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共11篇）

经济民主 篇1

一、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的关系

(一) 经济民主概述

经济民主最初由英国的反谷物联盟提出, 此后亚当.斯密的“市场之手”理论将经济民主思想掀至巅峰。经济民主在西方世界是全面自由的代名词, 然而由于迥异的制度差异, 我国语境下的经济民主存在一个大前提, 即否认西方世界盛行的全面私有化, 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基础上的。我国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也认为经济民主下的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丝毫限制, 我国的经济民主旨在市场机制背景下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和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 这并非是一项空洞的原则, 而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经济动态运行机制, 致力于使各方参与者达到动态平衡实现共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经济民主已经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 诸如实质正义、社会本位等新的公平思想和理念不断地修正已有的公平正义观念, 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开始成为经济民主的主旋律。

(二) 竞争政策概述

竞争政策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参与调整竞争关系的必然逻辑结果, 体现为调整竞争关系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政策等的总和。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 市场竞争和国家经济职能的需求赋予竞争以生命力, 其催生原因也决定了竞争政策天然带有规范竞争和引导竞争的双重内涵。目前, 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 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仍然很强, 国家全能主义和政府父爱观念始终存在, (1) 我国现行竞争政策由于没有重视以实现经济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性基础, 容易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性扭曲, 权力极易设租寻租, 自由裁量空间易被滥用, 重构以经济民主为目标的竞争政策实乃任重道远。

(三) 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的关系分析

第一, 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民主自由激发竞争, 竞争促进民主自由, 若两者良性互动则相辅相成, 若任两者无限制发展则难以避免民主消灭民主、竞争消灭竞争的惨剧。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寻求两者最大限度的共存, 但无论是民主还是竞争都无法为自身自由划定合理界限, 恰恰竞争政策的价值就在于此, 经济民主的内涵也在于此, 可见, 两者在价值目标上不谋而合。第二, 在功能发挥上各有局限性, 互有补充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曾指出自由放任有许多缺陷, 认为有时政府干预对实现当事人的一些愿望是必不可少的。 (2) 可见, 一味强调自由竞争并不明智, 西方国家周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最佳例证。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竞争政策同样也不完美, 权力天生具有对权利的攻击性, 这使得政府失灵成为必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体现了两者的局限性, 而两者的结合是规则与自由的结合, 经济关系只有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正常运行且得到公正调整。第三, 经济民主是竞争政策的内容源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经济民主, 同时作为法制经济, 也离不开竞争政策的引导和制约。经济民主旨在确保市场开放和有效竞争, 经济民主法律化则是人类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结果, 经济民主越发展, 经济社会也就越法制化, 其反过来又不断丰富竞争政策的内涵。究其根本, 经济民主的发展和竞争政策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保障经济民主是竞争政策的目标选择

竞争是优胜劣汰的过程, 低效率意味着死亡, 而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并试图追求这种残酷的竞争环境, 在于这种竞争是建立在公正自由合理明确的规则基础上的。 (3) 换一种说法, 竞争政策享有持续生命力的关键在于能够界定有秩序的自由, 这也是经济民主的目标。第一, 竞争政策应当保证平等经济主体间的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强调一个人的自由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且不应成为他人自由的障碍。市场主体的趋利性使得其难以自发地保持克制, 竞争政策的公权力约束性使得有秩序的自由成为可能。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基本设施的建造者, 也是自由竞争健康运行的维系者, 还是经济各参与方市场表现的裁判者, 所以, 应当致力于构建维系市场健康运行的基本设施, 例如平等自由的准入门槛、自主有序的竞争边界、公正合理的分配制度等, 也应当在竞争出轨之处设立规则界限, 避免因为竞争而消灭竞争的悲惨结局。第二, 竞争政策应当保证强势经济主体和弱势经济主体间的经济民主。笔者认为, 经济民主下的经济平等有两层涵义:一是注重参与竞争的机会均等;二是在可控范围内, 合理对待差别。因此, 要在经营者和消费者, 经营者和公权力,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等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之间实现竞争政策的经济民主目标, 不仅要有效规制强势地位方, 也应当扶持弱势地位方, 用倾斜保护和特别保护的方式明确弱势主体的权利, 严格强势主体的义务, 调和各种利益冲突。我国竞争政策在限制强势者方面已经有所建树, 例如垄断企业的拆分等, 然而, 在弱势者的激励制度和行政权力的规制方面还有待加强。第三, 竞争政策应当保证国家公权力对经济民主的介入规则化。科恩将经济民主的本质概括为竞争自由, 但竞争自由却不意味着国家只是“守夜人”, 竞争天然的破坏性为政府介入提供合法空间, 然而国家介入应当审慎而克制, 否则就有扭曲市场机制的危险。首先应当恪守有限性原则, 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 市场的事归市场管, 由竞争机制统领, 而政府只能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界限内活动。其次应当坚持辅助性原则, 政府行为只能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后要严守公平性原则, 政府介入不应当逾越市场的根本底线, 一切行为以法律授权和平等公正为出发点。

三、竞争政策的经济民主目标不排斥国家适度干预

市场正如萨缪尔森认为的那样, 既无心脏也无头脑, 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 所以经济秩序的建立必然与国家适度干预联系在一起。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干预的合法性问题。从原则性层面看, 政府的合法干预行为一定都是以经济民主为基础、以社会整体正义为限度的。从具体层面看, 要解决经济领域正义标准的定位难题, 边沁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 即若政府干预能推动大多数市场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 那么政府干预就是合法的, 而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为则是非法的。 (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政府干预的有限合法范围外仍然应当保持充分的自由市场竞争。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合法干预行为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合法干预行为有两种类型, 第一是履行国家经济职能, 纠正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前所述, 市场失灵是自由市场不可避免的悖论, “市场缺陷, 政府弥补”是一味良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国家干预的目的不是要取市场而带之, 而是要排除市场失灵造成的障碍, 既建立秩序也确立边界, 威慑不正当竞争行为, 使市场机制发挥最大功用, 但是在干预范围、干预手段和干预规模方面都具有限定性。第二是维护实质正义, 赋予部分垄断以合法性地位的行为。在多数场合, 经济集中相对于经济民主是绝对的贬义概念, 然而在个别领域经济集中反而比市场机制更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整体福利。现实经济社会中, 高风险、高投入、周期长、见效慢的行业往往乏人问津, 这就给公共基础设施、高科技等领域带来了严重的供给不足问题, 而上述诸多领域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置之不理, 后果不堪设想。政府对这些国家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进行合法性豁免并加以支持, 能使经济向着最优均衡状态运动, 所以, 特定时期下特定领域中存在垄断企业也就成为必然。

四、对竞争政策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建议

与西方社会从放任经济自由到国家适度干预的路径不同, 我国是从国家过度干预到国家适度干预以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道路。科恩说:“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 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成的。”同理, 追求竞争政策的经济民主目标是发展中的动态过程和不断修正的永恒状态。第一, 政治民主是经济民主的保障。中国的经济民主建设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设政治民主, 要求实现行政权力同经济权力的二元化分离, 结束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与民争利的行为, 内容集中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坚决破除市场和行政垄断, 增加政策透明度和统一性等。 (5) 经济民主的发展要求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第二, 科学认识经济民主的内涵, 明确经济民主的结构划分层次。经济民主是竞争和秩序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 深入认识经济民主的本质内涵是构建竞争政策的前提。政府、社会、市场三种主体合理配置权力和权利是实现经济民主的关键, 因此经济民主在不同的结构划分层次上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经济民主的结构划分层次丰富了经济民主的实现形式, 竞争政策应当从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等多个角度入手进行经济民主建设, 还应当注意的是, 要注重统筹规划各个经济人之间的经济行为, 改变协调失灵的状况。第三, 谨慎克制竞争政策的偏狭性。中国自古以来就遵循“强政府弱社会”的模式, 政府权力的强势地位始终存在。竞争政策作为政府参与的结果, 应当对其充满警惕, 因为政府参与和政府缺陷的产生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形影相随的。“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 决定了国家在制定竞争政策的过程中应当谨慎克制竞争政策的偏狭性, 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法律制度层面明确划清履行职责与滥用权力、正当收益与以权谋私的界限, 否则就会为权力腐败提供恶性膨胀的空间, 难以杜绝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以及行政垄断等不良现象的发生。第四, 构建完善的竞争政策体系。竞争政策关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得起“经济宪法”的称号。构建完善的竞争政策可以引导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应当致力于三个方面, 即结构完善、内容完善和程序完善。

参考文献

[1]孙晋.国际金融危机之应对与欧盟竞争政策[J].法学评论, 2011 (1) :98.

[2][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M].北京:商务印刷馆, 1991:372.

[3]李晓辉.经济民主与社会正义—竞争法的深层底蕴[J].当代法学, 2006, 5, 20 (3) .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7:281.

经济民主 篇2

我所理解的“经济民主”，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宏观上的，另一个是微观上的。

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将首先讨论宏观经济的“经济民主”。为了深刻理解“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到经济领域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理论的历史渊源。

从国王的两个身体到人民的两个身体

“人民主权”的理论最初诞生于1640年至1660年的英国革命中。它与英国中世纪后期“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按照“国王的两个身体”(King's two bodies)理论，国王具有两个身体，一是“自然身体”(body natural)，另一是“政治身体”(body politic)⑴。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这一理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当国王的军队于1642年开向议会时，议会方面起初还坚持说国王的“政治身体”仍与议会同在，交战双方只是议会与国王的“自然身体”。⑵但英国议会在战争中认识到，只有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不是变通运用“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才更有利于使国王就范。

然而，议会自封的“人民”代表资格受到了“平等派”(the Levellers)的挑战。1647年，克伦威尔军队中和社会上的“平等派”要求取消不经选举产生的上院，进行下院议员的年度选举，将选举权扩大到除仆人，罪犯外的全体男性公民，并将选举制度设计为“比例代表制”。

“平等派”的要求，实际上把“国王的两个身体”发展为“人民的两个身体”。这是因为，他们借鉴议会用国王的“政治身体”约束国王的“自然身体”的经验，采用更广义和更抽象的“人民主权”来制约议会。在此，“人民的两个身体”意味着任何具体的人(包括议会)都不能自封代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具体的身体，而“人民主权”则是人民的抽象的身体。前者受后者制约，并随后者的变化而变化。

“人民主权”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基础的深刻意义，本文无力全面论述。⑶在此，我只想指出与“经济民主”特别有关的一点，即“人民主权”是一个“动态的理想”，“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却值得永远追求”⑷，因为它激励我们不断改进现状，使各项现实的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调整和变革。

既然“人民主权”是一个“动态的理想”，它一经出现于历史舞台，就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必定要从政治领域走向经济领域。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在其《经济民主绪论》中对这一趋势有很深入的分析⑸。简言之，少数人的经济特权必然要体现到政治过程中去，从而背离“人民主权”。我们若要坚持和不断发展“人民主权”，就必须使经济制度的安排也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这就是我所谓“宏观层次”上的“经济民主”的意思。

“大众主义”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影响

对于宏观的“经济民主”的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强调经济生活有其自身的“铁的纪律”或“自然规律”，因此“民主”不应涉及“经济”。

但是，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这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的。一个有说服性的例证是“大众主义”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影响。

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许多学者指出“大众主义”(Populism)是美国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之一。“大众主义”激发了美国历史上的“平民运动”，“进步运动”和“新政”，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变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⑹

论经济法视野下的经济民主 篇3

关键词：经济民主；自由；经济法

一、经济民主的原则

这里讨论的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民主，因此，经济民主的原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活动中所蕴涵的民主原则或民主精神的影响，才催生了现代政治民主。根据以上对经济民主的内涵分析，经济民主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自由原则；自主原则；平等原则；法制原则四个方面。自由与民主从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统一体。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民主关系，即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的关系，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有机统一体。没有自主意识，就不会有民主要求；没有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原则，就不可能形成经济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平等是民主最基本的特征，因而，经济平等是经济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平等原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市场经济以等价交换为原则，要求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法制原则也是经济民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

二、经济法主体视野下的经济民主

经济法主体体系为“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层框架，以下从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这三个主体来论述载经济法视野下的经济民主。

（一）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

政府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权力。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重构政府职能上的政资关系和政企关系政府主体具有政权主体和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双重职能。②平衡管理职能上的集权与分权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管理经济过程中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应无条件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主张，经济民主受到严重迫害，因此为了发扬和实现经濟民主，应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根据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的不同管理对象，市场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的集与分，应当分别遵循各自的规则。

（二）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经济民主

社会中间层具有中介性，可以弥补政府无法调节的市场缺陷，也可以弥补市场无法调节的政府缺陷，这一性质正是其经济民主的体现。

1.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社会中间层具有弥补政府缺陷的功能，即社会中间层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民主。具体关系主要体现为：第一，社会中间层与政府都具有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二者在行使该职责时优势互补。第二，社会中间层为保护某一利益群体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该制约表现在参加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听证，对政府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支持市场主体提起行政诉讼等。第三，社会中间层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与政府会形成竞争关系，利于扩宽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当然社会中间层在弥补政府缺陷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受到政府的监督、指导。

2.社会中间层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中间层和主体之间有四种关系，即民事关系、市场化监管关系、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关系。经济民主在民事关系中体现为，二者间的平等关系，在其他三种关系中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3.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的关系

每一社会中间层主体都代表着一定群体的利益或通过不同角度来维护该群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关系的民主性表现在各个中间层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未履行相关职能而相互分工、合作、竞争和制衡。

（三）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

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于其民主化程度，而衡量市场主体民主化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量：第一，市场经济受政府支配程度；第二，市场进入与退出是否自由；第三，市场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依各市场主体职能的不同，可分为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因此对于市场主体受政府支配程度，可以具体从四者的民主来阐述。

1.投资者的民主

投投资者的民主主要指投资准入民主和公司股东民主。前者体现在我国对国有资本投资范围的限制，为非国有资本提供广阔的投资领域。后者主要表现在对股东权益的平等保护，即同股同权；为保护弱势的中小股东利益，赋于其知情权、股东代表诉讼、公司回购股权的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2.经营者的民主

经营者民主的核心内容是每一个经营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具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其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对方、交易内容，与其他经营者是公平竞争关系等。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从法律层面保障经营者的自由公平竞争。

3.劳动者的民主

劳动者民主表现为：第一，企业内劳动者的民主，即职工有权参加企业管理，如企业内设的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有权参与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第二，未就业劳动者之间的民主，主要体现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以及政府制定的对特殊群体的就业照顾的法规或政策等。

4.消费者的民主

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相比较经营者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一般弱于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受到经营者侵害的比率高于后者受侵害的比率。因此消费者的民主重在落实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体现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于消费者的九项权利。

三、结论

《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之我见 篇4

一、《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的内容涵盖

《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做了系统的论证:

第一部分属于文章的导论, 在整篇文章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主要介绍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主要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使读者在开篇就对整篇文章的脉络有清晰的把握, 便于接下来的深入理解。

第二部分介绍了选举民主及其经济成本。通过对选举、民主、选举民主, 和经济、经济成本概念的详尽论述, 进而导出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科学内涵。概念界定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 向读者呈现出了全景式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

第三部分介绍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构成、特点与绩效分析。在这一部分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做了系统的论证与深入的分析, 首先, 与前人只考虑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财力成本要素所不同的是, 作者还考虑到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中的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 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构成做了深入的剖析, 明确了论证所包含的内容。其次, 充分考虑到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特点, 展现出在研究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难点及其不确定性;再次, 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成本——绩效分析方法, 突破学科限制, 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有机结合, 运用了经济学图示、计算公式、定量分析方法, 对这一部分进行了严密合理的论证。

第四部分在结合之前两部分论证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析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内外在影响因素。内在影响因素分为选举民主主体、制度、规模及技术, 即政治发展状况;外在影响因素分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 众多因素都会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产生影响, 这就更增加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不确定性。如何针对众多因素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进行合理控制, 在文章第五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五部分对中外民主选举经济成本现状做了具体的分析, 分别就中外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对域外不同国家类型和我国不同级别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进行了深入的对比, 全面论证了中外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上升的趋势并提出各自的问题所在, 使读者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不合理上升部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进而使接下来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合理控制思路的提出更有针对性。

第六部分在结合前文的基础上, 推论出如何“建术”选举民主经济成本, 论述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合理控制。首先, 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控制的内涵、目标和重要意义向读者一一阐述。其次, 在结合前文和我国当前现状的基础之上, 引出在当代中国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有效控制的基本思路, 采取认识、制度、技术“三位一体”的基本思路, 为我们实现“用合理性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付出来换取最大化的选举民主这一绩效”这一愿景提供了可行性的路径选择与基本思路。

二、《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的创新之处

《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之下, 为读者呈现了不一样的选举民主, 在一些方面有其突破创新之处:

第一, 本书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时, 将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选举民主政治中, 从组织者 (国家、政府、政党) 的立场来研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这一问题, 突破了之前单纯研究选民和候选人的行为而不能理解选举民主如何运转的瓶颈, 拓宽了选举民主研究的视角, 为读者在认识问题上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平台, 使读者站在国家、政府和政党的立场上更为全面的认识到在组织、筹备、运行一次选举中花费的金钱数目是多么巨庞大, 进而能深入理解研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目的所在, 以及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意义所在。

第二, 作者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时, 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核心概念群, 在解释相关概念的同时, 还明晰了相关概念的构成要素与特点, 使文章在使用相关概念时更为清晰、合理, 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路不至于混乱, 解决了之前学者不加界定就胡乱使用而导致概念模糊和指代混乱的问题, 为今后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梳理了思路, 解决了麻烦, 弥补了学界在某些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不规范问题。

第三, 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付出是否合理时, 作者提出, 必须以选举民主绩效的实现度为参照系。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递增,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作者通过大量经济成本数据的引用来说明这一点, 目的就是使读者达成共识, 不要一味盲目批判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数量递增, 还要考虑到致使其递增的深层因素。合理的递增是举行选举活动所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 对不合理的递增则要进行控制, 使这一部分的经济付出越小越好, 提高合理递增的经济成本在选举民主中所占的比例, 使有限的资本用到合理之处。

三、《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的继续研究之处

由于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每一篇文章都有其可以继续研究之处, 《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也不例外, 在提供某种观点的同时, 也为读者打开思路, 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 制度只有合理与先进与否之说, 无东西之分, 更无姓“资”与姓“社”之别。作者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影响因素时已经意识到了:我国选举的“权利说”使我国的选举经费较之欧美国家的“权利义务统一说”或“义务说”在误工补贴方面是一笔超额的开支。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 在之后的改革和完善选举民主制度方面可做适当论述。学术理论要比实践先行, 通过大胆假设, 谨慎论证, 结合欧美国家初步运行“权利义务说”时的国情和我国现阶段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 可考虑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区域试行这一制度, 看成效好坏而决定可否逐渐削减误工补贴这笔巨大开支, 进而决定我国是否适合“权利义务说”这一制度, 而不是依靠依靠经济补贴和选前兴师动众的选举动员来实现选举民主。

第二, 新型选举技术的使用从长远来看是大势所趋, 也是惠及选民的一项举措。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使用新型选举技术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势必会导致大部分五十岁以上的选民在选举中被边缘化。一方面, 由于他们的年龄限制, 接受和掌握新事物新事物的能力差, 在短时期内难以掌握新技术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 他们不太信任网络技术, 认为工具性的网络技术手段更易被人为控制, 进行人为的篡改。但是五十岁以上的选民在选举中, 尤其是基层选举中属于中坚力量, 如何克服这一困难, 在文章未进行深入探究, 这是值得学者在以后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

第三, 在选举民主技术的应用器物形态的配置问题上论述不足。新型选举技术的使用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的器物, 这就需要大笔的财政开支, 但这笔开销对于那些靠举债来维持其运行的乡镇政府来说, 无疑会是沉重的负担。在当今电子产品“行货”、“水货”并行的市场上, 购买相关产品的经济成本必定大不相同, 这一举措如何实施, 在配置过程中相应的费用该由谁来承担, 或者说按什么比例来承担, 怎样更好的推行, 监督从何处落手, 如何推行才不至于滋生新的腐败等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琢磨的;

第四, 在论述域外相关国家民主经济成本现状的考察时, 将域外国家分为了三类, 分别是民主巩固国家, 民主转型国家和战后冲突国家。在论述时分别选取了一些典型国家作为事例进行研究的。在此处笔者有一疑问, 为何将印度的民主类型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与西班牙同步列入民主巩固国家的类型中?此处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划分标准, 不免使读者在此处心生疑虑。在笔者看来, 宗教林立的印度国情复杂, 实难和美日等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步列入民主巩固国家的类型中。对民主巩固国家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李永洪教授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理论性强, 又同时涉及政治学、经济学领域, 由于笔者相关理论知识的欠缺, 难以从宏观层面上提出具体的改进之策, 只能从一些微小之处入手, 略述己见。

参考文献

经济民主 篇5

稳妥推进民主党派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工作

民盟廊坊市委 王晓峰

一、非公经济人士的阶层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非公经济人士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异军突起，改变了由国家干部、工农兵、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社会新阶层人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他们具有年富力强、收入水平高、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共同特征。而非公经济人士又是新社会阶层的代表群体，其影响力也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同时，非公经济人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按分工划分可以分为：1资方、2职业经理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3非公企业的一般员工；后两类是以自己的劳动创造收入的群体，其政治地位理应与公有制企业的员工一致。其中的资方，按照发展程度又可分为：1脱离劳动大企业家、2参与经营管理的大中小企业家、3个体劳动者。其后两类因参与劳动，无可争议的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即使是资方中脱离劳动的大企业家，只要其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团结对象。

二、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状况

（一）政治参与的影响力。根据全国工商联最新公布的2011-2012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民营企业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的一半左右，非公经济的发展虽然还有诸多的困难，但是其经济基础已经初具规模，其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二）政治参与的内容和意义。首先，从总体上看，非公经济人士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深深知道他们是受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发展起来的，即使部分人受到腐朽封建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拜金主义思想影响，也是可控制、可教育的，不影响主流。基于此，他们大多有比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愿意通过正当有序的参政议政活动，谏真言、献良策，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其次，当前非公经济的发展也还面临相当多的困难和挑战，例如融资难、税费负担重、创新能力弱、企业管理水平低等。非公经济人士可以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提出各种各样合理的利益诉求。有序的政治参与一是能够进一步拓宽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有效地纳入到体制中来；二是有效遏制各种非正式交往平台的滋生，减轻非常态政治参与对社会秩序的危害；三是有利于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指导，把他们的影响力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三）政治参与机会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参差不齐，但是其现有的和潜在的需求总量十分可观。与总需求相比，目前，政治参与机会的总供给远远无法满足总需求。目前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之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员的成分要求是明确的、不可模糊动摇的！非公经济人士相当一部分优秀人士不具备入党的基本条件。渠道之二是加入工商联，通过工商联表达自己合理的利益需求，工商联是工商业组织，政治参与的功能较弱。参与渠道之三是各级人大和政协，但是参与资格要求高，参与数量少。最后就是加入民主党派，受目前的政策的影响，非公经济人士加入民主党派还是困难重重。前三条途径受先天性因素的制约，提供政治参与的机会已经饱和。只有加入民主党派这一条途径还可以继续挖掘潜力。

三、民主党派吸收非公经济人士的相关政策和面临的困境 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协商研究形成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1996年《纪要》），对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范围和重点分工进一步加以明确，并同时规定，各民主党派在坚持重点分工的前提下，可适当发展一些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士一般掌握在发展成员总数的30%以内。对于社会新阶层加入民主党派的重点分工，1996年《纪要》和2004年《纪要》都有规定。1996年《纪要》指出，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热心公益、在同行业中有较大影响并已作一定政治安排的业主（不包括“三胞”投资者），民建可适当发展；在有中共组织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从事经济管理和技术工作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政治素质好、有一定代表性的，各民主党派可个别发展。2004年《纪要》指出，对私营企业主，民建可适当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代表性人士，其他民主党派可个别发展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对于其他社会新阶层人士，各民主党派可少量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

这些规定为各民主党派吸收非公经济人士提供了政策依据。然而，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吸收非公经济人士加入民主党派，还是一项敏感性较强、争议度较高的工作。具体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困惑：一是非公经济人士人数快速增加、参与愿望逐步增强对“少量发展”的规定提出了挑战。民主党派对非公经济人士的基本要求相当严格。2004年《纪要》指出，要“从严掌握”、“少量发展”。而当前，非公经济人士数量、影响力已经大于民主党派传统发展对象的数量，并且继续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二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对民主党派坚持重点分工和“保持特色”提出挑战。1996年《纪要》和各民主党派章程都对自己组织发展的重点有了明确的规定。除民建之外，其他民主党派都未把非公经济人士列入重点发展的范畴。

（三）非公经济代表性人士相对不足对“择优发展”的规定提出了挑战。2004年《纪要》要求，民主党派发展非公经济人士，要“择优、少量发展其中政治素质好、层次高的代表性人士”。非公经济人士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较大社会贡献、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在所联系阶层中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士还相对不足。

四、民主党派该如何发展非公经济人士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主党派大力吸收非公经济人士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它有利于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的全面进步，进而有助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但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弱化民主党派的特色，冲击民主党派形象，影响其发挥积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笔者探讨了以下几种策略：

（一）从高、从严控制质量，放宽数量和界别限制

放宽和放松数量和界别的限制是为了充分满足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需求，为了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了全面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正确选择，它要求民主党派在吸纳新的成员时，界别和数量只做原则性的要求，只设置一个难以触碰的底线即可。而从高、从严控制质量是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纯洁性、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作用，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但是质量控制难度更大、责任更重！吸收非公经济人士加入民主党派组织，必须考察内容包括：高度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政议政热情和政治素质高；对所加入党派的章程、发展历史、奋斗目标有充分的掌握和高度的认同；热心于公益事业，具有积极良好的社会形象；对于私营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还要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诚信的市场行为、和谐的劳资关系。以上标准缺一不可，某一项达不到要求就应该一票否决。

（二）关心爱护培养，促进非公经济党派成员的健康成长 非公经济人士加入民主党派，这是他们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反映，也体现了他们对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种追求。由于非公经济人士所处的工作环境压力更大，面临的舆论评价也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更需要得到组织的关心和爱护。一是要从思想感情上更加贴近他们，敢于、善于和他们交朋友。二是要转变作风，经常深入下去，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和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他们牵线搭桥，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三是加强学习培训，帮助他们提高素质。学习的内容包括党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派章程、党派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等等，形式可以活泼多样，采取专题讲座、报告会、座谈会等。四是在政治上关心培养，努力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为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和途径，不断扩大他们有序的政治参与，特别是要做好物色、培养骨干的工作，按照政策规定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提名工作，作好政治安排。五是帮助树立企业精神，不断增强社会责任心，积极引导他们树立“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思想认识，不满足现状，继续奋力开拓创新，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同时不忘回报社会。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可以通过有关会议和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给予宣传、鼓励，树立典型，给予表彰。六是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教育，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之认识和改正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三）苦练内功，加强党派自身建设

非公经济人士大量加入民主党派确实会对各民主党自身建设带来冲击，但是也会带去动力和机会，民主党派要在于其成员的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民主党派可以努力维护各自成员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简单地成为成员利益的代言人，更不能因成员的社会成分改变民主党派的特色、性质和根本宗旨。而是应该通过更加扎实有力思想、组织等自身建设，切实发挥新阶层人士的优势，构筑平台，创造机会，鼓励和引导他们投身参政议政的实践，把蕴藏在民间的智慧激发出来，引导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同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经济形势拖累了民主党 篇6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呈现出三大亮点。一是企业的盈利在增加,但是这个盈利是在裁员以提高劳动生产量(过去两个人的工作现在由一个人干)的基础上实现的;二是股市行情总体向好;三是银行信贷开始放松,2009年下半年经济正增长后,金融业陆续放松信贷使得经济开始活跃了起来。特别可喜的是从今年7月份开始,银行开始愿意向小企业发放贷款,这将有助于缓解高失业率的压力。

虽然美国经济呈现出以上三个亮点,但仍有三个难点问题需要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猛增,债台高筑;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不够明确。奥巴马认为,美国经济需要靠新能源产业来拉动,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光靠新能源还不够,还应加上信息产业、生物技术和新材料共同拉动经济复苏。

次贷危机爆发后,失业率迅速攀升。2007年～2009年分別达到4.6%、5.8%和9.3%,2010年上半年平均值为9.7%。从2009年5月失业率达到9.4%到今年10月已历时18个月。奥巴马总统上台时失业率为7.6%,到现在已整整上升了两个点。今年1月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完全失业人口1530万,半失业人口920万,合计2450万人。高失业率造成消费意愿低迷,酿成信用卡危机进而让许多中小银行因透支过多、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

美国的失业是结构性的失业,短期内很难解决。今年7月21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发言指出,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问题,失业率可能需要5年～6年才能恢复正常。

另外,奥巴马上台尚不足两年,已累积了2.7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2009财年1.42万亿美元,2010年财年1.3万亿美元)。由此,奥巴马和伯南克分别都得一“雅号”——“史上花钱最没节制的总统”与 “坐在直升机上撒钱的人”。今年6月2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政府债务已达13.05万亿美元,到今年年底将达13.6万亿美元(占GDP的90%),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9.6万亿美元。另外,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2011财年国债利息达2507亿美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6.55%。国债利息是仅次于国防、社保和医疗的第四大支出款项,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经济的“三高现象”,即高财政赤字、高额债务、高外贸逆差愈演愈烈。

经济民主 篇7

1 不断提高认识、强化意识

在新形势下, 乡、村2级干部都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村民主理财、民主监督的重大意义。加强村级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全面、充分地了解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活动, 参与民主决策, 实现有效地民主监督。这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的有效措施;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实现以人为本、凝聚民心的强大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客观要求;是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维护集体经济利益和农民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加强民主理财、民主监督, 就是要将集体资产和财务的管理关口前移, 促进会计信息真实、准确, 保障资产与财务的完整、安全, 使管理更加及时、有效, 所以说加强村级民主理财、民主监督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农村干部一定要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 一是要把党和村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二是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要坚持为民理财, 树立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 自觉做到用权为公、施权于民, 确保权力来自于民又服务于民;三是做到议事、理财讲民主, 办事讲公道、决策讲程序, 财务讲公开、执行讲纪律;四是自觉接受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一条铁律。只有自觉接受各方监督, 才能慎用权、善用权、用好权。只有认识提高, 基层干部才会从被动接受监督的思维定式中走向主动和自觉接受监督的层面上来[1,2]。

2 切实加强领导

一是乡镇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村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员队伍建设的领导, 严把民主选举关口。使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员真正由具有一定威信、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敢于求真务实、有积极参与集体事务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较了解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并具有一定财务管理基本知识的人担任。在经村民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后, 报经乡 (镇) 人民政府备案和行文, 并委托乡经管部门颁发聘任证书。二是乡镇政府要采取多种途径, 切实解决村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小组能正常开展工作。对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员要按照不低于本村农民日平均收入标准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三是要加强培训。民主理财小组人员的素质是保证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因素。县、乡 (镇) 农经管理部门要以提高民主理财、民主监督能力为重点, 在不断提高他们政策法规水平的同时, 要使其逐步掌握民主理财、民主监督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2]。四是要加大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工作的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公开栏、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媒体等大力宣传加强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工作的重大意义, 并与宣传土地延包、减轻农民负担、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种粮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紧密结合, 营造民主理财、民主监督的浓厚氛围。

3 建立和健全机制

3.1 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制度约束机制

必须明确一个好的均衡的制度, 必须既具有制约监督的作用, 又具有保障促进作用。必须建立面向全社会标本兼治的民主理财、民主监督的制度约束机制[3]。要将权力纳入制度轨道, 一方面要“以制度管权”, 限制权力被滥用;另一方面合理的制度也将激发积极性, 能保障正确行使职权。在制度机制总体设计中, 必须贯穿于每项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 对事前、事中、事后实施全方位地管理监督;必须于确保集体资产、财务的安全与完善, 要能保值、增值、增效;必须贯穿于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部作风建设之中。

3.2 建立严密的监督约束机制

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是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 必须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环节、重大权力运行的监督, 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程序失范。对“核心权力”的监督又是重中之重。村民主理财、民主监督的重点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年初财务预算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的监督;各项经济活动的监督检查及其财务公开执行情况的监督;各项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操作程序规范化的审核监督;集体资产的处置程序及合法合规性的审核监督;会计账目、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报表的查阅监督;固定资产、库存物资的实地盘点与清查的监督;收益分配方案以及其他需要审核事项的监督。

在民主理财、民主监督中, 事前要广泛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形成建议;事中要认真监督财务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事后要全面检查每一项会计基础资料。审核结束后, 民主理财小组组长要将监督检查的内容如实和完整地记录在《民主理财记录簿》上, 并由全体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分别在记录上签章, 为村干部任期和离任时经济责任审计提供准确的资料。对监督检查的结果及其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必须向群众公示[4]。

3.3 建立健全有效的奖惩机制

一是严肃的查处机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腐败现象仍然会伴随在这个过程之中。因此, 乡镇纪委要进一步发挥查处案件标本兼治的功能, 实现以查处促预防, 以查处促监督, 以查处促发展的目标。二是必要的考核机制。县、乡 (镇) 都要建立对村加强民主理财、民主监督绩效考核量化指标体系, 并进行考核, 将其作为评比表彰先进单位或个人的重要条件之一。三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乡 (镇) 纪委及农经管理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大力推广加强民主理财、民主监督, 不断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对那些善于民主理财、自觉接受监督的优秀基层干部和敢于管理监督的优秀监督员, 要给予大力表彰和适当奖励。

4 结语

加强民主理财、民主监督, 既是实现和谐社会人人共建、社会和谐人人共享的重要保证, 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 不仅需要常抓不懈, 持之以恒,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开拓创新。

摘要：对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理财进行探索, 并提出发展建议, 包括:不断提高认识、强化意识;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和健全机制等, 为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建议,山东苍山

参考文献

[1]刘庆勇.民主理财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农村财务会计, 2009 (11) :21-22.

[2]孙佰林, 王四军.完善村级民主理财机制做好村级财务管理工作[J].现代农业, 2008 (1) :81.

[3]刘成民.健全民主理财机制实现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09 (19) :195.

经济民主 篇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互动性

资本的扩张性特点, 使其创造了世界市场, 进而将世界联结为一体。从很大程度上说, “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也是推动全球体系的、占主导地位的、尽管不是唯一的驱动力”。[1]因而, 经济全球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全球扩张上是一致的。另外, 平等、自由、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普遍要求。一方面, 多种主体和多种力量参与全球贸易、资本、信息、市场、企业和人口的扩展。另一方面, 国际经济关系和行为也进行了重组。在此背景下, 建立和完善国际关系基本主体间的民主机制实际上就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全球生产力发展及其在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反映的话, 那么, 国际关系民主化则是全球上层建筑领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的结果。简言之,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互动性。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内在的关联性

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 经济全球化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和阻挡。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国家间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 国际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日趋增大。总体而论, 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力推动下经济运行状态的演变进程, 其社会进步意义深远。由于经济从财富、生产、竞争与分配关系等方面对于国际关系产生、发展、丰富、繁荣的过程发挥着重要影响, [2]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就存在相当大的关联性。

(一)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都是在全球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的, 体现的是生产关系对应于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调整与变革。

经济全球化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基本动力, 是人类社会不断跨越空间限制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 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物质和信息的充分沟通, 不断扩大共识, 共同制定并遵守各项规则, 采取共同行动的过程。[3]经济全球化从运行模式看, 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从其运行结果看, 是世界各国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世界经济决定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反作用于国际经济, 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国际政治以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 服务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而国际政治领域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突发性和对抗性因素的化解, 又都离不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二者的关联性是明确的:一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其综合国力, 进而影响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国际经济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 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被越来越多地赋予政治目的, 一国往往通过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借助政治外交手段来谋取本国的经济利益。

(二)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内在的关联性还表现在二者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性必须通过其彼此间的协调来缓解。

冷战后, 国际政治依然停留在主权国家的层面上, 世界经济的发展却日益显示出全球化的特征。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主权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的基本方针, 这导致国际间的协商机制无法充分发挥根本性作用。尽管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国界和文化的差异, 但经济政治化趋势却引发了民族主义甚至霸权主义某种程度上的反弹。近年来, 国际贸易摩擦接二连三, 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经济与政治对立统一的关系, 决定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等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 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经济领域的差距扩大、矛盾加深和对抗增强, 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就更加难以实现。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也相当明显:国家间政治上不平等, 在经济活动中就谈不上平等;国家间的疑惧越深重, 国家间经济交流与合作就越难以实现。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的对立性和差异性, 是在比较中产生和加深的, 必须通过二者的协调发展逐步缓解。

(三) 从本质上讲,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内在的关联性, 对于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的再分配过程, 其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方面具有相通之处。

经济全球化趋势, 使得国家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上加强交流与合作成为现实。各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所得状况。不同经济实力的国家谋求经济利益的欲望和能力不同, 所以在获得的经济利益自然存在差别。全球范围内财富的再分配、缩小国家间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有赖于全球化经济协调机制的建立。该机制既要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要求, 又要体现世界各国协调发展的要求。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就需要世界各国之间消除敌意, 不同民族国家和睦相处, 并建立起国际民主机制。政治利益的核心是权利。国际政治利益的分配, 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权利在国家间的配置和重组过程。不同国家对于政治权利的诉求存在区别, 在国际政治利益分配方面必然存在差异性。国际政治领域的矛盾与冲突, 从根本上讲就是围绕权利展开的。总之, 就利益的再分配过程而言, 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 强者越强, 弱者更弱, 是客观规律使然。要解决两极分化的矛盾, 必须加强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机制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互动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协调一致性, 是二者良性互动的基本内涵。所谓良性互动, 主要体现在相辅相成与互相促进方面。这是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互动性内涵的首要内容所在。

(一) 经济全球化趋势为国际局势趋向缓和, 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家间关系以此为契机有了较大的改善。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互相联系、层层推进, 推动着商品、资本和信息的跨国流动, 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都有了更大的发展。这种形势下, 全球经济合作的作用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际关系总体趋向缓和。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自身已经处于一个相互依存、俱荣俱损的国际体系之中, 全球化的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也已得到普遍认同, 为协调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统一的理念、准则和价值尺度。国际关系中的各行为主体共同协商国际事务, 开始逐步指导和规范着国际关系的总体走向。从实践的层面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 合作层次不断提升, 通过相互磋商与谈判, 签订经济协定, 在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准则的框架内借助协商谈判机制, 解决彼此间的贸易合作和贸易争端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二) 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区域经济政治交流与合作, 有助于国际政治多极化进程的发展, 这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经济全球化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 欧盟作为区域经济共同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其国际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也不断增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由美国单极主导演化为美国、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围绕着世界经济体系内的规则展开的较量与斗争, 由于各方面力量对比的变化, 少数几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凭借经济政治优势, 直接将其国内或内部规则延伸为国际规则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 日益淡出国际舞台;国家间相互协调, 在合作中产生新的国际规则, 进而形成全球性制度规范, 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商决策机制的中心。多极化意义在于:任何一极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 不能单独或联合主宰世界, 国际事务应当由国际成员平等协商和民主解决。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总之, 国际政治多极化有利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 从而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机制的形成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三)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过程中, 南北矛盾推动南南合作日趋密切, 促进了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也促进了国际民主政治的建设。

改革现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是发展中国家一贯的立场和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 特别是贸易、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对抗始终交织在一起。尽管双方合作趋势在不断加强, 但是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交流与合作, 提高以集体的力量改善处境的整体生存能力, 从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同主体平等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一样, 国际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世界各国平等参与, 只有反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与力量整合, 有利于国际民主政治建设。

(四) 经济全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美国的国际霸权战略, 对于国际协商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前乃至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 美国的国际霸权战略与单边主义政策是威胁国际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主要方面。冷战以来, 美国以自己的制度、民主、价值标准衡量各国, 动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 维护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压倒性优势, 例如, 美国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做法, 不仅加深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由来已久的矛盾和对立, 而且加深了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分歧与裂痕。从根本上说,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经济贸易领域利益磨合所造成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整, 经济的利害关系与政治立场态度结合更加紧密。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不能无视世界各国, 特别是大国的反应。这对于美国实施国际霸权战略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为实现二者协调运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良性互动与彼此制约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同样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引发世界范围内新的不公平与不稳定因素上升, 国际民主政治建设步履沉重。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实质上就成为消除二者之间不协调不稳定因素的过程。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民族国家作为基本主体的现实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 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的基本理念。

一战后兴起的否认国家主权的诸多观点, 二战后逐步演绎为关于建立无主权国家的世界的设想和冷战结束后的主权过时论, [5]其观点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带来国际社会的新秩序, “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不和谐、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活动单位”, [6]西方的现实主义学者强调, 国家利益在国际交往当中具有重要作用, 主权作为国家利益的保障不可缺少。“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 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7]由此可见, 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消除, 反而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国家主权过时论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当然,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 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必将发生某些变化:以国家利益为主的主权观要向兼顾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主权观转变, 以政治为核心的主权观要向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化内容的主权观转变, 以保护自身为出发点的主权观要向以合作为出发点的主权观转变。[8]实际上,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基本主体的民族国家都需要建立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

(二) 反对文化霸权, 倡导合作互谅的精神, 寻求国家间协作与联合的有效模式, 促进国际间新的合作文化的产生, 发挥其在国际民主机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 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谋求政治、经济与文化霸权, 已经成为美国对外基本战略方针。冷战以来, 美国视本国利益高于一切, 强调国内法甚于国际法,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施保护主义政策, 以新帝国主义论指导对外战略, 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共同文化与多元文化在一体化进程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是形成全球政治经济统一观念的重要基础。消除文化霸权, 推动多样性与共性和谐统一的现代文化, 倡导互谅合作精神, 成为促进国际民主机制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把握住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 在解决国际事务过程中坚持国际社会成员平等协商、民主决策, 推动多极化格局的建立。

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进程。一般意义上说, 当今世界逐步形成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竞争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更加激烈地展开, 多样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促进了各力量中心的相对均衡, 使得相互间对话与沟通、竞争与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在实质上反映不同社会文明之间的此消彼长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融合形势。生产力上的发达与落后的矛盾、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经济上的南方与北方矛盾、政治上的权力与公理的矛盾, 在比较中逐步演变, 通过国际间的各种斗争得到整合。[9]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从世界上主要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历程看, 参与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彼此认同,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贸易和政治协调合作机制是提高一体化程度的前提。国家间的信任与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 既是地缘战略利益的反映, 又是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观念相接近的结果。基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要求, 以契约合作机制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将成为国际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基本发展方向。这都为多极化格局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结语

关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 要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多极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在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中, 理应占有一席之地。21世纪,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 中国把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确保中国经济安全, 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之一。21世纪,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都会出现新的特点, 各种国际力量的博弈会产生诸多效应,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将呈现出更多的复杂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全面地分析这些方面的问题, 把握住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走向, 从容应对, 积极参与, 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良性互动,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48.

[2]谢震.经济影响国际关系的探源性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3, (5) :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7.

[4]王杏芳, 曾子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再认识.国际问题研究, 2002, (3) :35.

[5]kenichi Ohmae: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Free Press, 1995:5.

[6]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28.

[7]翟玉成.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法学评论, 1997, (3) :8.

经济民主 篇9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高校民主党派,区域经济,作用

胡锦涛同志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 统一战线地位重要, 作用重大。要把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 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摆到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 真正抓紧抓实抓好。”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 欠发达地区高校统部门应充分发挥高校民主党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利用自身优势, 创新思路, 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欠发达地区高校民主党派在当地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人大、政协、政府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 大多都来自高等学校”。欠发达地区高等院校一般都是当地唯一的高校, 是专家学者相对集中的地方, 也是部分民主党派成员较为集中的地方。在欠发达地区高校各民主党派成员中, 相当一部分是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 也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队伍中的重要骨干力量之一。其中有一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在该地区还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例如:昭通学院民主党派人士中有8名昭通市政协委员, 在昭通市现有的5个民主党派中, 昭通学院的专家学者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中坚力量, 一些专家学者还担任了民主党派的主委、副主委。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民主监督作用的发挥, 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来实现的。高校民主党派成员中多是当地各个学科的专家, 他们经常开展课题研究、社会调查、了解社情民意, 有利于积极参政议政,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因此, 做好欠发达地区高校的统战工作, 对和谐社会建设作用巨大。

二、欠发达地区高校民主党派应科学定位积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建设, 积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欠发达地区高校的“特殊价值”就在于他的“三个不可替代性”:“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的不可替代性, 为地方资源开发提供科技支持的不可替代性, 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先进思想与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因此, 昭通学院的办学定位为:立足昭通、服务云南、辐射滇川黔、服务社会基层。那么学校的各民主党派也要积极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开展工作, 积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欠发达地区高校民主党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

1. 人才优势。

欠发达地区高校是当地人才的洼地。有很多民主党派人士学术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社会影响大。如昭通学院现有的5个民主党派72名党员中, 具有正高、副高职称的专家接近三分之二。充分显示了统一战线工作具有独特的人才智力优势。

2. 学科优势。

高校民主党派专家学者具有学科种类多, 知识覆盖面宽的特点。如昭通学院目前有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政史、计算机科学、艺术、体育、教育等10个系, 设有30个师范、非师范专业, 学校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在这些专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科研优势。

欠发达地区高校不仅是当地的高教中心, 而且是科技人才门类相对齐全, 教学科研设备仪器相对较好的科学研究中心, 有着较强的科技力量。一部分民主党派专家学者承担着各种类型的课题研究任务, 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 有着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

4. 教育资源优势。

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是该区域教育、科研的重要基地, 拥有十分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如昭通学院2012年底教学科研设备仪器总值达2886万元。图书馆藏书57.63万册, 有各种电子图书、电子期刊14万种, 期刊杂志1065种。有各类实验室43个, 多媒体教室5间, 计算机网络教学机房5个, 微格教学系统2套, 标准田径场、篮球场等室内外体育运动场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有52个固定实习场所, 1所附中, 学校的千兆主干校园网运行良好。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教育科研资源, 积极探索为地方区域经济服务的有效途径。

四、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民主党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

1. 建立区域性人才培养基地。

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中, 受教育程度低, 特别是职业技能缺乏, 外出务工受技能限制, 只能承担普通工种, 工作中劳动强度大、收入低, 并且不稳定。针对这种现状, 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的统战工作应紧密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努力承担培养和培训农村劳动力的任务。

2. 学校统战部门应建立民主党派专家人才库。

学校统战部门应从学校实际出发, 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结合学校的办学特点, 将各专业中的民主党派专家组织起来, 建立学校“党外人士人才专家库”, 组织专家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第一线, 为地方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将高校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真正做到“产、学、研”相结合。

3. 高校统战部门应建立校地合作机制, 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

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高校统战部门应积极立校地合作机制, 定期或不定期地安排民主党派专家到企业、到农村、到社会实践第一线开展信息咨询、科技帮扶等活动, 建立双方互通信息、资源共享的“产、学、研”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学校统战部应结合学校实际, 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沟通联系, 搭建平台, 使民主党派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线, 开展专家教授与农村、企业对口交流活动, 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 同时也为专家学者们提供社会实践的舞台。

4. 组织民主党派专家学者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活动。

充分开展专题调研、信息咨询、项目论证、资源开发等研究活动, 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比如, 昭通师专在天麻种植、特色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开发, 昭通民族文化、昭通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带动了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 形成了新型产业。

总之, 欠发达地区高校应充分利用自己优良的教学、科研条件和专家、学者的智力优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专家学者的智力优势和工作积极性, 积极探寻欠发达地区高校统战工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钟立厚.新阶段新实践新探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107.

[2]杨雅玲.民族地区高校统战工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有效路径[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5) :42-44.

[3]朱宇兵.发挥高校统一战线作用为北部湾经济区人才培养服务[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 (2) :37-39.

经济民主 篇10

关键词：民主,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从Seymour Martin Lipset关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的研究结论问世以来,很多社会学家对于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研究。Lipset在Political Man中的理论认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民主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他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它就越容易保证民主。在一个对于欧国和拉美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财富、城市化和教育的合力对于保证民主有积极的作用。他总结到,在政治与经济诸方面的联系中,最广为认同的就是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了。

在Lipset的理论指引下,很多学者沿着类似的思路进行了研究。Bilson认为,在一个寻租社会里,政府会利用政治手段强制的将收入再分配到政治权利集团手中,于是就束缚了社会成员自由的取得社会地位和收入。而经济的发展可以活跃社会中各经济要素,从而抑制这个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是正相关的。

相似的,Pennar等人认为经济发展到民主的过程是这样的,即经济发展使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种不平等使大部分穷人渴望平等,而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这一点。先增加收入,再购买产品,再进行投资,然后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更高水平教育的民众会对政治和公民权利提出更高要求,于是民主产生。

最近,Burkhart和Lewis-Beck最近的研究,加上Londregan和Poole Feng进一步的实证分析,都认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发展。Burkhart和Lewis-Beck的观点认为,我们不但可以说经济增长促进了民主的发展,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将导致民主的发展。

相反,Mancur Olson在一个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谈到,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因素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民主的制度比立志发展经济的专政政府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从现实来看,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得益于一个强势的执政者优越的经济政策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往往不能持久。而那些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Olson将民主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归功于其对于产权的保护。因为保障民主和保证公民个人权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完全相同的。

在对待政权形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Sirowy Inkeles认为民主的进步和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施展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Feng指出,政治经济自由促进了财产权利的保护和市场竞争,这又促进了经济增长。

Leblang认为民主间接的帮助经济增长是因为保证了更高水平的财产权利。私有产权为个人提供了生产和交换的动机。实证也证实了,保护产权的国家比不保护产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快,民主社会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重视产权的保护。

因此,前人的研究没有提供一个权威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两者的因果关系始终不明确。但是,民主和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标,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民主更加进步,经济更加发展,所以确定民主与发展的因果关系在发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基本框架和主要结论

(一)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根据对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背景的分析,对于两者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动员①,而社会动员又会促进政治动员,最后政权制度变得民主。从逻辑上来讲这是由于,经济增长使人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新观点,或者工业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这都促进了社会的向民主化的转型。与之相反,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民主,经济发展也会越来越快。只有在民主社会里,老百姓才有自信认为他们积累的财富会被尊重,才会志立于创造和积累财富。还有一些学者并没有找到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导致更高水平的民主,因为民主的实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个民主的政府自身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二)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民主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言而喻。一方面,经济自发的按照自身规律和自由竞争的原则来运行;另一方面,民主会促进经济中各因素,包括厂商和消费者们,在长期的经济自由的前提下来运行。于是,找到理论依据来支持民主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原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其原理十分简单,假设如果X导致Y那么X的变化一定优先于Y,除此之外,如果在模型中引入X的置后能比单独使用Y的置后更好的对Y进行预测,那么,X是Y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样本中,34%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民主水平的格兰杰原因;31%的国家民主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9%的国家两者相互影响;25%的国家中两者没有表现出有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主要说明

相对于早期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原文成果的进步意义在于:我们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例中经济增长先于民主,这证实了Arat的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水平的提高,在某一特定时段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有趣的是,虽然和这个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论,Gonick和Rosh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原文研究发现与Burkhart和Lewis Beck的不同。使用一个面板数据集,Burkhart和Lewis Beck也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混合时间序列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是民主产生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原文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因果关系不能推广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研究中矛盾的结果可能是源于其实验设计、数据集或者变量的量化上的区别。

(四)文章主要结论

总之,基于对于32个发展中国家民主与发展关系的分析,原文不能对于经济增长和民主水平的因果关系给出明确的结论。即将32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经济增长率用明确可测量的指标来表示后,通过对其进行格兰杰检验来疏理出其因果关系的方向。原文实证研究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引起民主和民主引起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三、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之处

为了回答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问题,原文采用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于前人的研究中使用过的方法有许多优点。

首先,前人的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和多国数据。但是根据Jung和Marshall,一个横截面研究方法假定各个不同的国家是相同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纵向的模型设计对于我们观察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动态过程是有必要的。

其次,前人的大多数研究暗中假定要么民主早于经济发展要么经济发展早于民主,但是两个方向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但是用格兰杰的方法没有这种假定。

再次,前的研究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延时的关系。民主可能在一个国家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的若干年发生,或者经济繁荣可能在一国达到民主之后的若干年发生。但是,基本没有系统的研究这个关系。在这项研究中采用格兰杰方法将两个变量设定为内生的,可以考虑到一定时期内两个变量之间各种即期和延期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的贡献在于,基于之前研究的论据之上,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模型。

(二)不足之处

原文将民主细化为政治参与度、包含度、竞争性和民事自由等几个方面,再利用从1950年到1982年共三十二年中三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分析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文中没有详述民主四个方面是如何加权成为一个总的代表民主的变量的,那么可能作者对于这几方面在民主中所占的比例的判断不能非常客观。

二是,因为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是一个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二年的时间中,一段时间里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在下一段时间就是经济增长促进民主,这就好像“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三十二年的时间里,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最后我们根据最后鸡和蛋的数量来判断到底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这不太符合逻辑。

三是,将民主包含四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间和效果可能不同,可能将一些民主和增长的相互作用相抵消了。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度促进经济增长时,竞争性也能会抑制经济增长,那么这两种作用的结果就抵消了。而这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都是影响原文最后无法获得一个明确的结论的原因。

四、方法启示和理论启示

首先,以后试图分析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不能只简单的将民主用可以测量的数据来表示。因为我们只想直接找到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了追求几个复杂的和细微的区别而将民主分解的做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目标。但是,未来这个领域的工作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复杂的对于民主的量化要求。

其次,我们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的研究发现基于将民主与经济发展简单的量化,这也表明了影响两者因果关系判断中其他可能因素的存在。这些其他可能因素包括对于发展时间的测量,地理物理学因素,比如,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比如鼓励出口和进口补贴,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冷战联合,国内的制度原因比如被统一的制度环境所孤立,政府稳定和世界系统中的地位。

这些可能的影响会单一的或联合的对于民主发展关系发生影响的观点是不太正确的。比如各国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达到不同的成果。在南韩和台湾鼓励出口的政策带来了它们显著的经济增长。那么,如果我们说,采用不同的发展计划可能影响他们各自经济增长前景和民主的话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样,一个国家坚定的参与美国冷战同盟并对于美国有着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的国家,相对于那些没有加入冷战联盟的国家,其面对的市场准入挑战是不同的。美国的盟友向美国出口产品时,常常享受特别的市场准入代遇。但是美国对其盟友的影响会对这些国家的民主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懂得把握不同国家经济与民主的独特属性来具体分析其增长与民主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想找到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是想在了解民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机制之后,通过对民主和经济的变量进行一定的调节来让“鸡生出更多的蛋,蛋生出更多的鸡”,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设计和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对方,又是与具体的国家和该国政治经济的属性分不开的。可以理解为不同种类的鸡生蛋的速度,和蛋孵化出小鸡的速度不同。所以想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相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此,原文的结论“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可能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终点。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的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机制等知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经济政策,通过调节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民主的进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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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A Causal Analysis Uk Heo,Alexander C.Ta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Jul.,2001),pp. 463-473

经济民主 篇11

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新闻工作，他们不仅直接创办报刊，撰写新闻稿件，还经常对包括经济类报道在内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理论总结和报道内容上的指导。1922年2月12日，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召开成立大会，李大钊作了发言。在题为《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的演讲中，他特别强调“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而新闻界还存在着“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上”的缺点。他批评说，时下报纸变成了督军和富人的“起居注”，凡涉及这些人的消息则用大字，排头版；反过来，“那穷人因穷自尽，或其他种种因为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乃社会上的很大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的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李大钊希望新闻记者深入社会，接触工农群众，报纸要更多地反映旧社会的罪恶，反映下层百姓的疾苦。1924年6月，李大钊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撰文《新闻的侵略》，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应军事通讯，帮助中国一派军阀得到胜利”。他明确提出取缔在华外国通讯社的宣传，驱逐造谣生事的外国记者。

陈独秀很重视党报、党刊、劳工类刊物及其他进步刊物的经济新闻宣传工作。1920年1月陈独秀撰写的《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强调创办反映劳动群众生活的刊物的重要性：“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1920年10月，他为上海的《伙友》撰写的发刊词强调刊物的两大宗旨：“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也就是反映作为劳动阶级的店员们的艰辛生活和未来前途。陈独秀不满报界对民饥民苦视而不见，却高谈“什么最高问题”。他在《向导》周刊上撰写《最低问题》，对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下层民众给予了深厚的同情。他质问：北京的一个军人嫌乘坐的人力车速度慢，对肚子疼的车夫大打出手，“这是关系军纪、劳动两个问题，大家何以不谈?”“北京内外城无食贫民现有九万八千九百八十六名之多(据最近警署所调查)，大家何以不谈?”陈独秀站在历史进步的高度，反对章士钊鼓吹建立“理想的农村立国的社会”，他在《前线》杂志上撰文指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农村和农业，但章士钊“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实质就是“开倒车”。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他针对一些媒体指责广东的革命形势，提出了激烈的反批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列举的来自敌对营垒的四个方面的指责是：“广东共产”“广东内哄”“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毛泽东认为不能继续任凭敌人诬蔑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在所撰写的丛刊序言中，他认为要办好刊物，必须下工夫重点了解农民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二是“水旱天灾、病虫灾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只有真正认清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

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签发了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撰写了一本详尽的举办方法的小册子。在小册子里，毛泽东要求简报刊登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新闻，关于群众斗争的消息，他明确要求应包括“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小册子的内容既具体又切合实际，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很重要的指导新闻工作的文献。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自创办之日起，就重视包括经济战线在内的各方面的新闻报道工作，如同当时的中央领导秦邦宪给予充分肯定的那样：“它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动员、战争动员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知道与记得的。经济战线退换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胜利号召；扩大红军的经验与光荣例子的传播……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绩。”在秦邦宪所提出的对《红色中华》的几个希望中，就包括希望它成为“经济战线上的哨兵”。毛泽东1939年1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上说，八路军“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他要求全党给予高度重视，各抗日根据地要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地方财政政策，也要研究军队参加生产的问题。他提出“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包括“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在内的各个方面，务必“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新闻机关的政策宣传，总是异常敏锐地发现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迅速改正。在1948年2月11日发表的《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几个月来“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的“左”的倾向，这些倾向包括：不是完整地宣传党的“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工人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及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推翻帝、封、官的统治，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对于“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存在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毛泽东不允许政策性的宣传口号随意变化，也非常注意口号的内外有别，对各类口号的使用范围均有慎重的考虑。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的1949年1月26日，他以中央名义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等人发出了《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的指示。“约法八章”是指此前一个月中央所发关于占领城市之后的八项政策，其中包括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等。毛泽东再次重申“约法八章”，是因为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所提口号有些越出了“约法八章”，有的还未包括在内。毛泽东举例说，“消灭封建势力”的口号就不够策略，因为有些老官僚、老军阀及藏匿于北平的许多土豪劣绅会闻风而动，转移财物，对其后

革命政权征税或部分财物归公的政策造成不利影响。毛泽东还说，“实行土地改革”的口号也不适于在大城市附近的地方，因为好些土地从事商品化的种菜经营，并不属于封建土地的概念。

二关于经济新闻编写的要求

中共领导人往往本身就是文章大家，有很深的文字造诣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在经济新闻报道的微观层面，如报刊版面及文章的体裁、风格等，都作出过较详尽的论述和指导。

陈独秀撰写的关于1925年中国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和中国工人冲突的时事评论，强调透过劳资争斗简单的外表，推求此次斗争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加深理解工潮的重大与复杂的意义。陈独秀认为在世界纱业普遍萧条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住进而扩大在华的经济势力，变本加厉地榨取中国工人，从而引发了工潮。这样的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的经济分析，对于时事评论的写作是有借鉴意义的。毛泽东对报道中一些原则性的提法，一向严格把关，认真斟酌，毫不含糊。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致信《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详细叙述了他对一篇关于改造家庭的文章的看法。《解放日报》原拟发表这篇文章，但毛泽东看过后认为观点不合适，没允许发表。毛泽东认为，文章孤立地谈家庭改造是不合适的，家庭改造必须和群众运动、社会活动相联系。他说，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不是手工。目前的农村仅仅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阅读报纸非常认真，对好的新闻稿件不仅由衷欣赏，且要及时给予表扬。1945年2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好几篇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好社论，如《贯彻减租》《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等。毛泽东在读完《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秦邦宪，要求将此文全文广播，认为“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毛泽东也很重视经济新闻报道中的典型经验总结，在1948年3月的《(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中，毛泽东认为“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毛泽东认为当时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急需典型经验开路，他高度肯定《人民日报》介绍的山西崞县土改的做法，认为该篇通讯正确地报道了崞县为平分土地所作的充分准备，并寄希望于付诸实施后再写出一篇“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的经验性的通讯报道。1948年1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对当天华北《人民日报》所载《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方法：宣传政策进展顺利，捏手捏脚造成不安》，认为值得广播宣传，建议去掉其中一些数字，并加上明确的新闻导语。

中共领导人的经济新闻思想，强调的是如何更好地宣传、指导和服务于革命斗争，如同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强调的：“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中共领导人的经济新闻思想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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