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精选9篇）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1

人们对课程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 或是将它看成一种学科内容, 或是杜威所说的“经验”……不过作为教育核心要素的课程, 当中一定少不了“知识”这个关键因素。课程是以知识为主的综合体系, 但并不是所有存在的知识都是课程知识, 只有通过社会选择的知识才能进入课程, 成为课程知识。一直以来, 知识总是被人们看成是绝对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 课程知识的选择也是围绕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标准开展的, 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在各个领域的蔓延, 知识以及课程知识逐渐脱掉了它们神圣的外衣。相应地, 在课程领域出现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以及“知识对谁最有价值”的追问。

一、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本质

1.知识性质的转变——从现代到后现代

知识的性质影响到课程知识的选择。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中将人类知识划分为“原始知识型”、“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四个阶段。[1] 在原始时期, 知识被看成是神秘的启示与存在, 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的。尽管原始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经验, 这些经验可能比神秘的启示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 这些生产和生活的经验却不配享有“知识”的名誉。因此在原始社会中最有教育价值的知识是神秘的知识, 是在正规仪式上传递的知识。又比如中世纪, 神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知识, 因此学校中最有价值的课程是宗教课程, 其他课程都是围绕着宗教课程而设置的。

在认识论或知识理论领域, 现代知识有着“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等特性, 这其实是一种科学认识论。现代自然科学将客观性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强调真正的知识应该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一种经验陈述如果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知识。同时,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 一种知识只有具有了普遍性, 才可能称得上是“科学的”知识,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学无国界”, “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随之导致的就是现代知识的“价值中立”, 知识只是纯粹经验的或理智的产物, 要获得真正的知识, 就必须悬置所有的观念, 直接面向事物本身。

不过知识真是完全客观、普遍以及价值无涉的么?人们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有着先在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 有着一定的研究兴趣与价值观念, 知识的产生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西方一直不承认中医药知识的科学性, 认为中医更多的停留在一种经验的水平, 上升不到科学的高度。来自现代知识的“严苛标准”将好多这样的“本土化知识”拒之门外。再譬如波兰尼所说的“缄默知识”, 他举例说, 我们可以在成千上万张脸中辨认出我们所认识的一张脸, 但是通常我们却说不出是如何认出这张脸的。这也与现代知识的特性不相符合, 但是这种缄默知识在社会生活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知识应该是文化性的、境遇性的、价值性的。就如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所说的, “社会存在对思想意识有着决定作用。无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民族, 其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都同它们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地位直接联系在一起。”[2]

2.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本质

课程知识的选择同样体现了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性, 并且这种选择标准或明或暗地反过来又强化了意识形态, 任何违反这一标准的知识都将被排除在课程之外。正如阿普尔所说, “学校知识体系——接纳或排斥某些内容, 通常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 因而正式的学校知识体系能成为一种社会和经济控制的形式, 因为它们保存和分配了被知觉为‘合法的知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必须具有的知识。”[3] 譬如我国的语文课本中选择篇目的首要标准是“思想内容”好, 其次才是学术价值和教学价值。又如高中历史课本在改版前后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评价, 日本“右翼分子”罔顾侵华历史编造出来的历史教材。不只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自然科学的教材中, 出现更多的也是影响力大的科学家, 影响范围更大的知识, 因为即使对于一种自然现象也是有着多种解释的。

当然, 我们不必因为这种选择的社会本质而感到沮丧。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统治阶级的“社会需要”是人民大众的呼声。虽然现实社会是变化多端的, 有些是“主流”, 有些是“非主流”, 但是我们主导的意识形态认为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好的, 都是可以塑造的, 这也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人为本”的核心。真正做到完全以学生为本是困难的, 这是我们的理想追求。我们需要在特定的“社会现实”或“社会需求”下对课程知识进行筛选, 这些“现实”或“需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求。

二、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学分析

课程知识是人类社会的精华知识, 它有着文化性、境遇性和价值性。“课程内容选择的过程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影响课程的过程, 其间往往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撑, 并伴随着价值冲突、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矛盾。”[4]

1.社会阶层与课程知识选择

社会阶层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分为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分析社会结构, 阐述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 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著名命题, 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及地位, 尤其是阶级地位。曼海姆·阿普尔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种“分层决定论范式”[5] , 这种理论范式认为决定知识的本质和特征的是社会的阶层而非社会整体, 并且它更加注重对知识的内容而不是对知识的形式进行分析, 其具体的研究思路就是将知识与社会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 并把它“特殊化”, 即把它看成是受特定的社会处境所制约的特定的主张。

课程知识, 不论是观念的还是操作的, 它的选择都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 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 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的速度极快, 高度集中的国家意志正在遭受各社会阶层特殊利益要求的侵蚀, 国家的权威性不断流失, 与这种流失伴随的是国家不再成为决定课程知识选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各社会阶层在课程知识选择中不断争夺有限的话语权。譬如产业工人阶层可能更希望拥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课程知识;中产阶层或许更倾向结构主义的课程。这种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带来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才是新世纪竞争的资本, 课程知识的选择也是一场社会阶层博弈的过程。

2.社会群体与课程知识选择

如果说阶层是横向将社会分层的话, 那么群体划分就是纵向将社会切块。关于社会群体广义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滕尼斯。他依照群体形成的基础将社会群体分作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叫公社, 一种类型叫社会。滕尼斯所称的“社会”一词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群体。另一种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关于初级群体的概念, 他认为初级群体是指成员间有面对面的交往与合作的群体。一般认为, 社会群体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同样一类人, 他们之间如果不发生社会互动, 不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 就不能称作社会群体。相反, 如果同龄人之间、同职业的人之间发生了稳定的、相当密切的交往活动, 产生了有别于其他类型人的社会共同体, 这种统计学上的群体也就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课程知识选择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譬如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 教师会选择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课程知识, 因为这便于他的理解与教学, 而学生往往对于建构性、生成性的课程知识感兴趣, 这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又比如同样是学生群体, 来自城市的学生与来自农村的学生对于课程知识选择的要求就不尽相同, 前者对于带有强烈都市气息的课程接受很快, 后者往往无所适从, 因为课程中所展现的内容是他们所不熟悉的, 是他们原有的知识观念中没有的。

三、课程知识选择社会学分析的启示

课程知识来源于社会知识, 同时又要经过社会的选择, 它一经产生就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我国社会今天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转型, 课程知识需求的多元化和知识供应主体间的竞争已成不争的事实, 教育民主化和对教育重做定位的呼声日益增强, 知识传播途径正趋于多元化, 知识控制的可能性不断减少”。[6] 因此, 我们的课程知识选择体系可以改良。

1.课程知识选择主体的多元化

首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 那么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类型的需求是不同的。其次, 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带来了课程知识需求的不同。再次,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对于课程知识也有着不同的需求。其实这一点在新课改中已经有所涉及,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的模式允许地方开展特色教育, 学校开发特色课程。但是根据一些调研结果来看, 在城市地区三级课程推行都有着难度, 何况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课程知识选择虽然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过程, 但是满足选择主体的多元化, 应该是我国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

2.课程知识选择客体的多样性

受现代知识观的影响, 以往我们所选择的课程知识多是一些有关事实的陈述性知识、一些理论性的抽象的知识、一些结果性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呆板和枯燥的, 很难激起学生探索的欲望, 再加上教师一味地把这些知识单向地灌输给学生, 使得学生只是“记住”了这些知识, 而没有真正掌握它们, 更不用说去应用了。而后现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文化性、境遇性与价值性, 更趋向于一种动态的生成。

现代课程知识过于注重科学知识, 对人文知识有所忽略。人文知识可以说是人类知识的最初起源, 缺少人文知识, 就缺少了对于意义的追寻。西方出现的“生死教育”以及生命教育就是呼唤课程知识回归人的生活世界。

另外, 课程知识的选择不应该抛开本土知识。石中英把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1] 它有着地方性、整体性、被压迫性等特性。例如在非洲许多地区, 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然”崇拜, 将“自然”看成是养育了动物、植物、人类以及一切生命的“母亲”。把本土知识选入课程对学生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课程知识是供学生学习的, 我们在社会主流意识许可的范围内, 尽量实现选择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选择客体的多样性, 对学生批判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实践意识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好处。

摘要：随着知识性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 选择进入课程的课程知识也具有了文化性、境遇性和价值性的社会属性, 并且课程知识的选择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和斗争的过程, 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性,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在其中有着不同的需求。对课程知识选择进行社会学分析, 对我们的课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知识,课程知识,社会,社会阶层,社会群体

参考文献

[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46, 327.

[2]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220.

[3][美]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65.

[4]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60.

[5]葛春, 夏正宝.课程知识社会学分析范式评述[J].全球教育展望, 2007 (4) :36-38.

[6]郭晓明.论中国课程知识供应制度的调整[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5 (2) :10-19.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2

一、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小学生的主体作用

品德与社会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增强小学生的道德水平和认知社会的能力。而道德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需要学生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因此要想该课程真正达到其教育目的，不仅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认真教，而且还需要学生在课堂上主动来参与。由此，教师必须改变传统“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小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激发小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使其敢于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发挥小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课堂教学模式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实现师生间互动的双向教学模式或“群言堂”模式，也使小学生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思维意识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得到锻炼。

二、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

因为小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限，品德与社会的教学内容虽然比较简单，但真正让小学生理解和践行也并非易事。因此为增进小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教师必须努力创新课堂教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1）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环节的时候应力求从学生的视角着手，比如，学生会有哪些困惑和疑问、巧妙地将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实际案例应用到教学中去等，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2）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尽可能具体化，尽量减少抽象和晦涩的语言，以免增加学生理解的难度。（3）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感情要饱满和丰富，以增强学生的认同感。

三、努力营造欢快、和谐的课堂学习氛围

营造欢快、和谐的课堂学习氛围，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且也使知识很容易被学生理解和吸收。（1）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使用相对比较通俗和幽默的语言进行讲授，尽量活跃课堂氛围，以避免课堂呆板化。（2）教师要努力加强和学生的对话，让学生多袒露自己的心声，多开动脑筋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3）教师应根据课堂教学内容设计小游戏或其他形式的活动，让学生动起来，并在做游戏中增强小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

四、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增强课堂教學的活力和影响力

选对教学是改善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传统单一的、僵化的、缺乏艺术性的课堂授课模式已不能有效承载并传递教学信息。因此，只有不断丰富、创新，探索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才能增强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活力和影响力，并进而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1.要实现教学方法的灵活化和多样化

由于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可能不太久，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而多采用一些教学方法是教师改善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在教学中应极探索和广泛采用启发式、参与式、互动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积极鼓励小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2.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品德与社会课程是一门贴近现实、贴近学生的课程，现实中的案例和素材非常多。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想办法用多媒体将学生身边的故事讲出来。多媒体教学能灵活集中文字、图片、影像、声音、动感效果等多种媒介。使用多媒体教学，一方面对小学生有直观的吸引力，可增强他们的关注力；另一方面，多媒体能将相对比较抽象的知识讲得具体化，将比较复杂的知识讲得简单化，有利于小学生吸收和内化知识。

五、努力加强课堂教学反思，积极拓展课堂教学的新思维、新空间

改善品德与社会的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其教学实效性，不仅需要教师认真在课堂上授课，还需要教师认真地进行课堂教学反思，积极拓展课堂教学的新思维、新空间。

1.教师应总结、反思

教师应对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生的一些情况及时给予研判和总结，反思其存在的原因，并力争在下一次课堂教学之前给予纠正或改善。

2.教师之间应加强交流和学习

教师可根据品德与社会的课程设计开展集体备课和集体研讨，共同分析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而且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建构良好的教师合作文化机制。

3.教师需要广泛涉猎知识，努力储备各种与课程相关的知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学生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而且教师也有义务借助课堂教学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所以教师要多注意储备知识，多给学生灌输一些新观点和新方法，这对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对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问题，最终还需依赖教师的努力，需要教师用自己的实践智慧来提升。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3

1 法定的教育知识

在历史长河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然而,无论从时间还是人的精力角度去说,人们都不能将所有的知识纳入到教育场域中。因此,课堂中的知识必定是经过选择的。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什么知识被选择了出来?谁选择了这些知识?选择这些知识意义或者目的何在?在对《春风化雨》中威尔顿学校的课堂分析中,我们不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就课堂上的知识而而言,从电影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从内容上说,威尔顿学校课堂中呈现的基本上是结果性的知识、过去时的知识。学生要做的是接受它们并记住它们。新鲜的、不确定的知识不能进入课堂和学校。其二,从形式上说,威尔顿课堂中呈现的是学科知识,是被精心分门别类的。除了基丁老师的课堂中融入很多其它元素外,其他课堂上基上只呈现本学科的知识。

影片中课堂所学的知识不是学生所选择的,也不是教师所选择的,而是由一套严密的机制所造就的。在这个机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伯恩斯坦在对课程进行知识社会学研究时,提出了“集合课程”与“整合课程”的概念:如果各项内容处在一种彼此封闭的联系中,各种内容得到非常清晰的界定,并且彼此之间相互独立,那么这种课程称为“集合类课程”。如果各种内容并不是各自为政的,而是彼此之间处在一种开放的联系之中,那么这种课程为“整合型课程”(1)他认为“集合课程“将知识高度专业化,从而使学习者高度专业化,彼此间相互隔绝,进而造成了社会分工。同时,由于专业精英又是少数的,进而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局或者统治者将一套已成定论、伴以高度分化的知识选入课堂,并加之以“科学”的外衣,其用意就在于让人们安分守已,各自安于自已所处的地位,并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确定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社会成员的规训与控制,以实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2 传递式的教学过程

教育文本只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一个环节,要让这种被选择出的文体真正地作用于学习者,还必需通过教学这个环节。

伯恩斯坦对此同样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创造性地使用了“构架”这一概念。“构架”涉及到在知识的组织与实施中,传递内容与非传递内容之间边界的清晰程度。这就意味着教师和学生在学习内容上的控制和选择范围。构架还涉及到另外两种知识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即日常生活知识和教育知识。(2)

影片《春风化雨》中,在基丁老师来之前,其他教师的教学都是强“构架”的。他们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将知识从法定的教育文本中传递给学生。而且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完全的“授”与“受”的关系。知识传递是单向的,而非互动的。

知识社会学启示我们,对于教学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究有哪些因素参与了这一过程。”(3)对于威尔顿学校来说,教学模式也同样不是学生和老师选择的,它是权力控制的深化。首先,这种“授”与“受”的传递方式可以将法定教育文本中知识精确地传递给学生。美国学者古德莱德把课程分为几种: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指任课教师所领会的课程)、运作的课程(指在课堂中实际实施的课程)、经验的课程(指学生实际休验到的东西)。(4)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或多或少地经过了建构并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单向的授受式的教学在最大限度内保持了教育知识的原态,维护了统者的意愿。其次,对学生来说,获得知识本身不仅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即按照安排好的程序,按照教师的引导进行学习。只有这样才算是好的教与学。这一过程给予学生这样一个潜在的知识:学会服从。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知识,也就是这种知识使得影片中的尼尔不敢也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这种潜在的知识使他只能选择死亡。这一教学过程的规范化,也使得这种法定教育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方式合法化和合理化了。

3 使学生“自觉”化的教育评价

如果课程文本完成了教育知识的选择,教学完成了教育知识的传递,那么教育知识的实现与否就要靠评价来完成了。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威尔顿学校的评价是带有浓重选拔性色彩的。在电影开始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着重讲述的是学校有着良好的升学率。在课堂中学生把老师讲的每一点都当作考试的重点来准备。学生在课下议论课上所学时,最经典的问题就是“这会考吗?”

这种选拔性的评价最直接的结果是:通过一套官方所制定的完整的评价体系将被评价者——主体是学生,也包括家长和老师——分层。这一论点的最经典案例是我国的科举考试。统治阶层制定了这个系统的评价规则,按规则“玩”的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在这种制度化的评价系统中,学生们拼命地去适应,最终欣然地授受了它。自觉地被规训与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影片中有的学生在揭发基丁老师“错误”的文书上签字的深刻原因。

学校中的结果性评价,完成了其三重使命:第一,批定学生经验是否在社会控制之内;第二,为社会支配阶层进行社会的选择与分配提供依据;第三,为改进课程材料提供依据。(5)后者主要是为前两者服务的。这种知识评价确保了被选择的知识有效地传递到了学生身上,满足了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需要,实现了教育的控制与规训。

注释

1麦克·F·D·扬.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M].谢维和,朱东旭,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3-65.

2齐学红.教学过程中知识的社会建构——一种知识社会学观点[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0.

3吴康宁.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J].上海教育研究,2002(9):7.

知识社会的动力之源 篇4

动力之源

云计算不是一门单纯的技术，是计算结构和信息革命本质的变化。回顾一下在主机时代，所有的信息要从主机获得，主机基本被IBM所垄断；到了个人计算机时代，信息可以放在自己的桌面上，PC革命产生了苹果、微软、英特尔等一流的企业，也创造了美国20年左右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领先。但PC机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每台计算机的功能与能力利用得很不充分，信息不能充分共享，成本也居高不下。随着网络尤其是宽带网络的发展，以及“虚拟化软件”的出现，人们可以把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再一次集中起来，放到“网络”中去，需要的时候通过网络拿出来，这就催动了“云计算”的诞生。

3年之前我看到了云技术的变革，每年夏天都会在硅谷呆一段时间。从2010年开始，这种导火索已经引燃，变成大革命来临的星火燎原：具体表现在过去IT架构的每个层次都有新的公司在出现，芯片有新一代的芯片出现，无论是ARM开源的道路，还是新一代非X86的芯片打破传统英特尔的架构，新型的SaaS公司开始出现，新一代服务器公司也出现了，这种服务器不是过去简单标准的服务器，而是定制化的云服务器。我们看到现在数据中心可以建在一个集装箱里，使传统的数据中心建设时间与成本成倍下降，整个产业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变革的核心有三点：第一就是便宜。PC的时代为什么成为一种革命，比主机便宜多了。云计算革命的终结应该千元以下甚至更低价受众端，存储的成本也大幅降低。第二是简单方便。我们看到今天从复杂的台式机到Pad为什么这么流行？就是因为它方便。还有就是可控，我们今天享受互联网庞大的信息，但是信息不是组织的，是碎片化的，到了应用商店为什么感觉更好用呢？因为很多应用已经被选择了。未来的内容在云最终的时代，信息要变成知识的过程是要进行控制管理编辑挖掘的过程。云的时代就像印刷术的发明，核心是使整个计算环境和知识获得更加便宜，知识能够被集中分析处理，并且在集中处理的情况下，把所谓的数据变成信息，将信息变成智慧，这样的过程使整个知识普及和生产效率获得极大的提高。

创新之魂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爱苹果，爱这个从未来过中国的乔布斯？因为，他代表着我们这片土地数千年来最缺乏的元素。而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之时，他代表的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中国过去高科技与互联网发展根本动力是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执着梦想、不怕失败的“企业家精神”，苹果与乔布斯的故事，都是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iPhone及iPad在实现他个人电脑开始的理想“empower people”-“让每个人有力量”。今年5月份他推出iCloud，似乎是他理想彼岸的终点。“云”将使知识无限存储，知识便宜、方便地获得，就是他的理想，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标志。

App Store、iCloud都是典型的云应用，云计算是对整个IT技术行业产生根本破坏性的创新，理想主义、冒险和创新都是存在云基因里的东西，只有具备了这些精神，中国才有机会从基础层面，如：芯片、操作系统、服务器等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IT体系。现在的主机和PC为美国人发明，未来云的应用及大规模的市场应用最大的希望还是落在了中国人身上，中国客户群足够大，因此独特性就出来了，百度、QQ都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在线游戏、分众这些商业模式也都是这样创新的。而且中国从历史来看，现在非常像一个半世纪或者两个世纪前的美国，充满了动力，充满了机会。未来15年，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诞生一个类似于无线通信、互联网、半导体这样一个领域的独特创新，这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眼界和视野，也需要理想主义。云计算是一个这么大的真实的机会，作为中国人来讲，这种技术革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应该张开双手热情地拥抱。

这场变革也给我们的行业，以及政策、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过去的IT行业的技术是以引进为主。今天的问题是在“云时代”可否把“核心的信息”放在国际的“云”上;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当软件硬件与服务合在一起时，当我们与谷歌这样的公司发生矛盾时，又如何处理“技术引进”与信息管理这样的问题，这些新问题都需要政府、企业与学者及时前瞻的探索，才可成为云时代的领导者。在推动云计算发展过程中，政府也应成为产业强大的支撑和推动力量。对市场的推动方面，政府需要建设信息公开，面向社会公共信息服务的云；政策规划层面，针对云计算的数据拥有权、隐私问题等，需要政府前瞻性的立法；产业的规划层面，与企业密切的配合，扶持产业园区，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知识创新之路

知识时代的创新是发展的源泉，推动云计算的发展也需要创新。目前我们在做的云基地就是一种创新模式的尝试。我们把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公司聚集到了一起，以资本、基地、舰队的形式运作，我们提供办公地点，提供统一邮件系统，计算和存储资源，提供行政、人事、财务和法律支持。真正的创业者需要独立性，大企业有大企业病，小企业没有资源，我们就做这样一个“big small company”，将共享资源和灵活性做了很好的结合。希望将来形成一个舰队一样的产业群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成为云时代的武器库、云工具的提供者，生产云的服务器、云的集装箱、云的软件以及云的解决方案，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转向云提供工具。

我们后期也会更关注云的应用，像云服务、云应用开发，包括像智能电视这样的产业，我觉得在云的机会中，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创新的中小企业，因为有了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网，也使创业的门槛更低了，过去需要10年、15年时间做成的事情，现在也许只需要3到5年的时间。就像Apple Store一样，很多应用软件的开发者就3、4个人而已。

正如电的真正使用唤醒了工业革命的全部生机一样，云创新的结果将使“计算”成为像水、电一样无所不在的基础设施。今天的个人计算机(PC)将被各种各样简单的终端所取代，而未来终端价格将如同“书本”一样便宜、好用、无所不在，但是所拥有的信息存储能力，将超过我们今天最大的“图书馆”，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大规模“知识生产”的时代。今天，为人类与中国现代化已做出诸多贡献的信息工业正在跨入一轮新的增长期。在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长期、高效的经济发展，核心还是技术创新。我们只有把握、应用最新的技术才可能解决现代化中的矛盾与问题，所幸是我们正处这样一个“创新”不止的时代。“云计算”正把我们从工业社会带入一个“知识与智慧”社会。当人们获取“知识”成本大规模降低时，整个社会就会更高效、更节能、更进步、更文明。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5

目前企业层面知识吸收能力概念的提出尚不足20年, 因此研究社会网络对企业吸收能力影响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在前人针对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研究中, 实质上已经包含了一个潜在的中介变量, 即企业的吸收能力。资源在网络中流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的吸收能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即对资源的评价, 获取, 转换, 利用的过程。

在Cohen和Levinthal提出吸收能力概念后, 很多学者从网络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Patra等通过一项实证研究指出集群、网络及其他形式的组织间活动对于提高吸收能力具有积极影响;Hansen等认为, 如果忽略了对网络中心位置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关系的考察, 那意味着企业从网络搜寻中获得的知识难以在其内部进行转换;Burt认为, 拥有丰富结构洞的企业能够从网络中较远的主体获得新奇的信息并挖掘这一信息为己所用。依轮多以英国180家高技术企业为样本, 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外部网络关系便利了外部知识获取的, 拥有更多网络的企业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吴结兵 (2006) 对浙江纺织企业集群的相关研究表明, 网络的存在促进了网络内更多的合作行为和更快的信息流动, 有效于增强网络成员对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更多研究针对的是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知识创新的影响。例如Marco (2011) 使用来自一个跨国半导体公司的16个研发实验室的原始社会经济数据调查了来自组织外部的知识内化和创新应用的社会过程, 发现外部知识增强了个人对组织创新的贡献。Jifeng Mu (2012) 分析了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网络成员的传播能力和内部组织网络内动态模拟行为模式的差异, 结果显示吸收能力和传播能力以交互或单独的方式确定知识的流动方法及在成员间的内部组织网络中转移效率。

二、研究现状评价

(一) 以往研究的进展

在对社会网络, 知识吸收能力以及社会网络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评述后, 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第一, 现有文献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较成体系。从社会网络的起源、定义、发展到其具体特征、基本要素以及结构参数等,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网络, 从而达到对社会网络更加清楚的了解认识的目的。

第二, 近年来, 人们开始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 着手研究社会网络对各种社会实体以及社会现象的影响。在社会网络理论里企业是社会网络中重要的一环, 也是受社会网络影响较大的社会实体。研究社会网络对企业的影响, 将有助于为企业提供合理化建议。

第三, 对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研究正在逐步细化。之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于研究知识吸收能力的定义, 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在这些问题都有了较为明确的结论之后, 人们开始关注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应用较为广泛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在了解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大致情况后, 研究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功能及过程成了研究趋势。

第四, 研究社会网络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将成为趋势。虽然目前针对社会网络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研究十分有限, 但是由于前人针对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等影响研究中企业的吸收能力作为一个潜在的中介变量实质上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那么随着“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 相信研究社会网络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影响将最终成为趋势。

(二) 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近年来, 对于社会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以及社会网络对知识吸收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但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 现有研究重视分析吸收能力的概念和影响因素, 很少深入分析吸收能力所包括的处理知识的过程。因此, 未来的研究需要从知识吸收能力的过程性出发, 量化分析各个要素的作用。

第二, 缺乏考虑社会网络对知识吸收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知识吸收能力本质上是对外部知识等资源的一种容纳、传递和利用能力, 在跨组织间活动中才能够体现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组织间网络关系的研究中引入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是必要而有价值的。

第三, 结合中国实际对知识吸收能力进行研究。知识吸收能力的相关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 然而目前缺乏基于企业访谈来构建符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的吸收能力研究。因此, 通过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 分析中国企业吸收能力对指导中国企业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十分必要。

摘要：目前研究社会网络对企业吸收能力影响已逐渐成为了一个研究趋势。本文列出了现今主要的研究文献及其研究角度。在此基础上, 分析总结出了以往研究的进展以及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最后, 对社会网络和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社会网络,知识吸收能力

参考文献

[1]Mitchel, Clyde J.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A]in Social Network in Urban Situations, Edited by J.C.Mitchel.Manchester, Eng: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2]Wellman, Barry.The Basic Principle of Network Analysis[A]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Randall Collin, San Francisco, 1983.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6

创新是组织在市场多变和技术更新迅速的时代生存的根本, 而创新依赖于知识交流和共享, 对知识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知识在个人和团队之间的交流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网络, 社会网络分析逐步被引入到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 用于探讨网络联系的强弱、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及联系机制对知识获取、转移、共享、创新、应用等产生的影响及效果。

1 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是常用的一种的网络分析工具, 起源于社会学领域, 在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得到了关键性的发展。90年代以后逐渐应用于其它领域如心理学、政治学、国际贸易等的研究和实践中, 近年被引入管理学领域中, 应用于战略管理、知识管理和组织行为的研究中。

社会网络可以定义为多个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边构成的整体。节点可以是个人或者组织, 例如:团队、企业、机构以及社区。节点之间已经或者有可能建立连接, 连接表示节点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关系可以是多种类型:个人层面, 行为互动关系, 如交流、拜访、出席会议;权威关系, 如上司/员工, 教师/学生;评价关系, 尊重、讨厌。组织层面:商业往来、物资买卖、信息交换、技术合作等。

社会网络分析本质上是一种调查和测度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主体 (节点) 的特征, 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边) , 然后用图的形式表达出来, 并能够分析关系的模式与特征的一整套的理论、方法和工具。

2 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和工具

社会网络分析重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主体的行为以及绩效的影响。它关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 从群体的角度去理解个体的行为, 因而有别于传统的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原子论分析思路。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整体网和个体网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整体网层面关注一个群体整体, 研究一个群体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 测度各种图论性质、密度、子图、角色和位置等。个体网层面关注某个特定主体, 研究与之相连的主体构成的网络, 相似性、规模、关系的类型、密度、关系的模式、同质性、异质性等。

社会网络分析认为社会关系、关系内涵、关系强度、社会网结构、个人位置等因素会对信任、情感支持、资源取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等产生影响, 进而又会影响经济行动。

社会网络分析对社会关系进行量化分析, 涉及图论、数学和统计学, 因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其强大的运算能力促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和应用。当前已开发出多款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是其中最为流行且功能强大的一款, 可以方便的录入或者导入关系数据, 绘制网络图, 进行中心性分析、凝聚性分析、位置与角色分析等等, 还具有一些基本统计分析功能。另外, 开放式软件系统StOCNET能够实现社会网络分析的大部分高级统计分析功能。

2.1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法中一个重要指标, 反映了主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以及权力和影响力的大小。若关注网络整体, 分析网络整体中所有节点 (主体) 的整合程度, 衡量的指标是中心势 (network centralization) , 中心势是指整个网络的总体整合度。若关注个体, 分析单个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 衡量的指标是中心度 (point centrality) , 中心度是指一个节点 (主体) 在整个网络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节点的中心度主要有三种:点度中心度 (degree centrality) , 中介中心度 (betweenness centrality) 和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 centrality) 。点度中心度反映一个主体和其他主体的直接交流程度, 一个点的绝对度数中心度是与该点直接相连的其它点的个数。中间中心度反映一个主体对于他人之间交流的控制程度, 考察一个点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其它节点对的中间, 是一个点在其它点之间相连的最短路径上占据中间人的位置。接近中心度反映一个主体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 若一个点和其它点都比较接近, 在信息传递时越具有独立性和有效性。软件UCINET 6中Network—Centrality提供了相应分析功能。

2.2 凝聚性分析

凝聚性反映了部分主体之间互动较多, 形成一个凝聚性 (cohesion) 强的小团体 (small group) , 表现为图中某些关联紧密的点构成的一个子图。整个网络可以分离为多个小团体。社会网络分析法提出了多种联系紧密的小团体概念:派系 (Cliques) , n-派系 (N-Cliques) 和n-宗派 (N-Clans) , k-丛 (K-Plex) 和k-核 (K-Core) , LS集合和Lambda集合 (Lambda Set) 。软件UCINET 6中Network--Subgroups和Network--Regions提供了相应分析功能。

2.3 结构洞和中间人分析

结构洞 (Structural Hole) 指存在一种非冗余的联系, 某主体居于两个分离的小团体之间, 起到联络的作用, 一旦把这个主体移除, 两个小团体就无法联系。这个主体就是中间人。社会网络分析中判断结构洞的标准有两个, 一是结构洞指标, 二是中介中心度指标, 两者的含义和适用范围有所不同。UCINET软件Network菜单下Ego Network--Structural Holes提供了相应分析功能。

3 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

知识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 人际关系有助于信息和知识的获取, 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和知识推向商业化的应用。因此, 社会网络分析被引入知识管理的实践中, 用于分析网络规模、网络范围、网络联系的强弱、网络联系的模式对知识获取、转移、共享、创新的影响。

3.1 应用的理论发展

1999年, 哈佛大学的Hansen首先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知识管理中, 探讨社会网络中的弱联系和强联系对于组织内部知识转移的影响。2003年, Patti Anklam在权威期刊《知识管理》上发表文章, 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是支撑战略知识管理的有力的诊断工具。2004年, Rob Cross等人基于前人研究, 从总体上对社会网络分析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将个体网分析和整体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进行实证研究, 分析了关系节点、网络结构与工作绩效的关系。2007年, salvatore Parise调查了几十家公司, 提出社会网络分析有利于知识创新、知识转移和知识存储以及工作经验的继承。Mary Branscombe提出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帮助管理者发现员工知道的和企业内部员工们所保有的知识。

3.2 应用的典型案例

IBM率先于2000年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知识管理实践, 他们的观点是社会网络分析可用于反映人与人之间或部门之间的重要知识关系, 有助于提高组织中的协作、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在理论探讨上, 成立了IBM知识基础学院 (IBM Institute for Knowledge-Based Organizations, IKO;后改名为IBM商业价值研究院) 进行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改进知识创造和分享”的相关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在实践中, IBM积极利用社会网络促进知识管理, 例如, 建立了“创新智慧园”, 收集全球员工提交的创新想法和实施方案。Andrew Parker等在2001年写了《社会网络的隐藏力量》一书, 阐述了社会网络分析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3.3 应用的主要方法

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管理中常用于识别中心人物、边缘人物、小团体以及中间人。具体方法如下:

(一) 中心人物的识别。根据中心度识别中心人物, 常用点度中心度指标, 点度中心度高的人与其他成员联系多, 可以很快获得各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此类成员, 无论是知识源泉还是知识接受者, 对于内部知识交流都有较大影响。如果该成员知识共享意愿较高, 整体的知识交流会比较顺畅, 反之, 则可能成为组织工作顺利的瓶颈。此外, 此类成员的离职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知识流失。

(二) 边缘人物的识别。处于网络外围的人物, 有可能是孤立节点。此类成员对于组织内部某单一部门的知识的共享影响不大或甚至不起什么作用, 但可能拥有更多的弱联结, 在两个网络中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 可以推动知识更大范围的共享。但是, 高层管理人员是边缘人物, 则会延缓决策。

(三) 小团体的识别。根据直观的图形, 并利用软件的凝聚性分析功能, 可以识别某一团体与整个网络的关系, 判断其与整个组织的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分享情况。小团体内部的知识交流比较频繁, 知识的扩散和知识分享程度也比较高, 有积极作用。小团体往往和正式组织结构划分不一致, 能够促进了知识的跨部门流动。但是, 也要避免小团体可能引起的派别之争。

(四) 结构洞和中间人的识别。根据直观的图形并结合中介中心度指标, 或者是利用软件的结构洞分析功能, 可以识别出结构洞和中间人。结构洞连接了两个或多个分离的小团体, 处于该位置的中间人是知识交流的控制者, 控制别的小团体之间知识如何流动。位于结构洞的知识拥有者或接受者, 有机会获得来自多方的非冗余知识, 成为信息的集散中心。

4 结语

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历史不长, 但已发挥成效。作为一种图形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工具, 社会网络分析能够为知识 (特别是隐性知识) 创新、获取、转移、共享和扩散的各个环节提供强有力的工具, 能够促进非正式组织间的知识流动, 改善正式组织内部的知识活动, 推进部门间的合作。

参考文献

[1][美]马汀!奇达夫, 蔡文彬著, 王凤彬等译校.社会网络与组织[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M], 2005

[3]刘军.整体网分析讲义——UCINET软件实用指南.上海:格致出版社[M], 2009

[4]梁昌勇, 陈发祥.基于社会网络下的组织知识管理研究[J].情报杂志, 2007, (7)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7

一、挖掘教学要素, 明确教学目的

教材是传递知识的媒介, 是我们实施一线教学的准绳和依据。虽然我们反对照本宣科抽象理论说教,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全面否定教材。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之前, 一方面弄清我们教授的知识, 另一方面要弄清我们的教学对象——学生的实际认知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己知彼, 设置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针对性, 激活学生学习和探索的主观能动性。

比如, 在教学苏教版《品德与社会》四上《我们的合作》时, 我们要结合小学生好奇心强、活泼好动的特点, 这样设置教学目标:1.通过合作型游戏让学生通过体验感受合作的快乐, 并学会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相互合作的方法和技巧;2.通过身边合作共赢的实例, 启发和培养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的思想意识。可以让同学们分享一下自己对身边合作的案例和分析, 比如班级大扫除, 就需要同学们共同合作完成;拔河、接力赛等体育活动也都需要我们通过齐心协力合作而共同完成……这样设置一方面抓住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另一方面让知识呈现更契合学生的发展区。这样同学们就能在明确的教学目标下, 循着灵动的案例或问题启发进行深入探索, 进而从整体的学习活动中获取知识和技能。

二、结合生活实践, 完成灵动教学

邓小平说过:实践出真知。知识需要经过实践体验才能完成到能力的迁移。小学生抽象思维尚不完善, 多以形象思维为主, 所以我们要通过生活实践体验来让学生通过灵活的情境体验完成对生活常识和道德培养的认知。比如, 我们在学习《请到我的家乡来》时, 如果我们让同学们罗列家乡的风土人情, 那么小学生因为没有足够的阅历, 可能就无法进行完整的介绍。为了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我们可以先通过多媒体以直观的方式让同学们了解自己的家乡, 学习课件资料中对家长风土人情的表达技巧。然后我们可以带领同学们去实地参观和体验。然后让孩子们常识以“导游”的角度, 给其他同学们分享“家乡的风光”。如此设置, 不但激活了学生的好奇心, 更让同学们在实际体验中领略家乡的魅力, 然后仿照课件表达技巧, 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山水树木和名胜古迹等进行描述和讲解的技巧, 锻炼表达能力的同时, 有效唤起大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活动都是要大家合作完成的, 所以, 我们要活跃课堂气氛, 鼓励大家能相互帮助, 相互合作, 生成团队凝聚力。

三、通过开放课题, 驱动综合探索

《品德与社会》是学习生活常识和道德素养的课, 而这其中的内容非常广泛, 可以说包罗万象。所以我们的教材不可能体现到方方面面, 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需要我们以此为蓝本设置开放性课题, 驱动学生深入到综合探索和实践中来, 如此才能体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 完成理论到技能的迁移和转化。比如, 在学习《塑料与我们的生活》时, 我们就不能武断地说塑料不好因为它不能降解, 给环境带来污染;也不能单纯地说塑料好, 它给我们带来方便。因为事物都存在矛盾的两面, 具体到这个综合性问题, 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周边的社区进行调查, 并作出调查报告。这样同学们深入人群中, 让不同身份的人, 说一说塑料的用处和如何减轻塑料对环境的污染的看法。最后, 我们再经过筛选和讨论分析, 总结出客观的观点。这样一来, 同学们就在整个综合课题体验中, 掌握了基本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以后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本文是笔者联系多年的一线教学实践对《品德与社会》生本课堂构建的几点分析与探索。总而言之, 课堂的核心是学生, 教学实践中, 我们要全面了解教学内容, 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实际认知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整合, 吸引学生通过实践体验和综合探究来完成知识生成体验。只有这样才能让被动学习变成主动认知, 才能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张静.《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如何以学生为主体[J].成功 (教育) , 2012.10.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8

知识产权作为介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之间的一种特殊权利, 仅就其财产权性质而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 其在社会财富创造中所占的贡献比率将越来越大, 从而使得知识产权在财产形式中占据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 理应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 随知识产权地位的变化和发展, 及时做出适应性的反应, 以更好的调整知识产权开发、利用等领域的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适应转型时期的现实发展需求。

长久以来, 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形式主要集中于民商法范畴, 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在过去很多年里, 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中的贡献率虽然占据较大份额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但远远没有达到现今的发展层次和水平, 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也未曾达到现如今这般频繁而严重的境地。进入转型社会以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社会劳动的主要方式由原先的体力劳动为主向智力劳动为主转变。根据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的通说理论可知, 智力劳动所创造的成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创造点。因此, 侵害知识产权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日益增加, 这不仅是侵害单位数量的知识产权价值量的增加, 还包括因为知识产权价值的增长导致侵害行为数量的上升。总而言之, 现今的情形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 这就要求适时更新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总体架构。笔者认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应当建立起一套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现实发展的刑法保护体系, 以期借助刑法的威慑力来遏制那些严重侵害行为的发生。

但是, 任何法律体系的重构都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发展变迁, 还应全面考虑法律调整的经济成本。这两项要求反映到知识产权的刑法调整领域, 就表现为分析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社会效应, 即宏观上的效应分析, 后者表现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所耗费的成本, 包括权力机关运行的成本与社会自我调节的成本, 这就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经济分析, 也可以视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社会效用的微观分析。这两个层面的分析, 为我们思考构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明晰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脉络。

二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及其经济分析

密尔在分析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必要性的时候曾经指出, 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时候要考虑到必要性、可能性等几个方面:必要性是指社会关系足够重要, 这一点在引言中已经做出了较为精确的分析;可能性是指要分析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所能得到的社会效果, 主要是调整的成本和对抑制违法犯罪现象的作用。下文即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 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1. 知识产权犯罪成因分析

首先, 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根据经济学一般理论, 劳动是社会财富得以产生的源泉, 世界上的一切价值都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这就是由大卫·李嘉图等人发现的著名的劳动价值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之内, 体力劳动占据了社会劳动的主要地位, 而知识所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占据的份额较少。因此, 对于知识产权的侵害并不能为侵权行为人带来足够多的利益。但是, 近数十年以来, 智力劳动在社会总的劳动形式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相应的智力劳动所产生的成果的价值量也大大增加。因此, 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逐渐增多, 而且所造成的损害也大大增加。概言之, 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幅度增加了, 已经到了适合采取刑罚措施进行调整的阶段。2006年末, 美国电影协会在与中国有关机构交流时谈到:盗版等侵权行为每年所带来的暴利已高达数十亿美元, 同时造成版权人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其社会危害程度已经堪比贩卖毒品等高危犯罪行为。但是,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 刑法规定的惩罚措施却较轻, 显然有违罪行相适应原则。经济学中的理性观点认为, 当某项投资的风险或成本明显优于其他投资时, 该主体必然会选择进行这项投资。这也完全可以适用到知识产权侵权方面。从行为人角度来看, 实施侵权行为完全就是一种必要的投资行为, 而法律后果大致可以当作其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当法律后果中的惩罚过轻的时候, 也就是违法成本过低的时候, 主体选择犯罪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从这一点, 可以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高发这一现象。

其次, 是文化观念方面的原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知识从来就不是财富, 知识如果想要转化为财富, 则必然需要受到专制权力的青睐, 直到发明创造者掌握权力之后才能获得相应的报偿。故知识产权犯罪并不广泛的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的, 在缺乏道义性基础上制定的刑罚措施, 自然难以得到较高的社会认同, 而对社会调整和规范的可能也相应的比较乏力。

2.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公共成本

从法社会学角度来看, 要正确的认识产权刑法保护规律, 不仅要充分了解知识产权犯罪的成因, 以对症下药, 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成本问题。任何法律制度的执行, 都必须通过公共机关, 而公共程序的启动, 必然会消耗大量资源。尤其是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救济程序, 不仅伴有公安机关的关于案件事实的各个证明环节的调查取证, 还包括法院对诉讼双方提交证据的审查, 有些情况下还伴有检查机关的审查起诉。

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搜集一般来说都是十分艰辛的, 因为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易传播、举证难等特点, 不法行为人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之后, 往往可以迅速的将赃物转移或者分销他处, 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根本无法展开。而根据法律的规定, 侵害知识产权一般要达到一定的金额之后才能进行刑事立案, 甚至是根据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收益来衡量是否入刑。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公安机关在侦查的时候难以掌握侵权行为所侵犯知识产权的真实状况。而且, 知识产权方面证据的审查, 也往往是十分专业的, 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和手段来进行, 这意味着法院在认定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事实状况的时候需要花费重大成本。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公共成本不光包括上述可以看见的直接成本, 还包括一些看不见的社会牺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较为关键的阶段, 很多企业都处于转型升级时期。根据发达国家以及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 在此阶段中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必然会大量出现, 即大量企业通过仿造外国名优产品, 积累资本并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落后国家要在短期之内赶上发达国家, 就必然要采取科技强国的战略, 尽可能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甚至在国内吸取发达地区的先进科技。简单地说, 就是落后国家要通过较为低廉的成本尽快的推行先进科技, 以发展本国生产力。但是,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从宏观上讲意味着国家尽快推行先进科技的成本将大幅增加, 从微观上讲意味着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要花费更多的成本。企业转型升级, 首先就是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淘汰落后产能。这也将是中国在此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所耗费的成本过高时, 这种调整方式是否应当考虑改变甚至取消, 或者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得以缓冲, 这都将是知识产权刑法调整中所要考虑的。

3. 知识产权救济的个体成本

知识产权的救济成本, 对于权利个体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以企业为例, 企业在得知自身知识产权利益受到侵害后, 势必会选择尽快采取救济措施, 以最大限度控制并挽回侵权损失。但这类围绕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侵权纠纷显然很难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得以妥善解决, 不论是取证、和谈还是损失计算等, 都很难由当事双方自行处理。现实中的大量维权实例也说明, 借助司法诉讼的公力救济方式是实施救济的主要途径, 有些比较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更是需要通过刑法保护才得以救济。但通过走这些公力救济程序, 从整个程序一发动, 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成本。因为公力救济机关鉴于职责所在, 需要保证处理过程的正义合法, 追求处理结果的和谐公正, 每个步骤都被要求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行事, 诉讼各方主体也应当按照法定的时限、时序、关系、方式和方法来进行法律行为。所以, 在通常的知识产权的公力救济程序中, 企业受到侵害后的救济会花费大量时间, 少则几个月, 多数情况则是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这些现实, 在视效率和效益为生命的企业看来, 真的是说不出也拖不起的一种伤痛。

三以实用主义为指导重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

1. 重新认识刑事法在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调整中的地位

从整体上看,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从无到有、逐渐完善的过程。1979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违反商标法律法规规定侵害他人商标者,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早在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就将下列行为纳入犯罪行列:伪造商标、未经允许而制造该种商品或销售这些商标标识, 假冒或者销售其他企业注册商标商品, 规定应当追究这些行为的刑事责任。从而形成了“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一系列罪名。

现行的1997年颁行的刑法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做出了进一步完善规定。首先, 大大增加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范围。涵盖了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权等多种知识产权, 包括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 (假冒注册商标罪) , 第二百一十四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直至第二百一十九条 (侵犯商业秘密罪) ;其次还加重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刑。针对假冒专利、销售侵权复制品等情节较轻的行为, 规定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 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存在数额特别巨大及其他严重情节, 则适用加重处罚3~7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从上述有关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变迁中, 我们可以基本勾勒出刑事法的在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调整中保护力度和作用地位的变化。即从现实需求和立法理念等层面看来,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呈现出一种逐步增强的态势。

如何确定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程度, 这需要首先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前文已经初步论述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成本问题, 即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可能会牺牲企业发展的机会, 尤其是在当今大量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时刻。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该看到, 中国目前还存在很多较为严重的犯罪无法侦破, 国家司法资源本来就较为紧缺, 而在这个时候贸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必然会导致原本已经十分紧缺的司法资源变得更为紧张。但是, 不可忽略的是, 知识产权的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确实在日渐提升。笔者认为,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应当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其运作成本以及将对社会造成的各种影响, 即法律的发展和变革应当以本土适应性为原则, 而不是一味的求新求异。

2. 确立合适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刑事司法政策

立法属于宏观领域内的各种价值的博弈与选择过程, 在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的立法上, 体现了刑法保护知识产权运行秩序与控制司法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冲突与调和。但是, 立法的过程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正确的反映这种博弈的真实状况。这包括立法者对规律认识的不足, 因而未能做出科学的规定。或者立法者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 但是出于某些特殊情况的权衡, 如政治上、经济上等方面的考虑, 而进行了适当超前或者落后于社会实际需要的规定。尤其是忽略了法律的本土适应性, 波斯纳大法官反复强调说,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而不在于逻辑。在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上, 国家的很多立法都是迫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 才多次加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力度。但是, 这些规定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本土国情, 需要我们对此类案件刑事司法判例的社会效果来进行深入研判。现实中, 侵犯知识产权取证难、耗时久, 裁判难以执行, 这些都反应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方面的失误。但是, 骤然改变刑事法律规则显然不可能, 而只能通过刑事司法政策中进行微调。根据我国通行的做法, 即利用刑事政策来缓冲不适当的实体法规则。当然, 这里的调整并不是绝对的下降, 因为社会毕竟在发展, 人们的观念毕竟在改变,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也逐渐在提升, 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正在完善, 所以表面上的提高其实已经降低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程度, 从而使得刑法规则更好的适应社会需要。

与最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出版物案件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的若干规定》这两份规范性法律文件相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侵权案件的解释 (一) 》稍微降低了四种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两项罪名的量刑标准:“非法经营数额”由10万减少为5万, 或“违法经营所得数额”为3万。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由“非法经营数额”20万降低为5万, 或“违法经营所得数额”为3万。这样的调整使得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的一般违法行为进入了刑事犯罪领域, 加强了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政策大致趋向逐渐严格, 这种严格的保护倾向还是充分考虑到了法律运作的社会成本的, 较多的人反复呼吁降低侵害知识产权罪的起刑点, 美国企业与企业也时常敦促中国加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但是我国还是采取渐进性的改良措施。针对人们道德观念上暂时未能认识到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主观恶性, 刑事司法政策对此采取了变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侵权案件的解释 (二) 》首次规范了知识产权刑罚中的量刑问题, 重点强调了“缓刑”和“罚金刑”的适用。

四结语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需要对其社会效果进行经济分析, 充分的考虑其实施所将带来的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 以使得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既能保护好知识产权的运行秩序, 又可以较好的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要, 尤其是使法律规则与公众的道德观念相适应。而且, 在确定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时候, 也应当考虑到立法所面临的较为特殊的情况, 关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社会效果, 这样才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

摘要：构建具备现实意义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 则必须对其作用下的社会效果进行经济分析, 全面统筹并考虑其可能的社会代价和个人成本, 以使对知识产权开展刑法保护的功效适应并达到社会的现实需求, 特别是实现法律规则与公众道德观念的彼此适应。同时, 在确立知识产权刑事司法政策时, 还应考虑适用范围的合理界定和特殊情形的处理原则, 关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及其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

课堂知识的社会学分析 篇9

一、课堂中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

（一）师生互动机会不均等

课堂教学是师生之间动态交往的过程，包括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其中，师生互动是课堂教学中最主要的人际互动。按照学生的课堂表现，教师一般给予成绩好的、班级地位高的学生以较多的互动机会，而成绩差和班级地位低的学生，所获得的师生互动机会明显少与上述学生；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期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师往往会鼓励那些他们寄予较高期望的学生积极地回答问题，而且他们对这些学生提问的次数也多；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在性别上也存在着不均等现象。

（二）资源享用机会不均等

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着学生享受教育资源不均等的现象。表现之一是课堂座位的编排方式。现在学校教育大多采用座位纵横排列模式，即秧田式。座位的安排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率。研究表明，教师在一节课的85%的时间会站在教室的正前方，这样，他的视线在一节课的大多数时间会落在一定的视域内：

在这一视域范围之内的学生会得到老师更长时间的关注，而往往在课堂上注意力更加集中，和老师的互动也更多。

（三）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不均等

教师的期望可以对学生的成绩起着自我实现的影响作用。在课堂上，被老师视为能力较差的孩子越来越落在其他孩子之后，使得教师也更有理由给他们以差别待遇。在学校生活开始的几年，小孩子的阅读能力差距不太大。后来，这些差距却很快扩大，到了高年级时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这些差距的根本原因，并非由于学校教学工作的复杂性，也并非由于学生间的不同学习能力，而是由我们提供给学生不同的学习环境所致。

二、反思

教育与人的社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使人社会化的主要渠道。课堂上教育机会不均等势必会造成学生发展的不均衡。因此，在课堂这一微观社会中，应尽量避免教育机会不均等，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一方面，教师应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树立正确的学生发展观。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不是个别学生的发展，而是全体学生的发展。每个学生都是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生的发展不是整体的统一模式、统一规格的发展，而是具有自身独特个性的发展。教师只有具备了这种学生发展观，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课堂教学和每一位学生。

另一个方面，要尽可能地缩小班级人数，有条件地进行小班化教学。一个规模较小或适宜的班级人数通常在45人以下，这样的班级规模可以使每个学生都有参与课堂活动讨论的机会，均等地受到教师的关注和教导。由于人数较少，教室里的教学资源相对来说可以有效利用。教师应有目的地改变教室的空间布局，除了传统的秧田式座位编排，还可尝试马蹄形，伞状形等，总之，根据教学内容，灵活的采取不同的座位编排，可以让学生充分的利用教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育机会不均等。

做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参与者，教师应该给予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均等机会，做到课堂教学中的教育机会均等。但是这一机会均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作为教育工作者只能尽可能的消除机会不均等，最大程度地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让鲜花和小草都享有阳光”，让每一位学生在和谐的环境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实现自我发展。

摘要：现在的课堂教学中, 学生受教育的机会不平衡, 造成了学生发展不均衡, 丧失了学习积极性, 甚至出现了厌学的情绪。这与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是相违背的, 本文就课堂教学中存在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 指出了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转变观念, 充分尊重学生, 实现在微观层面上的教育机会均等,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能。

关键词：教育机会不均等,机会均等,策略

参考文献

[1]一鸣.教育社会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2]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