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建筑

2024-07-14

当代西方建筑(精选12篇)

当代西方建筑 篇1

摘要:通过对几个作品的介绍和分析,探讨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建筑设计中的极少主义表现,总结了这些作品的显著特征,指出当代的这种极少主义倾向与现代主义运动时期的简约倾向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西方建筑,极少主义,体量,简洁

1极少主义的发展渊源和代表作品

从十九世纪末欧洲的新建筑探索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直到目前各种所谓晚期现代主义或新现代主义,整个现代建筑的发展带有一些趋向简洁的倾向。最早在建筑中表现这种简洁倾向并走向极端的建筑师是现代建筑运动第一代领袖之一的密斯·凡·德·罗。一句经典的“少就是多”一时间成了当时极受推崇的至理名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各地甚嚣尘上;尔后,随着菲利浦·约翰逊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解构建筑七人展”,各种以动态构成、分散构图为主要形态特征的建筑作品也开始到处流行。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时候又涌现出一批执着探索建筑的本质和纯净形式的建筑师和一批以简练的形式、纯净的空间和精巧的构造结构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建筑作品。

极少主义艺术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代表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态度,即摒弃作品中丰富多彩的具体内容,而偏向极端纯净和几何抽象性。极少主义艺术作品,包括雕塑和绘画(绘画中包括造型画布),通常具有很强烈的几何学基础,无节制地运用强烈的工业色彩以及基本要素的形状,创作手段极为简约。

当这种艺术思潮的影响蔓延到建筑创作中的时候,某些建筑师便不再去追求表面上的美丽和矫揉造作的丰富感,转而去寻找纯洁的、直截了当的美。在此,仅对几个具有典型的极少主义倾向特征的建筑实例予以介绍、分析。

1)法国建筑师多米尼克·佩罗(Dominipue Perrault)。

他认为极少主义是“包豪斯的真正内涵”,而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则仅仅是建筑发展的死胡同。他推崇美国极少主义艺术家唐纳德·乍德(Donaldjudd)的作品,并且欣赏罗伯特·史密森(Robertsmithson)的大地艺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觉察出明显的极少主义设计倾向,强调严谨、简洁。佩罗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当属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989年~1996年)。该建筑是法国塞纳河左岸第一个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给市民提供了一种新型集散广场。面对面的L形塔像四本翻开的书,进入图书馆就像走进知识的城堡之中。人行天桥纵横交叉的步行广场包围着“一小块森林”。简洁而尺度巨大的体量清晰地标志出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该作品是城市设计中的艺术精品。它是简约的艺术,感情上崇尚宁少勿多的原则。在建筑材料的使用和表现上,佩罗将木材、钢和金属网与混凝土结合在一起。在双层玻璃外墙上,他重复使用格子窗,使建筑表面在不同光线的折射下产生一种梦幻般富有动感的奇妙效果。这个方案1997年被授予欧洲建筑师密斯·凡·德·罗奖。佩罗最近一项工程——柏林奥林匹克赛车馆和游泳馆(1992年~1998年)则更是将建筑体量的简化推至极限。这个综合项目位于柏林城的一个市区公园中,共包括两个竞赛场馆,赛车馆为圆形平面,游泳馆为方形平面,极其单纯。设计的概念是将整个钢结构屋顶模拟成被苹果树围起的湖泊。为此,整个建筑下沉17 m,最高点几乎与地面平行,建筑主体完全隐入地下,在地面上人们仅仅能看到闪闪发光的“湖面”,其实那完全是金属屋顶的反光。建筑的整体形态极其弱化,单纯而自然地成为环境景色的一部分,如同一件大地艺术作品。在这个作品中,佩罗以一种极少主义绘画的特征来表现建筑作品的纯净性和“消失感”。他大胆地向传统的建筑形式挑战,以改变人们对建筑所抱有的先验的观念。除了自然环境中尺度巨大而单纯的工业化形体本身所带来的强大视觉冲击力以外,整个建筑的屋顶表面和外墙面全部覆以金属板材,给该建筑物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并通过金属板材在不同角度对光的反射,创造了一种非凡的表现效果。

2)瑞士建筑师雅克·赫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穆隆(Pierrede Meuron)。

这两位同是1975年自瑞士苏黎士高工(ETH)建筑系毕业的建筑师,均继承了母校追求建筑的完美性以及精致构造的优良传统,一直以简洁的建筑造型探索独特的建筑道路。他们对极少主义艺术的浓厚兴趣以及与极少主义艺术家富有成效的合作,对他们的建筑创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德国慕尼黑的戈兹美术馆(Goetz Collecrion)是他们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这个坐落在慕尼黑的一片别墅区内的私人美术馆,面积约3 000 m2,建筑仅2层。从外表看来,着实是一个方盒子式的建筑。建筑的4个外立面以同样的手法处理,即垂直方向上划分为3段,上下2段为半透明玻璃,中间段为木质胶合板做适当的矩形分格。建筑外部形象方方正正,内部空间同样简洁而规则,甚至近乎于刻板,但与周围高直的自然植物产生了丰富的对比效果。

该美术馆的展室朴素无华。墙面上方为高窗,使自然光进入展室。墙面洁白淡雅,木地板平整光洁,天花除平整的灯槽之外别无他物。内部空间平实的处理,避免了喧宾夺主,使艺术品真正成为了展示的主角。虽然美术馆的空间是最基本的几何形态,但是它的构造却充分体现了后工业时代新型建筑材料和工艺技术的精美,因此它创造的极少主义空间效果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3)瑞士建筑师彼特·卒姆托(Peter Zumthor)。

卒姆托大多数作品的形态和技巧较为明显地受到地方风土的影响,充分地体现出他对材料、表皮、光,以及对质感、构造、生态等方面的关注和敏感。1999年卒姆托以其明亮的玻璃盒子式的奥地利布雷根茨(Bregenz)美术馆(1997年)荣获了第6届欧洲建筑师密斯·凡·德·罗奖。该美术馆坐落在布雷根茨康斯坦斯湖畔(La Ke Constance),它由构成室内空间主体的现浇混凝土盒子、钢和玻璃等组成。从外面看,建筑就像一盏明亮的灯。随着一天之内天空光线和湖面薄雾的变化,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建筑的外表反射着不同的光影和色彩。

建筑的主体是一个方形玻璃盒子,共6层(地下2层,地上4层)。最上面的3层为3个混凝土盒,垂直方向相互脱开,由3道承重墙支撑。每个混凝土盒的顶面敞开且封以半透明的玻璃天花。整个建筑的外表面铺满经过精心加工的大片玻璃板,看起来像是带有褶皱的羽毛或是一种鳞状的结构。建筑没有明显基座,而是直接立在地上。所有的玻璃板都采用相同尺寸,既不打孔又不划分,仅仅用大的钢夹子以鳞片状的排布方式固定在钢框架上。玻璃的侧边缘暴露在外,玻璃与玻璃之间隔着一定的缝隙。整个外框结构独立于内部的混凝土盒子,就像单独一层皮肤,并使内外的空气可以相互流通。各层楼板和楼梯都经过打磨,墙体和天花泛着柔和的光。在正视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建筑设计的考虑因素被精简为静态的基本要素、建筑的用途以及达到该用途的方法等几方面,建筑的构造、材料和视觉形象构成了一个整体。

4)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

在亚洲,妹岛和世同样在极其平常简洁的建筑造型要素的构成中探索着对建筑空间价值的独特表现以及建筑与城市的相互关系。在此以妹岛的日本冈山市S住宅(S-House Okayama Japan 1996年)来分析她在创作实践中的极少主义倾向。这是为一家两代六口人设计的私人小住宅,位于冈山市冈山县的一片高密度居住区内。建筑外形为一个半透明的方盒子,里面分2层,1层平面呈“田”字形布置,4个主要房间之间的“十”字分别为浴厕和楼梯,外围是周圈2层通高的走廊;2层为整个起居空间,包括厨房和餐厅。该建筑在空间上,最具有特点的就是周圈的走廊。走廊的外侧(也就是建筑的外皮)为木骨架双层半透明有机波形板,内侧为木质板材。首层各房间分别向走廊开门,2层的条形木板可以沿纵向呈百叶状完全打开,起居空间与周圈走廊空间融为一体。因此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室内与室外之间的联系与隔离,完全通过这一圈走廊进行调节。半透明的膜被状表皮从檐口一直到地面,遍及整个建筑的外墙(仅仅开了少许必需的门窗洞口),建筑物没有明显的基座。该住宅在建筑学上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整个建筑的体量或比例韵律,而在于其空间。其外表半透明的膜被,围合一圈交通空间,实际上是以一种现代的手法再现典型的日本传统空间模式:周边用裱纸木框推拉门限定的走廊围绕着核心的居室。

2极少主义的表现力

通过对以上几个实例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类带有极少主义倾向的建筑设计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都强调建筑设计的整体统一并趋向简洁,也就是将建筑造型和体量的几何抽象性极端化,并且建筑的基座部分尽量简化甚或消失;建筑空间品质趋向纯净。于是建筑的表现因素不再是体量与体量之间的组合与构成,以及由此造成的强烈光影对比效果,建筑师内转而追求建筑其他方面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纯净体量的视觉冲击力。这一点跟建筑的周围环境有很大关系,一种情况周围是自然环境;另一种情况是建筑周围是体量都相对较小的旧城区。工业化大尺度的纯净几何体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引人注目。

2)材料的丰富表现力。主要通过多种建筑材料巧妙地组合来达到,光线在各种材料及建筑构件之间来回反射、折射,造成丰富而略带梦幻色彩的综合光效。另外,利用半透明材料,造成整个建筑通体发光的效果。

3)巧妙精致的构造。除了建构本身以及其他方面表现的需要之外,有些设计常常以精巧而别致的构造本身为表现因素。这样的建筑充满细部,完全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缺乏人情味的国际式方盒子。

4)建筑体量的纯净品质和“消失感”。主要通过现代材料的通透性和轻质性得以实现。因此这类建筑也含有一定的技术表现倾向,但是又与寻常的技术表现有明显的不同。

5)建筑的(膜被状)表皮。膜被状表皮具有多种表现特性,如透光性,包括室内采光要求由外而内透光和由内而外的灯光漫射效果;还有可调节室内空气质量的通风透气性等。

3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各种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筑的理论和精美图册一起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建筑界的现代主义运动尚未充分发展。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受材料技术、施工技术等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真正理性而严谨的精品建筑比较少见。因此中国建筑界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学习西方建筑创作中理性、严谨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刘先觉.现代建筑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25-100.

[2]邹德侬.两次引进外国建筑理论的教训[J].建筑学报,1989(11):76-77.

[3]邹德侬.80年代中国的外来建筑影响[J].世界建筑,1993(4):49.

[4]罗小末.外国近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0-126.

[5]邹德侬.从半个后现代到多个解构[J].世界建筑,1992(4):109.

[6]王丹.极少主义室内设计[J].山西建筑,2007,33(7):27-28.

当代西方建筑 篇2

一、课程名称:《当代西方经济思潮》

课程英文名称:《TheWestEconomicThoughtOf The Contemporary Era 》

二、学时与学分:32学时1学分

三、课程类别:经济管理类(类别编号:748)

四、内容简介:

1、两大经济思潮及其在当代的消长(1)“凯恩斯革命”:国家干预主义在当代的兴起,其中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美国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等。(2)钟摆回转: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其中包括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3)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克林顿经济学”

2、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和罗斯托成长阶段论。

3、各学派共同就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研究的各分支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

五、课程教材:罗志如等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六、参考教材:

(1)胡代光、厉以宁编:[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蒋自强、张旭昆编著:[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蒋自强等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蒋自强等著,《经济思想通史》第四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当代西方文学中的杰作 篇3

据1979年6月3日一期《纽约时报书评》报道,该杂志就上述问题征询了一些作家的意见,现将有关作家的回答及作品名摘要列下:

鲁道夫·阿尼依姆(Rudo1f Arnheim):

在最近的文学作品里,最好的可说是埃尔萨·莫朗特(Elsa Morante)的《窗帘》(La Storia),英译名为《历史:一部小说》,通过一个被遗弃的妇女和她的孩子们的遭遇,描述法西斯晚期的历史。

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

1945年以前出版的作品里,劳拉·雷汀(Laura Riding)的《短篇小说的进展》(The Progress of Sto-ries)将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1945年以后出版的作品,约翰·威勒莱特(JohnWheelwri-ght)的《约翰·威勒莱特诗选》最好,它是实验性的创新杰作。

罗兰·巴塞(Ro1and Barthes):

问题简单但难以回答。二次大战前,普劳斯特、基德、克劳代尔、马尔罗是法国的代表人物。阿拉贡是二次大战前后都著名的作家。现在萨特是最主要的代表作家。法国对“风格”的兴趣缩减,出现了小说危机。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创作活动复杂多变,追逐时髦风尚,对确切回答问题带来困难。

丹尼尔·贝尔(Deniel Bell),

我要提两本书。一本是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萨巴苔·塞维:神秘的弥赛亚①》(Sabbatai Sevi:The MysticalMessiah);第二本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

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1o-om):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莱士·史蒂文斯(Wal1ace Stevens)和罗伯特·福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诗选是最令人喜欢的美国作品。华莱士和罗伯特都是惠特曼和狄更生之后美国最重要的诗人。

哈罗德·克鲁尔曼(Harold C1urman):

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与索尔任尼辛早期的小说都是重要的作品。

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

艾略特的《四重奏》(Four Quar-tets)和索尔任尼辛的《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是战前的杰作。

丹尼斯·道努(Denis Donogh-ue):

肯尼思·勃克(Kenneth Bur-ke)的《对历史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s History,1937)、克里斯蒂纳·斯苔德(Christina Stead)的《喜爱孩子的男人》(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1940)、撒缪尔·贝科特的《莫洛伊》(Molloy,1951)、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短篇小说《研究瑜伽②的人》(The Man Who Studied Yuga,1952)、纳鲍科夫(Nabokov)的《洛丽塔》(LoIita,1955)、梅勒的《黑夜的大军》(Armies of the Night,1968)和品钦(Thomas 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1973),我认为都将成为各个社会阶层阅读的主要作品。

理查德·埃尔曼(Rechard Ellman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华莱士·史蒂文斯和撒缪尔·贝科特是最重要的作家。

约翰·肯尼思·高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我认为有两个短篇小说作家值得注意。战前是拉德纳(Ring Lardner);战后是奥哈拉(John O’hara)。

威廉·盖斯(William Gass):

1947年,马尔科姆·娄利(Mal-colm Lowry)的《火山之下》(Un-der the Vo1cano)和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是最好的作品。

1947—1951年,安德烈·基德和弗吉尼亚·沃尔夫两人的日记并驾齐驱,均为佳作。

1959年,贝科特的《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名氏》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

1960年,约翰·巴思(John Barth)的《烟草经纪人》(The Sot-weed Factor)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1962年,弗拉迪米尔·纳鲍科夫的《灰火》(Pale Fire)是他的《洛丽塔》之后的又一杰作。

以上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杰作。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

战后的主要作家是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西蒙·威尔(Simone Weil);战前,弗洛伊德可称为经典作家。

丽琳·海尔曼(Lillian Hell-man):

我最喜欢的是福克纳的全部作品以及克里斯蒂纳·斯苔德的《喜爱孩子的男人》、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罗伯特·路威尔的《生活研究》(Life Studies)和艾略特早期的作品。

休·科纳(Hugh Kenner):

我认为贝科特的《游戏之末》(Fin de Partie)和《等待戈多》已成为战后的名作。乔哀斯的《尤利西斯》可说是战前的优秀代表。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对于当代的作家谁能作出确切肯定的回答呢?我冒险地提出聂鲁达是最主要的作家之一。

沃尔克·波希(Walker Per-cy):

我只能说福克纳的《喧嚣与愤怒》是最典型的一部作品。

迪安那·特利林(Diana Tril-ling):

弗洛伊德的作品、《尤利西斯》和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等都是已经公认的杰作。费茨杰拉德的《大伟人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和曼德尔斯坦姆(N.Mandels-tam)的《与希望相对的希望》(Hope Against Hope)也都是现代必读的作品。(冀平)

①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当代西方建筑 篇4

其中,裝飾性的表皮符號是指某些依附于功能構件而存在的藝術樣式,而其差异性的審美特徵則强調以拒斥同一構型的表達方式,强調對構件體量、洞口形式以及構件裝飾的非標處理,從而在整體構圖的系統操作中,使建築形態産生富于變化與衝擊性的視覺美感。而標識構件的差异性審美特徵,則强調通過對新巴洛克藝術風格的精神訴求,使當代建築符號以非理性、富有動態感的形式塑造,或是通過與雕刻、繪畫等其他藝術樣式的多元融合,建構其藝術形象或文化信息的個性化表達。此外,借助微觀美學的操作原理,使當代西方建築符號的肌理表現,實現由直觀而純粹的矛盾性拼貼嚮有機而整合的系統性關聯的轉變,并最終以差异性的細節處理實現對建築作品精細化的意義表達。

一、拒斥同一構型的平衡

爲了在建築形態的整體構圖中産生差异性的視覺效果,建築表皮符號首先在構件形態處理上,通過調整其自身的形狀、比例或尺寸,使門、窗等功能性表皮符號從慣常的使用屬性中脱離出來,轉而以富于變化的藝術形象使建築作品在相同符號類型的不同形式表徵中産生差异性的美學架構;其次,在保持功能構件形式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在門窗外側配以不同的窗套或洞口樣式,使建築符號以相同的圖形語言,配以不同的附件組合,實現對其形態差异性的塑造;此外,通過在門窗上方設置不同的裝飾紋樣或采用不同的材質表現,使建築符號以差异性的細部構造,實現對其非同一性審美特徵的意義表達。

在柏林北歐五國大使館(Nordic Embassies,Berlin)的設計中,建築師一方面在設有入口的兩側立面用木材包裹的處理手法,并配以4組尺寸不一的洞口組合以豐富表皮形態,另一方面又根據不同的使用需求在其洞口内部調節門窗的比例與尺寸,并在主入口前方附加雙層架構體系以凸顯其標示性,而沿街兩側立面的一體式遮陽設施則使門窗造型的視覺形象亦産生隨機且富于律動感的藝術效果(圖1)。

二、新巴洛克精神的探索

根據巴洛克藝術風格的創作特徵,使雕飾物、山墻等不單獨具有使用功能的標識構件强調對宗教或享樂精神、非理性或超現實思想、運動或立體化構成的表達,并通過與諸如雕刻、文學、繪畫等藝術種類的融合運用,從而實現對建築形態差异性的塑造[2]。其中,不同于傳統奢華式的裝飾法則,具有新巴洛克精神的當代裝飾符號多以單一材質配以自由形體的組合,强調對充滿世俗精神的宗教素材或享樂主義的追求;而借助非理性或超現實的設計手法,則使當代建築符號常以矛盾衝突、纏繞迂回的姿態,强調對主體意識、自由精神以及生命力量的觀照;再者,富于動感或立體化的形態表徵,不但使建築符號以自由曲綫式的動態均衡强調對自然的尊崇以及人性解放的意義解讀,而且通過將雕刻、繪畫等藝術語言轉化爲建築創作的表現素材,還可顯現出其深厚的藝術底藴。

在蘇格蘭議會大厦[3](Scottish Parliament Building)項目中,7組虚實交叉的建築體量以開放的姿態,既强調與自然景色的呼應,又刻畫出運動與民主辯論均衡性,而流綫狀的形體組合、异規化的梁柱結構、觸發板(trigger panels)式的外墻裝飾以及門窗細部的异形處理,則使其以非理性甚至是超現實式的視覺形象,描述出一幅“漂泊船衹與石化海洋”的動態勝景,而聚焦于民族歷史的墻面雕塑與文本演繹則嚮人們展示出時間積澱下人類文明的史詩聖輝(圖2)。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三、微觀肌理的藝術表現

伴隨高能電子技術的發展以及對傳媒審美化的回應,當代建築領域自20世紀中後期開始進入微觀美學的創作時代[4],從而使建築符號的差异性表達通過强調裝飾色彩、材質或是肌理紋樣等微觀組織的美學創造,呈現出系統精細化的層次美感。首先,,通過對色彩學的研究與運用,當代建築符號以加法混色、减法呈色[5]的操作策略,使其裝飾色彩産生融合與層次漸變的美學特徵,而通過發掘材料固有屬性的構造美感,則使當代建築符號强調對其裝飾材質横斷截面的形式表達,并以此呈現出以一種未加工式的分層效果;再次,通過對生物體微觀結構的模擬,當代建築符號以系統生成的拓撲性關聯使其肌理紋樣在自相似式的分形衍生中,形成一種微觀差异性的審美特徵。

威爾士千年中心[7](Wales Millennium Centre)項目應用取材自北威爾士的暗灰色石板,一方面根據色相飽和度的漸變映射原理,塑造具有關聯性差异的視覺效果,另一方面又通過仿照傳統手工式的磚塊砌築法則,强調對材質微觀肌理組織的藝術表達(圖3)。在伊甸園工程[8](Eden Project)中,爲了凸顯“生物群落”的設計主題,建築以六角形與五角形單元組合的鋼架結構,模擬一種“細胞肌理”的微觀表達,并通過膜結構的機體塑形賦予建築表皮一種系統衍生式的精細化美學展現(圖4)。

結語

作爲對多元文化异質化、藝術創作風格化以及電子傳媒審美化的回應,本文以建築符號形態差异性的審美特徵,作爲展現當代建築個性化表達的信息媒介,并通過對建築表皮功能構件形式、配件組合或是裝飾紋樣的非同一性塑造,以及對標識構件采取新巴洛克式的藝術加工,或是利用微觀美學原理强調對肌理符號細節處理等方面的概念辨析和引例説明,以期爲我國建築創作提供一種新型的設計思維。

参考文献

[1]参见:Charles Jencks.The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ism.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53

[2]参见:Patricia Bayer.Art Deco Architecture:Design,Decoration and Detail from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London:Thames Hudson,1999:7~14

[3]参见:Charles Jencks.The Iconic Building:The Power of Enigma.London:Frances Lincoln ltd,2005:116~131

[4]参见:蒋晓丽,王俊棋.视听传播时代的美学嬗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8~22

[5]参见:徐海松.颜色技术原理及在印染中的应用(十一)第八讲颜色的混合与再现.印染,2006(4):47~50

[6]参见:Peter Szalapaj.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the Digital Design Process.Oxford:Architectural Press,2005:167,281

[7]参见:Kenneth Powell.New Architecture in Britain.London:Merrell Publishers,2003:118

当代西方经济管理论文 篇5

时代在不断发展,每一时代都有新的课题需要回答,经济管理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看看下面的当代西方经济管理论文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这既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所必须,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所必然,更是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所必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

凡能正确回答这些课题,满足时代需要的理论,就会充满活力,得到巨大发展。

当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其经济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正确分析,得出新结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旺盛生命力,捍卫其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所必须;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所必然;更是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所必要。

一、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17世纪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在16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这里的“政治”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政治”概念不同,是指“社会或国家”的意思,研究的是属于国家或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突破了以往研究只局限于家庭或庄园的经济,从此“政治经济学”一词被广泛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也沿用这个名称,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末英国人又使用了“经济学”这个名称,所以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当作同一概念通用的。

只不过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增多,于是将政治经济学纳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以与应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科相区别。

无论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经历了各自的发展历程,而且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科学吸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才创立的,后经无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探索,其理论得到了巨大发展,为区别于马、恩的理论,所以命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当今两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运行中所蕴涵的规律的一门学科。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上的理解,从狭义上看,社会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即生产领域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从广义上看,社会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经济领域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所以又叫经济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广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

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即经济制度,换句话说,经济制度是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经济领域中经济关系作出的总的规定性。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说是着重从经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进而揭示这两大社会形态共同的普遍规律和各自的特殊规律的一门学科。

新中国50多年,我国的理论经济学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随着1992年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一场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新高潮出现了。

这期间引进的已不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还包括各种流派的专门理论著作。

这些论著在短短的时间内都一股脑儿地涌进国门,于是,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广泛地用于研究工作,大体以90年代中期为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当代经济问题已成为一股时尚,它不仅可以同原有的用传统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分庭抗礼,而且颇有逐步取代之势。

这种具有尖锐分歧的经济理论研究动向,不可避免地会牵动和引发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争论,于是,一场“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大辩论便断断续续地展开了。

到目前为止,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巨大,至今仍未取得共识。

能否取得共识?何时取得共识?我们姑且不谈,这里我们只关注一下为什么会引发这样一场争论?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这个角度来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不研究经济制度本身。

它主要是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为基础,而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主要手段的经济运行形式,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回避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

随着我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关注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理论即关注西方经济学是非常正常的,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市场经济下的一些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运行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身并非对立,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所以,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都会完全不同。

不过,倒是更应该关注的是建国以来一直处于我国理论经济学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应该肯定,在我国弘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不断改革和创新的,但是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一些不良倾向,改革开放前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开放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

目前,大体上,在我国弘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式大致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

实证分析比重较少,规范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

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分析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

没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毫无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问题在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作风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

改革陈旧的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

但现有的某些理论经济学作品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两大重要渠道。

透过这两大经济学派的思想,人们自然会有所比较和评判。

笔者通过这两门课的教学实践,也深有体会。

基于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上弊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满活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确立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

二、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必须与时俱进

当代西方电影对于时间的解构 篇6

所谓的穿越,不过是对原本绝对的时间进行解构,使其不再按照原有的轨迹进行。斯蒂芬·威廉·霍金曾经在《时间简史》的第九章曾经有过叙述,大意是人是绝对时间的信徒,将自身行为与绝对时间绑定,将自己做过的事情都以时间来标注,而基于绝对时间的标准化,那么所有指示正确的钟表,在理想化的环境中,他们所记录的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将是一致的。[1]而穿越,正是对绝对时间本身的打破与拼接。

相对于大陆把穿越作为噱头,实际上就是皇宫戏的穿越剧,西方影视作品对于穿越这一主题,有更深的解读。

一、破裂的时间点

这一类型的影片与大陆的穿越剧类似,主人公因为意外而能够与不同时间的人进行沟通,为改变一些事进行努力。在这类影片中,电影解构的是时间的不可共存性,使得不同时间的人可以进行交流。[2]大大弥补了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遗憾。

(一)不同时间同一空间的交流:《触不到的恋人》《生死调频》

在这两部影片,主人公都通过一个普通的东西,前者是信箱,后者是无线电,获得了与不同时间段的人进行交流的权力。

两部影片在情节方面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的是人的宿命,即无论你如何改变过去,最终会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而后者作为一部温馨的商业片,最终以喜剧方式结尾,也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心理需求。

(二)不同时间的跳跃:《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午夜巴黎》《飞跃未来》

这类影片大多没有什么新意,主人公通过一个时间破裂点进入到另外一个时间中,而且到最后,主人公的穿越行为也没有强烈地影响到未来,即故事本身仅仅是作为整个人类大历史的一个枝节,导演无意于叙述一个宏大的历史景观,而只是以一个小人物的时空穿梭满足人类对于时空穿梭的渴望。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说过,“电影,只有在其变为彩色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为旋律的最细微的曲折处找到最美妙的视觉等价物。”[3]可以这样说,这类影片的重点更在于情感而非对事件进行逻辑上的分析。

二、回到一点,改变一点

相对于电影中主人公在不同时间上的跳跃,这一类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穿越,改变了现在。因为主人公的穿越行为,都使得现在发生改变,所以此类影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回到过去,改变现在:《蝴蝶效应》《12只猴子》《星际迷航》《终结者》《时空线索》《死亡幻觉》《热浴盆时光机》

在这类电影中,电影的主要场景都是放在过去,因为主人公所处的现在有诸多的问题,使得电影主角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穿越到过去,希望改变现在的境况。这类影片是最吸引人的,因为它往往能和观看电影的人的观看预期产生强烈的冲突,而这一强烈的冲突,就是体现在电影对于时间的解读上。到底改变过去是否能改变未来?到底主人公的穿越是在改变过去,还是预设的结局已经将时空穿梭这一可能性包含在内。观看电影的人在观看此类影片时,能够因为突如其来的转变,或者千奇百怪的变化,产生强烈的快感。

(二)前往未来,改变现在:《回到未来》《死神来了》系列

这类影片所展示的是人在预知未来之后,如何通过自身的行为改变现在的命运,进而使自己的未来有所改善。《回到未来》这部片子无需赘述,而《死神来了》这部片子,从表面上看是人在逃避死神的追杀,实际上在每一部《死神来了》的开头所展示出来的集体死亡场景,正是穿越到未来的体现。预知死亡的主人公提前得知了某次行为后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其实就是对未来的预知。

三、解构时间的容量

与许多穿越类的影视作品不同,这类穿越作品不是描写人在不同时间的穿梭,而是把时间容量,即时间的长度看作是可以改变的东西,主人公通过改变时间的容量,来改变其他的事情。对时间进行此类的解构,可能是受到了心理时间这一理论的影响。

(一)缩短时间:《人生遥控器》

此类影片把绝对的时间间隔改变了,使时间成为可以缩短的东西。电影主人公把讨厌的某些时间以快进的方式快速度过,最终导致了种种悲剧。这类影片往往笑中带泪,带给人的更多的是对时间的珍惜,对时间同样未进行系统的分析,但作为时间的进一步解构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加长时间:《盗梦空间》

与缩短时间相反,在这类影片中,时间被适度地加长。但是绝对时间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是电影创造出了一种机器,使人进入到梦境,在梦境中的时间,随着梦境的层层加深,梦境中的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的长度获得了相应比例的加长。

该片可谓极大地受到了法国的柏格桑提出的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的概念的影响。柏格桑把传统的时间称为空间时间,或客观时间,这就是用空间的固定概念来说明时间。按照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依次延伸,发展,是表宽度和数量的概念。心理时间称为主观时间,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互相渗透,表强度和质量的概念:他认为人越是进入意识深处,空间时间越不适用,只有心理时间才有意义,在心理深处从来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界线。[4]而本片在叙述梦境时,也屡次使用到了意识这个词语。

另据当代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的梦境的长度,的确与实际的现实时间长度不一致,比如一个感觉上很长的一个梦,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5分钟而已。这可能也对该片起到了部分启迪作用。

四、堆砌时间

所谓堆砌时间,就是把不同时间段的自己放在一起。这种对时间的解构,可以分为两类,而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遇到自己。

(一)将相同时间内的不同事件进行堆砌:《无姓之人》《源代码》《土拨鼠之日》《罗拉快跑》

这类影片的主人公没有遇到自己,是因为电影的主题在于不停重复同一天,让主人公在每个同一天中不断重复自己、不断改变自己,直到事情好转,或者,根本就不给出一个好的结果,而是让主人公自己作出选择。

此类影片在观看时,不会产生巨大的疑惑,观看者只要预设时间运行的多种可能性,即可很轻松地观看完整部影片。

(二)将不同时间内的同一人物进行同一时间的堆砌:《有关时间旅行的热门问题》《恐怖游轮》《时空罪恶》

这类影片,主人公遇到了自己,主人公为了恢复原来的生活而奔波,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发现,自己的奔波只是为另一个自己的遇险或遇难埋下伏笔。因此,此类影片更适合成为悬疑片的一类。而这类影片,也是穿越类电影中最考验观看者大脑的,任何的一个小细节都有可能成为某件事的触发点。同样,这类影片也最考验导演编剧的功底,稍有不慎,就会“遗臭万年”。而在相关的评论中,此类影片的讨论是最热烈的,观众们的各种想法的激烈碰撞,更是为此类影片增添了许多的思考空间和思考乐趣。[5]

总之,电影中所引用的学界的各种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所理解,而电影作为大众媒介之一,在商业化的当代,为了吸引观众而做着不停的尝试,这一良性发展使得观众因为电影而对学界的各种理论感兴趣,进而使得理论界的日新月异,从而又使得电影类型的多姿多彩。当代西方电影关于时间的解构,也必将成为理论界和电影界的一大课题。

[1]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82-195.

[2]康尔.电影艺术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8.

[3]尤列涅夫.爱森斯坦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428.

[4]李睿.时间心理学的研究发展[EB/OL].(2009-03-09)[2015-06-15]http://www.03964.com/read/1cf636452e19220726d5004d.html.

当代西方建筑 篇7

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上统一的建筑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2——Tom Spector

近年来,建筑伦理研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建筑理论界的热点课题之一。建筑历史学家阿尔贝托·佩雷斯戈麦斯(Alberto Pérez-Gómez)在《建筑·伦理·技术》一书的序言中设问到:“为什么在千年的最后十年,设计专家们突然决定聚焦于伦理问题,并且对此课题作出了大量的研究?”3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的方向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普遍的“善”的追求是建筑学科固有的基本内容,也是建筑学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公众认同的基础,面对库哈斯“建筑学将不会延续到2050年”的预言,建筑伦理研究试图重新确证建筑学存在的基础(Nicholas Ray 2005);4其次,当技术理性和科学逻辑实证主义无法解决当代诸多的社会、生态以及认识领域的冲突时,伦理理性被再次提出并以此来检验建筑学的策略和方法(Barry Wasserman1999);5第三,源于资本运作的空间生产模式和基于彰显经济地位的建筑形式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建筑的伦理功能被重新提及(卡斯滕·哈里斯1997);6最后,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建筑师在实践中的价值判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论等伦理学理论开始介入对建筑师职业实践行为的检验,并试图对困境的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Tom Spector 2001)。7当代西方建筑伦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由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建筑学家等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并活跃在近年建筑理论的讲坛上。

虽然对伦理要素的关注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建筑理论的传统,但建筑伦理研究作为一个专题的研究领域出现却是晚近的事情。从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斯卡莫奇,再到现代建筑的先驱者普金、拉斯金,其著述中不断重复着对建筑学、建筑师道德属性的探讨,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并没有独立的建筑伦理研究范畴。这一方面体现在相关的内容散布在不同的建筑学著作中,缺乏明晰的方向和归纳;另一方面体现在建筑伦理的研究方法仅仅局限于建筑学内部,是作为研究建筑形式、建筑风格的工具出现的,即使是关于建筑师责任的讨论,也仅限于建筑师从自身角度来认识问题。

西方当代关于建筑伦理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从背景上看,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恶化、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以及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的伦理底线,伦理研究重新受到了关注,并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从原有的“形上伦理学”、“规范伦理学”范畴向其它学科扩散辐射,形成了应用伦理学强劲的发展势头。应用伦理学为当代诸学科发展中遇到的价值难题、道德困境提供了探讨的平台,催生了一大批新的交叉研究领域,如医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行政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等。8与这些新兴的研究领域相比,建筑伦理研究本身有着更为悠久的传统,且并不局限于应用伦理学的视角,但作为专门的研究范畴却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从内容上看,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伦理研究发端在4个方面展开。一是卡斯滕·哈里斯运用大陆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介入建筑伦理的研究,1975哈里斯在美国《建筑教育》(Journal of Architectura Education)杂志上发表了《建筑的伦理功能》一文,成为20多年后他那本获得AIA建筑评论大奖的著作《建筑的伦理功能》的起点;二是1979年美国Carnegie Mellon大学建筑学院的奥默·埃金(Omer Akin)博士开始将伦理学理论引入到建筑伦理研究中,9开端了应用伦理学意义上的建筑伦理研究的先河;三是上世纪70年代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左派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城市学者从社会-空间-政治的角度对后现代的城市和建筑展开有力的批判,探讨城市空间下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本质。10四是在建筑学领域内部,学者们开始对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价值取向和建筑师的伦理规范进行反思,70年代也是美国建筑师学会所颁布的《建筑伦理准则》(AIA Code of Ethics)在相对稳定的执行了半个世纪后因为司法问题而发生持续重大变革的时期。

如果说对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是建筑学科固有的传统的话,那么,对于伦理学的引入则是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的新特点。伦理学的概念、模式和方法与建筑学的结合,使得建筑伦理研究摆脱了建筑学视角的单一性,更加具有伦理学的理论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西方学者将西方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纳入了应用伦理学的范畴。11

总的来说,西方建筑伦理研究主要是在4种学科背景下进行的。一种是哲学背景,一种是伦理学背景,第三种是建筑学背景,最后是社会批判理论背景。12

哲学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侧重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面探讨建筑的伦理本质,其中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大陆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卡斯滕·哈里斯和谢菲尔德建筑学院的埃蒙·卡尼夫(Eamonn Canniffe),后者延续前者的理论方向将建筑伦理引入城市伦理研究,以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 Gill University)的阿尔贝托佩·雷斯戈麦斯(Alberto Pérez-Gómez)教授等。他们以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陆哲学家的思想著述为基础来反思建筑所应有的伦理指引。另一种观点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它公开批评哈里斯的大陆哲学模式违背了“科学性”,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宣称应当采用分析哲学而不是大陆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建筑伦理,13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建筑哲学/美学家索尔·费希尔(Saul Fisher)等。

伦理学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将自身置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认为建筑伦理是伦理学原理在建筑学上的应用。这里面又有不同的取向:一是直接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建筑现象和建筑中的价值判断,如英国兰开夏大学(Lancashire University)的沃里克·福克斯(Warwick Fox)以及前面提到的奥默·埃金等;二是将环境伦理引入到建筑基本价值体系中去,从深层生态思想等层面奠定建筑生态观的伦理基础,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Jamieson与Gunn对人工环境伦理(built envionment)的研究,以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主任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 Donough)等;三是建筑职业伦理模式,致力于建筑作为社会职业所应有的伦理规范的制定和研究,并探讨建筑师个体在具体道德困境面前的思考方式和抉择依据,如美国注册建筑师考试委员会(NCARB)组织编写的《伦理学与建筑实践》(Eth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一书的作者巴里·沃森曼(Barry Wasserman)、帕提克·沙利文(Patric Sallivan)、英国建筑理论家汤姆·斯派特(Tom Spetor)等。

建筑学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更多地是从建筑学的话语体系中反思其中的伦理内涵,这部分研究内容宽泛而分散,同时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在上世纪70年代当代建筑伦理研究发端以前,建筑学理论著述中就已经使用本学科的单一视角开始建筑伦理议题的讨论,这种探讨散见于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如斯科特(Geoffrey Scott)关于建筑学中“伦理谬误”的批判,吉迪翁(Siegfried Gidedion)关于“建筑学中的道德要求”的讨论,以及沃特金(David Watkin在《建筑与道德》一书中对建筑学中道德普遍主义的剖析等。当代的许多建筑学者将全球化、建筑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纳入到了建筑伦理研究范畴,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资深教授戈乐尼(Gideon S.Golany)对于伦理与建筑文化的研究,美国地域主义建筑师费纳尔(Fernall)对乡土建筑“情景伦理”(situational ethics)的研究等。一批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建筑大师也开始对伦理议题在实践层面进行思考,如马利奥·博塔(Mario Botta)将其新近出版的作品集命名为《建筑物的伦理》(The Ethics o Building),Zeidler Roberts事务所新近出版的专辑也以“伦理与建筑”(Zeidler Roberts Partnership:Ethics and Architecture)命名,以此来表明该事务所的作品所追求的伦理特质。

社会批判理论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则包含了城市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女权主义的批评理论以及后现代政治批判理论等内容。由于政治与伦理之间天生的复杂关联,这个研究方向更多的是从社会或城市总体来研究空间的生产、分布及消费中的公平、公正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简称西马)往往被当作这种研究的思想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区分不同建筑伦理研究的基本背景和方法,以便较为清晰地把握西方建筑伦理研究的总体脉络。其划分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不同背景的研究之中存在着诸多的交叉关联。主要体现在:

一是哲学模式与伦理学模式的交叉。在西方学科传统上,哲学与伦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联。西方古典主义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伦理学家,如前面所提到的大陆哲学派中的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本身在伦理学史中就占有重要地位。14伦理学通常也被称为道德哲学。以分析哲学的观点看来,分析哲学的方法为当代诸多学科的“科学、系统地反思”提供了可能,其最主要的功绩在于“对形上伦理学问题提出看法并产生各种各样的应用伦理学领域,通常是职业伦理”,15由此可见建筑职业伦理研究与分析哲学的内在关联。因此,哲学模式与伦理学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持有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定位,而不在于具体内容上的清晰分别。

二是哲学模式与建筑学模式的交叉。自柏拉图以降,哲学家与建筑学家之间的相互越位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到德里达、维特根斯坦等,诸多的哲学大师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对建筑或建筑师的关注。当代建筑大师和建筑理论则普遍体现出一种“哲学癖”,埃森曼、盖里、李伯斯金等也从不掩饰他们从哲学中汲取的灵感和源泉。建筑语言学、建筑现象学、海德格尔对于居住本质的哲学阐释等,更是成为哲学模式下的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内容。

三是伦理学模式与建筑学模式的交叉。这里面存在着对应用伦理学认识的问题。一般来讲,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建筑伦理研究,是指运用伦理原理对建筑职业现象的解释,或建筑实践的伦理学反观。而从应用伦理学内部的学术争论来看,上述这种理解被定位为“美国模式”,仅代表着应用伦理学对其学科内涵的一种解释。与此相对的是“欧洲模式”。“欧洲模式”援引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观点,认为“美国模式”是对“应用”概念的错误理解,表现为“把应用看作是对某一意义理解之后的附加性运用”,其错误的根源在于“近代以来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欧洲模式”认为“‘应用’不仅不是理解之后的环节,相反却是理解的核心”。16按照这一逻辑,建筑学背景下自发的(相对于自觉使用伦理学原理的)伦理探求,本身就应当被看作是应用伦理学意义下建筑伦理研究的内核,而不应将应用伦理学意义下的建筑伦理研究定位为伦理原则在建筑学上的运用,亦即我们所概括的第三种模式将被纳入到了第二种模式中去,并成为解读建筑伦理的关键。

当代西方大学公民教育探析 篇8

一、公民教育观

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理念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和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

(一) 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

自由主义思想肯定个人的自主性, 自由权利的优先性, 重视人的平等性和政治中立, 承认价值的多元性。[1]自由主义产生于古罗马、古希腊时代, 早期时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 认为只要国家的制度制定得合理, 公民就可以在享受个人私利的同时实现国家的共同利益。20世纪末自由主义开始重视个人对于公共领域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认为公民意识的培养是重点, 在学校的教学中不应强制性地向学生灌输知识, 而应该培养学生的能力, 通过教师自身优良素质来熏陶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二) 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

针对自由主义对于个性的过分强调, 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突出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个人与国家的利益产生冲突之时, 国家的公共利益应作为首选, 个人应该具备可以为国家的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德行。共和主义并非不重视个人自由, 相反其更加强调公民的自主性, 并期望在共和的前提下能得到更好的实现。自由主义不强迫个人参与政治事务, 共和主义则强调公民的践行, 个人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事务中来, 承担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学校的教育方面, 共和主义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认为学生应该通过切身投入社会实践来培养个人的德行, 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和参与实践精神。

(三) 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性及个体对政治事务的中立态度进行批判, 并在共和主义强调公民践行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上, 社群主义否定自由主义的个人利益优先, 同时也不赞成共和主义的牺牲个人利益而实现公共利益, 它提倡应将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社群主义肯定了共和主义的践行、德行观, 并提出要培养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强调公民的义务。社群主义者提出了受教育权平等的观点, 并提议建立社区学校, 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培养学生对所属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在实现国家共同利益的同时完成个人的人生理想。

(四)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

无论是个人主义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 还是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强调的公共利益观, 都只注意到单一和均质的社会。社会是多元的, 许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得到有力的保障。多元文化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世界公民, 在个人归属于一个社区、一个国家的同时也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中, 所以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变得至关重要, 应该给予各种文化发展的空间, 了解认同并尊重不同民族各自的文化。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 应该教会学生拥有宽容的态度, 并且要有解决冲突的能力, 对待特殊族群的文化应该给予保护, 保证其得以传承。全球化时代下现代社会的成熟公民需要接受多元文化, 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价值。

二、西方国家大学公民教育的模式

西方国家大学公民教育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认知模式、情感模式和经验模式。所谓认知模式就是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获得公民知识与能力;情感模式就是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感和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感;经验模式即通过各种经验锻炼, 使学生具备公民行为的能力。[2]西方国家的大学将公民教育视为重要的课程科目, 它是培养国家合格公民的关键, 是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根本。在教学形式上各国也尽其所能, 通过多种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

(一) 认知模式。

政治与公民知识的传授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公民教育领域, 不同国家开设了诸如历史课、人文课、公民课、心理课等相关课程, 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教育。课堂教学采用较为传统的教学形式, 教师传授给学生必要的公民知识。与此同时, 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更注重讨论、研讨等较为灵活的方式, 通过教师的引导, 鼓励学生对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或著名的历史事件等相互交流, 共同探讨, 以增进对于认知的理解和把握。

(二) 情感模式。

公民教育是知、情、意、行多个维度的结合。掌握公民知识并不必然成长为良好公民。现代大学公民教育要帮助大学生建立对于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及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在公民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是将公民教育从外在灌输转向内在感悟的重要一步, 有助于公民教育实效的提升。因此, 西方大学公民教师在完成所教授内容的同时, 非常关注学生的心理成长与情感体验。通过多种方式的教育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三) 经验模式。

西方国家的大学民主管理模式允许学生部分参与学校管理, 鼓励学生创办各种诸如学生代表委员会、初级学校委员会等学生组织, 依托学生的自主管理, 通过实践体验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参与意识和公民能力。并且大学经常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的各种实践活动和公益事业, 通过实践来加强学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并且在实践中将课堂上深化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 将认知内化成为自己的信念, 将情感稳定成为自己的意识。

三、西方大学公民教育的内容

大学公民教育的核心, 就是要使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自我, 认识社会, 积极负责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以维护和发展民族、社会、国家利益为己任。[3]西方大学公民教育内容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等的教育为核心, 融入到日常课程中。

(一) 政治教育。

虽然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都不同, 但西方大学公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般都拥有着相类似的内核。在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基础上, 西方大学阶段的公民教育都强调使学生在认知层面上进一步了解本国的政治制度, 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上进一步热爱自己的国家,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事务中来。大学要培养学生对于本民族的忠诚、热爱, 要有认同感, 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能够自觉积极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二) 思想道德教育。

个体公民的道德水平直接决定了整个民族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发展后劲。西方大学非常注重个体思想道德水平的培养与教育, 尤其是公德的培养。其核心内容包括:在认知层面上使学生了解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要求、家庭道德底线;在情感上拥有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热情与意愿;在意志层面上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价值观;在能力方面上具备协助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和良好的社会沟通交往能力。

(三) 法律法规教育。

法律法规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因此也必然成为西方大学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向学生传授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 还要使学生理解并接受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并使学生具备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能力与意识。这些是现代社会公民必须有的知识、素养与能力。

(四) 国际教育。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公民教育的内容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 致力于培养适应全球化进程的现代社会的成熟公民。正确看待其他国家事宜, 处理本国与别国的关系、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共同发展等问题是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因此, 西方大学公民教育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教育的内容。包括国际知识、国际关系、国际和平等方面。大学公民教育要使个体具备“世界公民”的意识, 在学会本国文化的同时了解世界文化, 并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国际事件有积极的态度与正确的观点。

(五) 环境教育。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与环境相关的内容也成为现代公民培养的重要内容。西方大学普遍在公民教育课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内容, 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服务、志愿活动等形式, 让学生理解和深化环境基本知识及当今社会环境问题面临的重大威胁, 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与热情。

(六) 多元文化教。

育西方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 对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在全球化导致的文化一元化或文化同化的客观现实面前, 对于多元文化的保护、尊重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大学公民教育客观上扮演了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作用。促使学生对包括自己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的文化样态给予必要的尊重与包容, 使学生具备正确处理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的能力。

四、结语

大学作为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的专门场所, 因其自身的优势, 应该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文明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学要培养的人首先应该是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社会生活的现代公民, 其次才作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因此, 大学教育应该将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提升作为一项基本任务。西方的大学公民教育拥有悠久的历史, 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例如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模式、多元化的教学内容, 等等。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国大学应该在与中小学公民教育衔接的基础上, 通过整合多元的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手段, 进一步普及和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 增强法律观念, 增进个体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 引导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参与民主政治进程, 最终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合格公民。

参考文献

[1]胡艳蓓.当代西方公民教育思想评述[J].国外社会科学, 2002, (4) .

[2]唐克军, 蔡迎旗.当代西方公民教育的模式[J].环球瞭望, 2009, (1) .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发展轨迹 篇9

在历史上,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三条道路”往往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经常被当作贬义词使用。为什么当代西方的中左翼政党又重新扶起“第三条道路”, 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旗帜呢?主要是因为“第三条道路”这种在两种不同的路线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立场, 能够很好地体现当代的西方左翼政党超越左与右的价值取向。

吉登斯认为, 虽然“第三条道路”一词或许可能会勾起人们对过去不愉快的回忆, 由于没有更好更合适的词汇来指称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的“超越左与右”的政治框架, 姑且使用这一名称。但是今天的“第三条道路”与过去的“第三条道路”有着重要的区别, 名称上的相同不能抹杀二者之间的区别。吉登斯说:“不论我们是否使用第三条道路这个标签———由于没有更好的名词姑且在这里使用这个称呼———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思维正在发生着某些极为重要的转变。”布莱尔也说, 无论历史上有多少种不同的“第三条道路”模式, 也不论人们曾经对它有什么理解, 今天的“第三条道路”仍然可以作为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团结的基础。他说:“我认为, ‘第三条道路’就是目前进步的中左力量在英国和其他地方正在形成的新政治的最好的称号。”

在当代, “第三条道路”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左翼政党的政治战略相联系的, 尤其是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领导的新民主党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所领导的新工党的政治战略相联系的。人们用“第三条道路”这一术语来指称他们的“超越左与右”的政治方案。

一、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溯源

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的兴盛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 但它的提出可以向前追溯。至于它的最早起源在何处, 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 澳大利亚工党是当代“第三条道路”的先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 鲍勃·霍克领导下的澳工党就推行了一条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 澳工党自己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 主要是推行私有化和非国家干预的措施。1990年, 作为英国工党内改革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布莱尔和高登·布朗曾赴澳向澳工党取经。另一种观点认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领导的新社会党所实行的新政, 是现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先驱。

应该说, 无论从实行的结果上, 还是从对欧洲中左翼政党的影响上,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应该是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开创者, 布莱尔等西方中左翼政党领袖主要是从克林顿的“新民主党”那里得到启示和吸取养分的, 并把美国当作“第三条道路”的理想模式来学习的。在美国1992年大选进行的过程中, 布莱尔就派他的最亲密的助手去考察克林顿的竞选情况, 大选结束后, 布莱尔又亲自与高登·布朗到美国了解学习新民主党的成功经验。

吉登斯认为, 在美国, “第三条道路”首先被新民主党人称为“新进步主义”。1996年, 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发表了新进步主义宣言 (The New Progressive Declaration) 。宣言认为, 为了应对处于根本变革中的世界, 应该建构一种崭新的政治。后来, 新民主党人把新进步主义称作“第三条道路”, 结果是人们更加偏爱“第三条道路”这一术语。“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推动了两届克林顿政府采用或准备采用的政策, 如紧缩财政、医疗保障改革、教育培训投资、由福利转向工作的计划、城市新建计划、严惩犯罪, 而在国际方面, 则提倡积极的干预主义”。在美国采取了“第三条道路”的立场以后, 欧洲中左翼政党也纷纷起而效仿, 在对传统的政治路线和纲领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重建政治理论学说, 接受“第三条道路”理论。

二、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形成脉络

(一)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形成初期

1992年, 年轻的布莱尔在英国工党竞选失败后, 接替金诺克, 成为工党的新领袖。布莱尔当选后, 即着手对英国工党进行改革。这些改革, 为新工党采纳“第三条道路”提供了必要的难备。

1994年,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 对当代西方的左派和右派理论及其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超越左与右”的政治框架, 为新工党的政治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 该书的出版也“标志了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

1995年, 布莱尔在谈到英国工党提出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时, 开始公开使用“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来描述自已的政治主张, “表明工党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建构新的政治哲学。

在1997年的竞选演说中, 布菜尔多次使用“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 来阐述新工党的施政纲领。1997年5月1日, 以布莱尔为首的新工党以较大的优势, 击败了保守党领袖、前首相梅杰, 获得了英国大选的胜利, 结束了英国工党长达18年的在野党地位。年仅44岁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 成为英国180多年来最年轻的首相。“第三条道路”也随之成为新一届工党政府的施政纲领。

(二)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辉煌时期

1997年6月l日, 以法国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盟在立法选举中获胜, 社会党领导人若斯潘出任政府总理, 从而出现了法国左右翼“共处”的政坛格局。同年, 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总书记玛希姆·达累玛出任政府总理。达累玛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后代, 19岁就加入了意共。由前共产党人出任政府总理, 在欧盟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98年10月27日, 格哈德·施罗德当选为德国总理, 德国社会民主党结束了自己长达16年的在野党地位, 重新返回德国政坛。

“第三条通路”理论的出现, 为西方社会民主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也改变了它们的政治命运。20世纪80年代以来, 西方的社会民主党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 英、法、德、意四大国家竟然没有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 这样的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不曾出现过的。但90年代中期以来, 这一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国家重返政治舞台。到1998年, 社会民主党派或中左派联盟已经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执掌了政权, 它们在东欧诸国的影响也日渐提高。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除了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外, 全部都是中左翼政党单独执政或参政, 出现继20世纪中期社会民主党辉煌之后的又—次新的辉煌。由于“欧洲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 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右翼政党占主导, 在欧洲政治版图上呈现出了一片耀眼的玫瑰色, 因此人们形象地把“第三条道路”的欧洲称为“粉红色的欧洲”。

(三)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影响扩张

为了宣传和扩大“第三条道路”的影响, 布莱尔于1998牛9月21日, 又发表了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的小册子。在这本被称为英国新工党“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宣言的小册子中, 布莱尔具体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当今世界变化的基本特征以及“第三条道路”的政策目标。布莱尔明确指出, “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 热情地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 但却是“以—种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班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即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1999年6月, 布莱尔又和施罗德发表了一个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联合声明, 意在为欧洲的中左翼政党所执行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一个总体理论和政策框架。欧洲两大主要国家英国和德国共同公开表示接受“第三条道路”, 不仅表明了它在欧洲强劲的发展势头, 而且显示了欧洲中左翼政党对“第三条道路”的共同认识基点和政治思想。

欧美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还经常就“第三条道路”的有关问题进行不定期的会谈。1997年11月, 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 在布莱尔的乡间府邸契克斯, 就“第三条道路”问题举行了首次会谈。1998年2月, 两人又在美国白宫再次就该问题以私人会晤的形式进行了会谈, 布莱尔谈到了自己要为21世纪创建一种国际中左翼共识的雄心。1999年4月, 当科索沃冲突正处于高潮时, 欧美奉行“第三条道路”主要国家的首脑们, 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有关“第三条道路”的公开对话。参加者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当时的荷兰首相维姆·科克和意大利总理玛希姆·达累玛。大家对共同关心的“第三条道路”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对它的前景充满了信心。2001年4月25日, 北约华盛顿峰会结束后, 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意大利首相达累玛和荷兰首相科克, 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再次举行会晤, 就国际政治运动及“第三条道路”问题进行了一次特别对话。

从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来看, 它不仅是政治家们的一种政治设计, 同时也是理论家们对新的时代做以的一种理论解析。“第三条道路”是以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作为其背后支撑的。从布莱尔与吉登斯、施罗德与哈贝马斯以及柏林的“布兰特之家”、克林顿与约瑟夫·奈及其领导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之间的关系中, 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论与“第三条道路”的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其中, 在诸多的欧美当代理论家和思想家中, 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英国的吉登斯, 无论是从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构建上, 还是从对“第三条道路”原则的阐释和捍卫上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浅析西方现当代艺术脉络 篇10

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总与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 现代西方文化, 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 是属于海洋性文明。按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海洋性国家较早产生商业, 为维持其繁荣, 需要发展数学, 因此发展了数字和数理推理, 通过假设来掌握世界, 强调区别主客体, 以预定假设的和世界的关系来对世界进行认识。在西方艺术史中, 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西方艺术在视觉图象上取得的进展和每一次变化都是与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分不开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自然生成的。

在西方文化里, 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 而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最高形式。西方艺术史的整个脉络, 自希腊罗马文明人类的理性精神发肇, 经过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 到文艺复兴时期又重新扬起理性精神的大旗, 而正是在这个阶段, 人类开始自以为踏上了一条通往人类理想世界的道路。艺术家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他们对艺术和自身地位变化的思考直接地带来了艺术的转变。自文艺复兴理性精神的复苏, 艺术家开始掌握了更多的真实再现世界的技巧并在这个方向上不断前行, 这是个做加法的时期。但是在19世纪初, 世界遭遇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它来自于世俗对哲学不接受、科学取得对神学的胜利后, 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的巨变——工业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敏感的艺术家感受到了风雨欲来前的征兆,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 一个不断复杂和离析的世界里个体与主观经验之间无法调和的裂隙。表面上仅仅是反叛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浪漫主义其实已经嗅到了现代艺术的气息。工业化大生产让艺术家们很快嗅到时代行将巨变的气息, 并且开始反思自身的位置, 当社会离传统的教会和君主时代越来越远后, 艺术家除了替教会、国家、贵族或市场工作外, 自身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呢?艺术和艺术家负有使命吗?西方艺术的进程由此开始不断地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 而随后出现的摄影术更把这些问题推向了极端。可以想象, 在摄影术出现以前, 艺术家是除了上帝之外世界所有图象的制造者, 这可以说是艺术家肩负的最大使命和他们存在的根基。而摄影术的发明使艺术家感到了自身的存在危机。早期摄影都是黑白照片, 画家就退而求其色成为印象派, 他们将色彩理论视作发挥绘画潜力的工具立即对此作出了反应, 对于这个世界除了“形”以外的那部分内容着力表现。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 理性精神引领着人类社会不断在物质上受益其成果, 摄影术可以说是理性精神导致的必然的科技成果, 它在人类视觉领域造成的颠覆式的变化使艺术家由于其特殊身份首先意识到了理性精神带来的“驱逐”与“伤害”。塞尚把印象派的探索又推进了一步, 回到根本的问题上, 使画成为自我完整的结构, 他的风景不再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窗口或镜框, 动摇了“美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传统观点。而紧接其后的毕加索使艺术摆脱了对另一物的模仿, 只是保持了一个形象, 但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形象。同时代的康定斯基与毕加索又不同的是, 他不象毕加索从画面的单个因素出发, 而是从画面全体结构上对模仿造型的存在加以了否认。20世纪作为一个技术变革的世纪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处境。当大规模生产和全球竞争使基本生存和人类尊严的观念变得不确定时, 艺术也面临着一个与印象主义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法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艺术和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战争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崩溃, 以荣誉和骑士精神开战、以大面积的毁灭结束, 曾经人们赞美的机器, 为参加者提供了高效率的杀人和伤人工具。自文艺复兴以来, 知识结构的基础就是人有能力理解、控制和评估周围的世界, 然后运用人类理性去创造一个对所有人都更人道、更富同情心的世界。“一战”嘲弄了这种人类理性的盲目乐观, “进步”并不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一群聚集在中立国瑞士的艺术家们开始反思这种可以发生如此暴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当战争越陷越深时,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感到他们的艺术创作是这个虚伪的病入膏肓的文化机器的一部分, 深感其耻。他们意识到继续创作必须彻底重估艺术对自己和社会的作用, 于是诞生了看待世界和艺术的全新方式。从1900到1945年, 立体主义、野兽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等不同创作方法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某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有时也被融合或者自动转入其它派别。无论是达达派主张的艺术可以是艺术之外的所有东西, 还是超现实主义从无意识中试图解放和揭示人类意识的新的起点, 艺术家们依据自己所受的教育、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企图反应他们看到的这个生病了的世界并试图治疗他们认识到的文化病症。其中达达派和杜尚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们对现成品的使用、对艺术内涵的扩大直接挑战既成的艺术观念, 之后的西方艺术一直朝着他们拓展出的方向前行。包括后来的波普艺术都是在此基础上对艺术资源领域的的进一步拓展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带来了又一次更为深重的伤害和对理性精神造就的工业资本主义理想的彻底破灭。因为它不仅在制造繁荣, 也在制造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恶梦。在物质繁荣的同时人从未感受到象现在这样脆弱。“‘艺术自治’曾是现代主义的口号, 到现在显得那么苍白, 因为人无法逃避他所生存的社会和社会为他所规定的身份。如果他要为改变他的身份而有所行动的话, 那么艺术只是他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 因此‘艺术自治’失去了意义, 作为手段的艺术成为一种争取改变某种政治、经济、个人权利、性别、种族等生存状态的社会行为。”曾在二战时期作过德军飞行员的德国艺术家波依斯成为了自杜尚后的又一个转折性的导师。如果说杜尚只是把艺术拓展到了“现成品”上, 那么波依斯的“社会雕塑”就把艺术从审美和反审美的纠葛中掷入了更广阔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背景中。他对艺术的观念直指人心, 抵达人性的本真需求。他主张的“没有人是艺术家, 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式的西方文化在理性精神主导的世界遭遇困境后返回寻求个人的救赎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中国式古代文人的自我追求和完善的途径。在波依斯之后, 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出现的各种现象都没有能再取得重大成就, 纷繁复杂的艺术图景都只是人们试图与艺术发生联系的各种尝试。随着整个西方世界仍然被技术理性控制着, 仿佛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 不由自主地加速前进, 西方当代艺术以每个艺术家 (人) 的行为, 每件作品的存在寻求着一种向外的力量试图将西方世界拖出宿命的旋涡。

当代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篇11

摘 要 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现代西方政府行为的重要理论模范。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非理性主义”的提出和“投票悖论”的解决以及新兴的民主宪政与“宪法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并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该理论的内容。

关键词 公共选择 经济人 非理性主义 宪法经济学

一、非理性主义与“经济人假定”

“经济人假定”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其假定内容在历经新古典经济学等众多学派的长期发展完善之后,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位置。而公共选择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牢扣“经济人”这个基本假设作为其的逻辑起点。

“经济人假定”存在两方面基点及其内容,第一基点是认为当个人仅考虑其自身利益时,会自动产生集体或者社会的理性结果。这时,用个体主义方法分析可以得出个人利益的加总就等于全体利益的结论;第二基点认为不管个人如何理性地追逐个人利益,社会或者集体的理性结果是不会自动出现的,这时,前述的结论就无法得出。只有借助于“引导的手”政府或其他组织,才能求得有效的全体结果。

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进一步认为,即使假设本身的“理性”条件不是现实的,但只要能够对未来事件作出准确预测,那么理论的假设更可以不必符合实际情况。可见,这种理性的个体主义分析基本上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界研究的主流地位,连在经济学向政治领域扩展过程中,仍不能脱离其影响。尤以1994年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理性主义运动号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

然而上述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关观点立场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不间断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包括因提出“有限理性”而闻名的西蒙教授。尽管如此,著名如西蒙等人,也仍只能从“理性”角度上去抨击“理性”。一百多年来“经济人假定”早已深入人心,理性主义的主流地位也始终没有被动摇过,这从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及其所属思想派别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理性主义在2002年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倡导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所获取!

这是一个非理性行为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里程碑,它意味着非理性在对理性的权威挑战过程中,第一次占据了上风。由于新的信息化技术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以及个性化的体验,成为了信息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最主要现实,这样就从实践上要求经济学从根本上修改原来的假设。行为经济学因此从传统经济学中崛起,首当其冲要修改“经济人假定”。非理性主义者提出了取代“经济人”的“自然人”概念,使“自然人快乐”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他们不承认“经济人假定”,认为人的本性除了利己思想之外,还有利他的思想。追求快乐的自然人,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的利益,而这种利他思想不是从利己本能派生的。

“经济人假定”的前提设定,无形中把利己主义置于了理论考察中心,但在实践中,利他主义也是大量存在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很多非利己性的社会现象。因此非理性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结果就是做不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经济人假定”还常被认为是通过“个体理性地追求利己”,相应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综合。然而非理性行为经济学认为,一方面,集体利益不可能等于个体利益追加之和,理性的追求个体利益,并不一定能带来集体利益的同向效应;另一方面,追求个体利益的个人,本身就经常不是“理性”的,这样整个集体是否会表现理性也就很难说了。人们在金融证券市场上的行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不过,虽然“经济人假定”面临非理性学说的挑战,但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本质上还是属于利益范畴。而且,行为经济学倡导的非理性思想并非要否定理性,实际上它们的思想都渊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因此二者是可以互相调和的。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定”吸取的是传统经济学中的思想概念,由此认为政府是由一个个理性的行为者——经济人组成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然而如今这一传统假定遭到了行为经济学的严重挑战,甚至经济学本身也许已经在发生“行为转向”了。在这样的扩展效应下,公共选择理论无疑将在这一变化下受到深刻影响和改变。

布坎南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容易使人推导出“政府本恶论”,进而再度滑落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歧途上。而通过非理性行为经济学的冲击审理后,相当程度上却变得类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中国来说,这番重新充实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吸纳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二、非理性主义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连续打破了“好人政府”和“有效政府”的神话。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是一个总括性的名词,是指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

他指出,政治市场是各个利益集团竞争的场所。政治家制定的政策可能并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同时,受任期和再当选的目标所支配,政府的“短期行为”十分突出,往往倾向于采用能在短期内见效的计划,而不顾及其长期后果。一旦和选举行为相联系,就形成了所谓“政治经济周期”。此外,在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的情况下,还会产生政府寻租的问题。寻租活动所导致的腐败以及反腐败都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而缺乏有效的激励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更使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效率显得极其低下。由于没有达到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的政府”,即“政府的失败”。

一般以为,布坎南的“政府失败”是针对“市场失灵”提出的。因为后者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前者针锋相对,提出要通过市场改革政府来解决“政府失败”的问题。

就在这二者相争不下的时候,上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非理性行为经济学却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也许今后政府将面对的既不是“市场失灵”,也不是“政府失败”,而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这一观点或许暂时还不普遍,但是从目前的证券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股市来看,却似乎正是这么一种表现。事实上,理性的尺度已经无法去解说这一现象,除了用非理性的尺度外早就别无选择。

可见,将非理性因素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围,已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我们认为,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未来发展中,必然会有更多的非理性研究内容进入,在逐渐实现理性和非理性的中和基础上,更加丰富和完善公共选择理论。

当然,就我国实际来看,还是需要注意区分所谓“政府”和“市场”的概念。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中所指的“政府”属于西方民主制的福利国家类型,所指“市场”也属于比较规范下的自由竞争市场。这与我国范畴中的“政府”、“市场”是大大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我国至今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府”和“市场”,因此我们在意识到非理性对公共选择理论冲击的同时,还是要加强其中理性的借鉴和思考。

我们之所以提出重视非理性,是为了预防加入WTO和国际接轨后,却又缺乏应对接轨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风险化解能力,造成“政府的行政手段失灵、市场手段却跟不上;引导的手麻痹了,无形的手又看不见”这种被动窘况。

三、“投票悖论”与“个人选择”研究

研究非市场环境下的决策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学者看来,投票是非市场环境中最重要的决策方法。而著名的阿罗悖论则是研究投票机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论断专门针对多数票规则的根本缺陷所产生,即多数票规则在实际决策中往往产生循环投票,导致人们不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

例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第一位甲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存在递移性(假设若干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那么,第一,任何两组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因此如果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C,则当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则甲选民偏好是A优于C。假设第二位乙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丙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那么对第一位选举人和第三位丙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票规则决定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甲和乙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递移性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乙及丙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所以产生无递移性,这也称为投票悖论。

当然,这种无法递移的特性产生要根据投票人的偏好而定。但重点是,两两相比的多数投票规则,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能产生出一个符合一致的排列顺序。

因此阿罗认为,当把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个人选择加总为社会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不可能排列出一个一致的共同秩序,这样所谓的真正“民主”决策体制是不可能存在的,进而运用到公共决策中,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会偏好,竟得出了“独裁是最好的办法”这个结论,这就是著名的“阿罗悖论”。

那么,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消除循环投票,做出合理决策的投票方案呢?阿罗的结论是:“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方案。”这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二十多年来,西方许多学者试图对之进行驳斥,但这项悖论却经受住了几乎所有的技术性批评。后来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对国家政府行为抱否定态度,对民主制度表示出悲观和“忧郁的心情”①,一方面固然来自对西方民主情况的实际考察结果(如利益集团的操纵、选举的流于形式等等),另一方面也正是来自于“阿罗悖论”的理论分析结果。布坎南更从此推理出,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逻辑。

然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却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的难题。他发现,当所有人都同意其中某一项偏好选择不是最佳的时候,阿罗的“投票悖论”就被解决了。仍举前例,假设三位选民都认为A不是最好的候选人,那么在对A和B投票时,B以两票取胜A;同理,在对A和C、B和C分别投票时,可以得到C以两票取胜A、B以两票取胜C。于是,B最终得到多数票而取胜,“投票悖论”也就不复存在了。

阿马蒂亚•森把这个发现推广开来,进而得出了三种解决投票悖论的条件模式:1.所有人都同意某一选择并非最佳;2.所有人都同意某一选择并非次佳;3.所有人都同意某一选择并非最差。至于在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同时也是他提出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在这些或的条件下,多数票规则总是能达到唯一的决定。

公共选择理论曾经致力于个体和公共选择的联系研究,不幸却得出了从个人偏好无法推导出社会的偏好等悲观性的结论,但如今从阿马蒂亚•森的研究结果来看,社会偏好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来自于社会上各个成员的个人偏好,但仍然是能够被统一起来的。这无疑是对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大冲击,必将改写该理论的民主悲观论调。

此外,森还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丰富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他认为,“对于一个集体决策制定规则来说,一个不证自明的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是非独裁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不反映任何单一个体的价值。保证个体权利的最低要求是尊重个体偏好,这些偏好至少包括一些人的最基本的一些方面,例如,尊重他们个人的范围。”在实际中,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如政府的税收政策等),还存在私人方面的元素(如个人盈利既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这样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着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西方理论界发生的这一新变化启示我们,“真正的民主”应该而且可能通过一定条件是可以基本实现的。在中国,政府的民主化行政管理应该要充分吸纳民意,重视民众偏好,通过民主化程序将公民偏好加总成社会偏好,努力在此基础上开展行政活动,积极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行政民主。

四、“宪政学说”与“宪法经济学”

对政府实施宪政制约和在政府部门引入竞争,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补救“政府失败”的建议。布坎南的设计思路是“创立一种新政治技术,提高社会民主程度”,积极推动宪法改革,通过规则和契约来控制政府的权力。

布坎南分析过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问题,在他看来,宪法改革不可避免,但必须严格遵守改革原则——契约论:即建立或修改规则的规则应该是全体一致规则。至少应使用最优多数规则,以增加决策时所需的赞成票比例,尽量不用过半数规则,这样才能争取最大限度实现帕累托最优。他强调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主要是分析规则的好坏,不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以保证通过规则总能自动制定出好政策。因此,布坎南的宪政学说有着强烈的“规则决定”特点。

布坎南认为,“在其最一般的含义上,政治的一个功能是建立‘道路规则’。这个道路规则使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人和团体能够追求极为不同的目标,而不至于出现公开的冲突。”由于自由竞争会产生许多市场缺陷,这样对于制度安排的需求——尤其是政治制度,就变得不可或缺了。这也是布坎南主张宪法改革的动机。

从规则决定特点的思路出发,布坎南把自己关于公共选择的一套宪政学说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强调研究对象是设计和改革制度、规则,目的是为了利用潜在的互利关系增强效率。

随着布坎南发表《宪法经济学》一文后,公共选择理论有了标志性的发展变化。它被布坎南正式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前者用来分析对公共选择者的约束,是一种宪法理论;后者只用于分析政治家、官僚和投票人的行为。而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因为关心政治制度的设计又被归纳入了新宪政理论中。(新宪政论是在西方新出现的专门关注“发展一系列关于制定有助于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制度设计原则”的一套学说。)。

布坎南在《宪法经济学》提出了立宪政治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在设计政治制度及对宪法确定若干检查和控制条款时,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一个无赖,他的所有行为除了追求私人利益外,别无其他目的。”这是根据“经济人假定”推导出的。因此立宪政治必须基于此作出这样的假设:掌权者将滥用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的利益。

由此可见,从规则决定特点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决定观点,是公共选择理论事实上逐渐吸纳当代制度经济学的精华而继续发展的过程。制度观点被引入公共选择体系中,使得该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这也是当前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动向趋势。

中国的宪政建设,如果从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思想提出时期算起,历时也要近百年了。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宪政建设的力量源泉是人民。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宪政自生秩序:如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基层民主不断扩展,法制建设成绩显著,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政治和行政参与范围继续扩大等等。

诚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宪政建设的大局仍充满艰难。为此围绕宪政应该重点开展一些工作,包括如何积极借鉴西方有关的宪政理论学说为我所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宪政建设之路;广泛宣传宪政观念及其重要性,使宪政民主的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识,深入人心;加强各项宪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改革,等等。

注释:

①[美]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前言.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陈振明.政策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美]丹尼斯•C•缪斯.公共选择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当代西方建筑 篇12

一、西方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

20世纪以来, 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 西方艺术家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产生裂变, 现代绘画艺术登上历史舞台, 开始了一场对绘画内容和形式上的消解的历程。塞尚作为20世纪立体主义和抽象绘画之父的一开始就进行了现代艺术意义上的实验, 试图用大脑作画, 他认为宇宙成物都可以用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来处理。随后而来的马蒂斯在《舞蹈》一画中消解了画面内容, 实现了形体和色彩的解放。而真正拉开现代艺术帷幕的是毕加索, 1907年他在他的名作《亚威家少女》中不仅实现了形体和色彩的解放, 也实现了空间的解放。随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 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但这些艺术家们的艺术信仰也只是反传统, 到了达达主义的杜尚这里, 他不仅反传统, 而且反艺术, 他认为艺术要不得, 艺术家也要不得。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 产生了极简艺术, 艺术开始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 随着实验艺术的登台亮相, 观念艺术的产生, 艺术消亡的理论不绝于耳。尤其是观念艺术认为艺术只是一个观念, 不存在什么内容和形式, 以往传统的绘画最终消失了, 变得毫无意义。到了当代绘画何去何从的问题日趋显现了出来, 一些艺术家另辟蹊径, 找寻绘画的意义和表现形式, 开启了一场当代意义上的绘画历程, 对当今西方社会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当代西方绘画艺术的特征及主要表现

(一) 新绘画的出现

20世纪70年新绘画的出现, 标志着绘画开始走出死胡同, 有的新的发展方向, 绘画艺术开始走出困境, 走向复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首先在欧洲生长, 后来美国奋起直追, 到了80年代中期连日本也出现了这样的艺术运动。这种新绘画的特征是风格自由, 大胆粗犷。画面巨大, 意象深远, 充满了苦涩的美感。这些作品能给人强烈的情绪, 题材也极为丰富。

(二) 意象

西方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发展到最后进入到了死胡同, 形象不存在了, 色彩不存在了, 空间不存在了, 到后来连绘画艺术的意义都受到质疑。而我们的后现代的艺术家们另辟徯径, 从多个角落找回艺术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的艺术家们画面中出现了意象。意象是介于形象和抽象之间, 这种意象既不同于传统的写实主义绘画的惟妙惟肖的具象, 也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对形象的消解, 它是一种抽象、残缺不全的、怪诞离奇的、夸张的或是变形的、卡通或涂鸦形象, 它以一种新方式出现在画面中。新意象绘画有许多代表画家, 其中重要人物有菲利普·古斯顿。他在1968年突然采用了一种新卡通式的具象绘画。在新意象画家中, 最有名的当属苏珊·罗森伯, 她画面中采用的具象是马——确切的说, 是用松弛的轮廓线勾勒而成的马的侧面。

三、流派纷呈, 兼容并蓄

西方当代艺术有着极强的包容性, 它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状态。它包容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 即使是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涂鸦形象。在对待艺术家这个问题上, 破除西方主流文化中心论, 一些亚洲、拉美艺术家的作品也出现在了各地的展览中。当代西方绘画艺术色彩纷呈, 流派众多。主要有联邦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意大利的超前卫艺术、美国的涂鸦艺术、法国的自由形象与英国的新精神等等。比如:

(一) 德国的新表现主义: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绘画经历了从巴塞利兹、吕佩尔茨的“纯绘画”到彭克、波尔克的可能性再到柏林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的表现力的绘画, 使得绘画获得了新生。这一派的艺术家试图消解绘画的主题和内容, 用富有张的艺术形象来吸引关注。这一派的艺术家们认为绘画应该是自由的, 无限制的。比如画家基弗就收集了从神话到近现代的所有史料, 用绘画的方式把这种历史表现了出来。他们还用强烈的色彩, 大胆的画风表现内心被压抑的情绪。

(二) 意大利的前卫艺术家:在意大利超前卫的艺术家那里就采用了折衷风格, 他们借鉴了传统绘画的风格和规则。在其代表人物基亚那里可以看到夏加尔、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影子, 但基亚不是照抄或延续这种风格, 也是进行新的诠释和演绎, 使古典以新的面目进行回归。而库奇尤其喜欢马萨乔的艺术, 他继续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里, 艺术家们不是把这些风格简单排列, 而是进行多方面的组合和探索, 使一些新的表现成为可能。

(三) 美国的涂鸦艺术:它的代表人物有吉斯哈·林、肯尼·莎尔夫等。吉斯·哈林的艺术有一种华丽之感, 幽默、活泼, 他的粉笔画也迅速、简洁。而另一个代表人物肯尼·莎尔夫是具有独创性的涂鸦艺术家, 他的画面色彩明亮, 有一种极端强烈的视觉刺激效果。

(四) 法国的自由形象:这一派的艺术家作品中形象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他们或取材于海报, 或取材于卡通人物, 有着一定的喜剧效果。英国的新精神:这一派的代表画家马尔科姆·莫利谈论艺术家通过艺术了解潜意识, 通过意象让潜意识活动暴露出来。他们或在叛逆者中寻找绘画形象, 或在诗人中寻找。这是一种有较大随意性的创作方法。

四、对传统绘画的超越式回归

当代西方艺术有着积极的态度, 积极追寻绘画的意义。他们从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中找寻灵感, 从文艺复兴的画家那找寻出路, 从近代的绘画中汲取营养, 寻求新的方向。这种对传统绘画的回归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超越。当代西方绘画必须有两种承继, 一种是与传统风格的综合, 另外一种它也必须承认其与现代艺术的继承关系。这样在文化上, 当代西方艺术一方面与传统文化联系了起来, 另一方面有其现实的意义。所以这种回归, 不是简单意义上, 而是一种超越式回归。

摘要:当今社会, 人类由工业时代迈入了信息时代, 当代西方绘画艺术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它的出现, 意味着传统艺术在一定意义上的回归, 但这不是纯粹的复原, 而是一种超越式的回归, 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20世纪70年新绘画的出现, 标志着绘画开始走出死胡同, 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绘画艺术开始走出困境, 走向复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首先在欧洲生长, 后来美国奋起直追, 到了80年代中期, 连日本也出现了这样的艺术运动。

关键词:当代西方绘画,意象,回归,新绘画,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1]翟宗祝, 鲍诗度.蓝色画廊[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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