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

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精选12篇）

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 篇1

“和谐”作为一个词来说,原意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今天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系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和谐发展。

学生是社会的未来,是和谐的关键,对他们讲关于“和谐”的内容,是语文课的职责。翻开课文课本,我找到了孟子,查查古典书籍,我找到了《孟子》。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时就有“和谐”意识。继承古人,吸取精华,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就有一个孟子专题,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讲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保意识,在《齐桓晋文之事》中讲到人与人和谐发展的和谐意识。

一、孟子所阐释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寡人之于国也》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翻译:“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密网不下到池塘里,鱼鳖之类的水产就会吃不完。按一定的季节入山伐木,木材就会用不完。粮食和水产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了。……”

从中可看出的环保意识有:

1.“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不违”有不违反之意,引申为不耽误之意。从环保来看就应该是要顺应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不能把人的主观愿望强加到大自然中,去违反自然法则。用违反自然法则来显示人类科学发达,来显示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能力,那是极其错误的。花开花落,日出东山,日落西山,那是自然法则已经定好的;春风、夏雨、秋实、冬雪,那是自然法则不可改变的;春耕、夏播、秋收、冬藏,那是自然法则不能更改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冬穿棉袄,夏穿纱;冬吃萝卜,夏吃姜……在这些法规面前我们不要轻易去破坏它。

2.“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数”是“密”的意思,“罟”是“网”的意思,“洿池”是“池塘”的意思。细密的网不要进到池塘中去,扩大到不要进入一切水域。从环保来看,就应该是对大自然的索取要有节制,用细密的鱼网把江河湖海中的鱼鳖一网打尽,那么物种不就灭亡了吗?据统计,每年从地球上消失的这些物种,其消失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类的。假如在孟子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数罟入洿池”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什么呢?

3.“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按一定的季节入山伐木,木材就会用不完。如今只要带上“实木”二字,不论什么物件就都贵一些,实木沙发、实木地板,价格高并且供不应求。人们在居家装修之时,想到的是使用环保产品,却忘记了外面有一个需要保护的自然。大面积的山林已荒,荒山、荒地、荒漠越来越多。破坏了环境之后,某县环保局上演了一出用绿油漆把山漆绿来应付环保检查的闹剧,“漆绿”荒山确实比“栽绿”荒山快,这就是所谓的“绿化”么?

孟子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译文】:祸害或者幸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译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

“养心莫善于寡欲。”【译文】:修养心性的办法最好是减少物质欲望。

在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时,对环保问题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应该学学孟子,让孟子的环保观点深入人心。

二、孟子所阐释的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他的思想核心,“以民为本”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关键,“民本说?”中,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民本思想的影响: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张,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虽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却成为传统制度中,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

孟轲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据。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为善的倾向。这些“善端”是天赋的,为心中固有的。因此,又叫“良知”。《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

那么,这些都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我们应该学一学孟子的和谐意识,让孟子的和谐意识深入人心吧!

三、学校教育在创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因为人性本善。在修身方法上,他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於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

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重视学校教育,反复地叮咛他们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再肩挑背负出现在道路上了。年老的人穿丝棉,吃肉食,一般老百姓也不至于少食缺衣。”

可见学校教育对创建和谐社会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 学校教学生尊老爱幼,是和谐之重

家庭是社会的小单元,每个小单元都把自己的父母孝敬好。由关爱自己的父母,推及到关爱他人;由关爱自己的子女,推及到关爱他人。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站着乘车,就能想到自己的父母,大家都这样想了,哪里还需要让座的提醒呢?哪里还需要进行公德比赛呢?

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译文】爱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2. 学校教学生要向善,是和谐之重

“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据。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

向善之时,需要平等尊重。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尊重别人的人,别人也尊重他。

向善之时,需要求同存异。在很多时候,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看法,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把与别人的分歧暂时放一放,找到共同点,相互沟通合作。

向善之时,需要换位思考。同学在处理与家长、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时,应经常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想问题,做到相互理解,激发对他人的关爱、同情和理解。

向善之时,需要沟通交流。只有真诚面对周围的人,用心交流,真心沟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你有困难时,大家才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

3. 学校教学生要诚实守信,是和谐之重

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德行。诚实守信,重在实践,贵在积累。构建和谐校园需建立诚信、文明的作风。同学之间相互信任、坦诚相待、说实话、做实事。考试时坚决杜绝舞弊现象,用诚实和实力给自己和老师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某中学针对青少年的特点,提出了“文明礼仪”行为规范。即以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为荣,以损人利己、破坏设施为耻;以尊敬师长、助人为乐为荣,以扰乱课堂、欺凌弱小为耻;以认真听讲、不耻下问为荣,以抄袭作弊、得过且过为耻;以遵规守纪、举止文明为荣,以迟到早退、吸烟喝酒为耻;以按时就寝、团结友爱为荣,以自私蛮横、影响他人为耻;以劳动积极、甘于奉献为荣,以拈轻怕重、乱扔垃圾为耻;以勤俭节约、爱惜粮食为荣,以乱花零钱、挥霍享乐为耻;以诚实守信、仪表整洁为荣,以蒙骗应付、奇装异服为耻。从小树立“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其实是一种继承。“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和谐社会之愿景,不久的将来定能实现。

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 篇2

张勇

四川农业大学人文社科院社会工作系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来看，一是经济要繁荣发展，二是社会要全面进步。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轻也不成，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倡导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因此，维护公平公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一、面向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一词为德国人首创，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解决各种实际的社会问题。在传统上有两种定义，一为德国学界的定义，主要指政府关于就业、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政策。一为英美学界的定义，即社会政策是政府为直接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综合起来看，社会政策就是一种面向社会全体成员，以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国家政策。

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失业和贫穷问题。1884年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巴纳特在伦敦创设了世界上第一所社区服务中心，称为汤恩比馆，由此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社区改良运动，并出现了最初的社区个案工作。这是最早的社会政策专业化的雏形。英国费边社的出现，推动了社会政策的演变。费边社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派别，注重缓进的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提出设立社会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各种财政政策、立法渠道实现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主义提出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和保证充分就业，这需要社会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通过实现财政赤字政策、累进税收制和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达到扩大社会需求的目的。1941年英国的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撰写了题为《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是一个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以消除贫困、疾苦、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主张建立全社会的公民保障制度，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健、养老金。英国以此报告为蓝本，建立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1948年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

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便先后陷入了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困境，使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显现出来，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危机。欧洲和美国都先后对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政策进行了改革，以使社会经济得以协调、持续向前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关于贫困、就业、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其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社会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社会政策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适时的实施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政策以社会问题为对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目的在于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使社会问题得到缓和或解决，使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能够协调发展，促使社会进步。

近30年来我国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空前的，如何解决发展过程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社会政策关注的焦点。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发展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3；郑杭生，2003）。

二、社会政策的背景：中国的社会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不断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贫富差距过大、教育、医疗、住房、征地、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化解不和谐的因素，正视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分析其存在的社会原因，探寻解决的途径。因此，认清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研究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背景。

2006年3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按照社会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4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1份，调查误差小于2%。在调查的17个社会问题中，根据城乡居民的看法，排在第一至第三位的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排在第四至第六位的是“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排在第七至第十位的是“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1、贫富差距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也正呈逐渐拉大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90年代末期就变为0.4581。这一数据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贫富差距情况仅仅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稍好。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更为糟糕的是，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当今，中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主流曾认为，这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强调效率优先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多数人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即在人均GDP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然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并未扭转。

基尼系数的加大意味着社会已处于严重不公状态，而这种不公状态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那就是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收入上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这种“能力”包括贪污腐败、包括权钱交易，包括政策与制度的倾斜等等。旅美华人学者、《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拉美化社会的许多特点在中国都已经具备，权利和金钱相勾结的腐败现象有目共睹，贫富差别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这种严重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披露，2004年，中国各地共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多。

2、医疗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主要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喻为“新三座大山”。这些感受得到了相关部门研究成果的证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1992年 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在医疗系统涌现，卫生系统以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允许民营资本、外资进入医疗市场，即如同国企改革一样“国退民进”。这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改，导致出现了哈尔滨天价医疗事件、深圳天价医疗事件和药品价格的虚高等诸多事件，最终使医改失败。

据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5年的6623.3亿元，而在这飞涨的卫生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降至17.2%，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至27.3%，而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在2001年达到60%。老百姓负担之重十分明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王绍光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9.3%，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7.2%，而中国则只负担了百分之39.4%。

王绍光分析说，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于政府负担，即使是穷人也能获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3、教育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教育为民族造就大量人才、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不能不看到这十几年来，教育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它功能的反面，失学儿童、因高昂学费把不少孩子隔在学校大门之外等。教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这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而现在我国教育的政策，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种种做法，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原有的差距。

教育投入不足这首先是由于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的目标，却至今没有实现。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一直存在。二十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以下，1986年和2002年是两个高峰，但从来没有超过3.32%。其中的教训是，必须建立教育公共财政制度，使教育投入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纳入法制的轨道。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和结构失衡，突出地表现为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三级教育中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等级化的学校制度等等。它助长了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失衡，制造了严重的学校差距。

社会力量办学滞后 客观而言，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来，也是政府很难承受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500年前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开始，民办教育从来是兴旺的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像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民办学校还占58%，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是私立学校。日本的民办教育学校是71%，印度是59%，香港地区是55%，台湾地区是59%，韩国是80.5%。再看芬兰，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

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因此，我国的社会力量办学亟待提高。

4、住房问题

近年来，住房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一路飙升的房价，让众多购房者望房兴叹。目前形成的以市场化取向为主房地产业，是住房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房地产投资的迅速增涨与投资过热。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遭重创，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于是房地产成为拉动内需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的年增长率，从1998年的13.7％迅速提高到2003、2004年的30％左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额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从1997、1998年的12％迅速提高到这些年的接近20％。住房投资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反映政府通过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偏好；另一方面，住房投资过热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金融信贷风险增大，经济产业结构协调等问题迅速凸现，各种能源、电力、建材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涨价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商品房价格的迅速上涨。自1997年以来，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一直呈上升势态，而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过高的房价成为普通公众抱怨政府和谴责开发商的焦点。2004年的房价的涨幅甚至激增至15％。在个别地区，房价涨幅甚至接近30％。与此同时，住房投机已经从大城市迅速波及到许多中小城市。房价的迅速增长，超出普通家庭的承担能力。

住房供给结构失衡。这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商品房的大量空置和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不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到2005年11月末已经达到1.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4.2％。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仅为606亿元，所占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为4.6%，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由于政府监管不严和房地产商的不规范操作，许多经济适用住房项目都变相成为高档住宅，甚至引发了对经济适用房制度本身的极大争议。市场上对高档房屋的过份提供和对较低房价的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不足，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增加了经济和金融风险，对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三、实施社会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幸的人受益，否则，该制度就是不正义的。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的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因此，社会公平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保证了社会公平、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

1、倡导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公正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经济公正，也包括政治公正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公正包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权利和同等发展机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间能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能得到与其贡献相对等的有所差别但恰如其分的回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社会公正的含义可以看出，社会公正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在全社会要倡导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使其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首要价值。

2、社会政策天然的倾向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政策这门学科从产生之初，就天然地倾向社会弱势群体。19世纪以降，伴随工业革命等现代化运动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政策的起源，则在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1873年，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政策协会，其背景是19世纪下半期

工业化深入推进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形成了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源泉的巨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工人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风险，德国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并以法律形式颁布实施，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首开了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制度之先河。

中国已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上文所列的一些重点社会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问题，并且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发展的焦点。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把关注民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把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减少贫困、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放在突出位置，制定出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

3、社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在1998年举行的“欧盟社会政策”论坛上，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T·坚金斯宣称：“我们相信，社会保护能够帮助促进和推动经济运行。无论是在欧盟层次上，还是在各成员国层次上，社会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同步发展已经获益良多。„„社会保护削弱会转换为糟糕的经济运行。反之亦然。从而形成消极和每况愈下的轮流恶化，形成低消费和人民被迫减少需求，反过来又造成企业裁减人员，经济发展缓慢或倒退。”坚金斯的观点对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好的思考意义。近几年来我国的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加之我国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压制。而低水平的消费会制约生产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保障的能力，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社会政策的制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中国目前社会政策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一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是社会事业衰落。社会发展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人们对社会政策内容的理解往往比较狭窄，把社会政策等同于社会保障，或者是仅仅局限于一些应急性的措施。然而西方社会政策的发展史清楚地揭示出社会政策的范畴远远大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也不同于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切都以经济为“纲”，好像只要把经济搞好了，经济发展上去了，其它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经济政策似乎可以代替社会政策。从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种指导思想已经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实际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两种政策。因此，我们在研究制定社会政策时，应当把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来对待。惟有如此，才能将社会政策的效应发挥到最大程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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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义西方国家社会保险改革的制度分析及其启示［J］ 学术月刊，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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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钧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M］ 华夏出版社，2001。

7.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M］ 2004。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构建 篇3

关键词：现代性；风险；风险社会；和谐社会

一

风险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却如贝克所言存在于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当前，风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西方，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流派：一是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他们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风险。他们认为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风险的解决不是要消除现代性制度，而是对它们进行反思性变革。二是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关于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主要从系统理论出发来阐析风险问题。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中，不得不面对风险，现代社会的分工形式和不同的功能系统中的决策是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因为这些问题分散在不同的功能系统中，所以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是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他们主要从文化层面来研究风险。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与风险社会不同,“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 [1]它体现出对风险社会的自省与反思。

虽然表面上看来，学者们对风险的认识各有差异，但透过这种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风险的一些共识。实际上,风险(risk)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人们的一种认知体验。风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是一种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 [2]是现代性的后果,它预示着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3]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而且，当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向时，风险也呈现出模糊性、全球性、更广泛的关联性、平等性、不可控制性等不同的特点。

二

风险与人类共存，人类社会正是在与风险的相互抗衡中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我们要看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社会转型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也是我国当代社会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

1、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物质起因

社会转型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形式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竞争性使经济运行充满了风险。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易导致社会风险的出现。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经济，这种调节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这就使社会发展具有风险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会导致风险的出现。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竞争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竞争缺乏规范、不正当竞争严重、竞争不足与竞争过度并存和竞争的补偿机智不健全。这种不正常状况必然使竞争具有高风险性，使社会处于高风险状态。

2、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政治诱因

所謂社会政治转型主要是指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的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民主化能唤醒人们的民主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民主化的推进也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的保守观念、守旧势力发生碰撞，出现人心骚动、社会动荡，从而产生一些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法制化的运作一方面能规范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在其正常的推行过程中会产生种种阻力，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3、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精神原因

社会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虽然传统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保守、落后，现代文化也不一定意味着开放、先进，但总体上看，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由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过程。无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化，其实质都是一种单一文化。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当代中国的文化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更对其展开了反思，同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进一步与国外文化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大的变化，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正在形成多元并举的文化模式。多元文化共存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它对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产生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文化又必然会出现冲突和碰撞。这种冲突可能会使思想道德发生混乱，终极信仰发生危机，从而导致文化风险的产生。

三

当代，风险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它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向全世界不断扩散，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中国现在虽没有进入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面临着经济领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各种各样的风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风险及风险社会对人类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灾难和危险，它同时也预示着机会和希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不断强化风险意识，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努力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不断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强化风险意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先决条件。虽然和谐是当代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然而，由于人们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判断和评价，结果可能出现两种对待风险的极端态度：一种是极端的恐惧。这种人在生活中由于对风险的极端恐慌和焦虑，从而对其产生一种过度的防范，导致惶惶不可终日；另一种是极度的漠视。这种人对风险的态度是听天由命，对风险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两种态度都无助于风险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的风险理念，培养健康的风险心态，采取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 ，正确面对风险，不断强化风险意识。

培育和谐的发展理念是社会风险治理的观念选择。发展有风险，但风险又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的，这关键取决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发展。首先，和谐发展必须凸显人的发展，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评价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根本和最终标准。其次，和谐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只有社会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一致才能降低发展的片面性、单一性和短视性所带来的风险，才能维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状态。第三，和谐发展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社会发展不和谐就会产生风险、出现危机，如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和谐发展的理念，就可以不断降低发展的风险，更好地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飞跃。

建立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機制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风险是无法回避的。虽然贝克认为当前风险已具有不可控制性，但我们还是要努力避免之。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风险分析系统、社会风险控制系统和社会风险补偿系统等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来应对风险。我们必须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采取多种风险防范措施、实行多种风险补偿办法来全面、系统、动态地防御目前日趋严重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全球风险治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未来走向。人类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方面使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强化，同时这种全球性交往和依存关系又使得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具有全球性的特点。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内部风险都可能演变成为外部风险，进而很快波及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最后可能将整个世界引入风险和灾难中。这一切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期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一些国际组织和机制已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身处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中，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实行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风险治理机制的互动化，风险治理方式的宽泛化。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谐中国，才能把世界构建成一个和谐世界。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编辑 雨露）

参考文献:

[1]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4）.52.

[2]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121.

浅析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篇4

一、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 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

社会资本与其他实物资本不同, 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存在方式:一是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不具有独立性。社会资本与其他形态的资本不同, 是一种无形资本;二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资源, 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社会资本一旦产生, 就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这是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最大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三是社会资本分布具有非均衡性, 社会资本对每一个人来说, 拥有量并非是相同的, 具有非均衡性;四是社会资本增值具有特殊性。社会资本更重要的特征是它是一种增殖资本, 是一种包括经济效益在内的社会效益或社会资源的增值, 如财富、地位、名誉等, 不会因使用而减少, 反而因不使用而消亡。

(二)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和谐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社会资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及共同长远的前途, 社会资本的积聚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 使人和社会得到协调发展, 自然得到尊重的社会。概括地说,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 (P28) 。和谐社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关系和谐。

二、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一) 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贫穷是诱发社会不和谐甚至冲突的最根本、最普遍的原因。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减轻贫困, 是医治许多社会疾病和消除社会裂痕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所以, 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措施。在生产过程中, 以信任为核心互惠合作, 不仅能够很好地整合各种人力资源, 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合力, 最大限度地节约生产成本, 获得最大的产出, 生产出大量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当代中国,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应该指出的是, 我们现在出现的两极分化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而是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还不健全引起的。面对这种社会现实,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要进行改革, 调整收入的合理分配。改革本质上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人的利益会增加, 有的人的利益会减少, 因此, 我们的改革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 如果我们以信任为核心地互惠合作, 改革就能顺利进行, 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的形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 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3] (p156)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最关键的是使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 特别是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 使全体人民“各得其所”, 这样人们才能“各尽其能”, 才能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的“以人为本”, 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之上的, 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它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 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社会资本以信任为核心, 以互惠规范促进人们的合作, 它因教育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各种因素, 让人们自愿成为合作者, 从而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 使全体人民“各得其所”, 各尽所能, 实现社会和谐。

(三) 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尊重自然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成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也是促进人和谐社会的物质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 既关系人类, 又关注自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及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 过去、现在、将来的连续性, 时间与空间的协调。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 维护自然的平衡, 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但是,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类不断地破坏自然, 人与自然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 并且呈不断恶化的趋势。如能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物种灭绝等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威胁人与自然的和谐, 严重制约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 不是政府和少数人能应付得了的, 必须通过绝大多数的人甚至所有人的亲密合作才能解决。因此, 社会资本面对此问题能较其他方式得到更好的解决。

三、和谐社会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加和均衡分布

(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加。

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对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是一个核心的要素。经验和理论表明, 一个社会资本存量较大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 集体行动的理性程度会比较高, 反之则反是[4]。由社会资本促成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一旦形成, 和谐社会就会促进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社会资本来源于人们完善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从社会来看, 人们及时还债, 为慈善事业捐款及遵守交通规则, 因为他们觉得有义务这样做。使得这些行为成为可能的内在化规则可以把他人用作一种资源。在这方面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是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 他们可以不用害怕赖账而增加贷款, 从私人援助中获得利益或者放心地让自己的孩子到街上玩。另外, 在某些局部范围内, 如在某一个社区, 人们之间相互关心和帮助, 我为你照看孩子是为了我在繁忙的时候你帮我照看孩子。这样的社会资本就来源于人们的工具性动机, 它具有封闭性, 社区以外的人不能享受这种社会资本。但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破了社会资本的封闭限制, 使人们的工具性动机变成完善性动机。这样就实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把爱推及所有的人, 从而实现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

(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使社会资本得到较均衡分布。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 物质生活非常富裕, 城乡差别较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居于中心地位的人对资源的控制就没有太大的优势, 因为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是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在人们素质普遍提高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 你可能在某个方面比别人有优势, 但别人在其他方面比你有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使资源得到较均衡的分布。

总之, 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 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社会的矛盾冲突, 促进社会的更加和谐[5];有利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形成。相反, 和谐社会能促进社会资本较为均衡的分布, 增加社会资本存量, 它们之间是良性的促进关系。

参考文献

[1]任典云.试论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J].东岳论丛, 2006 (5) .

[2]杨青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M].大连:大连出版社, 2007.

[3]李岩主.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6.

[4]章廷杰.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12) .

析社会保障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 篇5

——城乡统筹

摘要：实现和谐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与追求目标，而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基础与必要条件，它的独特功能决定了它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促进共享国民财富的基本制度安排。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和谐社会；城乡统筹

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通过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化解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近二十多年来总体上是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阶级斗争年代逐步向和谐社会迈进的进程的同时，还必须承认现阶段确实存在着差距、矛盾、冲突，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格局日益显现，部分社会矛盾甚至在日益尖锐化。中国进入２１世纪后所面临的既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分化加剧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得以化解的敏感、复杂时期。

一、问题提出背景

在中国现阶段面临的诸多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中，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劳动关系的失衡，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等，都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着直接的负面影响。而在这些差距、矛盾与问题中，又几乎都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缺不全、有效性不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不时还有扩大的趋势，使得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城乡的和谐，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和谐。

二、城乡和谐发展的策略

（一）小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必须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按照六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之间差距的持续扩大，也与国家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直接相关。如国家财政中的公共福利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住房福利资源等）主要用于城市居民，占总人口40%的城市居民至少占有70%以上的国家公共福利资源，而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占有不足30%的国家公共福利资源，这种长期畸形的公共福利资源分配体制，进一步弱势化了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教育福利资源、公共卫生资源、住房福利资源等配置的失衡，揭示了这些基本福利制度的非公平性，它已经成为拉大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两种教育体制、两种就业制度、两种财政税收体系等不平等的制度，导致了中国城乡之间的隔阂，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仍然是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民问题的核心，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如何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解决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是能否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大问题。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平稳，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大问题。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六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这是因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支持的重点。要把节水灌溉、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农村沼气、通讯通电、医疗卫生设施、中小学校舍及教学设备、农民培训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作为投资重点。国家应该改革目前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政策，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由农民投资建设为主变成以国家财政投资建设为主，让农民在公共产品享用上能够获得“市民待遇”。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始终坚持农民自愿、政府支持、项目支撑的原则，采取农民出工出力、社会扶智扶资、市场方式运作的办法，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

与城乡之间经济上的差距相比，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为突出。促进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最主要的是要抓紧解决农村教育和卫生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如果不加快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但不能解决农村现在的贫困，注定将来还会贫困。加快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除增加对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外，还要加大农村公共事业改革的力度，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增加投入与改革并举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加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把增加公共卫生资源和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到农村，引导农村建立医疗保障；加快构建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

（三）加快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基础工程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是新阶段“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升华和发展；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现代化事业的一个伟大创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十一五”时期我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拿出更多的投入、进行更大的努力，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加速推进中，让农业生产兴旺发达起来，让农村经济繁荣进步起来，让农民生活文明富裕起来，让农村社会和谐发展起来，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努力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村社会建设的现代化，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要把新农村建设变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村民自治，加强民主监督，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进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是新阶段“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升华和发展；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现代化事业的一个伟大创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5.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十一五”时期我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拿出更多的投入、进行更大的努力，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加速推进中，让农业生产兴旺发达起来，让农村经济繁荣进步起来，让农民生活文明富裕起来，让农村社会和谐发展起来，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努力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村社会建设的现代化，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6.。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要把新农村建设变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村民自治，加强民主监督，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进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三、总结 实事求是地讲，能够适应城乡统筹发展需要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形成。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漏洞很大，大多数城乡居民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等事实，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适应城镇化步伐加快的需要，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维护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权益，改变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积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缺失问题，实现城乡利益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 篇6

[关键词] 公平正义；制约因素；实践；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公平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指导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准则，更是一种被不断追求的价值理念。从我国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到西方国家“正义是城邦的支柱”，孔子与柏拉图在不同的空间，相异的时间，道出了同一个“秘密”：人类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始终怀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文明的价值理想，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国家总理温家宝同志曾把“公平正义”胜比“太阳光辉”，在实践中，党又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话语空间与实践空间的双重提升。然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改革对社会的震撼力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招致了许多难以避免的发展“瓶颈”，特别是伴随社会阶层变迁而出现的价值主体多元化，价值内容繁杂化，价值观念异样化以及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与凝聚力，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如何用公平正义的思维去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已成为新时期塑造稳定的社会主义发展环境的核心举措。

一、多维之探：公平正义的时代内涵

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公平正义的体现，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即实现社会发展的同时，将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可见，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之举的逻辑起点与核心线索。而理论焕发力量的前提则是被群众掌握，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将公平正义拉入到当代语境下对其多元的内涵进行学理考察。

回顾思想发展史，公平正义始终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贯穿众多学科的基本维度，无论是政治哲学、法哲学或是伦理学等，人们一直努力地试图从自己熟知的语境中对这一概念进行澄清，但都鲜有效果，“因为人们可以无限丰富对正义的论证，但都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为不同知识语境的人都完全认可和接受的概念”。[1]所以，公平正义属于一种历史的概念，其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现实语境下，公平正义的内涵也是不同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致力于消除社会中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力图实现属于社会最大多数人真正的公平正义；而党的历代领导人都继承了这一历史任务，对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公平正义进行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赋予其具有中国要义的时代内涵。

首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当代中国语境赋予公平正义的首要内涵就是发展必须具备全民共享成果的价值取向。过去我们片面地将经济增长等同于人人普遍受益目标的实现，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出现了这样一类人，他们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相对缺乏以及获取渠道的狭窄而沦为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同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参与者，他们的生活状态与 “共同富裕”的目标“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发展环境的稳定。而“作为发展主体的人在从事发展实践、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应当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即要使参与社会发展的绝大多数人都能从不断进步的社会机体中获得实惠和利益，从而使社会的发展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发展。”[2]因此，作为实践主体的一种实践诉求，让所有参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事业的人能够共享发展果实，让发展惠及最大多数人是公平正义的一种基本体现。

其次，从全民共享这一发展结果溯源，不难理解其合理性必将来自发展过程的公平正义，而这主要通过发展过程的全民参与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发展结果全民分享是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的。所以，公平正义不仅包含人人普遍受益的价值目标，还包括人人参与经济发展进程的现实要求，否则经济的发展会造成“搭便车”、“养懒汉”等社会现象，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对此也作了确证。无疑，离开全民参与的全民共享只会沦陷为机械平均主义，而并非公平正义的真实含义。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全民参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要求全体公民要尽全力为社会发展做出努力，以使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更具合理性；理应还包涵这样一层意思，即既然发展成果全民分享，那么发展中的代价也理所当然全民承担，换句话说，“经济社会发展是人人有责的，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国民，都应该尽其所能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中去。只有付出，才能有收获，这是一个民族和社会能够持续进步的基石”。[3]如果收获是权利，付出就是义务，两种具有不可分割的高度统一性。

最后，无论是发展过程，还是发展结果，其公平正义的实现都依赖于一个具有公平正义保障的社会发展环境。对此，胡锦涛主席曾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可见，公平正义的真正内涵在于其实质性，而实质性的主要指向便是社会制度的设计。“一种实质上平等和实质性正义的理想，……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社会制度是否正义就极为关键。”[4]

二、问题分析：实现公平正义的制约因素

众所周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在市场经济文化霸权的影响下，长期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也导致了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中的“缺席”，从而引发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矛盾反过来又制约了公平正义的“返场”。在当代公平正义的多维内涵视阈中审视这些制约因素，是将公平正义理念贯穿发展过程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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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贫富分化离“共同富裕”目标渐行渐远。毫无疑问，相比对发展过程的考察，对发展结果分配的衡量是人们比较好掌握的指标之一，人们也往往根据这一指标判断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情况。在“蛋糕”越做越大以后，就会面临如何分好“蛋糕”的考验。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正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的允诺，让全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正义。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却出现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另外，偶有发生的非法暴富现象，更是加剧了收入悬殊的对比。可见，改革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共享，反而出现了利益相对受损阶层。“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5]由于中国大多数民众曾长期受平均主义的影响，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无疑是横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一条无法忽视的鸿沟，这也由此成为最受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信任，对党的公平正义理念的肯定。

其次，成果收益与成本承担的相互背离。从一定意义上说，成本与代价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每一进步， 同时也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 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6]那么我们自然要面临一个问题的困扰：发展的代价与成本由谁去承担？从代价论的视角考察，“对于一个特定具体的发展主体而言，他为了获得发展就要付出代价， 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其享有的发展实惠越多，承担的代价、责任也应越大，即‘失所当失’。同样，如果一个特定的发展主体对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即有所付出，则理应得到某种利益上的补偿， 即‘得所当得’”。[7]这正如前文所答：“改革成果全民共享的基础便是发展代价的全民承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目前我国发展中的成果收益与成本承担正处于相背离的紧张状态，即本应由受益者承担的发展成本反而推给了其他利益相关者；而一部分对社会发展事业做出自己贡献的群体却没有获得与自己劳动付出相匹配的补偿。例如，有人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腰缠万贯，月进斗金，有人却失业下岗，整日为生计奔忙；有人从房地产中一夜暴富，有人却在强拆中自焚抗议……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本应由全社会支付的发展成本反而大部分被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而成果分享与成本支付主体的被割裂，也造成公平正义在发展过程中悄然“离场”，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的怀疑。

再次，在规则中对公平正义的守望。从内涵分析，在中国社会主义当代语境下的公平正义应包括权利、机会、规则和分配的公平；从外延分析，公平正义应包含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占有与获取的公平。笔者认为，规则公平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抛开规则谈公平正义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作为公平正义实现的支撑，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规则的不制定和不执行只能造成人们在规则中对公平正义的苦望。从2006年的“彭宇案”开始，人们对摔倒的老人望而却步。试想，一个帮助老人的助人为乐者却总是被说成事故的始作俑者，公平何在？而一个连摔倒的老人都没有人上前帮助的社会，正义又何存？然而，一连串道德拷问的背后却是对规则缺失的思考。从媒体对“彭宇案”以及随后相关事件的报道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将施助者说成肇事者，其中大部分原因在于不菲的医疗费需要有责任人承担。倘若每个老人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可以支付医疗费用，像彭宇一样的许多人或许就可以变成榜样式的人物，对公平正义的践行或许就不会成为困扰我们的道德包袱；而社会制度的缺失又无法为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群体中，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平分配提供保障，这也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在人民群众间的说服力。可见，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是社会公平正义理念重要的生存空间。

三、实践之行：公平正义在社会发展中何去何从

温家宝总理说过：“我们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胡锦涛同志也曾明确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毫无疑问，发展是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最大社会实践，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如何在公平正义的运思范围内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路径依赖便成为在社会发展新时期，特别是不断出现各种发展问题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

第一，就发展的指导思想而言，必须时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众所周知，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实践以及成果如何分配是科学发展观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贯穿着公平正义的思想，对社会发展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8] 而公平正义本身就是在处理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所必须秉承的一种原则，所以坚持以人为本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前提，更是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就是以社会公正为目的、手段和动力的发展观，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内在地包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9]总之，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才能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发展才具有公平正义的最高意义。

第二，就发展的本身而言，必须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制度保障。作为人们的一种价值追求，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反映的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某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保障的法制化……才能把经济活动起点的公平和经济活动过程中合理竞争的公平和分配结果的公平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市场经济高效而有序的发展”。[10]因此，要消解目前制约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因素，在面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时就要立足民生努力完善各种制度保障。其一，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衣食足方能知礼节，当个人整日为生存疲于奔命，社会的公平正义便难以保证，所以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生成便成了营造社会公平正义养成环境的前提之一；其二，要建立完善分配制度，着重解决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合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力争从源头处理好两极分化的难题；其三，要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随着阶层的分化，弱势群体的出现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说服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建立多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满足利益相对受损阶层利益诉求，引导他们合理表达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是恢复社会公平正义影响力的有效措施。最后，要建立合理的公共服务机制。显而易见，2011年4月在中国海南举行的以“包容性发展”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发展的包容性产生了足够的认识，因此我国政府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增长，更要将自己的核心职能向公共服务领域转变，适当增加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投资，确保社会发展环境在公平正义的氛围中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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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发展的过程而言，必须将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贯穿始终。从结果分析，引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分配的不公，党的十七大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因此已经有很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有关国民收入的公平性与共享性的实现提出自己的见解。简言概之，是要在制度层面健全完善按劳分配体制，夯实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在体制层面设计合理的制度政策，创造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在政策层面制定适当的倾斜与限制政策增加公平正义的调节力量。[11]笔者认为，有效解决贫富分化的关键不仅是要实现发展结果分配的合理化，还要在发展过程中贯穿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因为在当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肇因是由于阶层产生分化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占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导致的权利不公：一方面，个人经济收益与拥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呈现越发明显的联姻趋势，另一方面，权利的先天占有又使一些阶层拥有某些特权，从而比其他阶层更容易垄断社会资源，富则更富、穷则更穷的恶性 “马太效应”也就此形成。基于此，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不仅要对改革成果这一更容易进行区分与考察的变量公平分配，更需要对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严格要求，因为事实说明，无论是通过政策的生成或是制度的践行，要打破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分配格局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就灌输公平正义理念，从发展本身的公平化切入，实现政策公平、机会公平、环境公平，最终实现分配公平。

第四，就发展的目的而言，必须时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必须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前提，换言之，无论是发展过程的公平，还是发展结果的正义，都要把“蛋糕”做大，否则一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两难局面。因此，我们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要不能抛弃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建设原则。公平正义是无法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中实现，生存的压力必将整个社会拉入无序之中，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之，没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作为物质后盾，贫困贫穷的普遍化就会乘虚而入，人们便会为争夺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容忍陈腐污浊，而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也只能因为必要物质基础的匮乏而落入乌托邦的幻想中。

总之，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任务与目标，其实现程度有赖于在经济发展中对公平正义理念予以贯彻与实践。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平正义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抑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凝结着我党历代领导人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孜孜追求和不懈努力。如今，在经历社会转型、面对发展问题之际，人们出现了空前的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向往与渴望。因此，在发展中筑起公平正义之维，是实现和谐社会最终目标的理论必然与现实要求。

参考文献

[1]艾四林等：《民主、正义与全球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3

[2][7]邱耕田，张荣洁：《论包容性发展》，《学习与探索》，2011（1）：53-57

[3]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35-39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0

[5]贾中海，张景先：《三种经典公平正义理论之比较》，《理论探讨》，2011（4）：143-14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3

[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805

[9]梁胜文，魏爱江：《论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公平正义》，《前沿》，2011（14）：51-53

[10]何建华：《公平正义：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基础》，《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6）：18-25

[11]蔡丽华：《收入分配不公与社会公平正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1）：173-176

[责任编辑 朴莲顺]

合理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 篇7

关键词：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构建

1 概述

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社会学永恒的话题。同样在体育领域中也存在着社会分层, 体育领域中参与体育的行为和价值也需要人们掌握相应的体育行为及资源, 而体育行为资源的掌握和人们的阶层地位密切相关。由此可知, 体育社会分层正如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一样, 体育人也可以被区分为高低不同的几个层次。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决策性思考的基础。构建和实现我国社会和谐是全国人民的理想。然而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层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社会分层呈金字塔型结构、群体间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流动不尽合理, 并开始出现一定的刚性等问题。在体育领域社会分层也存在着这些问题。这就让我们对如何构建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结构, 如何促进社会和谐, 如何确立合理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产生了好奇。因此, 本文通过对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行分析, 以找到合理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为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2 对社会分层、合理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概念的界定

2.1 对社会分层概念的界定

“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 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可是社会学家也发现社会中同样存在着不平等, 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 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 因而许多社会学家就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 于是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将社会分层下定义为:从社会角度的某些重要方面, 把组成一定的社会体系的人类、个体及他们之间在待遇上的相对优劣分成等级。我国社会学家也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别对社会分层进行了定义。从主观上社会学家把社会分层定义为:社会分层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从客观方面上社会学家则把社会分层定义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和过程。总结国内外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的界定。笔者确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根据某一标准被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2.2 对合理体育社会分层的概念界定

合理简而言之是合乎道理或事理。也指合乎个体与整体发展的规律, 寻求整体与个体同时提高, 当个体与整体不和谐时, 提供整体与个体进行思想碰撞的舞台, 坚持融合, 相互学习的观念。根据合理的概念及体育社会分层的概念, 笔者认为可把合理体育社会分层定义为:合理体育社会分层是指社会中的体育人通过合乎事理或合乎个体与整体发展规律的体育生活方式或本身具有的价值被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2.3 对和谐社会概念的界定

对和谐社会概念的科学界定是研究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和谐社会的概念相当丰富, 近阶段, 社会学家对和谐社会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的理解和表述:

2.3.1 广义和狭义的和谐社会

广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 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等。狭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 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一个相对单项的问题。

2.3.2 从全面系统角度定义的和谐社会

从全面系统角度, 傅治平认为: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其功能得到最大优化的状态。

现阶段我们所谈论的和谐社会多是指狭义上的和谐社会, 即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 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 能够安全地运行和健康地发展。

3 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

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虽然是建立在社会分层标准基础之上, 但是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也需要依靠体育的特点进行划分。本文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体育社会分层的划分:

3.1 按职业分层

职业分层式以体育职业进行的分层。如:把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员分为官员、教练、管理人员、运动员等。

3.2 按技术分层

技术分层是指把体育人群按照掌握体育的知识、技术、技能的等级进行分层。如:教练员、运动员、体育教师按技术可分为教练员等级、运动员等级、裁判员等级、社会指导员等级等。

3.3 按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分层

按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分层是对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按照参与方式与程度进行的分层。如:可分为直接参与、间接参与、终身参与、间断性参与、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等。

4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4.1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 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 是我们党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构建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体育是现代社会人们参与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对增强人们的体质, 培养自身美感、力量和智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体育社会分层是否合理不仅对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否也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也对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影响。因此,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

4.2 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着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规模有发展趋势、群体间贫富差距拉大了、社会分层呈现出了金字塔型结构、社会流动不尽合理, 并开始出现一定的刚性等社会分层结构的缺陷。体育社会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的分支, 同样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现阶段体育利益的均衡使体育社会分层趋向了合理化。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

5 结论

和谐社会要求社会内各个阶层和谐共存, 体育阶层也不例外。本文通过对社会分层、体育社会分层、和谐社会、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概念的界定, 对社会分层及体育社会分层的标准概述。得出了:体育在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性以及合理的体育社会分层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陆云彬.目前我国社会阶级和精神状况研究概述[J].理论学习月刊, 1989 (4) :61-64.

[2]张宛丽.近期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综述[J].中国社会科学, 1990 (5) :173-181.

和谐社会指数与和谐社会建设 篇8

1、国外研究现状

从社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的层面考察, 从本世纪60年代中期起,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日本和前苏联, 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人的生命周期为主线”的联合国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 (SSPS) ;以“测定个人或集团在需求、利益关系和其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间的联系及个人行为和社会积极性之间相互反馈”为目的手段的T.B.奥西波夫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德曼和莫里斯提出的制度和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现代化国家和穷、富国评判标准体系。

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是根据多目标决策的归一化原理, 通过一定的运算手段将各个指标对社会发展不同侧面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 以得到一个直观的、整体性的评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目标的测评指标, 如以衡量“人类最低需要的满足程度”为出发点的实际生活质量指数 (PQLI) 和以GNP修正值为基准的ASHA指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的综合测评指标, 如社会进步指标 (ISP) 和人类发展指标 (HDI) 。

2001年,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32届大会期间, 联合国统计署和统计委员会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委托, 成立“主席之友”咨询小组, 对10年来世界高峰会议提出的社会发展指标和联合国有关组织已经确定的6套指标, 即:最基本国家社会指标数据 (MNDS) 、国际发展目标 (IDG) 、共同国家评价 (CCA) 、普及基本社会服务 (BSSA) 、千年发展目标 (MDG)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 (CSD) ) 。体系所涉及的全部指标进行筛选, 提出一套由各国可以接受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最终筛选出三级指标, 共123项指标。这一结果已经在2002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33届大会审议通过。

2、国内研究现状

2005年, 北京市统计局进行了和谐社会指数课题的研究, 探索建立和谐社会指标体系, 监测北京市构建和谐社会的进展情况, 目的主要是反映党和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的主导作用, 反映“社会冲突协调机制”的积极作用和效果。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标体系”分三个大类:一是反映社会冲突客观现状的指标;二是反映社会主体主观诉求的指标;三是反映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的指标。其中第一、三大类均为客观指标, 共包括8个亚类20个指标;第二类是主观指标, 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取得数据。在具体的制定过程中, 每个亚类又细化为若干个具体的指标。在社会冲突客观现状大类中分为贫富差距、社会安定和环境资源三个亚类。其中贫富差距又细化为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和城市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三个指标。社会安定细化为刑事案件立案数、食品安全监测抽查合格率、生产安全死亡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四个指标。环境资源细化为空气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占全年比例、万元GDP能耗和环保投资指数三个指标。社会冲突协调机制效果大类中, 设有社会保障、舆情反映、民主法治、社会应急、社区控制共五个亚类。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享受低保人群占社会救济对象比重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本市借读人数四个指标。舆情反映则是信访部门接待集体访批次指标。民主法治细分为村委会选举选民参选率和万人拥有警察数。社会应急细分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和交通拥堵报警数量。社区控制具体为万人拥有专职社区工作者。在主观指标中包括:“底层市民自我认同度”、“社区归属感”、“相对剥夺感”等分类指标, 其中“幸福指数”也将纳入其中。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幸福感的调查从个人收入、工作、居住条件、人际关系以及综合评价等五个方面观察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深圳市于2005年开始实施“和谐深圳创新工程”, 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如何测量“和谐”和“幸福”的问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乐正院长认为, 幸福指数改变了过去单纯计算GDP的统计方式, 增加了人文因素, 更加关注个人的主观感受, 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将来, “幸福感”可能与GDP一样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研究人员把“和谐指数”和“幸福指数”细化成“社会和谐量表”和“个人幸福量表”。“社会和谐量表”中的20多个问题, 包括社会公平、公共安全、身心健康等方面;“个人幸福量表”则更加侧重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心态、归属感等主观感受。“个人幸福量表”的操作比较复杂, 所以关于幸福指数方面的数据, 不太可能全国统一标准。

此外, 张德存在“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 对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 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5个一级指标, 并进行29个二级指标, 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技术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 避免了权重设置的主观性。他的指标体系中很多指标比较生僻, 比如诚信评价体系、全社会的创造力、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很难找到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从而影响了指标体系的推广和应用。朝歌、陈晓芳的“省域社会和谐程度定量化测度模型研究”、胡学锋“对和谐广东的统计描述和评价方法的研究”、蒋剑辉、王嘉佳的“浙江省和谐社会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及对策研究”分别都从不同角度对和谐社会的统计测度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国内关于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国内学者在指标的选取上往往数目较多, 一般都是20、30个二级指标, 这样既不利于指标体系在实践中的推广和应用, 又能带来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造成信息重叠和不准确。

二、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

1、和谐社会的统计学特征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和谐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财富和经济总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人均GDP, 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 社会中间阶层扩大, 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减少, 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理顺, 社会公平和公正得到保障。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不断缩小。第三, 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就业率逐步提高, 政府把扩大就业已经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进一步改善。登记失业率和全社会失业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第四,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 建立一个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上访率和恶性案件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第五, 自然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空气环境质量及水污染得到根本改善和控制, 森林和植被覆盖率不断提高。

2、构建原则

(1) 目的性原则。在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中, 在确定每一个单项指标时, 都应考虑此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依据它所反映的某一特定研究对象的物质和特征, 确定该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就认识社会发展而言, 有许多指标可供选择, 但是究竟确定哪些指标才能科学地对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加以反映和分析, 则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发展观和社会发展目标的不同要求。

(2) 综合性与系统性。和谐社会是一个综合体系。不仅强调经济因素, 也要强调社会转型、民主化进程的提高和文明层次的提升。因此, 和谐社会是一个广泛、综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和谐社会标准必须体现这种综合性与系统性, 各个指标之间, 要形成有机、有序的联系, 从多方面反映和谐社会建设的进展情况。

(3) 以人为本。传统的发展观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财富的增加、速度增长等方面,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无疑, 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但是,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 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是一个无限延续的、连续的过程, 一切发展是为了人, 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不仅是衣、食、住、行、学、玩等生存生理需要, 而且包括生态环境需求和精神心理需求。这是新世纪以人为本的现代发展观。评价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情况的指标体系, 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4) 动态性原则。社会是一个发展中的活的机体。现实社会机体的维持和延续是动态平衡的表现, 机体充满矛盾, 可能失调和产生问题, 由此就需要加以控制和调节。作为社会指标的设置, 应本着动态性原则, 描绘和预测社会的发展方向, 制定社会政策。

(5) 科学性原则。依据一定的目的设计社会发展指标并确定其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 即对指标名称的质的规定, 在理论上必须有科学根据, 在实践上必须可行而有实效, 这样才能用来搜集资料并予以数量表现, 而后据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应用。

(6) 独立性。反映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情况的指标较多, 这些指标间彼此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挑选一组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时要注意所选指标间的相关性问题, 所选择的指标间的独立性要强, 避免信息重叠问题。

(7) 可比性原则。在目的一定的前提下, 要求社会指标具有科学性、联系性和统一性, 都是为了保证社会发展指标上具有可比性, 因为只有可比的社会发展指标, 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料。可比性要求有两个涵义。一是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范围上具有可比性, 如一货币为单位的指标必须扣除价格变动因素;二是在地区之间进行比较时, 除指标的口径、范围必须一致外, 一般用相对数、比例数、指数和平均数等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应当指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 适应于此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某些具体指标, 到另一历史发展阶段会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补充和更新, 这在不同时间也要求有可比性。因此, 在设计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时, 既要充分体现当时社会发展特点、条件和需要而具有相对稳定性, 又要对未来的近期发展有所预见而力求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8) 可行性原则。要充分开发利用现有社会统计信息财富, 从中选择使用的指标著称指标体系, 以便于进行具体操作和分析。

(9) 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相印证原则。客观指标是指反映社会现象的数据, 主观指标则是指人们对客观社会现象的感受, 通过测量人们的心理状态、情绪、意愿、满意程度等获得。随着社会的发展, 研究人员越来越意识到, 人是社会的主体, 要想正确了解社会状况, 就必须掌握除客观数字以外的社会人本身的精神状态、态度和意向。所以在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 应将客观统计指标与主观意向指标结合起来。主观指标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指标体系的内在要求, 只有了解社会主体的意愿, 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本次研究的创新之处。

3、构建方法

建立指标体系的具体步骤如下:第一, 根据社会发展观的目标和社会指标的理论基础选择可以表征社会发展的若干指标。第二, 为这些指标构建相互联系的指标体系。第三, 将经过处理的大量指标, 用数学方法压缩到合理的数量。第四, 根据最后选定的指标, 建立指标体系或指数。

4、构建体系

本次研究采用“目的树” (见图1) 的分析方法, 从社会目标出发构造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首先确定一个社会目标, 然后将它分解为若干层次 (系统) , 逐级发展、推导出各级子目标 (系统) , 最后提出描述、表达目标的各项社会指标, 即最后一层的具体指标。这样建立的指标体系, 能够保持严格的内部逻辑统一性, 使得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指标都同一定的社会目标相联系。

5、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权重的设定以及数据的来源 (见表1)

三、结论

本文在对国内外社会指标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体系特征、构建原则、权数设置方法、多指标综合方法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进行中国新型现代化进程中, 从人和社会的互构关系, 重构社会秩序确定人本主义的发展观, 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层次的理论意义。第二, 对于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法只有从统计学的角度去研究才会更加科学。本文从统计学的角度研究指标体系的特征、构建原则、权数的设置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实证、拟合、预测方法, 从而使指标体系的研究更加科学、合理、客观、可行。

参考文献

[1]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宋旭光:可持续发展测度方法的系统分析[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3]郝安乐: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复杂性[M].郑州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 1995.

安全文化与和谐社会 篇9

安全文化是一种元文化, 即人类进化过程中首次创造的文化, 是人类自觉行为的产物, 是人类创造自身的同时创造的文化, 是人类追求安全和获得安全的结果。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所创造的观念、行为、物质的总和。主要包含了一定社会的安全价值观、安全判断标准和安全能力、安全行为方式等内容。

安全文化是用“人文”去“化育”人群, 即用精神、理论、制度、法令、习俗等去感化、教育社会与人群。安全文化的内涵既包容安全思维、安全心理、安全意识、安全法制、安全行为等精神领域, 也包含安全技术、安全工程等物质领域。具体来说, 安全文化可分为四个层面, 即安全物质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法制文化和安全理念文化。

安全物质文化是指以物质或物化的形态表现的, 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的安全器物。安全物质文化:一是体现在人类技术、生活方式、生产工艺的本质安全性 (本质安全指人们寻求理想安全的整个过程) 。二是体现在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等人造物及与自然相适应的安全装置、工具等物态本身的可靠性。

安全物质文化既是安全文化的体现, 又是安全文化发展的基础。安全行为文化的特点为动态, 主要体现为行为表现。人们一定的行为模式, 既是时代安全文化的水平的反映, 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 同时又作用和改变社会的安全文化。安全行为文化不是独立的, 它渗透在物质文化和理念文化之中, 并受其影响, 也是安全理念文化的表现形式。安全行为文化的传承主要靠法制, 利用法制, 形成人们的习惯。良好习惯的养成, 使行为在自觉基础上加以固定。

安全法制文化包含了为保障人员和财物安全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责任制等。其功能是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它是把安全物质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理念文化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桥梁。

安全理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 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的, 无形的、深层次的安全思想与意识, 包括安全意识形态, 思维方法, 安全哲学, 安全价值观、安全人生观、安全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安全物质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层文化, 是安全文化的外观表现和载体, 是安全行为文化、安全法制文化和安全理念文化的物质基础;安全法制文化是安全理念文化的载体, 安全法制文化在安全理念文化的“指导”下形成, 安全法制文化又规范、指导着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理念文化是形成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法制文化的思想基础, 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二、安全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近年来,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和事故防范工作, 但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 重特大事故仍然高发。我国在安全生产和事故防范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参表1、表2)

和谐社会, 安全为先。各类事故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已经成为当今最不和谐的音符。

我国事故高发除了同我们当前所处的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等客观条件有关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社会成员的安全素质低, 安全意识差。根据一些地方的统计, 90%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是由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人为因素引起, 重大事故百分之百是责任事故。人的因素, 既有人的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意识因素, 也有观念、态度、道德、伦理修养等更为基本和深层次的人文因素和人文背景。我国安全法规难以认真执行, 安全制度难以全面落实, 安全方针难以深入贯彻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安全素质较低。建设安全文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提高人的安全素质, 只有提高了全民的安全素质, 作为政府和单位的决策者, 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安全生产的价值和意义, 改变以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最主要, 甚至是惟一的指标;以经济效益、税收与利润作为衡量企业成败的惟一指标的不正确的政绩观、效益观。从而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效率的关系, 才能在决策和生产经营中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 加大安全生产的投入, 实现安全生产的保障条件。作为员工才能遵章守纪, 规范操作。最终才能改变在安全生产问题上政府与企业,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之间长期存在的种种不协调, 有效地预防事故。

安全文化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一是规范作用。安全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各项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 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认识到安全的全部内涵, 实现“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直至“我会安全”的跨越。二是导向作用。通过倡导和建设安全文化, 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克服麻痹思想, 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正确的安全意识、态度和信念,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安全元素。三是组织协调安全管理作用。安全管理区别于其它任何专业性管理是对所辖区域所有单位、所有方面所有人的管理。其中核心因素是协调, 既需要对安全决策执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协调, 又需要对各单位、各部门在安全职能关系上进行协调。而这种协调需要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作基础, 否则, 协调就难以成功。这种组织协调功能正是安全文化所特有的。实践证明, 单靠改善安全生产设备设施, 并不能保障安全无事故, 还必须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不论是提高管理水平还是提高职工的安全素质, 安全文化是基础。

因此,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 是遏制伤亡事故高发, 促进安全文明生产, 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保护公众安全、舒适、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有效途径, 也是构建本质安全型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三、推进安全文化建设的途径

1. 树立安全发展新理念

针对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管理者, 安全价值观念错位, 存在重财产、轻生命, 重生产、轻安全的思维倾向和行为习惯, 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程度明显地超过对生命与健康权的尊重的实际,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高屋建瓴地提出要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安全发展的实质是指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基础、前提和保障。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各个行业和领域、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发展, 都要建立在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善、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的基础上, 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 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安全发展的提出体现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反映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人的生命为本, 只有从根本上改善安全状况, 大幅度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对社会造成的创伤和震荡, 国家才能富强安宁, 百姓才能平安幸福, 社会才能和谐安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把安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理念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 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化。”

树立安全发展新理念, 具体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安全就是最大效益的经济观, 安全第一的哲学观, 珍惜生命的情感观, “三不伤害”的自保互保观, 细节决定成败、安全无小事的行为观, 预防为主的科学观。树立安全发展新理念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抓手, 是推进安全文化建设的源动力, 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2. 加强对安全文化建设的领导

安全文化建设的成效如何, 领导是关键。党政有关部门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 是组织各社会单位、社会成员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机关。党政有关部门要在充分认识安全文化作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文化, 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 加强对安全文化建设的领导, 充分发挥其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研究制定安全文化建设的方针、目标、任务、内容, 并根据安全文化建设需要基础设施、基础项目、人力资源等物质基础作支撑, 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传播, 因而需要足够资金的投入的实际, 加大在安全文化建设上人、财、物的投入, 落实相应的措施, 并把安全文化建设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安全文化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3.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强化安全法制文化建设

当前在安全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立法缺乏一定的统一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对违法行为处罚较轻;对事故前的违法行为法律限定较少, 缺乏相应的重大未遂事故追究和科学合理的的责任考核体系的法律规定, 造成只要没有人员死亡, 再大的事故, 企业也可以不报告, 监管部门就无法对事故进行查处的局面;安全技术标准也是几十年一贯制, 有的至今没有安全技术标准。因此, 必须及时制定或修订完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做到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 推动安全法制文化建设。

4. 开展全民安全文化宣传教育

安全文化是大众的文化, 安全文化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最深刻、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安全文化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哲理、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安全思维、认识和态度;安全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和方法;安全伦理道德、安全行为科学和安全法制观点等。通过全民安全文化教育要达到以下四个目标:一是广泛提高人的安全素质。通过安全文化宣传教育, 增强社会大众的安全意识, 建立正确的安全人生观、安全价值观, 建立安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安全行为规范, 掌握应急自救的本领。二是树立尊重人权的意识。改变一些人 (包括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 经常表现出的对事故的容忍和让步, 漠视工人生命与健康, 忽视甚至侵犯人权的问题。三是培养人的安全情感。使人们能够用情感去对有关安全的事物作出对人有利的评价, 并自觉地实践安全。四是塑造安全人格。通过安全文化宣传教育, 可以促进安全情感的发展, 培养塑造出既对安全问题有深刻的理性认识, 又能充满感情地为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服务, 还能意志坚定、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安全而奋斗的具有健全安全人格的人。根据文化能够通过载体进行传播的特点, 当前, 应将安全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共享工程整体服务框架中, 建立安全文化专题资源库。并把它纳入到创建“平安村镇”、“平安社区”、“平安单位”、“平安校园”等活动之中, 倡导以人为本的安全价值观, 宣传“安全发展”的理念, 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舆论氛围。最终达到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他人, 不被他人伤害, 使安全文化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李毅中:谈谈我国的安全生产问题[EB/OL].http//www.chinasafety.g ov.cn

家庭和谐与和谐社会 篇10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说, 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 社会各成员各尽所能, 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全面发挥, 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 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简言之, 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系统、有效的系统。“和谐家庭是以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 以营造积极向上的家庭价值取向、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全面统一, 是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家庭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新型文明的家庭模式”[2]。笔者认为:构建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

(一) 稳定的婚姻关系。稳定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关爱, 生活过程中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一定道德水准和责任心基础之上的行为。稳定的婚姻关系对于夫妻双方的生理、心理的健康, 对于工作与事业的发展, 对于老人的关心及子女的教育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二) 平等的家庭关系。我国婚姻法有关于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的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 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在计划生育, 财产及相互扶养等方面的规定也都显示了夫妻在家庭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此外, 平等的家庭关系除夫妻平等外, 还包括夫妻与老人、子女、保姆等关系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建立。

(三) 和睦的邻里关系。作为和谐家庭, 还应与其他家庭建立和睦的邻里关系, 不仅有家庭美德, 同样有社会公德, 关心他人, 互帮互扶。如果把这样的家庭看成是一个细胞, 全社会就将变成最大的和谐家庭。同时, 人的社会生活也离不开自然界, 作为和谐家庭, 还必须具有环保意识, 爱护自然, 保护生态环境, 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谐的家庭必是健康的家庭。健康和谐的家庭, 要求家庭成员间必须加强密切和谐的沟通习惯。“密切和谐的沟通不仅成为人们缓解压力、释放紧张、情绪稳定、精神健康的重要方式, 同时也将成为关心老人、教育子女、建立平等家庭关系的重要保障。”[3]此外, 积极培养共同的生活、饮食、起居习惯及共同的兴趣爱好, 杜绝一切不良嗜好, 家庭成员间相互关心, 相互理解是都将有助于和谐家庭的建立。

二、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社会和谐是家庭和谐的保障。

(一)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家庭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 “家”与“国”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常言道:家和万事兴。

第一, 和谐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谐的家庭必是平安稳定的家庭, 没有平安稳定的家庭就不可能奏出和谐的音符。加强两性平等、关系协调、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的和谐家庭的建设, 才能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才能实现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要求, 才能最终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第二, 和谐家庭是培养建设人才的摇篮。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人才, 更离不开人才。和谐的家庭有助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功能的发挥。家庭是人成长的摇篮, 更是形成和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环境。无数正反事例表明, 家庭对于人的健康成长是根本性的, 应当对家庭作用的重新审视, 加强家庭和谐建设。

第三, 家庭和谐是化解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家庭是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社会, 家庭承担着不少社会应当承担的职能, 比如家庭养老等。另一方面, 也出现很多与家庭有关的问题, 如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问题, 不同程度存在的家庭暴力问题, 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中国的刑事案件中已经占到70%以上的问题等等。和谐家庭的建设有助于让家庭不再成为各类社会问题之源。

第四, 和谐家庭是维护和谐社会的文化根基。家庭是培养公民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不可缺少的地方。它不仅培养和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 更让他们成为既成熟又负责任的公民。

(二) 社会和谐是家庭和谐的保障

一是社会的和谐是老有所养的保障。199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7年中国人口调查,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53亿人, 本世纪中页这一数字将上升到4亿。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中, 老年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所反映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老人安, 则家庭安;家庭安, 则社会安。老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大力弘扬敬老、爱老、助老、养老的优良传统, 积极构建和睦、幸福、文明的现代家庭,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也是实现国家富裕进步的基础性工程。二是社会的和谐是壮有所用的保障。和谐社会应是充满活力的社会。青年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希望, 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社会的和谐稳定, 应给广大青年提供健康成长、安心学习、自主创业和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和制度保障, 促进他们全面发展。三是社会的和谐是幼有所长的保障。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事关国家建设大业。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全面发展的、和谐的人为基础, 而人应当从小抓起, 从青少年抓起, 做好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谐发展的工作, 是建设和谐社会基础的基础。四是社会的和谐是家庭稳定的保障。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和谐的社会是稳定的社会, 只有稳定和谐的社会才能构建和谐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与人际关系, 达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一致。同样, 也只有和谐稳定的社会, 才会有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

三、影响家庭和谐的主要因素

倡导美德、崇尚文明、追求和谐已成为家庭建设的主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激荡, 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社会意识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反映在家庭领域, 表现为思想意识和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的家庭出现了价值观念、道德行为、子女教育、婚姻稳定、邻里关系、敬老世风日下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影响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影响了社会的文明和稳定。主要表现:

第一:不稳定的婚姻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调研报告中指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离婚率已超过邻国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由于离婚率不断攀升, 现代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婚姻危机。婚姻问题已经成为家庭不和谐的首要因素。

第二:畸形的教育观念。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或以工作忙为借口, 或夫妻相互推诿, 把学校教育作为了子女教育的唯一手段;其次是教育方法不当, 表现在重智轻德、有爱无教、粗暴施教等方面。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过分追求学分名次, 放松了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 忽略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致使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突出的养老矛盾。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 加上人口及其它政策的影响, 中国进入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发展期, 更由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使得老人赡养问题成为当代家庭矛盾的焦点。尤其在农村, 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 大多停留在解决温饱的层面上, 老人的住房、医疗、文化、健康保障等问题都已成为产生家庭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此外, 因民工流动而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 城镇社区建设中关注儿童教育的缺失问题,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不力问题等, 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四、构建和谐家庭的对策

(一) 注重理论研究, 增强思想建设的实效性。由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不断给家庭领域带来新的问题, 给家庭道德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 必须要求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手, 加强思想道德及文化建设, 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 培养家庭成员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金钱观、教育观, 大力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及职业道德建设, 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及扶贫帮困活动, 为和谐家庭的建设夯实思想根基。针对家庭稳定和家庭伦理道德的严峻现实, 应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前瞻性。

(二) 加强法治建设, 不断完善立法工作。近年来, 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经济文化及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从整体水平来看, 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来看, 法规不健全, 机制不完善, 妇女地位的有待提高, 老人、儿童的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仍然存在,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诸如《婚姻法》、《继承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在养老、医疗、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完善工作。

(三) 构建家庭民主、社会民主的良性运行机制。和谐家庭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一样, 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作。除前述加强理论及政策研究外, 应建立相应的各级工作管理机构, 审视和落实家庭、社会的民主政策。这些管理职能部门, 还将运用各种手段, 在拥有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的基础上, 运用整个家庭的教育水平及结构、就业及创业状况、收入及债权债务, 养老和医疗保障、计划生育及身心健康状况、家庭生活的其它 (包括人口流动、生活保障、法律援助) 等全方面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研究, 建立评价体系, 评估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采信公民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加强对社会事业的管理和考核工作的完善。

(四) 培植和谐环境, 规范日常生活行为。在新的形势下, 要加大和谐家庭创建工作的宣传力度, 注重发现、培养和宣传先进家庭、先进示范点, 树立鲜活典型, 更好地教育引导广大家庭把抽象的道理变成形象的示范, 以点带面, 延伸辐射, 在全社会达成共识, 增强大家对和谐家庭创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构成社会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 是社会和谐的必然基础。本文就家庭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构建和谐家庭作肤浅探讨, 旨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关键词：家庭和谐,推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顾秀莲.“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第九次工作会议讲话”, 2004.12.28;

[2]苏冬梅.“关于开‘和谐家庭’创建的思考”.青岛妇女网, 2007.8.23;

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 篇11

和谐是世界的本质,宇宙在和谐中运行,万物在和谐中发展,建设美好和谐的社会是人类梦寐的最高理想。马克思说过:“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到数码航天的信息文明,几千年来,人类为之不懈努力,孜孜以求,生生不息。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富有朝气的文明古国,崇尚和谐、讲求仁爱、提倡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文化的思想精粹和闪光智慧,也是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彰显了我们在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前提下博采众长,求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的博大胸怀。

社会的和谐,归根到底体现为文化的和谐。构成和谐社会的条件有很多,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有三个:第一是物质基础,第二是法制环境,第三是社会文化。文化属于最高层次的因素,它是维系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纽带,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人,而文化正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影响并决定着人的思想、人的行为。所以,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坚实保障,是和谐社会的灵魂所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城乡、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不断提高,但文化产品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工作和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逐渐增多;我国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始形成,整个社会面临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冲击,等等。面对严峻的历史性挑战,更需要加快建设能尊重和包容无限多样的文化个性,鼓励文化创造与和谐绽放的文化观念,促进人类文明创新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正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源泉。

建设和谐文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和谐文化突出的是以人为本,彰显的是科学发展的理念。越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刻,越要注意和谐文化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积极促进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树立共同理想,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有利于培育高尚的文化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道德支撑: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林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篇12

对林业来讲, 最主要的是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来安排好林业的各项工作。我们人类对林业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解放初期, 我们把林业看作是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原材料 (木材) 的, 所以当时林业部 (含森木, 主要从事砍伐原始森林的系统) 其产值仅次于钢铁、煤炭、水泥, 位列为全国第四位, 是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待。即使是从绿化角度来看, 也仅停留在“挖坑栽树”这么个肤浅层面上。后来,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 尤其是森林的生态功能逐渐被人们所了解接受, 知道森林是二氧化碳的过滤器, 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 放出氧气。有资料表明, 森林每生产10吨干物质可吸收16吨二氧化碳, 释放12吨氧气, 森林被称之为地球的“肺”, 认识上升到生态建设这么个比较高的层面。

从历史的角度看, 森林对人类的贡献远不止这些。我们人类本身就是从森林里走出来的, 而且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石油、煤炭等能源, 也都是远古时期森林中的动植物由于地壳运动被埋在地下, 经过几亿年的物理化学作用而形成的, 所以森林不仅是人类的摇篮, 也是我们依赖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然而, 在农耕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各个国家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过度砍伐森林和过度开垦等行为。全世界的森林面积为此减少了30%, 全世界的森林覆盖率为31.9%, 中国仅为18.21%。森林的减少导致水土流失、荒漠化、沙漠化, 造成当地人民的贫困化、洪灾频繁、生物物种减少、全球气候因温室效应而变暖等等。近百年来, 大气CO2的浓度增加30%以上, 海平面上升50cm, 而且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林业的出路在哪里?怎样的林业发展之路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笔者以为,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思考与努力。

一、坚持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是人类反省自身发展历程而作出的痛苦选择, 从卡逊夫人的《寂静的春天》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 以及后来的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大会, 环境与发展大会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会, 人们在发展过程中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促使人们不断反思自身的行为。三次大会面对地球上的能源和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和环境、能源、发展三大危机的现实, 提出了我们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来改变发展模式, 提出全球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样, 我们林业也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湖州不是林业大市, 但是林业产业大市, 现在也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 南浔木地板全都是进口木材, 资源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已有专家学者提出, 地板业厂家适当转型要尽早摆上议事日程而不至于突然窒息) 。竹业尽管我们有安吉, 但每年自身也只有2000万枝可供, 离6000万枝的加工能力还缺4000万枝。所以我们要优化林业产业结构, 发展循环经济, 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 走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之路。

二、坚持优先保护林业资源并能合理利用的原则

近年来, 我市坚持义务植树造林, 森林覆盖面积有所增加, 但成熟的森林面积却在减少。针对森林覆盖率偏低、且林分质量不高的实际, 提出上述原则, 其目的是尽可能保护为数不多的森林资源。

这里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抓紧制定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规划要科学合理, 切实可行, 并列严格执行 (不是挂在墙上, 放在桌上的那种) , 最终要形成法案, 具有刚性 (不允许任何人以各种名义随意的经常性的修改, 要修改也要经过立法机构审查程序来进行) 。二是林地开发利用要制度化, 严格按制度程序办事, 无论是采伐林木, 还是征占用林地, 都要由开发利用的单位和个人制定方案来实现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经政府同意并且由第三方监理单位来监督实施, 最后由政府的审计机构审查, 并向立法机构负责。另外我认为征占用林地, 目前的植被恢复费标准要提高 (相对于城市绿地和基本农田) , 加大征占用林地的成本。

三、坚持努力发展城市森林和推进平原绿化的发展战略

城市发展现在已有绿化率、公共绿地等指标, 尽管偏低, 但已有要求。而对于广袤平原农村也要有政策上的要求, 不仅农田林网绿化, 搞建设、建房、建厂房等每平方米是否也要有绿化方面的指标要求。

四、坚持山林区发展高效林业, 走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路子

要走规模化、集约化林业发展之路, 我认为当前的障碍是林农的承包山、自留山或者集体的统管山都偏小而散, 所以要在自愿的基础上, 合理流转基础是明晰林权, 我们正在开展的山林延包发证工作是基础性工作。有学者认为正在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还不如解放初的《土地法》, 其最大问题是土地产权“国家与集体 (公社、生产队) 共有”是极其模糊不清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当前我们搞的山林延包工作, 最终目的是承包山的权属都要归位于农民, 做到真正的林权明晰。

五、坚定不移贯彻生态移民、退耕退宅还林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