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2024-08-13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共12篇)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1

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现状及村镇银行产生的背景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 据初步测算, 到2020年, 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显然, 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大量的资金需求, 因此, 需要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新农村建设所需的资金。可以说, 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加大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 在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上下功夫, 才能使金融业在体制、机制和金融服务方式上更好地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我国现有2070个县 (市) , 95%的国土面积, 近四分之三的人口集中在县域, 县域经济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2009年年末, 全国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网点为12.8万个, 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的65.7%;县域贷款余额10.2万亿元, 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4, 涉农贷款余额9.1万亿元, 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2.9%, 其中农户贷款余额2.2万亿元。这些数字既说明了农村金融环境建设已取得的成绩, 也反映了我国县域金融与现代金融制度的要求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

同时,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趋势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地区 (尤其是贫困地区) 撤出, 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有限, 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起主导作用, 民间金融广泛存在, 但因为不规范, 所以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巨大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 缺乏专门为农村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小银行, 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矛盾异常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 提出设立村镇银行, 是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的创新之举, 是切实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充分性的具体行动。

二、村镇银行的设立及其特点

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村镇银行”其本质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 与其他银行类机构从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村镇银行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 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经营原则, 自主经营, 自担风险, 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但由于它“在农村地区设立, 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界定, 村镇银行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

(一) 设立条件

村镇银行可以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 且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 (市) 设立的村镇银行, 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币, 在乡 (镇) 设立的村镇银行, 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 村镇银行的设立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开拓了新渠道, 其设立门槛也明显低于一般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 股权设置和股东资格

按照村镇银行设立条件要求, 其出资人可以是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 对境内外金融机构及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 要求必须具有稳健的财务、良好的公司治理及健全的内部控制与管理。自然人股东则更强调的是良好的声誉及入股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这样的要求将有利于村镇银行的稳健经营, 减少其经营风险。

另外, 村镇银行的股权设置要求包括: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样的股权设置要求保证了村镇银行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控股, 有利于专业化的经营与管理。

(三) 村镇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村镇银行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并在其章程中明确, 根据其决策管理的复杂程度、业务规模和服务特点设置简洁、灵活的组织机构。在《暂行规定》中对于董事会、行长、独立董事、各专业委员会等的设立没有严格的规定, 这就为村镇银行治理结构的创新与多样化提供了空间, 可以采用传统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 也可以采取更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完全由其自身根据业务发展来决定。

(四) 村镇银行经营管理

村镇银行业务内容与一般银行业机构类似, 但其贷款业务有特殊要求:村镇银行在缴足存款准备金后, 其可用资金应全部用于当地农村经济建设。村镇银行发放贷款应首先充分满足县域内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已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 其富余资金可投放当地其他产业、购买涉农债权或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对单一集团企业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显然传统的银行业务形式难以适应小额、分散的农村金融需求, 需要在研究市场的基础上采取更灵活多样的业务方式。

(五) 村镇银行的风险控制及监管

村镇银行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资本补充、约束机制,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审计机制, 提高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 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 并对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进行纠正和完善, 确保依法合规经营。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有条件的村镇银行, 可引入外部审计制度。村镇银行开展业务, 应依法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

三、村镇银行发展面临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 村镇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尚属于新生事物, 其发展面临着诸多难题, 尚不具备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失等问题的能力, 甚至有些问题还影响着村镇银行未来的发展,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 存款方面

营业网点是金融竞争的最前沿, 营业网点数量上的多少, 提供服务及时、方便、快捷和服务的多样性也是吸引客户的重要方面。村镇银行刚刚建立, 面临着网点少、成本高、吸收存款难等困难, 另外, 成立之初村镇银行的品牌认知程度还远远不能与传统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相比, 广大客户对村镇银行的了解有待加深, 在网点数量、品牌形象和客户认知程度上都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存款客户很难将村镇银行作为首要选择。

(二) 贷款方面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村镇银行的贷款业务明确了多项制度安排,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 村镇银行贷款业务就收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第一, 贷款额度受其资本限制:目前大多数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为底线以上一些, 如果以注册资金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村镇银行为例, 则每户放贷不得超过100万元, 单一集团客户放贷不得超过200万元, 贷款额度与普通商业银行相比差距很大。

第二, 村镇银行的信贷资金仅限于当地, 这虽然从制度上规定了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只能, 但由于村镇银行所在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区域,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优质信贷项目相对较少, 这就为村镇银行的信贷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三, 村镇银行必须首先服务涉农产业, 在确有富余资金的情况下才能向其他产业发放贷款, 由于农村金融业务具有较高的风险, 比如出现自然灾害或禽流感等动物疫情都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破坏, 一旦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客户遇到这些问题, 信贷资金将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

(三) 中间业务方面

村镇银行可以经营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与票据承兑贴现等业务, 但对于中间业务而言, 其风险相对小、成本低、效益高, 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对商业银行的需求, 又能吸引更多客户, 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但村镇银行成立时间晚, 品牌认知度低, 也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

四、村镇银行科学、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村镇银行作为解决我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的一项举措, 首先要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 只有保证自身的科学、健康发展, 才有可能成为一项可以长期执行的制度安排, 达到预期的政策目的。

(一) 控制风险, 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

作为区域性、小型化的金融机构, 村镇银行因地区风险集中、规模经济劣势导致亏损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必须控制村镇银行的经营风险, 保持持续稳健的发展。

首先, 在市场准入上严加控制, 严格审查村镇银行的股东成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审核村镇银行的各项监管指标, 不能因为村镇银行的规模较小而降低其准入的标准。

其次, 加强市场运营的管理。强化公众的社会监督, 规范村镇银行的信息披露, 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完整。建立风险监管和合规性监管并重的专职监管体系。可以在金融监督的基础上, 辅之以公共审计、会计、资信评级及资产评估等社会监督手段作为常规监管的重要补充。

同时, 在银行内部, 通过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系统对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及时进行处理, 借鉴主发起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优势, 提高村镇银行的内控水平。

最后, 还要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 对于经营困难, 难以在当地市场生存的机构进行退出处理, 提高制度安排的可操作性, 在政策与监管层面保证村镇银行持续健康发展。

(二) 多方开源, 解决村镇银行的吸存问题

现有的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均在不同程度上遇到负债业务增长速度跟不上资产业务的发展, 使得村镇银行的存贷比例很快触及上线, 因此, 解决村镇银行的吸存问题是村镇银行健康发展的重点。解决村镇银行的后续资金来源问题, 建议可以考虑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1、对村镇银行发放支农再贷款或国家政策性银行专项贷款

我国基层政府部门在执行扶贫政策的过程中, 通常是把扶贫贷款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没有帮助其找到从根本上脱离贫困的有效途径, 只是“授人以鱼”, 却未能“授人以渔”。许多贫困户把扶贫贷款当成了“救济款”, 用以维持生活, 不鞥将其有效投入到扩大生产和脱贫致富中, 惯性心理使得他们认为扶贫贷款不还也无所谓, 造成贷款不能按期收回, 扼杀了这个群体的进取心和生机活力, 对于运用小额信贷脱贫的愿望并不强烈。

如果转变形式, 将扶贫专项款转变为给村镇银行提供的贴息贷款, 作为村镇银行补充资金的重要渠道, 一方面可以缓解村镇银行后续资金不足的困难, 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引入到扶贫工作中, 为贫困人口提供脱贫致富的第一推动力, 这样的贷款不同于以往简单的扶贫补贴, 而是有还款压力的帮扶, 可以大大提高政策的效果。

2、通过市场机制从邮政储蓄中拆借

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一般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但长期以来, 邮政储蓄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 将农村地区原本缺乏的资金吸纳过来, 尽管近期部分地区的邮政储蓄开办了小额质押贷款业务, 但邮政储蓄在信贷方面的经营能力及风险管理能力很难与一般商业银行相比, 贷款手续繁琐、期限单一, 很难满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可以考虑鼓励村镇银行向邮政储蓄拆借资金, 安排较低的拆借利息。这样一方面可以为村镇银行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另一方面, 可以充分发挥村镇银行和邮政储蓄各自的比较优势, 更有效地支持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3、鼓励村镇银行通过发行债券、票据等渠道进行融资

村镇银行创立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村镇银行的一部分股东就是社会上的优质企业和有实力的自然人, 因此可以考虑在股权融资的同时适当地选择债券融资, 允许村镇银行定向发行融资债券, 拓宽融资渠道。

(三) 政府扶持, 增强生存能力

村镇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一种形式, 其基本目标是收益覆盖成本, 只有村镇银行解决好自身的生存问题, 才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目前村镇银行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信贷资金的投向和规模, 赢利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建议可以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 为村镇银行争取相对较低的信贷项目, 同时充分利用当地政府的融资平台, 遇到贷款规模超过村镇银行放款规模上限的情况则由政府推荐其加入银团贷款, 多种渠道结合增强村镇银行的赢利能力。

五、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村镇银行作为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创新和组成部分, 其未来发展具有广阔的背景, 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 可以为破解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位难题探索一条新路, 但就目前情况看, 村镇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尚处劣势, 还需要从经营、监管、和政策扶持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支持其发展, 使之能有效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 切实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2

一、历史与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年-2003年)。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提出,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中共中央于2003年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

之后,又连续八年出台了八个涉及“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逐渐加大对政策性农险的支持力度。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2004年中国保监会一方面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先后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3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另一方面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份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险试点,实行国家、地方财政补贴、农户投入的形式。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其进行补贴。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试点工作由6个省区扩展至16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截止2009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覆盖了全国主要的粮油棉产区和畜禽主产省,试点险种新增加了育肥猪保险和森林保险,中央政策性险种扩大到了9个。据统计,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2006年的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5.68亿元。五年来,保险业共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险保障11279亿元。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对解决“三农”问题,显示出了巨大优势。

虽然中央和地方都在加大农业保险推行力度,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覆盖面狭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参与度低,农业保险政策效果仍不理想。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已经进入了“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的困境。分析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八个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 第一,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第二,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第三,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人之间的矛盾;第四,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制度缺失之间的矛盾;第五,农业保障和保险公司盈利之间的矛盾;第六,强制投保与自愿投保之间的矛盾;第七,政府主导性与发挥保险公司积极性之间的矛盾;第八,农业巨灾风险存在与风险转移分散机制缺失之间的矛盾。

二、政策建议:

在借鉴、遵循国外先进经验和共性规律的基础上,着眼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实际,立足现有金融资源,以政府支持、全社会广泛参与为导向,以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为主线,以业务商业化运作为特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加快建立保障有力、运营高效的农业保险体系,为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手段;推进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发挥政府主导性与保险公司积极性相协调,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自然灾害保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农

业风险转移分散机制;拓宽保险服务领域,统筹发展城乡自然灾害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科学的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自然灾害保险的经验教训。

三、发展前景:

我国作为雨雪霜冻、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业保险对于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障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目前农业保险在我国很多地区推行尚不理想,待提升空间很大。在传统体制下,我们对突发的农业自然灾害,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性的政府救济和良种补贴,而相比政府救济和良种补贴,农业保险则是一项兼具公平与效率的三农政策。推广农业保险,除了活跃农村金融市场外,同时还拉动了剩余劳动力就业。农业保险的开展还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和灾后银行收贷难问题,可以形成保险、银行、农户的良性循环,有效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另外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吸纳部分农户成为专兼职保险人员,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实践证明,农业保险的补偿功能解除了农民对农业高风险的后顾之忧,使农民敢于投入、实行规模化经营,从而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促进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同时,农业保险的开展还促进了农村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农业保险惠民、安民、富民的作用。从这里我们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3

一、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电影评价体系不科学,产业创造力精神不足

创造力的保护和激发主要来自于健康的产业环境和追求创造的产业精神。目前,我国电影产业的评价体系并不科学,唯票房论的倾向非常明显。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是票房,而一部电影的票房甚至影响到了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浮动,“股票与档期内上映影片的市场预期形成直接关联。”[1]同样,在唯票房论的时代,院线建设毫无特色,档期排片考虑的是大片,许多中小成本、艺术特色类的电影根本无缘上线。截止2013年底,中国城市院线为45条,农村院线为249条[2],院线建设同质化严重。电影产业说到底是创意产业,其创造力表现为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创新。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同时关注电影的经济属性和艺术属性,合理地引导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成为当下电影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电影产量不断增长,但适应市场多元需要的产品供给不足

目前,中国电影产量不断增长,但大多数电影产品市场适应性差,产品竞争力弱。2013年,中国故事片产量638部,其中仅三成左右的影片能进入电影院,而这三成中能赚钱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国产电影的美学观念、制作水平,或是艺术质量、娱乐效果都无法满足电影市场的需要。一方面,受电影商业化的冲击,电影在艺术性上出现普遍滑坡。而另一部分电影,尤其是受到地方政府资助的主旋律电影,受到创作观念的影响,质量普遍不高。随着电影产业规模的扩大,观众电影偏好的出现,势必导致对电影多元化的需求。而目前,奔跑在高速路上的中国电影很显然对观众需求这块领域还缺乏深入挖掘。

(三)产业组织政策向大公司倾斜,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

电影产业自改革以来,为提高电影市场的集中度,营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影集团,产业组织政策向大公司倾斜,鼓励形成以综合性大型媒介集团为主导的大电影产业组织。但是,电影产业是创意产业,而在市场中小企业更能发挥其在创意方面的灵活性。“在电影产业中,中小企业贡献了多数的就业和创意,在产业链上微环节的方式为大企业提供分工协作,对电影产业生态的健康至关重要。”[3]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的财政支持很少,融资难,抗风险能力差。

(四)产业结构不优化,产业链不健全

电影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属性,对于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如电视业、音像业、旅游业、玩具业、出版业等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但是,我国电影产业由于核心创意环节——制片业的粗放式发展,产品的附加值低,对于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据统计,我国电影产业票房收入占76%,电影后产品收入占24%;而美国票房收入27%,电影后产品收入占73%。美国电影能在后产品环节赚取丰厚的利润,正是源于其完善的产业结构,它的特点是制作环节内容为王,而在发行环节实行商业运作,按市场规律经营,其产业链完善而环环相扣。正是这种完善的产业结构,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成长动力。

(五)版权保护不力,产业法制建设滞后

电影产业做得好的国家,根本原因是具有严格的版权保护制度,重视对原创的保护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并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原创作品。我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严格的的规定:如没有编剧的剧本版权授权书,电影不能立项制作;由其它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则要求提供“原著改编意见书”等。但从实际来看,剧本的原创作者很少能获得比较公平的报酬。

电影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高风险产业,需要公开、透明的法律环境来规避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投资风险。但是目前由于《电影促进法》在内容审查制度方面并未进行调整,电影分级制度也未实行,这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创作及投资留下了较大的不稳定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影从业者创造力的发挥。

二、发展中国电影产业的政策建议

如果中国电影产业在走向大电影产业的道路上,由于创造力不足而后续乏力,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势头也许很快就会面临危机。因而,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在加强宏观管理和微观服务的基础上,应该注重从保护和激发电影创造力的角度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

(一)建立科学的产业评价体系,推进特色院线建设

建立科学的产业评价体系,就是要建立与电影产业化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学者梅.L.拉里教授认为促使美国影视创意产生并能付诸实践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影视产业很标准化”。[4]在电影生产环节、流通环节、消费环节都有非常清晰的产业标准。这种标准化使电影产业能更加有激情却理性地进行发展,能对不同类型、不同品种的电影做出合理、恰当、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同时推进特色院线建设,专注特色化、差异化的思路,赢得最广泛的观众群体。

(二)加大对电影产业的扶植力度,强调电影文化的创新

目前,政府财政和电影基金主要投资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影类型的多样化发展。“可以把所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根据相应档期进入电影院正常放映的影片,统称为‘主流电影’。”[5]扩大政策财政和电影资金的投资面,加大对电影业的扶植力度,强调电影文化的创新和多样性。借鉴韩国、法国等国家对电影业的政府财政支持的操作经验。政府财政和电影基金支持的重点应是新人新作的支持、电影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电影艺术创新等方面。

(三)营造公平的产业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参与竞争

目前,电影产业的相关政策缺乏务实的中小企业政策,在未来的发展中,建议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具体表现为对做出创新贡献的中小企业进行一定的奖励和财政支持。引导中小企业更多地进行分工协作,促进电影产业专业化水准的提升。同时,进一步降低和规范产业的进入壁垒,让更多的中小电影企业有效地参与产业竞争。

(四)加大版权保护,推动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目前,我国电影产业的价值实现途径过于单一,应加大电影后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积极推动电影产业链价值的延伸。政府相关部门要重视对电影业的版权保护,联系各方加大对非法电影市场的打击力度,规范中国电影市场。以版权为核心,推动包括电视版权、网络版权、形象产品的开发、相关版权的转让等,通过版权授权获得更大的收益,借此推动电影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

(五)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完善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

2013年7月11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6],其中第14条表示: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实行梗概公示。可以看到,“一般题材”这一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未来国家政策应对电影审查制度逐步走向开放,鼓励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作品出现。同时,继续在财政、税收、资助、基金等相关的政策、法律措施方面进一步的完善,将中国电影业由行政管理尽快转变为法制管理。同时不断完善电影与其它行业的跨领域整合政策,规范电影市场的管理,最终形成保障我国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

[1][2][6]数据来源:2013-2014年艺恩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3]刘藩.产业政策杠杆撬动中国电影强国梦[J].电影艺术,2010(4).

[4]李继东.美国电影产业创意问题与研究纬度、趋向[J].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4).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4

宁波保税区发展总部经济的意义

1.有利于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内外联动

总部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交通、通讯、金融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 通过使企业资源在空间上更加合理的分布带来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在保税区发展总部经济, 可以充分利用保税区特有的功能和政策优势, 通过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的入驻, 带动发展形成具有保税特色的区域集群。例如外高桥保税区的总部型企业以3%的企业数量, 完成销售收入超过5000亿元, 工商税收160亿元, 创造了保税区50%的经济总量。另外, 通过在保税区培育发展总部企业, 能突破土地资源、发展空间、城市配套等多方制约, 实现跳出保税区发展保税区向区外延伸保税区功能的目标。

2.有利于推动保税区发展实现转型升级

当前, 我国保税区发展既面临着国际新一轮高端产业转移、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机遇, 又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要素成本不断上涨、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等挑战。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保税区急需通过转型升级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通过保税区转型发展,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培育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从要素集聚向功能辐射的重大跨越, 而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正与保税区转型发展相吻合。

3.有利于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

一个大规模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对上下游配套服务企业有强大的吸引力, 企业总部的集聚将在一个区域快速形成产业集群。他们所带来的是先进的技术水平, 专业的技术人才, 以及随之改善的基础配套设施和交通信息条件。因此, 总部经济将极大地改善保税区的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国内投资。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例, 随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地区总部的聚集和贸易功能的不断拓展, 积极推动了贸易与物流、金融的有机结合, 发展了分拨中心以及为国际贸易服务的供应链管理中心, 并引导资金结算中心、订单管理中心、价格发现中心等实体性总部在外高桥的集聚。

4.有利于保税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由于企业总部具有先进的和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手段, 因此设立企业总部将不可避免地通过示范、压迫等途径使旧的经济运行机制实行脱胎换骨的全面改造。政府管理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和创新。外资企业通过与当地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接效应而带动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企业以较低成本进行资源配置, 追求资源配置最优化, 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力, 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通过企业总部技术创新活动向保税区的辐射, 实现了保税区企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最终使保税区企业在国内甚至国际上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宁波保税区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分析

总部经济理论首创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在对纽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研究之后总结出发展总部经济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区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第二个条件是区域要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第三个条件是区域必须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地同异地沟通的信息通道;第四个条件是区域必须具备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环境, 具有多元的文化氛围;第五个条件是区域应逐步形成围绕总部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基于这五个条件的分析:宁波保税区有较好的企业基础和市场潜力, 发展总部经济所需的条件能基本满足总部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人文以及人才集聚方面还是发展总部经济的短板。

1.保税区总部经济发展优势分析

(1) 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运输网络设施。宁波保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都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具有国际贸易、进出口加工、保税仓储及国际中转、国际采购、国际配送等功能, 实行“免证、免税、保税”等特殊政策。并且保税区内交通便捷顺畅, 已形成了完备的公路、铁路、海运、空运为一体的集疏运体系, 具备极为方便的交通物流条件。

(1) 高速公路:以宁波城为中心, 有一环六条高速公路, 向北连接上海、苏州;向西连接杭州、南京;西南连接内陆地区;向南连接南方各大城市;向东连接舟山群岛。 (2) 高速铁路:2013年7月, 杭甬高铁建成对宁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将使宁波融入全国高铁网, 加强与长三角主要城市协同发展, 形成了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间“1~2小时交通圈”, 实现了长三角城市间的“同城效应”。 (3) 港口交通:宁波港是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 拥有生产性泊位300座左右, 其中有长逾4900米的集装箱泊位群, 码头设施配置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水平, 能够满足超大型集装箱船的作业要求。 (4) 空港交通:以宁波为中心, 两小时交通圈内, 有四大国际机场, 其中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半小时, 杭州机场1个小时, 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1.5~2.5小时。

(2) 良好的管理制度环境。宁波保税区一直提倡要保持服务环境领先优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以行政审批中心建设为契机, 研究整合政府服务资源, 推进窗口服务管理创新, 构建行政窗口管理体系, 推出“一站式、一窗式”审批服务举措, 减少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和审批时间, 建设高效行政服务区。整个保税区管委会能重点围绕市场建设、功能拓展、产业升级、贸易便利化提升和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等, 组织实施一批惠企便民工程;深入企业一线,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投资、创新、盈利等实际困难。并在“智慧宁波”的建设带动下和无线宽带、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下, 园区企业电子商务和无纸化操作更加普及,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业务创新和效益的增长。

(3) 本土民营经济总部发达。发达的宁波本土民营经济为保税区总部企业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根据统计资料, 宁波的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一共是50万家左右, 注册资金总额为3000亿元, 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70%左右的GDP、76%的税收、54%的出口, 提供了87%左右的社会就业。广泛的民营经济发展基础, 为民营总部企业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培育了一些比较知名的民营总部企业, 比如雅戈尔、奥克斯、罗蒙等。这将为保税区总部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截至2011年底, 宁波市共有总部企业305家, 其中本土总部企业192家, 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其中民营总部企业占本土总部企业的84%, 另外, 有世界500强企业113家, 从行业构成看,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商贸服务业领域。宁波192家本土总部企业中, 有98家属于制造业, 占比达到51%。并且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深化和宁波都市经济圈的构建, 有利于宁波吸纳长三角区域高端资源要素, 鼓励国内外甬商回甬投资设立区域性总部。

2.保税区总部经济发展劣势分析

(1)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缺乏。当前, 宁波人才发展现状尚不能适应保税区总部经济的发展, 突出表现为:人才储备的后续力量不足, 人才总量明显很低, 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短缺。人才结构失衡问题明显。2012年新增各类人才14.5万人, 年末全市人才总量达到130万。其中, 专业技术人才71.2万;高技能人才21万;硕博人才3.3万;海外留学人才超过3500人。2012年全市高、中、初级职称比例为1∶4.3∶6, 这与国际上较合理的职称比例1∶3∶6还是有点偏差的。宁波科教基础较为薄弱, 人文环境及相关配套措施落后。人才的集聚力与同等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高校总体实力不强, 宁波原有的市属科研院所规模较小, 近几年先后引进了几所大院大所, 但仍很不够。高校大多发展历史短, 有些还是近几年从中专学校发展而来, 以教学型高校为主, 硕士点少, 研究力量明显不足。国家级科研院所少, 重点实验室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层次不高, 综合竞争力不强。另外政府对教育和科技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大。根据宁波市2013统计年鉴分析, 2012年宁波财政支出中, 科技教育方面的支出占了全部支出的13%, 虽然较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但还是有待进一步提高。

(2) 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不够完善。近几年, 宁波保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还是跟不上园区业务量的增长速度。目前宁波保税区的人居、娱乐、休闲等基本功能的层次还很低, 软件及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功能的软环境发展还不充分, 尚不能对总部经济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园区运营企业数量的不断增长, 海关、检验检疫、外汇、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一方面是受人力资源方面的限制, 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原有系统、操作模式的不断更新匹配要求, 为这些职能部门提出了保障质量、提高效率的新课题。

(3) 企业总部入驻成本过高。宁波保税区土地要素资源的缺乏, 成为总部经济发展的瓶颈。2012年末, 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3129元/平方米, 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分别为5843元/平方米、4620元/平方米和670元/平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 商、住、工各用途地价增长速度分别为3.34%、2.26%、2.70%, 其中商业、住宅地价同比增速均处于近十年来的低位。在此背景下, 宁波的地价交易指数仍比去年同期增长3.3%。相比于其他城市, 宁波房价的居高不下, 使得宁波写字楼、商业用房和其他非住宅房屋每平方米销售持续上涨。同时也造成宁波保税区土地商务成本过高, 给包括总部企业在内的各类组织生产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另外, 宁波包括园区内的生活费用也较高, 使得劳动力的工资相应提高, 推动了商务成本的不断增长, 给吸引总部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4) 邻近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竞争。宁波保税区面临着临近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竞争压力。国内许多保税区都出台了鼓励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 如天津港保税区专门制定了扶持总部和楼宇经济的政策, 通过扶持政策将该区建设中的100万平方米楼宇及标准厂房, 与建设中的100万平方米限价商品房捆绑起来, 使入区的企业在享受既有的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的同时, 还能够享受到办公用房购置、办公用房租用、限价商品房奖励等多项优惠政策。许多保税区在政策上同质化现象明显。且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宁波保税区的发展影响更为重大。

宁波保税区发展总部经济的政策建议

1.加强政策扶持, 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应对不适应跨国公司全球重组趋势的政策措施进行技术性调整, 对目前尚处于空白的政策措施加快制定出台。比如在外汇管理方面, 要继续深化宁波外汇管理改革, 使得贸易收付汇流程大幅简化, 加速企业资金周转;在通关监管方面, 要积极促进海关、检验检疫等职能部门更新监管理念,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 将科技强关战略推向纵深, 走出了一条“智慧化”监管、通关的路子;在财政支出方面, 对一些具有发展前途的总部经济项目在建设初期给予一定的租金补贴和资金支持, 给予入驻的公司总部或区域性分公司的公司高管人员及其家属在本地生活提供便利;在激励政策方面, 组织有关部门组成总部经济考评委员会, 依托研究机构, 负责总部经济综合政策评价和优势总部企业评价工作。统筹设立优势总部企业激励专项资金, 用于提高保税区企业的发展水平。其中30%用于企业总部型人才和经营管理层的激励性和培养性支出, 其他70%用于支持总部企业品牌创新、研发投入、网络信息技术、市场营销网络建设等关键环节。另外, 借鉴珠海保税区的政策, 对总部及贸易企业的引资者, 按照“谁引进, 谁受奖”的原则, 连续三年依据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者予以奖励。

2.降低商务成本

政府应在符合城市土地规划的前提下, 将总部经济用地优先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在每年新供用地中, 提供一定比例的用地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方式, 用于企业总部办公用地需求, 优先保障总部用地需求。同时政府应着手干预个别房地产开发商恶意炒作太高房价的行为, 通过建立有效的土地评价体系, 来稳定商务成本, 并简化手续, 降低总部企业入驻门槛, 鼓励企业节约集约利用已取得的合法产业用地, 提高土地利用率。可以借鉴天津保税区, 制定扶持总部和楼宇经济的政策, 通过扶持政策将建设中的楼宇及标准厂房, 与建设中的限价商品房捆绑起来, 使入区的企业在享受既有的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的同时, 还能够享受到办公用房购置、办公用房租用、限价商品房奖励等多项优惠政策。这将会大大降低了总部企业入驻和运营的成本。

3.完善配套硬件服务设施

园区应重点发展壮大金融保险、物流运输、信息网络、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及服务产业, 给公司总部落户有力支撑, 营造良好发展的软硬环境。同时要建设一个集展示、交易、办公、培训于一体的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并借鉴天津保税区打造总部经济、金融服务和研发办公、休闲娱乐及综合配套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商务服务功能区。同时还要借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突出集成化, 促进便利化, 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商务平台, 为外来总部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4.加快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应加大总部企业紧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鼓励和协助总部企业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和培训机构建立人才培训的渠道与平台。例如在海内外高校设立校企合作的网点, 在第一时间引进高质量人才。在重点领域积极引进境外高质量的培训机构和项目;加强管理人才的培养, 每年开展党政干部总部经济知识培训、经营管理者高层管理培训和技术人员专业培训。强化激励政策, 在人才住房、家属工作、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积极为总部型人才提供优质服务, 形成人才集聚高地。继续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的建设, 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集人才集散、技能提升、管理咨询、信息检索、文化交流等五大功能为一体的区域人才市场, 实现人力资源服务模式的升级和转型。

5.提高开放型信息化服务水平

建立更加完善的综合广电信息网络, 通过开放型的信息化服务支持、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网上电子化交易等现代商贸经营、管理技术方式, 打造总部在宁波, 具有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 商业网络辐射长三角乃至国内外的现代商贸流通企业总部;同时通过信息媒体资源, 大力宣传企业总部入驻宁波保税区的优势, 积极宣传推广品牌, 树立良好形象, 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宣传我市政策、服务、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营造有利于我市总部经济加快发展的舆论环境。依法健全总部企业的行业管理和监测制度, 建立和完善总部企业统计分析体系和统计核算制度, 全面准确掌握全市总部经济发展状况。

6.发展民营企业, 培育总部企业

政府应积极完善小企业贷款制度, 加大民营企业在土地资源和融资方面的补贴和支持力度, 扶持综合实力强的本市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前景广阔、规模效益明显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优势总部企业。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保护, 支持宁波传统优势产业向品牌战略发展的转型升级, 构建总部在宁波的开放型企业组织体系;引导民营龙头企业总部在宁波, 依靠专利、标准和企业管理优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的总部经济;支持宁波优势企业积极拓展异地业务, 通过资本经营、战略合作、企业合并和业务重组等方式, 促进区域合作, 积极“走出去”, 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和资源空间, 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 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赵弘.总部经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江海学刊, 2005 (1) .

[2]楼剑刚.宁波市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经济丛刊, 2011 (5) .

[3]何淑芳, 叶持跃.宁波总部经济发展分析[J].特区经济, 2011 (8) .

[4]崔媛.青岛市政府发展总部经济的对策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2009.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5

作者:王代钢

近年来,安康蚕桑产业发展遭遇很大阻碍,其中有国际茧丝绸市场动荡因素作用,也有农村养蚕劳动力结构变化、蚕桑生产比较效益降低等因素作用。更主要是安康蚕桑产业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出现明显失误,对蚕桑产业发展认识陷入到“既希望政府发挥调控管理作用,又希望市场发挥调节规范作用”的误区。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列选蚕桑产业发展核心利益问题,剖析“认识误区”产生的根源,分析蚕桑产业内在利益关系,力图突破“认识误区”的限制与约束,促进蚕桑产业稳健发展。

一、影响蚕桑产业发展的重大变化

1、蚕桑产业的地位与作用发生根本变化

建国以来,安康蚕桑作为出口换汇的极少数产业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具有极高的生产附加值,受到地方政府鼓励性调控管理,是农村经济工作重点。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企业实力,增长地方经济,一直是安康蚕桑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形成一整套以行政推动发展的独特方式。由于人们对蚕桑产业地位与作用认识存有惯性思维,在工作中出现理解偏差,是产生“认识误区”的根源。当前,该产业“优势外贸地位、为国家获取外汇”的功效减弱,改变了蚕桑生产特殊地位和换汇经济作用。蚕桑产业已经回归为常态农业生产,它与生产水稻、玉米、油菜等农产品一样,不再有高附加值生产模式经济环境,表现出自身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式。

2、蚕桑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发生性质变化

蚕桑产业链横跨三大产业范畴,而利益分配机制仅有交易型利益分配。蚕桑产业链每次生产交易都不是产品最终消费行为,只是产业链内部生产原料交易,其性质与大宗农产品交易完全不同。产业链内部交易方式难以形成开放交易模式,难以用通识交易原则去衡量交易利益公正性。所以,蚕桑产业链交易型利益分配机制是核心利益问题。加之蚕桑产品消费交易不被国内所掌控,产业链交易型利益分配机制就很容易被强势主体主观异化所利用,从中获取非法暴利,这也是“蚕茧大战”屡禁不止的根本利益诱因。

在以强势主体利益为主导的蚕桑产业链交易型利益分配机制环境下,探索转变安康蚕桑产业发展方式,必然触及农村经济改革方向和蚕桑产业管理机制等关键问题。无论是政府调控管理,或者市场调节规范,建立产业链公平交易型利益分配机制,改变蚕桑产业经济模式和管理模式是关键一步,是突破“认识误区”的关键点。

3、蚕桑生产要素配置发生根源变化

安康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蚕桑产业生产要素配置状态,构成了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动力。转变发展方式要服从于生产要素配置变化现实,从上升动力和下降应力两方面形成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

“认识误区”以为:生产要素配置服从于蚕桑产业发展需要,并且限制生产要素公共性配置行为,人为进行生产要素配置,认为是行政手段推动发展的有力措施。比如:下达蚕种发放、蚕茧生产计划,蚕茧收购价等单向发展指令;要求完成桑园建设、蚕种繁育、生丝缫制、设施建设等生产要素配置任务。由于行为内包含对安康农村经济

改革方向选择内容,引发蚕桑产业链部分主体对现行蚕桑产业发展方式产生明显的反感情绪与抵触行为。

4、蚕桑产业链主体利益焦点发生转移变化

安康蚕桑产业长期存在发展主体缺失与缺陷的先天不足问题,导致安康蚕桑产业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之间摇摆不定,都想得到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利益惠顾。地方政府不得不充当蚕农主体利益的保护者,替代蚕农行使发展主体功效。可是,地方政府又要主动参与蚕茧价格形成机制,常被指责为“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导致蚕茧价格形成机制被异化利用,不能获得主体多方满意和理解。

二、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的政策建议

当前,安康农村蚕桑生产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下滑现象,蚕桑产业发展政策失去目标,低效产能积累过剩、综合经济效益降低已成客观事实。当务之急是要及时稳定蚕桑生产基础,防止继续下滑,不可置疑地启动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工作,引导安康蚕桑产业管理者尽快突破“认识误区”,探索蚕桑产业发展政策体系,重建蚕桑产业组织结构。

1、探索转变发展方式新理念,构建蚕桑产业发展新思维

首先要用纯粹的经济理念明确蚕桑产业核心利益,用市场经济准则完善蚕桑产业发展理念。地方政府彻底改变行政推动发展的工作方式,要主动解脱不必要的社会政治责任,要符合地方政府转变职能的根本要求。

政策体系、组织结构、主体间性、生产模式、技术体系是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的主要范畴。从维护蚕桑生产利益入手,转变生产技

术体系、产业政策体系,重点解决农村养蚕劳动力数量缺乏、结构老化、生产效益偏低等问题。以新政策体系加技术体系方式,转变蚕桑生产模式,解决生产模式与技术体系脱节不配套等问题。彻底改变安康蚕桑产业管理机制,使蚕桑产业管理者直接进行生产运行,解决蚕桑生产利益与产业管理利益分离问题。建立良性的蚕桑产业链主体间性关系,形成蚕桑产业发展利益公平分配机制,对盘剥投机非法获利行为进行抑制,缓解蚕桑产业链节点主体利益冲突。

建立第三方蚕桑产业效益评价体系,对安康蚕桑生产中应用的政策和技术细则进行独立评估,依照生产应用效益判断接纳和放弃政策条目和生产技术,培训宣传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新理念,共同营造安康蚕桑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2、重建蚕桑产业发展主体,重塑蚕桑产业人才知识结构

以市场经济为主导,重建安康蚕桑产业发展主体群,尽快解决蚕桑产业发展主体缺失与缺陷等核心问题,是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的核心工作。

地方政府是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的实施者,是农村养蚕生产主体利益的保护者,充分尊重农村家庭生产实际状况,尊重农民发展家庭养蚕生产的主动性,引导建立农村蚕桑经济合作组织,改变蚕种、蚕茧、丝绸企业与农村养蚕户之间的生产利益关系,以内部提升、外部联合的方式,构建蚕桑产业经济联合体,切实保护农村养蚕生产的经济利益。

地方政府和蚕桑丝绸企业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实施蚕桑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和农村养蚕生产利益的保护功效,都不能对农村养蚕户节

点主体地位构成威胁,不能越位充当发展主体,更不能自主取而代之。否则,重建蚕桑产业发展主体问题不但更加难以解决,而且还会加深发展主体与主导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使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的工作陷入到发展主体与经济模式相争的乱局里。

培养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所需各类人才,是重新架构畅通蚕桑产业链的关键措施,是实现知识创新,人才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工作。现在要根据蚕桑产业链环节主体的需求,建立新型蚕桑产业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培养所需人才的企业经营、生产执行、技术实施、科技改进等专业工作能力,适合于蚕桑产业链环节主体群所需人才的标准。地方政府所需的蚕桑产业管理人才,将由产业经济管理专业进行培养。区分蚕桑生产技术人才与蚕桑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需求,明确蚕桑产业不同人才的知识结构、培养方法和就业取向。

3、主动适应市场导向,稳步实施蚕桑产能优化调整

随着城乡统筹等农村改革新政策的实施,安康蚕桑产业将面临新一轮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大调整,无论是农村养蚕生产,或者是蚕种生产、茧丝绸生产,都不可避免地经历核心利益再调过程。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方式的工作重点,将从现在的建立发展利益公平分配机制,转变成蚕桑产能优化调整机制。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及时地建立起安康蚕桑产业发展核心利益公平分配机制,那么,安康蚕桑产业将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彻底失去建立优势产能的机会,彻底丧失蚕桑产业。

根据市场导向,创新蚕桑产业链运行机制,是当前转变安康蚕桑产业发展方式的首要目标。对于蚕桑产业链的国内环节部分,通过对蚕桑产业链运行监管,维护市场利益博弈方式核心利益分配机制的正

常运行,稳定安康蚕桑产业发展源动力,避免再次发生大起大落动荡态势。对于蚕桑产业链的国外环节部分,依托独立研究机构分析判断茧丝绸市场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安康蚕茧生产规模,维持蚕桑生产高附加值利益。研究丝绸消费国的消费模式变化动态,研究新兴市场产品结构变化,创新丝绸贸易方式,开发茧丝绸生产品种,稳定安康蚕桑产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转变安康蚕桑产业发展方式必将涉及对蚕桑产能进行优化调整,会对部分地方政府的农村经济发展政绩产生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政治风险。当前,一些地方宁愿蚕桑生产规模下滑,也不愿意对蚕桑产能进行优化调整;宁愿蚕桑产业综合经济效益下滑,也不愿意承担因减少蚕桑产能所带来的风险。

浅谈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篇6

【关键词】工业形式;分析;政策;建议

工业的不断发展能够在安置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之间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市场动力的体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不断的优化工业发展形式才能更好的给工业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进而促进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提升,解决好产能过剩的问题,提升经济效益。以下对工业经济形式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

1.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

我国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体运行形势中体现出了喜忧皆有的情况,在2015年的年初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回升趋势,全国的总体规模出现了下滑性。但是和2012年的发展情况下对比,基本算持平的状态。这样的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中,从下半年开始,呈现逐渐的回落形式,伴随着国家积极稳健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在2015年的四个季度中,工业的增长速度呈现下滑的趋势。工业经济企业的稳步性发展和投资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并且和社会融资以及规模型增长之间有着关联性。在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要想对工业结构进行分析就需要看房地产对于内需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我国当前的内部消费增长动力非常弱,很多制造业出现了投资和效益增长都缓慢地情况。因此,说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内动力方面还呈现很多的不足之处。

2.工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

市场时充满着竞争力的市场,具有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在2015年初,我国的工业出口产品在总体上增长了20%,这样和2014年以前相对比,有所回升。在工业发展规模上,出口的交货值要比同期所有增长,大约增长了8%,相对于前往几年也有将近两个点的增长力。从出口的目标和目的上看,我国在一些新兴国家的产品出口上,有上升的趋势。对于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并没有太多的增长性。出口的商品一般都是纺织类、服装类以及鞋类产品,国外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回升性,极大的带动了家具的出口,这样的增长情况让我国的出口业更加完善。

3.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技术革命的深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因为信息和网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3D打印机的出现,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等都是让人和机体进行有效的智能结合,这些在制造业上已经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倪端。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制造业在结构上正在不断的升级和深化,主要表现是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行业的集体化发展。例如,在上海、广东以及重庆等地方,已经在新兴技术产业方面出现了40多个发展基地,在工业机器人得使用数量上也一直则增长。这样在未来还会有所突破。3D打印机在市场上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突破了传统行业的局限。在2016年的下半年预计此项技术在市场的规模上会突破100亿元。我国在智能化发展以及创新方面尽管有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和国外一些先进的国家相对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性,主要的产品也集中在制造业的家电和金属方面。因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很多地方的创新力还不是非常足,依靠于对国外的引进,例如,使用手臂方式的机器人或者集成式的机器人,在技术上无法突破瓶颈,因此在短期内还需要不断的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此和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相抗衡。

4.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国从2012年开始就进行产能过剩化解工作,因为市场的导向性作用,对于劣势企业有了淘汰的机制,这样倒闭效应就更加明显,市场的潜在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可能导致银行在贷款方面的风险非常大,当前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上一般都有非常高的负债率,这种负债率还在持续的上升。例如,在化学纤维方面,钢铁以及有色金属方面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由于在产的负债率不断的上升,并且产业利润还在不断的下降,这种作用会让一些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在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压力。其次,很多的债务违约情况出现,非常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很多企业除了银行借贷以外,还会使用民间借贷的方式,民间借贷在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渠道更多,债务结构也更加复杂,因此牵连的债务人就更多。若是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非常有可能引发负债外逃的情况,这种债务纠纷引发的社会风险会更大。最后,产能过剩对于地方的财务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性影响。很多地区因为产能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并且他们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收来源,接续产业的迟缓性,差能过剩企业的淘汰,让企业的总体数量减少,这样地方税收政策锐减。市场的淘汰性牵动着万千企业,更牵动着万千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这样所引发的失业救治问题就非常明显。

二、工业经济形势政策建议研究

1.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有效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的创新产生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国家可以在产业结构政策的锐减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性的作用,以此强化企业的利润受惠面,这样的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可以增加微观的主体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目标,减少一些不科学性的收费,以此减少企业的负担和压力。对于科研方面的指出和税收的政策要及时的减除,强化企业在税收方面的折扣,促进企业技术的强化和改造,让企业利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当作自己前进的梯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对于区域性目标的建设和新格局的落定以及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

2.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

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杠杆出现,不仅仅能够淘汰落后的企业,还能够对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行调节。对于产能过剩进行调节是资源优化使用的结果,强化对资源的有效使用主要是在工业方面对资源的更好利用,低能耗、环保以及安全性的生产,制定出完善的科学的行业准入条款,禁止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低水平以及低效率的生产能力的企业进入到市场中,由此也针对市场情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体制,以此引导一些投资者对产品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技术上的结构。对于一些因为产能过剩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实行补偿和圆柱,鼓励不符合市场情况的企业退出市场,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在投资上准确的观察市场的情况,以此减少盲目投资情况的出现。政府还可以对工业决策以及投资方面进行引导,对企业进行监督,以此给企业指明更明确的投资方向。

3.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

企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短期投资以及长期投资政策的有效性连接,让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有效释放,深化体制改革,以此激发出市场对企业作用的潜在能力。对于政府的投资体制进行完善和改变,不断的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产业的效益,在较大的企业中实行股份制的改革,完善企业经理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的整体创新力得到提升,并且企业的整体素质也在提升。发挥好市场的导向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让资源要素在价格上有新的突破,以此完善价格机制,建立起更加公开的透明的以及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工业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政策建议进行了阐述,文章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表现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对于未来工业发展的建议有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效益。

参考文献:

[1]刘春立.中国的放射化学教育与核工业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例[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2015,37(5):381-384.1.

我国民间资本发展与政策建议探讨 篇7

我国民间投资发展迅速、力度不断加强, 但从投资结构上看, 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耗能高、污染高、技术低、水平低的一般竞争性行业, 在投资收益高的传统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民间资本很难进入。

1 阻碍我国民间资本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1.1 地方政府的政策因素

2005年的 “非公经济36条”曾经令民企十分振奋, 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非公经济36条”中的一些政策措施尚未真正落实到位。很多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执行都是打折执行或者不执行。另外, 在国务院出台“非公经济36条”不久, 部分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相应的规范条例变相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从出现形形色色的“铁门”、“玻璃门”、“弹簧门”。

1.2 利益集团的阻碍

民间资本要进入电信、能源、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 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市场收益, 那就肯定会与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利益冲突, 并且在这样的冲突关系面前, 垄断集团也会本能地以自身优势地位对民间资本的进入施以各种各样的阻碍。同时由于大型国企与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或者执行方面难免向国有企业倾斜, 从而使民间资本面临记得利益集团的无形压力。

1.3 金融体制的限制

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存在重大轻小的 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 致使民营经济在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比重非常小, 从国有银行贷款比重更是非常小, 大部分年份不超过7%。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健全, 使得民间资本难以转化为民间投资, 民营企业缺乏资金支持。同时, 民间融资又由于缺乏法律确认的合法地位和相应的担保机制经营风险很大, 受到的约束也很大。

2 扩大民间投资的必要性

(1) 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急需民间资本接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在4万亿元投资划的带动下, 政府投资增长率从2008年12月的20.3%迅速增长到2009年月均50%的水平, 民间投资增速自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中逐渐下降, 并在2009年2月达到低谷。2009年民间投资水平整体偏低, 一方面反映了经济低迷对民间投资信心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投资大幅度增长间接导致民间投资比重下降。2010年以来政府投资增幅开始减小, 民间投资增幅有所扩大。这表明4万亿元投资效应开始递减, 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开始收窄, 政府投资将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民间投资的增长将是下一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严重。

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有效地带动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也为世界经济回升向好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随着政府支出的迅速增长,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2010年6月审计署公布了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财政数据审计结果, 截至2009年底, 上述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2.8万亿元, 其中2009年以前形成的债务余额约占1.75万亿元, 2009年新增约1.04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增长过快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从中长期来看, 单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难以为继, 要求更加充分的发挥民间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 大量民间资本脱离实体经济。

2005年以来煤炭行业的整合导致相当一部分民间投资撤离煤炭生产领域, 2010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对投机性购房做出了精确打击, 有效地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 促进了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针对小型煤矿及房地产投机的调控对民间资本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如不加强引导使民间资本进入的实体经济, 大量民间资本涌入虚拟经济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当前股市低迷、投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 部分游资对部分商品价格连续炒作, 商品价格金融化趋势明显, 近来发生的绿豆、大蒜、生姜等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反映了这一趋势。政府加强价格监管的同时, 有必要放宽行业准入标准, 使资金进入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实体经济。

3 对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建议

(1) 加快制定实施细则, 增强民间投资信心。

一是明确部门职责, 加快配套细则制定。2010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 明确了各部委和地方的主要工作任务, 要求各部门和地方研究提出各项鼓励措施的具体实施办法。《若干意见》落实的成效如何, 关键在于各部门的配套政策能否到位。二是加强部际协调, 形成政策合力。对需要各部门共同负责的鼓励措施, 部门间应加强沟通协调, 形成政策效果的有益叠加, 避免出现各部门配套政策相互矛盾的现象。三是深入实地调研, 加强分类指导。《若干意见》涉及的行业广泛, 民营企业的发展程度、面临的困难在各地也不尽相同, 配套细则的制定需要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需要从全局出发综合分析, 避免闭门造车, 脱离实际。

(2) 扶持企业自主创新, 鼓励引导产业升级。

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 必须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在财税政策方面, 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研究开发方面,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 帮助民营企业建立相关领域的技术研究中心。在成果转化方面, 搭建科技成果转让平台及高校企业合作平台, 使研究成果能够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在品牌战略方面, 通过设立市场服务机构协助企业建立品牌发展战略, 鼓励民营企业改变单一代工模式。在信息交流方面, 畅通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传达通道, 使民营企业能够及时准确的了解相关产业发展政策及财税扶持政策。

(3) 完善金融体制, 加强信贷金融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 世界各国普遍加以重视。我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有选择地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进一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是学习西方国家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先进经验, 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借鉴加强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方式多样性的措施。二是引导大中型银行进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 努力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比重。三是逐步增加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数量, 大力发展各类面向中小企业的民营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4) 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鼓励市场开放竞争。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是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范围的前提。一是完善垄断行业准入配套政策, 使相关政策可操作性更强。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来制定差异化的促进民间投资进入的政策, 提出具有针对性地配套政策。二是结合实际情况, 加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互动。鼓励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外包, 支持民营企业对垄断性企业逐步参股、控股, 支持国有企业将经营效率较低的资产向民间资本转让。三是注重对垄断利润的二次分配, 将部分垄断利润用于建立产业发展基金, 对民营企业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进行扶持。

(5) 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 切实落实扶持政策。

一是建立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定期交流机制。建立政府各部门向民营企业传输信息的渠道, 主动把最新政策、扶持措施或限制措施等及时向民营企业传达, 并建立民营企业意见反馈机制, 主管部门尽快形成答复意见。二是发挥地方工商联作用, 促进民营企业之间交流合作。三是做好协调支持工作, 从企业信贷、技术转让等方面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帮助。地方政府应加强在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沟通工作, 同时引导建立高校企业合作平台, 促进民营企业技术进步。四是地方政府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通过规划编制来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听取民营企业对规划编制的意见,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 引导民间资本更多的进入地方优势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摘要:相对政府投资而言, 民间投资具有机制灵活、效率高、潜力大、可持续性强、有利于创业创新和就业效应强的特点, 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与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8

长期以来, 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两方面问题:第一, 对外贸易总量 (出口加进口的总量)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究竟是对外贸易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增长。第二, 重点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据估算, 涉及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文献80%集中于讨论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低估甚至忽略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传统经济理论重出口、轻进口有一定联系。重商主义主张“奖出限入”, 保持有利的贸易顺差。贸易乘数理论也认为, 出口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而进口则会抵消这种作用, 是贸易乘数的一个减项, 并提倡追求贸易顺差。这种情况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国内外学者逐渐意识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献。

二、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认为, 出口带来的收益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 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 (交易生利) 。大卫·李嘉图指出, 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 就能稳定物价, 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 保证资本积累, 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认为, 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材料, 同时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 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 刺激和引导新产业的成长。

受古典经济学家观点和理论的启发, 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进口贸易对经济的带动问题。D·H·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认为资本品的进口使该国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 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 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马克斯·科登提出的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效应理论, 认为如果大量进口投资品, 会使国内投资品相对价格降低, 投资成本下降, 而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20世纪80年代初, 新贸易理论开始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 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将经济增长引入这一分析框架, 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 研究技术变动、进口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 技术通过中间产品的投入产生扩散。如果一国的R&D活动产生新的中间产品与现有的中间产品不同, 或比现有的中间产品更好, 当这些中间产品出口时, 进口国的生产力就会通过其贸易伙伴的研发效应和技术扩散得到提高。

三、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 进口贸易与国民经济的重要关系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关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都是集中于研究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于进口, 则大部分研究者仍然延续凯恩斯学派的理论观点:即认为进口如同国内储蓄, 是有效需求的负增长, 因而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乘数的收缩作用, 视其为对经济增长的负效用, 同时, 也有学者认为进口会对出口增长产生促进效用, 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1.进口贸易将使相关部门由于长期缺乏国外的竞争压力, 失去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一方面, 将使得我国本国经济体系缺少风险抗击能力, 一旦面临某种客观情况下的外来竞争, 国内企业将不堪一击, 这种例子在许多国家开放初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另一方面, 进口商品参与国内市场竞争, 能够为我国同类企业改进自身产品, 开发新产品开拓思路, 能够充分结合自身的优势, 进行产品创新和质量改进, 同时也优化国内商品生产的结构。

2.进口贸易有利于促进国内技术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通过技术贸易, 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 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 帮助当地企业发展, 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同时, 国际市场上的产品进入我国市场, 也必然迫使国内企业加速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生存能力, 以期在竞争中生存壮大。

3.进口贸易有利于增强相关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适度的进口贸易能够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资源, 实施全球采购, 使得出口部门降低其资本和中间产品的投入成本, 有效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增加出口收入, 进一步带动国内市场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

(二) 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间接的、动态的, 传导机制也是多角度的。在经济技术一体化的今天, 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更加明显地体现在技术外溢上。

1.提高国内产业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

这是进口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最明显、最突出的作用。之所以要进口某种最终产品或原材料, 就表明该产品的生产是本国比较劣势的。如果进口最终消费品, 可以弥补国内消费供给的缺口, 同时可以通过示范效应, 为国内厂商开发新产品提供独特的视角和信息, 诱导国内新产业成长。

2.优化资源配置。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充足的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而资本、技术积累不足等劣势也很明显。通过进口投资品、先进技术, 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 就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获取外国的比较优势, 实现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

3.“技术外溢”和制度引进。

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同时进口了产品所体现的技术, 大大节省中国自主创新的成本, 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以及先进管理思想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 并且为发展高科技产品、培育后发优势提供保障。

四、扩大进口面临的障碍与困难

从国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我国扩大进口必须符合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内需求水平等方面的需要。但我国扩大进口还存在一些不适合这种需要的政策障碍。

1.现行税收政策不利于装备制造业扩大零部件进口。装备制造业急需的关键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进口属于国家鼓励范围, 但其进口却遭遇操作上的障碍。长期以来, 国家对技术装备进口的税收政策是:进口成套装备或高新技术设备可以免税, 而国内企业进口这些设备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 则必须缴税。这使得国内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对外商投资企业规定其最高内销比例不利于外资企业扩大进口。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三种形式, 其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的比重较大。例如, 据海关统计数据, 2008年1~8月我国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为6792亿美元和8029.1亿美元,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为3379亿美元和4083亿美元, 占我国进口和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5.8%和50.9%。但国内对外资企业通常规定其最高内销比例, 这不利于扩大进口, 因为其产品在开拓国内市场方面受到最高内销比例的限制, 而与国外市场相比较, 国内市场增长更快。但由于其大部分产品必须外销, 所以外资企业作为投资和作为原材料或零部件的进口商就相对受到限制。对外资企业的内销比例规定, 其本意在于保护民族企业的市场份额。但此规定在当前并不利于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的产业升级, 因为从外资企业的进口来分析, 2008年1~8月, 外资企业的进口总额中, 作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装配贸易的部分分别为315亿美元、1526亿美元, 同比增长25.1%、7.3%, 而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的部分为161亿美元, 同比下降9.3%。外商对较高端技术投资较少, 技术设备进口增长缓慢, 我国的外资企业仍处于“加工”阶段, “设计”和“销售服务”两端在外, 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弱, 不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3.高档消费品调整国内消费税以及消费工业品进口关税过高不利于扩大进口。2006年4月1日, 由于我国对消费税政策做了重要调整, 应税高档消费品进口下降。例如烟草及其制品, 2008年1~8月的进口总额同比下降32.5%。应税高档消费品主要包括烟、酒、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排量在2.5升以上的乘用车、排量超过250毫升的摩托车、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9类商品。不难发现,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部分高档消费品事实上已经进入目前我国普通老百姓的消费选择之中。同时也应该承认,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较高收入的阶层, 其消费方式对普通阶层有示范作用, 对提高我国整体的消费水平以及培育成熟的消费市场有正面的效应。另外, 我国消费工业品的进口关税整体上还比较高。例如, 百姓最为关注的汽车关税下调, 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作出履行加入WTO承诺的最后一次调整, 整车的最惠国税率从28%下调为25%。再如, 6月1日的关税调整对部分生活消费品的关税下调的幅度较大, 对包括婴儿食品、厨房炊具、餐具、食品加工机、建筑材料、装饰用陶瓷、家用电器等生活用品, 进口暂定税率为6%~17%;消费工业品的关税率仍然较高, 并且此次调整还不是消费工业品的普遍下调。

五、扩大进口的政策建议

(一)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鼓励国内消费

增加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资源类商品的进口。必须完善进口税收政策, 有选择地对部分国内不能生产的重要机电设备的关键部件和资源类商品, 给予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或以年度暂定税率的方式给予进口关税优惠, 清理各种进口限制政策。通过国家资金的投入扩大资源类商品的进口, 建立起重要资源类商品的国家战略储备制度。

降低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以及国内消费税。据调查, 目前我国市场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种类只及发达国家的20%。这种现象与我国对消费品市场的过度保护有一定的关系。当前应继续适度降低对消费品的征税水平, 进一步开放国内消费品市场, 从国外引入适销的产品, 促使产生一些新的消费热点, 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成长;通过与进口产品竞争, 推动我国消费品工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品的进口, 最主要是某些废品的进口。目前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进口各种废品达60亿美元, 部分废品的进口不利于产业升级, 对国内环境污染严重, 应通过提高进口关税等手段加以限制, 而对资源循环利用的高端技术应加大引进力度。

(二) 简化进口管理的行政程序, 为扩大进口营造良好氛围

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 实现进口便利化。进一步扩大取消自动进口许可证的范围, 包括机电设备及其他更多的产品;通过推进“大通关”工程, 提高口岸通关物流整体效率, 提升进口便利化进程。应对各种与进口有关的行政程序加以审查, 对有碍于扩大进口的行政程序予以改变或撤除;各级外经贸部门要加强与海关、检验检疫等单位的联系,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 简化进口手续, 为进口企业营造有利的环境。

(三) 使用信贷、金融、税收手段, 扶持、培育进口经营主体

鼓励培育一些进出口大企业或国内大企业集团, 创造进口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局面;选择一批业务能力强、进口鼓励类商品的进口企业, 对之进行税收减免, 促进一批专业化进口队伍的形成;通过建设多元化、规范化的进口企业, 并对其进行监管和规范, 促进进口贸易的有序、健康、和谐发展;国家进出口银行要加大企业对先进技术装备、软件和稀缺资源进口的扶持。

加强国家对进口信息发布的支持与管理。建立重点行业的进口信息网, 随时发布进口的价格信息与数量信息、进口商品的供应商的有关信息、进口商品的有关检验检疫的信息、有关运输与通关的信息以及与进口商品有关的贸易壁垒的信息。

(四) 加大高新技术引进力度与加强自主创新相结合

高新技术引进是自主创新的基础。要加大高新技术的引进力度, 引进属于国际前沿而又对我国比较适用的高新技术, 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 通过消化与吸收促进自主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建立与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通过自主创新以及高新技术引进的地域多元化, 打破个别国家对我国的高新技术封锁。

参考文献

[1]陈华.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国际实务研究, 2005 (1) .

[2]范柏乃, 王益兵.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4 (4) .

[3]蒋燕等.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J].国际商务, 2005 (5) .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9

1、云南甘蔗政策性保险现状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中发[2008]1号) 精神, 云南省在总结过去部分蔗区甘蔗种植商业性保险经验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了甘蔗保险试点工作。2008年12月, 由财政、农业、制糖企业、人保财产公司等部门按照“多方筹集、滚动发展、逐年积累、以丰补歉”的原则, 共同实施了甘蔗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 率先在勐海县、云县和凤庆县实施了48万亩的甘蔗政策性保险, 一方而, 政策性保险与商业种植险相比, 变灾后补贴为灾前预防的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效地减少了灾害损失;另一方而, 当灾害发生时, 通过保险理赔能减轻蔗农经济损失, 解决蔗农的生产生活困难。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 不断扩大甘蔗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和面积, 截至2012年2月, 全省甘蔗政策性保险面积达182万亩, 占全省甘蔗种植面积的36.5%, 其中, 版纳18万亩, 临沧102万亩, 德宏62万亩。

2、促进云南甘蔗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财政部的《通知》中, 将糖料作物纳入农业保险补贴的范围, 全国各地区的甘蔗种植将享受以下政策优惠:一是在保险费用方而, 除按照现行的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执行外, 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 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补贴35%、对中西部地区补贴40%;二是甘蔗政策性补贴将覆盖在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所有直接物化成本, 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等, 对于高于直接物化成本的保障部分, 可由地方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这是个重大机遇, 一方面, 过去由于地方财政的困难难以实现的甘蔗政策性保险全覆盖愿望即将变为现实, 蔗区所有蔗农都将被纳入保障范围;另一方面, 蔗农在甘蔗种植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将计入直接物化成本当中, 蔗农受灾损失的保险金额将显著提高, 意味着即使甘蔗绝收, 蔗农也不赔钱, 至少能够保本。

为此, 结合云南实际情况, 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是科学侧算甘蔗种植的各项直接物化成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依据甘蔗生产的农艺技术特点和各项生产实物资料的市场价格水平, 科学测算新植蔗的机耕 (机种) 、种子购买及运费、底肥、地膜、追肥、机械培土、除草剂、杀虫剂等物化成本, 宿根蔗的地膜、追肥、机械培土、除草剂、杀虫剂等物化成本, 科学计量出各生长期甘蔗种植的平均物化成本水平, 科学合理制定甘蔗基本保险和附加险的保险金额和不同生长期的最高保险理赔额度。

二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制糖企业参与保险的积极性。扶持蔗农甘蔗保险, 是蔗糖产业化发展的现实要求, 也是促进蔗农与制糖企业构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的有效方式, 甘蔗生产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制糖企业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制定新的云南甘蔗保险政策时, 在充分考虑制糖企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 应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参保的积极性, 合理分担部分保险费用, 减轻蔗农和地方财政的保费负担, 促进甘蔗政策性保险的健康发展。

三是合理确定各参与主体的保费负担。新保险方案因覆盖了甘蔗种植的所有物化成本, 在保障水平提高的同时, 保险费用也必然上升。在对比云南现行其他作物国家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实施方案的基础上 (保费由国家负担40%、省级财政负担32%、州市财政负担8%, 县市财政负担10%、农户负担10%) , 结合云南甘蔗保险的试点经验, 建议由制糖企业和蔗农各承担10%的保费;在省级财政负担25%以上保费的条件下, 由省、州 (市) 、县 (市) 共同负担40%的保费, 并在确定三者负担比例时, 应充分考虑属于国家及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实际, 给予适当倾斜照顾。

四是完善保险内容的设计。云南甘蔗种植的产地条件和灾害的特点, 决定了旱灾是蔗区最普遍的自然灾害, 是蔗农生产最大威胁的实际, 建议将旱灾保险由原试点方案的附加险改列为基本险, 同时将宿根蔗也纳入到旱灾保险范畴, 切实有效地加强保险保障作用;针对试点方案中存在的保费结余相对过多的问题, 在调整和完善基本险和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基础上, 更科学合理地确定保险费率, 更好地协调好保费收入、理赔成本支出、经营费用、经营利润及巨灾风险准备金比例关系。

装配式建筑经济政策评估与建议 篇10

一、出台支持政策的必要性

装配式建筑由于采用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质量和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传统的“空鼓、裂缝、渗漏、蜂窝麻面”等质量通病得到了根治,再加上实现装配式装修,能够为业主提供完整的建筑成品,总体的建筑品质有了质的提高。

在现在的人工工资和技术条件下,在标准化程度不高,规模化尚难以发挥优势的情况下,装配式建筑与现场现浇的建筑相比,必然带来造价的上涨,建安成本约增加200元~500元。

导致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预制构件成本增加。拿预制三明治外墙来说,如在现场浇筑混凝土每立方米约需1400元~1700元,在工厂生产预制构件每立方米约需2000元~3000元。

二是重复征税。传统建筑业只缴纳3.3%的营业税。在实施营改增之前,预制部分由于增加了工厂制造过程须缴纳17%的增值税,而且砂石料不能抵扣,构件出厂的最终税率达到13%左右,预制构件每立方米约需多纳税300多元,按每平方米建筑使用0.4立方米混凝土来计算,建安成本增加约120元,是装配式建筑的主要增量成本,预制率越高,税赋越大。

三是装配式建筑的增量成本,还跟技术体系有关。我国装配式建筑所采用的结构体系,以住宅为例,大体上分为预制装配剪力墙结构体系(主流技术体系)和内浇外挂体系(主体结构现浇,外挂墙板,主要在香港及广东、深圳等地使用),其中预制装配式剪力墙体系增量成本大约为200元~500元每平方米左右,内浇外挂体系增量成本大约为200元以内。

四是“学习成本”。在装配式建筑推进初期,作为一种建造方式的转型与探索,无论是政府和企业都不可避免地付出“学习成本”,实际的增量成本会比上述分析的理论值更高。

但是,随着装配式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规模效应的形成,并且工人短缺和工资的不断上涨,装配式建筑与传统现浇施工建筑的成本必然会呈现逐渐缩小趋势。

由于增量成本的客观存在,企业在开展装配式建筑实践时,长期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而短期的成本增加是必然的,这就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加以鼓励。

目前,各地陆续采用的经济政策与措施多以鼓励、激励目的为主,主要包含把装配式建筑项目要求纳入土地出让条件、建筑面积奖励、商品房提前预售、保障房增量成本政府承担、财税政策等,对以上政策措施及实施情况分析如下。

二、土地方面政策

(一)各地政策

山东省多年来实施建设条件意见书制度,其中在土地出让环节,将住宅装配式建筑的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前置条件。北京、上海、深圳、沈阳、济南等城市都已出台相关政策,将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前置条件。实践证明,将装配式建筑要求纳入土地招拍挂是现阶段推进装配式建筑较为有效的政策之一。

(二)实施效果评估

1. 可操作性强,企业接受度高

目前多个城市实践表明,此项措施在操作层面具备较强可行性,且实际上隐含了用地价补贴装配式建筑增量成本,由于地价高企,容易被政府、企业和社会接受。

2. 合理协调,避免机械执行

有些城市提出装配式建筑的比例或预制率要求不小于30%。在将此比例落实到单个地块中,出现现浇与预制两种作业方式在现场并存的状况,造成成本上升,难以管理等问题。应向上海政策学习,按照《关于落实本市装配式建筑项目的指导意见》(沪建管联〔2014〕480号)、《<关于本市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沪建交联〔2013〕1243号)等文件要求,鼓励集中建设,鼓励在落实地块上所有建筑单体均采用装配式技术,以达到体现装配式建筑规模化效应优势的目的。避免在土地出让时,机械执行装配式面积比例。

(三)政策建议

1. 研究探索建设条件意见书制度

在土地供应等环节明确装配式建筑规模、比例等要求。加强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的用地保障,在土地出让时,可把装配式建筑要求作为建设条件意见书内容之一。

2. 分期交纳土地出让金

建议对于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装配式建筑项目,可通过设置一些具体的评价指标和条件,分期交纳土地出让金。

3. 提升政策高度,加强部门协同

在执行过程中,如何确保项目按照规划条件中的要求落实到位,发改、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的协同工作要充分发挥作用。建议将此措施上升至较高层面的政策文件,有利于更大程度发挥实效,提高政策颁布的协同度和政策的作用力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增强各部门的配合度以及响应程度。

4. 强化指导,提高企业参与度

开发企业是装配式建筑发展的主体,但除较早投身装配式住宅的企业外,不少获得土地的开发企业对装配式建筑技术还不熟悉,缺乏相应经验,管理部门应做好技术指导工作,并帮助企业尽早对接装配式住宅的设计、施工、监理、构配件制作等产业链企业。

5. 扩大宣传,加强监管

在业内和社会扩大宣传,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氛围,建立市场诚信,在审批流程中加大把关,加大监管、检查。

三、规划方面政策

(一)各地政策

2010年3月,北京市政府率先出台了建筑面积奖励政策,规定以装配式建造的项目可以给予3%建筑面积奖励。此后,上海、沈阳、深圳、济南、长沙等地陆续出台了建筑面积奖励或豁免政策,从企业、市场积极性激发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激励效果。

(二)实施效果评估和建议

1. 以北京市为例评估政策实施效果

面积奖励政策自2010年实施至2015年底,5年间北京市共有9个商品房项目和1个保障房项目享受了此项政策,开发企业包括北京万科、中国铁建、北京城建、首开住总。政策实施初期,受现有工作程序与实施面积奖励调整规划的冲突影响的制约,一度执行困难。经过各部门的多次沟通协调,从各环节中寻找突破口,终于形成了面积奖励的工作流程,至今已能畅通地完成项目的各项手续。

面积奖励政策在北京乃至全国有着重要影响。自北京2010年率先发布面积奖励政策以来,全国有多个城市效仿跟进,深圳、上海、沈阳等多地出台奖励政策。由于装配式建筑在我国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在标准化缺失、产业链条不完善、企业能力不足、管理体制不配套的情况下,实施装配式建筑必将带来成本增加。面积奖励政策制定的初衷旨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努力平衡由于实施装配式建筑带来的增量成本,进而激发开发企业实施装配式建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从政策实施效果看,在北京市,万科共有7个项目约50万平方米,获得面积奖励1.35余万平方米,其余三家企业各有1个项目共约12万平方米,获得面积奖励0.36余万平方米。目前已竣工交付6个项目。按照目前计价模式,装配式建筑项目较常规现浇结构成本增加约每平方米200元~500元,其中构件费和措施费各占一半,在北京房价稳中有涨的形势下,综合成本基本能与常规现浇结构持平,甚至略有盈利。

因此,面积奖励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开发企业继续开展装配式建筑试点的信心,加快了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促进了相关标准的出台,带动了北京市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实施情况来看,面积奖励政策实施五年,只有四家企业申请,过程中多家企业咨询但并未行动,反映出市场仍以观望为主,企业信心不足,内升动力不足,综合分析产业化增量成本过高仍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

经验表明,该项措施对激励开发企业作用明显。从香港、深圳等地的实践来看,正是因为有了建筑面积奖励,开发商才有了实行装配式建筑的动力。特别是香港自上世纪对商品房采用建筑面积奖励以来,激发了一批发展商积极采用产业化方式建造房屋,并以此作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2. 政策建议

(1)城市区域内房价水平对该项措施平衡产业化增量成果的效用起决定性作用

建筑面积奖励的核心,是要弥补装配式建筑的增量成本。按3%计算,需要在每平方米楼面地价达到1.8万元以上时,才能弥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元的增量成本。该政策对于房价较高的大城市比较有吸引力,在三、四线城市,由于房价低,增加的面积带来的效益还无法弥补增量成本。

(2)实操层面效用有限,现行行政体制对该项政策的落地起较大制约影响

建筑面积奖励的另外一个弊端是操作困难,容积率修改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北京、上海等地在出台建筑面积奖励政策之后,往往也很难操作。经过对此政策的深入分析,建筑面积奖励政策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对开发商而言。

从操作层面看,由建设主管部门出台政策,规定开发单位在方案报建时向主管部门提出产业化建设方案,经批准后在工程规划许可证上备注奖励的建筑面积,不视为修改容积率,不变更法定图则,不纳入预售。等到装配式建筑项目完成,由主管部门对装配式建筑验收合格,出具文件,规划国土部门可以签订土地出让补充合同,将奖励的面积登记到开发商名下,即可进行商品房现售;如未完成装配式建筑内容,政府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将增加的面积收归国有。这种操作模式虽然行政成本较高,但是可以操作的,各地可根据情况制定相关政策。

在调研中,规划、国土部门往往提出,希望财政予以直接补贴。如果财政直接补贴装配式方式建设的商品房每平米300元~400元,支出金额巨大,财政难以承担。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要求,2025年装配式建筑项目比例达到30%的目标,如果以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每年需要补贴的住宅达数亿平方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3)注意有效防范该项措施带来的机械追求预制率等行为

装配式建筑在我国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一些开发企业为了享受“预制外墙建筑面积豁免”政策,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为使预制率等要求达到奖励标准,未经过系统研究和科学论证,盲目增加预制部位,或企业从成本角度出发,只愿意贴着政策规定的预制率下限进行开发,有违采用装配式技术的初衷。香港在建筑面积奖励政策实施初期也遭遇了“发水楼”等市场行为冲击。

(4)提前思考该项措施的阶段性作用安排及实施与退出机制

虽然企业在面积奖励政策中有所获益,但实施过程行政成本过高,且有突破规划容积率的嫌疑。在发展初期不具备成本优势,建议采取其它经济财税激励政策,鼓励大型集团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培育产业链条等市场手段建立先行优势并获益,进而通过这些大型集团企业把适用的技术模式快速推广,实现该模式在奖励政策取消后还能自主持续健康发展、并最终取代传统模式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主流模式。

面积奖励政策在装配式建筑发展初期可以极大地调动开发企业的积极性,对降低装配式建筑的成本有着很大帮助。随着土地出让环节的落实,装配式要求地块比例的不断增加,如上海规定2016年起外环线以内新建民用建筑应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外环线以外新建民用建筑中装配式建筑应超过50%并应于2017年起在50%的基础上逐年增加,面积奖励类政策将分阶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四、财政方面政策

(1)各地政策

财政方面的扶持政策包括:一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增量成本纳入建设成本;二是设立专项资金补贴项目;三是利用原有建筑节能资金等优惠政策,将项目纳入资金补贴使用范围;四是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支持装配式建筑相关研究工作;五是给予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财政补助;六是给予装配式建筑购房者直接补贴,如长沙市直接给予购房者60元/平方米的补贴;七是在社保费、安全措施费、质量保证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等方面给予优惠。

(二)实施效果评估

部分省市的财政政策极大鼓舞了企业积极性,有利于缓解企业因增量成本带来的畏难情绪,但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1. 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进度时间紧

部分保障性住房项目存在动迁腾地工作尚未完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尚未落实、建设主体意向确定较晚等客观情况,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建设存在一定困难。

2. 补贴标准难以统一

实施装配式建筑而增加建设成本的主要原因,是建筑技术体系的改变,装配式建筑的技术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中,目前保障性住房中选用的是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及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随着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的不断增加,应针对不同的建筑技术体系设置多样化的补贴标准。

3. 不同项目差异性较大。

在前期立项阶段只能估算项目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增量成本,该估算是基于已完成项目的测算结果。由于实际项目增量受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且对于实施装配式建筑引起的增项内容也有不同理解,导致不同项目差异性较大,增量成本如何科学确定是一个难题。

4. 行业认知度不高。

由于现阶段装配式建造方式仍会带来实际成本增加,加上产业链不完善等因素,相当一部分开发企业更乐于采用传统建造方式而对工业化装配式建造方式持观望态度。部分保障性住房的相关开发建设单位,对这项工作的认知度则更低。

(三)政策建议

1. 设立专项资金开展装配式建筑研发和推广应用工作。

2. 明确统一的评价标准,对符合《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的装配式建筑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3. 制定和完善装配式建筑定额,作为调整政府投资的装配式建筑项目投资预算额度的依据。

4. 装配式建筑可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或返回部分土地出让金)。

5. 将装配式建筑列入建筑节能专项资金扶持范围。

6. 对装配式建筑技术工人的培训和技能鉴定给与一定的财政补贴。

五、税收方面政策

(一)各地政策

纵观各地的政策,在税收方面优惠的较少。涉及到的有三类:一是将装配式建筑纳入高新技术产业,享受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及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二是对部品生产和施工环节分别核算税收;三是将装配式建筑纳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范围。

(二)实施效果评估

河北省、济南、长沙、重庆等地探索推行了与装配式建筑相关的企业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许多企业反映,纳入高新技术产业、享受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及相关财税优惠政策,政策效果很明显。但在上述税收政策落实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与科技、税收等部门协商、沟通的时间成本还是很高的,也有相当的难度。

少数地方对于全装修住宅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推广全装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政策建议

建议将符合条件的建筑(住宅)产业现代化园区、装配式建筑企业享受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性企业扶持政策。

建议对于装配式建筑部品构件仓储、加工、配送一体化服务企业,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依法按减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鼓励企业走出去,把与装配式建筑相关的产品纳入出口退税名录。

六、金融方面政策

(一)各地政策梳理

金融政策主要有两类:一是对装配式建筑项目、企业优先放贷;二是对装配式建筑项目进行贷款贴息;三是对装配式住宅建筑项目的消费者增加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

(二)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

宁夏、河北等地发布了有关金融优先放贷、贷款贴息等政策,对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的融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要与金融部门进行大量的沟通协调,确保政策落地。

(三)政策建议

1. 金融机构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开发贷款利率、消费贷款利率可予以适当优惠。

2. 对于购买装配式住宅的购房者,可享受贷款额度、优先放贷、降低首付比例等优惠。

七、建设环节的支持政策

(一)各地政策

各试点城市,在先行先试中,已经想方设法地推行了大量建设行业自己能够用到的鼓励政策,本文分类梳理如下:

(二)提前预售政策

上海和深圳等地相继出台了关于“放宽采用装配式技术的商品房预售条件”政策,提前预售政策对于降低开发企业资金成本效果明显,且操作性强,对企业吸引力较强。放宽商品房预售条件,主要是对商品房预售工程进度调整,操作性强,对开发企业吸引力尤为明显。建筑业的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大,建造周期长,目前我国商品房中大都采用预售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跟传统建造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在成本上还不能达到规模效应,资金需求相对来说高于现浇式建筑,另一方面,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所需构配件必须在进行现场组装前到位,也就是说在项目建设前期,就需要向部品生产企业下订单,因此建设资金很大一部分需要在项目现场装配前到位。新建装配式商品住宅项目预售工程进度调整的规定,放宽了使用装配式建筑的新建商品住房预售标准,降低了开发企业的财务成本,提高了工程进度,大大激发了开发商的积极性。

采用装配式施工技术建造的商品房预售条件适当放宽,区别于普通住宅,可凸显出装配式建筑在工期方面的优势。上部结构施工的同时,下部进行二次结构或安装工程施工。进行分期验收,能将结构中间验收的频率加密,每施工3层~6层左右就能进行一次验收,能有效缩短总体工期。

根据上海万科、上海宝业、深圳万科等企业的经验,主体结构采用装配式,配合全装修,下层建筑还在装配,上层就可以开始内装,结合工程验收采用分批多次验收的方式,使项目开发周期大大缩短,减少开发商管理成本和时间成本。

深圳曾在2015年5月20日举行的“建筑产业化座谈会”上进行现场调研,对比建筑面积奖励,由于现阶段后者实际操作起来复杂,难度较大,开发企业更欢迎“1/3提前预售”措施,认为缩短周期、加大资金周转、减小资金成本等收益具有极强吸引力。目前,深圳已有数个项目享受到该项措施。鹿丹村项目,2015年2月6日中标,12月26日满足条件后便开盘预售,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了拍—建—售全过程,对开发商的激励作用很大。

建议加大对装配式建筑项目销售的扶持力度,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装配式建筑的构件生产投资可作为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依据,可提前办理预售,同时在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上给予支持。

(三)招投标倾斜政策

河北、重庆、济南、长沙等地,都有明确的投标倾斜政策,也都有一定的倾斜条件。对于装配式建筑发展初期,很有效果,如长沙市对唯一供应商(承包商)采购的,可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按照《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规定的程序,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选择供应商。

明确提出对装配式建筑项目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的政策,力度是很大的。如河北省提出在施工当地没有或只有少数几家住宅产业现代化生产施工企业的,国有资产投资项目招标时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进行。又如重庆市对保障性住房和预制装配率达到15%的城市道桥、轨道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试点项目,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进行招标。

比较稳妥的招投标倾斜政策是“加分”方式。重庆市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等企业在诚信评价中予以加分。济南市对具有构件生产能力且总投资达到一定规模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在招投标时给予加分奖励;工程建设按照设计、构件生产、施工、安装一体化的总承包企业,工程招投标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中标;设计、施工、安装、监理等企业参与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达到一定规模的,在招投标时给予加分奖励。对通过终审和验收的国家3A级住宅、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国家“广厦奖”的两型住宅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单位,在工程招投标、资质升级、信用评级等中予以加分。

总之,招投标倾斜政策为试点示范过程中的装配式建筑提供了项目资源,促进了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下一步要在现有的招投标法框架内,制定一些有助于“加分”等激励作用的标准和办法,使沟通协调成本更低一些,从而进一步强化招投标倾斜政策的效果。

(四)优先返还或缓缴墙改基金、散装水泥基金政策

大多数地方的优惠政策,都有返还或缓缴墙改基金和散装水泥基金政策,实施效果很好。沈阳、合肥等地有质量保证金优惠政策,齐齐哈尔、衡阳等城市还有基础设施配套费优惠政策等等。可以说,部分积极性较高的城市,已经尽可能将建设行业可以实施的优惠进行了充分的运用,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促进和激励效果。

建议:

1. 装配式建筑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并符合现行规定要求的,对墙改基金、散装水泥基金实行免征或即征即退。

2. 装配式施工企业缴纳的质量保证金以合同总价扣除预制构件总价作为基数计取。

3. 装配式施工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工程总造价扣除工厂生产的预制构件成本作为基数计取,首付比例为所支付社会保障费的20%。

4. 装配式施工企业缴纳的安全措施费按照工程总造价的1%缴纳。

5. 相关企业发生的研发费用,依照相关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落实加计扣除的政策。

6. 装配式住宅装修成本可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五)开辟绿色通道

对于装配式建筑发展初期,开辟绿色通道,可以为相关市场主体节约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随着装配式建筑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将对所有的装配式建筑的快速审批形成技术支撑。建议装配式建筑工程可参照重点工程报建流程纳入行政审批绿色通道。

(六)其他支持政策

构配件管理相关支持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与评奖评优、为构配件运输提供交通支持等其他政策措施,都体现了各地想方设法为装配式建筑发展提供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努力,也切实对装配式建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具体政策如下:

在保障性住房中,优先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

在城镇化的推进中,鼓励乡镇和村庄的住房建设优先选用装配式建筑;

优先安排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配套工程;

可适当提高装配式建筑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将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纳入建设工程材料目录管理;

装配式建筑优先参与评奖评优。

参考文献

[1]文林峰、刘美霞、岑岩、刘洪娥等《“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若干意见”执行情况评估研究》,2010年;

[2]文林峰、刘美霞、武振、刘洪娥、王洁凝、王广明等,《绿色保障性住房产业化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研究报告,2015年;

[3]文林峰、刘美霞、武振、刘洪娥、王洁凝、王广明等《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实施产业化的激励政策研究》课题研究报告,2015年;

[4]刘美霞、王广明《促进农村住宅产业化发展的思考——以广安市推进农村住宅产业化为例》,《住宅产业》2015年05期;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11

“十一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后期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地区经济总体上仍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系统回顾,“十一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取得了如下几方面的成绩和经验。

(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显著提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更加注重遵循区域发展客观规律和各地区发展实际

“十一五”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逐步细化,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区域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各区域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活力持续增强,西部地区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各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正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二)区域合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互配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日趋完善。“十一五”以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合作交流全面展开,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区域间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同时,政府积极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大力引导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践证明,区域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大政府引导力度,促使政府引导力量和市场主导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三)区域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程度不断提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巩要求的空间开发理念

区域规划和政策对推动区域产业和人口合理聚集,科学统筹空间开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有利于避免无序无度开发和低水平重复开发。“十一五”以来,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加快推进,区域经济活动空间聚集趋势逐步加快,城市群成为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聚集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江苏沿海、辽宁沿海、海峡西岸等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中西部资源环境条件较好的城市群经济聚集效应明显增强,正成为新的区域增长极。

(四)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致力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央历来重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扶贫开发资金安排向老、少、边、穷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倾斜。“十一五”以来,各地区经济快速增长,2006-2008年,四大板块年均经济增速十分接近;2008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全面超过东部地区,传统增长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五)区域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区战协调发展必须注重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

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加快比较优势互换,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东部地区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加快建设,西部地区优势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加快推进。通过立足地区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各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此外,打破地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实现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充分的市场交换,才能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六)科学发展理念继续强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基本前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十一五”以来,地区经济工作更多地关注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坚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在系统分析各地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资源状况、环境容量的前提下,制定并实施有区别、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策略;更多地立足区域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研究制定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政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步进行,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形势判断

“十二五”时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存在严峻挑战。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持续改善,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具备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未根本改变,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收入分配拉大趋势未根本扭转,社会组织形式、利益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的要素竞争更加激烈,我国保持区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准确判断区域发展总体形势是研究提出“十二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和战略的重要基础。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形势以及“十一五”期间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情况,“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将呈现如下几个主要趋势。

(一)区域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各区域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进入“十二五”,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会逐步淡化,区域发展的外部环境亦随之优化,区域经济长期以来保持的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将会延续。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和日益完善的区域政策体系调控下,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出来,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国际竞争能力日益增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升级步伐加快,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高,各区域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二)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但区域差距拉大趋势仍将长期存在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超过东部地区是我国区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积极变化,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反映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具备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良好基础。进入“十二五”,上述发展态势有望延续,区域发展协调性将持续增强。同时,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资源要素会继续向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聚集,受既有经济基础影响,区域发展绝对差距仍将继续扩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将是“十二五”的重要任务。

(三)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目标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是区域差距的主要表现。加快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目标,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能否真正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也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十二五”期间,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中,应把普遍提高和改善欠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差距作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出发点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立足点。

(四)区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科学发展理念仍需继续加强

“十二五”时期,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各区域产业结构都将呈现出改善升级的趋势,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但受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作用,区域发展的依赖路径难以彻底摆脱。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能源、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开发的发展模式仍将延续,但开发方式和利用效率有望提高。同时,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加快发展,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仍不容忽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仍要放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重要位置。

(五)行政区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加快推进

受责任、体制、利益、绩效考核等因素驱动,各地区加快发展的愿望将更加强烈,地区经济将进一步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局面。但总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发展仍会立足于行政区划板块,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等现象还将存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各地区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区际联合与协作将不断展开,区域合作广度、深度得到拓展,形式、手段日益丰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优化开发。

(六)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稳步推进,区域政策的空间尺度将进一步细化

“十二五”时期,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总体战略将进一步推进,同时根据中央总体部署和区域发展阶段特征,区域战略部署也将相应调整和完善,老、少、边、穷、枯(资源枯竭地区)、库(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将予以进一步关注。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要素集聚效应仍将大于扩散效应,重点区域开发开放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城市群、经济圈(带)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将明显增强,地区经济结构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将呈现出明显的多极优化趋向。

三、“十二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与重点任务

(一)“十二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

“十二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把鼓励先进地区率先发展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区域政策框架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全面提升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一步细化并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有关政策。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挥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方面的示范作用,培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和经济圈(带)。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支持力度。拓展流域治理范围和目标,灵活运用法律、行政、市场等手段,推进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全方位拓展国内和国际区域合作。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形成区域分工合理、产业结构优化、比较优势发挥、公共服务均等、区际良性互动、区域差距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二)“十二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

一是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出境、跨区通道建设,加快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引导资源富集地区、重点边境口岸、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主要生态源区和生态水源补给区生态重建和移民安置,继续实施对口支援和帮扶机制。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先导产业和产业集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着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稳步推进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提升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加快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推进重点经济带(区)加快发展,加强两型社会建设。继续深化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综合运输通道建设,加快海洋开发步伐,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率先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是推动形成多极带动的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积极培育若干带动力强的发展轴带。提升沿海发展轴,带动沿海地区转变发展模式;强化沿长江发展轴,打造贯通东中西部经济联系的战略通道;依托京广铁路和京港高速公路,打造我国第三条经济隆起带;培育陇海一兰新开发轴,打造沟通欧亚经济联系的拓展走廊;发挥哈大经济带的带动作用,形成统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干骨架;形成西南开发轴,推动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引导重点城市群(带)集聚发展。发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复合优势,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支撑区域,建设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世界级城市群;立足辽宁沿海、成渝、山东半岛等城市群,加快发展国家基础性战略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引导武汉、长株潭、海峡西岸、辽宁沿海、江苏沿海等城市群加快发展,打造全国区域统筹发展的主要载体。积极培育区域增长极。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主线,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特色产业体系,形成若干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增长极。

三是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合作。加快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积极探索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成功模式;支持中西部有条件地区加大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力度;鼓励东部参与中西部地区各层次的人力资源开发。建立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发挥区域合作组织在解决公共产品领域、规划领域、区域重点问题领域的组织协调作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协作互动的推进区域合作的立体网络,尝试赋予重要区域合作组织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探索实践权利,逐步消除影响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规范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综合研究,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以市场拓展和要素整合为重点,强化战略通道建设,重点提高境外基础性战略资源供给地的运输保障能力,加快推进与东南亚、中亚、东北亚地区的合作进程,拓展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领域。深化与港、澳、台的经济合作。

四是建立健全新的区域政策体系框架。研究制定符合主体功能区理念的区域政策体系,积极推进不同类型区区域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提高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优化开发区,明确规划编制内容、管制目标及实施手段,严格限制占地多、消耗高、排放多产业的发展;支持自主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率先开展流动人口本地化的试验,

加强国家对实施流动人口本地化的指导和政策支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鼓励土地利用政策创新,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对重点开发区,合理确定各类用地规模,优化用地结构;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能力。对资源密集地区,理顺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保障资源供给。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鼓励生态移民。

五是积极推进重点地区的区域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规划编制、实施与管理的体制机制。着重开展对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有重要影响的重点经济圈、经济带、城市群、特殊类型区的区域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做好区域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衔接,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对地方开展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加快出台《区域规划编制与管理办法),积极推进已有区域规划的贯彻实施。积极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完善国家级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划定不同类型区的空间利用格局;鼓励开展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工作,支持各地区探索适宜不同地区特点的功能区划方案;加快形成中央地方分工协调的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体系;搞好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定期评估、规划方案修订等配套工作。

六是着力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将中西部落后地区作为公共资源配置的重点关注区域,引导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切实解决广大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严重滞后的困境。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人力、物力、财力向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特点和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性的扶贫开发规划,因地制宜地推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优化扶贫资金使用结构,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监督管理,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推进产业化扶贫机制,突出专项扶贫的重点。完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建立扶贫开发工作考评与验收指标体系,对扶贫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跟踪分析和监管。引导东部发达地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帮扶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七是积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与机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好、价值创造能力强的区域;破除不利于市场一体化的行政性规章、管理措施和调节手段;推动形成规范运作的行业性自律组织体系,建立良好市场秩序。整合国家现有促进协调区域发展的行政管理机构,积极探索实施区域综合管理的可行性和有关机构设置问题。着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工作,重点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条例的研究制定工作。进一步厘清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与公共权限,明晰各级政府事权和公共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合专项性转移支付项目,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形成有利于缩小财力差距的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模式。

执笔:杨荫凯、张明强

经济发展与政策建议 篇12

1.调查的设计。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了解乡镇中心园的发展现状, 为制定乡镇中心园发展政策提供参考。调查以问卷的方式展开。调查内容包括:乡镇中心园的管理机制、经费投入、办园规模、园舍供给、园长专业素养、教职工队伍、示范辐射等。

2.调查的实施。2010年11月, 笔者在福州、厦门、泉州等九地市教育局的协助下, 根据当地乡镇中心园园数比例, 挑选78位乡镇中心园园长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4份, 回收率为94.9%。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1.乡镇政府幼教管理力量薄弱, 发展规划缺位。乡镇政府是加快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基层行政组织, 担负制定辖区学前教育发展规划, 规范办园行为, 构建以乡镇中心园为核心、延伸至辖区各建制村的学前教育网络等多项职责。调查发现, 乡镇政府幼教管理力量薄弱, 58.2%的乡镇尚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幼教管理干部。乡镇教管办工作人员身兼数职, 难以全面顾及学前教育的发展。77.1%的乡镇尚未制定过学前教育发展规划, 乡镇学前教育的发展处于边缘状态。

2.财政拨款有限, 收费较低, 办园经费紧张。经费是园所发展的重要保障。根据举办者投入的原则, 乡镇中心园的经费应以县 (区) 、乡镇两级财政拨付为主。调查发现, 县 (区) 、乡镇两级财政拨款有限, 仅43.2%的园所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 47.3%的园所经费主要来源于自收自支。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乡镇中心园的保育教育费标准偏低, 每月收费标准在150元以内的园所占71.6%。在较为偏远的乡镇, 部分园所每学期的保育教育费不足300元。受财政拨款和低收费的双重影响, 乡镇中心园的办园经费普遍较为紧张。经费不足或严重不足的园所占48.6%, 处于勉强维持状态的园所占41.9%。

3.隶属乡镇中心校, 缺乏办园自主权。园长负责制是幼儿园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园长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在决策、人事和财政等方面享有自主权。调查发现, 乡镇中心园隶属乡镇中心校管理的现象严重, 园长普遍缺乏办园自主权。仅44.6%的园长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部分园长虽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却担任副园长职务, 由乡镇中心校指派副校长担任园长职务。由于缺乏独立的办园自主权, 县 (区) 、乡镇两级财政拨付的学前教育经费、中心园收取的保育教育费难以做到专款专用, 园舍改建和环境创设经常遭遇资金瓶颈, 中心园的教师编制也常被挤占, 教师职务评聘与外出培训边缘化, 小学转岗教师难以适应幼儿园教学需要。以上现象严重影响了乡镇中心园的办园质量。

4.班级规模超额, 园舍紧张, 且不符合办园要求。乡镇中心园的办园规模应以不超过12个班、360名幼儿为宜。调查发现, 乡镇中心园的办园规模差异较大, 班级数横跨1至15之间, 多数在6个班以内, 普遍存在班级规模超额现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 仅39.2%的园所基本满足入园需求, 而48.6%的园所难以满足入园需求。园舍是限制招生名额的重要因素。在入园需求旺盛的情况下, 园舍显得更为紧张。园舍能勉强维持教学需要的园所仅占21.6%, 而园舍紧张或十分紧张的园所占56.8%。由于附设在小学内或由小学富余校舍改建, 52.7%的园所仅有教室, 难以满足幼儿生活的需要, 在安全性、教育性上存在诸多问题。此外, 由于小学与幼儿园的作息时间相差甚远, 幼儿园的游戏和教育教学活动经常受到干扰。

5.在编教师比例偏低, 编外教师队伍不稳定。建立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优良的师资队伍是园所提高保育教育质量的关键。调查发现, 乡镇中心园的教师年龄、专业和学历结构较为合理。82.9%的园所以31岁~40岁教师为主, 62.2%的园所以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为主, 60.8%的园所以大专学历教师为主。然而, 乡镇中心园教师缺编的问题相当突出。以每个班级配备2名专职教师的标准测算, 在编教师比例不足40%的园所占52.7%, 在编教师比例不足80%的园所占74.3%。个别园所仅园长1人为在编教师, 其余教师均为编外人员。由于编外教师的工资待遇不列入财政预算, 在以生养园的情况下, 编外教师的待遇普遍偏低。调查发现, 编外教师的待遇明显低于在编教师的园所占56.8%, 而两者待遇相当的园所仅为6.8%。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加剧了编外教师队伍的流动性。

6.教职工队伍素质成为幼儿园内部管理的突出难题。幼儿园内部管理通常由教学管理、后勤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构成。调查发现, 教职工队伍素质成为幼儿园内部管理的突出难题。在教学管理方面, 41.9%的园长认为, 难度最大的是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在后勤管理方面, 59.5%的园长认为, 难度最大的是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50.0%的园长认为, 难度最大的是提升教师素质, 27.0%的园长认为, 难度最大的是招聘合格教师。由于编制不落实, 乡镇中心园以编外聘用的方式难以吸引优秀教师;由于工资待遇偏低, 乡镇中心园培养的优秀教师往往通过招聘考试调入城区任教。

7.指导辖区农村幼儿园教育教学的能力有待提高。对辖区内农村幼儿园的示范与指导是乡镇中心园的明确职责。调查发现, 74.3%的园所长期担负着指导任务, 17.7%的园所准备启动或近期已经开展指导工作。对于指导的能力, 35.1%的园长充满信心, 50.0%的园长略显信心不足。在指导效果方面, 54.8%的园长认为指导效果较好, 而45.2%的园长认为指导效果一般或较差。政策扶持、人员配备和办园水平是影响指导效果的三大因素。28.4%的园长认为, 示范辐射的难度在于人手紧缺;24.3%的园长认为, 示范辐射的难度在于缺乏政策扶持;20.3%的园长认为, 示范辐射的难度在于自身的办园水平有限。

8.园长队伍专业基础扎实, 培训提高的愿望迫切。园长是幼儿园改革与发展的领军人物。调查发现, 园长队伍的专业基础扎实。90.5%的园长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 82.4%的园长具备幼教高级职称, 62.2%的园长具备5年以上的幼儿园管理经验。通过学历提升, 54.1%的园长具备大专学历, 43.2%的园长具备本科学历。园长参加培训的愿望迫切, 98.6%的园长希望参加提高培训。对于培训时间, 41.9%的园长首选集中脱产培训, 32.4%的园长首选工作日参加培训。对于培训内容, 48.7%的园长首选幼儿园管理理论与方法, 25.7%的园长首选幼儿园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对于培训方式, 59.4%的园长首选实地考察与经验交流, 35.1%的园长首选专题理论学习与研究。

三、对策与建议

1.健全乡镇中心园管理机制, 增强行政管理力量。乡镇中心园是统筹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中坚力量。建设乡镇中心园是县 (区) 、乡镇两级政府的共同责任。乡镇中心园的管理应建立县 (区) 、乡镇共管, 以县为主的管理机制。根据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相对区分的原则, 县教育局和县教师进修学校是县级政府管理乡镇中心园的主体。县教育局负责制定全县乡镇中心园发展规划, 落实教师编制、工资待遇, 推进办园标准化建设。县教师进修学校负责指导保教活动, 组织片区教研, 举办园长和师资培训, 提高保教质量。乡镇政府负责组建乡镇中心园领导集体, 管理日常保教活动, 规范办园行为, 改善办园环境, 构建乡镇中心园指导农村学前教育的有效机制。

理顺乡镇中心校与乡镇中心园的关系。切实提高乡镇中心园在指导农村学前教育方面的影响力, 避免乡镇中心园的小学化倾向, 乡镇中心园应当与中心校脱钩, 园长应具有独立的办园自主权。公益性是学前教育的根本性质。[1]在明确县 (区) 、乡镇两级政府职责的同时, 应增强学前教育行政管理力量。

2.加大乡镇中心园经费投入, 推进办园标准化建设。经费紧缺是当前乡镇中心园改革与发展的普遍难题。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加强乡镇学前教育成本核算与分担研究, 科学测算生均培养成本, 根据受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 建立政府和家庭合理分担的学前教育投入机制。实行贫困家庭学前教育财政资助制度, 在依法减免贫困家庭儿童保育教育费的基础上, 适当给予乡镇中心园财政经费补助。省、市、县 (区) 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 部分用于改善乡镇中心园办学条件、保障教师工资待遇和举办师资培训。建立各级教育和财政部门相互贯通的财政投资体制。[2]保障乡镇中心园的经费投入, 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 多渠道筹集办园资金。

办园标准化建设是学前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各地政府应从办园规模、园舍改建、玩教具投放、教职工配备和经费保障等方面规范乡镇中心园建设。乡镇中心园应独立设置, 综合考虑人口密度、人口及生源发展趋势、地形地貌、交通、环境等因素进行选址, 办园规模一般控制在6个~12个班。幼儿园的园舍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包括活动室、寝室、卫生间、办公及辅助用房。富余中小学校舍, 必须经过评估和改建, 方可供园所投入使用。落实教师编制, 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保证编外教师同工同酬。

3.加强乡镇中心园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示范引领能力。乡镇中心园的师资来源较为多元, 呈现在编幼儿教师少, 小学转岗教师和编外教师多的格局。师资队伍素质成为困扰园所发展的瓶颈。加强乡镇中心园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应加强小学教师转岗学前教育的适宜性研究, 制定小学转岗教师遴选标准, 加强转岗教师培训, 通过跟岗锻炼、传帮带等活动, 促进小学教师顺利转岗。加强乡镇中心园师资队伍建设, 还应积极扶持编外教师队伍, 通过招聘考试, 优先吸收工作经验丰富、专业基础扎实的教师入编。

充分发挥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业务指导功能。针对乡镇中心园的热点、难点问题, 积极开展片区教研活动。借助省、市、县三级教师培训网络, 举办乡镇中心园园长和骨干教师培训。以课题研究为载体, 提高研训活动的质量。[3]培育乡镇中心园的园本教研能力, 提升保教质量。深入开展农村幼儿园保教活动调查, 针对农村幼儿园的发展需求, 定期开展示范观摩和送教入村活动, 建立指导农村学前教育的有效机制, 提升示范引领能力。

参考文献

[1]庞丽娟, 韩小雨.中国学前教育立法:思考与进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5) .

[2]蔡迎旗, 冯晓霞.论中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重构[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6, (2) .

[3]茅茵.转变研训方式, 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J].辽宁教育研究, 200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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