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文论论文

西方当代文论论文（精选3篇）

西方当代文论论文 篇1

20世纪的西方理论流派蜂拥而至,没有一个显然固定的主导,它们都有各自明显的优势和不足。在有限的篇幅里想要概述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是不可能的。本文就试着选取一个角度和几个流派略谈下。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其后形式论的流派接踵而至,直到解构主义慢慢式微;此后文论转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外部研究。本文就谈谈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从作品的内部研究转向作品的外部研究情况。

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都曾在20世纪文论史上风靡一时,形成了形式论的重要倾向。形式论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从作品形式的角度来规定文艺的本质,把文艺创作看作一种表现形式。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形式特征,即文学性。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概念,作品形式的困难以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他们割断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排除作者和接受者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心理,而只是关注文学作品本身。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首先把批评的重心转向了文本的形式,这是现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转折。英美新批评也把目光集中于作品本文。该派的最初奠基者是艾略特,艾略特提出了“非个人化”说,反对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以及文学家个人方面解释作品的传统批评方法,割断了文学家与作品的联系,要求文学批评把注意力只放到作品本身中去。布鲁克斯提出“细读法”和“悖论和反讽”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分析,他曾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主张的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批评,文学批评就是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他划清了文学批评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更直接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两方面的联系割断,也是只研究文学作品本身。20世纪中期达到鼎盛的结构主义文论及其相关的符号学与叙事学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一方面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注重文学文本的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并使这种传统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又开启了解构主义就有颠覆意味的结构思想。新批评是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就难免忽略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结构主义超越新批评的地方也正在这些方面,结构主义把每部作品看成文学总体的一个局部,透过各个作品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文学的结构,作品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批评家的兴趣转移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类型作品的共同规律。普洛普研究童话,列维一斯特劳斯研究神话,他们为结构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叙述体文学的研究中成绩尤其显著。托多洛夫和巴尔特等人认为,小说的基本结构与陈述句的句法可以类比。在标准语句即主语+谓语+宾语的格式中,小说中的人物相当于主语,他们的行动相当于谓语,他们行动的对象、结果等相当于宾语。托多洛夫将自己对薄伽丘《十日谈》的结构分析的著作命名为《(十日谈)的语法》,这个书名就已经说明了他的研究方法和意向。总之,结构主义往往把同一类的许多作品归纳简化成几条原理,然后去看这些原理规则怎样决定作品词句的构成和意义。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来,慢慢开始怀疑隐藏在作品本文下面的结构,进入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把注意力从决定文字符号的意义的凌驾于作品之上的结构拉回到文字符号本身。但是解构主义并不是回归到新批评那种对文本的解释,他们只是把文学作品看作符号的游戏,批评是加入到这种游戏中,并不是对作品作任何解释,经过细致分析后找出一定的意义。解构主义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它的显赫声势扫荡传统文论和批评,同时对形式论也不失为一种打击,它们把批评家的目光分散开,不再过多关注于作品。20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批评家把眼光投向作品外的社会文化等文学的外部研究。

实际上解释学和接受理论已经使得文学理论向外部研究发展了,如果说它们关注读者还不能算真正外部研究的话,那么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就是转向与作品直接有关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外部研究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猛烈批判,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米勒特的《性政治》,书名就可见其批评的意向。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可以说,女权主义批评顺应了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对父权制社会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新历史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偏向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以政治化的解读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在文本和语境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就是要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因素,揭示出其中的政治意向表达和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新历史主义,顾名思义,它也就是要把文学批评引入历史和政治领域。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该派的主要代表人有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等。赛义德的著名文本《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作品总是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具体分析一切社会文本和文化文本。斯皮瓦克关注第三世界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写作遭遇,也属于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总之,可以说,后殖民理论用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之前的形式论研究的偏颇。文化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迅猛,现在仍然是学术圈内外的热门话题。文化研究仍然属于西方文艺理论的一种,它已经远远超出文学作品的范围,它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等学科的角度去看待一个文学文本,显然具有跨学科性质。可以说,文化研究是把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引向外部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流派。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由作品的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转变,经由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和叙事学的形式论,慢慢滑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外部研究。不管是形式论的关注作品的内部研究,还是关注作品的外部研究,都有它们的合理之处和偏激点,这些理论的产生和社会时代有关系,也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在此我们无可厚非。艾布拉姆斯的文艺批评“四要素”说把各个流派归类于“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形式论属于“作品系统”的文学内部研究,而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文学外部研究。我的观点有偏颇的地方,因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流派众多,从不同流派的不同侧面可以有其它的看法,我仅仅是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摘要：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迅速，流派众多，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发展脉络，本文就试图论述它从作品的外部形式研究转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外部研究。

关键词：文学理论,形式论,外部研究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黄克剑《20世纪西方文论嬗变趋向探微》，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西方当代文论论文 篇2

外国语学院2010届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用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第二十二条军规》

课程名称： 西方文论

指导教师： 容 新 芳

论文作者：葛 丽 丽

学号：201030810402

手机：1870181469

52011 年 6月20日

用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第二十二条军规》

摘要：海勒的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产生于动荡不安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朝鲜战争、侵越战争再到美苏冷战,以及麦卡锡主义横行下恐怖阴森的政治高压,在小说中都有体现。《第二十二条军规》对美国那个时代的历史进行了惊叹的模仿,展示给读者的是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秘史。这部小说将作者的体验和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碎片编织在一起,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对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文本如何清晰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以及对历史的干预、预示和颠覆性作用，进而表明了文学如何积极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关键词：黑色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新历史主义；文本；颠覆性

引言

约瑟夫·海勒运用不同以往的写作手法，将自己近乎偏执狂的想法融入到这部小说中。与以往战争题材的小说不同，《军规》虽以二战为背景，但既没有描写勇士们冲锋陷阵的宏大场面，也没有向读者展示传统英雄的丰功伟绩，弘扬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而是以驻扎在地中海“皮亚诺扎”岛上的一个空军大队为题材，将主人公“我”的体验和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碎片编织在一起，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干预了正史对战争的描写和叙述。

一、新历史主义的主要理论：“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注重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认为对历史而言,文学是能够彰显历史本来面貌的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消极反应,而是将自己注入到历史中,参与历史的创造。蒙特罗斯称新历史主义的两个方面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二者互相交错,互相依存。“文本的历史性”即个人经验的文学表达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总是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这些现象见诸所有的书写模式中,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作品,而且也包括研究作品的文本环境。书写模式中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情景,构成了所谓的文学的历史性氛围。“历史的文本性”指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奥秘的可能性。历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述的空白点,那些文本的痕迹之所以能存在,实际上是人们的意识选择保留与抹掉的结果,可以说历史中仍然有虚构的话语。(王岳川,P185)

二、文本的历史性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体现

《军规》文本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海勒构思这部小说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此时的美国正处在“物质生活富足，反共迫害，对核武器的恐惧，以及对大萧条的回忆，这促使50年代美国青年成为‘沉默的一代’（”王守仁：9）。虽然美国在政治经济上日益繁荣强大，但美国民众却忧心忡忡，深感恐惧，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深深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正如海勒所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写的是“

战后的美国，罗森伯格案件、麦卡锡审讯、宣誓效忠”。（David Seed:61）1975年，海勒在一次采访中清楚地说道，麦卡锡时代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计其数的审问和听证会。如书中第八章对克莱文杰的审问：“可是我没有插嘴，长官，”克莱文杰抗议道。“不错，你没有插嘴，但你也没有叫一声‘长官’。对他的指控加上这一条……”（约瑟夫·海勒：88-89）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荒诞不经的情节，看似作者虚构，实则不然。1969年，海勒在与惠特·伯恩奈特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对《军规》第八章的创作：这章写于50年代早期，当时美国正身陷朝鲜战争，与苏联的战争可谓一触即发，而国内各州各市权力机关以及国会和参议院都对人们进行不停地审问和恐吓，不放过一个人，审问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在《军规》这部小说中，海勒共设置了三个审问的场景，对这三个场景的描写幽默感逐渐递减，而疯狂度递增。此外，小说中布莱克上尉宣誓效忠一章，也是海勒对美国50年代越演越烈的反共运动的影射。194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当权人修改其宣誓效忠成员名单，剔除那些属于蓄意反政府组织的成员。这一做法迅速蔓延至海勒本人所执教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作者对此印象深刻。这种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宣誓效忠运动，从《军规》中可以找到正史中找不到的答案。在小说的第十一章，布莱克上尉因为自己没能当上中队长，怒火中烧，将此归咎于梅杰少校。他在一夜间煽动起光荣的宣誓效忠运动，并且不允许被自己指控为共产党的梅杰少校参加，以此发泄自己的私人怨恨。在麦卡锡时期，不计其数的人因被指控从事“非美活动”或散布共产主义而遭到审判和迫害。小说中的布莱克之流，正是这些从事迫害运动的先锋。挖掘《军规》文本的历史性，对深入透彻地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状况十分重要。而文学文本的想象和虚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将来的历史。从整体上说，《军规》这部小说预示了越南战争毁灭灵魂的疯狂。如小说中的丹尼卡医生的妻子收到了卡斯卡特上校寄给阵亡将士家属的慰问信，但实际上，丹尼卡医生并没有死亡，而是成为了一具活着的尸体。小说中的这种场景在若干年后的现实中上演：2004年，美国国防部在安抚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士兵家属时，也逐一寄去慰问信。但荒唐的是，身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没按照惯例亲自签名，而是采用

了机器签名。这与小说中的描写如出一辙，可见海勒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强烈干预和预示作用。

三、历史的文本性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体现

由于统治阶级政治话语的操控，历史事件会被有选择性的重组，历史学家并不单单自始至终地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历史叙事也包含着虚构的成分。正如海登·怀特指出的“：文学和历史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也就是说，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不可避免地是想象、虚构的产物。（陈世丹：4）关于二战，官方的叙述是同盟国的正义之战，然而，这或许也只是片面的历史。战争的残酷性和荒谬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客观的唯一的历史并不存在，并没有统一的历史，只有多种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各种各样由文本再现的历史。《军规》等文学文本不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现象，小说揭示的历史要比正史所叙述的历史更加接近于真实。“在世界各地，士兵们正在轰炸前线捐躯，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他们的祖国。但似乎没人在意，更不用说那些正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士兵了。眼下是见不到什么结局的。（”约瑟夫·海勒：19）美国在伊拉克捐躯的士兵已超过2000人，也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正义，而他们的对手“恐怖分子”也死伤惨重；也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不择手段，甚至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荒谬。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是，即使正义的战争也充满了细节上的不正义，更何况在正义之名掩盖下为利益而战的战争。《军规》对战争的描述具有永恒性，它是战争的另类文本，与官方文本一样甚至更加真实，它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荒谬的。我们很少知道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们的心理感受，但是《军规》中的状况肯定存在，也许《军规》中的描写是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们的最好写照。

四、《第二十二条军规》文本的颠覆性

“文本与历史”具有一种遏制（containment）与颠覆（sub-version）的关系，在蒙特洛斯看来，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反控制，对现实的权力是一种颠覆，起码是一种想象性的颠覆。（王岳川：183）。在多利莫尔看来，文学在接受的过程中，从文学的感染进一步扩大到现实的影响，心灵的震撼和政治权力的反省。文学就是对政治、对文化、对精神、对自我的一种先行把握。在政治上，文学具有一种挑战权威、颠覆权力、恢复历史应有秩序的独特效应。用颠覆的方式研究文本可以使得心灵得到极大的震撼，而颠覆不仅是对思想的颠覆或对权力的颠覆，也是对权力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颠覆。（王岳川：197）而以《军规》为代表作的黑色幽默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从出现达到鼎盛，成为美国独特的文学现象，原因在于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这一时期，在统治阶级的高压下，社会荒诞现象比比皆是，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生活状态处于普遍的压制和幻灭情绪中。一些美国激进主义政治家认为，战后美国正在走向

极权主义。在以《军规》为代表的黑色幽默作品中，“极权主义磨灭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浪漫的信念，它钝挫人的洞察

构，“第二十二条军规”本身就是权力专横的象征，是美国极权主义的代言词。依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实际上飞行员是无论完成多少次任务，都无法回家的。统治者表面上鼓吹自由民主，强调个性，实际上是要消灭人的个性和自由民主的观念。被剥夺了个性差异之后的人，也就被扼杀了灵魂，人在精神上死了，也就成了一副空架子，成了任统治者任意摆布的机械的集体人。小说的要旨，正如作者自己说过的那样，“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关系。”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这也无济于事。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这就更加糟糕，因为这样就没有具体的对象和条文，可以任人对它嘲弄、驳斥、控告、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辱骂、唾弃、撕毁、践踏或者烧掉。”（约瑟夫·海勒：2）它只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残暴和专横的象征，是灭绝人性的官僚体制，是捉弄人和摧残人的乖戾力量。它虽然显得滑稽可笑，但又令人绝望害怕，使你永远无法摆脱，无法逾越。它永远对，你永远错；它总是有理，你总是无理。海勒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是荒谬的，只能制造混乱，腐蚀人心，使人失去尊严，只能让卡斯卡特、谢司科普夫之流飞黄腾达，迈洛之流名利双收。在他看来，战争也罢，官僚体制也罢，全是人在作祟，是人类本身的问题。为了将自己所处时代的美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上的真实感受展现出来，表达人们对这种疯狂的极权主义的痛恨，推翻消灭它的意愿，同时又避免当权者的政治迫害，海勒采用了这种反传统反小说的颠覆性的“黑色幽默”，融入了自己超强的想象力，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共鸣。文本的意义是无限的，对《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进行历史阅读，并深层剖析文学和历史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当时美国极权主义对民众意识形态遏制的过程。正如批评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指出：“战后的小说发现自身处在衰落的符号帝国之中，肩负沉重的负担，面临词汇的危机，似乎标志着严肃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实际终结。……但小说仍然具有自己的权力：加强和拓宽我们实际生活的意义，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干预。”

结语：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和文学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也就是说，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不可避免地也是想象、虚构的产物。通过文本将文学与历史联结起来,这正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本文正是运用新历史主义的主要理论：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来解读文本，更好地表现了战争的荒谬以及战后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心理共鸣。

参考文献：

[1]David, Seed.1989.The fiction of Joseph Heller: Against the Grain [M].The Macmillan Press.[2]Heller,Joseph.1995.Catch-22（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lcolm Bradbury）

[M].New York: Alfred A.Knopf.[3]艾默·里埃利奥特，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4]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约瑟夫·海勒，杨恝、程爱民等译：《第二十二条军规》，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6]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民国时期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 篇3

[关键词]西方文论 翻译 新文学 现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与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与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与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与俄苏文论相继地参与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俍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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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琛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堃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1—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6]。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翼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十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2 西方文论的翻译：“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

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匮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二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节译与改译问题。因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归化”与“顺化”的问题。对于当时新兴的西方文艺理论，国人最初感到的是与传统本土文论之间极大的异质性。因此很多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采用节译与改译，对原著中的某些内容作相应的改编。比如章锡琛深感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的过程中，往往将过多的日本文学典故与例子删掉。而这一点景昌极在翻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时候也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东西文学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则译以明畅之词。或竟以散文译诗句，以求达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译文中易以本国之类似者……盖因国人于西方学术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国材料，为人人所共晓者”[8]。

三是很多西方文论的翻译者采用了编译或辑译的形式。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社为庆祝建刊20周年，将以前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艺理论，以《东方文库》丛书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等。这些编译作品大多由单篇论文组成，来源不同，风格多样，节译与改译并存。对于俄苏文论，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苏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多采用集体编译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的《科学的艺术论》等，均是集体编译。这种集体编译的形式对于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撰写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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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现代出版业与西方文论

游走在商业与人文两端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生存空间，同样也生长出新文学的话语规则。然而在商业与人文、生产与消费、阅读与接受的两端，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并不像新文学那样有着明显的利益制衡。因为作为新文学的小说、诗歌，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的文化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为大众提供难得的文化产品以资消费，甚至是娱乐。但作为文学生产与写作而存在的文学话语规则，因其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势必很难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最终在普通读者的文学消费层出现真空。西方文论最终还是在中国得以大量翻译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据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文学杂志与相关出版社出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艺理论，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一方面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写作与发表提供阵地，另一方面也通过输入国外文艺理论为新文学理论建设提供话语支持。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们，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左联”的作家们，他们一方面本人亲自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职于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以资借鉴。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最先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固定刊物《文学》上。而傅东华翻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等则发表在新文学骨干成员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之上。又比如“左联”的众多刊物后来成为俄苏文论的发表阵地。现代派作家施蜇存所办的水沫书店更是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马列文论以及俄苏文论。

二是众多专职翻译家与杂志社、出版社的结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投身写作与翻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生产掌握着新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杂志社与出版社而获得生存资本。比如最早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章锡琛，一方面凭借其熟练的日语翻译了好几本日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更是凭借其掌握的媒介，将其翻译的文论发表出版。又如傅东华的经历亦是如此。在中学毕业后，凭借良好的外语水平，最先供职于中华书局作专职翻译员，后来又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最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但其一生的经历都与出版活动难分难舍，不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而且翻译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这些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注 释

[1]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M]//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14（1）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7]姚振华.东学西渐[J].东方杂志，1904（6）

[8][英]温彻斯特著；景昌极等译，梅光迪校.文学评论之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收稿日期：2012-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