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精选12篇）
西方 篇1
1 文化误读的概念
文化误读是指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由于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 在衡量中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而引起双方在认识和理解上出现了某些偏差, 并导致了双方彼此之间没有正确的去认识对方。文化误读包括很多方面, 譬如有对语言文字的误读, 对某些政策的误读, 对礼仪风俗的误读等等。文化误读因为理解上的偏差, 很容易让彼此双方之间发生误会, 因此, 尽量能站在别人的价值观来看待某一个问题是减少文化误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2 文化误读的情况
中国人经常对西方的很多东西理解有偏差,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对别的国家不了解, 当然不仅是我们中国这样,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也有些偏差。
2.1 关于人性的误读
首先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性情况的误读, 试看下面几个例子。密迪乐在他的《杂录》中就写道:“尽管中国的圣哲们有许多教导人们真挚、诚实的好原则, 但是, 很少有人强调严格遵守真理。中国人不以撒谎为耻, 反以为荣。甚至孔夫子都相信, 小孩撒谎只要对父母有利, 就值得肯定。”密迪乐还写到:“尽管在中国不乏讲实话, 守诺言的人, 但是, 一般说, 他们还是被人们看成是臭名昭著的撒谎家。”约翰·汤姆森在《马六甲海峡, 中南半岛和中国》里写到:“据说, 由于中国人不讲真话, 在基督教国家的人们心目中, 他们的品质更让人瞧不起。”以上3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西方人和中国在说谎这个价值观上的偏差。出现这种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说谎”这个词的理解, 在西方人眼中, 只要是没有按照原意表达就是说谎, 而中国人理解为, 是否说谎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该说谎的时候就得说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善意的谎言。之所以双方会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造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 只要是适当说谎的人给别人的印象都不错, 反而是那些所谓的讲真话的人却得不到别人好的评价。随着这种情况的不断增加, 中国人慢慢的基本适应了这种情况。但是西方人由于习惯了说大实话, 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即使有时候在需要说谎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说, 哪怕去伤到别人的心灵的时候, 他们始终坚信中国古时候的一句谚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分歧并不只在是否应不应该“说谎”这个问题上。
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还能看到西方人对近代中国人思想理解的偏差。道格拉斯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中提到:“在第一次英中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之后, 西方人相信, 中国人再也不能坚持他们的排外政策, 固守他们的习俗以防止外国的影响。特别是在1840年之后, 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给予那些开始同他们接触的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发展的联络设施、1850年之后日本的迅速发展, 都对中国施加了强烈而又特别的压力。”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西方人完全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中国人的做法, 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去做, 但事实上却让他们失望了, 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特意在和他们找别扭, 完全是中国人的思想和西方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的思想属于封建主义思想, 那时的中国人封建思想已经有两千余年了, 加之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封建主义的统治制下, 因此中国人不会因为和西方人短短的几年接触时间, 就能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西方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人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 显然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到中国人那里显然是行不通的。
2.2 关于制度的误读
西方人在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上面出现难于理解的情形, 不仅如此, 在理解中国的某些制度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误读。试看下面一例, 倪维思在《中国和中国人》里写到:“西方人认为, 中国人在如何充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方面有许多优点。它使得教育及博大精神的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 并培养出一支好的官员队伍。这种制度往往还能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性的考试, 那些比较重要的权力机关也许会被世袭贵族霸占, 低级的政府职位有可能归帝王的宠臣所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只看到了考试的表面现象, 诚然, 用考试来进行选拔人才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西方人没有想到这里面可操控性的东西很多, 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首先, 要想通过考试, 你就得学习, 要想学习, 你就得买书看书, 而穷人们是买不起书的, 既然买不起书, 也就根本谈不上去看书, 不去看书就想考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而所谓的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只是给那些家庭环境相对来说不错的人所设的, 贫困的人只能望而却步;其次, 在考试中也可能有不公正的体现。这是因为在考试中有作弊现象的存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小抄, 打小抄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偷着打小抄;另一个是用钱贿赂监考官, 使其在考试中让监考官徇私舞弊, 但既然有钱贿赂监考官这也说明只有家庭条件不错的人才能这样做;最后, 考试后也可以有操作性。毕竟卷子是人判的, 有许多考生会在卷子中做些记号, 当判卷人发现这些标有记号的卷子后, 并可以暗中做些手脚, 但同样需要的一个前提是还是需要钱把判卷人贿赂好, 这也说明了只有家庭宽裕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 说用考试的方式能选出人才也不能完全说对。必须指出的是, 考试是目前选拔人才的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 虽然它也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可西方人恰恰只看到了这种制度的表面性, 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内在”东西。在西方人看来, 一个制度是不可能有什么漏洞的, 但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也许他们会通过正常的手段去完成这个考试, 可在中国这样的方法似乎行不通, 因为在中国那里, 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去操纵这些东西。因此, 西方人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中国的制度, 而闹出种种笑话, 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结语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之间, 因为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理解不同, 而彼此产生的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基于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 而且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而, 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些观点趋于一致也是不现实的。人们往往情不自禁的把自己的价值观用来去理解别人的价值观, 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也经常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经常发生对对方的行为产生误解。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误读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他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什么是说谎, 什么是考试, 同中国的所谓对说谎的理解和对考试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也就造成了文化误读的情况。因此可以这样说,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 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关于文化误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仅仅是列举了几个例子, 但必须说明的是, 对某一个概念或者对某一件事的认识, 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情况, 西方人经常对中国的事情产生误读的情况;同样的, 中国人也会经常对西方的事情产生误读。
文化误读在生活中可能因为双方的误会, 而导致双方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因素, 但这些都是正常的, 为了尽量避免文化误读这种情况的发生, 双方之间可以多加强交流与合作, 互相认识和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 了解一下对方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可以减弱对文化误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M.G.马森著, 杨德山译.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M].北京:中华书局.2006;85.168.193
西方 篇2
音乐家冼星海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故我选修了《20世纪西方音乐》，乘此机会，陶冶我的情操，从中学习到些知识，音乐中美的旋律、变化的节奏，对人的精神、情操的陶冶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和力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音乐，大多是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意志、品格和情操。
什么是音乐，生理上是种种机能，物理上是种种声音，心理上是种种情感，道理上是种种人生。归结为一句话，人类用声音表情的听觉艺术！20世纪是人类音乐史上最具表现力的一百年，人类音乐风格上最多元意义的一百年，人类美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一百年......20世纪是西方音乐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在这看似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表象之下,音乐思想中的建构与解放运动的交织形成了20世纪音乐发展的基本结构.现代音乐中的这种建构与解放首先始于19世纪末,当时西方世界的历史背景、人文思想和科技发展对音乐形式、内容及风格产生的巨大影响,促使传统的浪漫主义音乐结构逐渐瓦解并在其中孕育了新现代音乐结构的萌芽.在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现代音乐思想呈现出建构与解放双线交织的发展脉络,并分别从音乐本体形式、时代背景及哲学美学思潮、不同流派风格及受众群体三个方面体现出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思想中建构与解放的对立关系、并存关系、继承关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现代音乐逐渐进入后现代时期,在全球化经济与反文化潮流冲击下西方音乐思想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彻底解构,并逐渐建构起一种新的多元化开放性的音乐思想结构,这种新音乐思想结构也将继续影响21世纪音乐发展.西方音乐是历史与地理共同作用下的文化体，全球学界公认七个阶段： 1.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元前11世纪荷马时代—公元5世纪）
2.中世纪时期（公元5—16世纪）3.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6—17世纪）4.巴洛克时期（1600年—1750年）5.古典主义时期（1750年—1810年）6.浪漫主义时期（1810年—1900年）
7.二十世纪（1900年至今）就西方音乐这样一个文化体发展的总体情态来说，从文化体发展的时空连续性来看，相比文化的发展则表现出散而有序的特点。散是指音乐地活动中心的移动变化。有序是指时间的连续性中世纪的活动范围是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时音乐活动中心主要是今天的法国，文艺复兴是意大利，巴洛克时是德奥，古典主义时期集中在奥地利维也纳，浪漫主义时期席卷整个欧洲，45年之后音乐文化中心从1945年前的维也纳、巴黎和伦敦转移到1945年后的纽约。可以发展这些地方的散点移动在时间上又存在明显的连续性。
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特点，有每一种音乐的风格。7个时间段分的依据在于音乐的风格，音乐风格体构成六要素：旋律、节奏、音色、曲式、织体、和声。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流动的音乐。”——德国哲学家谢林。听觉建筑——抽象，音乐是听觉的空间艺术。视觉建筑——具体，建筑是视觉的空间艺术。音乐空间的关键词：线条+段落。线条就是音乐的旋律，旋律线条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清淡，有的浓烈。音乐的不断运动，声音的不断震动，在我们的听觉里，就形成了音乐的线条。音乐家正是通过对这些线条的使用，形成了对音乐空间的塑造。段落就是作曲家有组织的使用音乐线条，也就是旋律形成的结果，有四句体（四个音乐线条组成的音乐段落）、八句体、多句体等。音乐的段落，是作曲家有组织的使用音乐线条的必然结果。线条与段落，构成了音乐空间。
音乐又有两种，一种是印象主义，另一种是表现主义。各有各的特点。印象主义音乐的特征;
1、排斥清晰的旋律线条
2、和声突破了过去的位理论和规则运用传统理论所限制的所有不和谐音频繁使用各种德国音乐不允许的和声技法。
3、作曲家重视各种中古调式音阶、五音阶、全音阶，一心要摆脱大小调音阶的禁锢。
4、音乐的色彩和氛围成为音乐最重要的表现对象。
5、节奏复杂多变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规则节奏。
6、音乐的结构趋向于松散，段落划分的界限非常不清楚。
7、音乐的织体丰富多彩音响效果新颖独特。
8、音乐的表现对象抽象模糊。
表现主义音乐：
1.表现主观感受体验，夸张、变态、怪诞、扭曲 2.表现底层人的感受，小人物的苦难，苦的、碎的、绝望 3.片段化、大量不协和音、无调性
西方翻译流派与西方译论现状解析 篇3
【摘要】翻译作为人类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最常态的一个活动，有翻译活动就必然存在对其翻译的深入探索。这些探究结果逐渐成为一个完整、全面、科学的翻译专业理论，为更好的翻译实践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翻译流派会与语言文化进行密切的联系，其对语言文明的研究也会因此而逐渐出现翻译逆转的现象，翻译及翻译理论的科学研究也会与其不断进行构建关联，以此来不断丰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西方翻译流派 西方译论 现状
由于西方翻译流派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绵长，时间空间的跨度比较大，若是想直观上客观评价这一系列内容是十分困难的。为此，部分专家将西方翻译的发展历程逐渐细化成为了三个阶段，即为：过去、现代及当下等。自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有关于经济、文明、政治、文化、科技、文学等方面的翻译内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翻译流派不断发展的作用，促使整个世界在语言翻译这一文化过程中获得了积极的交流，并科学有效的丰富着当代人们的文明形态与物质常态。
一、翻译理论
所谓翻译理论，主要是指相对于翻译的实际成果、盘根错节的翻译流程以及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大量重复出现的内容、语言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及语言特点等，对其进行科学恰当的解析与归纳总结在全面解析西方翻译流派之前，我们必须要充分进行认知并解析西方翻译理论的实际发展现状及日后的发展趋势。将当前翻译研究成果与语言文化进行紧密的结合，其文化研究也会因此而逐渐出现翻译逆转的现象，进而使更多的翻译理论与其它语言学科建立联系。
二、五大翻译流派
著名的翻译学专家根茨勒先生在自我撰写的《当代翻译理论》中一再提及到，我们在进行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代背景，并将其作为一个基准，将其现有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势具体研究手法，进行充分的论述，并将当代翻译译论科学有效的划分成为五种流派。
1.美国形式的翻译流派。美国形式的翻译流派，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由当时著名的策德内斯第一次提出，由威尔教授进行第一次尝试。威尔教授首先从语言文学的编著、语言翻译的技巧与人们的认知规律等方面进行实践了美国形式翻译流派，并及时的提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美国形式翻译流派过于注重翻译艺术性的内容，需要从美学的角度全面提升翻译作品的文学性与价值性。
2.科学形式的翻译流派。科学形式的翻译流派，主要是指翻译一种语言形式的学派。它更加侧重于翻译这一活动，侧重强调需要将其翻译作品的语言价值与文学品味全面进行展示，但是当时译论发展只是停留于美学艺术与强制性的翻译规律。德国的翻译流派，主要是由德育精英学者的赖斯与她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弗米尔，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诺德先生为实际代表，在具体语言翻译过程中，将其功能全部建立于语言翻译专业知识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翻译概念解析，并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针对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笔者发现其更加侧重于对翻译整个过程的研究，其翻译需要更加协调语言与时代文明之间的共享性与历史性的衔接关系。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侧重讲述，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将其全面建立于科学有序的发展方向上。当时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即为巴斯奈特。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文化逆向的现实概念，侧重强调在语言与文化进行相互交流过程中，需要将其两者之间的互动情境与当时的交流语境、历史文明与社会的约束全面进行归纳，以此来更加深入的进行解析语言文化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力与约束力。
4.形式多样的体系派。形式多样的体系派，主要起源于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将其翻译理论及翻译的具体流程结合当前语言文明的发展背景，进行有效的结合，以此来全面深化其研究成果的现实性。在引入形式多样的体系派这一内容时，涉及到了相关的文学文明以外的诸多素材。当时著名的佐哈尔先生，经过自我的不懈努力，终于为语言文学翻译系统创设出了一个相互对应的定义概念，主要包括：代表性与非代表性；核心与边缘的对立；侧重于一般活动中两者的对立。形式多样的体系派理论可以十分有效的将其内容翻译成为人们熟悉并常见的社会语言。
5.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主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全球文学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艺术批判形式的不断发展，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在法国逐渐兴起并发展。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极大地批评了当时翻译主义主张的理论内容，其核心寓意就是指对形式的一种二次重复。此时期具有诸多的代表人物，文中主要以德里达为例进行分析，其认定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中的物质基础便是外部的发展结构。他认定语言具有全面、笼统、有声的优势，同时还具备黑暗、残酷、无声的一面。为此，我们在对翻译语言进行定义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不足和局限性，此时则需要结构剖析形式的语言概念。翻译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意识，同时也在深刻的解析自我。
三、当前阶段西方译论现状
站在宏观的角度深入赏析其内容，当前现有的西方翻译理论内容，他们正在逐渐摆脱过去传统的语言发展思维的束缚，同时也有效的推动了译论的科研与发展。眼下，西方译论正在朝着多元化的角度进行个性化发展，更加重视语言文化对翻译理论的冲击作用，将其翻译研究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言情境中，逐渐优化和完善了翻译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独行的学科存活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翻译与文化研究不论是其研究内容、研究手法还是发展目标等多个方面，都有相同之处。西方翻译流派与西方译论文化两者之间相互融合，深入渗透，以此来全面拓展翻译流派研究的发展渠道与空间范围，进而不断促进翻译理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西方 篇4
关键词：西方在华广告,劝说,修辞人格,中国市场,西方文化
一、引言
劝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服他人或被他人说服,它是影响他人的独立思想和行为的一门人类交流的艺术。劝说自古以来就是西方修辞学的核心内容,古代主要应用于公众演说和法庭论辩,现在则应用于人类的各种交往活动。修辞在西方指的是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当代西方,修辞不动声色地支撑着交流、传播、公关、广告及一切形式的宣传(刘亚猛2004:2-3)。
广告,作为一个旨在说服的信息传播系统,是一种最接近大众的商业修辞,同时广告也普遍被认为是反映了社会状况的一种文化产品,是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它在宣传商品或服务的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输出着某种文化意识,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修辞人格是亚里斯多德(George A.Kennedy1991译)提出的三个说服手段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人格是说服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遗憾的是很少见到用修辞人格概念分析广告话语的文献研究。本文拟用修辞人格角度来分析西方在华广告的文化价值诉诸。
二、修辞人格
修辞人格是西方修辞学中特有的概念,一个比较通用的译本是身份/人格组合。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人格有两大主要观点,一是修辞人格是起支配作用的说服手段;二是修辞人格是不同于修辞者个人人格的一种构建。修辞人格离不开修辞权威。修辞权威是修辞人格的配套因素。修辞人格是修辞权威的载体。刘亚猛对修辞人格和修辞权威之间的关系有相当精辟的论述:“除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之外,在修辞实践中,’势‘的说服力不容小觑,‘势’甚至隐形地扮演着决定说服成败的关键角色。修辞人格威信是指“修辞者由于个人品德、声誉、或所属机构赋予他的身份、地位,也就是‘势’,而享有的权威和感召力(刘亚猛2004:165)。”也就是说修辞者如果具备较高的修辞权威,那么他所诉诸的就比较容易为修辞受众所接受,那么其修辞人格便容易成功。
在修辞实践活动中,“劝说效果取决于由说话者人品激发的价值观判断,从古典修辞学确立以来,修辞人格被看作是人的观点、感情、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Fontanille2007:87)。”由此可见,修辞人格与一个人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受众在接受修辞者的劝说同时,也接纳了修辞者的价值观。
1.西方文化话语权是西方修辞人格威信最重要的组成。话语权是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全球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在话语的运动中是纯然被动呢,还是有所输出和贡献(杨俊蕾,2003:106-107)。话语权是西方国家修辞者的人格权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者刘笛福在《美国文化产业何以雄霸全球?》中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仅仅动用武力来贯彻自身意志往往只能短期收效,而通过推行西方文化价值战略的来控制对方的文化、思想才是长久之计。例如,美国文化产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倾销,已经成为西方最重要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它在莺歌燕舞中来实施文化侵略。这类文化渗透具有潜移默化性,它不强求外在的同一,而是通过使人们‘心向往之’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主动认同。美国文化产业其实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国形象’。这种美国形象并不反映真正的美国,它已经‘异化’出美国自身而成为一种被大众传媒再度制造出的“拟像”。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眼光看来,美国似乎成为了一个象征着自由、平等、民主这种启蒙理念的国度,这些价值观念还包括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宽容、公正、个性、正义、仁爱、权利等等(刘悦笛:2006)。”同时,西方媒体深知无论怎么神化,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是仅几百年历史的西方文明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百年来东方文明无不明里暗里地被接化、甚至是妖魔化。在西方修辞话语的精心操控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机构的威信建立起来了,为西方回家经济、文化构筑了俯视第三世界的阵势,成就了可高利用的修辞资源即修辞威信。
三、西方在华广告的西方文化诉诸
英国修辞学家坎贝尔(Campbell:1967)在其著作《修辞原理》(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中指出,修辞人格必须是身份和品质的组合。修辞人格是否适合实现某一特定修辞目的重要取决于一点,即与该目的相关联的那个特定受众期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修辞者。修辞者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在公共话语中被分派的角色以及自己和目标受众的互动关系,决定应该塑造并投射出最为合适而有效的修辞人格。它包括:修辞者作为社会和其中某一界别的成员而获得的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个人所具有的人品性格,也就是所谓“人格”。根据坎贝尔的修辞人格理论,修辞人格是修辞者“身份/人格”的组合。当修辞者的言论赢得特定受众众对其的信任感时,可以说修辞的说服通过人格得以实现。对修辞者的信任必然来自其修辞活动内容,而不是源于修辞活动之前就已存在的有关修辞人格的看法。
1.中国广告市场文化价值研究。美国学者程红(H.Cheng)是世界研究中国广告文化价值领域声誉很高的专家。他用类似的抽样和数据分析方法对1982—1992中国杂志广告、1990—1995中国电视广告进行了研究。我们选取其中的从文化价值和产品来源进行的分析结论:从1982年到1995年期间,国外进口产品广告体现的几乎是西方典型文化价值和实用性文化价值,即西方主流文化价值;中外合资产品广告更多地呈现西方文化价值中的象征性文化价值,本土产品广告更多地是呈现实用性文化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王慧(2003)抽取了2003年1月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313个商业广告进行内容分析,进而发现中国当代电视商业广告既含有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又具有明显的本土化趋势,同时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价值观对中国文化价值观影响的痕迹。
魏昀(2010)在总结近三十年国内外理论界关于广告呈现的文化价值的研究,特别是两种差异明显文化形态之间的广告所呈现的文化价值进行比较后,得出尽管西方广告文化极大地冲击传统的东方国家文化,并融入了东方文化之中,但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却呈现出强大的能量,具体体现为东方国家的广告的本土化趋势明显。
可见西方在华广告总是不遗余力且又不留痕迹地宣传西方的文化价值,强化自身的文化话语权。经过多年的媒体宣传,西方文化价值观已为中国市场所接受和喜爱,形成了一种资源和品牌效益;构筑了西方广告人格诉诸的高威望。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人民文化教育、生活水平等的提高,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认同也在回归。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在广告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撞。
2.从修辞人格角度分析西方在华广告西方文化价值诉诸。要想达到成功劝说消费者的目的,广告必须借助于人格诉求,即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包括专业化、可靠性、社会责任心。西方国家对中国成功的文化渗透,技巧地成就了西方每个具体广告前的声誉,提升了它们的修辞人格。西方广告在实践中也特别注重人格诉诸即品牌内涵文化诉诸,同时不留痕迹地诉诸西方文化价值。
(1)注重品牌文化价值诉诸。修辞者为特定目的而量身定做的修辞人格如果能够和该特定受众所期待的修辞者的修辞人格越一致,修辞者的修辞目的越容易成功。因此修辞者在修辞活动之前必须根据自己在公共话语中被分派的角色以及自己和特定目标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应该塑造并投射出最为有效的修辞人格。
美国著名香烟品牌万宝路广告采取避实就虚策略,弱化香烟本身推介,巧妙地规避香烟对身体健康有害、使人上瘾等不利的事实。取而代之的是注重渲染粗犷豪放、自由自在、纵横驰骋的牛仔形象,诠释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不屈不挠精神,这也正是万宝路的品牌内涵所在。自1954年以来,万宝路的广告一直锁定在“牛仔”系列,并把牛仔形象发挥到极致,也传达了个人主义、冒险、开拓等早期正面的美国文化价值,使得该品牌深入人心,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2)压制中国本土文化价值。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越来越认同。如何取得文化话语权,成为西方广告取得成功的关键。对西方国家图谋文化话语权有着深入研究的旅法女作家边芹在《话语权好比人工渠?揭秘西方如何操纵话语流向》中谈及文化话语权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时,这样写道:“价值判断权直接关系文明的生存,单从经济上讲它也决定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定价权…‘中国造’的商品虽然质量同等但价格却远低于价值,这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流向的看不见的手决定的。”
2004年美国的耐克公司推出了由著名NBA明星勒布朗·詹姆斯代言的广告——“恐惧斗室”。该广告一经播出,不仅在中国招致非议,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看过耐克“恐惧斗室”广告片的很多观众认为这则耐克广告有“辱华”之嫌。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也根据相关条例要求中国传媒机构停播此广告。恐怖斗室五个场景有三个明显地丑化、妖魔化中国传统文化,神化西方流行文化。广告中的类似“敦煌飞天”的美女和飞舞的钞票与珠宝一起,成为诱惑的内容,这里的美女形象被描绘成了女妖。其次,代表正义的中国功夫老者却成了不堪一击的邪恶打手,而被国人尊为图腾的龙也演变成了兴风作浪的妖怪。代表西方流行文化形象、被塑造为天之娇子的詹姆斯轻易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图腾击溃。
四、结语
修辞人格是修辞劝说的重要机制。修辞劝说效果部分地依赖于修辞人格。因此,修辞者如果能成功构成受众期待的修辞人格,充分展示文化话语权威,那么劝说效果将彰显。本文主要以修辞人格角度通过对一些西方广告文化话语权诉诸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文化话语权和文化价值观是修辞人格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能潜移默化地构筑修辞者所需要的修辞权威。
当代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敏感性日趋增强,而利用文化这种无形的力量作为侵略扩张的工具,既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隐蔽性,又具有渗透力强的特点。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西方广告抢滩中国市场。通过以西方人格修辞角度分析一些西方在华广告,笔者认为这些西方广告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不遗余力地灌输西方文化,同时打压中国传统文化,获取文化话语权高地。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胡曙中.现代英语修辞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02
[3]王慧.中国电视商业广告文化价值模式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位论文,2003
[4]魏昀.三十年来中国广告中呈现的文化价值变迁.广告大观理论版,2010(6)
[5]Aristotle.On Rhetoric:A theory of Civic Dis course.Trans.George A.Kennedy.New York:Oxford Up,1991
[6]Campbell,G.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7
[7]Fontanille,J.Ethos,Pathos,et al.Persuasion:Le Corps dans L'argumentation.Le Cas du
[8]H.Cheng&Schweitzer J.C.(1996).Cultural values reflected in Chinese and U.S.television commercials.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36:27-45
[9]Joseph S.Nye.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N]NewYorkTimes,2000-1-3
[10]刘悦笛.美国文化产业何以雄霸全球?http://news.sina.com.cn/w/pl/2006-05-26/11199976894.shtml
西方 篇5
随着中国的发展及日趋国际化,中国和西方英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与日俱增。这对于加深西方社会及文化的理解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中西跨文化交际出现文化冲突现象
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
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在时间的使用上却很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
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
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3.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现代西方哲学》 篇6
书评认为，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长期以来，人们将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概称之为资产阶级哲学，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西方哲学各流派的阶级属性有其共同之处，但又各有区别。因此，这本书的名称是《现代西方哲学》而非《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之类，是有见地的。
这本书的写作方法是“以述为主”，力求占有翔实的材料，如实地、全面地、准确地介绍各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例如，书中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的哲学的介绍和评论，具有较充分的根据，说服力较强。作者对唯意志主义的分析也是好的。
书评认为作者敢于肯定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些合理的东西，值得特别指出。如作者肯定了法伯等现象学家在其后期有较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邏辑实证主义者等分析哲学家们的分析方法中有不少可取的因素，实用主义者所提倡的实验—探索方法，也有值得肯定之处，等等。
西方 篇7
一、行文结构独特, 以“文化史”的角度诠释西方音乐历史
蔡良玉教授的《西方音乐文化》是于1999年12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西方音乐历史的理论著作。全书共十四章, 外加一篇结语, 主要阐述了古希腊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西方音乐发展历程。从目录上, 就可以看出本书与其他西方音乐通史类的著作存在的明显异同。大体上, 本书和其他通史没有区别, 都是按照西方音乐历史发展的几个时期来进行阐述, 但仔细看, 便会发现本书以大篇幅的“文化史”的角度诠释西方音乐历史。每个时期的第一小节都会介绍音乐发展的文化历史背景和音乐观念, 然后回到具体的音乐现象, 最后一小节以“小结”的形式高度概括音乐现象 (古代音乐除外) , 譬如在介绍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时, 第一小节就是先介绍古典主义时期音乐的文化思想背景, 然后具体到音乐家, 如海顿、莫扎特, 最后以古典主义小结高度概括其内容。其他的几个时期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的理路进行阐述的。最后外加一篇结语, 高度总结了西方音乐的几个文化特征。这不愧为一本即有一定理论深度, 又通俗易读的自修教材或音乐院校及音乐师范院校的辅导教材和必备参考书。作者在音乐学院任教多年并且有着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 她以这样一种我理解为“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是处于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感觉像是一位“友人”在讲述一个国家或者一位作曲家的兴衰史, 让人不会产生枯燥感。譬如在介绍巴赫生平的时候, 作者这样写到:“巴赫的专业音乐生活从1703年 (18岁) 开始, 先在魏玛宫廷任小提琴手, 又在阿恩施塔特任管风琴师。工作之余, 他依旧手抄和分析大量作曲家的作品, 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试验。他又步行200英里到柳白克听布克斯特胡德的音乐会, 为此超假三个多月, 被教会审判。教会给他列的‘罪状’除超假外, 还说他在圣咏中加进了‘怪诞的变奏’及‘异端的音响’, 说他弹奏管风琴时, 过于陶醉以至‘时间过长’, 而受批评后, 又弹得‘过短’, 并指责他‘带了一位陌生的姑娘在教堂里弹琴取乐’等。那姑娘不久成了巴赫的妻子。”又如在介绍文艺复兴早期音乐时写道:“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个人的风度、服饰、装饰 (如妇女注意涂抹脂粉, 男人开始时兴假发) 、显示人体的美、服装的美, 社交的高雅和对骑术、剑术、舞蹈的技能掌握以及对美术、音乐、文学语言的修养等, 而且在文学、诗歌、绘画等作品中, 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界的美的发现, 表现了自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及人对自然美的深刻感受……在美术作品中, 他们注意肌肉的丰满、皮肤的润泽、骨骼的结构。裸体已不再是羞耻, 反而是人体自然美的体现。”[2] (P58-59) 等等。作者运用平实的语言把具有“神秘身份”的作曲家活生生的展现读者面前, 让人不会产生距离感, 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具有的人文关怀。而且作者还运用‘括号’的方式诠释着某些容易歪曲理解的词语, 把专业性的词汇通俗化。这种深入浅出的语言, 使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文章中的内容, 而不会产生很枯燥的情绪。
二、措辞严谨, 力求贴近史实
“音乐史学是考察与反思音乐历史研究的学问。审思对音乐历史发展的理解与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音乐学术整体性的历史观照成为我们探索音乐史学蕴涵及其意义的主要途径。”[3]作为一名音乐历史的研究者, 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先站在在史实这个根基上, 才能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 在本著作中作者严谨的措辞俯拾即是, 唯恐歪曲了历史。譬如在介绍古希腊的音乐观念和社会中的音乐时, 作者这样写道:“上述观点都是在文献中反映出来的, 究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他们是否有意强调某种东西来反对当时实际音乐生活中存在的某种倾向?当时的音乐实际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4]又如在结语中, 介绍对科学的传统、对科学的追求时, 作者写道:“可见, 一种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是由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 我们必须做具体分析。对于西方音乐的文化特征, 我的认识还很浅薄, 需要大家进行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合乎历史与扬弃、继承与批判等方面有所凭借和把握。”[5]
过去在介绍西方某些音乐时, 认识上会比较狭隘甚至出现偏差。作者在介绍这些问题时, 会纠正偏差, 力求客观还原历史。譬如作者在介绍海顿的时候写道:“海顿朴素的生活背景和朴素的宗教信仰构成他慷慨大度、宽厚善良的人品, 当时就被许多人称为‘海顿爸爸’ (后人误将此说解释为他的风格陈旧过时, 这应予以纠正) , 其音乐的节制、天真、自然和幽默的心态, 恰恰体现了他的思想、为人和古典风格的特点。”[6]又如她在介绍键盘乐器讲到平均律时写道:“需要说明的是, 平均律在17世纪不是唯一的调律方法, 它是人们采用和实验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另外, 许多史书错误地把韦克迈斯特尔说成平均律的发明者, 这是缪传。实际上他从未准确地阐述过这种方法。但是, 他在键盘上的调音方法, 尤其三度音的调音, 使管风琴及羽管键琴得以比较有效地在12个调上进行转调。尽管这不是平均律, 但已距之不远了。”[7] (P113)
三、注重与中国音乐进行比较
作者在研究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中, 不忘和中国音乐进行对比研究, 从中找出异同和发现问题, 譬如在介绍中世纪记谱法时写道:“教会音乐家在纽姆记谱方法的基础上不但逐步找出准确记录音高的办法, 而且找到了记录节奏的方法。这对音乐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内, 也发明了自己独特的记谱方法, 据何昌林统计, 共有32种之多 (转引自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弟249页) 。但可惜我们始终未有记录节奏的准确方法, 因而音乐的整个走向很不相同。”[8] (P53) 又比如在介绍巴洛克的键盘乐器时, 谈到平均律问题:“以后, 拉莫在其著作《和声的产生》 (Generation harmonique, 1737年) 中, 支持平均律。更晚些, 德国管风琴建造师里特 (J.N.Ritter,
浅论《厄舍古屋的坍塌》的文学性建构
蒋迪肖向东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爱伦·坡是美国哥特式小说的创始人, 其代表作《厄舍古屋的坍塌》从叙事学角度审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该作成功运用了故事文本特有的虚构性、趣味性、戏剧性等因素, 并将之有机统一, 表现出新异的文学建构, 本文由此出发, 试图探寻小说内在艺术魅力的生成。
关键词:爱伦·坡小说;叙事;虚构;趣味;荒诞
爱伦·坡是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创始人, 作品多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和死亡、尸体与腐烂、残忍与罪恶、宿命等等, 这些都是文学评论界经久不衰的话题, 《厄舍古屋的坍塌》即是坡式小说的典型代表。一直以来, 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其做过评析, 本文试从叙事学角度切入, 探究这部作品文学性的建构, 以及作者对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距离的微妙调整, 文本新奇的情节, 对“死亡”主题的思考, 进而察析面对荒诞世界人进行积极选择的重要意义。
一、虚构:由距离产生的审美
虚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 小说美学的产生在于通过一个虚构的具有陌生而又熟悉的艺术情境以及人物故事, 让读者在一种距离式的审读中获得美感。正为如此, 《厄舍古屋的坍塌》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常人视野之外的厄舍府, 它曾经声名显赫, 如今破败颓废, 其他情况人们也知之甚少——这就构成了一种距离。美的事物往往与主体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关系:一方面, 二者必须有距离, 这段距离“使某一现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 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它。”1;另一方面, 这个距离又不能太遥远, 否则太违背常情, 人们就无法欣赏。由此看来, 艺术成功的秘密在于距离的微妙调整, “创作和鉴赏中最好的是最大限度地缩短距离, 但又始终有距离。”2
那么《厄舍古屋的坍塌》是如何“缩短距离”又“始终有距离”的呢?
按照弗莱对故事的划分, 《厄舍古屋的坍塌》是一部“低模仿”作品, 即主人公模仿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 他的情感变
1715-1767年) 于1756年在著述中更详尽地叙述了平均律的理论, 并在其18世纪中叶建造的管风琴上, 使用了平均律。早在16世纪末, 我国明代乐律学家、数学家朱载育 (约1536-1610年) 就创造了‘新法密率’ (即十二平均律) 。他的著作《律吕精义》完成于1595年之前, 是世界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科学巨著。可惜, 由于当时封建制度的埋没, 我们祖先的这一发现未付诸实践。”[9] (P113-114) 当然这和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有很大关系, 比如作者在介绍科学的传统、对科学的追求时写道:“狭义地讲, 指音乐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只要泛泛想一下, 就可清楚地找出许多例子, 如中世纪的管风琴音乐, 古典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音乐。又如17世纪的十二平均律, 它比中国朱载堉的‘新法密律’ (即十二平均律) 也要晚几百年, 但当时的中国皇帝说:‘这很好, 将它束之高阁。’当然, 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也未发展到需要它的程度, 因此就没有被运用到创作中去。十二平均律在西方却成了200多年来的音乐实践基础。”[10] (P469)
《西方音乐文化》是一本即有一定理论深度, 又通俗易懂的著作, 通过对它的学习, 我受益良多。但我也有一些不解和遗憾。不解的是, 西方音乐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以小结的形式进行高度概括, 为什么单单就古代音乐没有以小结的形式进行概括呢?遗憾的是本书没有对20世纪的西方音乐进行阐述, 作者也在后记化和逻辑判断都与普通人相一致, 因此故事中人物任何反常的举动都会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
作品由“我”引领读者进出于这个虚构世界, 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使得叙述显得真实可信:厄谢家族的祖先以多愁善感闻名;男主人公罗德里克沉默寡言, 性情敏感, 忧郁, 神经质, 常常出现离奇古怪的感觉;女主人公玛德琳小姐有短暂但频繁发作的类痫症, 如幽灵般来去无声。在这个荒诞怪异的世界里, 似乎只有“我”才是唯一正常、唯一可以被读者所信赖的人, 在此前提下, “我”的一切叙述都能为大家所信服。
同时, 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 他们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而成了小说中某个人物的倾诉对象, 这使读者相应地承担了倾听和理解的义务。读者跟随“我”经历了厄舍古屋里的一切恐怖事件, 这些事件诉诸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本能, 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同情, 使读者自始至终牢牢地和文本联系在一起, 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中所有的波澜起伏, 达到了很好的审美效果。
传统小说大多从全知全能视角展示故事发展的方方面面, 读者也能够居高临下地透视人物、事件的任何微小细节。而爱伦·坡却在《厄舍古屋的坍塌》中采取了有限叙述角度, 处处隐藏叙述者的痕迹。作品中, “我”的叙述视角是限知的:仅仅以平视的眼光叙述“我”之所见所闻。“我”的眼睛就像一个取景框, 跟随取景框的移步换形, 故事层层展开, 读者所能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 对于“我”所不了解的那些内容, 读者同样无从得知。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即是通过叙述者“我”的眼睛。罗德里克为什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举动?玛德琳小姐究竟得了什么病?厄谢府最后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并消失?文章中没有交代, 读者也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 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推理做出判断, 这就使得文本具有了更多的“言外之意”, 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这是作者在文本外为读者提供的又一个艺术世界。
另一方面, 由于“我”也是不知情者, 这就使得“我”的
中解释其原因:“由于篇幅的限制, 本书只能结束在19世纪末 (甚至为论述这个时期的全部音乐流派) 。20世纪, 西方音乐呈现了与以前非常不同的新局面, 此书未能做介绍”[11] (P477) 。但这都并无关大局, 作为一本研究西方音乐的国内著作, 值得肯定的是, 这是对于音乐爱好者或音乐学院学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
在最后, 作者向各位同仁做出殷切的希望:“路漫漫, 其修远。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做, 我期盼早日见到更多样、更深入、更成熟、更有见地的, 反映中国人眼中的西方音乐史的著述面世。”[12] (P478) 这是蔡良玉前辈学者的希望, 亦是我们晚辈学子的渴望, 渴望能够看到更多如蔡良玉教授《西方音乐文化》之类的书。
参考文献
[1][2][4][5][6][7][8][9][10][11][12]蔡良玉.西方音乐文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9.
西方男性形象理论 篇8
关键词：男性,男性形象,社会学
在我作为观众的这些年里,我能够记得的最早的在电视上看到的白人男性角色是阿兰·德龙演的《佐罗》。在社会学领域,根据蒂姆·爱德华兹在他的《男性形象的文化》一书中所说,有关男性形象第一阶段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事实上,针对男性形象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阶段指的是在那个时期性别角色模式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研究强调的是男性角色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化倾向,性别角色习得和社会控制。
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是针对第一阶段的批评而出现的。R.W.康奈尔的《性别&权力》一书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著作。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形象(hegemonic masculinity)。这一个概念和种族、阶级、性取向相关:黑色人种、工人阶级、同性恋者的男性形象被认为从属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白色、西方人、中产阶级、异性恋者的男性形象。这第二阶段针对男性形象的研究主要关乎权力。在《性别&权力》一书中,作者的目的是解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带来的争论,有关于理论界系统地对性别的描述。这本书包括四部分:理论化的性别,性别关系结构,女性和男性,性别政治。实际上,康奈尔可能是男性形象理论家里的领头者。她在1995年出版的《男性形象》一书可以看做是这一领域的教科书。2005年第二版的该书有五个目标:“追踪现代西方男性形象研究的历史;在性别的社会理论中,呈现男性形象的理论;描述在变化中四组男性的生活;整合西方男性形象的历史和他们的政治表现;提出性别平等政治的战略。”(康奈尔xi)
第三阶段针对男性形象的研究更加“偏向文化、后结构主义并且受媒体驱使”(爱德华兹3)。朱迪斯·巴特勒把她的《性别问题:女权主义和身份颠覆》分成三部分,通过本书,性别类别的谱系被总结出来。第一章《性/性别/欲望》提到强制性的异性恋以及男性中心主义是所有有关性别问题的答案。第二章《禁止、心理分析和异性恋者》提供了一个有关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和乱伦禁忌的读物。最后一章为《颠覆的身体艺术》。乔纳森·多利摩尔的《性别分裂:从奥古斯汀到王尔德,从弗洛伊德到福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文学、文化理论、神学、社会历史学、心理分析、哲学、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论述了人类性别的发展。根据该作者的说法,在性别方面不同的表达可以这样理解:针对性别的反抗时不时地激起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对立。《男性问题:代表危机》一书试图恢复近法国大革命前后几十年男性形象的意义。换句话说,这本书探索了男性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以便更好的理解为男性观众创造的偏女性化的男性形象这样的视觉经济。实际上,第三阶段的研究仍在继续。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发展,随着信息传递形式的丰富,男性形象将会吸引更多的注意。
沃伦·法莱尔在《被解放的男性:超越男性:自由的男性和他们与女性的关系》一书中提出了“男性的十诫”:“你不应该在你的邻居面前哭或者展现出感性、恐惧、懦弱、同情的一面;你不应该表现脆弱,而应该拥抱并尊重逻辑、现实和智慧;你不应该倾听,除了在为了挑错的情况下;在任何方面,你都不应该屈尊于女性;你应该控制你妻子的身体,以及她的所有关系;你应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你应该是养家糊口的那个人;你不应该承担家务;你应该遵循成功的道路:工作的专业化;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有应该有答案。”这个男性的十诫可以作为男性形象的定义以及男性的标准。(32)
更严肃一点说,根据康奈尔的定义,男性形象的概念是基于个体的概念做出的,个体的概念是在现代欧洲早期形成的,伴随着殖民地帝国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还有,男性形象这一词汇是因女性形象一词而存在的。第三,男性形象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最多也就几百年的历史。四个不同的理论派别给出了四种关于男性形象的定义。第一种,实在论者会选择一个特质来定义男性。社会学家莱昂内·泰戈尔认为“真正的男性主义,存在于男性关系和战争中,是由‘坚实沉重的现象’引出的”(泰戈尔211)。这个理论的弱点很明显在于对男性特质的选择是随意的。
第二种,实证主义定义强调了事实并得出了结论:真正的男性是什么。这样的定义忽视了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称一些女性很男性化,或者一些男性很女性化,又或者是一些人的举动或者态度非常男性化或者女性化。
第三种,标准定义注意到了实证主义定义中存在的缺陷,它提出的定义是:男性应该是什么。这个定义通常在媒体研究中使用。严格的性别角色理论把男性形象定义为男性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实际上,男性性别理论经常把标准定义和实在主义定义结合到一起。但是很少有男性能真正符合约翰·韦恩,亨弗莱·鲍嘉或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所展现的坚强和独立。
第四种,符号学通过一系列男性与女性的对比定义男性。男性形象被定义为非女性形象。这种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性别分析,还有拉康的心理分析和象征主义研究中。这种男性形象定义在文化分析中非常有效。这一定义避免了实在主义的随意性,实证主义和标准定义的悖论。但是,在社会分析里,这一定义还是有局限。
根据康奈尔在《男性形象》一书中所说,相比把男性形象当做一个物体去定义,她认为“男性形象是性别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男性和女性会在性别表现中占据这样的位置,所产生的影响会通过经历、性格和文化来展现。”(71)
随着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相互作用的广泛认可,多种的男性形象也被承认。主要的男性形象模式有以下几种:支配男性形象、被支配男性形象、现实化男性形象和边缘化男性形象。
这四种男性形象都是以西方社会这个不可变的背景为基础形成的,也就是说,这四种男性形象都是由白人创造并且针对白人的。这个大概的分类不能精准的定义男性形象。一个特定的男性可能属于两到三种形象。所以,这四种形象之间也是有交叉的。
参考文献
[1]R.W.康奈尔.《性别&权力》.剑桥:政体出版社,1987.
[2]《男性形象》.剑桥:政体出版社,2005.
[3]乔纳森·多利摩尔.《性别分裂:从奥古斯汀到王尔德,从弗洛伊德到福柯》.牛津:克莱仁登出版社,1991.
西方翻译理论简述 篇9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的翻译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继续向前发展。法国的巴特在《论文学的原则》(Principes de littérature)一书中提出了12项规则,以及他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和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德国的施莱尔马赫在其题为《论翻译的方法》(üe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üebersenzens)的论文中,把翻译分为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洪堡提出了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以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理论。他提出的两元论的语言观对后来的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的翻译批评家德莱顿认为翻译是艺术,他提出的翻译分为“词译”、“释译”、“拟译”的三分法是对“直译”和“意译”的重要发展。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优秀译作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应和原作的风格和手法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纽曼和阿诺德对翻译评判标准之争:前者认为“评判标准在于一般读者而非学者”,而后者认为“译作的优良要看专家的反应”。在俄国,自普希金到皮沙列夫等一些进步文学家们,对翻译问题都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翻译理论第一次明显地带上了革命思想的色彩。
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各国的翻译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无论是意大利的克罗齐,德国的本雅明,法国的瓦莱里、马鲁佐,还是美国的托尔曼,英国的波斯盖特、菲力摩尔、贝茨,都是从文学翻译,特别是古典文学翻译的角度,对翻译理论所进行的探讨。他们大都停留在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上,只关心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并无突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西方的翻译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欧的布拉格学派主要有雅各布森、列维、穆南、维纳、马尔布朗等人。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有“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诸如认识、表达和工具等各种功能”和“翻译必须重视语言在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其中雅各布森在其著作《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从宏观角度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列维提出“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等。现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先是以弗斯为首的伦敦社会语境派思想,后来先后出现了较具传统翻译特色派的萨瓦里,现代语言学派的卡特福德和其他泛语言学派的哈蒂姆、贝尔、贝克和纽马克,解释学派的斯坦纳,翻译研究和文化学派的巴斯内特等人。约翰·卡特福德运用描写语言学家韩礼德的“阶级与范畴语法”来描写翻译。巴斯内特和美国的勒弗维尔指出“翻译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哈蒂姆最早把话语分析结合到了翻译研究领域。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在整体研究方法上继承了欧洲翻译理论的传统,但在研究成果上有后来者居上之势,且早期的研究受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的影响较大。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可以分为翻译科学说、翻译交际说、动态对等说、翻译功能说四部模式说(即分析、转语、重组、检验)。道格拉斯·鲁宾逊用修辞格来解释翻译类型,根茨勒对翻译本质提出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式。德国“莱比锡派”的理论家纽波特认为“翻译须以文本为中心”,“萨尔派”的威尔斯则认为翻译是科学,翻译应以语篇为基本单位。弗米尔、赖斯、诺德提出“翻译需为目的服务”的主张。法国的穆南开启了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的现代语言学观。而释意学派(巴黎学派)在七八十年代的异军突起使之成为后现代最瞩目的、最具有法国特色的翻译派别。释意派从实践出发,注重忠实,认为理解过程就是释意过程。荷兰的霍姆斯以图谱的形式,对“翻译研究”的学科任务和研究范围进行了一目了然的描绘和规划,从而强化了翻译研究作为学科的系统意识。图里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集中在他所试图构建的描写翻译研究理论上。
总之,回顾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取得了最为瞩目的成就,不仅翻译理论作品数不胜数,而且主要是因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质”的飞跃。一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由奈达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带来的飞跃;一是七八十年代由霍姆斯等翻译研究学派把“独立学科”概念引入译学领域而带来的飞跃。两次飞跃都在观念和方法上给翻译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更新,使西方翻译理论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对目前翻译研究取得共识:译学的研究方向不是语言转换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文化的研究。
摘要：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从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之后,西方翻译理论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绵延不绝。本文从各个时期的主要翻译理论家的著作入手,简述其主要理论观点。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翻译论论家,翻译学派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刷馆,2004.
西方 篇10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一书以时间为轴, 详尽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古典音乐流派、特征以及代表人物, 而不是简单笼统地提出如何对古典音乐进行鉴赏。不仅如此, 与其他介绍西方古典音乐以及相关的鉴赏书籍不同的是, 该书并不单纯地就音乐鉴赏进行分析, 而是讨论了现阶段音乐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进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促进音乐教学课程开展的方法。可以说,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是一本较为系统、详尽, 适用于高校古典音乐鉴赏相关课程的书目。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一书指出, 高校对古典音乐鉴赏缺乏足够的重视, 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发展的滞后以及学生自主程度不足是影响音乐教学开展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在教学上过多重视文化课程而忽视了音乐、体育等学科的教学开展, 这就导致无论是教师、高校, 还是学生自身在观念上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转变。另外, 由于部分高校音乐教师所掌握的教学方法还维持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 手段较为单一, 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主要是教学方法和观念上的落后。如果音乐鉴赏课程仅仅是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学生进行记录, 而不是教师引导学生欣赏音乐并相互交流, 那么音乐鉴赏课程也只能流于形式。当然, 这种教学方法也与目前所采取的考评机制存在一定的联系。由于针对教学情况评估的过程中, 高校在考评形式上的单一以及考评结果往往会对学生的评优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就使得学生的学习目的带有功利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一书还指出, 西方古典音乐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针对这一情况,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一书认为, 应该提高对古典音乐教学的重视, 多元化发展教学手段和考评机制以及开展一系列的音乐鉴赏活动, 以此来提高学生对古典音乐的热衷程度。学校可以通过在课时上向古典音乐教学进行倾斜, 聘请具有高水平鉴赏能力的专业教师进行教学等方式, 使得教师、学生认识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水平、音乐鉴赏能力的重要性, 进而在观念上对古典音乐鉴赏重视起来。同时, 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方面,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在课堂上再现当时历史环境和人物关系的方式, 帮助学生加深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物创作乐曲的理解。
不仅如此,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一书还指出, 可以在校园中通过开展音乐知识竞赛和乐曲演奏比赛、成立古典音乐鉴赏社团的方式, 积极营造出一种学习、提高自身音乐鉴赏能力的氛围。目前, 已经有部分高校以古典音乐鉴赏社团这一组织为依托, 通过定期组织古典音乐知识讲座、邀请名家与学生互动交流, 在高校中营造了良好的音乐鉴赏环境。而通过参加各类活动, 大学生不但切实提高了自身音乐鉴赏能力, 更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综合素质能力。
话说西方“民主赤字” 篇11
民而不主：政治家及政府机构信誉下降
据美国一个研究机构公布的报告，目前世界上有120个“民主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该报告还将过去的30年称为“民主的时代”。
然而就在西方国家热衷于帮助亚洲、非洲、拉美和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推销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时，却发现自身的民主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民意调查表明，“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特别是在美国，民意调查和研究成果显示，公众对政治家是否诚实、政治家是否真正关心选民的利益的判断和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等均呈下降趋势。60年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出现暴跌是由于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使6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随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这一现象并非只发生在美国，在绝大多数“成熟民主国家”中，公众普遍对政治家、政府出现幻灭倾向。
不仅政治家失去人们的信任，连政府机构也信誉不佳，特别是在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典和美国更是如此。一项分别在1981年和1990年两次全球性的民间调查表明，人们对议会、军队、司法、警察和公务员的信任程度下降了至少6个百分点。
在美国，60年代初期，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尚可。1964年，只有29％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政府是由少数大利益集团所控制，到198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5％，1998年又进一步上升为63％。在60年代，2/3的美国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大多数当选的官员并不真正关心公众的利益。1998年，却有2/3的人赞同这一观点。1966年，42％的公众对政府还有“相当的信任”，到1997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2％，对国会的信任程度也从42％下降为11％。
在西欧，多数国家民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度也日趋下降。1985年，48％的英国人对下院还有信心，但1995年就只有24％了。1968年，51％的人不赞同这种看法，即政党只关心选票，而不是选民的意见；到1994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8％。1986年，51％的人对议会还称有信心；但到1996年，这一数字却只有19％。在德国，1978年，55％的人对议会有信心；到1992年，下降为34％。在意大利，认为政治家并非真正关心选民的看法从1968年的68％上升到1997年的84％。
民主赤字：全球化的冲击
全球化对传统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治国理念的冲击是巨大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权势已呈现明显的滞后状态，一定程度上正成为全球化的对立面。
全球化在创造价值和带来利益的同时，使犯罪、毒品、黄色产品、道德沦丧、儿童受虐待、妇女被侵犯等都“全球化”了，在这些政府无力管辖的“灰色地带”或某些脆弱的结合部，全球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也更加明显。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成为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化表现。它作为一支“超级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其本身的发展壮大，使西方民主国家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比如在西欧，欧洲委员会是决策机构，欧洲议员是选举产生的。随着欧洲一体化增强，欧洲委员会权力更大了，而同时，它实际上离公民也越来越远了，公民对这个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越来越不感兴趣，对选举欧洲议员并不热心。
对一个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来势凶猛，使政府在巨型公司面前束手无策或无能为力。政府是选举出来的，应该为选民负责，而跨国公司不是选举出来的，它们不必对选民负责，只对股东负责而已，唯利是图是其本性。公民感到政府与他们日益拉开了距离，而跨国公司又不关注其利益和需要，人们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民主危机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参加政治党派的人减少，二是投票的人减少。据美国一项分析表明，20个西方民主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投票人数与50年代相比均呈下降趋势，降幅达10％。另一些政治学家还认为，60年代以来各种抗议活动增多也表明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失去信心。其他人认为，对民主体制最大的威胁来自各种专业化的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它们在幕后千方百计地对政府施加影响，维护其特殊利益，却将选民的利益置之度外。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欧洲议会上对一种反常现象表示吃惊：一方面，一体化给欧洲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和空前的繁荣，欧盟作为世界经济强有力的一极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使公民看到欧洲稳定和进步的希望。另一方面，欧盟扩大的前景，又使公民对一个没有边界没有特性的欧洲感到害怕，对欧洲建设的热情正在下降。加之人们对欧洲低效的官僚体制日益不满，对欧盟扩大所带来的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前景的担忧增加，欧洲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199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有57％的选民没有投票，其中英国和荷兰的投票率只有24％和29.9％。欧洲还需要什么？普罗迪的回答是：欧洲需要一种观念，欧洲经济和社会体制应该“以人的尊严为本”。
为什么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对其政治体制反而失去信心和信任，会出现这种“民主的不满”呢？
应当承认，今天人们对政府的期望更高、要求更多，因此才更容易失望。人们要求政府保护或改善环境，维持较高的就业率，对道德观进行仲裁，确保对妇女和少数民族平等。这些问题都是“现代问题”，有些还颇具争议。
如何填补：“第三条道路”是否可行?
面对“民主赤字”究竟该如何办？西方学者认为，要将公众的失望情绪视为一种机会，它表明现行的各种参与渠道均难以完全适应公众要求，必须进行改造。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称，答案就是“民主化民主”，这种民主化不能只局限于民族国家水平，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答案都必须是全球性的，政治领域亦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派在欧洲历史上首次同时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大国主政，显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第三条道路”是西欧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泛市场经济理论的反思，它的得势反映了自由主义作为西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内在矛盾发生了尖锐碰撞。在“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于能否抑制市场能量的“无序释放”，从而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开明”、“人道”。通过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通过对福利制度的现代化改造等手段过滤掉资本主义的野性，使它变得“温情脉脉”。“民主的民主化”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在英国是向地方下放权力，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日本、新西兰等则考虑修改选举制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全民公决或其他形式的直接选举更加热衷。有的则削弱议会权力，授予法官新的权力以审核政治家的决定。各国对政党和政治家的竞选资金来源均严加限制。同时，还考虑尝试“替代民主程序”，特别是在做出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决定时，如“人民陪审团”或电子公决。吉登斯认为，这些方式虽然代替不了代议制民主，却可以是一个有用的补充。
他们还认为，政治党派还应当更多地与单个问题组织如生态集团等合作、协调。这类单一问题组织往往最先提出一些最前沿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又常常被正统的政治党派或决策部门所忽视。比如疯牛病爆发之前，英国就有这类小组和运动警告食物链中的污染可能带来的危险。“民主的民主化”还将依赖于培育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市场是培养不出这种文化的。吉登斯说：“在我们的思维中不应当只有两个部门，一是政府，一是市场，或公与私，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有着一个广泛的公民社会地带和其他非经济性的机构。”因此应当重视和尊重这个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它所发挥的作用。
西方教师如何奖励学生 篇12
“抓住你了!”每周都努力“当场抓住”表现好或做好事的学生, 让被“抓住”的学生把自己的名字和所做的事写在纸片上, 然后把纸片放入一个“好事罐”里。每到星期五, 从“好事罐”里随机取出几张纸条, 给被选中的学生发小奖品。
红黄绿卡制。每名学生都有一张绿卡、黄卡和红卡。每天一开始, 所有学生都持绿卡, 如果出现行为问题, 则相继收回学生的绿卡、黄卡。如果学生在1周内都能保持放学前拥有绿卡或黄卡, 在星期五便被奖励25分钟的自由支配时间。他们可以在自由时间内玩耍、玩电脑或户外休息。
发奖励券。学生的奖励券积累到一定数量, 便可以领取“奖品”, 如跟教师一起吃午餐, 从奖品盒里抽取奖品, 星期五获准喝软饮料、吃爆米花等等。随着一学年时间的推进, 逐步提高要求, 学生要获得更多的奖励券才能得到这些“奖品”。到学年末, 即便没有奖励, 学生也可能表现得很好, 这时教师可以时不时给学生“意外的奖励”。
胜利之舞。帮助班里的学生设计一套本班专用的“胜利之舞”。当你要奖励时———无论是一个学生还是一组学生———可以给他们一两分钟的时间跳“胜利之舞”。
班级经济制度。让学生在班里管理自己的“金钱”。如果学生按时完成班里的任务, 有好的行为表现, 取得优异成绩或进步显著等, 就“挣钱”。如果没有按时交作业, 在课堂上走神或出现行为问题, 则会被“罚钱”。学生可以用自己的“钱”换取相应的奖品。到了学年末, 让学生们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如玩具、图书、电子游戏带到班里来, 组织一场拍卖会。学生们用自己的“钱”来竞拍这些物品。
给爸爸妈妈电话报喜。如果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或表现得特别好, 可准许他们打“报喜电话”, 及时与父母分享自己的喜悦之情。
发“通行卡”。教师也是会犯错误的。当学生给你指出了一个错误, 就给他们一张“通行卡”。持该卡可以插队一次。
答题奖励。将招贴纸裁剪成小的纸片, 把有趣的题目写在纸片上, 用一个大信封装起来, 把信封挂在一个小黑板的旁边。如果全班学生都表现得很好, 或得到了其他老师的表扬, 或有特别出色的课堂表现, 就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纸片, 把它贴在小黑板上。如果学生们回答对了纸片上的题目, 就给全班同学一个特别的奖励。
惊喜!将SURPRISE (惊喜) 这个单词写在黑板上。课堂上, 如果出现学生吵闹或未经允许离开座位, 便从末尾开始擦去一个字母。如果出现所有人都表现得很好, 则按顺序添回被擦去的字母。结束时, 如果这个单词是完整的, 那么就给学生们一个惊喜的奖励。 (可用一句中文来替代“SURPRISE”, 如学生正好需要学习的成语或诗句, 例如“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多姿多彩的“奖品”
坐老师的座位 (讲台) ;照顾班里饲养的小动物一天;让学生和他最喜欢的人一起吃午餐;教师给学生的家长打表扬电话;排队站在最前面;减少作业量;挑选午餐音乐, 让学生从家里带来磁带或CD;把班里的录音机带回家一晚;使用彩色粉笔;邀请校外嘉宾来班里做客;随时可以喝水;随时可以用卷笔刀;把班里饲养的小动物带回家一晚;在低年级学生的班里做服务;给图书管理员做帮手;邀请其他班的一个朋友来班里共进午餐;给老师选择一本书, 让老师读给大家听;按自己的意愿换座位;把动物玩具放到桌子上;跟老师共进午餐;午餐第一个吃饭;获准用班里的录音机录一个故事;在游戏中做主持人;获得更多休息时间;读书给低年级的学生听;休息的时候第一个挑选活动器材;为班里选择课堂上观看的影片。
奖励学生的十条建议
1.奖励制度要尽量简单。如果过于复杂, 实施起来难度比较大, 且费时间。
2.给学生的奖励要对他们有意义。给予他们选择的机会是特别有效的一种奖励。
3.用奖励来促使学生养成一个好习惯。
4.循序渐进。一次只聚焦一个行为, 让学生们一起来选择。
5.特别奖励那些表现出责任感的学生, 把课堂管理的任务逐渐从教师转移到学生身上。
6.一开始可以奖励得比较勤一些, 然后逐渐减少, 一直对学生保持高要求。
7.对学习成绩要保持一贯的奖励。
8.随着学生的进步, 逐渐提高获得奖励的标准。
9.奖励要及时。迟到的奖励不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