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共11篇）
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 篇1
斯宾诺莎对于作为理性生灵的人毫不质疑其心灵的认识能力, 他完全承认事物的可知性。然而知识发展的路径却显示其具有的或然性。知识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组成部分, 它是一种可变性的事物。知识的可变性必然要求人类不断地认识和创新知识的结构。而作为知识集散地的图书馆责无旁贷地担任了知识这一可变性发展的责任。
一、创造“新社会”的知识革命
从现象上看, 20世纪50-6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是后现代社会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页, 是人类在“高技术社会”或“高级产业社会”所接受的知识的洗礼。正如默林·弗格森所指出的, 当初在社会领域中分散地、单个地发生的变化, 到某一阶段就会结合起来, 改变整个社会的规范, 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在此意义上, 怎样评价知识社会的技术革新和知识价值在社会各领域的变化潮流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1. 后现代社会之特征。
知识革命的重要性体现在知识的价值革命中。从实质而言, 知识价值社会的价值形成源于知识体系的创新和运用, 但是知识价值的形成原理并非仅仅只是工业社会性的, 使人们产生希望得到这种知识价值的欲望并毫不迟疑地付出相应的高昂代价, 也与工业社会里的合理主义精神性质不同。因此, “知识价值”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知识价值社会”, 并不是位于工业社会之延长线上的“高级社会”, 而是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 即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
2. 知识价值社会的本质。
“知识价值”是基于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广度的人们的主观意识即社会主观而产生的。而这种社会主观又非常容易发生变化, 在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并具有多种巨大的信息系统的社会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 依存于这种社会主观的“知识价值”也容易发生变化。而且, 这种变化并不只是数量增减的反复, 而是往往具有甚至可以在短期内化分乌有的性质。按照瓦尔拉斯派的社会效用曲线分析, 知识价值的这种不稳定性表现为暂时地急剧发生成本和效用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急剧带来财富的增长, 也可能完全消失无踪。[1]因此, 知识价值的短暂性必然创造知识价值的机能, 即所谓“知识价值”的生产手段的价值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是因为, 即使是在创造适应某种社会主观意识和技术条件的“知识价值”方面具有良好机能的生产手段, 如果社会主观意识和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 该生产手段的机能也会丧失。因此, 知识社会所创造的“知识价值”可能会比工业社会具有更多的动态性。
因此, 由于知识社会中知识价值的本质即社会主观意识决定的短暂性价值和知识动态性特征, 必然要求对后现代社会图书馆服务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一方面, 图书馆服务所创造的“知识价值”必然要求图书馆服务中的短暂效用;而另一方面, 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图书馆所面临的提供公共服务性质, 这是知识社会中“知识价值”的一种创造物, 而不是现代社会服务事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信息技术与图书馆知识服务
技术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 尤其是信息技术, 正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在自身实践和研究中所获得的全部知识, 就其本质而言, 无疑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如果这种观念的东西不被实践所运用到创造人类财富的过程中, 任何纯粹观念上的知识将不会对人类产生影响。因此, 人类通过理性认识的知识必须运用于对社会的改造并由此获取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而这种运用知识的过程就是通过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来实现的。图书馆作为知识的聚集地, 且把所积累的知识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网络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现实的实践中去, 从而达到把主观性知识通过技术性设备传输到社会运用之目的。这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1. 知识信息资源重组服务。
知识重组就是有效地组织隐性知识, 精练、提取、发现隐含在信息中的有用知识, 对其进行集合组织, 设立一个包含信息使用者所需的相关知识信息内容和地址的知识库, 以实现知识的转换、创新、共享和交流。人们从知识信息资源中获取的不仅仅是一条条信息, 而是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即知识。它可能是现成的直接表述的显性知识, 可能是隐含于多个或大量显性知识信息中的, 有待进一步理解、抽象、领悟的隐性知识, 也可能是人们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显性化了的隐性知识, 实质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超越组织的边界、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的对知识的再利用。馆员与用户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分享, 加快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在“思维碰撞”过程中激活了人们隐含于头脑中的知识, 生产、拓展、创造新的知识, 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的转化和共享服务。
2. 智能化知识信息挖掘服务。
智能化手段挖掘蕴藏于大量显性信息当中的隐性知识。在服务中以智能化的知识过滤、筛选为基础, 采用最为适应知识特性的处理策略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管理、提炼, 向用户提供知识层次的资源服务。其中包括:网络化知识元数据库开发, 即从全文数据库中提炼出能够明确表述一个知识内容的知识元, 形成相互印证、相互关联的“网络化知识元数据库”, 并与各种数据库的全文进行链接, 构成内容广泛的知识网络;为用户提供最方便的知识获取途径, 即个性化知识库开发;知识库中的知识是高度结构化的符号数据, 即不仅存储着知识的条目, 而且存储着与之相关的事件、知识的使用记录、来源线索等相关信息;而各种特色数据库是知识库的主要数字化资源, 是进行面向内容的知识信息资源服务的基础。
3. 知识信息资源搜索服务。
知识时代的图书馆最基本的访问服务是对馆藏的搜索。在线目录长期提供本地馆藏的著者、题名和有限主题的访问, 同时还提供联合馆藏的访问。数字化图书馆不仅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数字化信息资源, 而且要具有可以提供同时查找全社会所有数字化 (包括非数字化) 信息资源的检索功能。这就需要将全社会的信息资源, 用统一的方法 (即“书目描述系统”和“自动标引系统”) 进行有序化处理以后, 把动态查询界面式样与视频预览技术进行组合, 通过数字馆藏的目录无缝链接到数字馆藏本身, 使用户不仅可以远程发现并显示书目信息, 而且也可以发现并显示原始信息对象。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具体经验和需要采用选择和查询策略, 拓展网络检索服务功能。通过多条件、分类、具有模糊查询与精确查询等诸功能于一体的分类信息检索系统, 在资源库之间通过概念的内在联系, 实现知识的检索和漫游。
4. 提供网络参考咨询服务。
基于分析和基于内容的参考咨询服务是知识时代的图书馆知识信息服务的核心内容, 围绕数字化馆藏信息资源而进行;在技术服务 (收集、组织和揭示知识信息资源) 、对外服务 (展示和传递知识信息) 基础上, 把提供深层次的参考服务 (有针对性地为个别读者提供个别服务) 作为服务的重点。这种服务包括:常见问题解答 (FAQ) , 主要列出知识时代的图书馆服务内容、服务项目、馆藏资源及其利用方面的常见问题, 并作简明扼要的解答;设立“在线参考馆员”, [2]具有丰富的文献检索、网络搜索、工具书、数据库和外语能力的“在线参考馆员”的设置可以实现用户与馆员或咨询专家在线同步交流, 获得知识信息导航服务, 克服信息利用上的盲点和误区;网上咨询远程传递知识信息服务, 通过网上咨询远程传递知识信息服务的做法, 一方面可以克服因知识产权的制约所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图书馆的网上咨询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手段远程获得所需要的知识信息;知识信息营销。通过知识信息产品宣传, 创造市场需求, 实现知识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价值。
5. 系统化信息增值服务。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信息网络资源迅速扩大, 越来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选择信息、使用信息的行为和方式。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已经不满足于以文献为单位, 而是希望通过对文献内容以知识元、知识结点加以分解细化, 以简单、快捷的方式, 检索到所需文献中的具体事件、数据、结论等知识单元。知识时代的图书馆以馆藏数字化资源为主要信息来源, 提供技术咨询、可行性论证、企业产品名录、市场分析预测等的专题咨询服务, 以及在线和离线平台的长期定制化情报推送服务;同时利用对信息资源进行搜索、发现、组织、加工、整理的信息处理系统, 避免用户在网上盲目漫游, 使用户能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网上信息, 及时关注行业动态, 追踪热点、了解专业科技, 实现情报获取的完全网络化等, 以良好的快速反应能力提供深度系统化的信息增值服务。
6. 教育提升服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 人们可以使用任何与因特网连接的数字设备,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搜寻到所有的人类知识;而且拥有经验丰富、高素质的情报信息检索和研究专家, 能够辅导和帮助读者如何在海量的知识信息源中迅速获得自己所需的知识信息, 学会获取知识信息的方法。知识时代的图书馆提供的新机遇将打破时空的界限, 更加紧密地把正规学习、非正式学习与职业学习结合在一起, 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享受交互式、多媒体知识的学习。因此, 无论从知识信息的丰富性还是读者获取知识信息的便捷性等方面来说, 知识时代的图书馆都是知识经济时代实施终身教育的首选。
总之, 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应用的必然结果, 是图书馆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而开展的新服务, 是图书馆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也是图书馆适应知识经济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摘要：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 知识发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图书馆作为创造“新社会”的知识革命的积聚地, 知识社会的技术革命对其服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书馆由传统复制型服务向现代知识型服务转化。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知识革命,知识经济,服务转型
参考文献
[1]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M].黄晓勇,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2]盛小平.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策略[J].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2, 20 (2) .
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 篇2
活性包装的概念及商业用途
传统意义上的包装是通过容器、材料和辅助物来延长食品的货架期。活性包装是迎合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和市场趋势的新型包装技术。活性包装技术包括吸收系统、释放系统和其他系统。吸收系统用于除去氧气、二氧化碳、多余水分等不利于存储的成分。释放系统用于向食品包装内部释放有利于食品存储的成分。通过这种方式延长货架期和保证食品质量安全。食品的活性包装技术主要包括抗菌型、二氧化碳释放型、氧气消除型等。
抗菌型包装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是食品变质和食物疾病的主要原因。抗菌包装能够很好地控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通过增加微生物衰亡期和减少微生物成长期，使其具有抗菌功能，能够有效地延长食品货架期和保证食品安全。如果抗菌物质是难挥发的，可将其直接涂抹在高分子聚合物的表面。因此，抗菌包装对食品表面的微生物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李侠等人在聚丙烯薄膜中加入酸盐玻璃载银作为抗菌剂，加入抗菌粉体（0.002%）抗菌率可以达到99%，而且抗菌活性持久。Gucbilmez等人通过将EDTA和溶菌酶加入玉米蛋白膜中，使其对大肠杆菌具有有效的抗菌活性。另外，大量实验结果证明，纳他霉素可抑制细菌的生长，被广泛应用于肉类及香肠的包装。壳聚糖及其衍生物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是制备抗菌包装的优良材料。J.Duan等人开发了一种由壳聚糖和溶菌酶组成的抗菌膜，其中溶菌酶的质量分数为60%。通过奶酪保鲜的实验可知，它对大肠杆菌、单增李斯特菌、磷光假单胞菌等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二氧化碳释放型包装
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可以有效地抑制食品表面微生物的生长，以延长食品的货架期和保持食品品质。但如果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又会使食品进入糖酵解阶段，不利于食品的存储。因此，这种类型的活性包装常常使用气调系统（MAP）来平衡包装材料中的二氧化碳。
肉类食品的保存要使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10%～80%），这样可以抑制肉制品表面需氧菌的生长和降低pH值，延长货架期。肉类食品的包装往往使用二氧化碳衬垫技术，衬垫吸收了肉类食品散发的水分，引发了衬垫内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的反应，从而产生了二氧化碳。Norwegian等人研发了二氧化碳生产器，用于鱼片的包装，将鱼片包装在MAP中，生产器吸收鱼片中的水分产生二氧化碳，用于鱼片的保藏。B.C.Schirmer等人将二氧化碳气体和柠檬酸、乙酸、肉桂醛等配合用于鲜大马哈鱼的保鲜，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氧气消除型包装
食品氧化和霉菌、细菌、酵母菌等微生物繁殖是食品变质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包装材料很难提供良好的低氧环境，氧气消除型包装可通过清除包装薄膜渗透进来的氧气，让被包装物品拥有一个良好的低氧环境，从而大幅地延长货架期。
氧气消除型包装通过除氧剂、填充惰性气体或包装材料本身的除氧作用来消除包装袋内的氧气，以延长食品货架期和保证食品质量。氧气消除剂可以将包装内的氧气含量降至0.01%。目前研究使用的脱氧剂按原料可分为无机脱氧剂和有机脱氧剂，其中无机脱氧剂包括铁系脱氧剂、亚硫酸盐系脱氧剂、加氢催化剂型脱氧剂等； 有机脱氧剂包括抗坏血酸类、儿茶酚类、葡萄糖氧化酶和维生素E类等。铁系脱氧剂原料来源广，去氧效果好、成本低、安全性高，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去氧包装中。
其他类型的活性包装
乙烯吸收型活性包装常用作水果和蔬菜的保鲜，通过吸收水果成熟过程中产生的乙烯气体，降低水果的呼吸作用，延长水果的保质期。将乙烯去除剂置于产品的包装内，就能达到去除乙烯的效果。
以微波加热的活性包装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它不仅使用方便，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微波加热可能出现不均匀的热量吸收，从而导致食品本身温度分布不均。因此，往往使用一些特殊保护装置来改善微波加热活性包装。总之，使用活性包装不仅可以为消费者带来很多便利，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护食品。
智能包装的概念和商业用途
智能包装是指能监测并指示包装内部食品周围环境变化的包装技术。智能包装系统可以提供整个食品流通环节的相关质量信息。它不仅能提供商品自身的信息，而且能提供储存条件、微生物生长情况等信息。因此，智能包装在防止食物浪费和提升食品物流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包装系统的智能功能往往通过指示卡、设备的传感器来实现。指示卡是建立在环境改变（温度、pH）引起颜色的变化。传感器则能精确记录和传输包装内的相关信息。根据功能智能包装又可以分为时间温度指示卡、新鲜度指示卡、RFID智能标签等。
时间温度指示卡（TTI）
温度在食品存储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间温度指示卡可通过颜色变化、结构变形来判断温度的变化，以传达包装食品的货架期及相关信息。TTI作为一种新型的智能包装技术，将食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温度信息记录下来。如果食品在存储、运输、销售环节中出现温度不当等现象，那么食品就有可能出现问题。TTI指示卡已经被市场广泛应用，其技术发展也已经相当成熟。
现在普遍应用的主要有VITSAB，Lifelines Freshness Monitor和3M Monitor Mark三种时间温度指示卡。VITSAB是一种酶促反应型指示卡，其工作原理是底物经过酶促反应导致pH值降低，从而引起颜色的变化。Lifelines Freshness Monitor是建立在聚合反应引起颜色变化的指示产品。3M Monitor Mark（3M公司）指示卡是基于脂质扩散原理引起颜色变化。
新鲜度指示卡
食品包装内微生物的生长及代谢产物会影响食品质量，新鲜度指示卡可以实时监测被包装食品的质量，它能直观地反映出食品品质的信息。食品中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产物包括葡萄糖、有机酸、乙醇、二氧化碳、生物胺、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等。新鲜度指示卡是基于微生物的代谢产物能直接引起指示卡变色的原理。
2007年DSM NV公司推出了SensorQ，一种用于检测微生物代谢产物——生物胺的pH指示剂，主要用于家禽肉的检测。芬兰VTT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了可用于含硫化合物检测的新鲜度指示卡，主要运用在肉类食品的包装上。该技术可直观的监测到肉类食品品质的变化，当被包装的肉类食品品质发生变化时，该指示剂会由不透明变成透明。Mill等人设计了一种海产品新鲜度的智能包装，它可以与挥发胺发生反应，通过相应颜色的变化来进行判断。根据硫化氢与血红蛋自反应原理制作的智能包装，可以用来指示家禽肉的新鲜度。
RFID智能标签
无线射频识别（RFID）是一种非接触式无线数据通信形式，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目标。RFID标签通常内置芯片，用来识别和跟踪。因其具有存储量大，安全性高等特点，也被用作防伪标签。
近几年，射频识别技术发展迅速，而且被广泛地应用于食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全球RFID供应商主要有EPSILIA（加拿大）、HRAFN Ltd（瑞典）等。射频识别系统也可以与其他智能包装系统结合使用，从而进一步提高食品的安全性。RFID不仅提升了被包装食品的可追溯性，而且方便库存管理，在生产、运输、销售方面为销售商带来了巨大利益。许多大公司已经看到RFID技术的商机，纷纷在其产品中集成RFID技术以满足市场巨大需求。从RFID的需求也能看到智能包装的巨大市场及其潜在的机遇。
活性与智能包装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活性与智能包装在延长货架期、保证食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活性包装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包装中的添加剂使包装具有一定的气味和颜色，影响其销售。未来活性包装的发展趋势是开发天然活性组成，可大大提高食品的安全性。智能包装也存在着安全性和功效性等问题，开发兼容活性包装和智能包装的活性智能包装系统，不仅解决了安全功效问题，而且能自主判断产品本身的信息。当然，减少活性和智能包装的成本和简化工序及操作，也是活性和智能包装的未来一大发展趋势。
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 篇3
Nancy Olivieri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血液遗传病方面的一位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 她和制药商奥贝泰克 (Apotex) 公司签订合同, 在卫生与安全委员会指导下在依赖输血的地中海贫血患者身上测试去铁酮与铁离子的螯合作用。Apotex公司拥有去铁酮药物的专利, 并对Olivieri的研究进行资助。在实验过程中, Olivieri发现了去铁酮药物的两个危险:一是经长期使用, 该药会失去疗效;二是该药将导致肝脏纤维化。不顾Apotex公司的威胁, Olivieri将她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众。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于是Apotex公司撤销了对多伦多大学有关该药物实验的资助, 并威胁对Olivieri提起诉讼, 指控其违反保密协议。而此时公司正就向多伦多大学及其教学医院捐赠3000万加元进行谈判。Olivieri也被多伦多大学撤去了在多伦多不健康儿童医院血液研究项目中的职务。
随后, 就该事件结论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报告被提出来。一个是由卫生与安全委员会完成的, 它认为医院和多伦多大学并没有从事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指责了Olivier的行为。另一个是由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完成的, 它认为Olivieri不承担责任。该报告总结说:Apotex公司以起诉来威胁Olivieri不将事实公之于众的行为, 侵犯了她作为一个学者所享有的学术自由。该报告认为, Olivieri把她发现的有关危险情形告知患者和其他科研人士, 正是履行了她的道德义务。[1]
Olivieri事件在宏观上凸显了现代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 反映出很多问题:现有的大学知识产权保护 (本案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与学术自由 (本案中的科研自由) 是否存在冲突?在学术资本商业化过程中, 高校科研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学术科研自由?现代大学应如何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性, 担当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大学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自中世纪产生以来, 大学就存在着对知识的拥有和利用问题。中世纪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知识共同体”, 是知识贮存、保护和传播文化的“象牙塔”, 其功能是通过学术研究以增进知识, 通过人才培养以传播知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属于“智力公共财富” (intellectual commons) , 供世人免费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大学 (学术版) 2010年第3期13
中期。这一时期, 大学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主要是以“可发表性” (publishability) 来定义的, 科学论文作为对知识的“贡献”投给出版物在期刊上出现, 标志着科学共同体对它的“接受”, 同时成为公有知识的一部分。[2]这种情况下, 大学的科研成果一般不适用于保密或专利化, 通常要求以作品的形式公开发表。
1810年, 德国的威廉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 倡导“研究与教学结合”的办学理念。18世纪末期, 在英国爆发以蒸气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 把科学推向前进。19世纪中叶, 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学实验室在德国的吉森大学成立, 科技开始被带进大学。后来, 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理念被留德的美国学者带回美国。19世纪后期, 在美国, 当大学的学者获得少量资金购买研究材料和雇请学生进行研究的时候, 研究活动超越了个体事业的范围, 成为大学的使命与特征时, 第一次学术革命悄然发生。大学开始由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 发展科学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大学通过将国家资助产生的研发成果向产业界转移, 与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市场机制在大学科研资源配置与创新导向上的作用越来越大, 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 还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把知识转变为经济活动, 第二次大学革命发生了。第二次大学革命是在大学研究商业化功能的基础上发生的, 其核心活动是:将大学实验室的科学发现转化为产品, 并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使得大学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这种情形以美国最为典型。
二战以前, 美国大学虽然已经拥有了许多科研成果。但是大学并不愿意申请专利和许可。因为大学害怕申请专利会阻止知识的进步和扩散, 或者至少在外人看来, 会阻止知识进步和扩散。而这与大学作为创造扩散知识的机构的宗旨不符, 也有违于大学对开放科学 (open science) 的承诺。战后, 美国许多大学都采取了“不参与”政策, 禁止以机构的名义申请专利, 但允许教员以个人名义申请和保留专利。[3]20世纪70年代, 美国政府开始在产业界发起了大量的行动计划将高校与产业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大学研究激发地区经济的发展。比如, 创建大学科技园, 支持“企业孵化器”和“种子资本”基金, 以及其他联系大学和产业创新的“桥梁机构”。[4]然而, 联邦政府资助下的高校研究虽然产生出许多科研成果, 但是成果转化率却很低。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 意味着是公共财产, 纳税人都可以用。如果一个企业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促进了一项研究, 其他企业会马上合法使用, 这样企业就不肯介入大学的研究过程。
1980年, 美国国会通过拜杜 (Bayh-Dole) 法案 (又名《贝耶一多尔法案》) , 成为事情发生转机的标志性事件。该法案统一了联邦政府的专利政策, 允许高校拥有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获得的知识产权, 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转化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这一法案改变了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归属问题, 被誉为促进“大学技术转让的大宪章”。[5]亨利埃茨科威兹形象地描述了拜杜法案在高校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正如1862年的《莫瑞尔法案》扩展和形式化了起始于19世纪的农业创新系统一样,
《贝耶-多尔法案》为大学技术转移起了类似的调解作用。如同《莫瑞尔法案》一样, 《贝耶-多尔法案》间接地资助了大学, 奖励给它们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 实质上相当于赠地, 只是这次在赠知识产权。”[6]
由于知识产权在高校科技创新中作用的凸显, 市场的力量开始向高等教育中渗透, 高校即便是获得了一定的自治, 但是却难以摆脱市场的束缚, 高校必须主动地面向未来应对市场的冲击。西方许多研究型大学开始了向创业型大学或创新型大学的转变。在公立高校, 当学术知识可以成为为私人获取利益的知识产权时, 学术资本主义就开始形成了。1997年, Slaughter和Leslie在《学术资本化》一文中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学术资本主义也称大学资本主义, 是指高等教育机构 (主要是公立大学) 与专业学界有争取外部资金的市场或类市场 (market-like) 的行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 它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大学及其成员身份的定位。[7]
三、大学社会责任的困境: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冲突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进程中, 知识产权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私权。但是, 基于大学开放科学 (open science) 的传统, 大学学术信息交流呼唤学术成果的共享, 而学术成果共享的可复制性、无损耗性等特点, 要求信息资源无偿或低成本使用, 这都和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产生了价值上的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 大学在高新技术的可专利化研究领域越来越远离基础科学, 权利人基于知识产权对知识财产的不当控制或过度谋利很可能对大学教育科研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基础和环境造成破坏。
Olivieri事件的实质是科学研究自由公共性与知识产权私权性之间的冲突。科学研究自由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内容, 它是科学研究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时享有的选题、研究和表达的自由。科学研究自由是科学创造的先决条件, 离开了科学研究自由, 也就没有了科学的创造性, 大学的科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科研自由中包含了信息获取权 (信息获取自由) 和信息表达权 (信息表达自由) 两方面的内涵。信息获取权要求科研人员应该享有充分的信息自由, 能够有足够的渠道获取必要的课题研究信息。信息发表权允许科研人员将其结果对外发表, 科研成果的发表使得科研人员的成果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和传播, 使得科研人员的成果进入社会公有知识领域, 从而完成整个知识的生产过程。然而, 科学研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对象的知识产品。科学研究的知识产品如果恰好是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品, 那么这种冲突就产生了。知识产权制度赋予了权利主体对知识产品的垄断权, 该垄断权为私人所控制和掌握, 这会阻隔对知识产品信息的获取和表达。
这种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当前, 高校的功能已从单纯的教学、科研机构变成了一个兼俱社会服务性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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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高校担负起社会经济发动引擎的角色, 大学进行科研活动的非赢利与赢利性质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大学, ‘商业/非商业’尺度的应用一开始就令人气馁……这一尺度即使在今天也缺乏正当性。一方面, 学术机构日益将他们的研究市场化, 这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目的。与此同时, 生物技术产业正比以前执行着更多的基础研究的任务, 其活动最终具有一种商业目的。事实上, 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8]大学现在越来越像企业一样为“赚钱”而从事各种活动, 努力从其核心教学、科研和服务工作中获取收入, 大学成为直接接入市场追求利益的产业主体, 那么其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吗?
现今, “大学校长和院长犹如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行走, 它深受两侧的挤压。一侧是学术自由原则, 另一侧是研究经费的主要供给者、公众利益和安全的最终捍卫者——政府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各种责任。”[9]在产学合作的学术资本的转移过程中, 高校的社会制度逻辑与产业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很突出地反映在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之上。例如, 科技成果完成后, 高校教师急于发表论文来评奖和评职称, 而企业则要求保密或申请专利。当产业逻辑控制了社会制度逻辑抑或学术制度逻辑的时候, 大学如何协调这种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常常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局面。像Olivieri事件显示的情况那样, Olivieri与Apotex公司签订有项目研究协议, 如果按照约定以及商业秘密保护的要求, Olivieri在没有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对外披露研究内容的, 但是, 科研创新的结果必须为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服务, 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由于实验的药物将导致受实验者身体的健康, 或者会侵害未来公众的身体健康, 从科研自由 (包含相对应的科研伦理责任) 的角度看, Olivieri基于信息表达自由权有权利将研究情况公之于众。但显然这与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相冲突。
四、重塑“象牙塔”:现代大学社会责任承担的价值重构
德里克博克将大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学术性的社会责任和非学术性的社会责任。学术性社会责任包括进行教学科研活动、促进大学教育机会均等与种族平等、发挥大学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等, 非学术性社会责任包括大学的政治立场 (如发布政治声明、股东决议、政治游说) 、大学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如大学对免税的回报、联合抵制和强制处理股权) 等。[10]现实生活中, 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社会责任和非学术社会责任的平衡方面, 还存在于学术性社会责任内部。知识产权保护与大学科研自由之间的冲突反映的就是在学术性社会责任内部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与科技服务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那么如何才能处理好这种矛盾呢?笔者认为应当对当前的大学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和相关制度进行重塑。
(一) 坚持大学自治、政府适度介入和社会问责相结合
学术资本主义描述的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处境。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 “市场”的理念被引入到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领域, 以达到“节源增效”的目的。伯顿克拉
克曾提出一个广为引用的“高等教育的协调三角”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的模式:国家权威 (代表社会集体意志) 、学术寡头 (资深教授组成) 和市场 (个别消费者的意愿) 之间相互影响, 此消彼长。[11]对学术资本市场化给现代大学社会责任带来的种种困境, 坚持大学自治和政府适度介入相结合的理念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的干预, 实行独立办学。只有实行大学自治才能保证大学免受外界干扰, 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制度保障。但是,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摆脱政府的控制。大学自治只能在现有的大学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下才能存在。大学自治是有限度的自治。因此, 应当坚持政府的适度管制和社会问责。政府的管理是矫正“市场失灵”的有效公共政策工具。而大学社会问责是政府、其他公共组织和公民的有效参与对大学各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质询与回应的过程。社会问责意味着大学在履行服务社会的功能的过程中, 要负责任地展示绩效, 包括如何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正确利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 以实现其预设的目的。[12]在充分给予大学自治, 政府对大学的发展方向进行适度的宏观管理与指导, 辅之以社会问责机制, 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消除市场对大学功利化的负面影响。
(二) 强调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
大学学术自由的存在最终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不仅仅是科研自由, 包括教学自由在内的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的一种基本权利, 也是大学履行社会学术责任的核心体现。在大学中知识是有尊严的, 不应该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控制和诱惑, 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本身就应该是大学学术责任的一部分。唐纳德肯尼迪认为“自由和责任, 权利和义务, 它们是交易的关系。”也就是说, 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是互为补充和对应的关系, 他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 这二者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是一种对称与均衡的关系。[13]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进程中, 应当强调承担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 不能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而不履行学术责任。
随着全球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冲击以及数字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学术商业化的浪潮中涌现出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开放存取 (open access) 、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 、创作共用 (creative commons) 等信息资源共享的运动, 以对抗学术资本主义团体。例如, 从1998年兴起的“自由扩散科学成果运动”到2002年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 再到2003年《柏林宣言》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 , 无不昭示着大学教育革新经由“经济理性主义” (economic rationalism) 转向合作管理主义 (corporate managerialism) 。在这种商业化与去商业化的交合中, 知识产权保护与学术自由 (学术资源共享) 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面临这种冲突时, 要时刻不忘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这一理念。
(三) 协调大学科研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关系
2003年, 日本政府在其《有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及其利用的推进计划》中指
大学 (学术版) 2010年第3期17
出, “若知识产权保护走向极端, 将与现代社会中公平与自由竞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价值发生矛盾。因此,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时, 我们应当注重这些基本价值, 并寻求这些价值与保护知识产权之间的平衡。”[14]由于不存在着绝对无限制的权利, 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 它要受一定的法律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但是, 如果权利配置会导致一方主体显著不公平, 则应当调整权利配置使双方的利益能够均衡。所以, 面对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政府和高校应当采取合理的制度去进行利益平衡, 以保障高校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科研自由, 从而保障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顺利进行。
米尔恩 (A.J.M.Milne) 在论及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即价值考量和选择要视保留哪一种权利对社会共同体更为重要, 以及放弃某一种权利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行使某一种权利所达到的积极效果。[15]从公平主义哲学的角度讲, 利益衡量应当坚持一条原则, 即社会正义原则。根据社会正义原则,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两项冲突权利属于不同性质的权利——其中一项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 另一项为非基本权利 (主要为民事权利) 时,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优位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基本权利配置, 但是倘若这种非基本权利涉及到更大的公共利益, 或者两项冲突权利同属基本权利或同属非基本权利, 则应根据具体情况从社会利益本位原则、公平限制原则、平衡原则进行分析和判断。这是利益衡量原则的一个基本判定规则。
播撒现代文明 构建和谐社会 篇4
---------我为职教中心添光彩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播撒现代文明 构建和谐校园》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素来是一个温文尔雅，落落大方，见义勇为，谦恭礼让的文明礼仪之邦。华夏儿女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体现一个人的气质与素养。荀子云：“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臂膀。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教师首先要教育学生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讲文明树新风演讲稿而学生的学习也应该首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之人，学做社会中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无不遗憾的发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国公民的文明素质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事例吧。
【实例一】新华社10月7日报道了一则新闻：“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旅游景区出现80多名韩国游客集体捡垃圾的场面，其中包括30多名儿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游览途中看到景区垃圾遍地，便自发地组织起来清理垃圾，短短20分钟，方圆近1公里的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在驱车将5个装满垃圾的纸箱送至垃圾站后，韩国游客才安心继续游玩。参加集体捡垃圾的韩国游客柳仁圭说：“野外应该是一片净土，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却有很多垃圾。”
外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捡垃圾的事儿并非头一遭：在咱们的城市街头、园林景区以及大路上，都留下过外国人捡拾垃圾的身影。他们或是一人或是数人乃至数十人，为我们的环境保护充当“义工”。而我们国人乱扔垃圾，却成了自然，因此即便到外地旅游，也照样与陋习一路同行。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幕，在迎客首日，内地游客在乐园的非吸烟区肆无忌惮吸烟，横躺座椅、胡乱吐痰、随意插队，种种陋习给迪士尼乐园留下了一曲不和谐的音符。讲文明树新风演讲稿再比如到
1国外旅游，中国游客大声喧哗，不排队，不遵守公共秩序，没有良好卫生习惯等在国内已见怪不怪的陋习，在外国背景的反差下更凸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中国人，我们在对外宾捡垃圾的行为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更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吧。中国有让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秀丽风光，更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然而秀丽风光今天仍在，美好礼仪却被一些国人丢得差不多了。再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吧。在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生长起来的独生子女，在文明礼仪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不文明的言行：在家庭中，长辈们重智力学习轻德育教育，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了，忽略了对孩子文明礼仪的教育，导致了他们对家人冷漠自私，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与父母沟通，不理解家长的辛苦，不珍惜家长的钱财，讲文明树新风演讲稿不分担家庭的劳动，一味索取不知奉献；在学校里，不听从老师的教诲，说一些时髦的脏话，穿一些奇特的衣服，留着时尚的发型；不知道认真学习，在校园内大声喧哗，乱扔垃圾。
这些行为直接影响同学们的健康成长，也影响了学校的形象。孔子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文明礼仪时刻提醒我们周围还有别人的存在，我们的行为会相互影响，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现代化的文明和谐的人际关系！其实，要想成为一名“讲文明，树新风”的时代青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就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实例二】还记得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公益广告吗？一个晨练的青年，一边跑步锻炼身体，一边帮孩子拿下了不小心扔到了树上的篮球，还把路边的垃圾扔到了垃圾箱，还还帮助一位费力上坡的三轮车老人推车，早晨跑了一路，好事做了一路，快乐了别人也满意了自己。
【实例三】10月25日，由新华网等单位举办的首届“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当选者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女孩。讲文明树新风演讲稿说她“特别”是因为她是当选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今年只有15岁；说她“特别”是因为她是一个只有两个手指的女孩；说她特别是因为她用仅有的两个小手指，从10岁到15岁的5年时间里，利用业余时间捡了6000多枚废旧电池。她就是潘娜威，辽宁营口的一个中学生，是她以自己真诚的环保行为为辽宁争得了惟一的“十杰”称号。
【实例四】美国汽车公司的巨头——福特公司，它的总裁福特大学毕业后，去一家汽车公司应聘。和他一同应聘的三四个人都比他学历高，当前几个人面试之后，他觉得自己没希望了。但既来之，则安之。他敲门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一进门，他发现地上有一张废纸，便弯腰捡了起来，并顺手扔进了纸篓里。然后才走到董事长的办公桌前，说：“我是来应聘的福特。”董事长说：“很好，很好！福特先生，你已被我们录用了。”福特惊讶地说：“董事长，我觉得前几位都比我好，你怎么把我录用了？”董事长说：“福特先生，前面三位的确学历比你高，且仪表堂堂，但是他们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而看不见小事。你的眼睛不仅看见了小事，而且你的文明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特就这样进了这家公司，并且后来成为了福特公司的总裁，而且使美国汽车产业在世界占居鳌头。
同学们四个事例已经说完了，你们想到了什么呢？所以，亲爱的同学们阻止陋习需要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时时处处都要记住这样一句古训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社会，说文明语言，做文明学生，平时不讲粗话、脏话；在学校，遵守校规校纪，不旷课、不迟到早退、不打架斗殴、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口香糖、不乱扔垃圾；仪表整洁大方，在校期间不化浓妆、不配戴首饰、不穿奇装异服；尊敬师长，见了老师主动问好；团结同学，互帮互助；爱护花草树木、公共设施；在班级，不私自外出，不看课外书籍，不玩手机不在桌椅上乱涂乱画；不进网吧，提倡文明上网，科学上网；讲文明树新风演讲稿不看不健康的书籍和录像；生活俭朴，不比吃穿，不浪费粮食。在家里，尊敬长辈，孝敬父母，体谅父母工作辛苦，生活节俭。等等，无论在那个环境，那个单位，都需要我们陶冶完美的精神、高尚的人格。
同学们，让我们全校师生,携起手来，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为职教中心增添一分光彩；让我们共同播撒现代文明，构建和谐校园；让我们的文明礼仪之花开满校园的每个角落，把我们的濮阳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校建设成为一所和谐、文明、现代化名校而不懈努地力吧！
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 篇5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1921年建党—1949年10月建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于1898年发动的“戊戌变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911年所发动的辛亥革命等等，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行不通。
1919年，暴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创办，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探索时期。这个时期，党领导人民完成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过渡，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党缺乏执政和建设经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党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孕育到形成和社会主义成功实践时期。这个时期，党的探索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1978年12月-1984年10月）。改革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张包产到户的约定上按上自己的手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1984年10月-1992年初）。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
在这一阶段的探索中，我国经受了1989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和1988-1991年经济发展剧烈波动的考验。经过这种考验，我们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积累了经验，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第三阶段：全面推进，改革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进行综合改革（1992年1月-2002年10月）。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同年召开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巩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国的指导地位，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一阶段的探索中，我们曾经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经济风险的考验。积累了消除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紧缩的经验，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11月至今）。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是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十六大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
现代社会发展内容和现实价值 篇6
社会发展观，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深刻总结建国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世界发展潮流，科学分析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1]。
1.1 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性
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左”与“右”两个方面的扰乱，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证。邓小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中国、发展中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是以中国的特殊国情为立足点而给出的一个定位。过去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现在也是一样。即便中国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国际对资本进行垄断的形式中，“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是价值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在工具理性角度说，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价值理性的方面来说，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仅是使中国能占据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以及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方式，它的意思更在于能够提供了一种能够对人民发展要求有所反映的价值范导，从而确定出中国社会发展目标。
1.2 现代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现代一般认为，首先，在宏观方面来讲，必须对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能够正确的进行处理。发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党与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发展是目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动力与途径就是改革，把发展当做目标，保持稳定，以此为前提，统一起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及社会能够承受的程度，促进社会的发展稳步进行。其次，社会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协调社会内部每个组成部分，使其相互发生作用，于动态之中取得和谐发展的一个过程。以该思想为指导，在1978年，中央又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相应领域改革。”[1]对于不适应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我们要进行改革。中央反复强调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现代化的实现。”[3]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现象如“一手硬、一手软”等就出现了，针对这类问题，中央制订了方针，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该方针能够作为指针来对实际生活中不协调的现象做处理。
1.3 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性
在现代化社会理论中，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立足点。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它的出发点必须是中国的客观现实。若不以中国国情为依据，不把中国发展的特殊性考虑进来，则不管是哪种理论或实践到最后都会是失败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社会主义的胜利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这些在正反两方面验证了该结论。这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对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探求，我们深刻的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中国现代化的立足点做了郑重选择。“中国特色”这是我们国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贴上的特有标签，它表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性质。
1.4 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在现在一般来看，十亿人口所处的状态均比较落后，由于该基本国情，就决定了贫困与发展的问题是我们所要去解决的，不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原因是该发展道路造成部分人很富裕，大部分人将长期处于贫困甚至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的一种状态。该结果本身已背离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同时还会引发逆向的叠加效应的产生。由于大部分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不但不能把大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调动起来，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同时还会引发对社会的不满及很严重的阶级斗争，发生闹革命[4]。不能够把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不发展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就难以脱离落后贫困的局面，逐步实现现代化。即便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十亿人的贫困与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而要从根本上脱离贫困，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的主体是公有制，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大部分人长期贫困的问题不会出现。
2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2.1 对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价值
第一，人的发展要具有整体性。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有个性充分、丰富和谐、全面自由等规定性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把人的全面发展当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提出来，这个目标的提出以该阶段的实际为出发点。人的发展应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人的物质、精神及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等层面的发展[4]。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是推动人身体、健康、精神文化、技能等多种素质的整体发展。第二，人的发展要具有和谐性。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及人与外部条件的和谐发展是人的和谐发展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指的是人自身各方面构成要素及各方面之间的紧密联系及相互适合、协调、促进的一种发展模式；人与外部条件的和谐发展指的是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有机、适合的发展模式。
2.2 对综合发展的当代价值
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领域与子系统的突进，均会导致旧有的系统失衡。社会是系统的发展，该系统的发展应是全面的综合。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它们的内在是相关的，两者是互相促进的，社会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与前提的，同时经济发展又以社会发展作为精神动力及社会保障。只追求经济增长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要想得到真正的发展就必须让经济和社会协调互动。
2.3 对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价值
社会发展的构建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长远发展战略。对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的要求。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方面因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涉及的领域众多，所以需要对经济、行政、法制等手段加以综合运用规划，从而形成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的机制。另一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让全体公众都参与进来，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与否、和谐社会建成与否的关键。尽管国外的经验证明，公众参与度和人均收入密切相关，但通过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通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公平度的提高、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逐渐增强社会公众和社会团体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和参与力度[5]。
总之，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应具有人民本位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全面性及综合平衡性的科学结论。很明显，这些探索是以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伟大贡献，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本质性层次的进一步深入探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所以对该理论认真学习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上认真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努力进行理论、制度、科技和各方面的创新，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摘要：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从社会发展的运行层面上系统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东方社会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发展理论,是面对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石仲泉.邓小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形态[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5):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论中华武德与现代和谐社会 篇7
1 儒家“和谐”思想———中华武德文化之根本
“中华武德”一经产生,即伴随着武术自身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和谐”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代思想家的阐发,其内涵丰富且哲理深刻。“和谐”意味着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协调统一,调和多种因素与协调各种关系所达到的平衡,和谐表现在宇宙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中国文化强调人是社会的人,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武德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它的存在本身也证明了武术和中国文化重人际关系这一人文精神的内在联系,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渗透在整个中华武术文化体系形成的过程中。
“武德”是对习武人群品德的一种约束,同时也是习武者为把握社会、实现社会价值而建立的自我约束与精神自律体系。武德文化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占据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墨家、道家、佛家等为辅助的伦理道德的影响,武德即提倡以“仁、义、礼、信、勇”等一系列道德规范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它主要强调以“尊师重道“、“孝悌正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虚心请教”、“屈己待人”等作为信条,表现于武术自身的“身心和谐”、“天人和谐”和“人际和谐”。作为一项具有攻防技击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武术技法形态中的最高体现为“仁爱谦和”和“点到为止”。千余年来居于传统思想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儒家“和谐”思想是中华武德文化之根本,并成为中华武德文化的主要内容,“仁”是武德的核心和主要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武术行为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对待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
2 中华武德对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现
和谐是各个民族、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人们一直所追求的目标,孔子“仁”的思想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和谐”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和谐理念极其丰富的价值蕴含,让和谐理念成为中华民族根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有始》)。“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淮南子·泰族训》中所谓“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由此,“天人合一”观念正是“和谐”思想的体现,并贯穿于整个武术体系。
“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民安、和众、丰财”(《左传·宣公十二年》)。从武德谚语“拳以德立,无德无拳”、“文以评心、武以观德”等也可以看出,中华武德在各门派武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有着极强的约束力,主要价值体现以“礼”和“仁”的思想阐发出来。
中国古代社会所追求的和谐是以“礼”为标准的和谐,“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对武德文化在道德层面提出自己的基本要求,“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儒学影响深远,尤其是使武术阶层“礼“的伦理观念更加根深蒂固。礼的规定以及人们对礼的认同,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传统武术中很重视对武德的考察,“未曾学艺先学礼”是对武术习练者的最初始要求,也充分显示了武德教化在武术传授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崇尚武德”的文化特征。武术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道德伦理的制约下,形成追求“守礼”、“谦让”等价值观,以求人际和谐。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些正体现了现代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仁”是古代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儒家强调要做到“仁”,还要做到忠恕之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这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人际关系就能达到和谐,人和人之间的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武德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外推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群体价值外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在传统武术中表现出追求“人际和谐”的价值取向,也提倡武德以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注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处理人际关系时强调宽厚、容忍,这对于维护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使用其它手段而无法实现的软控制。它可以调整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消除矛盾激化,从而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谅解宽容、和睦相处、友爱向善的人际关系,构筑良好的人际环境。
3 弘扬中华武德,构建现代和谐社会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要建立平等、互助、和谐的现代社会,基本表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武术自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和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人合一”等,即是这种古今和谐思想的高度概括。和谐社会是以良好的公民道德为支撑的,武德是传统的道德文化之一,必须发挥武德的作用,弘扬武德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调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建设和谐社会,先要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公民道德建设正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市场经济的强大浪潮冲击着各行各业,同时也冲击着上层建筑的“道德”范畴。市场经济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现代社会,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益处的同时,受到来自西方“拜金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物质资料分配两级分化趋势愈益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畸形,出现了许多偏离人们应有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标准的现象。与传统中国思想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要求合理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相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亦云:“人亦孰不欲富贵”,“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道家也提出:“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老子》第十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五六章)为建设和谐社会制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阶段应该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治理功能的重视和追求。
中华武德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性工作,它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新时期应培养习武者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社会进步原动力,它可以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凝聚社会民心、提升社会文化精神,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武德文化以武术为载体广泛的传播给武术爱好者,潜移默化中形成民族凝聚力。它既是维护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也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习武人士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应当以理性对社会人性进行约束,提倡科学的价值理想的武德文化建设,着眼于社会的共同利益及其共同规范,以“仁”与“和”的行为规范为基本形式,为人们的思想道德和行为选择提供价值支撑和价值导向,从而增强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形成全社会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力。
4 小结
和谐社会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武德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是武德文化构成的根基,武德以追求和谐为最高境界,注重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今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崇尚武德的光荣传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今天,武德的培养也必须同步进行。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发掘武德的内涵及功能,弘扬中华武德文化必须与时俱进。把中华武德与新时期和谐社会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培育自强不息精神、社会竞争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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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的社会化本性和功能 篇8
一 现代科技的社会化本性
“社会化”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是指人的社会化,即:作为个体的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科学社会学家一般在以下两个意义上使用“社会化”概念:一指科学家个人的社会化;二指科学的体制化、制度化过程。[1]46本文则在上述两个意义的基础上,从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化”一词。笔者认为,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泛指科学技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属性、功能及价值取向。具体地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包括:科学家个体的社会化、科学建制的社会化、科学技术影响力的社会化、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建构的社会化、科学技术内容的社会化等。
1.科学家个体的社会化
从科学发展史看,科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16世纪以前的个体活动时代,经17世纪牛顿皇家学会式的松散群众组织活动时代,到19世纪爱迪生实验工厂式的集体研究时代,直至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家建制乃至跨国建制的更大规模研究时代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科学研究规模的日益扩大,经费投入的日益增多,研究设备的日益大型化、复杂化以及研究课题的日益综合化,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也从分散的个体活动转向日益社会化的集体活动,科学家个体的社会化也愈来愈明显。
当科学研究活动仅仅作为科学家个体活动的时候,科学研究活动并不是一种社会职业,而是依靠某些拥有财富的人的资助或科学家本人拥有足够的家产而得以开展的个体性质的活动,这样的科学研究活动谈不上社会化。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活动规模的扩大,科学研究工作已经不再是“供一位英国绅士消遣的适当工作”了。科学家成了一种有报酬的科学职位。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员。这无疑是科学家个体社会化的标志。
据英国科学社会史家贝尔纳的阐述,到了20世纪,在19世纪都还十分重要的独立的科学家实际已经绝迹了。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职业化使得成为科研工作者的资格要求也越来越高。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都开始采用学位制度。取得这一学位的必要条件是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现在谁想要在科学界中获得稍为重要一点的职位,都必须有相应的博士学位。
与此相适应,科学教育兴起。在19世纪中叶以前,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出来的,尽管有了波义尔和牛顿的先例,科学并没有在较老的大学中生根。18世纪末叶,提供若干充分的科学训练的教育机构只有普里斯特利和道尔顿所任教的英国几所非国教派研究院和拿破仑在那里当过学生的法国炮兵学校。工业革命使科学的重要性提高了。在19世纪,它逐渐开始进入了大学,后来又进入了中学。剑桥大学的第一任矿物学教授克拉克先生,由于就高级僧侣胸甲上的宝石发表学术讲演而获得了教授职位。这是在一个科学学科中最早授予的教授职位之一。[2]84从此,随着科学教育进入高等学校,科学家的培训开始成为一项社会事业,科学家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呈加速趋势。
2.科学建制的社会化
科学家个体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科学建制的社会化。如上所述,由于课题综合性的增强和研究规模的扩大,科学家个体活动方式已难以适应,“科学共同体”兴起,协同攻关成为国内乃至跨国间科学研究的主要形式。1979年10月至1981年2月,1500多名科学家分别在世界各地的40个天文台,对太阳峰年太阳波动的情况进行联合观测,准确地预报了太阳脉冲的活动情况。1989年,美国、日本、加拿大与欧洲9国签订建造太空站协定。共同设计、施工和管理,工程造价232亿美元。1995年,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的费米国家实验室向世界宣布,发现并证实了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粒子夸克粒子中的第六种,即顶夸克的存在,从而解决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夸克研究中的最后一道难题。这一成果是国际科技联手合作的伟大成就,是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以及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34个国家和地区的439名科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1]47。这些大规模的“科学共同体”必然促成科学建制的高度社会化。科学建制的社会化已成为大科学、大技术、大生产时代科学研究活动的主要特征。
贝尔纳认为,从19世纪开始,科学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可以同宗教或法律机构相提并论、甚至更为重要的机构了。它也同另两种机构一样,是依存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的。[2]16他还指出,科学发展史与科学机构不可分离。他指出,科学发展史不能仅仅是“伟大人物及其成就的一种虔诚的记录”,而必须是能反映“科学机构的意义和它同其他机构以及同一般社会活动的复杂关系”的历史。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贝尔纳分析了各种科学机构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析了这些科学机构的建制情况:在第三章“英国科研组织状况”中,他集中探讨了当时存在于英国的严密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第十章“改组科研工作”中,他详细探讨了科研工作中的专业化控制、实验室组织、协作事业、组织和自由、科学事业的全面组织、大学的地位、科学院的职权、科学界与工业界的双向交流以及工业实验室和实验工厂等建制、组织问题。凡此种种分析,无不放眼全社会,无疑是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之上的。
3.科学技术影响力的社会化
在对科学技术功能的考察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第一种观点来看,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有关,它的功能仅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景。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真理是一种手段,发现真理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即应用真理。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必须应用于社会实际。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从本质上说,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技术的研究和创新更是离不开现实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技术主要以是否适用和能否带来某种经济效益为标准。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往往能导致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因此,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当然,并非任何科学探索都会导致直接的、现实的经济价值,但科学理论的探索一定具有认识、文化、教育、哲学意义,这也是一种社会影响力。
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2]6这一论述,清楚地指明了科学技术影响力的社会化。科技影响力社会化的集中体现就是科技的社会功能。贝尔纳指出:“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2]475这段话简洁而深刻地阐述了科技的社会功能,即科技影响力的社会化。科技影响力的社会化是随着近现代科学家的社会化、科学建制的社会化而凸现的,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日益明显。
4.科技发展方向建构的社会化
在《科学的社会功能》第十三章“发展科学的战略”中,贝尔纳专题讨论了“科学工作可以规划吗?”这一问题。他反对不能制定科学发展战略的观点,认为应该制定一个经过自觉的深思熟虑的科学发展规划。他指出:“要制订这样的规划显然需要一切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2]378这一体现了科技发展方向建构的社会化的思想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日益凸现出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地区)的科技发展战略方向,不仅取决于某方面的局部需求,更取决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利益。这是因为:(1)全球化造成竞争加剧,一个国家必须和不同的竞争者(包括其他国家的竞争者)竞争,必须综合考虑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必须在多方面的压力下脱颖而出,在综合比较中确立科技发展方向。(2)当今科学理论产生过程的本质正在改变:新的知识往往注重学科间(Transdisciplinary)及异质化(Heterogeneity)的结合,尤其是在应用领域。科学家间也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协同研究,政府、企业、使用者之间也需要建立更多的互动关系。(3)科技社会功能的强化使科技发展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对是否应用一项新技术的考虑将越来越跨出纯技术领域而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因素,着眼于科技发展与经济及社会需求的更好协调。这样,无疑提高了科技发展方向构建的社会化程度。
5.科学技术内容的社会化
科学技术内容的社会化表现为现代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日益紧密的结合。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如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具有高度综合性,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协同配合,而且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协同配合才能加以解决。科技与人文的密切配合、相互渗透,是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重大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生态学、管理学、城市学、预测学等产生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层面的科学旨在把自然科学中的课题同时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加以研究,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体现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整体化趋势,也体现了现代科技内容的社会化趋势。
上述科学技术社会化的五方面表现无不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本性:科学家是科研活动的主体,科学建制是科研活动得以开展的组织依托,科学技术的影响力是科研活动的落脚点,科技发展方向的建构是科研活动的战略目标,科技的内容则是科研活动的根本。这种社会化本性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二 现代科技的社会化功能
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本性集中体现在其功能的社会化上。科学技术的功能即应用科学技术的结果,也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宗旨体现。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的应用必然体现在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中,离开在社会中的运用,科学技术就没有功能可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的功能必然是社会的,必然具有社会化。
贝尔纳充分肯定科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他指出:“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2]6-7科学技术从一产生起,就是为了应用于社会,服务于人类,发挥着社会功能。自从近代科学研究活动成为一种社会化活动后,科技功能的社会化就更为明显。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为了社会的进步。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为社会发展而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诸如: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力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人的解放包括从自然的压迫、社会的压迫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而无论哪一方面的自由和解放,都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回顾历史,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步,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而归根结底要以科技的革命性进展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3]人的体力虽然有限,但依靠科技对劳动力的渗透,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人的生产能力。“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钉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4]219人类正是通过利用科技的力量引起的生产力要素(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巨大变革实现了物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革命,极大提升了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从而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技术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武器。科技的发展使“自然界全部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5]科学理论是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精神武器,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人们不断突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提高理性程度。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高科技的兴起,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知识已经上升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资源,知识和技能成了人力资源的主要内涵。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知识获得高报酬,依靠知识成为市场的赢家,依靠知识成为社会的精英。以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人类无疑在自然面前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科技革命引发的管理革命极大促进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而推动大量新技术走向产业化,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并进而推动政府职能的转换,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并为人类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力,获得公正、公平和平等创造了社会条件。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管理成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思想。他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4]217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得越来越充分。
科技革命还引发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近代史上,科技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使整个人类社会跨上了工业化的快车,人类社会的面貌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当代,信息革命更是把人类社会推上信息化的高速公路,人类社会因信息化而走上更快的发展道路。
在工业革命的年代,恩格斯曾把蒸汽机称作最危险的革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纲领性文献中,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6]160-161又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6]168他还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口号。在此,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电气化,都是以科技为支撑的。列宁的思想明确地表明:重视科技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力和前提。在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则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7]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江泽民更是把发展现代科技,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提升综合国力,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关键。江泽民指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8]103在展望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前景时,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在21世纪必将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必将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8]102而中国强大的“关键是要大力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障。”[8]103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功能的社会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外思想家的一贯思想,也为科学技术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所充分印证。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在现代科技的社会功能中,最令人瞩目的无过于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科技功能的社会化程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呈现出以下诸方面新特征。
第一、在信息时代,科技功能社会化过程更快。
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功能贯穿于任何时代,但社会化过程速度却不尽相同。历史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功能呈加速发展的趋势。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曾谈及科学应用过程中的时间差距问题。他说:“在科学原理第一次发现和第一次加以实际利用之间过去有,至今仍然有巨大的时间间距。这是科学的实际应用过程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在科学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差距可以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第一次发现真空现象和把它应用于大气蒸汽机之间几乎100年的时间差距,我们就没有必要感到惊讶了。可是即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的功用的时候,这种差距仍然继续存在。法拉第在1831年就发现了电磁感应的原理,而且制成了第一部发电机,利用机械力来产生电流。但是直到50年后,第一部商用发电机才开始运转,而且直到1881年,爱迪生才建成了第一所公用供电站。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2]154据统计,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即应用于产业的周期,18世纪为100年左右,19世纪缩短为50年,20世纪初为20年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5年左右,目前一般只需3年左右。[1]45这说明,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科技功能的社会化过程越来越快。而国际间科技竞争的取胜最终将取决于科技社会化功能的实现速度,即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速率和占有率。这是因为,竞争中的科技领先地位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优势,技术的最后受益者往往是掌握该项技术后制成产品而且质量和成本均优于他人产品的人。例如,日本在20世纪的20项重大发明中一项也没有,500项技术中仅占7%,并且改良型居多。但日本善于把别人的发明成果开发成产品,应用于生产现实过程。这是它制胜的一个法宝。[1]45
第二、在信息时代,科技功能社会化范围更广。
当今,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扩散与渗透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扩散与渗透不仅导致信息产业内部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更促使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迁。
首先,信息技术突破地域性的局限,渗透、扩散性空前强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到20年的时间里,信息技术以闪电般的速度席卷全球,信息技术连接了整个世界。21世纪之初,新信息体系已将全球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领域连接起来,而这个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成型。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诸如跨国公司、策略性联盟等网络生产组织形式的兴起和发展,不少拥有世界领先技术的企业和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技术研究分支机构,同步研究并推广新技术。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与世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高精尖技术的形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技术从原来由技术策源地产生,经由选择性地传播,进入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方式转变为由技术先进国家或地区,通过信息技术传播迅速连接全球,在经济、政治、技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渗透与扩散,形成通过网络节点相互联结的传播方式。
其次,信息技术运用注重整体系统性。当代信息技术密集型生产力逐渐形成了现代系统整体型的技术方式,既保留合理的科学的分割和分工,又从整体目标出发,把局部放在整体之中,明确每个局部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把生产过程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使生产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的交换既达到人的生产目的又有利于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它把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消费过程联结起来,及时用销售信息、消费信息动态地调整生产过程。这种生产方式把生产活动看作一种系统工程,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生产、产品价值的增加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局部分割向整体系统转变的过程还包括经济制度、市场结构、贸易方式、投资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变。
再次,信息技术作用方式的广度空前扩展。如信息高速公路不仅将促成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将对当前社会的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诸如: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行能有力地刺激相关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与多媒体计算机相接合能有力地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还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善交通,改变医疗方式等。信息技术社会影响的广度是以往任何技术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在信息时代,科技功能社会化程度更深。
人类的思维方式历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而人的智力是比例于人学会改变自然界的状况而发展的。”[5]99这里所说的“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正是基于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人改造自然界的产物。这一基础不同,人的思维方式也不同。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5]27
与前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相比,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具体地说,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学技术引起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如下深层次变化:
一是改变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形式,深化了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
首先,随着 20世纪的科学在理论和实验上的进一步发展,以往那种关于主体反映客体是单向的、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是绝对的、固定的等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现代科学的发展拓展了主体的功能,认识主体干预认识客体的功能增强,主体知识结构的作用也得到了强化,认识主体性原则日益受到关注。
其次,系统观念的提出使人们用整体性原则来把握主客体关系。计算机技术产生的虚拟主体通过人机界面作用于客体,更凸现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中介性,强化了认识主客体的交互作用。虚拟空间对象世界的主客体交互性更凸现虚拟空间的交互主体性。系统观和虚拟主体性把主客交融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一种新型的人类实践形态——虚拟实践形态正在崛起。虚拟实践引起了人类实践形式的重大飞跃,促进着人类认知方式的重大变革,并呼唤着社会关系乃至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型。
二是改变了人们之间思想交往的形式,构建了知识共享思想平台。信息高速公路的形成使当今社会跨入知识共享的年代。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信息、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各地区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往来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普遍。博客现象的凸现无疑将加快这种知识、文化、思想交流共享的进程,加快构筑这一知识共享的平台。
三是提升了人们思维的理性程度和社会决策水平。
多少年来,理性的完美决策始终是所有决策者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然而,凡现实的决策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是由决策的主客观因素所决定的。从决策的客观环境来看,决策中的各个关联因素和预测结果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从决策的主观因素看,决策者本身的素质和能力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时,决策总是基于某一时刻的环境和当时的信息做出的,而环境是动态的,信息是有限的,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决策的不确定性。
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开辟了提高决策满意程度的现实途径。首先,现代信息技术为决策理性程度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其次,现代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为决策理性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认识论上的支持。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人类的社会决策正以空前的速度推进着理性程度的提高。
总之,在信息时代,现代科技功能的社会化程度得以空前提高。它以空前的速度、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着科技功能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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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8.
论现代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法治精神 篇9
一、现代和谐社会的内涵
所谓“和谐”, 是指事物之间平等相处、协调发展、和平有序而保持的一种稳定、持续的动态平衡状态。现代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学范畴, 是指在人类社会中, 人与自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和睦相处、协调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现代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 是人类追求的精神和物质最佳状态,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中国, 古代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以和为贵”、“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主张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墨子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兼爱、非攻”理论。在西方,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提出了建设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公平和法治的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阶级地位的烙印, 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今,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诣社会理论是对古代思想传统的承传和历史价值的超越。
二、法治精神及其实质
“法治”的概念来源于西方社会,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认为, 法治是全城邦的幸福和善德之源。法治是与人治对立的概念。法治精神是一个近代社会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法律实践不断完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它表现为崇尚法律而不是崇拜权力, 遵守法律而不仅仅是服从权力;维护法律而不是追求权力, 即依法而治, 实行法治, 进行依法治国, 从而, 实现社会成员的权利平等、资源分配机会均等的公平有序状态。
法治精神要求树立法律最高权威。法治与人治相对应, 是与民主相联系的。树立法律在社会规范中的最高权威, 就是要求所有的社会规范都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法治精神体现法律规范的广泛性。法治一词的涵义很明确, 就是在全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必须依法办事。不仅普通公民、一般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要依法办事, 而且国家机关、政党、武装力量也要依法办事, 尤其是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 要带头执行, 遵守法律。
三、现代和谐社会理论和法治精神的内在联系
(一) 法治精神所维系的秩序是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
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是安定有序。和谐是一种有序的状态, 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 社会运行有序体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 社会纠偏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良好的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 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的功能和使命就是通过有效地解决、防止纠纷来形成和维持秩序。如法治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在社会生活中,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追求, 这种差异在丰富社会生活内容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混乱。法治精神为控制无序与混乱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
(二) 法治精神所要求的人权保障
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法治精神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 而它作为法治精神的价值取向, 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由理论变成实现。其中, 法治对人权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首先, 法治为人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依据。人权在本质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问题, 如果得不到法治的确认与保障, 人权便无法实现。只有通过一国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在人权受到侵犯的时候, 才能依法受到保护, 才能依法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制裁。其次, 法治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相关的体制、机制保障。人权的实现必然要求建立保障人权的体制, 必然要求有一个实现人权的运行机制, 而这种体制、机制, 也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予以建立。
(三) 法治精神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
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 篇10
关键词：日语借词；现代汉语；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278-1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文化的传播速度与影响力不容小视。与中国交往历史深远的邻国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日语自身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同时也在向外输出具有本国特色的语言文字。“日语借词”是指现代汉语从日语汉字词汇中借用的词汇。日语借词的传入丰富了汉民族的语言生活。日语借词并不是单纯的文字，其作为一种语言交流的载体的背后承载着现代日本的社会现象、事物等，同时传播了日本文化。
（一） 增加了类词缀
类词缀位置固定，通常只出现在词根的前面或者后面。同时具有标志词性的功能，每个类词缀的词性明确且固定。类词缀的语义并没有完全虚幻，构词能力很强。 “——控”，词例有“大叔控”“女王控”。“—控”日语表记为「コン」，是英语单词“complex（情结）”的前头音“com”，指极度喜欢某种事物的人。“控”是「コン」的音译。在日本的构词形式为「XXコン」例如「マザコン」「ファザコン」，其中「XX」也是英语外来语，即两个英语外来词的前头音的组合。在日语「コン」也有较强的造词能力。例如，「ブラコン（=ブラザーコンプレックス）」「シスタコン（=シスターコンプレックス）」等。在汉语使用时，多采用名词加上“控”成为“XX控”，表示强烈的嗜好和喜欢，也可以指称喜欢某一事物的人。如“文字控”“视频控”“美瞳控”等。
“——屋”的类词缀用法也是通过台湾引进内地的，在汉语中“屋”字，本来只是指“房子、屋子”，而日语中的“屋”除了指房子外还可以指“店铺”，如日语有「本屋（书店）」、「酒屋（小酒馆）」等。近年来，在都市街头也出现了不少的“××屋”，如“精品屋”、“西饼屋”、“咖啡屋”等不一而足。“屋”给人以小巧、温暖的感觉，这类店铺也大都是面积不大、装修颇为讲究的小型店铺。因此说，汉语受日语的影响，不仅引进了“屋”这个外来日本语语素，而是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来自日语的“商号、店铺”的语素义，从而使“屋”字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构词能力也大大增强，在与其他语素的组合中扮演着类词缀的作用，有一定的能产性。与日语“屋”稍有不同的是，日语“屋”在指店铺的同时还可以指店铺的从业人员、店员，如「魚屋」既可以指鱼店也可以指卖鱼的伙计，而汉语只取了前一种意义。
“萌系女孩”中的“—系”的用法也是源于日本。“系”在日语中作为一个语素积极参与造词，「癒し系」「お嬢様系」「草食系」等，作「美人」「男子」的定语。意为属于具有某种特点的范畴，译为汉语应为“类”也是起着类词缀的作用。
（二） 日语借词语素参与二次造词活跃
“宅男”“宅女”“宅经济”都是近来出现的新词，它的来源始于日语的“御宅族”一词。用以来形容那些热衷于某种事物乃至痴迷的人，且带有些许贬义色彩。传入中国以后，发生变异。“宅”重在体现“足不出户，不与外界接触”，衍生出了很多新词。
（三） 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促进文化交流
许多日语借词代表着日本社会特有的事物和制度，因而日语借词的研究与使用，是我们了解当代日本的一个微型窗口。
“宅经济”是随着网络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新词，是指人们在家消费产生的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很多失业者直接促进了“宅经济”的兴起。然而究其本质却是网络发展的结果，是科技进步的产物。无论是在家经商，还是在家兼职，或是在家办公，都以网络的迅猛发展为前提条件。而中国对日语借词的吸收，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日出现了某些相同的社会现象。
“量贩”。日语中的「量販」是「大量販売」的缩略语，汉语只收录了“量贩”一词，意思是 “价格低廉，薄利多销，以批发价零售”，由此引申的量贩式经营，指的就是透明、自助和平价的贴近消费需求的经营方式。现在很多的超市、便利店都打出了“量贩式”的招牌以吸引顾客。但用得最多的“量贩”还是时下流行的KTV包房，这种KTV包房通常都是电脑自助选歌，而且里面附带食品超市，超市里酒水、零食的价格也和外面的超市差不多，最能体现其平价、自选的特点，量贩式KTV恐怕也是因此得名。大众对“量贩”一词的认可度可见一斑。要说明的是，“量贩+式”和用“量贩”修饰KTV是“量贩”一词在汉语里的新发展，在日语里是没有这种组合和搭配的，日语中最常见的就是「量販店」。
21世纪以来，随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也给作为传播载体的语言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日语借词的输入，为汉语输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为社会生活注入新的因子。
参考文献：
[1]金锦珠，沈艳.2001-2010年间日语借词研究[J].现代语文，2013，（06）.
[2]王雯.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源外来词研究[D].河北大学，2010.
作者简介：
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 篇11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某医科大学不同专业(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生物统计学、法学、英语和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生213人,其中男生104人,女生119人,年龄18~23岁,中位数为21.43岁。采用自行设计的营养KAP调查问卷,分别在”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前后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
调查表的设计:根据KAP模型[3]以及大学生的具体情况,以选择题的形式自行设计调查表。在专家审阅和预调查的基础上,修改后用于正式调查。内容包括营养知识(18题)、营养态度(12题)和饮食行为(17题)。
现场调查:预防医学(食品安全方向)专业本科生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老师培训后进行调查,被调查者采用不记名形式各自填写调查问卷。采用现场发放,指导填写,现场回收调查问卷的形式,以确保调查问卷的填写质量。共发放213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13份,回收率为100%。
1.3“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内容及方式
宣教由营养与食品卫生系老师担任,采用理论课授课形式,利用多媒体,主要讲解基础营养、人群营养、公共营养(重点讲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版)》、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和疾病营养(重点讲授肥胖病、糖尿病、痛风和高脂血症等疾病)[4,5,6],合计20学时。
1.4 统计学分析
调查数据经核对后,使用Epidata软件输入计算机,用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前后大学生营养知识知晓情况
调查发现,“对‘讲营养’的认识”、“食物中的营养素种类”、“深色与浅色蔬菜的营养价值高低”、“维生素A缺乏症”、“缺碘引起的疾病”、“含钙最丰富且易吸收的食物”、“营养价值最高的油脂”、“维生素D缺乏症”和“含维生素B2最丰富的食品”等题目的回答正确率,在营养教育干预前后均达50%,但宣教后回答的正确率明显增加,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了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其具体内容”在营养宣教前的回答正确率仅为14.55%,营养宣教后则提升到64.79%,见表1。
注:营养宣教前后进行比较,*P<0.05,**P<0.01。
2.2“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前后大学生营养态度的变化情况
调查发现,大学生在接受营养宣教后营养态度明显改善,尤其是在“愿意为健康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早餐重要性的认识”和“依据营养合理搭配食物”的态度明显改善,且宣教前后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注:营养宣教前后进行比较,*P<0.05,**P<0.01。
2.3“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前后大学生饮食行为的变化
调查发现,在进行营养宣教后,调查对象在“每天或几乎每天喝牛奶”、“每天或几乎每天吃鸡蛋”和“三餐比较规律”等方面的饮食行为明显改善,教育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喜欢吃泡菜、咸菜等腌制食品”、“口渴了才喝水”和“经常喝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等不良饮食行为,在教育后明显减少,教育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注:营养宣教前后进行比较,*P<0.05,**P<0.01。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合理膳食已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但因营养宣教滞后,目前公众的营养知识还是相当匮乏,作为教育机构的医学院校也没有把营养宣教提到议事日程[7]。而高等院校大学生的营养状况是影响其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其体能和智力的发展。从营养问题的宏观性而言,高等院校大学生的知识水平与态度不仅直接制约其自身的营养行为,并最终影响其身体素质,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整个国民的身体素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8]。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某医科大学学生的总体营养知识知晓率较高,多数知晓率大于50%,仅个别低于50%,但在营养宣教后,营养知识的知晓率明显提高,说明营养宣教对提高大学生的营养知识水平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掌握情况,由宣教前的14.55%增加到64.79%。《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是现阶段教育我国居民平衡饮食、合理营养和促进健康的指导性意见,应迅速使其进社区、进农村和进校园。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了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6]及其具体内容”项目上的知晓率排在调查项目之末,与国内其他院校调查结果相似[9,10,11],说明高等院校学生对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具有普遍的低知晓率。
与营养知识相似,在接受营养宣教后,学生的营养态度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如:“愿意为健康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早餐重要性的认识”和“依据营养合理搭配选择食物”等态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说明大学生在接受“现代营养与疾病”的宣教后,营养态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遗憾的是,大学生某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如每天喝牛奶和吃鸡蛋的饮食行为虽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宣教后能做到的比例仍然不足50%。原因可能是某些同学存在乳糖不耐症,喝牛奶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也有可能是营养宣教的内容和方式不够全面,学生没有充分认识到喝牛奶和吃鸡蛋的重要性。
加强营养教育,普及营养知识,改变营养态度,使人们形成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可以减少各种营养性疾病的发生,同时也能使国民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美国的学校营养教育,是美国营养教育项目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项目之一[12]。而我国的营养教育尚未普及,营养知识、营养教育没有完全走入学校课堂,只有一些相关的专业才开设营养课[13],因此,我国的营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亟待开展。
摘要：目的 了解“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对某医科大学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行为的影响,为更有效地开展营养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随机抽取某医科大学不同专业学生213人,采用自行设计的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行为问卷,在“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前后分别进行调查,使用Epidata软件录入资料,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现代营养与疾病”宣教前,大学生的营养知识知晓率较高,营养态度较积极,但饮食行为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宣教后大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和饮食行为都得到明显改善。结论 “现代营养与疾病”作为营养宣教内容,可以明显地改善大学生营养知识缺乏和营养态度不积极的现象,并促进其改变不良的饮食行为,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