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社会

知识与社会（共12篇）

知识与社会 篇1

摘要：符号互动论既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又是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取向的思想传统。它关注被实证主义社会学所忽略的情境知识,并赋予这种知识本源性的地位,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视角和描述性方法不仅为现代知识社会学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而且提供了对知识进行经验研究的有效进路。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情境知识,社会互动

知识社会学以知识的社会决定为预设,探索什么知识与怎样的社会条件相关联。它发端于马克思、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知识论,并于20世纪逐步形成实证、解释、批判三大知识社会学思想传统。[1,2,3,4]符号互动论是以美国社会学家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解释社会学流派,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对微观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境知识的关注、认知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渗透的立场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观点,对知识社会学解释学进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一 经验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

对知识的反思有久远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也是西方哲学中的古老话题和争论重心。在传统哲学中,构成知识的三个条件是信念、真和证实,知识即证实了的真的信念。[7]哲学知识论围绕三类问题展开争论:知识的性质或认识论术语的意义,认识的证实或知识的标准,认识经验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8]围绕第三个问题,主客二元论和唯我论各持己见:主客二元论将知识视为与客观实在相适应的经验,但无法证明这种经验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即如何证实为真的问题;唯我论认为知识是个人感知的结果,只有自我及其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但面临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困扰。

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初的兴起与哲学知识论血脉相连,一开始就以“对人类理性的社会学批判”为首要任务。[9]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知识社会学不同于哲学认识论的地方在于,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知识社会学考察具体的经验世界中的知识,用客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解释客观的知识,认识作为客体的社会条件对认知主体的影响,并将主体作为衔接两种客体因素的中间要素。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抱负,是要通过把认识论设想成仅适用于某种既定知识形式的理论的基础性结构,来解决不同认识论之间可能的冲突。换言之,知识社会学要在对思想意识如何受社会存在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知识的有效性等认识论问题有所贡献。

早期知识社会学家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等在特定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知识形式,思考这些知识同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关系。舍勒(Max Scheler)将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作为知识的三种基本形式,追问什么是促进每种知识增长和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10]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一类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另一类是政治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后一类知识是意识形态知识,是“受存在制约”或由知识生产者和持有者的生存条件决定的。[11]在早期知识社会学论域中,数学和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无涉于社会过程,而日常知识和情境知识则被视为抽象人文社会知识的衍生物和具体表达。前者后来进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后者则主要由符号互动论及现象学社会学予以阐释。

早期知识社会学虽然主张知识的存在决定性,但其目标依然是通过剥离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现理性的或科学的知识。舍勒试图分离社会因素对理性知识的影响,呈现理念的内涵。曼海姆试图揭示制约知识的各种关系,从而还原出最坚实的真理,克服与科学知识有关的相对主义。在其理论体系中,当剥离了社会因素,我们又回到了主客体双方的对立。[12]认识主体与客体虽相互关联但仍相互分离,虽然看到了社会客体对主体的渗入,但看不到客体中的主体的力量。所以,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不能彻底解决主客的二元对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综合了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进化论与过程哲学,提出了一种经验认识论。[13,14]按照这种认识论,自我返回到了主客体被给予的原初经验(社会世界)中,由先验的认识主体转化为在行动中不断被建构的对象性存在。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我在社会世界中形成并产生自我意识,而社会也不断因自我的活动而被重新建构,自我与社会在符号交流过程中不断得以更新。这就将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纳入实践的辩证过程中,揭示了主客体之间不可分割的持续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打破了哲学认识论关于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和对立。[15,16,17]

沿着米德的道路,符号互动论赋予情境知识以基础性地位,而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人文社会知识;“社会”不再是超越主观的客观实在,而是主观不断参与建构的互动过程;知识和社会之间不再是单向决定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此外,早期知识社会学的命题始终停留在哲学假设上,没有通过严格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缺失,与其宏观定向的理论进路不无关系。而知识的社会决定预设导致的对“知识社会学”这种知识本身的驳斥问题,也经常受人诟病。对于这些问题,符号互动论均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作出了回应。

二 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符号互动论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轻视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提出行动者的认识、行动和互动构成社会的理论命题。其思想奠基人米德试图探索个体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发展用社会行动解释个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米德吸收了实用主义哲学关于真理的经验关联性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客观的意识研究方法,提出根据个体的行动、特别是(并非只是)能被他人观察到的行动来研究个体经验的广义的行为主义方法,并将理解个体的行为与经验置于整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发展出“社会行为主义”方法。米德之后,布鲁默(Herbert Blumer)系统提出了以符号互动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其核心仍然是意义、自我等情境知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

(一)情境知识:意义和自我

符号互动论关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知识。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这类知识被视为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根本上决定于社会结构。但依据符号互动论,这些知识依托每一个互动情境和行动主体而产生、存在、传递和再生,在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和行动者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往复穿行,并非完全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和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符号互动论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有生命力的而非静态的知识,直接与行动的人而非社会结构相连结的知识,具有突生性和创造性而非仅仅被决定的知识。

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行动者对某事物所采取的行动以对该事物赋予的意义为基础;这些意义产生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这些意义通过自我解释过程不断修正。[18]2这一假设序列围绕“意义”展开,“意义”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米德视意义产生于三重关系中:“某个有机体的姿态、以该姿态为其早期阶段的社会动作的结果以及另一个有机体对该姿态的反应,是处于姿态与第一个有机体、姿态与第二个有机体以及姿态与特定社会动作后阶段之间的三层或三重关系中的一组事项;并且这个三重关系构成了意义从中产生的发源地。”[19]60意义由反应赋予或说明,第二个有机体的动作或顺应性反应使第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具有意义。布鲁默则说,“一件事情对于个人的意义产生于其他人由于某一事物而对他发生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动发挥作用以定义该事物对个人的意义。”[18]4可见,意义不是一种观念和意识状态,而是客观地存在于经验领域之中。当我们对发生三重关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获得对意义的认识时,它才具备主观形态。这种为主观所掌握的意义就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也有“意义”这一概念,他将意义分为“表达性意义”(expressive meaning)和“文件性意义”(documentary meaning),探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表达性意义指文化客体的创造者试图表达的客体,而表达性意义背后有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为文件性意义,对两种意义的认识构成解释学循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所探究的行动意义也是一种表达性意义,但对于一次互动过程而言,其表达性意义与米德所说的“意义”指向不同。韦伯的表达性意义是主观的,产生在行动之前,由文件性意义即抽象知识来说明;米德所说的意义是客观发生的,之后进入主观领域,由行动的反应来说明。不过,二者所指的内容可以关联起来。现实中可能出现这样的过程:行动者A依据某种意图(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做出某种姿态,互动对方B对该姿态作出反应(可能如A的意图所期待的,也可能不是),A对B的反应予以识别(布鲁默所说的互动中为情境赋予意义),更进一步,对过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形成新的行动意图并采取新的反应行动。面对这一过程,米德强调,A的姿态的意义在于B的反应,并在A对这一过程的反思中获得;曼海姆则关注A的行动意图,并挖掘能够解释这种意图的客观意义。曼海姆所说的行动意图要想被互动对方理解并做出被期待的回应,A的姿态的意义需要被互动双方共享,即这一意义相对于互动双方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过去的互动产生的意义在行动者主观经验中的沉淀。由此,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可能来自过去的一次互动过程。

社会生活往往是多方参与的过程,或如拟剧论所隐喻和描述的,有其他“演员”和“观众”。这时,某种姿态或者说行动的意义不仅如上所述来自互动中特定个体的反应,还是来自互动过程中多个参与方的反应。参与同一过程的共同体各成员对某种刺激会产生各自的反应,行动者可以将各种态度表现组织成为整个共同体的态度,称为“泛化他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具有综合性的意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过模仿和嬉戏阶段,到游戏阶段能够发展出对泛化他人的态度的认识。“游戏规则”就是这种知识,参加游戏者知道游戏中的每个角色如何行动及其他角色如何反应。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套规则是稳定的,处于个体之外,个体习得并加以使用;但米德所关注的,是成员个体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扮演他人的角色,领会自己行动和他人行动的意义,成功地参与互动。

意义知识的主体可能是行动者的姿态、语言,可能是石头野兔一样的物理对象,也可能是行动者本身。行动者对其自身的认识即为“自我”知识。合理的行动要求“个体对他自己采取客观的、非个人的态度”,“成为它自身的一个对象”[19]109。布鲁默将米德关于自我的认识进一步情境化,自我的定义依情境不断变化。“自我”是一个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概念,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没有这一概念。在宏观取向的社会学体系中,这个因素并不重要,但在符号互动论中是衔接各种要素的枢纽。

自我之外的认知对象可称为客观世界。米德认为,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之间是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关系,我们是以社会性态度对待非人类的物理对象的,这种态度决定了物理对象的存在和性质。[19]145布鲁默将使事物成为一个客体并赋予其意义的现象称为“自我象征”,这一概念将客体的意义同自我关联起来。[18]81在这一过程中,事物的意义不是其固有的,而是认知者与物理客体的互动的产物。我们谈论共同的物理对象,并形成关于它的普遍意义,科学就是通过交流从总的事件结构中抽象出来的与科学目的有关的种种同一性。[19]63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排斥关于物理对象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这种知识是客观而普遍的。符号互动论将物理知识与人的经验关联起来,并认为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来自交流产生的共识。

简言之,不论是关于自我的知识,还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在符号互动论视野中都是对这些对象的“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互动中该对象所引起的反应,该反应或来自互动一方,或是互动多方反应的综合。互动是这些知识的来源,知识与社会互动不可分割。

(二)情境知识的社会形成机制

初创时期的知识社会学基于实在论的进路,将“社会”视为一种社会阶层结构(马克思和曼海姆)、价值次序及支持其的社会力量(舍勒和斯达克)或者社会事实(迪尔凯姆),而社会行动则由结构和制度等“社会”因素塑造而成。在符号互动论中,“社会”是由个体间的行动和反应的交互过程及社会互动组成的,“互动”就是“社会”本身,个体间的互动共同组成社会整体。在米德的思想中,“社会”是一种互动模式,“社会制度是一般社会生活有组织的表现形式”[19]204,这意味着社会制度是一系列互动的组织化。布鲁默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但不决定行动,人们针对情境而行动。社会组织介入行动之中是指它形成人们行动的情境以及为解释情境提供固定的符号,但情境和符号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互动先于结构。[18]78

符号互动论的前述三条理论预设说明了“意义”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第一条指出知识的功能,第二、三条指向知识的来源。“知识的社会决定”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论题,符号互动论至少从五个方面证明了这一论题。

首先,互动过程促成了意义知识的产生。米德主张,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是互动过程的产物,对意义的认识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反思获得。心灵具有根据不同刺激把握不同反应的可能性并指出意义的能力,“反射”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必要条件。参与某一社会过程的个体通过“反射”返回到个体经验自身,将整个社会过程引入其经验中,意识到自身的行动、自身行动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参与过程的各个体的关系,意识到由于各个体的反应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过程变化。有机体经历这些社会过程后,经验中出现以这些意义为内容的新的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日常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意义认识的社会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意义作为认识对象,本身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对姿态的反应;第二,对意义的意识受认知者感觉结构影响,具有选择性;第三,意义的机制即心灵产生于互动过程之中。心灵是从交流过程中突生的现象,虽然生理机制必不可少,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生物学功能也首先是社会的”[19]104-105。个体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反应接纳到自己本性中,形成心灵的内部结构,以后则借助符号唤起这些反应,并成为接受新知识的基础。[19]211布鲁默更为强调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解释不仅是对已经存在的意义的自动应用,也是意义的形成过程。

“自我”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库利(C.H.Cooley)“镜中我”的思想(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应),是自我知识产生于社会互动的生动摹写。米德吸取了这种思想,认为神经系统的发展使个人重现他人动作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他人对“我”的行动的反应被构造出来,自我由此形成。人们通常根据我们所属的群体和社会情境对自我进行组织,从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从社会群体整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自我。我们同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关系,把自己分成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与不同的社会反应相应。采取社会过程中其他个体对自己所持的态度不足以形成最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而必须对所属群体所参加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采取该群体所持的态度,即“泛化他人的态度”,才能发展出完全的自我的品质。[19]122米德使用“角色”这一概念,指儿童在嬉戏和游戏中创造想象中的伙伴,从而扮演他人角色,想象了某一反应或一组反应而构造自我。这里的“角色”指在一次行动过程中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期待,有别于后来的“角色理论”中所说的具有稳定的社会结构意涵的“角色”。

其次,基于互动和泛化他人的态度的思维是生产新知识的机制。社会对认识的塑造还通过“思维”过程实现。思维过程是一种自我互动,是对反应的发挥。[19]90米德将自我分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关于自我的认识,由认识的主体“主我”来描写;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情境以及因采取他人态度而出现的自我的反应,是组织各种反应倾向后采取动作的方式。自我互动是凭借主我和客我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进行的社会过程,两方持续对话,形成推理的思维。自我互动中采取泛化他人的态度,为具有共同的即社会的意义、作为思维的必要前提的系统或论域的存在提供可能。与自己进行的对话是将在社会过程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的会话内在化于经验中,根据未来的可能结果和过去的经验,有目的地对一系列环境因素和他自己的态度进行组织。理智的选择和组织对一个或若干个特定对象存在着可供选择的不同反应,解决当下行为问题。思维则将过去经验、未来预期和当下情境关联起来,在意识中加工材料和生产新知识。[19]78

第三,互动过程塑造了知识的普遍性和相对性。产生于互动的知识为互动各方所共享,就具有了普遍性。个体通过居于他人的地位而占有他人的视界,同时,他从自己的视界出发向他人表示该意义,从而使该意义出现在自己和对方两者的视界中。当互动双方对该事物持相同的反应时,这种反应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米德认为,意义的普遍性使得对他人的理解成为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引起由我们的姿态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种反应越多,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就越多。”[19]212但意义也有相对性。其一,互动过程不同,同一对象对不同互动参与者有不同意义;其二,同一互动过程中,如果多个个体对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该刺激对他们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要求不同类型反应的合作过程中,一个个体的动作就要求引起其他个体不同的反应。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抽象的知识是被共同体普遍使用的知识,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则是从中衍生出来的。而在符号互动论中,互动过程创造了相对于情境的知识,又使该知识被情境参与者共享。

第四,既有的社会互动经验会对后来的认识产生影响。当原有经验在新情境中重现,对姿态的反应就从对该姿态的识别开始。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刺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就能够辨认这一刺激物。过去的经验以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变化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并保存在经验中。要想理解有机体对具有历史的某情境作出反应的方式,就要考虑过去的动作对该有机体产生的影响。

第五,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通过互动过程对认识产生影响。符号互动论后来的发展,如角色理论、拟剧论、参照群体理论和预期状态理论等,更多关注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互动过程以及情境知识的影响。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宏观和微观的领域存在松散的耦合,两种层次的解释相互补充。宏观现象规制着互动,但互动过程并不与结构变量一一对应。互动至多是结构安排的表达的演进,帮助互动从可资利用的指称系统中进行选择。戈夫曼的拟剧论描述了个体如何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前台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制约了演员的角色表现,但具体的表演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演员在互动中进行印象管理,试图控制观众的反应。这一过程隐含着演员关于舞台的情境、观众的期待和自己的表演的知识,演员采取多种技巧,调节自己的表演方式,获得观众对自己的理想评价。关于理想的表现和观众的预期的知识由既定的社会规则确定,但选取哪一规则则是在认识情境的基础上作出的相应选择。所以,关于具体互动情境中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的知识产生在表演过程中,而表演中应对没有预料的情境的表现和弥补表演失败的举措则是因由互动而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拟剧论思想显示了传统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宏观因素如何在微观情境下发挥作用,这是被布鲁默忽略的部分。

(三)知识行动的社会后果

符号互动论不仅主张社会互动建构了知识,而且进一步认为,知识也同时引导行动并建构社会。托马斯(W.I. Thomas)认为,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某种情境被定义为真实的,这种情境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一著名的“托马斯定理”是知识对社会产生建构作用的精辟论述。在布鲁默看来,决定行动的知识不是某种社会因素如结构、价值等或心理因素如动机等,而是行动者对情境的具体解释,是关于具体情境的解释建构了社会。戈夫曼的拟剧论则阐释了社会行动者依据对情境的认识,通过表演性行为建构他所期望的社会状态。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知识对社会的影响被归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抽象知识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缺乏更新社会结构的力量。而在符号互动论中,知识则是形成行动、建构社会的依据,与行动彼此依存。

综上所述,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互动的社会过程提供了知识的内容,促成了知识生产的心灵机制;互动生产的知识影响其后的知识生产,这些知识的融合沉淀形成相对稳定的符号和意义。换言之,符号互动论以社会互动作为知识的根本来源,新知识产生于互动过程,而关于未来的预期、当下的情境和过去的经验的知识又是展开行动的依据,较为稳定的知识提供了可以直接运用的行动模式。知识与社会行动的交互建构,在辩证关系中存在和演变。

三 符号互动论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符号互动论并未为知识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决定知识”预设提供证明,而是形成了认识知识的另一个社会学视角。符号互动论在知识的范畴、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产生机制和社会功能等)、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首先,符号互动论以情境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知识可能是经验知识的再现,可能是新情境中的突生。情境知识涉及到行动者自身即“自我”和客观世界,这些知识来自单一对象的反应或泛化他人的态度。从其产生看,这些知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延续互动的动力下产生。知识材料来自先前的互动,某一行动或事物的意义在于互动对方的反应,它们并不是社会意识的内化,也不完全决定于社会结构特征。从其性质看,一方面因为互动情境影响知识生产,所以知识具有内容上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或同样的情境,不同个体对刺激产生相似的反应,获得相似的认识,这种认识相对于该情境又具有普遍性。从其功能看,情境知识存在于每一具体的互动情境中,它关于未来期待、过去经验和当下情境的认知和意识决定了个体的行动。

其次,符号互动论揭示了知识生成的互动过程和“心灵”机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同刺激性行动、反应性行动、客观情境、主观反思和思维等要素的关系。这种“互动情境催生新知识”的思想,不仅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而且为知识社会学引入了微观发生学的研究进路。

第三,符号互动论指出了知识对社会的建构功能。符号互动论指出,在赋予情境意义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创造了客观世界,而这一客观行动既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也是下一反应的刺激,成为“社会”的组成元素。这一贡献突破了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单向决定论,与批判理论所主张的观念的行动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符号互动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为知识社会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符号互动论反对先验的因果关系假定,认为行动的产生没有明确的原因,影响个体情境定义和行动的变量取决于行动者的选择,是运用符号的解释过程。布鲁默针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存在的依据某种程序和规则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从经验世界本身出发,并付诸经验世界进行检验,获得理论认识。知识社会学研究不是寻找抽象的知识体系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而是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立场上,描述具体情境中互动者的认识的产生过程。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涉及社会越轨、精神疾病、集体行为、儿童社会化、死亡和艺术等,以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经验研究广泛探讨了特定的自我概念、情境认识、抽象观念等的形成如何受到互动情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会对人们的行动发挥怎样的引导作用。多数研究都表明,认识不仅受到互动情境中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互动关系的影响,还受认知者的既存经验影响,而这种经验可能来自过去的社会互动,也可能来自他人主观经验或共同体的普遍知识。所有这些因素被吸纳在一个互动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创造出新知识。通过经验方法考察情境知识,揭示知识产生过程中知识同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传统的知识社会学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最后,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有效回避了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如前所述,符号互动论从一开始就反对主客二元论,而后者正是产生知识社会学自反性问题的基础。米德认为,我们对客观世界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但这里所说的“客观”不同于实证主义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依据米德,当我们区分主观经验和反思经验时,主观经验可能不干预反思经验,从而获得客观评判的知识。换言之,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把经验同自我分离开,抑制对某种感觉或反感事物的反应,使它不再是有关个体自我的经验,从而对其进行客观的评判。[19]133-134布鲁默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也承认同一物在不同社会中会有不同意义。但他认为,同一共同体中的研究者对同一客体应该能获得一致的认识。按照米德和布鲁默的知识客观性思想,联系其实用主义共识真理观,我们不难推断,知识社会学的论题如果被普遍认同,就是客观有效的。这样,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就在他们的理论中被略去了。

知识与社会 篇2

价值尺度的含义：货币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职能。

流通手段的含义：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货币的其他职能（P5）：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3影响价格的因素：

（1）价值决定商品价格：首先，他们的价值量不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量越大，价格越高；商品价值越小，价格越低。其次，价格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气候、时间、地域、文化等。各种因素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商品的供求关系来实现。

（2）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

4价值规律的作用（P6-8）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第一，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第二，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5 常见的消费心理（P9-10）（1）求同心理（2）求异心理（3）求名心理（4）求实心理 走进科学消费观（重点）（P10）（1）量入为出，适度消费（2）统筹兼顾，合理消费（3）保护环境，绿色消费（4）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第2课 企业的生产与经营 企业的含义（P11）：企业是依法设立，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提供商品的经济组织。

企业的类型（P12）：按所有制形式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按组织形式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P13)第一，面向市场，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第二，创新技术，推动企业集约型发展；

第三，提高质量，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和形象； 第四，改善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第五，适度扩张，追求规模效益。3 增强诚信意识和创新意识（P15）：透视企业经营的状况，理解企业形象、诚实守信、名牌产品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诚信意识和创新意识。

（1）诚信是企业的立企之本：市场不欢迎缺乏诚信的企业。顾客不欢迎缺乏诚信的企业。

（2）品牌建设是赢得诚信的重要举措。

（3）创新与创新意识：创新是指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一切领域、一切层面上淘汰落后的思想、事物，创造先进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事物的活动过程。创新意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解决自身生存，增强发展能力的精神力量；创新意识促成生产方式的进步，带动经济飞速发展，推动人们解放思想，促进社会政治向更加民主宽容的方向发展；创新意识还能促成人们素质结构的变化，提升人的本质的力量 企业中的劳动者(重点)（P15-18）

（1）企业中的劳动者包括：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普通工人等

（2）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P17）

第一，确立职业理想，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

第二，培养道德品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第三，学好专业知识，提高职业技能；

第四，掌握学习方法，培养自学能力。（3）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P16）

第一，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第二，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第三，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企业长盛不衰的保证

第3课 个人的收入与理财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分配制度是（P22）：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重点）（P21）

（1）坚持效率原则，就是要大力发展力，坚持使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和劳动报酬紧密结合起来，就是按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打破平均主义，激励劳动者和建设者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多劳动、多积累。

（2）坚持公平原则，就是要防止分配不公，避免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的相对合理，投入同样的劳动和生产要素，应当获得大致相同的收入；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应当得到有效控制，以免损害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公平与平均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平均主义是完全不考虑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和生产要素的投入与贡献，人人均等。我们既要坚持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原则，也要反对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只有在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财富额基础上，社会公平才能逐步实现，没有效率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保证，只有分配公平，才能维护劳动者权益，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依法纳税：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

（1）组织财政收入：税收是政府凭借国家强制力参与社会分配、集中一部分剩余产品（不论货币形式或者是实物形式）的一种分配形式。组织国家财政收入是税收原生的最基本职能。

（2）调节社会经济：政府凭借国家强制力参与社会分配，必然会改变社会各集团及其成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减少了他们可支配的收入，但是这种减少不是均等的，这种利益得失将影响纳税人的经济活动能力和行为，进而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政府正好利用这种影响，有目的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从而合理调整社会经济结构。

（3）监管管理社会经济活动：国家在征收取得收入过程中，必然要建立在日常深入细致的税务管理基础上，具体掌握税源，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并同违反税收法灵的行为进行斗争，从而监督社会经济活动方向，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税收的作用就是税收职能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具体表现出来的效果。税收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能够体现公平税 负，促进平等竞争；调节经济总量，保持经济稳定；体现产业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合理调节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国家权益，促进对外开放等。国家只要征税，税收就要发生作用。税收宏观调控是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研究税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4 正确行使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纳税人的权利：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察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

纳税人的义务：依法进行税务登记，依法设置账簿、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以及依法开具、使用、取得和保管发票的义务，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备案的义务，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的义务，按时、如实申报的义务，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接受依法检查的义务，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 投资理财

（1）储蓄的含义（P24）：储蓄是指将货币存入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当存款到期或储户随时提取时，由金融机构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活动。

储蓄的特点：存取自由、安全性高、收益稳定

(2)我国债券主要分为（P25）：国债、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3)商业保险一般分为（P26）：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

第4课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P30）：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P30）

（1）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1 / 4 基本经济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2）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额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有经济的支柱，对国民经济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应保持国有经济的支配地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原因（P33-34）

第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状况决定的； 第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了解）（P35）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实行强有力调控的市场经济。5 遵循市场规则 维护市场秩序（重点）（P36）

（1）市场要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需要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一方面，要求企业与居民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2）市场经济的规则主要包括（了解）（P37）自愿交易：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与谁进行交易，以什么价格进行买卖等方面具有充分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强买强卖。

平等竞争：是指个人、企业、政府在市场活动中具有平等地位，按照相同规则开展竞争，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和歧视。诚实守信：是指在市场活动中，买卖双方必须以诚待人、信守诺言，严格执行合同、履行义务，行使权力，杜绝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价有偿：是指在市场活动中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等，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人财产，实行等价交换原则。

第5课 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了解）（P39）

邓小平为我国设计了实行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行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名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经济上有以下目标（P41）

（1）第一，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一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第二，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第三，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明显增加，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

第四，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比较普遍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标志着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系到我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了解）（P43-P46）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2）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两方面内容。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P46-47）

（1）含义：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形态，其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如何做：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放到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上，推动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

（3）对消费要求：在保证人民群众过上舒适的小康生活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浪费；要在全社会形成以节约为荣，浪费

可耻的文化氛围，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习惯。

第6课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日益扩大的对外经济贸易（了解）（P48-49）

对外开放的影响

（1）使我国迅速实现了向国际贸易大国的转变。

（2）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3）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4）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对外开放作用

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使我国经济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上与世界融合在一起。2 “引进来”和“走出去”

我们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更直接地投身国际市场竞争，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与经济合作，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3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必要性（P52）

首先，对外开放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其次，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对外开放

最后，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4 增强风险意识（P53-P54））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提高风险意识，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的同时，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全面增强自我保护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正确面对全球化

（2）积极参与全球化

（3）在全球化中加快发展本国经济，增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

第7课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了解）（P59—61）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最

高立法权、最高决定权、最高任免权和最高监督权。各级人大代表都由选举产生。（2）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体现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立其他有关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 2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性（P61-62）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植根于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有利于人民牢牢掌握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第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内容（P63-65）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之间是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

第二，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第三，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活动准则。第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P65-66)

（1）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是由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3）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5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了解）（P68）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6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P68)

（一）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激发了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的责任感

/ 4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7 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意义（P73）

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高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能力（P73-74）

首先，必须增强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意识。其次，必须了解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基本内容。最后，必须提高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能力。

第8课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了解）（P75-78）

（1）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2）民主和社会主义具有不可分割性。

（3）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

（4）发展基层民主，保障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P77）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1）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不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2）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任务虽然提了出来，但还缺乏研究和探索，远远没有破题；

（3）在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上，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等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监督的改革还缺乏力度，从而使腐败不绝、吏治失范、权威流失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P79）

（1）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又是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实行依法治国，才能把党的主张与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统一起来，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P81）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整合人民群众中各阶层和群体的不同利益。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9课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形式（P88）

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民主选举、民主决裁、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 行使监督权的主要途径（了解）(P89)

第一，通过信访制度行使监督权.第二，通过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行使监督权。

第三，通过舆论监督制度行使监督权。3 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P91-93）

政治职能：保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及各种合法权益：保护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民主、协调社会

矛盾；保证社会公平、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

经济职能：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调控，制定中长期规划，进行产业政策指导、信息发布以及规范市场准入；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做好服务。

文化职能：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组织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提高文化软实力。

公共服务职能：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实施公共政策、扩大社会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健全政务、办事和信息等公共服务系统。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了解)（P92）

公民监督政府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批评、建议、举报、信访、行政复议、申诉、行政诉讼、民主评议、民主测评。5 政府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意义（P93）

对政府进行制约和监督，就是为了促使政府机关及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不滥用行政全露；促使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防止和减少工作失误；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10课 履行义务 承担责任 自觉履行政治性义务（重点）（P94-96）

第一，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第二，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第三，遵守宪法和法律。

第四，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2 履行政治性义务的意义（P96-97）

第一，有利于公民政治权利得到广泛充分地实现。第二，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第三，有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3 有序参与政治生活（P98-99）（1）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政治意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

（2）政治参与既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责任，公民应当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范围内，通过正常的渠道和途径表达政治愿望和要求，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

（3）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P100-101）

（1）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2）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宗教独立的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3）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包括：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第11课 关注国际社会 维护国家利益 我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P102-105）

（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二）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三）自觉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2 自觉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重点）（P105）

（1）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分聚离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主要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

（2）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确定对外政策及其目标的基本依据，国家利益的内容是变化的，国家利益的变化会导致国际关系的变化。

（3）任何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都必须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4）作为一名中职学生，我们要树立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3 / 4 努力维护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同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P107-108）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积极意义（P109-110）

第一，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第二，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第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就是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立足本职岗位，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第14课 构建和谐社会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意义（P130）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2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重点）（P131—132）

第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第五，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第12课 关注和改善民生 教育是兴邦之本(了解)(P114-115)第一，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3 第二，教育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 局性的地位。

第三，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 2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P115-116）

首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主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我国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都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举措（了解）（P118）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及保障水平并缩小差距。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意义（P119）

（1）社会保障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制

度安排，是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社会保障，民之所安。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功能就是保障人民群众在年老、失业、工伤、生育时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影响；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群众有生活来源，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基本生存的“安全网”。

第13课 建设和谐文化 文化的多样性（P122）

不同文化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现实。对待不同性质的文化，要弘扬先进文化，抵制低俗、腐朽文化。2 建设和谐文化（P124）

首先，建设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其次，建设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再次，建设和谐文化，是促进人的心理和谐的需要。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了解）（P126–12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P128）

（1）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是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凝聚人民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发展的有力保证。

（2）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加强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4 / 4

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 是统筹兼顾。精神实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要求（P13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 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P134）

首先，要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

论知识社会、终身学习与图书馆 篇3

关键词：知识社会；终身学习；图书馆

1.知识社会中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知识社会需要终身学习这不仅是个人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个人在迅速变迁的知识社会里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为应付变革与困境必须终身学习；而社会、经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竞争变得日趋激烈，知识与学习在知识社会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知识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长。据统计，科学知识每年的增长率60年代以来从9.5%增长到10.6%，到80年代每年增长率达12.5%。知识的飞速增长必然带来知识更新、老化的速度加快。对IT行业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几年前，“网络”一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今天个人计算机联网已经成为现实；各类型的计算机让人应接不暇。现在大学生在校学到的知识中属于科学史上继承性的知识只占10%，而现代科学知识占90%，由此可见，知识社会中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使得知识总量不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中和每一个人必须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以获取更多、更新的知识，这样才不会落伍才不会被淘汰。

知识社会中，人们迎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择业与就业。与知识老化、知识更新相对应的就是职业的迭替，新的专业不断出现，这是知识社会的一个表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资料，当代基础科学已有500个以上的重要专业，技术科学有400多种专业领域，在发达国家，1950-1965年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8000多个原有的技术工种消失，同时出现了6000多个新的技术工种。由于科技的发展，美国小企业的变化极为迅速，每天平均新产生300-400万家，同时有相同数量的企业倒闭，美国的人才平均每人一生流动12次，经合组织国家每人平均5年更换一次工作。可见终身职业已成过去，人们为了择业和就业必须不断地学习，所有这些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2.图书馆是终身学习的最理想场所

首先，在知识社会里图书馆将真正成为没有围墙的终身大学校。图书馆服务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无论他们个人差异如何，在图书馆内可以受到机会均等的教育，成为每一个人自我学习中一种最便捷、最省钱、最省时和最省力的学习渠通。国外许多综合国力名列前茅的发达国家或重视教育的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开展终身学习中，把图书馆置于核心位置。

其次，图书馆有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文明氛围，图书馆一般都环境优美、建筑设计庄重典雅，馆内清静整洁、行为规范、文明有序，这些都会对培养人的气质、情趣等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图书馆自由的学习空间与宽松活泼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培养人的个性特色及创新精神，每一个人可以更好地按照自己的兴趣、目的和方法去获取知识和信息，去鉴别、判断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去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再次，图书馆所蕴含的信息资源数量庞大、类型众多、内容丰富，而且其信息资源具有广泛性、系统性、连续性等特点，是任何一个学习机构无法相比的，不管是什么层次的用户，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相应的学习资料，这为人们的终身学习提供文献信息保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在图书馆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图书馆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信息化服务方面的能力不断加强，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开通，国内已有多家大学的图书馆通过校园网与互联网相连，向网上用户提供本馆网上信息服务，用户可以不受时间、空間的限制获取信息资源。另外作为重要信息资源集散地，一些图书馆经常能引进各类先进技术设备，例如现在很多图书馆都建立了电子文献阅览室，因而在硬件资源设备方面图书馆也具备优势。

3.图书馆实施终身学习的措施

A.充分发挥教育职能

图书馆自古以来就具有教育职能，图书馆应充分发挥教育职能，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演讲会、讨论会、展示会、学术研讨会等提供终身学习的各种知识、信息，介绍经验，造成声势以推动终身学习事业的发展。

B.重视学习国外经验

日本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上到政府下到图书馆，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实施终身学习的政策措施，例如在1990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终身学习的法律“终身学习振兴法”，组成“终身学习推进会”，充实“终身学习局”的预算，鼓励金融机构对图书馆及相当设施进行融资等。非常可喜的是，我国也把终身学习作为基本原则列入《教育法》，但还缺乏具体的实施体制和措施。日本的这些措施值得我国借鉴。

C.加大信息资源开发力度

知识社会中知识、信息总量不断增加、不断更新，而人们对于知识、信息的接收能力所限，面对汹涌而来的知识化、信息化浪潮，人们已经感到无所适从。图书馆传统的信息资源开发已不能满足用户对图书馆的要求，因此加深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力度变得日益重要，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原始信息进行分析研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以便贮存、传输和使用，提高信息的实用价值。图书馆应积极地利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将有关终身学习的信息数据化，建立信息库和信息网络，并充分利用终身学习资源，帮助每个用户规划自己的终身学习课程，不断提高用户的吸收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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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亚虹等.教育机制改革与图书馆.图书馆杂志.1998.03

[3]张复华.知识经济与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1998.05

[4]李击等.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外国经济管理.19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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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祖实.“知识主体社会’与智能素质教育，教育理论与实践.1998.01

[7]惠永正.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中国信息导报.1998.04

知识与社会 篇4

关键词：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知识共享

随着全球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知识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资源。根据资源创造的交换与整合两阶段理论，知识分享是知识创造的前提。在知识管理领域，信息系统学派主张从构建IT网络、知识库等角度拓展知识共享途径，经济学派则从经济激励角度解决知识共享困境，但由于知识形态的无形性与价值的不确定性，知识共享的显性经济激励机制难以为继，知识共享网络虽然创建了优良的基础设施，却可能由于激励不足而陷入瘫痪状态。社会资本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很多合作行为，逐渐受到知识管理学者的重视。其中，知识型团队是组织管理知识型员工的一项伟大变革，它是组织进行知识创造、知识分享、知识学习、知识整合的重要单元。因此，本文以知识型团队为背景探讨员工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从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为组织管理知识提供一些建议。

一、知识共享的障碍因素分析

在分析知识共享的障碍因素时，应充分考虑知识共享的主体带来的主观因素以及不依附于人本身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员工参与知识共享的主要问题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冲突，知识共享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接受者带有明显的收益，对发出者则意味着高成本，因此知识拥有者缺少与他人分享知识的意愿。同时，知识搜寻的难易度和渠道的丰富性也会影响个体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可能性，是知识共享有效运转的前提。此外，知识共享还依赖于知识发出方具备以知识接收者容易理解和吸收的方式将知识传递出去的能力，以及知识的接收方具备辨别知识价值、获取外部信息、消化吸收并加以开发利用的能力。因此，可以将知识共享的障碍因素归纳为：知识共享机会、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能力，其中，知识共享的机会是基础，知识共享的意愿是关键，知识共享的能力是保障。

二、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

（一）团队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维度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Adler&Kwon对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社会资本概念错乱表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外部视角差异造成的。无论采用何种视角，社会资本都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促进其他资源转移的资源或能力，二是转移资源的能力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而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转移能力就属于社会资本。鉴于社会资本的这两个关键特征以及团队成员合作的关键作用，将团队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团队成员内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有助于成员进行资源交换的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或能力。

Nahapiet和Ghoshal在研究社会资本如何促进智力资本的建立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关系与认知三个维度，建立了清晰的研究框架。本文研究采用Nahapie和Ghoshal对社会资本维度的划分，研究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的关系。

（二）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匹配关系研究

如前所述，知识共享受到知识共享机会、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能力三方面的影响，Adler和Kwon将Nahapie和Ghoshal所提的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与机会、意愿和能力相对应，其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刻画了个体间的连结模式也就决定了知识共享机会，关系性社会资本中的信任等是社会交换的基础，会改变知识发出者的知识共享意愿，认知性社会资本决定了知识接受者的知识共享能力，因此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具有良好的匹配性。

（三）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机会的影响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反映了成员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特征，主要揭示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与谁链接、链接方式、链接丰富程度、链接中权力配置以及连接频率等。我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互动强度、网络密度来衡量员工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互动强度是组织成员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活动在一起的平均接触时间，反映了纵向接触机会。Gamovettel指出，个体间互动强度的差异导致信息交流的差异。强互动导致频繁的知识交流，提供了知识共享的机会，促使交流双方产生强烈的情感依附，促进信任的形成，减少知识搜寻成本。网络密度则反映了横向接触机会，指组织成员彼此之间接触的范围。紧密型网络为知识共享提供了广泛接触的机会与意愿，高密度的紧密型网络增加了大家彼此之间的了解，使大家有机会接触到彼此专有的知识，从而提高了整体的知识共享量。

（四）关系性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

社会资本关系维度是指影响人们行为方式和满足人们社会动机的人际关系，如尊重、友谊、信任等。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关系维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一直以来被众多学者所重视。本文以团队中个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作为衡量关系维度的指标。

在信任维度的划分上，我们采用McAllister观点，将信任划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认知信任是建立在对方能力、人品等方面的信息基础上的信任，是基于被信者可靠性、言行一致和能力的信任;情感信任指由于双方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情感联系，相信对方不会伤害自己的利益从而给予的信任。团队成员的信任水平越高，越能表现出与其他成员合作的愿望，表现出更高的团队承诺，从而更愿意与他人分享个人知识。信任还可以减少团队成员在获取他人知识、表露个人知识欠缺时的顾虑，减少防范心理，促使双方沟通更深入。

（五）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能力的影响

社会资本认知维度考察的是共同的编码和语言，共享的价值观与共同愿景等对个体间知识共享的影响。Alder认为社会资本必须考虑认知，认知性社会资本在知识分享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研究采用共同愿景与共同语言考察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知识共享能力的影响。

共同语言是沟通的基础，当对他人专业知识有所了解时，就很容易对其知识发生兴趣并能很快理解与吸收。这有利于成员之间进行快速的、大量的显性知识共享，但共享系统化、抽象化的隐性知识时，则需要共同愿景。它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顶层概念”，有助于成员从团队目标角度理解知识结构，从而有能力识别特定知识对团队的价值。

（六）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的关系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得出了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关系的整体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与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中介变量：知识共享的机会、意愿和能力，影响个体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个体成员间拥有高度的信任水平，包括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加强员工间知识共享的意愿，通过互动程度、网络密度为知识共享创造的机会，加之团队成员间的共同愿景和共同语言带来的知识共享的能力，可以极大的促进团队成员Á知识共享的效率。

三、促进知识型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认为企业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分别从增加知识共享的机会，增强知识共享主体的意愿，提高知识共享双方的能力三个方面着手，从而提高知识型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效果。

（一）在团队内部建立紧密网络

根据以上分析在个体间建立紧密网络可以提供更多的知识共享机会，因此，组织必须为个体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为员工增强联系，促进感情提供基础。如设置开放式的办公室，为员工就工作问题的沟通提供便利机会;开辟一些专门的休息室、免费的咖啡间，让员工在休息的同时能增进相互沟通;举办一些集体活动，如球赛、集体旅游，既提高了员工的“快乐指数”，又能提高整体凝聚力。

（二）营造信任的文化氛围

要提高知识型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绩效，首先要使他们具有进行知识共享的意愿。而知识共享意愿的形成关键在于成员间信任的人际关系。因而企业应该致力于营造一种知识共享的氛围，建立相互信任、尊重知识、鼓励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由文化驱动知识的共享。通过信任文化的建立来弱化知识共享双方对知识共享收益与代价的预期，提高双方知识共享的意愿。

（三）提高员工的知识共享能力

要提高组织中个体的知识共享能力。首先，加大培训投入。招募知识水平与经验丰富的员工对其他员工进行相关基础知识方面的培训，尤其要进行跨部门学习，促进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增加个体先验知识的存量和广度，缩短个体间知识共享的知识距离。其次，建设学习型组织，发展重视学习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参与知识社群，将知识取得、扩散、整合、创新做紧密的结合。

四、结论

团队是组织进行知识创造的理想场所，团队成员有效的知识共享是知识创造的关键，然而知识拥有者通常不愿意与他人共享知识，因为激励扭曲问题，传统的经济机制无法促进员工的知识共享。而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解释员工知识共享行为。本文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研究角度出发，关注个体间的结构关联、关系信任等与社会资本有关的因素，提出了在社会资本视角和理论框架下的研究团队知识共享的构思，更加重视对人的管理，这是目前知识管理研究的热点和未来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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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社会 篇5

1、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六个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2、世界上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是：美国、俄罗斯、中国。

3、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中国、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4、2001年7月13日，在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上，北京战胜多伦多、大阪、巴黎、伊斯坦布尔，获得第29届夏季奥委会的主办权。

5、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五个经济特区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6、十五规划的四大重点工程分别是：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

7、合作的最大好处是使合作双方或多方能够：双赢、共享。

8、1945年，瑞典皇家医学院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授予弗莱明、弗洛里、钱恩三人。

9、中国用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10、我国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产品有：谷物、化肥、钢铁、彩电等。

11、如今的四大件是：空调、电脑、住房、私家车。

12、旧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贫穷落后、缺衣少食、饱受欺凌。

13、“根与芽”组织的工作宗旨是：关心环境、关爱动物、关怀社区。

14、为世界和平工作的国际三大组织是：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15、1945年，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16、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17、联合国和平使者有：宋庆龄、周恩来、安南、施韦泽、特蕾莎等。

18、联合国的和平机构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不可再生资源中，日常资源有：石油、煤炭、天然气。

20、2001年，我国的人均寿命已达到71.8岁。

21、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

22、充满诗情画意的滨海城市是珠海；改革开放辉煌成果的缩影是上海浦东新区。

23、上海成功举办了第41届世界博览会；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

24、有“东方之珠”美称的城市是：香港。

25、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是：苏联。

26、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是：上海合作组织；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非官方、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是：博鳌亚洲论坛。

27、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

28、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9、周恩来代表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

30、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人均居世界第112位。

31、人生最美的阶段是：童年。

知识与社会 篇6

关键词：信息传播 社会发展 图书馆功能

中图分类号： G251.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1）０6－0117-04

Information Spread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Library

Qiao Dongmi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Niu Yong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In certain degree， social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preading. In the past ， the main problem was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Library had to collect as more books as possible for readers to use. Now there is too much information for people to find what they really want. Librarians have to help readers find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y really need in the information sea.

Key words： information spreading； social development； library function

ＣＬＣ number： G251.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6-0117-04

社会的进步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是人类交流知识的方式，知识交流是促进知识积聚，孕育新知识的过程。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在改进自身对信息的传播能力、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不断更新信息传播的技术，加强自身对信息传播方法论的思考，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清晰度和便利性，使信息传播成为对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生产性要素。［1］

信息传播的质量取决于传播速度和传播的精确度。人类社会经由最初的原始信息传播时期发展到现代信息传播时期，无论是传播者、受众，还是传播手段、信息流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社会在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播速度，今天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让需求者在海量信息中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作为知识传播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图书馆的职能和工作重心应该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促进知识信息更快更好的传播，推动社会发展，完成自己的价值体现。

1 信息传播方式的历史回顾

信息传播的速度依赖传播方式的发展。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5次信息革命，这5次信息革命都是由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的出现所引发的。

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方式是口耳相传，结绳记事（计数）是原始先民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所谓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语言是由于信息传播的需要而催生出来的。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接近两百万年，这个结绳记事的时代一定很长很长，因为这种简单的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的低速发展结伴而行。

文字的出现使信息可以间接传递、长期存贮，扩大了信息交流的范围，使得传承首次跨越了时空界线，但是早期的通过文字进行的信息传播受到文字载体——金石龟甲、竹木简帛的限制，传播范围基本限制在上流社会。至今流传的典故，如“韦编三绝”、“连篇累牍”，反映的就是当时人们记录信息、获取信息的情景。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人类社会在信息传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急剧扩展，信息的存储能力进一步增强，并初步实现了广泛的信息共享，信息传播由个体、小规模的时代开始向大众传播时代转变。

电报（包括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借助科技的翅膀实现了快速远距离通信。电话的发明则使信息即时的双向交流得以实现。利用电磁波进行传播，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文明发展得越来越快。

互联网的诞生和迅速普及，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快捷而高效的信息传播介质与交流手段，突破了时间和空间所形成的种种障碍，“地球村”变成可以触摸和感受的现实，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信息传播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知识信息的扩散与传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信息传播，促进了知识继承和知识融合，推动了知识创新和知识发展。生物的成长进化过程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来推动自己适应环境的过程，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人类社会可以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它通过自身的系统开放，吸收外面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又反过来推动自己内部组织的知识交换和信息输出，从而推动社会自身的发展。［1］

随着世界工业性经济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已取代传统的其他资源，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时代，谁拥有最多最好的信息，谁就拥有财富，谁成功的可能性就最大。信息既作为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成为配置性资源，也通过参与社会时空的组织成为权威性的资源。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成为各行业的核心管理领域。［2］

信息传播不但对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心理的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而且促进着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革新的推广和接受。由于信息转化为知识、才能和经济实力的能力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如果信息在一个社会中能实现纵向贯通、横向联合、双向互动的交流、渗透、积累和转化，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也必然较快、较高。反之，这个社会必然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已是屡见不鲜，在我国西部省区的许多地方也不乏例证。［3］

回顾人类的传播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一部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不断进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人类运用有声语言传播信息的历史近200万年。运用文字传播信息的历史至少5000年。发明并应用印刷术传播信息的历史大约1000年。人类进入电子传播时代只有短短80年历史。传播领域内的每一次革命都推动了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又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推动着信息传播的发展。［4］传播媒介发展的速度基本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相对应。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决定了社会发展的速度。

3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遇到的障碍

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不过才20年，但它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正如韩国21世纪委员会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文明以来首次遇到的本质上的转换”。［5］网络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信息仓库，以至于经常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通过电话随时可以得到的信息在网上有时要花费整整1个小时。

首先，对于每个纳秒都在扩张的知识资源，人们存在着如何消化的烦恼。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自古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数的90％，而在此之前的历史长河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同样，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的测算结果也表明了类似的发展态势：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而近10年大约每3年增加一倍。［6］据统计，现在每天约有数十亿信息单元的信息量向世界发送，并以每年18%-20%的递增率发展。［7］而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络又经常使人们处于过量信息的包围之中。

同时，信息传播环境的空前自由带来信息泛滥，产生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无用信息和不良信息，造成了信息环境的污染和“信息垃圾”的产生。这些信息对查询、接受和消化有用信息造成干扰，信息超载和信息匮乏同时并存。由于我们真正能够理解的信息与我们以为应该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持续增长的鸿沟，因此对信息的饥渴与焦虑产生了。［8］

任何个人都无法吸收所有的知识，而过多的信息也會使人无所适从。譬如，我们花费在看法迥异的事件报道上的时间越多，就越缺乏时间去理解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前因后果”，也没有时间去找寻它们之间的关系，更难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其表象。相反，我们很容易被一些事件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并且被过量的数据搞得麻木不仁、被动、反应迟钝，以至于缺乏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有价值的信息。［9］在信息泛滥或过量信息冲击下，既会出现社会恐慌不安，受众也会漠然置之，逐渐形成冷漠感和逆反心理。［10］

当然，信息流量低于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不能促进其发展。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都需要足够的信息流量，才能象人体的血液循环那样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维持其机制，促进自身的发展。

4 图书馆的价值体现及功能定位

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只有正确控制和调节信息流量，让社会系统在有序、有组织、多功能的状态下发展，才能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存储、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机构，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应该就是通过对信息和知识的高效传播和利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

4.1 加强对信息与信息传播的调控

图书馆的主要作用是组织与扩散知识，它在传播链条中的角色是独特的，即起到一种对信息与信息传播的调控作用。［11］有控制的传播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从图书情报行业来说，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如何促进知识信息更快更好的传播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4.1.1 过滤、筛选

随着国家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愈加重视知识。然而，不论传统信息资源，还是网络信息资源，都已呈泛滥态势。面对海量信息，人们会有意识地回避复杂、费事或不熟悉的信息源，而去寻找方便快捷的信息获取途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在同一时间里仅能处理7条信息，人会运用简单的表征性方式，花费最小努力获取所需信息。［12］

因此，作为始终承担着对文献流进行整序功能的图书馆来说，在网络时代，更要进一步发挥它在文献资源建设中的质量监督者和控制者的职能，承担起文献资源甄别和整理的任务，尽一切努力剔除尽可能多的垃圾信息、虚假信息和冗余信息。［13］怎样筛选以降低信息的数量，避免它们所带来的障碍是图书馆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 4.1.2有效的组织、管理

信息获取是用户在信息需求驱动力作用下产生的一种信息获取行为，用户的信息获取是一个包含了个体身心两方面活动的行为过程，而易用性与可获得性是用户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展示和组织方式已经和内容本身变得同等重要。［14］毕竟，如果书籍只是杂乱地散落在地板上，即使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作为知识与信息收集、分类、传播中心的图书馆，必须利用现代的技术手段，使纷繁复杂、无序的网络信息资源逐步向有序化、便于用户索取的理想状态发展。

4.1.3 分组定位，按需配送

OCLC环境扫描报告指出，微内容是未来信息传播的主要形态之一。就信息结构和知识管理领域而言，分割是一种趋势，在内容方面的表现就是“内容迅速而广泛地缩减为比过去小得多的使用单元和互动单元”。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更好地应对不断增加的信息冲击，我们必须对信息进行分组、定位。作为信息送达给用户的东西，对用户来说必须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如何通过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将过滤、筛选后的信息分组、定位，将合适的信息传播给合适的人也成为图书馆所关心的重要议题。

4.1.4 集成

在分布、异构、变化的信息环境下，信息资源数量巨大且高度分散，用户要找到真正符合其所需的资源是很困难的。信息资源的多样性和分布的分散性使得集成势在必行。

这种集成不是简单的集合和链接，而是剔除冗余、重复和劣质信息，在保持知识体系整体性和关联性及知识因子的有序化和知识关联的网络化基础上，沟通相互隔绝的学科领域，使之成为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有机体而形成的获取便捷、利用率高的新的资源体系。［15］

4.2 建立面向用户的知识服务平台

用户利用图书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其所需的知识单元。图书馆的工作就是通过对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序、加工、组织和控制等方法，使无序状态的文献资源成为有序状态的文献资源，以求达到知识单元序化的目的，使读者获得其所需的知识单元或知识子集。图书馆的核心工作是保证图书馆文献资源中知识单元对服务对象的可获取性。［16］

对此，图书馆应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17］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考虑对知识信息保障、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参考咨询和决策支持服务进行有效的整合，构建知识服务的战略平台。在平台的前端组织知识咨询、参考服务，在平台的后端组织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与组织业务，在平台管理层推进知识搜集、开发和利用管理一体化，从而有效地实现从信息提供到知识服务的转变。［18］

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平台应该能形成用户与资源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的互动，帮助用户快速而简便地实现信息需求，实现一系列的工作目标。

4.3 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体系

图书馆用户群体的个性化差异（这些差异有时是巨大的），决定了图书馆服务的异质化特征。前苏联学者布里柳恩指出，“信息、情报对任何观察者都具有同一数值的绝对性，但信息、情报的价值对不同观察者，因其领悟和利用能力不同，又具有不同数值的相对性。”［19］图书馆服务的效果（如传递了哪些信息，转移了多少知识），不仅取决于用户个体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能力，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用户的知识结构、信息习惯及个人偏好等个性化因素的影响。［20］

为了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图书馆在实施传播之前，需要对用户进行多方面的了解，根据用户的信息需要，接受习惯以及接受心理来选择信息，选择传播方式。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说：“别问消费者想要什么，而去创造那些他们想要但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易用性、操作的自然便利不是产品的卖点，而是产品的灵魂。”［21］

如何让用户的需求更好地被满足、被体现，是图书馆一直在深度思考并不断尝试的课题。网络环境下，可以通过分析用户与系统的复杂交互过程，并在理解用户心理的基础上，设计系统、组织资源和界面，以有效地满足用户的需要。譬如：网站设计上，可充分考虑节约用户的时间，保证浏览的简便易行，加强图书馆目录和网页的搜索能力，帮助用户实现自助服务。实践中，一些院校图书馆将资源和服务融合在一起，针对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导引；一些图书馆利用标签，使网页结构简洁、明晰，希望通过这种简便的组织格式，能够使用户很容易地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以及构建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信息网络等等都是图书馆在这方面尝试的体现。

OCLC年度报告《审视发展环境，认清前景趋势》给出了信息用户当前获取信息的三个主要趋勢：“自助服务”、“用户满意”和“无缝性”。信息用户越来越多地希望通过“自行操作”获得满意的结果；用户期望利用信息就像“用水或用电”一样方便，并且不再像传统那样把休闲与学习、工作截然分开，工作地点和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就是说，用户的需求以及获取知识的方式与习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图书馆应该关心技术创新给信息服务带来的影响，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通过各种方法，运用各种技术，为用户构建一个无缝、关联的知识交流空间，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5 结语

OCLC年度报告《审视发展环境，认清前景趋势》给出了信息用户当前获取信息的三个主要趋势：“自助服务”、“用户满意”和“无缝性”。信息用户越来越多地希望通过“自行操作”获得满意的结果；用户期望利用信息就像“用水或用电”一样方便，并且不再像传统那样把休闲与学习、工作截然分开，工作地点和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就是说，用户的需求以及获取知识的方式与习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图书馆应该关心技术创新给信息服务带来的影响，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通过各种方法，运用各种技术，为用户构建一个无缝、关联的知识交流空间，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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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知识社会中的人才培养 篇7

一、体育在知识社会和全球化的环境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在新的世纪, 对于如何认知人类社会自身的性质, 确定人类社会新的发展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推进措施, 世界各国许多思想家、战略家、科学家和政治家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思考, 提出了许多新的构想。当前, 许多国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应对全球化和知识社会的挑战, 需要将教育作为重大战略加以重视。为此, 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和改革自己的教育, 以培养适应全球化和知识社会需要的人才。

日本近期对教育法作出一系列修改, 制订了新的教育方针, 提出以智性、德性与体魄的协调发展为基础, 从个体人的自立、与他人和社会安排的关系、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日本传统文化修养等多方面培养活跃在国际社会的日本人。韩国的教育改革方案提到, 21世纪的韩国人必须是具有很高道德水准和共同意识的与众生存的人;具有创造新知识、新技术能力的智慧的人;能够主导国际化、世界化时代的开放的人;懂得劳动价值, 具有脚踏实地精神的实干的人。美国由商业领袖、教育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美国劳动力技能新委员会”公布的21世纪美国学生所要具备的技能:了解整个世界、跳出思维的局限、懂得聪明地对待新的信息来源、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人民经过上百年的奋斗, 正在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国新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 完成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教育在这一转变中, 更是起着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政府继1999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7年提出要求:“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 尽管各国的社会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不同, 但面对知识社会的到来, 都要求所培养的人必须具有现代人格。对人才的培养, 体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体育是一种人生哲学。人是自然之子。但自然为人所准备的并不只是鲜花、美食、坦途。为了生存, 人必须具有强壮的体魄、健全的心智和钢铁般的意志。关于体育在塑造年轻人方面的作用, 历史学家和学者作出这样的评定: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在伊顿公学的体育场上就决定了 (the battle of Waterloo was won on the playing fields of Eton) 。

体育是一种社会哲学。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认为平等、公平、正义、对他人尊重、理性、理解、自治和进取是奥林匹克应追求的价值。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是要把竞技运动纳入教育, 进而把教育纳入人类文化和生活过程之中。奥林匹克运动关注的不仅仅是优秀运动员, 而是每一个人;奥林匹克运动也不只是奥运会比赛那个短暂阶段, 而是涉及生命的全过程;它看重的不仅仅是比赛和取胜, 而是参与和合作的价值。体育不是娱乐, 是一种教育, 意味着弘扬美德、提高素质、改善社会。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活动, 而且是形成所希望的个性和社会生活特征的重要途径。而这些特性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终身教育、素质教育和人文关怀等现代教育的理念是相辅相成的。

体育可以增进智力。实验表明, 不管年龄大小, 强健而活跃的身体对培养强健而活跃的头脑至关重要。通过运动, 可以很容易地诱使大脑某些部位神经组织的形成, 生长出新的神经细胞;运动可以强化大脑的“执行功能”, 即帮助你选择与环境相适宜的行为、抑制不合时宜的行为, 以及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

体育教会人直面人生。在一个人成功的诸多因素中, 智商只起20%决定作用, 而情商却高达80%。通过参加体育活动和比赛, 使参与者在胜与败的瞬息万变的状态中去体会成功和挫折的感受, 这将使终将走向社会的学生受益无穷。体育运动是竞争性的活动, 运动竞赛是在矛盾与冲突中, 在“你死我活”的拼斗中真实地呈现出人的文明程度。参与比赛, 就会有获胜与失利, 要经受得起输赢的考验;参与运动, 就会有成功和失败, 要能承受失败和挫折的打击;参与竞争, 就会有鲜花掌声与嘲笑冷落, 要顶得住赞美与批评的压力。

体育教会人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在体育运动中, 参与者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参与各种身体活动, 运动中不同学生的组合, 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对抗性的练习与竞赛, 拓展了参与者的交往范围。在活动中相互接触、切磋、合作、对抗, 个体与个体之间, 个体与群体之间, 人际关系交流直接与广泛, 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课堂社会。在交往中使他们相互了解和协作, 体验被助与助人的乐趣。

二、中国的思考和实践

正是由于体育的特殊作用,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把体育工作作为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重要方面。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规定了从小学到大学二年级, 体育课为必修课, 每周两学时。1990年2月, 中国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 即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掌握方法, 养成习惯;提高水平, 培养人才;品德教育, 陶冶情操。2007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更是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 强调“体育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智力发育、审美素养的形成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7年5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简称中央7号文件) 中明确指出, “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 是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磨炼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的重要途径, 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推进体育发展方面, 不少国家把“美国模式”视为成功的典范。美国既有以联赛为依托的职业体育, 如NBA和职棒大联盟, 北京奥运会上的“梦八队”正是由NBA精英组成;也有以学校为依托的高水平学校体育, 如游泳、田径, 一人勇夺八金而留名奥运史的菲尔普斯就是地道的密歇根大学学生;还有以私人俱乐部为依托的社区体育, 如美国体操队名将约翰逊和柳金都是学生, 都是从私人俱乐部练到了世界最高舞台。但“美国模式”也不是谁都可以仿造成功的, 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基础并经过较长时间的完善。

中国体育该如何发展?是走职业化道路, 搞俱乐部, 还是实行“举国体制”, 走以竞技体育为主的“金牌道路”?这两条路都不是最佳方案。体教结合是世界体育发展的趋势, 中国体育的发展应该以体教结合为主, 职业俱乐部和“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为辅。

1. 运动员的运动寿命相对来说是短暂的, 如果没有在学校获得足够的知识, 他们在结束运动生涯后, 往往很难融入到社会中。欧美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就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们的队员不只是运动员, 同时也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 拿学位。

2. 体育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 需要各个学科的支持, 而大学正好能够为体育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交叉学科的土壤, 培养出高素质的运动员。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到高校中。像清华和北大的一些学生, 他们不仅是出色的运动员, 同时也能够学到很多知识。

3. 体教结合可形象地概括为“1+1=3”, 教育和体育共同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 对个人、家庭和国家都有好处。现代体育的竞争已经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范围, 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体现。

由于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无论是经济、社会, 还是教育、体育, 都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因此, 体教结合不能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一个过程, 并且这个过程也许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的体育要有中国特色, 体教结合并不意味着不去发展职业俱乐部和加强国家队的建设, 但是单纯依靠职业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发展是不能促进我国体育整体水平提高的, 不能搞应试教育, 而是要通过素质教育, 通过体教结合促进年轻人整体素质的提高。

教育部第一次牵头组团参加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使中国的体教结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大运会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让他们学会如何在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中同他人相处。年轻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21世纪要求年轻人要学会如何共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国际沟通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看来,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及其提供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平台, 在这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的作用将更加重要。

后现代社会与图书馆知识服务 篇8

一、创造“新社会”的知识革命

从现象上看, 20世纪50-6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是后现代社会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页, 是人类在“高技术社会”或“高级产业社会”所接受的知识的洗礼。正如默林·弗格森所指出的, 当初在社会领域中分散地、单个地发生的变化, 到某一阶段就会结合起来, 改变整个社会的规范, 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在此意义上, 怎样评价知识社会的技术革新和知识价值在社会各领域的变化潮流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1. 后现代社会之特征。

知识革命的重要性体现在知识的价值革命中。从实质而言, 知识价值社会的价值形成源于知识体系的创新和运用, 但是知识价值的形成原理并非仅仅只是工业社会性的, 使人们产生希望得到这种知识价值的欲望并毫不迟疑地付出相应的高昂代价, 也与工业社会里的合理主义精神性质不同。因此, “知识价值”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知识价值社会”, 并不是位于工业社会之延长线上的“高级社会”, 而是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 即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

2. 知识价值社会的本质。

“知识价值”是基于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广度的人们的主观意识即社会主观而产生的。而这种社会主观又非常容易发生变化, 在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并具有多种巨大的信息系统的社会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 依存于这种社会主观的“知识价值”也容易发生变化。而且, 这种变化并不只是数量增减的反复, 而是往往具有甚至可以在短期内化分乌有的性质。按照瓦尔拉斯派的社会效用曲线分析, 知识价值的这种不稳定性表现为暂时地急剧发生成本和效用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急剧带来财富的增长, 也可能完全消失无踪。[1]因此, 知识价值的短暂性必然创造知识价值的机能, 即所谓“知识价值”的生产手段的价值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是因为, 即使是在创造适应某种社会主观意识和技术条件的“知识价值”方面具有良好机能的生产手段, 如果社会主观意识和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 该生产手段的机能也会丧失。因此, 知识社会所创造的“知识价值”可能会比工业社会具有更多的动态性。

因此, 由于知识社会中知识价值的本质即社会主观意识决定的短暂性价值和知识动态性特征, 必然要求对后现代社会图书馆服务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一方面, 图书馆服务所创造的“知识价值”必然要求图书馆服务中的短暂效用;而另一方面, 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图书馆所面临的提供公共服务性质, 这是知识社会中“知识价值”的一种创造物, 而不是现代社会服务事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信息技术与图书馆知识服务

技术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 尤其是信息技术, 正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在自身实践和研究中所获得的全部知识, 就其本质而言, 无疑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如果这种观念的东西不被实践所运用到创造人类财富的过程中, 任何纯粹观念上的知识将不会对人类产生影响。因此, 人类通过理性认识的知识必须运用于对社会的改造并由此获取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而这种运用知识的过程就是通过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来实现的。图书馆作为知识的聚集地, 且把所积累的知识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网络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现实的实践中去, 从而达到把主观性知识通过技术性设备传输到社会运用之目的。这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1. 知识信息资源重组服务。

知识重组就是有效地组织隐性知识, 精练、提取、发现隐含在信息中的有用知识, 对其进行集合组织, 设立一个包含信息使用者所需的相关知识信息内容和地址的知识库, 以实现知识的转换、创新、共享和交流。人们从知识信息资源中获取的不仅仅是一条条信息, 而是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即知识。它可能是现成的直接表述的显性知识, 可能是隐含于多个或大量显性知识信息中的, 有待进一步理解、抽象、领悟的隐性知识, 也可能是人们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显性化了的隐性知识, 实质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超越组织的边界、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的对知识的再利用。馆员与用户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分享, 加快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在“思维碰撞”过程中激活了人们隐含于头脑中的知识, 生产、拓展、创造新的知识, 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的转化和共享服务。

2. 智能化知识信息挖掘服务。

智能化手段挖掘蕴藏于大量显性信息当中的隐性知识。在服务中以智能化的知识过滤、筛选为基础, 采用最为适应知识特性的处理策略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管理、提炼, 向用户提供知识层次的资源服务。其中包括:网络化知识元数据库开发, 即从全文数据库中提炼出能够明确表述一个知识内容的知识元, 形成相互印证、相互关联的“网络化知识元数据库”, 并与各种数据库的全文进行链接, 构成内容广泛的知识网络;为用户提供最方便的知识获取途径, 即个性化知识库开发;知识库中的知识是高度结构化的符号数据, 即不仅存储着知识的条目, 而且存储着与之相关的事件、知识的使用记录、来源线索等相关信息;而各种特色数据库是知识库的主要数字化资源, 是进行面向内容的知识信息资源服务的基础。

3. 知识信息资源搜索服务。

知识时代的图书馆最基本的访问服务是对馆藏的搜索。在线目录长期提供本地馆藏的著者、题名和有限主题的访问, 同时还提供联合馆藏的访问。数字化图书馆不仅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数字化信息资源, 而且要具有可以提供同时查找全社会所有数字化 (包括非数字化) 信息资源的检索功能。这就需要将全社会的信息资源, 用统一的方法 (即“书目描述系统”和“自动标引系统”) 进行有序化处理以后, 把动态查询界面式样与视频预览技术进行组合, 通过数字馆藏的目录无缝链接到数字馆藏本身, 使用户不仅可以远程发现并显示书目信息, 而且也可以发现并显示原始信息对象。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具体经验和需要采用选择和查询策略, 拓展网络检索服务功能。通过多条件、分类、具有模糊查询与精确查询等诸功能于一体的分类信息检索系统, 在资源库之间通过概念的内在联系, 实现知识的检索和漫游。

4. 提供网络参考咨询服务。

基于分析和基于内容的参考咨询服务是知识时代的图书馆知识信息服务的核心内容, 围绕数字化馆藏信息资源而进行;在技术服务 (收集、组织和揭示知识信息资源) 、对外服务 (展示和传递知识信息) 基础上, 把提供深层次的参考服务 (有针对性地为个别读者提供个别服务) 作为服务的重点。这种服务包括:常见问题解答 (FAQ) , 主要列出知识时代的图书馆服务内容、服务项目、馆藏资源及其利用方面的常见问题, 并作简明扼要的解答;设立“在线参考馆员”, [2]具有丰富的文献检索、网络搜索、工具书、数据库和外语能力的“在线参考馆员”的设置可以实现用户与馆员或咨询专家在线同步交流, 获得知识信息导航服务, 克服信息利用上的盲点和误区;网上咨询远程传递知识信息服务, 通过网上咨询远程传递知识信息服务的做法, 一方面可以克服因知识产权的制约所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图书馆的网上咨询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手段远程获得所需要的知识信息;知识信息营销。通过知识信息产品宣传, 创造市场需求, 实现知识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价值。

5. 系统化信息增值服务。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信息网络资源迅速扩大, 越来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选择信息、使用信息的行为和方式。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已经不满足于以文献为单位, 而是希望通过对文献内容以知识元、知识结点加以分解细化, 以简单、快捷的方式, 检索到所需文献中的具体事件、数据、结论等知识单元。知识时代的图书馆以馆藏数字化资源为主要信息来源, 提供技术咨询、可行性论证、企业产品名录、市场分析预测等的专题咨询服务, 以及在线和离线平台的长期定制化情报推送服务;同时利用对信息资源进行搜索、发现、组织、加工、整理的信息处理系统, 避免用户在网上盲目漫游, 使用户能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网上信息, 及时关注行业动态, 追踪热点、了解专业科技, 实现情报获取的完全网络化等, 以良好的快速反应能力提供深度系统化的信息增值服务。

6. 教育提升服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 人们可以使用任何与因特网连接的数字设备,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搜寻到所有的人类知识;而且拥有经验丰富、高素质的情报信息检索和研究专家, 能够辅导和帮助读者如何在海量的知识信息源中迅速获得自己所需的知识信息, 学会获取知识信息的方法。知识时代的图书馆提供的新机遇将打破时空的界限, 更加紧密地把正规学习、非正式学习与职业学习结合在一起, 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享受交互式、多媒体知识的学习。因此, 无论从知识信息的丰富性还是读者获取知识信息的便捷性等方面来说, 知识时代的图书馆都是知识经济时代实施终身教育的首选。

总之, 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应用的必然结果, 是图书馆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而开展的新服务, 是图书馆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也是图书馆适应知识经济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摘要：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 知识发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图书馆作为创造“新社会”的知识革命的积聚地, 知识社会的技术革命对其服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书馆由传统复制型服务向现代知识型服务转化。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知识革命,知识经济,服务转型

参考文献

[1]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M].黄晓勇,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知识与社会 篇9

一、知识溢出的正效应

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主要来源于群集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资源的可得性、“追赶效应”和“拉拨效应”、吸聚作用以及植根性等方面 (刘友金等, 2001) 。产业集群由于社会网络增进了信任和联系, 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 有利于隐含知识和敏感信息的传播, 带来了技术创新的优势 (蔡铂等, 2003) 。知识溢出导致的集群企业创新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知识溢出改变了集群企业创新的知识环境

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在不断学习过程中实现的, 企业学习有多种途径:一是企业及其个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会不断地获取知识和经验, 以此为基础实现创新;二是企业不断地吸收外部同类竞争对手的信息、顾客信息、科研机构的信息和直接聘请外部技术人员, 实现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一般情况下, 企业靠自身知识积累实现技术创新速度缓慢, 获取外部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信息成本较高。但在集群中, 由于“近邻效应”和社会化效应, 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多, 知识转移过程障碍少, 特别是技术人员在集群企业间频繁流动、密切交往, 导致知识信息快速扩散, 从而降低了企业相互学习的成本。集群企业不仅能够较好地直接相互学习, 而且可以共享集群知识。因此, 集群企业与分散企业相比, 多了一个学习渠道, 或者说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二) 知识溢出有利于企业的创新资源实现互补

企业为了开发新的产品和生产技术, 需要把自己的知识和存在于其他企业内部的知识重新集成, 需要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相互合作、取长补短。但在远距离条件下, 会产生较高的合作成本。集群方式缩短了企业间的认知距离, 集群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也有利于企业实现创新合作。集群企业的创新合作更多地表现在共享知识上, 企业在吸取集群其他企业知识同时, 也在开发自己的知识, 其中很大一部分溢出成为集群知识。在每个企业知识信息不断生产和扩散的过程中, 整个集群知识水平会不断提高, 反过来, 较高的集群知识水平为企业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平台。也就是说, 在知识要素流动及叠加的基础上, 企业更容易通过组合和再创造实现知识更新。我国一些传统产业集群中, 往往有大量同类和相关类企业, 这些企业既有能力和资源方面的同类性, 又有差异性, 正是在同类和差异的基础上才构成了集群企业特有的知识互动。有时, 尽管企业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但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从事经营, 可以共同建设同一区域, 由于对竞争对手的生产条件、产品比较了解, 便于企业比较和发现自身的竞争优势, 推动生产的差别化、专业化。

(三) 知识溢出容易使企业探寻到合适的创新路径

企业创新能否成功, 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市场对新产品的认可度。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产品需求市场变化加快, 对单个企业来说, 把握市场需求脉搏并非易事。单个企业获取的信息毕竟有限性, 因而创新决策充满风险。集群是同行业企业的聚集, 可以形成多个企业共同搜寻市场需求信息的局面。由于信息传播, 群内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成为其他企业的信息源, 每一个企业创新成功与失败的结果都可以作为其他企业的决策参考。一般情况下, 企业无需自己加以试验, 通过近距离观察其他同类企业应用新技术的结果, 就可以确认采用该项新技术的成本和市场收益, 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决策成本, 也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集群引致大量顾客聚集, 同时也形成了市场信息聚集, 在这种环境中, 企业能更快地把握市场需求变化, 容易寻找到合适的产品创新路径。

二、知识溢出的网络关系负效应

创新取决于创新者预期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在降低跟随着创新成本的同时, 也降低了创新者的收益, 即知识溢出具有两面性。Lamoreaux和Sokoloff (1997) 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玻璃产业集群区域内企业的创新产出进行了研究, 发现产业集群并不是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产业集群降低了原创企业技术创新收入现值的期望值, 出现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的负效应。

知识溢出的负效应与集群内部的企业组织结构高度相关。如果集群内规模相近的中小企业数量很多, 那么在溢出效应的情况下, 技术创新带来的外部经济性会随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加大, 这大大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机 (Henderson, 1998) 。我国传统产业集群中, 鞋类、纺织、服装、陶瓷、玩具、家具、五金等类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多数, 进入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资本门槛较低, 因而集群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甚至有很多微型企业和作坊式企业;加之多数企业从事同类产品生产或者最终消费品生产, 内部分工程度不高, 知识溢出导致集群内产品雷同化, 出现恶性竞争。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人力和资本条件。企业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现金流量和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是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的一个内部约束。小企业普遍缺乏科技创新人才和资金支持, 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外, 创新具有较大的风险, 即存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 如果创新的外部性很强强, 企业的技术模仿动机会超过创新动机。总之, 一个由大量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 企业平均规模较小, 规模分布离差亦小, 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就会较弱 (李永刚, 2004) 。

知识溢出的负效应与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相关。集群内激烈的竞争环境是企业创新的动力的来源之一, 但企业的创新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即创新行为不能产生预期收益, 创新动力就会减弱。如果没有外部制度约束, 加之顾客需求没有进入挑剔阶段, 模仿产品或低质产品往往由于生产成本较低, 可以制定更低的价格从而获得一定收益, 那些缺乏创新能力而求生存的企业必然选择模仿, 而不是创新。严格说, 企业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来提高收益相对于通过增加其它投入来提高收益的比率越小, 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投入就越少, 甚至不进行技术投入。目前,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尚不完善, 在一些集群内, 知识溢出强度超出一定限度, 集群内的创新企业没有能力排除集群内的其他企业从技术创新成果中受益, 创新者积极性受到抑制, 企业研发投入较少, 缺失创新活动。更有甚者, 一些集群中, 制度建设缺失, 管理松弛, 市场秩序混乱, 假冒伪劣生产者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因此, 套牌严重, 抄袭成风, 企业在产品、价格、营销模式、广告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低质化现象。甚至在品牌命名、商标设计上都存在模仿。

过强的网络关系也抑制了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知识溢出与网络关系密切相关, 关系资产的存在是技术知识信息在集群内得以快速扩散的主要原因。不仅知识溢出本身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 而且过强关系嵌入也给企业创新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 限制了外部信息、技术与人才的流入, 使得模仿与跟随策略就成为产业区内一种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张曙光等, 2007) 。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知识来源是多渠道的, 如技术引进, 外部合作, 自我积累, 这几种渠道对包括集群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 集群企业还可以享有集群内部知识扩散的好处, 这得力于内部的关系网络。但关系网络很可能使企业的注意力集中内部知识而忽视外部知识, 长此以往, 企业视野变窄, 惰性增强, 缺乏主动获取外部知识的积极性, 从而失去创新能力。

三、结论和对策

知识溢出为集群企业创新提供了条件, 知识溢出来源于集群企业的网络关系, 但知识溢出和网络关系是把“双刃剑”。知识溢出使企业模仿成本较低, 特别在企业规模较小、技术同构、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的情况下, 导致集群企业过度模仿和恶性竞争;过强的网络关系很可能使企业关注内部知识而忽视外部知识, 抑制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 增强集群企业创新动力、提高集群创新能力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健全和完善集群区域内对技术创新和专利的各项保护制度, 这包括加强产品质量监控, 坚决查处和制裁各种侵权行为, 及时有效地处理知识产权纠纷, 保护技术创新成果;二是引导企业增强商标意识、品牌意识、名牌意识, 推进企业分工和差异化竞争, 为提高技术创新企业和品牌建设企业的收益创造条件。三是要通过舆论宣传、培训辅导等形式, 建立区域“诚信”文化, 培育创新文化, 树立企业长期发展观。四要树立开放意识, 引进外部企业、资本和人才, 加强群内企业同外部企业、高校、研究结构等相关组织间的联系和沟通, 建立学习型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刘友金, 黄鲁成.产业群集的区域创新优势与我国高新区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 2001, (2) :33-37.

[2]蔡铂, 聂鸣.社会网络对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影响[J].科学学与技术管理, 2003, (7) ) :58-59.

[3]Porter M.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 79 (6) :77-90.

[4]叶建亮.知识溢出与企业集群[J].经济科学, 2001, (3) :23-30.

[5]Henderson D.Build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Networks:Lessons From the Welsh Medical Technology Forum.Regional Studies.1998, 32 (8) :783-787.

[6]李永刚.论产业集群创新与模仿的战略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 2004, (12) :46-54.

浅议知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篇10

一、知识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反映, 也是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不断积累的经验的总结。在以往的这些经济形态中, 经济形态越发展, 所需的知识就越多, 知识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社会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升级换代为形式的不断智能化规律, 反映了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一般结果, 反映了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一般结果是人们在物质经济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经济类型——知识经济, 使社会生产力上升到更高的发展阶段——电子信息生产力阶段。此时, 物质财富的增长, 主要不是靠增加资源、劳动、资本和场地, 而是靠知识、技术等智力资源的作用, 带动物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 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时间, 创造日益丰富多样的社会必需品 (物质的和精神的) 。

二、知识经济是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高级经济形态

知识经济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升级换代, 即由普通机器时代向智能机器时代的跃升。而促成这一质的变革的关键因素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系统的全面改造。

随着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诸因素和生产流程以及产品都开始向“软”的方面转化;劳动力由体力型转变为文化型和科技型的少量人才, 生产工具由粗大笨重的普通机器, 变为精细灵巧的智能机器;劳动对象由天然的原材料变为优质的人工合成材料和新的能源;生产管理由经验管理转变为系统化的科学管理, 生产过程实现了自动化、数字化、虚拟化, 汽车、飞机的设计检验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许多产品的商标、品牌等软的成份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一些传统产业的“软化率”进一步提高。这一切都预示着“硬化”的物质生产力系统, 正在向“软化”的知识生产力系统转变。

三、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1、大力发展教育, 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素质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 关键是人才, 基础是教育。在农业经济时代, 人们希望占有土地;在工业经济时代, 人们企图拥有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们渴望掌握知识, 掌握知识将成为现代人的终身需求。大力发展教育, 尽快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本的素质,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 是发展生产力乃至根本解决我国未来就业问题的一个当务之急。

2、创建国家创新体系, 促进生产力进步

国家创新体系由观念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和管理创新系统组成, 其骨干部分是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大力促进和广泛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任务。如果说国家创新体系是知识经济的发动机, 知识和创新就是发动机的燃料。加快国家创新体制的建设, 无疑是要加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基础条件, 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提高全民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 无疑是我国迈向知识时代的正确道路。

3、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赋予生产力新活力

在我国现阶段, 发展知识经济特别需要强调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与应用, 今日美国经济的成功发展, 不仅仅在于发展高科技, 根本的经验在于有效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与应用, 在所有领域都增加知识含量。

4、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为生产力迅速发展铺平道路

知识经济的主要标志是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信息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信息技术进步, 其代表是计算机和通信的发展和应用。我们需要做的是:一是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二是在电讯业开展竞争, 把通讯费用水平降到国际标准以下;三是对信息资源开发业的发展给予优先的政策支持。

5、建立健全知识产业社会支撑结构, 让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没有相应的社会支撑结构, 知识产业不可能迅速发展, 因此, 要建立健全知识产业社会支撑结构。进一步密切产业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联系, 增大建立行业性的科研中心或知识经济开发中心, 提倡“产、学、研”联合攻关, 形成“创新系统”, 和“知识传播网络”, 攻克重大高知识密度项目, 推动知识经济发展, 以此实现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顺利过渡。

知识与社会 篇11

分析框架：双重对称性发展

环境知识对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问题识别、议程设置乃至方案构建与选择都有重要影响。山蒂（Santi）和格林纳（Grenna）建立了一个六层次的分析框架（见图1）。首先，最基本的环保知识是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的前提，但是，这些知识的增长并不一定会直接产生环保行为。只有当公众认为自己是某一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时，他们才会关注问题。但是，对于“问题是什么”，则需要更高层次的环保知识来帮助理解与建构。随后，人们才会对这一问题形成自己的态度，或者支持，或者反对。但至此，人们仅仅是表态，只有当他们的想法和说法得到论证与支持（合法化）时，环保行为才会形成。

中国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双重不对称性

目前，中国的社会公众在环保知识与环保行为的发展上呈现出双重不对称性。一方面，随着我国环境保护运动的逐渐普及和深入，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诉求不断提高。社会公众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积极地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去，各种形式的环保团体纷纷成立。各种大小、规模、范围不等的环保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公众以各种形式参与环境保护的力度、深度和频度大大提升。环保网站和新闻媒体等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进行环境宣传和舆论监督。各地公众也开始为维护自身良好居住环境的权益而展开维权行动。从2005年的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到2007年厦门PX事件中的公众散步街头，公众不仅展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也在其中逐渐找到了自身作为治理主体的感觉，不断地积累公民性经验，在实践中塑造着新的治理机制。对此，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也明确地指出：“当前公众环境意识已显著提高，公众主动参与和监督的愿望十分迫切，只要引导得当，就会成为推动环保工作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的环保知识却亟待提升。根据中国环境意识项目于2008 年4 月3 日发布的《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中国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认知上是高知晓率与低正确率并存，公众大多听说过一些与环境科学有关的知识，但对其准确的含义了解不深。同时，公众对环境科学知识认知的广度普遍较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常住人口类型、家庭月收入等个人特征均对人们的环境科学认知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环境知识结构的不正常增长，直接导致了环保行为的偏差。首先，公众实际采取的环境保护行为主要以能降低生活支出或有益自身健康的行为为主，而对于与降低生活支出及自身健康无关或须增加支出的环境保护行为则相对较少，资源节约等成为公众主要的环境保护行为（中国环境意识项目，2008：24－27）。其次，公众的环境保护经历较为单一，被动地接受大众传媒中的环保信息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环保经历，而公众主动参与环保活动不足是目前环境保护宣传中的主要问题（见表1）。最后，公众参与主要侧重于末端参与，事前的、决策性的参与不足。目前，公众主要是针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发生后，特别是当这些行为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展开维权行动。很多时候，公众既不知道相关的环保决策，也不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常常选择忍让，直至忍无可忍时，才采取暴力等非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末端的、非理性的参与并不利于解决环境纠纷和防止环境危害，与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更是相差甚远。

表1公众主要的环保经历

环保经历 百分数（%）

收看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纪录片82.9

阅读报刊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47.3

收听有关环保的广播节目25.3

观看环保文艺演出12.4

听环境保护的讲座6.3

参观环保主题的摄影展览4.2

看到户外的环保公益广告或标语42.4

收到宣传环保知识的传单或手册17.9

收到有关环保的手机短信11.4

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18.1

参与环保宣传4.2

成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成员2.1

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上访1.6

没有以上任何经历12.9

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呈现出双重不对称性：（1）环保知识结构不完整，环保经历单一化；（2）环保知识短缺，参与诉求却迅速扩大，导致参与行为的非理性化。这种双重不对称性，并不应归因于公众在环保领域的受教育水平或者智力水平，它更多的是根源于先前的总体性社会中环保信息的垄断和参与渠道的不畅通。这里所说的环保知识，更应当理解为一种环保信息，包括“哪些是环境问题”、“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以及“我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问题”三种信息。这意味着，公众要想有效地参与环境治理，必须先要了解自己所生存或居住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些“事实”会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自己能够通过什么途径来改变不满意的现状。传统的国家环境监管策略，只是告诉公众“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却不情愿告诉人们“环境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该“如何做起”，导致公众过度依赖国家，奢望国家为改善个人生活环境担当起责任。随着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监管逐渐失效，公众对自上而下传播的环境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产生了质疑，非国家的力量理应发挥自下而上的环保信息传播功能来对公众进行“充权”。但事实上，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公众对新兴的传播渠道甚为陌生，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管理体制也限制了非国家主体发挥作用。

构建专家网络

如何消除上述的双重不对称性？如果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环保知识普及不够的技术性问题，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可能就只是强化教育功能。然而，如上所述，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环境科学知识，还缺乏对环境问题进行识别与界定，进而构建应对策略与方案的能力。更准确而言，我们缺乏的是由非国家主体对自己面临什么样的环境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政策，给出自己的一套“说法”。要编制出这样一套说法，就必须建构一个具备论证、辩论和合法化能力的专家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s)。

这样一个政策网络，能够对来自草根的环保信息进行理性化和组织化。所谓的理性化，是指由具备环境科学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等在大众传媒、互联网、公民会议、官方听证会上进行理性的讨论与辩论，帮助公众识别各种严重的环境问题，思考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而组织化是指由非政府组织、草根社团、专业组织等对上述环保信息进行整理和推广，让理性的公众自己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与选择，更重要的是，应当由这些行动者对公众的参与进行组织、协调与沟通，告诉公众何种参与策略是有效的，哪些行动是可行的，进而在实践中帮助公众积累公民性经验。换言之，具备环境科学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只是基础文化知识方面的精英，而民间组织等则是实践知识的精英，社会公众自己则应当在前两者的帮助下，成为自我知识的精英，成为具备独立判断能力与行动能力的、能够识别自身利害的行动主体。这三种知识精英结合起来，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专家网络。

知识与社会 篇12

Nancy Olivieri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血液遗传病方面的一位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 她和制药商奥贝泰克 (Apotex) 公司签订合同, 在卫生与安全委员会指导下在依赖输血的地中海贫血患者身上测试去铁酮与铁离子的螯合作用。Apotex公司拥有去铁酮药物的专利, 并对Olivieri的研究进行资助。在实验过程中, Olivieri发现了去铁酮药物的两个危险:一是经长期使用, 该药会失去疗效;二是该药将导致肝脏纤维化。不顾Apotex公司的威胁, Olivieri将她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于是Apotex公司撤销了对多伦多大学有关该药物实验的资助, 并威胁对Olivieri提起诉讼, 指控其违反保密协议。而此时公司正就向多伦多大学及其教学医院捐赠3000万加元进行谈判。Olivieri也被多伦多大学撤去了在多伦多不健康儿童医院血液研究项目中的职务。

随后, 就该事件结论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报告被提出来。一个是由卫生与安全委员会完成的, 它认为医院和多伦多大学并没有从事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指责了Olivier的行为。另一个是由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完成的, 它认为Olivieri不承担责任。该报告总结说:Apotex公司以起诉来威胁Olivieri不将事实公之于众的行为, 侵犯了她作为一个学者所享有的学术自由。该报告认为, Olivieri把她发现的有关危险情形告知患者和其他科研人士, 正是履行了她的道德义务。[1]

Olivieri事件在宏观上凸显了现代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 反映出很多问题:现有的大学知识产权保护 (本案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与学术自由 (本案中的科研自由) 是否存在冲突?在学术资本商业化过程中, 高校科研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学术科研自由?现代大学应如何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性, 担当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大学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自中世纪产生以来, 大学就存在着对知识的拥有和利用问题。中世纪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知识共同体”, 是知识贮存、保护和传播文化的“象牙塔”, 其功能是通过学术研究以增进知识, 通过人才培养以传播知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属于“智力公共财富” (intellectual commons) , 供世人免费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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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这一时期, 大学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主要是以“可发表性” (publishability) 来定义的, 科学论文作为对知识的“贡献”投给出版物在期刊上出现, 标志着科学共同体对它的“接受”, 同时成为公有知识的一部分。[2]这种情况下, 大学的科研成果一般不适用于保密或专利化, 通常要求以作品的形式公开发表。

1810年, 德国的威廉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 倡导“研究与教学结合”的办学理念。18世纪末期, 在英国爆发以蒸气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 把科学推向前进。19世纪中叶, 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学实验室在德国的吉森大学成立, 科技开始被带进大学。后来, 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理念被留德的美国学者带回美国。19世纪后期, 在美国, 当大学的学者获得少量资金购买研究材料和雇请学生进行研究的时候, 研究活动超越了个体事业的范围, 成为大学的使命与特征时, 第一次学术革命悄然发生。大学开始由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 发展科学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大学通过将国家资助产生的研发成果向产业界转移, 与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市场机制在大学科研资源配置与创新导向上的作用越来越大, 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 还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把知识转变为经济活动, 第二次大学革命发生了。第二次大学革命是在大学研究商业化功能的基础上发生的, 其核心活动是:将大学实验室的科学发现转化为产品, 并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使得大学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这种情形以美国最为典型。

二战以前, 美国大学虽然已经拥有了许多科研成果。但是大学并不愿意申请专利和许可。因为大学害怕申请专利会阻止知识的进步和扩散, 或者至少在外人看来, 会阻止知识进步和扩散。而这与大学作为创造扩散知识的机构的宗旨不符, 也有违于大学对开放科学 (open science) 的承诺。战后, 美国许多大学都采取了“不参与”政策, 禁止以机构的名义申请专利, 但允许教员以个人名义申请和保留专利。[3]20世纪70年代, 美国政府开始在产业界发起了大量的行动计划将高校与产业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大学研究激发地区经济的发展。比如, 创建大学科技园, 支持“企业孵化器”和“种子资本”基金, 以及其他联系大学和产业创新的“桥梁机构”。[4]然而, 联邦政府资助下的高校研究虽然产生出许多科研成果, 但是成果转化率却很低。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 意味着是公共财产, 纳税人都可以用。如果一个企业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促进了一项研究, 其他企业会马上合法使用, 这样企业就不肯介入大学的研究过程。

1980年, 美国国会通过拜杜 (Bayh-Dole) 法案 (又名《贝耶一多尔法案》) , 成为事情发生转机的标志性事件。该法案统一了联邦政府的专利政策, 允许高校拥有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获得的知识产权, 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转化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这一法案改变了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归属问题, 被誉为促进“大学技术转让的大宪章”。[5]亨利埃茨科威兹形象地描述了拜杜法案在高校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正如1862年的《莫瑞尔法案》扩展和形式化了起始于19世纪的农业创新系统一样,

《贝耶-多尔法案》为大学技术转移起了类似的调解作用。如同《莫瑞尔法案》一样, 《贝耶-多尔法案》间接地资助了大学, 奖励给它们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 实质上相当于赠地, 只是这次在赠知识产权。”[6]

由于知识产权在高校科技创新中作用的凸显, 市场的力量开始向高等教育中渗透, 高校即便是获得了一定的自治, 但是却难以摆脱市场的束缚, 高校必须主动地面向未来应对市场的冲击。西方许多研究型大学开始了向创业型大学或创新型大学的转变。在公立高校, 当学术知识可以成为为私人获取利益的知识产权时, 学术资本主义就开始形成了。1997年, Slaughter和Leslie在《学术资本化》一文中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学术资本主义也称大学资本主义, 是指高等教育机构 (主要是公立大学) 与专业学界有争取外部资金的市场或类市场 (market-like) 的行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 它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大学及其成员身份的定位。[7]

三、大学社会责任的困境: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冲突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进程中, 知识产权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私权。但是, 基于大学开放科学 (open science) 的传统, 大学学术信息交流呼唤学术成果的共享, 而学术成果共享的可复制性、无损耗性等特点, 要求信息资源无偿或低成本使用, 这都和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产生了价值上的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 大学在高新技术的可专利化研究领域越来越远离基础科学, 权利人基于知识产权对知识财产的不当控制或过度谋利很可能对大学教育科研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基础和环境造成破坏。

Olivieri事件的实质是科学研究自由公共性与知识产权私权性之间的冲突。科学研究自由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内容, 它是科学研究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时享有的选题、研究和表达的自由。科学研究自由是科学创造的先决条件, 离开了科学研究自由, 也就没有了科学的创造性, 大学的科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科研自由中包含了信息获取权 (信息获取自由) 和信息表达权 (信息表达自由) 两方面的内涵。信息获取权要求科研人员应该享有充分的信息自由, 能够有足够的渠道获取必要的课题研究信息。信息发表权允许科研人员将其结果对外发表, 科研成果的发表使得科研人员的成果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和传播, 使得科研人员的成果进入社会公有知识领域, 从而完成整个知识的生产过程。然而, 科学研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对象的知识产品。科学研究的知识产品如果恰好是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品, 那么这种冲突就产生了。知识产权制度赋予了权利主体对知识产品的垄断权, 该垄断权为私人所控制和掌握, 这会阻隔对知识产品信息的获取和表达。

这种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当前, 高校的功能已从单纯的教学、科研机构变成了一个兼俱社会服务性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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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高校担负起社会经济发动引擎的角色, 大学进行科研活动的非赢利与赢利性质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大学, ‘商业/非商业’尺度的应用一开始就令人气馁……这一尺度即使在今天也缺乏正当性。一方面, 学术机构日益将他们的研究市场化, 这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目的。与此同时, 生物技术产业正比以前执行着更多的基础研究的任务, 其活动最终具有一种商业目的。事实上, 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8]大学现在越来越像企业一样为“赚钱”而从事各种活动, 努力从其核心教学、科研和服务工作中获取收入, 大学成为直接接入市场追求利益的产业主体, 那么其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吗?

现今, “大学校长和院长犹如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行走, 它深受两侧的挤压。一侧是学术自由原则, 另一侧是研究经费的主要供给者、公众利益和安全的最终捍卫者——政府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各种责任。”[9]在产学合作的学术资本的转移过程中, 高校的社会制度逻辑与产业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很突出地反映在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之上。例如, 科技成果完成后, 高校教师急于发表论文来评奖和评职称, 而企业则要求保密或申请专利。当产业逻辑控制了社会制度逻辑抑或学术制度逻辑的时候, 大学如何协调这种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常常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局面。像Olivieri事件显示的情况那样, Olivieri与Apotex公司签订有项目研究协议, 如果按照约定以及商业秘密保护的要求, Olivieri在没有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对外披露研究内容的, 但是, 科研创新的结果必须为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服务, 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由于实验的药物将导致受实验者身体的健康, 或者会侵害未来公众的身体健康, 从科研自由 (包含相对应的科研伦理责任) 的角度看, Olivieri基于信息表达自由权有权利将研究情况公之于众。但显然这与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相冲突。

四、重塑“象牙塔”:现代大学社会责任承担的价值重构

德里克博克将大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学术性的社会责任和非学术性的社会责任。学术性社会责任包括进行教学科研活动、促进大学教育机会均等与种族平等、发挥大学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等, 非学术性社会责任包括大学的政治立场 (如发布政治声明、股东决议、政治游说) 、大学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如大学对免税的回报、联合抵制和强制处理股权) 等。[10]现实生活中, 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社会责任和非学术社会责任的平衡方面, 还存在于学术性社会责任内部。知识产权保护与大学科研自由之间的冲突反映的就是在学术性社会责任内部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与科技服务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才能处理好这种矛盾呢?笔者认为应当对当前的大学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和相关制度进行重塑。

(一) 坚持大学自治、政府适度介入和社会问责相结合

学术资本主义描述的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处境。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 “市场”的理念被引入到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领域, 以达到“节源增效”的目的。伯顿克拉

克曾提出一个广为引用的“高等教育的协调三角”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的模式:国家权威 (代表社会集体意志) 、学术寡头 (资深教授组成) 和市场 (个别消费者的意愿) 之间相互影响, 此消彼长。[11]对学术资本市场化给现代大学社会责任带来的种种困境, 坚持大学自治和政府适度介入相结合的理念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干预, 实行独立办学。只有实行大学自治才能保证大学免受外界干扰, 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制度保障。但是,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摆脱政府的控制。大学自治只能在现有的大学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下才能存在。大学自治是有限度的自治。因此, 应当坚持政府的适度管制和社会问责。政府的管理是矫正“市场失灵”的有效公共政策工具。而大学社会问责是政府、其他公共组织和公民的有效参与对大学各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质询与回应的过程。社会问责意味着大学在履行服务社会的功能的过程中, 要负责任地展示绩效, 包括如何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正确利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 以实现其预设的目的。[12]在充分给予大学自治, 政府对大学的发展方向进行适度的宏观管理与指导, 辅之以社会问责机制, 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消除市场对大学功利化的负面影响。

(二) 强调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

大学学术自由的存在最终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不仅仅是科研自由, 包括教学自由在内的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的一种基本权利, 也是大学履行社会学术责任的核心体现。在大学中知识是有尊严的, 不应该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控制和诱惑, 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本身就应该是大学学术责任的一部分。唐纳德肯尼迪认为“自由和责任, 权利和义务, 它们是交易的关系。”也就是说, 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是互为补充和对应的关系, 他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 这二者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是一种对称与均衡的关系。[13]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进程中, 应当强调承担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 不能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而不履行学术责任。

随着全球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冲击以及数字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学术商业化的浪潮中涌现出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开放存取 (open access) 、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 、创作共用 (creative commons) 等信息资源共享的运动, 以对抗学术资本主义团体。例如, 从1998年兴起的“自由扩散科学成果运动”到2002年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 再到2003年《柏林宣言》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 , 无不昭示着大学教育革新经由“经济理性主义” (economic rationalism) 转向合作管理主义 (corporate managerialism) 。在这种商业化与去商业化的交合中, 知识产权保护与学术自由 (学术资源共享) 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面临这种冲突时, 要时刻不忘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这一理念。

(三) 协调大学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关系

2003年, 日本政府在其《有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及其利用的推进计划》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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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若知识产权保护走向极端, 将与现代社会中公平与自由竞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价值发生矛盾。因此,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时, 我们应当注重这些基本价值, 并寻求这些价值与保护知识产权之间的平衡。”[14]由于不存在着绝对无限制的权利, 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 它要受一定的法律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但是, 如果权利配置会导致一方主体显著不公平, 则应当调整权利配置使双方的利益能够均衡。所以, 面对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政府和高校应当采取合理的制度去进行利益平衡, 以保障高校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科研自由, 从而保障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顺利进行。

米尔恩 (A.J.M.Milne) 在论及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即价值考量和选择要视保留哪一种权利对社会共同体更为重要, 以及放弃某一种权利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行使某一种权利所达到的积极效果。[15]从公平主义哲学的角度讲, 利益衡量应当坚持一条原则, 即社会正义原则。根据社会正义原则,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两项冲突权利属于不同性质的权利——其中一项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 另一项为非基本权利 (主要为民事权利) 时,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优位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基本权利配置, 但是倘若这种非基本权利涉及到更大的公共利益, 或者两项冲突权利同属基本权利或同属非基本权利, 则应根据具体情况从社会利益本位原则、公平限制原则、平衡原则进行分析和判断。这是利益衡量原则的一个基本判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