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

2024-08-17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共8篇）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1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财税政策研究

内容摘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营造环境，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并特别强调“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本文分析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现行税收政策，提出促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税收减免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2010全球绿色经济峰会上的发表讲话，我国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2.6%。但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存在着内部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我国政府需要利用各种政策促使服务业能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是国家进行政府干预、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良好的税收政策可以提高服务业市场的投资积极性，并能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从而使服务业平衡发展。制订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并有利于监督我国服务业的有序发展，从而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国际环境下的竞争力，提高就业比例，并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二、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一）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发展水平较低

2001年服务业增加值为44361.6亿元，占GDP的比重是40.5%，2011年服务业增加值为204982.5亿元，占GDP的比重是43.4%。我国服务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服务业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左右，这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69%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从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和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拉动来看，2001年以来，大部分年份里服务业贡献率大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对GDP增长的拉动先增强后逐渐有所放慢趋势，与第二产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这两个指标都低于第二产业，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并未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见表1）。

从吸纳的就业人口（见表2）来看，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11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达到27282万人，占就业人数的35.7%，比2001年增加了7177万人，提高了8个百分点，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60%～75%的水平。这说明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的优势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我国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内部结构有了明显改善，结构转换和升级速度在加快，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物流业、信息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相比国外其他国家，现代服务业占比仍然很低。因此，如何在优化和提升我国服务业结构，继续发展好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三、税收政策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上存在的问题

为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现代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国务院制订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家税务总局陆续下发了家政服务、软件产业、文教医疗等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从税收扶持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这些政策的制订，促进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然而，由于上述政策的制订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因此，我国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立法程度不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收立法环境，针对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散见于各个税种中，各项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划，立法级别上，大多以意见、通知甚至是批复的形式出现，法律效力相对较低；，立法形式也缺乏稳定性；同时，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各省均出台了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造成了分割的财税政策，极易造成行业税负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

（二）、部分服务业税率设置不合理，总体税负偏重。我国服务业多数属于营业税应税项目，从营业税税率设计看，金融保险、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以及服务业均适用5%的基本税率，娱乐业适用5%—20%的差别比例税率，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由于计税依据不同不好比较，但对于相同计税依据的小规模纳税人3%的增值税税率，最少高出2%。再者，差别比例税率有待完善，差额计征范围虽有扩大，但未全面铺开，重复征税现象依然存在。

（三）、税收政策的行业偏好严重。一是重制造业轻服务业。我国目前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制造业制订的最多，企业享受面也很广，例如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基本是针对制造业制订的，服务型企业难以达到要求。再如：目前，对于产品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增值税出口退税以及免抵增值税优惠，而服务业却不能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两种不同的政策待遇，导致服务型企业激励机制缺乏。二是在服务业内部，存在重生活性服务企业轻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现象。对新兴服务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较多的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公共服务业（如教育、卫生、文化、公共管理），而对服务外包业、现代物流业及软件研发、工业设计、信息技术研发等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以及农村现代服务业的相关优惠较少，支持度较弱，未能体现我国现行服务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

四、国外税收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做法通过税收减免扶持产业发展是各国政府采用较多的措施。美国对服务业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农业服务业、中小服务企业等领域，以鼓励这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美国对信息技术产业主要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亏损结转、提取科研准备金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对于农业服务业，采取减免税、费用扣除、投资抵免等优惠措施。对于中小服务企业，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采用公司所得税的纳税方式或者合伙制企业的纳税方式。韩国政府也制定了强化服务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措施，并通过税收减免支持服务业发展。规定对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中小企业给予大力支持，扩大减免税种，并增加特别税额扣除。所有种种，促进了本国现代服务业发展。

五、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税收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现代服务业立法体系

一是整合现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税收政策，努力提高立法层次。对现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税收政策进行梳理，临时性政策加以清理，需要保留的政策通过全国统一的系统性规划，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增强政策的法律效力，保持地区间税收政策执行统一性；二是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既要实行全国统一的的服务业优惠政策，又要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的优惠政策，体现行业差别，实现税负公平。如对技术研发企业的优惠可侧重于研发环节，而对高风险企业可侧重于风险控制行为；三是对各地已出台的地方性政策进行整顿，效果好的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效果不好的予以废除，以消除人为因素造成的税负差异，实现地区税负的公平。

（二）实施税制改革，降低行业税负

一是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逐步解决现代服务业重复征税的问题。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迈出了税制改革的第一步，但试点范围过窄，对于耗用材料较高的建筑安装以及征税环节较多的物流业务等均未纳入试点范围，在不影响地方分享收入前提下，将建筑、物流、金融等行业纳入试点内容，积极总结试点经验，力争在3—5年内在全国正式推行。二是完善营业税制度。一是制订营业税扣除项目管理办法，在 “营改增”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制订较为完备的营业税扣除项目管理办法，尽量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矛盾。扩大差额征收营业税范围，将金融企业转贷业务、服务外包列入差额征税范围。三是在税率设计上，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企业，对美容、按摩、娱乐等高收入、高利润的非生产性服务项目处以高税率征收；对金融业、保险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及洗浴、理发、照相等低盈利行业，适度降低税率，逐渐拉开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税率间的差异。以体现营业税的调节作用。同时，应全面实施对服务行业进行差额征收的营业税政策。

（三）丰富税收优惠方式，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导向激励作用

首先要转变税收优惠方式。考虑到直接优惠“相机抉择”的特点，一般认为其政策效果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所以，应着力转变税收优惠方式，将以降低税率、减免税额为主的直接优惠，转为间接优惠为主，提高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如允许现代服务企业的外购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将原本应上缴的税金作为营业利润留存下来，用于扩大再生产，有效提高现代服务业资本投入的动机。其次要转变税收优惠环节，将以结果为主的优惠转变为以过程为

主的优惠。如把服务性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纳入到税收优惠范围，允许企业将技术开发费用按一定比例在所得税税前扣除。尤其是对研发周期较长、成功率低但一旦成功能产生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给予重点支持，并允许扣除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产品出口等方面费用，提高企业科研开发的积极性。第三，要重视方式方法的创新，根据我国实际以及各行业特点，积极探索差异化的行业优惠方式，促进现代服务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允许以银行为代表的高风险现代服务企业按照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投资准备金，并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以尽量减少企业的运营风险，有效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2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是发展农业的主体, 培育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一) 新型农民概述

1、新型农民的含义。

新型农民是相对于传统农民而言, 新型农民是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 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农民, 是新时代下适应时代潮流、推动潮流发展的农民。

2、新型农民的特征。

新型农民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新型农民不再满足于单调机械的传统农民的生活, 他们关心时政, 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新型农民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新型农民必须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包括在生产、经营甚至在市场管理和营销方面, 都要有一定的能力。

新型农民要有创新精神。新型农民必须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利用自己的特长, 立足实践, 不断学习, 博采众长, 进行创新。

(二) 培育新型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

1、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据统计, 全国90%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 接受系统农民教育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 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受过职业技术和技能培训, 农民教育培训普及率低。

2、农民缺乏主动学习和利用先进技术的意识和能力。

我国很多农民思想保守落后, 缺乏现代的思想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 缺乏变革精神和竞争意识, 文化科技素质偏低使许多农民对一些农业科技成果持有一种本能的怀疑态度甚至拒绝的态度。

3、对农民的培训不完善, 流于形式。

政府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激励、监督、保障等运行机制不够健全, 农民教育培训缺乏统一规划管理, 有些教育培训内容流于形式, 与农民的需求相脱节, 实用性不强, 超过70%的农民认为职业技术培训的内容不切合实际。

4、农民教育培训资金投入不足, 教育培训经费利用率低。

二.培育新型农民的措施与建议

(一) 政府要加大科学技术支持力度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50%, 农业科技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根本出路在科技。要以提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为核心, 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服务型人才和生产经营型人才。指导方向在于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 劳动过程机械化和生产经营信息化, 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要求的技术体系。科技创新的突破点在于面向前沿技术, 更重要的是面向产业需求, 通过推动产学研相结合, 来解决科技与生产相脱节的问题。

(二) 政府要更加完善培育新型农民的政策措施

1、必须继续贯彻科教兴农战略, 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思想上、政策上、实际行动上重视科教兴农, 切实的制定一套完善的培训新型农民的政策措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2、出台有利于农民培训的法律法规。很多培训之所以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就在于没有法律规范的保障。政府应该尽快的出台相应的法律, 针对农民培训的组织管理、经费使用等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为培育新型农民提供法律保障。

3、增加培训经费的投入, 监管经费的使用。新型农民的培训是一项事关国家民族强盛的百年大计, 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并通过其他渠道来增强培训经费的实力, 可以适当的吸收民间投资、海外投资等来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新型农民的培训。对于培训经费必须严加监管, 务必做到专款专用, 对于违者绝不姑息。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刚果（布）；规模农业；客观需求；政策应对；现实困惑

分类号 S-0

Objective Demands， Policies and Real Puzz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cale Agricul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ongo

ZHOU Quanfa

（Tropical Crops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 CATAS， Danzhou， Hainan 571737）

Abstract The Republic of Congo lags behi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government is eager to extend the good varieties of cassava and banana and thei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about 3 years in order to raise the output and market supply， and thus ease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 of the country. Because of the many problems at pres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ongo will have to overcome lots of difficulties so as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target above.

Keywords large scale agriculture in Congo ； objective demand ； policies ； real puzzles

刚果（布）自1997年以来，政局趋于稳定，国家谋求经济发展，但由于战乱破坏，基础设施长期存在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近年来政府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布拉柴维尔市政建设、黑角市政建设、欧尤市政建设、国家一号和二号公路建设、南北铁路大动脉、总统府、宽带网络设施等。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和投资局部严重倾斜，导致农业投入严重缺失。农业项目投资零星、松散，且许多项目执行者本身就缺乏技术，而项目管理部门又没有跟踪管理，因而成效不大。

1 刚果（布）农业现状

1.1 刚果（布）农业生产现状

近年来，刚果（布）粮食安全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仍不容乐观。据FAO统计，该国营养不足人口虽然由1990～1992年间的100万人下降为2003～2005年间的80万人，但营养不足比重仍很高，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2%，远远高于世界平均营养不足发生率（13%）和发展中国家平均营养不足发生率（16%）。从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减少人数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减少发生率来看，还需要继续加大对粮食生产方面的投入[1]。

刚果（布）国土总面积为34.2万km2[1]，人口约400万，大部分人口主要集中在首都布拉柴维尔和南部港口城市黑角，两大城市人口数均约为100万，国家其余广大区域人口分布松散，农业人口100多万。由于人均占地面积较大，且人口又集中于两大城市，因此，该国呈地广人稀状。可耕地面积虽然很大，但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却很少，主要原因是土地偏瘦、基础设施缺失、缺乏农资、品种落后、耕作技术落后、农业科研落后、缺乏农业机械等，导致该国的粮食自给尚有很大缺口。2005年，耕地面积49.5万hm2，而灌溉面积仅为0.2万hm2[1]。目前为止，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没有大的变化。

刚果（布）主要有三大产业：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其中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小，2007年仅为5%[1]，且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该国种植面积、产量、比重最大的均为薯类，其中以木薯为主，2007年产量为91.5万t，占当年薯类产量比重的93.9%。如果按照当年370万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不到25 kg。刚果（布）的粮食作物有木薯、马铃薯、甘薯、山药、玉米、水稻、菜豆、豌豆、香蕉等，2005年薯类播种面积为全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74%，且以木薯为最。目前，由于两大城市人口集中，粮食供应紧张，导致木薯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许多滞留这两大城市的无业游民因为收入微薄而时常食不果腹。一旦该国或邻国出现政局动荡或自然灾害，该国的粮食安全和政局就面临严峻的考验。

1.2 刚果（布）农业科研与推广现状

由于1997年之前政局多年不稳、战火不断，导致基础设施被毁，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制约。1997年内乱平息后，现任政府集中精力于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因此农业投入极其有限，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小农自发状态，缺乏政府指导。国家虽然设有少数农业科研机构，但由于经费不足，机构职能不健全不配套，加之管理不善，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农业科研活动，也没有任何成果。现有的农业推广中心的玉米、水稻和大豆品种已经全部老化，没有自己的改良品种，且种植技术也没有更新，管理无法到位，因此没有推广价值。木薯品种可通过种茎繁殖，且品质不会退化，因而在无意识中保留了部分抗病高产品种。畜牧推广中心主要养殖了从法国引进的伊莎褐壳蛋鸡、种公猪和种母猪。由于缺乏资金，养殖技术和基础设施落后，无法对蛋鸡进行品种改良，一直进行散养，产蛋率极低，无法进行技术推广。与以色列合作的新农村蛋鸡养殖项目，由于从设备采购、鸡苗孵化、饲料供应到鸡蛋销售全部由以色列专家掌控，当地员工只是负责为蛋鸡投食和收拾鸡蛋，因此同样没有推广价值。同样，由于自己的品种稀少，且引进的法国品种单一，生猪养殖业只能为市场提供少量猪苗。

nlc202309041228

2 刚果（布）国家应对农业现状的政策

2.1 土地政策

刚果（布）宪法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允许买卖。因此，有钱人廉价购置或者分得大量增值潜力看好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却又长期闲置着；贫困的农民只能在距离城市较偏远的地区焚烧森林、刀耕火种。依据刚果（布）国家法律，那些农民焚烧森林开荒种地是违法行为，因为这些土地根本就不属于他们，国家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也就算默许了这种做法。

2.2 刺激农业发展政策

刚果（布）刺激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家投资兴建小型农业实体；另一类是吸引外资。目前，国家在一些地方兴建了诸如新农村养鸡场、养牛场、木薯试验基地等，由于资金少、技术落后，加之国家没有农业配套政策，这些基地几乎没有经济效益，更谈不上任何社会效益。国家自身严重缺乏投入，使该国对外来投资情有独钟，投入农业的外资几乎可以免费使用国家划拨的土地。即便如此，由于对刚果（布）的政局、政策及其它资源不甚了解，加之农业的投资与收益关系，进入刚果（布）农业领域的外资寥寥无几。鉴于面临的农业问题，政府也在思考良策以应对危机。

2.3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凭着良好的中刚关系，萨苏总统争取到了中国援刚果（布）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这样既能无偿引进资金，学习中国农业技术，为大规模农业开发做好技术储备，又能提供部分就业机会，培养熟练操作的农业从业人员，而且还能为市场提供相当数量的农产品。在2012年示范中心的剪彩仪式上，萨苏总统亲临现场。当他看到示范中心的试验成果后，他也在思考如何将刚果（布）国家农业发展计划与示范中心的试验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抓住农业发展的良好契机。后来，当他了解到示范中心的培训工作得到受训农民的高度赞誉时，该国2014～2016年的三年农业发展规划便逐步成型了，那就是：国家出资或吸引外资大量培养优良品种；利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大量培训农民；国家出资利用拖拉机大量垦荒，并将这些土地分配给懂技术的农民，同时免费赠送优良种苗。这种发展模式将国家、部分职能部门、投资机构、农民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了帮助农民的一种合力。这在刚果（布），乃至在广大非洲国家都是一个创举，是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3 改变现状的现实困惑

3.1 土地荒废和农业用地缺乏保障

刚果（布）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国家掌握着绝大部分土地资源，少部分由一些中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私人占有。由于国家长期对农业投入亏欠，致使该国几乎没有大型国有农业。农业活动基本处于原始的、自发状态，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主要生活在偏远地区，他们使用的土地大多不是自己的私有土地，而是对居住地附近的土地进行非法开垦。平原地区的土地不便开垦，因为土质含沙量过高，或者害怕政府干预。因此，农民的主要耕作方式是靠放火烧毁森林，利用被砍伐的树木烧制木炭，然后清理树木残留的枝叶，利用森林里残枝败叶长年沤制成的肥沃土壤，垒起一个个土包，种植一些木薯和玉米。中产阶级和贵族阶层私人占有的土地或用作宅基地或因为暂时不愿意投入而荒芜。国家缺乏对土地合理利用及扶持农民的配套政策，这样既荒废了大量农业用地，又使农民无地可耕，导致国家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

3.2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劳动力剩余

现有土地政策、耕种技术及配套服务，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力。年轻力壮且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力纷纷离开农村，前往布拉柴维尔和黑角两大城市谋求发展。社会的发展，城市随之扩容。但由于城市化速度太快，工业化程度不够，城市容量不足以容纳这么多劳力，他们只能在城市里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或销售，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这样既增加了城市压力，又浪费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3.3 农业机械和技术人才缺乏

刚果（布）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石油和木材出口，而石油产量大部分由法国控制，木材出口受到资源量和环保的制约，因此两项产业所得外汇收入有限，且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路与铁路交通设施、工业和电信业，农业发展长期不被列为国家重点，少量农业机械基本来自他国援助，农业机械化更是遥遥无期。国家在个别技校设置了农业机械课程，但由于学校缺乏资金，无力购置农业机械设备，教学活动无异于纸上谈兵，学生毕业后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农业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部门既没有研究方向和目标，也没有服务农户的积极性。

3.4 农资供应依赖外援且无有效使用

该国拥有农业科研机构，但由于体制与机制缺陷，这些机构长期以来没有科研成果，所保留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传统品种，无人从事育种工作。市场上销售的所谓新品种主要来自国外援助。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对这些品种进行试种和数据监测，而且农民也很可能不具备相关的种植技术，这些品种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相反，由于对国外援助的依赖，进一步制约了科研机构开发新品种的积极性。

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无法催生农业产业相关行业的发展，少量的化肥和农药主要依赖国外援助。这些援助物资往往由于找不到好的项目，或被长期堆放仓库变质或被无序投放而未产生应有的效益。

3.5 资金支持匮乏

1997年以前，刚果（布）政局几经动荡，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现任政府上台后急于改变现状，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工业和电信等领域，农业始终还没有成为国家发展重点。因此，目前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主要局限于管理和研究等机构的人员工资，以及几个小型项目试验经费。国家没有专门的农业专项资金，也没有政策性的价格保护措施，银行也没有优惠贷款等形式扶持农业。小型农户的生产靠的是极其简单的劳动工具、传统的种植与养殖品种及远离大城市的低廉商品价格等维持，并重复着简单的劳动。

3.6 产销链条利益分配不合理

刚果（布）农业落后，作物平均亩产低下，多数产品用于自产自销，产品的商品率极低。由于国内公路运输主要依赖一号和二号两条公路主干线，农民的产品许多都堆放在公路两侧以低于城镇许多的价格销售；另一部分产品由小商小贩到农村收购农民的产品到城镇小型加工厂加工后销售或直接在市场销售。这部分在城市销售的农产品价格往往比农村销售的价格高出许多，游走于乡村和城镇的小商贩及从事运输的车主获取了高额利润，从而伤害了农民种粮、养畜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刚果（布）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农业发展缓慢，生产水平低下，粮食安全问题突出。政府迫切希望在借助外部援助的同时，利用国家掌握土地资源的政策优势，在3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力量做好木薯和香蕉优良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粮食市场供应，缓解粮食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1] 卢肖平. 非洲农业与中非农业合作基础研究（系列丛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4，2，20，10.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4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作者】金炳镐/汤金松/龚学增

【作者简介】金炳镐(1950-)，男（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汤金松(197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龚学增(1945-)，男，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民族理论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摘要题】民族政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形成和发展/90年代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2)03-0021-04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有关宗教的初步的主张和政策。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信仰，都须加入工会。”[1]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它与“种族”并提。这一文件规定隐含着宗教信仰自由之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于基督教合作。”[2]这是很重要的政策策略主张。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首次提到“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3]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很重要的宗教政策。而且这里提出“绝对”分离，强调了我党对这一主张的强烈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播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4] 1927年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破除迷信观念和反对神权。他说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和宗教问题，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各阶层革命力量，针对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对宗教和教会采取慎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虽然提出为了工人的利益可以与基督教合作的主张，但是认为教会是用金钱来收买人民信仰的一种宗教组织，其性质是欺骗和压榨人民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宣传上，坚持对基督教不做让步。“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搅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6]也就是，我党对基督教采取了既可以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做让步”的策略。关于对教会学校的态度，采取“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7]这里把教会、教会教育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严格区别开来，表明了政策的严谨性和态度的慎重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宗教的态度处于不确定阶段，对宗教的政策处于初步提出阶段。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体分两个阶段加以论述，即：中华苏维埃时期(1927.8-1934.10)和红军长征时期(1934.10-1937.7)。

1.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1)政教完全分离，真正信教自由。

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对宗教问题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教，但一切宗教不能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及供给费用。”[8]

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了“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的内容11条，其中第10条规定“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9]这是我党根据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提出的有关宗教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而且根据当时内蒙古蒙古族信仰喇嘛教比较普遍的情况提出政教“完全”分离的问题。1931年11月7日、1934年1月，第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0]

(2)信教和不信教的工农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和政治事务。”[11] 我党提出对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者一律不分土地。”[12]

(3)没收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

1930年5月，根据中共六大的“十大要求”制定的《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第四条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庙宇、教会、祠堂占有的土地与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使用。”[13]

1930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中国革命的总要求29条，其中第16条规定“没收一切教堂、庙宇及各种公地”。[14] 中国共产党把上述的有关宗教团体土地的政策贯彻到民族地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成为我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一部分。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15]等。(4)帝国主义教会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许存在。

在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的第一、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6]这一政策在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予以重申。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族政策的主要内容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已提出的我党的宗教政策，结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1)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又重申：“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1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政教分离的原则具体化为宗教与政治、政权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和政权机关，而且强调“必须”分离，“绝不能”干涉。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和宗教影响深重有关。(2)宗教信仰自由，当喇嘛听其自愿，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康藏民众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20]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进一步强调：“彝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口号也指出，“回人信教自由”[22]，“番人信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23] 1936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了对于番民中几个实际问题的策略，其中关于宗教问题，我党和红军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5.宗教问题：(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4)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6)改进喇嘛教；(7)宣传无神论（但不要伤害番民的宗教感情）。”[24]

从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涵义逐渐全面、完善。

此外，我党还提出争取接近宗教上层人士、团结信教群众，保护清真寺及其财产，建立喇嘛改进会。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具体、详细地分析了蒙、回、苗、瑶、黎等民族的宗教状况，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深化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分别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惯、允许各派宗教存在、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保证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等方面予以强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保护各派宗教信仰者正当的权益。

1938年5月20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25]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等等。确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26]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27]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提到“在回民建立清真寺时，政府给予土地经费，各方面之帮助与便利”。[28] 上述文件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理论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物质上还予以援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真诚态度。2.正确处理宗教土地政策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用地的政策有了比红军长征时期更全面的规定。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29] 3.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的文化教育，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1940年4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1940年7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这一主张。[30] 4.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及宗教活动场所

1940年2月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和1941年4月的《回回民族问题》以及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较全面地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且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适用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只是“工农劳苦民众”。第二，强调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都有自由，并且提出外国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第三，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之一，必须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坚持和贯彻。[31]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更加系统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宗教状况外，对于宗教政策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备了。

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对少数民族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宗教政策、措施，涉及到保护宗教职业者、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及宗教场所、宗教寺院土地处置等方面。1.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信教群众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中提到：“回民民族他的特质是在宗教形式下保存起来的。”“对于宗教和生活习惯是尊重的，……不要在这些地方刺激群众的民族和宗教的感情。”[32]“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歧视回民和讥笑其生活习惯，避免对其宗教正面批评。”[33]

除了对回族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针对东蒙地区的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制定了相应的宗教政策。1947年4月27日，内蒙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34]还明确规定：“实际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立，保护庙宇，提倡喇嘛自愿投资经营农工商业与各种合作事业，奖励喇嘛自愿入学与参加劳动、行医、识字。”[35]除一般意义上的对蒙古民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外，在保障喇嘛人权、财权方面，在提倡喇嘛自愿投资方面，在奖励喇嘛自愿学习、工作方面都作了规定。2.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

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不得侵犯各地清真寺，军队不许住清真寺，汉人不得利用清真寺集会。”[36]“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物古迹。”[37]

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尊重回民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保护清真寺和拱北、回教经典、礼拜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产生了良好的作用。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回回工作简要手册》，就对这些方面作了最完善的规定，在回民居住区的宗教工作中起了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3.妥善处理宗教土地

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38]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39]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总结和概括。

五、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宗教政策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在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同年12月2日，政务院发布通令：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三大节日（尔代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1951年5月23日，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中规定，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对**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总之，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明确宣布了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之中，而且载入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中。2.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实施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在各族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深他们对宗教政策的了解，消除反动势力散布的“共产党是消灭宗教的”谣言。第二，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宗教事务工作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1952年和1953年，由伊斯兰教界和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相继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在这些宗教团体的协助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第三，制定了一切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如果在宗教问题上急躁冒进，就会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甚至会引发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这在新解放的地区，尤须特别注意。

第四，加强领导，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这一时期，由于处理新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缺乏经验，在一些地区的宗教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急躁情绪，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不够。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革，必须从缓提出，不经中央批准，各地党委不得作出并发布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口号并进行宣传。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刘格平同志对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意见，指出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和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作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1951年11月，针对西北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共中央指示，对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回族地区内的属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的喇嘛寺庙，一律不予征收，亦不接受寺方献地，寺庙过重的租额及苛索等可用协调及调解方式酌情减免。并同意西北局提出的对于伊斯兰教清真寺及拱北、道堂土地的处理意见。3.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建国初期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是整个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来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

第一，首次提出关于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五性”的重要思想。第二，突出强调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反之，则会被动。第三，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必须长期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四，强调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

第五，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要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的态度。第六，进行系统的调查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的研究。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1.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观点的新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临中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

(1)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将长期存在。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2)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1956年5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指出，汉族之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最多，而且不像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这样，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提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可以起推动作用的观点（见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4)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民族地区外，宗教矛盾的矛盾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2.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为了顺应少数民族的要求，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从1958年起，陆续开展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工作。

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回族宗族问题的发言。指出要消除宗教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和宗教特权，逐步使宗教在人民中真正成为个人的思想信仰问题，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进一步研究宗教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分别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和藏传佛教问题座谈会。李维汉就伊斯兰教同回族发展的矛盾、民族与宗教应当分开、宗教制度的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的讲话，做好了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在宗教制度改革中，有关地区从当地民族和宗教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法、步骤，改革的具体内容有所增减。宗教制度的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也出过一些较为严重的偏差。到1960年，宗教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全部完成。宗教制度的改革，使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在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民族、对国家、对宗教自身都是有利的。3.“左”倾错误的纠正及宗教理论的深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初几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处理进一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宗教问题理论上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宗教“五性”论，以科学的语言表述了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这是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关于民族工作及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方面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讲话中论述的。第二，提出了无神论教育问题。1958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报告指出：无神论教育，首先要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中进行。其次，为了巩固宗教制度改革取得的胜利，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向群众适当地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

第三，重申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提出要辩证地认识宗教的前途。

总之，从建国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稳妥的，成就是大的。可惜，这种局面未能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1962年以后，随着全国性的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少数民族的宗族工作遭到彻底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等诬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是“保护落后”，蛮横禁止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甚至把大批寺庙和宗教设施加以毁坏、关闭或改作他用，对于少数民族中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统统当作“牛鬼蛇神”予以打击，其中有些人被迫害而死。

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发展和完善

从1978年到1982年，宗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1982年3月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中，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特别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全面贯彻19号文件的过程中，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化。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阐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走向成熟，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改变了以前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第二，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作为一部分人们的意识不会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后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久的奋斗过程；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困苦；一定范围的阶段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于宗教的发展还将产生着一定影响。

第三，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

第四，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基本没有联系。因此，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第五，处理好宗教问题主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第六，明确了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宗教问题及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根本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

第七，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完整地表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涵义；强调保证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不信宗教的自由。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不允许强迫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人士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正确区分和处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活动，以及不属于宗教范围内的迷信活动。

1982年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和1982年19号文件集中反映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观点一起，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

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第一，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和政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1月30日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是关于同宗教界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第三，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也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而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维护安定团结和各民族人民利益的需要。第四，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科学地表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91年，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曾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最科学的表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这些将指导着中国宗教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进一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收稿日期〕2001-10-31 【参考文献】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5

一、企业基本情况

1.公司性质：

□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股份制□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其它

2.您的公司目前职工人数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人

3.目前企业的总资产总额是万,其中：

□固定资产万，□对外投资万

□流动资产(包括存款、现金、应收账款、存货等)万

□应收账款万, 占流动资产的％

4.目前企业的负债总额万，负债率为％，净资产总额为万

二．企业生产基本情况

5.改造后GMP车间产能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是□不是

6.GMP改造前后有何区别？

□区别很大，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能力提高，但车间空闲□区别不大

7.目前生产的产品种类有：□化药□中药□原料药□生物制品

8.2005年贵公司整体生产情况（填写请按实际产能由大到小进行排序）:

如已贷款，贷款金额万, 是否已偿还□是□否

偿还日期，是否有能力按时偿还□是□否

不能按时偿还的理由10.三年之内是否计划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是□否

如扩大生产规模，主要计划在□原料药□中药□化药□生物制药三．企业产品与研发情况

11.目前是否拥有专门的药品研究部门？□有□否

如果有研发机构或部门，拥有研发人员人，研发资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12.目前拥有批准文号的产品个？

其中：□化药；□中药；□生物制品；□OTC药物06年正在投入生产销售的有个？

共计：□化药；□中药；□生物制品；□OTC药物13.所有生产产品中,新药个；仿制药个 14.新药品种拥有状况,请填写:

15.16.□自己开发□购买□合作开发□委托开发

□其它，请注明17.您的企业研发资金主要来源包括：

□银行贷款□销售收入□上市融资□政府资金

□风险投资□其它，请注明18.目前是否存在研发项目停滞的现象？原因是四．企业营销状况

19.目前企业是否有自己的营销队伍？□有□没有

如果有，销售人员名，销售管理人员名 20.企业目前所采用的营销方式是：

按照药品销售对象分类

□处方药专业推广□OTC大众媒介法□普药商业调拨按照药品销售者身份分类□大包□招商代理

按照药品销售时企业内外部分工分类 □部分区域自己做，部分区域招商代理 □部分产品自己做，部分产品招商代理按照销售费用出资者身份分类 □销售费用由企业承担（企业自己做）□经销费用由个人承担（大包或代理）

□其它，请说明:21.销售回款平均周期:

□30天□60天□90天□半年□半年以上 22.销售应收账款情况

23.2005生产与销售状况（金额按出厂价计）

24.您认为贵企业运营状况如何？

□好□一般□不好□很差□面临关门倒闭 25.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计划：

□扩大生产规模, 原因是□准备上市,原因是□合并和并购,原因是□开发新产品,原因是□准备关门转行,原因是五.有关促进医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探讨

26.下面列表中有哪些因素您认为是对中国制药工业企业生存与发展有重大关

系的，并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按重要性排序, 7为最重要)

27.对原研产品等进行价格保护的有关政策, 您有何看法？

□赞同□不赞同，理由是28.您认为国家药品政策对新药的扶持重点应体现在哪些环节?□临床报批□新药注册□药品生产□药品定价□临床推广 □医保目录□其它29.您认为妨碍我国药品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政策问题□技术问题□资金□医疗体制□司法保护

□价格□其它30.政府部门为整顿医药市场药品“虚高定价”的现象，连续18次强制降价，您的态度如何?□完全赞同□赞同，但需要完善□不赞同□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31.您认为目前的“药价虚高”主要症结在哪里？

□ 生产成本高□营销费用高□研发费用高□流通渠道费用高 □ 进院环节费用高□医生“回扣”潜规则

□其它原因，请说明32.您对如下做法是如何看待的？贵企业有何举措？

□关于网上招标采购：□关于医院药房托管：33.您认为中国制药企业面临的主要竞争来源是：

□潜在的竞争者□同行□国外产品的进入□其它34.您是否考虑过如何使贵公司医药产品走出国门? □是□没有

如果有：□原料药□制剂

你最需要的支持：□技术交流□国家资金□环保补助

35.您认为中国医药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6

离岛免税政策对海南省旅游需求影响效应实证研究

作者：颜麒吴晨光叶浩彬

来源：《旅游学刊》2013年第10期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7

广东是工业强省,也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对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广东农业与农村经济生产规模和产值进一步提高,效益进一步提升。2009年广东省农林牧渔总产值3337.59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五。农民人均收入达6906.93元,位居全国第四[1]。然而,广东人多地少,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且与科研脱节;加之农业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农业科技储备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因此,迫切需要大力加强农业科技研究,特别是农业基础科学问题以及广东现代农业发展共性关科技问题的研究,着力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水平,促进广东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

2 广东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现状

近些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加大对农业与农村的投入。农业科技贡献率与设施化水平不断提高,综合生产力逐步提高,农林牧渔总产值持续增长;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广东农业科技贡献率已由2002年的48%上升到2009年的5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由“九五”期间的18%提高到目前的40%[2]。农业机械总动力由2000年的1764万千瓦增长到2009年的2085万千瓦,增长了18%[3];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提高到46%[4]。单位土地面积粮食作物产出率从2005年的5010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5175公斤/公顷,增加了165公斤/公顷。农林牧渔总产值由2003年的1908.66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337.59亿元,增加了75%,平均增长率为1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4054.58元增加到2009年6906.93元,年平均增长率为9%;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003年的2927.35元增长到2009年的5019.81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0%[3]。

3 广东省农业与农村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资源短缺,人地矛盾突出

随着广东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地非农化日益严重,耕地资源紧缺状况越来越明显,耕地资源紧缺对土地密集型农业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强。广东农业发展面临土地等资源刚性约束较全国其它地区更加严峻。截止2009广东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位于全国倒数第二位,低于国际人均耕地警戒线(0.8亩/人),并且还在不断减少,耕地的人口承载压力日益加大[3]。

3.2 优异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

目前广东虽已建有许多国家作物种植资源库和多年生作物种质资源库(或资源圃),但许多特色、高抗、优异的种质资源仍散落在不同地方,加之缺乏科学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技术以及资源鉴定评价方法,大量的优异基因尚未被开发利用。例如,目前广东省已收集保存国内外栽培稻、野生稻资源22000多份,占全国稻种资源的1/3;但由于目前对稻种资源的鉴定评价主要采用常规的方法,主要针对形态及农艺性状,且基本停留在表型上,对性状表型与控制性状的基因关系,以及基因的传递和变异规律尚缺乏深入研究,更谈不上开发利用,对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5]。

3.3 优质、高效、安全的农业生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缺乏

现代农业生产离不开优良品种以及高效的种植技术,。然而,由于我省农户土地规模小,农业经营分散,优质、高效、安全农业生产的共性关键新技术使用动力不足,导致优质、高效、安全的农业生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缺乏,部分农产品的单位产出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以水稻为例,由于缺乏适应广东气候、土壤条件的优良水稻品种以及相应的高效生产技术,加之水体和土体污染严重,广东土地生产力及品质持续下降[5]。

3.4 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堪忧

在广东,由于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类激素和农用地膜等农用化学品,生活垃圾、废水、畜禽粪便和养殖业废水的随意排放,造成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再加上工业污染,农业生态环境呈现全方位恶化趋势,这种状况不仅增加了农业成本,而且也加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据统计,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分别为771.15公斤/公顷和34.82公斤/公顷,均位于我国31个省市的第二位。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致使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1][3]。

3.5 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繁

一方面,广东背靠亚欧大陆,面临热带海洋,地跨热带和亚热带,具有明显的季风性海洋气候,洪、涝、旱、台风、地质灾害频发,农业遭受的灾害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06至2009年广东省农物受灾面积达5127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达563亿元[3]。另一方面,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温度高、湿度大,病虫害如水稻稻瘟病、柑橘黄龙病、香蕉枯萎病等重大疫病发生频繁,而且发生的面积和危害有逐年扩大趋势;很多重大疫病,如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人兽共患病难以用药物有效控制,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据统计,广东粮食自给率仅为45%左右、猪肉自给率不到50%[5]。

3.6 农业装备及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广东农业装备高新技术研究相对薄弱,农业装备制造业的规模普遍偏小;缺少适合广东特色农产品的关键生产环节的适用装备,缺少优势农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加工装备与设施,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低。目前,广东主要农作物耕整地机械化水平只有53.5%,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28.6%,水稻机械化收获水平仅为5.9%,水稻机械化播栽几乎空白;有20万公顷的池塘尚未安装增氧机,占池塘总面积64.1%,机械投饵机的应用率更低,水质自动监控设备几乎空白[5]。农业劳动力人均农机总动力为0.62千瓦/人,排全国倒数第4位,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排全国第22位[1]。这种状况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竞争力不强。

3.7 农产品产后加工与市场发展滞后

目前,农产品加工的技术相对薄弱,产品品质单一,附加值低;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和产业配套存在缺陷,农产品流通不顺;农产品产后加工和市场发展滞后。以稻米加工为例,目前广东稻米年产量1400万吨以上,其中碎米占200万吨以上,米糠占140万吨以上,对米糠及碎米中蛋白质的产业化开发利用尚未起步。据统计,广东省方便糊、方便面食品产量约2万吨,销售额约为6亿元,发展速度缓慢[5]。

3.8 农业与农村信息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近年来,虽然广东农业与农村信息化水平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由于农业信息化资金投入不足;人民习惯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易接受信息化的新模式;加上农业科研机构、农业企业、政府机构等不同单位处于自身的利益、技术水平等种种原因,不能有效地实现信息共享;导致基层农业信息化水平低,缺少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播新信息的软硬件设备和大型实用的数据库;使得这些信息利用的主体无法完全投入到农业这个大市场中去,农业信息化服务市场难以真正形成。

3.9 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业产业结构亟待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

目前,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生猪、油料、糖料等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农资市场价格持续提高;农产品仍未走出“比较效益低”的怪圈。例如,我国一些重要粮食产品的到岸价格基本上和国内目前市场价格持平;但是由于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户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土地直接抛荒、隐性抛荒。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土地流转,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3.10 农业与农村发展区域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

近年来,农资价格上涨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经济波动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农民财政性收入处于很低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加大。2009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12倍,贫富差距高于江苏、山东、浙江[1]。广东城乡居民差距由2008年的3.08:1扩大为3.12:1(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除收入外,城乡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也很大[1][3]。

4 广东省农业与农村发展对农业基础研究的需求分析

4.1 对优异特色农业动植物品种资源的需求

动植物品种资源是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与战略性物质资源,动植物资源占有量的多少以及利用品种资源能力的高低是衡量未来农业发展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标准。目前尽管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十分丰富,但有大量资源流失国外,正面临“生物海盗”式的掠夺,因此,保护品种资源已迫在眉睫。广东具有丰富的热带亚热带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农业具有先天的品种资源优势,然而,广东动植物品种资源分布比较分散,且遭受人为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流失现象严重,而且对一些优异的动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不够,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粮食作物、果蔬花卉、林木、畜禽动物的种质资源等优异特色资源鉴评与保护与利用、优良农林、园艺作物和畜禽动物的品种创新。

4.2 对农产品高效生产共性基础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的需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同时,明确要求,“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发展现代农业,其首要目标高效、优质,即需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然而,就目前而言,农业动植物优良品种较少,良种覆盖率低,“大路货”居多,且良种缺少良法配套。以水稻为例,目前,广东省水稻生产重良种轻良法,因而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水稻良种的产量潜力,特别是超级稻品种的增产潜力。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农产品高效生产共性基础科学问题与关键研究。

4.3 对保障食品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需求

由于广东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石油农业的大力发展,广东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农业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广东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广东农用化学品的高投入、粗放管理、低利用效率现象较为普遍,,结果导致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并直接危害到人体健康。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绿色肥料、绿色农药、绿色饲料添加剂与食品添加剂等环境友好型新型替代性材料研发的共性基础理论与关键的研究、生态农业模式的构建理论与共性关键技术、农业环境复合污染防控理论和生态修复共性技术、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与无害化利用共性关键技术、农产品全程检测监控与追溯关键技术、农产品安全预警和应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对该方面基础科学问题的揭示和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将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崭新的途径。

4.4 对重大自然灾害与重大病虫害防控的基础理论与技术的需求

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台风、洪涝、干旱、低温、阴雨、寒露风、霜冻、冰雹、滑坡、泥石流、病虫鼠草害和畜禽疫病等灾害众多且频繁发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威胁。因此迫切需要开展灾害发生规律、成灾过程与发生机理等基础科学问题以及对各类灾害的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的研究将是保障农业稳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与长期的重大需求。

4.5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低碳农业与循环农业基础研究的需求

全球变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环境问题和承担的共同责任,也是世界各国进行环境外交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筹码。农业发展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农业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全球气候变化可导致飓风、暴雨、山洪、干旱等灾害的频繁发生,农业病虫害发病和传播速度的加快,水土流失、土壤退化、侵蚀和盐渍化的加剧、农业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下降、农业动植物产量的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对全球变化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进程,对农业而言,就必须走循环农业和低碳农业的道路,这也将是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循环农业和低碳农业的基础科学问题与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加强该方面的科技创新研究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4.6 对农业集约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生产基础理论研究的需求

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自动化、产业化、信息化、生态化(即所谓的“八化”)是世界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目标的必由途径,也是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的基础支撑与重要保障。然而,目前,广东农业生产与上述的“八化”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广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处于全国的中下游水平;设施农业、养殖业和加工工业的装备水平及智能化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以及国内先进省份相比还相距甚远;适合广东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与贮运保鲜的关键的机械装备和关键技术还十分缺乏;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水平滞后;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信息化程度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农业生态化生产以及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安全食品生产尚不普及。因此,开展农业集约化、农业信息化和农业智能化生产等方面基础科学问题以及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将是现阶段广东农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和实际需求,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保证广东农业率先实现代化,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编委会.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万忠,易海风,林伟君,等.2010年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1(2):1-4

[3]《广东农村统计年鉴》编委会.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4]李玉琪.农机补贴对水稻收获机械的促进研究.现代农业装备[J].2010(9):60-61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政策研究论文篇8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现代农业；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5-0017-04

一、问题的提出

表1是吉林省2000-2009年农业经济指标时间数列。

从表1可以看出，吉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粮食总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居住面积等主要指标正稳步攀升，第一产业比重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等主要指标正在稳步下降并趋于合理。数据表明吉林省农业正处于稳步发展过程中。

利用Excel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粮食总产量的相关系数为0.7484，农民人均纯收入与粮食总产量的相关系数为0.7436，可见，粮食总产量对吉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吉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吉林省第一产业发展并不稳定。从图1可以看出，最近三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趋势曲线的斜率呈下降趋势，表明第一产业对吉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状态。

图2为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趋势曲线。从中可以看出吉林省粮食总产量增长速度趋缓(其中，2007年和2009年灾害的影响粮食总产量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可以剔除)，表明提升传统农业的贡献率已经很困难。图3为吉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趋势曲线。从2004年开始，吉林省减免农业税，同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如果剔除农业税和直接补贴(人均近800元)，吉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呈滞涨状态。表明单纯依靠传统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已经十分困难。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单纯依靠发展传统农业，提高农业贡献率，提高农民的收入，已经十分困难。只有发展现代农业，才能提高农业贡献率，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二、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持

(一)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农发行的金融支持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保护。目前我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主要以“四项直接补贴”为主，即使是用于“六小工程”建设投入、中小学教育投入、农村医疗体系投入也是直接减轻农民负担，相当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相当于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促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平移。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直接补贴政策效应如图4所示。D是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不存在政府直接补贴时，均衡点是A(Q1，P1)。政府实行直接补贴后，均衡点为N(Q2，P2)。发生直接补贴之后，生产者收益净增加的幅度为矩形MNQ2Q1面积与矩形P1P2MA面积之差，多半都是负值。

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直接补贴政策效应如图5所示。Es是出口供给曲线，A、B、c、D分别代表所在区域的多边形面积。政府实行直接补贴后，生产者收益净增加的幅度为A+B+C，政府承担的补贴支出为A+B+c+D，国家经济利益净损失是D。

因此，用财政直接补贴提高农民的收入，最后必将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近期来看，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即不符合WTO相关规则，也不符合农业保护国际惯例，更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对现代农业实施支持与保护，政府应该以改善农业生产禀赋素质为重点。吉林省农业生产禀赋素质较差，改善农业生产禀赋素质必须依靠农业政策性金融。只有依靠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行为的引导，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培训服务、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等方面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才能改善农业生产的禀赋素质。

(二)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农业政策性保险的金融支持

粮食种植属于第一产业，粮食加工属于第二产业，农产品流通属于第三产业，由于种植、购、销、调、存、加工等环节脱节，农村经常出现“种粮难、买粮难、储粮难、卖粮难”现象，农业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只有发展现代农业，实施农业产业化，将农产品产业链上的种植、购、销、调、存、加工等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用工业化的思维来解决农业问题，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发展现代农业也加剧了农业风险。种植环节不但要承受自然灾害的风险，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民还要承受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风险，主要是价格波动风险，单靠国家粮食价格政策很难控制价格波动风险。农产品流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产品流通使农业具有了公共物品性，因此，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尤其需要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支持与保护。图6为实施农业政策性保险之后农民收入变动分析。

农业政策性保险，实质上是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在农户遭受巨灾产量下降或丰产年度粮食市场价格下降农户收入锐减的情况下给予农户一定的补偿，使农民的收入曲线(包括农产品销售收入和政策性保险补贴收入)沿QP=P1Q1移动，补偿金额为矩形BCQ3Q2，矩形BCQ3Q2的面积等于矩形OPlAQl面积与矩形OP2BQ2面积之差。

因为价格基数和产量基数不一样，农业政策性保险补偿并不一定能完全弥补农户的收入差额，但是，至少使农户避免了“谷贱伤农”问题，同时，通过政府的干预手段调整了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EAC>ED)。

目前，我国实行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是“由商业保险机构实施、政府给予一定的保费补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摊部分保费、农户承担一小部分保费”的保险模式，商业保险机构确定的无差别收益曲线通常QP≤P1Q1，收益曲线略微下倾，真正发生巨灾或价格波动时，农户得到的补偿往往过小。由商业保险机构开展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并没有真正弥补农户的收益损失。

三、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现代农业发展阶段的农业支持目标选择

农业支持与保护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实施宏观调控、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政策措施。在WTO框架下，我国应加大“绿箱政策”的保护力度，确立制度化的农业投入体系，建立农业保险制度，进行农产品贸易控制，建立健全农业保护的中介和载体，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现代农业发展阶段的农业支持目标是：

1.保障农产品供给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对粮食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增加。同时，受耕地资源减少、淡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不利因素影响，加上市场机制作用下非农产业对农业资源的吸纳，粮食增长空间十分有限，供求缺口将会存

在。因此，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始终坚持的首要目标。

2.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增加来自农业的收入

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绝对水平均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尤其是家庭经营收入低下，首先影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投资农业生产的能力，进而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生产者同其他社会行业的收入差距纳入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现代农业支持政策的目标体系。

3.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业生态环境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水土流失、农业用水资源匮乏、土地盐碱化和农田污染等。这些问题导致农业资源总量的减少和质量下降，自然灾难频繁发生，农业生物多样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农产品质量下降，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必须将其纳入政策目标体系，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中国的现代农业支持政策目标及工具的选择必须体现自身的特色。“以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为主、以财政补贴为辅”的农业保护政策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1.强化“政府与农发行的合作机制”

农发行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以贯彻、配合政府农业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为宗旨，是政府在市场上的延伸。因此，农发行与政府的合作，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增强地方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截至2009年底，农发行相继与各级政府签定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合作协议》30余项，协议金额近3000亿元。目前，农发行与政府的合作主要按照“政府协调、银行融资、企业承贷”的模式进行。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1)政策方面

一是确立银政合作法规，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制定银政合作的基本法规政策，规范银政合作机制，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开展银政合作确定政策法规依据。

二是解决农发行的信贷投放风险保障问题。农业信贷投放额度大、期限长、风险高等特点，客观上要求信贷风险保障要优先于其他信贷投放，因此，在银政合作中必须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形成一定的信贷保障措施，包括必要的财政补贴措施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三是宏观调控问题。在银政合作中，政府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为竞争可能导致的金融危机实施必要的金融控制，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引导银政合作健康发展。

(2)外部环境

一是建立有效协调机制。各级政府要积极协调财政、农业、粮食、水利、法律等多个部门的关系，形成支农合力，为农发行开展银政合作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建立支持、服务、合作一体的共生关系，实现共赢。

二是健全政府信用管理体系。加强政府信用建设，依法加大对不讲信用、破坏信用行为的惩罚力度，地方政府应积极支持和协助农发行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

三是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发展规模大、信誉好的担保机构。可以采取政府出资为主、社会筹资为辅的方式，创造条件形成风险管理能力强、运营规范、内控制度完善的担保机构，为农业政策性贷款提供有效保障。

四是加大对农发行的政策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努力提高各类财政补贴资金到位率，妥善处理粮棉挂账，增强农发行经营活力。引导和扶持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经营管理机制，培育诚信理念，提高企业守信意识，为银政合作提供优质的客户群体。

(3)合作模式

以政府信用为依托共建投融资平台，发挥农发行融资优势和政府的组织优势，促进银政合作业务的健康发展。在合作框架内，政府根据宏观调控目的确定支农项目并向农发行推荐项目，农发行根据项目性质、信贷风险保障措施等条件设置贷款类型、确定贷款期限，自主放贷，逐步建立“政府推荐、政策保障、银行融资、企业承贷”的合作模式。

(4)全面支持农产品产业链上的各个经济组织

农产品产业链上的各个经济组织包括：农户、农民合作组织、优势农产品产业基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

农户、农民合作组织、优势农产品产业基地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但是，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商业金融的经济性，致使商业金融明显偏离农业生产环节。政府应该制定特殊政策，激励农发行将支农资金向农户、农民合作组织、优势农产品产业基地倾斜。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流通企业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农发行号称“粮棉油”收购银行，似乎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流通企业能够得到资金满足，其实并不竟然。农发行信贷门槛过高、资金数额小、期限短，并且专款专用，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流通企业的资金需求。农发行应该降低信贷门槛，开发更多期限灵活、形式多样的金融产品以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流通企业的资金需求。

(5)降低财政直接补贴，将更多的补贴资金通过农发行的支农机制发放

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属于典型的“明补”。“明补”资金效率低下，大部分补贴资金充当了农户的收入，而不是充当资本。将“明补”转变成“暗补”，通过农发行发放，更能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

2.建立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

近年来，各国都在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方式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施保护和支持，既有灾害补偿，也有价格保护。我国目前侧重于灾害补偿。

(1)建立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法律体系

从国外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法律体系是必不可少的，而目前中国仍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对此，建议国家尽快建立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对农业保险的组织体系、经营范围、经营管理、赔付标准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在立法的建立的前提下，政策的实施才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也是农业保险几十年来没有完善壮大的根本原因。

(2)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

一是由政府组织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农业保险专用基金，设立独立的机构运作农业保险专用基金，并接受政府及司法的监管。

二是实行“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寻求与国外成熟的的保险公司合作，一方面学习国外成熟的经营管理理念，一方面最大程度的分散经营风险。

(3)中央加大专项财政补贴

“由商业保险机构实施、政府给予一定的保费补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摊部分保费、农户承担一小部分保费”的保险模式，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提出了挑战，导致地方政府不愿意落实农业保险相关政策。中央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农业保险的专项财政补贴，一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二可以使相关政策顺利落实。同时中央应该加大其他相关惠农政策的财政支持，加强农业保险同其他惠农政策之间的配合，完善农业的风险保障体系。

(4)扩大保险补偿范围

近年来，各国都在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方式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施保护和支持，既有灾害补偿，也有价格保护。我国目前侧重于灾害补偿。

应该扩大保险补偿范围，整个产业链上各个经济组织所面临的价格风险都应该纳入保险补偿范围。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吉林省科技发展规划项目“吉林省新农村金融制度环境优化研究(吉科合字20070618)”的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高峰，王学镇，羊文辉农业投入品补贴政策的理论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08).

[3]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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