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观

西方民主观（共6篇）

西方民主观 篇1

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古代民主、近代民主以及当代民主。古代民主是以古希腊的城邦治理为典型, 后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以及宗教神学观念, 民主理性的光芒被一直压制。梳理西方古代民主到近代民主的演化, 揭示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把握古代民主与近代民主的特点, 对我们理解西方民主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一、西方民主思想从人民权力思想到人民主权思想的演化

古希腊城邦的平民治理模式奠定了民主的基本含义, 即人民的权力或者人民的统治。但古希腊城邦的人民统治只是城邦中的占很少一部分的自由民的特权, 对普通的民众和奴隶而言没有任何权力。

首先, 在古代城邦民主以及古罗马共和制消失后, 源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学说出现了。斯多葛学派将“法则”与“自然”相等同;自然既是一般的实体的自然, 也是道德现象的内在自然, 即必须遵从的内在旨意。随后的西塞罗继承并发展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自然法的突出贡献在于阐明了自然赋予人类以理性、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平等和世界公民观念因此确立。随后康德在伦理学上论证了人的主体具有双重存在性:一方面人是感性存在物, 因此需要遵从自然的因果联系;另一方面, 人又是理性存在物, 因此必须遵守内在的道德自由律令, 直接确立凡人具有理性、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思想观念。人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此基础上, 布丹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及重要性:“主权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指挥的绝对永久权力, 是国家最明显的标志, 没有主权, 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国家主权具有永恒性, 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政府是可以变化、更替的, 但国家是不变的。国家主权具有无限性和至上性, 主权不受法律约束, 恰恰相反, 它是法律的渊源”[1]。人民概念本身与国家概念密切相关, 人民从含义上来看是一个政治概念。因此, 民族国家以及国家主权的基础构成人民主权的基础。

其次, 社会契约论是人民主权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契约论是关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思想。“人权是天赋的, 生而具有;那么, 国家的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契约论者说是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契约论者都承认人的自然权利, 正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人们才组织国家。所以, 它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 又是为了使人的基本权利等到保障。”[2]霍布斯的契约论强调主权归属于君主, 即绝对的君主主权论;洛克的契约论充分强调个人权利, 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 人民转让的权力是有限的, 执行权力的政府也是受到限制的;卢梭是契约论的集大成者, 他论证了人类不平等的三个历史阶段, 主张暴力革命后订立契约组织合法合理的政府。霍布斯第一次摆脱了宗教神学, 开始从世俗角度来认识国家;洛克则通过契约论判定了君主、议会和人民三者之间的权力大小关系, 论证了主权归人民所有;卢梭通过契约论彻底确立了主权在民的理论。通过以上契约论的论证, 证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契约。这样, 在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形式奠定的人民权力或者人民统治的民主理念演化成西方近代的主权在民的理论。

二、从直接民主思想到代议制民主思想的演化

古希腊城邦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自治国家。由于地域面积小、人口少的特点使享有公民权的公民通过城邦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直接参与城邦管理, 这种管理形式奠定了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理念。经历漫长的中世纪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及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去宗教化的文化斗争中, 人本主义逐步深入人心。人们开始意识到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罪恶, 因此未来的理想政府必须体现人民主权的思想。“近代的民族国家, 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 价值商品经济日盛, 古代城邦的简单民主制的外壳已不适用于民主国家”, “这是一个难题:既要贯彻人民主权的原则, 使国家权力控制在人民手中, 又要更新民主制的形式, 克服古代民主制的局限, 即要更新古典民主制的实践模式。”[3]这似乎意味着民主在民族国家无法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摒弃人人直接参与的民主观念, 近代代议制民主思想应运而生。

潘恩和密尔是代议制理论的主要论述者。潘恩从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代议制的对比中阐述代议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简单的民主制是社会不借助辅助手段而自己管理自己, 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 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而这种体制在效力方面也胜过世袭政府”[4]。密尔是代议制理论的集大成者, 其《代议制政府》集中系统论述了他的代议制思想。密尔认为民族国家范围内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代议制, 代议制政府最高权力归于人民的代表。因此, 梳理西方古代民主到近代民主的演化, 对我们理解西方民主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聂露.人民主权理论述评[J].开放时代, 2002.6.[1]聂露.人民主权理论述评[J].开放时代, 2002.6.

[2]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2]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

[3]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3]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

[4]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4]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

西方民主观 篇2

西方民主纵容工会遗害社会

在十八,十九世纪,资本家确是欺壓工人,因为当年工作机会少,大量農村人口湧向都市,人浮於事,工人是任人鱼肉,当時成立工会是绝对有必要.今日资讯发達,交通发達,工作机会众多,当日为团结工人对抗资本家剐削的意义已不存在,反而成为政客拉拢对象,利用手中選票左右政客立法,保障工人的福利,进而是不合理的福利,工会负责的一批人員,有些支取薪水福利,比上市公司董事長高,并且雇主无权开除不称职的工会雇員,耍所属工会同意,然后才可处罚.所以美国各行各业只要涉及工会,費用都比正常高多少倍,业主除非自已一人动手,一定要雇用工会人員,所以美国产品,除非是独占,专利,名牌,其他的慢慢无法和亜洲竞争,包括破产前的通用汽車.一般中小型民营公司都没有工会了,但政府机构,公营事业,大型民营公司,仍然被工会控制,所以紐約地铁,单程收费2.25美元,每年要亏損十多億美元,紐約到新泽西州过桥费,l单程12美元仍要加价,现在紐約市接送学生校車司机工会,在司机平均每小時工资三十多美元,非常丰厚的福利下,还认为不够,以六年未增加福利工资理由要求市政府谈判增加工资福利,紐約市财政已在严重危机,市長拒绝要求,昨天开始司机罢工,紐約市民要想办法送子女上学,非常不方便

西方民主制的缺陷 篇3

关键词：民主制；代议制民主；理性选民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78-01

民主的内在要求与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背离，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实行民主制，西方国家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实行选举制，把全民参与选举的选举制等同于民主政治，这是正确的吗？美国大选投票率不足60%，奥巴马当选仅有30%的支持率，少数人的支持决定了大多人的命运，而在85%～91%的美国人强烈要求加强枪支控制的呼声下，美国依旧枪支泛滥。从西方民主制的起源进行分析，早在中世纪，教会政治中的代表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而它直接影响了俗世政治中的代议制；19世纪中叶，大众政治时代到来，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通过普选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从而以立法的形式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保护好企业和资本家的利益，下次选举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势必会落选；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最流行的观念是社会主义，此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构建了至今仍让西方国家沾沾自喜的理论——竞争性选举，在来势汹汹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趋势下，竞争性选举披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外衣，熊彼特把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割裂在民主政治之外，把民主界定为选民选举政治家做决定的过程，在他那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不及选举过程重要，此时的“人民主权”被“人民的选举权”所取代。但可笑的是竞争性选举截至到今天为止已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专利，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已经将“民主”的内在要求完全取代，他们口中的“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乏其有效运转所需的人权和体制保障，代议制民主下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本应是代替人民行使权利，表达人民诉求的机构，但一些政客还是在获得多数选票之后做出一些与当初的许诺背道而驰的事情，此时的“代议制民主”已然变成了一个笑话，“民主”一词实际上已沦落成为他们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不如他们优越的工具。

民主制不能解决效率问题，西方民主制一直以来都以其分权制衡为傲，而恰恰是其分权争衡的制度限制了政府发挥作用，导致其重大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定。以美国为例，美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本该由行政部门解决的事务因其立法和司法部门权力过大而产生了越俎代庖的情况。众所周知，美国的科研创新能力世界领先，但其一项研究从实验投资到修改法规、生产、营销大概需要10年，而我国却仅仅需要其6/1的时间——20个月左右。西方决策效率的低下可见一斑，再以西方在面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例，埃菲社于2012年曾报道过：“欧洲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而且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现在已经威胁到了人权和政治权。”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他说，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的日益泛滥，新自由主义崇尚“无形的手”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以社会财富的多寡作为评定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者日贫，富者愈富，财富占有者们为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以金钱绑架党派选举进而控制政策的制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葛使得于西方社会面对如此庞大的经济浩劫而手足无措，西方民主效率低下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体制僵化带来的反应迟缓，西方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多党轮流执政，国家对于竞争性选举的痴迷也致使党派之争非常风靡，党派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致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更加拖沓，分权制衡的原则的确可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以至于当今的美国成为“政治僵化”的代名词。

民主制解决不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民主制度追求的是求异，西方的民主制被简单的解释为竞争性选举，仅仅以投票过程中的大多数作为依据，导致少数人的意见被忽视，假设西方社会中的选举赢得了全员参与，也解决不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基因上就存在问题，张维为认为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有三个预设。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人的绝对理性，不可否认一部分人部分时候是理性的，但人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纳粹的上台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人民面对民粹主义而变得非理性的最好例证。布莱恩·卡普兰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一文中对理性人假设的危害进行了论述，其中他提到了多数了“理性选民”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更喜欢在民粹主义思想视域下的带有“偏见”的政策，比如大部分选民喜欢高福利，政客就高举高福利的口号，以至于西方国家陷入高福利所带来的债务危机的泥潭中。西方社会鼓吹的“从摇篮到坟墓”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所谓的“理性选民”也都是个人，他们大都受制于自己的眼界和利益，易忽略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三个假设中的”绝对权力假设与万能程序假设进一步为西方社会中大部分“理性选民”选举产生的政策进行了巩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只是一句玩笑而已。

参考文献：

[1]张维为.西方民主面临的六大困境[N].环球时报，2012-11-01.

[2]田改伟.西方民主衰败的五大原因——近期国内外媒体对西方民主的反思[J].红旗文稿，2014（15）.

[3]周敏凯，姜丽.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民主退化”困境[J].学习与探索，2014（4）.

[4]张维为.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J].求是.2012（23）.

[5]詹得雄.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N].人民日报，2012-4-23.

[6]宋小川.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在缺陷与金钱政治[N].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3）.

[7]张维为[韩]李熙玉.谁在实现民主[J].红旗文稿，2015（5）.

[8]曾海涛.试论西方民主的欺骗性[J].陇东学院学报，2010（3）.

东西方死亡观比较 篇4

不难发现, 哲学家们倾向于把“存在问题”作为哲学的主要线索, 而进一步追问, 则会发现, 他们对存在的关切, 大多是以畏死的焦虑为前提的。正如叔本华曾说, 死亡的困扰是每一种哲学的源头。“死亡”作为一个亘古的话题, 不仅在哲学领域, 而且在艺术、宗教、文学等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展现方式。

一、中国死亡之哲思

从华夏文明早期, 中国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在重要的节气或先祖的祭日里, 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会举行祭祀, 献上牲畜等祭品, 口里低声说一些近况、心愿与祝福, 以期得到神灵和祖先的保佑。他们坚信, 神灵和祖先一直以灵魂的形态处在自己的周围, 只要心诚, 一定能获得其庇佑。而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释道三家, 也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死亡智慧。

1. 儒家——“未知生, 焉知死!”

儒家较为强调死亡在精神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的意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等观点都体现了这一点。主张“重生”, 即着重强调现世生活而非彼岸世界, 注重“人道”, 对鬼神敬而远之。《论语》一书中的“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等都鲜明的表明了儒家对于死亡的态度。简而言之, 儒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对死亡的超越:第一, 通过子孙、家族的繁衍嗣续来实现, 这一种普适的并且肯定生命留存的方式;第二, 通过实现“重生安死”之精神达到一种境界, 并将这种境界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和获得;第三, 通过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来实现, 这是一种较难实现的精英价值选择和死亡超越。总之, 这三者都体现了儒家对生命的认同和敬畏。

2. 道家——“道法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家强调自然无为, 主要从人和自然的联系的角度探讨生死问题。老子在《道德经》中已经提出了对死亡的原则性看法“死而不亡者寿”, 但对其的专门论述并不多。在《庄子》中, 有多篇论及“死亡”, 书中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 人的生命是人性中本质之所在。庄子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 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 “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始, 熟知其纪!人之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 若死生为徒, 吾又何患!” (出自《庄子·知北游》, 意思是, 生是死亡的延续, 死亡是生的开端, 谁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头绪呢?气集聚起来, 就是生;气离散了, 就是死。既然生和死相互为继, 我又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 因此, 人们应当顺乎自然的看待生死。同时他也认识到, “夫得者, 时也, 失者, 顺也;安时而处顺, 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 (出自《庄子·大宗师》, 意为生命的获得, 是因为适时, 生命的丧失, 是因为顺应;安于适时而处之顺应, 悲哀和欢乐都不会侵入心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解脱了倒悬之苦, 然而不能自我解脱的原因, 则是受到了外物的束缚。) “死生, 命也。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 (出自《庄子·大宗师》, 意为死和生均非人为之力所能安排, 犹如黑夜和白天交替那样永恒地变化, 完全出于自然。) 。《庄子至乐》中记载道:庄子妻死, 惠子吊之, 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 长子老身, 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 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 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 变而有气, 气变而有形, 形变而有生, 今又变而之死, 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 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 自以为不通乎命, 故止也。”庄子道家死亡观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死而不亡的境界, 借助于道的永恒, 来达到个体生命的永恒。

3. 佛家——“生死轮回”

佛家对死亡持生死流转的轮回主义观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 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是其对普通民众宣传的两大重点。佛家主张“一切皆空”, 只有认识到自身假有、万法皆空, 才能做到拔生死之根从而免受生死轮回之苦。此外, 佛家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 人之所以经历生死轮回, 也是由于自己所造的“业”, 而非由外在的环境或者“天命”造成的。对死亡的多种分类与阐释, 表现了佛家对死亡问题的高度关切, 如按《涅槃经》, 死可以分为天命当尽的“命尽死”和不顺天命而丧生的“外缘死”。由于佛家对人生在世的苦难有及其深刻的洞察, 故其“主死”。要出离生死轮回, 首先必须直面人生就是苦难这一现实。

二、西方死亡之哲思

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是一个包含着“死亡的诧异” (古希腊罗马) 、“死亡的渴望” (中世纪) 、“死亡的漠视” (近代) 和“死亡的直面” (现代) 这样几个具有质的差异性的阶段性发展过程, 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哲学的深化, 更是人本身的进步。本文主要选取较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海德格尔等人的观点加以阐述。

1. 苏格拉底——“哲学是死亡的准备”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 他谢绝了弟子和朋友的保释、逃跑等建议, 说:“我宁愿死于这种不利的辩护方式, 而不愿为保命而采取其他辩护方式。”“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 而是避免做不义的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他还指出, “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或者是一种毁灭, 毫无知觉, 或者如有人所说, 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转变, 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

苏格拉底坚信死亡是生命的终点, 同时也是人生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状态。认为一个有哲学精神的人不应害怕死亡而应持欢迎态度。肉体与灵魂在人活着的时候处于统一而敌对的状态, 而只有通过死亡, 作为生命本源的灵魂才能脱离肉体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

苏格拉底十分注意坚持自己在死亡本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立场, 他坦承“诸位, 这也许是我不同于多数人之处, 我如自认智过于人, 也就在此:不充分了解阴间情形, 我不自命知之。”

2. 柏拉图——“哲学是死亡的练习”

在《斐多篇》中, 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发出对哲学与死亡关系的声音:“真正的追求哲学, 无非是学习死, 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柏拉图认为, 死亡就是灵魂摆脱肉体的羁绊, 而哲学家的生活无他, 就是从事哲学研究, 而所谓哲学研究, 就是不断趋向这样一种思想境界、逐步树立自觉的死亡意识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排练演习, 为死亡, 亦即为达到一种没有身体框架局限的存在做准备的过程, 也即“死亡的练习”。

柏拉图认为哲学不在死亡之外, 而恰恰就在死亡之中, 它不是一门研究死亡的学问, 它就是“死亡的练习”, 就是死亡意识本身。在哲学家的死亡的练习中, 真、善、美在哲学家的死亡意识中汇集并达到三位一体的境界。所以, 对于“真正的哲人”而言, 问题不再是对死亡的恐惧与忧虑, 而是在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的过程之中寻觅知识、真理、美德和哲学。

3. 康德——“灵魂不死只有道德的确定性”

人们常把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西方近现代哲学承上启下的转折点, 德国古典哲学对死亡的思考在西方死亡哲学史上也处于一个同样至关重要的枢纽。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的康德, 他的死亡观是对17、18世纪近代西方死亡哲学的批判与继承。

康德主张灵魂不死没有逻辑的确定性, 但是却有道德的确定性。康德提出, 我们应该严格地区分“物自体”与“现象”, 强调我们的理性只能认识现象, 而永远达不到认识物自体的高度, 因此, 我们对灵魂也不能认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充满信心地写道, 人感受到一种经由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经由许多利益的牺牲来是他自己适合于成为一个他在观念上所占有的较好世界的公民的内在召唤, 这种“有力的和无可争议的证明”也就是他所说的“灵魂不是的道德证明”。

就生死关系而言, 康德说:“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 无聊则是人生最可怕的负担”, 因为无聊这种人内心无来由的空虚感会激发起人的恐惧, 使人彷佛已经感受到一种缓慢的死亡。在处理生死关系的问题上, 康德把重点放在“生”的层面, 提出“想得越多, 做得越多, 你就活得越长久”的著名命题。

4. 海德格尔——“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 西方传统哲学中“存在”这个范畴, 实质上指的只是“存在者”即事物, 但真正的“存在”当是“人的存在”, 亦即“此在”。他认为, 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 而我们只有把握一个完善的“死亡概念”, 才能对“此在之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本真性与整体性”即“存在的意义”达到一种“源始的”认识。

“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 这是“此在”的基本性质。鉴于此, 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了死亡的个体性、属我性和不可替代性, 强调“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 “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 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够使“此在”“个别化”, 从而真正的作为它自己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所断言:“辩证法是死”, 西方的死亡哲学史的演进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结构。

三、结语

人有生必有死, 这是一种能够必然性。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对死亡的恐惧就成为了人类最深沉而又无法摆脱其束缚的忧虑, 与此同时, 尘世的快乐更是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恐惧感。在这个社会人人都变得更加“个我”化、“当下”化、“科学”化的时代, 平静且深入的探讨死亡, 显得更为重要。

哲学的死亡观, 直接讨论的是“死”, 实质上是在讨论“生”。可以说, 死亡观是人生观的扩展与深化。只有当人们深入了解认识死亡, 此可能避免对死亡忽视、逃避或者及时行乐的生存态度, 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掘有限的时间来探索无限的人生境界。

西方教育思想之教师观述要 篇5

[摘要]在西方教育思想中，教师观始终贯穿着民主、和谐、自然的人文情怀。在教师的地位、作用、从业标准、师生关系方面，思想家、教育家都有理论与实践上的追求。教师观成为历代西方教师的职业要求与道德观照，从而推动西方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 教育思想 教师观

[作者简介]郭树斌，男，广东潮阳人，法学硕士，思政部德育讲师，副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德育。

所谓教师观，指关于教师作用、任务、从业标准、师生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发端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西方教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方教育家、思想家在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形成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形成了丰富而深邃的教师观。本文尝试从在西方的教育思想中探取其教师观之要义。

一、古罗马、古希腊时期：教师应做到德才兼备、有教无类、效法自然、热爱学生

西方教育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早期，教育的目的是将奴隶主的子弟培养成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所以，首先要求教师必须忠于国家，效忠于奴隶阶级的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治统治，逐渐注重文化知识的教育。这样，对教师的文化知识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古希腊的雅典，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把教育者训练成身强力壮的军人，更要求把他们培养成具有文化修养和多种才能的政治家与商人。

从古希腊开始，教育家就强调要成为一名道德高尚的教师，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智慧。当时的智者派标榜自己知识渊博，是合格的教师，将无知看作是教师的耻辱。德谟克里特提出，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天性，教师教育儿童时要采取说服和鼓励的方法，不要采取强迫的作法。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随后，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认为，“有思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最高的智慧是善”。他强调自我反省和沉思，在教育中持有教无类的态度。柏拉图反对强迫学习，认为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把他们内在的“善”通过教育开发引导出来，教师的责任就在于给学生行为划出是非界限，指明正确的道路。亚里士多德则在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效法自然的原理，认为合理的教育应遵循人的自然过程。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认为：作为教师首先必须德才兼备，要有德行。因为，教师任何失检的行为都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教师应该是有学问的人；教师应该热爱学生，建立和学生之间的亲密友谊关系，这是教育教学得以开展的良好的基础。他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应懂教学艺术。他很厌恶当时学校盛行的体罚，认为教师要了解生活，熟悉学生，研究学生个性特征。

古希腊、罗马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其德才兼备、有教无类、效法自然、热爱学生等教师观对后世的教育思想

家、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教师的教育倡导跟随自然的教导，认为爱的教学才是完全的教学。特别是提出了尊

重儿童、反对体罚的观点，重视为儿童创设快乐的学习环境

中世纪的教育开始于基督教的寺院，并长期为基督教所垄断。僧侣取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权，因而教育含有浓厚的神学性。公元6世纪，修道院开始兴办学校，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僧侣。基督教教育家奥古斯丁认为，教师的工作不仅仅只是提供现成的知识，学生要自己学习，教师的任务应该是启发激励学生去自我思考，提醒他们认识内心已经知道的真理。“教师是好人，不是坏人，坏人绝不可以成为教师”，“基于爱的教学，才是完全的”。

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文化，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在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叶，掀起了一场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提倡反封建、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文化，宣扬以“人”为中心，要求个性解放，重视现世生活，崇尚理性和知识。

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教会和经院哲学为教育所设置的牢笼，把教育解放出来，以适应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教育的目的已不再仅仅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而以培养懂得世俗学问、尤其是古代文化，有人道主义精神，有德行，能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人，作为他们的教育宗旨；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学校教育冲破了视肉体为灵魂监狱的天主教交易的束缚，把游戏、体育看作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实现身心的健全发展。尊重儿童，反对体罚，已成为人文主义教育家的强烈要求。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亲爱关系，教师散出关怀的气息，以取代压抑及专断的作风。此时期的意大利教育实践家维多利诺将宫廷学校易名“快乐之家”，他重视“境教”，废除体罚，注重学生个性和身体的发展。他认为在所有影响学生的人文性格的因素当中，教师的态度最居领导地位，仁慈应是教师永远的面容。他要求教师的教育应是跟随自然的教导。而拉伯雷则要求教师为儿童创造快乐的环境，应将全部教学变得“愉快、轻松、富有吸引力”。

荷兰教育家伊拉斯谟认为：应把鼓励与纪律相结合，把耐心、理性与严厉相结合，这是衡量教师好坏的一个标准。教师在施教时，首先要了解所教学生的性情，只有对他们深刻了解，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实行有效的教育。

三、近代教育时期：教师要以平等民主的精神来对待学生，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才能，强调教育者要先接受教育

西方近代史的开始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为标志的。浓厚的人文精神要求教师以平等民主的精神来对待学生，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才能，强调教育者要先接受教育。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教育家认为：个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是不容侵犯的，每个人生来都应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允许任何人剥夺的。他们严厉抨击了旧学校盲目的棍棒纪律，提出：教师要热爱儿童，关心和尊重儿童，依照儿童自然发展的程序，以平等、民主的精神来对待学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的能力，教育者对儿童所发生的影响必须跟儿童的本性一致，教师应当把这种发展引向正确的道路，把足以阻碍它或使它发生偏向的障碍和影响加以消除。

法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先驱蒙田认为：最高的训练就是依顺自然。要求教师要仔细地观察儿童，以便了解他的才能，根据他的能力加以训导。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要求一方面居民要尊重教师，另一方面教师应当明白自己在社会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应当充满自尊感。教师的使命是培植，不是改变。假如他发现了某学科与某个学生的天性不合，就绝不强迫学生去学习，因为在某一方面缺少的东西多半会由另一方面去补足。教师对学生既可利用赞扬、榜样等正面教育形式，必要时也可话语严厉，乃至进行训诫，在诸榜样中，教师的形象最重要，如果教师不能以身作则，成为表率，“他的一切工作都将是白费”。

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中对经院主义和中世纪的教学方法进行无情地鞭挞，并大声疾呼：教师要热爱儿童，关心和尊重儿童，尽力发展儿童的独立思维和勇于创造的能力。他认为教育应该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教师要促进儿童身心的自然发展，要处处考虑儿童的天性，让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尊重他们的个性。他尖锐批评了严峻的法律、残酷的体罚对儿童个性的压抑。在他看来，教师在遵循儿童自然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适应儿童的个性差异。

瑞士教育家斐斯泰洛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才能。他指出：儿童天赋、力量和才能有其自然发展的规律，教育者必须多方面研究儿童的自然发展，使教育与儿童的自然发展相一致。教师要对学生和蔼、友好、亲善。

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教育科学也逐步系统化、科学化，在教育实践中显示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资产阶级教育家在要求教师热爱自己的职业和学生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教师要掌握科学理论，精通教学方法。资产阶级教育家还明确提出，教育者必先接受教育。

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的第斯多惠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学生自己的认真观察、积极思考和亲自探索去发现新知识，形成新观点。他对教师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必须努力提高自我修养，培养优秀品质；应该生动活泼，精神奋发，热爱儿童，热爱专业；必须具有充沛的精力，坚定的性格，顽强的意志；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等等。他认为，教育者先受教育，只有自己成为一个“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者”，才能去教育别人。

俄国教育家、被誉为“俄国教师的教师”的乌申斯基强调：“人是教育的对象”。他认为，在学校里的许多成员中，最重要的是教师，因为教师对学生负有教育的直接责任。教师在整个学校生活中，必须是、也必然是学生最生动、最直接的榜样，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学生，而这种影响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任何道德格言、学校规则和惩戒办法所能代替的。教师的信念和个性品质是公共教育的基石。

四、现代教育时期：教育的过程是儿童与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教师是帮助学生走向自我实现的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以改革旧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主要目标。新教育运动倡导者创办了各种“新学校”，以注重手工劳动、近代语言和农业工艺课程教学来改革传统的学校教育。一战后成立了“国际新教育协会”，制定了“新教育原则”，提出了以“生活教育”、“尊重个性”和“自发学习”等为主导的教育纲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倡导者创办了各种“实验学校”，强调学校以儿童活动为中心，以改革旧的学校教育制度。

进步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三大命题和“儿童中心”论，重新审视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他的教师观。杜威认为：教师应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领导者，教师应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教师应是学生心智的研究者，教师应是师生互动中的交往者；教育过程是儿童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儿童和教师真正合作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与教师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而参与的。

二战后，世界出现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以及“冷战”态势下增强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的迫切需要。教育关注的焦点是“效率”和“优秀”。教育理论界出现了重新论证教育的高潮。

改造主义教育理论认为：在学校中的主要教育力量是教师，教师在促使人民对社会的改造中具有重要作用。教师本人就应该是一个对未来新秩序“有深刻的信念和所承担的业务”的公民，教师要有深刻的信念和宣传自己的信念，而且要使绝大多数人能检查和接受自己的信念。

存在主义教育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布贝尔主张：合理的教育是以具体的和相互包容的经验为基础的对话关系，师生之间应该建立信任的关系，教师想要了解、影响和教育学生，首先必须赢得学生的信任。他认为教师是一个帮助学生走向自我实现的人。

以马斯洛、罗杰斯等为代表的人本化教育理论认为：教师只能通过鼓励、关怀、提供选择机会等，来表现出对学生的理解和接受。通过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来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和潜能的实现。教师必须具备以下特征：是一个优秀的人，具有积极的自我概念，善于接受别人，具备一些独特的性格特征，具备良好的教学机智。

综上所述，西方教育思想中的教师观可概括为几个方面：教师作用方面，教师不是权威者、传道者，而是引路人、指导者、唤醒者、诱导者；教师任务方面，帮助学生认识真理，使学生的思维和判断力得到发展，独立能力得到培养，从而使学生走向自我实现；教师从业标准方面，要有高超智慧，对学生的教育要效法自然，要尊重学生天性的发展，做到有教无类，教师要重视自我教育；师生关系方面，教师要对学生和蔼、亲善，师生应互敬互爱、平等合作。

从古到今，西方教育思想派系众多，渊博浩瀚。尽管经历过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但总的来说，其教师观贯穿着民主、和谐、自然的人文情怀，成为历代西方教师的职业要求与道德观照。这些经过历史浪淘风簸累积而成的理论精华，对我国教师观的理论化、体系化有很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戴文博.外国教育史(上、中、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1、2、3、4)[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林玉体.西方教育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中西方礼仪文化之送礼观 篇6

众所周知，礼仪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交往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而送礼，作为交际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因文化差异，各国对礼仪的理解各有差异，送礼的习俗和禁忌也各有不同。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各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本文从“送礼”这一社会现象入手，具体比较中西方有关送礼的习俗，禁忌和对礼仪的不同理解，探究其深层文化根源，从而进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礼仪概述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仁、仪、礼、智、信”，其中“礼”是中国儒家思想最经典、最辉煌的一页。它的影响深远，至今还倍受人们的推崇。随之送礼也就成了最能表情达意的一种沟通方式。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礼尚往来”,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多人不怪”的说法。而西方社会，作为几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着人类对礼仪的追求及其演进的历史。

礼仪，作为人际交流的基本原则和工具，在日常交际中它 “协调着人际之间的关系, 规范着人们日常的行为, 影响着各色人等的社会文化心理, 从而使人类社会规律化、有序化地运转。”纵观全球，各国皆有送礼的习俗，但“礼多人不怪”这一传统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将面临更多挑战，所以以下将就中西方送礼中所体现的礼仪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三、对比分析

（一）送礼的场合。

在中国，送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是必不可少的。逢年过节，日常亲朋，邻里间走动，托人办事或答谢等，礼物都会被派上用场，而送礼的场合也是名目繁多。从小孩满月、百日、周岁; 长辈或老年人，甚至年轻人和小孩的生日到日常的婚、丧、嫁、娶诸类重大活动和乔迁，开张庆贺等，应邀的亲朋好友自然要送礼。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的日常送礼就没那么频繁，但在亲朋好友生日、订婚、结婚周年纪念日、乔迁、告别，大学毕业以及圣诞节等重要日子，或应邀到他人家中拜访时通常也会带些礼物。

（二）礼物的选择。

中国人在选择礼物时很重视礼物的价值，认为礼物越贵重就越尊重对方，其表达的感情也就越真挚, 所以赠送礼品时一般都会考虑到具体的对象和场合。而在生日，乔迁和日常的婚、丧、嫁、娶中，送钱则较为普遍，这在西方是非常少见的。但中国人不太注重礼物的包装，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包装也给予了更多关注。

西方国家在礼品的选择方面没有太多讲究，他们一般不送也不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因为这可能给双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礼轻情意重”，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赠送礼物人的心意和祝福，而不是礼物的价格。一束鲜花，一瓶酒，一盒巧克力，一块手表，一些房间的装饰物，纪念品，自制的手工艺品或卡片等都是很好的礼物。但西方人比较注重礼物的包装，无论买来或自制的礼物一般都要经过精心的包装。

四、中西礼仪差异的文化根源

礼仪在其历史演绎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其本土文化的特征。日常交际中不同的习俗和禁忌本質上都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所以在理解和尊重这些礼仪差异前应对其文化根源有一定的了解。

（一）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

根据霍夫斯泰德提出的五大价值维度之一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来看，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个人主义文化。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群体观念较强，对群体有依赖性，认为每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复杂的群体网络中的一分子。因此，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重视处理人际关系，力图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中国人重“礼”，崇尚“礼尚往来”，希望通过互赠礼物的方式维系或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往来和情感联结, 从而得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

而西方最为推崇的却是个人的独立和自主，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文化模式里松散的个人，相对独立于集体，对集体的依赖性较小，并把自己的利益和自我实现放在群体之前。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不太注重建立群体关系，所以送礼的场合相对于中国也少得多。

（二）面子观。

说到“面子”，Larry曾定义过“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希望拥有的个人自我形象” 在中国，“面子”是构成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尽量避免“丢脸”，要“给面子”、“顾全面子”。因此中国人在选择礼物时很重视礼物的价值，认为如果送的礼物太便宜了不但丢了自己的面子，还得罪了别人。

在西方，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体本身，人际交往中崇尚自由、平等。因此，送礼更多表达的是对对方的喜爱和肯定，并不十分关乎礼物的价格和双方的面子。

五、结论

总之，“送礼”这一日常交际中随处可见的社会习俗，是生活中人际交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与送礼相关的习俗和禁忌本质上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礼仪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随着生活中跨文化交往的增多，理解这些深层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有助于双方加强沟通与认识，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可能引起的误解和冲突。

参考文献:

[1]舒安娜.交际礼仪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26.

[2]王爱英.中西交际差异对礼仪的影响[J].公关世界,2006,(7):54.

[3]刘甜甜.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看各国送礼习俗的差异[J].时代,2008,(4):47-48.

[4]Larry A.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and Lisa A. Stefani,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104

[5]胡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4):51. （编辑郑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