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政策（精选11篇）
发展政策 篇1
1 灌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人口和耕地、气候、水资源等自然条件, 决定了农业必须走节水灌溉农业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灌溉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灌溉事业发展, 50多年来, 中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1 500万hm2发展到目前的5 600万hm2, 每年在占全国耕地面积45%的灌溉面积上生产的粮食占全国总量的75%, 生产的经济作物占90%以上。在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均30%的情况下, 我们的耕地灌溉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人均灌溉面积与世界人均水平基本持平。以占世界6%的可更新水资源量和占世界9%可耕地的条件下, 中国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其中灌溉农业功不可没。
随着中国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灌排事业不仅迎来了许多好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机遇主要有:
(1) 中国政府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要求加快灌排事业发展,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2)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求加快灌排事业发展, 进一步提高农业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3) 发展节水灌溉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社会关注、舆论支持;
(4)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公共财政能力的提高, 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公共财政投资、建立多元化的灌排投入体制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挑战主要表现在:
(1) 水资源短缺突出, 农业灌溉每年缺水达300多亿m3;同时农业灌溉用水效率较低, 用水浪费严重;
(2) 在可供水量增长困难的情况下, 工业和城市用水挤占农业灌溉用水趋势加剧, 未来解决农业灌溉用水主要靠走内涵挖潜的路子, 加快节水灌溉事业发展;
(3) 水资源污染的局面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在发展农业节水灌溉的同时, 要十分注意保护水生态问题。
总体来讲, 中国灌排事业的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大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要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总体部署, 认真地总结多年来发展灌排事业的经验和教训,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人水和谐, 坚持走节水灌溉的发展道路, 解决灌区目前存在的工程老化失修、用水效率低下、管理落后等问题, 加快我国灌排事业的发展, 以农业用水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当前中国农业灌溉发展政策
2.1 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灌溉, 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农业灌溉发展
主要是:灌溉是重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政府应加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灌溉工作的领导,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田灌排设施是水利建设的重要内容,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加强水利建设摆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 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 层层落实领导负责制。
灌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工程之一。200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加快实施以节水改造为中心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要把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作为重点, 并不断加大投入力度”。200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发展节水灌溉。继续把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作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 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
灌溉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 应加快发展。200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在保护生态前提下, 着手开发一批资源有优势、增产有潜力的粮食后备产区。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制完成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将以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工程。水利部《加快灌区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近期重点规划》指出:在加大对现有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进一步提高灌溉保证率和粮食产出效率的同时, 在水土资源条件好的地区, 适当扩大灌溉面积, 开发粮食生产的后备资源。
2.2 灌溉必须走节水灌溉的发展道路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 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农业灌溉用水要在用水总量基本不增加的情况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只能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把节水灌溉作为革命性措施, 采取综合手段, 大力推进农业节水, 建设节水型灌区, 满足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制定促进节水的政策,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把推广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的措施来抓, 大幅度提高水的利用率, 努力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水法》明确:“国家厉行节约用水, 大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 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 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 建立节水型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到2010年基本实现灌溉用水总量零增长, 全国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按照发展灌溉的总体要求, 发展节水灌溉要从规划、制度、水价、科技等方面入手, 注重生态, 狠抓落实。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灌溉的要求, 按照前瞻性、分步实施、统一规划的思路编制灌溉规划。规划的制定要以水土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 注意水资源的节约、配置和保护。同时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 突出重点, 优先考虑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严重缺水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近几年, 水利部先后制订了《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规划》、《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十一五”规划报告》、《全国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发展规划》、《全国节水灌溉规划》、《加快灌区建设保障粮食安全近期重点建设规划》等, 规范和指导节水灌溉建设。
重视制度建设。一是要建立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及定额管理制度。根据灌区可利用水资源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科学、合理分配水量, 确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按照作物需水和用水管理要求, 制定用水定额和供用水计划。《水法》第四十七条:国家对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二是积极开展农业灌溉水权转让。结合灌区用水特点, 积极探索水权建立与分配机制, 逐步建立水权转让的市场机制, 灌溉节约的水量可以有偿提供给其他行业, 引导用水户节约用水, 高效用水,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促进节水灌溉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建立。三是严格执行《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办法》, 完善灌溉水源与设施占用的补偿机制。工业、城市发展占用的农业用水和设施应予以补偿, 保护农民的合法用水权利。
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水是有限资源, 灌溉用水要收费, 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 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因地制宜地实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超定额累进加价和季节浮动水价等制度, 促使用水结构和种植结构的调整, 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完善水费计收和管理, 增加水费使用透明度。《水法》明确:“使用水工程供应的水,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供水价格应当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确定”、“用水应当计量, 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中央政府近年来相继出台了《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等政策, 利用水价这一经济杠杆实行强制节水, 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依靠科技进步。要逐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灌溉的贡献率。形成国家扶持, 节水材料设备生产企业为主体, 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为骨干, 生产单位、用水户参与, 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网络。引进国外先进节水灌溉技术, 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形式的灌溉节水新技术。完善基层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不断提高灌溉的现代化水平。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水利部、建设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
要充分考虑与生态和谐的关系。灌溉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通过农业灌溉的节水, 合理配置生态用水, 为生态用水腾出水量并提高用水保证率, 促进生态环境的建设。生态脆弱和水环境恶化的内陆河地区要加大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力度, 严禁发展新的灌溉面积, 以保障生态用水。在地下水超采区 (尤其是华北地区) , 限制地下水的开采, 严格控制深层地下水的开采。
2.3 灌区节水改造要坚持“两改一提高”
1998年长江大水后, 水利部针对农村水利发展的具体情况, 提出重点抓好大型灌区“两改一提高”工作 (工程节水改造、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提高用水效率) 。实践证明, 通过灌区“两改一提高”工作的开展, 优化了水资源配置, 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提升了灌区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十分显著。今后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深化灌区“两改一提高”工作。
2.3.1 灌区节水改造要加强项目管理
研究制定有关项目管理办法, 使项目管理做到有章可循, 减少项目管理中的随意性, 强化项目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在项目安排上, 要优先安排水资源严重短缺和供需矛盾突出地区的灌区。各灌区要优先安排对灌区全局影响较大、节水潜力大的改造项目;在资金使用上, 要实行专户储存, 专账管理。资金的支付, 严格按照申报、审核、批准程序执行。严禁乱支乱用、截留和挪用资金;在建设过程中, 要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保证施工各环节有章可循, 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在改造技术上, 要积极引进省工、省料、先进、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鼓励采用先进实用的防渗材料和先进的加固技术, 提高工程标准和科技含量。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国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灌区管理办法》、《大型灌区节水续建配套项目建设管理办法》、《重点大型灌区续建配套改造项目验收办法》、《节水增效灌溉示范项目验收办法》。
2.3.2 灌区改革要大力推进以农民用水者协会建设为重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按照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民政部《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的要求, 建设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要结合本地具体情况, 不生搬硬套, 搞一个模式;既要加快改革步伐, 同时要讲求实效, 确保改革一处, 成功一处;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指导、扶持, 要真正放权;培育农民用水户协会要坚持自愿组合、互利互惠。结合水利部《灌区民主评议行风指导意见》的执行, 提高灌区服务水平。各灌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严格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定编、定岗、定员工作, 加强工程建后管护工作, 落实管护责任制。明确单位性质与管理职能, 逐步理顺体制, 建立良性运行机制, 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
2.3.3 促进灌区发展要健全灌区评估制度
评估工作是对灌区工作成效、经验和问题的全面总结和检查。通过适时评估, 摸清项目建设情况, 总结成效, 发现存在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 能保障项目规范有序地实施和提高投资效益。今后要进一步完善灌区评估办法与评估标准, 将项目评估工作制度化。
摘要：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 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我国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 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用水安全、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业必须走灌溉农业发展的道路, 而灌溉农业必须走节水灌溉发展的道路。分析了目前中国灌溉事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阐明政府应加大灌溉投入, 灌溉应走节水灌溉的道路, 灌区节水改造要坚持“两改一提高”等观点。
关键词：节水灌溉,灌区改造,政策
参考文献
[1]李代鑫.积极推进狠抓落实努力开创农村水利工作新局面[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08, (2) .
政策东风助推民生发展 篇2
神秘大湘西，魅力捞车河。湘西捞车河由三百多年前土司王巡视领地时，途经过河捞车而得名。行舟捞车河，如同置身于一幅风光旖旎、浓淡相间的画卷中，清澈曲长的河流，像是镶嵌在层峦起伏、色彩斑斓的崇山峻岭间，一条玉带，蜿蜒徘徊，一排排老水车畔河悠悠转动，默默地滋润着这片苍古大地。
2010年伊始，随着一阵阵挖掘机启动的轰隆声响，打破了捞车河流域沉睡千年的宁静，如梦初醒，新农村建设路上起歌声。
盘点2010年，苗儿滩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作为湖南省首批十三个省级示范性项目之一、湘西自治州唯一的省级示范性项目在龙山县苗儿滩镇建设实施。项目建设于2010年3月动工，2010年12月全面完工，总投资2802.29万元，建设规模306.62公顷。工程建设内容由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和其他工程组成。
项目建成现代田园4片，整理土地4599.3亩，新增耕地253.05亩；新修整修灌排渠道55条，17375米，新建大型电排站1座；新修整修道路28条，10.5公里，硬化道路5条，4.2公里，新修农田防护堤1.1公里，新建休闲广场1处，河滩公园1处，农网改造1村。
高标准、严要求，打造過硬示范项目
龙山县苗儿滩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紧密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课题，结合打造地域民俗文化特色风景区进行建设，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项目区粮食产量，改变了捞车河流域人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推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龙山县人民政府把苗儿滩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纳入该县十大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前，该县专门成立了以县长任组长，三位副县长任副组长，政府办、检察院、监察局、财政局、审计局、国土局、农业局、水利局、林业局、环保局一把手为成员的综合整治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国土资源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并组建了由分管国土的副县长张青山任指挥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尤兵、苗儿滩镇党委书记向竹清任副指挥长的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财务部、技术部、监理部、协调部。镇政府、国土局、农业局、监理公司共12人常驻项目部，项目区内6个行政村共12个村委员全程参与工程建设管理，强化核心领导，要求各部门积极协调、紧密配合，保证人员到位、精力措施到位。并把该项工作纳入该县县委县政府本年度的首项考核中，为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领导体系。项目实施中，副省长徐明华、省土整中心主任曹湘潭、湘西州州长叶红专、副州长曹世凯、州国土资源局局长杨正存、龙山县县委书记张才金、县长彭正刚等省州县领导多次亲临项目区调研指挥。
为确保苗儿滩镇综合整治项目建设取得实效，发挥效益，县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制定出了各部门“资金统一、步骤统一、选项统一”和“统筹安排，各司其职，排名争优”的工作方案，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实施、基层配合”的工作原则，整合各部门资金对项目区规模化、重点化投入建设。苗儿滩镇综合整治项目共投入资金2802.29万元，其中国土部门投资1692.29万元，县政府整合农业、发改、水利、交通、民族事物、旅游等部门资金1110万元。
湘西自治州是全国较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有着较鲜明的地域民俗习性，对于接受新鲜事物较慢，因此在项目实施前，工作组成员通过标语、群众会、村组党员会等方式，在项目区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动员项目区各村寨德高望重的族长、在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当地有所名望的各界人士，向群众讲政策、讲好处、做工作，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理解配合并自觉投身于项目建设中。
“质量就是生命”这就是项目建设的宗旨。建立了“政府监督、业主管理、监理控制、施工负责”的质量管理体系，为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全方位管控，除省地环总站常驻监理人员3人外，工程指挥部还成立了工程质量监察组，在工程建设期间，监察组人员每天巡回于各个施工段严把质量关，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况发生。同时，项目区各村寨还自发地组建了由村民代表组成的工程监督组，村民工程监督组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同时还可以监督本村寨的工程质量，从而加强了严把质量关的力度，提高了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工作成效。
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遵循务求实效、公开公正、动态管理、专款专用原则，县财政认真落实资金管理相关要求，精心制定工程资金管理办法，全面实施专户管理、专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工程建设资金实行实收实报付制度；为确保工程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安全，县政府成立由县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程资金督查机构，从严督查，严格责任追究，县审计部门及时组织对工程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跟踪审计调查，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跟踪问责，从而杜绝截留、挪用、挤占建设资金等情况发生。
项目实施前，项目指挥部管理人员对影响工程进度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和评估，本着“科学组织、合理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原则制定出较科学的工程建设项目总进度目标和分阶段施工进度计划。项目实施中，严格执行工程进度计划管理，加强工程进度监督检查，实时掌握工程进展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全面、高效地推进项目建设。通过半年的共同努力，在项目规定的工期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
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研究 篇3
一、1949~1977年: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新中国刚成立, 在国际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 我国社会体制以当时的前苏联为目标, 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受当时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采取了以平衡工业布局和国防安全为核心的均衡区域发展战略。
(一) 1949~1964年:平衡工业布局, 加强内地建设阶段。
为实现我国工业由集中在沿海地区向内地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 优化我国的工业布局, 以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 (简称“156工程”) 和我国自主实施的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项目为核心, 开始加大对内地工业设施的建设。但是, 由于工业投资项目短时间过度的向内地倾斜, 沿海工业投资大幅减少, 使得沿海老工业基地的潜力和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为了进一步合理布局生产力, 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强调, 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 并在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情况下, 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布局。随后在制定我国“二五”计划时强调要兼顾内地与沿海的发展, 充分认识发展沿海原有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在后来的“大跃进”中扰乱了国家的战略部署, 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家投资重点仍然倾向内地, 但国家及时出台的调整方针, 扭转了不利的发展局面, 整体上维持了国家既定的均衡发展战略, 初步完成了平衡工业布局的任务。
(二) 1965~1977:以备战为主的国家“三线”建设。
当时, 国际上中苏关系破裂, 国内台海形势紧张, 大幅提高了政府对发生战争可能性的预期。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变化, 国家把备战和加强国防建设提到了首位, 中央政府决定把全国的区域划分为一二三线, 并重新调整生产力布局, 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处于战略后方的三线地区, 区域发展中心由沿海转向内地。这一举措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内地广大地区的快速发展, 基本形成了以国防工业为核心、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促进了我国的均衡发展。
后来,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美关系的改善, 国际环境明显好转,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明显降低, 国家适度调整了以国防为首要的区域发展战略, 开始逐步调整向内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措施, 增加了对沿海的投资。
总之, 1949~1978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以平衡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加强国防建设为核心, 实施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扭转了我国工业过度集中、生产力分布不合理的局面, 促进了内地的区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 改变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为改革开放后实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1978~1998年: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政府也认识到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通过发展经济特区、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开放沿江沿边等战略举措, 开启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篇章, 我国进入了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一) 1978~1989年: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沿海优先发展战略。
1978年12月13日,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企业, 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1980年8月, 全国人大五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为经济特区。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并在这些城市先后建立了1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1985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 (包括厦门、漳州、泉州) 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 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经济开放区的范围, 并把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的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所辖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13日,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并提出我国在加速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 也要注重中西部的发展, 东、中、西部的发展要顺次梯度推进。这一时期,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破冰阶段, 突破了原有的区域均衡发展格局, 在尊重客观发展规律、考虑资源禀赋的条件下, 以经济特区为抓手, 逐步推动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和发展, 初步形成了一个有重点、多层次、点线面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 1990~1998:沿海沿江沿边优先发展格局形成。
1990年4月18日, 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 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沿海地区开放力度, 先后开放黑河市、绥芬河市、珲春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凭祥镇、东兴镇、畹町市、瑞丽县、河口县、伊宁、博乐、塔城等13个沿边城镇, 给予新疆相应的类似沿海乃至特区8条优惠政策和措施, 西藏自治区边境13岸普兰正式恢复对印度开放, 丹东市建立边疆经济合作区;批准开放长江流域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等沿江城市和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发区, 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和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南宁、昆明等13个内陆省会 (首府) 城市, 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开放广东番禺南沙港口岸、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设立天津港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大连保税区、广州保税区、珠海保税区、汕头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宁波保税区、海口保税区、青岛保税区、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深圳福田保税区、深圳盐田港保税区, 韶关、河源、梅州等三个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 同时增设了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 扩大外资投资领域, 由此形成了我国沿海、沿江、沿边的区域发展格局。这一时期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基础上, 采取进一步强化区域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鼓励特定地区利用自身的优势, 在国家特殊政策的激励下开放发展, 把发展效率放在首要位置。
1978~1998年, 我国区域发展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地区, 从沿江到沿边, 不断进行新的突破。在资源约束和地理位置差异明显的情况下, 国家利用特殊的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 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 从沿海经济开放区到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再到内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顺次开放、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1999年至今: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标志, 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次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由此, 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
(一) 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
1999年9月,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以此为标志, 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开始了第三次转移。2006年12月8日, 国务院审议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2012年2月, 国务院批复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2003年10月, 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7年8月, 国家发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实施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 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2012年3月21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获国务院批复。
2004年3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9年9月23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2年7月2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强调要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努力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
2006年3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07年10月,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做出重大部署, 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深入推进西部大发,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至此, 我国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为先导的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从国家战略角度对我国的四大地带出台了针对性的区域政策, 这对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二) 突出重点、强化特色的中微观区域政策密集出台
在西部
国家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甘肃省循环经济区、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宁夏沿黄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陕甘宁革命老区等重点区域, 出台了针对性的区域规划和政策。并通过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喀什经济特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重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成都天府新区等新的开发、开放区域促进特色区域的发展。
在东北等老工业地区
国家在长吉图、大小兴安岭林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中国图们江区域 (珲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连金普新区等出台了具体的规划和指导意见, 以进一步促进东北地区的发展。
在中部
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原经济区等国家重点支持区域, 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
在东部地区
天津滨海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长江三角洲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等重点和特色区域的建设也先后纳入国家规划, 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为进一步发挥东部的优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 2011年6月, 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规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 确定了主体功能定位, 明确了各类功能区的开发方向, 并强调通过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 逐步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 (2011-2030年) 》、《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区域规划, 从环境保护和治理、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角度针对特定的地区或城市进行具体指导。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和广大贫困地区的发展, 2011年12月1日, 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2011~2013年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罗霄山片区、大别山片区、吕梁山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西边境片区、六盘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秦巴山片区、乌蒙山片区、武陵山片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总的来说, 1999年以来随着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等战略的全面实施, 缩小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差距, 初步实现东、中、西良性互动, 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四、小结
新中国成立65年来, 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 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三次大幅调整, 各阶段的区域发展政策体现了当时我国发展的特点。三个阶段政策的调整, 促进我国区域实现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促进西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政策的出台, 体现了我国新阶段从全局统筹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思路;在加强政策激励的同时, 强化了规划的指导, 呈现了重点区域与特色区域相结合, 从跨省区到省区内部实现区域联动, 发挥优势区域的特色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等新特点。同时,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连接国外、发展国内的宏观区域发展政策的实施, 将有利于充分依靠我国与相关国家现有的合作机制, 借助广阔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 以发展为核心, 在促进国内区域发展的同时, 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实现国内外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这也表明, 政府已经开始用国际视野来审视我国的区域发展布局。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区域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未来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和各地发展情况的变化, 及时调整和完善国家区域政策, 逐步形成完善的国家区域发展政策体系, 尽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进行了三次调整, 我国区域发展也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率先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 我国针对重点和特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也密集出台, 我国进入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开创了我国区域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区域发展,均衡,非均衡,协调发展,改革
参考文献
[1]刘玉, 刘毅.区域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 2002.2.
[2]陈瑞莲, 谢宝剑.回顾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主要区域政策[J].政治学研究, 2009.1.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篇4
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问隔为三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3．我国八十年代以及后的生育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中央号召所有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关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并积极负责、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的同时，还适当强调晚婚晚育。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指出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群众，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但可适当放宽要求。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将实行计划生育列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到20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主要是：(1)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2)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3)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4)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问题要规定适当的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100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争取今后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15‰以内，目标，完成这个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目标，对于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要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实行计划生育。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争取到201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5‰；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普遍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逐步建立调控有力、管理有效、政策法规完备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和工作机制。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该法规定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应享有的八大权利：(1)依法生育的权利；(2)实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权利；(3)获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的权利；(4)获得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5)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权利；(6)获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奖励、优待、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7)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其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害的权利；(8)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2004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制定《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该制度是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按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标准进行直接奖励扶助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国家政策性奖励扶助，帮助农村部分实行计划生育的老年夫妻缓解生活和养老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2006年12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任务：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决定》同时还提出了要在2020年将中国人口总量(不含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5亿左右的中期目标。目前，这一政策正在执行中。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有关内容编写。）
问题：
1.从政策调整的角度审视，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体现了哪些特点？ 2.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3．本案例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至今，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试结合这些负面社会效应，说明我国生育政策今后可能的调整方向并简要说明原因。
四川农业发展政策支持 篇5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了克服家庭经营规模过小、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四川以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为契机，制定了多项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一是通过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集聚式发展。四川通过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和现代林业产业基地县建设，打造了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园区。二是采取多种补贴手段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有的对土地流转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业主进行一次性租金补贴，降低业主的用地成本；有的对经营规模较大的业主进行基础设施配套，改善业主的生产经营条件；有的集中流转农民土地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大园区+小业主”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截至去年底，四川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1415.5万亩，占承包地总面积的24.3%。三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组织。通过建立健全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政策体系，切实解决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的难题，引导他们合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四是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提供良种示范、农机作业、抗旱排涝、沼气维护、统防统治、产品营销、农资配送等农业生产性服务。
——推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四川针对农业产业链过短、集聚程度低的问题，出台政策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整合。一是以龙头企业集群发展为重点推进农业产业链横向整合。以建设产业化园区为载体，推动龙头企业集群集聚发展。比如，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泡菜产业园区，聚集68家泡菜企业，带动基地36万亩。目前，四川各市（州）和多数县大都建立了产业化示范园区，围绕特色果蔬、茶叶、生猪、牛羊等优势主导产业，通过超前培育扶持、招商引进、兼并重组等措施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二是以利益联结机制优化为核心推进农业产业链纵向整合。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确定最低保护价，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为农户提供种养技术、市场信息、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等多种服务。引导龙头企业采取设立风险资金、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关系。支持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与龙头企业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四川不断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为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奠定基础。一是推进农业标准化。加快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建立覆盖生产、加工、流通全程的统一标准、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二是健全农产品监管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质量追溯、退市销毁等监管制度，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建立诚信制度。三是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做大做强区域品牌，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申请认定驰名、著名商标。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四川把农业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来，不断加大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一是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大力推广科学施肥，提高用肥的精准性和利用率，鼓励农民多使用绿肥和农家肥。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强化源头治理，规范农民使用农药的行为。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改进设施养殖工艺，鼓励和支持散养密集区实行畜禽粪污分户收集、集中处理。二是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积极推进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通过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畜禽+沼气+果蔬”“农作物秸秆+沼气”“畜禽+沼气+发电”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三是鼓励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统一起来考虑，以农业带动生态保护，以生态开发推动农业发展，其主要思路是依托本地特色生态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促进一三产业互动。
——优化农业扶持政策。四川针对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了科学调整。一是普惠式直接补贴向精准式间接补贴转变。四川逐渐改变向龙头企业严重倾斜和向小农普惠式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导向，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对经营主体的现金补贴或税收补贴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等间接补贴方式转变。二是更加注重财政支持资金的整合利用。坚持以县为主开展支农资金整合工作，通过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充分发挥县级政府在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方面的作用。
坚持政策创新激发发展活力 篇6
1 综合施策, 小城镇集聚发展增动力
1.1 突出规划引领
制发了《小城镇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和《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对小城镇镇村体系、用地布局、生态环境、传统风貌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注重提高小城镇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水平, 200个示范镇总体规划由省住建厅统一组织评审。全省实现小城镇总规全覆盖, 示范镇建成区控规全覆盖。
1.2 加大财税支持
四年来, 为支持小城镇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 省财政累计下拨示范镇建设专项资金53.26亿元、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8.9亿元、小城镇产业发展贷款贴息资金2亿元;各市县配套示范镇补助资金86亿元。探索建立新型财税分配机制, 原则上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小税留给示范镇;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非税收入, 除国家和省规定有明确用途外, 全部用于示范镇。
1.3 保障发展用地
各县 (市区) 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支持示范镇的发展, 省里每年为示范镇直供不少于5000亩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增减挂钩节余的用地指标和存量用地挖潜节约的土地, 优先保障示范镇重大项目和城镇发展建设需要。同时, 探索实行“租让结合、先租后让”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 推行工业用地出让弹性年期制度, 最大程度降低项目建设成本。
1.4 创新发展机制
全省所有乡镇 (街办) 全部设立不少于5个行政编制的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 实现省市县镇四级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全覆盖。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应放尽放, 赋予示范镇县级经济类项目管理权限, 扩大示范镇发展自主权, 增强对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的支配权。潍坊市示范镇全部建立独立财政, 临沂市示范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全部高配为副县级。
图1潍坊市寿光市羊口镇
1.5 严格督导考评
印发了示范镇考核办法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明确了7个方面46项评价指标。每年组织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34个成员单位对示范镇建设工作进行考核, 通报综合考核排名。对考核优秀的前10名予以资金奖励, 对排名后10位的进行通报批评, 连续两年达不到发展目标要求的取消示范镇资格。四年间, 共有28个示范镇被通报批评、约谈主要负责人。
2 落地成金, 小城镇提质增效结硕果
2.1 镇域经济快速发展
2012~2015年, 全省小城镇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2.9%、17.2%、9.6%。其中, 示范镇相应指标年均增长幅度分别达到23.9%、33.4%、15.6%, 远超过同期全省小城镇增长幅度。2015年, 示范镇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41亿元, 同比增长32.8%, 比建制镇平均增幅高9个百分点。2个镇进入全国百强镇行列。
图2泰安市新泰市西张庄镇
2.2 镇区规模迅速扩大
小城镇集聚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2015年底, 全省小城镇建成区面积、镇区常住人口分别比2012年扩大631平方公里、486万人。其中, 示范镇相应指标分别增长296平方公里、236万人, 占全省增长总量的46.9%、48.6%。全省小城镇镇均人口1.9万人, 为全省城镇化率贡献了23.2个百分点, 其中, 示范镇贡献了7.6个百分点。
2.3 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镇区道路硬化率和亮化率均达到90%以上, 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93.3%、64.9%、67.7%, 村镇垃圾处理实现全覆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到27.4%、17.7%, 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其中, 示范镇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垃圾处理率全部达到100%。小城镇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图3临沂市费县探沂镇
图4烟台市蓬莱市刘家沟镇
2.4 产业支撑明显增强
小城镇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城镇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四年来, 全省村镇建设总投资达到6840亿元, 其中, 示范镇共完成各类投资2975亿元, 占全省小城镇总投资的43.1%。示范镇建设园区477个, 提供就业岗位约110万个, 增加就业人口约120万人, 示范镇成为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2.5 城镇特色初步彰显
立足小城镇特色资源和自然禀赋, 注重城镇特色与地域环境相融合, 深入挖掘、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塑造特色鲜明的城镇风貌。全省创建国家和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镇、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美丽宜居小镇等331个。
3 接续创新, 小城镇多元培育辟新径
3.1 实施新策略, 梯次培育发展重点小城镇
2016年, 省政府印发小城市培育和创建特色小镇的实施方案, 确定“十三五”期间实施“1·3·10”工程, 分三个层次发展小城镇。一是培育10个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 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 基础设施、城市功能比较完备的小城市。二是培育30个镇区人口超过5万人, 地方财政收入超过5亿元, 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重点示范镇。三是创建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 成为创新创业高地、休闲养生福地、观光旅游胜地, 打造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3.2 探索新路径, 分类扶持指导一般小城镇
在实施“1·3·10”工程的基础上, 兼顾一般小城镇的发展。一是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小城镇, 结合时代特征, 注重历史文化传承, 挖掘自然景观, 做好保护性开发建设, 激发小城镇再生活力。二是对于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小城镇, 围绕“一镇一品”, 培植主导产业, 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增强小城镇内生动力。三是对于其他小城镇,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提升小城镇发展潜力。
3.3 树立新理念, 提升小城镇长效管理水平
一是创新规划设计理念。避免照抄城市设计, 结合小城镇地域特色, 与周围山水环境相协调, 注重融入本土文化, 打造各具特色的城镇风貌, 改善小城镇发展环境。二是推进城镇管理转型。推行垃圾污水治理等政府公共服务外包, 培育和发展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专业合作社, 参与、承担小城镇公共事务管理。三是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城管综合执法向小城镇和社区延伸, 开展“数字化小城镇管理”, 提升小城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利好政策力促农村电商发展 篇7
连日来,“两会”代表委员纷纷表示,“希望更多企业将目光投向更具增长潜力的农村市场,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同时,国家现有扶持电商政策需加快落地,并研究出台更具精准性、针对性、实效性的扶持政策,进一步降低门槛、减轻负担、减少创业风险。期盼农村电商走快走稳,为农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红利’。”
农村电商“两会”引关注
针对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菏泽市副市长黄秀玲建议,国家应该出台政策,彻底解决农村电子商务的“最后一公里”。黄秀玲认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有利于解决精准扶贫、农民增收甚至是农村传统优秀文化断裂、优秀民风民俗消减等问题。而地处欠发达地区的菏泽实践证明,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在互联网面前机遇都是平等的。
“我国农村分布零散、物流运输总量少,造成配送成本很高。农村物流配送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重大瓶颈。”对此,黄秀玲表示,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加快完善农村地区快递服务网建设;同时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村官、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人员和部分个体经营户成为农村电商的创业带头人;带动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社员转型成为拥有互联网思维、掌握信息化技术的市场主体,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懂电商、会电商、能把电商做好的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参事李崴也建议,加快发展农村电商,促进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李崴分析称,电商物流业已成为电商生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子商务平台巨大的交易体量带来了规模庞大的快递包裹量,201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206.7 亿件,同比增长48%,其中约7成为电商包裹,直接带动了大量就业。2015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保守估计超过200万人,比2005年增长12倍以上。就业结构上,一线快递员占90%以上,其中农村户籍员工占到90%以上,全家在同一企业就业的情况非常普遍。电商仓配也有效拉动社会化就业。
另外,农村电商可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一直以来,农村电商就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重点战略之一,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返乡创业就业。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者以开网店、在互联网上销售本地特色产品的形式创业。李崴说:“一些农村地区的菌类、蜂蜜、特色农产品就可通过电商的渠道输送到城市,既帮助农民脱贫,又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种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杜惠平在“两会”上提交一份《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提案,建议要培育农村电商龙头企业,畅通物流“绿色通道”。杜惠平表示,农村电商产品中种类较少、同质商品多、卖家之间差异化程度小,缺乏品牌效应的结果是鱼龙混杂,难以保证产品质量和特色,进一步阻滞了品牌的发展壮大。
本刊记者注意到,杜惠平多年来的提案一直关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冷链化发展滞后,物流配送困难”是他持续关心的问题。杜惠平建议,应提高农村电子商务信息发布、信用服务、网上交易、电子支付、物流配送、收购服务、纠纷处理等服务的规范水平。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逐步提高农产品品牌竞争力。推动“小户”、“散户”向“大户”迈进,晋升龙头企业。做好企业和市场的连接,企业和农户的连接,加快推进农产品产业化经营,提高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效应。为农业企业创造良好形象,提高农业企业知名度,打造区域品牌,不断增强农产品品牌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杜惠平认为,要建设强有力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配送物流体系,鼓励物流企业将业务延伸到农村,“构建以县城为中心的现代物流核心圈,以物流一体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升级改造现有物流节点周围的交通基础设施,扩大物流承载量。严格执行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保证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网络畅通。”
《意见》力促解决问题
其实,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的3月3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供销社等10个部门就下发了《关于加强物流短板建设促进有效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通过加强物流短板建设,健全重要节点物流基础设施,改善城乡末端配送设施条件,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大幅提升农村物流水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便捷高效、保障有力的城乡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意见》指出,我国目前物流业发展水平总体还不高,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特别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滞后,现代化仓储、多式联运转运、城乡配送等设施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衔接配套不够,这已成为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和居民消费升级的突出短板。
这次《意见》着重突出了物流业服务民生的宗旨。过去过多地强调发展满足生产性需求的物流业,现在更多地关注物流业服务于千家万户所需要做的事情。这个文件的发布,结合着“互联网+”的经济运行模式,更加突出发展满足最终消费者需求的物流业务。
《意见》提出的包括通过加强物流短板建设,健全重要节点物流基础设施,改善城乡末端配送设施条件,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大幅提升农村物流水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便捷高效、保障有力的城乡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等主要目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衔接更加顺畅,多式联运效率大幅提升,运载工具、装载单元等关键标准有效衔接并逐步推广应用,物流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物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意见》还明确了六项重点任务,其中涉及农村电商的是:加强村镇末端配送设施建设,健全农村物流网络体系。鼓励地方政府加强农村物流设施网络规划和建设,整合利用现有邮政、供销、交通等物流资源,推动县级仓储配送中心、农村物流快递公共取送点建设,加快形成网络规模效应。鼓励电商企业与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联动发展,建立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标准和追溯标准。同时,加强农产品物流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现代物流水平。研究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鼓励批发市场建立追溯体系,推动市场的专业化提升和精细化改造。加强城市配送设施建设,完善城市配送体系。优化重要节点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完善城市三级配送网络建设。加强多式联运转运设施建设,提升货物中转效率。推进公、铁、水、民航等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支持重要港口、枢纽机场加强集疏运体系建设,重点推动建设一批专用铁路、公路进港项目,提升港站集疏运能力和运行效率等。
期待问题迎刃而解
专家认为,此次发布的政策针对目前物流业比较突出的问题。
——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有待尽快打通,在干线的物流上,由于竞争的激烈效率很高,因此成本也低,但城市末端,要想送到客户的手里,成本就增加了,主要原因是城市交通的限制,交通工具的不便利,以及对客户信息掌握得不充分。
——农产品的冷链体系建设问题。目前我国冷藏车、冷藏库都具备,但冷链却不连贯。冷链的投入很高,回报相对来说比较低,企业没有积极性进一步改善冷链,如果能形成冷链的系统化和网络化,冷链的成本就可以降下来,因此冷链的建设需要国家的扶持和支持。
——农村的物流水平比较低,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非常关键,以前我们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但光有路还不行,还需要有相应的保障。农村地域广,发展空间很大,但农民的收入不高,单纯依靠农村来完成物流建设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政府来进行有效的支撑,加大扶持力度。
——运输方式的衔接,主要表现在集装箱的标准化和多次连用问题上。标准化单元越来越小,可以接纳更多货物,再加上多次连运和强大的信息支撑,可以使货尽其流,能有效提高物流水平。
农村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 篇8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已经成为经济的核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当金融因素的作用受到限制时,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资本投资不足和金融资源抵消配置的约束。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农村经济决定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反作用农村经济,二者密切关系已被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所证明。”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况,许多经济发展理论都把发展城市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并希望通过城市来带动农村,改变农村的落后经济,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众多,而且与城市相比具有极大的不同,如果不采取主动措施来改变农村面貌,单靠城市发展是带不动的。近年来,农村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金融需求不断旺盛,而供给却未能满足农户的有效需求。虽然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出,但支农效果并不是特别显著。
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各异性突出,本文着重从现有农村金融供给方存在的问题出发,研究农村金融发展路径并提出几点建议。
二、文献简述
对于农村金融的发展,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词语,即“金融抑制”。金融抑制表现为一国不适当的财政政策,如利率上限、外汇管制、行业进入限制等,使得金融市场处于抑制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不能发挥其对经济的持续推动作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和肖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忽视了农村金融部门的作用,对农村经济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即通过名义利率保持在低于通胀的水平,从农村攫取租金,使民间部门的金融资产实际收益率为负。在我国尽管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突出的表现为“金融二元性”(迈因特1978年)即现代规范金融部门与众多不规范的部门并存;农村金融抑制还表现为区域金融差异,这里主要指城乡之间差异。
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休.帕特里克(Hugh T.Patrick,1966)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了两种农业金融发展模式:即需求追随模式和供给领先模式。前者的传导机制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增强→金融机构扩张→金融资产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元化”;后者的传导机制为“金融机构扩张→金融资产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元化→金融需求增强→投资增长→经济增长”。帕特里克认为两种模式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金融不完善,同时也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金融供给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的主要约束。
三、农村金融供给分析
在我国尽管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然而各自都存在着问题,对他们性质的正确定位对促进农村金融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农村政策性金融即是为特定的农业政策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政策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府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特点:由政府创立,或参股或担保;不完全以营利为目的;具有确定的业务领域和对象;特殊的融资原则;有独立的法律依据。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作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承担的政策性贷款不仅总量大,而且种类繁多,迫使农业银行发放的政策性贷款更为严重。由于政策性亏损的可能性较大,导致农业银行经营利润下降,不利于提高农行自主经营积极性,且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分辨困难,易产生“道德风险”。
商业性金融以自我营利为主要的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不适合农村金融中需要的“雪中送炭”的金融机构。但商业性金融的优点是:资源可以进行有效的配置。
合作金融的一般经济特征主要表现为:自愿性;互助共济性;民主管理性;非营利性。这种制度安排的形式理论上比较理想,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暴露出诸多缺陷:产权不清;法人治理结构残缺;竞争主体和竞争机缺乏;多元经营目标(合作制目标、政策目标、营利性目标)冲突。目前以农信社为主的商业化改革在不断的深入,“合作制的强化有赖于忠诚,商业化取决于社会需求及金融机构自身发展”。
四、提出建议
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农村金融市场体现出如下特点:1.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较快,很多地方金融空白问题得到有效缓解;2.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成果显著,绝大多数机构已基本建立起现代金融机构的制度模式;3.部分金融机构开始面向农户和新农村及现代农业开始业务创新。农村金融机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机构治理结构和效率仍存在问题,改革不彻底;2.机构运行成本偏高,尤其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3.业务互联互通机制尚不理顺,监管机构行为城市化与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矛盾较为突出;4.农村金融发展政府参与不足,一些农村金融机构积极性有所下降;5.业务监管不足应农业经营,矛盾突出;6.农村产权改革相对滞后,影响到农村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户。
基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村金融供给方的改革深化,中国农村金融需要政策性与商业性同行。要正确定位政策性金融职能以及商业化职能。当然在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中,由于市场化竞争能力不足,政府的扶持政策还是起着推动的作用。有如下建议:1.实行差异化的监管制度。这不仅指得是农村与城市金融机构的差异监管,还包括农村三种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差异化监管。2.细化评价指标。指标的细化可以尽量减少“道德风险”的产生,特别是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需要有效区别商业性亏损与政策性亏损。3.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再融资能力。促进自主经营能力,当资金来源有渠道了,雄厚了,才能使去掉政府的那根“拐杖”成为可能。4.非正规金融正规化。非正规金融一起融资速度快、信息费用低、利率具有弹性、服务态度好、渠道广、回收快、资金利用效率高等优点而经久不衰,但由于其不合规,有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要合理规范、积极引导。
参考文献
[1]、李苏张传洲邓兴珍著《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抑制及其解除》2005年6月
[2]、王永龙著《,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5-30
中药政策发展及影响分析 篇9
1中药政策的发展历程
1. 1基础建设期( 1949年至1977年)
1949年到1953年,由于中共中央此时对中医药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认为中药应被西药取缔,限制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2］。1954年,在毛泽东主席强调了中药的重要性之后,政府开始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管理,推动了中医药教育、科研以及工业的基础建设工作。
在教育方面,1956年,中央政府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各建了一所中医药学院,建成了我国第一批中医药高等院校。而后,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部分省、市、自治区也逐步建立起了中医药学院。中医药学院的建立改变了中医药以家传师承为主的教育模式,使其转变为以学校教育为主。
在科研方面,1955年,中央政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国家级中药研究机构———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部分省、 市陆续建立起中药研究机构,为中药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而后,在文革的影响下,大批中医药专家和教师被下放到农村,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被迫中断,大部分中药科研工作也停滞不前。
在中药工业方面,为缓解中药供不应求的问题,1955年,政府成立了国有性质的中国药材公司,负责全国中药的产、供、 销综合平衡和行业管理。1956年政府开始对私营中药铺进行“公私合营”的国有化,将其置于各级国有药材公司的管理之下。
另一方面,政府逐步将中药商的店、 厂分开,并在部分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中成药加工厂和饮片切制厂。20世纪50代后期到60年代,政府将一些新机器和一些改进的新剂型运用到中药生产中,提高了中药的生产效率。在60年代,政府逐渐开始规范中成药厂和中药饮片厂的管理制度,改善了中药厂管理混乱的问题。同时,国家对中药企业进行全国性布局规划,在一些没有中药工业的省、自治区相继迁进或建立了中成药厂或饮片厂。
1. 2过渡期( 1978年至1985年)
文化大革命后,中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逐渐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从1979年开始,政府继续支持中药工业的发展。政府首先提出“在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基础上,使中成药生产进入工业化”的目标,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56个中成药厂进行了重点扶持。然后政府出台了相应的中成药生产工艺规程以及相关管理制度,例如《中药工业若干规定》、《中药工业工艺技术管理办法》和《中药工业设备管理办法》,规范了中成药企业的生产活动。在1983年,政府提出中药饮片生产按工业对待,各地的中药饮片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实行机械化改造,扩建厂房,更新设备。
1. 3扶持期( 1985年至2000年)
在20世纪末,政府出台的中药政策主要围绕建设中药质量监管体系、提升中药研发能力与扶持中药工业发展三方面展开。
在监管体系建设上,一方面,政府于1985年开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1998年设立药品监督管理局( SF- DA) ; 1999年,SFDA颁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1998年修订) ,要求所有中成药企业从2004年7月1日起必须在符合GMP的条件下生产。自此中药的监管有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1985年,卫生部颁布《新药审批办法》,规定将新药分为中药、西药和生物制品,并根据各部分药物的特性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认证标准; 1987年颁布《新药审批办法》有关中药问题的补充规定和说明,在对中药新药的申报, 药理、毒理研究技术和临床试验技术上做出了更详细的要求,突出了中药特色; 1989年颁布《关于中药新药标准品、对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提高了对中药新药认证技术指标要求; 1999年国家药监局颁布《新药审批办法》,优化了中药部分的五类分类标准。中药监督和注册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促使我国中药监管体系的初步形成。
在研发方面,1986年,国务院批准实施“863”计划; 1988年,科学技术部组织实施“火炬”计划,这两个计划分别旨在提高中药研发和中药产业科技创新的能力。 1997年,科技部组织实施了“973 ”计划。 2000年,科技部将中药延续作为“创新药与中药现代化”重大专项,增加了对中医药研究的经费投入。这一系列政策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给中药创新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在中药工业发展方面,“七五”期间国家确定了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免征所得税和产品税的优惠政策,并拨给专项技改资金,对全国44个重点饮片厂进行技术改造［3］。“九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中成药工业国有重点企业50强行动计划”,重点支持进入50强的企业发展。通过扶持建设好中成药工业国有重点企业,带动全行业发展［4］。1998年,科技部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滚动列为“九五”科技攻关计划“重中之重”项目并具体组织实施。2000年,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分别将中药纳入高技术产业给予专项支持。
1. 4发展期( 2001年至2010年)
2000年后,政府着重于支持发展现代中药产业,同时致力于完善中药监管体系。
2002年,政府发布《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 - 2010》,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中药产业。之后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补充政策,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产品和进行技术改进、创新的中药企业给予价格和税收优惠。
另一方面,2002年,政府颁布了《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药品注册的概念。同年,SFDA开展了中药技术标准研究和中药企业GMP认证等工作。2004年,SFDA发布《关于推进中药饮片等类别药品监督实施GMP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在2008年1月1日起必须在符合GMP的条件下生产。2008年实施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细化和明确了关于中药注册管理的要求。至此,中药监管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1. 5整合期( 2010年至今)
2011年,卫生部颁布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年修订) 》( 新版GMP) , 中药生产企业( 车间) 被要求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达到新版药品GMP要求,中药生产要求再一次提高。
另一方面,发改委在《医药工业“十二五”( 2011 - 2015) 发展规划》中提出,围绕现代中药等重点领域,鼓励优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支持研发和生产、制造和流通、 原料药和制剂、中药材和中成药企业之间的上下游整合; 支持同类产品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企业并购困难落后企业,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
2政策对中药部门发展的影响
自1954年开始,我国的中药政策一直围绕“保护、扶持、发展”的主题展开,有效的促进了中药创新与中药产业化发展。
2. 1推进中药创新
建国初期,中药的治疗配方只是简单沿用祖传秘方,中药生产停留在手工生产阶段,中药剂型也只有传统的膏、丹、散、 丸。而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中药在技术创新与药品创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2. 1. 1技术创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政府引入了一些新机器,再加上之后提出实行中成药生产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要求,使中成药生产逐渐从传统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生产; 到八十年代,成套的中成药生产专用设备投入使用,中成药基本实现机械化生产。20世纪90年代,中药饮片厂的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但仍处于机械与手工操作并行的状态。21世纪后,在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一系列先进的技术正在被广泛的应用到中药开发中,例如指纹图谱技术和纳米技术［5］。通过技术创新,我国中药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 中药工业产值从1996年的243亿元到2011年的3349亿元,增长了十余倍,相关部门预计2015年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将达5590亿元［6］。
2. 1. 2药物创新
中药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促进了中药制剂对西药制剂技术的运用,优化和丰富了中药传统剂型。在此期间,我国首创了中药注射剂、中药滴丸剂、中药超微饮片和单味中药配方颗粒剂等新剂型。另一方面,中药现代化的推进还促使了中药治疗领域向疑难病扩展,延伸到了艾滋病治疗,抗肿瘤,肝病治疗等多个领域。
2. 2推进中药产业发展
2. 2. 1优化中药产业结构
1954年以前,中药主要是由私人经营,尚处于前店后厂作坊式的手工生产, 规模小且分散。20世纪50年代,中药材公司的成立,改变了中药业的经营结构, 使其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变为国家管理、 统一经营,私营中药商不再拥有垄断市场的能力。同时,政府逐步推动中药产业实行商业和生产的分离,在国有化中药铺的基础上设立中成药工厂和饮片厂。通过这种形式,部分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国有的中成药加工厂和饮片切制厂,中药工业逐渐起步。而后,通过60年代的建设, 全国按照大的区域都分布有比较完整的中药生产和流通体系,服务于各自的区域,中药厂的管理制度也逐渐规范,中药工业的雏形形成。
改革开放后,中药行业中逐渐出现了其他具有不同产权形式的中药企业,主要是小型的乡镇企业,但国有企业仍是中药行业的主体。在经营方式上面,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加大,多数中成药工业企业开始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 从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安排生产转向按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要求组织生产。在政府的支持下,到1989年,全国有中成药厂684个,中药饮片厂1500多个, 历史上中药铺前店后厂的状况彻底改观, 形成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中药工业体系［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营中成药企业开始探索股份制等不同形式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有的中成药厂经过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公司,有的中成药工业企业通过联合、兼并、控股、参股等方式组建为大型企业集团。与此同时,一批民营中药企业建立,包括中成药企业和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民营企业的建立,改变了中药行业国营企业独大的局面。这时虽然逐渐形成了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中成药企业,但是中药企业“多、小、散、乱”的问题仍然突出。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药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要求,再加上市场竞争体制的影响,中药企业“多、小、散、乱”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中药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中药产业结构在准入控制与质量提升中得以优化。具体来说,一方面,随着GMP ( 1998版) 和GMP( 2004版) 的出台,一大部分小型中成药生产企业和中药饮片企业被取消生产资格,据统计,2001年,我国有中成药生产企业1107家［8］,到2004年, 中成药制造企业减少到1016家［9］; 截至2008年,在全国已注册的1100多家中药饮片企业中,只有288家企业通过GMP认证［10］。另一方面,我国出台新版药典、中药注射剂安全评价等政策大幅提高了我国中药产品的质量标准,对企业各种软、硬件实力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中小企业不可避免地将被大型企业收购,市场份额向商业龙头加速集中。
2. 2. 2提升产业竞争力
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中药生产厂商都是靠政府分配任务从而进行生产,无需争意。改革开放后,政府推动了中药企业的改革,改变其经营模式,企业从而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进入21世纪,随着政策的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品牌竞争成为了中药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中药大品种受到市场的青睐。 到2009年销售额过5000万元的重点中药品种有208个,也出现血栓通、丹红注射液、复方丹参滴丸、健胃消食片等销售过10亿元的品种［11］。逐渐地,如天津天士力集团、广州白云山和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国内大型中药生产企业成为中药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些企业通过不断加大对现代中药研发的投资力度,建立了现代中药产品创新技术平台,强化了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壁垒,从而提升了中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据统计,2013年中成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65亿元,同比增长21. 1% ,中药饮片加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59. 4亿元,同比增长26. 9% ,均高于医药行业平均增长水平［12］。中药工业已然成为我国医药工业中的第二支生力军。
3总结
把握发展机遇 加强政策引导 篇10
近日，《纺织服装周刊》记者跟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调研组深入新疆，对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进行了调研。调研中，记者发现，目前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促进百万人就业各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同时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又将给新疆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强调，新疆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中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结合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趋势，从科学、合理的角度上把握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总量，并加强人才队伍培养与少数民族的深度融合，同时还要引进行业内大型企业及产业链后道企业落户新疆，利用他们的先进发展模式，引导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向后道延伸。
产业发展逐步推进
截止到2014年底，新疆规模以上的纺织服装企业达到101家，环锭纺生产能力570万锭，气流纺18万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41.39亿元，实现新增就业4万余人。
4月初的新疆，虽然不久前刚经历过一场大雪，但春天的气息已隐约可见。位于呼图壁县的新疆宇华纺织有限公司是该县一家大型的纺织企业，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厂里机器轰鸣，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生产。
新疆宇华纺织有限公司是该县引进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盘活新疆天山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新厂资产而成立的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前期投资两亿元，占地800亩，现有50台全进口气流纺生产设备，年产20 32支高档纯棉气流纺纱2万吨，产值4.5亿元，带动就业200人。
这也仅仅是新疆宇华纺织有限公司先期发展的一部分。据新疆宇华纺织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划显示，未来几年公司整体的投资额度将会达到15.5亿元，带动1900个就业岗位。
实际上，新疆宇华纺织有限公司是近些年呼图壁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带动百万人就业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目前呼图壁县拥有纺织服装加工企业9家，纺纱规模为25万锭，全年可生产各类棉纱4.5万吨。未来呼图壁县将发挥邻近乌鲁木齐所带来的服装销售和面辅料供应更加便利的优势，大力发展优质棉纺织品、针织品和服装产业，全力打造北疆地区重要的纺织服装产业基地。预计到2023年，将带动2.9万人就业。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要的纺织服装产业生产地区，石河子市近些年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先后引进了华孚色纺、山东如意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纺织企业落户，截止到目前，拥有规上纺织企业20家，环锭纺产能达到193万锭，气流纺2.69万头，毛巾生产能力8300吨，产能居全疆各地州市第一，已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棉纺生产基地。
截止到去年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各类纺织服装企业达到了76家，拥有环锭纺生产能力316.9万锭，气流纺4.74万头，服装生产能力达到了900万件，预计去年纺织服装全行业完成工业产值89.19亿元，同比增长1.58%，新增吸纳就业达到了4000余人。
作为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核心区，乌鲁木齐市在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上卓有成效。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经拥有纺织服装企业1400多家，棉纱生产达到了12万锭，实现年销售入约13亿元。
据了解，截止到2014年底，新疆规模以上的纺织服装企业达到101家，共有环锭纺生产能力570万锭，气流纺18万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41.39亿元，实现新增就业4万余人。
新机遇前所未有
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当前国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又将会给新疆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纺织企业一定要抓住目前大好的发展机遇，把目光放长远一些，瞄准两个13亿人市场，共同促进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方面是原料十分丰富，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一半。另一方面是新疆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有充裕和价格便宜的电力资源，平均电价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这对电力成本占生产成本10%～15%的纺织服装企业非常有利。此外，新疆还具有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通过新疆向中亚和欧洲出口服装可大幅减少运输时间，物流成本更低。
除了以上的优势外，更让新疆充满诱惑力的还是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各项优惠政策。相关政策从贷款、人员培训、运费、电费等方方面面给予很大的支持和优惠。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又将为新疆带来新的机遇。据了解，“一带一路”战略将涉及国内18个省，新疆作为核心区，“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助推新疆完善当地纺织产业配套设施，缩短产品订单交期，同时还将提高与周边国家纺织服装贸易效率，加深经贸合作，进而可以增加贸易额。
“今明两年是来新疆发展是最好的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建新表示，新疆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纺织企业一定要抓住机遇，利用好现有资源，把企业做强做大，同时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刘建新表示，新疆相关部门也将继续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企业在新疆的发展做好服务，促进产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会见中纺联调研组时强调，新疆重点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当前国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又将给新疆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希望纺织企业一定要抓住目前大好的发展机遇，把目光放长远一些，瞄准两个 13亿人市场，共同促进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盼相关政策持续稳定
目前企业对发展前景还是比较担忧，不知道这些政策能够持续多少年，希望有一个年限，好让企业有个底。
事实上，在新疆纺织服装产业面临巨大机遇的大背景下，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纺织企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用工问题。”新疆如意毛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韦节彬指出，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的是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新招入的工人流动性较强，培训投入大，收效小，希望用工问题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
阿克苏鲁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玉章在接受《纺织服装周刊》记者采访时呼吁，现在企业在新疆发展最缺的就是相关的技术人才队伍，希望能够从内地引进一批技术人才到新疆进行交流和指导。
对于现行的相关政策实施的年限企业也有所担忧。李玉章指出，国家支持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相关政策应该有一个年限，好让企业有个底。
“如果按照现在实施的政策，我们企业需要在新疆发展12年才能收回投资，万一这中间国家的相关政策变化了，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李玉章表示。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学柱也表示，目前企业对发展前景还是比较担忧，不知道这些政策能够持续多少年，相关政策是否能够持续稳定保持下去。
与此同时，魏学柱还表示，目前金融机构对于纺织企业的支持力度还不够，企业在融资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制约着企业在新疆的发展。
新疆唐成棉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也呼吁，国家促进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十分好，但是有些政策并未到位，希望这些政策能够尽快到位。
引进大型企业并向后道延伸
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不要仅仅局限产业链前道的产品，一定要在家纺、服装等后道产业上做文章，引导相关企业在新疆落户，既能带动更多的就业，同时还能提升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实力和档次。
事实上，对于新疆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既要看到机遇，同时也要看到挑战，不能盲目去发展，一定要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发展轨道上。
王天凯指出，新疆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中，一定要结合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趋势，从科学、合理的角度上把握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总量。要引进大型企业来新疆发展，并利用他们先进的管理、人才、市场等先进的模式，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伟挺也表示，利用大企业来推动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将会更加有效。
引导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向后道延伸，这对于新疆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王天凯指出，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不要仅仅局限于产业链前道的产品，一定要在家纺、服装等后道产业上做文章，引导相关企业在新疆落户，既能带动更多的就业，同时还能提升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实力和档次。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勇强调，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要以后道服装为龙头，要在政策和措施上支持后道产业的发展。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徐文英表示，发展后道产业不仅安排就业多，还可以利用服装把前道产业拉动起来，同时要与周边国家的纺织服装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董事长邱亚夫也认为，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向后延伸很重要，“如果全部都发展初级产品，那么以后将是大问题，要吸引一些后道企业落户新疆，完善新疆的纺织服装产业链。”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叶茂新表示，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产能转移，而是未来纺织服装产业的一个发展中心，所以一定要建立一条从前道到后道的完善的产业链。
人才队伍建设对于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也十分关键。王天凯对此特别提出，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才队伍的建设，那么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因此，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一定要重视人才队伍培养与少数民族的深度融合，并共同促进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王天凯强调，“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提供新机遇，行业和企业一定要做一些有针对性的研究，分析“一带一路”所存在的机遇。
完善政策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发展 篇11
发展环境公益诉讼, 首先需要健全环境司法制度。
发达国家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起步较早, 相关政策和制度都比较成熟, 值得我国去借鉴和学习。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业内人士 介绍, 近年来江苏、贵州、云南等省法院积极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审理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案件, 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从全国范围看, 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还不容乐观, 不少省份尚未实现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零的突破。
发展环境公益诉讼, 首先需要健全环境司法制度。发达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建立在较为完善的环境司法基础上, 因此环境公益诉讼规则以赋予原告起诉资格为主。而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建立在民事和行政环境诉讼不发达的基础上, 因此需要完善一系列配套规则。
其次,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发达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建立在较为规范的法治秩序基础上, 其主要任务是用诉讼手段解决具体法律条款的实施问题。而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 需要改变企业及社会公众环境守法意识薄弱、环境违法行为较为普遍的现实。因此, 公益诉讼需要具有威慑性的手段, 如严格的具有惩罚性的环境损害赔偿。据了解, 江苏省泰州市曾判决污染企业支付1.6亿余元, 以赔偿环境修复费用。业内人士指出, 现阶段, 急需涌现更多这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以提高企业的守法性。
同时, 还需扩大环保公众参与, 包括来自民间的参与和有关部门的参与。发达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以环保组织起诉为主, 其环保组织非常发达, 具有在法庭上抗衡大型企业乃至国家机关的实力。而我国的环保组织力量还很薄弱, 因此, 需要授权有影响力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乃至个人, 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需要公益律师的参与
在环境诉讼中, 环境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 污染者和侵害公益的违法者一般拥有着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 而原告由于获取信息的有限性且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则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 不易收集证据。因此公益诉讼的专业性、诉讼双方实力的不对等以及诉讼的持久性更需要律师这一法律职业人的参与。能站在公共立场对社会不断提出问题的律师被称为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的参与使得公益诉讼在制度、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方面的影响大大增强, 公益律师的专业操作和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有利于实现通过公益诉讼影响未来的公共决策的目的。
业内人士指出, 通过公益律师的参与和努力, 公益诉讼不仅可以实现权利的救济, 而且成为与政府和企业对话的契机和桥梁, 成为号召民众关注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旗帜。民间环保组织以及公益律师将成为建构与实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中坚力量, 成为推动我国环境法治进程、发展我国环保事业的精英。
还需向发达国家学习相关经验
发达国家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起步较早, 相关政策和制度都比较成熟, 值得我国去借鉴和学习。
据了解, 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的涉及环境保护的联邦法律就都通过“公民诉讼”条款明文规定公民的诉讼资格。根据“公民诉讼”制度, 原则上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法定或主管机关核定的污染防治义务的, 包括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或其他各级政府机关在内的污染源提起民事诉讼;以环保行政机关对非属其自由裁量范围的行为或义务的不作为为由, 对疏于行使其法定职权, 执行其法定义务的环保局长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 由于诉讼费用高昂, 美国为了减轻公众因提起诉讼而承担的经济压力, 鼓励公众运用公民诉讼这一法律武器, 在环境法规中, 对于公民诉讼费用的分担作了有利于原告的规定。美国《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 法院如认为合适, 可将诉讼费用 (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 判给诉讼的任一方, 按照这项规定, 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那一部分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