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轮美国的民主有感

读轮美国的民主有感（共8篇）

读轮美国的民主有感 篇1

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有感谈起美国的民主，几乎所有人都会对她赞不绝口，那究竟他是怎样运行的呢?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或许能够告诉我们些答案。

先让我们看看作者托克维尔此人，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也正是这样的复杂经历让托克维尔对政治的理解与探究能够力透纸背。《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书共有上下两卷，第一卷写于1835年，彼时的托克维尔尚未踏入政治界，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在为踏入政治界做充足的准备。虔信“没有人能成为政治家，除非他首先是一个史家或旅行家（哈林顿语）”的托克维尔，在结束了对爱尔兰和英国的考察之后，选择了美国作为自己下一个考察的对象，历时达九个多月。托氏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考察对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美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在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在上卷中，作者主要对美国地理状况、社会状态、政治制度进行了个人色彩颇浓的介绍，其中不乏对于美利坚大地上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大加赞赏。《民主》一书的第二卷则完成于1840年，距离第一卷的出版已经有了整整五年。在这卷里，托克维尔显然没有了五年前那种对民主的极度推崇和“吹捧”激情，换言之，他开始意识到民主、平等都有其不可遮掩的劣根性，必须要施之以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所以，托克维尔在第二卷中着重以美国为背景，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解剖，分析民主对美国各个阶层、领域的广泛影响。同时，托氏对平等的解构也显得颇为独特，特别把平等状态易形成专制的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在托克维尔眼中，美国既是一个民主社会，又是一个司法触角无处不及的社会，甚至这里“出现的所有政治问题都或迟或早地将作为司法问题来解决”。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是一种最为中立的权威，而平等的身份和观念无疑

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这不仅因为两造仲裁的司法活动几乎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因“人心不一”而产生纠纷的最自发的手段，而且平等还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其他人的身份特权，不论是总统还是普通公民都应当面对面、平等地接受权威第三人的裁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基督教末日审判和救赎学说同样宣扬了平等的信念。在但丁（1265-1321）的《炼狱》中，教皇皇帝与农奴土匪们在一起受难，区别他们命运的唯一原则是依据个人罪过所给与的不同的惩罚[2]。欧洲过去的几百年间，贵族、僧侣、国王之间的斗争为平等的渗透打开了渠道，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民主才第一次较为彻底地实现了平等这一久远的理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美国将平等推向了“极限”。人们拒绝隶属与服从，“他们只臣服于上帝”。对平等的追求，甚至是敢把皇帝拉下水的“变态爱好”，使团结变成了一件不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自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地位。而司法权恰恰最依赖于公民个人的努力，因为它必须等待当事人把案件提交到它的面前才能实施；另一方面，在各种公共权力中，似乎也唯有法院能够满足这份平等的自负，因为只有司法权的启动装置掌握在个体手中，当事人一经提起诉讼，法院就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对其主张进行回复。平等让人们更为关心自己的利益，当认为遭受损害时，法院便成为他们要求纠正“不公”的最直接途径，即便有不利于其诉求的现行法律政策，也无法压制追求平等所激发的主动性，因为虽然他们尊重权威，但却从不心怀敬畏。这似乎才是美国法官拥有其他国家法官无法比拟的政治权力的社会根源。托克维克在比较美国法院和巴黎最高法院时指出，“当巴黎的最高法院驳回政府的法案或拒绝为政府的法令备案时，或当它本身传讯一个被控渎职的官员时，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司法权在发生政治作用”，在美国却看不到此类事情，因为消极被动性是美国司法权的最重要特征。然而在这里，司法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拉上了政治舞台”，当不得不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政策进行判定时，又被迫分享了某些超越立法者的权威。这种矛盾性也许正是作者所谓的“一个外来者最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从美国的司法特点和程序上看，美国的法官“好像只是偶然干预公共事务”，但事实上，“这种偶然性却是天天发生”。难怪在美国人权运动的历史中，大多数有关权利保障政策的改变最先发生在法院而不是议会。

当然“民主”并不总是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民主社会，也往往会使得个人

放弃理想，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过分追求私人利益，自然也会导致权力的集中。这有可能使得民主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和民情，很可能变成“受驯化”的“牧羊人—羊群”社会，每一个人都极差自私，追求自身的私利，不关心公共利益，结合很可能导致“平等的专制”。正如托克维尔花很大的篇幅讨论民主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也花同样的篇幅讨论民主的潜在危险和灾难之处。

下面让我们谈谈这本书对于我们国家有何借鉴意义。

当下的中国，我们正在处于急速转型的今天，思考托克维尔的问题，回顾托克维尔的分析思路，感受托克维尔的智慧美玉，思考中国的政府治道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托克维尔是带着“法国问题”，站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考察美国的民主。可以说，他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既是对于他所在的法国问题的一种理论上的回应，也是对于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的深入、超脱和智慧的观察与思考。

读轮美国的民主有感 篇2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 而且, 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 “美国是上帝的坩锅, 一个伟大的熔炉, 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 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 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 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 聚集在一起, 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 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 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 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 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 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 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 认为个人竞争, 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 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 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 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 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 上帝将会惩罚人们, 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 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 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 “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 提到高踞政府之上, 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 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 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 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 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 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 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 “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 从而消失了自己, 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 积极适应北美大陆, 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 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 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 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 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多元文化必然带来各民族间的分歧, 而国家的稳定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于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美国得以上演:由自由独立的十三个州的代表坐在一起, 起草复杂的纵横制衡机制, 构建照顾人民权利和州权的立宪国家, 然后和平地说服一个个州投票认可——在增加了确保人权的修正案后。这几乎就是在历史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上演活生生的“订立社会契约”事件。

二、美国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 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 使联邦政府一无钱, 二无兵, 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 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 时年55岁, 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 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 当时已是81岁高龄, 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 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 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 毕业于新泽西学院, 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 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 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 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 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 年仅30岁, 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 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 《邦联条例》通过不久, 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 这些人才华过人, 富有创造精神, 思想敏锐, 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 熟谙法律, 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 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 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 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 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 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 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 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 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06年, 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 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 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 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 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07年5月, 他们到达弗吉尼亚, 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 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20年, 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 (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 , 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 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 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 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 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 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 因为, 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 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 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 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 所以, 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 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参考文献

[1]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王昭.实用主义在美国文化中的价值体现[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2, (7) .

[3]贝拉.宗教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正当性[M].134-135.

[4]孙仲.美国政治中的理想契约[J].浙江学刊, 2002, (3) .

[5]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美国的 “隐形民主” 篇3

事实上，诸多研究指出，一些处于民主化的进程之中的转型国家，往往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由此也会引发国际危机。业已过世的亨廷顿教授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这个重要的命题，即民主转型往往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另有学者则认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民主选举的过程中，由于精英经常未能适应政治变动，在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很可能通过国际冲突来寻求狭隘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张选票并不能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那么，美国人又为何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那张选票呢？

一般认为，只有选民积极参与到选举之中，才可能更有效地发挥民主选举的作用，即作出一个最佳的决策，形成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所以，为了尽可能地维持社会公正，促进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的实现，参与率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最佳办法就是选民直接选举。如果以参选率为标准，美国当前的民主选举，其质量和效果明显越来越差，因为选举率一直在下滑，可见老百姓似乎越来越看穿了政客的官场把戏。犹如笔者问及拉美裔房东为何不去投票时，他激动并愤怒斥责：“这些政客没一个好东西，为何要去浪费时间！”

当然，在出现9.11等大事件后，美国老百姓对政府和政治的信任度往往又会爆棚，从而彰显出一种“团结在国旗下”的效应。多年来，美国政府不辞辛劳，在全球开展反恐战争，但事实仍表明，基于各种借口发动的战争，或许对美国自身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显然，老百姓对于政府信任度的增加，并未是直接认可政府所为，而是认真履行了其职责，维护了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较之于欧洲和澳洲的选举而言，美国的参选率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尤其欧洲的参选率经常保持在70～80%的高水准。美国的参选率为何一直下降，确实有很多技术上的原因。比如，由于美国的制度设计规定，选举日一般设在周二的工作日，这让老百姓极为不爽，因为在工作日参加选举，至少得浪费一天，而这会影响全勤奖；各州的选举注册和程序，也极为复杂，比如纽约州规定选民需要提前注册，但老百姓经常搬家，很多人不愿意费神。凡此种种均表明，复杂而冗长的选举程序，包括选举时经常要排队数小时，才能投下所谓庄严一票，这些都让斤斤计较的美国人十分不悦，索性干脆不参与，让政客自己玩儿去。

技术原因当然不可忽视，但有人指出，老百姓不喜欢去投票，并非技术原因，即使提供最好的条件，他们仍然是不喜欢政治的，他们不喜欢在这种争吵声下公开形成决议的程序。所以，民主的实质，并不在于参与人数的众多，而在于参与的人必须真正欣赏民主，关心政治和权利。这正是隐藏在低参选率之下的美国“隐形民主”。正如笔者的纽约语言伙伴所言，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为何要选某人，仅仅是因为他那天带了一条漂亮领带，或者他夫人那天很漂亮等无厘头的理由。“隐形民主”的价值，在于批判了仅仅以高参与率来衡量民主的价值，并认为美国老百姓看重的是在生活中民主的体现，价值的遵循，以及利益的保护。

民主的实质在于一种权利的意识，即权力的行使受到诸多的制约和限制。纽约地铁破旧，但只要它还能正常运行，地铁公司就几乎不可能争取到额外的拨款。而联邦政府却可以因为增加预算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关门大吉，这是一个让美国人实实在在感到痛恨的讽刺。笔者的观点是，“隐形民主”抑或“参与民主”，均是反应了不同的实践形式，效果如何，取决于权利意识和权力约束是否真正落实。

《论美国的民主》读书体会 篇4

——《论美国的民主》读书体会

何为美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回答的，而托克维尔仅在美国呆了九个多月，就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这是何等的不容易。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主要讲了他对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建立一个新世界，必须有新的政治理论，而这个政治理论就是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正如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这也揭露了 《论美国的民主》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贵族制度必然衰落和平等与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书的上册通过对美国地理、种族、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联邦制的优点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方面阐明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册则是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并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类似问题作了对比。此书最可贵的在我认为是在当时的出托克维尔对当时美国的民主制度体制进行了辩证的剖析而非盲目追从。以下谈谈我对美国民主的几点认识。

一．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原因

美国的民主表现在多方面，包括身份的平等、公民的自由精神和自由理念、公民的民主精神、民主理念。“美国人的身份平等是在其他国家难以见到的。”“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能帮助它前进。”为何说它是“普遍和持久的”？托克维尔总结了有助于美国维护其民主制度的原因：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自然环境的因素很直观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可实现性的要素。美处两大洋的包夹带，与外界甚少来往，美国国家的形成和大规模的移民有着直接的联系，是移民而成的大杂烩大熔炉般的新国家。在当时作为新大陆的北美洲，其社会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等级有序的社会结构，人们天生就有极其强烈的平等意识，且加上彻底的独立战争的洗礼，新组成的群众团体有共同经历还有共同的民主自由的呼吁和拥护的政治表现形式，如此背景下地美国民主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甚是约定俗成的。而法国的革命在19世纪仍还处于启蒙性运动和不彻底的改革阶段，临近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等封建王朝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长期深受欧洲“贵族为圣”的阶级利益和封建统治影响，阶级分明且有序的社会结构也抑制了平等的可能性。民主起立点不同正是作者所要告知我们的，也表达了托克维尔的呼声是基于本国国情而并 非照搬美国的制度。这也让我想到我国在国家形成方面与美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依赖于氏族的血缘关系而得以存续，世袭理念延续千年，类同于“君权神授”的欧洲文明思想，氏族的条框始终没有被彻底打破，且中国一直维持着大一统的传统以及金字塔形的一元多级的结构，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结构之下，民主与自由绝非易事。

二．美国民主制度中的地方与中央权利均衡

托克维尔还指出：“美国公民自由、平等理念的根源是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于实行自治，乡镇作为次级的行政单位，拥有这种自治权无疑促使了公平、自由理念在美国的萌芽与发展，美国民主制度的雏形是新英格兰乡镇制度这点无可非议，且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乡镇制度思想的影响使得群众基础相对强从而革命愈能胜利。乡镇自治制度与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巩固国家统一稳定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基于美国社会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地方拥有较多的自治权，托克维尔认为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顺序应该是：乡——镇州——联邦。在美国社会，阶级冲突并不强烈。“社会各个阶层开始混合起来，使人民相互隔开的一些屏障接近捣毁，财产逐渐分散为多数人享有，权利逐渐为多数人享有，教育日益普及，智力日渐平等，社会情况日益民主。最后，民主终于和平地实现了它对法制和民情的控制。”在说明乡镇自治在美国的可能性之余我们还可以可以探究到，阶级冲突愈是强烈的地方，人们之间在财富乃至在身份上的不平等性愈加凸显。

三、“法”的精神与三权分立的分权与制衡 “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那些人。”法制在美国对民主的巩固大有脾益。美国人极其爱他们的法律，公民能依据法律对不同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也可见民主与法律的深入人心。再看到美国的行政制度，行政权在美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美国的制度试图缩小行政权威的影响，而把权力分给社会上的许多人去掌握，从而达到权利均衡且又不涣散。只存在政府集权而不存在行政集权，联邦政府并不干预各州政府一般事物。托克维尔极为赞赏美国的分权制度，“虽然欧洲各国普遍都有分权，但美国的分权带来的实际效果最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政治效果，使每个美国公民产生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感，公民在祖国那里找到归宿，祖国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美国宪法与体制约束力极强的三权分立主要是来自权力内部之间的相互制衡。托克维尔提及“他们”规定了权力分享的原则与“控制与反控制”的制度，“清楚地认识到„„除了人民的权力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执行权力的当局。这些当局虽不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而既要被迫服从人民中的多数的一致决定，又可以抵制这个多数的无理取闹和拒绝其危险的要求”。托克维尔注意到司法权的独立性，但这个独立性是有限制的，因为法院只能在审判当中抵制违宪的法律，但是可 以我们可以看到司法权的独立是美国三权分力机制的重要保障，行政权在美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美国总统虽拥有强大的行政实权，但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受到各方牵制，限制总统的权力也是三权分立制度得以良好实施的关键之一，总统的弹劾制度也使得整个三权分立体制变得更加完整。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渊源虽来自法国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但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效果甚微，效率不高。

四．美国民主体制不足：极端自由下导致的多数暴政

“美国的民主往往不够成熟，但法制的总趋势是向善的。民主政府的毛病马上即可发现，但其优点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是有利于人民，而民主始终代表的是大多数的人民，政府的行事思维归更易倾于民意，虽然人民可能有错误的判断和选择。任何民主制度都难免有缺陷，极端的民主导致专制和暴政。美国民主政府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缺失防范暴政的措施，再加上行政权力的集中以及地方政府权力相对自由，整个民主政府有山崩离析的危险。民主政府跨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暴政和管理不当，集外因与内因于一身而非它自身的软弱无能。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的“暴政”表现，首先反映在舆论的统治方面。“多数既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又拥有也几乎如此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可以说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对于美国总统选举和连任制，托克维尔称总统选举制度而责连任制，认为连任制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是对托克维尔观点的实证。对于陪审制度的政治作用，托克维尔把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看成是免费的学校。这个学校向人民传授治国的艺术，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然而这种影响和作用并没有遏止“多数的暴政”下的私刑。

五、本书的写作目的:为法国民主制服务

从《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对待事物高度的辨证精神。虽然，托克维尔高度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并不是绝对的信任，因为任何民主制度都难免有缺陷，极端的民主易导致专制和暴政。然而，与法国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更优，更能体现人身份的平等，托克维尔正是通过美国这扇窗户为法国找到一剂良方，其真正目的是借鉴美国民主制度来完善法国的民主制度。

托克维尔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国度是美国。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制度所采用的方法无疑是两大方面：比较和借鉴。虽然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是最好的民主国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美国民主制度来发展法国的民主制度，其根本目的是立足于本国，托克维尔对法国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正如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人的爱国心时发出的感慨，这完全是出自民情，同时也表现了托克维尔本人对自己祖国强烈的爱国心。

我们必须向托克维尔表示尊敬。在他那里，一种真正现代的思维方式已经达到成熟。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和对历史进步的幻想，而是带着一点怀旧的情绪 ——不断试图回到古希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罗马，但试图面对的是当下的危机。这样，思考的结果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更进一步地推进了现代性本身。

托克维尔在书中总结了一点，美国之能维持民主制度，应归功于其地理环境、法制与民情、但法制重于地理，民情重于法制。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发展现状，中国的民主之路由此书可以借鉴的制度与思想的精华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说，需要剖析着尝试下去才可有“药效”。如今所言的法制社会、民主意识已经不断发展，人民的参政议政热情和认知观念也在不断提高，尚法观念以及自由主义也被大多数人所推崇。只是我们仍需要思考，在一个人口众多，受传统文化悠长影响环境下的中国，可否有更有效的行政体制和法制制度的突破和改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改革仍要摸索着前进，希望改革能使得民主集中制度的民主更加凸显作用，使得集中更加符合民意。

六、经典词句

1.“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讲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走向民主之路的困难。

2.“我所说的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好像差不多接近了它的自然极限。在那里，这场革命是以简易的方式实现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我们进行的民主革命，就收到了这场革命的成果。” 说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很轻易就成功。

3.“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也会像美国人一样，达到身份的几乎完全平等。但我并不能由此断言，我们有朝一日也会根据同样的社会情况必然得到美国人所取得的政治结果。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惟一形式。但是，产生法制和民情的原因在两国既然相同，那么弄清这个原因在每个国家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最关心的所在。”

4.“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

5.“民主政府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是最能使社会繁荣的政府”。“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 福利将大为普及，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 民主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但也有种种缺陷。

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篇5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使联邦政府一无钱,二无兵,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时年55岁,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当时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年仅30岁,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邦联条例》通过不久,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这些人才华过人,富有创造精神,思想敏锐,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熟谙法律,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5月,他们到达弗吉尼亚,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因为,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所以,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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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统大选看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 篇6

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在北京时间11月7日落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第57届总统。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此次大选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呈下降趋势。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普世价值观受到质疑，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政治制度腐朽衰落的特征日益显现。此次大选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更是为美国推进海外民主和人权外交蒙上阴影。在新形势下看清美国大选本质，需要从以下三大方面理解。

美国选举制度和运作确保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选总统

首先，美国独立后，逐步确立了以保护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和与之相关联的政党制度。概括起来就是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政党为单位组织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当选、由选举人选举总统的制度。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也是以这—制度作为规范的。我们从上述角度分析一下美国的这种选举制度，首先，由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政党为单位组织选举，无法摆脱政党纷争的“顽疾”，所产生的代表也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选民人数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个组织来组织、动员选民，在这种背景下政党开始出现，并逐渐把动员日益增加的选民作为获得权力的手段。1800年美国成为第—个组建初具规模的全国性政党的国家，并开始通过选举将政权从一派转到另一派手中，两党制日趋制度化，形成了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主张的两大政党—一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般而言，民主党的力量核心主要是“少数民族、劳工阶层和各种族群的联盟；共和党更多地从大学毕业生、收入较高的家庭、专业人士或者商人那里获得支持”。这种制度有利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控制选举，排挤其他小党，左右选民投票倾向。

其次，竞选资金是赢得总统宝座的最基本条件，广大中产阶级和贫民的真正代表不可能当选总统。总统候选人把筹款当做头等大事，并把金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谁占有更多资金，谁就占据优势。资金短缺的候选人往往在初选中就被击败，有人说美国总统当选是靠金钱托起来的。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两位候选人共筹得将近10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其中奥巴马向支持他的320万名捐助者筹得高达6亿4100万美元的经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以投票率计算，平均每张选票的价值将近8美元。相比之下，2004年每张选票只值5.5美元。据人民网今年3月报道：2012年，美国将迎来史上最烧钱的大选。美国媒体估计，今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体花费将达到创纪录的60亿美元。这个数额比东非国家卢旺达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美国的政治捐款愈演愈烈，选举成了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选举严重脱离人民此选举严重脱离了人民，两党候选人与选民的接触交流服从竞选策略需要，政策宣示和打民意牌的目的都是为了捞取选票，赢得大选。极其复杂的选举规则和程序为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赢得大选布下多层保险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劳动者难有作为。各州各异的法律限制剥夺公民的选举权。美国人民经过近200年的长期抗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赢得普选权。因选民登记手续繁难，至今仍有部分选民没有选举权。另外，奥巴马和罗姆尼口头上都表白为国家和人民竞选，行动上却始终把赢得大选放在首位，对当前急需解决的降低失业率、减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等问题，多的是相互攻讦，少的是有效的举措和对策。同时，美国国会成了共和、民主两党争权夺利角斗场美国的民意机构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2011年8月24日，美联社发表的民调显示，美国国会的支持率下降到12%，总体来说，87%以上的人不支持国会的表现。2012年1月16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新闻网公布的民调，84%的美国人不赞同美国国会的表现，支持率只有13%。100多年来，投票率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均在63%以下。当选总统所得选票仅占适龄选民的40%以下。

选举制度腐朽，已不适应时代的实际情况，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选举制度的改革动力不足，步履维艰，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脱节。制宪者200多年前创立选举人制度意在维持总统与国会、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权利平衡，保障人口稀少的小州的权利。当时，政党政治尚未现身，竞选活动规模小，运行方式与现在相比也大相径庭。面对选举的严重缺陷，选民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呼声强烈。改革选举人制度和废除竞选中的政治捐款的要求尤为突出。但废除政治捐款改革，因最高法院裁定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而被扼杀，其他改革也因事关美国根本民主制度，难以真正启动。

其次，选举对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作用有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长期积累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贫富两极化越来越严重，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被两大政党滥用，成为内斗工具。

第三，选举结果往往难以兑现竞选承诺、体现选民诉求。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下，政治、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只能在国会参、众两院简单多数、甚至三分之二多数和总统达成共识、取得一致后才能实现。目前，两党立场迥异，时常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和选民利益之上，致使一些事关国家发展和选民利益的关键性议案胎死腹中。美国两党严重对立、党派利益至上理念愈演愈烈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在它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自我限制、自我破坏的腐朽特征。这种特征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下不会自动消失。

其实，为了限制富人操控总统选举，美国法律以前曾规定，个人向总统竞选人捐款的上限为2500美元。但这个规定却因著名的“公民联合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而改变。这一判决结果，意味着对政治献金的限制被取消。可以无限额地为特定总统竞选人融资助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也随之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大选变成了彻底的、公开的“金钱选举”。“金钱选举”公开化使富人可通过手中的金钱来控制总统选举从而控制美国。目前，美国已注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有363个，直接参与竞选广告投放的非营利团体有14个。其中，仅仅是共和党的同盟者美国商会这一个组织在最高法院刚刚开启大门后，就为2010年的中期选举投入了3000多万美元。

其实，剖析美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背离了孟德斯鸠、洛克和托克维尔等西方民主思想发展者的理想的“金钱选举”，其大行其道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美国社会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有产物和必然产物。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总统竞选时对于竞选捐款、筹款等就无矩可循，当时的美国民主政治也被人们调侃为“股权政治”“富人政治”。在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声中，美国国会迫于压力，终于在1907年通过《迪尔曼法案》，明确禁止银行、企业在联邦级别的选举中进行政治捐款。1910年，又起草了《联邦腐败行为法》，要求对政党进行监督和财产申报。1925年，美国国会又通过《联邦腐败行为法》修正案。而到了1947年，通过了《塔夫特－哈特利法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国会又多次对《联邦选举法》进行修改。但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联邦选举法》虽然对正规筹款限制很多，却有意无意留出了不少灵活空间。对那些用于行政开支、旅行费用等选举中的所谓“非直接项目”，公司、工会和个人不仅依然可以随意捐款，竞选团队也可以自由开销。

“金钱选举”是由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怎么监管也无法根治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候选人为了赢得总统大选，不得不四处筹款，尤其是要讨好那些身价不菲、影响力巨大的富人。而赢得总统大选后，就必须给予较好的回报，回报方式包括召入内阁、派驻条件优越的国家任大使以及制定有利于捐助者的政策等，这就是西方民主的“钱权模式”。这种“钱权模式”导致总统大选后权力向金钱倾斜。

“金钱选举”越来越大行其道使得富人们彻底控制了美国。《时代》周刊评论指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其经营的政策和候选人，同时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本化越来越严重，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社会。而富人则通过控制总统选举控制美国。

美国联邦预算改革中的权力与民主 篇7

公共预算, 是政府财政正常运行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预算”定义为主体在潜在支出目标间进行选择, 其实质为配置稀缺资源。与此同时, 预算也意味着平衡, 是一个决策制定的过程[1]。“公共预算”具有一般预算的许多特征, 但又区别于家庭和商业预算。

(一) 公共预算具有多样的行动者。

出钱的人希望决策者在花他们的钱时能有可靠性, 就会要求决策者在财政年度开始前就做好预算, 并出具预算文件来向公众解释他们的钱何去何从, 其作用就是将政府的支出限定在政府可能获益之内, 用以防止财政透支, 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二) 公共资源不具有排他性。

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行动者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必须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力。美国政府必须在约定好的预算法律或制度安排下决策和分配公共资源, 若想争夺预算权力就必然会导致公共预算改革。在群体社会里, 公共预算改革, 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预算作为联系公民与发展中的国家的新途径, 以维护可行的代议民主的问题。预算本身也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民主机制的支撑, 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载体的功效。

二、美国预算制度变迁中的权力与民主

预算是权力的体现, 民主的重要载体, 其改革的动机之一便是通过改革打破原有权力的结构化安排。众所周知, 美国———世界上民主法治建设最为完善、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 其公共预算体系非常完善而规范。美国的预算制度从开始建立到逐步完善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一) “零星预算时代”。

美国的联邦预算系统在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案》通过才正式建立。政府的公共职能是零星的, 导致公共收支管理也是零星的。内战是总统开始与国会争夺部分支出决定权的催化剂, 它导致了国会预算过程的结构性转变。内战后为了减轻众议院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工作负荷, 参议院和众议院在1867年和1865年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拨款委员会, 收入与支出的管辖权限处于割裂状态。19世纪70年代, 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获取50%的拨款法案控制权。南北战争引发了国会内部预算权力的分散化。在此背景下, 总统要求从国会中获得一部分预算管理权。但是由于国会在公共预算的控制权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 总统及行政机构的权力根本无法与国会抗衡。

(二) “预算进步时代”。

在公共预算改革的推动下, 国会与总统关于预算控制的权力之争已达到高峰状态, 进入到“预算进步时代”。在此阶段中, 行政预算的新引入, 使得总统和行政部门在预算系统中所占有的控制地位逐渐提高。“进步时代”预算改革者们使政府的合法性得以回升, 让政府变成一个负责任的“阳光政府”, 改变了预算改革前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由国会主导的局面, 预算权力的中心开始向行政部门转移, 从而使得公共预算领域真正实现了“美国式”民主中的权力制衡原则。

(三) “行政主导预算时代”。

1921年通过和执行的《预算与会计法》标志着联邦治理的一个重要转折[2]。该法案的颁布使得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预算博弈发生了结构性调整, 为预算权力向行政部门倾斜和行政主导预算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新的预算程序中, 各机构必须向总统递交支出估计, 经过总统汇总并审查后形成总统预算, 并在特定时限内呈交给国会, 新程序禁止各机构直接向国会提出预算申请或在预算事务上与国会发生直接联系[3]。在1921年至1974年行政主导预算期间, 行政部门相对于立法部门占优势地位。但在这一时期, 预算权力的分配走向了一个极端———行政集权。这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4]。

(四) “平衡预算时代”。

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 行政集权下的美国处于严重的民主危机之中。其结果是导致了《1974年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案》的出台[5]。该法案的出台可以明显看出, 立法部门在与行政部门的博弈中, 总统的权力受到约束。一是在扣留控制程序中, 撤销和延迟两类扣押须向国会提案, 由其通过决议方可生效。二是除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以外, 国会内部组织也进行了部分性的重组, 国会的预算权力得以实质性提升。三是国会的新预算程序整合了其预算过程和权力, 约束着其预算行为, 解决了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下的预算授权与拨款问题。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预算权力的博弈中, 预算权力的分配无论在何时都显得太过极端, 它都会朝着更平衡的方向回摆[6]。在这一阶段, 立法与行政之间相互制约, 并通过制约达到一种政治上的均衡, 是美国总统预算与国会预算共同作用的时代。

(五) “多元预算时代”。

到20世纪90年代, 多元预算模式———这一新形式在美国诞生。传媒、基层单位和管理者、社会群团等, 原游离在公共预算实质性过程外的部分行动者, 开始采取多种途径, 不同程度地涉足公共预算。作为克林顿时期“再造政府”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 新绩效预算模式得到强大的支持和不断的推广。这种模式着重于美国联邦政负有充分利用资源而达到项目目标的责任。与此同时, 该模式要求政府部门应制定计划, 并考查计划的实施状况, 进而根据其考核结果来决定是否进一步拨款, 最后还需把绩效情况向国会和公众公开通报。这一阶段标志着国会对于行政部门所扮演的“监督”角色, 逐步转向“绩效”与“结果”。新的权力结构模式体现出一种更为平等与民主的预算模式[7]。

三、结语

纵览美国预算制度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 基于美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政治结构、管理模式、法治理念及经济发展的差异, 美国预算法律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为基础的“美国式”民主和程序规范的特点。不同时期的美国预算制度改革都是建立在美国宪法制度框架下的, 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与分权制衡原则。主权在民原则是指政府的信托责任需不断提高以满足公民的要求, 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预算的管理制度革新之中;而分权制衡原则是在以国会与总统分别为代表的立法组织与行政机构间的公共预算权力的博弈, 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预算立法过程之中。美国预算制度改革要求政府应不断提高公共预算资金之使用效率, 同时提升行政机构的预算权力, 以体现民主性。

摘要：公共预算不仅是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 在本质上还离不开政治属性, 是纳税公民优先性需求表达的民主载体。在美国的预算进程中, 改革者们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预算权力的博弈中, 始终以权力制衡和主权在民为基本原则带领美国预算制度朝着更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本文将美国的联邦预算改革分为五个阶段, 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预算制度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制衡及其对美国预算民主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公共预算,美国预算,权力与民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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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从美国到海地的距离 篇8

美国学者福山曾将美式民主制度奉为历史的终结者，认为不会再有比它更先进的制度出现。这也是美国政界的共识，于是输出民主，使之成为普照全球的明灯就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然而，历史是否果真都拜倒在民主的石榴裙下？现实似乎并未给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抛开纷繁复杂的伊拉克问题不说，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美国后院，看一看拉美岛国海地的民主化进程及美国在那里的所得，这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启示，但愿也能给美国带来点什么。

民主在海地的挣扎

海地于1804年宣布独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现行宪法规定海地是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三权分立是其神圣原则；国家主权属全体公民;公民可直接选举总统和立法机构成员。但时至当今，民主在海地依然处于苦苦挣扎中。

1957年军阀杜瓦利埃上台，后分别经“公民投票”成为终身总统和世袭总统。1980年小杜继位，后又以“99.98%的赞成票”被确认为终身总统，但此时的民怨已演变成反政府武装活动。1986年1月，在示威浪潮和总罢工的威胁下美国敦促小杜提前下台，海地随即建立军政府。杜氏家族统治时期不足 600万人的海地竟有十多万被枪杀、拷打、拘押或流放，他的尸骨死后也被民众挖出当街敲打以示庆贺。1987年 3月，海地以99.81%的赞成票通过新宪法，并决定于同年举行大选。但选举日当天选民遭暴徒袭击，死伤不计其数，投票被迫中止。美国立即冻结了对海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警告军政府尽快重开选举。但怂恿暴力活动的军人独裁者干脆直接当政，直到4年后代表贫民利益的阿里斯蒂德击败美国支持的马克·贝森，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海地才恢复平静。

1991年9月29日，海地军方以“结束独裁、恢复民主”为由发动政变，刚任职几月的阿里斯蒂德被迫流亡美国。1994年国际社会开始对海地实行经济和军事制裁，美国也参加了行动，但基本保持低调。克林顿派出了前总统卡特、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和参议员纳恩前往海地，同叛军直接对话。进行到最后一轮时，美国入侵部队已从空中和海上向海地逼近，阿里斯蒂德在美国的保护下重返太子港。

由于宪法规定不得连任，更由于美国的警告，1995年阿里斯蒂德决定暂离政坛，养精蓄锐，将政权移交给大选获胜的同党密友普雷瓦尔。这是海地历史上首次实现政权和平过渡，阿氏为此得到多项国际勋章。普雷瓦尔上台后积极与美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但强行实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海地贫富分化，群情激愤，国内稳定受到威胁。2000年的大选又开始了，但暴力再度接踵而至，警察逮捕了大批反对党候选人和活动家，但对采用暴力手段的执政党支持者则听之任之。阿里斯蒂德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在其后的三年任期中，海地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反对派逐渐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倒阿武装不断发难。2004年阿里斯蒂德乘坐美国飞机流亡中非，海地再次进入临时政府统治阶段。

民主输出的副产品

综观海地的政治历程，各个阶段都可以见到山姆大叔的熟悉身影，只不过有时是讨伐者，有时是赞助人。美国为何如此热心？口头上说利人利己，而归根结底现实利益才是其利他言论的根本依据。可是时至今日，这种输出民主的努力无论从推广者、接受者还是旁观者的角度来说，都不能算是一场成功的试验。即使单纯站在美国的位置上看，输出民主也给其带来了许多事先未曾预料或者不愿正视的副产品。

空壳的愚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并不能掩饰其质量上的恶化，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海地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有的民主基本要素一样不缺，但200年的历史上政权更迭几乎全部通过暴力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作用从未得到有效发挥。在海地军人或当权者保有不受政治监督的特权，反对党的竞争空间受到压制，公民在参政过程中经常遭受任意的逮捕或暴力侵犯。这里虽已实行民主，但因为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自由宪政对中央权力的制约，民主就会倾向于滥用权力。美国为了海地的民主化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有些举动也不能不说更多是出于非利益因素的考虑（如1977年卡特派特使到海地商谈改善人权问题），但海地的民主化却连最起码的安全稳定都难以保证，这在陷海地人民于水火的同时，也损害了美国上帝使者的形象，使人怀疑其动机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对美国在海地的人员安全、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造成威胁。美国对国际关系一个固定的看法是，富裕的邻居是最好的邻居，为了减少海地难民和毒品的冲击，他们需要海地富起来，但是通过输出民主似乎难以奏效，而美国在海地的资金援助和经济投资也往往因战乱而竹篮打水，给美国相关企业造成损失。这些结果只能在输出民主的源头上找原因。

善变的代价。美国的民主输出受利益主导，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缺乏一致连贯性，这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对美国来说，谁在海地执政显然比其当选方式更为重要。杜瓦利埃时期，所有荒谬的决定都由所谓公投通过，据说当时警察到家里抓人，连在街上看热闹的美国游客也被拉去投票，而他一个人就投了15次。难怪独裁者在选票榜上会这般得民心。可如此滥用民主的暴君依然是美国的朋友，因为他听话。阿里斯蒂德虽为民选，但历届美国政府均不满于其不合作的态度，而倾向于支持政变夺权的军政府，只是由于它过于妄自尊大，美国才不得不痛下狠手，但仍留其生路。不管独裁者还是民选总统，都可以乘美国飞机逃离险境，因为这都是美国的需要。利益至上本无可厚非，但因美国把推广民主上升到尽人皆知的战略高度，如此的善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输出民主理念中的真诚成分，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道德信用，也加大了具体操作时的困难。

矛盾的诅咒。美国的民主输出主要采用非民主手段，这既不道德，也很危险。武力输出民主可以推翻独裁政权，却难以换来民众对侵略者的拥戴；经济制裁可以制约军政府的统治能力，却同时也陷民众于水火之中；自由市场模式可使西方繁荣昌盛，强加给海地却只能带来破产败落。外来力量能够改变的只是领导阶层和决策模式，但不会迅速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使用非民主方式推进民主时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海地的轻工业曾有起色，但多年的制裁将它推回原点，私有化更是彻底摧毁了海地赖以生存的农业。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海地的稳定发展，同时也换来了对美国的怨恨和抵触。

压力的困扰。虽然道德屈从于利益，一直就是美国外交的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匮乏无力。对民主理念的推崇就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政府决策空间，使国家利益受损。美各届政府对待阿里斯蒂德的态度就是一例。因他是民选总统，所以对他上台后的强硬言论也不好直接发作，落难要允许他避难，对他借助国会挖克林顿的墙脚也无可奈何。阿氏非常善于利用美国的民主政体为自己服务，《华盛顿邮报》说他花费了730万美元游说国会，这笔钱对于80%都属赤贫的海地人来说不啻是一座金山，当然这钱也不是他自己的。尽管利益最终还要迫使美国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重新反对自己出兵出钱保护的民选总统，但也因此不断遭到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当年一些黑人议员就批评克林顿政府的海地难民政策有种族歧视色彩，而今更有人抨击布什跟海地那些政变者没啥两样。布什虽没有像前任那样向反对派妥协，但民主理念给政府决策造成的这种压力清晰可见，政府已难以摆脱其影响，而不得不将美国利益的一部分作为必不可少的成本，捐献给输出民主的努力。

现实的讽刺。民主国家是否比其他政体更易相处？至少部分现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独裁政权更有条件用强力保护美国在当地享有的排他性经济利益，其政权的维持更需要美国的支持也更容易尊奉美国的指令，美国的反共意图往往也更容易在他们那里得到共鸣。他们对内可能残暴，对美国却可能恭顺。这种倾向在海地非常明显。阿里斯蒂德以前的专制政府都很少跟美国闹矛盾，美国的意图可以得到更多的体现。但阿氏以民选总统自居，不仅不愿受控制，甚至试图利用民主政治控制美国政府。阿氏的这些做法并非个人性格使然，而是民选总统的职位赋予他的条件和底气，换了别人，程度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会让已经习惯于主宰对方的美国觉得难以相处。

对终结者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