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共5篇）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篇1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积极的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利用自身的影响, 加大抗日宣传, 还与中共并肩作战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面对国民党的分裂妥协、消极抗战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 予以顽强的斗争。

一、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抗战中

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 积极的参与各种抗日活动, 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

1. 兴办刊物, 扩大抗日宣传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利用自身的影响加大抗日宣传。邹韬奋创办了《抗战》 , 沈钧儒在南京参加完国防会议后去了武汉创办《全民周刊》《救亡日报》和《国民公报》, 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创办《救国通讯》杂志, 加强宣传抗日救国。这些报刊和杂志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 提高了广大人民对抗战的认识, 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组织抗日团体, 支持抗战

一九三七年秋, 八一三事变后,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纷纷建立抗日组织, 开展抗日活动, 极大的支持抗日战争。淞沪抗战时, 黄炎培是上海市地方协会领导和上海抗敌援会团主席, 他利用自身影响联系工商力量, 投入抗战救亡工作。沈钧儒等人在武汉建立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为基础建立救亡团体, 这些团体纷纷开展抗日演讲、战时生活训练, 此外还有一批救国会成员和流亡爱国青年亲赴前线参加抗日杀敌或参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建立的“江西青年战地服务团”“政训干部训练班”等支持抗战。

3. 开展募捐, 收容灾民和慰问抗日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开展大规模的募捐、收容灾民和慰问抗日队伍等活动。“八一三”抗战时, 黄炎培在上海募集救国公债时, 男女老少慷慨捐助, 不足半月就募集到一百万元。他组织的后援会还为前线提供卡车300多辆, 同时还组织占地服务团, 为军队服务, 英勇顽强的参加抗战。为了解决抗战经费问题,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节衣缩食, 带头捐献, 在云南组织募捐大会上, 黄炎培当场带头捐献。1938年夏, 沈钧儒和邹韬奋顶着炎热的天气远赴赣、湘等地抗日前线进行慰问。面对从沦陷区流亡到重庆的爱国青年, 沈钧儒把自己的衣服书籍送给他们卖掉作为路费资助他们去延安。在发动募捐支援抗战, 救济灾民的工作中, 中国致公党的领袖司徒美堂及其组织的华侨团体也作了很大的贡献, 表现了中华儿女的抗日救国热情。

二、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 反对一党独裁统治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坚持抗战的同时, 始终把追求民主政治作为根本目的。一九三八年十月, 南京、武汉失守后, 国民党加强专制统治, 残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激起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 要求实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1939年9月, 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期间,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会上,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议案, 王造时等37人, 提出《为了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 章伯钧等人提出《改革政治以应对付非常时局案》, 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 实行宪政, 立即成立举国一致之战时行政院, 以求全国行政上之全盘改革。[1]由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中共参政员的共同努力, 会后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 制定宪法, 实施宪政案》的决议。1939年11月, 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 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的决议, 决定召开国民大会, 颁布制定宪法。1939年10月1日, 沈钧儒、张澜等人共同发起, 在重庆召集各界著名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重庆宪政会的为筹备建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 推荐黄炎培、沈钧儒等人组成的宪政促进筹备委员会。在宪政促进会成立后, 成都、桂林等城市的宪政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到各地作宪政演讲, 发表讨论宪政的文章, 号召各界人士参加宪政运动, 促使宪政的早日实施。[2]宪政运动开展后, 国民党看到人民的要求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真正民主化而不是用假宪政可以欺骗的, 便感到恐惧。于是国民党极力封锁民主宪政运动的消息, 并多次破坏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发起的宪政座谈会。国民党宣布无限期延迟国民大会, 就这样, 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压制下去。

三、反对国民党分裂、妥协、投降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团结、抗战、民主。抗战初期, 国民党对抗战比较积极, 作出一系列团结抗日的姿态,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合作诚意寄予厚望, 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的幻想。由于汪精卫的叛变及国民党对中共的围剿, 使他们的幻想破灭, 因而他们转向支持中共, 反对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8年, 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 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分子公开叛变, 主张对日妥协投降, 引起广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胡愈之等声讨汪精卫为“背党叛国, 通敌求和, 违反政策, 惑乱人心, 固革命党所不容, 亦全国人民所共弃。”[3]黄炎培、张澜等人发出讨汪通电, 提出要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思想上的斗争, 要用国内的政治改进, 来粉粹汪伪造谣言离间的政治欺骗。第三党致电声讨, 要求国民党通缉汪精卫, 归案严办, 对其党羽“应彻查缉办, 以期除恶务尽”。[4]其他爱国人士也发表声讨汪精卫的宣言, 严厉抨击和谴责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中共的相互合作共同声讨汪精卫叛国的丑恶行径, 迫使汪伪集团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同时也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诱使国民党投降的策略, 维护了共同抗战的局面。

1938年武汉失守后, 国民党的政策逐渐由抗日转向防共限共方面。1939年6月,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 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 每个人民都有眼睛, 他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5]1939年7月7日, 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6]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引起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反思, 他们对国民党坚持全面抗战的态度产生了怀疑, 于是逐渐转向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

1939年末, 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晋西区、太行区等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倒行逆施、破坏抗战的行为激起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愤慨。1940年1月, 沈钧儒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 以民主巩固团结, 是目前救国的途径”, 号召人民坚持团结抗战, 反对投降分裂。邹韬奋在中央大学一次演说中, 则愤怒地指出:“大敌当前, 不团结御侮而反自相残杀, 只等于破坏抗战, 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 此外没有什么可得。”他还在《和朱总司令太行山口占》一诗中, 写下了“团结有谁甘破坏, 非我族类嫉如仇”。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联名通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 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剿共”, “引起国人惶惑, 招致友邦疑虑”, “便于敌人之乘间抵隙”, 因此严正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兑现民主诺言, “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 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员的行动”, “解决联共方案, 发展各种抗日实力, 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1941年初, 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剿共高潮,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再次激起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愤怒, 他们对中共表示同情和支持。黄炎培获悉皖南惨案后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 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 [10]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和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 都发表了主持公道, 揭露真象, 谴责顽固派反共罪行的言论, 并由此遭国民党查禁。沈钧儒在重庆文化界的一次集会上愤怒地指出:“任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 都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 他呼吁“要团结抗战, 反对分裂”。张澜致书质问蒋介石:“正应共同抗战, 共同建国, 以力求政治、经济民主化, 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同, 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获悉皖南事变真相的其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纷纷谴责国民党顽固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共关系,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积极奔走斡旋, 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整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 中共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被迫暂缓反共的活动。随后, 蒋介石亲自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 表示要和平解决皖南事变, 不愿国共关系破裂。此后, 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行动与表现, 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战中, 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他们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独裁, 实行民主宪政, 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他们反对分裂、妥协、投降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 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要牢记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

摘要：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是抗战时期的重要的力量, 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推动了抗战民主运动的发展, 维护了国共团结抗战方面作出了贡献。为抗战的最后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贡献

参考文献

[1]姜平.《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44页, 第159页.

[2]《爱国老人沈钧儒》.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8页.

[3]《全民抗战》.五日刊第46号, 1939年1月2日出版.

[4]《新华日报》.1940年4月3日.

[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卷536页.

[6]《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1939年7月7日.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篇2

党外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这两个概念如何理解以及联系与区别的问题，是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开展。而要完全清楚这两个概念，可以从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演变人手。

一、党外知识分子概念的历史演变和界定

在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五四”时期。党外知识分子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与我党的成立和发展相伴生，与我党统战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相关联。其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知识分子概念阶段。我们党成立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党的工作和政策视野的，我们党关注更多的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知识分子群体，而不是分党内和党外。所以，“知识分子”概念常被使用，而“党外知识分子”一词用得较少。

第二，非党知识分子概念阶段。1956年我们党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印发了《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此后知识分子党员人数逐渐增加，党内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区分成为必要，因而“非党知识分子”概念应用也逐渐频繁。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特别强调“非党知识分子干部，这是大量 1 的”，并将非党知识分子干部作为专门一个方面的统战对象确定下来。这一阶段，“党外知识分子”概念也开始出现。但总体上看，非党知识分子概念使用更多一些。

第三，党外知识分子概念阶段。1988年底中央统战部六局成立后，正式冠名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此后党外知识分子概念使用频繁，并逐渐取代了非党知识分子概念。党外知识分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党外知识分子概念，系指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参加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和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无党派知识分子。狭义的党外知识分子概念，系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无党派知识分子。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所做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主要是狭义上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二、无党派人士概念的历史演变和界定

无党派人士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无党派人士概念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社会贤达概念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称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为社会贤达。抗战胜利后，《双十协定》写明“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郭沫若、莫德惠等9位代表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席会议。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

战后，“社会贤达”发生了分化，其中郭沫若等人反对内战，参加了民主反蒋活动，莫德惠等人则依附于国民党，参加了伪国民大会和伪国民政府，败坏了社会贤达的声誉。至此，“社会贤达”这个称谓为不少民主人士所反感。

第二，无党派民主人士概念阶段。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致电毛泽东主席，以响应“五一”号召。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便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概念。1949年筹备新政协时，我们党经与各方协商，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郭沫若、马寅初等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会议。什么人是民主人士呢?中央统战部1951年在复西北局统战部函中做了回答：„民主人士‟是对参加人民民主运动的某些党外人士(包括有党派和无党派)的一种政治称号。一般的说„民主人士‟应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一是解放前参加过人民民主运动(包括起义在内)，或在解放前采取善意中立态度而在解放后参加人民民主运动。二是在中间阶层或民主党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看出，3

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有特定含义，是对解放前后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而参加了人民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的称谓。

第三，改革开放后多种概念并存阶段。由于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因而改革开放后，随着老一代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减少，新一代无党派人士的出现，形成了多种概念并存的局面，比如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等。以上多种概念并存的情况，说明大家已经普遍意识到“无党派民主人士”已经不能准确反映新时期无党派人士群体的现状，希望能有所改变，由此出现了多种概念，但有的显然不够科学、准确。

第四，无党派人士概念阶段。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统战部加强了对无党派人士工作的研究，并于2000年下发了《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正式规范了对无党无派人士的概念，明确对无党无派人士群体称无党派人士，对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人物称无党派代表人士。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正式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概念改为无党派人士。2005年全国政协又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改称无党派人士界别。2005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文件，进一步肯定了这个概念。

如何准确界定无党派人士呢?有人认为，在中国13亿人口中，除了共产党员和八个民主党派成员，除了未成年人，其余都是无

党派人士，人数在8亿人以上这个理解显然是不准确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文件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那么怎样理解这个界定呢?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个重要条件来把握。

第一，无党派人士要具有无党派身份。这是首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就是说，并不是只要具备了无党无派身份，就是无党派人士。

第二，无党派人士主体是知识分子。这就是说，无党派人士不等于无党派群众。广大无党派工农基本群众，尽管他们在统一战线中居基础地位，但从来就不是统战对象，当然也就不能称之为统一战线意义上的无党派人士。这是由无党派人士的社会基础决定的。哪些人是无党派人士的社会基础呢?李维汉同志曾有过明确论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我们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曾经给了很大的帮助。……在将来这些阶级、阶层改变成为劳动人民之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继续在这部分劳动人民中进行工作，将继续联系和代表他们可以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并同我们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说明，无党派人士的社会基础与民主党派是相同的，主要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具体说来，是以知识界无党派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主要分布在科学技术(含社会科

学)、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企业、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等领域。

第三，无党派人士须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就是说，具有了无党派身份和知识分子条件尚不一定就是无党派人士，还需要在社会上有一定贡献和影响，是具有一定层次的人士。

第四，无党派人士是不与其他统战对象交叉的人士。中共中央2000年制定下发的《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12个方面的统战工作对象。统一战线所称的无党派人士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无党派人士是指除民主党派成员以外的11个方面统战对象中的无党派人士。狭义的无党派人士仅指12个方面统战对象中被列为无党派人士的那部分人。这部分除了与党外知识分子、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有交叉外，一般不与其他方面统战对象交叉。我们现在讲的无党派人士是狭义上的无党派人士，我们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所做的无党派人士工作也是狭义上的无党派人士工作。

三、党外知识分子与无党派人士的联系与区别

党外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知识分子是以学历为考量依据，经常与工人、农民相并列侧重于讲该群体的阶级属性而无党派人士以政治参与为考量依据，经常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并列，侧重于讲该群体的党派性。

党外知识分子与无党派人士概念又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从两个概念的狭义理解来看时则甚至可以说，名为两个概念，但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同一部分人。这是因为，目前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所联系的党外知识分子全部是无党无派，而且是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大都可以归人无党派人士之中。同时，我们所联系的新一代无党派人士，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素质，主要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传播、技术应用、企业管理等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大都可以归入党外知识分子之中。

通过分析党外知识分子同无党派人士的区别与联系，我们认为，今后应多从无党派人士角度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这是由其所具有的多方面优势所决定的。一是理论上的优势。关于“党外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又是统战对象的争论，已经持续2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从无党派人士角度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可以避开这种争论。二是政策上的优势。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党外知识分子政策，但对无党派人士却有许多特殊的政策规定。特别是2005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文件，专门就加强无党派人士工作写了一条，明确了无党派人士的基本内涵、地位作用、主要职能，就在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中发挥无党派人士作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规定，并就为开展无党派人士工作创造条件提出了具体要求。三是实践上的优势。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每次都邀请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专 7

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篇3

关键词：民主；民主知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310-02

一、背景前言

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党的十八大把人民民主上升至“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的理论地位。大学生群体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就像周恩来说：“青年学生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谁有了青年谁就有将来”[1]。他们的民主素质直接会影响到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要参与民主实践必须首先储备一定的民主知识。民主知识是指公民从事民主实践所必需的知识，主要包括有关民主本身的知识和如何参与民主的知识，本文主要是对大学生拥有的民主本身的知识进行的调查分析。民主本身的知识即民主的历史、含义、民主的本质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对大学生普及民主知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调研概况

（一）调研概况

为了了解新时期大学生的民主知识掌握状况，笔者在2013年5月对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大学的各个专业、各个年级的在校大学生群体进行了抽样调查，共计下发调查问卷1000份，回收答卷953份，回收率为95.3%。调研主要通过大学生对中西方民主的理解中来了解大学生的民主知识掌握状况。问卷调查全部采用无记名方式，同时辅以大量的个别访谈和资料调研，以增强调查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二）调研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大学生掌握了基本的民主知识，民主思想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刻和完善，少数学生中还存在着对西方民主的迷茫。这表明在大学生民主知识的教育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以下是对问卷中民主知识方面展开的具体分析。

1.民主阶级性的分析

调查显示：有84.76%的大学生表现出对民主的喜爱、支持和赞同的情感和态度。但民主究竟是什么呢？这也是民主的核心问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2]304有91.57%的大学生对“民主的本义是一种国家制度”持肯定态度，有73.2%的学生认为“民主既是国体又是政体”，有87.32%的学生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但有12.68%的学生认为存在“全民民主”。在关于“中国实行的是否是民主制度”时，有89.32%学生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关于“什么是判断民主的标准”，有42.5%的学生认为是“有无普选举权”，有53.7%的学生认为是“看其阶级本质”，还有3.8%的学生认为“没有标准”。以上说明我国经过二十几年民主政治的教育和实践，大学生对民主本义、民主的阶级性质认知基本正确。但少数学生中还存在着对西方所谓“超阶级民主”的迷茫。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比较分析

调查显示：有77.39%的学生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上是“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广大人民群众拥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有81.3%的大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94.33%的学生赞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54.7%的学生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79.4%的学生赞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70.7%的学生赞同“民主集中制”。但也有36.7%的学生认同西方民主中“三权分立”。以上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比较中，大部分学生还是认同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有52.35%的学生能够完整地表达出其基本制度框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说明大部分学生掌握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即人民当家做主。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内涵还比较模糊，不够全面和深刻。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比较分析

民主实践需要通过具体的形式来实现，列宁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16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在形式上相比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调查显示98.33%的学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并有92.45%的学生认为“人民选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形式。有50.7%的学生认同西方民主中“普选制”。但有7.43%的大学生认为“国情不同，不能简单相比”。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64.6%的同学表示听说过，但不是非常了解。只有7.54%的学生认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形式，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这些都表明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知特别是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涵和作用认识是不够深刻和完善的。“两课”是在校大学生获得民主政治知识的主要渠道，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有责任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摆脱对西方所谓“民主普世论”和“普世价值论”的迷茫。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

针对目前大学生的民主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师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比较中讲实讲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本质还是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让学生真懂真信，从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信念。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通过对民主阶级性的分析，来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相比本质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不过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相联系的政治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建立在生产资料共有制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即使有一套较成熟的选举制度也改变不了这一本质。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4]84。

其次，从民主的目的性和效率性的关系来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实现广大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平等，达到国家制度和人民权利的有机统一，由此必然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人们可以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了民主的目的性和效率性的统一。重大问题都是由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集体行使权力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避免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互相牵制、互相扯皮缺乏效率的弊端，把民主与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把民主和效率成功地统一起来了。实践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愿望的政治制度。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就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再次，从既是民主形式又是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点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日益丰富，需要实现形式的多样性，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特色”。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所谓协商是指参与者通过商量进行沟通，进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并对某个问题形成共识。协商民主就是公民在自由平等基础上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治理形式。中国共产党党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历程就是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联合和凝聚各方力量实现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国的协商民主同西方的选举民主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西方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民主目的是将民意落实在国家大政方针决策之时，民主权利只能体现在表决和投票活动中，但由于选举民主一般有授权关系，是间接民主，公民大众基本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因此，西方选举民主注重的是政治结果，而协商民主目的则是将人民的利益诉求充分反映到国家大政方针制定之前，由于协商民主不存在授权关系，是直接民主，因而更注重政治过程[5]。因此无论从民主的目的、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更有自己的优势，社会主义中国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特色”。

随着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的表达越来越迫切，非常迫切在制度和社会多层面上创建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便捷和多样的渠道。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在本质和形式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大学生应该积极储备正确的民主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实施民主的能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新华日报，1945-12-1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齐卫平.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的价定位[EB/OL].http：//epaper.rmzxb.com.cn/2013/20130918/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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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篇4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在斯宾塞著名的“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之后还存在一个更能引起争议性的问题:“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文本不仅仅是“事实”的“传递系统”,它们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斗争以及妥协的产物。它们是由那些有着特定利益取向的特定的人所酝酿、设计和完成的。它们的出版是在市场、资源、权力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之下进行的。文本的意义和它们的使用是那些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团体之间斗争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教师和学生。

——摘自《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第47页

19世纪在蓬勃的工业革命背景下,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设问,认为基于完满生活的课程体系包括五个方面的教育:准备直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间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做父母的教育;准备做公民的教育;准备闲暇生活的教育。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知识在斯宾塞看来就是科学。尽管斯宾塞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即科学推动社会发展这一最大的现实。但在阿普尔看来,“科学知识最有价值”这个答案依然是去情境化的,它遮盖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阿普尔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孤立自足的,即便在日常琐事之中,我们也与各种各样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如果本着弗莱雷似的关心,你就会发现现行的课程是“我们”的知识而不是“他们”的知识。而这个所谓的“我们”就是由右翼保守主义者建立起的基础广泛的“新联盟”,其中包括四类人:第一类是新自由主义者;第二类人是新保守主义者;第三类人是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第四类人是由新的技术型中产阶级的一支所构成。

阿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右翼保守主义成功地营造了一种“常识”来麻痹人们,他分析了“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核心是政治控制和自由市场的双管齐下,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努力营造一种真正的“有机的意识形态”,并不着痕迹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创建新的“国家全民意志”。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金钱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融通了各种人群,成功瓦解了各式各样的团体,如不同种族、不同取向、不同阶级、不同性别和不同宗教,人们都被牢牢系在金钱这条准绳之上,而是否成功则被归因为一个人是否聪明、勤奋、努力。阿普尔引用了菲斯克对知识产生的描述:知识不是中性的,而是权力的社会分配。一方面,统治阶级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对其有利的知识系统,并为这种知识体系披上五彩斑斓的外衣。使之看起来像是“公正无私”的,传递给被压迫的阶级。另一方面,这种知识体系一旦形成,就成为了“真理”,麻痹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右翼保守主义就是为知识裹上了一层“常识”的糖浆,选择、简化和浓缩了现实,使之成为官方知识,并借助“第一频道”等媒体扩散到每个人的头脑之中,就其使学生的头脑变得简单,而这种头脑简单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是市场经济中盲目消费者的“良好品质”,无助于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

除了媒体,教科书则更加直接地塑造了学生的整个知识体系,自上而下的改革,加上利益的驱动都使出版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教科书所营造的依然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充满了谎言、矛盾和断裂,按美国基础教育委员会的话说起来就是充斥着“特洛伊木马”,僵化学生的思维,让他们失去探索的兴趣。阿普尔提到,人们回应文本有三种方式,即统治型、谈判型和反抗型。统治型即全盘接受,谈判型则对其中某个特定问题或环节有所质疑,但最终跟随总体思路和趋势,而反抗型则是保持一种活跃多维的批判性思考,始终对文本保持一种怀疑态度,基于阶级、性别、宗教等待来进行积极的阅读。如果说教科书本身已经是问题重重,再加上古板的教学方式,那么只能生成愚钝、单一的头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阿普尔认为教师和学生也参与到了制造和复制官方知识之中,后面我们将提到的就是教学的问题。

手推车上的教学

为了理解这个论断,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思考教学过程,将其定位为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与在生产线、家里或办公室里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有这些不同,但是现在影响到广义工作的压力正日益降临到教学上。在广义的社会学文献中,赋予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标签是“劳动的退化”。这种退化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安排所给予我们的“礼物”。

——摘自《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第122页

在阿普尔看来,我们的教学也正处于危机之中,原因就在于教师自主权的丧失。阿普尔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手推车上”的课程,也就是说,教师只需要从手推车上拿现成的课程就可以了。“谁在从事教学工作”与“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在书中,阿普尔类比了泰勒的管理模型。泰勒的管理诀窍在于复杂工作的精密化,不断将整体的工作任务分解为一个个细小的组成部分,这就区分了设计者和操作者。操作者只需要掌握简单的技能就可能完成任务,不需要知晓“是什么”“为什么”,只需要明白“怎么做”就可以了,这被阿普尔称之为“孕育与生成的分离”。教师在心中没有整体的图景,因此只能机械地按照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来做,也因为缺乏育人的蓝图,以及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师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学生在教育应该收获什么”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就很难在课程情境之中生成即时性的智慧。然而,这恰恰是教育教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在具体的某一地点、某一时刻,针对某个特殊的孩子的某一特定的阶段做出的最佳教育教学行为。

而且久而久之,教师会因为满足于机械的步骤和操作而让自己的思考能力渐渐降低,失去计划和控制自己工作的能力,这点在女性教师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教师是妇女,而行政人员大多数是男性。而这个问题和“工作强度”相关,“工作强度”可以压垮教师,在标准化考试的重压下,课程变得计划性、系统性越来越强,密集的课程让时间成为稀缺物,教师和学生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因为每一天的任务都必须在当天完成,有相对应的作业要完成,课程是连续性的,今天不讲完明天很难接上,再加上还有阶段性的考试作为检测手段,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教师的心头。教师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任务,课间的时间也被一摞摞的作业、一项项的比赛,还有学生之间的矛盾处理给占据了,而且对于女性教师而言,回到家里还有一大堆的家务活在等着她,大多数女性教师等于实际上都从事着两份固定的工作,因此根本没有时间来休整。用书中的一个教师的话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找个应付每一天的方法”,因此“被教学”甚至可以说是教师们主动选择的,他们希望有现成的材料和可循的步骤、方法,缺乏创新的兴趣。有多少教师愿意额外思考那些并不迫在眉睫、可做可不做的育人和课程问题?阿普尔并不责备女教师们,而且还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说这是这些女教师们“面对客观现实的复杂情况的一种应对的策略”。然而同时,这也是导致教师们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当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控制权时,很容易感到厌倦。

重构课程与教学

我并不认为课程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运用理性化的模式进行解决的技术问题。跟随从杜威到休伯纳等教育家的足迹,我认为,课程是在特定的环境设计之下复杂而连续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将课程视为一种“事情”、一个教学大纲或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不断得到重组的、象征性的、物质的和人文的环境。如果要使这个设计的过程在社会和个人的层面上都是完全敏感的,那么它不仅应该是技术性的,也应该是美学、伦理和政治价值的。

——摘自《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第146页

阿普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富有官方色彩的课程与教学,这种课程与教学带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从而使教学沦为一种技术,由教师自上而下地灌输给学生。而在阿普尔看来,课程与教学本质是一个美学问题,它更像是画画而不是造桥,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中生成的,根据每个个体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画面,而造桥则因为有事先设计好的蓝图,因此不具有对情境的敏感性。

事实上,阿普尔本人也曾尝试将他的这种理念贯穿于他自己的实践之中。在书中,他提到自己曾经到过一所学校,在他试教的那个班上有22个女孩子,14～17岁不等,大多是有色人种,这些女孩们都劣迹斑斑。在右翼保守主义营造的教育体系之中,她们被贬低为与大家不同的异类,正是她们的不适应导致她们选择了反叛,她们看似不羁的外表掩饰不住她们的迷茫、脆弱和幼稚。阿普尔给这些女孩们播放了两部由著名加拿大电影制作人Norman McLaren拍摄的作品以及其他学生们做的作品,随后发给她们制作电影的材料,请她们动手制作一部自己的电影。这些女孩子显然被这不同于常规的教学吸引了,她们跃跃欲试,选择了“学校”这一主题进行电影制作,在制作过程中,每个人都真心地投入,并互相合作,最后展示了成果。阿普尔惊讶于女孩们表现出来的独特视角和创造力,女孩们甚至兴致勃勃地主动准备下一次活动的内容。正是在她们自己的课程中,她们开始萌发自信、热情,发现自己的兴趣、天赋和资源。然而,校方对这次教学的反馈居然是“看似激发了姑娘们的积极性,使她们暂时摆脱了困境,但是她们更需要的是补习阅读课和技能课”,于是,阿普尔只能告诉孩子们一切都结束了,女孩们感到气愤,愤世嫉俗、自暴自弃的表情再度出现在她们稚嫩的脸上,这一切也让阿普尔备感沮丧。但是五年后,他收到了一张贺卡,这正是这个班上的一个叫罗曼娜的女孩给他写的,她告诉阿普尔这一节课对她的人生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让她成为了一名广告艺术家。这让阿普尔重新燃起了希望,正是非官方的这些知识让罗曼娜感到了学习的意义,对她的一生产生了影响。

在书中,阿普尔还提及了他所在的威斯康星大学的星期五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他们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波多黎各、爱尔兰、以色列、多米尼加、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他们中有本校的教师、教师协会的组织者、研究生、访问学者;他们中有的是女权主义者,有的是新兴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领导人,还有的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因此,每次星期五研讨会都让阿普尔十分兴奋,带着性别、社团、阶级、文化的差异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阿普尔称之为“无中心的统一”,即研讨会对固定的中心保持着警惕,比如白人、男人和英语这些极可能成为中心的要素,而是在尊重关心的基础上,充分搅动每个人的背景、经历和思想,将边缘化的声音亮出来,不同的话语在研讨会中织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交叉,形成了多重的焦点,同时又基于具有普适性的人类价值和意义达成互相的理解和升华。阿普尔还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起初,研讨会常常布置由成员们推荐的阅读材料,从一开始的书本到薄薄的文章,最后大家干脆有时什么也不读,把时间充分留给成员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到,大家认为这样的学习更有意义。

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课程与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在当代世界课程与教学研究、教育政策研究界声誉日隆,被称为20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50位教育学者之一,曾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副主席。他与保罗·弗莱雷、亨利·A·吉鲁、麦克拉伦等被视为“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但阿普尔从来不愿将自己纳入所谓的“批判教育学”中,而宁愿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称为“批判的教育研究”。在他看来,批判的教育研究不仅是批判取向的,更应该是实践取向的。他强调教育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特异的文化政治背景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及研究者的立场。

军人入党积极分子民主评价 篇5

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时间里，短短的4个小时的党校学习时间，却给我带来了非同寻常的一场精神盛宴。

星期五，党校的第一节课，幽默风趣的xx老师给我们侃侃而谈了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其中重点讲解了什么是价值与价值观和共产党员应有的人生价值观，以及加强人生价值观修养的方法与途径。

通过第一节课的学习，我深刻的了解到了共产党员的“既一半又非一般”“既普通又非普通”的特殊身份，而一名共产党员的最高的价值主体也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是由党的性质和追求以及党的纲领和任务的实现并且是人民群众的特点和作用决定的。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以共产党员的要求要求自己，“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通过**主席在十七届全会上的发言，我深刻认识到一名共产党员永远要考虑别人最需要的事，这样才能体现个人对自我、他人和社会具有的意义。

而在今天第二节课的学习中，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风雨历程，我有辛酸，我有感动，我也有所认识。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建国之初到抗美援朝，从我们总设计师的大胆改革到如今的幸福生活，共产党始终是我们的坚强后盾，5.12大地震的那份感动，共产党员始终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温的第一时间到达地震中心，振奋了每个群众的心;继而******主席的亲临更是振奋了灾区民众和华夏儿女。从“东亚病夫”到成功申请奥运会并成功举办奥运会，让世界的目光齐聚这颗“东方明珠”，我们骄傲，因为党的英明领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追赶着世界强国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