恰表明，16、17世纪欧洲社会中的主导话语就是这样一种“异中求同”的欲望。这一时期的科学迷恋于“类似”，试图发现任何特定对象之间的彼此相似程度，并借此建立一种“事物的秩序”〔33〕。不难看出，社会契约论发生在这一时期又是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迷恋类似”不可分离的。

契约的常规性和这一时期的“迷恋类似”固然为社会接受契约观念并使它能够延伸到其他领域创造了条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们会问，别的事物——比如说家庭——为什么没有成为新的国家学说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家庭比契约更为常见，至少也与契约同样常见。因此，更重要的也许是契约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在某些方面适合当时思想家对其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的一些朦胧想法，并有助于澄清和强化这些想法。这样，我们就必须研究契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或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契约原则在哪些方面可能影响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的构建。

一般说来，契约是一种交易各方同时为获得更大利益而进行的基于平等地位的一种自由交易，各方并因此而建立起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和常见的活动。按照民法的理论，契约或合同的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34〕，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才对所有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并由此导出契约必须信守的结论。其次，契约是当事人不受干预和胁迫地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括缔约与否的自由、选择缔约方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任何第三者，包括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国家，均应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合意。

除了强调自由之外，契约原则还隐含着交易各方地位平等的精神。这是合同区别于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是契约关系的内在要求，而且这一原则与自由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没有双方地位的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意思表达，因此，契约双方地位平等是契约发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假定。

上面两个原则是一般民法教科书中早已确认了的。然而从制度和功能的角度来看，上述分析还是不够充分。现代的法律经济学指出了契约的另一个特点，即契约是立约人在立约时认为对双方均更为有利的一种交易。法律经济学认为，没有这一条件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进入契约。换言之，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这种交易至少会使一方的利益有所改善。这是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必须注意，这种“对双方有利”只是在交易前双方的理性预期，而不必定是交易的实际后果。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订立契约之时，双方的预期被后来的现实所打破，以至交易或契约一方无利可图、利益受损，甚至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能改变契约发生的上述基本前提〔35〕。

由此可见，契约具有世俗特性，它隐含了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以契约作为一种构建组织秩序的方式，与中世纪秩序组织的神权色彩以及以命令为特征的社会和权力组成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契约模式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基本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后文将指出，契约的所有这些特点在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中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并构成了这一学说的基础。

然而，上述条件的总和仍然只构成一种学说发生的可能性。要真正把一种经济活动的原则和方式升华到一种社会和权力组织方式，升华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理论，就不可能简单照搬一般的契约学说，而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补充、修改、完善，并辅之以其他必要的学说。这种工作是由许多自然法学家逐步完成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本文将主要以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思想为范例加以分析。

笔者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我们知道，从古典自然法学派中主张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来说，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一般认为，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说的主要创始人和系统阐述者，而洛克的学说对社会契约理论的确立和后代政治实践的影响更为巨大〔36〕。相比之下，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则较少系统论及社会契约。最值得争议的也许是卢梭。卢梭无疑是最重要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之一，他有一部著作甚至题名为《社会契约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卢梭与其他自然法学派学者之间在观点上有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卢梭自己就在著作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假定，而不是如同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把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来信赖。换言之，卢梭只是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为了接近读者而运用了当时极为流行的自然法学派的那一套语言〔37〕。其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都谈到了国家发生的问题，但却表现出强烈的不一致〔38〕。在前一书中，国家被卢梭说成是富人欺骗穷人的产物，不是一种契约的产物，因此是不平等的加深；而在后一书中，卢梭又规范式地讨论了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国家。两者的不一致，使我们无法确认卢梭究竟是如何认识国家发生问题的。第三，卢梭尽管强调平等，但这种平等不同于英国式的平等。在英国，平等是建立在自由和独立意义上的，而卢梭强调社区情感，强调共同体，强调一个人首先是公民，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人。由于这些差异，一些学者认为，卢梭是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人物，他既把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推到了高峰，同时又开始从根本上摧毁原先的自然法传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卢梭是近代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之父〔39〕。因此，我经过斟酌，决定不以卢梭作为社会契约说的范例来研究，而集中分析霍布斯和洛克。

这种选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一个学派形成的过程中，其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要提出的是全新的话语（例如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人），或几乎是全新的话语（例如这里的霍布斯）。他将把一个原型作为隐喻延伸到一个新领域，但既然这两者之间本来没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者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他们后来习以为常的相似性），或具有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对普通人来说一时就很难理解两者的种种相似〔40〕。因此，由一种理论的奠基者第一次指出的那种相似性及其有关论述，就具有首先“格式化”和理论定向的作用。即使他仅仅指出了一个或某几个相似点，而接受这一隐喻的人们就会在此后不断努力发现一些新的、被首创者忽视的相似点。社会契约国家学说尽管不是霍布斯的独创，但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因此具有特殊意义。而洛克，作为一个后来者，则从这一隐喻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相似点。从这一角度分析这两位学者，具有理解理论是如何借助同一隐喻的不同侧面而演化蜕变的意义。

况且，这两位学者在另一层面的近代国家学说分类上也具有代表性。霍布斯是近代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absoultism）的代表，主张集权；而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分权。因此，分析这两位对国家权力持不同主张的学者，能够从中发现一般契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更足以说明本文的基本观点，并给我们以其他启发。

在下面的两节中，我假定读者大致熟悉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国家产生的一般观点，以节省篇幅集中讨论与本文中心命题相关的要点。

注释：

〔1〕实际上，在自然法学派学者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对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理论提出了批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梭。尽管卢梭也阐述了“自然状态”、“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假定，一种推理的便利。他强调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与霍布斯和洛克所强调的都很不一样。例如，卢梭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们的团体感，而不是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强调的个人性，他强调感情而不是理性（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卢梭之后，有休谟的批判，有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对自然法学派国家发生理论的批判。伯克就认为，如果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话，那么也是各代人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一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契约的理性创造国家说，而趋向于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参见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The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55）；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弗格森则明确指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文明社会史随笔》，转引自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此后还有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功利主义学派的批判（参见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以及实证主义学派的批判。所有这些学派或人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自然法学派观点的不能成立。

〔2〕当代最著名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研究，也许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3〕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1113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君王正是家长和村长的发展”，《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里，都是以家庭为模式讨论国家问题的，洛克（参见《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9页）、休谟（在君主制下，“国王安居于他的臣民之中，像父亲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之中一样”，《谈公民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9页）亦然。据语源学考证，希腊文中的“王”一词源于梵文中的“家长”一词（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页，注2）。美国人则称华盛顿等人为“国父 ”（FoundingFathers）。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还是认为随着美国社会的工业化，美国总统的职责也应发生变化。他把总统理解为美国的“管家”，而不能“无为而治”。显然，这个“ 管家”背后的隐喻就是国家即家庭（参见Alfred H.Kelly，Winfred A.Harbison and Herman Belz，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ItsOrigins and Development，6th ed.，W.W.Norton ＆ Company，Inc.，1983，p.421）。

〔4〕例如李仁玉、刘凯湘合著的《契约观念与制度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便阐述了有关的观点。

〔5〕例如，马克思和许多思想家都论证过摆脱了封建约束的独立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条件（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Freedom，Avon Books，1965，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普遍契约化，以至社会契约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6〕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参见《政治学》，第7页以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以下），又如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的学说。

〔7〕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伯克（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 页以下）。萨维尼也曾指出，“一切‘所有权’都是因‘时效’而成熟的‘它主占有’”（转引自梅因《古代法》，第 144页）。

〔8〕参见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 Touchstone Book，197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

〔9〕例如，哥白尼由于顾忌日心说与教会传统说法的矛盾，一直等到去世那年才出版他的著作，并且采取了两个保护性措施。其一是说他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事实；其二是他将此书题献给了罗马教皇，从教皇那儿获得了一种“保护色”（参见Russell，A Historyof Western Philosophy，p.526）。因此，日心说直到伽里略那里才真正引起了教会各派的谴责，包括主张宗教改革的各位思想家。但是，伽里略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参见德雷克《伽里略》，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牛顿尽管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也在他的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

〔10〕例如，当路德听说了日心说以后，大为震惊，说：这位傻瓜想把整个天文科学颠倒过来！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稳定不动，而地球要运转。加尔文也愤怒地问：谁胆敢把哥白尼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11〕有关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世界观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527。

〔13〕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参见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二编，孔祥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以下。

〔17〕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6—397页。

〔1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7页。

〔1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0〕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62页以下。

〔21〕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47—448页。

〔2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8—390页（“近代专制主义”一节）。

〔23〕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他认为，近代国家秩序的合法性证明是用一种科学自然律的论证手段代替了传统的神学论证和本体论论证的策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24〕例如，在1610年出版的《新大西洋岛》这本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小说中，培根（1561—1626）描述了一个理想国。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幻想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有制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国家统一组织生产，产品归公，按需分配；贤人治国、政教合一；同时实行基于优生学原则的婚姻制度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哈林顿（1611—1677）于1656年出版了题为《大洋国》的政治小说，以大量虚构的细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温斯坦莱（1609—1652）在1652年出版的《自由法》中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造成的罪恶，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宣传了原始平等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最早的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在实践上，我们还可以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参与建立的那种强调理性化的神权共和国。

〔25〕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26〕这里的因果关系很难分清。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在此不能也无法详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对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契约意识的形成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27〕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关于具体的事实可能有争议，这里的引证并不试图确认事实，而仅仅是旁证。

〔28〕由嵘等：《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8页。

〔29〕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09页。

〔30〕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10页。

〔31〕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142页； 参见梁治平《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页。

〔33〕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Random House，1970.应当指出，福柯分析的只是后来形成学科的语言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而从契约发展到社会契约的学说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因此福柯的分析在此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但在我看来，福柯著作展示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例如，本文中提到的霍布斯用运动力学来解释人的情感、欲望也是这种迷恋类似的体现。福柯著作中讨论的是那些最后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异中求同，而从契约类比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以及霍布斯对人的情感、欲望的力学解释只是没有最终形成独立学科的异中求同。

〔34〕对此，当代学者在法理学上是有争议的（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

〔35〕关于对合同的经济学分析，参见波斯纳Economic Analysisof 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2年英文第四版； 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6〕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04页。

〔37〕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8—659页。

〔38〕沃恩曾评论说，“《论不平等》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转引自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0页）。

〔39〕这是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早期的阿克顿勋爵就认为卢梭是绝对统治论者（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和Russell，A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关于卢梭的讨论）。

〔40〕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唐纳德•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牟博编译《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4页。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社会是一个契约”这个命题是一个隐喻还是一个明喻？“社会和契约一样都是合意的产物”，我认为是一个隐喻。霍布斯在提出社会契约论时曾把社会与契约作了多次类比。因为按照戴维森的分析，“明喻说的是存在一种相似性，„„隐喻并没有明确断定一种相似性，可是，倘若我们把它接受为一种隐喻，（人们）就又被诱使去寻求一些共同特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下）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

四、契约理论和绝对主义国家学说——霍布斯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13章“描述”了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产生的过程〔41〕。对于我所要论证的本文中心观点来说，这些描述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据此揭示霍布斯如何借助了普通契约理论，却又将之隐藏在关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描述” 中。前面已经提到，依据契约学说，契约之达成首先必须是交易各方都预期有利；其次，必须是交易各方自由的理性选择，这种自由的理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平等包括所交换的物品在价值上的大致平等。我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证明这些预设条件全都以某种方式隐含在他的文字叙述之中。

首先，要使契约之说得以成立，他就必须论证：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霍布斯在书中的确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说大自然如何使人具有大体一致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42〕。这似乎仅仅是在描述自然状态，但从他的理论构成来看，这种描述甚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等，那么他就无法以契约理论来解说国家的发生。但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吗？我们不能未加验证地接受霍布斯要求我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的这一假设。如果以现实的眼光观察社会，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智力、能力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个清醒的、无情的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他从一般契约理论中感觉到，如果要把国家说成是一个社会契约，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如何获得这一前提呢？作为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能仅仅宣称它的成立——因为这种宣称不仅有违经验，而且会导致整个理论基础的空虚。然而，要求他从经验上论证这一前提显然有困难，霍布斯于是作了非常含混的说明。他说，这种大体平等表现为即使那些弱小者也可以运用密谋，或者联合起来征服那些体力和智力上的强大者〔43〕。

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以“人多力量大”这样的常识来证明所有的人体力上都大致平等，正如我们无法以“三个臭皮匠，抵上个诸葛亮”的说法来证明臭皮匠的智力与诸葛亮的智力大体相等一样，而且这种论述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花那么大的篇幅论证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恰恰表明自然状态下的人并不平等。正如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说，我们之所以说什么东西像另一个东西或要把什么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恰恰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理上前者决不是后者〔44〕。那么，作为一个极为精细的大思想家，霍布斯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逻辑推理错误，而又显得如此笨拙呢？比较满意的解释只能是“需要”，即霍布斯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否则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将崩溃。他不一定是有意“作弊”，而很有可能是无意间犯下了这种错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以一般契约说论述国家契约说，这种理论上的逻辑盲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霍布斯强调这种平等的重要性还在于，平等是自由表达意志，是放弃个人权利的前提，因此也是此后契约必须信守的前提。如前所析，没有大致的平等，意志表达就可能是被迫的，那么契约也就可能不成其为契约，而只是一种胁迫的结果。因此，霍布斯的这一“ 大体平等”之说对其理论构建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甚至霍布斯自己在书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写到，“如果人生而不平等，那也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平等，除了在平等的条件下不愿意进入和平状态，因而同样必需承认这种平等”〔45〕。由此可见，霍布斯是将这种平等作为社会契约的先决条件而构造出来的。

其次，在契约交易中，所交换的总是某种物品或对于某种物品的权利。如果真的存在着契约论国家学说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契约，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权利的交换。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又能对什么东西声称享有权利呢？显然，在连自己的生命和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声称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法律，西文同源，其实践（特别是在英国）更是一直都与司法相联系〔46〕。换言之，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那么，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下，如果以契约进行交易，人们之间又能有什么权利可供交换？这是社会契约论学者在试图以契约解说国家发生时必须回答的另外一个难题。为此，霍布斯首先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然后将安全、生命等解释成一种与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的思想〔47〕。由于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天赋的自然“权利 ”，因此，他们可以以放弃这些权利为代价而完成契约的要求〔48〕。显然，霍布斯再次为满足普通契约的要件而对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了一番精心构造。

第三，契约的构成和履行还要求交易者有行为能力，也就是能够做到意思自治。试图以契约来解说国家发生，同样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霍布斯仍然以定义的方式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假定自然的人都有掠夺性和理性，把理性视为自然法的体现〔49〕。这种解决契约所要求的行为能力问题的手段，尽管在逻辑上是成功的，但经不起经验的验证。一般说来，民法上只承认惟有比较成熟的人才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即进行契约交易的能力），而实际生活中的个人并不总是成熟的个人，有许多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所要求的理性或行为能力的，如孩子或一些智力发育不足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假定其存在的话——这种理性不足的人也必然存在，不可能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理性，并因此而同样具有行为能力。如果这样追究，霍布斯就无法完成他的社会契约说了。因此，他通过界定“人都是有理性的”这样一种定义的手段避开了矛盾，而使自己的学说体系得以完成。

第四，我们在前面提到，契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愿参与交易的各方都预期有利，而国家作为一种契约，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恰恰就是如此〔50〕。霍布斯承认，在放弃自然权利、建立国家之后，在国家的绝对权力的严格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很愉快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由战争和灾难所导致的悲惨境遇要好一些，人们只能在自然状态和国家统治这两种情况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指出，这一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51〕。他实际上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国家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产物。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普通契约思想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应用在对于国家发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上。要将这两者联系起来，需要按照一般的契约原则来对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以及他们的签约过程补充许多假说，给定一些条件。因此，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就不仅在于他依据普通契约理论提出了论证国家产生和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路径，而且在于他几乎是处处都按照普通契约原则的要求细致地作了这些必要的论证。

不仅如此，即使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普通契约理论的利用。在此，我将进一步分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通过对这一显然具有霍布斯个人特点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他那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论也仍然是从普通契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不仅仅是对其个人偏好的率直表述。

许多学者指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具有强烈的集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霍布斯所处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代及其亲身经历的产物〔52〕。英国从1640年内战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经历了将近50年的动荡。霍布斯的整个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这对他这样一个关注世事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对问题的判断和价值选择。同时，霍布斯本人与英国革命人物的特殊关系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命运。他担任过查理二世的家庭教师，因此革命者拒绝他；其著作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又令保王党痛恨。他处于两面不讨好的痛苦境地里。

从时代背景来理解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无疑是一针见血的。然而，这种“一针见血”又往往影响了我们对霍布斯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深刻理解。霍布斯毕竟是思想家，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53〕。因此，即使霍布斯在表达他个人的判断、作出一个便利的政体选择的时候，他也必须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一种与其总体理论相兼容的方式来表达。否则，霍布斯就与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没有什么区别，而不会成为被后代学者所反复研究的伟大思想家。如果经过系统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表述他个人对绝对主义的信奉时，霍布斯也没有简单地、直通通地主张某种观点，而是仍然坚持借助普通契约理论来论证。

首先，为将国家权力集中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君主或者议会）手中，霍布斯的论证是：建立国家的契约只是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而不是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54〕。换言之，主权者只是契约的证人和监督者。这样一来，由于主权者不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因此不受契约的制约，也不存在不遵守契约的问题。这样，霍布斯就成功地运用了普通契约的观点，论证了他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主张的那种绝对主义思想。他既保持了理论的统一性，又能够使之具有实践的意义。

此外，霍布斯作为思想家还看到了以普通契约学说构建的国家理论所具有的一个重大弱点：它可能会为社会的动荡不安留下一种借口。一般的契约总是可以撤消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种种毁约行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依据社会契约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因为人们随时可能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他所希冀的稳定社会可能因此而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国家的确是一个契约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不同于一般的契约，它就必须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契约。这个问题同样是霍布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仍然必须保持理论上的一致，要以普通契约理论或观点来传达一个政治价值判断。霍布斯指出，国家尽管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但这个契约实际上与其他契约不相同。这个契约一旦签订，不经作为契约监督者和证人的主权者的同意，它就无法重新签订〔55〕。这种论证不仅符合当时流行的契约（covenant）实践〔56〕，而且在理论上也能够成立。其次，他还指出，由于这一契约是多数人定的，个人就必须服从大众，因为当一个人签订社会契约时，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必须服从大众的意义。因此，一个签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主权者的命令（这个主权者可以是国会也可以是君主，在霍布斯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回到先前的战争状态中去，而在战争状态中，一个人即使被他人杀死，也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57〕。因此霍布斯说，在订立契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契约〔58〕。霍布斯再次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成功地克服了他所面临的难题，同时再次成功地保持了理论的一致性。

他还认为，一旦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无论主权者做了什么，都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所谓正义或不正义，只有在存在主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抱怨主权者的行为，那么他首先应该抱怨自己，因为是他自己签订了契约，将权力交给了主权者。这种论证固然可以被看作是霍布斯在为统治阶级辩护，但它与普通的契约实践和理论是一致的，即人们不能因为发现履约对自己不利而拒绝履行已经签订的契约。

这样，霍布斯利用普通契约学说，不仅对国家的发生作了合乎逻辑的契约化分析，而且从普通契约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其绝对主义国家理论作了正当化论证〔59〕，保证了其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使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和范式上都相当完整和自恰。

五、契约理论和有限权力国家学说——洛克

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固然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论具有一个潜在的重大弱点，即对主权者的权力没有限制。尽管从霍布斯的时代看来，社会安定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实践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是其局限性，即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此种合理性就会失去其普遍的可适用性和意义。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12年后的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条例，该法律扩大了国会的权力，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分权共治。英国宪制的变革表明英国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能接受霍布斯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学说，而需要一种能确立“资产阶级的妥协”并使之正当化的理论，以此来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同时也限制议会的绝对权力。

要创造这样一种理论，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当然不少。西方历史上的混合政体理论就是一种资源。然而，仅仅恢复这一理论还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因为混合政体理论固然可以用来限制权力，但其所限制的权力仅仅是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它并没有指出应当保护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以及在国家——无论是君主还是议会——侵犯了这些权利时，人们可以如何行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显然需要一种不同于混合政体理论的新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洛克，这位“光荣革命的辩护士”和“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60〕成功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同样从普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有限权力的国家学说。正因为如此，尽管洛克理论的实际后果是为已经形成的混合政体辩护，但后来的学者并没有称洛克为混合政体理论家或思想家，而称他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这种认定是恰如其分的。

洛克的思想忠实地反映了光荣革命的精神。他在光荣革命后写下的《政府论》，以普通契约理论为这一革命后的现实作了正当化论证。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人们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因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有权起来重新建立政府，但这只有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才能这样做。

就运用契约理论来论证国家发生这一点而言，洛克所要做的工作远不如霍布斯那样巨大，那样富有原创性，因为霍布斯已经为他创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国家发生学说的基本模式，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和概念。洛克要做的只是调整霍布斯的理论框架，强调或发现契约与国家的其他相似点，对霍布斯的某些观点加以重新阐述，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政治需要〔61〕。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节中将不作重复分析，而集中论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洛克在许多方面都完全重复了霍布斯。例如，在人们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私的和有理性的；由于理性，人们受到自然法的调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洛克认为是为了消除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人们理性地、自愿地作出了建立国家的选择〔62〕。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63〕，这种论述似乎与霍布斯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仔细研读《政府论》下篇，我们就会发现洛克所说的“完备无缺”的自由指的仅仅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由，这里的自由并不一定具有目前汉语中“自由”一词所具有的那种褒义，并因此是可欲的，而是如后来许多学者曾指出的那种可能使人感到孤单、不安全、不确定，并因此而导致焦虑的自由〔64〕。在洛克看来，实际上人并不仅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合作、互助、秩序、权威以保证安全，所以他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了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65〕。洛克为什么强调这样一种自由状态？这必须从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总体去寻找解释。

洛克与霍布斯两人的思路完全一致。他们都意识到，要使契约学说能够解释国家的产生，那么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洛克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决定和平等地位，即没有人能够享有比他人所享有的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66〕。这是洛克的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

但是，洛克所说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抽象自由平等，却更好地避免了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具体的和经验的自由平等可能引出的难题。如前所述，霍布斯论证的是自然状态下人们身体和智力上的平等，并从中引出了自由，但这种平等在经验上是难以证明的，不能令人信服。洛克则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强调了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并从中引出了平等。由于抽象，洛克就避免了霍布斯的那种经验证明上的困难，却似乎更成功地构建了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

如果自然状态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呢？建立国家对订约人有什么好处？洛克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有一些缺陷：⑴没有法律——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共同尺度以评定是非，裁判纠纷；⑵没有裁判者——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⑶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机构——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之得到应有的执行〔67〕。概括说来，就是缺少法治。由于上述缺陷，洛克认为人们无法长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然权利：放弃做自己认为自己合适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即放弃自己确定是非标准的权利和按照这种标准去行动的权利；放弃自行处罚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的权利。这些被放弃的权利交给了订约者中被指定的专门人员，由这些人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因此，社会契约的功利就在于享受这种法治带来的利益。尽管国家的建立使人们放弃了不受任何上级权力或法律约束的自由，但人们获得了在国家下的自由，即法律保护和约束下的自由。因此，洛克认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人们在享有自由平等之外还有额外的收益，即纠纷解决之便利。这是契约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分析过程来说，洛克的这些分析与霍布斯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差别，洛克不过是以同样的语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发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由于对自然状态下的自由的描述和对缔约方的分配与霍布斯不同，在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提出国家学说时，洛克在理论上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更便于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达到他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格局。

首先，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特别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为此后建立的国家确定了一个基本限制，那就是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换句话说，既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了那些自由，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新的便利和自由，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要进入国家。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不享有那种完美的自由和平等，不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那么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没有义务要充分保护这些权利，国家仅仅保护人的安全，人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这样一种理论显然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相比之下，洛克的说法当然更适应资产阶级关于政治社会中政治经济自由平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精心构造的。

其次，这种描述从功利上为洛克的人民革命主张作了铺垫。如果自然状态真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么悲惨，那么即使人们在国家的统治下非常不幸福，人们也不可能愿意撕毁契约，回到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下。然而，在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仅仅是生活有些“不便”而已。因此，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协议建立新国家。

第三，洛克的社会契约说也为革命之正当性作出了论证。他用普通契约的关系来类比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认定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68〕。这样一来，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依据契约理论，统治者就是毁约；作为缔约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进行革命。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自然状态下人们境遇的描写，已隐隐地转化为契约的具体条款，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违约，国家是否合法、合理的标准。

第四，洛克对以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人们放弃具体权力的描述，还进一步为他的权力分立理论奠定了基础。必须指出，洛克之所以提出主权分立，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即要使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权力分配制度化。但是，与霍布斯相同，作为理论家的洛克只能而且必须将这种权力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融化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之中，而不是与他的理论相分离。在论证这一点时，他仍然借助了他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重新描述。这就是他描述了在自然状态下，除了其他权利外，人们都有两种权力，即决定做什么事的权力，和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权力。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来源和基础〔69〕。一个人决定做某事和具体做某事是不能——至少是很难——划分的，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而洛克恰恰是经验主义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主义者），这种划分甚至没有意义〔70〕，那么洛克为什么要做这种与其哲学体系有矛盾的划分？我只能说这种划分对于洛克构建的国家学说是有意义的，对当时的英国政制则更有现实的意义—— 这种分权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概括，是对人们为达成社会契约所放弃的权力的概括；这样，自然的权力区分可能使他的分权主张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获得更大的正当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洛克在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权作辩护时，仍然极力运用一种普通契约的理论。他在霍布斯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成功地通过重新描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利地位以及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而实现了这一点。他的重新描述，并没有改变普通契约理论的基本要件和精神。他唯一的重大发展也许是调整了契约各方，把主权者从契约监督者的地位落实到契约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即使如此，他的理论框架和原型仍然是普通的契约理论。

六、结论和思考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介绍之后，我们再回头考察自12世纪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关于契约的一般思想与16—17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民商事上的契约理论和作为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尽管适用范围不同，但其基本结构框架是一致的，两种理论都以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无论二人在其他方面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有何重大区别，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摧毁这两个基本点。

其次，这两种契约论所追求的利益尽管不同，但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一般契约论所追求的是民商事利益，而社会契约论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普遍的社会利益。然而，归根结底，两者都以获利为目的，并且是对当事人各方都有利。契约原则的活力也许正在于此。社会契约的国家论，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们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使原来更多地属于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与凸显着一般平民世俗特征的契约活动相吻合，为资产阶级进入政权作了多重正当化准备，而且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国家理论的需求。这就使得霍布斯和洛克的明显带有英国地方色彩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一个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精神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快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也许不是由于这种学说比传统的国家学说更为正义，而是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色彩适应了一个功利的时代。而普通契约理论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也许就在于它的这种理论意蕴。

第三，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再次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刻判断。这一分析表明，大量的经常性契约交易活动使契约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民商事活动中的核心原则，然后渗透到国家学说中，进入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领域。

第四，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我们当然不应否认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应过高地将之视为一种绝对合理的国家学说。这对我们今天批判地借鉴考察西方的国家政治法律学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可以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家国说、社会契约说，以及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有机体说、功能主义说和结构主义说等各种国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它们都是在运用当时人们最易理解、意蕴丰富的原型来系统地和理论化地解说国家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都是证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制”国家学说和西方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合理性，重新理解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法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一定视角上看，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那些国家学说错了，或社会契约理论更正确、更真实地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而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学说所借助或依据的原型无法或未能提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理论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理论必定具有地方特色。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在近代西方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生活在一个契约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他们利用了最容易得到的、最便利的，同时也是普通人最常见因而也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理论化、体系化的创作，从而实现了国家学说的发展。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在众多的国家学说中接受了这一派理论，就是因为契约实践和契约精神培养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接受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本土的理论资源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有理由依据自己的资源创造新的但更富有解说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学说。

我强调可以利用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又强调社会契约论不是永恒真理，但并不认为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隐喻可能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启发，因为一个“东西”可以以无穷无尽的方式与另一个“东西”相似。有创见的思想家并不仅仅重复前人已发现的相似性，而是可以发现新的相似性。必须指出，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家国说。当然，此处不可能详细讨论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理论意蕴，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仅仅想指出，“家长制”一语并不天生具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种贬义。作为国家理论的家国说之所以被认为应当废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家庭同一个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并不经常出现的现象或形象——武断粗暴的父亲—— 联系起来，并将它固定化了。实际上，家庭并不仅仅意味着父子关系，其中还有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等等；父亲也并不都是，甚至大都不是武断粗暴的。更何况，“ 家庭”这个概念也不是恒定的、普适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家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甚至血缘关系也并不是构成家庭的必要条件（只要想一想收养子女的家庭，想一想同性恋家庭即可明了）〔71〕。那么，为什么我们只能从家这个隐喻中发现一种应当否定的东西呢？当我们批判家国说之际，也许恰恰反映出我们理念中的“家”就是也仅仅是“父亲说了算”；因此，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的这种批判其实正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强化着我们试图批判的那种家庭关系，并使其正当化、合理化。如果我们从其他方面或多方面来理解“家”（例如“温暖的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严父慈母”等等），以这样的“家”作为隐喻，提出或发展出一种国家学说，是否会显示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我并不是在主张以家庭为隐喻来重建我国的国家学说，上述分析仅仅是试图指出，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深刻反省的盲点或荒谬，同时也指出理论发展的潜在资源和可选择性。我之所以持这种比较消极的态度，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学说的确立最终都要基于接受者的习惯（这时原来的隐喻就变成了一种字面真理）〔72〕，而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标新立异或理论言说。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不适当地利用任何一种本土资源，或者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同样可能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实际上，就国家学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国家本身，而不是研究提供某一研究思路的那个原型或隐喻。霍布斯、洛克的例子都表明，普通契约理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构建各自的国家学说的工具，因此必然会随着他们各自所理解、感受到的社会需要而有所调整。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契约、家庭、有机体或其他任何一种隐喻无限推延、绝对化，把它当作普适的绝对真理，都同样会使学者放弃对国家本身的研究，而专注于隐喻，削足适履地用原型套国家，其结果必然会使对国家的研究或国家学说的发展陷入困境，甚至会造成政治实践上的困境。国家就是国家，任何隐喻也仅仅是隐喻。说国家像什么，恰恰因为国家不是那个“什么”。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个笑话中隐含着的双重意蕴。

注释：

〔41〕从霍布斯的著作看，其实他也未必真相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而更多地是将自然状态视为其理论构造之必须：“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状态”，“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 96页）。

〔42〕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章。

〔43〕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2、93页。

〔44〕参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第218页。

〔45〕霍布斯：《利维坦》，第117页。

〔46〕参见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7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85—686页。

〔4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页。

〔48〕“权利的交换就是人们的契约，而不必是物的交换”（霍布斯：《利维坦》，第100—101页）。

〔49〕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99页。

〔50〕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

〔51〕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9页、第133页以下。

〔5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15页。

〔53〕早在1640年，霍布斯就写下了《保卫在国内维持和平所必须的王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王权来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革命后，他在巴黎出版了《论公民》，又预见到英国内战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这表明他的著作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指导下的选择。

〔54〕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5页。

〔55〕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3页。

〔56〕据记载，从13世纪开始，普通法解决合同问题主要通过两种诉讼，债务（debt）和契约（covenant）。直到15世纪，这种契约还可以在普通法院强制执行。到16世纪中期，即霍布斯出生前不久的时代，“（普通法中的）现代合同法概念从本质上说已经形成了”（参见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and James Russell Gordley，The CivilLaw System，2nd ed.，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p.16 —17）。

〔5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9、135页；“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霍布斯：《利维坦》，第96页）。

〔58〕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8—109页。

〔59〕当然，霍布斯对君主制的论证并不仅限于此。他偏好君主制，是因为从最根本上说，“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霍布斯：《利维坦》，第167页）。同时，他认为主权者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回事”（霍布斯：《利维坦》，第144页）。此外，霍布斯还在《利维坦》 一书的第19章中论述了君主制的其他好处。

〔60〕恩格斯：《致康德拉•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页。

〔61〕正是从这一点上看，一些学者认为洛克并非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调和折衷者，一位概括者（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87页，第602页以下）。

〔62〕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9、77—78页。

〔63〕参见洛克《政府论》，第6、59页，第77页以下。

〔64〕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特别是其中的第2、3 章；托克维尔在对个人主义的分析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参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7页，第630页以下）。

〔65〕洛克：《政府论》，第77页。

〔66〕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页。

〔67〕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8页。

〔68〕洛克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这种观点是隐含在其论述中的（参见洛克《政府论》，第80—81页，第82页以下）。

〔69〕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页以下。

〔70〕尽管这种区分今天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成为立法、行政的区分基础，但其理论基础是可疑的——它是一种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心理学模式，假定有一种脱离行动的意志活动存在着（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对司法裁量的分析和批评；参见Wile，Constitutiona-lism and Separation of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78，此书中译本将于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苏力译）。

〔71〕David M.Schneider 在此问题上曾作过自我批判（参见Schneider，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4）。

古典市民社会理论浅析 篇6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国家；政治社会

伴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探讨成为理论界的焦点所在。“市民社会”是一个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不断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环境下历经变化，到当代其内涵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特性分析，考察其演变过程，无疑是市民社会研究的题中之意。

一、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Civil society"可同时被译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并且彼此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和明确的区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市民社会是文明社会，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这三层意思。①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一词的最早涵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个城邦之国，城邦的出现一方面代表着古希腊从部落走向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但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生产的规模十分有限，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过于简单化，个人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共同生活紧密相连，个体的价值取向以及私有观念没有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最初表述的市民社会即“Politike Koinonia”的概念，其涵义只是一种城邦社会（polis）的代名词，城邦的形成虽然晚于家庭和村落这两种共同体，但它在道德上却是最高的共同体，是一种由热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公民享有参加政治共同体各种活动的基本权利（享有权利者只是少数人，奴隶、妇女、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在这个共同体中，“城邦至上”是一种官方学说，也是公民的一种普遍心态。因为如果离开了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和协作，也就意味着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处在一种非人的状态；而在城邦政治之外想要发展自己的公民性格，甚至属人的性格的愿望是希腊人眼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谈到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形式，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

古罗马时期的农业、城市手工业得到发展以后，商业贸易和生产领域也随之扩大，整个罗马处在了一种不断城市化的运动中。尽管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仍与政治国家高度合一，但单从社会结构来讲，却较希腊城邦共同体来说要复杂和进步了许多。城市生活中如何分配剩余产品和保护个人利益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这是政治制度所被迫面临而又无力直接解决的，现只能由法律制度来承担并弥补其缺陷。罗马城邦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价值和法律意识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市民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较古希腊初级形态而言，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在其含义和内容上要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在西塞罗看来，古罗马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并不仅仅只作为古希腊单纯的政治共同体，它还有异于野蛮民族的工商业生活、都市文化，和特定私法体系以及政府。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与野蛮人的社会或野蛮状态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它作为一种城市文明，有着自己的都市文化、工商业生活等；其次，它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政府，这些都是人民的共同财产，共和国乃是“人民的事业”；最后，它是一个道德的集体，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用道德的纽带把人们联系起来。这时，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②

（二）中世纪的市民杜会理论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城邦共同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封建君主专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和庄园生活。于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情调仅局限于闭塞割据，自给自守当中，它看不见熙熙攘攘的市井气象，更不可能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规则来。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不再为市民提供诸如古罗马时代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这严重阻碍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讨论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教会理论家和帝国理论家就教会与国家、教权与政权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展开争论。他们都试图从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概念中寻找依据，以此为各自的权力作辩护。帝国理论家往往继承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思想，坚持认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 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它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伦理需要。因此，国家的权力不需要教会批准，仅以它的道德之力就能足以证明其合法性。据此，他们强调国家有全权对世俗世界加以管制，教会无权进行干涉。而教会理论家虽然也承认国家或政治社会能够引导人们过上幸福生活，但在他们看来，幸福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的丰裕与社会秩序的安宁，更包括精神上与上帝共享天伦之乐，而后一方面只有通过高扬神权才能做到。③可见，并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及西塞罗所赋予市民社会的涵义，即将市民社会视为建立在共和政体基础之上的政治文明国家或城市文明社会。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自10世纪后，随着当时西欧生产力和商业要道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商业日益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起来，这时市场交换己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维持其经济生活的纽带。越来越多的农奴、手工业者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脱离封建庄园，并在城市中的商业据点得以定居下来，于是商业逐渐繁荣，城市日益兴起。当商人，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人们对权利的更大要求和自由意志的更大体现——一种庶民自治的城市自治机关由此成立。在这里，市民阶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物，并且随着社会各层人士的加入，这种自治机关而逐步壮大，形成了一个隐性的，能享有一定空间的自由和独立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组织中分离，因而可以自己当家作主，其生活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化。在此，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中单纯透过政治结构来界定社会的单一路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为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以及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存在的观念做好了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准备。

（三）近代契约论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

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契约论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康德等人）使用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武器，通过自由主义和自然法的基本精神来反对为专制王权提供理论依据的君权神授思想，并以此捍卫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契约论思想家们认为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由于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弊端（如缺乏和平、安全、人身保障等等），这必然要求过渡到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或者是国家领域，而这种过渡则是通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自愿出让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给国家，以求换得国家的保护而完成的。在契约论者的笔下，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旧披着政治国家的外套，市民社会也只是被他们描述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所形成的文明社会或政治国家。因此，市民社会一词实质上还是与野蛮、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既表示社会又表示国家，仍局限于古典意义上，指的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质上表达的还是同一个意思。比如洛克为了反映和说明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重大作用，他把市民社会等同于人类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矛盾和缺陷，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一种政治社会，并且经常把这两个词互换使用。因此，“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也就成了洛克思想中相对应的范畴而不是“市民社会与国家”；而卢梭则比洛克更加明确指出了市民社会就是政治国家；康德则进一步继承了这一思想，他把市民社会作为公共权利的公设，并以此来理想化所谓的政治国家。可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之间仍旧是高度合一的。

二、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关于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状况，市民社会其古典意义上的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文明和道德层面上具有鲜明的意境。我们知道，文明和道德是相对于野蛮和罪恶而言的。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看来，从古希腊，古罗马甚至在中世纪，人们离道德和文明相隔甚远。而且由于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之中，所拥有的也只有家庭、村落乃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而缺乏政治共同体。因此，理论学家在社会结构的划分上往往会坚持二分法，即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或者是自然状态和自然社会的二元划分。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自愿达成协议，形成一个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之外的政治共同体时，才意味着人们从自然那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才会有别于周围的野蛮民族；与此同时，人类理性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的文明、进步、道德轮廓已逐步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概念的出现实质上已经演化为一种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

其次，其概念的使用往往围绕着政治社会含义来界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个人权利、价值意识的提高，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契约论者已经看到了家庭、私有财产、工商业生活的逐步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令人关注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仅仅依靠这些还不足以占据市民社会的主要地位，也不足以构成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因为这些也同样存在于野蛮社会或自然社会中。由此，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撇开市民社会的经济含义不谈，始终围绕着政治意义来兜圈，从而把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只界定在拥有像政府和法律这样一些政治因素之上。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还体现了公民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个概念， 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来的。④“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政， 投身社会， 激发爱国激情， 向往共和国， 捍卫祖国独立自由。古希腊城邦的主权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公民大会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 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各城邦公民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 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独立的正义感。在古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员都要一年一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参与意识、爱国精神在中世纪继续得到发扬。

最后，由于其市民社会政治含义的独断性与专横性，整个社会结构也相应呈现出一元性的局面，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高度合一。国家由此成为了市民社会的权利掠夺者，实施了对整个社会的全权代理和监控，政治权力的影响遍及了整个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看不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离的，更不用说去区分和探究二者的之间的内在关系了。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支配着城邦发展，在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使国家政权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的基本组织——封建庄园，既是政治实体又是经济实体，封建政治的经济强制使得市民社会经济利益实体不可能形成。马克思就曾指出“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⑤这也就决定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产生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逻辑分离成为可能，但是在现实中，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二者是重合的或者说是一体的，“市民社会的等级与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⑥

三、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学术史中的回响

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深厚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其影响已渗透到了多种研究方向当中，且在當下的学术场域中仍有无穷的效应，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在当下的学术场域中。

第一，关于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来看，“市民社会”一贯都是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公共领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⑦这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的空间，是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异的另一个层次的概念，它以市民社会为依托，与市民社会同步成长，国家权力日益扩大的同时它以市民社会成员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的形式体现出来，并使国家权力的调整方式和对象通过接受公众的批判而得到公众认可并最终成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与之遥相呼应，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既指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又指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同时还代表了一种公共领域。他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家庭作出区分，实质上是界分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即城邦对应公共领域，而家庭则对应私人领域。

第二，关于民主法制。古典市民社会重视法律的作用，建立了较发达的法律制度，具有公民共同参与的民主传统，初步形成了民主法治国家与社会的观念和传统。法律被视为保障共同体公共化和公民利益的最高力量，被看作公民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循的至高无上的原则。“良法之治”的法治主张，既在晚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里得到了不朽的表现，而更是为西塞罗等罗马共和国的一批法学家所发扬光大。而且，为了给法律的重要性和法治观念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法学家，借助自然的概念和自然科学的论证方法，创立了早期自然法概念。他们主张，国家本身和它的法律永远要服从上帝的法律，或道德的或自然的法律——即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统治。在国家的本质中暴力是一种附带的事情，而只有在需要它来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时暴力才是正当的。⑧当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时，为了防止众多私人利益的相互抵触，法律规定和限制了私人权力。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国家权威向专制方向的发展，它又限制了国家的权力，在法律保障下，国家与市民社会有效互补。可见，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然法则的理性和正义规范与千年之后的现代市民社会理念形成跨越历史的犄角之势，包含了现代乃至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思想元素。

[注释]

①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②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126页。

③李佃來：《古典市民社会理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 期。

④谢天冰：《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汉斯·巴伦及其“公民人文主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4年第4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1956年版，第28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1956年版，第334页。

⑦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

⑧[美]乔治·萨拜因， 刘山等译，：《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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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新生.市民社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4]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晏辉.论市民社会的现代形态——从文化角度看市民社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3）.

[6]菅从进，宗培.西方古典市民社会论要[J].广西社会科学，2004（6）.

[7]黄颂， 姚韵红.神权政治中的民权曙光——对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的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

[8]鲍景华.市民社会基本概念梳理[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新时代论坛），2004（3）.

社会控制理论 篇7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主张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等方面, 作出了系统的回答。

首先, 市场是一种手段, 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在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 就提出了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的观点。米勒在《一种社会主义的构想它的动作及其问题》的论文一开始就说道:“苏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瓦解再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即在发达的社会, 是否存在一种可以接受并得到广泛支持的社会主义形式。极为坦率地讲, 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使人想到, 这样一种制度必须依赖市场机制。”[1]从米勒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 他认为市场不过是一种组织经济的手段, 它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 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市场机制。证券市场社会主义者罗默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宣布:“这本小册子的任务, 是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罗默认为市场体制与效率相关, 而社会主义与平等相关。由此可见,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均认为市场是中性的, 而且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可以带更多的效率, 社会主义应该实行市场经济。

其次, 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做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罗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 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的财产关系的实施。换句话说, 我的意思是, 社会主义者评价财产关系必须根据这些财产关系提供平等主义的能力。”[2]他还进一步论述了这种平等。他认为, 社会主义者需要的是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的机会平等。关于平等,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上, 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批判, 提出要实现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的价值目标。

再次,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普遍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但其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 设想让每个成年公民从社会领取数量相等的有价证券, 用以购买企业的股票收取股息, 但不得买卖证券, 死后证券回归公共财产。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更强调合作社会内部经济剩余的“公有”, 与此同时, 他还强调劳动者当家做主民主管理企业, 公平分配。施威卡特则强调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和工人的民主管理, 国家的基本财产被视为集体财产, 由利用他们的劳动者来掌握。总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均认为劳动者要占有生产资料, 实行公平分配。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1.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计划多一点, 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这就从根本上打破思维定式, 突破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束缚, 实现了思想解放。

2.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标准来评判市场经济的优劣与是非,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谈话多次指明这一中心思想, 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 多年的实践证明, 在某种意义上说,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加速经济发展。”[3]

3.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 是方法, 具有工具价值, 不是目标价值, 是为目标价值服务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 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就是社会主义的, 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

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一)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联系

1.两者均认为市场是手段和工具, 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20世纪80年代, 英国市场社会主义提出联姻论。联姻论既批判了社会主义思潮由来已久的所谓市场与社会主义颇难相容而不能联姻, 计划与社会主义联姻不可分解的观点, 也批判所谓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联姻不可分解的观点。联姻论认为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极不可能的, 但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可能的。美国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施威卡特认为, “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的致命错误”[4]。在施威卡特看来,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 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

同样,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这种传统思维定式进行了突破。1979年11月26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 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不正确。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

2.两者对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认识趋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主导作用。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上,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突破早期的兰格模式市场为辅以及后来苏东欧改革中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制论, 形成了市场机制主导论。其核心思想是: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成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

与之相比,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过程中, 同样经历“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阶段。“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这是1979年邓小平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 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3]。关于资源配置上, 要引进市场经济, 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1992年,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 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4]实际上, 这就表明市场经济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 同年, 党的十四大召开时, 就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

(二)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区别

尽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 然而, 两者都有本质的不同。从两者的产生的背景、理论主张和实践效果来看, 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 从理论产生的背景来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左翼理论家对苏东剧变的困惑和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的双重反思中建构起来的, 主张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 改变或替代资本主义社会, 实现社会平等、公正。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曲折后的反思, 同时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 它是集正反两方面教训,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主张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提高效率, 促进经济发展, 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其次, 从理论主张来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想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改变资本主义现行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的政治民主平等自由。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已突破了经济障碍, 同时涵盖政治上的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如“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米勒代表作《市场国家和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更多地从非经济视角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市场经济来解放发展生产力, 消灭贫穷, 实现共同富裕, 其理论主张是经济方面的, 通过引进市场机制, 发展经济,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再次, 从实践效果来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心脏英、美等国举起了社会主义大旗, 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发展社会主义, 以市场社会主义替代现行资本主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只能说是一种天才设想, 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通向他们理想的市场社会经济模式的中间道路如何走?依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实现变革?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此避而不谈。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中, 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 有广泛的实践基础, 并且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取得了丰硕成果。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美]黄安年.争鸣[R].1991年夏季号:406.

[2][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6: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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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伯特尔·奥尔罗.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的争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7.

社会控制理论 篇8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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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控制理论 篇9

一、体现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责任观, 注重角色担当的表现性

从社会角色追求的目标上来看, 可以分为功利性角色和表现性角色。所谓功利性角色指那些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行为的价值就在于实际利益的获得。对于企业来讲就是从事生产性、经营性活动, 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角色, 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实现效率目标。所谓表现性角色, 是指那些不以获得经济上的效益或报酬为目的, 而是以表现社会制度与秩序、表现社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等为目的的社会角色。

1. 步长制药的经营理念特别注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赵步长教授怀着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几十年来一直收集毛泽东像章, 并且将收藏和艺术创作、历史与时事、企业文化融为一体。建有毛泽东像章纪念馆并作为步长集团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 将毛泽东思想哲学化的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当中, 提出了“听党的话, 走社会主义道路, 尊重各级政府领导, 遵纪守法经营”的经营理念。同时, 这些理念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要转化为每个员工的认识和行动。步长制药集团强调, “爱岗就是爱国, 敬业就是奉献”。要求每个员工在每一项工作中, 在每一个岗位上, 通过自己的劳动, 体现爱党爱国, 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步长制药还提出“全心全意为人类健康服务”, 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 并将“关爱生命、创造健康”作为企业口号, 将“为人类创造健康, 为社会创造价值”作为企业的最高使命, 较好地反映了社会对于医药企业角色担当的要求。

2. 步长制药非常注重反映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观, 从其诞生之日起, 便非常注重以儒家思想结合现代企业理论, 来经营和管理企业。

赵步长对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价值体系有着深刻思考和领悟, 并结合儒家思想和企业发展实践, 提出以“诚、信、义、恕、让”等儒家思想为准绳的经营理念。同时赵步长非常重视商业道德, 提出了“德是商之本、信为利之源”的企业文化, 要求全体员工“言必行、行必果”, “对客户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企业负责, 兑现承诺”, 用以提升企业整体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 使步长制药在社会公众和医药行业中树立起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成为一个讲究信用、信守诺言、遵纪守法的模范企业。

二、行“步善之道”的社会责任观, 注重角色担当的开放性

从社会角色规范化的程度上来看, 可分为规定性角色与开放性角色所做的区分。所谓规定性角色指有比较严格和明确规定的角色, 即对此种角色的权利与义务、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都有明确规定。所谓开放性角色, 指那些没有严格、明确规定的社会角色。这类角色的承担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社会对角色的期望而从事活动。相应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区分,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用“三个中心圈”来阐述, 内圈代表企业的基本责任, 即为社会提供产品、工作机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职能;中间圈是指企业在实施经济职能时, 对其行为可能影响的社会和环境变化要承担责任;外圈则包含企业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其他无形责任, 如消除社会贫困和防止城市衰败等。

结合儒家思想和企业发展实践, 步长制药强调, “社会责任”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合乎法律法规的行为, 这样步长制药形象的体现就有了广泛的社会空间。具体讲, 步长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六方面内容:一是生产经营责任 (经济责任) ;二是遵守法律法规的责任 (法律责任) ;三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责任 (维权责任) ;四是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环保责任) ;五是参与社区建设的责任 (社区责任) ;六是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责任 (慈善责任) 。对于以上责任, 大多数企业都有相应的社会角色担当, 但步长制药力求做到精致, 而且更加注重开放性的角色担当, 即特别强调社区责任和慈善责任的履行, 并且贯彻到其他社会责任的履行中。

制药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的把控, 远超出了经济或法律责任的范畴, 步长始终坚持“疗效才是硬道理”和“医者父母心”的高尚情怀进行质量的把控, 不仅仅是要求合格, 而是最优。将“行善之道”贯彻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之中, 而不仅仅是指单纯的慈善事业。如步长对于产前原料控制、产中质量控制和产后核查控制几个环节都建立有完善的制度, 建有10个GAP药源基地, 对原材料质量进行把控, 外来原材料采购自始至终以品质为第一, 2012年毒胶囊事件曝光, 很多知名药企牵涉其中, 步长企业始终使用成本相对高昂的青海明胶胶囊, 而保证了质量。步长坚持GMP规范贯穿生产全过程, 并建立国内最先进的安全日报管理系统, 搜集不良反应进行科学分析, 对安全用药高度负责。步长制药将社会责任还体现在用人制度上, 提出了“善用人、用善人”的企业人才观, 推动了企业的快速稳定的发展。

对于社区责任和慈善责任, 步长集团更是积极担当相应的社会角色,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 极大地提升了步长品牌的社会竞争力。近几年来, 先后获得了诸多荣誉:如“2008中国优秀企业公民”、“2008中国医药卫生行业社会责任孺子牛奖”、“中国光彩事业奖”, 以及赵步长赵涛父子荣列《2010胡润慈善榜》“中国特色慈善家”, “2010中国慈善榜十大企业”第二位, 赵涛总裁荣获“影响中华公益的60位慈善家”等。

三、贯彻“三品合一”的理论思想, 注重角色担当的自觉性

对于个人来讲, 角色自觉性是指人们承担社会角色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于企业来讲, 是指企业能够明确意识到自己正担负着的权利、义务, 意识到了社会对于自己的角色期待, 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行为, 使之更符合社会的期望, 从而赢得良好的社会评价。这种自觉性跟一个企业品格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社会控制理论 篇10

社会组织是人类组织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社会组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秘密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政府、学校、医院、企业、 社会团体和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个人媒体群等。本文研究的社会组织主要指狭义的组织。社会组织结构就是组织内部构成部分或各个部分间所确立的关系形式,组织结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结构,即组织的层关系,由于权力分层而产生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横向结构,即由于职能分工而产生的分工协作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组织结构不断更新改变,出现了很多形式如跨国企业、中外合作机构等。在这些新型的组织结构下,组织的层关系以及职能分工产生的协作关系变得复杂,产生出很多问题,例如管理的效率低下等,其中,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作为重要的组织群体在国际化运营中产生的问题尤为值得研究。本文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为支撑,对新型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剖析结构特点,形成最优化的联盟结构。

社会网络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范式,第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第二是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第三是对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研究。本文对社会网络研究的综述将从以上三方面总结。

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英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与社会人类学研究存在密切的关系。“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个概念最先由英国人类学家Brown提出并修正。

社会网络理论涉及诸多内容,如弱关系、嵌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洞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理论,这与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交易成本理论形成了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很多社会网络研究派系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管理学派、社会学派、经济学派与新经济社会学派等。Borgatti(1998)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这个分析方法是以Moreno的社会测量法为基础的。Scott (1991)和Kazdan(2000)分别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内容和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设计的内容包括数学、统计、图论等学科,分析的主体也比较多,比如在网络拓扑结构上对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对行为者本身固有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入的探讨,一般为信息和资源等。研究对象并非集中在行为者身上对其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对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比如依赖关系还是排斥关系等,从而将整体关系呈现出来。

由于社会网络理论在不断发展并将其它相关学科都融入进来,从最近一些年的研究来看,我国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也越来越深。对创业企业的研究;竞争情报系统中的应用;个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在隐性知识整合的影响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兰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提出了战略联盟思想,主要指的是企业的组织联盟。1988年Jarillo将网络的概念与企业战略联盟结合,提出了 “战略网络”的概念,他认为战略网络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而且还是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与企业竞争优势之源。战略联盟中的成员与外界社会形成了特定“关系”与“联结”构成的社会网络,对发现联盟的伙伴与选择伙伴有影响作用,同样对联盟的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有影响。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用于分析联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结构特征,如联盟中知识的产生、转移和整合,学习网络的创建和实施。Johanson&Mattson(1998)提出全球化的网络模型,把市场视为企业间的关系网络,企业通过相互间获取广泛知识来开展经营活动。

基于前人的理论,本研究对战略联盟做如下定义:战略联盟是组织间竞争的产物,是指一个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与其他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网络化联盟。社会组织即为两所高校的利益共享和战略共建,以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形成了网络化的合作关系。

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分为:(1)战略联盟按目标取向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即价格联盟,产品联盟和知识联盟。例如国际化教育组织则属于典型的知识联盟,即两个组织为了共同创新知识和知识转移而建立的联盟。(2)从合作范围分为:外部联盟,即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联盟;内部联盟,即与国内组织形成的联盟。

二、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结构分析

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思想分为外部联盟与内部联盟两大部分,亦即跨国战略联盟与本土战略联盟。跨国战略联盟是指本国组织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资源共享、利益共沾、战略共建的网络化组织。现行的社会组织形成的是初级的战略联盟模式,在很多联盟的运行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机制来约束,导致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效率的低下,目的不纯等现象。而参与跨国联盟的国内组织之间还没有形成联盟形式,都是独立运行,本研究提出的观点是形成国内的地域联盟与专业组织联盟。这些联盟需要在严格的机制约束下运行,才能真正的发挥效率。建立的社会组织战略联盟概念模型如图1(见下页)所示。

三、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机制构建

为了要达到组织联盟高效合作的目的,则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合作竞争机制、约束机制、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

(一)合作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组织既体现为合作也体现为竞争。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双方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竞争则是合作中的竞争,这里体现为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关系两种。(1)外部竞争。体现为与国内其它合作组织的竞争,以及与其他在本国建立的外国组织的竞争。(2)内部竞争。在现有的社会组织关系中, 内部竞争体现在参与相同合作项目的组织间的争胜行为。

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外部竞争是指与同类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的竞争,以及与在国外独立研究组织的竞争;内部竞争则是同研究领域或与相同外国组织合作的研究项目之间的竞争。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在我国主要合作研究的项目形式运营,多数外方研究机构认为自己是核心竞争力(知识)的输出国,有强大竞争优势,因此在合作中也体现为强势地位,对研究领域的设置和安排态度都很强硬,而中方组织作为知识引进方把自己不自觉地放在次要位置,这样在合作中就导致了不公平现象,例如国际研究项目中中外方研究者薪酬差距大;管理上对外方研究者监管放松,而对中方研究者过多监管;中方研究者只做外方研究者的助手等。这样长久下来就会造成合作关系失衡。

因此,社会组织联盟要想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平等、互惠的竞合关系,使合作双方都能充分理解合作意图和最终目标;正确处理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以联盟间稳定关系为长期发展目标。

(二)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联盟成员在联盟建立后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破坏联盟约定或违背约定的行为。例如,社会组织跨国合作是基于契约形式完成,当合作中一方获得过高收益时另一方则可能选择改变契约内容。这样,合作的稳定和平衡状态就被打破,形成了新的博弈关系。这样的情况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有两种选择即遵守约定和违背约定,其形成的“囚徒困境”模型如图2。其中,A表示合作办学双方在都遵守约定的前提下的收益,V表示博弈中违背约定所带来的收益,P表示博弈中一方遵守约定另外一方违约时的收益,Q表示博弈双方同时违约时的收益。

现实中,对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双方来讲,削弱对方的实力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会出现:双方违背约定比单方面违背约定更有利,即(Q>P),一方违背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更有利,即(V>A)。但是双方同时违约会造成损失而非收益,因此双方遵守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造成的损失更有利,即(A>Q),最终可以表现为不等关系V>A>Q>P。社会组织形成的“囚徒困境”不能通过轮流违约来解决,因此“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违约带来的收益”与“一方违约一方合作带来的收益”的平均值,即A>(V+P)/V。此外,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合作双方会在市场中不断相遇,所以此博弈为重复博弈。当博弈次数有限,博弈均衡的结果不会因重复而改变;在博弈次数无限多时,双方都会遵守联盟的约定。

(三)信任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信任是联盟中合作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所表现出的相互信赖,这也意味着联盟间的脆弱性和放弃对他方的控制。相互信任意味着“对对方的信心”与“承担脆弱性的意愿”。在巴内和哈森(Barney and Harson)的研究中指出信任可划分为三种程度:低度信任、中度信任和高度信任,信任程度的高低则影响联盟的发展与稳定性。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信任度可以通过信任度指标(记作T)来衡量。影响到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因素分为内部影响因素与外部影响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合作产生的经营绩效,即通过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E),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A),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F),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I),联盟中组织的声誉(R)。外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的约束力(C),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S)。

建立信任度T模型:

T=TI&TE=TI(E,A,F,I,R)&TE(C,S)

式中:TI———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内部影响因素;

TE———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外部影响因素;

E———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

A———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

F———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

R———联盟中组织的声誉;

I———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

C———法律法规的约束力;

S———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

(四)学习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为使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高校稳定发展,联盟间的成员需要不断学习。跨国联盟的组织彼此建立交流通道,定期派遣中方人员去外方学习先进科学的知识与管理方法。本土联盟需要参与联盟组织的国内成员之间进行定期交流,互换思想与经验。建立良好的学习机制可以使联盟间的成员关系更加紧密,信息共享,从而可以创新出更多的交叉知识。对联盟的效率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组织学习分为组织内学习与组织间学习,社会组织的学习形式可以分为:(1)组织内学习:中方组织中的个人学习,参与社会组织联盟的国内学习;(2)组织外学习:向国外组织学习,向其他国际合作组织联盟学习,向国外企业学习。

跨国联盟内部的学习,是形成合作关系的中方组织与外方组织间各自的内部交流,包括知识交流与文化交流。知识交流是社会组织的根本目的,文化交流则会使中外观念和思想观念更好地融合。

四、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战略

(一)文化协同

现行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跨国联盟基本形式,在未来发展中组织联盟要进行深层合作。目前组织联盟存在一定的问题, 导致组织间合作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1)没有形成完善的运行机制;(2)没有形成深层的的文化协同。上一部分提出了运行机制设立的建议,这部分讨论如何完善社会组织的深层文化协同。

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还包括文化传播,这也是合作项目吸引生源和师资之所在。在中外合作的项目中一方面可以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的原因就是能经历一种新的文化体验。中外合作项目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能否给项目中的教师与学生带来这种体验。

社会组织需要进行文化整合。文化整合分为四种方式:(1) 吸收型。将外来文化同化为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为主流。(2)协同型。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后,对不同文化进行合成再造,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组织文化。(3)融合型。不同文化都做出调整和改变,相互适应形成适应性更强的文化。(4)反吸收型。 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变成主流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采取协同型或融合型,将中西方文化融合培养出适合中国和国际需求的人才。

现有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只注重知识的传递却忽略了文化的传播,在今后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建议开设文化交流,可以多组织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交流,以出国参观的模式了解合作方组织。这样做一方面让中国研究人员了解了外国,另外一方面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开设了这些活动会使研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幅提升。此外,文化交流可以开拓研究人员的视野,转变研究的惯性思维习惯,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学习。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联盟文化,以联盟的形式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能合作的国家不同,因此在同一个联盟中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主题,使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即便不出国也能领略世界的风采。

(二)合作模式拓宽

现在的国际合作研究形式多数是“研究组织间”的合作,主要是以理论知识学习为主的合作。理论知识重要实践更加重要,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这个平台应该更高更广,因此,应该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实践领域。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模式可以适当向“研究组织与企业合作”的转变,或“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再结合企业”的合作模式转变。形成了中外合作的跨国联盟更容易与企业协调,合作优势更加突出,可以建立与一些海外企业的研究关系。

五、社会组织的内部联盟战略———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

社会组织的国际化运营已经与国外形成了跨国联盟,只是联盟的状态相对初级和松散。通过上一部分的讨论,可以更好地提高社会组织跨国联盟的效率。然而,在社会组织过程中国内的组织还未形成联盟的形式,都是单一组织与国外组织的合作,因此本部分主要讨论参与社会组织的国内部分的本土联盟战略。

本文以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建立国内研究组织的本土联盟。本土联盟可以分为三类,即地域联盟、区域联盟和专业联盟,从纵深来看,这三类联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如图3。

(一)地域联盟

根据对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之前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许多省份都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开展国际化合作研究项目,与同一国家进行合作,从合作模式、合作专业与合作关系的处理上都存在很大共性,因此这些省份可以形成战略联盟, 建立同一战略目标,实施统一的战略部署,以一个总体进行合作项目海外市场的开发与谈判,这样可以降低社会组织的总体成本。同时,这些省份间可以进行经验交流,对于同一国家相同的合作项目做深度合作,形成横向合作,如考虑资源共享等。

(二)区域联盟

区域联盟与地域联盟相比范围缩小,指在同一省份内的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间联盟。这是地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在地域联盟间同一省份内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不同组织间形成的战略联盟。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中,可以实行科研资源共享。 如区域联盟中可以使科研人员调转使用,科研设备仪器等共享,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地域联盟的范围小,因此交流方便,形式更加灵活。

(三)专业联盟

专业联盟可以作为区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区域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以与同一国家合作的相关研究组织做进一步的联盟。

在现有国际中外合作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经管类和理工类方向的研究,这些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可以通过形成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使合作效率提高,形成联盟后的相同研究方向的人员都可以共享。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进行科研目标的制定、科研成果的转化等目的。

六、结论

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的效率要得到优化,战略联盟是重要路径之一。在完善的战略联盟机制的引导下,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可以形成本土联盟,使资源在联盟中共享,最终达到在形成的社会网络中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的整体运营及管理效率提高,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组织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本研究为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联盟思想,对推动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Culpan.Multi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M].The Howorth Press Inc,1993

[2]Mohr J.,Spekman R..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ship Success:Partnership Attributes,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echniqu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4(2)

[3]Spekman,R.E.Forbes,T.M.Isabella,LA.Macavor,T.C.Alliance Management:A View from the Past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8(6)

[4]曾忠禄,陈清泰.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5]Inkpen.A.Learning,Knowledge Aquisition,and Strategic Allianc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8(2)

[6]D.Durning.Reappraising The Electric Paradigm in the Age of Alliance Capitalis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5(3)

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 篇11

关键词：社会批判理论；批判性；压抑

中图分类号：A8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22-01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被称为“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消费社会物质丰裕背后对人性的压抑，控诉了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异化使人们的批判性丧失，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抑制。

一、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特征

（一）“批判性”维度

科学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但是也通过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控制了社会需求，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即丧失了批判性维度的人，马尔库塞要对操作人性的一切社会事物进行批判和否定。

（二）“政治性”立场

在西方学术界，人们常常把马尔库塞（Marcuse）同马克思（Marx）、毛泽东（Mao）并称为“3M”，因为他们都试图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为人类的解放寻找新出路。马尔库塞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找实现人自由和解放的新途径。

（三）“现实性”品质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的必然性的生动体现。他的乌托邦的理想图景，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他的理论源于现实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也以现实的具体的生活为最终归宿。

（四）“生存性”目标

马尔库塞认为要寻找到人生存的意义，寻找到自由的、创造性的主体性意识。这种非压抑性的生存，就是不受控制的新的生存方式，是对一切妨碍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东西的扬弃，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现存一切秩序的根本改变。

二、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以科学技术批判为出发点，以技术理性批判为工具，以大众文化批判为载体，以实证主义批判为基础。

（一）科学技术批判——批判的出发点

马尔库塞认为，“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①这是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技术的控制。凭借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物质的富足，人们会因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总之，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发达工业社会成为一个单向的社会，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对此，马尔库塞用了一个等式做出形象的描述：“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②

（二）技术理性批判——批判的工具

马尔库塞指出，理性原是具有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但随着技术进步，理性为技术的观念所渗透，其批判性逐渐为工具性所取代。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发达工业社会对人实行奴役和统治，并且具有更大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外观，更多地求助于消遣、娱乐等现代消费手段，从而使人心甘情愿地而不是被迫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的体系之中。技术理性展示出它是有效的统治工具，但却丧失了其作为价值的负载功能，在技术理性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只是被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在施展影响。

（三）大众文化批判——批判的载体

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以及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是在通过商品消费的满足来完成的，大众文化为此成为令人愉悦的载体。现代人沉溺于没有思想的享乐，在大众文化的消费欲求中逃避现实，以自我麻痹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马尔库塞提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兜售娱乐性、商品性和欺骗性的大众文化，在文化领域造成单向度的“压抑性的俗化趋势”，以多样的娱乐消遣方式来消解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使人们失去批判和反思的超越维度，在感官享乐的沉迷中获得对现实的认同。

（四）实证主义批判——批判的基础

马尔库塞指出，实证主义认为：“对于知识来说，一切事实都是等价的，事实的世界是一维的，实在成了‘绝对实在’，这样就排斥了任何趋向本质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批判的维度。”③实证主义本质上就是保守、妥协、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唱赞歌的理论，根本没有批判否定的精神。“在阻碍人们通往这一领域的过程中，实证主义为自己建立一个自足的世界，一个封闭的、引起动乱的外部因素防守严密的世界”。④为此，马尔库塞提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的否定性要着眼于人类的文明，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超越已有的既定事实。

三、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价值

（一）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不仅深化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也响应了马克思的消费需要理论。

马尔库塞从发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时，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更是洞察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由此，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武器，以人的理论为基石，以劳动异化为坐标，将批判的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上。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用以满足人们享受性需要的享受资料和用以满足人们发展性需要的发展资料规模会愈益扩大。马尔库塞积极地响应了马克思的消费需要理论，并且看到了人们狂热的消费需要背后的资本主义控制力量。

（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要义

作為人本主义流派的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仅深化了人本主义的批判，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批判，也为当代社会批判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马尔库塞以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性的单向度的人为核心，以实现人的爱欲的解放为归宿，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流派的批判倾向基本一致，都是以人的异化及其本质和恢复来诠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目标做出人本主义的论证，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流派的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资本主义对人的操作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是深入到社会生活与人的心理活动之中。马尔库塞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没有停留在消费现象本身，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当代社会批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注释：

①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

③Marcuse，Negations：Eassys in Critical Theory，Boston：Beacon Press，1969，P.65.

④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作者简介：胡杨（1991—），女，汉，河南，硕士，同济大学，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社会学。

社会支持网理论综述 篇12

关键词：社会支持,网,综述

“社会网络”一词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R-布朗提出。此后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采纳了他的观点, 开始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关系、互动, 用“网”的隐喻来说明、解析。无数的观念支流相互融和贯通形成了当代的社会网络理论, 在这当中我们不得不提及三个主要的传统。一是具有强烈社会心理学方向的小群体分析。他们注重小集体内人际关系的研究并创造发展了图表途径等技术手段;代表人物:Moreno、Lewin等人。二是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派系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代表人物:Mayo、Warner等人。三是曼切斯特的人类学家在部落和小山村进行的社区联系的结构的研究;代表人物:Barnes, Batt等。这些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不断引入现代数学模型, 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最后的突破, 形成了现代社会网络理论, 代表人物White、Granovetter等。从70年代, 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正式成为一门社会学的学科分支, 成立了国际性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会 (INSANA) , 并出版了专门的杂志 (SocialNetworks) 。 (Scott2000) 社会网络是一组人或群体形成的一组独特的关系, 这些关系是传递物质, 信息, 观念, 情感等资源的纽带。社会网络注重的是这些联系, 而不是单个单位的属性。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社会网络分析实现了个体与整体,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通过点 (个体, 群体) , 关系, 内容 (资源) 的研究, 主要是关系的研究实现了点与内容的结合。克服了个体与整体分离, 宏观与微观分离的研究。研究内容广泛, 最早的社会网分析主要用于小群体的人际关系研究。现在的研究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涉及社会学, 政治学, 心理学, 管理学, 人类学等。具有强烈的数理特征。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 从一开始的图表、几何图形到后来的矩阵论和数理统计的运用使其完成了成长。但这种发展中的范式具有强烈的数理特征使得一方面使其精确, 另一方面对数学和计算机的依赖又让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望而怯步。 (乔纳森.特纳) 今后社会网络研究发展的方向是吸收数理科学与科学方法论的成果, 在实际的社会研究中发展社会网络理论与研究技术。 (袁方1997)

一、国内学者对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的介绍

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最早通过一些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书籍和国外学者在国内做的讲座 (如林南, 边燕杰) 传入。目前国内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还不多, 成果也很少。仅有的几篇作品也仅限于对此理论的介绍。主要有肖鸿的《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刘军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论析》;贺寨平的《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中对此理论的介绍。上述作者都介绍了社会网络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肖鸿的介绍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证研究全面的介绍了国外的社会网络研究。刘军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数学模型介绍, 他的介绍是目前国内在此方面研究最前沿的。袁方的介绍主要侧重于方法, 在对方法的介绍比较全面, 除了对数学模型的介绍外, 还介绍了社会网络资料收集方法。贺寨平主要从社会支持网的角度进行介绍。这些文章开启了国内的社会网络研究的大门, 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社会网络正式数学方法的引入鼓励一些学者发展社会网络理论, 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社会网络分析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描述的工具, 而要发展成为社会理论新的框架。随后出现了网络交换等理论。更有学者提出网络分析不能去与交换和选择理论相结合, 而是要作为“理性社会学”的基础去替代文化和意图的解释方向。 (Scott2000) 在肖鸿的介绍中首先引用Yuan的观点介绍了网络分析的基本观点:整个社会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社会网的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是社会网的研究对象。社会网研究深层的社会结构即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象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他们强调了研究网络结构性质的重要性, 集中研究某一网络中的联系模式如何提供机会与限制, 其分析以连结一个社会系统中各个交叉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网络分析者将社会系统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 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缺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网络分析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然后介绍了Barry Wellman网络分析的几个基本命题, 最后介绍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网理论。如网络结构观: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 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或组织的影响。怀特的市场网络观:市场秩序是生产经营者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映。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 (人们一般从互动频率, 感情力量, 亲密程度, 互惠交换等方面来区分强弱关系;互动次数多, 感情强, 关系亲密, 互惠交换多称为强关系, 反之为弱关系。例如我们把亲戚关系称为强关系, 仅仅是认识的关系称为弱关系) 和嵌入性概念 (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 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的网络) 。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 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罗纳德·博特结构洞理论以及边燕杰强关系力量假设。可以说这些介绍都十分简洁, 这与肖鸿的文章本身就是介绍性的文章分不开。如果后面的学者能够具体介绍上述理论或翻译原著将会对国内社会网络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二、国内学者对社会网络研究的不足

目前, 国内学者对社会网络研究的面和深度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实证研究上都不够。理论研究领域太笼统, 不具体。这可能与社会网络本身的理论欠缺有关。社会网络本来就是先有方法, 然后引入理论, 而且在理论引入上争论也很大,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 所以很多学者称它为发展中的范式。不过国内学者应该研究国外某个学者的具体的观点作具体的介绍。并尝试发展适合于国内的社会网络理论。

国内学者对用于社会网络研究的计算机辅助程序的介绍和引入较少。我们知道社会网络分析具有强烈的数理特征, 这对大多数社会研究者都是难题, 因此计算机的运用非常重要。目前常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软件有GR DAP全名图表定义和分析包。能够兼容SPSS数据文件和CO MMAN D语言;UCIN ET是由加利福利亚大学 (埃尔文) 编制用于网络分析。 (Scott 2000)

实证研究领域太集中。主要在农民和农民工上。实际上国外社会网络的研究领域已经很广。前面我所说的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在实证领域的介绍已经很多, 不过我想提的是国内学者还没有将社会网络用于亚群体分析。例如国外学者用社会网络来研究性及吸毒问题。劳曼在他的《性的社会组织》中提出了“性的社会网络”。“具有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们实际上是被他们的人际性行为给网络化的组织起来。我和我的性伙伴们, 虽然素昧平生而且老死不想往来, 但是我们所有人客观上都是存在于同一个几何增大的性网络实体中。”国外运用社会网分析方法进行毒品研究的论文也很多, 主要集中在分析吸毒人员与HIV感染问题方面。并且通过分析网络的结构来说明在这个网络结构中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差异。在R ichard Curtis等人的论文《街头毒品市场结构与HIV风险中》, 他们通过网络分析, 把吸毒人员分为3种:核心, 内圆和外圆, 同时注射吸毒和HIV感染率也从大到小的依次排列。在Deirdre M.Kirke*论文《青少年抽烟, 酗酒, 吸毒的链式反应》中, 指出青少年的吸毒行为是同辈的群体影响和自我选择的共同结果。在这方面值得国内学者注意。

参考文献

[1].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 2001 (1)

[2].刘军.社会网络模型研究论析, 社会学研究, 2004 (1)

[3].袁方.社会研究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4].张文宏, 阮丹青, 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 社会学研究, 1999 (2)

[5].张文宏, 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 社会学研究, 1999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