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

当代西方（精选12篇）

当代西方 篇1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的发展都对个体公民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良好公民, 应该成为大学重要的社会使命。目前, 我国大学公民教育在培养目标、内容、手段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 对公民教育的实施成效产生影响。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大学公民教育的经验有助于拓宽视野, 提升我国大学阶段公民教育的现有水平。

一、公民教育观

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理念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和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

(一) 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

自由主义思想肯定个人的自主性, 自由权利的优先性, 重视人的平等性和政治中立, 承认价值的多元性。[1]自由主义产生于古罗马、古希腊时代, 早期时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 认为只要国家的制度制定得合理, 公民就可以在享受个人私利的同时实现国家的共同利益。20世纪末自由主义开始重视个人对于公共领域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认为公民意识的培养是重点, 在学校的教学中不应强制性地向学生灌输知识, 而应该培养学生的能力, 通过教师自身优良素质来熏陶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二) 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

针对自由主义对于个性的过分强调, 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突出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个人与国家的利益产生冲突之时, 国家的公共利益应作为首选, 个人应该具备可以为国家的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德行。共和主义并非不重视个人自由, 相反其更加强调公民的自主性, 并期望在共和的前提下能得到更好的实现。自由主义不强迫个人参与政治事务, 共和主义则强调公民的践行, 个人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事务中来, 承担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学校的教育方面, 共和主义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认为学生应该通过切身投入社会实践来培养个人的德行, 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参与实践精神。

(三) 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性及个体对政治事务的中立态度进行批判, 并在共和主义强调公民践行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上, 社群主义否定自由主义的个人利益优先, 同时也不赞成共和主义的牺牲个人利益而实现公共利益, 它提倡应将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社群主义肯定了共和主义的践行、德行观, 并提出要培养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强调公民的义务。社群主义者提出了受教育权平等的观点, 并提议建立社区学校, 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培养学生对所属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在实现国家共同利益的同时完成个人的人生理想。

(四)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

无论是个人主义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 还是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强调的公共利益观, 都只注意到单一和均质的社会。社会是多元的, 许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得到有力的保障。多元文化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世界公民, 在个人归属于一个社区、一个国家的同时也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中, 所以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变得至关重要, 应该给予各种文化发展的空间, 了解认同并尊重不同民族各自的文化。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 应该教会学生拥有宽容的态度, 并且要有解决冲突的能力, 对待特殊族群的文化应该给予保护, 保证其得以传承。全球化时代下现代社会的成熟公民需要接受多元文化, 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价值。

二、西方国家大学公民教育的模式

西方国家大学公民教育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认知模式、情感模式和经验模式。所谓认知模式就是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获得公民知识与能力;情感模式就是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感和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感;经验模式即通过各种经验锻炼, 使学生具备公民行为的能力。[2]西方国家的大学将公民教育视为重要的课程科目, 它是培养国家合格公民的关键, 是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根本。在教学形式上各国也尽其所能, 通过多种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

(一) 认知模式。

政治与公民知识的传授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公民教育领域, 不同国家开设了诸如历史课、人文课、公民课、心理课等相关课程, 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教育。课堂教学采用较为传统的教学形式, 教师传授给学生必要的公民知识。与此同时, 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更注重讨论、研讨等较为灵活的方式, 通过教师的引导, 鼓励学生对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或著名的历史事件等相互交流, 共同探讨, 以增进对于认知的理解和把握。

(二) 情感模式。

公民教育是知、情、意、行多个维度的结合。掌握公民知识并不必然成长为良好公民。现代大学公民教育要帮助大学生建立对于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及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在公民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是将公民教育从外在灌输转向内在感悟的重要一步, 有助于公民教育实效的提升。因此, 西方大学公民教师在完成所教授内容的同时, 非常关注学生的心理成长与情感体验。通过多种方式的教育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三) 经验模式。

西方国家的大学民主管理模式允许学生部分参与学校管理, 鼓励学生创办各种诸如学生代表委员会、初级学校委员会等学生组织, 依托学生的自主管理, 通过实践体验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参与意识和公民能力。并且大学经常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的各种实践活动和公益事业, 通过实践来加强学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并且在实践中将课堂上深化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 将认知内化成为自己的信念, 将情感稳定成为自己的意识。

三、西方大学公民教育的内容

大学公民教育的核心, 就是要使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自我, 认识社会, 积极负责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以维护和发展民族、社会、国家利益为己任。[3]西方大学公民教育内容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等的教育为核心, 融入到日常课程中。

(一) 政治教育。

虽然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都不同, 但西方大学公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般都拥有着相类似的内核。在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基础上, 西方大学阶段的公民教育都强调使学生在认知层面上进一步了解本国的政治制度, 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上进一步热爱自己的国家,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事务中来。大学要培养学生对于本民族的忠诚、热爱, 要有认同感, 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能够自觉积极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二) 思想道德教育。

个体公民的道德水平直接决定了整个民族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发展后劲。西方大学非常注重个体思想道德水平的培养与教育, 尤其是公德的培养。其核心内容包括:在认知层面上使学生了解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要求、家庭道德底线;在情感上拥有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热情与意愿;在意志层面上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价值观;在能力方面上具备协助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和良好的社会沟通交往能力。

(三) 法律法规教育。

法律法规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因此也必然成为西方大学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向学生传授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 还要使学生理解并接受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并使学生具备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能力与意识。这些是现代社会公民必须有的知识、素养与能力。

(四) 国际教育。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公民教育的内容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 致力于培养适应全球化进程的现代社会的成熟公民。正确看待其他国家事宜, 处理本国与别国的关系、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共同发展等问题是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因此, 西方大学公民教育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教育的内容。包括国际知识、国际关系、国际和平等方面。大学公民教育要使个体具备“世界公民”的意识, 在学会本国文化的同时了解世界文化, 并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国际事件有积极的态度与正确的观点。

(五) 环境教育。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与环境相关的内容也成为现代公民培养的重要内容。西方大学普遍在公民教育课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内容, 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服务、志愿活动等形式, 让学生理解和深化环境基本知识及当今社会环境问题面临的重大威胁, 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与热情。

(六) 多元文化教。

育西方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 对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在全球化导致的文化一元化或文化同化的客观现实面前, 对于多元文化的保护、尊重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大学公民教育客观上扮演了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作用。促使学生对包括自己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的文化样态给予必要的尊重与包容, 使学生具备正确处理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的能力。

四、结语

大学作为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的专门场所, 因其自身的优势, 应该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文明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学要培养的人首先应该是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社会生活的现代公民, 其次才作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因此, 大学教育应该将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提升作为一项基本任务。西方的大学公民教育拥有悠久的历史, 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例如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模式、多元化的教学内容, 等等。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国大学应该在与中小学公民教育衔接的基础上, 通过整合多元的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手段, 进一步普及和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 增强法律观念, 增进个体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 引导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参与民主政治进程, 最终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合格公民。

参考文献

[1]胡艳蓓.当代西方公民教育思想评述[J].国外社会科学, 2002, (4) .

[2]唐克军, 蔡迎旗.当代西方公民教育的模式[J].环球瞭望, 2009, (1) .

[3]方建中.大学公民教育片论[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3) .

当代西方 篇2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一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2)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语境化意味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选择并实践着自己的转型机制，那就是走向文化研究，跨越文本分析樊篱而转化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业已成为当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全球化潮流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就象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将包括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视野。这其中，文? ??赖奈幕?锞巢欢贤瓜郑涸谝桓龀┫?∷涤敕呀獾某橄笫?韫泊娴氖澜缟希?谝桓觥熬?渲?鳌庇搿吧桃祷?髌贰辈⒅玫氖澜缟希?难??兰也唤??剩菏鞘裁丛斐烧庑┣?穑克?鞘欠窠】担浚?)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文学批评能否再次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经典死亡后的文学是否从此必须向每一个时代的丑态献媚?向每一种物质给定性屈膝?如何解决文艺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困境?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如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能够摆脱主流社会的文化暴力压迫与控制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在充满它异与破坏性因素的历史表象下能够揭示出文化复杂运作的机制吗?意识形态那隐蔽的“遏制策略”能够在文本的文化分析中敞现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内容吗?在确立语言成为一切生活内在文本性尺度的新神话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界限还存在吗?批评还是一种既定的体裁吗?文学与文化是互文的，还是自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当代西方哲学的入门津梁 篇3

达·芬奇说过：“能够到源头去取泉水喝的人，决不取壶中水喝。”同理，介绍外国思想也应做到尽量汲取第一手的原作，而少用或不用第二手的资料、第三手的转述代庖。只有从原著入手，吃透著者的精神，才可能准确地传达当代西方哲学的信息。该书作者为了做到这一点尽了最大可能。仅从引文出处看，该书引用了四十多位哲学家的八十多本著作或论文，除少数外，大部分系原版原著，除英文外还有德文、法文原著，其中对奥裔英国哲学家波普的某些著作如：《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采用了英文和德文两种版本，相互参照。这就保证了该书叙述部分的“逼真度”(且借用书中波普的一个概念)，提高了该书对于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参考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很有特色的绪论“当代西方哲学概况”。它从三条线索追踪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般发展。一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二是社会哲学——从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到反人本主义哲学流派的流行，三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潮的形成到新右派哲学的出现。这些线索揭示了各流派之间的内在联系，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让我们来看看绪论对科学哲学发展线索的刻划：作者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出现，强调知识的相对性否定绝对知识的呼声愈来愈高，致使长达几世纪的演绎主义、唯理主义与归纳主义、经验主义的争论见了分晓，后者应运获胜。因而重归纳重经验的实证主义哲学红极一时。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数理逻辑的发展和应用，实证主义立刻数理逻辑化而形成逻辑实证主义。它开始重视科学命题系统的分析、研究，但仅限于静态的逻辑分析，而且死抱着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不放。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猛烈冲击着西方思想界，科学理论的迅速更新递嬗使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成为大势所趋。批判理性主义一马当先，反归纳主义、批证实原则。但它只是从纯逻辑、纯理性的角度探讨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而且走上另一极端，提出“不断革命论”的“证伪原则”。六十、七十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出现大分化、大综合的趋势，产生一系列横断性、边缘性、综合性学科，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也日益明显，于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后继者们自发地从质变与量变的关系中揭示科学的发展，并试图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寻找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形成了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这样一条线索，提纲挚领地描述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使人一目了然。

值得一提的是，夏基松同志素以文字简洁、行文流畅见长，该书依然发挥了这一长处，不故作高深，避免了一般哲学专著那种语言艰涩、文句冗长的通病。洋洋二十四万言，能使人一气读完，毫不乏味。

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启示 篇4

一、诚信领导理论

该理论认为领导能够深刻了解自身价值、信念、需求和偏好, 并依次在组织中开展工作。诚信度高的领导者倾向于更多地展现自己真实的价值观。因此, 在面临高强度的内外部压力时能够抵挡影响自身形象的各种诱惑, 使得领导行为有一致的连续性和可靠的远景目标。

诚信是领导团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诚信的领导者代表着良好的企业形象, 能够使领导者在同业竞争者等相关领域形成很好的声誉, 在公司经营发展良性运作条件下能够促成企业正面效应的累加;当企业面临危机的关口, 领导者诚信的个人品质有时能够解救公司于危难之中。由领导者带领下不断推广深入贯彻诚信这种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首先带动的是公司高层管理者树立了诚信意识, 为公司发展成为商界中的诚信公司提供了支撑。其次, 高层管理者影响下中层管理者个人诚信水平的提高。一般情况下, 中层管理者较高层管理者思想觉悟意识弱, 所以其上级对于中层管理者诚信观念的建立应当在一定周期下进行强化, 保证从上层到中层公司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最后, 中层管理者对于公司普通员工诚信意识的培养。庞大的业务人员肯定会为公司诚信氛围的构建造成难题, 这就需要中层管理者提供较高频率的诚信意识培训和在日常工作中对于诚信行为的激励和对于不诚信行为的惩罚。诚信领导理论要求的不仅仅是领导在面临外界环境和自我挑战方面能够自我诚信、对公司诚信、对利益相关人诚信, 诚信领导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诚信领导者带领下的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诚信公司秉承诚信的理念参与社会活动, 形成公司整体诚信的良好氛围。

目前, 有关诚信领导理论在企业的领导层中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这种认识主要体现在领导层面, 对于中层领导和普通员工还没有形成共识, 这也体现了诚信领导理论仍需完善。作为诚信的领导, 如何使诚信意识在企业形成共识, 进而发展成为企业宣扬的一种文化, 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将其分层渗透是管理实践中应该不断探究的问题。

二、追随者促成理论

在组织中, 下属数量通常远远多于领导者, 领导的本质就是通过下属的配合来完成组织内各层级的目标。在完成组织目标过程中下属应当和领导者一样, 都应该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追随者促成理论认为:首先, 成功的领导离不开有力的追随者, 因此要求领导信任下属, 避免高估自己的能力;其次, 追随者的水平决定了领导行为的实现程度;最后, 领导者和追随者可以相互促动, 高水平的领导者能够培养出优秀的追随者, 而高层次且忠诚的追随者能够激发领导行为向更高水平靠近。同时, 追随者促成理论也提出了追随者除具有能力之外, 还应至少具有三种品质:主动性, 能够自我管理;执行力强, 由具有批判精神;对领导的忠诚和信任。虽然这种理论对于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很多争论, 但是该理论对于领导行为提供了很大的指导意义。

现阶段, 国内公司的普遍状况是公司的领导具有主动性、自我良好的管理能力、执行力也较强, 但是当公司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时, 大部分会出现领导非常着急, 而普通员工会表示漠然, 表现出公司整体行动不一致的现状。员工对于公司的面临危机时尚且如此, 对领导者有关公司发展的创新性提议更会充耳不闻。所以, 在国内追随者促成理论中更侧重于对于追随者水平的提高。追随者成为木桶的短板, 直接影响了领导行为的实现程度和整个公司的发展水平, 这是追随者促成理论中对于领导应该深刻认识的部分。

三、愿景型领导理论

Bennis和Nanust提出的愿景型领导理论要求领导者能“将下属感动于高水平的意识, 如自由、公正、自我实现等”, 能给予下属工作意义, 并确定了杰出领导者的五项领导行为特征:注意管理、沟通管理、信任管理、尊重管理、风险管理。Sashkin根据五个领导行为维度通过设计领导行为问卷更加具体得出与之对应的特征:公正、沟通、信任、关心、创新。随后, Sashkin补充了自信、以下属为中心、愿景这三个有别于变革型等其他领导理论的三个独特的特征。

愿景型领导理论在领导特征上表现出了全面性和多维性。它将领导行为、个性特征以及组织文化结合为一体, 把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理论融为一体, 使人们可以全面地把握领导特征。愿景型领导理论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对于普通员工最高层次的需求即自我实现的需求如出一辙。自由、公正、自我实现在普通员工的需求层次中属于最高层级, 同样愿景型领导理论就是领导理论中需要达到的较高的境界, 也是科学管理的最高层次。目前对于愿景型领导理论推广有很大的难度, 与管理发展的高度和国内员工的自身水平不无关系。愿景型领导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组织的美好愿景, 前提是组织要有意义深远的愿景。比如, 索尼公司“为包括我们的股东、顾客、员工, 乃至商业伙伴在内的所有人提供创造和实现他们美好梦想的机会”;华为的“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都是将组织、领导、员工的美好愿景融合在一起的典型。

四、正面领导理论

以美国组织行为学者Fred Luthans等人应用“正面的心理理论”和“正面的组织行为理论”研究领导学理论。他们认为, 领导者的信心、希望、乐观、大方等正面心理能力是可以培养的, 会对管理人员的领导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组织应为领导者营造良好的环境, 改变他们的自我认识, 帮助他们成为具有正面心理的正面领导者。“正面的心理理论”主要是研究人们的正面经历、正面的个人特征和正面的社会团体对人们生活的正面影响。“正面的组织行为理论”探讨了领导者如何使用可以计量、培育与有效管理的人力资源优势与正面的心理能力, 提高工作场所的绩效。欧美的管理者将真诚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公仆型领导归入正面领导风格。

目前, 正面领导理论已经成为领导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但是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需要在实践中完善该理论, 使领导的作用能够在组织中得到最好的发挥。领导风格无论是真诚型、变革型、公仆性, 只是一种方式, 无好坏之分, 其宣扬的正面心理能力才是正面领导理论应该提供给管理实践中的精髓。实现领导者被正面心理主导后, 领导者才能逐渐将组织成员的行为控制在正面心理支配大于负面心理支配的状态, 这样对于实现员工主动、积极、高效完成工作任务大有好处, 进而最大限度发挥组织的潜力。

五、总结

诚信领导理论、追随者促成理论、愿景型领导理论、正面领导理论来源于西方, 体现了领导理论的包容性和时代性, 对其应用可以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领导仅做到诚信、有愿景、正面的心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员工的配合和公司组织制度配套下的领导理论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四种理论中尤其是前三个理论强调了领导和下属的互动关系, 要求领导在处理好和下属的关系时, 在与下属形成更多有关公司的共识时, 才能在任期实现公司愿景。在领导理论实践中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领导理论, 因为领导者发挥作用的环境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领导方式来发挥作用, 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最佳领导模型。基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 西方注重形式逻辑和试验方法, 国内注重审美逻辑和体验方法, 使得中西方领导思想某种程度的差异, 这也成为国内的领导在管理实践中运用前沿领导理论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主要的领导理论——诚信领导理论、追随者促成理论、愿景型领导理论、正面领导理论进行阐述, 分析出不同理论在国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不同领导理论在应用过程中要结合自身意识形态。

关键词：诚信领导,追随者促成,愿景型领导,正面领导

参考文献

[1]凌茜, 刘芳.正面领导理论研究综述[J].科学与管理, 2011 (2) :22-25

[2]姜昭.国外领导理论的研究缺憾及其发展趋向[J].中国科技论坛, 2011 (4) :156-160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篇5

硕士生论文(作业)

学生:XX

专业:结构工程

学号:0503303017

指导老师:XX老师

日期: 2006 年 5月

日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学院05级研究生 XX 学号

0503303017 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的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

兰德公司的主要成员福山则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完结。他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留待人类思考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作为“历史终极状态”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制度能否令人完全满意。问题的另一方面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垮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终结于社会主义的宣告。这种政治挑战迫切需要确立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选择，这些选择植根于人民的斗争。”因此，同样也有许多学者以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为契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在这种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学说，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上一场新的大讨论。

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检讨、对新的时代特征和科技发展的分析，对不少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范式提出了挑战，在实践上，这场讨论正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进程产生影响。

主要讲授内容

一．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整体状况 二．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论题 三． 当代西方的“新社会主义观” 四．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流派 五．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态势

一、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整体状况 • 研究盛况：

第一，频繁举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讨论会。第二，研究社会主义的论题更加广泛。

第三，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著述纷纷涌现。大致可分为三派，即“声讨派”、“反思派”、“乐观派”

• 显著特征： 第一，浓厚的理论化倾向。第二，明显的“趋同论”倾向。第三，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加强。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异军突起。第五，具有一定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二、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论题

（一）反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剧变 第一、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评价。第二、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分析。第三、关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第一、美国学者J ·罗默的“政治民主”加“公平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第二、法国的T·安德烈阿尼和M·费雷的企业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第三、美国学者布洛克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第四、美国学者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五、英国学者艾尔逊的市场社会化社会主义模式。

（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

国外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

• 一种是以G ·拉比卡为首的一些左翼人士认为： • 另一种是以S·阿明为首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 还有一种观点（以英国学者S ·塞耶斯为代表）则认为：

说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就要“消亡”。

“失败的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相反，失败了的资本主义是真实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 ——尼加拉瓜神父卡德纳尔

有一些论者认为，社会主义的锋芒已经磨灭，现行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作出了太多太多的让步。殊不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向社会主义作出了种种“退让”，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或者看作是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的价 值目标通过左翼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肌体内生成发展，从而逐渐改变着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大致上可以分成三派：

• 一是“维护派”：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 二是“声讨派”：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 三是“死活派”：马克思主义有死去的和活着的之分 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一个多元的体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 第三，马克思主义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区分开 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 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 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死去的东西和活着的东西 • 死的东西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的学说 第二，关于权力和国家的学说 • 活的东西

第一，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 第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第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

• 悲观论者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说法已成过去，科学社会主义再也不具备指导意义和具体的政治组织的作用。

• 乐观论者认为： 人类将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如同资本主义在工业最发达国家取得胜利，成为一种世界性制度一样，社会主义也必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建立起来。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单一发展模式论，不能用某一国家的单一模式去衡量和评价其它国家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上： 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图景，在发展道路上、发展模式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是由各个国家具体情况决定的，因此是合理的、正常的。

评价：

第一，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主流是进步的

第二，总结分析出的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对于我们有借鉴意义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所进行的深入的考察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

第四，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良莠同存、鱼目混珠、甚至极其错误的的现象

第五，90年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两股不容忽视的“左”的和右的思潮

三、当代西方的“新社会主义观”

• “新社会主义”并不是90年代才出现的新名词，它在六七十年代一度很时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 90年代以来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新社会主义观”，正是由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世界性大反思的结果。

• “新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出发点不同，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对资本主义批判，而是着眼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来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新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摆脱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化统治，真正成为社会和自己生活的主人。为此，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工人自治或社会自治。在这种社会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的目的，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才是唯一目的。

• 90年代后所出现的“新社会主义”：

——是在新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理论主张是与左翼政党的斗争实践紧密相连的，“新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已成为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由于阶级基础和斗争目标不同，90年代的“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没有统一模式，不同政党有不同的理解。

• 90年代后国外（主要指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新社会主义观”： ——尽管这些左翼代表人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立场和理论局限，但仍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和目标，仍以否定和“替代”资本主义为己任。他们大多不受传统政党派别纲领的拘囿和限制，关注问题视野广阔，思考主题热点前沿，构建模式新颖独特，甚至形成了颇具特点的新理论流派，如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等。

（一）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的认识

• 美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家迈克·哈林顿 ：“人们说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我们说社会主义有许多种。” • 亚当·沙夫断定：“„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性的，其内涵缺乏明晰度。”

• 经济学家勒茨克·巴塞罗维茨认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作出4种不同的界定，它们分别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 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

•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历克·诺夫指出：“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这里大多数公民对其生活和工作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富有者不能享有过分的权力。”

• 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认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既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延伸，又是对它的超越。……它们由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一系列政策组成。其一是生活的民主化。其二是实现生活条件的平等化。其三，最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 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斯提出了三要素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失去其经济社会进步作用这一历史进程的合法结果。）经济基础转变的关键因素，是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变为社会所有。3）社会主义将导致新秩序和旧秩序的决裂。

• 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塔·锡克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限定为一种社会体制，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指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而防止作为其基本对立面的资本主义。”

•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John Roemer）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公有制体系，而应当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保证积累起来的利润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

•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巴纳德说：广义地说，社会主义传统上代表着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相互依附、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剥削。

• 生态社会主义者劳伦斯·怀尔德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制度，不是“科学设计”的结果，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

• 俄罗斯学者尤·克拉辛也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实现历史设定的目标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向往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潮流，是人类探索和谐关系的永恒主题。（1）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制度或体制。

（2）社会主义是一种改革或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

6（3）更多的论者把社会主义是价值综合体。（4）社会主义是对人类基本生活权利的捍卫和保护。（5）追求平等和效率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

• 鉴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重效率甚于平等的现实体制，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平等而不是效率上。

•平等似乎是社会主义核心的和最主要的价值，“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始终与平等相联系。

• 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平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

首先，平等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政治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其次，社会的平等是每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再次，效率与平等并不矛盾，追求效率未必要牺牲平等。

——因此，强调效率甚于平等，就难以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线。

•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既应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解放斗争的科学的理论武器，也是变革和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和实践，同时它还体现着人类亘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各种美好的社会愿望和价值追求，而它在现实社会和历史过程中必然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即现实的物质存在。

• 没有正确价值的追求是无畏的追求，空谈价值永远也不能够实现价值。• “制度社会主义” 与“价值社会主义”。

（二）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案的设计 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 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是混合所有制。

• 第二种社会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和公有化。关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第一：计划体制的弊端

首先，排斥经济生活的民主化……

其次，必然滋长严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它是专制独裁的经济基础。

关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第二，倡导市场经济：

概括地说，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

具体来说，对于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其

一、市场应在配置资源方面起主导作用 其

二、计划和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同等重要

其

三、社会主义不应放弃计划，而是使计划更为民主合理 关于经济分配问题：

• 绝大多数国外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相差悬殊的不平等现象，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保证经济平等。

• 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资本主义的完全按资分配和差别悬殊，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绝对平均和不合理。

（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其一、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其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根本基础。亚当·沙夫认为，从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告诉我们，不可能存在没有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的民主，而没有一种由社会加以制度化的监督，没有政治多元化，就没有民主。如果不想民主变成空话，就必须使民主具有实际内容，这种内容以创造相应的经济条件为前提”。

• 西方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首先，社会主义应当实行人民自治制度。其次，社会主义必须推行多元主义政治。最后，建立经济民主制度，确保经济生活民主化。关于经济生活民主化：

“对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承诺是今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只有从制度上首先保证人民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扩展到对政治生活和机构的控制，才能推进自由、平等、正义，达到更大的平等。

——社会主义企业应由工人民主管理，工人们决定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事宜，这些事宜的决策必须民主制定，实行“一人一票制”。

• 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的批判：

——他们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非代表性和虚伪性极为不满，认为它是被资本的权力所篡夺和扭曲的民主。

——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扭曲性和虚伪性的揭露，是设身处地、直中症结的，而且他们将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努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四）对未来社会主义实现主体的重新界定

•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

• 托派左翼人士认为：

• 工人阶级仍然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 大多数国外左翼知识分子认为：

• 要依靠一切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各种新社会运动力量。

• 也有一些左翼人士在工人阶级之外寻求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 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的主要阶级和变革力量。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１．关于社会变革的动因： ２．关于社会变革的新的主体 ：

３．关于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

——社会主义的实现主体及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途径等问题是一个争论甚多、非常复杂的问题。独立左翼人士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变化对于社会主义实现主体的性质和成分范围的挑战，力求寻找适应新时代的新主体，这一努力颇具现实意义。他们重新评定工人阶级的性质及其政治行动能力和政治取向，力求扩大工人阶级范围，改变传统工人阶级的面貌，扩大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和运动之间的联盟，这些都值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参考借鉴。

（五）关于适合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的预测 • 其基本理论主张是：

——以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之间的关系为主题，从时代变换的宏观角度探讨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迅速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已经使世界由工业社会时代向后工业社会时代过渡，工业社会时代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已经发展到了自己的极限，必将被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就是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以后工业思维重新塑造的新型社会主义范式。

• 新型的社会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在社会形态方面： ——在经济生产组织形式方面： ——在政治管理组织形式方面： ——在社会主体方面：

评价：

——国外独立左翼人士“新社会主义”观的内容丰富多彩，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探索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和未来的重大问题。这些学说和理论，事实上进一步丰富和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资源和素材。

——尽管他们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试图运用温和的或激进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谱”中处于左的一极，但是，这些“新社会主义”理论不能科学地指出超越和替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达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境界。

——固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9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目标、性质、任务、价值取向上虽然有原则区别，但两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许多方面也有相通之处。

第一，从历史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从批判和吸取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产生，且从利用和改造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中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壮大自己的组织力量。第二，20世纪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大都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与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与任务，因而有兴衰与共的共同命运，不宜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推向资产阶级阵营。

第三，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的基本前提是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创新，无论何种创新，科学社会主义都必须认真吸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所积淀的积极成果。

四、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流派

（一）民主社会主义

（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

（三）市场社会主义

（四）生态社会主义

（五）女权社会主义

（六）现代托派社会主义

（七）总体性社会主义

（八）欧洲共产主义

（九）伊斯兰社会主义

（十）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

（十一）后社会主义

（十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想的几种社会主义模式

(一)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流行于西欧北美，是西欧影响最大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思想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宗旨。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和平渐进方式，利用民主、议会手段实行社会的改良。

——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社会主义不再是要努力建立的一种制度，而是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

民主社会主义是把资本主义民主手段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揉的改良主义理论。

（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

——它是西方新左派为了把自己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而量身定做的标签，是用以表明自己所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新道路。

——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正义，应当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主张应该由政府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激发市民社会活力，以之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民间领域，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发挥制衡作用。奉行“中间路线”，主张走折中路线改革福利制度，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

——“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变种，体现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它试图融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发展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政治民主形式。

（三）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受挫、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情况下，西方一些左翼政党和理论家倡导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

——认为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市场，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可或缺的，应从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将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结合起来。

——市场社会主义在80年代以来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的影响，迅速扩大其影响范围，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也纷纷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推向更深的层次，提出了许多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中基本理论主张有二：其一是依赖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交流商品，协调复杂的个体劳动。其二是坚持社会主义伦理原则，使社会成员平等的支配权和收入权制度化。

（四）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生态运动，80年代末90年代初臻于成熟，影响日益扩大，号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外的“第四种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从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类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和危机的结果，为此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地球”的口号。

——生态社会主义谋求“绿色”和“红色”两种政治力量的汇合，主张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力图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保护地球上人类生存的绿色环境，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１．对资本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批判。２．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３．对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第二，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１．关于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异化问题２．关于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问题３．关于社会政治问题４．关于经济发展问题５．关于国际关系问题６．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问题

• 五）女权社会主义

——女权社会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两个前后相继的流派。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权社会主义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后现代主义对女权社会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女权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

(1)妇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没有摆脱受压迫的处境。(2)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3)妇女解放是以经济解放为主的整体性解放。

(4)必须开展多种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斗争。•

（六）现代托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内部斗争中形成的。1938年，他在巴黎领导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相对于共产国际，被称为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托洛茨基严词批评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化和苏联社会的官僚化，最早预言了苏共和苏联的解体，认为苏联是“由新的特权阶层来管理的并被他们叛卖了的国家”，认为“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民主的死亡”，而这样的政党和国家，迟早要灭亡。

——目前他们努力改变其激进、极左形象，更加务实、团结。他们全力为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社会主义而斗争，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世界贫苦工人的代言人，因而赢得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七）总体性社会主义

——总体性社会主义产生于西欧发达国家。它强调，应该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社会主义，不仅要比资本主义生产出更多东西，而且要把这些东西分配得更合理；不仅要消灭贫困和对抗，而且要改变人类生存性质，真正充分地满足人的意识和情感、劳动和休闲、道德和美学等方面的需要；不仅要消灭阶级差别以实现人们自然和谐、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要排除集权政治以实现全体的、自发的、自治的、直接的民主。在实现手段上，它主张推进生产发展和社会改良。•

（八）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由曾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贝林格提出。其纲领主要是：用和平民主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对现成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更新，而非打碎废除；不实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建立多党联盟来领导国家，共产党在多党联盟中充当政治指导者；不实行工农联盟而建立一切民主力量、进步力量团结合作的广泛联盟。

——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保留在丧失民主自由的特殊条件下使用暴力革命的权利。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具体道路。• 九）伊斯兰社会主义

这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流行的颇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

——伊斯兰社会主义流行于阿拉伯地区一些国家，它承认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以阿拉伯民族意识和伊斯兰教义为依据，是既不侵犯私有制而又消灭剥削、人人平等、保护正义的社会状态。

——此外还有流行于非洲地区一些国家倡导的村社社会主义和南美洲地区一些国家提出的合作社会主义等等。

（十）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

——这种思潮明显受当代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启发和影响。是将西方流行一时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共产主义思想信念结合起来，为后工业社会所作的制度、体制及价值观念的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类面临如生态环境、资本短缺、人口爆炸、核武器的威胁等问题，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共同归宿和必然规律。•

（十一）后社会主义

——所谓后社会主义一般是西方学者对原先实行以苏联模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反省、改革后，所选择的新发展道路的称谓。

——后社会主义者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而后社会主义则是相对成熟的、符合各社会主义国家实情，以社会发展、公平、民主、效率为理念的社会主义。

——后社会主义者既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承认东欧国家的巨变是资本主义性质，而将巨变后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特征称之为“后社会主义”目前最有影响的几种“新社会主义”观点：

1.欧洲执政的社会党所提出的欧洲新社会主义思想

2.由前共产党改名的左翼政党和西欧共产党所提倡的“新社会主义”

3.以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思想 •

（十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想的几种社会主义模式

主要有两种取向

其一、工人自治取向的社会主义模式 • 科尔施提出的“实践社会主义”模式 • 葛兰西提出的“工厂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模式 • 列斐伏尔提出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 其

二、人道主义取向的社会主义模式

• 马尔库塞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或“解放的社会主义”模式 • 弗洛姆提出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

• 萨特提出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或“非独裁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 当代西方社会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 首先对现有理论的质疑：其次，苏联模式的教训：最后，社会发展的启示：

“新社会主义思潮”评价

1.“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历史和现实的反映，其产生具客观必然性。2.90年代的“新社会主义”思潮，鱼龙混杂，派别纷呈，理论体系远未成熟。

3.“新社会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探讨，将进一步活跃世界社会主义理论革新和政策调整，有助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对待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 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势，区别情况，认真研究；既不能盲目赞赏，也不能武断否定。

• 多多吸取合理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五、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态势

•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 第一，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模式多样的社会主义。第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第三，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建立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四，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将在艰难中曲折前进。• 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出现如下趋势与特征：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蓝图将作为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追求的长远的奋斗目标，而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状况下完全实现。2.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是发展“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在21世纪，“制度社会主义”在数量上不会有大幅度增加，尤其不大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但“价值社会主义”将无时无地不在孕育、生长 4.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将是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

5.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有望在21世纪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新高潮的强大推动力。

• 社会主义流派在21世纪将有四种不同的命运：

（1）一些流派如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原属各政党将会依据20世纪历史经验和21世纪的新的历史发展，不断地进行理论调整、组织调整和战略策略调整，以保存和伺机发展自身。

（2）一些流派如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由于提出和关注一些因时代发展变化而产生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认真对待的新课题，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西方当代艺术理论前沿 篇6

至此，我们可以基本上落实到这一点来看西方当代艺术了：当代艺术的美学特征是无关视觉的。这是区别于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

不过，在进入这一点的讨论前，我们需要先越过中国艺术界面临着的一些障碍，第一点，是对于“当代艺术”一词理解上的误差：第二点，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在整个艺术史论研究框架中摆放位置的误差——由于国内理论界在研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投入多，可能会遮蔽人们投向当代艺术理论的视线，甚至一不小心会叫人误认为，那些现代主义理论就是西方当下的理论前沿。第三点，我们真的诚心接受“艺术终结”这个说法吗?

先说第一点：如何理解“当代艺术”这个概念。

丹托在他的《艺术的终结之后》一书中这样指出：在当代艺术出现前，西方艺术已经存在两个艺术品种，或者说两种叙事方式：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前者是模仿自然的写实艺术，它的叙事方式是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利在16世纪时建立的。后者是不再模仿自然，而只遵循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渐渐走向平面性)，其叙事方式是20世纪美国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在20世纪后半叶完成的。简言之，在古典和现代艺术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分界线的那一边，艺术家对世界采取的基本方式是，照眼睛看到的样子再现世界。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则是不必管眼睛看到的样子了，只描绘自己感觉到的，自己想要的样子——但遵循着艺术自律的规律——就可以了。

而就在这两种类型之后，西方出现了当代艺术，它是和前面两种都不一样的东西，出现的时间差不多是在60年代左右——也就是沃尔霍的盒子，以及在那之后所有不重视视觉性，而只强调观念性的那一路东西。不过，在60年代出现时，它们不被称为“当代艺术”。那时人们都还以为，那些东西不过就是现代艺术的某种延续而已，因此还继续用风格或手段为其命名，比如波普艺术，比如表演艺术，比如偶发艺术，比如大地艺术等等。从80年代左右开始，那些东西与现代艺术的本质差异变得越来越清晰，于是，人们发明出“后现代”一词来指称那些与现代艺术迥然有别，奇形怪状，乃至莫名其妙的创作。也许“后现代”一词与“现代”拉不开距离吧，人们渐渐开始用“当代艺术”一词来称呼那些新玩意儿。但“当代艺术”一词似乎也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它具备了太强的指称时间的含义，所以——请特别注意丹托说的这句话——“长期以来，我都认为，‘当代艺术’就是现在正在创作的现代艺术。”而丹托长期以来的这种“认为”，也正是其他许多人共同的“认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眼下在中国，我们许多人还继续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一点，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混乱。

所以我们非常值得来看看，丹托自己是如何把这个长期以来的“认为”纠正过来的。首先，当然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沃尔霍的盒子给了他第一次强烈的冲击。(沃尔霍把我从教条的休眠中敲醒了，[于是得以看到]在60年代早期，席卷于艺术界的都已经是那些非艺术的作品了，它们和生活之物简直无从区别。)然后，丹托重新观察艺术界的现状，才赫然发现：当60年代过去时，我觉得这些登台的(艺术)运动在性质上越来越哲学化了。有一个对我颇具影响的展览，仅次于沃尔霍的盒子给我冲击的展览，也是些盒子，涂着工业品的单调灰色或者是铅，是莫里斯(RobertMorris)在绿画廊展出的作品。1966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与此有一拼的雕塑展是在犹太美术馆(Jewish Museum)——当时是前卫艺术的主要舞台——推出了“基本结构”展。是作为极少主义在进化中的自我意识，它所构成的物体，就视觉而言，变得越来越单调，而越来越倚重由艺术家——在工作室做下这些物件的人——写下的它的内涵，它的哲学性质。这些物件是工业产物：一排砖头，一片由金属材料铺就的地面，霓虹灯管，一些单调的金属零件，基建材料。除非你阅读文本，否则你很难从这类艺术中得到什么，在这类东西上，一切有关视觉趣味的玩意儿不存在了。人可以这么认为，物件根本可以取消了，就留下文本就行。1969年，观念艺术作为一个运动出现了，它真的是完全抛开了物件——或者是，当思想在艺术中成为砝码时，物件只剩下个残骸而已。极端的例子是罗伯特·巴瑞(Robert Barry)所做的：《我了解所有的事情，但我在那个时刻没有思考－1969年，6月15日，1点36分》这件“作品”该置身于其他事物中，可置身于帝国大厦，阿尔卑斯山，布鲁克林大桥，一旦巴瑞想到这些，作品就有了。

如今，极少主义和概念艺术远比波普艺术要更加具有哲学性，波普艺术则更具社会性——它起初的意图是克服高级艺术和普通之物之间的区别。……在上世纪中期到60年代的这三个运动(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艺术)就是要把艺术来自它自己历史的既定概念中的好些特质清除掉。艺术不再需要是由那些具备特别才能的人——艺术家——来做了，它也不需要特别的技巧了。总之它不必被特别地去做。反正，就像巴瑞那个作品那样，它不必是某件东西了。一个雕塑可以是地上的一个坑——就像奥本海默(Dennis Oppenheim)做的那样：它也可以是墙上的一个洞——就像维纳(Lawrence Wiener)做的那样。在激浪派们手中做的事，使整个60年代似乎是一个激烈的哲学化的实验时期，他们在试验，艺术的定义究竟可以推到多远。就像布里洛盒子——布里洛盒子的问题，等于是艺术家在做一件哲学的工作了，而这个工作是哲学家们不愿来做的。这么说还真不是讽刺，在60年代并持续到下一个十年，艺术，或者说是前卫艺术已经转向了哲学。到了70年代，已经可以说一切皆可为艺术，沃尔霍这样表示，观念艺术也这样表示。到了博依斯，已经可以说人人皆可为艺术家。这些并不是意味着一切皆是艺术，而意味着，一切皆可能是艺术。这就没有必要再问，这个或那个是不是艺术，因为答案总是肯定的。到这个时候，对我而言，这类试验就不必再做下去了。观念的艺术已经把一切非本质的东西都清洗掉了，它余下的那些，只能留给哲学来说话了，如果哲学家们肯在意这个问题的话。艺术家们已经可以用任何方式，做任何事情了。

这就是80年代我出版《艺术的终结之后》时的情形。因为任何事情都可以是艺术了，这对我而言，我们就是处于艺术终结的情况中。这也正是文明开始时的那种情况，是绝对自由的情况。艺术家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东西。用一个哲学化的表达，这该是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而“艺术终结”一说没有被立刻接受的原因是，在一段时间中，表面的结构是不同于深层结构的。关于这一点需要作些说明。

在80年代早期，绘画有一次汹涌的回潮，命名为新表现主义的绘画回归当时确实让人高兴。比如收藏家，那些人在50年代错过了机会——当时纽约画派正源源不断地推出杰作(可是他们竟没有收藏)，这次他们可再不能错过赶紧收藏新的艺术机会，并亲眼看它的价值不断被肯定。瞧，绘画再次浓油重彩起来，大尺度，有笔触还有形象!制作这类绘画须有宽大的工作室，这都是城市生活的新派头：在70年代艺术家们殖民苏荷，

把那些大厂房拿来做成画室。苏荷的街上尽是给像施纳贝尔，沙里这样的人开办的有形象的绘画展。这个(新表现主义)风格似乎成为国际性的。在1984年装修之后重新开张的现代艺术馆，一上来就给这风格做了个展览，好像新表现主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当时《艺术论坛》(Art Forum)为80年代的潮流做了两期专号，意味着这是一个艺术世界体系转型之时。资金纷纷向艺术流去，艺术家开始过得像拥有无限权力的王子，光顾最好的餐馆，满世界旅行，拥有的工作室大到足以办成个工厂。当然，新表现主义的标签掩盖了它深层的区别，这风格在德国具有政治原因，但在纽约就没有。德国的艺术家故意把画画得糟，想叫它失去市场，但尽管它们被画得糟，“坏绘画”还是被收藏被珍爱，因它们有原创性之故。而在美国的情况是，(艺术)只要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与高雅作对的，就被得到肯定。那时候的主导理论，主要出现在《十月》杂志，同意说绘画已经死亡了，因为是支持它的社会一后期资本主义一到了它的末日，被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了，在其中，艺术的形态就会单调得如同毛主义的美学，这种观点的言论，寿命短到活不过5分钟去。(其言论的错误在于“绘画死亡”，这显然是错的——译者注)

我虽认为艺术达到终结，我却不认为绘画死亡了。我仅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新的绘画文化不再只是一个封闭在艺术史中的运动了，因为这样构成的历史已经花招玩尽，黔驴技穷。我们则是生活在一个艺术终结的局面中，这是指艺术最大程度的多元化，在这个局面里绘画当然还是被认可的。我们是如此牢牢地握住艺术这个概念，怎么可能放弃绘画呢。在70年代绘画受到激烈的挑战，主要是有些观念怂恿的。(比如)对激进政治的联想心理学而言，绘画是与男性白人，殖民地，以及所有不好的事情连为一体的。对那些要清理艺术的叙事方式的人而言，像杰作、天才、甚至是才华这类观念都在不可忍受的精英思想之列，绘画因此招致非议而不愿被当成是艺术的关键媒介。然而，这里并没有理由说——就艺术一贯的定义看——绘画是不存在了，如果艺术家对于激烈的批评做好思想准备，就没有什么非让他们放弃绘画不可。何况他们另有榜样，比如备受攻击的金钱，收购，拥有，艺术市场，(它们挨骂归挨骂，照样大行其道一译者注)。事实上这些力量甚至在德国招安了坏绘画，就不难想象这些东西的力量会有多大。

纵然有这些考虑，新表现主义到80年代后期就式微了。代之而起的是，艺术家们开始做的东西显示出——我所定义的——艺术在眼下终结了的意识开始进入他们的想法中。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个人对这个局面做下了什么。我的艺术终结的说法，虽然它给我带来一定名声，并没有被广泛阅读。那并不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我所做的是黑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已经在理论上推演了的。他写道：我们都是时代的产儿，但哲学家的义务是抓住他的时代的思想。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艺术的终结》中所做的。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竟看到了我所抓住的东西在艺术上正是这样成为现实的，我所直觉到的深层结构开始反映到表面的结构上来了，这就是说，不是我直觉到了它，而是它最终破土而出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层面。就是这种艺术——在这种意识下创造的艺术——就是我要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面对的。

以上的文字，已经把“当代艺术”的基本轮廓全画出来了。若再简化一下，可以只是几句话而已：60年代，70年代，西方艺术实验各种手段往观念性倾斜，以此鄙视、羞辱、抛弃艺术的视觉性。80年代新表现主义恢复绘画作为主要艺术媒介，似乎视觉性重新回来，但不多几年，这潮流就消退。从此之后，艺术的观念性就被作为一个固定价值接受了，绘画再也不是艺术的主要媒介。为了表达观念，艺术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形态，可以是印刷物，可以是建筑物，可以是废物，可以是空无一物。总之，那是无关视觉的。

这，就是丹托“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面对的事物——当代艺术。”

我们只要肯面对西方艺术发展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啊)，就可以越过第一道障碍：把“长期以来认为，‘当代艺术’就是现在正在创作的现代艺术”这个看法修正过来。我们只要肯像丹托那样从现实出发，就会毫无困难地接受他所说的：虽然在很长时间中“当代艺术”被当成时间性的词在用。但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后(通过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当代逐渐意味着在某种创作结构之内所创作的艺术，而那是以前整个艺术史中没有见过的创作结构。”

(四)

我们要克服的第二个障碍是，如何摆放格林伯格艺术理论在西方艺术史中的位置(不可以放太高)。

有一个事实是人人看得见的。格林伯格的理论用之于现代艺术，很灵光，用之于当代艺术，则完全不灵，而这是他理论的本性决定的。

格林伯格最了不起之处，应该是建立了现代绘画的纯粹性定义，这成为它决定性的内容。而格林伯格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是把这种纯粹性的定义扩大为整个艺术的定义，艺术因此被他封闭起来，于是事情就变了质。丹托就这一点，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代艺术之所以要终结，“是因为现代主义过于局部，过于物质主义，只关注形式、平面、颜料，以及对于纯粹性所定义的绘画的喜爱。现代主义绘画，按照格林伯格的定义，它只能提出‘什么是我拥有而其他艺术门类不能拥有的’问题。雕塑提出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而这没给我们带来艺术是什么的总体情形，只不过是有一些艺术——或许历史地看是些重要的艺术——本质上是什么。”

独立着来看，集中体现格林伯格主要思想的“现代主义绘画”是篇好文章，逻辑光滑。他借用了在西方思想资源中大师级的康德哲学作为基础，来构建他的现代主义理论，这让他的艺术批评建立在一块结实的底座上。他把康德的哲学框架一理性对于自身的批判一拿来做成现代艺术的叙事框架。现代性在西方哲学中，一般认为开始于笛卡尔，因为笛卡尔把哲学的重点转向内部一转向“我思”。其后，康德对“我思”——人类的理性——作了最精辟的反省和批评。由此，哲学上的现代主义展开了它的途径：让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思想的结构，并批判地审视它们，以便弄明白我们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而最后看出，世界其实是由思想定义的。

格林伯格把这个模式平移到艺术中来：艺术的现代性也在于艺术对自身的“我思”，不然艺术就要“被同化为单纯的娱乐”。艺术想要阻止自身的堕落，只有靠拿出证明自身价值的特别因素来。可是长期以来，艺术体现自身价值的因素一直被写实的功能遮蔽，那么，现代绘画的任务就在于逐步清洗这些遮蔽，“这样做的结果注定会缩减艺术的特长范围，但同时却也使艺术对自身的特长能更牢固地拥有。”

格林伯格接着就提出，平面，画框的形状，颜料的性能就是绘画能证明自己纯粹身份的特质，绘画走向现代化正是把这些特质“毫不隐瞒地显示出来”。最早这么做的画家是马奈一马奈等于是现代艺术中的康德，他首先开始在作品中强调平面性；然后是印象派，他们把注意力完全在颜料的性能上；再然后是塞尚，他不惜牺牲绘画逼真的要求而使画面构成服从画布

的长方形。从这些先行者们开始，艺术的现代之旅就启动了，一路渐渐走到康定斯基，蒙德里安，最后走到波洛克。格林伯格还指出，虽然现代绘画不必定是抽象的，但由于具象出现在画面上最容易削弱绘画艺术的独特性，于是，“为了自身的独立，绘画不得不首先摒弃可能与雕塑共有的一切，绘画使自身变得抽象。”

如果格林伯格的理论就讨论抽象绘画这个种类，格林伯格的处境就轻松得多了。但理论家的胃口都很大，他显然是想用他那实际只能装进抽象绘画的胃，把马奈之后的艺术历史全吞进去，当这只胃袋根本消化不了历史提供的所有东西时，他只能把消化不了的东西吐出来，比如超现实主义，比如波普艺术……实际上，格林伯格对于60年代之后出现的所有反形式的观念类艺术，压根儿就不动筷子了。他建立的理论等于是把艺术变成了一个狭小的胃袋，艺术家一股脑儿都得挤在这个狭小的胃袋里生存，谁受得了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理论会在后来遭到如此多的攻击。而艺术家们的反应更加直截了当(他们从来是直觉很好的群体)，当格林伯格著名的“现代主义绘画”一文在1960年发表出来，代表着在理论上把艺术封闭的工作完成之时，他们马上就动手把俗物，废料，垃圾甩到“纯粹绘画”的脸上，而且简直算得蜂拥而上。跟着，他们把格林伯格的理论弃如敝屣，朝着非艺术的广阔天地呼啸而去。从理论界来看，格林伯格的理论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受欢迎——要知道，在理论上做出一个头尾相衔的体系绝非易事，但那只不过是理论家们自己圈内的游戏而已，艺术家们才不来陪着一块儿玩呢。美国艺术家纽曼(Barnett Newman)对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关系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就等于鸟类学家和乌的关系。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面对格林伯格的理论，甚至无需运用理论的武器来辨识它应有的位置，只需动用自己的common sense(基本感觉)就够了：一种艺术的规定是：只能运用艺术独有的，别种艺术门类无可替代的手段创作(现代艺术)；另一种艺术则是：随你做什么(当代艺术)!那么请问阁下乐意选用哪一种?这其实已经不必当一个问题来问了，西方艺术家们早就都跑到“随你做什么”的一边去了一这已成为当今艺术的常态。格林伯格定义的那种“平面，色彩，长方形”的纯绘画被毫不容情地推到一边，因此丹托和贝尔廷在1984年左右共同指出“艺术终结”一那种专注于自身纯粹品质的现代艺术终结了。他们提出的可不是什么理论，不过就是陈述现实而已。

浅析西方现当代艺术脉络 篇7

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总与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 现代西方文化, 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 是属于海洋性文明。按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海洋性国家较早产生商业, 为维持其繁荣, 需要发展数学, 因此发展了数字和数理推理, 通过假设来掌握世界, 强调区别主客体, 以预定假设的和世界的关系来对世界进行认识。在西方艺术史中, 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西方艺术在视觉图象上取得的进展和每一次变化都是与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分不开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自然生成的。

在西方文化里, 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 而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最高形式。西方艺术史的整个脉络, 自希腊罗马文明人类的理性精神发肇, 经过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 到文艺复兴时期又重新扬起理性精神的大旗, 而正是在这个阶段, 人类开始自以为踏上了一条通往人类理想世界的道路。艺术家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他们对艺术和自身地位变化的思考直接地带来了艺术的转变。自文艺复兴理性精神的复苏, 艺术家开始掌握了更多的真实再现世界的技巧并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前行, 这是个做加法的时期。但是在19世纪初, 世界遭遇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它来自于世俗对哲学不接受、科学取得对神学的胜利后, 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的巨变——工业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敏感的艺术家感受到了风雨欲来前的征兆,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 一个不断复杂和离析的世界里个体与主观经验之间无法调和的裂隙。表面上仅仅是反叛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浪漫主义其实已经嗅到了现代艺术的气息。工业化大生产让艺术家们很快嗅到时代行将巨变的气息, 并且开始反思自身的位置, 当社会离传统的教会和君主时代越来越远后, 艺术家除了替教会、国家、贵族或市场工作外, 自身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呢?艺术和艺术家负有使命吗?西方艺术的进程由此开始不断地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 而随后出现的摄影术更把这些问题推向了极端。可以想象, 在摄影术出现以前, 艺术家是除了上帝之外世界所有图象的制造者, 这可以说是艺术家肩负的最大使命和他们存在的根基。而摄影术的发明使艺术家感到了自身的存在危机。早期摄影都是黑白照片, 画家就退而求其色成为印象派, 他们将色彩理论视作发挥绘画潜力的工具立即对此作出了反应, 对于这个世界除了“形”以外的那部分内容着力表现。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 理性精神引领着人类社会不断在物质上受益其成果, 摄影术可以说是理性精神导致的必然的科技成果, 它在人类视觉领域造成的颠覆式的变化使艺术家由于其特殊身份首先意识到了理性精神带来的“驱逐”与“伤害”。塞尚把印象派的探索又推进了一步, 回到根本的问题上, 使画成为自我完整的结构, 他的风景不再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窗口或镜框, 动摇了“美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传统观点。而紧接其后的毕加索使艺术摆脱了对另一物的模仿, 只是保持了一个形象, 但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形象。同时代的康定斯基与毕加索又不同的是, 他不象毕加索从画面的单个因素出发, 而是从画面全体结构上对模仿造型的存在加以了否认。20世纪作为一个技术变革的世纪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处境。当大规模生产和全球竞争使基本生存和人类尊严的观念变得不确定时, 艺术也面临着一个与印象主义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法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艺术和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战争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崩溃, 以荣誉和骑士精神开战、以大面积的毁灭结束, 曾经人们赞美的机器, 为参加者提供了高效率的杀人和伤人工具。自文艺复兴以来, 知识结构的基础就是人有能力理解、控制和评估周围的世界, 然后运用人类理性去创造一个对所有人都更人道、更富同情心的世界。“一战”嘲弄了这种人类理性的盲目乐观, “进步”并不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一群聚集在中立国瑞士的艺术家们开始反思这种可以发生如此暴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当战争越陷越深时,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感到他们的艺术创作是这个虚伪的病入膏肓的文化机器的一部分, 深感其耻。他们意识到继续创作必须彻底重估艺术对自己和社会的作用, 于是诞生了看待世界和艺术的全新方式。从1900到1945年, 立体主义、野兽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等不同创作方法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某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有时也被融合或者自动转入其它派别。无论是达达派主张的艺术可以是艺术之外的所有东西, 还是超现实主义从无意识中试图解放和揭示人类意识的新的起点, 艺术家们依据自己所受的教育、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企图反应他们看到的这个生病了的世界并试图治疗他们认识到的文化病症。其中达达派和杜尚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们对现成品的使用、对艺术内涵的扩大直接挑战既成的艺术观念, 之后的西方艺术一直朝着他们拓展出的方向前行。包括后来的波普艺术都是在此基础上对艺术资源领域的的进一步拓展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带来了又一次更为深重的伤害和对理性精神造就的工业资本主义理想的彻底破灭。因为它不仅在制造繁荣, 也在制造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恶梦。在物质繁荣的同时人从未感受到象现在这样脆弱。“‘艺术自治’曾是现代主义的口号, 到现在显得那么苍白, 因为人无法逃避他所生存的社会和社会为他所规定的身份。如果他要为改变他的身份而有所行动的话, 那么艺术只是他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 因此‘艺术自治’失去了意义, 作为手段的艺术成为一种争取改变某种政治、经济、个人权利、性别、种族等生存状态的社会行为。”曾在二战时期作过德军飞行员的德国艺术家波依斯成为了自杜尚后的又一个转折性的导师。如果说杜尚只是把艺术拓展到了“现成品”上, 那么波依斯的“社会雕塑”就把艺术从审美和反审美的纠葛中掷入了更广阔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背景中。他对艺术的观念直指人心, 抵达人性的本真需求。他主张的“没有人是艺术家, 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式的西方文化在理性精神主导的世界遭遇困境后返回寻求个人的救赎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中国式古代文人的自我追求和完善的途径。在波依斯之后, 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出现的各种现象都没有能再取得重大成就, 纷繁复杂的艺术图景都只是人们试图与艺术发生联系的各种尝试。随着整个西方世界仍然被技术理性控制着, 仿佛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 不由自主地加速前进, 西方当代艺术以每个艺术家 (人) 的行为, 每件作品的存在寻求着一种向外的力量试图将西方世界拖出宿命的旋涡。

西方当代艺术理论前沿(六) 篇8

我们在前面说了,从上世纪60年代往后,整个西方艺术界关心的,不再是艺术的质量,而是生命的质量、社会的质量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艺术”的特点是向一切领域开放,愿意面对人类可能遭遇的所有问题,而不再是什么美学问题了。

其情形就像丹托在《美的滥用》一书第五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1993年美国惠特尼双年展,其中大多数作品是装置,它们当中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是试图改变美国社会的一种强烈努力,因其内容太尖锐,几乎遭人控告。比如一件叫《出入证》的作品,以揭示种族歧视为主题,参观者在入口处得到一块金属牌,上面写有挑衅性的言辞,比如“我无法想象曾经希望成为白人”等等,进入展室,观众看到的是1991年在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罗蒂尼.金(Rodney King)那段引起全美国人震惊的录像。这段录像能算是艺术吗?首先,拍录像的人并不是艺术家,只是个恰好在现场的普通人;其次,他不过是碰巧录下了这个事件,可不是为了要创作艺术什么的。人们完全可以提出质疑,究竟该不该把这个算作艺术品。可是策展人却选上了这样的“作品”。(丹托对此顺便评价说:“这个录像带的展出反映了策展人地位的变化,他们越来越成为艺术世界的决定性人物。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策展委员会成员是在60年代长大成人的,他们把艺术看成是促进政治和社会动机的手段。”)[1]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当1993年惠特尼双年展选择这个录像带当作品时,“的确反映了60年代以来有关艺术定义方面的变化。从那时起,长久以来被认为构成艺术概念的大量东西遭到摒弃。谁说只有艺术家创作的东西才算艺术品,显然,从未有过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能像罗蒂尼·金的录像带那样,对社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这种内容的录像通过电视在全国以及国际上播放,它成了美国城市少数族裔与警方紧张关系的象征,它成为变化的媒介,它是否是艺术对策展人的重要性不如它表现出的现实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成为一种政治化艺术的模式,它有助于变革社会。”[2]

为了帮助我们把“有关艺术定义方面的变化”看得更清楚,这里不妨来看一个只考虑艺术本身,不关心它和社会大众关系的例子。美国艺术家塞拉(Richard Serra) 1981年为纽约曼哈顿区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做了一件公共雕塑。那是一件极少主义的作品,整个雕塑只有一个单一的造型:只是一块36.58米长、3.66米高的钢板,原色,不刷漆,没有任何装饰。总体上说,它根本就是一堵钢制的墙,突兀地横在广场上。艺术家的本意是在作品中只保留艺术上最基本的元素,任何与这个基本元素无关的考虑都要去掉。因此,这件作品的意义就是这个钢板本身,与外界无关,也就是说,作品对大众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完全不在艺术家的考虑之内。结果,这件公共雕塑从竖立之日起,马上就给在附近大楼中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不便。平时他们在中午休息时可以方便地穿过广场,吃饭、聊天、会朋友,可是这道新添的“钢墙”挡了他们的路,他们需绕道而行。因此,在周围几栋大楼中上班的人全都受不了这件现代作品。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官员说:“这件东西每天都在损伤我们的精神,它只是一块充满了锈斑的钢材,至少对我们来说它没有任何吸引力……对于我们这些在广场周围上班的人而言,我得说:行行好,把它撤除吧。”这件只管自己(艺术本体的纯粹性)不管别人的作品引起了公愤,一千三百多名在附近大楼上班的职工联名要求拆除这件作品。后来,区政府当局应公众的请愿,同意拆除这件作品。塞拉知道消息后,请了律师起诉区政府,要求赔偿他三千万美元的损失费,理由是他的艺术声誉将会因此受损害。这位艺术家丝毫没有检讨他的艺术对公众的不良影响,他给自己的辩护是:想要吸引观众是和艺术家创作艺术无关的事。然而,塞拉的起诉最终没有成功,1989年这件作品总算被拆除了。

这让我们看到,纯美学的考虑会让艺术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不得人心。我们是否该问问:艺术有什么理由要服务于它自己呢?我们发明艺术是为了艺术吗?就像我们发明了火车是为了火车自己吗?这是多么不合理啊。一直以来(主要是现代主义时期)人们好像是被自己创造的“艺术”这个词唬住了,而艺术又经由越来越完善的艺术体制被作为权威全力维护着。在这个体制内,艺术绝对高踞其上,只有专家才配对其置喙,谁又敢说个“不”字?比如,导致塞拉能那么大大咧咧地把一块钢板作为雕塑横在公共广场上的,显然依仗的是来自格林伯格这位专家的理论:前卫真正重要的功能不是实验,而是寻是找一条让自己穿越庸俗,独自前行的道路。“在企图完全与公众脱离的过程中,前卫诗人或艺术家试图通过将其艺术缩小和提升来维持艺术的高水准。由此,‘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出现了,而题材或内容变得像瘟疫一样遭到回避……艺术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其手艺的媒介上……这些方法和规则本身就成为艺术和文学的题材……毕加索、勃拉克、蒙德里安、米罗、康定斯基、布朗库西,甚至克利、马蒂斯和塞尚主要从他们使用的媒介中获得灵感。他们的艺术动人之处似乎主要在于,对创造和组织空间,表面、形状、色彩等等全心专注而排除一切与之无关的东西。”[3]

这样的“将艺术缩小和提升来维持艺术的高水准”,对是不对,我们把判断留给读者去做。我们只看到,有一个叫杜尚的人,偏偏不买所有这些的账。他才不管:我是否能创作“高水准的艺术”,而只自问:什么能让我活得好?是拿起艺术呢,还是放下艺术?只衡量:一切活动,是否能滋育自己的生命,—切与之相抵触的,不管那是个什么——艺术、科学、宗教——部要放下。杜尚的全部能耐其实就在这里,别的倒都谈不上。他做下的任何作品,无论是架上绘画,还是现成品,每一项都有人可以超过他。然而在“放下”这一点上,却无人超得过他。我始终觉得,西方人追捧杜尚,先是被他的活法迷住了:这个人怎么能活得那么自在潇洒呢?然后才转去领会他做的东西。实在说来,他的瓶架子能有什么好,小便池能有什么好,只不过是通过这样的东西,叫我们看到了把它们拿出来的那个人的心态而已:你们都把艺术当个事,可我偏不当个事。(现在的人,光学杜尚的做法是不中用的,恐怕得先学会改变心态。)在西方艺术史上,杜尚无疑是第一个把艺术放下的人。这个放下艺术的人,让生命活出了美丽,然后西方人从他身上看出,创造艺术的美丽,人人可为,但创造生命的美丽却难,因此开始来研究和追捧杜尚,并纷纷学习他半个世纪前独自采取的方向。

而1993年惠特尼双年展作品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当代艺术所做的,其实就是放下,放下这个叫“艺术”的东西。就像杜尚后来任意地把俗物拿来表达他的思想,而彻底不考虑艺术本身那样,当代艺术也是直接从生活中取材、取料,而不肯考虑艺术本身。我们难道不该来想想这个问题,是什么使得不考虑艺术本身因素的创作倾向蔚然成风?

总之,如今在西方,就像丹托说的,在双年展上,绘画越来越少了,那些在现代主义时代被认为是雕塑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美的前卫们,用装置或者别的不美的东西激起人们对于艺术的对抗情绪,那么,到1993年惠特尼双年展上,入选的装置作品根本不是什么对艺术提抗议,而直接是对社会提抗议了。在反艺术的实验性时代(60年代和70年代)过去之后,当代艺术的价值渐渐形成了:在当代艺术的评价标准中,但凡能最大程度地影响观众产生改变社会的愿望——让它更公平,或者是让观众产生改变自己的愿望——让生命更健康,那么,这就是一件好作品。如果还想保留着艺术这个品类的话,那么,它必须服务于这个目的,否则它就是一件奢侈品。当然,无论是从一个家庭,还是一个社会,奢侈品并不一定必须被消灭,但如果为它过度开支,就要遭人唾骂了,就像加拿大国立美术馆发生的事情一样。

1990年加拿大国立美术馆买下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纽曼的一幅抽象画《火之声》,价值176万美元。美术馆收藏什么作品,大众向来不闻不问,由专家们说了算。可是,大众一听说那张只用红蓝两色平涂了三条色带,看上去类似一面旗帜般的东西,要付那么高的价钱,简直群情激愤。在足足两个月时间内,加拿大的各种媒体发表文章,刊登漫画,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国立美术馆根本是瞎了眼,糟蹋民众的纳税钱。加拿大文化部部长甚至也讽刺说:“这幅画看上去像是用了两罐颜色,两根尺,在十分钟内画成的。”不能说加拿大民众见不得美术馆出大价钱收藏艺术,1992年这家美术馆买下了一幅17世纪意大利画家贡多·瑞尼的画,花钱更多,几乎是《火之声》的两倍,330万美元,大众对此一声不吭,毫无意见。而在1993年当这家美术馆收购了另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罗斯科的作品《第16号》(也是只有几个色块的抽象画)时,又再度引发了全国性的非议。民众的反映来自他们的直觉,他们觉得不值。纽曼的《火之声》也好,罗斯科的《第16号》也好,正好是最符合格林伯格的“将艺术缩小和提升来维持艺术的高水准”的那种艺术,可是大众却不肯这么看。这是否说明,当艺术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时,它得小心,不能走出去太远,人群毕竟不是傻瓜,让艺术说什么是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人们是会动用自己最贴心的生存感觉来衡量它的。当现代化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以为工业文明会造福人类)退色时,西方人开始不再受理想的蛊惑,而只愿意面对现实了。艺术从纯粹转向社会现实,也正好与这样的立场一致。

因此我们就需小心了,在现在这个年头,我们还要对艺术放不下,可就落伍了。2009年我在重庆,当地一位女性艺术家带我去看她的作品。我随她走进一个巨大的灰色水泥建筑,建筑是新盖的,类似仓库,但不是仓库,而是“展览空间”那一类眼下时髦的东西。在那个巨大的,没有窗户的空间里,散布着十几个像她那样的艺术家,每人盘踞一块地方画画儿。他们都是被拥有这空间的老板雇用的,条件是每人每月交十张作品给“空间”,而得到一笔生活费。十几个人,就有十几种画法,有形象,有变形,有抽象……他们努力在画法上尽量拉开距离,以体现他们创作的独到性。总之,这十几人尽其所能地在最短的时间中涂满十块画布,以完成一个月的工作量。然后这些艺术品交到“老板”手中,他(或者是他请来的专家)挑选之后,在另一个更加巨大的展厅中展览出来。那个更大的展厅,就在这“空间”旁边,门锁着,为了照顾我这个外来的客人,找来了门卫才开锁进去,让我欣赏这批制作者上缴的上百幅精选画作。女艺术家告诉我,这是他们创作的当代艺术。

当时我对目击的情形感到特别震惊。难以想象,艺术在2009年中国的某个地方竟可以是这样子的:它仅是一幅幅两度平面上红红绿绿颜色的涂抹,那是被十几个呆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巨大灰色水泥物的头脑中构思出来的。这些头脑里拥有的创作动机是什么?是探索新的艺术语言,是同行间的互相刺激和竞争,是体现自己在形式创新上的才华,还是只为了挣到基本的生活费?当然，无论他们动机如何，我们都不能太章怪艺术家，因为人都要生存，而生存不是容易的事。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些东西让我鲜明地感到，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人们好像已经愿意接受这么一个事实：有一种东西叫做“艺术”，人们得为了它特别地、单独地做些什么才对。而就在这个巨大的水泥建筑之外，是重庆一块叫黄角坪的地方，喧嚣的街道、浑浊的空气、拥挤的交通、摊贩的争吵，有时可能还会有斗殴……所有这些都和这个巨大水泥空间内部出产的，被叫做“艺术”的那个东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这样的“当代”艺术，叫人浑身上下浸透在一种情绪中——羞愧。

在当代西方，人们对于这一类以艺术的名义无视社会、漠视人生的做法已经心生厌恶。且别说60年代以来反艺术美的前卫们，即使是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自己，对此都有反省。美国画家古斯顿，是美国伟大的抽象表现主义英雄榜上的“好汉”之一，他在五六十¥代创作了抒情的抽象画，与波洛克、德库宁、罗斯科等人一起，构成了抽象表现主义出台的阵容。然而，即使他已经借此成名，作品有相当的市场，可是他却自问：他有什么权利在世界遍地恐怖时创造美呢?此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重新画出了一种有形象的、漫画般的油画，画面完全不美，那些叼着雪茄、脑袋上只出现一只眼睛的丑陋形象，带着明显的掲露意味——可以是揭露人心的丑，或者是揭露社会的丑。他这样大幅度地改变画风，为的是要找到一种与他的道德不安相一致的艺术，他很有良心地写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坐在家中，读着杂志，对于种种事情生出愤怒——然后走进画室，把红色和蓝色调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有某种途径是我可以采取的。我知道在我前面横着这么条路，一条未踩结实的路。我想走上去把它踩结实，就像我小时候做的那样。”™于是，这个追随自己良心的画家，甘愿接受由于离开抽象表现主义风格而受到市场冷落的后果。尽管西方观众现在并没有就此排斥任何抽象画，指责任何依然醉心于创作优美画面的画家们，(当代艺术是包容和多元的，不再会从一种标准出发排斥异己，市场是多样的，观众也是多样的。)可是，西方观众已经具备了一种觉悟，不叫它们让自己做大，膨胀成为艺术存在的理由。

我们不是缺乏对多样化的当代艺术的衡量标准吗?我想，上述的例子应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衡量当代艺术的标准。丹托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我认为艺术的卓越性与艺术应该做什么、它希望达到的效果有关。1993年双年展的作品意在改变我们看待非正义事件并行动的方式。就像女性主义作品并非为了赚取我们对其欣赏的目的，而是改变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如果它具有这种效果，如果它能使观众看到他们以前无视或看不到的非正义的存在，那么它就具有艺术的卓越性……作品是用来改变那些看到它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认为世界是个非正义的地方，事实上是要让人们受到感动，然后去改变它。”[5]

参考文献

[1][2]丹托《美的滥用》,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3]格林伯格《前卫与媚俗》,秦兆凯译,引自《当代艺术理论前沿》,朱其主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4]同[1],第101页。

当代西方国家与教育关系研究述评 篇9

一、新自由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样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

1.国家公共教育神话论。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爱德温·G·威斯特(Edwin G.West)立足经济学的视角,运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Senior)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邻近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供应方效应”(Supply-Side effect)等理论考察了国家公共教育和私立学校起源等基本问题,其重点在于批判国家保护教育。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在教育领域被彻底打破,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试图揭穿公共教育的神话,全面检视“政府教育对保护少数弱小者是必要的”和“政府支持公共教育可以获得邻近效应”两个理论命题的虚假性。所有学校教育,特别是国家支持和保护的公立学校教育,获取了从国家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新权力,它使学校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在国家教育制度和学校团体的自利原则下,学校拒绝向教育的消费者转移这种权力。国家公共教育更加关心组织化的教育利益集团,而不是非组织化的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代议制民主经常挫伤教育消费者的天性,因为它摒弃自由市场,主张国家垄断。“威斯特的这些主张全面控告了公共教育,更直接有力地驳斥了教育应当是一项由税收提供经费的政府服务思想”。[2]“他对国家和私立教育的起源以及经济学的先驱性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的经典”。[3]同样,作为教育券制度的思想奠基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显然反对国家教育权力的无限扩大,反对一切妨碍个人或家庭接受教育之自由的国家教育行为。因此,任何补助应该直接给予个人以“用之于他自己所选择的学校”,这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安排。

2.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二战以来美国的批判教育一直讨论教育民主问题,但是他们很少关注教育在民主国家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有些学者只是局限于以纯粹的政治和教育术语对此进行讨论。而且,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也不适合用来理解教育的角色”。[4]罗伯特·赫斯利普(Robert D.Heslep)从艾伦·格沃斯(Alan Gewirth)的道德理论出发,并辅以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分析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赫斯利普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格沃斯的道德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修正,他不但提供了一种教育道德责任的普遍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运用到教育的具体方面,如课程、教育平等、道德教育和教育决策等问题。赫斯利普重点论述了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又呈现出问题和推理的层层递进,首先阐述教育实践作为民主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其次详细说明这种功能的哪些要素具有道德义务,最后确定这些要素在民主国家中具有的道德义务。[5]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三大重要思潮之一,亦成为西方教育学者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独特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知识资源。值得强调的是,更多的学者是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从批判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

(一)北美批判教育学派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是批判学派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分析了马克思及列宁与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国家、葛兰西与教育、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普朗查斯(Poulantzas)的国家与基础之间的机能关系。[6]同时,为了寻找殖民地教育在帝国主义结构中的合理定位,卡诺伊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宁的理论假设以及曼米(A·Memmi)和法农(F·Fanon)等后殖民理论,提出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作为帝国主义结构的一部分,将殖民者国家的价值目标传递给殖民地的各个阶级,使其为殖民者国家服务”。[7]卡诺伊从社会依赖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观出发,提出针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依赖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向德国学派奥菲的辩证国家观,认为教育国家机器是社会冲突的延伸。资产阶级对资本积累的追求与弱势阶级对公平民主的向往,构成了社会冲突的两种力量。国家是这两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教育变迁也受这两种力量的影响。因此,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教育面临经济再生产的压力,同时也肩负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8]

20世纪70年代,批判教育研究的中心是考察学校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梯斯(Herbert Gintis)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著作中,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维度,解释了学校系统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带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校经济再生产理论。围绕这一观点,批判教育学者展开激烈论争,进一步分析了学校教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批判教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阿普尔(Michael Apple)认为,“教育改革尤其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主要是由国家开办的,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一个政治过程。教育往往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分析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离不开对学校教育中知识、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的关注,其本质是探讨教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9]毫无疑问,“学校是经济和文化再生产的机构。学校并不存在于政治真空中,学校的结构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10]因此,教育应该被看成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自身的行为,而应该关注教育是如何与阶级、种族、性别、控制生产和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相关的。[11]在《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文化政治与教育》等著作中,阿普尔采纳了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身份政治”和“权力多元”、英国伯恩斯坦的新教育社会学、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等理论,同时还批判性地接纳女性主义和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资源,论证了学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功能,解释了美国公共教育制度改革背后所反映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性的差异,以及葛兰西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公立学校的改革运动,诸如择校、学券制、国家课程、全国考试等,都是右翼借改革之名,进一步强化精英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行动策略。新保守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淡化国家控制、实行教育市场化的同时,转而又举起回归传统价值的大旗,强调要对国家课程和全国标准化实施质量控制,其本质是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强化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阿普尔强调要“戳穿霸权意识形态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隐秘压制真相,强调多元文化与权力认同,唤醒教师、学生、社区成员和活动分子的自觉抵制意识,致力于反右翼的不懈斗争”。[12]

相对于阿普尔早期注重微观领域知识价值负载的传统,批判学派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吉鲁(Henry A.Giroux)则更关注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政治”,他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校文化研究提出,“学校教育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种形式,学校是通过社会关系构建认同感、价值和意义的场所,这些社会关系使特定的知识形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合法化”。[13]对批判教育学者有过专门研究的托雷斯(Carlos Torres)认为,国家和教育的关系是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根本问题,国家在社会再生产和教育政策中扮演关键角色。任何关于教育和国家关系的分析应该考虑关系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从而揭示多种张力和矛盾。

(二)“英国学派”的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英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为思想基础,论证了国家形成与教育发展理论。格林认为,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时序是同一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时间序列决定了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国家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表明,教育是国家统一和推广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同时,他还用“发展性”国家理论分析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教育发展问题,认为尽管民族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下降,但教育和培训仍然是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关键因素。与格林相比,罗杰·戴尔(Roger Dale)更侧重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遵循葛兰西反经济主义政治实践观的认识路径,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国家对教育具有最重要的影响,“我们只有抓住国家扮演的不同角色才能完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教育改革的设想、意图和结果”。[14]通过界定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条件———资本积累、确保资本积累持续扩张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国家角色的合法化,并阐述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之间的矛盾,罗杰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国家机器,教育制度面临诸多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问题。

三、新保守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当代西方,新保守主义作为与新自由主义齐头并进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曾经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新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托马斯·默里(Thomas Murray)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东亚等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教育与国家的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所有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教育都处于中心位置。因此,教育应承担的角色是传授给学生基本的科学知识、交往技能和既有的社会价值规范,培养学生认同国家、效忠政府、维护现存秩序的道德品格,从而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发展。胡安·特德斯科(Juan Tedesco)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对教育的态度,认为拉丁美洲教育的发展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关系比与生产制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些国家无法保证最低限度的教育,最关键的原因是国家否认全国课程及已有社会价值伦理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在教育发展中引进自由主义的做法。因此,对于拉丁美洲部分高外债的国家,更加需要加强和巩固教育国家机器,重视民族传统,提高国家在教育发展中的决策、规划能力。[15]此外,还有学者论述了国家课程、传统价值和品格、标准化测试、基础教育中传统科目等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学校绩效,建立民族整合和国家认同,促进国家发展和国家稳定。

四、女性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性别”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话语之一。在当代西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社会性别也成为一种新的分析范畴。许多学者把性别取向作为分析该问题的重要视角,分析国家发展、教育、权力和性别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女性来说,国家、家庭和工作场所存在着交集,而当前国家中的官僚制度是不利于女性发展的。在分析社会再生产和教育,家庭、国家经济发展和教育关系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性别的概念化来发挥女性应有的作用。索卡·康诺(Sorca O’Connor)论证和评价了国家塑造儿童并为他们提供日常看护服务的正当性,主张国家应该重新界定女性抚养儿童的功能并在国家政策中有所体现。[16]在《挑战国家?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教育实践》中,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分析了1900~1930年间,英国大量位于教育一线的女性主义教师致力于以自身的方式改革国家教育,她们认为,教育会对国家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接受教育会带来启蒙和社会变革,因此,教师职业是她们自身获得完全解放的有利工具。而事实上,女性教师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由教育国家机器之外的政治因素构建的,国家会对女性主义教师采取相应的“回应”,所以,她们不可能从政治、组织等方面对国家教育发展政策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五、制度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国家教育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制度问题”。[17]约翰·丘伯(John E.Chubb)等学者借用政治研究中的制度理论,立足制度分析的视角,研究了美国中小学的教育制度,认为美国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制度本身,只有经过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因此,应该在择校、竞争和学校自主权等要素组成的新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公共教育体系。这种体系有别于由政府通过政治市场和科层制直接控制的学校体系,主要依赖市场和家长选择,由政府间接调控。同样,“在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学校教育已经是一个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18]有学者考虑市场———市民社会和市场———国家等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建立一个多维立体的制度分析框架,从而探讨国家在教育制度中的角色以及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复杂关系。《教育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更是以“制度”为中心,运用理性选择、组织规则、路径依赖等典型的新制度主义话语分析美国公立教育重建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美国学校的焦点是学校教育制度的重建,强调应该考虑教育与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相关性,通过公共选择来重建国家公共教育。

六、多元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政治多元主义的影响下,部分西方学者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体现出多元主义的价值特征。海因茨·梅耶(Heinz-dieter Meyer)和威廉姆·博伊德(William L.Boyd)等学者探讨了多元化社会中的教育与国家发展问题,认为在西方社会从文化、权力的社会同化论转向文化、权力的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必须从市民社会、市场、政府国家和家庭的互动关系中来重新认识教育和国家政策的相关问题,强调在教育改革中需要平衡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等各方多元化的利益和力量。同时,在关于多元主义和公共学校的局限的讨论中,学者们侧重于从多元主义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分析了国家教育及其自主发展的不可兼容性,认为学校教育自主发展应该倡导多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提出一种能促进个人和学校发展的多元主义政治策略,反对共同的国家教育,追求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法格林兰(Ingemar Fagerlind)等学者认为,教育过程的参与者是多元化的,所有这些参与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要解决教育与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角色。教育决策将代表谁的利益和谁的优先权,而国家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协调教育和发展的目标,这些是教育与国家关系的基本问题。

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是充满争议的棘手问题。当学者们立足各自立场和视角探讨该问题时,无疑会形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在研究倾向上呈现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多元价值取向;在研究路径上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特征。毋庸置疑,这些都将为我国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甚至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现实建构提供一定的知识资源和理论参照,但仍需我们批判性地甄别、筛选和运用。

当代西方民营企业慈善文化及启示 篇10

一、西方慈善理念

西方的慈善传统根源于以“博爱”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 由于宗教对人的灵魂有启迪和震撼的作用, 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中最具有神圣性与崇高感的文化和精神支柱, 由此推动了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

1. 公民的慈善责任。

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是道德责任, 因而西方国家公民的慈善行为并非是个人爱好的冲动, 而是发自于内心的, 非因外力因素压迫产生, 并且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得到快乐, 因帮助他人产生满足感。

2. 博爱精神。

西方国家的民营企业慈善文化的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认为富人的财富是有罪的, 这种“罪富”的观念早已植根于西方人的脑海里, 与慈善文化融为一体, 去提醒富人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救济穷人并在自己去世之前捐献出自己大量甚至是全部的私人资产。

3. 企业公民慈善理念。

在西方国家, 企业作为“企业公民”, 其企业慈善文化是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重要价值观。企业一般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自我定位、是否建立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制度以及是否培育企业公民文化三个层面来评价企业公民状况。西方国家有很多企业都具备先进的企业公民慈善理念, 表现大部分企业都把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 并且将慈善事业的发展作为企业日常运作的一部分, 而且企业大都建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组织。企业中的领导者及员工都以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为荣, 并从中得到救助他人的快乐。

文化是一种行为模式, 是一种心理沉积。受西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教化的人们把慈善视为一种理所应当的义务和责任,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我国也有自己的慈善文化传统。那就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传统, 慈善作为一种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的精神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中。只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还不能完全依赖于人的道德自觉, 提高我国公民慈善意识和建设适合现阶段社会需要的慈善价值观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所以营造慈善文化深入人心的氛围环境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是我们进行慈善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

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是一个国家建设慈善文化的重中之重, 从上述西方国家慈善文化的特点可以看出, 博爱精神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公民的内心信念, 渗入到每个人的骨血之中。企业家也不例外, 除了积极参加社会慈善公益活动之外, 还将慈善文化的建设列入企业章程当中, 设立了企业的专属基金会, 为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此值得借鉴的是, 企业家的慈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捐款捐物资方面, 还着眼于促进教育事业、环保事业、医疗事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使得慈善活动融入企业的日常经营运作当中。随着企业逐渐加大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力度, 西方国家的国民贫富差距逐渐缩小, 社会保障的建设也得到大量的资金注入, 并且发展成熟。同时还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二、借鉴与实施

通过研究西方国家慈善文化, 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慈善文化的精华, 为构建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文化提供重要的利用资源。

1. 学习西方博爱精神。

西方国家的慈善文化起源于“博爱精神”、“原罪说”、“社会责任感”等, 这种爱是不受血缘关系、种族、信仰、阶级地位的影响, 是普遍的爱, 因而西方国家各阶层的人都参与慈善事业, 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救助。而我国则一直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 国民的爱是亲疏之爱, 是有差等的爱, 所以我国的慈善理念与西方国家比起来相对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西方国家培育博爱精神, 爱他人如爱己, 无条件地去帮助弱势人群。

2. 我们要加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培育责任文化。

西方国家的慈善文化具有内省和自律的要求, 是国民处于本能意识履行社会责任。而在我国的国民心中, 如果行使慈善行为就应该被他人知道, 因而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宣扬的慈善”。慈善文化的推广不能仅靠恻隐之心, 它需要相应的教育。所以, 我们应该在加大慈善活动宣传力度和营造慈善文化氛围的同时, 从幼儿开始普及慈善理念的教育, 学习西方国家的责任文化。

3. 培育企业公民文化。

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和流派述略 篇11

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和流派述略

■刘红

二十世纪最后25至30年，西方译论有了显著的发展。它虽然没有完全突破固有的理论阵地，但确实从五个大的维度——结构与意义、意义与交流、意义与文化、意义与认知、翻译与社会政治——“热热闹闹”地拓展了翻译思想，深化了理论认知。具体来说，就是在对待意义、结构、形式、功能等四个基本层面的问题上有了更符合翻译实际和时代诉求的翻译基本原则和基本的理论主张。西方当代的翻译理论按其基本的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流派和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或动向：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approach）、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approach）、释义学派（Hermeneutic approach）、文化翻译学派（Culture-based approach）、后现代主义（此处主要指文论）与翻译理论、心理-认知心理学派（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s）、新直译论（Neoliteralism）。

一、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approach）

西方语言学派的前身叫做“修辞—语法学派”，它的基本主张是Sense-for-Sense(意义对意义)，反对Word-for-Word(词对词)，这个古老的主张传承自西塞罗和昆体良，经过文艺复兴，直到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语言学说问世和布拉格学派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开拓性研究。其时的翻译思想则集中于直译以及如何保持古风（archaism）问题，译论完全是学究式的论述（R.Copeland,1991）。

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思想随近百年来语言学的发展演进而发展变化。十九世纪下半期以前的欧洲语言学即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主要关注罗曼语与拉丁语之间的语音变化，尤其是西班牙语、法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语音发展渊源。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问世（1916），随后的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韩礼德（M.A.K.Halliday,1925-）的功能语法学说、美国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都是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重要的理论思想源头，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说。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衍生出了语段语言学派。语段语言学派关注的中心是“text”，他们的基本对策是re-textualising（语段重组），就是说，他们对结构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词”推进到了“语段”，将语言陈述单位由“句子”推进到了“超句子”。传统语言学派译论的代表是 Catford（1965）;Nida（1964）;Koller（1979）;Newmark（1989）等人。语段语言学译论的代表有Neubert （1983,1992,1993）;Hatim and Mason（1990,1997）;Gopferich（1995）;Stolze（1999）等人。

二、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approach）

功能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交流（或传播communication）和使用（use，运用、应用），而交流与使用的目的和效果息息相关；语言学中的功能观则集中于语用学（pragmatics）,焦点有三：目的、效果与运用。因此功能学派的哲学理据和源头，始自后期的维根斯坦哲学以及哲学上的实用主义以及皮尔士的pragmaticism。语言学中功能主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也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之“源”。西方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Vermeer（1978,1989,1996）,Reiss（1984,1991）,Nord（1991,1993,1997,1988）,Neubert（1992,1993）,HonigandKussmaul(1982,1995,1997),Holz-Manttari （1984,1993）,Rhodes（2000）,Munday（2001）等人；其中有些学者也被称为“翻译行为学派”（translatorial actionist）。

三、释义学派（Hermeneutic approach）

释义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摒除误解、对意义进行解释并达致理解，其基本的理论思想是理解是释义的中心任务，也是翻译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释义学派认为“翻译就是理解”；理解必须依仗语言，而语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理解不应与任何一个组成语言整体的部分脱节，“释义思考”的“整体性是理解的保证”；除语言的整体性外，理解的整体性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认识与应用的统一、理解的当下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等等；在整体性的前提下，释义学派提出的翻译“基本策略”，可以表述为“信任”、“侵占”、“吸纳”和“补偿”；释义学派认同译作对原作的超越，因此译者应该是一个进取的、积极的、被赋予了应对能力的个体。释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H.Meschonnic（1973）;Steiner（1975）;Berman（1984）;Sperb 和 Wilson（1988）等人。

四、文化翻译学派（Culture-based approach）

目前西方并没有形成着眼于全方位文化的、有系统的文化翻译理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当代翻译理论整个来说还比较“浅”，不足以解决深层的问题。实际上所谓“文化翻译学派”目前并未形成，眼下译论关注的大都集中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义诠释问题，因此只能说是文化翻译的文学“剖面”或“维度”。西方当代文化翻译思想的基本特征是翻译运作向译语文化“极度倾斜”、向“市井趣味”及商业价值极度倾斜。由此而造成“翻译行为”及品类的“本体性分化”，“折射”难免变形，一部文学作品的“折射性改写”将难以被视为翻译。“文化不可译”只是说出了文化独特性的一面，文化还有很重要的另一面；人的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广泛的同一性和“可描述性”以及语言极强的功能补偿性、读者接受的可塑性，等等——因此，必然还有可译的一面。本杰明的这个观点也不能不看到。

五、后现代主义（此处主要指文论）与翻译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潮，具有明显的反思、反叛、反逆倾向，针对的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以及西方传统。既然是“反思”，就必然具有批判性甚至叛逆性，也必然会有是有非、有正有误。这些是非正误必然影响到当代译论，因此，对我们来说应冷静、客观地对之加以审视。“后现代文论”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批评理论，一般具有强烈的叛逆特征。当代西方译论中具有这一倾向者不乏其人，但主要有两派：一是解构派；二是所谓“翻译与政治派”。也有人将他们合称为“新功能主义”。“解构论”的观点十分芜杂，其代表人物正是思想芜杂的J.德里达。“翻译与政治”流派的基本思想是：翻译必不可免地与社会群体的政治倾向与诉求挂钩，原语与译语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超政治的，“译出”与“译入”从来就是“权利（霸权）”与“反权利（霸权）”（或者相反）的表现形式。

六、心理-认知心理学派（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s）

西方当代译论认知心理学派是二十世纪80年代西方认知科学发展的产物。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派。它的基本理论思想是：翻译过程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对传统心理学论者波因克尔于1913年提出的程式论四段式进行甄别性论证，波氏四段式是 preparation(准备)；incubation(孵化)；illumination(领悟)；evaluation(评估)（Ulmann,1968;Landau,1969;Taylor,1975;Preiser,1976）;翻译不仅是创造性行为，而且是再创造行为；引进心理学家吉尔福德氏的divergent production(趋异生成)论，来论证文本分析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翻译的心理机制，目的在于说明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之一：译语文本样式的产生与其说取决于原语文本，勿宁说取决于译者认知心理分析机制的运作，因为原语文本只不过是一个符号集，关键在译者如何分析、解析这个符号集，而这一心理机制的运作，人各有异，译文文本因而呈现多种多样。

七、新直译论（Neoliteralism）

“新直译论”是美国当代译论家罗斯（M.G.Rose）于1993年提出来的一种对欧美翻译发展趋势的评估。他认为70年代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倡导的直译论正在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直译论，即在直译原则下关注品位或公认的修辞准则。罗斯认为，新直译论认同文努蒂（L.Venuti）提出的“看得见译者”的翻译，它的对立面则是“看不见译者”。新直译论一直是当代西方翻译的一种倾向或思潮，并没有形成什么稳定的有群体意识的“流派”，但他们讨论的“外域化VS本土化”、“异化VS归化”以及所谓“流利论”等等问题却常常触及西方译论的“核心价值”，因而往往壁垒分明。

综上所述，可以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思想归纳为以下要点：第一，当代西方的翻译思想主流是：侧重交流目的、交流形式、交流效果；侧重译者的功能发挥，抑制原作的意蕴；侧重译文倾向并抑制原作反映的外域文化，要让外域文化和价值观适应本国文化。第二，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价值观：翻译是为目的语文化服务，而且只为目的语文化（通常则是英美文化）（Anglo-Ameriean culture,Venuti,1995）服务，可以说，西方当代译论的几个主要流派，充分反映了西方的功利观，不少英美理论（或论断、主张）更显示了英美文化的话语霸权。总之，当代西方翻译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西方（尤其是英美文化）的功利考量。第三，西方译论对待传统的态度可以给我们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不应该墨守传统，应该让传统“reshape”;出自叛逆的传统改造未必是一种科学的归宿。我们也可以看到翻译思想实际上是翻译流派对某种理论理念的基本共识，而所谓“理论理念”则无不源于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长期的、执著的体验、体认和领悟，源于他们对自身和同业者的经验观察和审视，因此这里的经验既包括直接经验也包括间接经验。翻译思想是无数同业者对实践的体验、体认和体悟的结晶；而流派则是同业者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某一翻译思想的认同为纽带而形成某种“神聚形散”的专业阵线或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松散的群体。有翻译思想不一定能形成流派，有流派的存在则必然有某种该流派赖以维系其“神聚”的翻译思想。此外，世纪之交总是新论踵出、思潮涌现。今天，由于与翻译有关的种种学科的发展，翻译思想已愈趋复杂，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可以“浓缩”为一、两句箴言。当代各流派翻译思想往往涵盖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而且同一流派中的成员的翻译思想也不尽统一。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切忌简单化，一定要掌握针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学会尽可能全面、深刻地看问题。

[1]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

当代西方学者低碳经济思想探究 篇12

一、当代西方学者低碳经济思想透视

当代西方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主要散见于诸多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学著作之中。现择其代表性人物及其观点介绍如下:

1. 肯尼斯·波尔丁的“太空船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是当代西方学者中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 将物质循环理念引入经济学的第一人。1966年, 波尔丁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经济学》。在文中他提出了“太空船经济”理论, 该理论认为, 地球资源与地球生产能力是有限的, 必须在自觉意识到容量是有限的、未来是封闭的地球上, 建立循环生产体系。强调在封闭的“宇宙飞船”中, 只有对其中的资源储备和环境条件倍加爱护, 才能维持乘员 (地球人) 的生存, 否则将会毁灭。因此, 该理论主张以储备型经济替代传统的增长型经济, 以休养生息经济替代传统的消耗型经济, 以低碳经济替代传统的单程式经济, 以福利量经济替代传统的生产量经济[1]。“太空船经济”试图回答:人类这个宇航员怎样才能驾驶地球这个小小的飞船, 怎样才能权衡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这四者之间的关系[2], 该理论最有价值之处就是要求人类抛弃传统的单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牧童经济”, 代之以反馈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低碳经济”。

2. 迈克尔·布劳恩加特和贾斯特斯·恩格尔弗里德的“聪明的产品体系”思想。

德国的迈克尔·布劳恩加特和贾斯特斯·恩格尔弗里德提出了以“聪明的产品体系”为核心的低碳经济思想[3]。他们把产品分为三类: (1) 消耗品。这里的消耗品是指一般只使用和消耗一次然后就变成废弃物的产品。为了使一种产品成为合格的可消耗产品, 它在废弃后必须能够进行生物降解, 能够把自己转化成另一种生物的食物, 而不留下任何可能造成危害或累积的有毒残渣。从根本上来看, 它必须有能力变回泥土, 在它的分解过程中不含有任何有害的中间过程。 (2) 服务产品。它主要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耐用消费品, 也包括非耐用品, 如包装。他们认为, 人们想从这些产品中得到的不是产品本身的所有权, 而是这项产品提供的服务。在“聪明的产品体系”下, 这些产品不出售, 而是许可购买者使用这些产品, 而所有权仍然由制造商保留着。当消费者购买了一台电视机或一辆车时, 你所购买的仅是使用它的权利, 这种许可权是可以自由转让的, 但是该产品却是不能被扔掉或处置掉的, 它必须由最后的使用者还回来, 或者涉及到比较大的装置时, 由制造商或零售商运走。在一个“聪明的产品体系”中, 服务产品的设计将便于全部拆卸, 以利于再利用、再制造或回收利用。这要求有一种崭新的模仿自然的设计原则:废物等同于食物。制造商不再只是考虑产品走出厂门时的价值, 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产品返回工厂时的价值。 (3) 不可出售的产品。所谓不可出售的产品是指有毒化学品、放射性物质、聚氯联苯、重金属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对这些产品而言, 不存在任何在环境内部的“循环”, 因为它们不可能被并入任何连续的或循环性的过程中而不造成任何危害。一个“聪明的产品体系”将努力从设计上就使消耗品中不含有不可出售的产品, 最终将其排斥在所有服务产品之外。同时, 不可出售的产品必须逐步退出, 被其它产品替代,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出安全有效的储藏方法。

布劳恩加特和恩格尔弗里德所建议的将制造商与他自己所生产的废弃物捆绑的做法即低碳经济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的制度和理念, 抓住了废弃物产生源头, 责任应由制造商承担, 这样可以为公司重新设计甚至重新考虑他们的企业和生产过程提供强烈的动机。

3. 保罗·霍肯的“商业生态学”理论。

保罗·霍肯的低碳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3]: (1) 线性经济存在严重的弊端。霍肯认为, 我们现在所建立的仍是沿袭工业革命之初的强调不受任何约束的增长的“线性的”低信息质量的工业生态。 (2) 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霍肯的低碳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商业活动生态化转向的研究, 而“所谓商业的生态学模式, 是指任何废物对于别的生产方式都存在价值, 因此一切都可以回收、重新利用和循环再生”。他认为通向可持续发展有三条途径:服从“废物等于食物”的原则, 在工业生产中完全彻底的消灭废物, 即低碳经济的途径;从一个建立在碳的基础上的经济转变为一个以氢和阳光为基础的经济;建立起支持和加强恢复性行为的反馈体系和责任体系。这三条途径在他看来都遵循着一个榜样———大自然。低碳经济模式———第一条途径, 即最重要的途径———不仅当场节约了资源, 而且重新安排了人类与资源的关系———从线性关系变成循环的关系, 这将极大的增强人类在减少环境恶化的同时享受繁荣生活的能力。 (3) “系统设计”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占据首要位置。他认为, 一个循环的和恢复型的经济是摇篮到摇篮的全程的思考, 因为每个产品或副产品甚至在被生产出来以前就已经想好了它随后的形态。设计者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这一产品将来的用途和避免废物考虑在内。 (4) 应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商业。按照霍肯的观点, 目前的企业活动构成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 企业人士要么致力于把商业改造成为一项可恢复生态环境健康的事业, 要么就将社会推向坟墓。因此, 必须重新认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经营、企业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 企业的出路在于通过服务、富有创造性的发明和高尚的道德伦理来为人类普遍造福。

4. 巴里·康芒纳的“控制等同于失控”思想。

巴里·康芒纳是美国著名的环境科学家。他的低碳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 (1) 在对待污染物的问题上, 预防胜于控制, 因为控制的结果最终必然是失去控制。康芒纳认为, 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以用两类方法进行补救:一类是保留该活动但外加控制装置, 把产生的污染物管理起来或销毁掉, 使之不进入环境中;另一类是改变产生污染物的活动来消除污染物。 (2) 经济及技术因素导致资源未能完全实现循环利用。康芒纳以美国为研究对象, 剖析了废弃资源未能循环利用的经济和技术因素:从经济因素来看, 市场竞争使同类产品的生产向大企业集中, 而这些企业由于成本原因选择一次性包装, 而放弃使用可重复利用的包装物。从技术因素来看, 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中, 一是与所有其他生物共同居住的自然世界, 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 康芒纳称之为“生物圈”和“技术圈”。“生物圈”存在着一个“大自然最了解自己”的法则, 表明生态圈自身是和谐的, 其成员之间以及每个成员与整个系统之间都是相协调的, 这种和谐的结构是地球50亿年生物进化的结果。而与“生物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技术圈”是由变化过程快且种类繁多的物品和材料构成的, 如“尼龙在技术圈里是有用的新产品;但是在生态圈里, 由于没有受过进化的检验, 却是有害的入侵者”。 (3) 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并从源头预防污染。这些措施包括:重新设计经济系统;引导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充分发挥环境民主的力量;政府采购应发挥积极作用。康芒纳还强调要注重意识形态问题, 他认为,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下, 生产和决策理应与意识形态相一致, 由社会决定, 这样就能考虑到环境因素, 也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5. 艾默里·洛文斯的“自然资本理论”。

艾默里·洛文斯在能源、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战略领域的研究很有建树。洛文斯认为, 地球生态系统无偿为人类提供服务, 离开这些服务人类将难以生存, 而采用可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先进技术对我们经营商业的方式做某些简单改变, 就可以为今天的人类和后代带来惊人的利益。在洛文斯看来, 通往自然资本论的进程中, 商业经营模式会发生以下四方面变化[5]: (1) 大大提高自然生产率, 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这一变化即低碳经济所倡导的减量化原则。洛文斯认为, 在减少从耗竭到污染的浪费性的和破坏性的资源流动过程中, 存在着巨大的商机。有远见的公司通过先进技术成倍的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可以使自然资源获得巨大的节约, 公司本身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2) 转向在生物学上受到鼓励的生产模式, 即低碳经济模式。自然资本论追求的不仅是减少废料, 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废料观念本身。在封闭循环的生产系统中, 按照自然的设计模式, 每一种产品最终要么作为一种像混合废料那样的养料无害的回到生态系统中去, 要么变成一种用于另一种产品生产的原材料。 (3) 向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的商业模式转变, 即低碳经济所倡导的职能经济或服务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从一种把商品的占有作为其富裕量度转变成一种对质量、实用性和功能的不断满足来衡量富裕程度的经济模式。 (4) 对自然资本再投资。洛文斯认为, 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资源生产率的资本家, 必须对恢复、保持和扩大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他们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基地投资。洛文斯认为, 在实行有利于环境的变革方面领先的企业, 可能会获得异乎寻常的利益, 而那些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公司则可能会失去它们的特许经营权、它们的正统性和大量钱财。

6. 莱斯特·R·布朗的“生态经济”思想。

莱斯特·R·布朗在他所著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 阐述了他如下的低碳经济思想[6]。 (1) 效仿大自然重新设计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的用后即弃型经济, 是不适合于世界的模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太阳/氢能源经济”。这种经济所生产的产品是在摇篮到摇篮的生命循环中运转, 而不是在摇篮到坟墓的过程中运转。这种设计意味着要效仿大自然的环形流动模式, 即闭路循环的模式, 去取代现在那种直线型的流动模式。 (2) 反对过度消费和物品用过即弃。布朗认为, “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两种形成全球经济演变的观念, 即有计划的将用品废弃和东西用完就扔。二战后, 这两种观念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途径在美国都被经济采用了, 似乎东西耗损的越快, 扔的越快, 经济发展的也就越快”。这种观念造成了发达国家过度的消费。布朗认为消费应适度, 并尽可能避免使用一次性物品, 代之以可循环利用的物品。 (3)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新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非材料化, 但同时, 也正是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和环境迅速恶化重要原因。

7. 艾瑞克·戴维森的低碳经济思想。

艾瑞克·戴维森是美国的资深科学家。他的低碳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7]: (1) 垃圾是包括农业、工业和消费行为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 这些东西被我们丢弃, 可能会逐渐渗透、扩散并消失在环境里。 (2) 在垃圾问题上存在着“科技动力学定律”。一是问题守恒说。问题永远不会消失, 它们只是被取代, 一个紧接着一个。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 则会衍生另一个新问题;二是科技挑战总是不断增加。当人口数量增加, 但自然资源数量持续不变或是减少, 则科技挑战的规模、个数和复杂度都会增加。 (3) 产品应采用“内建式 (built-in) 回收设计”以彻底解决垃圾问题。“内建式回收设计”即由制造商亲自来设计生产可回收的产品。与布朗一样, 戴维森崇尚建筑设计师威廉·麦克多诺所提出的解决垃圾问题的方法, 即重新设计产品。这种“内建式回收设计”作法不仅可以节省填埋垃圾的空间, 也可以降低污染物渗入河流与地下水的几率。 (4) 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创造经济诱因, 如通过征税或抵税来抑制或奖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破坏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同时, 人类应多投入一点“心力”来预防资源和环境的耗竭与污染, 远胜过将来耗费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资源来进行“治疗”。

8. 唐奈勒·H·梅多斯等的低碳经济思想。

唐奈勒·H·梅多斯在《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 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 论述了其低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8]。 (1) 即使是服务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多的“后工业时代”,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工业为基础、以世界各地进口的原材料为基础的, 最终产品寿终正寝后 (即垃圾) 仍将返回地球。 (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回收并重新利用原材料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贫穷的社会由于资源稀缺, 总是回收并重新利用原材料。富有的社会由于归宿匮乏, 正在重新学习如何回收利用原材料”。 (3) 预防污染的源头治理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也并未大规模实施, 并且末端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梅多斯认为, “防止污染的思想并没有遍及整个工业化世界。在欧洲, 80%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是投资在‘末端处理’的清洁技术, 只有20%是用于改变生产制造方式”。 (4) 梅多斯等人相信, 经过努力, 现代人类经济最终也会走向低碳经济。这种努力主要包括:对产品重新进行最终可以拆分和回收的设计;提高产品的寿命并从源头减少原材料的使用;在对付最危险的污染物及帮助世界摆脱环境制约方面, 全人类需要认识到并协同一致的及时行动。

二、当代西方学者低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 当代西方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当代西方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与他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密不可分,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低碳经济思想见诸于这些学者的与可持续发展直接相关的著作之中。波尔丁将地球视为一艘孤立的宇宙飞船, 在飞船里, 人类若想获得无限生存, 必须在不断再生的生态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霍肯认为, 在工业生产中彻底消灭废物的低碳经济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三条道路之一。洛文斯和布朗更加积极倡导将目前建立在炭基础上的经济转变为以氢和阳光为基础的经济。在他们看来, 虽然有多条途径通向可持续发展, 但低碳经济是最基本的路径。

2. 自然资本已成为制约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在漫长的历史时代里, 人类由受制于自然环境到摆脱自然的束缚并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控制和利用自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模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霍肯、洛文斯、布朗等一批著名学者不断强调人类需要一场环境革命, 并认为这场革命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资本理论。在他们看来, 限制人类社会发展的, 正是生命本身。他们认为, 过去稀缺的是人造资本, 自然资本非常丰富;但现在的情况变了, 自然资本越来越稀缺, 而人造资本则越来越雄厚。因此, 必须停止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本的无情掠夺, 阻止地球生态系统走向衰落。

3. 在污染问题上, “源头预防”至关重要。

霍肯、康芒纳和梅多斯等十分重视对影响环境的污染物进行源头预防。他们认为“预防”胜于“控制”, 因为“控制”的结果必然是“失控”。他们对传统的“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认为在自然界中, 堆积成山的废弃物是无法转移的, 把污染物暂时藏到环境中的某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的变戏法行为, 迟早是要露馅的, 这些污染物总有一天要出来做怪。因此, 源头预防和减量化胜过末端治理。

4. 低碳经济模式要效仿大自然, 进行“系统设计”。

康芒纳、霍肯、布朗和戴维森等都积极倡导经济发展模式要效仿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在他们看来, 大自然中一个物种的消耗成为另一个物种的食物, 混乱和失衡虽然也会发生, 但生态圈能够自我纠正和自我恢复。一个循环和恢复型的经济也应该在从摇篮到摇篮的生命循环中运转, 而不是在从摇篮到坟墓中的过程中运转。每个产品或副产品在被生产出来以前就已经想好了它随后的形态, 设计者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这一产品将来的用途和避免废物考虑在内, 这样, 就不会产生危险的和生物学上无用的废物。

5. 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西方学者们认为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不仅通过法律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强制作用, 而且还可通过征税或减税等经济手段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破坏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抑制或奖励。同时, 政府还要积极引导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经济实践, 通过教育提高公众的低碳经济觉悟, 使之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三、当代西方学者低碳经济思想的学理意义

自我国引进低碳经济概念以来, 国内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研究非常活跃,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维度对该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积极的探索, 全面而深入地探究当代西方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 既能丰富我们正在进行的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的内容, 更能有助于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准确把握低碳经济的内涵, 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

1. 低碳经济的定位。

研究低碳经济的定位就是让我们明白, 我们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关键目的是什么。无论是从波尔丁的“太空船经济”理论, 还是洛文斯的“自然资本理论”和布朗的“生态经济”思想中, 我们都可以看出, 西方学者们认为低碳经济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约束;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这决定了低碳经济的二维定位, 即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或发展模式。那种主张低碳经济三维定位 (即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观点, 实际上是对低碳经济概念的泛化, 将低碳经济等同于可持续发展。我们说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选择, 但低碳经济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 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新的概念。尽管低碳经济模式会产生社会效益, 如拉长产业链, 增加就业, 但这是低碳经济的溢出效益而不是其主线。

2. 低碳经济的外延。

研究低碳经济的外延就是让我们明白, 我们提出的低碳经济概念所指的边界和所涉及的领域。布劳恩加特和恩格尔弗里德的“聪明的产品体系”思想以及康芒纳、霍肯和布朗等都倡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效仿大自然生态系统思想, 都强调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或发展模式的二维定位决定了低碳经济的外延是“经济”, “低碳”是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特征。低碳经济是通过“低碳”达到“经济”目的, 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这里的“经济”既指经济活动, 也指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活动的表现方式。在经济学中, 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就是说经济活动所包括的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 构成了低碳经济外延的内容。根据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的实施计划, 建立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模式问题是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关注并积极实践的一个热点。根据德、日及我国目前低碳经济的实践来看, 低碳经济外延的重点都放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尤其对我国而言, 建立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模式的途径就是发展低碳经济。

3. 低碳经济的核心标准。

波尔丁的“太空船经济”理论、洛文斯的“自然资本理论”和康芒纳的“控制等同于失控”思想都特别强调通过改变物质的流动方式来发展低碳经济, 因此, 在低碳经济中, 改变物质流动方式的目的是降低“通量”, 使之与生态系统的“容量”相适应。效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绩效的通用标准。传统效率指标是劳动生产率的或其他资本要素投入的效率。低碳经济关注的“通量”是物质, 是资源和能源, 所以, 其效率应该是资源能源生产率, 这就是国际上流行的生态效率概念, 它是连接资源、经济和环境的“节点”指标, 其实质反映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理想的生态效率是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相脱钩。只有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率高, 才可能实现以最小的资源投入, 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低的污染排放, 取得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 生态效率是低碳经济的核心标准。

因此, 当代西方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低碳经济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根据对低碳经济的上述界定, 我们可以将低碳经济的内涵概括为:低碳经济是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资源流动方式实施了“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无害化”管理调控的, 具有较高生态效率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讲, 就是根据“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无害化”原则, 以物质管理方法为基础, 依靠科学技术、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调控生产和消费活动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流动方式和效率, 将“资源———产品———废物”这一传统的线性物质流动方式改造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模式, 充分提高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生态效率, 以最少的资源能源消耗, 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低的污染排放, 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形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9]。

目前, 在我国的低碳经济理论研究中, 对当代西方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 这与我国当前正大力借鉴西方低碳经济的实践相比, 显得很不对称和谐调。对西方当代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进行深入探讨, 有助于将低碳经济发展置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并对低碳经济实践发挥科学的指导作用。

摘要：从波尔丁的“太空船经济”理论到布朗的“生态经济”理论, 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学者的低碳经济思想, 尽管在他们的理论中对低碳经济本质内涵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共同认为, 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自然资本已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解决污染问题上, “源头预防”至关重要;低碳经济模式要效仿大自然进行“系统设计”;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深入探究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低碳经济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关键词：低碳经济,思想,述评

参考文献

[1]Kenneth E.Boulding (1996) ,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in Henry Jar-reet (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Baltimore MD: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石中元.来自地球村的报告[M].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5:313.

[3][美]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M].夏善晨,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76-79, 43, 14, 56-81, 1-2.

[4][美]巴里·康芒纳.与地球和平共处[M].王喜六,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36, 10-95.

[5][美]艾默里·B.洛文斯.自然资本论导读 (上、中、下) [J].王乃粒, 译.世界科学, 2000 (8-10) .

[6][美]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M].林自新,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22, 138.

[7][美]艾瑞克·戴维森.生态经济大未来[M].齐立文, 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3:106-120.

[8][美]唐奈勒·H·梅多斯.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 展望可持续的未来[M].赵旭,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5, 81, 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