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精选12篇）

西方社会论文 篇1

“进步社会的运动, 至今一直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这句话出自1861年梅英的《古代法》, 他向我们展示出了社会在发展过程中, 总是伴随着另一种事物的发展, 那就是法律。法律推动并修正着社会前进的轨迹, 同时社会的前进又迫使法律做出与时代俱进的改革。

西方社会早期法律是以罗马法及日耳曼习惯法两部分组成, 前者代表着民法法系而后者则代表普通法系, 虽然两大法系无论是立法精神还是侧重角度都颇有差异, 二者的结合看起来显得不可思议, 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 两法的立法基础有着相似之处, 我总结为基本价值互相冲突时需法律加以的权衡。正如斯密所说“人永远具有得到同类援助的机会, 但是, 仅仅指望得到他们的仁慈和帮助只能是空想。”无论哪个时期的社会, 竞争和冲突都是普遍存在的, 人们互相帮扶的景象只有在石器时代才会普遍存在, 因此当冲突愈演愈烈时法律就成为了权衡这一因素的有力工具。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大基本价值应运而生。在显示出法律在社会中价值的同时, 三大基本价值也体现了法律规范的局限性, 社会不能光靠法律的权衡使冲突趋于缓和, 仁、爱等“超法律”的价值也发挥着作用并与法律发生着适度的交叉。

一、西方法律三大基本价值

法律价值的几层含义分别体现在溯及法律的历史与发展历程和人们对于法律的期待, 立法的程序与标准中。法律的终极价值是法律所追求的人的终极关怀, 即有关人的本性或生命意义的价值。我们所看到的法律价值就是这些终极价值在当时当代的表现。

在面对三大法律基本价值时, 各大法学派都做出了符合本学派的解释。注重“秩序”的实证法学派主张主权命令说, 代表人物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说道:“主权者为维护和平而制定法律, 法律的权威来自主权者的意愿。”实证主义以当权者的视角来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价值, 并且将法律作为当权者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来看待, 强调主权者的意愿和认可;而在自然法学派看来, “公平”才是在基本价值当中起到主导地位。“人们遵循的具体法则, 必定是根据源自人类社会本性的、普遍性的和不可变更的东西推导出来的”阿奎那用这段话表明了不因依靠正式的法律规则, 而依靠自然理性的观点, 体现出了自然法学派以伦理为标准的法律观;除此之外, 后期的自然权利学派则认为个人自由意义重大。洛克在《政府论》中记载: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观的关键在于在社会中人人平等以及集中了人们权利的共同体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相比于早起两个流派来说, 自然权力学派将人与社会共同讨论, 将人是自然人, 更是社会人这一理论运用于当中, 主张人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法学学者百家争鸣, 有的倾向于法律与秩序联系在一起, 有的倾向于法律是基于公平来调整社会关系的, 还有将法律与道义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只是对于法律基本价值的不同倾向而已, 他们认同三个基本价值的地位, 只是对它们的定位有所区别。这些争论也引领着西方法律社会稳定正常的发展。

二、法与社会的关系及作用

对于个人主义与责任、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等价值理念, 我将他们归结为三大基本价值的衍生产物, 三大价值就如三座大山屹立不倒, 才支撑起了日后西方法律的发展。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幻, 历史不断更替, 一些被以往历史冷漠的法律价值也开始被提上议程。这些价值似乎有“按资排辈”的意思, 前面是我们熟悉的秩序、公平、责任、自由、生命等法律价值, 这些早早根深蒂固在每一个法律价值体系里, 而之后则是隐私、财产等饶有新鲜的价值观。我想就“法与社会”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虽然各大法学流派争论不休, 各执一词, 但我从中总结出了一个所有理论中都不约而同会提到的, 并且也是各大法学家想要达到的状态, 那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 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历史的发展中与法律永远相伴的便是社会秩序, 确立与维护社会秩序是法律产生的原因, 大卫·休谟在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提到“正因为没有足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一切以及人类的自私与有限的宽容, 才产生了正义。”而法律则是正义的化身出现在社会维持秩序的道路上。一个社会得以发展并且能够在精神方面给予其人民以满足, 和平与安全是最基本的保证, 试想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你难道还会为别人侵犯了肖像权而大动干戈吗?当然不会。因此, 我认为法律存在于社会的首要价值, 就是要保证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这时的法律展现给我们的姿态, 可能正义之剑会比天平更耀眼, 法律以它的强制性捍卫着社会的安定, 这时仁、爱等“超法律”的道德价值所不能具有的。法律在条文上已明确规定禁止这些行为, 这种约束是双方的, 人们一方面受制于这些规定, 另一方面又从这些规定中获得巨大的安全感, 所谓“法律是调整人们外部行为的准则”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一旦这些行为真正地发生, 它与宗教、道德又不相同———它能凭借着国家赋予其强制力, 对威胁到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进行限制于处罚, 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 这说明法律不仅仅是形式, 更是手段与目标, 在这里, 人们会拥有守法的义务感———这是法律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维护。另外, 法律还维护着合同、竞争与商业领域的秩序。交易行为依据人们的交易习惯决定, 但是这并不是说, 法律就不能干涉私法领域了, 毕竟, 民间交易的自由大大依靠着人们自身的诚信意识与道德意识, 但如果真正打破了交易平衡, 道德与诚信往往是不够惩罚错误的, 因为它们是思想意识, 没有得到任何的强制力保证, 国家承认它们但却不会以文字形式一条条将它们列举出来, 它们可以调整社会秩序, 但是并不是调整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和最有力的保障, 显然道德与宗教并没有达到制约行为的合理期望。与公法领域不同, 私法领域并没有规定非常具体的惩罚方式, 并且对行为规范也通常没有具体、确定的标准, 私法的法律条文大多是引导式的, 体现为任意性规则, 它只规定最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在一个行为致使双方产生分歧而不能协商一致时, 契约的最后条款“正义的解决”会告诉我们, 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性本自私, 若法律失去了强制性这一特性, 不知有多少罪犯会逍遥法外, 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孟德斯鸠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到的:一个民族的法律, 要做到适应这个民族以及民族的社会, 必须做到将抽象的理性和适用的社会精神完美的结合。这一理论被称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浪漫相对论, 而后更是引发了德国的论法思潮, 萨维尼《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的理论及法律社会学开拓性人物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思想都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它表明法律不可能在某一单独因素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解释, 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当中经历充分的历练之后, 当法律具备了这个社会或是这个民族的特性, 才能在社会中更好地维护和稳定这个社会的秩序。

在当代社会中, 这一点依然适用并不显老套,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系列公司、企业问题, 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难找到前车之鉴的, 属于我国当时社会的特有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我国人大法工委就制定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并且在环境改变时立马做出相关决定的修改, 使法律的规制及对秩序的维护达到了与时俱进的程度。

也许我们对西方社会法律价值展现给我们的表面表现得很能够理解, 但是当我们真正深入研究他们的社会, 就会不可思议地发现在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这些价值。中西法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 在立法思想、制度安排、基本概念上都存在着差异,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参考文献

[1]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8.

[3]洛克.政府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

[4]大卫·休谟.人性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5]查理·路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2.

西方社会论文 篇2

霍布斯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之比较

关键词：霍布斯 卢梭 社会契约论 自然状态

内容提要：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霍布斯和卢梭是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国家、历史、环境不同，他们对社会契约的定义、解析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均有所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对比论述和认真探讨。

引言

作为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与卢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社会契约理论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什么同样强调社会契约，而现今的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法国则是半总统制呢？霍布斯与卢梭在各自社会契约上的不同观点对其本国的政治制度必然有较大的影响。

一、霍布斯与卢梭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霍布斯社会契约论产生的背景

出生于战乱年代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是一位对生活缺乏安全感的人。对战争和秩序缺失的恐惧伴随了霍布斯的一生，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的学说不是对抗革命，而是顺应历史出现的。当时社会异常**，党派的倾轧，连年的战争，严重威胁着个人的生命与财产。资产阶级逐步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对这种状态深为不安。因此，霍布斯提出和平是自然法的首要法则，符合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更符合社会向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稳定发展。在当时混乱的状况下，只有先靠强力，靠绝对专制的权力才能得以保证。

（二）卢梭背景

卢梭(Jean Jacque 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他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幼时家境贫寒，但通过自学掌握了丰富知识。做过仆人、学徒兼杂役。后来，在华伦夫人的帮助下，来到都灵，此后，生活无着，当过雕刻匠、仆役、音乐教师。18世纪30年代，与华伦夫人同居期间，生活才稍稍稳定，安心读书、思考问题、写作。18世纪40年代，卢梭非常困难，他在社会和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地踯躅，尝遍人间的辛酸。笔者认为，其人生经历对其追求“人民主权”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他接受霍布斯、洛克等人思想的同时，又予以了发展。

二、霍布斯与卢梭思想社会契约论的比较

霍布斯主张订立社会契约的要义是维护秩序与安全，其哲学基础是消极自由观。与之相反，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基在积极自由观之上。此外，在自然状态、权利转让等方面也有很大分歧。以下是两者较大的分歧：

（一）自然状态上的不同观点

1、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是以对人性和“自然状态”的描述为起点的。霍布斯是“性恶论”者，他认为，人类最初处于一种没有国家，没有统治，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你”的和“我”的之分的自然状态中。他还认为，由于人性邪恶，自然状态是极为可怕、恐怖的，人与人之间处于互相残害的敌对状态。①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享有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方式采用一切手段来保全自己。加之“自然使人在身心两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能力平等导致欲求平等，导致所有有同样欲求的人之间的竞争。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由于人们互相疑惧，加剧这种天然的敌对。“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 ③，立即进行袭击，互相争夺，互相残杀。使自然状态真正成了战斗状态，这种战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且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对公正的诉求。为了满足自己无穷的欲望，能力几乎相等的人们都自由地去争夺，去占有，彼此不信任。

总之，霍布斯认为，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人人都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2、卢梭的自然状态

卢梭的自然状态是最能保持和平，最适合人的天然本性生活的状态。和霍布斯一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是从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出发的。但卢梭反对他用自然状态对社会组织所做的一切辩护，特别是反对为私有制辩护。他描述的是自然的野蛮的社会，而要对比说明的是文明的现时的社会。卢梭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一派清新纯朴的景象。在他看来，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独立、平等的，没有奴役与被奴役、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强制服从的情况，“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④

卢梭认为，自然人不仅有自我保存的要求和自爱的本性，而且对自己的同类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从而使他为自己谋幸福的热情受到限制，缓和了他的自爱心，并且有一种自然美德。正是这种感情使得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互相同情，彼此关怀，亲密无间。因此，卢梭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友好的状态，是人类的真正青春，是人世真正的“黄金时代”。

在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的这个问题上，卢梭表示反对霍布斯的人性恶的观点。在霍布斯看来，人之所以是邪恶的，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人之所以是邪恶的，因为他不知道美德为何物。卢梭反驳说：“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的，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阻止他们作恶的，不是智慧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⑤

卢梭指出，霍布斯的错误在于他把现代社会人们满足无穷欲望的需要，不适当地掺入了野蛮人自我保存的意识中，并把当代文明的混乱搬到自然状态中去描写，把文明社会的弊端强加给了自然状态。

（二）、关于缔结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转让权利等问题

1、霍布斯：转让所有的权利和伟大的利维坦的产生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竞争，人人戒备，人们枕戈以待，谁也不能指望有完美的自我保存。但是，自私的人性和人人自相为战的状态，决不是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生活。霍布斯认为，自然人类放在可怕的战争状态中，同时又给人类提供了逃脱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就是人们除了欲望还具有理性。理性伴随恐惧、愿望和希望等这些情感，提供了人们在一起和平生活的法规。这个法规就是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主权者组成一个政治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强大无比的利维坦。政治国家建立目的就是使人们获得和平的生活。⑥

霍布斯认为，人们缔结契约时，一旦实施了权转让，就永远不能收回。这种转让既是一次性的是全部权利的转让。由这种契约就产生了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这样，一切社会权力都集中于主权者一身，而法律和道德规范都来源于主权者的意志。主权者的权力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限制。因为臣只在他们中间缔结了社会，统治者没有与任何臣民签约。

2、卢梭：人民主权思想

卢梭把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否定文明的历史进程。他认为不平等、奴役和贫困都是由文明社会造成的。从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的矛盾对立之中卢梭引出反社会、反文明的逻辑结论。

在他看来，一切改良都是无济于事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先破坏一切，然后按人为的设计重建一切。卢梭的政治设计以社会平等为根本目标。“人是生而平等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为不平等，人才丧失自由。既往的社会秩序已经遭到否定，人们“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一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⑦

卢梭认为，这种社会契约只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强制，而是主观服从。按照这种契约精神，订立社会契约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第一，每一个参加契约的人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权利让给联合体，而且所有的人交出的权利都是同等的。

第二，参加社会契约的人把权利交给了联合体，即交给了整个集体，而不是交给任何个别人。人们从这个联合体里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它的同样的权利，并且得到更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订约者依据这两大契约原则而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共同体。这样一来。社会契约就构成了主权者权力合法性的源泉是来自人民。

3、小结

卢梭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虽然都主张把缔结契约的每个人的全部自然权利转让给主权者，都认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但他们在主权的归属上是不同的。霍布斯认为主权者是君主，社会契约是臣民之间的契约，君主不是缔约方，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卢梭则认为主权者就是人民自己，社会契约就是人民同由人民自己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缔结契约，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

三、霍布斯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产生的不同影响

霍布斯与卢梭都强调社会契约，但是之后英国与法国的社会制度却大相径庭。两国的之后的政治体系、社会制度等都与二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1、英国内战与霍布斯的政治思想

在英国内战即将爆发前，霍布斯即特别关注于政治。他的四部最著名的政治著作的诞生即说明了现实政治对他的影响。在他出版《利维坦》一书时，书中关于通过武力征服(另一种方式是人们通过自愿的契约授权)而获得主权的观念在分量与含义上都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他试图捍卫新英吉利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整个40年代关于神职人员的权力问题论争激烈，众说纷纭。而长老会牧师试图在英国建立一个严格的、不宽容的宗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世俗平民的意见要由教会人员严格审查。⑧这实际上赋予神职人员以高于国家的权力，而《利维坦》的一个主要目的则是驳斥长老会的观念。所有这些，充分说明英国内战与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霍布斯的著作一经抛出，其结论或某些观点在当时虽然得到一些人士的称许，但更多的是遭受攻击。他拚命想阻止内战的爆发，但实际上内战仍不以其意志为转移。

英国内战促进了霍布斯政治思想的形成，但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最大影响却发生在对其他政治思想家身上。哈林顿、斯宾诺莎、普芬道夫、洛克等一大批与霍布斯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以及卢梭等后辈思想家，无不从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当中受益。

虽然，霍布斯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于洛克的、后来成为经典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他既未提出教会与国家分立和宗教宽容的学说，也未能彻底地将人民的自由权利凌驾于政治权威之上)，但他对英国内战中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政治思想近代化转型过程当中的矛盾之把握，他所确立的政治价值，他对近代国家权威的论述，使得他的思想具有远远超越于其时代、其国度的深刻性。不管对他的学说是赞成还是反对，其后的思想家们都无法绕过霍布斯政治思想所树立的丰碑。

2、卢梭社会契约论在法国的影响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后来成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行动指南。法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路径依赖和特点，其之所以形成迄今较为稳定的半总统制政体，是传统集权政治基因、小农经济的顽固性和卢梭的公意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卢梭公意思想更是有着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本质为行政集权的半总统制是深受传统小农经济制约的卢梭思想的外在制度表现。⑨

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理家柏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曾将卢梭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激烈程度联系起来。他说：“我相信，如果卢梭还活着，在他短暂的神志清明时刻，一旦看到他的思想引起那么疯狂的实践后果，一定会吓昏过去的。”⑩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更是直接指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认为卢梭是现代集权主义的思想源头。

结语

总体说来，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有共同点，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契约理论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法学世界观的理论前提，社会契约论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律原则；社会契约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直接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因而成为其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霍布斯通过对主权及政体思想的分析提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卢梭则通过对主权在民思想的阐述提出了自己民主共和制的思想。两下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种重要的思想对当时乃至今后的政治、社会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理论对实践始终有着无可比拟的指导作用。总之，霍布斯和卢梭对于社会契约的思考仍值得后人借鉴。

注释：

①．姚 萍 《社会契约论探源——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之比较分析》《抚州师专学报》第22 卷第4 期

②．霍布斯 《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P97 ③．霍布斯 《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P93 ④．卢

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P149 ⑤．卢

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P99 ⑥．姚 萍 《社会契约论探源——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之比较分析》《抚州师专学报》第22 卷第4 期

⑦．卢

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P23 ⑧．袁柏顺 《英国内战与霍布斯的政治思想》 《历史教学》2001 年第5 期 ⑨．汪 栋

刘 毅《卢梭思想与法国半总统制》 《前沿》2004 年第9 期 ⑩．王平《社会契约论三种——对霍布斯、洛克与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比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25卷第5期

11。徐恒秋《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比较》○《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第8卷(总第39期)

参考文献：

霍布斯 《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卢

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罗

西方社会的假新闻 篇3

“看呐，你的孩子多么漂亮啊！”

母亲：“哦，这没什么——你应该去看看他更美丽的照片！”

这位母亲的回答，夸张但生动地描述出假事件充斥于我们生活之中的情景。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之所系，是其立身之本，同时也是世界新闻界所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而假新闻的出现无疑是世界新闻界的耻辱。

假新闻（pseudo events），又称假事件，史学家卜斯丁在他的著作《幻象》一书中对它的定义是指：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如果没有透过设计安排的过程，可能不会发生的事件。假新闻是有计划性的，而不是自发性的，它同时也是预发稿，不问真实性只问有没有“新闻价值”。由于假新闻事件是经过特别安排，通常较一般真实事件来的有趣也较有张力。假新闻之所以会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媒体与消息来源间的共生关系所导致。

假新闻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假新闻客体，即假新闻本身；假新闻主体，即造假者与传假者。就假新闻客体来说，假新闻的产生与假新闻涉及事件的新闻价值、模糊程度等有关；而从假新闻主体来看，主要是由于媒体急功近利，一味追求轰动性效应以及增强报纸的吸引力，同时利用了公众的猎奇心理而产生的。如果从新闻工作者制造假新闻的动机着眼，西方社会的假新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媒体由于服从于某种政治需要制造、报道假新闻

二战期间，英国一座秘密电台“大西洋德语短波广播”常在新闻节目中，将真新闻和假新闻混在一起播出，目的是在德国制造混乱，散布恐慌情绪。例如，在1943年10月的一次广播中，它将两条真消息和两条假消息混杂在一起播报。其中一条假消息是：法兰克福市各医院住进了650名市民，因为他们喝了有毒的自来水。消息播出后，在当地引起了普遍的恐慌。

当时，德国“哈哈爵士”广播的新闻和解说节目是其秘密电台中影响最大的节目。“哈哈爵士”每天通过设在柏林市郊的短波发射台向全世界播送15分钟的英语新闻，时间不固定。他故意将短波频率安排在非常靠近BBC短波频率的地方，以误导听众，让人以为这是BBC的广播。他用一口流利而纯正的英语与听众进行亲切的交谈，并不时地播报一些关于战争局势的假新闻。在英国，竟有1800万台收音机收听他的广播，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竟成了他的忠实听众。

类似的例子在二战中不胜枚举，后来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借由广播为媒介的心理战术被广泛应用。再如，1943年8月15日至18日，德军大批西线部队向东线集结，其间必须经过一个名为马格登堡的小镇。为了制造混乱、阻滞德军集结，盟军设立的秘密电台“德国之音”精心设计了“紧急通告”：“为了德意志居民的安全，元首已拨出专列等候在马格登堡车站。登上这列车，你将会被载往一个难以听到隆隆飞机声的理想所在。在马格登堡，元首已为你备足了免费的食品、衣物、饮料和巧克力。居民们，放心地向着马格登堡进发，祝你平安。”许多人放下了原本携带的衣物食品，徒手向着马格登堡涌去。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衣物食品和列车，居民们将这里挤得一塌糊涂，不少人挤死挤伤，德军也无法按时集结。

这种新闻工作者或媒体为了服从组织需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顾客观真实，不记社会效果公开做虚假报道的行为，就好比“狼来了”的故事，也许前几次人们会相信，而渐渐地人们就不会再信以为真了，而到那时，也许媒体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公信力了。

二、 新闻工作者或媒体出于追求史料轰动制造、报道假新闻

1983年4月20日，《明星》杂志首先长篇连载长达60卷的《希特勒日记》，一时间全世界为其轰动，人们纷纷抢购杂志以一睹这位二战罪人的内心独白。紧接着，英国著名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花大价钱买下来长篇连载。然而许多专家却对此表示了怀疑，有专家称二战时，希特勒总是忙到快天亮才去睡觉，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此外，与他共事多年的人也从未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希特勒日记》。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日记上的一些记载明显牛头不对马嘴，违反史实。

1983年5月，当时的西德档案馆、西德刑事和联邦材料检验局终于对《希特勒日记》进行联合调查。1983年5月6日，西德科学家们宣称这些日记全属伪造。手稿是由4种墨水写成，然而没有一种在二战期间被使用过。通过测量墨水中氯化物的蒸发，科学家们鉴定出这本写于1943年的日记实际问世时间才不到一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星期日泰晤士报》宣布不再刊登《希特勒日记》，两名责任编辑被迫辞职。《明星》杂志则把这一切账都算到了《希特勒日记》的发现人——新闻记者杰丹·黑德曼的头上，控告他诈骗出版社财产。经过长时间的审讯，黑德曼最后吐露了日记的来源。

原来，所有这些日记，都是黑德曼跟斯图加特市的一位古董商人、造假大师肯拉德·库贾买下的。此人在西德经营一家纳粹纪念品专卖店，当然，里面大多数纪念品都是他伪造的，包括希特勒的诗、纳粹密件、像章等，但普通人绝对看不出来。当纳粹旧物爱好者杰丹·黑德曼看见柜台里展出的三册贴有希特勒私人标记、系着黑缎带的《希特勒日记》，他惊住了。记者的新闻敏感告诉他，如果这些日记是真货，那他绝对能创造新闻史上的吉尼斯记录！黑德曼相信——或者宁愿让自己相信这些日记是真的，他当即将它们全部预订了下来，以每册8．5万马克的价格付酬，并要他不要对外张扬，而是一致宣称日记的来源是一位逃到南美的希特勒前副官。于是库贾总共花了整整3年时间，关在家里创作了这长达60册的假《希特勒日记》。

此事一经败露，《明星》周刊销量大跌，而这一愚弄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报业大丑闻也使得人们对以后出现的所谓“史料”抱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我们都说，历史是最不会骗人的事实，而媒体报道“假史料”的出现不禁让我们产生质疑：难道新闻只是文字游戏吗？

三、 新闻工作者或媒体为满足人们对科技的遐想制造、报道假新闻

2002年10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则名为《3000年前女木乃伊出土后怀孕了》的消息，并且配有新闻图片——一具“怀孕”的木乃伊。消息中描述到：木乃伊的看守者坦承自己难以抗拒女木乃伊的美色，不禁对她表达爱意，致使其怀孕。某科学家指出，这具已死去3000年的木乃伊仍能受精怀孕，或许浸泡这具木乃伊的液体具有神奇功效，并且科学家经过检查后已断言胎儿是一名女婴。整个消息言之凿凿。

这是一则很有趣的假新闻，因为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死人是不可能怀孕的，更别提是一具被掏空内脏(包括子宫)的干尸！至于那张假新闻图片，后来经过查证，照片的原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木乃伊之一的埃及的国王King Sethos（有时称作King Seti）一世，也是木乃伊中第一个双手掌贴前胸的国王。他是第19王朝的国王，墓地曾被盗且木乃伊本身遭到损坏，随后在第21王朝得到修复。很明显，这具所谓的女木乃伊孕妇正是现在被存放在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埃及国王King Sethos一世的木乃伊。

再如，2001年7月22日有报道说，美国医生怀特将赴乌克兰操刀换人头。据怀特透露说，经过近30年的实验，换猴头手术已经达到了绝对娴熟的程度。在最后一次移植猴头手术中，两只互换了头的猴子在手术结束后6个小时内就苏醒过来。这则假新闻因为寄托着人类换器官的梦想，很能迷惑一些读者，也会迷惑一些编辑。但仅过3天，一位留美生物学博士在网上揭露，有关怀特医生“换头术”的最早报道出自1979年6月5日的美国超市小报《全国探究者》，所言全部不真实。

有人说问题只能归咎于某些媒体编辑当年上生理课时常走神，但我认为至少我们的智商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新闻工作者或媒体为了满足人们对科技的遐想而制造、报道假新闻，使得科技新闻正在走娱乐化的道路，而我们的泛娱乐化时代是否已经到来？

四、 新闻工作者或媒体为迎合受众的情感需要制造、报道假新闻

1980年，《华盛顿邮报》女记者珍尼特·库克曾杜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故事：一个年仅8岁的海洛因吸食者男孩吉米，一个在华盛顿贫民区内饱受猖獗毒品交易摧残的受害人。他成长于毒瘾、暴力和绝望之中，小小年纪就在其母亲的同居男友教唆下染上毒瘾。故事写得非常精彩、感人，读者常常在阅读时流下同情的泪水。这篇报道因此而获得了最负盛名的普利策新闻奖。然而正所谓树大招风，小吉米吸毒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很多人要求珍妮特·库克说出这个男孩的所在，好让他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救助，美国华盛顿警方则要求报社提供吉米的真实地址，以便调查。几百名警察和便衣在报社提供的地区侦查了3个星期，没有发现这个叫吉米的8岁吸毒小孩。这篇编造的报道露出了马脚，她被报社开除，并勒令退回奖品。事后，珍尼特·库克发表声明承认“《吉米的遭遇》这篇报道基本上是杜撰的”。她在辞职声明中说：“我从来没有遇见或访问过一个有海洛因毒瘾的 8 岁孩子。1980 年 9 月 28 日《华 盛顿邮报》刊登的文章是一次使我深感遗憾的严重歪曲。我向我的报纸道歉，向我所从事的职业，向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和追求真理的人们道歉。 面对真理，我今天已提出我的辞呈。”自此，美国没有一家媒体敢雇用这位声名狼藉的女记者。因为她的任何作品，都可能被人调侃地质疑：“这篇是真的还是假的？”试问哪个报社消受得起？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珍尼特·库克编造的故事是成功的，因为它成功地赚取了读者的眼泪，它迎合了人们同情弱者的情感需要。可是毕竟新闻不是简简单单的故事，新闻永远是以其真实性立足的。失去了真实性，它可以是一则浪漫的故事，也可以是一部科幻电影，但绝不再是一则新闻。

五、 新闻工作者为谋私利放弃职业操守制造、报道假新闻

2003年5月，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自揭伤疤，主动披露该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剽窃及编造假新闻的丑闻，并将其开除，同时主动向读者、不真实新闻的受害者和被剽窃者道歉，也向“有良知的专业新闻从业人员”道歉，并鼓励读者专门针对此事来函来电指正。6月，《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说，该报执行总编豪威尔·瑞恩斯因受到其部下年轻记者剽窃他人作品丑闻影响，而被迫宣布辞职。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也宣布辞职。

据介绍，杰森在实习期间就通过不断炮制虚假新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从一名小小实习生被提拔为报道国内新闻的重要记者。而后，杰森一直在纽约布鲁克林居住，但是他却通过使用手机和电脑与报社联系的方式，创造了其正在外地四处奔波、辛勤工作的假象。从《纽约时报》发稿记录上看，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都留下了这位年轻记者那“勤奋工作的足迹”。自从2002年10月升任国内新闻记者后，杰森总共发表了73篇文章，其中竟有至少36篇“存在各种抄袭问题”。最终，在《旧金山快报》质疑这位大记者可能“剽窃”该报一篇有关失踪美军的新闻报道后，杰森向上司提出了辞呈。

此事成为《纽约时报》创刊152周年来爆出的最大丑闻。美国其他主流媒体对此也纷纷予以大篇幅报道，并且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纽约时报》的一系列动作，却也在让人们感到钦佩和感慨的同时，更希望这家世界印刷媒体的龙头老大通过这次事件能重振雄风。

2003年5月，《纽约邮报》承认，该报一名自由撰稿人的作品是通过对《国民问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进行抄袭后得来的。

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研究 篇4

20世纪50年代,世界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并波及了轴心国和同盟国,破坏波及的程度对于轴心国更为深刻和严重。美国因战争所得的财富和战后重建政策而很快成为与苏联抗衡的霸权主义国家,而德国由于战争失败社会受损严重而走上了战后重建之路。

提及社会冲突论,就不得不提及早期对此理论取向贡献最大的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其中,马克思奠定了社会冲突论的基调, 而韦伯和齐美尔对社会冲突论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1、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

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此种现象的情况,社会冲突就会产生。

从马克思关于冲突进程的抽象命题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资源不平衡——合法性质疑——集体利益的形成——暴力性冲突” 的冲突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两阶级间利益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导致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致使被统治群体内部形成了对集体利益的认识和认同,随着矛盾发展的尖锐化,加之一系列促成冲突发生的条件的成熟,必将形成极端化的暴力性冲突。 暴力冲突是使得社会结构变迁和资源再分配达成的最彻底的方式, 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唯一方法。

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社会冲突的发生与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冲突的发生是由于资源分布的现实不平衡,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并采取方法解决这种不均,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马克思对冲突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正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根源、对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的正确分析以及对暴力性冲突的深刻认识。之所以有如上贡献,也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密不可分。

2、韦伯的社会冲突思想

由于韦伯冲突思想的理论立场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以至于其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韦伯不认同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认为不那么激烈的非革命性冲突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韦伯归纳的社会冲突进程可以概括为“撤销合法性——魅力型领袖的作用——新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冲突的产生源自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质疑,并进一步产生了撤销其合法性的诉求。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冲突发生的关键因素是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如果被统治者赢得了魅力型领袖的支持,则可能发生冲突,反之,则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如果社会冲突发生,新的规则与制度必然建立,在这种规则与制度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由此循环往复。

韦伯批判、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对社会冲突理论取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1、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源分布不平衡产生社会冲突的观点,并由此发展出三个更为具体的变量:权利、 财富和声望,认为阶级不是影响资源分布的唯一因素。2、对于被统治者撤销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分析中,除了资源与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因素之外,还存在社会差距程度和关于权利、财富、声望在社会等级间的社会流动程度两大因素,这一点对于后人的社会冲突思想都有重要启发。3、基于社会控制的法理型社会和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构想。

3、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

齐美尔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形式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他区分了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对于冲突暴力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冲突对于群体内部和整个社会的功能。

齐美尔肯定了冲突激烈程度与情感投入程度的相关性,阐述了团结紧密程度与对冲突的理解程度两大因素对冲突激烈程度的影响,并认为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非物质性冲突更有可能提升冲突的暴力性。如果冲突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发挥作用,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能降低,反之,如果冲突仅仅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提高。齐美尔对于冲突的功能分析,在于研究冲突如何作为一种常规的现象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与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的比较

1、理论渊源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主要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辩证” 二字在辩证冲突论中的含义有二:(1)社会的两面性;(2)社会冲突的普遍性。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此外,马克思社会变迁论也对达伦多夫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而韦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在关于社会冲突进程的命题上。达伦多夫以“强制性协作组合”(ICAs)作为理论假设,ICAs中的冲突过程可以概括为 “权利与权威结构——对立群体的产生——冲突产生后资源再分配的要求——社会系统变迁的制度化”。由此可看出,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权利权威结构,这无疑来自于韦伯的观点。 而对于ICAs的理论分析方式,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又是相同的—— 都是以社会组织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为出发点,进而分析由利益对抗到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和条件,然后阐述冲突导致的结果为社会的再组织。

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主要来源于齐美尔的思想。科塞接受了齐美尔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低烈度和低暴力度的社会冲突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功能。科塞的理论基于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他却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提出了冲突的正功能。受齐美尔的影响,科塞以形式社会学作为分析冲突的角度,分析的重点在于社会中低烈度和低暴力性的冲突对于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整合功能。科塞发展、完善了齐美尔的冲突理论, 如,在低烈度与低暴力性的冲突对社会整体的功能整合性的分析上,齐美尔认为冲突的整合性效果主要为以下三点:可以释放敌意、 产生不同群体间的联系、相互依赖性高的体系中规范协议可以降低冲突的发生。科塞却由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发展出五方面的功能: 提高系统单位创新与创造力水平、释放敌意、提高意识、促进协作联合和提高联盟弹性。这是对冲突正功能更为细致的探讨,丰富了齐美尔思想的内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关于社会冲突许多方面的论述中,科塞和齐美尔是非常相似的。以至于柯林斯称这一理论为“齐美尔——科塞冲突论思想”。

2、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

(1)社会冲突的原因

达伦多夫和科塞均认为社会冲突源于社会稀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不均匀,但具体的分析角度不同。

受马克思的影响,达伦多夫从被统治者的认识水平角度出发研究冲突。而科塞受韦伯影响较多,认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的撤销是冲突实现的起点和前提。达伦多夫从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分析了冲突可能发生的因素, 即准群体中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理论体系和章程的形成、统治者的许可、准群体成员的沟通程度、征募成员的机会。科塞则是侧重于分析了影响合法性撤销的因素:疏导不满的渠道和社会流动程度。同时科塞也受齐美尔影响,分析了冲突群体对资源分布不平衡的认识程度和情感卷入对冲突发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达伦多夫强调权利与权威结构在组织和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对稀有资源的追逐将打破原有的权利与权威结构,产生新的权利与权威结构,因此,达伦多夫把冲突看做为社会系统变迁的根源,并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框架下看待社会冲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稀有资源分布不均,是制度性制约的结果。由于科塞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范畴,认为冲突的直接起因在于主体方面,即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所以科塞直接采用了前人对于利益不平等的说法,对于利益不平等的原因并没有深究。

(2)社会冲突的暴力性问题

达伦多夫和科塞都肯定了情感卷入程度与冲突暴力性的相关。不同的是,达伦多夫从冲突群体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了影响冲突暴力性的因素,其一是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得不到满足;其二,冲突群体间相互调节达成的能力不足;第三, 对被统治者的剥夺由绝对转入相对。而科塞则是区分了物质性冲突和非物质性冲突,并认为二者对冲突的暴力性影响不同。他指出, 越是涉及现实问题的冲突,涉入者越倾向于解决问题,而冲突只是一种作为目的的手段,涉入者趋于找到一种协商利益的方式。 因此越是在此种情况下,冲突越可能是低暴力性的。如果是非物质性的冲突,涉入者被卷入核心价值观,投入大量情感,则冲突可能是高暴力性的。

科塞强调了社会分化程度对冲突暴力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越低,即组织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低, 则冲突越可能是高暴力性的。反之,社会组织分化程度高,各个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一个单位的发展需要依靠其他单位的发展与配合,则群体之间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更趋于寻找协调和妥协,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暴力性。这种观点是功能主义立场的。

(3)冲突的结果

达伦多夫的冲突论思想起源于其对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分析。他倾向于研究那种极端化暴力化的社会冲突,并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动态而非稳定的过程。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是社会变迁。从其对强协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冲突引起权威的再分配,而再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将形成新的资源分布不均,而新的资源分布不均引起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再引起权威的再分配,由此循环往复。 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变化,社会变迁是权威结构的变迁。

科塞则将社会冲突区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如上文所述,现实性冲突往往是低暴力性和低烈度的,而非现实性冲突多为激烈的暴力的革命性冲突。科塞同样认为,现实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促进因素。不同的是,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一种社会系统的进步和整合。科塞指出,现实性冲突导致的社会变迁促使社会系统的变化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增加其团结, 使社会系统更好的适应环境。

(4)冲突的调控

科塞的理论重点在于分析冲突的正功能,他侧重研究的是低暴力性和不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并承认这样的冲突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认为它们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关于社会冲突的调控, 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主张建立一种使得敌对情绪得以释放的社会安全机制。同时科塞指出了这种制度没有使敌对现实得到改变,并非一种理想的制度。

达伦多夫认为革命性的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变迁,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冲突进行制度化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达伦多夫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冲突的压制并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冲突, 而如果统治阶级如果能够意识到引起冲突的利益问题,提供被统治阶级意志向上流通的机会和途径,双方对冲突问题进行协商, 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发生。达伦多夫认为调节暴力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冲突双方对于冲突利益有明确的共识、存在处理矛盾的公共机构、冲突双方约定了处理冲突中涉及的各类规则。

(5)冲突的功能

达伦多夫看到了冲突的破坏性,而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整合功能,冲突群体内部冲突可以使群体边界更加明确、加强群体内部团结、促进决策集中化、对群体成员行为产生强制性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冲突可以提高冲突关系的调节程度和提高社会单位之间的协作联合数量,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与进步的作用。

三、柯林斯关于社会冲突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

柯林斯认为,冲突理论的基础在于“人类是既具有合作性质又具有冲突性质的动物。”在外界的强制下,人很有可能产生对抗性倾向,因为“强制本来就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与马克思相同, 柯林斯也认为不平等导致冲突,从日常生活中权力仪式的角度划分了发布命令的阶层和接受命令的阶层,同样肯定了情感卷入对于冲突的作用,并由此引申出“情感能量”一词。

柯林斯还致力于探讨如何减少和降低冲突,在对组织化过程的研究中,柯林斯将资源划分为强制资源、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 并以此研究了组织控制。他指出,通过强制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容易出现消极反应;通过物质资源控制组织,受物资刺激者容易出产生获得资源的意图并采取谋求私利的策略;通过符号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更易于内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组织规范。

柯林斯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帕森斯、戈夫曼、布鲁默,他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倾向于微观层次。传统的社会冲突分析仅是关于冲突的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全面的理论;传统理论家关注宏观层次,忽视了微观的社会现象。柯林斯提出了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微观策略,由微观角度出发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继而分析组织化的过程,最后像韦伯一样,分析了地缘和国家。柯林斯由微观角度出发,落脚于宏观层次,如同其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家一样,柯林斯的理论力图整合连接宏观与微观并且认为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他对冲突的探讨是一种综合性质的分析。

对于社会冲突思想的研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思想启示,达伦多夫和科塞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冲突理论, 而柯林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这些大家的思想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冲突理论的认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 就像艾尔·芭比所强调的那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扇窗,打开更多的窗,我们将更加完整的看到世界。

摘要：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以及70年代以后至今。其最初的理论立场是反对当时独占美国社会的功能主义思想,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研究西方冲突论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对这一理论取向的学术把握,为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通过比较达伦多夫和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分析柯林斯由微观到宏观的社会冲突研究方法,力求对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西方社会学理论重点总结 篇5

方法；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典范；他的学科贡献：第一个社会学教授；第一个社会学系；第一个社会学讲座教授；创办社会学年鉴杂志；参与创立社会学学会；对他的批评：保守：对冲突和变迁的相对忽视；片面：对现代性的单一的制度性解释：劳动分工以及其所决定的功能关系及其后果；极端：社会事实不是唯一的价值中立：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确定了选题，就必须停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必须以客观和中立的态度从事研究，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此外，研究中必须区分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区分实然和应然。社会行动：行动者以他主观所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望的他人行为为取向（报复、防御和预防）。四类：目的合理性（以目的、手段和结果作为取向）；价值合理性（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伦理、美学、宗教）；情感或情绪行动；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所进行的行动。理想类型：韦伯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手段，作为理智上构造的概念工具，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高于经验事实；作为考察现实的概念工具，是繁多经验整理归纳的结果，突出了经验事实的共性和规律性。理想类型提供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三种：历史性的具体特点；社会现实的抽象；具体行动的合理化假设；形式合理性：形式理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它涉及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主要体现为手段(工具)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又被称为工具理性； 实质合理性：实质理性是

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它涉及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主要体现为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此又被称为价值理性。三种统治类型：克里斯玛charisma：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它能够激发特定的大众对某个公众人物的忠城或情感。传统权威：建立在对古老传统即实施权威者和发行的坚固信仰之上的权威。法理权威：建立在“对所实施的规则的合法性，以及被椎全权威位置上的人根据这些规则去发号施令购权力的深信无疑”基础上的权威类型。齐美尔：文化的冲突和悲剧：客观文化飞速增长和人们文化制造吸收和控制文化的能力却相对逐渐衰弱。客观文化：人们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主观文化：个人制造、吸收和控制文化元素的能力；表现：客观文化绝对范围增加；组成成分增加；摆脱了主体的控制；根本原因：分工的细化使人们丧失了对整体文化的把控能力货币哲学：在现代都市里，货币经济和金钱的优势，影响并见改造广人际关系的本质，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计算性和理性，以及非人格化的冷漠、傲慢、玩世不恭等所谓都市性格。加之分工导致的专业化，更是加速了个人文化的衰退。帕森斯的单元行动理论：行动决策是某些包括规范和情境在内的制约的结果。因此，意志性行动包括了下列因素：行动者。在帕森斯的体系内，1.行动者是个人。2.行动者的行动被看作是为寻求目标的实现。3.行动者具备实现目标的多种手段。4.行动者面临的各种情境条件都会影响目标和手段的选择。5.行动者被各种价值观、规范和其他理念所支配。这些价值观、规范和理念

影响着建立日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6.行动涉及到行动者为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做出的主观决定，所有这些都受到理念和情境条件的限制。“AGIL框架”及其理论功能：行动系统的基本制度化结构是由这一系统必须满足的功能要求决定的。帕森斯提出四个基本范畴来概括这些功能要求。这四项要求是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的。1适应，系统必须具有通过操纵某些手段来控制环境状态的能力2目标达成，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3整合，系统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 4维模，完整的保存原有的运行模式下来，保证系统照常运行。每个系统都可以相应的划分为四个子系统，1行为有机体系统 2人格系统 3社会系统 ④文化系统一般行动系统的各个独立的子系统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系统，因而也面临着同样四项必须满足的的功能要求。而且，当这一子系统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内部也会分化出相互区别和相对独立的更低层次的子系统。AGIL却可以作为适用于各个层次行动系统的功能分析框架。冲突的基本类型1.现实冲突与非现实冲突1现实冲突：指追求没有得到满足目标的冲突，现实冲突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指向冲突对象，因而达到这个目标就会消除冲突的根源。2非现实冲突：指冲突一方或多方为释放敌对情绪而发起的冲突。即使各方都实现了具体目标，也难以消除冲突的潜在原因。2初级关系中的冲突与次级关系中的冲突1 初级关系中冲突不易爆发，但一

经爆发就会异常强烈，（2）次级关系中的冲突虽易爆发，但强烈程度一般较低，3.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1内部冲突是发生在群体内部的冲突2外部冲突是发生在群体之间的冲突4.党派冲突与个人冲突1党派冲突是指作为集体的代表参与、以集体目标为参与动机的社会冲突。2个人冲突是指个人自身参与、以个体目标为参与动机的社会冲突。冲突的功能：1.整合功能：冲突有利于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的建立和维持，增强群体内部的团结，2.稳定与平衡功能：制度化的冲突能够使社会结构得到调整，拥有一种适应环境变化的稳定机制，进而形成有利于社会延续的力量平衡的社会环境。3.社会冲突能够创造出新的组织：制度与价值不同群体对抗共同的对立面时，一方面将促成新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可能带来暂时的工具性联合。发展各方之间的社会联系从而创造新的制度与价值，进而形成新的制度结构与价值结构。4.“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安全阀制度是一种社会安全机制，也是科塞用以证明冲突具有正功能的有力例证。它就像不断推泄过量蒸汽的安全阀，使社会中的敌对情绪不断排解，而维护整个社会结构。科塞主张将这种社会安全机制制度化为安全阀制度，认为它能够通过释放敌对情绪，维护冲突各方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组织或减轻其他方面的冲突，而维持整个社会结构；5.社会冲突的反功能：冲突是具有正功能还是反功能，既取决于冲突的性质，也取决于社会群体或系统的内部结构。柯林斯的情景社会分层理论柯林斯把发展一种新的社会分层理论

作为分析社会冲突的基础。将他的分层冲突方法，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结合。提出了两点假设：⑴人人具有社会的天性，但在其社会关系中都有冲突的倾向，冲突很可能在社会关系中发生，因为在互动的场景中，人们会经常运用“暴力性压制”。⑵人们往往力求“主体地位”的最大值，他们依靠他们的资源和那些与他们有交往的人的资源。他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冲突思路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他相信人们是生活在自我构建的主观世界中。第二，一些人有力量去影响、甚至控制别人的主观经历。第三，一些人总是力图去控制别人，这样就会遇到反抗，结果就会发生人际间的冲突。基于人们具体的工作和消费生活，他从经济方面划分出了七类阶级：金融巨头，投资阶级，企业家阶级，明星，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非法获利者，下层或贫困阶级。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假定是：1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2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在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3）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概化他人：个体一普遍化的他人行动，能体味进而理解社会中一般他人的角色或明确的共有态度，个体看来似乎能够对社区或一般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作整体性的透视设定。这意味着人们能同时提高对那些他们必须与之交往之人的反应的恰当性，并将他们可评价的自我形象从特定他人的期望，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共同体的标准和观点。这样，随着他人总量的不断扩大，角色

领会的能力也不断提高。戈夫曼的拟剧论：社会就像一个舞台，成员是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的演员，他用剧场语言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要点1 印象管理:制造情境定义的过程。2 为实现印象管理，需要运用手段、工具来装点门面。3 表演有前台后台之分。④ 成功的印象管理需要整个剧组配合。⑤ 根据表演者目的不同，误解的表演和神秘的表演。⑥ 自我概念分为:表现出来的自我和强加的自我。⑦ 自我如不能让人信服，互动过程可能被破坏。⑧ 互动双方对维持相互身份共同承担责任。破坏试验法：故意干扰和打破人们通常的行为方式，以观察人们的反应。通过这些方法来揭示社会互动中隐含的行为规则，对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做出描述与阐释。布迪厄实践与实践逻辑：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显然不是指马克思常用的“实践”，而是人的“实际活动”，指的是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等，具有复杂性紧迫性总体性模糊性。实践是具有逻辑的，但实践逻辑远远不是关于行动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是隐藏在实践活动中的深层次的生产原则，而不是规范行动的规则。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得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之中。场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的基本观点1.场域对影响社会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在力量有自主的形塑机制。2.场域

表现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或阶层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要求。3.场域都是关系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从场域角度研究社会问题和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原则：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场域的概念形象地概括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资本的主要类型经济资本：由不同的生产要素、经济财产、各种收入以及各种经济利益组成。文化资本：指借助于各种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具有具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形态。社会资本：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时，这种社会关系便成为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符号资本： 现实社会中，人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上述各种资本的占有和存在逻辑，我们就说上述资本就有着符号资本的形式。即上述资本的被认可形式称之为符号资本。符号暴力：它是一种成功的赋予意义的权力，并通过隐藏权力关系而成功地将这种意义赋予合法化，而这种权力关系正是其力量的基础。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1.资本具有基础地位，其他类型的资本都可以从中转化而来。同时，其他类型的资本通过努力也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2.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直接性和透明性，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则表现为间接性和模糊性。3.各类型的资本之间的转换是一种策略性行为。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总结其一，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资本已经不具有榨取剩

西方的大众媒介：社会控制的武器 篇6

提到“社会控制”，人们不期然就会联想到军队、警察之类，其实，社会控制涉及一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采用的手段。西方政府都明白这个道理：要有效地进行统治，高压与怀柔手段不能偏废，武力压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设法取得社会的“共识”将更为合算，也更能顾全政府的形象。所谓“共识”，是团体内部在目标、价值或观点上的一致看法，它是一个政治系统求得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共识”，政治系统将因社会冲突而瓦解。

要取得社会共识，在西方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政治社会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来进行。政治社会化是公民取得关于政府和政治生活的意向的学习过程，政治信仰和政治规范借此代代相传，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稳定。其二是通过影响当前舆论来达到目的。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外政府都善于把自身的一举一动说成是“顺应舆情”，可见得，它们并不否认舆论的重要性。然而，任何国外政府都不会被动地按舆论的启示来行动，习以为常的是，政府积极地通过各种手段来左右舆论。

在取得社会共识的过程中，大众媒介终于找到了本身的位置：它是实施政治社会化和塑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因此成为社会控制的武器。

作为社会控制的武器，大众媒介的具体作用是：

一、议程设定受传者不但从大众媒介那里获悉某个问题，而且从各媒介赋予该问题的份量和地位，认识该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与唐纳德·肖通过对一九六八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新闻报道与公众意见的研究，发现大众媒介强调的问题与公众认为重要的问题之间有密切关系。

大众媒介容量有限，不可能有闻必录，这就迫使传播者作“选择性传播”，担当起“把关人”的角色，即决定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任何事件，只要传播者不予承认，它就成不了新闻，相反，若是大众媒介肆意加以渲染，它就有可能变成重大新闻。换言之，大众媒介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却同时让人们忽略另外一些事件，虽然它们还不至于为所欲为，不能告诉人们“想什么”，却可以告诉人们“想些什么”，以此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agenda)。

不过，并非所有经过大众媒介报道的事件都能够成为公众议程，这些事件并不具有同等的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各媒介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的政治过程之外支配公众议程。格拉迪斯·朗格和库尔特·朗格进而提出“议程确立”的概念，那是指“媒介、政府和公民至少在某些方面相互影响的一个集体过程”。从议程设定到议程确立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水门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没有各种媒介持续数月、有增无已、连篇累牍的报道和渲染，它就不可能确立为公众议程。

显然，大众媒介具有设定或确立议程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传播者所作的选择性传播，即赋予某些事件以特别的意义并且贬低其他事件，这种选择纯属传播者的主观判断，而政治背景的相异又必然导致各人对“新闻价值”看法的不一致，同一宗新闻，各人的处理方式肯定大异其趣。因此，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有它结构上的根源，它就体现在整个新闻制作过程的各种惯例和实践里，而后者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在当前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框架的制约。

二、构造社会现实大众媒介通过不断重复某些新闻报道或故事主题(如电视剧的某类情节)，投射出现实世界的图像，使人们建立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概念和信仰。

沃尔特·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一书中建议人们要对“外在世界”和“脑中图画”作出区分。他注意到，人们对自身所处世界的认识往往不是来自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而是依赖其他人或大众媒介提供有关情况，因而，在个人与现实环境之间就出现了“伪环境”，人类的行为通常只是对“伪环境”作出反应，而“伪环境”则取决于“脑中图画”，后者是一些虚构的故事——也不尽是蓄意的谎言，而是人为地并且合乎社会要求地反映人类生存的环境，无论如何，这只能称为“第二手现实”。

前述的G·朗格和K·朗格在一九五一年做了一项研究：当年麦克阿瑟被杜鲁门夺回帅印，从朝鲜战场返美，途经芝加哥市，市府当局为他安排了英雄式巡游。事后，两位研究者比较了目击者所报告的“现实”与电视新闻所提供的“现实”，发现两者差异极大：在电视镜头下，市民似疯如狂地欢迎这位将军，而现场所见却是疏落、规矩的人群，没有显出多大的欢迎之忧。可以想见，电视观众对这次巡游将获得较好的印象，从而会倾向于同情被撤职的麦克阿瑟。

菲利普·艾略特等人也对发生在伦敦的一次反越战示威游行作了研究，以探讨大众媒介所作的报道与受传者对该事件的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当时各种媒介并没有从不同的观点与角度去全面地反映这次示威游行，而只是集中到一个新闻主题上——暴力。结果，受传者也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宗暴力事件。研究人员并不认为大众媒介在蓄意歪曲事实(该事件确实有暴力成分)，他们只是把该图像的产生归因于整个新闻制作过程，即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往往都是根据某些基本的、预存的主题思想。

学者们一致指出，受传者正在日益依赖大众媒介提供有关社会现实的图像：社会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正确？各种事件有什么联系……人们要求大众媒介不但传递关于政治、社会事件的具体信息，并且解释有关事件的意义，指导各人如何看待世界，他们于是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大众媒介所构造的社会现实。毫无疑问，大众媒介履行着某种意识形态功能，通过“构造社会现实”，可以策动社会各阶层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因此，在西方某些国家，总是实行最严格的新闻审查，执政者只容许发放那些支持其当前政策的信息，以求塑造被统治者的“脑中图画”，从而强化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

三、强化社会规范每个人对于置身其中的社会都会有某种看法：这个社会拥护什么？有哪些重要机构和权力集团？当前有哪些社会法则？赏罚如何分配、分配给谁？这些看法部分来自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更多时却是通过各种社会化机构而获得，这些机构既包括家庭、学校、教会等，也包括大众媒介。另方面，任何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强化社会规范，以求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而大众媒介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信念和态度。

彼得·泰勒研究了西方新闻报道惯用的各种政治术语，如“恐怖分子”、“游击队”、“自由战士”等，认为它们都带有那个产生它们的政治环境的烙印。菲利普·艾略特等人探讨了英国新闻如何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后指出，一旦某些社会冲突背离了有关制度，就会被看作是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暴力事件”。此外，西方新闻媒介在解释“共产主义”时，总是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强调它构成的威胁和它的“非理性本质”。——跟这些媒介处理“恐怖主义”的方式如出一辙。因此，艾略特认为，应该把新闻看作是意识形态本身，因为它如此强调看法的“一致性”，在各种假设和成见方面它又总是与当权者结成阵线，它既不能描绘社会变迁的图景，又不能如实反映社会内部以及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权力运转。

与此相关联，伊丽莎白·诺埃尔勒一纽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上升”理论。她说，大众媒介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当前社会主导的或流行的意见，赞成此等意见的人自然可以放心地表露态度，而认为自己的意见“不合时宜”的人则会保持沉默，如此一来，社会就会逐渐形成对“主导的意见”的一致看法，持异见的人则越发沉默，遂形成“沉默的螺旋上升”。借此，大众媒介确实可以促使大多数人跟随社会规范走，而同时使另一些人三缄其口，从而强化了社会规范；似乎，媒介的社会功能在于“社会控制”，而非“社会改革”。

四、宣传工具宣传是借助符号以左右他人之信仰、态度或行为的系统活动。两方的任何政府都重视宣传，因为它是武力压制以外最重要的一种维持现存社会规范或引导社会变迁的手段；政府也控制了大部分重要信息的分配，它拥有一整套新闻管理技巧，一方面限制公众获得那些“窘人的”、“有问题”的材料，另方面积极树立正面形象。由于大众媒介面向广大公众，最容易成为惯用的宣传工具。西方最常用的宣传方法是：通过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和发言人，提供对某事件或问题的看法以左右舆论。

爱德华·赫尔曼指出，美国政府最善于发动媒介为自己的宣传计划服务，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媒介与官方宣传系统口径相当一致，官方对事件的看法往往得到最广泛的传扬，在处理性质相似而对美国国际利益具有不同政治涵义的事件上，这种做法表现得更为尖锐突出。赫尔曼比较了美国媒介对一九八三年苏联击落南朝鲜民航客机和一九七三年以色列击落利比亚民航客机这两件事的不同处理手法，认为在前一个案例中，美国政府成功地组织了一场世界性的谴责运动；处理以色列事件则调子要低得多，听不到强烈的抗议声音。所以有这些差别，必须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苏和美以关系去理解。

五、麻痹人心的负功能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在其传世之作《大众传播、时尚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中指出，大众媒介每天向公众提供大量信息可能会起着麻痹人心的作用，使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停留在表面层次，即满足于获得一些肤浅知识，便自以为深切了解各种社会问题，再也懒得作出决断或行动去解决有关问题，换言之，使人们从积极地参与事件转向消极地认识事件，以知代行，大众传播在西方因此成为最体面的社会麻醉品。

由于实行了开放政策，我们也时时刻刻不自觉地接受西方大众媒介的影响。因此了解西方大众媒介的特性，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进一步了解西方的大众媒介，可读以下两书：

1.Golding，P.Murdock，G.，＆Schlesinger，P.ed.：CommunicatingPolitics－MassCommunicationsandthePoliticalProcess，LeicesterUni.Press，1986.

西方课程社会学发展简述 篇7

关键词：西方课程社会学,工艺学模式,教育社会学

一、课程社会学的由来

19世纪20年代, 教育社会学家开始对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 从中发现课程的知识选择与评估也会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于是他们的研究角度开始发生改变, 从只需考虑课程编排和知识组织形式, 转到还应多加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课程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当时教育社会学受到知识社会学和符号互动等理论因素的影响, 所以他们把研究中心又转到教育知识上来, 此时, 就有人提议创建“课程社会学”学科, 其中以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为代表, 他认为“社会权利的分配与控制, 都有一定原则, 都受当时知识社会学影响”。因而课程社会学是在教育社会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课程社会学的现状

随着对课程研究的不断深入, 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发生转变, 逐步转到对课程本身的研究, 即对课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的研究。目前, 主要是对“隐蔽课程”和“学术课程内容”的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课程对社会和学生所产生的作用, 及课程与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 隐蔽课程的社会学分析。

隐蔽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的情境中非刻意地获取的知识和经验, 具有非预期性, 潜在性, 多样性和不易察觉性, 又叫潜在课程, 非正规课程, 或未研究课程等。例如上物理课时, 学生对物理老师印象不好, 导致学生不喜欢上物理课, 对物理课不感兴趣等, 这些都是非预期性的, 不易察觉的。

1. 隐蔽课程的研究历经了不同阶段。

在20世纪20年代, 杜威和弟子克伯屈发现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培养了学习的态度、兴趣、情感、理想等, 这些都不是学校教科书明显教给他们的, 但这些对于学生的未来生活有重要的作用, 随后克伯屈的“伴起学习”的概念便产生。1986年, “隐蔽课程”的概念在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者杰克逊的《班级生活》里首次提出, 用来描述教室里必须掌握的规则, 常规、规定等。在班级中, 隐蔽课程时刻存在, 时刻影响着学生的情感和价值取向。

2. 隐蔽课程也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 体现着统治阶级的行为模式。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总是设法对社会进行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 尤其是在课程的编排和设计上。随着社会的发展, 统治阶级进行的意识形态控制越来越隐蔽了, 并不是直接地进行社会控制, 而是通过隐蔽课程来进行控制, 培养统治阶级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在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对统治阶级如何通过课程进行意识形态控制作了阐述。

(二) 学术课程内容的社会学分析。

学生是随着学年阶段的上升逐渐地选择特定学科进行学习, 诸如人文科学的科目、自然科学的科目。这样, 他们就使自己变成了专门学科知识的学习者并且意识到与非专门学习者的不同, 同时各自也形成了不同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又成为从内部精神世界控制他们的意识力量。斯宾塞曾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现在“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反映了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知识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知识, 也反映了社会统治阶级把学术课程内容的选择作为对群众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因此, 选择出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知识是学术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的内容选择上是以体现社会统治阶级的特征为主, 选择出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知识。为此, 学校经常基于某些特定的标准, 选择、采纳或排除在课程内容之外, 甚至改变或歪曲、隐藏某些事实。

三、课程社会学的未来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作为新型课程———课程社会学, 其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教育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对课程内容的选择不仅反映了社会对课程的控制, 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愿, 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 未来对课程的研究应指向对教材的分析。此外, 社会学家马斯格雷夫为课程社会学的研究也指明了方向。

(一) 对课程变化的管理研究。

随着当今电脑在教室的大量使用, 这便要求我们懂得如何对知识进行管理。固然对课程变化的管理会就成为研究的焦点, 通过把社会学理论运用到学校知识管理中解决遇到的问题。

(二) 以结构为本质的话语分析方法。

以结构为本质的话语分析方法是通过话语反映学校课程传递的社会意识形态, 再通过对学生的话语分析找到社会控制的依据。该方法将成为课程研究的一个更常见的方法。

综上所述, 对课程社会学的研究不仅要对课程的教材进行分析, 还应对课程变化的管理、以及以结构为本质的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

参考文献

[1] .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综述 篇8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综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初形阶段-20世纪20-50年代

20世纪20年代, 美国学者谢尔顿 (Shelton) 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在经营管理中, 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还要兼顾利益相关群体的需要, 而不是单纯为股东盈利。但是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过于宽泛和模糊, 缺乏对社会责任的具体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真正获得发展是从50年代开始。被誉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鲍恩 (Bowen1953) 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商人应该按照社会目标和价值, 作出相应的决策, 采取相关行动。”鲍恩强调企业的管理者是社会责任的实施者, 管理者除了帮助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外, 在制定决策时还须兼顾社会目标和价值观念。鲍文的阐述为企业未来的管理和发展提供了规范, 也开拓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讨论。

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

这一时期, 基斯.戴维斯 (Keith Davis) 、约瑟夫.麦圭尔 (Joseph W.Mc Guire) 、威廉姆.弗雷德里克 (William C Frederick) 等著名学者都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讨论中。虽然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阐释的视角各有不同, 但都一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都不应局限在经济利益的范畴。戴维斯从社会视角指出:“社会责任是指商人的决策和行动首先要考虑到对整个社会整体系统的影响, 考虑到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 而不是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利益和技术利益。”他还首次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与其所具备的权力之间要达到对等的关系, 权力越大的企业对社会责任投入就要越多, 逃避社会责任最终导致其社会权利的逐步丧失。

弗雷德里克 (1960) 从资源论出发, 认为社会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不仅要用于实现某个人或者某个企业的利益, 还要用以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弗雷德里克不排斥企业追求经济效益, 但认为商人在追求经济目标和利益时应该考虑到提高总体社会福利。

麦圭尔 (1963) 将社会责任界定为“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义务, 而且还应对社会负有超过这些义务的某些社会责任。”与弗雷德里克观点不同的是, 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超越经济和法律的维度, 把对员工、社区、民众等责任纳入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范畴中。他的阐述为日后学者们界定什么是经济和法律之外的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框架。

沃顿 (1967) 首次从自愿性视角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他认为对社会责任的投入可能不会带来可以测量的经济回报。所以, 企业应该采取自愿行为来满足利益相关群体的期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Friedman 1962) 与众多学者持相反的观点, 他强烈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认为企业唯一的责任就是“在遵守相关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他还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是对自由经济的根本颠覆, 违背了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 不仅增加成本, 而且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直到70年代之前,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经济的观点仍在学界和企业界占主导地位。

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多维度发展20世纪70年代

70年代初期, 自由经济的观点逐步丧失其统治地位, 学者们从环境维度、社会维度、法律维度、经济维度、自愿性等多种维度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日趋广泛。

约翰逊 (Johnson 1971) 在《当代社会中的商业:框架与议题》一书中从四个维度阐释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第一, 企业除了考虑为股东盈利之外, 还要关注员工、供应商、社区及社会福利。第二、社会责任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实现其目标。第三, 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动机是效用最大化。企业不仅只设定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唯一目标, 而应该追求多个目标。第四种是“社会责任的词典观点”, 企业应该根据其目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先后次序排列, 而且列出相关的利益群体。约翰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诠释为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思路。

曼尼 (Manne 1972) 把自愿性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条件, 并在沃尔顿的研究基础上, 将“自愿”行为界定为超越道德和法律约束的纯粹行为。而曼尼的观点后来受到了斯蒂娜 (Steiner1997) 的批评, 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建立在自愿性的原则上, 因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行为, 是不完整的。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包括自愿性和非自愿性行为两种维度。

斯蒂娜Steiner (1975) , 戴维斯 (Davis) 和布鲁姆斯特姆 (Blomstrom 1975) 都是弗雷德里克的观点的支持者, 他们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做了更为具体的诠释述,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的管理者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为社会整体福利的整体提升尽力。

之前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探讨主要是假设企业“应该做什么”, 而没有关注到影响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具体问题。这一阶段,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 目的是降低社会压力对企业造成的风险.社会回应等衍生概念随应而出。

阿克曼和鲍尔 (Ackerman&Bauer 1973) 首次提出了社会回应的概念。根据二人的观点, 企业社会回应应该是主动而非被动行为, 企业主或管理者应该主动顾及到对员工、顾客、股东、供应商和社区以及其他狭义和广义的社会群体的需求。

佛雷德里克 (Frederick 1978) 认为, 企业社会回应是企业和社会研究领域的“第二个阶段的发展”, 它甚至可以替代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佛雷德里克在他发表的论文《从CSR1到CSR2:企业与社会思想的成熟”》中, 将社会回应称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根据他的观点, 如果CSR1是对企业环境和社会压力的被动化反应, 而CSR2是一种前瞻性行为, 强调的是企业通过问题管理、环境预测等所采取的主动行为而非被动行为。

社会回应体现了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反思和管理理念的转变, 企业社会责任也逐渐从理论转向实践。这一时期, 社会回应被认为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同的概念, 但是它没有回答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类型和内容。

四、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20世纪80年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由于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出现与发展, 学者们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阶段,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重点从企业是否应该履行社会责任转移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责任内容与范畴。

弗里曼 (Freeman 1984) 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根据弗里曼的观点, 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在企业经营活动、战略决策和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个人、群体或者受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任何群体或个人。”

沃克和马尔 (walker&Marr 2001) 认为, 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庞大的概念, 不同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同, 利益相关者的权重也不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非常重要, 但并不都同等重要。”

艾普斯丁 (Epstein 1987) 认为, “企业责任就是指企业决策的结果对利益相关者产生有利而不是不利的影响, 企业行为的结果是否正当是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 艾普斯丁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系列行动的结果的体现, 而琼斯 (Jones1980) 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企业行为的过程体现。

综上所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挑战了股东利益至上的古典经济学观点。日后学界和企业界都意识到如果单纯为了少数股东的利益而牺牲众多利益相关者, 最终会导致企业低效率运行甚至消亡。 (Clarkson 1995) 二、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内容和范围;三、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 企业社会责任被界定为一种新型关系上, 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Clarkson, 2001) 。

五、战略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20世纪90年代

90年代以后, 对社会责任的探讨逐渐从传统的观点向战略观点转变。1996年博克 (Burke) 和劳格斯顿 (Logsdon) 将企业社会责任和战略管理研究相结合, 首次提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从而将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和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区分开来, 为企业社会责任和战略管理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豪普金斯 (Hopkins 2009) 将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一种考量和影响企业行为且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性的系统方法。

斯密斯 (Smith 2003) 认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从战略角度看待并履行社会责任, 将其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把社会责任、战略目标和企业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屈于外界压力所采取的被迫行为。琼斯 (1997) 和卡罗尔 (2001) 认为战略性的CSR虽然会使企业牺牲短期的经济效益, 但是会给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

杰弗瑞P.兰托斯 (Geoffrey P.Lantos 2001) 从共享价值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为为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 企业也能够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 是一种双赢利益。

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社会层面、道德层面和环境层面的社会责任行为来创造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系统性举措, 它解释了企业如何将其资源及能力战略性地应用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去, 并为企业创造价值。

六、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具体深入发展阶段-21世纪

诸多学者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和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为关爱环境、提供社区服务、慈善捐助、保证员工福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更具体的方面。

这一时期,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福利和改善环境的行为” (Mackey&Barney, 2007, Mc Williams&Siegel, 2000) 的概念被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并得到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可。罗宾斯 (Robins 2005) 认为“企业不仅要对股东的经济利益负责, 还要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实施的非经济行为结果负责。”之前的研究发现, 环境责任和社会福利的重要程度远不及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随着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入发展, 环境责任和社会福利被置于重要的地位。

西方社会文化对诗学的影响 篇9

一、政治经济对其诗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 而西方古文明之地爱琴海域, 由于水陆交错、山栾石叠, 其间有众多星布罗棋的小岛, 为古希腊人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 使希腊的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 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 形成了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 即以工商业城邦为中心的特点。事实上, 这也是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 它对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 其诗学中无疑会反映西方的以自我为中心、个人英雄、敢于冒险的民族性特点。在文艺复兴运动中, 人文主义者大力倡导以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为奋斗目标, 从而更加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 不断奋发进取的精神。经历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数千年的陶冶, 最终形成了决定社会文化的特征——现代西方社会的民族特征。

二、自然、人文科学对其诗学的影响

西方人对自然万物有着极大的热忱, 大自然的神秘驱使着一个个诗人去探索和发现, 去读懂自然的奥秘。可以说, 西方人崇尚“泛神主义”, 认为自然世界中存在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古希腊人生性热爱自然, 他们善于从宇宙万物中发现生命之美、享受幸福的愉悦和快感。自然是产生美的源泉, 也是实现心灵宁静的根本所在。在西方诗人的眼中, 自然已经不再仅仅是自然万物的集合体, 它更上升成为一种神秘的宗教, 在多数的西方诗人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通过透视作品发现作者对于自然和宇宙的沉思, 他们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 显示出一种对于自然宗教式的崇拜。这种源自于对自然的神秘的追问, 让西方的诗歌一步步走向成熟, 神秘主义特点凸显, 宗教性更加浓烈, 都让西方诗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可以说, 自然、人文科学对于诗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西方诗歌早在原始形态就出现了自然化的诗歌, 再往以后, 几乎所有的诗歌的创作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三、语言特征对其诗学的影响

英文诗歌大都表达热切, 感情激烈, 以求再现此情。西方诗学的语言在很多时候表现在客观事物在心底唤起的感情, 表达个人的主观意识。奔放、激越的感情基调让诗歌的语言更加具有渲染力和张力, 西方特有的开放性和商业性, 让语言表现出较强的理性主义特点, 内在的逻辑性显而易见, 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西方诗人在创作的时候, 会经过理性的分析,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无论是格律诗、自由诗还是散文诗, 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这个特点, 尽管这些诗歌在形式上的要求不同, 但是都可以从中发现相同的一点, 那就是诗歌本身的理性特点。尽管形式不同, 但是它们都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及音乐美。这就是西方诗歌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

四、伦理特征对其诗学的影响

如果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诗学特征, 我们不难从中读出西方区别于东方的个人主义、幸福主义、科学主义等特征, 这就为西方诗学的发展创造了极度的美学特色和哲学特点。恋爱及爱情是西方史学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特征, 在西方的人伦观念中, 个人主义大于集体主义, 爱情是每个人生命深处和灵魂高度不可忽视的棱角, 同时它关系到心灵的最关痛痒。可以说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也就是爱情的历程。西方人的洒脱就在于, 他们将爱情视为至高无上的瑰宝, 它远远胜于婚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雪莱及布朗等诗人的短诗, 以其直率的表达、深刻的反思以及浓烈的铺陈, 让我们感受到以恋爱为主的伦理特征对诗学的重要影响。正是爱情赋予诗歌的高度, 让我们发现西方诗歌中极为特别的浪漫主义色彩。另外, 西方诗歌中表达个人主义情感的诗歌也不少见, 个人主义特色是始终维系在每个西方人生命血液中的泉水, 它浸润了西方诗歌的生命。总之, 伦理特征在西方诗学中多有展现, 我们从中体会出西方社会中的人伦特点, 在伦理特征和诗学的互相碰撞下, 西方的诗歌走向成熟。

结语

诗歌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学表达形式, 它与政治经济、自然、人文科学、语言特征以及伦理特征方面等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在此基础之上, 西方诗歌完成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和成熟。西方别具特征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幸福主义、神秘主义等为诗歌的创作打开了更多的大门, 几乎所有的诗歌都集中体现了如上方面。总体说来, 诗歌本来就是思想的传达、美的展现, 自然、社会的林林总总无一不是诗歌的内容, 西方诗歌由此变得更加强大。

摘要：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 而它的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 也是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诗学, 无疑会受到其社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西方政治经济、自然、人文科学、语言特征以及伦理特征方面, 浅析对诗学的影响。

关键词：西方,社会文化,诗学

参考文献

[1]王小强.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J].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06) .

[2]姚朝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 2006, (11) .

西方社会论文 篇10

近代是西方体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工业革命的推动，近代西方社会中体育思想活跃。笔者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学者们多侧重于对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本体内涵进行研究，而从历史、社会、教育、体育等多角度对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源、缘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文献却不多见。探究近代西方社会中的体育思想及其产生渊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体育教育理论、探索体育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内在规律，而且对于目前的体育教育事业具有实践价值。

2.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简析

近代西方的政治特征表现为从封建宗教制度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过渡。资产阶级政治倡导民主、自由、人权，与宗教教会独裁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它解禁了人的自由，为西方体育思想的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

近代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成长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奠定了体育发展的基调：培养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近代西方的宗教、哲学与文化处于转折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自然主义哲学的萌生，以及人文主义思潮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同时，近代是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及心理学等科学勃兴的时期，科学、宗教、哲学等在发展中相互印证、融合，形成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

3. 近代西方社会中的主要体育思想及其产生渊源

3.1 追求健康的体育思想

追求健康是近代西方体育的首要目的。近代之前的中世纪漠视健康。进入近代，西方的有识之士通过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以及挖掘古希腊的体育与健康思想，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例如，被西方学者称为“学校体育之父”的捷克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便倡导“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一古老思想，他要求学生“通过一些游戏、跑跳、郊游、旅行之课余锻炼，使身体活动”，[1]以获得身心健康。

追求健康成为近代西方体育的主要目的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原因之一：中世纪的教会教育忽视体育而导致人们体质严重恶化的社会现实，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体育和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

原因之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发展，使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科学依据。

原因之三：偏重智育、漠视身体健康的封建教育思想背离时代潮流，与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追求人生幸福、健康的文化思潮相左，与宗教改革发起者路德倡导的“保持身体健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之一”[2]的新教思想相矛盾。

原因之四：体育以追求健康为主要目的，符合近代西方快速发展的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近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成长时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工业模式逐渐取代手工业模式，机械化生产对劳动者的身体状况提出更高的要求，竞争日趋激烈的工商业界日益体会到体质健康的价值。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追求健康自然成为近代西方体育所追求的主要目的。

3.2 自然体育思想

“遵循自然”是许多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倡导的哲学思想。“自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及其普遍法则;二是指人的天性。”[3]自然体育思想要求体育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天性，依据客观教育条件和学生身心发育规律选择、构建、编排和实施体育教育。

自然体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体育锻炼、阅读、书写、音乐绘画四科列为初等教育课程，并主张体育锻炼应遵循自然，认为：“体育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竞技，不应像斯巴达人那样用自以为将使儿童们勇敢的艰苦操练而使儿童变得残忍……儿童的练习应该是比较柔和的，应避免粗劣的膳食和痛苦的劳作，使儿童的生长不受损害。幼年的过度训练只有坏处。”古希腊的自然体育思想在中世纪因天主教的统治而一度中断。

进入近代，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文化进行挖掘，使自然体育思想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近代倡导自然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夸美纽斯、卢梭、洛克、裴斯泰洛克等。夸美纽斯把适应自然确立为一项教育法则，他认为教育就像一座组合得很巧妙的钟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性。他在其著作《大教学论》中说：“人们要追求健全的身体，就得有节律地生活，尤其是适度的饮食、体育活动、必要的睡眠与休息。”[4]

自然体育思想在近代西方社会中复兴的主要原因是，具有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成分的哲学思想在与宗教神论的相互斗争中开始成长壮大，对教育和社会产生了影响。例如，具有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倾向“自然神论”便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自然神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由于其实质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故对近代自然体育思想的产生与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然体育思想的精髓是“尊重儿童的天性”。这一思想精髓对当代的体育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局限性在于人们对“尊重儿童的天性”的“度”的把握易偏于极端。若在体育中过于强调人的天性而不讲人的社会性，把学生的天性过分理想化，忽视社会的要求和制约，则“遵循自然”易异化为溺爱放纵，不利于对儿童体力、技能、意志毅力等素质的培养。

3.3 要素体育思想

要素体育思想的要义是：体育学习要从一些最简单的、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要素动作"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全身的更为复杂的动作，通过这些由简单到复杂的动作练习，逐步使学生的体力和动作技能得到发展。裴斯泰洛齐依据生理与解剖学原理认为，要素动作“如打击、运载、投掷、推拉、牵引、旋转等”，[5]是身体运动的最基本要素，把这些基本要素相结合，可构成各种复杂的身体动作和身体运动。他还指出，各体育要素之间的组合与协调的生理机制在于感觉和思维参与，“四肢的基本练习，必须很自然地与感觉的基本练习协调起来，也必须与有关思维的机械练习协调起来”。[6]

要素体育思想产生缘起于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对人体生理结构的认识日益深刻的生理学和解剖学，以及近代逐渐兴起的心理学，是要素体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要素体育思想已为当今的体育实践所采用，如在体育学习中对运动动作进行分解和组合练习便是实例。应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分解动作训练练习的同时，不能忽视各动作之间的过渡和衔接，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和思维，以免学生在训练中形成机械呆板的运动姿势。

3.4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洛克、裴斯泰洛齐、欧文等。其内涵是，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体育的内容选择、编排和实施要兼顾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这一思想同样源自古希腊。

至近代，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得到发展，强调体育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裴斯泰洛齐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他在自己创办的实验学校中将体育与劳动教育、职业训练相联系。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教育家欧文也强调，体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欧文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验探索。马克思肯定了欧文的实验探索，他说：“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重要方法，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7]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如下：

近代唯物主义思想是全面发展体育思想的哲学基础。随着近代科学进步，哲学向着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人们对身体和精神的认识趋于客观，“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等思想逐渐被许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认同。

近代人文主义文化思潮是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文化基础。人文主义文化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营造了文化氛围。人文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薄伽丘在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表达了对理想人的看法，主张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是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全面发展体育思想的复兴和传播。

4. 结语

近代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体育思想为西方现代的体育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的体育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中国体育是在与西方体育的直接碰撞过程中不断发展而成的，是中西方体育交流的产物。西方体育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体育思想的建立、体育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体育手段的丰富、体育竞赛的规范等产生了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学忠.学校体育教学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4:168.

[2]体育史教材编写组编.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6:240.

[3]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240-160.

[4]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71.

[5]滕大春.外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11:147.

[6]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论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192.

西方社会论文 篇11

关键字：西方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学

一、社会思潮及其主要特征

所谓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在某一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具有时代性和时期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国际性和跨文化性等特征。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加,社会思潮的孕育和发生具有了国际性和跨文化的特征,发展传播速度也因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而明显加快，影响也明显加大。

二、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学派纷繁复杂, 流动变迁迅速。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人本主义、生态文化理论、人权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理论及消费主义等思潮都对我国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当代西方思潮中的合理因素,对我国大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人权观念、效率观念等具有积极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就曾指出: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但是，在这些西方社会思潮在思想政治领域也给大学生们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西方社会思潮的多元性造成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困惑

全球化时代社会思潮的多元性, 造成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困惑, 在部分学生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应个体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很多大学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任何著作, 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仅限于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以及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因而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主体与客体间的辩证关系、人的历史主体性、人的全面发展的精辟思想。因此, 一旦他们接触到西方强势学者的思想片断, 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同或者接受。诸多内容丰富、观点多元、立场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造成了不少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困惑, 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的怀疑。

（二）西方社会思潮的强势性造成大学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迷惑

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容易造成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困惑。最具代表的：一是社会主义失败论, 一是资本主义普世论。由于学生价值观念尚不成熟,在这些强势的政治观点面前，一些大学生无意中认为资本主义是普世的, 或把全球化理解成“西方化”甚至“美国化”, 把西方文化等同于正确文化或优秀文化，把西方价值评判标准等同于“人类”的或“普世”的价值评判准则。这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也会影响到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学。

（三）西方社会思潮的时尚性造成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迷失。

受“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向“自我”倾斜, 甚至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攀比、竞争和模仿，引发了大学生各种盲目消费行为, 引发了攀比消费、赶潮消费、媚俗消费、“面子”消费、超前消费等高消费行为。“利我”也经常是他们考虑问题、衡量外物的重要甚至首要的标尺。因此, 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也经常表现出严重的利己主义倾向。

三、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面临新的教育教学任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这既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新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为社会优秀群体的大学生面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能否正确把握住主流意识形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更加神圣的光荣使命。

（一）系统介绍大学生感兴趣并对之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

教师要在课堂上明确介绍西方社会思潮的目的和意义。现实中, 教师不在课堂上介绍西方社会思潮, 学生就会从其它渠道去了解。介绍西方思潮时的目的应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而不是主观地、随意地、机械地介绍,或者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使大学生系统了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的背景根源，对西方资本主义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代表性，以及他们的现实意义及历史局限。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来介绍，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实际，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实际开展。

（二）结合具体案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基本内容讲透彻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能够吸收、借鉴和融合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能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共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前，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江泽民曾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基于这种情况,高校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着眼于激励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并为实现这一共同理想而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具有说服力，也是大学生们能够切实体会到的。要引导大学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现实意义。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根本体现。从小的方面来说,社会共同理想决定和制约着个人理想,社会共同理想是个人理想实现的条件。个人只有接纳、认可社会共同理想并在为共同理想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干扰他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各种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目前社会上存在地一些丑恶现象，使学生明白贪污腐败、走私贩毒、卖淫嫖娼、偷盗抢劫等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中存在的问题,相信我们的党有能力和信心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中解决。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动力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一个民族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就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思想政治课中，教师要正确引导大学生认识民族精神的开放性,使大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理解,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对当代大学生来说,首先要睁开眼睛观察外界民族的发展,以博大胸襟正确对待外来民族精神,以我为主,洋为中用,善于吸收一切能为我所用的外来民族精神,有机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之中。要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引导大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当代大学生必须要坚持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做到心中有祖国,心中有集体,心中有他人。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作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应具有这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标准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它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的概括达到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新性的新高度。因此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荣辱观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发挥课堂教学的优势。在教学中正确剖析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阴暗面,坚决批评和抨击那些道德沦丧、背离良知的无耻行径,同时大力弘扬那些正义的、感人的光辉事迹,以消除学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使之明确什么是荣、什么是辱,从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三）结合大学生的特点,坚持感情、信念与知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还应注意到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防止那种不管不顾教学对象,形而上学的“万能”教学模式。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对象是大学生,他们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需要采用坚持知识、感情、信念相结合的模式来进行教学,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的教学时,首先要做到：把相关的知识讲清楚,比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要简明扼要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主要内容、在现实中的情况(包括赞成和反对、理论和实践等)、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态度等知识问题讲清楚,这是大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如果只是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难免机械生涩，难以起到作用。其次,要充满感情地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不能作为一般的知识单元来讲授。最后,要上升到理想信念的层次来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大学生的意义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胡锦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胡锦涛.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力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05-01-19，(1).

[5]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Z]. (中发〔2004〕16 号)

[6]李春德、李斌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和建设路径[J]. 学习与实践,2006,(12).

论西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变迁 篇12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产生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源于济贫思想的社会保障应运时代而生, 使得家庭养老模式逐步走向国家养老模式。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是世界上较早通过国家手段影响社会保障的法律, 它规定在全国设立收容贫民的济贫院, 同时规定贫穷、失明、残疾、虚弱无力或者其他无法工作的个人的祖父母亲、父母亲应当支付费用保护每个贫困者。该法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除教堂以外的保障体系, 要求家庭成员支持那些遭受刑事处罚的成员。这种模式为美国殖民地提供了济贫的类型。后来在美国, 济贫法得以具体化并补充了普通法的职责, 包括丈夫扶养妻子、父亲抚养孩子以及单身母亲抚养孩子。19世纪末, 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而产业工人生活日趋艰难,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社会党人提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时任首相的俾斯麦利用镇压加安抚的政策, 一方面, 镇压社会党的运动, 另一方面, 制定社会立法来缓解社会矛盾、劳资纠纷。1883年, 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保险法》、1884年颁布《工伤保险法》、1889年通过《老年人及伤残保险法》, 并定于1891年1月1日实施。[2]《老年人及伤残保险法》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规定为65岁, 并增加了国家补贴条款, 即国家在每份津贴中每年补贴50马克, 这是《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与《老年及伤残保险法》三大保险法中唯一加入国家补贴的法律。此后直至20世纪初期, 欧洲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德国, 相继出台了社会保障法律。英国、丹麦、奥地利等国家施行老年残疾保险法律, 瑞士、比利时等国家实行疾病生育保险法律, 法国、波兰等国出台工伤保险法律等, 各国逐步开始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经济从股票市场崩溃直到大萧条时期, 始终处于急速下降的状态。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的市场也会失灵。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矛盾, 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社会保障法案》, 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该法律对国民可能遭受的疾病、年老、失业等风险建立了社会安全网。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建立社会保障署;在全联邦范围内构建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65岁以上的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金;联邦政府资助下, 由州政府施行儿童福利、社会救助措施等, 法案第四部分“救助需要抚养的子女”中规定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通过财政拨款确立了合作关系, 即各州轮流提供每月最低生活费用给各个家庭, 用以满足联邦政府规定的给付社会保障的条件。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于家庭中缺少父亲或母亲以及经济上无法负担致使家庭中的儿童不能得到适宜的抚养。《社会保障法》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法典, 为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立法走向完善树立了榜样。从此, 西方各国纷纷对原有社会保障立法进行补充、修订, 使得社会保障逐渐成为当权者稳定国家政权、安抚社会力量而首要制定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法律。

经济危机使得人们对于权利的需求发生了转向, 不再是渴望建立干预最少的政府, 以及过分追寻公民个人权利的获取。1942年,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 针对二战期间英国存在的财政匮乏、疾病、无知、贫困和懒惰等问题, 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贝弗里奇报告》, 主张制定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计划, 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立法, 包括《家庭补助法》、《国民保险法》、《工伤保险法》等。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适用普遍性原则, 实行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等, 为英国在世界上率先成为“福利国家”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在此影响下, 西欧国家、北欧国家、亚洲等国家和地区, 也先后宣布实施“普遍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符合当时社会大众需要的一系列的有效政治机制和法律体系, 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 使得社会上的年老、疾病、失业等弱势群体的生活有了保障,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 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后, 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出现在经济生活中, “政府失灵”频频出现, 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凸显。虽然建立并发展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由此导致政府开支庞大, 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无论是政府的财政原因还是社会力量的内在要求,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相关社会保障立法亟需修改。为此, 世界各国纷纷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 以促进财政再建、强调自助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着眼点。英国政府于1986年通过了新的社会保障法, [3]该法用收入扶助取代了补充补贴, 申请者资格愈加严格, 而法定权利反之减少, 同时, 对失业者的补贴权利进一步加以改革, 降低失业补贴的待遇水平, 限制缴费条件, 要求申请人应随时准备就业, 并要求申请人积极寻找工作。英国在此期间进行的大量社会保障改革, 试图减少申请补贴的权利和补贴的数额, 由此达到减少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目的。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险、年金保险、社会保护和儿童津贴等方面。医疗保险方面, 1983年开始实行《老年人保健法》, 调整医疗保险机构负担70%费用, 1984年修改了《健康保险法》, 降低退休及其家庭的医疗给付标准。年金保险方面, 1986年开始, 日本政府对公共年金进行改革, 扩大其适用范围。德国政府则多次提高儿童津贴数额, 并通过颁行《社会法典》规定了法定年金保险、青少年救济、法定护理保险等社会保障内容, 最终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主要地位、社会补偿和社会救助为辅助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自创立时起, 使得全体公民获得了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4]这一法律制度从产生、建立及发展至今, 具有其必然的经济、社会背景与法学基础。社会保障制度在未来的运行过程中, 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矛盾与挑战, 必将以对传统制度的创新为己任继续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林嘉.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2]赵立新.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年.

[3][英]罗伯特伊斯特.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