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精选12篇）

社会政策 篇1

最近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以“安静的革命”为题,总结了当前发达国家的女性就业情况。报道认为女性已变成欧美地区劳动力的主力军。在欧盟国家,自2000年以来女性占据了新增8百万工作岗位中的6百万。在美国,“男性衰退”开始流行,四个男人中间就有三个失业。而到2011年,美国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人数将比男性多出260万。显然她们在就业时会占据更多优势。

女性的经济权利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社会变化。过去女性被限制在主要从事重复生产和仆人工作的岗位上,而且结婚和怀孕时可能被要求放弃工作。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家,女性大学生的比例正在增加,在一些发达国家,女性管理着许多世界级别的大公司,从美国的百事可乐到法国的Areva公司都是如此。

总的来说,男性是欢迎女性“入侵”职场的。但这项进步也带来了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公司的高层代表性仍然不足。二是很难平衡工作和抚养小孩。双职工家庭的夫妻总是抱怨他们照顾孩子的时间太少。性别歧视已不是主要的原因:在美国,无子女的女性跟男性赚的一样多,只是做母亲后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被迫改为从事一些时间灵活的底薪工作,从而出现收入的下降。事实上,主要是冗长周期的带薪产假在使一些公司放弃雇佣女性。而母亲遇到的困境对孩子的成长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各国都在寻求成本更低且细致的方法,以便让女性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福利国家过去倾向于让女性成为家庭妇女,现在则需要改变这种运作方式。例如,一些美国的特许学校正在尝试提供更长的上学时间和更短期的假期,以减少儿童需要父母照料的时间。但美国现在仍然是唯一一个拒绝为母亲提供带薪休假的发达国家。这和它过于重视自由市场的劳动价值有关。而北欧国家则提供了许多国家出资的托儿所,从而拥有了全世界最高的女性就业率和最少的社会问题。这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会政策 篇2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开辟了中华民族新纪元，是中国人民探索发展进步之路、实现民族复兴的60年。新中国的历史巨变

60年历史巨变，有成功的欢悦，有走入误区的痛苦。但总的说来，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

（一）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实现国家独立，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首要目标。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长期压迫。60年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顶住各种形式的外来压力，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的孤立、封锁、干涉和制裁，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

（二）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全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统一的国家。旧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不仅在大陆空前统一，而且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雪洗100多年甚至300多年丧权辱国的历史。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有很大转机，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呈现新的愿景。

（三）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人民群众做主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不断健全的国家。60年来的社会变革巨大，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消灭了农奴制度），人民通过多种渠道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健全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稳妥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

（四）由一个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挫败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图谋，实现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携手繁荣富强，不断发展民族间的平等、互助、友爱、和谐关系。

（五）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旧中国积贫积弱，1949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到679亿元，人均年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2008年，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360美元。国家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

（六）由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掌控的统制经济国家，变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旧中国的经济主要是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所掌控的畸形统制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全面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深化其他各方面体制的改革，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

（七）由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门户洞开”的国家，变成对外全面开放的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八）由一个充斥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有巨大发展的国家。60年来，我国城乡全面实现9年义务免费教育，基本扫除文盲，高等教育总规模、在校学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科学技术获得巨大进步，不仅成功发射“两弹一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还在月球探测等工程上取得突破。文化事业生机盎然，体育事业飞跃发展，2008年更是成功地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全民健康水平空前提高。

（九）由一个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全民大都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国家。194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多数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况。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3亿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人口死亡率由过去的千分之三十三，降至2008年的千分之七。国民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73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

（十）由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管理渐趋完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基层组织不断健全，社会事业得到巨大发展。无论是实施重大建设工程，还是面对特大自然灾害，都充分显示出团结奋战的精神风貌。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地抗震救灾，形成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地抢救被困群众，最快速度积极对口支援重建家园，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得到极大提升。

（十一）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旧中国在1840年后的百余年间，先后丧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强大合成军队，坚决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坚持科技强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能够抵御任何外来入侵之敌的钢铁长城。

（十二）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国家。旧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外交上无力抗争。新中国的成立，让这一屈辱不再重现。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地与世界各国交往，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新中国60年的历史巨变说明，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

两个“30年”的辩证比较

新中国60年分为两个时期。从新中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笼统来讲，为两个“30年”。毋庸讳言，这两个“30年”有很大差别。

邓小平同志对前“30年”有过两个评价。一是从新旧中国对比角度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二是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指出：“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这两个评价的侧重点不同，不过对前“30年”的基调是肯定的。

看待两个“30年”的差别，则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二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一面，乃转折性发展。其实，对二者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

一是党和国家实际工作中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党领导人民艰苦探索富强国家之道的基本经验。作为一个整体，解决了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国体、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用什么思想作指导的大问题，是立国、治国的指针，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断奋斗的根本。二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文化大革命”是探索的严重挫折。在这10年间，冤假错案遍布，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罪恶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尽管没有成为新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但在共和国危难之际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前提。

三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之所以没有成为后“30年”历史发展的起点，就在于提出“两个凡是”，基本上因循“左”的错误。1978年5月掀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引发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这场大讨论，不仅使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转变，而且为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开启了大门。

其次，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制度基础。这主要是指带根本性的初始基础，即后“30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根基。

一是政治制度根基。作为体现立国之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前“30年”有了牢固基础；改革开放清除“左”的错误后，不断得到完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前“30年”也有了基础，后“30年”不断健全和完善。二是经济制度根基。前“30年”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后“30年”的改革，以及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与此相联系，前“30年”建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是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上世纪60年代前期初步总结制定出的许多条例，是后“30年”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

四是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根基。在前“30年”，这方面受“左”的影响少些，制度层面的基础更好一些。后“30年”，不断与时俱进，经过改革和调整某些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这方面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安全更有保障，国际影响更加扩大。

最后，改革开放的“30年”是此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校正方向后的历史延续。前“30年”，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初步基础；另一方面也犯了长达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后“30年”首先要拨乱反正，否定“左”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回到正确方向上来。因此，后“30年”的历史延续，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巨大转折的延续。

二是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延续。后“30年”的发展，还有极大的创新性，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哲学上讲，后“30年”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有部分质变。

60年发展进步的基本经验

对新中国60年的历史经验，可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总结。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指南。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新中国60年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凡是凯歌行进之时，就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获得的丰硕成果；凡是发生曲折和挫折之时，都是违背实事求是种下的祸根；最后纠正错误、拨乱反正，还是要高擎实事求是的大旗才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建国初期我们在总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遭受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民主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五计划”进展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政策是恰当的，发展是健康的。当然，在个别方面也有不实事求是的缺点。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违背甚至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的“30年”，是高扬实事求是的“30年”。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被正式确立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论述思想路线时，还强调“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拓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原则拨乱反正并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之源。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新中国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归根结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后来，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纠正了过去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势，特别是忽视生产力的错误观念，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还包括没有认识到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犯“左”的错误，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胡锦涛同志也明确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理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创造性回答。

（三）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政治路线。

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则主要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点之一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党的八大决议已基本产生。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其思想和观点在党的八大前后也有所提及和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第一次作了明确概括。此后，历届中央不断强调它的重要意义。胡锦涛同志说，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是积新中国60年之经验，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新中国发展进步选择了正确的经济体制机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具创造性的具体探索。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有的经济学家对此作了艰苦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逐渐找到了破解这个难题的途径。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理论的创立、实践和完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活力。

（五）科学发展观为新中国发展进步，探索出了正确的发展理念，总结出了正确的发展规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对发展的认识不断地走向全面和日益科学有密切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就包括有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方针政策。不过，在前进道路上仍会出现不少矛盾和问题。为更好地予以解决，我们需要顺应发展潮流，改变将发展仅仅看成是经济增长的陈旧观念，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确立包括社会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总结新中国发展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做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新的发展观，指明了新时期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采取怎样的发展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实现了由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好政策造就好社会 篇3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担任过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的数项关键性贡献。从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他的理论旨在使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被称为“贫民经济学家”、“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也是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位第三世界国家公民。在阿马蒂亚森近日到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他，零距离聆听了来自森教授的独到见解。

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中国经济报告：传统上，经济学家们将人均收入、GDP指标、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你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论断：发展就是追求全面自由的过程。这是为什么？

阿马蒂亚·森：相比只关注经济效率的主流经济学家，我更加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状况、权利以及能力问题。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出生于印度的桑迪尼克坦地区，经历过饥荒、疾病。少年时期还曾经历过宗教政治家煽动的大屠杀和一系列非理性行为。这让我认识到极端贫困下的经济不自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无助的牺牲者。后来，我有幸进入好的学府，接受好的教育，并有机会对之前的发展观进行深刻反思，进而提出了以自由为经济发展核心的发展观。

主流经济学把发展视为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不仅片面，而且会掩盖一系列畸形发展必然带来的恶果，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人的自由被剥夺等。我认为，应该以自由看待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对应，效率只不过是自由的一个结果，它为自由服务，而非自由服从于效率。自由既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标准，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经济发展和自由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阿马蒂亚·森：经济发展可以延伸到能够保证人们在最低限度的自由之上去做那些有理由想做的事情，所以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关系到自由的。二者之间并不需要平衡，而是需要互相加强的关系。经济发展促进自由，自由可以帮助经济发展，这两者并不矛盾。

中国经济报告：自由是个含义很广的词，那在你眼中，什么才是自由？

阿马蒂亚·森：实际上，自由就是人们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具体说来，包括免受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这些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参与政治等等的自由。

中国经济报告：你提到了可行能力，这是你学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个什么概念？可否举例说明？

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指的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它既包括一些很初级的要求（比如有足够的营养、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苦等），也包括参与社会生活和拥有自尊等非常复杂的要求。举例来说，一个节食的富人与一个不得不挨饿的穷人相比，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热量而言，也许是相等的，但他们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却是不同的。节食的富人可以选择多种行为方案，比如他可以选择不节食，可以选择吃得好从而得到充足的营养。进一步说，他既可以选择吃肉、吃鱼，也可以选择吃青菜、吃水果。也就是说，他具有选择多种行为方案的能力，而贫困者则无法做到这些。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拥有较多的基本物品就具有这种能力呢？

阿马蒂亚·森：当然不是的。从基本物品到能力，还存在着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拥有较多的基本物品，只是为拥有较大的可行能力提供了重要条件，并不是说拥有了较多的基本物品就拥有了较大的可行能力。比如，一个身有残疾者，或者一个老者，又或者一个疾病缠身者，将他与一个身体健康者进行比较，即使他拥有超越于健康者之上的基本物品，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仍然是一个弱者。这也就是说，尽管他拥有较多的基本物品，但他仍然缺乏可行能力，缺乏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现在的经济学研究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阿马蒂亚·森：经济学革命的前提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善于思考、勇于挑战。在我看来，现在经济学最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且要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就是现实人的自由发展。不是把这里的“人”本末倒置地仅理解为效率的工具；恰恰相反，经济学应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效用和财富等众多方面。

中国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你如何评价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

阿马蒂亚·森：首先，中国有一点非常了不起，那就是能够把公共服务资源（像教育和卫生等资源）调动起来，共同用于推动社会进步。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在古代，中国就是世界上的领导国，有一些伟大的思想。现在在西方教育中也有很多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课程安排，我也曾经学习过。最早，中国对于市场经济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在则是非常希望用市场化的手段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这都得益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对人才和教育非常重视。一位欧洲学者说过，如果有基本的教育和技能，在遇到挑战时就可以很好地面对。中国当下的领导人以极大的决心和高深的技巧，采纳了通过改善人的能力来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原先大家都认为，中国没有重视教育，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商品，中国都可以生产，就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学习。这主要是劳动力技能提升的过程，而这些并不完全是在学校教授的。不仅如此，中国现在也在继续塑造自己的教育体系。这不仅推动了社会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发展。这是印度需要吸取的经验，印度有非常好的IT、医药等成就，但经济发展不如中国稳健。

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还在于，它证明了一个贫穷国家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走向富裕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引发饥荒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产量的下降。而我通过研究发现，饥荒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因为粮食产量的下降，而很可能是由于包括劳动权、生产权、交换权以及继承权在内的各种权利的丧失造成的。也就是说，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下，相对贫困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发展能全面消除贫困吗？

阿马蒂亚·森：就像香港几十年发展所呈现出的，以及中国大陆实行经济改革后所展现出的，好的经济政策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又可以带来更多其他的成就，尤其是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富足，摆脱长久以来的贫困状况。中国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与三十年前实行经济改革时候的贫困人口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是农业发展，其次是工业增长。

然而相比之下，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人均收入的增长却并未能使贫困相应地减少。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追求经济增长，但这是为了人类生活的进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发展经济上，还要将眼光放长远一些。比起仅有经济发展本身所能创造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

中国经济报告：很多人说拉美地区的经济深陷泥潭，正是因为它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着不少的争论，你怎么看？

阿马蒂亚·森：也许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所以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讨论。中国经济为什么放缓，有人说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好像这样一句话就把它交代清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背后的原因说清楚，为找到原因就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我真的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么。设立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文献上有很多让人迷惑的地方。我并不是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不适用于中国，关键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人们应该找到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而不是用这样一个概念解释所有问题。

有人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国家就会止步不前，必须要应对一些问题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我想只有用细菌感染才能形容如此快速的增长。我们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来说未来会有瓶颈。现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温和，这只是相对的放缓，更何况中国的收入增长还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全世界没有过先例。关键是如何对经济进行调整，包括在财税方面进行调整，从而提供恰当的激励机制。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是问题，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报告： 那么，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阿马蒂亚·森：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用经济发展去促进社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以泰国来比较：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7岁，泰国人则是78岁；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是百万分之一点七，泰国是一点四。泰国也是通过教育兴国，中国在科教兴国之外还结合了市场经济，但为什么在社会指标上，中国的表现没有泰国好呢？这就是中国急需考虑的问题。

好政策比好经济更给力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那么又是什么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阿马蒂亚·森：经济繁荣会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程度得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包括教育设施、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的建设，以及全社会和全世界不同人群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培养。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好的社会政策也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富裕和充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对社会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达到的效果也远远不及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及实践所能达到的成果。

中国在这两方面的经验就给我们上了有趣而又重要的一课。以医疗为例，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寿命。在战争年代，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40岁，但30年后就不同了，即使是在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前，人均寿命估计也已接近70岁。那时，中国从经济上讲还是比较贫困，但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在卫生医疗成就方面与比它富裕得多的国家相竞争了。事实上，中国向世界证明了卫生医疗成就的取得并非离开了经济手段就没有希望。中国早期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告诉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策，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既然政策如此重要，那么政府制定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何处？

阿马蒂亚·森：我想制定政策的一些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利用公共资源，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公共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不仅仅通过创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也通过创造公共收入而强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事实上，公共收入往往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比如，印度的情况就表明，当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7%-9%之间时，公共收入的年增长率通常会更高，大概在9%-12%之间。根据不变价格计算，目前印度政府的净税收总额是1990-1991年的四倍多，远远高于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

需要强调的是，不仅要确保经济增长进程会促进公共部门手中资源的增加，而且必须审慎地分配公共资源来实现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要详细检查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情况，强调对该部门运营的问责制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 中国正在破除“唯GDP论英雄”的做法，进入经济新常态。按你的观念，这应该是一大进步吧？

阿马蒂亚·森：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但是，社会发展才是人类进步的核心，这一共识还有待增强。事实上，单从经济指标本身的增长来评估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非常有局限性，一些社会焦点问题，如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充足而负担得起的住房、基本社保等也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影响。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对此有了深刻的见解：“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并以他物为目的。”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但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有理由追求财富，但这只是因为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好，而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重要。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已经逐渐退去“唯GDP论”的做法。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增长和发展哪个更重要？

阿马蒂亚·森：首先要明确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紧密相连。增长和发展的不同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它与收入、产出有关；而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不是收入和产出，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而可持续的增长和环境保护无疑是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其次，增长和发展又是紧密相连的，仅有增长不足以实现发展，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促进发展进程。经济增长非常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经济扩张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不会自然地、平等地共享经济扩张的成果。如何为更广泛的民众带来福祉已经成为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近期有所调整，全面放开二胎，你如何看待这一调整？

阿马蒂亚·森：眼下正是检验独生子女政策优劣的好时机。首先，我们必须质疑一种不假思索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一直为高生育率所困，直到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才摆脱了困局。独生子女政策起源于1978年，但在此之前的10年，中国生育率早就已经迅速下降：1968年，平均每位中国女性生育5.87个子女，到了1978年，平均生育2.98个子女。随着独生政策的落实，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并非剧降，只是延续了原来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98，下降到如今的1.67。

显然，影响中国生育率的因素不只是独生子女政策。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两个显著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生育率下降：女性获得教育的机会，女性获得就业的机会。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玄机。过度频繁地生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育成本，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年轻母亲。教育和就业都能帮助年轻女性在家庭决策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通常结果就是降低生育的频率。中国快速普及了包括女孩在内的基础教育，并帮助年轻女性增加就业机会。这不是颁布独生子女政策时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此之前几十年就已经在做，直到如今还在努力奋斗的事业。国家严厉干涉生育的效果，往往被评论家们夸大，而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各种扶持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却鲜有人提及。实际上，废弃独生子女政策是一种很轻松的选择。鉴于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更加理性的家庭决策，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实施严厉的强制性生育政策。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现在的世界经济？中国又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阿马蒂亚·森：在2009年以后，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普遍存在一种持续的下行。从2009年到现在，受到一些欧洲思维模式的影响，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英国原来负债率大概是70%；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上升到70%的两倍。欧洲经济非常着迷GDP的杠杆负债率，但这可能不太适用于中国。

今天，不论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是欧洲和北美，增长可以带来的结果都应该得到强调。欧洲似乎陷入了一个削减财政赤字的困境，其减少公共支出的方式会大幅削弱经济增长。我个人认为今天欧洲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学是很不恰当的，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何时才能从深陷的泥潭中脱身尚不明确。然而，我们目前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和混乱，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状况。

中国也在思考它与世界的关系，现在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中国是2016年G20峰会的东道国，在这个背景下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比如中国怎么帮助构建国际体系。除此之外，我觉得中国在贸易、援助这两块也可以大有作为。因为按照GDP来讲，中国也是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在贸易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提供一些好的贸易机会，繁荣全球贸易，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大选。伯纳德·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因满口“社会主义”论调而人气高涨。你如何看桑德斯受追捧的这一现象和本届美国大选？

阿马蒂亚·森：我对本次大选的几位候选人也很意外，我住在美国，但我是印度人。我曾经试图改变政府的一些做法和竞选动态，但最后没有成功。

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桑德斯会被追捧。他最终能否赢得竞选，关键在于他是否和选民有很好的关系，并很好地利用美国的竞选机制。他的口号很简单，而且获得民众很高比例的支持。到最后投票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民主党，比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有更大的胜算，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比较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特朗普很强势，也说了一些荒谬的话，比如在美墨之间修高墙，让非法移民无法进入，这的确很博眼球。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基于其政治理念给他提供资金的支持者能否继续给他提供资助，以及政党是否会为他继续提供支持。他对于游说人士“政治献金”的拒绝，赢得了很多美国人民的好感。在共和党，如果有人说每个美国人都能有医保，这是最能博得人心的。

社会政策 篇4

关键词：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本土语言教育,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既是族群内部沟通、交流的媒介, 也是支撑和促进群体内部归属认同的重要工具, 更是凝聚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稳定的核心构件。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 不仅关涉语言本身的维存与发展, 还在民族文化传承、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国家的稳定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非是一个从殖民主义走向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经历了殖民主义时期一语独大到民主共和国时期多元语言政策的演变。独立之后的南非民主共和国制定的多元化语言政策, 树立了本土语言的官方地位, 保护了本土语言多样性, 维护了国家稳定。这种从关怀本土语言为途径来促进国家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语言政策, 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南非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

南非的语言政策在历史上经历了大致四个时期:荷兰殖民时期 (1652-1806) 、英国殖民时期 (1806-1948) 、荷裔非洲人统治时期 (1948-1994) 、民主共和国时期 (1994-今) 。

1652年, 约180名荷兰人抵达开普敦。在1652年到1795年之间, 荷兰占领好望角近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 殖民政府推行荷兰语为官方语言, 在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等社会高层领域, 都必须使用荷兰语。1795年, 英国人占领好望角, 荷兰人的执政地位受到影响, 荷兰语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地位走向终结。此后, 荷兰人后裔在南非北部地区建立了南非共和国, 仍然实行荷兰语一语独大的政策, 规定当地生活居民必须接受荷兰语教育。19世纪初, 英国殖民者踏足好望角, 在开普敦地区建立殖民地, 推行英语化政策, “所有公共领域用英语替代荷兰语”, 所有政府职位为英语使用者保留。1822年, 开普敦总督颁布公告, 要求到1825年所有官方文件必须使用英语, 到1828年所有法律诉讼必须使用英语。在语言教育领域, 殖民政府也推行英语化政策。1874年, 殖民地议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明确规定高等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语成为英国殖民时期官方学校都必须使用的教学语言。1948年, 荷裔南非人阿非利卡人领导的国民党上台执政。政府在语言领域则试图以阿非利卡语取代英语, 在一切行政机构、广播电视等部门中大力推行使用阿非利卡语。1994年, 南非民主共和国成立, 本土语言的地位得到了承认。1996年颁布的《南非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除了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以外的9种本土语言都为官方语言;南非政府要采取积极行动来提高非洲本土语言的地位和促进其使用;各官方语言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享有公平待遇。2002年颁布的《南非高等教育语言政策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在学校中推行多语制的政策。

语言政策直接影响了南非本土语言的存亡, 也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紧密关系。在荷兰殖民时期, 政府当局强制实施独尊荷兰语的语言政策, 对本土语言不管不顾, 导致本土语言的消失。南非原住民科伊人和桑人彻底丧失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英国殖民时期的英语化政策, 使南非本土语言受到弱化, 如广大民众使用的班图语长期得不到发展。阿非利卡人领导时期, 强制推行阿非利卡语, 遭到了黑人学生的抵制, 造成了学生起义。而在民主共和国时期, 多元化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多语教育的推行虽然遭遇困境, 但毕竟从官方层面承认了本土语言的价值, 为本土语言的维持和发展创造了机会, 为符合各民族利益、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南非语言政策及社会效应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

从南非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社会效应可以看出, 语言政策不单单是语言领域的事情, 还关系到本土语言的保留、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国家稳定的维护。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是否妥当, 是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事。在我国, 虽然还未像南非那样遭受帝国主义强制推行殖民语言, 但语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制定语言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一) 要处理好外语教育与本土语言教育的关系

我国全国上下掀起的外语热已经持续多年。英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独占鳌头, 许多城市地区中小学从一年级就已经开始了英语教育, 甚至一些幼儿园也以英语教育作为招徕噱头。其他少数通用的非英语语种, 如法语、德语和日语等, 也已经进入到基础教育领域。与此同时, 对中国本土语言的教育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汉字的拼写和意义的掌握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受到外语教育的排挤。以英语为主的强势语言已经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中国外语教育一边倒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汉语教育的发展, 影响到国民对汉语知识和汉语使用能力。我国虽然还未出现以英语为代表的外来语言压制汉语的现实情况, 但这种过度重视外语而忽略汉语价值的局面如果一直持续, 从短期来看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的汉语能力, 从长远上看则可能影响中国民众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 无助于国家文化认同的构建, 不利于民族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建立。

有鉴于此, 吸取南非殖民时期因荷兰语和英语等外来语言凌驾于本土语言而造成本土语言弱化的教训, 我国在制定外语政策时, 一定要注意到当前外语教育与本土语言教育的不平衡状态, 要注重两者的均衡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对外语的掌握是目前我们急需的国际化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外语教育需要得到重视。但同时应该意识到, 无论是国际化人才, 还是本土居民, 对本国语言的掌握都是人才素质的根本和基础。因此, 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 针对教育系统的现实情况, 积极展开宣传, 使人们认识到汉语的价值, 通过在基础教育领域加强汉语教育, 从青少年开始开展汉语的书写练习和意蕴学习, 感受与领会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与精致优美, 从而提升民众自豪感与自信心, 加强国家文化认同, 维护国家安全。同时, 国家还可以从考试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入手进行立法和改革, 慎重思考和规范外语教育和汉语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所占比例, 将对汉语的掌握纳入人才培养的必修内容, 为国家培养和储备具有较高的本土语言素养的优秀人才。

(二) 要注重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许多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 有的民族语言, 除了有自己的发音系统之外, 还有自己的书写文字。然而,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正面临严峻形势, 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数量在急剧萎缩。据统计, 在我国发现的120多种语言中, 有大约有数10中处于濒危状态, 如仡佬语, 鄂伦春语, 土家语、满语等。一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 仅有年长者才会使用。如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中, 占全县总人口17%的彝族人, 只有极少数老年人通晓彝语。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使用与传承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少数语言群体及其成员有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获得发展空间的愿望、主张与诉求”。加强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存与维持, 不仅有助于本土语言和文化的保持与创新, 也使少数民族民众感受到国家对本民族的尊重与重视, 体会到真正当家作主的尊重感, 重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体会到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认同, 从而增加国家认同感, 从心理和情感上将自己纳入中华人民大家族中。语言的保护也是一种权利, 保障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在语言上的平等权利, 是真正保护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的平等权利的重要基础与重要内容。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社会和谐。

对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首先要加强立法, 制定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语言权力, 认真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在构筑团结和谐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 就必须从立法上给予制度保证。以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法律法规, 来保证各机构和部门采取切实行动,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其次, 还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开展具体工作。如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调查现存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 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 可以按照使用者数量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濒危性甄别, 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活动。以文字记载和语音录音的方式记录少数民族语言, 对少数民族的发音特点、文字符号进行语言学上的研究, 揭示其中的规律性和文化内涵。第三, 还要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民族使用者的数量。要在民族地区教育系统开展双语教育, 鼓励少数民族本身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要扶持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人, 鼓励具备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的本族人民努力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 开办民族课堂, 传授本民族语言。需特别注意的是, 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成员, 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 子女常常无法得到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因此, 在外出务工的民族家庭中, 要开展宣传活动, 提升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 鼓励他们在家庭内部使用本民族语言, 为下一代创造学习与运用民族语言的良好氛围。

结语

语言是人类的重要身份符号, 是社会稳定的要件, 是凝聚民族精神的臂膀。“语言可以显示我们所属的群体, 而且语言是我们区别一个与另一个社会群体的主要手段。”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适当与否, 直接影响着本土语言的存亡、关系着国内民族认同的构建和社会稳定的维系。南非历史上不适当的语言政策造成了本土语言的消亡和社会不稳定, 而民主共和国时期多元化语言政策满足了民族自尊心, 保护了本土语言, 促进了社会稳定。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 要从南非语言政策及其社会效应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制定符合中国语言状况和使用现状的语言政策, 加强对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本土语言的记录、研究和教育。

参考文献

[1]杜韡, 王辉.南非语言政策综述[J].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2 (12) :57-60.

[2]张屹.南非高等教育语言政策的演变与现行多语制政策的实施困境[J].比较教育研究, 2010 (4) :12-17.

[3]尹少君, 邹长虹.南非语言政策概述[J].文学界 (理论版) , 2011 (7) :82-83.

[4]王媛, 胡惠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的现状与反思[J].东岳论丛, 2012 (3) :130-138.

[5]肖建飞.语言权利产生的背景及其法定化[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0 (1) :59-71.

社会政策论文——村官 篇5

大学生“村官”，是指到农村村级行政单位担任一定职务的高校大学毕业生。近几年来，为了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同时满足各地农村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2007年年初,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颁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可选拔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大学生村官这一社会政策便由小规模试行逐步得以推广。在这一过程中，高素质的人才深入基层确实为农村发展增添新鲜活力，但这一政策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加以研究和解决。本文就大学生村官的职能、价值、面临问题、出路等方面做一简要分析。

一、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过程,即是大学生村官根据社会对其的“角色期待”完成“自我角色认同”的过程。正如斯特克瑞认为,“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谁是环境中的自我 ”。这里的“谁是环境中的自我”,指的就是角色的认知,即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一个人置身一个新的环境后,自我身份认同的清晰程度影响着其与所处环境的融洽,同时决定着角色在新环境中的能否成功“扮演”。同时，这对角色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大学生担任“村官”后,首先需要对自己的角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认可。要充分领悟其角色职能不仅仅限于管理和服务于广大基层农村，还具有更为广泛而丰富的内涵。

(一)发现并研究农村发展问题

大学生村官身处农村改革发展的基层前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更能发现出我国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为合理切实的建议。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依旧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进城务工,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农村出现了 “空壳化”趋势,，也使得农村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求更为迫切。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不仅要带领农民提高收入、脱贫致富, 还要充分依托自己的专业优势、职能优势、协同当地村民、干部针对当地情况，理清思路、发现问题, 并通过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合理利用农村社会资源，带领农民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 大学生“村官”把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为自己工作的落脚点和切入点。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面对而农民的增产增收最终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如高效、立体农业的实施, 农产品深加工的推广, 农村工业、商业的发展, 都需要更多技术、信息、资金、人员多方面的社会资源, 也需要高素质、懂科学的带头人。大学生村官要在农民增产增收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在农业科技和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 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 了解市场的需求和科技动态。积极引导, 多方联系、广开门路, 促进粮食的稳定增产、农民的稳定增收,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

(三)宣传社会政策、做好政府与农民的联络者

目前在中国的广大农村, 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法律意识不强, 对国家政策法规的了解不足, 既不利于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 也不利于农民对自身权利的保障。在农村发展过程中, 调整产业结构、收费等政策出台时, 由于政府官员很难真正联系基层, 难以评估农民的真实需要,所以时常会出现“一刀切”等将决策强加给农民的情况。许多政策的推行不是根据农民自己的需要出发, 导致政策的决定和执行出现严重偏差,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农民的抵触,导致干群关系紧张[2]。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生村官不仅要宣传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政策, 也需要担任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络者,积极与各级政府沟通,，及时将乡村的实际情况、农民的需求和愿望反馈给政府决策者，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提出政策倡导。同样，针对农民普遍知识水平较低的问题, 大学生村官要充分利用自身制文化知识优势，将税费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种粮补贴等政策的意义和实施方法向农民大力宣传, 加快各项惠农村政策落到实处。

（四）普及文化，提升农民素质

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民。经过新中国60年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离现代化的要求仍然相差甚远。大学村官到农村任职一方面为新农村建设输送了一大批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优秀青年才俊；另一方面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大学生“村官”可以利用自己的智力优势大力培训农民、改造农民，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发展，培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农民。大学生“村官”拥有现代化的社会理念，利用“观念优势”培养农民的独立意识、平等意识、主体意识、市场和开放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等现代价值理念。从而塑造农民现代价值理念，引导农民群众树立先进的思想, 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倡导农民树立集体发 展、共同致富的观念, 推动农村走上文明、民主、富裕、和谐的发展道路。

二、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践价值

大学生村官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实际成效和积极影响是不可置否的。他们从新的视角审视农村，挖掘致富商机，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改变农村面貌，从而为农村带去了全新的气象。

(一)带动了农民增产征收，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新农村 ”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将优秀的大学生群体充实到农村中去, 让村民接触先进的知识、科学的理念, 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带动村民改变农村的贫困状况与落后面貌。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二）优化了农村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了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办事效能

村是国家最基层的单位，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的大政方针最终都是通过村这一最基层组织来贯彻落实。村干部是当地村民的带头人，干部队伍的配置尤为重要。但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以及高校的不断扩招，农村能人相继外出，使得较高素质的留村青年越来越少。按照传统的村干部选拔办法，显然已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大学毕业生的到来，从数量上改变了基层干部队伍的人才比例结构，也从事实上创造了一个更加优良的文化氛围，给基层干部队伍带来了新的气息。优秀大学生加入农村基层领导群，一方面，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和高昂的斗志也或多或少督促激励了原村干部，促进干部群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凭借自身新知识、新文化、新观念丰富了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大学生村官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应用，尤其是网络的应用，开阔了农村市场。村级管理、村务规划更科学、统计更正确、办事更规范、效率更高，村经济及各项事业取得更加快速的发展。

(三)加速了农村文明新风尚的形成，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新农村建设目标，不仅仅包括增加农民收入，还包括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综合目标。与城市一样，也需要立足长远、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而大量农村优秀人才的外流，不仅造成了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落后于城市，而且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也远远滞后于城市[3]。村大学生村官凭借新知识、新思路通，通过大学生村官的示范文明与农村 实现了有效融合，悄然改变着农村人落后的就业观、婚姻观和才观，新风尚、新面貌正在形成。

（四）塑造着新时期的中国青年时代精神。

新农村建设艰巨任务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大学生村官大都来自农村，经过读书走出农村，开阔了视、武装了头脑，再带着本领，带着激情回到农村，融入农村，服务农民，发展农业。这正是农村青年，勇于担当、积极参与、青春有为、建设家乡的时代精神所在；也是城市青年用知识支撑祖国建设，与时代齐进步，与农村共发展的时代精神所在。大学生当村官的经历和经验将成为其个人受益终身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时代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学生村官的实践加深了青年大学生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认识与理解，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升华，人生发展之路更加坚实。

三、大学生村官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学生村官制度作为一股新生力量 ,有其优越性 ,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战略性决策。但当这一群体到基层开展实践工作，完成从“骄子”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这种身份和生活世界角色的过渡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我们加以认识和解决。

（一）部分大学生村官错误的角色定位

“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当前我国为建设新农村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鼓励大学毕业生下乡当村官,是打破农村人才匮乏局面,搭建农村人才高地,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一项有力措施。众多大学毕业生热烈响应号召,广泛深入农村基层,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和良好社会效益。但是,在这火红的场面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部分大学生村官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比如如有毕业大学生将参加新农村建设当作进入大城市的“跳板”，他们选择到农村当村官,不是出自对农村和农民的热爱,不是出自“把青春献给祖国、再造秀美山川”的使命感,而仅仅是在现实严酷的就业环境下的无奈选择和权宜之计,只是服务期满后进入大城市的“曲线进城策略”。由此,持这种心态的大学生村官不是把自己当作建设新农村的主人翁,而是把自己当作农村的匆匆过客。他们认为自己在农村呆不长久,只是到农村来镀金而已,一旦服务期届满后就会离开农村,因而在工作中不认真负责,得过且过,，不愿全力以赴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工作存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感，大学生村官容易被边缘化

首先是心理上的不适应。由于离开校园时间较短，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容易产生不 良心理。一部分大学生在实践工作中会想问题、办事情会出现单纯、片面、存在着浮而不深、依赖心理强、承受心理弱的问题。加之许多人刚刚开始接触农村工作，面对复杂的环境和棘手的事情，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会打退堂鼓，感到心灰意冷。有些大学生则认为自己是各级组织部门百里挑一选拔出来，帮助村上谋发展，攻难关的能手，具有知识厚实，专业技术能力强的优势，思想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难以放下，不能和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还有个别同志 或许是出于择业的无奈，从内心深处对选择当村官还是感到不理想、不满意、认为当村官就是当泥腿子，心里多少有些心灰意冷的感觉，放松了自我约束，工作中随意性强、自制力差，甚至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履行职责情况比较差。其次是环境上的不适应。由于多年在外求学尤其是大学校园生活的经历，部分人已经习惯了都市的生活，在选择当村官后，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面对基层艰苦的工作环境和较差的生活条件，还是感到与自己的想像落差太大，一时难以适应。再次是工作上的不适应。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作实践经验，大学生村官在时间工作中不能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有效结合起来，个人的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特别是面对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虽有热情却方法欠妥应对能力和策略不足，独立工作能力不强。

同时，,这些大学生村官因为在村里属于少数群体, 农村生活单调、娱乐较少等原因，尽管通过一定时间的磨合可能会更好的适应基层的工作与生活，但在工作以外,与村干部、村民的情感交流相对较少,容易被边缘化。部分大学生村官表示在村内没有朋友,很孤独。他们呼唤同伴的支撑和情感上的归属。

(三)大学生村官的知识结构尚不全面，村民期望的差距不容乐观

目前, 大学生村官的选任主要考核的是政治素质,而缺少对专业知识的重视。而广大村民村干部大都希望县里能把专业对口，综合素质较高，为人正直、作风踏实、性格外向，能带领大家致富创业的优秀大学生派到村里。大学生村官群体的专业知识虽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涉及到行政管理、社会工作、工商管理、艺术设计、市场营销、财务金融、农学、法学、心理学等等，但他们对于农业技术、行政管理、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知识的掌握还有所欠缺,知识结构不够全面。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正面临“对农村不了解, 未能掌握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能力、经验、阅历有限”等困难。对农村的环境，现状了解不深，对市场经济了解不够，与经济发展能联系起来的不多。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大学生当村官就极有可能成为“作秀”工程。这边需要培训大学生村官相关“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和任务 ”、“了解农村政策规定及工作方法”及“培养与农民有效沟通”等方面的能力

（四）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力度不够，村官的身份亟待进一步明确，目前,各地对大学生村官的正式职务定位为“助理”角色(村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或村干部助理)。但由于大学生村官的“空降”方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所规定的村官产生机制，因此很多大学生村官从本质上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官,也不是公务员,而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对部分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属性描述为“志愿者”,造成他们的角色定位十分模糊[4]。有的地方大学生下到基层后就处于放羊状态。但是一旦录用了却发现，除了文件外，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了。下去前没有足够的培训，自己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下去后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有问题也不知道找谁解决，由此自然推断出来，自己就是认真完成任期后也肯定是没有人管，这样就不免悲观失望。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到村工作的前期不适应，办事不热心、主动、无法处理群众的日常纠纷，确实是缺乏能力、经验阅。因此需要政府与村里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平台，给予机会、时间，对于农村特有的问题要进行先期的培训，以更好地开展工作。

四、建议与对策

（一）完善大学生村官知识结构，帮助大学生村官找准自身的工作定位

从走出校门到走向社会，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心理上的适应期和角色转换的磨合期。就大学生村官而言，如何适应从校园到农村生活的过渡，实现由学生到村干部身份的转变，这是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和端正的态度，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明确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当前，农村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广大农村的发展潜力被逐步挖掘，孕育了大量的发展机遇。在这个时机，选派大学生到农村任职，目的是让他们在农村一线发挥聪明才智，锻炼提高自己的能力，并通过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激发农村干部的整体活力和工作热情、深化改革、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对此，大学生村官要有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把自己的远大抱负与到农村一线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摈除思想上自我定位过高、工作怕吃苦、依赖心理强等问题。不断地矫正自我、锤炼自我，在思想上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于一名基层工作者，做到身处基层更要心系基层，真正融入到农村这个大熔炉之中。同时，针对部分大学生村官知识结构和能力短缺的矛盾，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大学生村官所在地的工作特点和专业特长，对其加强后续培养和岗位培训，帮其解决专业知识缺乏，沟通能力薄弱，组织管理经验短缺等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提高综合能力水平。

（二）完善相应政策, 建立大学生村官扎根农村工作的长效机制 为了使大学生村官愿意扎根基层，服务基层，要制定多项激励政策，使他们“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薪酬补贴和生活费补贴制度[5]。解决好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解决后顾之忧，让其能安心在农村工作，尽力的发挥才能。除此之外，还可以对表现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在入党、评优、公选领导干部等方面优先考虑。其次建立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对于在基层干的出色的，并且愿意长期留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在参加公务员选拔时给予适当加分，努力解决好大学生村官未来出路问题。

（三）建立统一的考核机制 ,约束大学生村官行为

由于大学生村官大部分是应届毕业生，年轻气盛，往往缺乏约束自己的控制能力。因此应建立统一的考核机制，规范大学生村官行为。各乡镇要为大学生村官建立档案，详细记录每名大学生村官的实际工作情况和所任职，,提出工作目标，给予具体分工，实行目标责任管理[6]。在管理上做到日常考核、季度考核、年终考核和县、乡镇、村三级考核相结合的形式，再加上由党员和群众监督，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大学生村官补贴发放、考核奖惩、激励辞退、续聘、招录、提拔的主要依据。

参考文献

论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研究 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政策能力；建设

相对于公共政策领域内的另一个范畴“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社会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政策目标定位于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提升民生质量，对于协调与均衡社会不同权利与利益诉求，整合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赢共生的局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政策的制定、完善和实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己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社会政策的实现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等相关的能力，政府社会政策能力成为社会政策能否得以实现，社会公平体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和谐社会背景下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议具有重要价值。

一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政策能力

(一)社会政策能力的基本内涵

社会政策(Social Policies)概念是西方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是为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它是指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但不是惟一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措施及制度安排。所谓政府社会政策能力，是政府科学地制定和有效气施社会政策的能力，即政府审时度势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关系，前瞻性地制定出符合国情(社情)的社会政策，进而建立起社会政策的实施系统，有效地实施政策，达到社会政策目标的能力。政府社会政策能力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

(二)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政策能力

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是由政府发动和实施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仍然是政府，这是由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和提升政府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社会政策能力涉及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最终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视角下，政府的社会政策能力主要体现在：

一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能力。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公平公正、追求社会稳定的社会。因此，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追求社会稳定是政府社会政策能力的方向，政府必须政府运用社会政策，通过相应的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来化解社会矛盾、调节利益矛盾，反映社会诉求，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深屡次的组织基础的能力，从而维护社会公平。如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能力。消除贫困和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现象的能力。=是具有社会会政策制定能力。社会政策方向准确适时认定后，下一环节就是制定社会政策，也就是进行社会政策方案规划，井在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作为最终的决策方案。三是社会政策执行能力。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方案，经过社会政策合法化环节之后就进入社会政策执行阶段。社会政策执行是将社会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在实践中解决社会政策问题的过程，是社会政策方案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

二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的思考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可以为当前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建设政府的社会政策能力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府社会政策能力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

建设政府社会政策能力的目标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备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垒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政府的社会政策能力建设应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等都应该以该目标为指导。当今。政府管理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政府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而政府管理创新直接体现为政府社会政策能力的提升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治理的水平和能力。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体现在社会治理是否和谐。而政府是凌驾在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它代表的是公平、正义。政府的社会政策，制度安排包括公共政策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社会治理的和谐t而社会治理的和谐与否，又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二)社会政策能力建设应以公平为价值取向

社会政策的理念，指的是蕴涵于社会政策设计、制定、执行，改进整个过程当中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体现了社会政策主体的终极关怀。随着社会政策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不断演进，一般认为，相对于公共政策领域的另外一个范畴：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理念集中体现为公平、正义与科学。社会政策是社会公正理念的具体体现，以维护社会公正作为政策的基本价值观，认为只有以社会公正这一公共价值为标准设计的各项社会政策，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正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规则，体现了公正的社会调剂的规则。我国政府首先应当通过制度公正以确保社会公正的最终实现。制度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着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我国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要以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融合，促进各个利益群体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观念上强调社会责任，维护“公平”与“权利”。政府在社会政策建设中必须牢固树立“公平”和“权利”的价值取向，强调社会责任，对原来重点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追求效率优先的原则，适当调整到以个体社会成员共生发展、共同富裕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上来。通过制度公正和价值公正来确保政策在制订、执行和评估的过程的公正。

(三)社会政策的制定应注重公民的参与程度

公正性是社会政策的价值所在，社会化与公开化是达成公正共识、实现实质公正的前提。社会政策一定要交给社会来讨论，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转变。公开讨论使政策昭然，以公开促公平、公正。社会化强调第三方专家和公民的政策介入。专家可以运用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将公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给决策者。专家们还可以根据社会政策的理论提出可供选择的若干政策方案，有利于政府决策。接受者为参与者。王思斌在为莫泰基所著的《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基石》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认真地说，公民参与是社会政策的精髓。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民众的，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民众也是社会政策运行的主体，社会政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广大公民都是‘政策用户(Clients)。”因此，同时，社会政策的制定要强化公民参与。要积极推进社会政策的民主化，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在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公民有效表达他们自身利益诉求，根据自身的需要说明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促进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避免因政府组织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及时关注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造成政府社会政策有失公正，以公开促公平、公正。

会计政策选择与社会博弈 篇7

最优债务契约与资本控制权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对于一个意欲投资于某风险项目的企业家而言, 受自身财富有限性的制约, 为了获取报酬他必须与贷款人签订契约, 支付尽可能低的费用以获得所需资本。这时, “债务就可以被显示为企业家与贷款人之间的最优契约”。资本控制权理论对最优债务契约作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现代企业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剩余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对企业行为有重要影响, 如企业股票融资的意义在于把企业财产的控制权分配给股东。当一个企业家想投资一个项目时, 由于受财力的影响, 他只能向富有的投资者———资本家融资。双方预期, 该项目可产生两项收益:一项是可证实并在契约中明确约定的货币收益;另一项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转移的企业家的非货币收益。由于在该投资过程中, 企业家和投资者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投资者往往只关心货币收益, 企业家可能既关心货币收益又关心非货币收益。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财富约束的局限性, 这一潜在的利益冲突往往并不能通过契约的形式在事前完全消除,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谁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就特别重要。有三种不同融资方式下的控制权安排:当企业发行带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融资时, 股东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如果融资方式是以发行无表决权的优先股, 则管理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企业债券或贷款, 若管理者能够按期偿还债务, 那么管理者可拥有剩余控制权, 否则企业被重组、清算或破产时, 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便会由债权人强行攫取。

现代契约理论应用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局限

1.契约中的代理关系与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缔约当事人一方拥有而另一方当事人不拥有的信息, 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 即使能够验证, 也需花费很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现代契约理论研究不对称信息, 旨在探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契约不完全的根源, 当事人如何设计一种契约, 以及如何规范当事人的行为问题。不对称信息按其产生的根源可分为外生的和内生的。外生的不对称信息是指自然状态所具有的一种特征、性质和分布状况, 它不是由交易人 (参与者) 造成的, 而是客观事物本来所具有的;内生的不对称信息是指在契约签订后, 其他人无法观察到的、事后也无法推测的行为。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发生的时间, 二是发生的内容。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 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 分别称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从不对称的内容看, 不对称信息可能是指参与人的行动, 也可能指参与人的知识, 即不对称信息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行动只被他自己知道, 或只被一个契约中所有的签约人知道, 而局外人不能观察到, 即由于信息分布不平衡, 签约一方对他本人的个人特征知道得很清楚, 而其他人不知道或知之甚少, 或可能影响自然状态的知识某个人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

2.逆向选择埋下了会计政策选择的隐患。

在信息经济学中, 常常将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代理人”, 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自然选择代理人时, 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 由于信息不对称, 委托人不知道, 委托人就与代理人签订了一种契约, 在此情况下, 市场配置是缺乏效率的。也就是在委托与代理双方建立契约关系之前, 代理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 从而使委托人因信息劣势而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问题最简单的例子是卖者与买者的关系在买卖交易中, 卖主提供商品的价值一般总是低于价格, 卖者 (代理人) 对产品的质量比买者 (委托人) 有更多的知识。如股东选择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的经理, 患者选择医术不高明的医生。经理知道企业内部的真实情况、知道企业应选择怎样的会计政策, 以及这种选择能否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 而企业的股东、债权人等外部委托人并不具有这些知识, 企业经理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就可能进行逆向选择, 为侵害委托人利益埋下了隐患。

3.道德风险导致管理者逆向会计政策选择。

在签订契约时, 有关契约知识和现实条件的信息对签约双方都是对称的, 签约后代理人选择行动 (如工作努力或不努力) , 决定代理人行动结果的还有自然状态;代理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这时, 委托人虽然能够观察到结果, 但却无法知道这一结果是代理人本身的行动所致还是自然状态造成的。也就是在契约签订后, 代理人只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受损, 而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诸如偷懒、滥用资产投资等行为。在此情况下, 委托人必须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主不能观察到雇员是否努力工作, 但可以观察到雇员完成任务的情况, 因此雇员的报酬应与其完成任务的情况及业绩相关。在上市公司中, 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而使委托经理人管理公司, 股东无法直接观察到经理人的全部行为, 而只能获取关于公司管理和经理人行为、能力的不完全信息, 但经理人掌握了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充分信息, 他们可能作出只利于自己而对股东不利的选择。当委托人是由股东构成时, 行动变量就是企业经理的努力水平, 这样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契约就由一个由货币收入与行动结果联系起来的报酬表组成。在不存在行动选择的情况下, 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就成了一个风险分担问题, 此时该效用依赖于当事人对风险厌恶的态度。由于上述原因, 即委托人难以观察到经理的行为过程和自然状态本身, 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经理就可能存在道德风险, 使股东和债权人等委托人的利益受损。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契约对策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行股票期权制。

如何建立对公司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使之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发展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结合起来, 一直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 公司剩余索取权的契约安排是公司经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 因此公司的收益分配体制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效率。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 委托、受托双方存在着利益冲突, 其结果往往是更有利于代理人即公司经理。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有效形式之一就是重新分配公司的剩余索取权, 让公司经理拥有公司的股份并成为所有者之一, 以实现公司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统一, 进而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协调一致。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并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方式。这种方式, 一是将公司经理的收入水平与公司效益 (如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 挂钩, 使公司经理与股东共担风险;二是让公司经理拥有公司的股份并成为公司的股东, 分享公司长远发展带来的利益。股票期权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设计的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股票期权的实质是让被授予人拥有一定的公司剩余价值索取权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这种制度既有激励作用, 又有约束效果。

2.实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

我国流浪儿童的社会政策探析 篇8

关键词：流浪儿童,政策发展,救助策略

一、我国流浪儿童的现状

一般将我国城市流浪儿童定义为18岁以下、离开家人或监护人而在外游荡超过24小时且无可靠生存保障并最终陷入困境的人。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抽样调查推算, 我国每年流浪儿童约有100万—150万人, 而据民政部门统计, 每年仅有15万人次流浪儿童得到救助, 救助形势十分严竣[1]。从性别上看:流浪儿童中男性约占70%, 约有10.5万人;女性约占30%, 约有4.5万人。从来源上看:来自农村的约占83%, 来自城镇的占17%。从教育程度上看:文盲占20%,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5%,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5%。从年龄分布上看:7岁以下的占10%, 8—12岁的占23%, 13—15岁的占63%, 16—18岁的占4%。流浪儿童的主要流出地是湖南、四川、河南、山东、安徽、贵州、广西、云南、新疆等省份[2]。

二、我国流浪儿童产生的原因

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儿童被不法分子诱拐, 常年从事偷窃、乞讨和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我国贫富差距已经超出国际警戒线, 而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东部起步早, 经济发展水平高;中西部起步较晚,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农村。我国流浪儿童大多来自农村中的贫困家庭, 他们因为生活困难而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由于他们自身的能力不足和缺乏足够的保障, 容易沦为流浪儿童。另外, 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儿童被社会上的犯罪分子诱拐, 其中一些人被职业乞丐或违法组织所控制, 成为犯罪分子谋取私利的工具。

2. 家庭功能失调, 学习适应不良。

不良的家庭结构、家庭环境恶劣、家庭成员关系紧张、家长对儿童施加过大的压力、家庭照顾不周、父爱母爱的缺失、家长对儿童的忽视甚至虐待, 使得儿童无法在家庭中正常学习、生活, 致使儿童离家出走, 成为流浪儿童。中国的应试教育过分追求考试分数, 忽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素质培养。学生的学习压力普遍过大, 负担过重。一些学生害怕学习、害怕上课、害怕考试, 导致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考试焦虑, 进而出现逃学、偷窃、打架斗殴等行为。当学生不堪重负, 又缺乏合适的渠道缓解压力时, 会滋生逃离所处环境以求解脱的想法。

3. 我国流浪儿童救助政策主要在政府管理体制下运作, 忽视了儿童的特殊性和个别化。

目前, 政策规定中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主要由各级人民政府和民政部主管,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执行。政府的财力物力人力毕竟有限, 而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是一项大工程, 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中国于1990年签署《儿童权利公约》, 并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同样有其自身的意愿, 保障儿童的权利是必要的。儿童的需求因人而异, 政策应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 缺乏预防流浪儿童产生和后续问题的相关政策, 缺乏流浪儿童救助的社会宣传和监督方面的规定。

我国的政策主要是针对问题和需求制定的。政策的重心放在如何救助流浪儿童上, 而甚少关注预防流浪儿童的产生。预防流浪儿童产生能有效地减少流浪儿童的数量, 从源头上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对于那些因家庭暴力而导致流浪的儿童, 强制返家不利于他们问题的真正解决, 也极可能造成儿童重复流浪, 这样只是将这些儿童从一个困境中解救出来又马上陷入另一个困境。长期的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 流浪儿童面临适应新环境问题, 如果此问题得不到解决, 有可能造成流浪儿童再次流浪。缺乏宣传, 政策就无法深入民心;缺少监督, 政策的实行效果就无从保证。我国关于流浪儿童救助方面的宣传确实欠缺, 政府所设的救助中心并不为公民熟知, 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制定与创新更是鲜为人知。没有确切的监督机构, 对流浪儿童的救助行动以民政部门为主, 公安、城管、交通、卫生等部门负责协助, 无法确保政策的实施过程与效果。

三、我国政府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措施

1. 政府在救助流浪儿童上的力度明显加大, 政策制定上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95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转发〈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厅字[1995]42号) 中明确提出“可在流浪儿童较多的城市试办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2003年, 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 ,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政策从收容遣送转变到社会救助。迄今为止, 中国共建成了130个专门为流浪儿童提供的救助保护中心[3]。2011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39号文) , 在措施中谈到要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 并具体强调了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要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对确无监护能力的, 由救助保护机构协助监护人及时委托其他人员代为监护;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经反复教育不改的, 由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4]。

2011年12月26日, 民政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通知, 部署从现在起至2012年年底在全国联合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 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5]。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 2012年北京市将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 哈尔滨市将全面启动以“保护儿童, 告别流浪”为主题的“接送流浪儿童回家”专项行动, 云南省民政厅将开展接送流浪儿童回家专项行动。

2. 民政部门主管, 多方合作形成合力。

例如, 2006年《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 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落的未成年人实施救助, 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护送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 由救助场所予以救助和妥善照顾, 并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领回。北京“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涉及民政、公安、城管、卫生、教育等八个部门。

3. 从只对站内主动求助的儿童进行救助到主动寻找需要救助的儿童。

例如, 郑州市备有车体上印着“流动救助”字样的白色面包车, 车上放有食物、饮用水、衣服等物品, 供流浪儿童使用;并通过“爱心联系卡”劝导他们到中心接受更多救助。另外, 郑州市还设有1个全天候救助点和4个固定救助亭, 救助点有辅导员24小时值守, 让孩子远离流浪。政策制定以来取得明显的效果。自2011年4月开始, 新疆联合中国公安部和民政部开展行动, 要“接回所有在其他省份流浪的新疆籍儿童”。至2011年6月17日, 已有144名流浪儿童返回新疆[6];至2012年1月, 已有1 332名新疆籍流浪内地儿童得到解救。

4. 某些地区依照中央精神创造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 有

效促进了流浪儿童问题的解决。例如, 哈尔滨市颁布的《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规定, 对打拐解救出来的流浪未成年人、婴幼儿和经2年以上仍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 要按户籍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北京将建立流浪未成年人社区发现和报告机制, 充分发挥与利用社区资源。

四、完善我国流浪儿童救助的策略

1. 由政府管理体制向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管理体制转变。

政府应该集中于政策研究、制定、改革、创新等宏观层面, 将更多的实施和管理工作分配到民间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等。由单一的政府模式转变为多方合作模式, 有助于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更好开展。可在民间设立“儿童之家”、“寄养家庭”等民间福利机构, 为流浪儿童提供住宿、咨询、教育等各类服务。给予其他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民间组织、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的资金投入, 缓解财政压力, 节省政府支出, 通过多元化的渠道筹资。

2. 抓好宣传和监督事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可以建立社区网络进行宣传, 普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宣传单、广播等媒介, 让人们了解国家最新的政策规定, 吸引群众对流浪儿童的关注, 鼓励人们参与到帮助流浪儿童的活动中。明确各部门的责任, 落实各部门的行动, 分工合作, 增设监督机构, 使社会实践达到社会政策制定的目标, 真正将政策落到实处。

3. 坚持“儿童权利和儿童优先”的原则。

发掘儿童根本需求, 尊重其主观意愿, 而不是以成人的视角凭经验主观臆断、将成人的意志强加给儿童。维护儿童的基本权利, 儿童应该受到关怀。机构普遍比较重视物质上的救助, 忽视精神层面的救助。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生理需求只是人最基本、最低层次的需要。流浪儿童深层次的需要如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等常常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与流浪儿童平等对话, 坦诚相待, 了解其实际需求, 满足其所需。在注重满足他们身体所需的同时, 更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

4. 做好预防和后续工作。

虽然中央政策制定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但陕西西安在这项工作中有所创新, 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西安民政部门通过研究, 对原发性流浪儿童和重复流浪儿童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关的制度。西安民政部门建立救助长效机制, 通过实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三无”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和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等措施, 以预防原发性流浪乞讨儿童的产生。《西安市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 福利机构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每人每月1 000元, 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每人每月800元。从经济角度着手, 保障了孤儿的基本生活水平, 以防他们因为生活无着落而流浪。

参考文献

[1]李颖.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现状、困境与对策——以绍兴市为例[J].社会工作 (上半月) , 2010, (6) .

[2]滕晓丽.中国流浪儿童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 2007, (3) .

[3]薛在兴.流浪儿童机构救助的困难、困惑与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 2006, (5)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DB/OL].人民网, 2011-08-18.

[5]李泓冰.给流浪儿最温暖的红包.人民日报人民时评[N].人民日报, 2011-12-28.

社会政策 篇9

随着社会大众日常需求的不断增长, 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各项保障的日趋完善, 社会工作已经走过破冰阶段, 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大众所接受。与此同时, 各项社会政策也根据相关社会工作需要逐步出台并随时代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在我国是处于年轻的研究领域, 因此, 笔者认为, 二者的基本概念和关系的研究对我国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概念

社会工作, 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陈良瑾等人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 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专门的职业。社会工作专业意义的引入改善了社会福利从业者的行为和态度, 同时也使社会福利制度更加完善, 根本地提升了人们的福祉和改善了社会福利的品质。

所谓社会政策, 就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 解决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安全, 改善社会环境, 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其核心是解决公民在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风险。狭义的社会政策范围包括劳动苦力工人、生活水平较低的贫民生活;广义的社会政策包括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政策、就业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以及相关宗教政策等等。我国的社会政策采用广义的概念。

二、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关系

随着时代进步, 社会工作发展的迫切需要,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联系日趋直接和紧密, 尤其是伴随国家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分工的组成部分, 在服务贫穷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而社会服务走向专业化。社会工作与政府的社会政策有了更直接和多层面的联系:

第一, 有组织的社会服务一般是以国家法律、法规等为从事服务活动的基础, 即是在政府的社会政策框架内进行的。

第二, 政府贯彻执行的相关社会工作服务活动也是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

第三, 社会政策的“检验者”“实施者”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为政策对象提供最具体、最直接的服务活动, 社会工作过程也是社会福利政策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桥梁。社会工作的一端与社会政策相连, 另一端则与服务对象互动, 因此, 社会政策的可操作性, 会在具体的福利传输过程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 社会工作的效果反作用社会政策, 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政策不断改进完善的力量。各权力机关 (政府等相关部门) 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 期望通过有效的实施来满足社会的需求。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我国的社会政策在短期内主要需要依靠社会工作去实现。

三、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关系在我国的现状

当前,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的社会工作领域, 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依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社会工作日趋本土化, 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在这种体制之下, 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基本上依靠行政的形式来体现, 政策、政治和社会工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社会工作在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 从当前国际发展水平并结合我国国情考虑, 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仍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工作要更好地发展和有效地发挥作用, 需更注重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的内外联系。

从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情况上来看, 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系统。因此, 政府在推进社会政策的同时也加快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此同时, 研究社会政策时应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可借鉴的相关国际经验, 不断探讨适合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只有社会工作完善地不断发展, 相应的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才更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真正达到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二者融合。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表明了我国政府对社会发展的重视。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充分理解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二者的概念和关系, 对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并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政策有重要作用。

四、结语

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变得日益重要, 是因为现代的社会问题凸显并增多, 如果没有社会政策的正确引导, 单一地进行社会工作必定是事倍功半的效果。相应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社会难以保持和谐稳定。可见, 把握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二者的基本概念和关系, 对研究我国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M].上海: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 (5) .[1]陈良瑾.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M].上海: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 (5) .

[2]陈墀成, 黄河.社会工作概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2]陈墀成, 黄河.社会工作概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篇10

1. 补偿形式多样, 解决部分农民就业。

目前河北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为:一是拆迁与安置相对同步进行, 做到了拆迁与安置相对统一规划, 同步建设;二是免费为被征地农民举办技能培训, 推荐被征地农民就业, 创造被征地农民就业机会;三是为被征地农民办理“农转非”, 为部分被征地农民办理低保, 解决困难农户的生活问题。

2. 保障方式单一, 农民真正获益较少。

2009年, 河北省政府提出优先将失地农民纳入农村养老保险, 但尚未提出针对性优惠政策, 对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方面则鲜为涉及。尤其在医疗方面, 虽然部分农民参加了新农合, 住院报销, 但随着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 致使“失地”农民医疗风险凸显, 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愈演愈烈。医疗风险具体表现在有病不敢就医或无法长期坚持就医等问题上, “失地”农民“小病硬扛, 大病等死”的现象并不少见, 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3. 家庭保障方式弱化, 农民自我保障意识差。

家庭保障方式是农村主要的养老保障方式, 这是依赖子女供给的养老模式, 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这种保障方式从表面上看是子女赡养父母, 实际上是土地为其提供了赡养依据和资源。农民一旦失地, 那么家庭保障模式存在的基础和依据也就不存在了。加之被征地农民大多文化素质较低, 在面临失去土地就相当于失业的情况下, 将在更大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家庭保障模式。

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

1. 征地补偿制度的缺陷。

(1) 补偿价格偏低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 许多地方政府制定征地补偿价格是就低不就高, 尤其是对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的土地征地采用极低的征用价格。这种估算方法导致土地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悬殊。另外, 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 只是一次性“买断式”给付农民补偿款, 这种征地补偿方式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经营权, 没有考虑土地承载的农民就业功能及传统的福利功能, 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后, 各方面权利和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影响。 (2) 就业安置措施滞后导致农民失去保障。河北省征地安置方式主要采用货币安置方式、农业生产安置和社会保险安置方式三种方式。货币安置方式往往忽视被征地农民就业技能和就业问题的安置方式, 被征地农民无法实现非农就业。农业生产安置对于大面积失去土地的农户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社会保险安置方式可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但不能解决农民发展和就业问题。河北省大部分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较低, 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 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就业岗位。尽管有的地区采取了相应措施, 引导部分农民进入了二三产业, 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近期内无法迅速找到谋生出路, 守着土地补偿费“坐吃山空”。

2. 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存在。

(1) 非农就业歧视导致农民就业不稳定。一是就业机会的歧视。被征地农民被无情的限制在次属劳动力市场, 造成拥挤;二是就业待遇的歧视。主要表现为低工资待遇、同工不同酬和拖欠工资情况。三是就业安全保障的歧视。由于农民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 安全保障就无从谈起。就业歧视和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市场的大量过剩, 导致农民工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境地, 就业极其不稳定。 (2) 社会保障的真空导致农民工安全感下降。首先, 用工单位很少主动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 一旦出现工伤事故, 受害的往往是农民工。其次, 失业、养老保险不健全, 失去土地的农民工失业后, 却一无所有。他们不能继续以土地作为养老保障, 留在城市生活却又没有生活保障。农民工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三、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选择

1. 被征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河北省政府可优先将失地后两年内不能就业的农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确定可采取两种方案。方案一:等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方案二:等于当地当年土地出租租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政府财政、村集体和转入土地单位或个人共同出资, 出资比例可按30%:40%:30%的比例。对于失地后能在当地稳定就业的农户, 暂不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2. 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

一是劳动年龄段以上的人员, 直接实行养老保障, 通过建立专项养老基金, 委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发;二是劳动年龄段内的人员, 即征地时男16周岁至59周岁、女16周岁至54周岁人员在一次性缴足养老保险费用后, 达到规定的年龄时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参保人员享受养老金的待遇与缴费水平挂钩, 分档次确定领取标准。参保人员养老金, 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通过邮局、银行等社会化渠道及时足额发给参保者本人;三是未达到劳动年龄段的人员, 当其进入劳动年龄或学习毕业, 发给《失业证》, 进入劳动力市场, 作为城镇新生劳动力同等看待。另外, 他们可自愿参保, 由监护人筹集保费;四是对于残疾人员, 无年龄限制, 按残疾级别给予适当补贴和投保。

3. 被征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政策。

在被征地农民较多的地区可优先建立家庭账户和统筹账户相结合的医疗模式。各账户的资金来源均是农民个人、地方财政、中央财政投入构成。在家庭账户中, 农民个体的责任应当最大, 地方政府次之, 中央最轻, 在统筹账户中则相反。根据河北省农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 还可建立医疗券制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每户发给一定的医疗券, 被征地农户根据就业状况按比例适当增加.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到医院就医, 医院定期拿医疗券到合作医疗中心结算。

4. 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保障政策。

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保障机制, 多渠道促进农民在农业、非农领域就业。对被征地农民优先安排在村办企业就业, 当地解决不了就业的, 村委会可进行就业培训, 鼓励农户外出就业。同时, 政府还要制定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的优惠政策, 以最终建立“失地建保障、保障促就业、就业谋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5. 被征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制度。

被征地农民的教育、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包括使农民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培训, 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还应包括适应性培训等相关内容。具体做法是学校调查用人单位需求和农民的就业意愿和基本技能, 列出培训内容, 和用人单位签订用人协议, 被征地农民根据就业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课程, 培训费用由政府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

参考文献

欧盟对特定人群的社会保护政策 篇11

关键词：欧盟政策；老龄；残疾人；青年

中图分类号：K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65-01

首先，欧盟的权能，限制其作用范围。目前在社会保护方面一个完整的欧洲共同体没有法律依据，呈现的状态是“碎片化”的。妇女政策从“男女同工同酬”这一点首先进入基础的条约，但女性的社会保障等方面正逐步由共同体指令添加，严格限制在与就业相关的领域。关于老年人的政策是在基础上的条约上间接参与的，主要是受限于流动职工养老金安排方面，老龄政策的其他方面并不包括在共同体的法律体系中。

其次，欧盟要在社会保障方面采取行动。在“成员国共同关心”的层面上，老年人、残疾人、青年人问题都是“成员国普遍面临的”，有必要采取“共同行动”。在“与一体化有关”层面上，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保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采取协调的政策，以确保有竞争力的环境。199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社会保护目标与政策的趋同”的“建议”，要求成员国在社会保护方面采取更加协调的政策。

一、欧盟的老龄政策

以1995年为界，欧盟老龄化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5年以前，欧共体参与老龄政策的程度不断加深； 1995年以后，这一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欧盟老龄政策向促进就业的方向转化。

首先，扩张阶段（1974--1995）：在1974年的社会行动计划，共同体开始在社会政策领域对老龄化相关的政策进行干预。 20世纪80年代后，欧共体老龄化日益严重，国家老龄化问题成为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1982年2月，欧洲议会发表了关于老年人常见的问题的局势的决议，标志着老龄化政策形成的开始。 1990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老龄化问题的公告；在同年十一月，理事会决定于在成员国范围内开展有关老龄化问题的联合行动。随后，1993年被认定为“欧洲老年人和代际团结年”。欧盟希望通过“老年人”活动，以提高社会对老年人的整体意识，引起社会各阶层讨论，促进老年人融入社会。

其次，“积极的老龄化政策”的阶段：1995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实施有利于老年人的行动”计划。然而，由于理事会认为，该社会行动计划超出了共同体的职能。所以欧盟对老龄化的政策显然已经开始向“积极的老龄政策”转变，努力将促进就业与老龄政策相挂钩。1995年以后，关于老龄问题的欧盟政策可以理解为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积极的转变.

二、欧盟的残疾人政策

根据欧盟现行标准，大约十分之一的公民在身体，心理或精神上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因此，残疾人的政策一直是成员国社会保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欧盟残疾人政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针对残疾人采取特殊的社会行动计划；第二个是将残疾人政策纳入到社会政策中，以实现其共同体框架的“主流化”。

首先，欧盟针对残疾人政策的专项行动：在1981年，专门为残疾人士率先实行共同体的社会行动计划，残疾人的主要内容，是促进教育，培训，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其他会员各国的经验交流。 1988年，社会上开始了特殊的为期三年的社区行动计划（1988--1991），该项目的名称是“残疾人独立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的“太阳神”的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促进残疾人康复事业的发展，为残疾人提供平等接受教育和培训机会，使其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为残疾人创造条件，以实现独立生活。1993年，欧盟已经实施了为期三年的项目，主要重点将是残疾青年融入普通教育系统，以方便残疾人独立生活。

其次，“主流化”的欧盟残疾人政策：在1994年的白皮书对欧洲社会政策，在社会上树立主流残疾人政策实现原理：审议通过了欧共体立法，计划和想法在与人适当的协商机制驾驶残疾；在联盟的最高水平，鼓励残疾人参加各种活动；鼓励残疾人参与讨论与对话有关社会进程之类的问题。

三、欧盟的青年政策

在性质上欧盟的青年政策是与老龄和残疾人的政策非常不同的政策。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青年始终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群体。青年被视为欧洲一体化未来的的创造者，在欧盟社会政策框架中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特别是《罗马条约》第50条规定，“各会员国应在联合计划的结构中，鼓励年轻工人的交流”；同时，在第118条和125条规定的职业培训事项，其实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

在欧盟的阶段，像社会政策其他领域一样，重点也是青年的就业政策。为解决青年失业的严重问题，欧盟在社会政策白皮书中建议，所有与青年有关的项目应与就业行动计划衔接；还设立了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战略，以减少青年失业。具体措施包括：确保在欧盟层面的18岁以下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不让他们处于“待业状态”； 到2000年为止实现消除基本文盲和缺乏基本技能的青少年的目标；鼓励青少年培养创业技能，提高青少年使用新技术的能力；与社会伙伴积极合作，以提高教育和培训的情况；在地方一级，建立为年轻人组织的咨询与培训机构；建议成员国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促使企业和个人投资持续培训。

欧盟青年政策严格限制在三个传统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扩张的趋势。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新项目，其中包括青年政策要素的是“学习和信息社会”，“知识欧洲”，“针对青年人的欧洲志愿服务”等，没有超越教育和培训基本框架。会员国为欧盟青年政策的传统领域是毫无争议的；但与此同时，委员会不赞成超出传统领域以外的其他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青年政策，也是欧盟的社会政策基本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田德文著：《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顾俊礼主编、田德文副主编：《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3][德]贝亚特 科勒-科赫等著：《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顾俊礼、周弘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美]戴维 卡莱欧著：《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田德文：论欧盟的社会政策，《欧洲》，2000年第4期。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研究 篇12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政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举全国之力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完全由政府掌控和支配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口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严格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将农民控制在农业、农村的有限空间中,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98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迁向城市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实质上确立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路径。

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的成功改革,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1984年前后,政府取消了统购统销,粮食配给制逐渐消亡,农民产生了进城务工的需求。之后,政府允许国营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大办乡镇企业,农村与城市的隔离逐渐被松动。但是,仍然是以城市中心主义发展。

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过热,城市承载力不足,劳动力供给过剩,政府整顿劳动力市场,为了优先保障城市就业问题,通过各种政策,如数量、证件、工种等提高农民工准入门槛,再一次拉大了城乡二元差异。将农民工限制在次等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成为城市的二等公民和边缘人。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稳定期,政府追求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执政理念,更加注重公平和发展,将农民工问题放在影响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位置上,不再仅仅将农民工城市化的目标局限在就业问题上,而转为城市融入、公共服务、安居乐业等更综合的指标。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将公平就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8年《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都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险、权益与保障等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旨在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但是,多年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思维惯性、城市实际的承载能力与巨大的农民工群体人数的不匹配,决定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在这过程中,农民工政策将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

二、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的一般性分析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不仅仅是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名义上的新市民,还有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应保持的持续发展性和时代变迁性。制度变革、劳动力市场的培育、统筹城乡发展等等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对农民由农转工的制度身份实质性的转变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2006年至2014年国务院颁发的对农民工工作的纲领性意见,将对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方面的政策作一般性分析,包括农民工历史地位、政府关系、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转变。

1. 农民工历史地位的变化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对农民工的定义是:户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农民工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时期,农民工只是城市产业工人的补充,其再生产场域或在农村,或在城市,由于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其属于城市的暂住人口和匆匆过客,摇摆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处在双重异乡人的尴尬境地。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长期居住在城市,自身生产生活和家庭再生产领域均在城市,其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都将农民工市民化放在战略的突出位置,要求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为农民工服务的工作,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已是大势所趋,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提升。

2. 农民工政策与政府关系

政府作为人民事务的代理者,为人民服务是其应有之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职能的灵魂所在。由于历史原因,城乡二元体制与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相较于城市市民,成为社会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出台的各项农民工政策旨在尊重和保护农民工权利权益,加强和改善农民工劳动和生活条件,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和制度。

20世纪前后,政府出台的农民工政策重点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特别是与农民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如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劳动管理问题、劳动保障问题等等。2005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至今,国务院办公厅再次颁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始终将与农民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事放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首要位置。

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将农民工政策的重点放在服务工作上,由过去的单部门、低联动的工作机制进步到多部门联动、专项负责的协调机制。包括人社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几十家政府部门联合负责农民工服务工作的各项具体事务。从影响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着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步伐。

3. 农民工公共服务政策的影响

随着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市场,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积极进入城市生产生活,他们不同于老一辈们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性格,其具有强烈的意愿要求与城市市民同享同等待遇,城市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需求量和迫切性。

统筹考虑农民工培训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始终是公共服务政策的首要目标,也是农民工在城市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资源,只有当刚性需求的满足感同城市市民一致时,融入城市生活的前提条件才真正达到。

2014年国务院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作为单独版块详细说明,将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对其的人文关怀、建立健全“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等等措施放在突出位置,加大公共服务的经费投入,不仅为农民工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经费保障,更为创新和加强工青妇组织对农民工的服务以及社会组织服务农民工的工作方向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和经费后盾。

三、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面临的挑战

1. 城乡二元制度的体系问题

自1958年开始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根深蒂固,无论是政策思维或是情感思维,差异化的保障与权益,对于农民工入城造成的有形无形的阻隔和伤害均是长期性的,尽管如今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制约作用正在减弱,但是以其为核心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解决依然造成了很大的制度阻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社会保障问题。某些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往往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作为代价,这种思想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虽然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已在一些地方开始试行,但基于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高流动性等特点,这些措施还欠缺一定的考虑,从而产生了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参保范围狭窄和参保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大大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进程。要完全消除这样的制度阻碍,从城市实际的承载力出发解决这样的差异化政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2. 政府落实和执行政策面临的两难选择

在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中,政府本身就是这一制度下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李中建,2011)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也使得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事实上,较多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的职业,是城市从业者所不愿意从事的工种,如脏乱差、苦高危行业等,这对城市建设的职能而言是较为得利的补充,并且由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得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政府的税收、就业、招商引资指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较为容易的完成。而涉及到维护农民工实际利益方面,主要是工资保障、社会保险、劳动权益等,对企业而言,是较大的压力和成本,政府出于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矛盾之下,在落实和执行农民工政策方面面临着两难困境。

3. 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物质状况造成的阻碍

农民工较之城市从业者,文化程度较低,掌握的职业技能较少,且主要依靠体力型资本和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获取就业机会。这造成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性、低稳定性和强替代性,这样的就业者容易被企业抛弃,甚少的企业愿意在其身上投资培养培训成本,导致其人力资本增长的缓慢。由于其关系网络常常只是地缘、亲缘和血缘,社会交往呈内卷化特征,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空间,逐渐成为在城市中相对封闭的边缘人群,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交叉点较少,这种生活状态,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展望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农民工的质量和稳定性、生产生活状态直接影响到中国产业工人的素质、城乡发展的水平和社会进步的程度,因此,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和水平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经之路。

首先,着力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包括规范使用农民工的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加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护、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这既是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入质量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其他农民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前提。

其次,逐步推动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努力实现城镇医疗卫生、随迁子女平等教育、居住条件改善全面覆盖城镇常住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使其逐步平等享受市民权利,这是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必由之路。

第三,加强对农民工及其亲属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提升。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让农民工群体直接参与建设新农村,通过将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创新之路,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路。

摘要：在新中国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农民工这一群体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见证和影响中国经济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变革不仅体现着政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农民工需求变化的反映。政府对于农民由农转工、离乡进城的政策导向由严格限制到逐步放松,到如今的鼓励和倡导“一体化”发展,这一政策变迁的终极目标则是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键词：农民工政策,社会融入,政策研究

参考文献

[1]李中建.我国农民工政策变迁:脉络、挑战与展望[J].经济学家,2011(12):70-76.

[2]黄建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44-47.

[3]李莹,周永新.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05):108-116.

[4]姚上海.中国农民工政策的回顾与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3):101-105.

[5]徐永新.我国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未来走向[J].河南社会科学,2005(04):91-93.

[6]潘泽泉.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过程分析: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理论与改革,2008(05):59-61.

[7]于丽敏,王国顺.如何建立我国农民工政策评价体系[J].经济纵横,2009(04):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