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形象

美国形象（共10篇）

美国形象 篇1

德莱塞的《美国悲剧》描绘了一个贫穷的牧师的儿子克莱德, 为了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 不断地追求金钱、享乐, 最后堕落为一个杀人凶手的悲剧故事。在美国悲剧中出现了与克莱德有关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的理论基础上建构了他的人格系统理论, 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方面。在这些女性的身上体现着这三个方面的挣扎, 而她们的挣扎又与整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展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女性“美国梦”的破灭。

一.霍顿斯———物化的本我

本我是人们所有的热情、本能和习惯的来源, 是遗传本能和基本欲望的体现者, 它缺乏道德观念, 甚至缺乏逻辑推理, 唯一的需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自身。“本我的唯一功能就是尽快发泄由于内部或外部刺激所引起的兴奋, 本我的这一功能是实现生命最基本的原则。”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寻求欢乐和躲避痛苦是本我最重要的功能。

霍顿斯是在克莱德初次踏进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后, 第一个令他心魂摇曳的对象。霍顿斯的身上有着本我高度的张扬, 追求一种享乐主义生活。克莱德从一开始就知道“此人不过是某家大商店一个喜好风流的女售货员。她皮肤黝黑, 模样俊俏, 自以为了不起”, 他也反复告诫自己“结交的这位姑娘, 不过是飞蛾一般的庸俗人物。她不过是刚刚登上社交舞台, 发觉利用年龄相仿或稍大的男孩子去寻欢作乐或获取心爱的衣服, 既方便又合算罢了”。

“她一身俏丽的打扮……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像往常一样, 她表现出那种洋洋自得的神态”, 她的身上永远洋溢着充满肉欲的活力。克莱德“迷恋的正是这一切。她的手势, 她的身姿, 她的撅嘴, 无不充满性感, 令人想入非非”, 对于自小在宗教信仰强烈的家庭长大的克莱德, 他真正迷恋的是霍顿斯的青春、欢乐、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然而, 在这个实际上是由男人和金钱主宰的社会里, 自由对她如同虚无:她有自由、却没有目的。自由的手段是通过与男人调情获得金钱, 对于生活所有的热爱被物化为一件裘皮大衣或一个钱包。

当出车祸撞死一个女孩以后, “霍顿斯突然摸了一下脸, 意外地发现左脸颊和前额不但破了皮, 而且正在流血。她一想到自己的眉毛可能因为这场车祸永远地毁掉, 心里马上产生了一种恐惧。她是如此替自己担忧, 以致将同伴的不幸受伤、警察追捕的危险、小孩惨死、豪华轿车的撞毁, 忘得干干净净。事实上, 她除了她自己和自己的美貌可能被毁掉之外, 一切都忘记了。对于克莱德、斯帕塞、拉特勒和其他女孩子, 她根本没有考虑。此时他们算得了什么”。在万分危急的时刻, 霍顿斯唯一关心的是她自己的美貌。这个与克莱德同样身处下层贫困家庭的女孩, 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没有道德、宗教的概念。她依靠自己的青春美貌捕获男人的心, 目的是从他们身上得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饰品来打扮自己, 之后再投入物欲横流的生活之中, 周而复始。她的本我逐渐被物化了, 因而失去了最原始的生命力。

二.罗伯达———迷失的自我

自我是社会的产物, 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间者。自我遵循“唯实原则”, 它的作用即是调节“真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 每个人都有满足本能欲望的要求, 但社会又不允许本能的任意性行为, 自我就指导着人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法纪秩序, 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求满足本能欲望的方式, 从而使个人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与社会规范达到一致。

罗伯达“长得俊俏、富有魅力”、“富有人情味, 热情洋溢, 待人宽厚, 心地善良”。最重要的是, 克莱德敏锐地发现“她身上还洋溢着一种愉快和欢乐。它不仅有情感上的因素, 而且有高雅优美的肉欲成分。这未免使他吃惊, 尤其是他原先认为她是那么娴静、脱俗”。

这表明罗伯达的自我尽管压抑控制, 但本我的活力仍充沛淋漓地展现。“她的家境及其生活同克莱德无不相似……罗伯达的父母恪守传统道德和宗教教义———诚实、正直、敬畏上帝, 备受尊敬”, 形成了她对于道德、社会评价的恪守标准。另一方面, “她生性热情、敏感, 富于想象力, 长至十五六岁时, 脑中充满了有关形形色色的女人的原始的玄想, 认为不久的一天, 她的美貌或魅力必然会奇迹般的征服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一个或几个男人的心。她虽然在幼年和少女时代耳闻目睹着极度贫困, 但由于固有的想象力, 总是憧憬着美好的生活。也许将来有一天, 她能进入奥尔巴尼或尤蒂卡之类的大城市, 过着一种新的幸福生活”。可见她有属于自己的“美国梦”, 无法像父母一样在田间生活。

在与克莱德交往的最初, 她认为克莱德属于上层社会, “权势和经济实力实际上比她原来想象的大得多”, 这使得克莱德成为她心目中的罗曼蒂克情感的对象。在后来深入的交往过程中, “她的心里总离不开一个朦胧的想法……她这一切是在引火烧身;也许她还会弄得身败名裂”。当克莱德要求她献身于自己的时候, 她曾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和她出自本能的欲望形成了两股争锋相对的强大的力量使她摇摆不定。“一会儿, 她想让步、屈服于他, 可是在道德观念和社会风俗上, 她又觉得十分痛苦”, 她一直处于自我对本我不断的谴责之中。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爱情在女子面前显得最美, 因为她把全部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 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罗伯达最大的悲剧在于, 她把实现自己梦想的所有筹码都压在了与克莱德的爱情上。“她的未来已经完全依赖于克莱德的旨意及狂想了, 所以她常常向他献殷勤并百般地恭维他, 处处为他提供方便。确实, 按照罗伯达对生活秩序的看法, 她已属于克莱德了, 而且仅仅属于他的人了, 就像任何一位妻子属于他的丈夫一样, 做其丈夫希望她所做的一切”, 未婚先孕的母亲不为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纳, 社会偏见和内心固有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观念, 消磨了罗伯达自我的意志力, 在爱情的悲剧中迷失了自我。

三.桑德拉———成功的自我

桑德拉是克莱德求而不得最后导致其走上歧途的女子。克莱德“感到所遇到的这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姑娘, 对他来说, 是上流社会所具有的全部意义的化身”。

桑德拉是名门淑媛, 第一次遇到克莱德的时候就对他很有好感, 但得知克莱德贫苦的出身与她并不相称, “脸上露出了非常惋惜的神色”。其实最初桑德拉钟情于克莱德的哥哥吉尔吉伯特, 但是“吉尔吉伯特对她很冷淡, ……他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而这对爱好虚荣、自视甚高的桑德拉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她不能原谅他”。出于这个原因桑德拉想扶持与吉尔吉伯特酷似的克莱德, 并与他发生异常罗曼蒂克的恋爱关系, 使克莱德鸡犬不宁进而报复吉尔吉伯特。

在交往的过程中, 桑德拉也的确爱上了克莱德, “这不仅是因为他足以大大满足她的虚荣心”, 更重要的是她“热切希望能够有克莱德这样的年轻人, 生得漂亮, 出身又是上等, 并经她一手调教”, 桑德拉的英雄梦想就是亲手塑造一个成功的男人。当克莱德要求她与他私奔的时候, “在一段时间里, 她的眼光表明了她本人的愿望, 甚至是她的决心, 决议按照克莱德的建议去做———离家出走, 让她那炙热而纯洁的爱情引发一场热闹非凡的乐趣……”, 但是转念想到自己现在的生活地位, “刚才那种大胆冒险的喜悦神情在她的眼里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她那一贯注重实际与物质的品格”。在与克莱德相爱的过程中, 桑德拉的自我意志强有力地控制着本我的欲望, 使本我按照道德标准和上流社会的准则行事, 追求一种利己主义的生活。

当她最终知道克莱德杀死了人, 桑德拉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这样一件事……克莱德在大毕腾湖杀害了一个姑娘, 他被捕了, 被抓走了, 而大家, 至少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都知道她有意于他……”。在桑德拉清醒之后, “她央求朋友和所有人不要疏远她, 别把她晕倒、大哭的事说出去, 省得人家风言风语。她一直在想,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怎样才能把她写给克莱德的那些信拿回来……万一这些信落到了警察手里, 或是在报纸上登出来呢?……在她年轻的一生里, 她看到的都是快乐和虚荣。如今这突如其来的冷酷严峻的现实生活, 使她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震动”。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里, 女人必备的素质是迷人的姿态:她具有的美貌、头脑、魅力和高雅, 也成为丈夫的财产的表现, 就像他定做的轿车外壳一样。”桑德拉很讲究实际, 体现了一种成功的不逾矩的自我准则。然而这种自我准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却是失败的, 因为她的“自我”是属于他人的, 所以并没有自我。

四.格里菲斯太太———坚守的超我

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表现, 是理想的东西, 超我分为自我理想和良心、需要努力达到, 它是完美的而非快乐或实际的, 它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体现者。超我是从自我中发展而来的, 它是“一个从自我内部的分化”出来的“自我理想”。超我是人类理想的源泉, 一切完美的追求都产生于超我。

格里菲斯太太是克莱德的母亲, 一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在嫁给克莱德的父亲之前, “她不过是一个天真的乡村少女。她是在缺乏任何宗教意识的环境中长大的。可是她爱上阿萨后, 便将他周身传播福音和劝人悔改的真菌移接在自己身上, 不顾一切地跟着他到处流浪, 过着种种非正常人所过的生活”。

她是超我的化身, 首先在她的身上体现着一位母亲无私伟大的爱。自己的女儿被别人抛弃未婚先孕, 虽然这与她自身的宗教思想格格不入, 但她仍然尽己所能给予女儿最大的庇护。其次她的身上具有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穷苦的人都会向她寻求帮助, 尽管自身生活艰难, 她也会给予更穷的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格里菲斯太太身上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 “她有好几次趁无人的时候站在房间中央, 仰起头, 闭上眼, 那张坚毅的、长相一般的棕色脸庞露出笃信和虔诚的神情, 仿佛置身在六千年前上帝创世之初的时代”, 对于“这位作证上帝主宰人世的美国女人”, 尽管“生活的磨难、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她贫困不堪、生计维艰”, 她依然虔诚、安详。

正因为有着这样强大的超我力量, 当克莱德犯罪以后, 她为了帮助儿子而成为了一个报社记者, 她还承担起为儿子演讲的传教工作。母亲的爱使得克莱德感到“母亲那破旧的外套, 古怪的帽子, 呆滞的大脸盘, 笨拙、粗俗的举止, 不再像不久以前那样令他心烦苦恼了。她是他的母亲。她爱他, 相信他, 拼死拼活地搭救他”, 克莱德的两位律师“起初怎么也没料到会遇到这么一个粗俗、没有文化、却又十分自信的人”, 但过了一会, “她对儿子的诚挚、信任和慈爱, 她那双坚定、好奇、清纯的蓝眼睛露出的非凡的信念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 不知怎的就把两位律师给征服了”。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人们信奉的不再是上帝和美德, 取而代之的是压榨、金钱和享乐。格里菲斯太太像一首呼唤信仰的挽歌。在救助克莱德的过程中她追寻到了自身的价值, 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她超越了情欲, 神话到英雄主义, 她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量就展现出彻底的奉献精神。然而她并没有理解真正价值的源泉是人的心灵, 在禁欲的实践过程中, 她扭曲了克莱德的天性, 也扼杀了自己。

摘要：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是本我、自我、超我的集合体。当这三方面不平衡时, 人格就会扭曲, 就会感到痛苦。德莱塞的《美国悲剧》中描写的女性也不例外。女性这一身份与人格结构的三方面相互交织,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美国, 展现了女性“美国梦”的破灭。

关键词：本我,自我,超我,女性

参考文献

[1]德莱塞著.《美国的悲剧》 (上下) .燕山出版社.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西苑出版社, 2009.

[3]朱维之、赵澧、崔宝衡《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4]刘冬梅.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分析.《美国悲剧》, 2007.

我在美国做形象律师 篇2

回忆9年来自己走过的路，范立伟说：“身为一名另类律师，我所做的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来归纳——救赎。”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2002年5月，范立伟以优异的成绩从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毕业。时逢拉美经济危机，出色的专业素养无法换来一份工作。6月3日，范立伟接到一封古怪的来信。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你认为服装除了让人类文明、时尚、漂亮外，还有什么用途？

范立伟觉得可能是哪家心理咨询机构的测试，于是马上回信：当你穿着某种服装出现在另外一个人面前，服装会告诉对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比语言更快捷。而且，这个印象会影响对方对你的看法和事情发展的结果。

想不到第二封信接踵而来：一名技术人员因为工作不认真，导致一场事故发生，你认为他在出庭的时候如此穿着有什么问题？信中附带了照片，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着松松垮垮的休闲装。范立伟指出，松垮的休闲装给人的印象是悠闲、懒散。穿成这样，会让人认为他平常就比较懒散，粗心马虎。

本以为只是个心理测试，没想到却是一个工作机会。很快，范立伟就接到了一家叫克洛德·彼特的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事务所的负责人克洛德是全美闻名的大律师。他表示，想请范立伟为自己工作。

其实，那时全美的律师事务所都在开始新的尝试。因为律师们发现，法庭上当事人的穿着很容易左右陪审团和法官的看法，从而影响判案的结果。但这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所以克洛德从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资料中，拿到了范立伟的资料。就这样，范立伟成了克洛德律师事务所的“形象律师”。

半个月后，范立伟初试牛刀。芝加哥女孩薇诺娜·瑞德被指控盗窃。在几家商店里，她将昂贵的首饰和服装塞进自己的包里，商店内的摄像头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范立伟问克洛德为什么要为薇诺娜辩护，薇诺娜的确有犯罪事实。克洛德告诉范立伟，事情要从另一个方面考虑，薇诺娜还是个孩子。克洛德和她谈过，她是一时冲动才犯的错，并且认识到了错误。如果让她长期关进监狱，会毁掉她的一生。克洛德说：“法律是为了督促人改变，而不是惩罚，对吗？”

和薇诺娜见了面，这个女孩18岁，一头棕发，眼睛大而灵动。范立伟建议薇诺娜选择一身保守的黑色服装，这让她看起来守旧、规矩得多。但总觉得还缺了一些什么。自己需要做的，是让她看上去更加呆板，从而将她塑造成因一念之差才犯错的小女孩。

他从书中找到了一个传统的黑色发箍。使用这种发箍的，多是年长的修女。范立伟叮嘱薇诺娜出庭那天一定要戴上。

开庭那天，范立伟来到法庭旁听，那个让薇诺娜不情愿戴上的发箍起了很大作用。薇诺娜的形象让人们觉得她是个受到冲动蛊惑的小姑娘，并不是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可以说，她的保守形象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最后只受到了轻微的惩罚。

克洛德夸赞范立伟，还为他举行了小小的庆功宴，可成功的喜悦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现实击碎。被罚款了事的薇诺娜纠集了一群不良少年对商店进行报复，砸碎商店的橱窗，拿走大量的商品。事后才知道她是对范立伟让自己穿保守的衣服和佩戴老式发箍感到不满，所以才故意报复。她还毁掉了律师事务所送给范立伟的汽车。

这件事在芝加哥引起不小的轰动，媒体质问：到底是谁塑造了薇诺娜的乖孩子形象，让她有机会逃脱应得的处罚，从而坠向深渊？范立伟感到内心发堵，这让他怀疑自己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从职业角度来讲，自己毫无疑问是个成功者；可在道德层面上，自己却是在助纣为虐。

范立伟执意辞职，他觉得这份工作对自己的良心是煎熬。

职业也需要定位

为了在美国生存下来，范立伟到当地的一家星巴克做小时工。2003年1月，范立伟工作的星巴克来了一个陌生中年人，他自我介绍说来自洛杉矶，是影星肖恩·潘的经纪人。肖恩面临着一场麻烦，这名行为不羁的影星1985年和风靡世界的性感女歌星麦当娜走进婚姻殿堂，并于四年后离婚。当年的离婚留下了“后遗症”，他们在比佛利山有处房产一直没有彻底分割。

如今，麦当娜重新提及房产的处置权，肖恩被迫应诉。肖恩的经纪人联系了几个全美知名的律师，其中就有克洛德。克洛德提出的要求是，肖恩的经纪人如果能说动范立伟和自己一起接下这个案子，自己就马上接手。因为范立伟作为“形象律师”的身份已经有了名气，如果能凭借著名的案子让他再次崭露头角，将为律师事务所带来更多的名誉和利润。范立伟拒绝了经纪人的要求，可是对方却没有放弃。他显然从克洛德那里听说过关于范立伟的事情。他说：“这和你之前接的案子不同。离婚案本身不是犯罪，没有绝对错误的一方，你接手这个案子无论胜败，都不会助长犯罪者的气焰，对社会也没有不良影响。”

范立伟有些心动了，毕竟在星巴克里做小时工收入微薄。但他还是担心自己一旦介入这个职业，会越来越依恋高额报酬，最终无法抽身。

三天后，依然在犹豫中的范立伟遭到了意外挑衅，一名叫弗莱克的律师伙同一名心理学者布泽尔来到了范立伟供职的星巴克。他们告诫范立伟，一个在星巴克工作的伙计，是没有能力参与影星官司的。很明显，他们想拿到肖恩的授权，独揽这单生意。范立伟被激怒了，他主动给克洛德打电话，表示自己愿意跟他合作。

在肖恩的出庭形象设计上，弗莱克和布泽尔已经拿出方案，他们觉得肖恩应该表现出明星的风采。但范立伟经过分析认为，这不是表现强硬的时刻。要知道，对失败的婚姻，人们更容易同情弱者。看着范立伟拿出的松垮灰蓝色休闲西服和米色休闲裤，一双翻毛的休闲船鞋，克洛德都不敢相信这种带有落魄气息的居家男人打扮，能够给肖恩带来帮助。

肖恩有些恼怒，觉得范立伟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对工作极度不负责任。这让克洛德和范立伟陷入困境，他们重新对这个准雇主的形象进行了一番认真分析。2003年2月末，范立伟拜访了肖恩，并带去了一盘肖恩主演的电影《我是山姆》录影带。这部影片中，肖恩饰演的是一个弱智父亲的角色，在离婚时，和妻子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电影里，肖恩的角色正是以质朴的服装最后在法庭上取胜的。因为和他穿着豪华的妻子相比，他显得更加弱势，但却具备居家生活所拥有的爱心和朴素。

电影打动了肖恩，他决定按照范立伟的办法去面对法官和陪审团。果然，在对簿公堂时，与一身礼服的麦当娜相比，肖恩让人觉得更容易接近。法官们觉得，高傲的麦当娜更容易在婚姻中给双方带来麻烦和矛盾。

2003年4月，范立伟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报酬。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名气，形象律师的作用也逐渐被各律师事务所认同。虽然社会上对这个职业有所争议，但范立伟感到，自己终于完成了心理自救，他给自己定位——只接受那些没有绝对犯罪事实的案件，这样才不会有悖于自己的良知。

公德和尊严最重要

2004年4月17日，范立伟接到了科比·布莱恩特妻子瓦妮莎的电话。这名NBA现役第一球星，在鹰县遇到了麻烦，一名黑人少女起诉科比在宾馆对自己实施了强奸。

对工作逐渐熟悉的范立伟，先对案件作了详细的调查。他发现了几个疑点——在黑人少女声称科比强奸自己的时间里，她本来有机会发出求救信号，甚至有机会电话报警，但她没有这样做，却在科比实施完“强奸”后24小时才报警，显然事情不简单。

美国很多少女对NBA球星非常崇拜，甚至有些拜金女孩会主动和NBA球星勾搭，发生关系敲诈一笔钱财。范立伟认为，这桩案件基本可以定性，少女在实施敲诈，是对公德的挑衅；而科比的行为不检点，是道德的欠缺。

范立伟约见科比，与之交谈了很久。他告诉科比，无论媒体如何推测，但当一个涉嫌强奸的人走上法庭时，大家脑子里会预先有一个等待证实的强奸“事实”。人们对这个人会有一个假设的印象——猥琐、轻薄、风流、好色。所以，扭转陪审团和法官这种印象是至关重要的。范立伟拿出迈克尔·杰克逊亵童案做例子，杰克逊和家人身着白色礼服出庭，而白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洁癖，从洁癖联想到心理疾患、扭曲。亵童的主要原因正是心理扭曲。虽然事后证明只是诬告，但迈克尔的败诉跟出庭时的衣着有巨大关系。

4月22日，范立伟确定了科比出庭时的穿着：美国文化人和教授喜欢的笔挺灰蓝色西装，黄色领带和白色衬衣。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儒雅的形象，可以在法庭上一扫大家对于强奸犯猥琐、轻薄的印象。

4月26日，开庭时范立伟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在前夜遭到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被敲断了两根肋骨。但这件事没有吓退范立伟，他确信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这个案件的结果是那个女孩受到了警告。直至今日，NBA球星和美国的男影星们再没有被类似的事件纠缠过。

接连为名人设计出庭形象，让范立伟名声大振。除了克洛德之外，美国很多律师都和范立伟联系，愿意和他成为合作伙伴。2009年，纽约的律师米恩打来电话，要范立伟为出庭的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设计一个形象。

范立伟一口回绝了对方的要求，麦道夫的金融骗局无法掩饰，他让全球数万人家破人亡。范立伟不想跟这个骗子有任何的交往，更别提为他设计形象开脱罪责。

让范立伟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竟然接到了麦道夫从狱中打来的电话。麦道夫告诉范立伟，自己会在法庭上交代骗局的每个细节，并接受全部11项罪行的指控。但是他提出：“我想要的是一个老人最后的尊严，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条死狗。”

放下电话，范立伟思索良久，最终答应了麦道夫的要求。他觉得，这是对麦道夫的一次救赎，体面的装束会提醒麦道夫，作为一个人，你必须有勇气为自己的错误埋单，而不是采取抵赖手段。

从电视上看到麦道夫的出庭装束正是范立伟的杰作——一套深灰色的西服，将银灰色的领带仔细地打了一个漂亮的结，像他平素去公司或者去华尔街参加某个峰会一样。范立伟希望用这样的装束来提醒麦道夫：你是一个懂得礼仪、廉耻的人，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窃听门”公关失误损害美国形象 篇3

今年10月21日, 法国《世界报》根据美国监听计划爆料人斯诺登提供的信息, 称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在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短短一个月间, 录音截取约7030万个法国电话通讯数据, 严重侵害法国公民个人隐私权。

仅仅几天后, 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通讯被NSA监控的消息, 又在《明镜周刊》等德国媒体上被曝出, 导致法德两国领导人在10月24至25日欧盟布鲁塞尔峰会上联手发难, 对美国“窃听盟友”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 并直接对美国政府表示不满和抗议, 迫使奥巴马和美国政要疲于奔命, 忙于“灭火”。

愈演愈烈的“窃听门”事件, 让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国际组织间的关系, 变得尴尬、微妙, 也严重损害了美国及其领导人的国际形象。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美国府院犯了许多公共关系学上的错误, 令原本已是“大问题”的“窃听门”公关命门越暴露越大, 终于到了如法国《解放报》所言的“几乎失控地步”。

“棱镜门”之后错失良机

众所周知, 由于NSA外包雇员斯诺登的“大爆料”, NSA针对本国及外国目标进行窃听、监控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而事实上, 斯诺登之所以能如此方便地“一言动天下”, 关键在于借助了维基解密的曝料体系和媒体、人际关系。

“棱镜门”曝光后不久, “NSA窃听欧洲目标”的传闻就不胫而走, 并引发德国的不满, 曾饱受东德特务机构窃听之苦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反应强烈,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在欧盟场合提议, 可以通过暂时中止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向美施压, 迫使美国在尊重欧盟国家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上“给个说法”。如果此时奥巴马和美国政府、美国情报部门能正视这些伙伴的不满, 及时采取措施安抚, 这场公关危机本可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美国府院却虑不及此, 而是一方面把矛头对准斯诺登, 动用各种手段将之“妖魔化”, 力图把这个后患逼上走投无路、只能回国受审的绝境, 一方面用“未监听盟国关键人物”、“窃听目的是反恐, 对保护盟友安全有利”等理由, 为窃听和监控行为辩护。

表面上看, 美国的上述公关行为暂时取得成功:迫于美国的强势和自己的有求于人, 那些怀疑自己遭到美国窃听的盟国忍气吞声, 对要求“给个说法”浅尝辄止 (牢骚最多的德国甚至否决同病相怜法国“暂停自贸协定谈判”的建议) , 甚至还通过联手阻挠玻利维亚总统专机入境的手段, 试图帮助美国方面捉拿斯诺登。而这些强势公关措施在美国国内大见成效, 斯诺登的形象很快一落千丈, 国内传媒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政府立场, 一贯“逢政府必反”的共和党强硬派,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比奥巴马更“高调”。

然而斯诺登最终成功滞留俄罗斯, 使得这种强势公关留下危险的预后。事实上, 即便斯诺登被抓, 他埋下的“定时炸弹”——储存未宣秘闻的存储棒之类, 早已交到与之形影不离的维基解密人士那里, 并通过他们转至关系媒体手中, 随时可能爆炸。对此美方采取的公关应对措施, 同样是既强势又颟顸 (如动用英国关系强抄《卫报》报社, 检索其电脑硬盘等) , 一副“高级黑”的做派。

“窃听门”引爆后处处被动

“窃听门”引爆后, 美国的公关应对更是处处被动。法国、德国信息被窃听的消息刚刚传出, 白宫就匆忙撇清, 表示“查无此事”, 总统奥巴马更亲自出马, 致电法德领导人进行安抚;奥巴马话音未落, 后续猛料曝出, 白宫又有意无意称“奥巴马本人不知情”、“直到今年夏天才知道”等, 力图大事化小;见“不知情说”难以服众, 白宫再度祭起小道消息的“绝招”, 让《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吹风, 说奥巴马正考虑宣布针对盟国领导人的监控为非法, 但“尚未最后决定”。

然而由于民主、共和两党矛盾激化, 曾在6月间“护短”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拆台, 如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罗杰斯, 众议院议员彼得·金等则抛出“窃听对美国和盟国安全都有利”、“如果法国人知道窃听是为他们好会开香槟庆祝”、“二战前纳粹猖獗就是因为美国当时窃听得不够”、“欧盟反应太过虚伪”等说辞, 其目的固然主要是让奥巴马难堪, 却无疑损害了美国本身的公关形象和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 白宫和奥巴马的公关危机处理手段, 等于将情报部门本身推向千夫所指的风口浪尖, 对此情报官员们愤愤不平, 并立即采取行动。10月29日, NSA主任基斯·亚历山大将军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在美国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作证, 称欧洲媒体针对NSA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 并否认NSA在欧洲的行为是搜集欧洲公民信息, 而将之称为“和北约盟国的共同合作, 目的是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 后者更扬言称“监控外国, 哪怕是盟国领导人, 是情报界的基本原则, 已流行了几十年”, 而且直接否认“奥巴马事先不知情”的“官办传闻”, 称“争取和政府间的相互理解, 是情报部门的主要使命之一”。

克拉帕是负责美国16家情报部门的“美国情报大总管”, 他暗示美国政府对NSA的监控行为不仅知情而且支持, 这和《纽约时报》放出的“奥巴马正考虑宣布针对盟国领导人监控为非法”风声自相矛盾, 自然令奥巴马难堪, 更让美国政府和国家的公关形象雪上加霜。道理正如法国《新观察家报》上评论员菲利普·布雷·热尔库文章所称, 不论奥巴马事先是否知情, 损害都已造成, 因为倘若奥巴马说的是实话, 那么就表明他是个无能的总统, 反之, 他则是个谎言连篇的虚伪总统。

诚如许多分析家所言, 鉴于几乎所有涉嫌被窃听、监控的美国盟友都有求于美国, 加上美国仍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 盟国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徒劳和无奈, 报复手段也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 姿态多于实际。不过, 美国的形象遭受的损害, 却是难以补救的。

后续公关且观后效

似乎是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公关力度。10月31日, 国务卿克里在一个半公开场合坦承, 在某些方面, 美国的窃听行为“太过分”, 并承诺“类似情况将不再发生”;同日, 美参院情报委员会通过立法草案, 收紧对情报机构处理通讯记录的控制, 并规定保留这些记录的最长年限为5年。

然而这些措施出台过晚, 体现出的诚意、力度也不够, 虽然如前所述, 相关各国实际上对美国的做法无可奈何, 但正所谓“士不敢言而敢怒”, 美国公关形象的受损, 将令未来美国在与各国打交道, 尤其进行各种资讯方面合作时, 遇到更多障碍和更大阻力。

不仅如此, 美国至今未能解决“内部不同调”的问题:国务院虽含蓄道歉, 真正的执行机构——情报总监和各情报部门却咬紧牙关;执政党民主党占上风的参院情报委员会在主席迪安·范思坦主导下, 开始努力修补政府受损的公关形象, 但在共和党控制的众院, 由迈克尔·罗杰斯任主席的情报委员会, 却仍沉浸在另一个腔调中。这无疑将令美国政府的相关补救措施效果打折。

美国主要报纸中的中国女性形象 篇4

尽管中国在美国媒体中的形象一直是中美两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中国整体形象和美国媒体对某些具体事件的报道。对美国新闻媒体中的中国各不同社会群体的形象(包括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却很少。本文研究美国新闻媒体中的中国女性形象。

本文首先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美国报纸中的中国女性总体形象，然后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文本分析并阐明新闻中含有的反共意识形态和美国民族中心主义是塑造大量受害者形象的意识形态根源。

定量分析

研究方法。本项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对象是1998年1月1日到2007年6月30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达拉斯晨报》中与中国女性相关的新闻报道。分析单位是每篇新闻，要求其主角或者重点报道的对象是中国女性。

数据的采集。本研究所有的新闻报道来自新闻银行(NewsBank Data Base)和普尔快斯特数据库(ProQuest Data Base)。通过主题词检索和初步阅读筛选，获得了151篇相关报道。

研究问题和分析变量。本研究有两个研究问题：首先是美国报纸中中国女性的形象是怎样的?为分析出中国女性在美国报纸中的总体形象，本研究设计了如下分析变量和编码：

(1)来源地：城市、农村，不清楚；

(2)年龄：少(0～30岁)、中(31～60)、老(61～ )，不清楚；

(3)职业：非技术性工作(农民/蓝领工人)、技术性工作(白领/公务员/与政治和宗教相关工作)、下岗和无业人员、学生、文化娱乐体育明星，不确定；

(4)在新闻中的角色：主动(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有能力/独立/成功/或以上几条兼有)、被动(前述条件都没有)，两者都不是；

(5)在新闻中的地位：是/否受害者(是否受到人为或者自然的外力压迫)。

其次是相关新闻报道中国政府和美国(包括其人民和政府)?其分析变量包括：

(1)中国政府在新闻中的角色：正面、负面、中立或未涉及；

(2)美国(包括其人民和政府)在新闻中的角色：正面、负面、中立或未涉及。

编码过程。本研究作为一个内容分析，主要的数据来自对上述151篇报道就上述七个指标所做的编码。本研究由作者和另一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三年级研究生共同编码，编码可信度达90%以上。

研究结果：

研究结论：以上发现表明美国新闻报纸倾向于报道农村的、年轻的、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或者下岗无业的(占所有非文化影视体育明星职业的54%)的女性，而且她们大多被动且是受害者。这种形象是美国新闻报纸中中国女性的典型形象。就对中国政府的报道而言，其涉及率高，在74.2%的报道中出现，但是其中81.25%的形象是负面的；而美国在55%的报道中出现，正面形象居多，占64%。这就说明，相关报道存在反共和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

从意识形态角度的文本分析

这部分对新闻文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找出隐含的意识形态；并从意识形态和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出发，挖掘出现大量女性受害者形象的意识形态根源。

这里的意识形态主要指“反共意识形态和民族中心主义”。其分析主要是依据荷兰学者迪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归因”、“新闻图式”、“两极化”、“语汇风格”和“修辞”。①

“归因”。这里指的是“在新闻中，作者分配意识形态的敌人来承担负面结果的责任”。这是一种表现作者的意识形态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所分析的文章中被大量采用。超过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把造成女性受害者痛苦的罪魁祸首指为共产党政府。比如，几乎所有涉及“强制堕胎”、“拐卖妇女”的文章都指责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这些女性痛苦的根源。很少有新闻指出中国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和“买卖妇女”的历史渊源也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而将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党政府。

而反共的意识形态也解释了大量的女性塑造为受害者的动因。这些受害者形象越是悲惨，中国政府的形象就越是负面。在这些文章里，这些令人怜悯的受害者形象也是丑化中国政府形象的一种手段。因此，新闻中存在的反共意识形态至少是塑造这些受害者形象的意识形态的根源之一。

“新闻图式”。在所分析的文章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文章是突出对该事件的评论(主要是对事件原因的探讨)。这样的新闻图式有利于表达反共意识形态。既然文章的主要部分是探讨事件的成因，而正如上面在“归因”中提到的，许多文章都把事件的责任(包括导致女性受害者受难的责任)推给中国政府，所以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负面的中国政府形象。根据迪克的意识形态理论，新闻的作者一般都会把他认为重要并且与其意识形态一致的观点或内容作为文章的主要部分。“新闻模式的宏观组织结构将影响新闻文本的话题组织，作为一个策略，我们可以预期那些对‘我们’有利而对‘他们(意识形态敌人)’不利的信息将会成为文章的重要信息或者话题结构中的主要部分，反之亦然。”②所以，这种把对中国政府不利的信息放在全文的主要部分的新闻图式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反共意识形态。

“两极化”。“两极化”指的是“他们VS我们”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在新闻中通常表现为“积极的自我陈述和消极的他人陈述”③，简单地说，就是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同类给予肯定的描述，而对于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则给予否定的描述。这是一种在新闻中常用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在所分析的文章中，有不少文章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名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依然严酷》的新闻报道就是采用两极化表达方式的典型。这篇文章首先痛斥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镇压、强制堕胎、杀婴和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的根源”，然后又举出一个上海女性的例子，指政府将其强行放进精神病院，强制堕胎，还解除她的工作职务，而且据说她还在劳改营中饱受折磨。④“他们(中国政府)”是必须否定的，但是“我们(美国政府)”却是值得肯定的。“布什政府除了向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施压，还至少连续三个月禁止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资助，因为该组织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方便了中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残酷的堕胎政策。”

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上面分析过的“两极化”的表达方式中已有所体现。在所分析的文章中，民族中心主义也有所体现。

在几篇关于美国人收养中国弃婴的报道中，民族优越感就直接通过对比“善良的美国人”和“无情的中国人”来体现。在这几篇文章里，美国收养者被描述成“善良和充满爱心”的父母，没有性别歧视。“我知道我们会爱她的。”一位收养中国女弃婴的美国父亲说。而中国人却在文章中被描述为“冷酷而有强烈的性别歧视”⑤。

此外，这种民族优越感还间接表现在将美国人或者是美国政府塑造为中国女性的“救星”。一篇报道中国农村女民工境遇改善的新闻将这些积极的改变也归功于美国政府。“许多因素，包括中国好转的农村经济和美国的反对中国血汗工厂运动，都改变着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应该说，民族中心主义对新闻中大量塑造受害者形象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中国受害者所遭受的不幸才给他们民族优越感更多的空间得以表达。

总之，上述分析说明新闻中确实存在反共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成为塑造受害者形象的意识形态根源。

结论

综上所述，美国新闻报纸中中国女性形象较为负面，较多地来自农村，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或者下岗无业的青年女性；大部分形象比较被动，而且是受害者，遭受各种社会压迫。此外，中国政府形象较为负面，美国形象倾向于正面。而文本分析也表明报道中存在反共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这两种意识形态反过来也是塑造大量女性受害者形象的动力和根源。

注释：

①②③Teun A.van Dijk，“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from Allan Bell and Peter Garrett eds.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Blackwell Publisher，1998.

④Jim Abrams，“Birth control laws in China remain harsh”，Chicago Tribune(IL)，December29，2004，Section：Woman News，Page7.

⑤David Reyes，“Adoptive Parents of Chinese Girls Reunite-Families：Emotional bond forged three years ago in a foreign country is renewed at Mission Viejo get-together”，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14，1999，Section：Metro Page：B-1.

(作者單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

美国电影中的中国男性形象 篇5

1、粗暴野蛮的恶人形象

在美国电影中, 中国男性基本是蛮横无理、粗暴野蛮的象征:矮小、瘦弱、眯细眼、又宽又平的脸, 低头哈腰, 不是满脸献媚笑容, 就是凶神恶煞、毫无感情。《龙年》中, 心狠手辣的唐人街黑社会便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影片以代表正义和秩序美国大众的斯坦利·怀特和唐人街黑帮的新“教父”周泰之间的较量为线索, 展现怀特如何凭借其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一往无前的执法决心, 一举铲除周泰所代表的东方邪恶势力, 维护了社会的秩序。显而易见, 片中的怀特是英雄与正义的化身, 而周泰则是邪恶与罪犯的象征, 影片将华人社会描绘的极度混乱、到处充斥着谋杀、吸毒、犯罪并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其完全无视现实中唐人街的原貌, 无视唐人街中自力更生, 辛勤努力, 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人形象, 其在上映伊始便掀起了华人的抗议浪潮。在《加勒比海盗3》中, 由周润发饰演的海盗张保仔的形象, 沿袭了傅满洲的外形设计, 黝黑的面孔, 长长的胡须, 戴着辩不清朝代的高帽。他的功夫高超却不走正路, 亦正亦邪而又多疑古怪, 可以说是傅满洲在美国人心中残留形象的外露。

2、生性懦弱的悲剧形象

与蛮横无理、粗暴野蛮相对的中国男人的另一个较常见的形象是懦弱的悲剧形象, 他们通常性格软弱, 逆来顺受, 从不向命运抗争。如《落花》中的程环, 唐人街的古董商, 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者, 他有着佛家悲天悯人的精神, 本想漂洋过海传播东方文化, 可到后来却生活窘迫, 过起了吸食鸦片的生活, 虽然心中暗恋少女露西, 却不敢表白, 他照顾露西, 却又不能保护她, 在得知露西被害以后, 他选择了以殉情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末代皇帝》中的溥仪, 作为中国最后的一个皇帝, 深处乱世, 他的内心深处也曾有过挣扎, 但多数时候, 还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封建王朝彻底灭亡后, 他的诚惶诚恐让人印象深刻, 最终被新时代所改造。除此之外, 更为多见的是, 连名字都没有的中国, 在影片中沦为过客, 被人呼来唤去, 一言不发, 《太阳帝国》中, 一场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战争, 中国人却成为了十足的看客, 可见中国人懦弱, 无能的形象, 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

3、缺乏男性魅力的形象

近年来能够重塑中国形象并带给西方观众最大的审美期待的无疑是中国功夫电影, 可以说, 香港武侠电影的流行和全球化导致主流电影中出现了焕然一新的中国男性形象。可是,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些独当一面的却又不乏英武的中国男性形象的描绘中却很少有女性对他们的追求, 无论是在李小龙的功夫片中, 还是在李连杰, 成龙等功夫大师的电影中都是如此, 中国功夫片的主题多以惩恶扬善为主, 却很少包含浪漫的爱情元素, 这种现象远非功夫片这一类型所有, 在其他文艺片中, 中国男人与西方女人间的感情纠葛亦十分鲜见, 要么则是以悲剧收场, (如《落花》, 《阎将军的苦茶》等) 与之相对的是, 西方男人同东方女人在影片中的爱情倒是十分常见, 好莱坞似乎特别乐于表现西方男性对于东方女性的征服, 如《苏茜·黄的世界》中, 罗伯特对于苏西的拯救, 《上海快车》中英国医生与“上海百合”的梦幻爱情, 《大班》中陈冲饰演的美美, 年轻时便被卖给了英国的商人大班。她不能识文断字, 在某种程度上是愚昧的, 因此她的整个世界是她所隶属的男人, 她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只能做大班的情妇。这种含有殖民主义隐喻的影片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好莱坞通过自己的想象构建出来的, 这类影片在潜移默化中, 消解了中国男性的阳刚魅力, 取而代之的则是, 拙于言谈、呆头呆脑, 豪无风趣的扭曲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的电影创作者不断的塑造着“定型化”的中国男性形象的同时, 一部分华裔男星也在积极的塑造着健康、正面的中国男性形象。他们或在好莱坞拍片, 或为好莱坞导演, 独善其身, 生生不息, 带给了世界一种截然不同的中国人形象。如香港影星周润发, 不是靠功夫打入好莱坞, 而是以精湛的演技, 迷人的亚裔男性风采征服了好莱坞, 获得了全世界观众的青睐, 他在其代表作品《安娜与国王》中, 塑造了一个沉稳而又内敛的泰国国王的形象, 并且首度与一位西方女教师安娜上演了一场超越世俗的爱情故事。又如香港导演吴宇森, 其年幼时便精读了许多神学、历史学、哲学、美术学的著作, 在到好莱坞发展以后, 以其精湛的技术, 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在好莱坞总多导演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吴宇森在好莱坞所拍的影片, 明显具有香港类型片的诸多元素, 自然带给了好莱坞观众更多的审美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导演李安, 2001年他曾以《卧虎藏龙》获得第73届奥斯卡金项奖最佳外语片奖, 这是华人导演首次获得此殊荣, 李安的作品以其唯美的画面、流畅的叙事、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征服了好莱坞观众, 并且他还塑造了李慕白这一深邃、坚忍的具有中国传统男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带给了世界一个崭新的中国男性形象。

摘要：由于西方文化中“黄祸”思想的影响, 加之中美文化交流的匮乏, 美国电影中的中国男性形象一直停留在美国人的模式化印象与凭空想象中。粗暴野蛮的恶人形象、生性懦弱的悲剧形象、缺乏男性魅力的形象是美国电影创作者给中国男性打上的最常见的三个标签。与此同时, 中国的电影从业者也在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的塑造着积极正面的中国男性形象。

美国形象 篇6

关键词：美国影视剧,定势,国家形象

传播全球化的当下, 跨国家、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宣传日益成为各国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内容, 反映到学术领域, 自是不同学科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对国家形象建构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早在20世纪60年代, 西方学术界就展开了对国家形象的研究, 所谓“国家形象”, 引用学者菲利普·科特勒的解释, 就是“人们所持有的对某一国家的信念、观念和印象”。这种印象, 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则由他国民众的主观认知构成。前者是一种本国的自我话语描述, 后者是一种他国的话语描述, 国家形象就在这两种话语的相互博弈中建构而成。

在他国话语描述体系中, 大众传播媒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仅充当着双方话语描述的传声筒, 而且会在传播某一国家的相关信息时有意无意地影响到其受众 (民众) 对这一国家形象的认知。在《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中, 学者吴飞、陈艳总结了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基本路径, 其一就是“从西方当代影视媒体的叙述表达话语方式中分析中国形象以及受众影响”。本文即从这一路径出发, 通过梳理美国影视剧中呈现的华人形象, 探究形象定势的成因, 并由此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进行思考。

一、美国影视剧中华人形象的定势

近些年来, 美国影视剧在中国日渐流行, 受众基数越来越大, 除了掀起一次次观影风潮的好莱坞大片, 热播的连续剧从早期的《老友记》 (Friends) 、《绝望主妇》 (Desperate Housewives) 到近期的《生活大爆炸》 (Big Bang Theory) 、《破产姐妹》 (2 Broke Girls) , 其中都不乏华人的面孔及出场的情节, 《基本演绎法》 (Elementary) 一剧更是让美籍华人刘玉玲担当了女主角。那么, 美国影视剧中的华人都饰演了怎样的角色?其角色类型是否有规律可循?近些年来又是否有所变化?通过一览美剧中塑造的华人形象, 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对于中国形象的主观认知。

(一) 20世纪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

在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 定势 (stereotype) 主要被看作是人们对其他文化群体特征的期望、信念或过度概括, 这种态度建立在群体同质性原则的基础之上, 具有夸大群体差异而忽略个体差异的特点。美国学者李普曼则在其代表作《公共舆论》中首先将“定势”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 称之为“我们头脑中的画面”, 传播学界将其翻译为“刻板印象”。定势 (抑或刻板印象) 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 但也导致了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惯性思维, 从而容易产生认识的偏差。

总结美国电影中的华人面孔, 我们不难发现, 其中的确存在着很深的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美国电影中华人定型化形象研究》一文中, 作者颜袁茜将美国20世纪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总结成四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种族爱情秩序下的形象, 中国人是种族主义的牺牲者和待拯救者, 中国被塑造成一种愚昧、柔弱、被动的形象, 以宣扬西方中心论及美国的拯救观。第二种是苦难大地上勤劳坚忍的中国人, 是一群穷苦的、未开化地区的异教徒, 在美国人看来, 中国始终是一片等待救赎和值得同情的土地。虽然仍存在救世主的优越感, 但这一形象肯定了中国人民勤劳、质朴、坚韧的民族性格, 相对积极、正面。第三种是被妖魔化的华人形象, 如“傅满洲”这一被美国人塑造出来的华人角色, 在荧屏上被视为东方恶魔, 会给西方带来恐惧与祸害。这一形象是在“黄祸论”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人根据自身需要制造出的假想敌, 将撒旦的灵魂安置在东方面孔上, 以团结并迎合本国民众, 同时反衬西方文明的优越。第四种是被文化驯化的形象, 代表角色如模范族裔“陈查理”和东方功夫形象, 是较为正面的华人角色, 但仍然反映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种族文化关系, 这些正面的华人面孔无非只是美国的“二等公民”、高级仆人, 中国被视作接受了美国文化的驯服并甘当服务者的角色。

(二) 新世纪以来美剧中的“中国元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 美剧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 在近些年来流行的美剧中, 也不乏反映对中国形象看法的角色和情节。中国人常常担当不起眼的配角或“路人甲”, 且是一副长相平庸甚至略带猥琐的面孔, 他们通常从事社会低等职业, 说着十分蹩脚的英语, 还时不时用怪腔怪调的中文嘟囔咒骂, 显得心胸狭窄、素质低下。例如, 在美剧《绝望的主妇》中, Solis夫妇家先后雇佣过两个来自中国的女佣。前一个女佣被Solis太太收买, 帮助她欺骗丈夫以掩盖偷情的事实。后一个女佣是偷渡过来, 为了绿卡成为Solis夫妇的代孕妈妈, 但却在暗中勾引Solis先生, 怀孕后又对Solis太太百般刁难。后来偷跑回唐人街, Solis太太去她亲戚开的饭店找她, 起争论后说出“要让卫生部门来看看你们的木须肉是怎么做的”, 意指中餐馆卫生情况不佳。中国人在这部剧中的角色总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 他们的眼神、表情都透出一种阴暗和狡诈之感, 而他们表现出的蛮横无理更是让观众觉得不可理喻。

这种刻板印象不仅表现在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上, 还表现在对中国元素的表达上。例如, 在另一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 主角们会看中文书, 会穿印有汉字的T恤, 还不时蹦出几句中国话。如Howard说过“洗个痛快澡”, Sheldon说的那句“哎呀, 吓死我啦”被中国迷们广为流传。他们还会在每周三去楼下的四川餐馆吃中国菜, 拿着筷子点宫保鸡丁。而在言论方面, Sheldon开玩笑说, 在中国, 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 是要被判处死刑的。Howard则开Leonard玩笑, 说像他这样的人也就只能在中国的研究机构混上饭吃。或许导演比较重视中国受众的感受, 在中国元素的表现上较为中立, 但也仍然存在对中餐以及中国制造品等中国符号与文化的“吐槽”和调侃。

二、定势缘何而来

在21世纪的今天,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旧貌换新颜的当下,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于中国人及中国形象的看法依然凭借定势思维进行认知,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此种定势并导致其长久不变?本文主要选取现实和媒体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现实因素

美国社会对中国人形象的认知是有现实积累的。首先, 从历史角度看, 美国最早的大规模华人移民始于1848年至1855年间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 之后又有因“首次越州铁路修建”工程而招收的大批来自中国广东农村的劳工移民。当时华人在美国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 但至少是能被容忍的。可当黄金变得难以寻觅而淘金竞争又加剧之时, 美国本土居民对华人乃至其他外国人的敌视便增加了。1870年, 随着内战带来的经济低迷, 反华情绪日益高涨, 美国社会都将薪水标准的降低归咎于华人苦工。1882年, 美国签署了《排华法案》, 该法案通过监禁和驱逐的惩戒方式禁止“被矿井雇佣的有技能或无技能的华人劳工们”在10年之内进入美国。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完全针对特定国籍和族群的法典。这种历史渊源及偏见在美国社会对华人的不友好态度的产生及延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美国开始对专门技术移民实行优先的移民政策, 美国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人数激增, 其中有很多赴美求学的留学生。相较于“老侨”们, 这群新移民群体虽然有了较高的文化程度, 但由于语言不通, 以及来美后巨大的心理落差, 他们往往爱在中国人自己的圈子里扎堆, 而拒绝接触和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中。这一方面减少了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机会;另一方面, 也强化了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保守、不易接触的印象,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华人乃至其种族文化的固有偏见。

另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赴美旅游的游客逐年增多, 而对于国人游客带去的陋习和不文明行为的批评和指责频频见诸报端, 以至于在报道中会提及国外旅游景点里的文明标语只用中文标出的尴尬情景。虽然个别国人的不良形象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游客, 但每一个个体的言谈举止都会给外国人留下一个“中国形象”的标本, 这个标本一旦与他们的历史经验及偏见吻合, 定势就又一次被印证和强化了。

(二) 媒体因素

媒体一直是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 对于没有接触过中国人的美国人而言, 他们的定势更多的来源于媒体的报道和塑造。长期以来, 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往往处于一种负面或消极的定势, 以负面报道居多, 有失公允, 且报道笔调具有随意性和煽情性。虽然, 少数美国媒体也有过一些关于中国新闻的正面报道, 可惜对于受众而言, 这些报道远不及那些耸人听闻的负面报道来得更有吸引力, 因而丑化、妖魔化中国也往往成为媒体吸引受众的一种报道框架。

美媒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的倾向, 从媒体自身而言, 是源于媒体的属性议程设置。大众传媒报道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属性, 正面、负面或是中性, 大众传媒对报道对象的特定属性进行凸显或淡化, 将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 从而影响受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和态度。这种属性议程设置又根源于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从文化上看, 中美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让美国秉持“文明冲突论”, 认为“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从而对中国的文化满怀警惕和敌视之心。

三、华人形象的荧屏定势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启示

学者史安斌认为, 今天的全球文化传播过程的本质是“软包装、硬内核”——以媒体文化作为外包装, 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核心。美国影视剧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表现, 正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视角与思维方式出发, 与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紧密相连。这种出于架构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需要, 导致了美剧对于中国形象呈现的实用主义态度, 把中国作为正面或反面的例子, 主观上进行取舍、夸张甚至丑化。再加上影像这种具象化、符号化的表现系统, 美国媒体乃至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定势便在影视剧中达到了一个集中化乃至极端化的呈现。

然而, 通过对美国影视剧中华人形象的研究, 我们可以对他国民众对我们的看法有一个直观的领悟, 这将有利于我们进行自我反省与改进。在他人对我们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自身的不足, 寻找到进步的方向。华人形象的定势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就此愤恨却不做任何改变, 那么定势永无法消除。只有让对方看到我们进步的表现与过人的闪光点, 我们才有机会改正他们陈旧的刻板印象, 树立起新的、积极正面的形象。

值得欣慰的是,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以及我国在跨文化传播中为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所做出的努力, 中国的荧屏形象在美国社会中已经开始改变。从《绝望主妇》2008年开播的第五季中男主角Tom想要学习中文并对中国做出了一个正确且正面的评价之语 (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的剧情, 到诸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正面、积极的中国符号在美国主流影视剧中的演绎;从美国参议院时隔如此之久 (2011年) 才正式向美国华人为历史上的《排华法案》道歉, 到《吉米鸡毛秀》 (Jimmy Kimmel Live) 的童言无忌事件 (“我们可以绕到地球另一边, 杀光所有中国人”) 发生仅八个工作日之后主持人就在节目中公开道歉, 我们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中能得到对方的尊重与倾听而庆幸。同时, 我们也应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勇于在国际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去解构西方对于中国的过时、老旧的刻板印象, 重新建构起自己正面的新形象。

参考文献

[1]吴飞, 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 (01) .

[2]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颜袁茜.美国电影中华人定型化形象研究[D].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4]朱慧玲.近30年美国华社人口及其结构变化[J].侨务工作研究, 2006 (04) .

[5]张健.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J].国际观察, 2007 (01) .

美国形象 篇7

1.1 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前美国黑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奴隶的身份, 小说的主体也与黑人无关, 更多的是作为白人的附庸品。自1619年第一批来自非洲大陆的黑人奴隶登上美洲之后, 黑人就开始遭受长时间的剥削与压迫。

1.2 美国黑人的感情

美国黑人在被带到美洲大陆之后因为受到长时间的压迫与剥削, 其思想已经变得麻木不堪、逆来顺受, 对于自己的悲惨遭遇不敢提出任何反抗的想法, 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印记。安妮•格兰特在《美国黑人斗争史》这本书中曾经这样描述美国的黑人奴隶:“在拍卖台上的那些奴隶常常大大地夸示自己肉体的强壮, 以谋求获得一个较高的价格, 因为那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黑人在长时间的压迫中渐渐变的隐忍、麻木, 丧失了反抗的勇气。

1.3 美国黑人的权利

美国黑奴相对于白人来说, 并不具备正常自然人所拥有的权利, 换言之, 美国社会并没有接纳黑人作为美国公民, 更多意义上黑人只是奴隶主的一种附属品与牲畜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2《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美国黑人形象

2.1 主人公汤姆的形象塑造

斯托夫人所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 黑人形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人不再是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白人的附庸品, 而是变成了社会上的一个独立个体, 成为了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在文中, 汤姆是一名虔诚坚韧的基督教徒, 身上带着浓郁的宗教理念, 宗教化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他的一举一动, 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总是充满着爱心与怜悯, 甚至还充满了宗教式的殉难精神。

2.2 伊丽莎的形象塑造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塑造就是伊丽莎, 在伊利莎身上有着优雅的神态、平静的声音以及礼貌的举止, 不仅如此, 斯托夫人还赋予了她足够惊人的美貌, 而这在《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作品出现之前是不可想象想的。在这部小说中, 伊丽莎之所以勇于反抗主人对于他的剥削就是源于她身体里对于儿子深沉的母爱, 母爱让她获得了勇气, 最终逃出了压迫她的种植园, 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并且一家团圆。

2.3 乔治•哈里斯的形象塑造

说起这部作品中关于黑人形象的颠覆, 就不得不提起乔治•哈里斯这个混血儿。在这个混血青年身上, 作者赋予了他一切应该具备的美德, 聪明伶俐、长相英俊、风流潇洒、体态修长, 甚至比他的白人主人还要优秀, 常常令其主人自愧不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他身上, 有了属于黑人自我的反抗意识, 这种黑人自我的反抗精神隐喻着斯托夫人的寄望, 斯妥夫人希望黑人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真正属于黑人的自由与平等。

3 美国黑人在文学作品中形象改变的原因

3.1 政治原因

美国黑人文学形象的不断变化源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断抗争,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不屈不挠的惨烈斗争, 才会出现这部《汤姆叔叔的小屋》。非人的现实遭遇使得黑人以及白人人权主义者不断通过起义、罢工等形式为黑人谋取正常的社会权利, 1831年的纳特•特纳领导的起义对整个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 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其次, 法律也在美国黑人形象提升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北战争后发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使得黑人奴隶从法律意义上获得了解放。

3.2 经济原因

随着棉花生产在美国大陆的不断扩大, 黑人奴隶的作用也不断提升, 整个美国社会的种植园都在提升着对于奴隶的需求量, 随之而来的是奴隶价格的不断上升。很快, “开明”的奴隶主就已经认识到必须要善待种植园奴隶才能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减少自身的经济损失, 伴随着这种思想潮流的出现, 过分虐待和剥削黑人奴隶的现象开始减少, 黑人在文学中的形象自然而然获得了提高。

3.3 文化原因

黑人因为其本身具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在美国的黑人当中也有其自身的黑人文学, 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分支就是废奴文学。著名的废奴派作家有乔治•摩西、詹姆斯•怀特菲尔德、马丁•德拉尼等, 他们组成了美国文学十分重要的流派即美国黑人文学, 这个文学流派对提升美国黑人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结语:通过分析斯托夫人笔下的黑人形象与之前黑人形象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黑人文学中的黑人形象往往不是一个个体, 而是社会群像在文学中集中反映, 美国黑人文学形象的不断转化, 十分准确的反映出了美国黑人地位的不断变化。

摘要：《汤姆叔叔的小屋》作为一部反映黑人生存状况的社会批判小说, 成功塑造了主人公汤姆这个受到残酷压迫和剥削的黑奴形象, 深刻揭露了美国黑人在19世纪种植园制度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以及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于黑人权利和生命的漠视。本文将通过政治背景、文化因素和经济状况来深入分析《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文中的美国黑人文学形象。

关键词：《汤姆叔叔得小屋》,美国黑人,奴隶制,文学形象

参考文献

[1]郑瑾.《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汤姆的形象分析[J].商业文化 (学术版) .2009 (01) .

[2]卞慕东美国黑人参政的历史演变——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奥巴马胜选[J].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02) .

[3]马玉梅.解析《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主题意义[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03) .

美国形象 篇8

关键词：美国文化,美国电影,总统形象

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在美国众多的好莱坞电影中, 总统这一特殊的社会角色总是被反复呈现, 成为长盛不衰的重要银幕形象。对于总统形象的研究, 不仅可以作为我们探究美国电影和文化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更可以帮助我们研究美国社会政治历史变迁, 掌握其发展变化规律。而掌握了这些特征,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通过对美国的社会现状研究来解读今后依然会层出不穷的美国总统形象。

一、美国历史与总统形象的演变过程

美国电影中的总统形象是伴随着美国的历史发展而演变的。19世纪末电影刚刚出现之时, 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人们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 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化和艺术生活。这一时期, 反映历史人物特别是总统形象的电影作品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林肯传》《田纳西的约翰逊》和《威尔逊总统传》等开创了总统传记片的新篇章。这些反映历史人物的故事表现的大都是历史史实, 塑造的也是高大光辉形象。

20世纪60年代开始, 美国电影随着历史的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白宫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大大激发了美国电影的创作灵感和勇气, 电影中的总统形象也随着入主白宫的多位总统命运开始了一段变幻莫测的转变时期。越南战争前后, 美国的反战情绪高涨, 敏锐的电影人抓住时机对总统形象开始了天翻地覆的革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便是1964年坦利·库布里克指导的黑色电影《奇爱博士》。本片以黑色幽默的手法讽刺了一群对战争痴迷的狂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不能自持的癫狂, 将总统这一人物塑造成了软弱无能, 面对危机无计可施的傀儡, 在国家面临战争的时候, 只能屈从于身后的利益集团。

伴随着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 总统日益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 好莱坞电影人更是从中得到灵感, 用各种真实亦或虚传的线索演绎了各种版本的总统传奇, 塑造了众多风格迥异的总统形象。美国总统不再只会读讲稿, 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在《空军一号》里成了机智神勇的“救世主”, 在《白宫奇缘》里当上了浪漫多情的“好男人”, 而在《摇尾狗》中, 电影中的总统形象更可以说是映射克林顿丑闻最好的脚本。

二、美国文化与总统形象的产生根源

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有着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 正是由于这种保守思想的单一文化在美国电影发展的最初五十多年占据了主导地位, 好莱坞中的总统形象多是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幸福的“救世主”。然而, 二战以后的新移民大量来自非基督教民族, 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主义同时并存的国家, 而分别带有不同倾向的美国两党——代表传统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和代表多元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正是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进行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 谁执政, 谁能主导某一时期的主流价值观, 美国电影中的总统形象便会朝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首先, 在以肯尼迪、克林顿执政时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策下, 多元文化令总统形象更加丰富。无论是正面的机智英勇、浪漫多情, 还是反面的懦弱无能、阴险狡诈, 都可以明显的性格特征被塑造于银幕中的总统身上。这些特征反映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对总统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 让我们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胜利。其次, 在以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策下, 保守文化给总统形象定下底线。如果我们抛开“总统是什么样的人”这一人性问题不谈, 对于“谁才能当总统”这一身份命题, 我们便可以看到保守主义的文化强势。纵览几十年的美国电影, 凡是有总统出场的时候几乎一定是白种男性。好莱坞电影在确定美国总统人选时鲜有突破, 坚守着保守主义文化底线。

美国的这两种文化冲突一直影响着美国电影中对总统形象的塑造。2001年, 随着共和党在小布什的带领下重新执政, 保守主义思想又一次占据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9·11以后, 小布什以反恐战争为理由, 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的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文明的敌人。反映这一时期的, 以2001年的《珍珠港》及其塑造的总统形象为代表。但是, 新保守主义政策又一次将美国引入了伊战和经济危机的漩涡, 因此, 反映在好莱坞中塑造的银幕总统形象上, 以电影2004年《后天》里塑造的忽视气候变化最终自食其果的总统和2006年《美国梦》里为了寻求连任参加选秀比赛的总统为代表, 多元文化形态进行了反击。

21世纪的前十年里, 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观与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一直在彼此制约, 相互较量。2009年, 美国民主党人奥巴马入主白宫, 成为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 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以同年热映的好莱坞电影《2012》为代表, 美国电影中涌现出众多黑人总统的形象, 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时代的终结。了解了这种文化特征, 我们便可以大胆地展开想象,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当类似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性成为美国总统时, 大银幕中将会涌现怎样的总统形象呢?

三、结语

美国电影反映了美国人的历史、文化、精神追求和向往。在这些鲜活的总统形象背后, 反映出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从这一个个不同命运的人物身上, 折射着的是美国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变迁。从早期单一的英雄情结, 到今日多元的百花争艳, 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强音, 每一个形象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从那些一个个鲜活的总统形象身上, 我们也能看到美国社会的明天。因为, 历史可以照亮未来。

参考文献

[1]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刘绪贻.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美国形象 篇9

关键词：美国文学；黑人；形象

自从最早一批殖民者占领美洲大陆，白人便成为美国的主流社会阶级。虽然美国已经诞生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但是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黑人依然处于社会边缘地带。

20世纪以前，美国的黑人都是奴隶，白人是他们的主人。那时候，黑人完全没有自主意识，仅仅是作为白人的财产而存在。在这个时期出版的美国文学作品中，黑人也都是以奴隶、毫无自主意识和社会地位的形象出现。其中的典型形象是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一名黑人，这个形象的善良、极具牺牲精神的品格深深感染着读者。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兴起了黑人文化运动，黑人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此时，美国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的黑人形象也开始具有反抗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改以往温顺的黑奴形象。从这个时期开始，黑人的社会地位在美国文学中大大提高了，他们也拥有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开始兴起，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美国黑人运动旨在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应有的权利。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黑人们团结一致，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强话语权，争取应有的权力而不懈奋斗。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更是给整个美国大陆带去了震撼，他积极努力而又坚强，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极富有代表性的、正义和勇敢的黑人形象。此后，美国的作家笔下的黑人形象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形象也越来越多元化，其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大大觉醒，并且有了极大的自信心。

一、美国文学作品中黑人形象转变的原因

纵观美国文学各个时期的典型作品，可以发现其中黑人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可以从作家的个人思路和外部的时代变革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内部原因：作家的个人思路

文学作品都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其中表现出的思想也是作者的思想展示。作家大多从自身的眼界出发，来思考黑人的特点和形象进行文学创作。美国作者对黑人的描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黑人奴隶形象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同情，因此在创作中会更多地借助塑造黑人形象，来表现出社会的矛盾。还有一种是试图弱化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试图借助文字来体现种族之间的和平。然而，不管是何种描写，作家依然逃脱不了时代的思想束缚。因此美国文学中的黑人形象具有时代性。

（二）外部原因：时代变革

从最早殖民时代，黑人就与欧洲白人一同生活在美洲大陆上，他们的地位和角色一直在发生的转变，在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权利也不尽相同。在早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黑人多以奴隶形象出现。随着黑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作品中的黑人也越来越有存在感，变得坚强、坚韧不拔、敢于牺牲。由此来看，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形象的变化与时代变革紧密相关。

二、奴性的黑人形象

自从黑人被贩卖到美国，黑人便以奴隶的身份艰难地生活。他们不被当做人，而是当成无意识的、属于白人主人的物品。南方的奴隶主尤其歧视黑人，黑人被排斥在当时的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当时的美国作家笔下的黑人形象，正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普通人对黑人的看法。在20世纪之前，美国文学中的黑人形象都是“卑微的、性格奴性、心智低下、傻里傻气、性格温顺”。这些黑人完全为了衬托白人主角而存在，没有一点性格特征。

其中，典型的黑人形象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被塑造出来。汤姆即是一个典型的、年老的黑奴，他忠心耿耿地为主人家服务，就算被冤枉也从不辩解，就算自己的家庭被拆散也只是无可奈何，从不试图改变现状。读者读过之后，会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后，南方社会的黑人并未他们的地位在法律的规定下发生了改变，他们依然对白人委曲求全。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是黑人的逆来顺受和毫无反抗意识。他们知道奴隶主的残暴无度，却只能通过逃离解决问题。在《自述》中，道格拉斯便描写了自己在不堪忍受白人奴役的情况下的逃亡过程。总体来说，20世纪前的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形象是奴性的、逆来顺受的、毫无反抗意识的。

三、变化中的黑人形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新黑人文化运动爆发，黑人的文学形象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南北战争使得大量黑人从南方逃到北方，在曼哈顿的阿莱姆地区居住。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美国最大的黑人聚集地。新黑人文化运动由美国的黑人艺术家发起，旨在有意识地唤醒黑人沉睡的自我意识，从而振兴黑人文化，提高黑人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此时，美国文学中的黑人形象不再是以往作品里那种单一的形象，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多元化。作家们大多意识到了黑人的意识觉醒，黑人的形象逐渐变得立体。如切斯·纳特在其作品《女巫婆》描写了黑人民族传统，在此之前很少有作品关注到这一领域。一些小说和诗篇开始强调黑人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并且描写了美国黑人生活的现实及寻求民族认同的努力。杜波依斯在其作品《黑人的灵魂》中讨论了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问题。

此外，作家们开始对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奴隶制度进行批判。在《如果我们必须去死》中，黑人的斗争精神被体现的淋漓尽致。黑人的形象被描写成两个类型：一是形象完美、有教养的黑人形象；二是揭露了黑人生活的阴暗面。同时，女性黑人形象开始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出现。黑人女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在作品《他们的眼睛看着上帝》成功塑造了一个追求自我和爱情的黑人女性形象。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黑人形象是多变的，并且有着自己的思想，但是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来看仍然不够典型和成熟。

四、觉醒和独立的黑人形象

美国新黑人文化运动之后，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开始觉醒，变得独立。从这些文学作品中，黑人的自我意识、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都开始有所体现。美国文学作品开始真正走进黑人的生活，探究黑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并试图记录一个立体的黑人群体及这一大社会环境下的黑人个体。

1940年，赖特发表了《土生子》这一美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在这部作品中，赖特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具有反抗意识的黑人青少年形象——比格·托马斯，这个形象在遇到绝境时采取了任何人都可能会采用的方式——暴力，促使美国普通读者对新一代黑人进行思考，并对种族歧视和压迫进行深入反思。艾力森的《隐形人》塑造了一个试图得到白人主流社会认可的年轻黑人形象，然而社会上的种种歧视让他最终只能藏身于地下室中，对社会来说已经变成了隐形人。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黑人强烈的想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意愿。

另外，在《看不见的人》作品中，作者从正反两面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黑人形象，一种一直在寻寻觅觅探寻自我的存在，另一种则试图伪装自我。在这里，寻找自我的过程一直充满波折并经常碰壁，最终只能选择“隐藏”这一方式。而书中的布莱索则是一个为了不断向上爬、追求更高地位而抛弃、利用自己同类的形象。这两种典型形象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种人种上，已经脱离了以往被普遍认为的“黑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这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黑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上地位的提高，黑人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立体、越来越丰满，甚至和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中的白人形象一样，几乎摆脱了肤色带给他们的困扰。黑人的本来面目被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有了新的主题深度与内涵，充满了艺术魅力。黑人的文学形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其人性特征变得越来越突出。黑人文化也在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成为多元文化运动在美国深入的体现。

参考文献：

[1]习强毅.文学作品中的美国黑人形象变化[J].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09（6）：79-80.

[2]张璐.美国文学中黑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小说《日用家当》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5（8）：93-96.

美国形象 篇10

一、中国形象

本文笔者所述的形象, 主要指的是在文学意义中的他者形象。法国形象的相关研究学者在研究中提到过, 他者形象是社会化运作过程中的对异国的看法的一种总和。这种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形象学的研究并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因为还要对形象“社会化”的过程进行研究和考察, 要综合考虑文学上的生产以及销售方面的各个环节。并将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和其他的那些平行文化上的产品相互比较, 也要和人类学、社会学等知识领域的专家研究结果进行相互比较, 旨在寻求一种在特定的文本之中的他者形象和在全社会中对一个国家的集体解释。

另外一个方面, 虽然已经借鉴了很多历史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但是在文本内部的研究还是形象学研究的基础内容, 按照相关学者的想法, 也是通过将文本内部的词语、等级之间的关系以及故事上的情节进行深度的剖析, 并对文学的深层区域加以探究。也就是说那些由象征组成的网络, 是怎么被精心的编码来进行文化想象物的一种创造过程。

虽然我国学术界引入形象理论体系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但是在近些年, 形象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全面地展开了, 且大有井喷之势。其中最为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有关西方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 以及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等比较主要的西方国家在各种文化资料中塑造的那些中国形象的相关研究。

美国是现今最主要的西方国家之一, 在美国文学中研究中国形象, 一方面可以将中国形象的研究融入到美国的形象中的整体框架中 ;另一方面在中国和西方的互动中, 英国和美国法国这些欧洲的主要国家的相互差异, 要比欧洲国家相互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 主要表现在 :

(一) 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 在那些近代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前, 已经身为西方整体中的一个参与者参与塑造了中国形象, 在此之后又参与到了中国形象演变的整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主要起作用的是西方的基督教的观念和近代化的过程, 但是这些国家在民族品格方面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上是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影响意义的。而美国的中国形象不但受到了基督教的观念以及近代化的进程影响, 还和美国是一个诞生在社会契约之上的并充满了拯救色彩的一个国家的定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 美国虽然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相关进程, 这一点是那些资格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总而言之, 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他国家与其无法比拟。

(三) 在形象层面进行分析,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程度是较复杂的。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仅仅是单向的注视, 甚至不是双向的注视关系, 实际上是某一种比较特殊的多方面的关注和表达的关系。

二、美国在早期的作品中对中国的想象

在美国的文学之中, 除了诗歌之外, 有一种利用中国体裁来达到“为我所用”这个目的的文学形式——游记文学。严格意义上来说, 游记文学主要分为记实性以及虚构性这两种, 前一种是由一些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创作的, 这些人将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及对这些事物的感悟进行真实的记录。后者则是由那些杜撰出的旅行者, 游历各国并对这些国家进行观察和评价。就算是纪实性的游记, 作者也会在其文学作品中加入一些主观的虚构和幻想的成分。

在美国文学中, 有一部很有趣的游记作品曾经提及到中国, 那就是《詹姆士沙历险记》。这个故事叙述的视角是集创作者、叙述者以及主人公为一体, 这样的安排能使读者在阅读作品中感觉到作者的存在。但是由于作者的经历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所以在其作品中, 存在着许多有关中国的虚妄的说法。

三、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利用中国形象

欧洲人关于中国人的阐述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断开展为美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及素材, 但是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这些作家的创作和在同一个时期中的欧洲有关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 还是相形见绌的。主要的原因是在那个时期, 美国的发展还是处于一种初级的阶段, 但这种情况在新时代已经获得了不小程度上的改善。美国人进行了不断的尝试, 开创了一条属于美国的文学思路, 所以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已经完全成型了。美国文学中有很多以东方的故事为背景或者是题材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作品中有一些虚构的谈论道德的小说, 也有将东方神秘化的一些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故事。

四、二十一世纪美国文学下的中国形象

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是一种有特定的文化意义的虚构的空间, 在一种相同的文本中, 西方文化的表象是不同的。二十一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有一种没由来的恐惧心态, 总之中国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中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之下, 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表现。

中国在不断的飞速发展着, 在这种发展和变化中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的。近来曾经有相关学者进行过相关的调查, 调查在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调查结果显示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虽然有这种不同存在, 但是还是存有某些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 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 自始至终都在两个比较极端的位置摇摆着。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中, 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可能截然相反, 而在同一时代中, 也可能有不同的中国印象存在。

结语:

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形象在美国文学中已经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而中国形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中, 表现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形象也会构成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的本质, 本文就美国文学中中国形象进行研究, 并不是想证实在这一时期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不是有偏差, 主要是为了探索美国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的意义和结构上的原型, 对其进行更深一个层次上的研究。

摘要：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中, 多元文化相互碰撞, 相互渗透和融合。人类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 有两个较为重要的领域, 中国学者主要谈论的是“西风东渐”的话题, 而“东风西渐”这个话题谈论的人相对较少, 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有限, 这种情况与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是不相符的。究其原因主要是, 我国学者进行文学研究的方向是从自身出发探讨国内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且比较重视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的一种激化作用。

关键词：21世纪,美国文学,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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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明军, 熊元义.理论分歧的解决与文艺批评的深化——兼与王元骧先生商榷[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4) .

[6]刘宏.透过沃尔特·惠特曼的诗美学和性价值观看性诗歌创作和超验主义[J].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