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共10篇）

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篇1

全民健身法规, 是指按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 由国家机关依其立法权限制定或认可, 并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各种全民健身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称。近年来, 我国全民健身立法步伐加快, 但总体来说, 与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体育发达国家相比, 立法的数量还是很少的。同时, 我国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健身的执法管理监督, 但是, 由于全民健身的特殊性, 普遍存在执法不到位和监控力度小的问题。下面, 笔者就我国全民健身法规监控现状进行系统分析, 与各位同仁商榷。

一、我国全民健身法规社会监控现状

全民健身监控, 是指在法律监督的基础上, 采取有效措施, 保证全民健身工作正常开展、良性运行。要使全民健身事业能够良性发展, 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完备的全民健身法规体系, 需要有一套适应健身事业发展的全民健身监控体系。

1. 全民健身监控法规数量偏少

便于操作的全民健身法规是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保证。1995年6月, 经国务院批准,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全国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后, 1995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开始施行。同时, 根据城市与农村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际情况, 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全民发展群众体育健身的法规条例。如:《关于深化改革, 加快县级体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全国体育先进社区评定办法》、《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审标准》、《县 (市) 级体育先进工作者表彰办法》《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管理办法》、《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指标体系》、《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定办法》、《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定标准》等。全民健身立法进展较快, 但全民健身监控法规数量偏少。

2. 全民健身监督不够完善

全民健身执法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但是有关全民健身法规不系统, 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存在执法不监督, 监督、检查走过场, 走形式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执行程度, 不能客观反映情况;对全民健身法制力度不够, 执行队伍数量少、质量低、不系统;缺乏有效的监控系统, 执行情况得不到及时反馈;政府对全民健身执法关注不够, 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差, 未形成执法监督制度。执法和监控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 必须同全民健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吻合。对其中一时拿不准, 或缺乏十分把握的, 可以先制定暂行办法, 通过试行, 总结经验, 最后确定。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工作。可以建立省、市、区、县级人大常委会或人大代表视察、评议机制, 对体育执法检查起进行监督。完善体育执法机构, 建立体育行政执法责任制, 建立确认体育执法人员的资格及证照发放制度, 真正使体育法律效力落到实处。

二、全民健身社会监控的对策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指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框架。……经过10年的努力, 要把全民健身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要加强全民健身法规宣传和执法、守法意识教育, 加强全民健身社会监控。

1. 加强媒体监控

增强全民健身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的宣传教育。电视、广播、报刊、网站等媒体应开辟全民健身法制专栏, 介绍各地全民健身法规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 对于违反全民健身法的典型案例, 要进行曝光和跟踪报道, 增强大众的健身法制观念。

2. 建立和健全执法、监察队伍

体育行政部门是依法冶体、依法行政, 实施全民健身法规的监督机构。要加强队伍建设, 加强学习、掌握法律法规, 不断提高执法能力, 做好全民健身法规的监督检查。

3. 建立合理有效的全民健身监督体制

加强对政府全民健身行政行为的监督。体育行政部门要对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以保障全民健身活动的正常开展。成立省、市、区、县级执法监督机构, 建立长期的执法监督和执法检查制度。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 建立全民健身效果的评估制度发挥激励机制。转换体制, 形成行政、执法、监督三系统互不隶属领导, 这样有利于分权制约、协调发展。执法、监督部门应对外放开, 接受群众监督, 建立全民健身评估制度。

4. 专门监察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确立人民群众、人大、政协、群团组织、社会舆论对政府及全民健身执法人员的监督, 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监督。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完善的、全面的全民健身监督机制, 成立人民群众的监督组织, 聘请离退休的老干部、社会知名人士作为全民健身特邀监察员, 对体育各级全民健身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结束语:

总之, 在现阶段, 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群体要完善、健全立法、执法监控,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全民健身法律监督体系, 加强对政府全民健身行政行为的监督, 保证执法公正。进一步建立、促进、完善完备的全民健身法规与社会监控体系。

摘要：近年来, 我国全民健身立法步伐加快, 但总体来说, 与体育发达国家相比, 立法的数量还是很少的。同时, 我国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健身的执法管理监督, 但是, 由于全民健身的特殊性, 普遍存在执法不到位和监控力度小的问题。针对于此, 作者对我国全民健身法规监控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 从立法、执法监控角度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及对策, 以进一步促进、完善我国全民健身的社会监控体系。

关键词：全民健身,监控体系,法规,促进,完善

参考文献

[1]赵雷鸣.全民健身网络信息资源服务现状及对策的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2年12期.

[2]邓伟光.略论全民健身的价值[J].科技信息, 2011年第10期.

[3]宁亮生.和谐社会视角下农村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1年第11期.

[4]何玲.魏丽捷.徐大鹏.鸿江.首都体育学院“丛书”编写组.全民健身体育运动丛书:球类运动手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 2012-11-01.所属分类:体育/运动>球类运动

[5]苗大培.“第三部门”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国家与社会共建的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年04月.

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篇2

2015广西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全民阅读与书香社会

[权威论述]

学习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题，也是报国为民的重要基础。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

——习近平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习近平

读书不仅事关个人修为，国民的整体阅读水准，也会持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希望你们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让更多的人从知识中汲取力量。

——李克强

阅读能使人常思常新。好读书，读好书，既可提升个人能力、眼界及综合素质，也会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使人保持宁静致远的心境，砥砺奋发有为的情怀。

——李克强

[存在问题]

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全民阅读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全民阅读的软硬件与群众需求还不相适应，这将成为制约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的瓶颈。

一是阅读公共资源亟须增加。

根据相关资料，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3112个，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0.55册，这和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人均1.5—2.5册图书馆藏书量、图书馆最佳覆盖半径和服务读者数量等标准相比，存在显著差距。

二是重点人群阅读亟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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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的阅读资源和阅读习惯地域性差距较大，兼之全国共有2.9亿进城务工人员、6100余万农村留守儿童、8900万残疾人(其中视障残疾人1200万人)，公共阅读设施现有服务能力明显不足。

三是社会阅读氛围亟须引领。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潮依旧蔓延，手机阅读、网络阅读等虽便捷普及，但内容良莠不齐，一些书店面临人力、房租的压力而生存艰难，城市阅读生态堪忧。

四是全民阅读体制机制建设亟须加强。

全民阅读工作涉及面广，但中央层面还没有建立全民阅读协调机制，无法形成合力，长期、持续深入开展的动力明显不足。相当多的省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缺乏财税政策支持，甚至没有全民阅读工作经费，无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目的和意义]

第一，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是提升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

阅读可以励志、养性、立德，是对人生的磨炼和意志的考验;阅读能改变命运，增长素质，提高品位;阅读是传承文明、更新知识、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一个人阅读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他的成长、职业能力和他对社会作用的发挥;一个国家国民阅读率的高低，国民阅读力的大小，则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到全社会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力，国民阅读水平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国民阅读力和阅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

许多文明国家都把全民阅读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措施，通过国家行为加以推动。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原有的阅读水准还比较低，如不引起重视差距还会拉大。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读书传统，激励当代中国人更好地去读书，扎扎实实地把读书作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有效工具来运用。

第二，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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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真正造就城市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市民群体。因为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内心的和谐，而阅读可以获得内心宁静，除掉浮躁，可以扭转全民阅读率下滑的现象，对建设高品位城市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读书活动是市民最经常的文化行为，读书可以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进入每一个家庭。开展这一活动也是保障市民文化权益的积极体现。

第三，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是推动出版发行单位多出书、出好书的重要手段。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重要的是取决于阅读的水平，阅读率的下降，是民族素质的下降。一个国家不是靠巨大的人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应该是靠阅读的人口。阅读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活动，只有重视阅读，我们国家才能有比较好的民族素质的提升，有比较好的民族精神境界。而出版发行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丰富全民阅读的内容和手段。

第四，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是学习型、创新型社会的重要环节。

中央号召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建设学习型社会，阅读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习人类的整个科学文化，要跟上时代，跟上发展，还要创造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而要发展，要创造，不学习是不行的。经济的后面没有科技做后盾、没有文化做基础，一个国家要实现伟大的复兴是很困难的。

阅读既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风气，从一定意义上讲，全民阅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学习型社会，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不仅对个体阅读产生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激发全体人民的学习热情，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提高全民阅读水平，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创新意识，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

第五，倡导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阅读活动广泛深入的开展，对提升城市文化，城市竞争力，推动市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人不阅读就会缺乏智慧和判断力，如果一个民族不阅读，它的文化必定会丧失创造力和批判性，自主创新将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下大力气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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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文化建设，增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目的就是要通过读书活动实现广大市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和利益，营造全社会读书的扭转和求学问道的风气，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品位。全民阅读活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读书，终身学习。读书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人的成长，更关系到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的进步。

[建议措施]

一要尽快建立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工作协调机制，引领全民阅读。

二要加大全民阅读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和税收优惠力度，转变公共财政投入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全民阅读。三要全面加强阅读设施建设，创新阅读指导和服务方式，建立阅读推广人队伍，加强阅读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形成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覆盖城乡、便利实用、服务高效的公益性阅读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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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篇3

关键词：版权保护；全民阅读；关系

关于事物间关系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所有存在物都是一定关系下的存在物，存在物只有在一定关系中才可以描述其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版权保护和全民阅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课题。从历史源头上看，二者关系紧密，在以平面媒体为主的时代，版权保护的物质载体和全民阅读的物质载体高度重合——主要是书报刊等出版物。就现实作用而言，二者协同发展，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版权保护和全民阅读以精神产品为纽带，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文化建设、服务社会民众、传承人类文明。对这样两个现实事物，基于社会发展视阈，运用哲学辩证思维，厘清其逻辑关系，既是理论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从相关性视角更好地把握二者的特点和功能，也是推进实践的要求，有利于从协同角度更好地发挥二者的社会作用。

如何认识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的关系？其内涵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物质世界的事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而联系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那么，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最基本的关系就是这种关联性。而我们探讨的根本，则是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其关联性的内涵和表现进行梳理和归纳。我们认为，作为实践范畴的事物，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关系的主要类型为同一性、互动性和矛盾性。

一、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的同一性关系

所谓同一性，主要指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的内在一致性、趋同性，两者相互贯通、相互融合。

首先，从内在属性上讲，二者以精神文化活动为根本。版权保护的核心在于保护“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依法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进而鼓励人们从事精神生产、创造精神成果。离开了精神成果，版权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现实中，版权保护的各种人身权、财产权，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核心还是对合法精神文化活动的保护。而全民阅读，从国际上看，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读书日，而在我国，则是为了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战略举措。全民阅读的核心是读书，进行文化接受与传播，而非一般文化商品的消费。特别是在依托载体层面，版权保护的重要内容是对出版物相关责任人权利的保护，而全民阅读的重点是倡导全社会读书，以图书等出版物为重点进行阅读，构建“书香社会”。

其次，从目标导向上看，二者最主要的作用是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成果创作与传播的根本保障，版权保护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确保了现代社会中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和壮大。版权法专家郑成思曾言：“在静电复印、网络和数字技术如此发达的现代，没有版权必然会妨碍精神成果的创作与传播。”而全民阅读，作为一种集体文化行为，旨在倡导文化建设、提高全民素质、优化社会风尚。在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全民阅读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被写入会议报告。并且，在现代社会，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也成为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版权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文化资源保护，“建立著作权保护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利于减少对外国作品的依赖和减少智力资源的外流。”对于全民阅读来说，则是通过强化知识、文化的传承传播，一方面反击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对公众精神文化空间的挤占，另一方面提高全民文化认知、开发和创新的能力，进而实现主动、积极的文化安全。

第三，从实施主体上说，二者都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版权保护作为一种利益保护手段，原初是由版权相关权利人提出，但是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则有赖于政府力量。现代版权制度的滥觞，是18世纪初英国颁布的《安娜女王法令》。同样，现代的版权保护体系，最主要的是由世界各国政府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构建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我国，版权保护当前是行政和法制手段并重，行政力量相对较强。全民阅读的提出，是将个体的、自发的文化行为上升为集体的、自觉的社会行动。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世界非政府组织提倡，许多国家更是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加以推动。比如美国的《卓越阅读法》、韩国的《读书振兴法》、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等。我国也在着手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每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各地政府大力开展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推动公共文化建设。

二、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的互动性关系

所谓互动性，主要指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交互作用，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首先，版权保护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基础与保障。作为以保障精神产品权利人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版权保护，经过300多年的发展，既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人身权利的保护，也是普遍认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版权保护最重要的两大作用，一是保护作者，尊重其劳动价值和权利地位，鼓励其从事精神生产活动，二是保护作品，确保其在合乎社会制度体系的范畴内使用，不致被不当使用，损失其价值。这样，版权保护以强有力的约束手段，一方面保证了大量的精神文化作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使全民阅读有书可读，并且，由于版权保护而使精神劳动者获得经济和精神利益的现实，也有益于更多人自觉而理性地投身阅读，另—方面，也保证了精神劳动者理性而自觉地投身精神生产活动，从根本上满足持续不断、丰富多样的阅读需求。而且版权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保护健康合法的精神产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全民阅读的作品环境。

第二，全民閱读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动力和支撑。版权保护的要义不在于精神产品相关权利不受侵害，而是使精神产品价值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最大化的体现。而全民阅读，既是一种文化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大量的阅读活动必然带来大量的阅读消费。“提倡全民阅读，推动了书籍阅读在公民精神生活中的普及程度，就是在扩展出版业的产品市场”，也就真正彰显了现代版权制度的作用。并且，一个社会越重视阅读，人们也就越重视精神劳动价值，也就有可能有更强的版权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全民阅读能够有力地提升公众文化素养，从源头上提高精神劳动者的技能和水平，有利于培养更多优秀的高素质精神劳动者，使版权保护的对象不断丰富扩充——毫无疑问，没有源源不断的精神产品，版权保护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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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民阅读与版权保护相得益彰，促进文化建设。应该说，全民阅读和版权保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文化建设方面，但是二者的实践特点又有所差别。相对而言，全民阅读是一种主动性、扩张性活动，它以积极的方式推动人们从事阅读文化活动，版权保护则是一种消极性、约束性活动，它以限制的方式规范制约人们的文化接受活动。相对来说，全民阅读强调实践活动的利己性以及集体意义，重在繁荣发展文化，版权保护重视实践活动的无害性以及长远意义，重在保护扶持文化。从现实情况看，二者在许多国家都处于一种并行不悖、平行发展的状态——重视阅读的国家，往往也相对重视版权，比如美国、英国等。这既表明二者内在的关联性，也说明在实践上对文化建设以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的矛盾性关系

所谓矛盾性关系，主要指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相互排斥、互相限制，在现实中存在着冲突性、对抗性的一面。

首先是版权保护的限制性对全民阅读的约束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商品化必然带来文化阅读行为的市场化——阅读过程必然伴随经济学上的价值让渡过程。也就是说，满足社会的阅读需求，内在地包含了利益的获得，而进行阅读的过程，自然有经济利益上的付出。版权保护的显性结果之一是杜绝不符合市场交易原则的阅读行为或改编、编译等再创作活动，毋庸置疑，这也会把有强烈阅读需求而无经济实力的阅读者排除在外。所以，现实中可能会出现版权保护对全民阅读产生阻碍作用的状况，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弱势群体当中。即使不考虑经济水平差异，过于严格的版权保护制度也可能会伤害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影响阅读消费行为选择。蔡翔教授等人提出，版权制度对文化产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会“减少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并且提出了版权保护强度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负相关性的概念。

第二，全民阅读的不可控性对版权保护的破坏性。全民阅读的内涵是提倡全社会的民众进行大规模的自觉的阅读，这必然伴随阅读行为的遍及化、便捷化和便利化，由此而来的可能是版权利益的减损。因此，那些或真或伪以服务大众阅读、促进文化传播为宗旨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很可能会和版权保护的理念与规则相违逆。比如私人复制，或许有利于更好地让更多的人阅读作品，但是在英国等版权制度严格的国家，这却是被禁止的行为。再比如IT巨头们的数字图书馆行为，的确能够推动阅读和文化的普及，但是在版权保护方面，却很少能够提出合理的实现模式。更为典型的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版权制度的完善。回顾历史，每每信息传播技术获得大发展，人们有了更加高效而实惠的阅读工具，版权保护的范围也就会迅即扩大、方式也就会不断丰富，极力限制人们利用新技术对精神文化产品进行不当使用——似乎传播技术的发展给版权保护带来更多的是挑战和考验。

第三，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工作方式的差异性导致现实冲突。在现实工作层面，版权保护往往侧重于行政管理、司法保护，更多的力量投入在对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和内容传播平台的监管，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健全制度体系、打击非法活动保障合法利益，较多重视法治公平、规范合理，较少关注人文关怀、精神需求；全民阅读一般注重公共利益、文化服务，更多的力量用于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公共阅读服务的提供，更多用一种人文性、服务性的方式驱动公众的内在自觉，较多关注文明传承、文化自觉，较少关注利益平衡、社会公正。因此，在工作出发点和措施落脚点上，两者难免各自为政，甚至抵牾、冲突。比如，版权保护以法制为依据，全民阅读以文化为重心，设计工作载体、制定工作方案，往往有较大的差异性。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虽然集中的全民阅读活动和版权宣传活动均设立在每年的4月份，但是在彼此的融合合作上，卻一直没有明显的突破。

总体上看，作为两种事物，版权保护与全民阅读紧密相关、密切相连，不论是基于版权保护还是全民阅读工作本身出发，抑或从文化建设、社会发展的大局着眼，都需要重视二者的相关性联系，强调平衡性和协同性，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就版权制度与相关政策的协调性而言，版权保护只是实现精确政策目标的‘钝器’，因此只有把版权制度与其他政策结合起来，相关政策建议才有可行的依据。”而这，也是我们讨论二者关系的意义所在。

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篇4

然而今天, 在物欲横流、充满金钱与诱惑的时代里, 又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读书呢?作为一名高校图书馆员, 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如何提高馆藏图书的利用率, 如何共享资源,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读书人的行列, 图书馆不仅仅是学院教师和学生丰富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的重要精神场所, 更是倡导全民阅读、推进全民素质教育的必备基础设施。

引导全民阅读, 让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5年, 全国两会上, 李克强总理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文化发展成果, 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据悉这是继201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倡导全民阅读”后第二次将全民阅读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并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书香社会的号召。报告中的一句话:“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也充分说到了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心坎里。

值得一提的是, 2015年全国两会上, 不时透露出的公共文化信息、全民阅读等有关的利好政策和取得的成就的信息无不令人欢欣鼓舞。据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 2014年我国的文化成绩喜人。

但是在国内, 就全民阅读而言, 喜悦的背后也有忧伤, 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 2013年美国人年平均阅读50本图书, 以色列64本, 而中国人年平均阅读仅4.77本图书。

让中国人撕掉“读书不多”的标签, 只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才能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弥漫着书香。

有人说,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阅读是一种救赎, 可以让心灵慢慢地再成长起来, 变得柔韧和坚强, 多年来, 我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 但是只要一回到阅读中, 便会调整心态重回宁静。读书, 是帮助我们的心灵穿越困苦的有效途径, 酷爱阅读的人, 应该会有同感。每天十分钟, 一小时……让阅读成为习惯, 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么, 就让我们大家都来阅读吧!

作为传承历史地域文化, 为繁荣科学、文艺提供更多优秀作品, 建设书香社会的高校图书馆, 一定要保证让所有公民阅读的权利, 要以全民阅读为己任。还要帮助那些阅读有困难的人群, 低幼儿童, 老年人, 残障人士, 经济困难人群以及因其他原因获得文献有困难的人们, 让图书馆成为他们学习、阅读的理想居所。设立阅读基金, 设立阅读基金会, 利用专项经费对阅读推广规划, 阅读场所建设, 重点群体阅读等进行捐助。

对于大学生阅读, 图书馆更应该时时刻刻地为他们着想。当代大学生, 他们思维活跃, 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强, 在大学阶段, 他们不仅需要学习、娱乐、运动、人际交往, 此外, 还时刻关注着生活环境的变化, 世界信息动态以及所学专业相关的科技发展动态及所学知识在未来社会中的实用性等, 所以他们对学习、求职、就业等方面的信息需求更加迫切。因此图书馆在馆藏机构和服务方面, 首先考虑到的是读者需求的变化, 以尽最大可能地满足其信息需求, 另外考虑到是否还要在假期或无课期间对学生进行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的指导和培训。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美国高校图书馆和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的住宿馆员们对大学生开展的图书馆延伸服务活动。

一般来说, 美国高校图书馆不仅具有相对宽敞的建筑空间, 而且具有较为丰富的馆藏资源。

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的住宿馆员服务最初起源于该校的住宿教员项目 (Faculty—in—Residence, FIR) 这一项目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宿舍生活办公室发起, 旨在促进师生沟通和互动, 使大学生宿舍成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理想之地。FIR项目的教员住在学生宿舍内, 每名教员的服务期限为3年, 可将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拓展到学生宿舍。

合理安排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空间和时间。从空间安排上看, 美国高校图书馆通常会选择在教学区和生活区开展摊上服务, 在教学区开展延伸阅读服务活动时, 图书馆员会选择在教学楼的走廊大厅、学院办公室以及实验室、学生活动中心等学生经常出现的地方。在生活区开展延伸阅读活动服务时, 图书馆员除了选择食堂门口、宿舍楼大厅等这些学生量较大的空间之外, 还会选择学生宿舍休息室、学生宿舍活动中心等学生熟悉的、环境舒适的空间。此外, 从时间安排上看, 图书馆员也会尽量避免在学生上课时间以及节假日等时间内开展延伸服务阅读活动, 意在更好地促进全面阅读。

在我国, 高校图书馆也在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他们利用馆藏资源举办了各种演讲、讲座、读书征文、图书展览等, 这些阅读活动推广的内容和推广方式是多方面的, 其中经典名著阅读、公益讲座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举措, 例如2013年南京大学图书馆读书节就以阅读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主题, 邀请专家、学者和听众互动, 采取主题发言和互动点评的方式, 让我们大家同时感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之美和优秀灿烂的中国文化气息, 同时我们也对阅读经典名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在策划阅读推广的过程中, 各地图书馆还应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例如亲子阅读、农家书屋推动农民阅读等。为老年人开展电脑讲座, 普及网络知识。

蓬勃发展的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 使我们今天的网络阅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进入21世纪以来, 人们又迎来了一个数字图书的新时期, 一个没有传统图书但又无时无刻不在阅读和学习的新时代, 这也就意味着传统图书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图书了。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以及网络承载的信息和知识的多元化以及广泛性, 已经颠覆了阅读和读书的传统定义, 而且除了数字图书馆的挑战, 甚至连DNA图书 (以核糖核酸为载体的图书) 也在向我们招手并向传统图书发起了挑战, 让无纸化图书馆成为可能。值得借鉴的是, 2014年秋季在美国的佛罗里达理工大学就正式地对师生开放了首个这样的全数字化图书馆, 无纸化图书馆在美国大学也是罕见的, 但是它却反映了佛罗里达州莱克兰地区对于大学教育中高科技运用的重视。

在这座新的图书馆里, 没有书架, 也看不到铺天盖地的实体纸质图书, 只有舒适的座椅, 让每一位读者在这阳光充足的建筑物内慢慢看书。别担心, 因为这座图书馆里已经有了配套的台式机笔记本平板电脑提供给每一位读者使用, 甚至还有专门用于阅读和谈话的区域。

该校首届学生550人,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获取13.5万册电子图书。据介绍, 图书馆也并非完全无纸化, 同学们还可以用自己买的纸质笔记本或使用电子文档作笔记。

近些年, 国内外还报道了不少这样的文章, 就以图书馆为案例, 尤其是在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方面, 那些现代化的阅读设施和案例经验带给了我们许多新的启示和思考, 值得借鉴。大阅读——纸质阅读, 数字阅读, 听讲座, 听音乐, 看电影, 观展览, 让阅读无处不在, 这也被形象地称为“立体式阅读”。

自从互联网开启了这样一系列新型的阅读方式后, 人们对于脱离纸张的阅读已经从不习惯到习惯。移动便携设备的普及, 更令这种阅读方式几乎走进了千家万户。为普及全民阅读, 在美国的调查显示中:95%的美国大学图书馆都提供了电子图书服务, 76.3%的公共图书馆也提供了电子图书服务, 电子借阅服务也正成为图书馆提供的一项重要的服务活动。

当下各个图书馆积极创意举办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 也正是为了图书馆的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 让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 享受丰富的纸质文献、电子资源以及舒适的学习、读书环境, 并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爱上阅读、喜欢阅读。

古人有云, 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 或许今天的人们已经没有这样深刻的体会了, 但读书陶冶情操却是人人尽知的道理。让中国人撕掉“读书不多”的标签, 只有养成读书的生活方式, 才能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弥漫着书香。习惯了书香弥漫的生活, 全民阅读才会真正地实现。

摘要：为倡导全民阅读, 图书馆会举办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 其目的也正是为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图书馆, 享受丰富的纸质文献、电子资源以及舒适的读书、阅读环境, 让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尤其在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及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方面, 国内外的许多案例经验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启示, 值得我们去思考、借鉴。

关键词：全民阅读,图书馆,阅读推广,借鉴

参考文献

论社会政策与和谐社会专题 篇5

张勇

四川农业大学人文社科院社会工作系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来看，一是经济要繁荣发展，二是社会要全面进步。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轻也不成，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倡导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因此，维护公平公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一、面向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一词为德国人首创，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解决各种实际的社会问题。在传统上有两种定义，一为德国学界的定义，主要指政府关于就业、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政策。一为英美学界的定义，即社会政策是政府为直接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综合起来看，社会政策就是一种面向社会全体成员，以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国家政策。

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失业和贫穷问题。1884年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巴纳特在伦敦创设了世界上第一所社区服务中心，称为汤恩比馆，由此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社区改良运动，并出现了最初的社区个案工作。这是最早的社会政策专业化的雏形。英国费边社的出现，推动了社会政策的演变。费边社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派别，注重缓进的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提出设立社会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各种财政政策、立法渠道实现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主义提出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和保证充分就业，这需要社会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通过实现财政赤字政策、累进税收制和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达到扩大社会需求的目的。1941年英国的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撰写了题为《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是一个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以消除贫困、疾苦、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主张建立全社会的公民保障制度，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健、养老金。英国以此报告为蓝本，建立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1948年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

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便先后陷入了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困境，使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显现出来，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危机。欧洲和美国都先后对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政策进行了改革，以使社会经济得以协调、持续向前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关于贫困、就业、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其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社会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社会政策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适时的实施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政策以社会问题为对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目的在于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使社会问题得到缓和或解决，使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能够协调发展，促使社会进步。

近30年来我国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空前的，如何解决发展过程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社会政策关注的焦点。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发展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3；郑杭生，2003）。

二、社会政策的背景：中国的社会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不断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贫富差距过大、教育、医疗、住房、征地、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化解不和谐的因素，正视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分析其存在的社会原因，探寻解决的途径。因此，认清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研究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背景。

2006年3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按照社会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4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1份，调查误差小于2%。在调查的17个社会问题中，根据城乡居民的看法，排在第一至第三位的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排在第四至第六位的是“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排在第七至第十位的是“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1、贫富差距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也正呈逐渐拉大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90年代末期就变为0.4581。这一数据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贫富差距情况仅仅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稍好。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更为糟糕的是，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当今，中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主流曾认为，这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强调效率优先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多数人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即在人均GDP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然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并未扭转。

基尼系数的加大意味着社会已处于严重不公状态，而这种不公状态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那就是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收入上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这种“能力”包括贪污腐败、包括权钱交易，包括政策与制度的倾斜等等。旅美华人学者、《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拉美化社会的许多特点在中国都已经具备，权利和金钱相勾结的腐败现象有目共睹，贫富差别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这种严重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披露，2004年，中国各地共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多。

2、医疗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主要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喻为“新三座大山”。这些感受得到了相关部门研究成果的证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1992年 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在医疗系统涌现，卫生系统以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允许民营资本、外资进入医疗市场，即如同国企改革一样“国退民进”。这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改，导致出现了哈尔滨天价医疗事件、深圳天价医疗事件和药品价格的虚高等诸多事件，最终使医改失败。

据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5年的6623.3亿元，而在这飞涨的卫生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降至17.2%，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至27.3%，而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在2001年达到60%。老百姓负担之重十分明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王绍光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9.3%，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7.2%，而中国则只负担了百分之39.4%。

王绍光分析说，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于政府负担，即使是穷人也能获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3、教育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教育为民族造就大量人才、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不能不看到这十几年来，教育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它功能的反面，失学儿童、因高昂学费把不少孩子隔在学校大门之外等。教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这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而现在我国教育的政策，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种种做法，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原有的差距。

教育投入不足这首先是由于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的目标，却至今没有实现。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一直存在。二十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以下，1986年和2002年是两个高峰，但从来没有超过3.32%。其中的教训是，必须建立教育公共财政制度，使教育投入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纳入法制的轨道。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和结构失衡，突出地表现为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三级教育中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等级化的学校制度等等。它助长了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失衡，制造了严重的学校差距。

社会力量办学滞后 客观而言，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来，也是政府很难承受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500年前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开始，民办教育从来是兴旺的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像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民办学校还占58%，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是私立学校。日本的民办教育学校是71%，印度是59%，香港地区是55%，台湾地区是59%，韩国是80.5%。再看芬兰，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

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因此，我国的社会力量办学亟待提高。

4、住房问题

近年来，住房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一路飙升的房价，让众多购房者望房兴叹。目前形成的以市场化取向为主房地产业，是住房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房地产投资的迅速增涨与投资过热。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遭重创，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于是房地产成为拉动内需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的年增长率，从1998年的13.7％迅速提高到2003、2004年的30％左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额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从1997、1998年的12％迅速提高到这些年的接近20％。住房投资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反映政府通过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偏好；另一方面，住房投资过热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金融信贷风险增大，经济产业结构协调等问题迅速凸现，各种能源、电力、建材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涨价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商品房价格的迅速上涨。自1997年以来，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一直呈上升势态，而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过高的房价成为普通公众抱怨政府和谴责开发商的焦点。2004年的房价的涨幅甚至激增至15％。在个别地区，房价涨幅甚至接近30％。与此同时，住房投机已经从大城市迅速波及到许多中小城市。房价的迅速增长，超出普通家庭的承担能力。

住房供给结构失衡。这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商品房的大量空置和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不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到2005年11月末已经达到1.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4.2％。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仅为606亿元，所占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为4.6%，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由于政府监管不严和房地产商的不规范操作，许多经济适用住房项目都变相成为高档住宅，甚至引发了对经济适用房制度本身的极大争议。市场上对高档房屋的过份提供和对较低房价的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不足，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增加了经济和金融风险，对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三、实施社会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幸的人受益，否则，该制度就是不正义的。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的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因此，社会公平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保证了社会公平、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

1、倡导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公正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经济公正，也包括政治公正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公正包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权利和同等发展机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间能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能得到与其贡献相对等的有所差别但恰如其分的回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社会公正的含义可以看出，社会公正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在全社会要倡导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使其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首要价值。

2、社会政策天然的倾向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政策这门学科从产生之初，就天然地倾向社会弱势群体。19世纪以降，伴随工业革命等现代化运动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政策的起源，则在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1873年，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政策协会，其背景是19世纪下半期

工业化深入推进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形成了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源泉的巨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工人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风险，德国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并以法律形式颁布实施，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首开了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制度之先河。

中国已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上文所列的一些重点社会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问题，并且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发展的焦点。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把关注民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把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减少贫困、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放在突出位置，制定出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

3、社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在1998年举行的“欧盟社会政策”论坛上，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T·坚金斯宣称：“我们相信，社会保护能够帮助促进和推动经济运行。无论是在欧盟层次上，还是在各成员国层次上，社会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同步发展已经获益良多。„„社会保护削弱会转换为糟糕的经济运行。反之亦然。从而形成消极和每况愈下的轮流恶化，形成低消费和人民被迫减少需求，反过来又造成企业裁减人员，经济发展缓慢或倒退。”坚金斯的观点对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好的思考意义。近几年来我国的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加之我国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压制。而低水平的消费会制约生产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保障的能力，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社会政策的制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中国目前社会政策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一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是社会事业衰落。社会发展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人们对社会政策内容的理解往往比较狭窄，把社会政策等同于社会保障，或者是仅仅局限于一些应急性的措施。然而西方社会政策的发展史清楚地揭示出社会政策的范畴远远大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也不同于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切都以经济为“纲”，好像只要把经济搞好了，经济发展上去了，其它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经济政策似乎可以代替社会政策。从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种指导思想已经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实际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两种政策。因此，我们在研究制定社会政策时，应当把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来对待。惟有如此，才能将社会政策的效应发挥到最大程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 1988。

2.陈国钧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M］ 三民书局，1985。

3.金太军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政治稳定：西方的经验分析,学习与探索，2001（3）。

4.林义西方国家社会保险改革的制度分析及其启示［J］ 学术月刊，2001（5）。

5.吴忠民社会政策：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1）。

6.唐钧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M］ 华夏出版社，2001。

7.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M］ 2004。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变化与创新 篇6

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多。根据民政部门统计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社会组织431069个,其中社会团体23874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0479个、基金会1843个。我们日常中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满足社会需要或部分社会成员需要而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

在我国,这部分组织以前被称为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说法是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报告曾指出“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在此之后,国家民政部在管理工作中也随即启用“社会组织”这一新概念,而不再沿用“民间组织”的叫法。随着社会组织数量的不断增多, 促进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变革的必要性越来越大。

我国针对社会组织采用的双重登记管理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部门的权责划分不明确的现象。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职能交叉,责任与权力不统一,十分不利于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和开展活动。

二、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变化与创新

(一)部分组织双重登记管理体制试行改革

以必须具备业务主管单位之后才能继续登记注册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管理制度,是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特色,但是近年来,社会对该制度的认可度越来越低,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体制束缚和限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导致许多社会组织因为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不得不选择到工商部门进行企业登记注册。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步意识到传统的双重管理体制十分不利于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因此开始考虑对这一制度进行局部的调整和变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先行试水。例如深圳市“三个半步”政策的颁布实施,在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改革方面,自2004年以来,深圳市率先通过 “三个半步”走的渐进改革方式,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的体制,让民政部门集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注册部门于一身。俭省了登记流程,活跃了社会组织的氛围。

(二)部分民间组织备案制改革

所谓民间组织备案制,就是要求一些在成员人数、活动场所、业务经费等标准上达不到民间组织登记注册标准的民间组织,在开展业务活动的时候只需向相应的民政部门提交一些基本的信息和证明资料即可开始运转的体制。民政部最早提出对民间组织实施备案制是在2005年12月出台的 《关于促进慈善类民间组织发展的通知》中,该通知提出: “在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中开展这些活动的慈善类民间组织,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登记管理机关可予以备案,免收登记费、公告费”,即通过放松准入条件的方式来推动慈善类民间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后来这一模式得以扩展至基层民间组织。

(三)社会服务供给领域的政社合作

政社合作体现最明显的是在经济领域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即“政府承担、 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 一系列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丰厚资源,为推动地方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合作创造了条件。

从目前各地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地方政府购买服务已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向内地较发达地区的城市推进,从省、直辖市到街镇各级政府都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主体和推动力量。从发展规模来看,政府购买服务在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政府购买的投入、项目和受益对象不断增加,正成为政府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提高我国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力度

这一政策从社会组织本身进行改革。例如,浙江省乐清市民政局委托乐清市永安会计师事务所对参加2014年社会组织评估的43家乐清社会组织进行初步评估。永安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评估单位,将对这43家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现场检查、资料审核等。此后乐清市组织评估委员会针对初评进行审核,4A级以上社会组织将上报温州市局进行复评。 这种完善的奖励机制和末尾淘汰制,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三、结语

近年来,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在东部、南部省份开始试点。突破双重管理制度、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监管体系的完善,等等。但是目前来看,尽管政府意向改革,但是改革过程中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由于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稳定链条,必定遭遇很多阻力。因此,想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融洽和互补,需要持久的重视和政策的改进。

摘要：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变化,实质上是“政府-社会”关系的变化,其变化反映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远到近,二者的干系越来越大、越来越融合。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出以上政策调整,有其自身层面和社会层面两层原因,最重要的是政府转型的需要,必要条件是政府有能力控制新模式带来的风险。同时,民众对社会公共物品要求的提高以及国家财政政策的偏向更促进了社会组织扮演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角色,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组织良性合作模式的形成。

浅谈和谐社会与财政政策 篇7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 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 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 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 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财政作为调节社会分配关系、促进公正与公平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政策工具,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保障, 财政政策转型创造了良好契机, 新一轮税制改革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因此, 本文着重探讨建设和谐社会为财政政策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家财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负有重要责任。应在明确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基础上, 认识自身同实际要求之间的差距, 更新财政理论, 改革完善财政制度和管理体制。

1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财政的重大责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进一步论述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和内涵。这是本届政府提出以人为本,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 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而提出的新目标。构建和谐的社会, 不仅强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还强调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 社会成员的权益、才智合理配置, 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也就是说, 它包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发展, 是层次更高, 内容更全面, 更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发展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化解权益配置不公平形成的矛盾, 调整利益关系, 增加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尤其要解决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深层次的问题, 如居民收入差距大、城乡差距大、干群权益差距大,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高、质量低、分布不均,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除了继续发挥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外, 重点是改善政府职能和财政。一方面要构建廉价、高效、公正为民的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要发挥国家财政优化配置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的职能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要求国家财政在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过程中, 按公平正义的原则配置财政权益, 调节干群之间、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促进经济结构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 财政不只是在经济上发挥调控作用, 重视宏观经济效益, 更要重视社会福利的配置、民生的改善。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

2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

2.1 就业问题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和现有失业人员总数达

2400万, 在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弹性的约束下, 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仅900万个左右, 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一类是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农村、农业人口需向城市流动和向非农领域转移, 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全国约有4000万的农民失地, 失地的农民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种转移将减少农业就业的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重视, 同时也造成了就业问题的原因之一。一类是学生。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一直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大批的高中毕业生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流失而走向社会, 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几百万, 从而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一类是城镇居民。随着城镇新增劳动力, 目前的下岗失业人员也不断在增加, 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员达到2400万, 所以由于岗位的紧缺造成了城镇劳动力找工作的缺口增大。

2.2 环境与资源问题我国对资源不仅利用率低、过度消耗惊

人, 而且对资源的破坏严重, 乱采、乱伐、乱排放, 给资源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的破坏, 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 也是一个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没有资源这个物质基础作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只会是个空谈。所以, 要把资源问题的紧缺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这个是建设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也是关系到以后子孙的首要问题。

2.3 社会分配不公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 是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 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 2005年逼近0.47。2003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 达到14867.49元, 浙江为13179.53元, 广东为12380.43元, 而最低的为宁夏6530.48元, 贵州6569.23元, 甘肃6657.24元。也就是说, 最高收入地区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地区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扩大到2.28倍。这组数据说明, 中国的社会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过大。

2.4 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与构建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关的基础性问题。

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其中城乡差别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差距、城乡消费差距、就业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在农民的纯收入外, 有一部分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 如果扣除这个部分, 这个城乡差距又会明显增大了。所以, 城乡居民收入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在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近年来, 虽然国家采取了多种惠农的措施, 城乡收入比例依然在3.21:1。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中, 怎样减少城乡差距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5 生产安全问题随着企业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进一步完善, 为了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部分企业只注重短期行为, “重生产轻安全”, 导致企业出现的管理涣散, 忽视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不断增多, 事故频繁的现象。不仅造成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 而安全生产是促进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 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这种问题, 要及早防微杜渐。

3 财政政策与社会和谐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财政政策的选择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 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只有充分利用好财政政策这个杠杆才能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抬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财政政策解决相关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应当根据不同矛盾和问题的具体情况, 采取相适应的政策手段, 包括收入政策、支出政策和转移支付等财政体制措施, 而且往往需要多种相关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与相互配合。

控制和缩小城乡差别的财政政策。在收入政策上, 在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各种税费之后, 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 但暂不征收农业增值税;同时, 对种粮农民给予直接补贴, 稳定并提高农民收入。在支出政策方面, 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公共事业财政供给制度, 逐步将农民纳入统一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 尽可能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资助比例;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供财政资助。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加大上级政府财政对相对落后地区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 缓解落后地区 (特别是县乡) 政府财政困难, 增强这些地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实行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激励性财政收入体制;对到边远落后地区投资的企业由上级政府适当给予财政补贴, 增强这些地区财政、经济、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

控制和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别的财政政策。在收入政策方面, 以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予税调节高端阶层收入, 同时, 对弱势群体开办小生意在一定时期内给予税费减免优惠;尽快将社会保障基金转换为社会保障税, 以增强社会保障基金征收的强制性。在支出政策方面, 以财政资助促进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健全。在财政体制上, 将基本社会保障列为中央财政责权, 以利人力资源在全国流动。

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在财政体制上, 要进一步贯彻公共财政原则, 克服财政职能的越位和缺位, 重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取消对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有支出。在支出政策上, 加大对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在财政管理机制上, 要将目前“以钱养人”的经费供给机制转变为扶助事业单位“以钱办事”, 以激发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活力与效率, 努力增加和改善政府对社会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供给。

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将促进就业当作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点。一是要通过税费优惠、财政贴息、财政补助等手段促进农业产业化,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增加非农产业就业岗位。二是要通过税费政策优惠、财政出资等手段, 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促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多多发展, 以增加经济发展的就业容量。三是要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促进小城镇加快发展, 为广大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财政政策。一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 对农村计划生育户实行类似退休金的奖励政策, 同时改善计划生育全程服务水平, 进一步促进全社会少生优育, 减少人口压力, 提高人口素质。二是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技术改造, 促进能源资源节约, 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减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压力。三是通过税费征缴和财政补贴防治环境污染, 通过财政支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4 小结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 社会的公平、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只有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相对充裕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了保障的基础上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从根本上说, 社会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仅经济发展最终难以持续, 社会难以和谐, 政权也难以巩固。

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要求国家财政在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过程中, 按公平正义的原则配置财政权益, 调节干群之间、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促进经济结构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2]也就是说, 财政不只是在经济上发挥调控作用, 重视宏观经济效益, 更要重视社会福利的配置、民生的改善。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

最后综合各种信息, 从我国现实考虑, 那就是总结一点: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急需从经济增长调整到充分就业上来, 如此既是经济稳定的要求, 也是社会和谐的呼唤, 切不可怠慢。政府只有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之后, 才可真正的实现经济稳定, 才可切实的构建出一个和谐社会。

同时, 从财政改革的前景来看, 和谐社会财政的构建, 还要求公共部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和提高执政能力、协调能力、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摘要：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人为本, 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实现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也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工具。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社会分配关系、促进公正与公平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工具,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调整财政改革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和谐社会,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1]喻廷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2]熊毅.我国财政政策目标设定——问题及调整.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联性 篇8

关键词：社会科学,公共政策,关联性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普遍希望政策制定必须有据可循, 即以科学研究为基础, 否则它仅仅是‘政治性’的, 而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同。”[1]同时唯有对社会现象准确透彻的分析才能让政策制定者明白理想的社会目标如何实现, 在这方面, 社会科学的作用至关重要。社会科学能够较大程度地满足政策制定者的需求, 为其公共管理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持。而另一方面, 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公共领域的需求, 公共领域相关的政策、机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又影响和制约社会科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然而现实中,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很少达成良性互动, 更多呈现的是偏离状态。社会科学研究者总是在质疑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理论依据, 不能被公众接受;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则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只是纸上谈兵, 脱离实际, 不能胜任公共政策制定的需求。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彼此需要却又若即若离?如何为二者搭建沟通的桥梁使双方增进理解, 正是本文探讨的目的和意义。

一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取向

作为理智运动的社会科学研究, 依赖于日益自由的公开讨论, 这极大促进了思想的传播, 使公众更易于接触社会信息, 从而推动了对数据所代表的社会现实及数据背后深层原因的关注。另一方面, 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使社会活动更为复杂化, 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也在不断扩大, 国家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为行政管理提供支持, 也需要借助学术的力量论证社会制度是否正确合理。事实上, 早在社会科学建制化之前的几个世纪, 国家统治者就开始将统计作为工具, 对社会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 从而服务于公共政策。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国家就已开始进行初级的社会统计以作管理之用。此后,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社会科学对管理决策的影响呈现加速趋势。20世纪以来许多重大的经济社会改革都体现了社会科学在公共领域的广泛应用。比如, 美国能摆脱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与约翰·凯恩斯 (John Keynes) 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而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国民收入会计法和罗斯福新政的巧妙结合则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魔力;正是由于适时的确立“技术立国”的重要战略, 才使得日本在战后经济受到重创的情况下迅速崛起,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结果。

具体来说, 社会科学体现于公共政策取向方面的重要特征, 主要表现为:

(一) 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具有普遍必然性,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体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其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类社会现象及背后原因的揭示, 从而指导人们更好地管理社会、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作为公共权力、公共职能、公共责任的伴生物, 公共政策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 它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悠久的历史现象, 是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现象之一。因此,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在了解人类社会相关知识的基础上, 其目的也是为了管理和促进社会进步。由此, 就这一点而言, 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较好地符合公共政策的需求。

(二) 社会科学的研究内涵:独特的价值标准

社会科学的研究面对的是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是由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组成的, 而且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也都是由人根据一定目的建构的, 人类社会赋有深刻的人类意识烙印。因此, 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的现象和规律, 还要探索作为主体之人的情感和意志, 这方面的研究脱离了物质层面, 属精神范畴。正如公共政策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维尔 (H.Lasswell) 和亚伯拉罕·卡普兰 (A.Kaplan) 指出的:“公共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2]人类社会的发展无疑离不开科学技术这一重要的推动力, 然而公共管理者却需要用价值标准去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显然, 在这方面, 社会科学的作用更为直接。

(三) 社会科学的研究特性:针对性强的目的性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掌握不同背景下的社会研究成果来应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 如不同的时间、地域、历史、文化、社会阶层等诸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内, 研究对象是既定的, 研究成果是普遍必然的。相反, 人类社会却是复杂多变的, 社会科学研究根据不同的研究维度很有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比如不同的文化、地域、时间、政治因素等。随着人们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信仰信念、目的意志的变化, 不同的民族也会根据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构建起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因此, 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更细化也更有针对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其理论指导。

(四)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普遍运用的跨学科研究

根据人类社会复杂多变的特性, 我们知道, 只着眼于某一领域内部进行深入研究, 并不能够恰当地解读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甚为普遍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较为宽泛, 研究成果兼顾面较广。基于这种研究特点, 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整体的、联系的观点, 使之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启发和影响。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正是需要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作为理论依据, 就这一点来看,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

(五) 社会科学的研究应用:公众影响力

社会科学具有较高的公众影响力。首先,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容易获得较大程度的社会关注度;其次,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相比, 更接近大众知识体系, 这就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比如每个人都能思考关于经济、美学、教育、哲学等这些方面的问题, 而要领悟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大量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工具来辅助。在政治实践中, 无论专制或现代民主的国家都需要借助于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其制度及公共政策的正确合理性, 并使其成员能够理解接受。正如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所言:“政治能够利用它的世界观作为武器……作为政治与科学思想这样融合的结果, 各类政治, 至少在它表现得可以令人接受的那些形式之下, 逐渐染上科学的色彩”[3]。因此, 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证明其政策的合理有效, 以便于在公共领域中加以推行和实施。

概而言之, 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和独有属性决定了其对于公共政策的特殊的辅助与支持作用, 社会在公共角度和政策层面的研究与发展无疑会引起公共政策研究、制定、维护等环节的质的变化, 使得公共政策的出台更加科学、合理并且可扩展、可持续。

二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取向问题, 一些学者们还就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径和模式进行了研究, 并作出理论上的归纳。力杰·兰德 (Rejean Landry) 以加拿大为例讨论了社会科学知识在政府、国家和社会中的运用状况, 将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模式归纳为四种;美国学者韦斯 (C.Weiss) 提出了七种模式;英国学者布尔默 (M.Bulmer) 则通过揭示社会调查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性, 考察了社会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并总结出社会科学家影响政策的两种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学者, 比如, 杰诺韦兹 (M.Janowilz) 从政策社会学的角度、开普兰 (N.Caplan) 从社会科学知识运用的角度, 都在这一领域做出过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一般而言, 可以将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大体总结为三种:第一种是从社会科学到公共政策的方向。在此路径中, 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主要是向政策制定者供应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家是研究方向的制定者, 而政策制定者只是被动地在研究成果中进行选择和接受。例如:兰德提出的“科学驱动模式”、韦斯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式”和布尔默提出的“石灰岩模式”等。第二种是从公共政策到社会科学的方向。即由政策制定者提出需求, 然后委托研究机构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 最后是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比如:兰德提出的“需求拉动模式”、韦斯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和布尔默提出的“工程模式”。第三种则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性, 认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不是简单地从研究到政策或是从政策到研究的单一的线性模式, 而应当是非线性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相当复杂, 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甚至是反复作用的情形下配合进行的。如兰德提出的“互动模式”和韦斯提出的“相互作用模式”[1]45-47。

在上述这三类路径中, 第一种路径提出了知识将自行转化为公共政策, 这一观点理想主义色彩较浓, 在现实社会中, 知识的供应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与政策需求相匹配, 因为大量的研究是基础性的, 很难保证能够恰到好处地与公共领域的需求保持一致, 因此, 在实践层面上通过这样的模式很难实现研究与政策的良好对接。第二种路径同样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把政策制定过程假定为是理性的, 似乎只要公共领域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需求, 研究成果就能切实满足政策制定的需求, 从而得到采纳。[4]此外, 一些学者还认为这类模式片面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性作用, 仅仅把社会科学当做公共管理的手段, 这样将限制社会科学本身的建制化发展。第三种路径弥补了前两类模式存在的不足, 突破了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线性模式, 它认为政策制定过程的背后是存在诸多复杂的因素的, 比如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施加的压力、公共领域发展的远期目标与即期目标的冲突、民主化程度、权力与个性的关系等, 基于以上认识, 这类模式较前两种更符合实际操作领域的情况。然而, 在实践中影响因素之多、复杂程度之高仍极大地制约着这一模式的参与效果, 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依然显现出较低的匹配度,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状?

首先, 非实用性的自主性研究与公共政策实践匹配度不够高。以自主性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家们往往只关注知识体系本身和其理论上的逻辑性, 他们并不了解公共政策制定者工作的背景和环境, 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往往低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程度, 因此, 很难确保所做的研究是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而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没有受到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 这使得他们并不能深刻地、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片面地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仅仅是搜集统计历史资料, 而搜集并不意味着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有价值见解。因此, 不少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时依然采用传统的个人式和经验式的方式, 既不讲究程序, 也不讲究监督, 这样很难保证其决策的科学性。

其次, 预期研究性质不一致决定二者匹配强度低。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所研究理论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而公共政策制定者则把目光放在科学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和实践性上, 两者对研究期待上的不同极大影响了研究的实际过程和结果。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社会科学本身, 他们所做的研究是以获得新知识为目的, 这种研究是基础性的;与之相反, 公共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利用基础知识去取得实际结果, 他们所需要的研究方式是一种以任务为导向,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实用性研究, 这种研究将利用已有的知识, 找出解决现实中问题的最佳方法, 这大大超出了基础研究的范围。

第三, 理论研究与决策施行的时滞性决定了二者匹配程度不强。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基于历史和社会现状开展研究工作, 是一种后向式的思维方式, 而公共政策制定者则必须解决实时的问题并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 是前瞻式的思维方式。而公共政策制定者进行决策并将其推行实施的进度往往比社会研究的节奏更快一些。这种时间上的脱节, 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制定者运用社会研究成果去解决他们所面临问题的可能性。

第四, 研究预期与最终实践的误差决定二者匹配度不高。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并且这一差距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内总是难以很快弥补。因为人类很难使自己的分析完全符合实际和预期。面对日益增多且相互联系的公共问题, 人类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有时人类也确信自己找到了这种方法, 但随后的事实却会证明, 这些方法或者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或者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带出了那个问题。例如, 解决了人口过多、过快增长问题却带来了独生子女教育问题;解决了平均主义问题却带来了失业问题;允许提前退休, 缓解了就业压力却带来了养老压力等等。因此,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为政策制定提供对某一问题的某种角度或某个方面的启发。

最后, 研究者的主观差异影响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导致匹配度不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 对于某一社会问题进行研究, 很难找到一致的、标准的答案。这是由于研究者本身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家庭、成长环境、经历、阶层、教育背景等, 而这些方面正是影响一个人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所以, 每一个研究者都具有一套自己特定的思维定式和知识结构, 故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体现了研究者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思考结果。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认识, 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对立有时相当尖锐、难以折中。例如, 一些权威经济学家担任了政府的经济顾问, 但他们提出的经济主张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世界上每天都有大量学术著作出版, 但学术观点的对立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研究者主观差异导致的研究成果见仁见智的问题, 使得其在向政策转化过程中受到阻碍。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研究匹配强度低的问题是一个本质性、根源性的问题。站在应用层面考虑, 这无疑是制约社会科学在公共政策角度发展并为之服务的主要因素, 但必须承认, 提高匹配度并不单纯是一个策略角度的问题, 还需要在正确方向的引导下通过实践中的磨合逐步进行,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日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重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因特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当今社会中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 今天的公共政策不再像以前一样只依附于政府, 而越来越多地受到许多私人企业、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渠道也不再仅限于政府了,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大型跨国公司高举‘担负共同的社会责任’的旗帜, 大力支持发展工程、尊重人权、保护环境等公共事业——以此作为赢得商机的工具。”[5]这些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希望通过参与公共事务, 提高自身影响力, 以此获得更多的商机。另一方面, 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普及使得广大民众能够及时获得公共政策的相关资讯, 更为直接的对公共政策进行关注和评价。随着“公共政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社会科学民主化”、“公共政策市场化”等新的趋势和现象超出了原有的研究维度, 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新焦点。

在“社会科学民主化 (The Democrat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方面, [6]私人机构打破了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垄断, 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这些私人机构的介入不仅促进了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的发展, 也重新界定了两者各自涵盖的范围。实现公共服务和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愈加多样化, 带来和促进了社会科学的民主化。“到世纪之交, 社会科学影响了几乎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途径, 而每年政府用来收集全世界用以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可经济数据的费用就达到几十亿美元。”[7]此外, 一些非盈利组织也繁荣起来, 提供传播公共服务与政策研究倡导。在20世纪60年代, 社会科学的世界得以拓宽与加深,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绝大多数公共娱乐设施都掌握在非盈利机构的手中:以美国为例, 1900年非盈利医院为社会三分之二的病人提供医疗照顾, 非盈利保幼设施在儿童日常护理上占了56%。“到21世纪初, 全世界的非盈利性政策倡导组织至少有3 000家。”[8]这些非盈利机构在提供公共服务、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上都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并且在支持人权、保护环境和提升妇女儿童社会地位的倡导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在“公共政策市场化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policy) ”方面, [6]43公共管理者意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不可靠的, 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其他许多国家的GDP:“比如, 到1990年底, 家德堡公司年收入15 500万美元, 大约和孟加拉国相当;默克公司年收入1 610亿美元, 等于乌克兰;沃尔玛年收入2 960亿万美元, 接近阿根廷的规模。”[9]同时又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分工为自己重新定位为新兴市场国家, 大力引入国外资本来支持自身的发展:“在1990年, 私营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了430亿美元;在1997年, 这个数字上升到2 520亿美元;与此相比, 世界银行和其他公共部门仅投资了770亿美元。”[10]

这些趋势是有关联的, 它们深受私有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都要求政府在当地和国家事务上应该尽量淡化自己的角色, 逐渐形成一种市场化机制。另外, 这些新的挑战不仅表现在为公共政策带来了新需求和机会,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未来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这些现象的出现打破了二者之间原有的影响模式。因此, 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重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构建新的研究范式, 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应该看到, 任何范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的, 只有结合相应的历史语境方能生成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现时, 这个范式需要及时对其外延和内涵进行相应的调整, 否则, 它将极有可能转变成为一种新的压抑和束缚。社会科学产生于公共领域的需求, 早期是以一些单向的、线性的模式服务于公共政策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各种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两个领域带来新的挑战, 社会科学家意识到社会科学无论是定位于“去意识形态化”的纯粹的学术研究, 还是定位于彻底的服务于公共政策的需求, 都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于是社会科学研究被认为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与方法研究的完美结合。如今, 全球化和私有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使得人类社会的生活从国家扩大到全世界范围, 影响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发展的因素更加多元, 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审时度势, 顺应时代重新定义其研究的外延和内涵, 重新建构社会科学的研究维度, 方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价值。

由此, 我们认为, 从现实的角度, 重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需要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研究机制上, “任务型研究”与“自主型研究”平行发展。

应该认识到, 受命于政策制定者的科研人员的工作通常开始于“危难时期”, 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找到当前所遇到困境的根源, 并且提出如何加以处理的建议。但是, 我们却应该思考, 在危难之时进行研究是否是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的最佳时期?另外, 基于此时急于开展实践工作的想法, 是否有利于保持对所需问题进行周密细致研究工作状态?在紧迫情况下所作的研究, 可信度和有效性都有较大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着眼于更高的层面进行分析, 有时危机的出现也有其辩证的一面, 或许它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身而创造的机会。正如爱德华·塔夫特 (Edward Tufte) 所提出的, 最有效的决策, 可能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而利用短期的压力。[11]

此外,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些自主性的研究, 起初目的本来是为了获取知识的研究, 结果却经常取得意想不到的应用;而一些为了解决当前困惑的研究, 反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新的知识。所以, 我们应当重视基础研究潜在价值, 不必等到“危难时刻”才研究, 除政府主导的“任务型研究”外, 要鼓励学术自由, 重视对“思想库”的建设, 重视对基础研究潜在价值的收集与发掘, 以提高科学研究运用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及时性与预见性水平。

现在, 许多国家都设有“思想库”之类的研究机构, 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如, 成立于1946年的美国兰德公司, 现已成为研究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等重大综合性战略问题的思想库。在日本, 各级政府均设有“审议会”, 作为学术咨询机构, 审议会成员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占有相当的比重。现在日本有各种审议会200多个, 它们的审议报告对于政府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另据统计, 目前已有400多个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应用为主, 基本上从事对策、咨询、调研、协调、传播和培训工作, 这些机构在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良性互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 在交流机制上, 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并重视与第三方的交流。

定期举办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相关领域论坛, 为政策制定者、广大民众代表、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团三方创造研讨的机会, 目的在于开辟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结合之道, 让相关的人走到一起, 寻找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约定, 为新型的对话提供创新空间。另外, 要以此为起点, 不断推进各项工作, 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更和谐的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建立民主、开放的政治制度环境促进交流。政治制度环境的民主和开放, 直接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以及其有效性。民主的政治制度环境, 使得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加多元化, 这使政策的外部输入更为容易。“在很多情况下, 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政府的预期大相径庭, 倘若没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 这些研究成果往往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2]

第三, 在传播机制上, 拓展研究成果的有效宣传途径。

如果我们仅仅是提高研究的质量而不努力促使其传播, 那么研究仍然被束之高阁, 无法被政策制定者运用。要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首先要建立具有推动性的宣传机制,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来传播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 要建立面向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宣传机制, 畅通并拓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的渠道;同时鼓励政策制定者参与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的团队中去, 使得双方在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加强交流, 提升公共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科学研究关注度的同时, 也增强了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能力。另一方面, 也要建立面向广大民众的宣传机制。公共政策是面向广大民众的, 是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的有效性最终是要通过广大民众来检验的, 所以, 需要提高政策受众对于社会科学的关注程度, 面向他们普及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 拉近大众知识群与专家知识群之间的距离, 也会促进公共政策的推行实施。在这方面, 可以利用大众传媒的覆盖网络, 将社会科学知识渗透并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此外, 加强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也是宣传和普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有效方式。

最后, 在人才培养机制上, 加深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相互理解。

一方面, 重视“学者型管理者”的培养。通过科学的选拔机制, 任用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优秀学者进入公共管理岗位, 这类人才精通某个领域的知识, 有助于在相应领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也可以为现有管理者创造各种学习机会, 鼓励政策制定者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比如, 以日常干部培训为契机, 在加强意识形态、国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外, 也开设社会科学知识的相关课程, 以此加强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的普及。再者, 可以鼓励领导干部在职深造, 并倡导他们选择社会科学领域内相关学科进行研读。其作用既增强了科学决策的可能性, 又提高了决策者的知识水平。

另一方面, 同样要重视“实践型研究者”的培养。与上述观点相应, 公共领域也可以多创造社会科学研究者了解公共管理实践的机会, 只有置身其中, 才能让社会科学研究者切身感受处理公共事务以及制定和实施一项公共政策的复杂程度。以丰富的现实经验作为前提, 社会科学的研究才会更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比如建立挂职锻炼或岗位培训的机制, 对于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和扩大高知人才的储备都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联性研究是一个学科交叉性较强的国际前沿课题, 其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在21世纪, 政策研究领域将关注更多的社会问题:可持续发展、公共健康、国际法律和人权、新科技、移民与城市政策……这些问题使得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也对二者各自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唯有重新构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新的研究维度, 才能取得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只有驾起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的桥梁, 才能促进社会科学发挥好专家知识体系与大众知识体系之间中介作用, 实现二者相辅相成、互惠互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公共领域将更需要社会科学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公共生活服务的责任, 在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架起互动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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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篇9

(一) 财政配比政策下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等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中, 对于筹措高等学校的教学经费的情况, 明确要求国家要构建以中央财政的拨款为主, 其他渠道的捐款为辅的捐赠体制, 可以使得高等学校的教育事业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社会方面捐资助学的李亮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由于经济计划制度的长期施行, 从而使当前高等的教育事业对财政的过于依靠。目前高等教育需要的经费还在处于多元化的初级阶段, 引导社会进行捐赠的制度建立还不够全面。

中国政府适时的施行财政配比策略, 不仅得到了财政部门的拥护, 同时也启发了教育事业的开拓思路并引导高校发展渠道从而得到更多支持。在财政配比政策这种新理念的应用中, 不单是调动了捐赠者的主动性, 更是有利于高校对社会资源的引入, 在社会方面起到非常好的示范性。我国高校要学会利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高校的教育事业, 有利于社会捐赠形式的发展, 在高校教育建设进展中捐款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 关于财政配比, 理论依据的阐述

政府部门对高校教育事业的投入是最大的,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体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财政的拨款应该成为高等教育事业经费的重要来源, 受到教育的学生们是高校的教育中直接的利益获得者。从个体资本角度去分析, 学生们通过接受高校教育得到了受益终身的知识和有价值意义的技能, 从而生活条件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自己生命的价值也得到了提高。

学生本身通过缴学费的方式承担高校教育的部分费用成本也是很有限的。工商企业为了加强构建自身经济的实力, 招聘引用了大量的高校教育人才。企业应该依据公民理论, 需要企业的运作政策能和社会的价值相结合, 可以构建制度化并可持续的运转机制。

财政配比是解决上述繁杂问题的重要政策。我国的财政部门要依据现有的财政基础来确定高校的捐赠配比, 以添补高等学校不足的投入。学生在毕业后事业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 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进行对国家代付的补偿。另外, 由于工商企业也是高校教育成果的受益者, 所以其也要进行社会捐赠尤其是对科研方面的项目支持, 为促进社会发展做贡献。

财政的配比政策可以在支付能力范围内, 促进受益者与捐赠的相互融合, 体现了效率与公正的统一。

二、财政配比政策对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工作的机遇

(一) 强化社会的捐赠的制度改革

我国财政配比政策的推出是有正外部性的, 外部体制的改善可以提高捐赠者的积极性, 同时也能起到激励学校去主动引入捐赠资源的作用, 促进了社会捐赠的体制革新。由于配比政策的推出, 目的性地把国家的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相互融合。首先有利于高校社会捐赠的整合, 以弥补财政部门对高校教育资金的投入不足, 其次可以通过对高校社会捐赠政策的积极引导起到鼓励的作用, 这样对地方的财政政府和高校发展渠道的策略也具有引导实践的作用。高校的社会捐赠如果形成了制度化的鼓励体制, 就能有效的促进社会捐助制度的革新, 为高校教育的发展打下经济的基础。

(二) 推动高校教育中社会捐助的公正性和效率性

针对当前我国高校中社会捐助的现状, 财政部门的配比政策必须将公正监督与支持原则放在首要位置。第一, 要积极地推动我国高校教育经费的公平再分配的制度。在高等院校与普通的高校中间存在的马太现象十分凸显, 马太现象是指“富的愈变愈富, 穷的愈变愈穷”的社会效应。财政配比的政策明确了保护和支持的作用, 通过对高校的地方性和财务情况等几种因素的考虑, 逐个确定财政配比数额, 但是要适当的偏向财力较差的高校。第二, 加强构建对社会捐赠与财政部门配比资金管理的制度。《配比办法》明确规定要对资金的来源情况以及捐赠数额和用途都要严格审查, 委托教育基金会提高管理捐赠资金的绩效核查。社会捐赠大多数都有目的性, 提高对捐助资金管理的监督, 能有效地促进高校内部管理的完善, 高校要遏制社会捐赠与政府的配比资金的铺张浪费和挪作他用。

(三) 支持高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权

社会捐赠以及配比发放的资金都具有灵活和无计划性等特性, 它们的资金投入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太理想,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 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在高校中占有主导地位。高等院校对于政府的投入资金依赖性愈小, 就能很好地把握独立性和自主性, 政府在行政上不要干涉高校的教育, 有利于加强高等院校的独立自主性。

三、财政配比政策对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工作的挑战

(一) 构建高校的社会捐助体制

首先要组织构建专业化的机构。各种活动的有效运行须要依赖一些组织机构, 当然高校的社会捐助的形势发展也需要专门机构的帮助和支持。中央财政部门要求高校要进行基金会的构建和机构部门的组织, 制定募捐方案, 要有组织的开展活动, 另外还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 建立高校现代化的模式管理制度。其次, 高校校长应该是搜集社会捐赠资金的首要责任人。第三是使得学校举办的校友会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学校要重视对校友资源和捐赠的潜在社会群体, 通过发掘校友会中的社会资本, 是高校之间的竞争基础。

(二) 社会捐赠施行经营化模式

高校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良好形象, 经营模式是高校教育发展中的产物。高等院校要提高知名度和大众的青睐, 就要把学校作为一种品牌去运转, 从而获得大众的支持。还可以通过对高校办学的理念的形象宣传, 进而提高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为开展社会捐赠打下基础。另外, 捐助的资金数额在管理使用中要透明化。社会捐赠和财政部门的配比金额的使用信息要绝对的真实和透明, 这样有利于提高捐赠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让其充分体会到自身在捐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完善经营制度, 对资金有效的管理使用是更多捐赠资金获得的前提, 是高等院校未来发展的主要内容。

(三) 确保高等校的社会捐赠过程中的正当性

高校的社会捐助是施行慈善的社会活动, 但是由于捐赠人动机原由的不同, 捐赠者大部分会考虑个人声誉的收益问题, 甚至于个别捐赠人会想顺势获得管理使用权的不合法目的。所以社会捐助的工作要谨慎, 社会捐赠中募捐资金的来源要合理得当, 必须要考虑到对高校发展的影响。

在高校的社会捐赠过程中, 新推出的财政配比政策对其有着革新的重大意义。我国在捐赠规模上与国外的高校还是存在差距的, 比如英国和美国高校的社会捐赠占其学校整体经费的百分之十左右。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反映了我国社会各方对高校社会捐赠的认识不够充分, 更凸显出政府政策引导经验的缺乏, 不过对于社会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要公平和透明化。 (

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 篇10

1 我国失业保险中存在的问题

1.1 失业社会保险概述

失业社会保险是指身体健康的被保险人就业之后失去工作, 中断收入, 由国家或社会保险机构按劳动法规定的期限内对失业者发放一定数额的失业救济费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最早起源于比利时。1901年比利时始创的失业保险, 均为自愿性的保险, 类似现在的失业救助。以立法形式颁布的失业保险, 首创于英国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中包括的失业保险, 以后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它分强制保险和任意保险。

1.2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发展状况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正式建立的。当时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1993年4月, 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事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1999年1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 它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进入了正常运行时期。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1) 失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 强制实施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2) 享受失业保险不是以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为前提条件, 而是以职工就业后因社会经济原因而非主观原因失去职业、中断收入为前提条件, 它的对象只能是法定的失业职工;

(3) 失业保险是以保障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 而不能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

(4) 国家通过立法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社会统筹使用;

(5) 失业保险不是单纯的经济救济和帮助, 更重要的是通过职业培训、职业介绍, 提高失业人员的竞争能力, 协助他们谋求职业创造条件, 以便重新走上就业岗位;

(6) 失业保险属于短期保险待遇, 超过一定期限。如还没有找到工作, 就改为社会救济。

1.3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变革, 我国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与缺陷, 极大地影响了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现行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过窄, 不能涵盖所有劳动者。社会保障项目覆盖面的大小,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总体状况, 是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重要表现, 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说, 失业社会保险的范围应是覆盖全社会的, 但在我国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尚未做到这一点。目前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职工设计实施的;而对于农村流动劳动力,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的保障力度就显得相对薄弱。

(2) 现行失业保险基金规模小, 基金承受能力较弱。由于失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覆盖范围窄, 导致收缴的保险费数额有限, 失业保险的受益率和替代率较低, 保险基金承受能力较弱, 难以应对严峻的失业保障形势。

(3) 现行失业保险统筹水平和层次较低, 影响失业保险作用的发挥。目前失业保险制度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 其他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 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地级市层次的失业保险统筹。由于统筹层次较低, 基金的整体承受能力较弱, 从而造成了一些地区失业保险基金严重不足, 而另一些地区则存在大量结余。

(4) 《失业保险条例》的正常实施, 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监管机制。虽然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一些法规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在失业保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会出现诸多问题。失业保险制度所涉及的监管机构, 在分工和监管方面相对笼统, 致使监管部门不能完全发挥其有效的监督作用, 使失业保险工作在征缴、监管等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2 失业保险制度对就业的影响

2.1 失业陷阱与就业抑制效应

无法就业, 相当于失业。失业使劳动者失去了一定的劳动收入和必要的生活来源, 政府通过失业保障制度, 在劳动者失去劳动收入时, 在一定期限内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 不仅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缓解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还减轻了人们的储蓄欲望, 刺激人们的消费, 增加全社会的有效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达到增加就业的目的。然而不当的失业保障制度会对效率造成损害, 产生失业陷阱。人们对失业保障的激励作出反应, 或者说失业保险的负效应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高水平的失业保险金提高了工人的自愿失业率。所谓高水平的失业保险金是指较高的替代率和较长时间的失业金领取期限, 它们的存在, 意味着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也可领取一定标准的保险金从而具有一定的收入保障, 这种情况下, 企业容易解雇劳动者, 劳动者也容易自动离职。

(2) 高水平的失业保险金延长了工人失业持续的时间。高水平的失业保险金提高了人们求职的保留工资, 对职业的选择更加挑剔, 从而延长了失业持续的时间。见右图, 横坐标表示劳动者的劳动时数, 纵坐标表示工资。曲线为个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曲线有一段“向后弯曲”的部分。当工资较低时, 随着工资的上升, 消费者为较高的工资吸引而减少闲暇, 增加劳动力供给 (替代效应) ;但是, 工资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吸引力是有限的, 当工资增至W2时, 劳动力供给量最大, 但若继续提高工资至W3, 劳动供给量反而减少, 闲暇变长。如右图所示, 可见, 对于失业保障制度而言, 当失业津贴较低时, 不足以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 失业者对于劳动的偏好较高;当失业津贴增加至W3时, 失业者将拒绝低工资工作、艰苦劳动条件工作, 从而延长了失业时间, 失业者宁愿处于失业状态, 继续求职, 等待性失业因此产生。这时劳动者期望得到更好的工作, 从而在劳动与闲暇间进行选择, 选择的结果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权衡。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 劳动者选择工作, 当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时, 劳动者选择闲暇;只有当失业津贴在W2时, 劳动力供给量最大, 失业持续时间最短。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由于失业保险金的提供, 使失业人口失去寻找工作的激励而长期陷于失业状态, 从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出现失业陷阱, 使失业保障制度在保护失业者的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着失业, 这也是设计失业保险制度时公平与效率取舍的难点。

2.2 失业保险制度与就业促进效应

失业保险给付期限的增加, 提高了失业者的保留工资, 使失业者选择闲暇, 宁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 进而提高失业状态的价值, 产生了失业保险制度对再就业的抑制效应。但失业保险制度还有另一种效应, 即资格效应, 即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是根据就业时间及同期缴纳的失业保险金来认定的, 如果不在失业保险给付期限内实现再就业, 就将失去以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因而, 失业者要在将来取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 就必须首先寻找工作, 并且随着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时间的减少, 维持失业状态的价值越来越小, 从而提高了被雇佣的价值, 促使失业者必须尽快地找到工作, 这意味着再就业率的上升。可见, 失业保险制度的就业促进效应与抑制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失业津贴的标准和失业津贴的给付期限, 只有设计合理的失业保险制度才能使失业津贴的标准和期限尽量规避抑制效应, 达到图中最均衡的L2与W2点。在实际实施过程中, 不仅要关注失业保险制度的生活保障功能, 还要注重其就业促进功能。

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首先, 合理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尽快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保体系, 适应我国就业方式多元化的要求。为了确保劳动力生产要素合理、自由流动, 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应逐步将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农民工、非正规就业人员及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等人员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来。当然, 在目前的条件下, 短期将其都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也是不现实的, 应该积极探索新的保障方式, 汲取先进国家的经验, 完善我国的社保体系。

其次, 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把各项社保项目集中在一个管理体系里, 包括建立统一的社保执行机构、统一的社保资金运营机构、统一的社保监督机构、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险账户。社会保障的统一规划、统一实施更有利于就业人员流动, 消除人员流动中的社保制度难统一的困境, 同时也方便对流动劳动力的管理, 提高流动劳动力的就业积极性。

再次, 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化程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 结合我国实际, 加快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律, 建立以中心法为特征的、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加大社会保障法律的执法力度, 以减少拒缴、欠缴、挤占、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现象的出现, 以便通过法律途径规范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改变目前“多发并存”的状态。

最后, 将失业保险向就业保障机制转化, 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再就业的功能。实行更加灵活的失业保险制度, 根据中国财力弱和劳动力多的现实国情, 失业保险的设计和发放以鼓励和促进劳动者再就业的方式进行。通过不断调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结构, 加大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促进就业方面的投入, 为实现就业保障型的社会保险制度提供资金上的保证。严格控制失业救济的比例, 提高再就业基金比例, 为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提供财政保障。还可以通过社会上的审计机构, 检查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运用情况, 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再就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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