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知识

社会学知识（共12篇）

社会学知识 篇1

摘要：符号互动论既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又是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取向的思想传统。它关注被实证主义社会学所忽略的情境知识,并赋予这种知识本源性的地位,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视角和描述性方法不仅为现代知识社会学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而且提供了对知识进行经验研究的有效进路。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情境知识,社会互动

知识社会学以知识的社会决定为预设,探索什么知识与怎样的社会条件相关联。它发端于马克思、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知识论,并于20世纪逐步形成实证、解释、批判三大知识社会学思想传统。[1,2,3,4]符号互动论是以美国社会学家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解释社会学流派,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对微观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境知识的关注、认知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渗透的立场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观点,对知识社会学解释学进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一 经验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

对知识的反思有久远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也是西方哲学中的古老话题和争论重心。在传统哲学中,构成知识的三个条件是信念、真和证实,知识即证实了的真的信念。[7]哲学知识论围绕三类问题展开争论:知识的性质或认识论术语的意义,认识的证实或知识的标准,认识经验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8]围绕第三个问题,主客二元论和唯我论各持己见:主客二元论将知识视为与客观实在相适应的经验,但无法证明这种经验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即如何证实为真的问题;唯我论认为知识是个人感知的结果,只有自我及其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但面临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困扰。

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初的兴起与哲学知识论血脉相连,一开始就以“对人类理性的社会学批判”为首要任务。[9]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知识社会学不同于哲学认识论的地方在于,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知识社会学考察具体的经验世界中的知识,用客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解释客观的知识,认识作为客体的社会条件对认知主体的影响,并将主体作为衔接两种客体因素的中间要素。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抱负,是要通过把认识论设想成仅适用于某种既定知识形式的理论的基础性结构,来解决不同认识论之间可能的冲突。换言之,知识社会学要在对思想意识如何受社会存在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知识的有效性等认识论问题有所贡献。

早期知识社会学家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等在特定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知识形式,思考这些知识同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关系。舍勒(Max Scheler)将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作为知识的三种基本形式,追问什么是促进每种知识增长和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10]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一类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另一类是政治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后一类知识是意识形态知识,是“受存在制约”或由知识生产者和持有者的生存条件决定的。[11]在早期知识社会学论域中,数学和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无涉于社会过程,而日常知识和情境知识则被视为抽象人文社会知识的衍生物和具体表达。前者后来进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后者则主要由符号互动论及现象学社会学予以阐释。

早期知识社会学虽然主张知识的存在决定性,但其目标依然是通过剥离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现理性的或科学的知识。舍勒试图分离社会因素对理性知识的影响,呈现理念的内涵。曼海姆试图揭示制约知识的各种关系,从而还原出最坚实的真理,克服与科学知识有关的相对主义。在其理论体系中,当剥离了社会因素,我们又回到了主客体双方的对立。[12]认识主体与客体虽相互关联但仍相互分离,虽然看到了社会客体对主体的渗入,但看不到客体中的主体的力量。所以,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不能彻底解决主客的二元对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综合了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进化论与过程哲学,提出了一种经验认识论。[13,14]按照这种认识论,自我返回到了主客体被给予的原初经验(社会世界)中,由先验的认识主体转化为在行动中不断被建构的对象性存在。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我在社会世界中形成并产生自我意识,而社会也不断因自我的活动而被重新建构,自我与社会在符号交流过程中不断得以更新。这就将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纳入实践的辩证过程中,揭示了主客体之间不可分割的持续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打破了哲学认识论关于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和对立。[15,16,17]

沿着米德的道路,符号互动论赋予情境知识以基础性地位,而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人文社会知识;“社会”不再是超越主观的客观实在,而是主观不断参与建构的互动过程;知识和社会之间不再是单向决定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此外,早期知识社会学的命题始终停留在哲学假设上,没有通过严格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缺失,与其宏观定向的理论进路不无关系。而知识的社会决定预设导致的对“知识社会学”这种知识本身的驳斥问题,也经常受人诟病。对于这些问题,符号互动论均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作出了回应。

二 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符号互动论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轻视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提出行动者的认识、行动和互动构成社会的理论命题。其思想奠基人米德试图探索个体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发展用社会行动解释个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米德吸收了实用主义哲学关于真理的经验关联性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客观的意识研究方法,提出根据个体的行动、特别是(并非只是)能被他人观察到的行动来研究个体经验的广义的行为主义方法,并将理解个体的行为与经验置于整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发展出“社会行为主义”方法。米德之后,布鲁默(Herbert Blumer)系统提出了以符号互动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其核心仍然是意义、自我等情境知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

(一)情境知识:意义和自我

符号互动论关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知识。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这类知识被视为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根本上决定于社会结构。但依据符号互动论,这些知识依托每一个互动情境和行动主体而产生、存在、传递和再生,在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和行动者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往复穿行,并非完全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和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符号互动论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有生命力的而非静态的知识,直接与行动的人而非社会结构相连结的知识,具有突生性和创造性而非仅仅被决定的知识。

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行动者对某事物所采取的行动以对该事物赋予的意义为基础;这些意义产生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这些意义通过自我解释过程不断修正。[18]2这一假设序列围绕“意义”展开,“意义”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米德视意义产生于三重关系中:“某个有机体的姿态、以该姿态为其早期阶段的社会动作的结果以及另一个有机体对该姿态的反应,是处于姿态与第一个有机体、姿态与第二个有机体以及姿态与特定社会动作后阶段之间的三层或三重关系中的一组事项;并且这个三重关系构成了意义从中产生的发源地。”[19]60意义由反应赋予或说明,第二个有机体的动作或顺应性反应使第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具有意义。布鲁默则说,“一件事情对于个人的意义产生于其他人由于某一事物而对他发生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动发挥作用以定义该事物对个人的意义。”[18]4可见,意义不是一种观念和意识状态,而是客观地存在于经验领域之中。当我们对发生三重关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获得对意义的认识时,它才具备主观形态。这种为主观所掌握的意义就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也有“意义”这一概念,他将意义分为“表达性意义”(expressive meaning)和“文件性意义”(documentary meaning),探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表达性意义指文化客体的创造者试图表达的客体,而表达性意义背后有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为文件性意义,对两种意义的认识构成解释学循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所探究的行动意义也是一种表达性意义,但对于一次互动过程而言,其表达性意义与米德所说的“意义”指向不同。韦伯的表达性意义是主观的,产生在行动之前,由文件性意义即抽象知识来说明;米德所说的意义是客观发生的,之后进入主观领域,由行动的反应来说明。不过,二者所指的内容可以关联起来。现实中可能出现这样的过程:行动者A依据某种意图(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做出某种姿态,互动对方B对该姿态作出反应(可能如A的意图所期待的,也可能不是),A对B的反应予以识别(布鲁默所说的互动中为情境赋予意义),更进一步,对过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形成新的行动意图并采取新的反应行动。面对这一过程,米德强调,A的姿态的意义在于B的反应,并在A对这一过程的反思中获得;曼海姆则关注A的行动意图,并挖掘能够解释这种意图的客观意义。曼海姆所说的行动意图要想被互动对方理解并做出被期待的回应,A的姿态的意义需要被互动双方共享,即这一意义相对于互动双方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过去的互动产生的意义在行动者主观经验中的沉淀。由此,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可能来自过去的一次互动过程。

社会生活往往是多方参与的过程,或如拟剧论所隐喻和描述的,有其他“演员”和“观众”。这时,某种姿态或者说行动的意义不仅如上所述来自互动中特定个体的反应,还是来自互动过程中多个参与方的反应。参与同一过程的共同体各成员对某种刺激会产生各自的反应,行动者可以将各种态度表现组织成为整个共同体的态度,称为“泛化他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具有综合性的意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过模仿和嬉戏阶段,到游戏阶段能够发展出对泛化他人的态度的认识。“游戏规则”就是这种知识,参加游戏者知道游戏中的每个角色如何行动及其他角色如何反应。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套规则是稳定的,处于个体之外,个体习得并加以使用;但米德所关注的,是成员个体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扮演他人的角色,领会自己行动和他人行动的意义,成功地参与互动。

意义知识的主体可能是行动者的姿态、语言,可能是石头野兔一样的物理对象,也可能是行动者本身。行动者对其自身的认识即为“自我”知识。合理的行动要求“个体对他自己采取客观的、非个人的态度”,“成为它自身的一个对象”[19]109。布鲁默将米德关于自我的认识进一步情境化,自我的定义依情境不断变化。“自我”是一个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概念,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没有这一概念。在宏观取向的社会学体系中,这个因素并不重要,但在符号互动论中是衔接各种要素的枢纽。

自我之外的认知对象可称为客观世界。米德认为,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之间是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关系,我们是以社会性态度对待非人类的物理对象的,这种态度决定了物理对象的存在和性质。[19]145布鲁默将使事物成为一个客体并赋予其意义的现象称为“自我象征”,这一概念将客体的意义同自我关联起来。[18]81在这一过程中,事物的意义不是其固有的,而是认知者与物理客体的互动的产物。我们谈论共同的物理对象,并形成关于它的普遍意义,科学就是通过交流从总的事件结构中抽象出来的与科学目的有关的种种同一性。[19]63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排斥关于物理对象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这种知识是客观而普遍的。符号互动论将物理知识与人的经验关联起来,并认为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来自交流产生的共识。

简言之,不论是关于自我的知识,还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在符号互动论视野中都是对这些对象的“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互动中该对象所引起的反应,该反应或来自互动一方,或是互动多方反应的综合。互动是这些知识的来源,知识与社会互动不可分割。

(二)情境知识的社会形成机制

初创时期的知识社会学基于实在论的进路,将“社会”视为一种社会阶层结构(马克思和曼海姆)、价值次序及支持其的社会力量(舍勒和斯达克)或者社会事实(迪尔凯姆),而社会行动则由结构和制度等“社会”因素塑造而成。在符号互动论中,“社会”是由个体间的行动和反应的交互过程及社会互动组成的,“互动”就是“社会”本身,个体间的互动共同组成社会整体。在米德的思想中,“社会”是一种互动模式,“社会制度是一般社会生活有组织的表现形式”[19]204,这意味着社会制度是一系列互动的组织化。布鲁默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但不决定行动,人们针对情境而行动。社会组织介入行动之中是指它形成人们行动的情境以及为解释情境提供固定的符号,但情境和符号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互动先于结构。[18]78

符号互动论的前述三条理论预设说明了“意义”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第一条指出知识的功能,第二、三条指向知识的来源。“知识的社会决定”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论题,符号互动论至少从五个方面证明了这一论题。

首先,互动过程促成了意义知识的产生。米德主张,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是互动过程的产物,对意义的认识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反思获得。心灵具有根据不同刺激把握不同反应的可能性并指出意义的能力,“反射”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必要条件。参与某一社会过程的个体通过“反射”返回到个体经验自身,将整个社会过程引入其经验中,意识到自身的行动、自身行动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参与过程的各个体的关系,意识到由于各个体的反应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过程变化。有机体经历这些社会过程后,经验中出现以这些意义为内容的新的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日常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意义认识的社会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意义作为认识对象,本身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对姿态的反应;第二,对意义的意识受认知者感觉结构影响,具有选择性;第三,意义的机制即心灵产生于互动过程之中。心灵是从交流过程中突生的现象,虽然生理机制必不可少,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生物学功能也首先是社会的”[19]104-105。个体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反应接纳到自己本性中,形成心灵的内部结构,以后则借助符号唤起这些反应,并成为接受新知识的基础。[19]211布鲁默更为强调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解释不仅是对已经存在的意义的自动应用,也是意义的形成过程。

“自我”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库利(C.H.Cooley)“镜中我”的思想(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应),是自我知识产生于社会互动的生动摹写。米德吸取了这种思想,认为神经系统的发展使个人重现他人动作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他人对“我”的行动的反应被构造出来,自我由此形成。人们通常根据我们所属的群体和社会情境对自我进行组织,从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从社会群体整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自我。我们同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关系,把自己分成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与不同的社会反应相应。采取社会过程中其他个体对自己所持的态度不足以形成最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而必须对所属群体所参加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采取该群体所持的态度,即“泛化他人的态度”,才能发展出完全的自我的品质。[19]122米德使用“角色”这一概念,指儿童在嬉戏和游戏中创造想象中的伙伴,从而扮演他人角色,想象了某一反应或一组反应而构造自我。这里的“角色”指在一次行动过程中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期待,有别于后来的“角色理论”中所说的具有稳定的社会结构意涵的“角色”。

其次,基于互动和泛化他人的态度的思维是生产新知识的机制。社会对认识的塑造还通过“思维”过程实现。思维过程是一种自我互动,是对反应的发挥。[19]90米德将自我分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关于自我的认识,由认识的主体“主我”来描写;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情境以及因采取他人态度而出现的自我的反应,是组织各种反应倾向后采取动作的方式。自我互动是凭借主我和客我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进行的社会过程,两方持续对话,形成推理的思维。自我互动中采取泛化他人的态度,为具有共同的即社会的意义、作为思维的必要前提的系统或论域的存在提供可能。与自己进行的对话是将在社会过程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的会话内在化于经验中,根据未来的可能结果和过去的经验,有目的地对一系列环境因素和他自己的态度进行组织。理智的选择和组织对一个或若干个特定对象存在着可供选择的不同反应,解决当下行为问题。思维则将过去经验、未来预期和当下情境关联起来,在意识中加工材料和生产新知识。[19]78

第三,互动过程塑造了知识的普遍性和相对性。产生于互动的知识为互动各方所共享,就具有了普遍性。个体通过居于他人的地位而占有他人的视界,同时,他从自己的视界出发向他人表示该意义,从而使该意义出现在自己和对方两者的视界中。当互动双方对该事物持相同的反应时,这种反应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米德认为,意义的普遍性使得对他人的理解成为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引起由我们的姿态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种反应越多,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就越多。”[19]212但意义也有相对性。其一,互动过程不同,同一对象对不同互动参与者有不同意义;其二,同一互动过程中,如果多个个体对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该刺激对他们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要求不同类型反应的合作过程中,一个个体的动作就要求引起其他个体不同的反应。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抽象的知识是被共同体普遍使用的知识,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则是从中衍生出来的。而在符号互动论中,互动过程创造了相对于情境的知识,又使该知识被情境参与者共享。

第四,既有的社会互动经验会对后来的认识产生影响。当原有经验在新情境中重现,对姿态的反应就从对该姿态的识别开始。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刺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就能够辨认这一刺激物。过去的经验以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变化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并保存在经验中。要想理解有机体对具有历史的某情境作出反应的方式,就要考虑过去的动作对该有机体产生的影响。

第五,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通过互动过程对认识产生影响。符号互动论后来的发展,如角色理论、拟剧论、参照群体理论和预期状态理论等,更多关注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互动过程以及情境知识的影响。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宏观和微观的领域存在松散的耦合,两种层次的解释相互补充。宏观现象规制着互动,但互动过程并不与结构变量一一对应。互动至多是结构安排的表达的演进,帮助互动从可资利用的指称系统中进行选择。戈夫曼的拟剧论描述了个体如何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前台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制约了演员的角色表现,但具体的表演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演员在互动中进行印象管理,试图控制观众的反应。这一过程隐含着演员关于舞台的情境、观众的期待和自己的表演的知识,演员采取多种技巧,调节自己的表演方式,获得观众对自己的理想评价。关于理想的表现和观众的预期的知识由既定的社会规则确定,但选取哪一规则则是在认识情境的基础上作出的相应选择。所以,关于具体互动情境中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的知识产生在表演过程中,而表演中应对没有预料的情境的表现和弥补表演失败的举措则是因由互动而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拟剧论思想显示了传统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宏观因素如何在微观情境下发挥作用,这是被布鲁默忽略的部分。

(三)知识行动的社会后果

符号互动论不仅主张社会互动建构了知识,而且进一步认为,知识也同时引导行动并建构社会。托马斯(W.I. Thomas)认为,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某种情境被定义为真实的,这种情境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一著名的“托马斯定理”是知识对社会产生建构作用的精辟论述。在布鲁默看来,决定行动的知识不是某种社会因素如结构、价值等或心理因素如动机等,而是行动者对情境的具体解释,是关于具体情境的解释建构了社会。戈夫曼的拟剧论则阐释了社会行动者依据对情境的认识,通过表演性行为建构他所期望的社会状态。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知识对社会的影响被归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抽象知识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缺乏更新社会结构的力量。而在符号互动论中,知识则是形成行动、建构社会的依据,与行动彼此依存。

综上所述,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互动的社会过程提供了知识的内容,促成了知识生产的心灵机制;互动生产的知识影响其后的知识生产,这些知识的融合沉淀形成相对稳定的符号和意义。换言之,符号互动论以社会互动作为知识的根本来源,新知识产生于互动过程,而关于未来的预期、当下的情境和过去的经验的知识又是展开行动的依据,较为稳定的知识提供了可以直接运用的行动模式。知识与社会行动的交互建构,在辩证关系中存在和演变。

三 符号互动论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符号互动论并未为知识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决定知识”预设提供证明,而是形成了认识知识的另一个社会学视角。符号互动论在知识的范畴、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产生机制和社会功能等)、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首先,符号互动论以情境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知识可能是经验知识的再现,可能是新情境中的突生。情境知识涉及到行动者自身即“自我”和客观世界,这些知识来自单一对象的反应或泛化他人的态度。从其产生看,这些知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延续互动的动力下产生。知识材料来自先前的互动,某一行动或事物的意义在于互动对方的反应,它们并不是社会意识的内化,也不完全决定于社会结构特征。从其性质看,一方面因为互动情境影响知识生产,所以知识具有内容上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或同样的情境,不同个体对刺激产生相似的反应,获得相似的认识,这种认识相对于该情境又具有普遍性。从其功能看,情境知识存在于每一具体的互动情境中,它关于未来期待、过去经验和当下情境的认知和意识决定了个体的行动。

其次,符号互动论揭示了知识生成的互动过程和“心灵”机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同刺激性行动、反应性行动、客观情境、主观反思和思维等要素的关系。这种“互动情境催生新知识”的思想,不仅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而且为知识社会学引入了微观发生学的研究进路。

第三,符号互动论指出了知识对社会的建构功能。符号互动论指出,在赋予情境意义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创造了客观世界,而这一客观行动既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也是下一反应的刺激,成为“社会”的组成元素。这一贡献突破了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单向决定论,与批判理论所主张的观念的行动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符号互动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为知识社会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符号互动论反对先验的因果关系假定,认为行动的产生没有明确的原因,影响个体情境定义和行动的变量取决于行动者的选择,是运用符号的解释过程。布鲁默针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存在的依据某种程序和规则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从经验世界本身出发,并付诸经验世界进行检验,获得理论认识。知识社会学研究不是寻找抽象的知识体系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而是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立场上,描述具体情境中互动者的认识的产生过程。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涉及社会越轨、精神疾病、集体行为、儿童社会化、死亡和艺术等,以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经验研究广泛探讨了特定的自我概念、情境认识、抽象观念等的形成如何受到互动情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会对人们的行动发挥怎样的引导作用。多数研究都表明,认识不仅受到互动情境中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互动关系的影响,还受认知者的既存经验影响,而这种经验可能来自过去的社会互动,也可能来自他人主观经验或共同体的普遍知识。所有这些因素被吸纳在一个互动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创造出新知识。通过经验方法考察情境知识,揭示知识产生过程中知识同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传统的知识社会学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最后,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有效回避了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如前所述,符号互动论从一开始就反对主客二元论,而后者正是产生知识社会学自反性问题的基础。米德认为,我们对客观世界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但这里所说的“客观”不同于实证主义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依据米德,当我们区分主观经验和反思经验时,主观经验可能不干预反思经验,从而获得客观评判的知识。换言之,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把经验同自我分离开,抑制对某种感觉或反感事物的反应,使它不再是有关个体自我的经验,从而对其进行客观的评判。[19]133-134布鲁默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也承认同一物在不同社会中会有不同意义。但他认为,同一共同体中的研究者对同一客体应该能获得一致的认识。按照米德和布鲁默的知识客观性思想,联系其实用主义共识真理观,我们不难推断,知识社会学的论题如果被普遍认同,就是客观有效的。这样,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就在他们的理论中被略去了。

社会学知识 篇2

库恩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哲学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了库恩哲学的相对主义思想,并将其发展得更为彻底.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相对主义为认识论基础.解释了默顿传统无法解释的很多反常现象,揭示出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揭开了学科的神秘面纱.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无法克服相对主义的理论矛盾,而且其研究只限于经验领域,表现出局限性和浅薄性.

作 者：常春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刊 名：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46(1)分类号：N02 B721.59关键词：库恩哲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相对主义

知识社会的动力之源 篇3

动力之源

云计算不是一门单纯的技术，是计算结构和信息革命本质的变化。回顾一下在主机时代，所有的信息要从主机获得，主机基本被IBM所垄断；到了个人计算机时代，信息可以放在自己的桌面上，PC革命产生了苹果、微软、英特尔等一流的企业，也创造了美国20年左右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领先。但PC机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每台计算机的功能与能力利用得很不充分，信息不能充分共享，成本也居高不下。随着网络尤其是宽带网络的发展，以及“虚拟化软件”的出现，人们可以把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再一次集中起来，放到“网络”中去，需要的时候通过网络拿出来，这就催动了“云计算”的诞生。

3年之前我看到了云技术的变革，每年夏天都会在硅谷呆一段时间。从2010年开始，这种导火索已经引燃，变成大革命来临的星火燎原：具体表现在过去IT架构的每个层次都有新的公司在出现，芯片有新一代的芯片出现，无论是ARM开源的道路，还是新一代非X86的芯片打破传统英特尔的架构，新型的SaaS公司开始出现，新一代服务器公司也出现了，这种服务器不是过去简单标准的服务器，而是定制化的云服务器。我们看到现在数据中心可以建在一个集装箱里，使传统的数据中心建设时间与成本成倍下降，整个产业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变革的核心有三点：第一就是便宜。PC的时代为什么成为一种革命，比主机便宜多了。云计算革命的终结应该千元以下甚至更低价受众端，存储的成本也大幅降低。第二是简单方便。我们看到今天从复杂的台式机到Pad为什么这么流行？就是因为它方便。还有就是可控，我们今天享受互联网庞大的信息，但是信息不是组织的，是碎片化的，到了应用商店为什么感觉更好用呢？因为很多应用已经被选择了。未来的内容在云最终的时代，信息要变成知识的过程是要进行控制管理编辑挖掘的过程。云的时代就像印刷术的发明，核心是使整个计算环境和知识获得更加便宜，知识能够被集中分析处理，并且在集中处理的情况下，把所谓的数据变成信息，将信息变成智慧，这样的过程使整个知识普及和生产效率获得极大的提高。

创新之魂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爱苹果，爱这个从未来过中国的乔布斯？因为，他代表着我们这片土地数千年来最缺乏的元素。而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之时，他代表的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中国过去高科技与互联网发展根本动力是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执着梦想、不怕失败的“企业家精神”，苹果与乔布斯的故事，都是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iPhone及iPad在实现他个人电脑开始的理想“empower people”-“让每个人有力量”。今年5月份他推出iCloud，似乎是他理想彼岸的终点。“云”将使知识无限存储，知识便宜、方便地获得，就是他的理想，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标志。

App Store、iCloud都是典型的云应用，云计算是对整个IT技术行业产生根本破坏性的创新，理想主义、冒险和创新都是存在云基因里的东西，只有具备了这些精神，中国才有机会从基础层面，如：芯片、操作系统、服务器等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IT体系。现在的主机和PC为美国人发明，未来云的应用及大规模的市场应用最大的希望还是落在了中国人身上，中国客户群足够大，因此独特性就出来了，百度、QQ都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在线游戏、分众这些商业模式也都是这样创新的。而且中国从历史来看，现在非常像一个半世纪或者两个世纪前的美国，充满了动力，充满了机会。未来15年，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诞生一个类似于无线通信、互联网、半导体这样一个领域的独特创新，这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眼界和视野，也需要理想主义。云计算是一个这么大的真实的机会，作为中国人来讲，这种技术革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应该张开双手热情地拥抱。

这场变革也给我们的行业，以及政策、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过去的IT行业的技术是以引进为主。今天的问题是在“云时代”可否把“核心的信息”放在国际的“云”上;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当软件硬件与服务合在一起时，当我们与谷歌这样的公司发生矛盾时，又如何处理“技术引进”与信息管理这样的问题，这些新问题都需要政府、企业与学者及时前瞻的探索，才可成为云时代的领导者。在推动云计算发展过程中，政府也应成为产业强大的支撑和推动力量。对市场的推动方面，政府需要建设信息公开，面向社会公共信息服务的云；政策规划层面，针对云计算的数据拥有权、隐私问题等，需要政府前瞻性的立法；产业的规划层面，与企业密切的配合，扶持产业园区，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知识创新之路

知识时代的创新是发展的源泉，推动云计算的发展也需要创新。目前我们在做的云基地就是一种创新模式的尝试。我们把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公司聚集到了一起，以资本、基地、舰队的形式运作，我们提供办公地点，提供统一邮件系统，计算和存储资源，提供行政、人事、财务和法律支持。真正的创业者需要独立性，大企业有大企业病，小企业没有资源，我们就做这样一个“big small company”，将共享资源和灵活性做了很好的结合。希望将来形成一个舰队一样的产业群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成为云时代的武器库、云工具的提供者，生产云的服务器、云的集装箱、云的软件以及云的解决方案，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转向云提供工具。

我们后期也会更关注云的应用，像云服务、云应用开发，包括像智能电视这样的产业，我觉得在云的机会中，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创新的中小企业，因为有了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网，也使创业的门槛更低了，过去需要10年、15年时间做成的事情，现在也许只需要3到5年的时间。就像Apple Store一样，很多应用软件的开发者就3、4个人而已。

正如电的真正使用唤醒了工业革命的全部生机一样，云创新的结果将使“计算”成为像水、电一样无所不在的基础设施。今天的个人计算机(PC)将被各种各样简单的终端所取代，而未来终端价格将如同“书本”一样便宜、好用、无所不在，但是所拥有的信息存储能力，将超过我们今天最大的“图书馆”，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大规模“知识生产”的时代。今天，为人类与中国现代化已做出诸多贡献的信息工业正在跨入一轮新的增长期。在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长期、高效的经济发展，核心还是技术创新。我们只有把握、应用最新的技术才可能解决现代化中的矛盾与问题，所幸是我们正处这样一个“创新”不止的时代。“云计算”正把我们从工业社会带入一个“知识与智慧”社会。当人们获取“知识”成本大规模降低时，整个社会就会更高效、更节能、更进步、更文明。

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学分析 篇4

一、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本质

1.知识性质的转变——从现代到后现代

知识的性质影响到课程知识的选择。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中将人类知识划分为“原始知识型”、“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四个阶段。[1] 在原始时期, 知识被看成是神秘的启示与存在, 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的。尽管原始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经验, 这些经验可能比神秘的启示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 这些生产和生活的经验却不配享有“知识”的名誉。因此在原始社会中最有教育价值的知识是神秘的知识, 是在正规仪式上传递的知识。又比如中世纪, 神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知识, 因此学校中最有价值的课程是宗教课程, 其他课程都是围绕着宗教课程而设置的。

在认识论或知识理论领域, 现代知识有着“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等特性, 这其实是一种科学认识论。现代自然科学将客观性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强调真正的知识应该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一种经验陈述如果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知识。同时,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 一种知识只有具有了普遍性, 才可能称得上是“科学的”知识,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学无国界”, “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随之导致的就是现代知识的“价值中立”, 知识只是纯粹经验的或理智的产物, 要获得真正的知识, 就必须悬置所有的观念, 直接面向事物本身。

不过知识真是完全客观、普遍以及价值无涉的么?人们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有着先在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 有着一定的研究兴趣与价值观念, 知识的产生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西方一直不承认中医药知识的科学性, 认为中医更多的停留在一种经验的水平, 上升不到科学的高度。来自现代知识的“严苛标准”将好多这样的“本土化知识”拒之门外。再譬如波兰尼所说的“缄默知识”, 他举例说, 我们可以在成千上万张脸中辨认出我们所认识的一张脸, 但是通常我们却说不出是如何认出这张脸的。这也与现代知识的特性不相符合, 但是这种缄默知识在社会生活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知识应该是文化性的、境遇性的、价值性的。就如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所说的, “社会存在对思想意识有着决定作用。无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民族, 其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都同它们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地位直接联系在一起。”[2]

2.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本质

课程知识的选择同样体现了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性, 并且这种选择标准或明或暗地反过来又强化了意识形态, 任何违反这一标准的知识都将被排除在课程之外。正如阿普尔所说, “学校知识体系——接纳或排斥某些内容, 通常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 因而正式的学校知识体系能成为一种社会和经济控制的形式, 因为它们保存和分配了被知觉为‘合法的知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必须具有的知识。”[3] 譬如我国的语文课本中选择篇目的首要标准是“思想内容”好, 其次才是学术价值和教学价值。又如高中历史课本在改版前后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评价, 日本“右翼分子”罔顾侵华历史编造出来的历史教材。不只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自然科学的教材中, 出现更多的也是影响力大的科学家, 影响范围更大的知识, 因为即使对于一种自然现象也是有着多种解释的。

当然, 我们不必因为这种选择的社会本质而感到沮丧。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统治阶级的“社会需要”是人民大众的呼声。虽然现实社会是变化多端的, 有些是“主流”, 有些是“非主流”, 但是我们主导的意识形态认为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好的, 都是可以塑造的, 这也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人为本”的核心。真正做到完全以学生为本是困难的, 这是我们的理想追求。我们需要在特定的“社会现实”或“社会需求”下对课程知识进行筛选, 这些“现实”或“需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求。

二、课程知识选择的社会学分析

课程知识是人类社会的精华知识, 它有着文化性、境遇性和价值性。“课程内容选择的过程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影响课程的过程, 其间往往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撑, 并伴随着价值冲突、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矛盾。”[4]

1.社会阶层与课程知识选择

社会阶层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分为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分析社会结构, 阐述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 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著名命题, 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及地位, 尤其是阶级地位。曼海姆·阿普尔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种“分层决定论范式”[5] , 这种理论范式认为决定知识的本质和特征的是社会的阶层而非社会整体, 并且它更加注重对知识的内容而不是对知识的形式进行分析, 其具体的研究思路就是将知识与社会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 并把它“特殊化”, 即把它看成是受特定的社会处境所制约的特定的主张。

课程知识, 不论是观念的还是操作的, 它的选择都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 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 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的速度极快, 高度集中的国家意志正在遭受各社会阶层特殊利益要求的侵蚀, 国家的权威性不断流失, 与这种流失伴随的是国家不再成为决定课程知识选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各社会阶层在课程知识选择中不断争夺有限的话语权。譬如产业工人阶层可能更希望拥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课程知识;中产阶层或许更倾向结构主义的课程。这种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带来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才是新世纪竞争的资本, 课程知识的选择也是一场社会阶层博弈的过程。

2.社会群体与课程知识选择

如果说阶层是横向将社会分层的话, 那么群体划分就是纵向将社会切块。关于社会群体广义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滕尼斯。他依照群体形成的基础将社会群体分作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叫公社, 一种类型叫社会。滕尼斯所称的“社会”一词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群体。另一种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关于初级群体的概念, 他认为初级群体是指成员间有面对面的交往与合作的群体。一般认为, 社会群体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同样一类人, 他们之间如果不发生社会互动, 不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 就不能称作社会群体。相反, 如果同龄人之间、同职业的人之间发生了稳定的、相当密切的交往活动, 产生了有别于其他类型人的社会共同体, 这种统计学上的群体也就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课程知识选择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譬如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 教师会选择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课程知识, 因为这便于他的理解与教学, 而学生往往对于建构性、生成性的课程知识感兴趣, 这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又比如同样是学生群体, 来自城市的学生与来自农村的学生对于课程知识选择的要求就不尽相同, 前者对于带有强烈都市气息的课程接受很快, 后者往往无所适从, 因为课程中所展现的内容是他们所不熟悉的, 是他们原有的知识观念中没有的。

三、课程知识选择社会学分析的启示

课程知识来源于社会知识, 同时又要经过社会的选择, 它一经产生就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我国社会今天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转型, 课程知识需求的多元化和知识供应主体间的竞争已成不争的事实, 教育民主化和对教育重做定位的呼声日益增强, 知识传播途径正趋于多元化, 知识控制的可能性不断减少”。[6] 因此, 我们的课程知识选择体系可以改良。

1.课程知识选择主体的多元化

首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 那么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类型的需求是不同的。其次, 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带来了课程知识需求的不同。再次,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对于课程知识也有着不同的需求。其实这一点在新课改中已经有所涉及,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的模式允许地方开展特色教育, 学校开发特色课程。但是根据一些调研结果来看, 在城市地区三级课程推行都有着难度, 何况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课程知识选择虽然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过程, 但是满足选择主体的多元化, 应该是我国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

2.课程知识选择客体的多样性

受现代知识观的影响, 以往我们所选择的课程知识多是一些有关事实的陈述性知识、一些理论性的抽象的知识、一些结果性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呆板和枯燥的, 很难激起学生探索的欲望, 再加上教师一味地把这些知识单向地灌输给学生, 使得学生只是“记住”了这些知识, 而没有真正掌握它们, 更不用说去应用了。而后现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文化性、境遇性与价值性, 更趋向于一种动态的生成。

现代课程知识过于注重科学知识, 对人文知识有所忽略。人文知识可以说是人类知识的最初起源, 缺少人文知识, 就缺少了对于意义的追寻。西方出现的“生死教育”以及生命教育就是呼唤课程知识回归人的生活世界。

另外, 课程知识的选择不应该抛开本土知识。石中英把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1] 它有着地方性、整体性、被压迫性等特性。例如在非洲许多地区, 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然”崇拜, 将“自然”看成是养育了动物、植物、人类以及一切生命的“母亲”。把本土知识选入课程对学生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课程知识是供学生学习的, 我们在社会主流意识许可的范围内, 尽量实现选择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选择客体的多样性, 对学生批判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实践意识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好处。

摘要：随着知识性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 选择进入课程的课程知识也具有了文化性、境遇性和价值性的社会属性, 并且课程知识的选择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和斗争的过程, 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性,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在其中有着不同的需求。对课程知识选择进行社会学分析, 对我们的课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知识,课程知识,社会,社会阶层,社会群体

参考文献

[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46, 327.

[2]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220.

[3][美]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65.

[4]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60.

[5]葛春, 夏正宝.课程知识社会学分析范式评述[J].全球教育展望, 2007 (4) :36-38.

社会礼仪和社会公德知识培训教案 篇5

社会公共生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几乎每个人每天都生活中在其中。每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都希望有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希望有个宁静的氛围。可以说没有公共生活就没有社会，与公共生活相适应的就是社会公德。

思考：什么是社会公德？它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涉及哪些问题？社会公德的基本规范是什么？为什么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如何遵守和树立社会公德？ 探 究 新 知[本文由免费提供] 学点1 社会公德的基本涵义、特点及作用 1.社会公德的基本涵义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公德是为维护、保证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常有序地进行，每个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最起码、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民族的文明的“窗口”。2.社会公德的显著特点

社会公德不同于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所有社会成员，不分阶级、阶层、职业，不管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只要是在公共场所，都要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其内容涉及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设施等许多方面。3.社会公德的作用

社会公德是对公民思想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稳定公共秩序关系极大；是国家民族存在、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公德是公民生活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社会活动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成为衡量文明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志。问题研讨1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它们覆盖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特点是相同的？

。例1 社会公德是

（）①最起码、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之一②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③集中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中

④一个社会、民族的文明的“窗口”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社会公德的基本含义及其特点等。①②③④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公德的含义、特点、存在领域，都符合题意。答案 D 解题规律

解题过程中，一要理解社会公德的基本含义，二要准确地理解社会公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例2 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在于

（）①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②它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心愿、共同需要 ③它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社会秩序的好坏 ④它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社会环境的好坏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社会公德的主要作用。社会公共生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社会公德又会影响社会的风气、，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公德水平高低有直接关系。因此①②③④均正确。答案 D 学点2.我们需要的社会公德的基本规范

从我国实际出发，吸收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倡导的社会公德的基本规范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1）文明礼貌。文明礼貌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把文明礼貌作为社会公德的首项规范，既反映了现代社会公共交往日益频繁的要求，又体现了对中华美德的继承。

（2）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包含对他人的关爱。这种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道德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3）爱护公物。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责任感，维护和珍惜国家、集体的财产，爱护公物，是我国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

（4）保护环境。我国把保护环境确定为社会公德，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要求，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5）遵纪守法。遵纪守法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和每个公民应尽的道德义务。

例3 在人与人交往中，语言文明，“请，您好，谢谢，对不起，再见。”这十个字不离口，不骂人，不讲粗话。这说明文明礼貌

（）

①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②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 ③影响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

④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社会公德的基本规范，侧重考查文明礼貌的相关知识。①②③④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文明礼貌是社会公德的首项规范，既反映了现代社会公共交往日益频繁的要求，又体现了对中华美德的继承。故选D项。答案 D 学点3.养成良好社会公德的途径和方法

1.克服私心，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社会公德调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尊重社会公德，既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

2.充满爱心，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爱心是遵守公德的情感起点和根基。奉献爱心，遵守公德，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3.遵守公德，人人有责。每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德的状况。社会公德整体水平的提高，有待于每个公民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

例4 社会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以外的突发事故，例如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空难、海难，会有不少遇难者急需救助，有的人还会突发疾病，急需救助，等等。这说明公民应当树立的公德观念是

（）

①充满爱心

②助人为乐

③克服私心

④设立慈善基金会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加强社会公德的建设问题，①②③符合题目要求，④非公民个人行为，故选A。答案 A 拓 广 延 伸

一、疑难辨析

正确理解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区别与联系 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1.区别

家庭美德属于家庭道德范畴，所谓家庭美德是指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美德包括关于家庭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其规范是调节家庭成员之间，即调节夫妻、父母同子女、兄弟姐妹、长辈与晚辈、邻里之间，调节家庭与国家、社会、社会集团之间的行为准则，它也是评价社会成员在恋爱、婚姻、家庭、邻里之间交往中的行为是非、善恶和美丑的标准与尺度。家庭美德还包括在家庭生活中，在道德意识指导下，按照家庭美德规范行动，逐渐形成的人们的道德品质和美德。职业道德是从事特定职业的社会成员在特殊的职业关系中，在长期职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2.联系

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三者都是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都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在特定社会关系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必要补充，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广泛的调节作用。

例5下列关于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是

①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②三者的主要内容不同 ③三者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

④三者的特点完全相同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公民道德、家庭道德、家庭美德关系。经过比较分析，不难选出选A。答案 A

二、思维诊断 1.社会公德区别于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的显著特点在于具有民族的传统性。

每个民族由于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由于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因此社会公德具有民族的传统的特点。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社会公德，对其他民族不一定适用。但家庭道德、职业道德也都带有各自民族的特点。社会公德，一般说来，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同遵守，共同维护的，具有全民性质，这是社会公德区别于其他道德的显著特点。

2.社会公德规范的形成非常复杂。

社会公德起着调节公共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一般关系作用。公共日常生活本身并不复杂，因此，它的准则也大都是规定明确，简单易行，易为大众所接受和遵守的。

3.社会公德侧重道德的教化，不具有任何强制性。

社会公德逐渐变为一种风尚习惯，为人们所自觉遵守。但总有少数人不遵守它，破坏了社会日常生活的正常秩序。每个社会都会采取一些行政措施迫使那些不自觉的人来遵守。维护社会公德既要靠教育，也要靠一定的行政手段，应当两者相结合。例6社会公德的特点是

（）

①全民性

②一定的强制性

③简单易行

④民族的传统性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社会公德的特点，经过比较分析，可选D。答案 D 课时作业

1.要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重要内容的，鼓励人们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

（）

A.社会公德

B.职业道德

C.家庭美德

D.公民道德

2．社会公德是_________在社会交往和_________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

A.家庭成员

家庭生活

B.从业人员

职业活动 C.全体公民

公共生活

D.邻里之间

社区生活 3．社会公德的内容涉及

（）①公共秩序

②公共卫生

③公共环境

④公共设施 A．① B．①②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4．在我们所倡导的社会公德基本规范中，既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和每个公民应尽的道德义务的是

（）

①文明礼貌

②助人为乐

③爱护公物

④保护环境

⑤遵纪守法

A．②③④⑤

B.①④⑤

C．①⑤

D．⑤ 一个时期以来，“某某到此一游”等字样屡建全国各景点。长城更是深受其害。2005年11月4日，中国长城学会和八达岭长城管理委员会联合发起为长城“整容”的活动，向社会征集去除长城墙体字迹的方案。回答5～6题。

5．在旅游景点景物上乱刻乱画等不道德行为的存在，从反面警示我们

（）

①是否养成了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体现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 ②能不能普遍遵守社会公德，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③爱护公物是我国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

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普遍下降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6.为长城“整容”的活动，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在提出各种“整容”方案的同时，纷纷强调，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保护长城的问题，最重要的是（）A．运用法律手段严惩乱刻乱画者 B．设立“涂鸦板”，供游客刻字、留言 C．采用高科技手段，如设置摄像头全程监控

D．提高人们社会公德素养和文明游览、爱护文物的意识 7．社会公德的特点有

（）①基础性

②专业性

③全民性

④强制性

⑤一定的强制性

A．①②③

B．①③⑤

C．②④⑤

D．①②③④⑤

8.为弘扬社会公德，倡导文明新风，从2005年12月3日起，中央电视台联合央视国际和新浪网发起了“最缺乏公德的行为”调查活动。根据投票结果，排出了十种“最缺乏公德的行为”。依次是：向窗外扔污物；上公共汽车不排队，一拥而上；旅游景点、名胜古迹上乱写乱刻；宠物随地大小便，主人不清理；行人翻栏杆、随意穿行马路；下雨天开车溅湿行人；公交车上，年轻人不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传播垃圾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看电影、演出时，大声说话、喧哗、到处走动；在街上乱吐口香糖。

12月7日至3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新闻30分》中开设子栏目《公德镜》，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用镜头记录生动鲜活的缺乏公德行为和清新怡人的文明新风。

（1）结合材料，根据你的观察，生活中还有哪些有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或现象？在自己日常言行中，存在哪些有背社会公德的现象？（请列举）

（2）中央电视台开展“最缺乏公德的行为”调查活动和开播《公德镜》的意义何在？

（3）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加强社会公德修养，成为一个有公德的文明人？

答案点拨 问题研讨

社会公德是公共生活中需要全民共同遵守的道德，社会道德的这种公共性是其他道德不具有的。课时作业

1.A（点拨：“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是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

2.C（点拨：社会公德在于全体社会成员，不分阶级、阶层、职业等，都要遵守这些道德规范。）

3.D（点拨：调整公共场所的各种关系，维护公众利益，需要相应的公德，其内容涉及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设施。）

4.D（点拨：要紧紧抓住“既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和每个公民应尽的道德义务”这一指导语，即可选出D项。）

5.A（点拨：④表述错误，应选A项。）

6.D（点拨：A、B、C均不符合题意，且观点不尽正确。）7.B（点拨：社会公德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且共同维护的，具有全民性。社会公德的准则都规定明确，简单易行，具有基础性。社会公德既要靠教育，也要靠一定的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二者相结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8.（1）①例如：给无人售票车投假币、残币；开车反道超车、突然并道、占线行驶；行人不走人行道；在超市里偷吃偷尝；饭堂买餐加塞儿、不排队；在站牌、电话亭上贴小广告；机动车在社区里乱鸣笛；网络语言不文明，聊天室谩骂等等。②略。（2）①借助于媒体的力量，通过一系列活动，将人们身边种种不文明行为予以曝光，能够起到较好的社会警示作用。②通过对不文明行为及其危害的剖析，深化人们对加强社会公德修养的认识，激发全社会改善身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强烈愿望。③在曝光缺乏公德行为的同时，倡导清新怡人的文明新风，提高了人们对社会公德的辨别能力，促使人们在道德实践中追求高尚的社会公德，摒弃丑陋的不道德行为。（3）①牢固树立公德观念。克服私心，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充满爱心，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遵守公德，人人有责。②自觉践行公德规范。要消除身边的不公德行为，首先自己不做有违公德的事，遇见缺乏公德的人或者事要予以批评制止，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第 二 教 育 资 源 网

“知识—权力”与规训社会 篇6

关键词：肉体；知识；权力；全景敞视监狱；规训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114—02

一、“知识——权力”的连带关系

福柯的权力技术学旨在强调，我们不能把刑罚看作是减少犯罪的手段，也不能认为任何形式的刑罚都以矫正和修补为目的、以追究责任为任务。应当把“具体的惩罚制度”放在其特定的运作领域和环境中加以研究。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惩罚制度不只是为惩罚犯罪，它还具有某些积极的功能，即关注罪犯的更好发展。惩罚制度的任务也就是维持这种积极功能。比如，在奴隶制经济中，惩罚制度被用来提供额外的劳动力，即生产出大量的奴隶；在封建制度中，对肉体的惩罚是一种普遍的惩罚方式。因为在那个时候。肉体是唯一可触动的财产；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惩罚逐渐体现为收容所、强制劳动力、监狱工厂等；到19世纪，工业制度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强制劳动这种惩罚方式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教养”拘留。因此，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基本的观点：在今天的社会里，惩罚制度已經与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相关联。

在政治领域中，学者们对肉体的研究强调权力关系对肉体的控制、干预和训练，以及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等。这种政治干预归根到底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关联。这意味着，肉体作为一种生产力受到权力的控制：只有肉体受到控制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生产力；只有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对肉体的这种征服是可被建构的，它可以通过暴力或非暴力手段实现，但不管怎样。它都具有物质因素或物质结构。也就是说。关于肉体的“知识”与对肉体的驾驭共同构成了一种有关肉体的政治技术学。

各种制度机构和国家机器运用的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在制度机构和国家机器的重大功能与具有力量和物质性的肉体之间运作。这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有如下假设：第一，权力是一种关系，必须要有权力关系双方的配合权力才能实现，它是权力双方“共谋”的结果。第二，权力具有生产性，它通过掌权者对无权者的控制生产出来，它的实施也会生产出其它东西。第三，权力不是稳定的，因为在权力关系中，存在着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从而使权力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福柯对权力的基本看法：即“权力是一种关系”，它是多元的、多维度的、流动的和不确定的，具有后现代社会的特质。这种权力始终处在—种关系网中。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是多向度的、变动不居的。

对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说：“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在他看来，知识与权力关系本身及贯穿其中并使其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决定了知识的形成及其相应领域的浮现。他借用政治“解剖学”这一术语，把“政治肉体”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作为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中介。福柯指出，罪犯的肉体造就了一些法律机制、仪式以及相应的话语，而施加于罪犯的“过剩权力”造就了罪犯身体的复制物——灵魂。灵魂通过权力的运作从肉体中生产出来，从而衍生出更广泛意义上的权力与权力对象。比如，罪犯、疯人、儿童和工人都可看作是这种权力对象。这种在历史现实中展示的灵魂是由各种惩罚、监视、强制的方法生产出来的。它是一种物质因素，体现着权力的效应与知识的指涉，体现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权力关系与知识紧密联系。权力关系相应地生产了某种知识体系，反过来，这种知识体现的出现强化并扩大这种权力。

二、规训社会是什么?

规训是一种操作身体的政治技术，不管在什么时代，它都以生产、训练、培养和造就“驯服的身体”为基本目标。监狱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性的规训机器，也是规训技术的集大成者。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基于这样的原理：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找到另一端。这样，只要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视者，每个囚室里关着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历历在目，而被监视的这些人却看不到监视者。这样，“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全景敞视监狱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在此，囚犯处处可见，而监视者却是隐匿的。

全景敞视监狱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行使权力，并且使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以便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这意味着，规训在现代社会就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社会中，全景敞视监狱模式的出现使权力成为一种普遍的机制网络，被各种机构或体制所借鉴，工厂、学校、军营、医院等机构都利用它来对不同的人进行规训，从而生产出更普遍意义上的被规训的现代人。这样，规训权力发生作用的范围从空间上、时间上、对象上全方位地扩展开来，遍及整个社会。在空间上，它不只限于特定的、相对封闭的地方，比如：工厂、学校、军营、医院、监狱；而是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在时间上，它不只限于如对付瘟疫的这种特殊时段；而是覆盖社会运行的所有时间；在对象上，它也不只限于针对有异常行为的人群，而是针对社会中普遍的个人。总而言之，全景敞视监狱使权力的运作变得更轻捷、更迅速、更有效，从而使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也使权力运作的规模从空间、时间和对象上极大地扩张，促使规训的方式从异常规训转变为普遍化监视。全景敞视监狱是对整个社会进行监视、训诫和控制的典型场所和基本模式。

福柯将全景敞视监狱的运作机制和权力机制看作是一个生动的规训社会的缩影，也就是说，规训社会正是一个被放大的更趋完善的全景敞视监狱。在他看来，从18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的规训化，并不是指组成社会的个人越来越变得驯服，也不是说他们全部都被集中到军营、学校和监狱般的地方，而是指人们千方百计地在生产活动、沟通网络及权力关系之间，寻求越来越有效的监控，即越来越理性化和经济化的那种监控。他认为，用最“合理”和最“科学”的方法对每个人进行规训。既进行全面普及的教育，又实行严格的法制管制下的惩罚，特别是通过自身的技术(指运用知识对个

人自身的自我约束和控制)和监狱系统，两大方面双管齐下，使每个人既成为自身的主体，又自由自在地成为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控制对象，这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真实本质。也是规训社会的真是所在。

三、规训社会的运作

全景敞视监狱作为一种政治干预肉体的权力策略和技术手段，它的设计充分地利用了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并且，全景敞视监狱在规训权力的运作过程中，一方面，借助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将古代残酷的刑罚和体罚转变为对罪犯的身体在时空上进行严密而精细的监视和控制。另一方面，也借助现代管理科學，如调查、测量、记录、检查等来维持整个规训机构更有效地运作，并最终达到其规训个体的目的。不仅如此，全景敞视监狱模式在其推广中也促成了某些知识的发展，如犯罪学和社会心理学等。

在“知识——权力”这种连带关系中，现代社会中如工厂、学校、军营、医院、监狱等一系列的规训化机构利用不同程度的规训权力生产出不同层面的知识以及不同领域的更有用的现代人，规训权力的这种后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规训权力本身效应的增强和规模的扩大。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也极有效地运用知识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了精密地划分。使它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和控制，从而促使规训权力渗透到每一刻时间、每一寸空间，并毫无时空中断地遍布整个社会。这样，规训权力的规模极大地扩展，随之，规训权力的生产效应极大地提高。

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现代监狱是现代国家权力扩张和全面渗透的结果。福柯指出，整个规训机器的运作本身，就是权力，就是国家政权运作的延伸。高度规训化的现代国家，实际上凝聚了宗教和军营的监控功能，并使之发展和膨胀到最高限度。现代国家不但利用军营、工厂、学校和医院等全控机构，同时也利用殖民地和奴隶买卖时期的高度规训化的手段，达到其进行全面统治的目的。现代国家不仅养育了大量的警察、军营和情报人员，而且，也培训了素有规训管教能力的教师和管理干部，试图对各个阶层的人们进行规训和管制。在现代社会中，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军营及医院，而这些机构又反过来类似监狱。国家本身不一定直接介入规训活动和程序，它只需要善于将整个社会的规训化组织动员起来，就足以达到其全面统治的目的。

社会学知识 篇7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提出的建构主义科学观,坚持把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围,以解构关于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和真理的传统话语。社会建构论在经历了20年的辉煌后,9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皮克林对SSK进行回顾性总结时所指出:以强纲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科学作为知识”(science as knowledge),[1]即把科学作为静态的理论产品而不是把科学作为动态的行动而形成的对科学的理解。这种说明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其批判传统哲学的“自然法则”或“方法论规则”的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 取而代之,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同时,自己却又陷入了新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而这两者都不能给实际的科学活动提供充分而有意义的说明,都从整体上扭曲了科学的形象和对科学事业的看法。

正是为了解决关于自然的不可知论与社会实在论之间的矛盾,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从宏观模式转向微观模式。虽然这一转向依旧秉承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倾向,但已经从关注知识生产的结果、关注作为成品的科学理论转向关注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的研究。

在这个转向过程中,SSK的实验室研究成为了最重要的章节。在这些研究中,法国的拉图尔、德国的塞蒂纳、美国的林奇和皮克林等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拉图尔、塞蒂纳及皮克林等针对科学活动而展开的实验室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对科学实践的研究。实验室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体现为一种审视科学视角的转变,即转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practice )”的研究。

一 SSK的实验室研究

拉图尔作为SSK微观实践进路转向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实验室研究以其人类学考察知识的生产现场和形成中的科学为对象,作为结果,彻底地转换了原有的知识观。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主张,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活动和实践过程,对科学知识应该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维度去理解,从对科学实践的考察去理解科学知识。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展示的是一种颠倒了的说明方向,即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自然和社会。只有同时追踪行动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不加区分地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

ANT打破了基于自然-社会的传统二分法,进入了考察科学和社会互动的研究路线,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整体论(holism)的界定。ANT将传统研究科学和社会这两个不同范畴视为同一个整体,认为它们相互嵌入、共同建构或演进而构成一张无缝之网。

塞蒂纳的“语境化建构”思想表明,科学知识的建构具有很强的语境偶然性,科学研究具有语境的不确定性。在塞蒂纳对科学的说明中,“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而且符号性地、政治性地被建构。……通过科学家在形成同盟与调动资源的过程中使用的政治策略,或者通过从中建立科学成果的选择与决定转换而被建造。……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研究不仅‘干预’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干预’了社会。……如果说从实验室中所观察的实践是文化性的,即它们不能简化为方法论规则的应用,那么由这些实践而产生出来的‘事实’,也必须被看做是已经由文化所形成的东西。”[2]3

塞蒂纳的实验室研究向我们表明,也许根本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科学知识,任何科学知识中至少都掺杂了社会文化的成分,因此也始终带有地方性的特征。

米歇尔·林奇(Michael Lynch)基于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展开对科学的研究。对于强纲领以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的社会建构,林奇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在对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态度上,它们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不对称的立场,用社会因素取代了自然因素,用社会消解了自然。在其《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1993年)中,林奇基于常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即对局域性实践活动和实践理性的强调,要求对所研究的科学实践,应该用内在于这种实践的语言给予描述,要信任科学实践者自身的观点,而不应该基于社会理论中所考察的实践,寻求一种完全外在于科学的对科学的说明。林奇主张应该按照社会活动的可说明性来说明科学活动的本质和特性。

事实上,在SSK内部,把科学作为实践和文化而不是作为知识和表征这种思想的明确表述是皮克林。皮克林在1981年的《constructing quarks》中,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历史展开经验社会学研究并提出了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思想,之后在其主编的《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1993)中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视科学为实践和文化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表明了在SSK内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审视科学的一种视角的重大转变,即用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取代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

皮克林认为,科学活动应该被看做是参与到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的要素在真实的时间(real time)中瞬时突现(temporally emergent)实现的一种耦合,这种突现式耦合具有一种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特征,这里的后人类主义,强调的是既非自然中心,也非人类中心,也非任何其他单一要素永恒不变的中心,科学实践的具体情境是有中心的,但这种中心也是瞬时突现的。

这种 “后人类主义”强调的是实践要素的去中心化,强调了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在知识生成中的各自固有的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中瞬时突现,在真实的时间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科学实践中的所有要素的彼此不可替代又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刻画了科学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相对性和历史性的本质。

哲学家哈金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坚定了这种研究路径的基础。在《表征与干预》(1983)中,哈金强调科学既是做(干预)又是知(表征)的过程。认为“哲学上最终的裁决,不是我们如何去想,而是我们实际做了些什么”[3],指出理论和实践彼此是科学过程中的一体。科学的表征和干预在多样性、零散性和异质性的空间中展开。相应的,科学活动的这种表征和干预的一体性,使得科学知识的表征性还原成为不可能。基于这样的思想,哈金认为科学的稳定性是以科学活动空间的多样性、零散性和异质性为依托的。科学的稳定性是一种博弈,一种存在于数据、理论、实验、现象、仪器等要素之间的一种博弈。SSK的微观实验室研究者摒弃了以往科学研究对哲学、认识论研究的过分依赖,并超越了SSK早期的宏观研究进路,深入到科学知识的生产场所,考察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塞蒂纳对科学知识生产的语境化建构的说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科学实践的网络建立与扩展中的异质性要素相互作用的强调,林奇对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揭示的行动与规则的内在契合,皮克林关于科学的冲撞本体论思想,科学哲学家哈金对实验科学中“表征”与“干预”的相互缠绕的说明,都展现出了这种哲学思考。

二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

SSK的微观实验室研究以考察科学实践为出发点,把实践活动置于文化场景中,对科学知识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探讨,形成了理解科学的新视角,即把科学作为实践和文化来理解。SSK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行动中的科学

SSK的实验室研究更注重对科学的进行状态和过程的考察。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1987),塞蒂纳的《知识的制造》(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1981),皮克林的《构造夸克》(Constructing Quarks)(1984) 以及《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1995),哈金的《表征与干预》——(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1983),劳斯的《从事科学》——(Engaging Science)(1996)等,这些代表著作的原文名称就体现出对科学的正在进行的状态的关注,突显出对科学的正在进行状态和过程的哲学思考。强调科学是一种生成着的事物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把技能、社会关系、仪器和设备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作为必须和必然的异质性要素,更注重这些异质性要素在真实的时间中的具体的语境中的耦合。

(二)异质性的科学

作为实践的科学把科学刻画成异质性要素相互作用、耦合的动态生成过程。科学是参与科学活动的所有异质性要素在不可逆的时间中彼此作用与相互塑造的过程和结果,这种彼此作用与相互塑造的含义就是,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这种世界与我们之间的彼此建造以及在建造中的共生,在全新的视角上审视了科学,审视了科学以及科学与世界的关系。而在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中强调的异质性要素的突现耦合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主义,则又在这种新图景中嵌入了刻画科学文化的新的路径——人类文明的赛博化(Cyborgnization)历程,在著名的科学的文化研究著作《赛博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哈拉维(Dorna Haraway)针对作为文化的科学提出一个概念:赛博体(Cyborg)来界定科学活动的对象,其基本含义是一种社会、自然、机器的多元共生体。从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视角,皮克林则认为赛博体可以用来刻画科学的特征。

赛博体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实践的操作性过程中客观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统一。在这种理解中科学是巨大的‘赛博体’,是物质世界、社会以及科学知识作为持续不断地卷入历史的、物质的、社会的以及概念的相互作用的开放式终结的变体的相互共生的群集。

(三)语境化的科学

实验室研究深入到科学知识的生产场所——实验室——对科学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进行实地考察,认为科学活动是充满语境性的。拉图尔认为,科学事实是构造的,但这种构造离不开具体的活动和物质性的生产场所,比如说实验室。他认为,自然和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而不能用外在的、既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知识;语言并非在世界的外部指涉世界,语言就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应该取代认识论的抽象。这表达了对科学的语境性关注。塞蒂纳认为:“科学方法被视为一种当地性定位和当地性扩散的实践形式,而不是一种非当地的普遍范式。科学方法是语境孕育的,而不是无语境的。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也可以被视为植根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2]88,科学活动是一种当地的、语境性的活动。科学活动是由资源关系所贯通并且维持的超科学领域。科学具有语境性生成的特性。我们决定一个科学观点的真理性一定无法从把这个观点塑造成真理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分离出来,因为,这个真理性观点所拥有的可理解性和意义,都与各种各样的其他实践相关。

三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的哲学意蕴

SSK的实验室研究意味着我们审视科学的一种视角转换,看待科学的一种方式的转换,理解科学的思维框架的转换。即把科学作为实践和文化,而不是把科学作为知识和表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关注科学活动的过程,而不仅仅关注科学活动的结果;关注科学活动要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限于对科学活动要素进行孤立考察;关注科学活动的动态变化,而不是寻找活动背后的某种静态的永恒,就是对科学作为一种实践和文化的考察。

SSK的实验室研究以研究实践的科学为契机,导引出“科学的文化建构”思想的形成。“科学的文化建构”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一)科学是一种“认识论的联合”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把科学视为一种“认识论的联合”。劳斯明确指出:“知识最好不是被理解为一个命题系统或一个认知状态,而是理解为世界中的一个情景。科学是一种认识论的联合(epistemic alignment)。”[4]科学是一种认识论的联合,导源于实践的科学是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科学实践总是与特定的语境相对应,适应特定语境的一种活动模式。科学实践是动态的、开放的,参与实践的要素是多纬度的,具有异质性的特征。这种异质性特征意味着在某个具体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科学家的技能和技术、科学活动的仪器和物质系统、科学活动必须的资源、科学活动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联等,都加入了知识产生的过程。在这里,科学不再具有由单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法则控制的明晰的认识论意义,不再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内在与外在、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其背景之分。拉图尔曾表达过对科学工作的开放性观点,他认为“科学工作自身有效地打破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科学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5]。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视参与科学过程的所有因素都是可能的终结因素,用过程中的异质性要素相互作用代替某一既定的终结者,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实践和文化建构为科学的多元性研究提供了空间。

“认识论的联合”否定科学中存在任何永恒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则,认为科学中不存在任何一套确定的规则能够担当解释科学实践的重任;不存在任何关于科学的普遍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则,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则本身是作为科学活动的异质性要素之一参与科学成果的生成的,其作用就体现在日常的科学实践的过程之中。

作为实践的科学把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要素置于进行中的科学的整体冲突之中,任何批判性的洞见都产生于一种认识论情境的联合或者反联合的张力之中。这样,科学的问题的确是认识论的问题,但不是传统的科学内部或外部的问题。科学是人类文化问题的一种认识论的联合。认识论问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就是人类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认识论的联合是实践、客体、共同体以及各种固化的要素的动态的、异质性的序列,这种序列中的各种要素彼此强化、吸收和扩展,最后构成科学知识的动态的生成。作为实践的科学以及对科学的文化建构把传统科学认识论中人类与知识之间的反映关系,转化为人类与知识相互塑造、彼此生成的关系,在这种彼此生成的关系中,知识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

(二)科学是对现时秩序的把握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成,传统科学哲学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非突现的、人类主义的分析。在传统科学哲学中,“客观性被视为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心智卫生术或思维控制”[6]230,它强调理论纷争的终结的最终实现,要诉诸持久作用的理性规则或方法。而作为实践的科学寻求的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和显现出来的现时秩序,这种现时秩序是科学实践活动要素在特定时空中的历史性的凝结。

“瞬时突现”的基本含义是:一种在真实时间中发生的纯粹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发生,纯粹的发生。“后人类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去中心化的异质性要素的耦合作用的生成。它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用社会性力量解释或者消解一切,又反对反人类主义——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样,在他们的论域中是没有或者理想化地消除任何人类迹象,是纯粹的物质力量。这种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的争论已经长久地或明或暗地深深浸透在抽象的理论乃至日常的思想活动中。长久以来自然与社会、物质与意识、真理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就根植于这种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的对峙中。由“瞬时突现”和“后人类主义”形象刻画的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则瓦解了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开辟了异质性要素耦合作用的历史性生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类的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6]23。

(三)科学是一种存在方式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呼吁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的对科学的审视和参与,在参与中审视,在审视中参与,基于参与过程的异质性要素的作用视角审视科学。科学不是科学家的,同样也不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科学是科学过程的所有参与要素的。

实验室的微观研究告诉我们,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方式,是在实践中,在一个复杂的网络和系统中实现的动态调整,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展现自己的过程。科学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向未来开放。而对科学的解释本身也是具有可塑性的。“任何一个解释图式都必须在其具体的应用中去发现它的意义,而不是相反”[7]。对科学的认识一直“在途中”,在科学自身的发展中。

结语

“科学的文化建构”在学科上强调跨越界限的一种多学科综合,在微观和宏观的关系上强调经验性实证研究与一般知识社会学的结合,在对科学文化的刻画上则努力实现文化的断面描摹与文化在时间上的转换内在结合、一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

“科学的文化建构”思想倾向于瓦解明晰的人类主义政治中的任何信念。这种后人类主义的观点强调,我们建造的任何政治纲领都应该置于具体语境之中,它强调特定的文化形成和感召,而不是基于任何非突现的宏大叙事。

“科学的文化建构”体现了一种整体主义认识论。20世纪60年代以前,科学哲学的研究传统是理论为主导的传统。逻辑经验主义者从静态上揭示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从动态上辨明科学理论的合理演变。而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视社会利益与修辞手法为科学理论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一种理论优位的认识论。理论优位的认识论作为一种表征主义的认识论,永远存在着方法论对具体科学的超越以及这种超越导致的“方法论的恐惧”。生成意义的开放式终结的认知联合使得一切问题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解决。一切都处在“实践的平面上”。劳斯把科学看做是实践领域而不是命题陈述之网,科学首先不是表征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作、介入世界的方式。“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世界不是处在我们理论和观察彼岸的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当我们作用于它时,它所抵制或接纳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是以主体表现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征转向操作,从所知转向能知,并不否认科学有助于解释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8]

SSK的微观实验室研究倡导以实践为主导的科学哲学,把注意力集中在探讨科学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特征。这些哲学家认为科学不应该看成是逻辑系统或命题系统,而应看成是实践的领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它是“生活形式”。就是说,科学是人类从事的事业,一种内在的权威和外在的机制形成的活动的网络,从实践背景中获得其自身的意义和认知地位。实践优位的整体主义认识论有可能成为融合两种科学哲学传统的纽带。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微观实验室研究把科学作为实践和文化,导引出“科学的文化建构”思想的形成。“科学的文化建构”思想作为一种整体主义认识论,将超越早期SSK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主张的极端性和偏颇性,将其带出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哲学意蕴

参考文献

[1]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

[2]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Hacking I.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31.

[4]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171.

[5]Latour B.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M]//Knorr-Cetina K,Mulkay M.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New York:Sage,1983:141-170.

[6]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郭贵春.科学实在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7.

社会学知识 篇8

关键词：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知识共享

随着全球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知识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资源。根据资源创造的交换与整合两阶段理论，知识分享是知识创造的前提。在知识管理领域，信息系统学派主张从构建IT网络、知识库等角度拓展知识共享途径，经济学派则从经济激励角度解决知识共享困境，但由于知识形态的无形性与价值的不确定性，知识共享的显性经济激励机制难以为继，知识共享网络虽然创建了优良的基础设施，却可能由于激励不足而陷入瘫痪状态。社会资本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很多合作行为，逐渐受到知识管理学者的重视。其中，知识型团队是组织管理知识型员工的一项伟大变革，它是组织进行知识创造、知识分享、知识学习、知识整合的重要单元。因此，本文以知识型团队为背景探讨员工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从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为组织管理知识提供一些建议。

一、知识共享的障碍因素分析

在分析知识共享的障碍因素时，应充分考虑知识共享的主体带来的主观因素以及不依附于人本身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员工参与知识共享的主要问题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冲突，知识共享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接受者带有明显的收益，对发出者则意味着高成本，因此知识拥有者缺少与他人分享知识的意愿。同时，知识搜寻的难易度和渠道的丰富性也会影响个体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可能性，是知识共享有效运转的前提。此外，知识共享还依赖于知识发出方具备以知识接收者容易理解和吸收的方式将知识传递出去的能力，以及知识的接收方具备辨别知识价值、获取外部信息、消化吸收并加以开发利用的能力。因此，可以将知识共享的障碍因素归纳为：知识共享机会、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能力，其中，知识共享的机会是基础，知识共享的意愿是关键，知识共享的能力是保障。

二、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

（一）团队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维度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Adler&Kwon对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社会资本概念错乱表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外部视角差异造成的。无论采用何种视角，社会资本都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促进其他资源转移的资源或能力，二是转移资源的能力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而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转移能力就属于社会资本。鉴于社会资本的这两个关键特征以及团队成员合作的关键作用，将团队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团队成员内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有助于成员进行资源交换的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或能力。

Nahapiet和Ghoshal在研究社会资本如何促进智力资本的建立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关系与认知三个维度，建立了清晰的研究框架。本文研究采用Nahapie和Ghoshal对社会资本维度的划分，研究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的关系。

（二）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匹配关系研究

如前所述，知识共享受到知识共享机会、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能力三方面的影响，Adler和Kwon将Nahapie和Ghoshal所提的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与机会、意愿和能力相对应，其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刻画了个体间的连结模式也就决定了知识共享机会，关系性社会资本中的信任等是社会交换的基础，会改变知识发出者的知识共享意愿，认知性社会资本决定了知识接受者的知识共享能力，因此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具有良好的匹配性。

（三）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机会的影响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反映了成员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特征，主要揭示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与谁链接、链接方式、链接丰富程度、链接中权力配置以及连接频率等。我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互动强度、网络密度来衡量员工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互动强度是组织成员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活动在一起的平均接触时间，反映了纵向接触机会。Gamovettel指出，个体间互动强度的差异导致信息交流的差异。强互动导致频繁的知识交流，提供了知识共享的机会，促使交流双方产生强烈的情感依附，促进信任的形成，减少知识搜寻成本。网络密度则反映了横向接触机会，指组织成员彼此之间接触的范围。紧密型网络为知识共享提供了广泛接触的机会与意愿，高密度的紧密型网络增加了大家彼此之间的了解，使大家有机会接触到彼此专有的知识，从而提高了整体的知识共享量。

（四）关系性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

社会资本关系维度是指影响人们行为方式和满足人们社会动机的人际关系，如尊重、友谊、信任等。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关系维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一直以来被众多学者所重视。本文以团队中个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作为衡量关系维度的指标。

在信任维度的划分上，我们采用McAllister观点，将信任划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认知信任是建立在对方能力、人品等方面的信息基础上的信任，是基于被信者可靠性、言行一致和能力的信任;情感信任指由于双方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情感联系，相信对方不会伤害自己的利益从而给予的信任。团队成员的信任水平越高，越能表现出与其他成员合作的愿望，表现出更高的团队承诺，从而更愿意与他人分享个人知识。信任还可以减少团队成员在获取他人知识、表露个人知识欠缺时的顾虑，减少防范心理，促使双方沟通更深入。

（五）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能力的影响

社会资本认知维度考察的是共同的编码和语言，共享的价值观与共同愿景等对个体间知识共享的影响。Alder认为社会资本必须考虑认知，认知性社会资本在知识分享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研究采用共同愿景与共同语言考察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知识共享能力的影响。

共同语言是沟通的基础，当对他人专业知识有所了解时，就很容易对其知识发生兴趣并能很快理解与吸收。这有利于成员之间进行快速的、大量的显性知识共享，但共享系统化、抽象化的隐性知识时，则需要共同愿景。它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顶层概念”，有助于成员从团队目标角度理解知识结构，从而有能力识别特定知识对团队的价值。

（六）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的关系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得出了知识型团队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关系的整体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与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中介变量：知识共享的机会、意愿和能力，影响个体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个体成员间拥有高度的信任水平，包括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加强员工间知识共享的意愿，通过互动程度、网络密度为知识共享创造的机会，加之团队成员间的共同愿景和共同语言带来的知识共享的能力，可以极大的促进团队成员Á知识共享的效率。

三、促进知识型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认为企业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分别从增加知识共享的机会，增强知识共享主体的意愿，提高知识共享双方的能力三个方面着手，从而提高知识型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效果。

（一）在团队内部建立紧密网络

根据以上分析在个体间建立紧密网络可以提供更多的知识共享机会，因此，组织必须为个体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为员工增强联系，促进感情提供基础。如设置开放式的办公室，为员工就工作问题的沟通提供便利机会;开辟一些专门的休息室、免费的咖啡间，让员工在休息的同时能增进相互沟通;举办一些集体活动，如球赛、集体旅游，既提高了员工的“快乐指数”，又能提高整体凝聚力。

（二）营造信任的文化氛围

要提高知识型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绩效，首先要使他们具有进行知识共享的意愿。而知识共享意愿的形成关键在于成员间信任的人际关系。因而企业应该致力于营造一种知识共享的氛围，建立相互信任、尊重知识、鼓励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由文化驱动知识的共享。通过信任文化的建立来弱化知识共享双方对知识共享收益与代价的预期，提高双方知识共享的意愿。

（三）提高员工的知识共享能力

要提高组织中个体的知识共享能力。首先，加大培训投入。招募知识水平与经验丰富的员工对其他员工进行相关基础知识方面的培训，尤其要进行跨部门学习，促进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增加个体先验知识的存量和广度，缩短个体间知识共享的知识距离。其次，建设学习型组织，发展重视学习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参与知识社群，将知识取得、扩散、整合、创新做紧密的结合。

四、结论

团队是组织进行知识创造的理想场所，团队成员有效的知识共享是知识创造的关键，然而知识拥有者通常不愿意与他人共享知识，因为激励扭曲问题，传统的经济机制无法促进员工的知识共享。而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解释员工知识共享行为。本文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研究角度出发，关注个体间的结构关联、关系信任等与社会资本有关的因素，提出了在社会资本视角和理论框架下的研究团队知识共享的构思，更加重视对人的管理，这是目前知识管理研究的热点和未来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Reagans R, B McEvily.Network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3 (48) .

[2]、Adler, P.S, Kwon, S.-W.Social capital: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 .

[3]、Nahapiet J, Ghoshal S.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 .

[4]、Gar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of Sociology, 1985 (91) .

[5]、McAllister, D.J..Affect-based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 .

[6]、周密, 司训练, 赵文红.团队内社会网络质量、工作竞争对团队成员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2009 (6) .

社会学知识 篇9

1 法定的教育知识

在历史长河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然而,无论从时间还是人的精力角度去说,人们都不能将所有的知识纳入到教育场域中。因此,课堂中的知识必定是经过选择的。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什么知识被选择了出来?谁选择了这些知识?选择这些知识意义或者目的何在?在对《春风化雨》中威尔顿学校的课堂分析中,我们不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就课堂上的知识而而言,从电影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从内容上说,威尔顿学校课堂中呈现的基本上是结果性的知识、过去时的知识。学生要做的是接受它们并记住它们。新鲜的、不确定的知识不能进入课堂和学校。其二,从形式上说,威尔顿课堂中呈现的是学科知识,是被精心分门别类的。除了基丁老师的课堂中融入很多其它元素外,其他课堂上基上只呈现本学科的知识。

影片中课堂所学的知识不是学生所选择的,也不是教师所选择的,而是由一套严密的机制所造就的。在这个机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伯恩斯坦在对课程进行知识社会学研究时,提出了“集合课程”与“整合课程”的概念:如果各项内容处在一种彼此封闭的联系中,各种内容得到非常清晰的界定,并且彼此之间相互独立,那么这种课程称为“集合类课程”。如果各种内容并不是各自为政的,而是彼此之间处在一种开放的联系之中,那么这种课程为“整合型课程”(1)他认为“集合课程“将知识高度专业化,从而使学习者高度专业化,彼此间相互隔绝,进而造成了社会分工。同时,由于专业精英又是少数的,进而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局或者统治者将一套已成定论、伴以高度分化的知识选入课堂,并加之以“科学”的外衣,其用意就在于让人们安分守已,各自安于自已所处的地位,并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确定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社会成员的规训与控制,以实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2 传递式的教学过程

教育文本只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一个环节,要让这种被选择出的文体真正地作用于学习者,还必需通过教学这个环节。

伯恩斯坦对此同样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创造性地使用了“构架”这一概念。“构架”涉及到在知识的组织与实施中,传递内容与非传递内容之间边界的清晰程度。这就意味着教师和学生在学习内容上的控制和选择范围。构架还涉及到另外两种知识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即日常生活知识和教育知识。(2)

影片《春风化雨》中,在基丁老师来之前,其他教师的教学都是强“构架”的。他们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将知识从法定的教育文本中传递给学生。而且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完全的“授”与“受”的关系。知识传递是单向的,而非互动的。

知识社会学启示我们,对于教学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究有哪些因素参与了这一过程。”(3)对于威尔顿学校来说,教学模式也同样不是学生和老师选择的,它是权力控制的深化。首先,这种“授”与“受”的传递方式可以将法定教育文本中知识精确地传递给学生。美国学者古德莱德把课程分为几种: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指任课教师所领会的课程)、运作的课程(指在课堂中实际实施的课程)、经验的课程(指学生实际休验到的东西)。(4)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或多或少地经过了建构并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单向的授受式的教学在最大限度内保持了教育知识的原态,维护了统者的意愿。其次,对学生来说,获得知识本身不仅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即按照安排好的程序,按照教师的引导进行学习。只有这样才算是好的教与学。这一过程给予学生这样一个潜在的知识:学会服从。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知识,也就是这种知识使得影片中的尼尔不敢也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这种潜在的知识使他只能选择死亡。这一教学过程的规范化,也使得这种法定教育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方式合法化和合理化了。

3 使学生“自觉”化的教育评价

如果课程文本完成了教育知识的选择,教学完成了教育知识的传递,那么教育知识的实现与否就要靠评价来完成了。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威尔顿学校的评价是带有浓重选拔性色彩的。在电影开始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着重讲述的是学校有着良好的升学率。在课堂中学生把老师讲的每一点都当作考试的重点来准备。学生在课下议论课上所学时,最经典的问题就是“这会考吗?”

这种选拔性的评价最直接的结果是:通过一套官方所制定的完整的评价体系将被评价者——主体是学生,也包括家长和老师——分层。这一论点的最经典案例是我国的科举考试。统治阶层制定了这个系统的评价规则,按规则“玩”的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在这种制度化的评价系统中,学生们拼命地去适应,最终欣然地授受了它。自觉地被规训与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影片中有的学生在揭发基丁老师“错误”的文书上签字的深刻原因。

学校中的结果性评价,完成了其三重使命:第一,批定学生经验是否在社会控制之内;第二,为社会支配阶层进行社会的选择与分配提供依据;第三,为改进课程材料提供依据。(5)后者主要是为前两者服务的。这种知识评价确保了被选择的知识有效地传递到了学生身上,满足了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需要,实现了教育的控制与规训。

注释

1麦克·F·D·扬.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M].谢维和,朱东旭,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3-65.

2齐学红.教学过程中知识的社会建构——一种知识社会学观点[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0.

3吴康宁.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J].上海教育研究,2002(9):7.

知识产权的社会功能研究 篇10

知识产权的社会功能可以从资源配置、社会利益矛盾调节、推动和规范竞争、创新激励、保护传统知识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1 知识产权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是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构造, 它对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面的作用, 发挥着比物权制度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首先, 从资源存在的形式以及作用方式来分析, 资源主要包括静态资源和动态资源。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水平的提高, 决定了对静态资源的利用程度, 从这一点来看, 科学技术和知识资源要远比自然资源还要稀缺。所以, 人们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界定此类产品的产权。

其次,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人们主要通过价格信号来达到资源利用的目的。若要确保价格机制能够正常运转, 交易者一定要为用于交换的物品标注明确的、允许随意转让的产权。因此, 人们的交易行为以及彼此的利益关系就要通过产权制度来处理。当前, 知识技术产品是一种稀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 只有具备明确的产权信息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参与市场交易。否则, 若是没有辨别产权归属就盲目交易, 产品的价值和稀缺程度就无法通过价格信息反映出来。因此, 如果价格信号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指示器, 那么产权便是价格的载体, 产权界定则是价格体系形成并充分发挥功能的保障。

再次, 从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来分析, 二十世纪以后, 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科技以及知识的运用在其他要素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投资及贸易的全球化趋势的逐步扩展, 国民经济不再过分依赖于一般的资源, 而营销经验、商业信誉和科学技术等“无形资产”逐渐成为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2 知识产权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调节器

知识产权制度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 通过调节个人和社会之间利益矛盾, 提高了对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

我们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得知, 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 产权系统就会影响人们活动的行为或效率。国家根据制定的知识产权制度, 赋予产品设计者或发明人一定的垄断权, 同时也要求其公开发明内容, 使其享受经济利益的同时, 避免其垄断产权市场。

实际上, 保护设计者或发明创作人的经济效益只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之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人们主要根据社会对其产品的认可度来评判设计者或创作人的创造力。知识产权的申请也尤其严格的操作流程, 这样能够确保设计者或发明人的成果的科学性和社会有益性, 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等社会成员对其产品的认可。这就为设计者或发明人个人能力和自我价值的体现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以充分展示人的内在素养, 同时培养其人格魅力。

3 知识产权具有推动和规范竞争的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所形成的有限垄断与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垄断有本质的差别, 它没有限制竞争, 而是推动和强化竞争的有力手段。

首先, 从产品的特征上分析, 同类物质产品具有同质性, 生产者只有通过批量生产才能达到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很多大中型企业正是利用这种生产模式达到独占生产及市场的目的, 从而进一步形成市场及价格的垄断。知识产品具有非同质性, 一种知识产品根本没必要重复生产, 任何对知识产品的重复生产都将极大的浪费自然资源及社会资源。因此, 第三者在知识产权制度形成垄断的条件下必须经过两种选择, 一是走独立开发新技术的道路;二是支付费用, 通过投资技术研发, 达到运用新技术的目的。其中, 独立开发之路促进技术的更新换代, 而后者则是扩散及传播新技术。

其次, 对知识产品的垄断实际是对产品使用权的垄断。对于发明技术而言, 垄断行为是完全公开的, 同时允许其进一步扩散或传播。目前的构成技术系统的因素越来越多, 大量资金成本被用于开发新技术, 而且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呈现缩短的趋势, 这是当前科技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知识产权制度中严格规定了专利公开的义务, 便于个人或开发机构尽快掌握解先进技术, 促进下一代产品的更新。同时, 一部分没有独立开发能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许可使用制度来使用先进的技术。

知识产权制度在推动和强化竞争的同时, 通过对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和客体, 以及权力义务的设定对交易秩序进行规制, 以确保其始终在公正有序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

4 知识产权具有创新激励功能

知识产权的创新激励功能指的是其通过权利的界定及保护, 赋予创新者对知识产品一定期限内的专利权, 使享有专利的个人能够明确创新投资回报的期限, 激励其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利用权利限制, 维护知识的外部性, 确保创新活动的持续性。技术或知识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

在知识产权制度中, 对于产权的界定及保护充分体现了它的这种性质。其中, 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通过确保创新者从创新中受益而激励创新。

5 知识产权是传统知识的重要保护手段

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知识主要有以下几种制度:

5.1 著作权保护。

传统知识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表达, 如故事、传说和神话、服装、挂毯、地毯、音乐、雕塑、木刻等都可以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

5.2 专利权保护。

一是对于遗传资源来讲, 专利可授予从自然界现有的动植物、有机物中分离、微生物、基因结构开发或合成的产品;专利权也可以授予和资源开发及资源利用相关的方式, 以及土著人熟知的、与这些条件相符的方式;应用全部的基于生命资源及基因的技术成果, 以及能得到未公开的、具有利用价值的专利技术, 总之从理论层面来分析, 这些技术同样具有获得专利保护的资格。二是木器、皮革、服装及家具等传统手工产品的形状、设计也能申请国有专利法中涉及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权利。

5.3 商标法保护。

即通过保护含有传统知识的商品或服务而间接地保护传统知识。商标保护期可以通过续展而不断延长和商标权可以为集体所有这两方面, 特别适合传统知识的特点。

5.4 地理标志保护。

若将产品特征归结于某社区的传统知识, 那么可以通过保护该社区的地理标记尤其是原产地标记来保护该产品, 从而间接地达成对有关传统知识的保护。

5.5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传统的工艺、配方或祖传秘方等具有传承价值的知识内容, 可作为TRIPS协议第3条所规定的未公开信息或商业机密予以保护。维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 实际上是知识持有者经过深思熟虑, 有目的地将相关信息作为秘密保护起来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2]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3]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年版.

[4]吴汉东.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J], 法学研究, 2001, 6.

[5]董涛.TRIPS竞争规则研究[J], 法治论从, 2003, 5。

社会保险知识问答（二） 篇11

答：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指国家为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而建立的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有何特点？

答：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坚持“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及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支付办法。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答：具有广西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农村居民和城镇非从业居民，可以在户籍所在地自愿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如何申报办理参保手续？

答：符合参保条件的城乡居民，需携带户口本、居民身份证原件，到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或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提出参保申请，填写《参保登记表》；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对参保人员是否符合参保条件进行审核，将参保登记信息录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员相关信息进行复核、确认，盖章后将《参保登记表》返回给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一份、村（居）委会一份、参保人一份。

如何缴纳养老保险费？

答：县级社保经办机构将参保人相关信息提供给委托收费的金融机构制发《银行存折》，然后通过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村（居）委会代办员发到参保人手中，或者通知参保人凭居民身份证到指定金融机构领取《银行存折》。参保人按参保登记时所选择的缴费档次在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的缴款时间内将钱存入《银行存折》，由金融机构代扣代缴。

如何选择缴费档次？

答：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目前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农村居民缴费标准设为每人每年交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城镇居民目前缴费标准设为每人每年交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0个档次。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可从当地实际出发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根据经济能力自主选择档次缴费，一年一定，多缴多得。

政府如何给予参保人缴费补贴？

答：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目前补贴标准为：对选择最低档次缴费的，每人每年补贴30元，选择比最低缴费档次高的，每高一档再增加5元（即农村居民最高缴费补贴50元；城镇居民最高缴费补贴75元）。城乡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缴费的，除享受政府缴费补贴30元外，政府还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养老保险费，具体代缴标准为：城乡重度残疾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镇“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人员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缴费的，政府予以全额代缴100元；城乡低保对象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缴费的，政府每年代其缴纳养老保险费50元。上述缴费困难群体选择最低缴费档次（不含最低档次）以上缴费的，政府不再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将会适时调整参保人的缴费补贴。

如何建立参保人的个人账户？

答：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每位参保人员建立个人账户。参保人员居民身份证号码即为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号码。个人账户用于记录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缴费补贴、其他补助及利息。个人账户储存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

领取养老金要具备什么条件？

答：年满60周岁、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参保人，可按月领取养老金。对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不用缴费即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补缴不足缴费年限的，政府给予缴费补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月养老待遇如何计发？

答：月养老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当前月标准为75元，其中由中央财政支付55元，自治区各级财政按比例承担20元。今后基础养老金将会随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而适时上调（当地政府提高标准的，按其标准执行）。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滚存积累总额除以139。养老金终身按月领取，死亡后，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除政府缴费补贴外，可以依法继承。

如何办理领取养老待遇手续？

答：符合按月享受养老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员携带户口簿和本人居民身份证等资料，到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或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办理养老待遇申领手续；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审核参保人员的待遇领取资格；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复核后，通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系统计算月养老金领取标准，通知指定金融机构将养老金划入参保人的银行存折，然后通知申领人持《银行存折》到指定的金融机构去领取养老待遇。

参保人流动如何转移保险关系？

答：参保人缴费期间在本县（市、区）内转移的，只转移其参保关系，不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参保人缴费期间在广西跨县（市、区）转移的，转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其参保关系和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转入新的参保地，参保人按新参保地有关规定缴费、享受养老待遇。参保人达到待遇领取年龄，需要跨县（市、区）迁移的，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参保人跨广西行政区域流动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供稿）

社会学知识 篇12

一、创业型大学的产生

大学作为社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都在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发生不断的发展变化, 创业型大学也是随着大学使命的演化而形成的。

1. 大学使命的演化。

19世纪中期以前, 大学的使命大部分还是在教学的范围内, 仅仅作为知识的传承和教育者角色和政府的下属机构孤立而单纯的运转。到了19世纪中叶, 作为特殊机构形式的研究型大学, 把在大学和科学协会发展起来的教学与科研两种活动结合了起来, 逐渐将科研纳入到了大学的使命中。研究型大学将知识进行汇集整理, 并萌发了一定的创新活动, 体现出大学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的潜能。

随着产业与商业机会慢渗透到大学的研究中, 创业型大学的土壤渐渐成熟, 由此大学有了第三个使命———进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使命, 并在新出现的基于持续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模式中将起着领导性的作用。进入到21世纪,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大学的使命已经逐渐从传统的教学和研究演变和扩展到注重经济与社会发展, 并在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

2. 创业型大学肩负的创新使命。

20世纪初,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 首先提出了“企业创新”的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熊彼特认为“创新”包括五种情况: (1) 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2)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3)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4) 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 (5)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研究者一般把以上五种形式归结为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组织三类。

从定义来看, 对于真正的创新而言, 显然大学的教学研究的使命还不足以胜任。那么这时, 需要大学开始发挥它的第三个使命, 逐步由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过渡。创业型大学倡导将创新的知识投入实际应用使之商业化, 并真正成为这些创新的实施者。

成为创业型大学有两个必要条件, 一是由足够的自主性, 尤其是在其战略方向上;第二点是它必须与其他机构密切的发生着作用, 而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的象牙塔。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大学才能以有资格以主体的身份进入经济社会, 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 进行创新活动。

因此, 创业型大学不仅作为新思想的来源为现有公司服务, 还以新的形式把研究与教学功能结合起来, 成为新公司形成的来源, 特别是在现今科学技术领域。从另一个角度说, 当开展大学增加与知识资本化相关的创业活动时, 现存产业可能同时既把它看作是竞争对手又把它看作合作伙伴。最终大学将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知识社会的主体力量, 它在创新的过程中既同政府、企业有着紧密的关系 (可以是合作, 甚至是竞争) , 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身份。

二、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社会创新中优势来源

创业型大学相对于政府、企业而言, 在现代知识社会中成为创新主要力量来源的优势也日趋明显。

1. 相对稳定的组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了, 各个国家的大学在很长的时间内, 无论从组织结构, 还是发展沿革上来看, 都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和卓越成就的大学,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会长久的存在下去, 因而大学有着承载历史与传承知识的重要作用。

知识社会的创新, 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且风险极高的活动, 从这一点上看, 创业型大学既有企业的某些身份特征, 又拥有政府的相关支持, 同时自身还有抵御一定风险的天然优势, 这些使得大学在创新的投入上具有相对持久的稳定性。

2. 学生与教师的优势。

在企业里, 员工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 为了保持稳定性, 频繁的人员流动并不是企业所期望的。而大学则正好相反, 新旧学生的交替变化是大学能不断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大学正是通过进进出出的学生流获得了新的思想和方法, 利用新生的进入不断的更新研究群体, 通过他们毕业进入新的工作岗位不断的补充产业和政府。

同时, 教师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 相对于企业的管理人员, 大学的教师可以得到非要重要的空闲时间, 并拥有利用设备的自由空间和开展新创新活动的自主性。而企业的管理者一般更多的关注已有问题的解决, 疲于奔命。

3. 特殊的身份使得大学比企业更有优势作为真空地区的创新领导。

由于政府管理边界往往与经济区域不一致, 所以可能存在着政府领导的真空或空白。在这些区域里, 一所大学往往比一个企业 (因为区域内相关产业肯定不止一个企业) 更容易召集到合作伙伴, 进而在同企业互相作用过程中占领导地位, 填补这个空白。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硅谷, 为了在周围形成新技术产业, 斯坦福大学在区域创新中起领导和组织作用。这个过程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硅谷的公司形成活动, 起源于自19世纪末开始的鼓励斯坦福工学院学生创建公司的创业行动。当时, 人们意识到大的工程技术性大学需要公司作为区域支撑结构, 否则毕业生将会流动到别的地方。

三、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社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创业型大学将成为一只不容忽视的力量活跃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 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创业型大学为知识社会培养和输送创新型人才。

知识社会创新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大学一直以来就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职责。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任务, 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创业型大学无疑是培养和造就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的摇篮, 成为知识创新和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心。高等教育办学结构布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建立起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

对企业而言, 利用大学在人才、科研方面的资源, 以及大学较为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 能够缩短成长时间, 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创业型大学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以及解决就业等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 创业型大学为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提供孵化器。

新的财富需要基于知识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被创造出来,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 创业型大学不仅有促进智力进步的重要作用, 而且还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创业型大学、尤其是创业型大学的集合体, 能为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提供良好的孵化作用。比如于2007年9月批准成立哈尔滨理工大学科技园, 是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及科技创新资源, 集聚创新创业人才, 扩散高新技术, 实现知识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中心, 为黑龙江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撑的创新创业基地;是产学研合作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是黑龙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高地。

3. 创业型大学或将成为知识社会创新的领导机构。

在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威兹撰写的《三螺旋》一书中, 将创业型大学的独特作用同政府、企业联系在一起, 提出了著名的三螺旋理论。三螺旋的主要论点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 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改善创新条件的关键。产业、政府、大学都是三螺旋的重要成员:产业作为进行生产的场所;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 并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 是主要生产力要素[1]。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可以看作是创新的新鲜力量) 由大学培养出来, 另一方面实施大学后继续教育与培训也在日益增加, 这些都标志着“大学的经济与社会实践活动正在被社会普遍接受”[2]。在知识社会中, 创业型大学面向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和创新资源,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撑的创新创业基地。通过重点建设科技园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等, 解决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技术问题和共性技术问题, 发挥源头作用;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为发展高技术产业提供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预见, 在知识经济时代, 随着大学使命的不断演化和知识社会的到来, 创业型大学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 或将成为知识社会发展中创新的主要力量。

参考文献

[1]Rashdall, Hastings.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Middle Ag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