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下

论美国的民主下（共8篇）

论美国的民主下 篇1

《论美国的民主·下》读书笔记刘莐（法学院09级本科生）

第一部分 民主在美国对智力活动的影响

第十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

论述平等和民主制度在美国科学研究的导向作用：使其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

1.平等使每个人产生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对一切事物都怀有明显的、切实的爱好，而轻

视传统和形式。人对精神的追求：抽象理论、可应用的一般真理、应用的程序和执行的方式。

2.正面民主的社会一切都在活动，无法安静沉思高深的理论。

3．与贵族制社会比较：贵族有优越观念、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有高大的看法。导致的结果——促使人们精神境界高层次化，对真理崇高又神圣地热爱。

4．在民主国家，人们追求物质的和眼前的享乐。尽量以低成本增加财富，所以“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要求于科学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则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于是科学走向应用化。

5．作者提出方法论性质的启示：以近代中国和西方入侵为例，提出当代“应当让人的精神重视理论，然后使其自然地转向实践”。

第十一章 美国人以什么精神对待艺术

1． 民主国家发展使生活可以舒适的艺术，而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

2． 在贵族制度时代，艺术追求精美，而在民主时代，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竞争和市场

上艺术团体的利益，手艺人求得保全自己的名誉，所以制造尽可能物美价廉的艺术品。降低商品价格的两个途径：改善生产方法；批量生产低价制品。

3．反推过来可以肯定：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艺品不够精美，它的特权正在消失，各阶级正

在混合，而且不久即将融合在一起。（这个推断很大胆）

4． 民主社会制度不是必然导致从事美术的人减少，但是会对美术工作者的造就方式产生巨

大的影响。热爱美术的人变穷，富裕的人附庸风雅，开始爱好美术。结果，真正懂得美术品价值的人减少。不再追求伟大，只注意优美和悦目，看外表而不重实质。

5． 模仿性艺术似的艺术家专注于描绘形象而非表现灵魂。文艺复兴时期与现代相比。

Q：民主化的社会和贵族制中诞生的艺术大师就不能同时存在吗？有没有途径和方法让他们同时存在？

联想：大师没有诞生，不是大师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中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和托克维尔描述的美国大抵相同，艺术正向大规模、低品质、外美内虚、廉价的方向发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正在走向民主。

第十二章 为什么美国人既建造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宏伟的建筑物

1.建筑等关系国家形象的艺术是例外。

2.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个人相对于国家渺小，但当他们想到国家，就会力量无限扩大。——民主制度的感召力，凝聚力。

第十三章 民主时代文学的特征

1． 书籍多，知名作家少。不关心文学，但有很多注意精神方面的事物，大多由英国供应。

2． 美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发展了英国文学。

3． 贵族社会中文学的特点：规矩，沿袭不变的传统，文体和思想同样重要，笔调洗练文雅

高洁，语言晦涩艰深。

4． 民主社会中文学的特点：作家来源于其貌不扬和容易激动的三教九流、各类人群，非专

业化、非职业化，语言追求浅显和通俗易懂，内容较感性，不注重形式和文体。快速、短小、富于想象、缺乏深度、产量庞大。

联想：通俗小说、青春小说在当代中国的畅行的原因，可以与十九世纪的美国做对比分析，寻找其中的奥秘。于商家，可以更多获利，于读者，可以避免文化快餐对思想的侵蚀。

第十四章 美国文学所具有的商业性

本章用简短的文字阐明了民主国家文学的发展趋势——即走向商业。

1．贵族制度社会中，文人付出努力、得到巨大荣誉而不一定有金钱回报。民主制度社会中，文人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赢得巨大的金钱回报。

2．民主社会中文学的商业性体现在：畅销作家更加迎合读者的口味，偏离高尚文学的特质。

第十五章 民主社会里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效用

此章可以作为第十一章到十四章关注文学艺术问题的方法论性结论。

1．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民，是他们国家的贵族，还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民族，其文学创作带有贵族时代的文学所特有的缺点和优点，其特点是独具匠心，追求纯美。对它的研究可以克服民主时代文学的缺点。

2．所以从古代作品中汲取营养是非常有益的，古代作品可以把我们从歧途引上正路。

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在每个人都习惯于依靠暴力去增加或维护自己的财富的社会里，如果坚持只对人民进行纯文学的教育方针，则将造就出非常文雅但又非常危险的公民。

第十六章 美国的民主怎样改变了英语

这里面讲了几个问题？概括一下。

一、民主制和贵族制语言的区别；

二、为什么有区别；

三、民族国家的人民热爱通用的词

语和抽象的观念。

最大例子：王朔从八十年代以来改变了中国词语的面貌。

1． 现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上同大不列颠的有教养阶级有显著的差别。

1）要注意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因为口头语言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

2）美国人使用大量的新词，新词来源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和业务用语借用来的；

2）英语中的旧词被美国人赋予新义；

3）美国的居民常混用母国中的词为同义词。

4）作者考察与上述现象一致。

2． 比较贵族制社会与民主社会的语言发展，进而阐述民主对语言的影响：（1）贵族制社会，语言同一切事物一样处于停滞状态，创造出的新词不多，因为新事物少。（2）民主社会内部发生的连续运动，则不断使其语言和事物改变面貌。多数人的意志起决定作用，对古典语言探求少，对流行词语赋予新义。

3．平等对语言的影响：（1）贵族时代，每个民族内部阶级划分明显，各阶级使用自己的话

语系统，导致隔阂深刻。（2）平等社会，语言词汇通用，出现公共词汇。

4． 社会的变化影响到文体，在文体方面所作的规定，将几乎全部废除。词语将不会再有粗

野和文雅之别。

5． 民主国家的人民热爱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

2、1）贵族：

①语言处于停滞状态，新词不多，因为新事物不多，即使有新事物也是用旧词来附会。②即使有新词也是还有学究气、辞藻色和哲学味，几乎都来自于希腊语的拉丁语，使用新词的主要是有教养的阶级，流行的效果不显著，经过很长时间才及于人民群众；

2）民主社会：

①不断有新词，因为民主社会内部的连续运动，使语言和事物改变面貌；

②新词由多数意志规定，这些词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

③新词的来源和创造方法：对已死去的语言一无所知，到现在活着的语言中借用新词，从本国语言中寻求革新的手段，最常用的方法是将旧词赋予新义。这样有时会出现一词多义，词义混淆的现象。

3、平等使语言发生的变化

1）贵族时代的语言还有阶级性和民族性，差异大；

2）平等时代由于种姓制度消灭和阶级界限取消，人们混合为一体进，语言的一切词汇都可以通用

文体方面的规定全部废除，词的来源与人的出身一样，将被人们忘记。

4、民主国家的人民热爱一般观念在语言上的表现：

1）长期使用通过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忽视词的具体应用细节；

2）批评：一方面在扩大思想，另一方面又使思想模糊不清。虽然使语言表达简洁，但却使含意不明确。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喜欢模糊不清，而不愿意下功夫推敲。

3）原因：环境在不断的变化，思想总是犹疑不定，需要用泛泛的词语来概括这种思想。

4）笼统和抽象的词语，本是一切民族语言的基础，这并不是民主国家特有的，但是民主时代的人特别喜好创造这类词语。

小结：民主国家的人因为社会内部的经常变化，使用大量新词，通常是将现有的词赋予新义，由多数意志决定；语言没有阶级性，可以通用，文体被废除；爱好使用抽象、笼统的词。

第十七章 论民主国家诗的某些源泉

1． 在作者看来，诗是对理想的探索和描绘。民主国家人民对于理想的爱好和从玩味理想当

中得到的快慰，决不象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深刻和广泛。平等使人们轻视理想。

2．平等使诗失去了描写对象。

3．平等是怎样开发诗的新源泉：民主时代、平等时代，诗歌由过去的描绘英雄变为描绘个

人，探求人的内心世界，进而描绘整个民族。

4． 结论：平等并未破坏诗的所有题材，而只是减少了题材的数目，但却使题材的范围更广

泛了。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的作家和演说家喜爱夸张

1．民主社会的公民习惯于关心和苦恼自己的小事，阔大视野的时候便容易观念模糊，在两个极端之间有空档。

2．作家本身有夸张的本性，想象力容易膨胀，以致言过其实，夸张失真，过于理想主义。

第十九章 略论民主国家的戏剧

1． 民主社会的戏剧比以前更感动人、更通俗易懂和更真实。

2． 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是到剧院去听戏，而不阅读剧本。坐在剧院里看戏的人，大部分不

是去追求精神的享乐，而是去追求感情的刺激。贵族时代和民主时代：阅读剧本和看现场演出。

3． 美国戏剧前景不容乐观。（但现在是不是发生了很大改观呢？）

第十九章略论民主因家的戏剧

1、戏剧是贵族制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改变后在文艺界最先受到影响的。

1）戏剧的观众爱好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家们的作品又是追随观众的。

2）戏剧是贵族制国家文学中最富有民主精神的部分，能使各阶级接触。

3）因此，一旦进入民主社会，所有阶级混同，民主国有的人民对文艺的爱好和从事文艺活动的本性将首先表现在戏剧方面。戏剧可以把民主文艺内在的大部分优点和几乎全部缺点明显地反映出来。（不重视才学和过去，只要求反映自己，描述现在）

2、由于民主戏剧的存在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已处于民主制度下，民主时代与贵族时代的戏剧区别：

1）贵族制下：

①戏剧经常只描写人的一个侧面，有时甚至演出了人的本性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有些东西超越了人的本性和不符合人的本性。

②重视细节和表达形式，情节的真实性；

2）民主社会：

①戏剧比以前更感动人、更通俗易懂和更真实；

②戏剧题材的选择和处理由剧作家自由决定，以前的规则和章法被废除，不注意文体； ③不追求精神的享乐，而只是情感的刺激；

④不以情节的真实性为主，只要能打动观众的心

3、美国的例外：人民对戏剧持审慎的欢迎态度

原因：

1）初期移民的传统：清教徒反对各种娱乐，而且对戏剧有一种特殊的恐怖感（戏剧中的不道德和渎神行为），戏剧是一种可憎的消遣。这种观点对后代精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民情：美国人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习惯和死板严肃的民情，至今还在对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剧作家的检查制度：不经市镇行政官员的许可，不得演出戏剧。

4、戏剧与社会的现实情况的关系最繁杂和最密切。

当两个时代之间发生重大革命改变民情和法制时，前一个时代的戏剧不会适合后一个时代。

第二十章论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

1、贵族时代与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区别：

1）贵族时代：

①把一切史实归因于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及一些不重要的偶然事件，而忽视比较重大的原因；

②忽视甚至不相信事件之间的联系；

2）民主时代：与此相反。

①认为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不发生影响，少数公民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所有的特殊微小事实；

②容易在事件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

3）原因：

①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只注意个别人的行动而夸大他们的影响；

②民主时代的个人是独立的，软弱无力，似乎个人对社会不发生任何作用，使人的精神去探索一般原理。

③民主时代的易变性也使得对人个作用的研究比贵族时代困难。

2、作者的观点：

1）世界上的一切事实发生，既有一部分不源于一般事实，也有一部分来因于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

2）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多于贵族时代，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则少于贵族时代。在贵族时代，个别影响特别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

3）因此，民主时代在探索一般原因时，因难于确定和查明个人的作用而否认这种作用，也是错误的。

3、指出民主时代历史著作家的另一个危险倾向。

①看不见世界运动的隐藏的原动力，认为社会无形之中受到一个最高权力的支配，而且是不可抗拒的，陷入天意和宿命的思想，认为全民本身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

②喜欢指导事件的未来发展和道路。因此，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自主，而现代的只教导人服从。

③危害：这种学说如果深入到全民并控制了舆论，将会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人变成土耳其人。（怀疑意志自由，人个软弱无力）

④应当发扬团体是有力量和自主的思想，这能振奋人的精神，而不会压抑人的精神。

第二十一章关于美国的议会辩才

1、贵族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政党与议员特点比较

1）贵族制国家：

①党员对首脑的服从是本性；

②代表来贵族，其在议会中的地位还不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因此不肯在议会中积极讨论或争辩；

③立法机构的成员很少依附于选民，往往被选民视为当然的代表，有时使选民们完全依附于自己，还可以轻易到其他选区或脱离公职享受舒适的生活。

2）民主制国家：

①自主习惯的爱好是本性，难于服从；

②议员在座谈会中的地位体现其重要性，需要讨论好选民

③民主的不稳定性使他依附于选民。

因此，民主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在考虑问题时把选民置于其所在党派之上，而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这时则把他们的政党置于选民之上，乃是极其自然的。

2、政党与选民之间的矛盾：

1）为讨好选民发表的言论未必是对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有利的言论；

一个政党为了维护本党的最大利益，往往不让身为它的党员的议员谈论它本身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重大政治问题，让他们少谈可能影响大问题的小问题，而且更经常的是，干脆什么都不谈。

2）选民们希望：

议员应当是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应当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抓住各种机会维护选区的利益；

3）这就使当上议员的人都是演说家了。

3、民主国家的普遍现象：

1）议员当选后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会改变他们的行动和法律，影响国务工作和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因为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到处招摇过市。

2）在美国，这个病已入膏肓，不可救药，因为这不仅来因地国会的组织，而且也来因于宪法，甚至还来因于国家的制度；

3）议会政治辩论的主要问题：

①能轰动国外

②原因：

•议员们不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这就增强了思想的作用和发言的分量。•没有前例可借鉴，因为民主国家的政治辩论必须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所办理的个别问题。不管政治辩论的规模大小，都具有一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

•而贵族制国家的重大问题则根据一个时代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来处理。

小结：民主国家政治议会辩才的原因和影响：

民主国家的议员有自主的习惯，难于服从；与选民的依附性，为选区的利益必须要能说会道；依据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来解决问题，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

论美国的民主下 篇2

无论是在硅谷, 还是整个美国, 几乎每个角落里都存在着这种现象, 但似乎像硅谷里的这些大公司们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很关注, 甚至有些反感, 他们不敢正视现实, 更不愿意出台一些解决方案, 而是选择了逃避。然而, 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并且是必须要解决的。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 无法有见地为他国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但经过多方考证, 综观美国一些权威人士的论点, 总结出以下几条普遍的解决措施, 现展示给我国读者, 希望能起到一定的介绍作用, 更希望这些措施也能对我国类似的儿童贫困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一、提高贫困儿童家庭的住房补贴

住房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尤其是在硅谷地区。因此如果政府能够提高这些家庭的住房补贴的话, 那将大大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据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报告表明, 提高联邦住房补贴能够减少美国20.8%的贫困儿童家庭, 也就意味着有二百三十万的贫困儿童脱离贫困线。达到这个目标每年需要二百三十亿五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那些为贫困家庭提供住房补贴的私人机构, 尤其像Facebook, Apple或者Google这样的大公司。

二、提高贫困儿童家庭的最低工资保障

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是无法负担得起抚养孩子昂贵的费用的, 所以提高他们的工资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据国会研究中心数据表明, 现在国家对低收入人群制定的最低收入标准远远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个年代为了应付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的疾苦, 国家将最低收入标准提高到了每小时9.27美元, 而现在的标准是7.25美元。据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分析, 要想改变贫困儿童家庭的现状, 联邦最低工资应涨到每小时10.10美元, 并且那些靠小费为主要收入的工人最低工资应该涨到每小时7.07美元, 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美国贫困儿童家庭的比例, 至少能降低百分之四, 也就意味着将有四十万美国贫困儿童脱离苦海。一位调查人员特意调查了位于爱达荷与华盛顿边境的地区, 该地区就是采取了以上措施来改变贫困儿童现状的。该地区将最低收入标准由原来的7.25美元每小时提高到了9.47每小时, 这样一来全年的收入将提高4618美元, 这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该调查人员采访了一位该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一位27岁的加油站工人Amanda Palmen, 据她所述, 提高后的工资差额足可以让她的两个女儿享受更加舒适的生活, 避免了突发事件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生活压力。

三、加大对幼儿园的投资力度和提高早教期的补助标准

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进入质量高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学习, 那么他就更加有可能接受高中教育, 将来长大成人后的收入也就会相应提高。每个美国孩子都应该拥有这样的机会和权利, 这与美国建国以来所奉行的那句名言是相辅相成的:“All men were born equal (人人生来平等) .”此外, 提高儿童早教期的补助标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据儿童保护基金会报告, 如果政府每年花费53亿美元来用作早教期儿童的补助金, 那样将会减少百分之三的儿童贫困率, 也就是说有三十万儿童会摆脱贫困厄运。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权威数据表明, 在美国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儿童接受早教, 而相对比较而言, 在冰岛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儿童能够接受免费的早教, 也就是说冰岛基本没有贫困儿童。

四、对贫困儿童家庭直接进行现金救助

贫困家庭最缺的就是什么呢?回答的更直白一点就是“钱”。政府为何不尝试直接给他们发现金来让他们自己来决定怎样支配这笔钱呢?北卡罗莱纳州曾经为彻罗基族人 (北印店人之一族) 一年支付两次津贴来作为他们的生存费用, 由此一来, 当地整个社会治安得到了改观, 社会弊病得到了遏制, 然而我们却想不到, 这笔费用是从何而来呢?它们来自赌场的收入。1996年的时候, 该州的部落理事会决定, 将赌场所得收入的一半用来救济这一万五千少数民族, 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了这些补助的直接受益者。一位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用二十年来研究这一问题, 他跟踪调查了1420个孩子, 将他们进行对比性研究, 那些没有接受过这些赌场救济金的孩子和接受过赌场救济金的孩子的结果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对于那些最贫困的家庭来说, 每年四千美元的救济金足可以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二的未成年人犯罪率, 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而且百分之四十的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无论是美国的孩子还是中国的孩子, 都不应该遭受贫穷带来的痛苦, 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这个美好和谐的世界大家庭里的孩子努力吧!

参考文献

[1]Em Griffin.A First B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M].The Mc 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0.

论美国民主社会中的宗教影响 篇3

关键词： 托克维尔；宗教；民主；信仰

十七世纪初，清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当他们到达这片荒芜的目的地时，宗教信仰便变成了他们精神的依托。虽然移民怀着不同的目的，来自不同时期，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大家有近乎相同的遭遇，有共同的语言，来自同一民族。他们对自己的教派进行建设和革新。清教教义既是宗教学说又是政治理论，这为他们以后独自建立自己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一、宗教对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直接影响

在美国，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协调一致，且是持久延续的。在基督教的不同教派中，天主教是最主张身份平等的。托克维尔说：“在天主教的宗教社会里只有两种成分：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只有神职人员高于教徒，而全体信徒虽然居于神职人员之下，但都是平等的。”天主教虽然要求信徒服从，但信徒之间是平等的。在教义方面：“天主教认为人的资质都处于同一水平，它要求智者和愚夫都一律遵守同一教规的细节，它使富人和穷人都一律履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它令强者和弱者都一律实行同样的苦修；而对一切坏事决不妥协，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人们在天主教世界里的身份比在任何国家都要平等。如托克维尔所说：“那里的所有神职人员均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见解同法律一致，可以说统治人们心灵的只有一个思想”。有些辞去神职到社会上去担任公职的天主教中的神职人员，为保证自己参与创造的政治秩序持久，往往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以其信仰将身份平等的观念输入到政界，使民众更易于接受民主共和的观点。信徒们为了保证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要求全体公民参政并尊重一切权利。因而说，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持敌对态度的宗教学说。

二、宗教信仰对美国政治社会的间接影响

在美国，宗教在引导民情且通过约束家庭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一个美国人，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回家后，立刻就回归秩序安定、生活宁静的节奏。而后又将从家庭中汲取的对秩序的爱好带到了公务中去。英裔美国人几乎全都信奉基督教，它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发挥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即使是后来的革新，也都必须遵从一些早已规定下来的重要原则，服从清规戒律。

美国是一个爱好自由的民族。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几乎把基督教和自由混为一体。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最主要的设施，以致整个民族都在维护共和政体。故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去攻击美国的一切教派，除非他想成为孤家寡人。美国人为扩大和维护宗教的权威，在新建的各州派遣神职人员，建教堂，这不仅提高了人们信教的热情，还在这些地方为自由奠定了基础。他们不仅宣扬来世，更在于现世的好处，而且略显政客面目，他们常说：“美国的各共和州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西部的一些共和州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被带上专政的枷锁，那么，繁荣昌盛于大西洋沿岸的共和制度，就会遭到严重的危险。因此，我们希望新建的各州也是信封宗教的州，以使它们能叫我们把自由维护下去。”他们视共和政体为一种长治久安的工具，是民情和理想迫使现代社会必须追求的目的，把人教育成为自由的人。在民主共和制下，更需要宗教信仰。

三、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1、政教分离。美国是一个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共同统治着的国家，神职人员没有一个担任公职，公职人员也不担任神职人员，在众、参两院也找不见他们的代表。法律不允许他们进入仕途，舆论也不允许他们从政。而神职人员也不愿意搞政治。但如果它与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结合，分享了统治者的物质权力，也就分担了统治者煽起的仇恨的后果。一旦宗教依附某种政权、给某种政权以帮助或与某种政治权利结盟，便会变得不堪一击甚至灭亡，因为没有哪个政权能够持久不衰。随着社会日益民主，趋向共和，政教结合必然产生危险。宗教之所以能永垂不朽，是因为它明白：如果想取得政权就得放弃宗教的影响力。

2、利用民主本能。“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宗教的这种作用，在身份平等国家显得更为明显。“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也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与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分出一定的时间去照顾他人，而不要完全自顾自己。即使是最虚伪和最危险的宗教，也是如此。”美国宗教不反对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只是通过宗教信仰对其进行必要的节制。这也就弥补了民主国家的缺处，人们不仅达到了平等又维护了宗教。在民主国家，彼此是相同和平等的，平等使人人喜欢和向往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和对大家都一律相待的权力。英裔美国人把宗教信仰和身份平等带到了新大陆，由于宗教使社会情况变得更加民主了。

在我们这一代，对宗教信仰加以引导，洁化宗教信仰的风尚，规制宗教信仰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宗教信仰的真正利用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宗教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从新唤起宗教信仰对民主社会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读书笔记 篇4

一、分章概述

序言：《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比上卷多了一篇简短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我读到了托克维尔的批判精神，他说在上卷里他把众多问题归结到平等上，但是如果读者把它视为美国文化形成的唯一原因，就是对他的观点的误解；他说他对民主社会严加指责是因为他想认真地对待民主；他说如果他的论述中如果有讨好某党派的言论，欢迎的读者大加指责。第一部分

第一章《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讲了美国人哲学的特点：崇尚个人理性和思想独立。

第二章《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介绍了美国信仰的源泉：群众信仰，而非贵族信仰。美国的信仰来源于大多数人的信念，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某一个集团的学说。群众信仰通过法律大大确定下来。

第三章《为什么美国人比其祖先英国人更倾向和更喜好一般观念》对标题中的问题的回答是：一般观念比具体观念思考起来更便捷，学习起来更方便。而民主时代的人大都务实而忙碌，一般观念更适应于这样的社会。

第四章《为什么美国人从来没有象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强迫每一个公民实际参加政府管理工作的民主制度大大节制了美国人对政治方面一般观念的强烈爱好。

第五章《在美国宗教是怎样得以利用民主的本能的》这一章主要讲了美国宗教在与政治相辅相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宗教支持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美国的宗教不仅提倡来世的幸福，还重视现世的幸福。

第六章《关于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中托克维尔的观点是平等一方面让人们独立思考，各自判断，另一方面又使人人喜欢和向往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和对大家都一律相待的权力。因此天主教徒没有以前虔诚，而基督教徒纷纷投向天主教，从内部看天主教好像是衰退了，而从外部看，它的势力又发展了。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愿意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是人类智力活动天生的弱点之一。

第七章《民主国家人民的思想倾向于泛神论的原因》中作者认为随着身分日趋平等，每个人与他人越来越无差别，个人变得日益渺小和无力，人们便习惯于不再重视每个公民而只重视全体人民，忘记了个体而只考虑人类整体。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喜欢同时包罗万象，希望把无数的不同结果归结于一个单一的原因。因此人民的思想倾向于泛神论。作者还说，坚信人类真正伟大的人，应当团结起来反对泛神论。

第八章《平等是怎样唤起美国人产生人可无限完善的观念的》充满了个人主义奋斗精神，平等使人们不像贵族制国家的人一样天生打上等级、职业和出身的烙印，而可以追求一种上不封顶的成功。

第九章《美国人的例子》其实说得十分抽象。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因为平等，全体人都野心勃勃力求上进。“仆人可以与主人共同享乐和劳动，穷人也可以与富人如此；乡下人将会努力学习城里人，地方将会努力学习首都。这样一来，谁也不会专注于生活的物质方面，最-1-

简单的手艺人也会贪婪地或偷偷地看一看高级的智力活动世界。人们不会用贵族制国家采用的那种观点和方法去读书；但是，读书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最后扩及全体公民。”最终的结果是只是的扩大化和思考的广泛化。

第十章《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中认为：平等使每个人产生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对一切事物都怀有明显的、切实的爱好，而轻视传统和形式，这是平等的一般特性。

第十一章《美国人以什么精神对待艺术》中提到了美国人对艺术与欧洲传统贵族社会的人的区别，旧社会的艺术匠人只为少数贵族工作，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所以不在乎金钱的多寡。而美国人艺术是普及的，艺术人也融入大众之中，他们的工作与创错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是一种商业化的艺术。

第十二章《美国人建筑的复杂性》讲美国建筑的复杂性是既平凡，又伟大。托克维尔再次把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民主制度上。

第十三章《民主时代文学的特征》主要讲的是美国文学并不繁荣，但深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和影响。

第十四章《关于文学的商业性》主要将的是美国的文学与商业的结合，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使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但决不会使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和小小的名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需要人们的钦佩，而只要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可以了。

第十五章《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学特别有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凡想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必须经常从古代作品中汲取营养。

第十六章《美国的民主怎样改变了英语》中反映了美国英语对英语改造的现象，美国英语在引进新词汇和改变读音上对英语有了众多改造。

第十七章《论民主国家的诗的某些源泉》中说，民主国家人民对于理想、诗意的爱好没有贵族国家那么广泛和深刻，但是，他们发展了实用性，他们所香香出来的东西几乎全是实用的东西，而所再现的几乎也全是现实的东西。

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一章主要从演说、戏剧、历史和议会四个方面介绍了美国的特点。演说家喜欢夸张，戏剧家的创作配合了革命与历史的进程。

第二部分

第一章讨论的是“民主国家的人对平等的热爱比自由更加热烈和持久”的原因——“人们知道平等的来之不容易而自觉维护平等，且相信平等经过他们的维护可以长久的延续下去而更加热爱和珍惜平等。”因为追求平等自由而带来的动荡在所难免，而益处，恰恰相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并被感觉到。第二章谈的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和利益主义是不一样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独立和个人奋斗。然后作者在讨论了“个人主义在民主革命完成后比在其他时期强烈”这个问题，因为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社会中的每个人成功之路更加宽阔和自由，大家追求成功的欲望自然更加强烈。第三章讨论的是个人主义在革命成功后更加强烈的原因，因为革命大大支持和发展了个人主义。第四章是从自由制度的角度来

谈，极端个人主义有巨大的弊端，自由制度恰好能把这种倾向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五章谈的是美国人的结社，美国人具有结社自由，但是由于他们热在自由平等制度，所以结社也在这个尺度之内。第六章和第七章谈的是结社各方面的关系。第八章和第九章讲的是“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美国人怎样用它同个人主义斗争，以及怎样在宗教上利用这一原则。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讲的是美国人对物质福利的爱好以及物质生活享乐在民主时代所产生的影响。第十二章讲的是唯灵主义，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宗教狂？——“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去追求物质生活享乐，那末，一部分人的心灵也可能出现奇特的反应。这一部分人将驰骋于精神世界，唯恐自己再堕入肉体希望他们留在其中的陷阱受累。”第十三章讲的是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心神不安？因为欧洲的偏僻小村镇的居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处境是不幸的，而美国人则总是盘算如何把没有的东西弄到手。第十四章讲的是美国人怎样把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第十五章讲的是宗教的净化作用。第十六章讲的是福利适度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福利过高，则容易促成一批寄生虫，反而降低社会劳动的效率。第十七章讲的是为什么美国人把目标定得很长远的原因。第十八章讲的是美国人把一切正当的职业都视为高尚的，因为一切正当的职业都是以自己的劳动取得合法的报酬。第十九章讲的是对物质的追求促成美国人都爱从事实业。第二十章讲的是实业和贵族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实业越发达，分工越明确，工人越注重一些细节的问题，而老板们更关注全局的问题，由此两派形成。

第三部分

第一章和第二章讲的是民情随着身份平等而日趋温和、民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简化，因为大家得到了梦想已久的平等，专心于自己的事业，而使民情更加温和。社会不再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简化。此后几章分别介绍的是民主制度在美国的胜利是怎样改变主仆关系、怎样影响工资、怎样影响美国的家庭、怎样影响美国年轻女性的教育等等。在第十二章美国人怎样理解男女平等中，作者说：“美国人希望两性同 步前进，但所走的道路永远不同。”在最后几章中，作者介绍了民主国家的和平与战争、军队的复杂性、军队的纪律。“民主国家容易把可用的全部兵力投入战场，而如果它很富庶并且人多，则很容易成为征服者。而一旦它遭到侵略，敌人深入它的国土，它的御敌办法就不多了。如果敌人占领了它的首都，国家就灭亡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是各自孤立的，非常软弱，谁也无力自卫，不能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里，只有国家的力量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一旦因为军队被击溃而消失，行政的力量由于首都被占领而瘫痪，而所剩下的只是一伙没有组织和没有力量的群众，他们不能抗击有组织的入侵力量。我知道，使地方享有自由，并由此建立地方政权，可能减少这种危险，但这种办法经常是作用不大的。”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首先论证的是“平等使人爱好自由制度”，因为众生平等，所以自然要求自由，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所以没有理由限制大家的自由。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的是民主自然要求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有中央集权的巨大优势，而民主的国家，平等的国家，因为不存在特殊的权利阶层，自然要求国家统一集中大权，谋划全局，制定统一的法律，管理全国。第四章继而分析了让美国走上民主和中央集权的原因。特殊的原因，和偶然的原因。比如美国

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地理上东西有大洋南北无强邻，以及宗教、政治、法律各方面的人文原因。第五章讲的是广泛的革命之后，统治者的地位不如以前稳定但最高权利却日益加强，因为在以前的贵族制国家，社会分裂为不平等的两大阶级，阶级矛盾激烈，而民主制的国家，众生平等，大家拥护和支持新制度、新国家，专注于自己人生的奋斗，而不是推翻不平等的贵族制。第六章讲的是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民主国家害怕一种当权者与群众分离的专制，如果当权者和普通民众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而当权阶级腐败腐朽，以权谋私，那么这样的专制就是危险而可耻的。

二、分析与思考

《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介绍美国社会相当详尽而深刻的论述，但是也许是所有大家的特点，书中议论多、例子少。对于一个美国历史甚至法国历史也烂熟于心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读这本书肯定是很好的享受。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模式，总体是十分肯定的态度的，不然也不会专门写两本书来论述。但是对于美国的民主和对美国，我还是坚持“批判性肯定”的认知态度。一方面承认其文明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也需看到它的局限性。因为美国人的民主和善良和正义，都是限定在美国范围之内的。在伊拉克的有虐囚丑闻；在中国近代史的劫掠中，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强盗土匪一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非洲发现了油田的村落，美国人可以因为村民不愿搬迁而屠杀全村人。凡此种种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的事迹不需多说，只怕是不胜枚举的。

论美国的民主下 篇5

美国作为世界上民主法制相当发达的国家，受到了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推崇。其法制也历经二百多年，逐步形成了健全完整的体制，无论是在司法适用上还是在国家制度的规定上，都已经相当完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其民主政治的进程。

我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其民主的发展进程很大程度上是靠法律的完备与发展推动的，而法律的健全与完善也要靠民主思想和民主的制度来推进。就美国而言，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从总体来看是将国家权力的划分，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分割国家权力并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实现权利的平衡与社会的稳定。三权分立作为国家重要的民主制度之一，与多党制、议会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也成为美国法律制度的根基。其实，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中的民主与专制可以通过法律施用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在这里，我仅就三权分立这一角度，谈谈我在这方面的看法。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对三权分立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 由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通过国家权力分立，互相制衡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对于这种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

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篇6

关键词:美国式民主;政治文化;契约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与借鉴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式民主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所有的国家必须模仿的榜样,还有点儿言过其辞。因为美国式民主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而且,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聚集在一起,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认为个人竞争,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上帝将会惩罚人们,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提到高踞政府之上,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从而消失了自己,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北美大陆,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论美国的民主下 篇7

关键词：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专业主义视野

高等教育问责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公立高等院校通过采用高等教育问责制来有效回应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与诉求,这也顺应了高等教育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其中,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及制度。研究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内涵、理论基础及实践意义,可以加深外部群体对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复杂性的理解,并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反思和追寻高等院校问责制的发展方向。

一、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提出及内涵

197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肯尼斯(Kenneth P.Mortimer)在其著作《高等教育问责制》(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中首次提出了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internal accountability)的概念。肯尼斯认为,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是学院与大学的内部政策决议,是学院与大学理事会迫于外部的压力而授权管理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在这一管理过程中,学院与大学理事会拥有终极权威,并对学校的绩效负有责任(accountable)。[1]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格拉汉姆(Patricia Albjerg Graham)、马丁·特罗(Martin Trow)、约瑟夫·伯克(Joseph C.Burke)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内部问责制”的概念。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主要指向公立高等院校,由于私立院校没有接受政府的拨款和绩效考核,所以政府对私立院校的管理权限较小。

本文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内部问责制是指美国公立高等院校为了承担大学的责任,通过在大学内部建立一定的规范和管理机制,通过特定的途径和方法(如绩效报告、院系审查等),主要向大学的董事会,有时也包括向大学的“持股者”(如大学的经费支持者、家长、州教育委员会)主动报告、解释、证明和回答有关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教育资源使用及效率等情况,是学校以改进和完善为目的的自我评价监督过程与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自觉行动。公立院校通过内部问责制履行大学的责任,内部问责的基本理念是提升高等院校的自主管理质量与内部教育质量。

二、专业主义视野下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理论基础

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主张问责制是一种由学校专业人士控制的问责模式,通过学校学术评议会、教师或专业化社会组织来对教师的行为、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教师的人事绩效方面进行问责,教师的业绩和学生的成绩被认为是能真实代表学生进步和学校发展的核心指标。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最早由中小学问责制运动掀起,因此,研究美国公立院校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必须追溯到美国公立中小学问责制的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布伦达·纽曼(Brenda Neuman-Sheldon)、理查德·艾尔默(Richard F.Elmore)以及约瑟夫·伯克。他们分别从各自的理解出发,对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专业控制特征进行了阐述,由此形成了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专业主义理论。

(一)布伦达·纽曼的“问责制框架”(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

美国教育政策中心的教授布伦达·纽曼认为,问责制在美国公立学校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布伦达·纽曼通过对美国密歇根州公立学校问责制的研究发现,“密歇根教育评估计划”(Michiga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Plan,MEAP)成为公立学校绩效表现的“指示器”(indicator),成为密歇根州公立学校问责的典型代表。布伦达·纽曼建议将公立学校问责制视为一种过程、结果和关系进行研究,因此他将问责制表述为“问责制框架”(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布伦达·纽曼的“问责制框架”由“规范性的导向”(normative orientation)和“技术要素”(technical elements)组成。“规范性的导向”的社会决策表征涉及到对谁问责、什么内容、教育组织和行动者谁被问责等,“规范性的导向”决定了问责制“技术要素”的特点;“技术要素”主要表征为问责制中操作的层面,例如,问责制主体与对象、评价标准或绩效规范的确定、绩效指标的内容、问责制的奖惩、改进措施等。

布伦达·纽曼在1998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the 1998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上指出,美国历史上的公立教育问责制主要受到三种问责制模式的影响:民主问责制(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专业问责制(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和市场问责制(market accountability)(详见下页表1)。布伦达·纽曼解释了三种问责制内涵:[2]

(1)民主问责制(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学校通过政府机构预设的公共目标选举和任命学校管理人员,问责的规章及制度由外部创建,由校内的教师实施。

(2)专业问责制(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学校在支持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和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组织问责,问责的标准由专业的团体,例如教师决定。

(3)市场问责制(market accountability)。学校在尊重消费者选择的基础上组织问责,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各种学校,以此来满足特定学生或团体的需要。

布伦达·纽曼指出,传统的公立学校民主问责制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学校问责制由于无效(ineffectiveness)和反应迟钝(unresponsiveness)而饱受批评。新的改革方向在于公立学校应放松管制和官僚似的管理,加强更高标准的自我问责制(self-imposed accountability)。布伦达·纽曼继而提出“专业发展学校”(professionaldevelopmentschools,PDS)的概念,他认为“专业发展学校”旨在通过专业问责制提升学校的绩效。“专业发展学校”的发展依靠两个基本假设:(1)在一个由学校和大学实践者组成的跨机构合作模式里,研究与反馈都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2)专职教育工作者应承担起教育改革规划的主要任务,“专业发展学校”从理论上受到专业标准的“最佳实践”的问责,而这些专业标准是由教师及其大学合作人制定的。

资料来源:Brenda Neuman.Accountability and Competing Reform Strategies:Michiga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harter Schools[J].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8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an Diego,California April 15,1998:1~25.

(二)理查德·艾尔默的“问责制模式”(models of accountability)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教授理查德·艾尔默是研究公立学校问责制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在研究问责制时首先提出“专业发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概念。著名教育学者加里·芬斯特曼彻(Gary D.Fenstermacher)和戴维·伯林(David G.Berliner)曾指出,“专业发展”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和途径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知识和技能。[3]理查德·艾尔默认为,“专业发展”这一概念在专业术语中应区别于“职前教育”(pre-service education),它是发生在教师及其教育工作者的日常教育活动中的;在实践中,“专业发展”涵盖了大量的专业发展活动。例如,一些有很强针对性的特殊教育课程、教学短期实践、课程现场模拟讲习

理查德·艾尔默认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工作正慢慢变得复杂与艰巨,公立学校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和僵硬的,如果外部力量硬推这样的刚性结构,必然会打破这种结构,伤害学校里面的人员,这便是美国公立学校的危险状态。[5]理查德·艾尔默指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简单——学校正处于被问责的状态,学生们必须有高水平的学术表现,而学校和教职工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学生,而且是全体学生,达到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表现。问责制的形式往往千变万化,包括高风险的学生测试、关闭或重组薄弱学校、政府接管薄弱学校和学区等。不幸的是,公立学校系统并未对问责制做好充分的准备,并未将这种压力转换成有意义的工作来提高学生的绩效表现,公立教育的未来便显得很危险。随着问责制在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加强,公立学校被要求参与到系统性的问责制中,突出表现为不断改进学生的受教育质量和测量学生的学业表现,而在很多公立学校,已经有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这样的工作。

理查德·艾尔默认为,美国学校的组织文化如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样,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独奏者”(solo practitioners),他们彼此孤立地工作,并被严厉禁止接触到做同样工作的人。普遍的假设是,教师必须在进入教室之前就应知道如何教学,而教师的学习主要来自于他们在教学中的经验。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所能达成的与学生学业成绩相关的期望有所降低,学校作为一种组织在这时看起来是敌对的或不支持他们的工作。这就要求教师成为教育管理者。然而,行政工作往往很难与教学的内容发生联系,因此教师必须在外部侵扰中孤立地工作。学生对学习的期望取决于教师的这种独奏模型。教师们为了晋升和增加薪水通常累积他们所授大学课程的学分,虽然这种工作与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无关的,但却反映了整个组织的实际绩效表现。于是,一个以绩效表现为基础的问责制体系(a performance-based accountability system)逐渐形成,并成为一种文化。

理查德·艾尔默从技术、市场与专业的观点阐释了问责制的三种模式(详见表2):

(1)技术模式(technical models)。技术模式问责制主张学校的教学与领导惟有掌握科学的核心技术,才能促进学校改善。因此,技术模式问责制必须建立清楚的目标、定义绩效表现指标,然后收集客观的绩效资料以利于下一次计划的参考。

资料来源:R.J.S.Mac Pherson.Educative Accountability:Theory,Practice,Policy and Rresearch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M].Oxford,U.K.:Pergamon Publishers,1996:8.

(2)市场模式(market models)。市场模式问责制是一种以顾客为导向的观点,市场模式问责制认为,教育工作者必须对其顾客(学生、家长、社区成员)负责,学校应透过政治、市场与管理机制来改善质量。

(3)专业模式(professional models)。专业模式问责制赋予教育工作者与领导者更多的专业发展、参与决策与专业自主的机会,学校的办学品质应有专业人员改善。

理查德·艾尔默认为,问责制的参与者必须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6]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普遍认识到,基于绩效表现的公立学校问责制的核心问题是教师的知识和技能,这正是专业教师的优势所在,这也预示着一种新型问责制的来临——内部问责制(internal accountability)。理查德·艾尔默认为,低绩效表现学校的问题正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内部问责制”的问题。如果学校缺乏内部激励机制和相关措施的学习,这势必会影响学校的教育质量。在理查德·艾尔默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中,只有高质量的内部问责制才能直接反馈回学生的学习表现,因此理查德·艾尔默成为支持内部问责制的研究者之一。

(三)约瑟夫·博克的“问责制模型”(account-ability models)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约瑟夫·伯克建构了由“国家优先权”(state priorities)、“学术问题”(academic concerns)和“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组成的“问责制三角形”(the accountability triangle)。约瑟夫·伯克主张,无论是公立高等院校还是私立高等院校都无可回避地要对“国家优先权”、“学术问题”与“市场力量”负责。[7]约瑟夫·伯克认为问责制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向上问责(up ward accountability)、向下问责(downwardaccountability)、内部问责(inward accountability)和外部问责(outward accountability)。向上问责代表了下属对上级的传统关系,是一种过程的、科层的、法律的或垂直的问责;向下问责强调代理人在参与性决策中向下属负责或指高等教育中的学院管理;内部问责在组织中经常由专业人士控制,集中作用在于专业或道德的标准,如在大学和学院内部的问责制成为专业的问责;外部问责意味着要对外界的顾客、利益相关者、支持者做出回应,主要指市场和政治问责。约瑟夫·伯克据此提出了他的“问责制模型”(accountability models)(详见表3)。

约瑟夫·伯克认为,每一种问责制模型都有其独特的途径、代理者、目标等,每一种模型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施,如专业问责制模型在高等院校中必须在自治的环境中才能得以完成。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带有鲜明的专业性倾向,是一种传统的“资源-声望”(resource-reputation)型思维路径,强调高等教育对学术资源的专业控制,鼓励通过扩大投入的方式,如招收高质量的学生,吸引优秀的教师以及募集更多资金,来维持学术标准和社会声望。

三、专业主义视野下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内部治理制度,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对高等院校的自主管理和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是高等院校自治的基础

自从问责制在美国公立高等院校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问责与自治的双重拷问。专业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在学术管理委员会的学术层级中运行,它通过学校教师或专业化社会组织来对学校进行问责。专业控制模式的重要特点就是自我报告和评价,学校要对外部的评议要求做出反应,同时还要保持和延伸自己的专业独立性,高等院校尤其要紧紧地掌握自治权。首先,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内部问责制与自治有着同样的目标。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内部问责制试图从专业主义的角度对高等院校内部的教育质量及运行效率进行调查。专业主义视野下的问责制实质上是内部问责与自治,问责的焦点是学术质量,目标是为了提升高等院校内部的教育质量与自治程度。其次,对于问责的结果没有奖惩,只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这可以视为一种自治的权利,是高等院校高度自治的体现。根据美国堪萨斯大学公共管理系的巴巴拉·罗姆泽克(Barbara S.Romzek)教授的观点,专业问责制属于高等院校内部问责,是高等院校高度自治的体现(详见表4)。专业问责反映在自治能力较强的高等院校的工作安排上,政治问责反映在利益群体关注的决定或选择上,如选举官员。巴巴拉·罗姆泽克还指出,高层次的问责制度模式没有低层次的问责制度表现得明显,高层次的问责制度没有明确的规则,如专业问责,它表达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专业控制视角下的内部问责制是高等院校自治的基础。

资料来源:Joseph C.Burke.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Balancing Public,Academic and Market Demands[M].San.Francisco:Jossey-Bass Press,2005:12~13.

(二)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是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制度

专业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是学校以改进和完善为目的的自我评价监督过程与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自觉行动。首先,在高等院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最根本的作用机制是问责机制,专业问责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教育质量的提升。[8]高等院校在本质上是一个学术组织,其核心责任是学术责任,学术责任体现在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等各项活动之中。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出发点和目的围绕着学术责任开展,是高等院校为维持和提高自身教育教学质量而主动采取的全部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管理过程,是高校作为一个自主发展的学术自组织,运用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评价机制的具有自我改进、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功能的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系统。其次,构建高等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大学自身践行责任的过程。构建高等院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对其责任意识的回应,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为了使得大学更加以自觉的责任意识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学校内部的专业问责制侧重于内部奖励和改进实践,内部问责制没有奖惩,只作为改进学校内部教育质量和机构效率的依据。学校内部的专业问责制允许外部审查的介入并对学校的绩效进行审查,包括对教师职业的审查,通常外部审查会对学校的治理结构、教师与管理人员等提出修正意见和申诉程序。专业内部问责制赋予教育工作者与领导者更多的专业发展、参与决策与专业自主的机会,学校的办学品质应由专业人员改善。据此得出,构建高等院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大学内部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资料来源:Barbara S.Romzek.Dynamics of Public Sector Ac-countability in An Era of Reform[J].International Reviews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00(1):21~44.

四、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内部问责制是美国公立院校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布伦达·纽曼、理查德·艾尔默、约瑟夫·伯克所主张的专业主义问责制实质是一种“内部问责制”,是高等院校系统内部学术机构的自我问责和规范,这恰恰是高等院校自主和自治的表现。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核心理念是构建高等院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这将成为高等公立院校问责制的发展趋势之一。

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建立与发展,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高等院校问责制发展的新趋势。不可否认,当前高等院校多种问责制的存在是高等教育质量得以提升的必要条件。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系的教授大卫·克里普(David L.Krip)指出,“问责制框架”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很少有学校只采取一种模式的问责,事实上公立学校的问责是多维度,并相互影响的,而对于某一种模式的侧重是一种权利分配的体现。美国学者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认为,“问责制框架”虽然试图满足公立学校政治、法律、官僚、专业、市场等方面不同目标,但总是有所侧重的。每一种模式的问责都存在局限性,混合形式(hybrid forms)的运用是公立学校选择的最佳方案。

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作为一项必要和有效的工具,对高等院校的管理产生了强大的功能作用。传统的政府控制模式和市场控制模式的问责制强调对政府或对市场负责,学校管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执行规则,而无需对结果承担必要的责任,这两种模式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是学校管理责任机制的缺失和管理主体责任意识的淡薄。专业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主张问责制是一种由学校专业人士控制的问责模式,学校学术管理委员会、教师或专业化社会组织成为学校问责制的主体,强调对教师的业绩和学生的成绩负责。专业模式问责强化了高等院校管理的责任机制与管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是衡量高等院校教育质量水平最好的尺度之一,代表了美国高等院校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Kenneth P.Mortimer.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M].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1DupontCircle,Suite 780,Washington,D.C.,1972:25.

[2]Brenda Neuman.Accountability and Competing ReformStrategies:Michiga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harterSchools[J].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8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anDiego,California April 15,1998:1~25.

[3]Gary D.Fenstermacher and David G.Berliner.Determiningthe Value of Staff Developmen[t J].The Elementary SchoolJournal,1985(3):281~314.

[4]Richard F.Elmore.Bridging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Achievement:The Imperativ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inEducation[R].Published bythe Albert Shanker Institute,Spring,2002:1~44.

[5]Richard F.Elmore.Accountable Leadership[J].Interna-tional Sports LawReviewPandektis,2005(2):134~142.

[6]Richard F.Elmore.Building a New Structure For SchoolLeadership[J].American Educator,2000:1~9.

[7]Joseph C.Burke.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Balancing Public,Academic and Market Demands[M].San.Francisco:Jossey-Bass Press,2005:21~24.

美国民主的除魅 篇8

一、民主大旗下的神话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和科学理性兴起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便是“世界的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那便是破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种种迷信,巫术和神话。韦伯认为,在一个由科学理性统治的世界里,超自然的神,神启的真理或任何神秘的势力将没有存在的余地。韦伯不仅远远低估了人的轻信,而且他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便提供了制造神话的无限威力, 启发了人们制造神话的想象力。事实上,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神话,韦伯本人提出的“克里斯马”人物便是因为大众相信他们的神启的品质;同样,现代韦伯学者希尔斯指出了传统或制度也拥有人们所赋予的克里斯马的神圣成分,就像天主教仪式中的酒和面包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和肉身一样。每个不同的社会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神话而已。土著人以巫术来表达他们的神话,后现代的美国人则以后现代的广告来表述种种神话。

沃林说,现代广告所形成的文化初看起来似乎是世俗的和物质至上的,是福音主义宗教的反面,然而它却正好强化了福音主义的教旨:

每个产品广告都保证能改变人们的生命,使你变得更为美丽、清洁、成功,充满性的魅力,仿佛是人的新生。这些寓意所包含的关于未来的许诺是无限乐观的、夸大的和奇迹般的——它们正是导致公司经理阶层夸大利润、隐藏亏损的同一种意识形态,但总是戴着阳光的面具。广告商的虚拟现实和福音主义者的“美好福音”正好是相互补充的一对天作之美。它们那种想要超越俗世的热忱及其无边的乐观主义两种倾向都助长了超级大国的傲慢。两种势力互相勾结。福音主义者盼望着“最后的末日”,而公司的经理们则系统地掏空世界的稀缺资源。(《民主大公司》,12—13页)

这种商业神话不过是其“民主之施魅”(Enchantmentof Democracy)的一个侧面,它的另一侧面则是关于民主的政治神话。新保守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最为典型的两种作为“民主之施魅”的现代政治神话。福山是现代新保守主义之父列奥·斯特劳斯的再传弟子,也是亨廷顿的真传弟子。“历史终结论”的基本含义是,随着苏联的瓦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表民主政治的“自由意识形态”将是未来世界无可抗衡的旗帜。有人曾问他,伊斯兰文明是否可以视为一种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对抗的意识形态?福山竟答曰:“伊斯兰的势力还构不成一种意识形态。”(参阅伯纳德-亨利·列维在《美国的晕眩》一书中对福山的访谈)同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指出,未来世界将不再是“自由民主和集权主义”的冲突,而是欧罗巴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隐含的潜在命题是,西方的民主宪政是一种代表人类普遍真理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些以民主为旗帜的神话却恰恰给小布什政府的反向集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合法化论证。福山和亨廷顿都是伊拉克战争的积极支持者;然而小布什政府的虐待伊战囚犯和滥杀无辜的政策最终竟导致福山都出来声明与之划清界限了。

沃林指出,神话呈现为多种形式和规模。他所关心的是那种巨大的宇宙神话,以及那种宇宙神话与世俗神话合为一体的特殊神话,它是关于两种不可协调的终极势力之间的决战,每一方都声称它的终极力量来自于超自然的源泉。反向集权主义把恐怖主义描绘为世界的终极邪恶和混乱(即小布什所称的“邪恶轴心”),并以此来合法化政府无限扩张的权力。

二、管制的民主和反向集权主义的幽灵

“管制的民主”便是按照大型股份公司的模式来管理国家。用大型公司里那种管理技巧来控制民众的选举过程,从而实现其集权的目的。“管制的民主”不是通过把领袖的意志强加在民众之上,也不是用国家机器取消反对势力,而是通过促进整合、理性化和财富集中的经济而实现的;伴随着这种经济而来的是一种包括医疗保健、政治危机和信仰本身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加以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信仰,就像任何产品都可以按合理的成本预期生产出来一样。选民就像消费者一样可以预测,一所大学的结构就像公司的结构一样,而公司的管理科层则与军队的指挥系统如出一辙(《民主大公司》,4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沃林说,选举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投票行为,而是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像所有生产运作一样,它需要不间断的监督,而不是不间断的公众参与。没有管理好的选举就会出现紧急状况,就像管理层所碰到的产品控制出了问题。一个确保控制的方式便是不停地做政党宣传,雇用一批充满智慧的博学之士摇唇鼓舌,以便达到一种使公民兴味索然的“公民懒散症”(Civil Lassitude),只有“公民懒散”才能使“管制的民主”兴盛(140页)。

“管制的民主”由下面几种要素构成:一曰由媒体和其他政党宣传机构散布的民主神话;二曰“金钱权力”;三曰“选民冷淡症”;四曰“政治公德的失落”。首先,脱离于强大民主实践的民主神话对反向集权主义者非常有用。在民主实践已经失去其实质之后,民主神话可能还会延续存在,使轻信这种神话的人形成一个被动的、异化的大众。民主神话不仅由各种智囊机构传布,私人的媒体巨头则更为有效地给公民灌输一种统一的舆论。媒体与政府以及私人的保守组织散布“剂量化”的“恐惧谣言”有效地控制了选民的心理。反向集权主义者把选民当做“病人”,而不是公民;病人就得沉重地忍受病魔的痛苦折磨(58、60页)。其次,金钱说到底是“管制的民主”之核心。沃林指出,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其巨大的资源不停地运作,它们与国会的议事日程安排紧紧相扣,占据了政治程序的战略要点;这说明“代议”政府的含义已经改变了。沃林说:“公民体已经发生了错位,同那些本应是‘代表’的立法机构失去了(与公民的)直接接触。如果选举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提供让游说人塑造的立法代表,那么这种制度只能称之为‘门客政府或误民政府’。同时,这是导致公民不关心政治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也是将这种制度概括为反民主体制的理由之一。”(59页)人人都知道,法制化的政治捐款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这种政治捐款几乎不受或很少受到法律的限制。就连《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一书的作者波斯纳(芝加哥地区上诉法院保守派法官)都在《资本家民主的危机》中指出,美国的政治捐款是一种“准贿赂”。但是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二○一○年一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公司给政党的竞选捐款不受数额的限制,推翻了几十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重要政治惯例。既然巨大的竞选捐款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既然大公司用金钱作后盾的政治游说是种权利,既然各种法律漏洞可以使大公司的权力不受宪法或民主程序的限制而成为立法者和决策人的商业伙伴,那么又何必像古典集权主义那样推翻宪法呢?

沃林颠倒马克思的话说,集权主义第一次是悲剧化的闹剧,第二次则是闹剧化的悲剧(51页)。

再次,与古典集权主义靠大众的狂热不同,反向集权主义靠公民的政治冷淡而兴盛。在当今的美国,大约有一半到三分之二合乎资格的公民不去参与投票,从而形成类似于托克维尔所说的“私人化的公民体”,不关心政治。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公民又大都是社会下层人员,因而让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更加容易控制选民。选民的政治冷淡也不单是缺乏政治意识或电视文化造成的,同时也是多次政治挫败或社会福利被取消的结果。最后,在今天美国的政客哲学中,已经没有“天下为公”的理想。既然管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大公司,政治理想不免受商业文化影响,竞争的压力促使经理层把法律和伦理规范推到极限。那种导致经理层犯法的傲慢也使超级大国无视国际法规。其结果便是公共伦理的衰落。“天下为公”作为一种公德已经不为人们所赞颂,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它成了无情的理性化整合的牺牲品。不偏不倚的美德是以受保护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就像学者、科学家、陪审员或公共知识人都必须独立于市场和政治的是非之地一样,以便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益。可是在公司文化统治一切的时代,这种不偏不倚的公德已成了昔日的黄花(135页)。

沃林关于美国民主的论证看似偏激,然而在笔者看来,他不过是在提醒人们(至少是那些有识之士),从法治下的民主走向不管是古典的还是反向的集权政体,只有一步之遥:当年一部完善的魏玛宪法并没有阻止纳粹的兴起,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在全世界最先实行的普选和完美的民主宪法,不但未能防止专制,却促成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一个保持理智和公德的公民体实在是民主和法治的最基本的根基。笔者以为,这些法治的根基至少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种主要的精神要素。

三、民主的四项精神支柱

(一)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直提到的Mores。这个词所指的相当于国人平时所说的“人心”,笔者以为译成“民心”较为合适(董果良的译本《论美国的民主》将“Mores”译成含义模糊的“民情”)。托克维尔说:“我这里所指的‘民心’也就是古人所称的‘风尚’;我不仅仅用它来指风尚本身,即人们所称的心灵的习惯,而且还用它来表达人们所拥有的各种不同的见识,在人们中间盛行的种种舆论,以及心灵的习惯所构成的观念之总和。”(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Harvey Mansfiel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年,275页)美国学者贝拉等指出,“心灵的习惯”这一概念是托克维尔从巴斯卡的著作中借用来的,归根结底具有宗教的含义:它最终可以追溯到《圣经》中所谓“铭刻在心灵上的律法”。托克维尔进而指出,维持一个法治和民主政体,物质的因素不如法律重要,而法律不如民心重要(《民主的美国》,295页)。

(二)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一九七八年在《牛津法学研究学报》上发表的《重叠共识的理念》一文,指出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在多元文化中存在着种种“重叠的共识”。“正义观由重叠共识所支撑即意味着,各种对立的宗教、哲学和道德教条都被包容在一个支持这种正义观的共识之中,这种共识由正义观约制的社会中一代传一代兴盛不衰。”(《罗尔斯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30页)

而在当今美国的政治中,这种重叠的共识正在流失。这种共识的流失不仅体现在对于恐怖分子是否也要给予基本人权,而且更为普遍地表现在国会中的共和党反对所有民主党提出的议案,不管是振兴经济,增加就业,还是医疗改革。美国共和党越来越以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实行党内专制,主张目的伦理,放弃责任伦理。美国共和党沦落为一个只会“说不”的政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反向集权主义”的政党。按照约翰·迪恩(John Dean)的说法,任何行为违规的议员或其他党内领导干部,都会受到共和党严格控制的选举经费分配时财经上的惩罚。同时,约翰·迪恩在《失去良心的保守派》一书中还指出,新保守派的共和党完全失去了社会的良心或曰责任感。法国学者列维揭示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便是“观念的政治”。美国国会也越来越缺乏重叠的公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尔·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派的良心》一书中指出,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共和党还有社会的责任感,九十年代之后则只有党派私利了。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对理性的践踏》一书,指出了共和党煽动美国人民对恐怖事件的恐怖感无所不用其极,就像当年(上世纪五十年代)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怖感一样。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和讲道理的”(Rational and reasonable)假设之上,而戈尔恰恰证明了当今共和党已经是反理性的和不讲道理的。

(三)公共美德(Public Virtue)

美国建国创始人之一约翰·亚当斯在批驳法国人的绝对自由观念时指出,绝对独立于公共美德和制度习惯的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就像一颗脆弱的植物,即使用烈士的鲜血来浇灌还是营养不足。自由必需在法律之下受到保护;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就像狼群中的一只羔羊一样脆弱。然而仅仅是法律还是不足以护卫自由:在可以想象的最好的法律的保卫之下,如果没有公德,自由还是可能受到侵犯(参阅科克:《保守思想家:从伯克到艾略特》,Russell Kirk,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Regnery Publishing Inc, Washington D.C.,7th Edition, 2001年, 100页)。历史的嘲讽在于,这样的话就是应用到二百多年后的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仍然得到了印证。

现在共和党的许多国会议员都丧失了基本的伦理行为准则:有国会议员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讲话期间骂总统是“撒谎者”,还有一位共和党议员眼看医疗改革案将要在国会通过,骂一位最后改变立场的民主党议员是“杀婴者”。这些都被美国的有识之士看做明显的对“总统职位”和民主程序的亵渎。此外,各种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政治腐败也达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镀金时代以来的高潮。

(四)民主的态度——公民一视同仁

美国本来就没有世袭的贵族制度,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的选民在日常生活起居上都是一样的待遇。然而自从十九世纪后期的镀金时代以来,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镀金时代开始,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随之而来的则是那种古老的精英主义思想的复兴。新保守主义创始人列奥·斯特劳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成了鼓吹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并不是偶然的。精英主义来自于古代希腊贵族的传统,含有对大众或多数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沃林发现,七十年代后兴起的保守精英主义,较之古典的精英主义,具有同样的不信任平民的高贵姿态,同时却丧失了古典精英主义所注重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公德。选择杰出人才的考评制度是古典精英共和思想的一个衍生产物。沃林说:“古典共和主义是以纯政治的言语来构想精英的:它所注重的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不偏不倚的公仆服务,而不是聚集财富。公司革命却按照公司经理层的形象重新塑造了共和理想。在此过程中,大众与精英,民主与共和之间的联盟出现了破裂。”(146页)其结果是,共和党政府肆无忌惮地追逐财富不平等,政治公德则丧失殆尽。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六十年代越战时还有“征兵制”,意味着富人子弟也要承担卫国的义务;可是两届布什政府却实行了志愿兵制度,让那些为了生存的穷人去卖命。

美国共和党政客们大都失去了作为“人民公仆”所必需拥有的“天下为公”的古典共和主义美德。令人宽心的是,自奥巴马当政后,尤其是自“医疗改革”案成为法律后,天下为公的政治美德经由某些美国民主党人的努力而又有所回升。奥巴马在“医改”案投票前的星期六下午,没有用讲稿给民主党议员所做的最后一番鼓动便体现这种政治公德。他在讲话的结尾说道:“人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你有机会见证所有你所拥有的关于你自己和我们国家的最美好的希望,让你有机会兑现你的那些良好许诺。现在就正是实现那种许诺的时刻。我们并不是注定会胜利,但是我们要注定坚守真理。我们并不是注定会成功,但是我们注定要让我们的信念之光普照。”我在想,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激动人心的言辞不仅是在鼓励对方,同时大凡也是在激励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