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美国

民主美国（精选8篇）

民主美国 篇1

观《是谁在与民主为敌》有感

——美国式的民主

数统院

冯欣

07127006 毛中课上，老师为我们放了《是谁在与民主为敌》这部纪录片，该片是著名战地记者、作家、制片人约翰皮格的作品,他是用类似于纪录的手段来拍摄完成的，该片通过采访的形式，再现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引述美国民主与人权的虚伪性。从二战后由美国参与幕后策划造成它国政变的事例，及美国参与的战争。皮格单独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对话，包括一些特工，他们首次在影片中披露上世纪80年代CIA是如何在拉丁美洲挑起战争的等干预他国政权，影响他国民主，力求建立美国政权下的所谓民主国家的事件。

他从侧面讲述了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罪行,看了之后真的触目惊心。美国这个“最民主”国家对别国的“民主干涉史”“让人心寒。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巴西、海地等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所谓的“民主干涉”。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他们这个所谓的“民主干涉”加上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名词——“人权”。

民主，是美国的象征。他通常使用“民主”，来制约、干涉它国内政。这部片子反映给我的是美国的民主，是极其有限的民主，是极其狭隘的民主，是多定义的民主，针对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美国都有着不同定义的民主，尤其在国际上，美国的民主，通常是维护美国利益的民主。无论国内、国际，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当权者的民主，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是最狡猾、最虚伪、最霸道的民主，他们一直欺骗、威胁、愚弄着世界的人们和崇拜美国的国家。

从片子里采访美国一些中情局官人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是否民主无关紧要，只要不符合美国利益，民主就成为被美国操纵的改朝换代的工具。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国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团结到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部分人民主，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甚至生命证明了这一切。美国式的民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是行不通的，比如巴西等。

百度百科说美国是世界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度国家，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完善的民主制国家。但是它并非单纯的民主，希腊城邦的才是单纯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缺陷就是确认多数人的判断就是正确的判断。其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及其它国家民主的一些正确做法，但不能干预别国内政，不能让对民主实行不同的标准。

民主美国 篇2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 而且, 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 “美国是上帝的坩锅, 一个伟大的熔炉, 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 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 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 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 聚集在一起, 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 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 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 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 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 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 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 认为个人竞争, 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 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 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 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 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 上帝将会惩罚人们, 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 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 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 “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 提到高踞政府之上, 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 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 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 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 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 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 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 “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 从而消失了自己, 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 积极适应北美大陆, 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 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 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 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 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多元文化必然带来各民族间的分歧, 而国家的稳定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于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美国得以上演:由自由独立的十三个州的代表坐在一起, 起草复杂的纵横制衡机制, 构建照顾人民权利和州权的立宪国家, 然后和平地说服一个个州投票认可——在增加了确保人权的修正案后。这几乎就是在历史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上演活生生的“订立社会契约”事件。

二、美国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 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 使联邦政府一无钱, 二无兵, 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 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 时年55岁, 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 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 当时已是81岁高龄, 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 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 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 毕业于新泽西学院, 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 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 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 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 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 年仅30岁, 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 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 《邦联条例》通过不久, 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 这些人才华过人, 富有创造精神, 思想敏锐, 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 熟谙法律, 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 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 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 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 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 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 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 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 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06年, 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 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 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 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 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07年5月, 他们到达弗吉尼亚, 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 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20年, 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 (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 , 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 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 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 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 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 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 因为, 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 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 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 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 所以, 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 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参考文献

[1]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王昭.实用主义在美国文化中的价值体现[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2, (7) .

[3]贝拉.宗教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正当性[M].134-135.

[4]孙仲.美国政治中的理想契约[J].浙江学刊, 2002, (3) .

[5]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美国的 “隐形民主” 篇3

事实上，诸多研究指出，一些处于民主化的进程之中的转型国家，往往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由此也会引发国际危机。业已过世的亨廷顿教授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这个重要的命题，即民主转型往往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另有学者则认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民主选举的过程中，由于精英经常未能适应政治变动，在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很可能通过国际冲突来寻求狭隘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张选票并不能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那么，美国人又为何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那张选票呢？

一般认为，只有选民积极参与到选举之中，才可能更有效地发挥民主选举的作用，即作出一个最佳的决策，形成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所以，为了尽可能地维持社会公正，促进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的实现，参与率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最佳办法就是选民直接选举。如果以参选率为标准，美国当前的民主选举，其质量和效果明显越来越差，因为选举率一直在下滑，可见老百姓似乎越来越看穿了政客的官场把戏。犹如笔者问及拉美裔房东为何不去投票时，他激动并愤怒斥责：“这些政客没一个好东西，为何要去浪费时间！”

当然，在出现9.11等大事件后，美国老百姓对政府和政治的信任度往往又会爆棚，从而彰显出一种“团结在国旗下”的效应。多年来，美国政府不辞辛劳，在全球开展反恐战争，但事实仍表明，基于各种借口发动的战争，或许对美国自身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显然，老百姓对于政府信任度的增加，并未是直接认可政府所为，而是认真履行了其职责，维护了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较之于欧洲和澳洲的选举而言，美国的参选率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尤其欧洲的参选率经常保持在70～80%的高水准。美国的参选率为何一直下降，确实有很多技术上的原因。比如，由于美国的制度设计规定，选举日一般设在周二的工作日，这让老百姓极为不爽，因为在工作日参加选举，至少得浪费一天，而这会影响全勤奖；各州的选举注册和程序，也极为复杂，比如纽约州规定选民需要提前注册，但老百姓经常搬家，很多人不愿意费神。凡此种种均表明，复杂而冗长的选举程序，包括选举时经常要排队数小时，才能投下所谓庄严一票，这些都让斤斤计较的美国人十分不悦，索性干脆不参与，让政客自己玩儿去。

技术原因当然不可忽视，但有人指出，老百姓不喜欢去投票，并非技术原因，即使提供最好的条件，他们仍然是不喜欢政治的，他们不喜欢在这种争吵声下公开形成决议的程序。所以，民主的实质，并不在于参与人数的众多，而在于参与的人必须真正欣赏民主，关心政治和权利。这正是隐藏在低参选率之下的美国“隐形民主”。正如笔者的纽约语言伙伴所言，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为何要选某人，仅仅是因为他那天带了一条漂亮领带，或者他夫人那天很漂亮等无厘头的理由。“隐形民主”的价值，在于批判了仅仅以高参与率来衡量民主的价值，并认为美国老百姓看重的是在生活中民主的体现，价值的遵循，以及利益的保护。

民主的实质在于一种权利的意识，即权力的行使受到诸多的制约和限制。纽约地铁破旧，但只要它还能正常运行，地铁公司就几乎不可能争取到额外的拨款。而联邦政府却可以因为增加预算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关门大吉，这是一个让美国人实实在在感到痛恨的讽刺。笔者的观点是，“隐形民主”抑或“参与民主”，均是反应了不同的实践形式，效果如何，取决于权利意识和权力约束是否真正落实。

《论美国的民主》读书报告 篇4

一、作者及作品介绍

托克维尔(1805一一1859)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9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马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日益对政治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退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于思想胜于行动。”

本书是法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亲自在美国进行长期考察后写出的一部举世公认的世界名著。本书前半部分包括美国的地理环境、种族状况、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的优点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方面；中心思想是阐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册是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等方面。同时，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类似问题作了对比。《论美国的民主》分上、下两卷。上卷讲述美国政治制度及其产生的根源，分析美国民主的生命力、缺点和前途；下卷以美国为背景发挥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

二、读后感

我只可说大体翻阅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上下两册的内容，对身为法国诺曼底贵族的托克维尔先生呼吁建立民主制度的磅礴文字颇有感触。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因王朝变故出现家庭意见分歧，同时也为了避免革命余波的冲击，托克维尔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前往美国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并由此写下此书的上卷，而后五年在经历法国革命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完成下卷。如此时代背景下的奋笔之作无疑会成为跨时代的经典。

正如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这也揭露了 《论美国的民主》的基

本思想在于承认贵族制度必然衰落和平等与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书的上册通过对美国地理、种族、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联邦制的优点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方面阐明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册则是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并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类似问题作了对比。此书最可贵的在我认为是在当时的出托克维尔对当时美国的民主制度体制进行了辩证的剖析而非盲目追从。以下谈谈我对美国民主的几点认识。

（一）美国的民主表现与其民主制度建立的原因

美国的民主表现在多方面，包括身份的平等、公民的自由精神和自由理念、公民的民主精神、民主理念。“美国人的身份平等是在其他国家难以见到的。”“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能帮助它前进。”为何说它是“普遍和持久的”？托克维尔总结了有助于美国维护其民主制度的原因：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自然环境的因素很直观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可实现性的要素。美处两大洋的包夹带，与外界甚少来往，美国国家的形成和大规模的移民有着直接的联系，是移民而成的大杂烩大熔炉般的新国家。在当时作为新大陆的北美洲，其社会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等级有序的社会结构，人们天生就有极其强烈的平等意识，且加上彻底的独立战争的洗礼，新组成的群众团体有共同经历还有共同的民主自由的呼吁和拥护的政治表现形式，如此背景下地美国民主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甚是约定俗成的。而法国的革命在19世纪仍还处于启蒙性运动和不彻底的改革阶段，临近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等封建王朝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长期深受欧洲“贵族为圣”的阶级利益和封建统治影响，阶级分明且有序的社会结构也抑制了平等的可能性。民主起立点不同正是作者所要告知我们的，也表达了托克维尔的呼声是基于本国国情而并非照搬美国的制度。这也让我想到我国在国家形成方面与美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依赖于氏族的血缘关系而得以存续，世袭理念延续千年，类同于“君权神授”的欧洲文明思想，氏族的条框始终没有被彻底打破，且中国一直维持着大一统的传统以及金字塔形的一元多

级的结构，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结构之下，民主与自由绝非易事。

（二）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的地方与中央权利均衡

托克维尔还指出：“美国公民自由、平等理念的根源是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于实行自治，乡镇作为次级的行政单位，拥有这种自治权无疑促使了公平、自由理念在美国的萌芽与发展，美国民主制度的雏形是新英格兰乡镇制度这点无可非议，且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乡镇制度思想的影响使得群众基础相对强从而革命愈能胜利。乡镇自治制度与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巩固国家统一稳定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基于美国社会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地方拥有较多的自治权，托克维尔认为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顺序应该是：乡——镇州——联邦。在美国社会，阶级冲突并不强烈。“社会各个阶层开始混合起来，使人民相互隔开的一些屏障接近捣毁，财产逐渐分散为多数人享有，权利逐渐为多数人享有，教育日益普及，智力日渐平等，社会情况日益民主。最后，民主终于和平地实现了它对法制和民情的控制。”在说明乡镇自治在美国的可能性之余我们还可以可以探究到，阶级冲突愈是强烈的地方，人们之间在财富乃至在身份上的不平等性愈加凸显。

（三）“法”的精神与三权分立的分权与制衡

“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那些人。”法制在美国对民主的巩固大有脾益。美国人极其爱他们的法律，公民能依据法律对不同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也可见民主与法律的深入人心。再看到美国的行政制度，行政权在美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美国的制度试图缩小行政权威的影响，而把权力分给社会上的许多人去掌握，从而达到权利均衡且又不涣散。只存在政府集权而不存在行政集权，联邦政府并不干预各州政府一般事物。托克维尔极为赞赏美国的分权制度，“虽然欧洲各国普遍都有分权，但美国的分权带来的实际效果最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政治效果，使每个美国公民产生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感，公民在祖国那里找到归宿，祖国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美国宪法与体制约束力极强的三权分立主要是来自权力内部之间的相互制衡。托克维尔提及“他们”规定了权力分享的原则与“控制与反控制”的制度，“清楚地认识到„„除了人民的权力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执行权力的当局。这些当局虽不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而

既要被迫服从人民中的多数的一致决定，又可以抵制这个多数的无理取闹和拒绝其危险的要求”。托克维尔注意到司法权的独立性，但这个独立性是有限制的，因为法院只能在审判当中抵制违宪的法律，但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司法权的独立是美国三权分力机制的重要保障，行政权在美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美国总统虽拥有强大的行政实权，但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受到各方牵制，限制总统的权力也是三权分立制度得以良好实施的关键之一，总统的弹劾制度也使得整个三权分立体制变得更加完整。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渊源虽来自法国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但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效果甚微，效率不高。

（四）美国民主体制的弊病：暴政的后患

“美国的民主往往不够成熟，但法制的总趋势是向善的。民主政府的毛病马上即可发现，但其优点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是有利于人民，而民主始终代表的是大多数的人民，政府的行事思维归更易倾于民意，虽然人民可能有错误的判断和选择。任何民主制度都难免有缺陷，极端的民主导致专制和暴政。美国民主政府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缺失防范暴政的措施，再加上行政权力的集中以及地方政府权力相对自由，整个民主政府有山崩离析的危险。民主政府跨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暴政和管理不当，集外因与内因于一身而非它自身的软弱无能。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的“暴政”表现，首先反映在舆论的统治方面。“多数既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又拥有也几乎如此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可以说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对于美国总统选举和连任制，托克维尔称总统选举制度而责连任制，认为连任制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是对托克维尔观点的实证。对于陪审制度的政治作用，托克维尔把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看成是免费的学校。这个学校向人民传授治国的艺术，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然而这种影响和作用并没有遏止“多数的暴政”下的私刑。

（五）自由主义战胜个人主义

本书的下卷的二三四章主要侧重与对美国自由主义战胜个人主义的阐释与评价。托克维尔由民主国家的人对平等的热爱比自由更加热烈和持久的观点引入利益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内容，比较两者区别并说明利己主义使美德的幼芽枯死，个人主义使功德的源泉干涸：利己主义是历史悠久的恶习，个人主义是伴随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 篇5

——《论美国的民主》读后感

1831年，一位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在美国游历九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以敏锐而独特的眼光观察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法国后，他写作了《论美国的民主》这样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都堪称经典的著作。一百多年过去了，笔者很难理解九个月怎么能够让一个人如此了解美国的民主与法制；更难以想象的是托克维尔仅以他短短九个月的美国之行的经历就能够写出这样旷世经典。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深入浅出地为我们展示了美国——一个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令人震惊而又震撼的大国——是如何从一片荒蛮之地变成一个承载梦想和希望的热土，变成一个民主政治如此完善的现代化国家。如今虽距离托克维尔时代一百多年了，但是现在看来，托克维尔在书中的许多论述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在本书中，托克维尔全方位的分析了美国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的背景、条件和过程：自主治理消灭了贵族统治的根基、解决了多数暴政的问题；自然条件，提供了民主革命的适当空间；法律和司法制度，为民主提供了制度框架和保证；民情，则为民主制度提供了种种看不见的社会基础。

从总统大选看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 篇6

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在北京时间11月7日落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第57届总统。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此次大选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呈下降趋势。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普世价值观受到质疑，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政治制度腐朽衰落的特征日益显现。此次大选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更是为美国推进海外民主和人权外交蒙上阴影。在新形势下看清美国大选本质，需要从以下三大方面理解。

美国选举制度和运作确保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选总统

首先，美国独立后，逐步确立了以保护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和与之相关联的政党制度。概括起来就是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政党为单位组织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当选、由选举人选举总统的制度。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也是以这—制度作为规范的。我们从上述角度分析一下美国的这种选举制度，首先，由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政党为单位组织选举，无法摆脱政党纷争的“顽疾”，所产生的代表也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选民人数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个组织来组织、动员选民，在这种背景下政党开始出现，并逐渐把动员日益增加的选民作为获得权力的手段。1800年美国成为第—个组建初具规模的全国性政党的国家，并开始通过选举将政权从一派转到另一派手中，两党制日趋制度化，形成了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主张的两大政党—一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般而言，民主党的力量核心主要是“少数民族、劳工阶层和各种族群的联盟；共和党更多地从大学毕业生、收入较高的家庭、专业人士或者商人那里获得支持”。这种制度有利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控制选举，排挤其他小党，左右选民投票倾向。

其次，竞选资金是赢得总统宝座的最基本条件，广大中产阶级和贫民的真正代表不可能当选总统。总统候选人把筹款当做头等大事，并把金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谁占有更多资金，谁就占据优势。资金短缺的候选人往往在初选中就被击败，有人说美国总统当选是靠金钱托起来的。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两位候选人共筹得将近10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其中奥巴马向支持他的320万名捐助者筹得高达6亿4100万美元的经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以投票率计算，平均每张选票的价值将近8美元。相比之下，2004年每张选票只值5.5美元。据人民网今年3月报道：2012年，美国将迎来史上最烧钱的大选。美国媒体估计，今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体花费将达到创纪录的60亿美元。这个数额比东非国家卢旺达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美国的政治捐款愈演愈烈，选举成了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选举严重脱离人民此选举严重脱离了人民，两党候选人与选民的接触交流服从竞选策略需要，政策宣示和打民意牌的目的都是为了捞取选票，赢得大选。极其复杂的选举规则和程序为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赢得大选布下多层保险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劳动者难有作为。各州各异的法律限制剥夺公民的选举权。美国人民经过近200年的长期抗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赢得普选权。因选民登记手续繁难，至今仍有部分选民没有选举权。另外，奥巴马和罗姆尼口头上都表白为国家和人民竞选，行动上却始终把赢得大选放在首位，对当前急需解决的降低失业率、减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等问题，多的是相互攻讦，少的是有效的举措和对策。同时，美国国会成了共和、民主两党争权夺利角斗场美国的民意机构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2011年8月24日，美联社发表的民调显示，美国国会的支持率下降到12%，总体来说，87%以上的人不支持国会的表现。2012年1月16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新闻网公布的民调，84%的美国人不赞同美国国会的表现，支持率只有13%。100多年来，投票率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均在63%以下。当选总统所得选票仅占适龄选民的40%以下。

选举制度腐朽，已不适应时代的实际情况，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选举制度的改革动力不足，步履维艰，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脱节。制宪者200多年前创立选举人制度意在维持总统与国会、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权利平衡，保障人口稀少的小州的权利。当时，政党政治尚未现身，竞选活动规模小，运行方式与现在相比也大相径庭。面对选举的严重缺陷，选民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呼声强烈。改革选举人制度和废除竞选中的政治捐款的要求尤为突出。但废除政治捐款改革，因最高法院裁定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而被扼杀，其他改革也因事关美国根本民主制度，难以真正启动。

其次，选举对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作用有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长期积累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贫富两极化越来越严重，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被两大政党滥用，成为内斗工具。

第三，选举结果往往难以兑现竞选承诺、体现选民诉求。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下，政治、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只能在国会参、众两院简单多数、甚至三分之二多数和总统达成共识、取得一致后才能实现。目前，两党立场迥异，时常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和选民利益之上，致使一些事关国家发展和选民利益的关键性议案胎死腹中。美国两党严重对立、党派利益至上理念愈演愈烈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在它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自我限制、自我破坏的腐朽特征。这种特征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下不会自动消失。

其实，为了限制富人操控总统选举，美国法律以前曾规定，个人向总统竞选人捐款的上限为2500美元。但这个规定却因著名的“公民联合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而改变。这一判决结果，意味着对政治献金的限制被取消。可以无限额地为特定总统竞选人融资助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也随之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大选变成了彻底的、公开的“金钱选举”。“金钱选举”公开化使富人可通过手中的金钱来控制总统选举从而控制美国。目前，美国已注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有363个，直接参与竞选广告投放的非营利团体有14个。其中，仅仅是共和党的同盟者美国商会这一个组织在最高法院刚刚开启大门后，就为2010年的中期选举投入了3000多万美元。

其实，剖析美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背离了孟德斯鸠、洛克和托克维尔等西方民主思想发展者的理想的“金钱选举”，其大行其道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美国社会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有产物和必然产物。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总统竞选时对于竞选捐款、筹款等就无矩可循，当时的美国民主政治也被人们调侃为“股权政治”“富人政治”。在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声中，美国国会迫于压力，终于在1907年通过《迪尔曼法案》，明确禁止银行、企业在联邦级别的选举中进行政治捐款。1910年，又起草了《联邦腐败行为法》，要求对政党进行监督和财产申报。1925年，美国国会又通过《联邦腐败行为法》修正案。而到了1947年，通过了《塔夫特－哈特利法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国会又多次对《联邦选举法》进行修改。但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联邦选举法》虽然对正规筹款限制很多，却有意无意留出了不少灵活空间。对那些用于行政开支、旅行费用等选举中的所谓“非直接项目”，公司、工会和个人不仅依然可以随意捐款，竞选团队也可以自由开销。

“金钱选举”是由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怎么监管也无法根治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候选人为了赢得总统大选，不得不四处筹款，尤其是要讨好那些身价不菲、影响力巨大的富人。而赢得总统大选后，就必须给予较好的回报，回报方式包括召入内阁、派驻条件优越的国家任大使以及制定有利于捐助者的政策等，这就是西方民主的“钱权模式”。这种“钱权模式”导致总统大选后权力向金钱倾斜。

“金钱选举”越来越大行其道使得富人们彻底控制了美国。《时代》周刊评论指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其经营的政策和候选人，同时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本化越来越严重，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社会。而富人则通过控制总统选举控制美国。

美国联邦预算改革中的权力与民主 篇7

公共预算, 是政府财政正常运行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预算”定义为主体在潜在支出目标间进行选择, 其实质为配置稀缺资源。与此同时, 预算也意味着平衡, 是一个决策制定的过程[1]。“公共预算”具有一般预算的许多特征, 但又区别于家庭和商业预算。

(一) 公共预算具有多样的行动者。

出钱的人希望决策者在花他们的钱时能有可靠性, 就会要求决策者在财政年度开始前就做好预算, 并出具预算文件来向公众解释他们的钱何去何从, 其作用就是将政府的支出限定在政府可能获益之内, 用以防止财政透支, 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二) 公共资源不具有排他性。

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行动者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必须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力。美国政府必须在约定好的预算法律或制度安排下决策和分配公共资源, 若想争夺预算权力就必然会导致公共预算改革。在群体社会里, 公共预算改革, 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预算作为联系公民与发展中的国家的新途径, 以维护可行的代议民主的问题。预算本身也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民主机制的支撑, 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载体的功效。

二、美国预算制度变迁中的权力与民主

预算是权力的体现, 民主的重要载体, 其改革的动机之一便是通过改革打破原有权力的结构化安排。众所周知, 美国———世界上民主法治建设最为完善、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 其公共预算体系非常完善而规范。美国的预算制度从开始建立到逐步完善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一) “零星预算时代”。

美国的联邦预算系统在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案》通过才正式建立。政府的公共职能是零星的, 导致公共收支管理也是零星的。内战是总统开始与国会争夺部分支出决定权的催化剂, 它导致了国会预算过程的结构性转变。内战后为了减轻众议院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工作负荷, 参议院和众议院在1867年和1865年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拨款委员会, 收入与支出的管辖权限处于割裂状态。19世纪70年代, 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获取50%的拨款法案控制权。南北战争引发了国会内部预算权力的分散化。在此背景下, 总统要求从国会中获得一部分预算管理权。但是由于国会在公共预算的控制权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 总统及行政机构的权力根本无法与国会抗衡。

(二) “预算进步时代”。

在公共预算改革的推动下, 国会与总统关于预算控制的权力之争已达到高峰状态, 进入到“预算进步时代”。在此阶段中, 行政预算的新引入, 使得总统和行政部门在预算系统中所占有的控制地位逐渐提高。“进步时代”预算改革者们使政府的合法性得以回升, 让政府变成一个负责任的“阳光政府”, 改变了预算改革前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由国会主导的局面, 预算权力的中心开始向行政部门转移, 从而使得公共预算领域真正实现了“美国式”民主中的权力制衡原则。

(三) “行政主导预算时代”。

1921年通过和执行的《预算与会计法》标志着联邦治理的一个重要转折[2]。该法案的颁布使得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预算博弈发生了结构性调整, 为预算权力向行政部门倾斜和行政主导预算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新的预算程序中, 各机构必须向总统递交支出估计, 经过总统汇总并审查后形成总统预算, 并在特定时限内呈交给国会, 新程序禁止各机构直接向国会提出预算申请或在预算事务上与国会发生直接联系[3]。在1921年至1974年行政主导预算期间, 行政部门相对于立法部门占优势地位。但在这一时期, 预算权力的分配走向了一个极端———行政集权。这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4]。

(四) “平衡预算时代”。

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 行政集权下的美国处于严重的民主危机之中。其结果是导致了《1974年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案》的出台[5]。该法案的出台可以明显看出, 立法部门在与行政部门的博弈中, 总统的权力受到约束。一是在扣留控制程序中, 撤销和延迟两类扣押须向国会提案, 由其通过决议方可生效。二是除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以外, 国会内部组织也进行了部分性的重组, 国会的预算权力得以实质性提升。三是国会的新预算程序整合了其预算过程和权力, 约束着其预算行为, 解决了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下的预算授权与拨款问题。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预算权力的博弈中, 预算权力的分配无论在何时都显得太过极端, 它都会朝着更平衡的方向回摆[6]。在这一阶段, 立法与行政之间相互制约, 并通过制约达到一种政治上的均衡, 是美国总统预算与国会预算共同作用的时代。

(五) “多元预算时代”。

到20世纪90年代, 多元预算模式———这一新形式在美国诞生。传媒、基层单位和管理者、社会群团等, 原游离在公共预算实质性过程外的部分行动者, 开始采取多种途径, 不同程度地涉足公共预算。作为克林顿时期“再造政府”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 新绩效预算模式得到强大的支持和不断的推广。这种模式着重于美国联邦政负有充分利用资源而达到项目目标的责任。与此同时, 该模式要求政府部门应制定计划, 并考查计划的实施状况, 进而根据其考核结果来决定是否进一步拨款, 最后还需把绩效情况向国会和公众公开通报。这一阶段标志着国会对于行政部门所扮演的“监督”角色, 逐步转向“绩效”与“结果”。新的权力结构模式体现出一种更为平等与民主的预算模式[7]。

三、结语

纵览美国预算制度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 基于美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政治结构、管理模式、法治理念及经济发展的差异, 美国预算法律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为基础的“美国式”民主和程序规范的特点。不同时期的美国预算制度改革都是建立在美国宪法制度框架下的, 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与分权制衡原则。主权在民原则是指政府的信托责任需不断提高以满足公民的要求, 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预算的管理制度革新之中;而分权制衡原则是在以国会与总统分别为代表的立法组织与行政机构间的公共预算权力的博弈, 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预算立法过程之中。美国预算制度改革要求政府应不断提高公共预算资金之使用效率, 同时提升行政机构的预算权力, 以体现民主性。

摘要：公共预算不仅是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 在本质上还离不开政治属性, 是纳税公民优先性需求表达的民主载体。在美国的预算进程中, 改革者们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预算权力的博弈中, 始终以权力制衡和主权在民为基本原则带领美国预算制度朝着更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本文将美国的联邦预算改革分为五个阶段, 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预算制度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制衡及其对美国预算民主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公共预算,美国预算,权力与民主

参考文献

[1]爱伦·鲁宾.公共预算中的的政治:收入与支出, 借贷与平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外国政府顶算编制研究课题组.美国政府预算编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4]牛美丽.美国公共预算改革:在实践中追求预算理性[J].武汉大学学报, 2003, 3

[5]冯俏彬.美国预算过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财政研究, 2007, 6

[6]王熙.美国预算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2

美国的民主与党主 篇8

美国加州中期选举呈现“五化”倾向

1.竞选的资本化倾向。这次到加州观选，无论是为我们介绍美国和加州选举的教授还是亲自参与竞选者，普遍认可美国的竞选首先比拼的是金钱。在加州，一位曾做过8年洛杉矶市议员的华裔民主党人胡绍基（Michael Woo）给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93年，他在竞选洛杉矶市长时成功筹得350万美元，但竞选对手背后有共和党财团支持，筹得1000万；最后他以8%的差额败选。在美国选举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无论竞选任何公职，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总统和州长以及州法官，都是以相当雄厚的竞选资本作为先决条件。据统计，在2006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员职位，平均花费125万美元，参议员则达到960万美元；即使是输掉国会选举的，参选众议员每人平均花费62万美元，参议员每人花费740万美元。竞选参议员花费最多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她在纽约州竞选参议员共募得5400多万美元，花费了4083万。这次加州州长的竞选，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为了竞选继任共和党人施瓦辛格的加州州长职位，投入竞选经费竟高达1.4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州长竞选的最贵经费纪录。面对这样庞大的竞选开支，无怪乎人们称美国的竞选越来越演化成富人的烧钱游戏，通往白宫的路的确是用钱铺出来的。早在150年前的1860年，林肯竞选第16任总统的花费大约10万美元；再往前70多年的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乘火车在全国参加巡回竞选总共才花了数百美元。到了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的花费上升到1亿美元，2004年实现成功连任花费3.67亿美元。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募集到了多达7.45亿美元的竞选经费，花掉了7.3亿；他的对手麦凯恩募集了3.68亿美元，花掉了3.33亿。如果将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加到一起，2008年总统大选，花费总额超过53亿美元（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统计）。

但另一方面在美国的竞选和票决中，钱也不是万能的。竞选毕竟不完全是金钱的比拼，民意所向在其中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加州州长选举，54岁的女企业家梅格·惠特曼之所以输给72岁的加州总检察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对其人品的质疑以及族群的价值认同问题。加州1769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22年归属墨西哥，1848年才归属美国。所以，加州的西班牙裔比较多，是除白人外的第二大族群。惠特曼本来想主打西班牙裔这张牌，以此与民主党老人布朗决战。在9月的一项民调中，惠特曼和布朗的选情各占五成，这种态势实际对惠特曼有利，因为加州登记选民中民主党占44.5％，共和党只有30.8％。就在此时，民主党阵营向媒体爆料惠特曼家的佣人是墨西哥非法移民。惠特曼是坚决反对非法移民的，于是她就把这个在家里工作了9年的佣人解雇了。这么一来惠特曼既彻底颠覆了西语裔族群对她的感情，也伤了许多亚裔移民的心。“佣人门”是惠特曼失掉这次州长竞选的最关键因素。

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也不能完全解读为金钱的胜利。据统计，奥巴马募得的7.45亿美元竞选经费的大部分是来自低收入阶层的捐助，200美元以下的捐款达奥巴马筹款总额的60%，千元以上的捐款只占其筹款总额的20%。这些小额捐款，体现了选民对奥巴马的拥护和喜爱。在加州与美国教授们的座谈中，他们也讲到，当他们看到那些选民见到奥巴马时的兴奋之情，就知道奥巴马即使躺着也会胜选。在美国，竞选虽是一场筹钱和花钱的比拼，是一场烧钱的游戏，但另一方面，竞选经费的小额捐款数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民意。只有那些深得人心、能够代表选民利益和权利的人，才能筹到足够需要的竞选经费，这也体现了美国资本化民主政治中的民意精神。

2.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各参选人和利益集团以及政党出于对竞选的需要，在媒体上利用广告大造声势，借助各种传媒攻击对手，已成为自肯尼迪（1960年）利用电视成功竞选总统以来，各政党进行大选的最基本运作方式。一般说来，媒体在推销竞选者的正面效应方面影响力可能有限，但在曝光对方的丑闻，以形成对对手不利的舆论环境和竞选氛围方面，效果还是相当显著的。竞选者只要抓住对方哪怕最微小的瑕疵，利用媒体对选民的感官效应，往往可以起到摧毁选民对这位竞选者的信任和信心的效果。以“毒药政策”攻击竞选对手，已成为商业化媒体在大选中扮演的基本角色。

加州考察期间，与我们座谈的教授和资深媒体人士，都一致指责媒体在选举中的商业化表现。认为现在的媒体唯钱是从，连篇累牍的竞选广告就是商品，毫无公益性，完全丧失了自身应具有的第四种力量——监督权和社会评价功能。

3.选民的情绪化倾向。美国实际运作的是两党政治，选民在做选民登记时一般都要表明党派立场，以领取相应政党候选人的选票。政党中坚力量的党派立场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些人大概占选民的80%，他们的投票倾向是投党不投人。还有20%的选民没有党派立场，投人不投党，完全根据对竞选者的好恶来投票。美国大选，两大政党争取的主要是这部分选民。

在这次考察中，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地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美国年轻一代选民的党派倾向或者说政党的归属感越来越淡化。年轻一代更容易受到媒体的鼓动，也更容易受偏激立场以及政治秀的影响，非理性的情绪化投票在大选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美国公民文化中本来就存在对政党根深蒂固并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其最鲜明的体现之一就是“选票分投”，既把选票投给本党总统或州长候选人，也把票投给国会选区的不同党的候选人。这也是目前美国政治格局中（包括州）经常出现民主和共和两党分别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派倾向的弱化还体现在选民希望有别于民主、共和两党的第三党的出现上。这种对两党制的厌倦和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使美国选举体现出明显的“钟摆效应”，选民基于政治不满往往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打五十大板，通过两年选举不断地变换对政党的选择。同时，一旦出现立场比较鲜明、富有刺激性的政党派别，往往对选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茶党（Tea Party）的崛起就带有这种鲜明特征。茶党的崛起，不仅表明美国选民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生成的右倾心态，也表明美国选民不满现状、力图从两党制中求变的民粹倾向。

这次中期大选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两党许多参选议员都以打中国牌诋毁对手。有段长达一分钟的广告，虚构了在2030年的一所中国大学的课堂上，一名教授正在给学生讲授“全球经济”课；旁白说的是：“古希腊、罗马帝国、不列颠帝国、美国，因为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与原来使得他们伟大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位教授点评说：“美国政府企图以庞大的开支和税收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巨额的所谓刺激开支、庞大的医疗改革、政府接管私有企业，债务累累。”接着这位中国教授笑着说：“当然，我们是他们的大债主，现在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儿。”课堂上随后响起学生们的笑声。短片结束时响起了英语旁白：“你可以改变未来，你必须改变未来。”有人统计过，这次中期选举全美有超过100个选区、250个电视广告，都以中国为题。这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感到不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4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人只有38%，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人则有41%。这也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崛起尚缺乏理性的认知。

4.输赢的技术化倾向。许多亲身参与或组织竞选的美国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竞选的输赢，除了党派认同、政策倾向、经费条件等一般性因素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取决于竞选的策略和动员、沟通能力。诸如形象、广告口号标语的设计、对竞争对手的攻击策略、传统拉网式的挨家挨户的拜访和敲门、频繁的电话沟通访问以及发放宣传品等等，谁的这些工作做到位，谁把本党选民能够充分调动起来，积极登记和投票，谁的胜选率就会大大提升。我们在走访共和党洛杉矶郡党部书记珍妮·巴奈特时，她认为2008年“奥巴马能赢，是因为许多白人在家里呆着，这次要动员他们都出来投票”。据一位参与众议院竞选的共和党小伙子说，他今年采取的竞选策略就是挨家挨户敲门，登门拜票已达2万户。在走访民主党一处竞选总部时，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人每天大约打100个左右的电话，90%以上的家庭会把电话挂掉。即使这样，电话还是要挨家挨户地打。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能否熟练并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功能，对于竞选的输赢关系极大。一些研究者认为，奥巴马2008年大选的胜利，几乎颠覆了美国以往总统大选的模式。奥巴马竞选团队依靠网络新闻、搜索引擎、YouTube视频点播、博客、播客、电子邮件、网络游戏内置广告、手机短信、Myspace、Facebook社区网站、在线购买、铃声下载等互联网新技术新手段，对那些不再依靠从报纸和电视上获取信息的选民进行成功的动员和沟通。

5.民主的党主化倾向。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虽然与政党政治密不可分，但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说绝不能等同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不过是民主政治精英化的一种实现形式。制度优良的政党政治能够增加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并提高民主政治的效能；而一旦民主政治完全被政党政治替代，政党意志替代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民主制度实质就沦为了政党专制或政党独裁。即人们常说的“党主”或“党专制”。判断是否“党主”的标准不能仅仅依据一个国家的政党数量，更为实质的是要依据政党是否可以实质操纵民选授权并使政党政策脱离民意且定型化。美国通过两党制实际运作的民主政治，也带有鲜明的“党主”倾向和色彩。美国民主所奉行的竞争性授权民主以及所谓的程序正义，本质上就是“政党控制”。在加州，所谓的民主政治，实质体现的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选举和票决政治。

两党制较多党制的制度优势是政府和政策的相对稳定，但它的缺欠是选民实际上只能在两党设定的框架内选择立法会议员、政府管理和司法者、法制以及政策，其他政党的参与只是为两党的竞争增加一些变数和花絮。美国人为什么对2010年崛起的茶党显示出这么大的兴趣，问题的实质正是两党政策倾向的定型化，是选民的声音根本无法在选举政治生活中发生作用，只能在两党已经基本定型化的政策框架内作出选择。美国两党基本理念和政策倾向的同异，以及如“茶色共和党”的极端右倾化，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意识分裂和族群分裂，从而使党主的民主共识基础更加薄弱。

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寓选于乐”。两年一次的加州大选，从选民登记、初选到大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对于选民来说，无异于在享受一种特殊的公共政治节日。在加州以及美国其他各州，围绕竞选以及票决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已经演变为一种公共生活。竞选和票决的组织、动员、签名、拉票以及一切宣传和互动活动，构成了相互关联、有节奏起伏的政治授权的竞争过程。在这一期间，选民对于接受竞选授权的官员候选人或政治人物而言就是“上帝”，选民手中的选票就是候选人竞选投入的真金白银。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敢于无视选民的权利和各种政治诉求及期待；而对于选民来说，两年一次的选举和票决也是对现状作出评判和释放不满的时机。代议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精英的竞争性拜权和选民的选择性授权。熊彼特关于经验性民主实际就等同于普选和票决的论断是很精当的。竞选的过程、拜票的过程实质等同于一个仪式，一个政府权向公民权行定期见面礼、报告礼、评判礼和授权礼的仪式。这个礼仪的结束也意味着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权的移交。

如何使社会公共生活变成一种节日，使公共生活满足社会情绪发泄和权利诉求表达、情感沟通和群体归属的需要，尤其是政治性公共生活的有序化、常态化而非呈现群体事件的突发、无序、混乱甚至导致破坏和违法，是值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高度重视的问题。一个具有优良制度体系的社会必然要为这种公共生活搭建必要的释放舞台和公共空间。

2.“选决结合”。目前在加州以及美国其他一些州，以公民提案和票决的形式决定州务立法非常受欢迎。对于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有人担心直接民主的过分使用会造成立法成本的增加，也有人担心这种直接民主的实质仍然是资本和政党集团或族群的操纵。但在笔者看来，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意义在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竞选代理人是间接民主；对重大公共议题的立法票决是直接民主。而任何形式的代议民主的经验都证明，竞选授权的代议民主最难克服的，不仅仅在于政府管理层面的参与不足从而形成代理人专断的问题，其更大的制度缺欠在于法治保障权利的代理制度的间接性，立法的间接性授权受到党派倾向以及代理人个性偏好的影响。没有公民提案和直接性票决，只能把权利保障和权力规制的立法权全部交由代表党派立场的立法会议员，从而使超出两党意志和执政理念的公民社会意愿难以形成宪法和法律。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运用，比由议会垄断立法权要优越得多。加州的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作用不断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形成一种趋势，即呈现全民立法、行政代理和司法救济的新政治运作格局。而这种格局无疑对我国民主政治的权力配置格局会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3.“表达自由”。表达自由比言论自由要宽泛，人们既可以通过言论，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我们在加州观选中对“表达自由”有很直观的感受。选民自愿参与的助选义工、竞选集会、直接和坦然的演讲和情绪宣泄，候选人的广告宣传、与选民的互动，一切围绕选战所体现出来的意志都得到形式法治的尊重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美国加州人在表达个人意志和意见时，虽然也会有立场的不同，但无论批评、赞赏和评议都不会有任何的顾忌。表达自由实质是一种意志的真正解放。

2006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可能是中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表达的四权概念。建立和谐社会依靠被动的维稳机制是不可持续的，关键的问题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笔者在中国基层调研时经常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心中的民主是什么？回答最多的是：“公家和大家的事要让我们知道”——这表达的是百姓的知情权；“当官的要尊重我们的要求和利益”——这表达的是百姓的民生权和人格权；“要让我们讲话”——这表达的是百姓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实际上是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的条件。

4.“两权一体”。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他的系统论理论中，把政治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意即政治是国家或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分配利益或资源的过程。资源通过市场交换来配置，是资源的初始分配；资源通过政府权力来配置，是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即“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人们常说的“分配不公”，在市场和政府这两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这次到美国加州观选，对这种政治定义有了更感性的理解。

如果说加州公民提案尚不能鲜明体现两党公民权政策对选战胜负的影响，那此次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之所以赢得众议院的选举，则无不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有关。共和党胜选的关键是击穿了民主党四大命门：高失业率、医疗改革、非法移民、漏油事件。

美国中期选举，两党围绕公民权的维护展开的论争，尤其是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人的惨败，对总结自由民主竞选制下以及一切民主制度的执政经验，都具有重大意义。美国中期的选战结果说明，一个执政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执政不能反映和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对民众的期待不能在政策中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反馈，就不会赢得执政的可持续性。而民众的期待最为根本的是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权的满足是执政党最应优先考虑的需要，其次是民主权的保障和制度化满足。这在加州以至美国的竞选政治中体现的是同一个规律。加州以及美国的中期选举还说明，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时代，经济议题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民主的政府，都不可能无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治权的归属越来越倾向于与市场经济和民权保障的状况密切联系。所谓市民社会与政权体系的“政经分离”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民主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无论在民主的形式上多么热闹和复杂，民主的实质是为了保障公民权。“民主对自由的保障”，这是加州以及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质和精髓。

近代资产阶级创造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这使掌控市民社会资本权的社会上层同时也掌握了国家管制权。资产阶级如何把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纳入彀中呢？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竞选民主政治两种途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到社会上层，掌控资本和政权，但必须在原有已经形成的资本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刚性框架下，也就是资本法治秩序不变。这实质是资本和政权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界精英开放所形成的秩序。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治权实质掌控在执政党手中。掌握治权的领导者是在实践中，由上级和群众首先从品格高尚、德才兼备的人群中推荐和委任上来的，逻辑近似于汉代的荐举制。因此，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社会自由、开放、利益多元，权利对权力的诉求也趋于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个治权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各阶级各阶层开放的问题。简要地说，科举是知识加能力的竞争；选举是资本加能力的竞争；察举是人格加能力的竞争。我们是否可以选择“三举制”，把人格能力、资本能力、知识能力相合起来，创造一种涵盖人类历史上选拔精英治国人才经验的民主政治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