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共8篇）

社会控制 篇1

蔡艺生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使人类活动按一定的社会的行为规范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社会控制有多种类型，法律是其中的一种，习惯、道德、伦理、宗教等都是社会控制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法是一种在发达社会中被高度的专门研究过的社会控制──在这样的社会里对权力理性的和有序的运用的一种社会控制。” 布莱克曾把法与其他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个公式：法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的控制相对比较弱小，公共权力往往并不深入广大的乡村地区，乡村多依赖宗教和士绅，借助礼教和调解制度已足以维系秩序。整体社会秩序由“国法”和“宗法”这“二元”共同维持，两者相互承认，相互支持，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控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决策的确定，我国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告结束，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正在形成。但毋庸讳言，我国由传统的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并未如这些既定的规则和秩序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甚至出现了“法律过剩”的现象。如果以牺牲传统来换取快速“现代化”，其实质是在摧毁文化。在摧毁自身传统的同时，法律又不能使本土接受异质土壤所生长出来的其它文化，其后果是可怕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进行一个理性的反思。在此条件下，庞德先生所著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许对我们有些助益。

庞德先生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西方法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他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是美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在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方面的必然要求的较为集中的体现。他的许多观点对我国的现代法制有着或多或少的启示与助益。庞德先生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与时俱进、深具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法律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社会化充分反映出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即从强调自由到限制自由、突出个性和个人权利到限制个人人权和重视社会躲闪的转变。如果法学的对象依然与现实生活脱节，局限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结构分析，只是像分析法学家那样机械地注释成文法和判例法，一味地认为法仅以国家武力作为制裁，不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见，就不能适应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此时，美国的法学领域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更好地为垄断资本服务。庞德以“革新”传统法律和法学理论以适应美国社会的变化为目标，创立了社会学法学派，写出了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适应了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也奠定了其美国法理学权威的地位，以此为核心构成了其社会学法学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

二、结构完整，体系新颖

本书共分为四章，从第一章的“文明和社会控制”入手，论述了文明、社会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随着文明的发展，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第2章强调了“什么是法律”，认为历史上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使用法律的名称，给人们讨论“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告成了很多混乱，于是力图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并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得出“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的结论。第3章“法律的任务”，论证法律的目的是正义，它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利益，并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第4章“价值问题”，提出了法律价值的理论，强调价值问题虽是一个困难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并对当代的三种法律价值论进行分析评判，提出“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方法。”

三、兼收并蓄，富于创新

庞德法理学的思想来源非常广泛，除了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沃德、罗斯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控制学说之外，还大量汲取了欧陆19-20世纪社会科学的理论营养，如埃利希的“活法”说等理论，但对庞德法理学体系构建最关键的要属新功利主义法学家耶林的“利益说”和新黑格尔主义法学家柯勒的法与文明的理论。当然，作者并非盲目吸收，而是取其精华富于创新，如：针对霍姆斯提出的法的“坏人的预测”角度，庞德认为法的出发点同样可以是好人的利益要求； 针对霍姆斯把强力作为法的价值尺度，庞德认为强力必须从属于正义、安全、均衡。总之，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作为一位法学大家应有的风度和魅力。

四、论证周到、思维严密

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首先论述了法律、文明和社会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控制化是庞德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与一般控制论(通过信息的社会控制)不同，庞德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使人类活动按一定的社会的行为规范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制。他认为：“社会控制世俗化了”，所有其他社会控制的手段就被视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发达的经济秩序要求社会控制必须具有确定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因其易变性和冲突性都不能适应这一需要。他主张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

。但是，庞德在肯定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同时，并不否定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而是强调几种手段应相互配合共同起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地上世界里，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而如果它不能再得到有组织的宗教和家族的支持的话，那末它就更加需要这些方面的支持了。

五、科学定义，翔实说明

对于什么是法律，庞德吸收了各派的某些合理成分，并力图在社会控制论的基础上将它们统一起来，他强调用社会控制的观念来统一法律概念。庞德设想一种制度，它是“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这种制度包括了前面所说的法律秩序、权威性资料、司法和行政过程三个部分。他认为法律包括各种法令、技术和理想，包括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而法令又是由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概念的法令和规定标准的法令所组成的。他认为法律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庞德把法律定义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或工具，这一思想本身确有新颖之处，使西方法学界对于法律概念的研究前进了一步。

六、精于理论、服务实践。

庞德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法律是利益保障的主要机制，正如他所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遥法律权利赋予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利益的。”而利益在法律上的保障体现为法律权利。他认为经由政治组织社会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一个得要的特点，即谋求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以人们所设想的正义目标而实现社会控制。”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最有效的工具，其任务就在于使人的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保持均衡，即不能偏向于合作本能而疏于保障个人利益，又不能放纵利己本能而使社会秩序、安全和正义遭到破坏。而通过法律保护一定的利益，这是一种在法学史上颇有深度的思想。对于法律价值，庞德列举了法学史上出现过的种种价值理论，如神学的、理性的、历史的、自由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从阶级斗争理论中推论出来价值尺度。他宣称：“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界限，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进行的。”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且注重实效的法学家，庞德深知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其对法律价值和法律任务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并被广泛认可后，他的思想在美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了广泛的应用。美国人认为，庞德属于这样一批学者的行列，这批学者以他们的学说，洞察力和出于理性的勇敢言行改变了美国的种种制度。当然，白璧微瑕，作为一个资本主义20世纪的法学家，作为相关领域的少有著作，受种种条件尤其是当时历史条件和其自身立场的限制，本书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宗教的控制作用极其有限

庞德认为社会控制有组织的宗教和家族的支持。但是他在文中又认为发达的经济秩序要求社会控制必须具有确定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因其易变性和冲突性都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这似乎存在着矛盾。对于我国而言，社会控制主要是法律和道德，至于家族和宗教是微不足道也是应该否定的。

二、利益出发点的阶级性

法学也是具有阶级性的，庞德生于法官家庭，长期从事司法事业，属于美国的资产阶级，他的理论不可避免的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因此他的理论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要批判的吸收，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

尽管如此，《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仍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重要著作，它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社会学法学的理论，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法学家。该书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律，强调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重视研究法律的实际效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它生动而鲜明地阐明了“法律是什么”和“法为什么”这两个法的最基本的问题，同庞德的其他著述一起，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了美国法庭的官方学说。应该说，《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社会学法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在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的缰绳——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第2页)一文由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社会控制 篇2

关键词：社会控制,法律目的,利益说

1 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由美国社会学者爱德华·罗斯在1896年提出的。他在《社会控制》中指出, 人类经历从自然秩序走向社会秩序是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 一旦社会复杂化, 人类的情感不再维系自然秩序, 因而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定人类社会且不受情感的影响, 这样的机制就是社会控制, 它就是“稳定的、不受人的情感影响的关系。”庞德引用了这个概念,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了这个名词。社会控制手段包括法律、宗教和道德。与其他手段不一样的是, 法律靠强力实施。一些法学家对强力这个词并无好感, 因为从古希腊的诡辩论者宣布了怀疑现实主义的立场开始, 人们始终在找寻着强力背后某种永恒的东西。对此笔者认为是可笑的, 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人类思维本身的形而上使得永恒是不可能达到的, 诚如自然法学派无法避免落入公平是为何物的思维桎梏中, 越想宣称“是什么”, 宣称的越是“应该是什么”, 既然最终的问题始终是“应该是什么”, 那就应该中立地看待这个词。

2 法律的目的和利益学说

2.1 法律的目的

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 庞德的研究兴趣在于功能性解释法律上——必须追问“你到底有什么用?”那么, 法律又有什么用呢?对于目的理解, 庞德深受耶林思想的影响。耶林认为, 人与自然界是相通的, 自然界中有因必有果, 对人类社会来说, 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有目的社会行动的产物, 法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目的, “法律概念乃是为人而存在的-他们是实现人之目的手段, 而不是人为法律的概念而存在的;因此法律科学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发现正当和正义在此时此地所提出的要求。”庞德辩证地吸收了耶林的观点, 他引出了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控制功能, 而判断控制的标准就是正义。随之, 庞德对法之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梳理, 企图从史实中探寻出法律的目的。

2.1.1 从法律史的角度考察

庞德将法律体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严格法、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法以及社会法阶段, 它们的对比图如下:

另外, 庞德还提出了世界法的构想, 未来的世界法律秩序就是要促进全人类的普遍利益。

2.1.2 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考察

庞德将法律思想史划分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新教法学、西班牙法学、17世纪、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等九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九个阶段的思想路程:维护治安和和平一维护社会现状-东西各归所有-保护个人利益-强调自然权利-自我主张的最大化一保护社会利益。

无论从法律史还是法律思想史的角度, 庞德都想为我们指出法律的目的是有规律地前进着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得法律目的。可惜的是, 庞德谨慎的态度反而使得法律目的模糊化, 我们知道从社会法的视角延续下去, 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手段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但还是没有办法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当然, 庞德从另一方面——利益学说方面对法律目的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2.2 利益学说

利益到底是什么?庞德沿用了耶林的观点, 把要求、愿望或需要定义为利益。“一个法律制度通过下面一系列办法来达到, 或无论如何力图达到法律秩序的目的: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 (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 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和实现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护的, 庞德提出了三类可以承认的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其中包括了人格、家庭、物质、公共安全、道德和国家等各方面的利益, 涵盖面广, 对此, 美国法哲学家帕特森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可以和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表所起的作用相媲美。当然, 作为一位思维缜密的法学家, 庞德自然不是随意杜撰和列举出这些利益类型, 这是他通过对法律文献和法的发展历史结合实际分析而成的, 他也为这些利益寻得了正当的依据, 即法律的价值。“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界限, 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来进行的。”那么, 法的价值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一是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和重叠的利益得到调整, 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合理发展的方法, 经验和理性相辅相成, 共同成长;一是按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假说来进行评价, 这些假说把价值和现实联系起来, 由此理论联系了实际, 社会控制背后的理想成分不再脱离社会现实;一是关于法律秩序一种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 这实际上是法律秩序的“理想图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庞德试图从三种价值原则中去说明这么一点:支撑利益学说的法律原则来源于生活, 基于利益学说的法律目的是要服务于社会生活, 而对利益的界定是要保障法律正当地控制社会。

3 反思和借鉴

庞德信奉实用主义, 他相信特定时空限制下, 利益说也能最大满足社会需求以完成法律之目的。但是, 庞德的理论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笔者归纳如下:

3.1 法律目的推定的漏洞, 利益的主体不明确

庞德的法律目的是来源于生活, 服务于生活, 但理论部分却是由五点假设得来。既然如此, 我们不禁要质疑了, 这种真实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真的已经足够接近真实了吗?我们不得而知, 庞德也无法给我们确切的一个答案, 这就是他推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薄弱环节。

再次, 庞德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种类型, 社会利益为最高。但社会利益是个大而泛的名词, 总体上是无法把握的, 社会利益具体落实到个体, 应该如何操作?究竟是多大组合的个体才能够代表社会的利益, 这个组合之外的个体利益应该如何保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利益的主体仍不明朗。

3.2 法律的生命力受到挑战

庞德将法律类比于一种社会工程, 法律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控制, 社会是法律的安身立命之所。由此可以看出, 庞德的思想中带有法律工具主义色彩, 法律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但法律也有其独特的生命, 它有着自身的价值和力量, 它有独立和骄傲的一面, 是需要人类来信仰的。法律过多地围绕着社会转, 那它的生命力将会被削弱, 同时, 也可能出现像纳粹利用法律进行屠杀的滥用法律这个社会控制手段的情形。

我国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篇3

关键词：社会控制；社会教化；伦理道德；政治控制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40-02

一、社会控制的概念

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提出来。社会控制的目的在于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而狭义的社会控制是相对于社会问题而言的，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并且当它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人们才会想到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这就是社会控制。而广义的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根据以上概念和中国社会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出中国社会控制思想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二、中国社会控制思想的基本内容

1、以“德治”为基础，以社会教化为手段所进行的社会控制。孔子把德治作为社会控制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社会文化控制论以及“为仁由己，有教无类”说的社会教育方法。孔子虽然承认社会规范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但他认为通过社会教育和道德主体的自觉性，就可以建立一种人们与规范之间融洽和谐的关系。这里要说明的是孔子强调的一种外在的控制系统，即德礼的重要性，但也有反对硬性的政治法令控制和刑法的控制，因而从根本上体现了软控制的特征。而李觏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进行社会控制、保证社会良性运行之道是“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教以开其前，如得大路，终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后，使不敢反顾”，人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也不懂得如何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么社会控制也就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其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通过社会教化进行的社会控制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是常见的，只要在人们的内心中输入一系列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价值价念，那社会控制就容易的多了。

2、借用天志，建立统一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社会控制思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人治为其明显特征的社会，而在此前提之下，利用“君权神授”即天命的概念来控制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这就是以天威为基础，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社会规范。酋当其冲，墨子首先提出了运用天志进行社会控制的观念。他认为不明天意将会产生社会动乱，人们只有顺应天意，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墨子所谓的天意，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借用其权威来使人们能够按统治阶级所设计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规范去做。

张载在他的社会控制论中完善了这种思想，提出了天理的具体内容，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伦理规范准则，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把“仁、义、礼、智、信”五常关系作为天理的主要内容。第二，提出了“礼”与“诚”的关系。张载认为，人们行事只有有诚意，才能有始有终，因此，它是人们实行礼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的保证。而且，诚和礼不可分割，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因此，“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礼须至诚也”，礼和诚必须兼备，才能取得成功。通过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张载所确定的这些伦理准则，是想以此来形成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社会规范网，把每个人都牢牢地套在这个无形的网络之中，以严密的思想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3、以“法”为手段所进行的社会控制。把“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并不是一种常用和有效的手段，法治永远是处于统治阶级人治的支配与掌控之下。但是思想家们也从法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社会控制的思想，虽然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首先，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严格地讲，他的社会控制思想其实就是政治控制思想。韩非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最直接最有效地控制民众以方便当政者的统治，因此，他否认内在控制的作用，他认为严刑峻法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这使犯法者得不偿失。他希望制定出一套严密的、有利于统治者的法律，把民众的一切行为都限制在法律的界限内。韩非的社会控制思想明显地作为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分层的体现。在维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中并没有发挥一种持久的积极作用，秦国的灭亡就是最好的例证。相比于韩非，黄宗羲的社会控制思想可谓是一大进步。他认为。现实中的社会控制都是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的，以此而形成了诸多非法之法，他不同意“有治人无法治法”，而是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但是这里所强调的法，是指社会控制的所有方法、措施和规范制度。虽然如此，但是他明确强调社会规范和契约的重要性，否认了人治的可靠性，只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才有可能实现。

以上关于古代社会控制思想的几点说明，虽然不能全面准确地概括古代社会控制思想的全部内容，但以上对几种典型的社会控制模式的分析，我们能够从中寻找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控制思想的特征，以便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三、中国社会控制思想的基本特征

1、从发展的方向上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控制思想具有明显的早熟性。中国社会控制思想的许多基本观点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如孔子的“仁、礼、信”的主张，以韩非为代表的“法治”思想，墨子的“天志论”，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此后的思想家在进一步探讨社会控制思想时，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一种阐释与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社会控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源泉，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思想的早熟性。

2、从类型上来说，许多社会思想家在社会控制方面更多的是注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大多数思想家的观念都无法超越统治阶级的人治框架，这就使得他们在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更加侧重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认为非制度化的社会控制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信仰等在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伦理道德调整的是那些与社会生活关系更加紧密的社会行为，通过它能够进行更严密的思想控制。伦理道德借助社会舆论对社会成员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将伦理准则灌输给社会成员，引导人们在内心产生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信念，并指导其今后的行为选择。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现代社会相比，更为严格，社会思想家们根据时代的

需要，不断提出庞杂的伦理道德准则。孔子围绕诚信提出了社会整合的功能，这种信心植根于人们内心，成为社会群体和谐运行的关键。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取得正统地位的同时还提出复杂的伦理道德准则，即“三纲五常说”，其控制思想与统治阶级是不谋而合的。因此。这一封建纲常说教，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许多思想家都是以此为基础而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仅仅依靠法律等制度化的社会控制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这并不能够很好地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还需要一种软控制，而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许多伦理道德思想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要保证当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能光靠技术，还要在传统中寻根。

3、从目标取向上来说，大多数思想家的社会控制思想都是在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分层基础上提出来的。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分层，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只有被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人士接受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很多思想家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限制，其间接或直接的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自己的社会控制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学派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张载的“天理”思想。都是把统治阶级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永远都存在着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思想家们不可能超越时代所赋予的这种阶级观念。去提出一种没有烙有阶级意识形态的、真正符合人们需要的社会控制思想，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允许的。

社会许可行政法控制论文 篇4

“社会许可经营”一词最早出现在采掘行业，从法律角度来界定社会许可的基本内涵，我们可将关于社会许可的讨论集中于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下取得社会眼中的合法性。总而言之，社会许可就是社会大众根据符合自己群体的一般利益而进行的社会评价。

二、社会许可与行政许可的比较分析

(一)实施主体不同

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是指依法享有行政许可职权，对行政相对人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审查，做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并进行事后监督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据此，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只能是享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许可权的组织。［1］社会许可的实施主体，行政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社会许可的内涵界定，我们可推定社会许可的实施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对涉及一般利益的行为做出认可或不认可的评价。

(二)法律效力不同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主体根据相对人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认可其资格资质或者使其获得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行为。［2］因此，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申请人和行政机关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社会许可具有指导性与引导性，而无法律强制力。原因在于社会许可并未在行政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尚处于立法空白阶段。企业的商业行为或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可以社会许可的获得与否来判定行为的可行性与实施效果。

(三)救济机制不同

行政许可的救济途径分为行政内救济，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内救济主要形式是行政复议。立法救济是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救济主体的一种行政救济途径。而司法救济是以国家司法机关为救济主体的一种行政救济途径，包括行政许可诉讼救济和行政许可赔偿救济。［3］社会许可救济从性质上看，应该属于社会大众的自我救济，无强制性也无法律约束力。企业的商业行为或者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不遵循社会许可设定的条件，只能是社会大众以舆论谴责或者其他自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群体的一般利益，并不会因违背社会许可而引发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三、设定社会许可效果之利弊

(一)设定社会许可的积极影响

实行社会许可需要取得多方利益的参与与共识。多方利益者的参与和共识，可以降低公司风险，并保护社区。在商业领域，实行社会许可可保证项目的确定性，通过多方利益者的参与和共识，可以降低公司风险，并保护社区。

(二)设定社会许可的消极影响

社会许可是社会大众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方式，然而，社会大众被赋予许可设定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冲击。一方面，需获得社会许可才能办理的事项，若社会大众的意见不能取得有效一致，便可能久拖不决，阻碍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社会许可仅作为社会大众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方式存在，而不以立法加以规制，可能会造成许可设定权的滥用。

四、社会许可的行政法控制

(一)立法层面明确规制

借鉴行政许可法立法，社会许可的立法可包括社会许可的原则，社会许可的设定，包括设定事项、设定权限、设定规则，社会许可的程序，社会许可的监督检查与法律救济。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制社会许可是我们以行政立法控制社会许可设定权首当其冲的一步。

(二)许可主体严格限定

社会许可的实施主体应严格限定于与申请社会许可的事项有密切联系的特定群体。此处的密切联系可包括生存的自然环境安全，自然资源挖掘与开采，当地政治领导人的直选等，而特定群体包括申请社会许可事项所在地区的居民或者与该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众。

(三)实施程序具体规定

社会许可的实施程序可借鉴行政许可的程序予以具体规定，由社会许可事项的申请人提出申请，社会大众以其一般利益为标准衡量是否受理，而后经审查做出社会许可决定或者不予社会许可决定，对其他具体程序，如社会许可的期限延续以及社会许可的认可与登记程序也应予以具体规定。

(四)救济机制完善设计

社会许可的救济机制可加入社会许可复议、诉讼与赔偿环节，社会许可申请人若不服社会许可决定，可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做出社会许可决定的社会大众组织申请社会许可复议，也可以社会许可决定违背行政法有关规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请求社会许可决定作出者予以赔偿。

五、结语

社会控制 篇5

当前，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为主线的改革开放中，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种社会关系在不断发展变化，同时，新旧问题交错，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因素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又不断的折射，反映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秩序从总体

上看保持了基本稳定，民心稳定，民心思安是农村的主流，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犯罪率上升，危害程度日趋严重，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作为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搞好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稳定与良性发展，其重要意义可想而知。因此，正确认识农村社会治安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影响农村秩序的因，对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保证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谈点浅见。

一.目前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生产水电等生产设备连年遭受破坏，尤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变压器、电线等。盗窃的主要有变压器、电线、通讯线路、拖拉机、耕牛等。不仅直接对当事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县公安局连年来多次进行专项治理和集中打击，并加强了防范措施，但由于销赃渠道等难以控制，使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继续作案。

（二）由于意识开放管理职能变化，基层农村干部受报复现象也在上升。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对某些村干部所做所为不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职能在农村没有完全实施，尤其是偏远农村，同时村干部伤害百姓的事也时有发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报复基层干部形式由打伤干部及其人亲属到毁林、毁青、纵火破坏、投毒伤害牲畜，方式各不相同。此类案件隐蔽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给破案造成很大难度。

（三）执法难，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表现在不懂法，不守法，甚至与国家执法人员发生对抗，围攻、殴打，自以为法不治众，认识不到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

二、当前农村社会治安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一）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而农民物质需求都在膨胀发展，即经济增长缓慢性同物质需求膨胀性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农民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生活观念也由“成家娶妻生子”向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转变，但由于农村基础条件薄弱，基础文化素质、科技知识等同城市的差距，使农民生活水平基本解决了温饱，尚不能满足高消费、高享乐的需求，贫富分化更加剧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这种“捷径”便成为一些人快速致富的“法宝”，他们抱着“马无夜草不肥”的观念，能偷便偷，能抢便抢。

（二）农村法制教育、法制宣传工作落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这同农民文化水平低、个人素质不高具有一定联系。我国现在正在走法制化道路，我国的法律规范在一步步地完善，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法制宣传不够，农民不知法，不懂法，更谈不上遵法和自觉维护法律。

（三）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有些地方由于历史或现实原因，基层政权瘫痪，出现了“真空村”，村组织长期一盘散沙，百姓各自为政，有的地方工作落实不了，班子威信低，政府形象差，没有号召力，这直接导致了基层治安防范工作落实不了。群众有问题，有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从而引发更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

（四）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的需求同落后的农村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农村也需要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相结合，农民也需要娱乐、享受，也需要生活富明情趣，但现阶段在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短时间是改变不了的。农闲时间，农民除了谈天，看电视，偶尔看场电影，看场戏外，基本上没有其它娱乐方式，精神生活的贫乏更易受赌博等刺激性行为的诱惑，继而引起违法犯罪。

（五）对农村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不够，治安管理职能薄弱。较长一段时期，公安机关主要把精力、警力放在城市，忽视了对农村警力投放，导致出现部分治安控制薄弱环节，当然，做为农村派出所来讲，经费紧、警力不足，条件差，交通不便也是实际困难。农村派出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每所平均干警在4名之左右，根本无经济能力承办治安管理和查处各类案件的双重繁重任务。再者治保会、联防队建设适应不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农村治安管理失控状态相当突出。打击不力，不仅不能及时遏制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长此下去，等于助长了歪风邪气。

三、维护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执法症结及对策

（一）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

要做好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构筑农村社会治安防范工程，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服务群众、维护稳定、发展经济为中心，以群众性的治安

保卫组织为桥梁和纽带，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社会治安社会管”的态势，具体工作中，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上，把保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做为我们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广泛地参与社会治安群防工作。

（二）把打击恶势力作为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突破口。

农村恶势力是影响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的主要根源。他们有的逞恶扬霸，伤害无辜；有的侵占资源，敲诈勒索；有的聚众斗殴，暴力抗法；有的撬门别锁，偷偷摸摸。严重危害了农村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危害着一方百姓。大量司法实践证明，农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与少数基层组织的松散和基层工作的不得力有关。因此，铲除农村恶势力必须从基层抓起，实行标本兼治。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对危害一方的恶势力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迁就姑息，以保证农村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二是加强对基础政权的建设。基层政权组织工作人员，要转变思想观念，明确管理责任，建立起适应新形势下治安管理工作的新规范、新制度。三是要努力加强治安管理和民事调解工作。基层派出所要广泛收集信息，改变以往“不出大事不管”的状况，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要大力加强基层思想工作，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特点，研究、探索新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的有效方式。

（三）把群众参与作为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基础。

依靠群众，引导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治安防范中的作用，是实现农村社会治安稳定的必由之路。治保会是群众性的合法的群防群治组织，要做好农村的治安防范工作，就应该充分发挥治保会的作用，提高治保主任和治保委员的素质。首先，要加强对农村治保会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管理，包片民警要加强工作的指导性和主动性，把治保会的业务工作置于公安机关的领导之下。要规范治保会的日常行为，确保人员政治合格，业务精通，使其成为公安机关在农村基层收集信息、治安防范、基层工作的一支重要辖区力量。其次，由派出所定期对治保主任和治保委员进行法律培训及巡逻防范业务培训，提高群众防范工作的能力，加大初发事件的调解力度。对于违法违纪的人员，要坚决从治保队伍中清理出击，使治保会成为一支组织严密、行为规范的治安防范队伍。好范文版权所有

（四）把“四个转变”作为社会治安工作的长效机制。

基层派出所包片民警，要充分认识搞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的重要意义，树立“服务树形象，满意换民心”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实践“三个代表”，主动深入到自己的责任区，打起背包，进驻乡村。通过警力前移，片警进村，实现派出所四个转变。即：实现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由静态模式向动态模式的转变；实现工作作风由机关办公向现场转变模式的转变；实现过去打防脱节向打防一体化转变；实现为群众服务由被动型向主动性转变。只有这样，包片民警才能扑下身子，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接触社会。做到有信息就收集，有隐患就排除，有问题就解决，有案件就查处，及时动员、指导治保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把农村社会治安防范工作落到实处。

社会控制 篇6

摘要：为了对核电、航空、航天、化工和石化等复杂社会技术系统进行有效控制,运用组织行为学原理知识,结合组织行为学学科,对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组织行为安全控制模型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组织行为安全控制两级模型,将人的因素融合到安全控制模型中;探讨了个体、群体和结构对安全控制的深层次影响,认为人因对于复杂技术系统尤其是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的控制有重要意义.Abstract：To get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nuclear power plant, aviation, chemistry and petroleum industry,with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ory and subject, the safety control model based on human-factor behavior of the complex socio-technical system was studied. From the relation of the single,the group and the framework,a twifold model was set up. The factor of human was considered, and the human being is significant for the control of complex socio-technical system especially the emergency.作 者：郑双忠 陈宝智 刘艳军 ZHENG Shuang-zhong CHEN Bao-zhi LIU Yan-jun 作者单位：郑双忠,陈宝智,ZHENG Shuang-zhong,CHEN Bao-zhi(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艳军,LIU Yan-jun(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农地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 篇7

一、农地租赁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地租赁的实质是一个合约缔结和履行过程, 实践中除了一般合约中普遍具有的问题之外, 由于我国相关土地制度的特殊安排, 在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合同的履行和权利救济等环节存在一些突出的法律问题。

1.租赁合同法律要件的缺失

(1) 合同主体不适格导致效力的不确定性。

《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故农地租赁的出租方只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 不能是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租赁过程中, 承租方为了降低谈判和签约成本, 往往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行政组织签订土地集体租赁合同。由于现阶段农业生产效益低和农村产权制度不完善, 许多农户没有承包土地或没有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造成在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未发包地或农户没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租赁时, 往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成员在没有经过正当的议事程序的情况下签订了租赁合同。此类合同由于主体存在无权处分行为, 往往导致合同效力的不确定性。北京南安河村2000亩土地流转纠纷便是当地村民以村委会没有经过村民同意便将土地出租给承租方为理由主张合约无效的典型事例。[1]

(2) 合同目的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致使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各级法院对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改变土地用途、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流转行为, 依法确认无效。该规定强调了承租方在利用土地过程中如果存在违反相关法律的不当行为将会导致合同无效。其中, 风险最大的便是改变土地用途和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两项, 由于没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进行鉴别, 一旦农地租赁双方发生争议, 出租方便可以强调承租方的不当行为而主张合同无效。

2.当事人不适当履行合同

(1) 出租方不适当履行合同。

农地租赁通常通过集体流转的方式, 出租方众多, 在履行过程中极易与承租方产生利益冲突, 干扰甚至阻碍合同的正常履行。出租方的不适当履行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部分农户由于长期生产、生活习惯养成了对于原有土地的依赖, 虽然土地出租了, 仍然会部分地利用原有土地, 这样就会给承租方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实践中存在承租方获得土地使用权后, 原承包户依然在土地上种菜、放养家禽、任意采摘果实等, 增加了承租方的管护成本。另一方面, 承租方往往会被要求雇佣当地农户参与农业生产, 由于生产经营的结果与自身的利益缺乏关联性, 部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严格按照承租方的要求从事生产, 出工不出力。一旦承租方针对性地采取处罚措施, 便聚众闹事, 严重干扰了承租方正常的农业生产。

(2) 承租方不适当履行合同。

承租方不适当履行的行为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能兑现给出租方的收益承诺。部分承租方取得土地后, 便以种种借口拖延或减少土地租金的支付。聘用外地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 违反解决当地农民就业的承诺, 严重损害了出租方的利益, 使得出租方失去生活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部分承租方打着发展现代农业的幌子, 拿到土地后实施的项目却全部“非粮化”、“非农化”。如北京郊区部分小产权别墅便是承租方借口发展林木生产取得土地后, 变相以生态大棚项目改变土地的用途。

3.合同权利得不到充分救济

合同能够获得双方当事人的适当履行, 其中一项重要的保障便是违约方需要承担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的责任。土地租赁的目的是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而规模化经营通常具有投资大、收益周期长的特征, 一旦合约不能履行, 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承租方的损失主要包括相关的投入、第三方的违约损失和预期收益等。出租方无论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是个体农户, 在现阶段国家严格限制土地用途和流转形式的前提下, 其拥有的土地之外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这些损失。同时, 承租方还将面临赔偿主体众多带来的诉讼和执行风险。

出租方的损失主要包括租金损失和土地复耕费用, 同样面临不能合理赔偿的风险。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土地流转后不得用于非农用途。土地流转后承租方如果从事粮食种植、生态农业的, 承包合约终止或解除后, 土地复耕投入较少, 出租方的风险不大。如果流转后承租方从事养殖、农业观光、商业开发等对土地使用方式有重大改变的, 承包合约终止、解除后, 土地复耕所需资金大, 甚至超过了承租方的投入和盈利。特别是当经营不善导致亏损严重时, 承租方通常无力承担出租方的损失。

二、农地租赁控制的社会意义

1.严格执行国家的土地政策

对农地租赁的控制除了防止承租方改变土地用途, 维护国家农业产业安全外, 还要防止在土地集体租赁过程中, 部分企业“跑马圈地”, 垄断土地资源问题。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 部分承租方企图趁时下土地租金低廉的时机, 实现“跑马圈地”, 并借助政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政策, 获取资金支持, 通过打压和竞争的方式, 消除竞争者, 形成相对垄断, 然后实现公司包装上市, 并从二级市场上卖掉公司获利。[2]承租方本身不是为了发展现代农业, 而是一种针对土地使用权的投机行为, 可能导致土地租赁价格的“虚高”, 一旦失败, 便可能导致土地投入不足或撂荒, 严重阻碍现代农业的发展。

2.保障出租农户的长远经济利益

农地租赁中, 一些地方出现了租金“低位固化”现象。通过租赁合同把每亩收益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有的合约长达20年, 租金基本上是参照出租时的种粮效益确定的。由于缺少公开竞价转让环节, 出租方未能与承租方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出现了“农户得利过小、承租方得利过大”的利益格局。农地租赁后, 未来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土地租赁期限较长, 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 增加种粮补贴等各种财政补贴, 再加上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 使得土地的市场价值增加。如果缺乏合理的租金调整等社会控制机制, 无疑会损害农户的长远利益。

部分农业投资人对集约化发展现代农业或生态农业预期过高, 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估计不足, 加之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 以致因严重亏损而破产, 给农民的预期收益承诺难以兑现。实践中, 一些承租方貌似财大气粗, 但实际投入农业的资金和给与农民的租金来源, 一是争取国家扶持项目和政策支持, 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退耕还林项目、现代农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土地流转补贴等;二是银行、信用社贷款;三是社会融资 (甚至非法集资) ;四是少量自有资金。[3]一旦经营困难, 便会出现拖延支付流转费用, 或减少土地投入, 进行掠夺性开发等“机会主义”行为, 导致出租方的经济损失。只有建立严格的承租方资格审查机制, 选择出合格承租人, 才能保障农户的长远利益。

3.降低农村发展阶段性权利冲突的影响

在我国的农业法律体系中, 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法律规范多是对长期以来在流转实践中所惯行的行为方式的法律确认, 这些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时期执政党及国家农村或农地政策认许或鼓励下的实践产物, 因此, 不可避免的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探索痕迹, 这就决定了各时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呈现出政策性和阶段性的特征。[4]为了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各地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政策, 甚至出现超越法律规范的措施强力推进土地流转, 意图通过减少“农民”的方式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当“失地”农户在城市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时, 这种保障和发展的阶段性冲突将会导致出租方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承租方依据租赁合同享有的债权之间的法律权利冲突。面对农户的生存诉求, 无论是法律还是政策都难以支持承租方“继续履行”租赁合约的主张, 当然承租方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补偿。在此情形下, 应当建立长期租赁合约的风险分担机制, 加大农户的社会保障, 降低这种农村发展阶段性权利冲突对社会的影响。

三、农地租赁合同社会控制制度的构建

住房的租赁管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是租金限制的方式 (rent ceiling) , 即所谓的“第一代租赁控制”;另一种是租赁过程的控制, 这一模式下仍旧对租金进行控制, 但允许出租人在租赁期间适当地提高租金, 涨幅通常与通货膨胀同步, 同时加强了租赁合约的控制, 限制出租人解除租赁合约的权利, 形成了“第二代租赁管制”。[5]租赁管制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缺乏效率的一种经济安排, [6]但作为一种社会调节的手段, 如果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 仍然能够有效的维护市场弱势方的利益, 从而实现其社会目的。借鉴住房租赁控制机制的经验, 可以在租赁合同签订、履行、租金控制和风险分担等方面建立农地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制度。

1.建立租赁合同的审查监管机制

租赁前, 要注意审查承租方的资格条件、农业经营能力水平、投资的资金来源、承担债务的能力等, 防止有的承租方为争取国家的财政资金的投入而实施“假流转”, 导致出租方农户利益受损。

签订集体租赁合同时, 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合同主体是原承包户, 杜绝“代签”和“诱签”。一方面, 要明确收益分配机制。已承包农田的流转收益归原承包户所有, 未承包农田的收益分配应当体现公正和公平的原则, 防止利用集体协商的形式损害个别农户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对土地租金的约定和合约期满后的土地复耕问题规定应当明确具体, 要求承租方对于土地的恢复提供适当的担保。对于国家政策及市场变化所导致的利益和风险的归属与承担, 应在合约中予以明确约定。合同中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的就业问题应当妥善安排, 政府应当审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建立农地租赁合同的审查备案程序, 严格地方政府的职责, 规定地方政府在农地租赁中具有管理和指导的职责, 如备案、登记、鉴证、指导合同签订及纠纷调解等, 同时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加大对租赁合同的监管力度。

2.建立租后行为的监督机制

流转后要加强对承租方土地使用的动态监管, 完善土地用途和土地投入的监督机制。政府应加大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 确保承租方能够按照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合理利用土地和农地的保值增值。鼓励农业承租方与农户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的形式, 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加强出租农户的社会保障建设和就业扶持。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之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户而言是基本生存的保障。如果国家不能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户在出租土地后不能获得基本生存保障, 将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土地蕴含的保障性和发展性的冲突。为了防范出租农户回乡与承租方争夺土地使用权, 政府应当围绕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地方特色产业等, 加强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 使得返乡农民工能够在当地实现就业, 防止农地租赁纠纷的产生。

3.建立租金审查和调整机制

租金的管制一直是租赁管制的重要措施,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土地租赁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租金调整机制。租金缴纳方式及数量的安排事实上是双方对未来风险的安排。当前的农地租赁过程中通常采取的是固定租金模式, 往往是以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价格作为租金的计算标准。这一模式下, 承租人承担土地产出的风险, 出租人则承担土地市场价值的风险。[7]不同于传统的地租和佃农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 现阶段出租土地的农户在市场经验、管理和监督方面的能力严重缺乏, 再加上部分利益集团的诱导、胁迫, 致使许多情况下租金的安排对于出租农户长远利益不利。

为了减少将来由于不合理租金安排产生的冲突, 政府应当建立租金的审查监督机制。具体应当建立最低租金制度, 用以保护农户的当前利益;高额租金的预警制度, 防止承租人将土地转为非农用途;租金的调整机制, 用于保护出租人的长远利益。根据土地市场价值的增加来调整租金, 防止承租人通过合约获得土地自然增值产生的全部价值。租金控制和调整机制应当依据政府定期对土地市场价值的测算而制定, 可以借鉴国外公用土地租赁制度中地租价格和价值的计算方法, 为将来租金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8]

4.建立第三方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明确租赁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来分担相关风险。针对现代规模化农业生产的高投入而产生的高风险特性, 可以通过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分担市场风险。通过政府补贴方式, 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 并逐步扩大保险的范围, 提高保障水平。针对农地租赁蕴含的当事人行为风险, 可以借鉴成都等地的经验,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 通过事先收取一定的费用, 对双方的租赁行为进行担保, 从而降低租赁双方的经济风险。

四、结束语

农地是一项特殊的商品, 其特殊性为对农户租赁行为进行社会控制提供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 农地的保护关系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其次, 农地是农户的重要社会保障, 是农村稳定的基础;第三, 农地是永久存续的社会资产, 对其进行控制具有可行性。

农地租赁合同社会控制的具体制度, 不同于部分国家在住房租赁控制中的严格租金管制模式, 应当采取不直接限制租金数额, 主要着眼于限制和监督双方的履约行为, 同时为出租人提供市场化的租金参照标准。这些制度在实践中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尝试, 只是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体系。在加大农业生产投入的同时, 政府应当增加农地租赁的监管投入, 加快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参考文献

(1) 杨正莲.北京南安河村2000亩土地流转纠纷[J].中国新闻周刊, 2008, (42) .

(2) 岛夫.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伤农倾向值得关注[N].南方日报, 2009-03-13.

(3) 关锐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普遍管理缺位亟待改善[J].农村经营管理, 2009, (03) .

(4) 李军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分析及其法律思考[J].河北法学, 2009, (08) .

(5) 许德风.住房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03) .

(6) 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7) 张五常著, 易宪容译.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从社会控制理论看青少年犯罪 篇8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社会控制理论；学校；防范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但目前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当前我国犯罪案件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100名犯罪中就有约10名是14-18岁的未成年人，这显然说明青少年犯罪已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人数逐年上升。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美国著名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西的社会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产生原因的重要范式。

赫西认为，个人和社会所建立起的“社会纽带”，可以解释人何以不犯罪的问题。他认为“社会纽带”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情感，是人们正常人格中的一部分。这种纽带具有防止青少年犯罪的作用，因为这种纽带会使青少年增强社会责任感，顺从社会传统规范。当一个人认识到社会上多数人对他的期望值越大，社会道德与社会秩序对他越重要，就表明“社会纽带”的作用越强烈，这个人就较不会犯罪；反之，如果一个人反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与信仰，任由其本能做事，完全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的人就缺少了“社会纽带”，这种人较容易实施犯罪。

赫西认为社会纽带由下列四个要素构成：

（1）依恋。依恋是指与他人，特别是与家庭和学校的感情联结。一个人如与他人有亲密的感情、尊敬并認同他人，则会在意他人的期待；当不认同他人时，则不会受彼此共有的规范所约束，就可能去破坏规范。按照社会控制理论，依恋程度越高，犯罪行为会越少。

（2）追寻。追寻意指将个人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传统目标的追求和对未来成功的期盼。追求成功，是青少年的重要理想，也是整体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志向越高，投入程度会越高，越不会从事犯罪活动，因为其会考虑由此而引起的代价。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一个人如果投入传统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其从事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

（3）参与。参与是指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参加，参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方式。赫西认为，较深入地参与传统活动，就会缺少从事越轨行为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将个人从犯罪行为的潜在诱惑中隔离开来，使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感知诱惑，考虑和从事犯罪活动。如果从事的不是传统活动，而是诸如吸烟、酗酒等活动，犯罪的可能性也会大为增加。

（4）信仰。信仰是指对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法制观念的态度或者接受意愿。这种态度或者意愿依靠个人不断努力的学习，随着个人的社会化而形成。当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健康的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就会有健全的“社会纽带”，就会强化个人的自我控制力，这时人们犯罪的原始本能就可获得控制或有效纾解，就不会犯罪，否则，如果一个人内化了不健康的价值观，就会更容易从事犯罪活动。

学校教育是国家引导青少年正确社会化、确立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青少年从家庭走向社会， 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 也是“依附”情感得以维系的重要场所。青少年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教育的成败也决定了青少年犯罪预防的成败。就预防青少年犯罪而言，学校应当改善学校的教育，改进学校与学生的关系，防止青少年犯罪。

（1）对青少年进行全面、系统的道德、法制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文明基础。这是学校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任务。学校要对学生进行道德、法制教育，培养和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特别是要进行正确的人格培养，教导他们遵从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养成朴素的道德情感，使他们懂得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追求自由的尺度规范以及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等等。个人对社会规范的接受与否，决定了其自我控制力的强弱，并直接影响青少年行为。自我控制程度越高，抗拒各种犯罪诱惑的能力就会越强，越不会从事越轨行为。

（2）教育人性化。人性化教育首先要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改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提高他们的成绩，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能力和个性有一个更为积极的评价，进而帮助强化学生对学校的依恋。为此，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者的师德和师能。师生间保持温馨的人性接触和良性互动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一环。教师应为学生创造一个在关爱中成长，在愉快中学习的生活环境。只有当他们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习与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自我接纳、自我欣赏、自我肯定，并逐步形成自我控制和关怀别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学校具有归属感和依恋感，并在学校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坚固的社会纽带。

（3）改进教育方式，提高教育质量。教师应以肯定、支持、鼓励的教育模式，用温暖、宽容、真诚的情感来教导学生，建立起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学校有责任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应注意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技巧，增强承受压力和困难的能力。在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学校应对课程内容进行改革，要以学生为本，要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均等的机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喜欢学习，体验成功。

青少年犯罪问题不仅关系到青少年自身的健康成长，关系每个家庭的幸福美满更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要动员组织全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具体规划，把各项措施真正地落到实处，进而达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美）庞德著，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特拉维斯·赫希著，吴宗宪等译：《少年犯罪原因探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

[3]康树华主编：《青少年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北京政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编：《我国青少年犯罪及其预防》，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