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形象（精选4篇）
陕西形象 篇1
一、引言
旅游目的地,是指吸引旅游者在此做短暂停留、参观游览的地方。临潼作为旅游目的地,要想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就必须增强其品牌营销。然而品牌营销的核心与关键,在于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所谓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是指现实和潜在旅游者(主体)对旅游地(客体)的感知,是对旅游地各要素产生的印象总和,是旅游地特征在游客心目中的反应,也是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其中包含着熟悉度、标志物、景区卫生环境、景区安全设施设备、景区可进入性、广告宣传等诸多因素。
二、研究方案
本次调研以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方法进行调研。问卷设计以研究陕西临潼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为目的,主体从影响临潼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六大因素入手进行了调查。
此次调研共发放300份问卷,其中回收问卷291份,其中,有效问卷282份,有效回收率为94%。
三、临潼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分析
(一)游客特征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表1),临潼旅游目的地,可满足各阶层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不会过多受可自由支配收入的限制。年龄上,主要以中青年为主,但各个年龄阶段人员所占比例差别较小,适宜各类人群参观游览,可获性较高。
(二)影响临潼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主要因素分析
1、宣传力度和宣传形式,直接影响了目的地的广告效应。表2显示,有74.1%的游客认为临潼旅游目的地各个景区的宣传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沿街广告、电视及网络等媒体,旅游杂志、报纸、书刊等各种线上线下的形式。在宣传力度上要进一步加强综合性,不可局限于秦始皇兵马俑景区。
备注:N为人数(Number)。
2、旅游决策行为来源于对旅游地的认识,即熟悉度——是旅游者在到达该目的地之前对其心理上的一种感知,调研中超过半数的旅游者对临潼旅游目的地的熟悉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因素是目的地可进入性的直接体现。表3显示,超过80%的旅游者认为该地可进入性非常好;各层次标志物占比差距不大,景区在其设置的关注度上相对其他影响因素较低;景区安全设施设备是游客能够在所选择的景区内顺利完成旅游活动的保障,需进一步强化;部分游客随手丢弃垃圾等行为会影响景区的卫生环境评分,景区应在投放垃圾回收设施的同时增加警示标语的设立。
(三)临潼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整体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从其吸引力及游客对其整体印象着手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旅游者认为临潼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遗存和景区讲解服务是最具吸引力的两项,过半数的旅游者认为这一目的地给他们的整体印象是古典与现代融合,富有生命力。
总体来讲,多数旅游者对临潼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较满意。其整体形象虽然水平较高,但临潼旅游产品陈旧草一, 与当地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发展很不适应,除兵马俑、华清池、秦陵和骊山等一些文化遗产自然景观之外,临潼至今还没有开发出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所以,导致临潼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感知也发展缓慢。
四、结论
旅游地形象是游客对旅游地所绘制的心理图像,在推动游客产生旅游动机过程中起关键性的激励作用,已成为旅游者选择目的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8]。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游客对陕西临潼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总体处于比较满意的程度。虽然该目的地有闻名中外的景区,也促使了整个目的地形象感知程度的提升,但各景区在不同方面的形象感知程度依然参差不齐,因此,对存在问题相对较多的影响因素(卫生环境、休闲娱乐设施建设等)必须多加关注,加快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陕西临潼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打造知名度更高的品牌。否则,该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程度则会停滞不前。
陕西形象 篇2
导演王全安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 非常熟悉陕西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在电影《白鹿原》的拍摄中, 他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具有浓郁陕味特征的影像, 传神地将陈忠实笔下那个古朴、厚重的“白鹿原”再现出来, 以“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1]创作形式完成了文化陕西形象的建构。首先, 他选取最能体现关中平原风景特点的大片大片金黄的麦田来呈现文化陕西的风景美。作为关中平原主要农作物的麦田, 既是关中平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也是关中人生死相依的精神家园。 王全安以浓郁厚重的土色系、长镜头全景呈现的拍摄方式, 将绵延不绝、摇曳翻滚的麦浪拍摄得苍茫而厚重、 欢欣而悲壮。当翻滚的麦浪承载了白鹿原人劳作的欢乐、 黑娃与小娥性爱的热烈时, 风中舒展的金黄色麦田特写张扬着饱满的生命激情、激荡着欢腾的人生骊歌。当黑娃、 鹿兆鹏、白孝文为了反抗“镇嵩军”强收军粮而夜烧麦田时, 红浪冲天、黑烟滚滚的麦田特写则满蓄着白鹿原人生命的苦难、积聚着白鹿原人反抗的风雷;其次, 他选取最能体现关中地区村居特色的建筑景观来呈现文化陕西的风俗特色。祠堂作为汉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 在关中地区大的村落中非常普及, 是凝聚宗族伦理、维系宗族秩序、举行宗族重大活动的场所。导演王全安以肃穆、 压抑的黑灰色系, 短镜头局部呈现的拍摄方式, 将白鹿原实施世俗统治、精神规训的祠堂拍摄得庄重而森严、 神圣而肃杀。当白嘉轩带领乡民在祠堂中诵读《乡约》:“德业相劝、见善必行、问过必改, 能治其家, 能修其身…… 能决是非、能解斗争, 能与除利害……”时, 庄严肃穆的祠堂特写洋溢着儒家教化神圣的光辉、闪耀着宗族精神崇高的光华。当白孝文以族长的身份按照族规刺杖伤风败俗的田小娥和黑蛋时、当白嘉轩在祠堂里严厉惩处通奸的白孝文时, 阴森肃杀的祠堂特写则弥漫着儒家文化森冷的寒气、充斥着宗族精神冷酷的戾气。此外, 王全安还以浑厚凝重的灰黄色系, 短镜头俯视的拍摄方式, 将守护白鹿原生灵的戏楼、牌坊拍摄得古朴而凝重、温情而沧桑。戏楼, 是白鹿原人看戏、演戏的地方, 也是各路人员轮番发表演说、铺陈教义的地方。牌坊, 是白鹿原人离家、归家的必经之路, 也是各种势力侵入、逃离白鹿原的通道。它们静静地伫立在祠堂外、树立在麦田里, 以“不变”看待着白鹿原上所有的“变化”;电影《白鹿原》最为人们称道的是, 王全安充分调动关中民间的戏曲元素浓墨重彩地呈现出了文化陕西的风情美。 影片中, 戏曲元素既是陕西文化生活的展示, “更是作为叙事元素和表意元素, 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增强了影片的审美意境。”[2]《白鹿原》中的关中戏曲元素主要有华阴老腔、碗碗腔、皮影以及秦腔片段。老腔是陕西非常古老的汉族戏曲表演形式。主要流传于陕西省华阴市的双泉村。唱戏人的服饰和动作具有典型的关中生活特色, 一人怀抱板胡边弹边唱, 唱段中间会有一位艺人突然站起来高举木板, 狠击一条长凳, 然后众人帮腔吼唱, 秦风秦韵十足。电影《白鹿原》中的老腔唱段主要有两处: 一处是在郭举人家, 众麦客在饭后吼唱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将令一声震山川》。这段激昂高亢的唱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符号将关中文化粗狂刚烈的风貌激撒在观众面前。同时, 黑娃乐在其中的看戏状态与演戏人表演的浑融一体, 也从地域文化心理的角度暗示了黑娃以后乱世草莽的悲剧人生。另一处老腔唱段是黑娃与田小娥在屋内偷情时, 插入一段《征东总是一场空》。悲凉苍劲的唱段作为叙事元素融入剧情的发展中, 唱词与屋内黑娃、 小娥的动作互相呼应, 以“征东总是一场空, 难舍大国长安城”的表意功能喻示了黑娃与小娥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碗碗腔, 与华阴老腔同属于皮影戏。如果说, 老腔的曲调展示了男性的粗豪剽悍, 那么碗碗腔的曲调则展示了女性的柔媚温婉。影片中的碗碗腔唱段、皮影表演是在白孝文输光所有家产与田小娥回家躺在破炕上时, 插入了一段《桃源借水》。白孝文连说带唱地来了一句唱词“有你就有我的桃花源”, 田小娥马上回应:“桃花源来了”。随即戏曲前奏响起, 唱词只有反复的两句: “姓陶居住桃花村, 茅屋草舍在桃林。”画内田小娥的模仿表演与画外皮影老艺人的幕后表演交替出现, 亦真亦幻地暗示了田小娥与白孝文真假难辨、悲喜莫名的情爱状态。此外, 影片中也插入了几处秦腔唱段。总之, 反复映现的麦田、祠堂、牌坊、戏台特写, 以及不时插入的老腔、碗碗腔、皮影、秦腔唱段, 在向世界展示了陕西古朴、苍凉、厚重的文化风貌的同时, 也建构出了一个富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化陕西形象。
王全安对陕西人形象的建构, 除了从方言的维度上建构真实的陕西人形象外, 更重要的是从地域文化人格的维度上建构真正的陕西人形象。电影《白鹿原》以黑娃、田小娥的情爱纠葛为中心, 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 尖锐的文化冲突中刻画了陕西人倔强自尊、重情重义的文化性格。关中作为“秦中自古帝王都”, 由于千年以来身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使关中人有一种皇城根下正宗嫡传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导致的自闭自负使关中人自尊好强, 非常要面子。对关中人而言, 面子的事比天大。关中人的口头禅是:“我脸都没了, 还活啥人哩。”为了保住所谓的面子, 倔强、偏执, 一条道走到黑。电影《白鹿原》里, 黑娃领着小娥回到白鹿原上, 当鹿三打听到小娥原是举人的小妾, 因和黑娃私通被赶出家门后, 认为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把他的脸丢尽了, 便不顾父子亲情将他们赶出家门;以后田小娥和鹿子霖、白孝文私通, 鹿三认为田小娥不但使他颜面尽失, 更使他敬重的白嘉轩颜面尽失, 便不惜铤而走险杀死了田小娥。白孝文和田小娥偷情, 白嘉轩认为白孝文的不齿行为使他面子扫地, 他愤怒地在祠堂里当众刺刷白孝文后便与他分家另过, 冷眼看着白孝文一步步走向堕落。及至率众修镇田小娥魂的塔时, 有人悄悄告诉他, 田小娥怀上了白孝文的孩子, 问他还把骨灰往塔下埋不? 明知儿子患有不育恶疾的白嘉轩, 丝毫不念及骨肉亲情, 冷酷地将带有自己骨血的骨灰镇入塔下。自尊倔强不但使《白鹿原》里的父亲冷酷地斩断了与儿子之间的父子亲情, 也使那些被父亲冷酷拒绝的儿子为了保住自尊, 倔强地走上了人生的歧途:黑娃铤而走险成为土匪, 白孝文胡乱将自己卖给军队, 从而酿成了一幕幕人生悲剧和社会悲剧;“秦中自古帝王都”的关中在文化上深受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 文化积蕴深厚。特别是宋代关中大儒张载创立的关学更是以乡约、族规等形式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 制约着人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 具有无形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因此重德尚礼的关中人特别重情守义。电影《白鹿原》里, 黑娃要和小娥成婚, 面对白嘉轩的不准他们进祠堂、父亲的不准他们进家门, 黑娃毫不屈服, 他领着小娥到村外的破窑安家。安家后, 他四处打工, 出卖苦力, 尽力使小娥过上好的生活。特别是“交农”失败后, 在被追捕的危急时刻, 他不计个人安危冒死跑回家, 给小娥送钱, 安顿小娥以后的生活; 白孝文因和小娥偷情, 在被父亲刺刷并逐出家门后, 他毫不犹豫地搬去村外的破窑和小娥同居。和小娥同居后, 为了讨得小娥高兴, 他甚至卖房卖地, 供小娥抽大烟、 看戏。及至两人卖光田产、家产, 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时, 白孝文还是矢志不渝地爱着小娥, 坚信小娥就是他人生的桃花源。最后, 当饿昏的田小娥告诉白孝文, 她怀了他的孩子时, 这个被世人唾骂的败家子、浪子为了给小娥换口吃的, 竟然把自己卖去当兵。当鹿三扛着他父亲接济他的半袋包谷跑来救他时, 他轻蔑地拒绝了父亲的援助, 只是要求鹿三把他的卖身钱给小娥捎回去。总之, 电影《白鹿原》以黑娃、田小娥、白孝文的情感纠葛为中心, 在时代的动荡中, 激烈的父子冲突中, 将男女情爱中那种重情重义演绎得浓烈而悲壮。
尽管这部改编自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电影, 自2012年秋公映以来, 围绕“改编是否体现了原著精髓”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并成为2012年度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质疑者甚至激烈地批评电影糟蹋了原著精神, 将一部厚重的史诗性巨著剪辑成了《田小娥传》。但不可否认的是, 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原》, 不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白鹿原”热, 让陈忠实多年前创作的这部皇皇巨著再次风靡全国, 也让“陕西形象”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
参考文献
[1]雷达.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下) [N].光明日报, 2004-6-30.
陕西形象 篇3
农民工是指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 [1]他们是在中国社会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2]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 农民工就是社会热议的话题, 近些年来, 人们对农民工的关注更是有增无减。媒介作为社会的瞭望者, 对农民工群体积极进行报道, 在自觉不自觉中参与了农民工的形象建构。然而, 媒介因受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规律的制约, 对农民工的形象建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农民工本身。为使媒介中的农民工形象更加客观公正, 本文对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建构进行分析。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文选取《陕西工人报》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 陕西是一个劳务大省, 而《陕西工人报》是报道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报纸,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农民工现象;其次, 《陕西工人报》是陕西省总工会机关报, 是一份面向全省广大职工及各阶层劳动者的报纸, 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也是其主要报道对象。
(二) 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 同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在分析农民工外在的报道形式时, 以定量分析为主;在解读农民工的内在特质时, 以定性分析为主。
《陕西工人报》对农民工的报道数量多, 为确保研究的时效性, 本文主要分析2011年的《陕西工人报》。将时间定为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共收集到有效样本117篇。
(三) 类目的建构
1.有效样本的月份分布。
2.报道主题:政府关怀、政策解读、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就业、农民工现状、农民工典型、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工与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其他等11类。
3.消息来源:政府部门、本报记者、专家学者、其他媒体、农民工本人、公司、其他等7类。
4.报道倾向:赞扬肯定、关爱同情、中立、批评否定、嘲弄厌恶、其他等6类。
三、研究发现
(一) 媒介报道呈现时节性
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出, 在1、2、3、8、9、12月, 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集中, 报道量占全年报道量的72.65%。这是因为12月、1月临近春节, 多个政府部门联合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帮助农民工讨薪、维权、返乡;2、3月, 春节已过, 农民工要返城、就业, 媒介及时对此展开报道;8、9月农民工子女临近开学, 为使农民工子女按时上学, 相关政府部门积极下发政策并帮助农民工讨薪。因而这6个月报道量较大。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看出《陕西工人报》对农民工的报道量呈现一定的时节性, 在春节前、春节后、农民工子女开学前报道量较大, 其他月份报道量相对要少。
(二) 报道主题集中
《陕西工人报》对农民工的新闻报道的主题呈现出集中化趋势。如表二所示, 以政府关怀为主题的报道多达58篇, 占到总报道量的50%。主要包括:工会帮助农民工讨薪、就业、返乡、维权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农民工工资检查、组织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春风行动”, 工会与司法局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法院为农民工追薪等。
以农民工现状为主题的报道量也较大, 占总报道量的13%, 内容包括农民工的组成状况, 如《女农民工成为女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如《冬日, 农民工冷暖更需呵护》;农民工的身体、医疗状况, 如《八成农民工小病“挺着”缘何有病不敢医》、《一年百万工伤患者中八成都是农民工》;对农民工自身存在的问题, 媒介也进行了解读, 如《农民工法律意识薄维权状况堪忧》等。
从表二我们还可以发现, 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的群体, 媒介也给予了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后,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 总数约有1亿。[3]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日显重要, 媒介对其进行了报道, 主要内容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所面临的困难、容易引发犯罪的原因, 以及身份认知不清等。
对于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子女问题, 媒介也适时作了解读。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农民工工作的企业, 媒介也作了报道, 如“民工荒”中企业留住农民工的方法、企业为农民工办工资卡等信息。
(三) 消息来源多样化
对于农民工的报道, 媒介消息来源较多样。其中, 占比重最大的是“政府部门”提供的消息, 比例高达49%;其次是“本报记者”采访的消息;来自专家学者的消息比例达8%。此外, 还有其他媒体、企业、农民工本人等提供的消息。政府关注农民工群体, 为农民工提供帮助, 政府所提供的信息, 权威性较强;记者奔赴一线、亲身采访, 使报道更符合实际;专家学者通过调查以及对数据的分析, 所得结论更可靠;而来自农民工本人的消息, 更能突显农民工的真实心理。
(四) 报道倾向鲜明
在农民工的报道中, 媒介的立场极为鲜明。如表四所示, 对农民工持“关爱同情”态度的报道多达90篇, 占总报道量的77%, 持中立立场的报道有21篇, 持“赞扬肯定”态度的报道所占比例为3%, 没有持“嘲弄厌恶”、“批评否定”态度的报道。媒介以“关爱同情”的态度报道农民工生活窘迫、医疗状况差、患职业病率高、讨薪困难、合法权利遭侵犯以及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的援助等。同时, 对于农民工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 如具有多彩人生的普通农民工———蒋普权、老陈等, 媒介也给予赞扬。
四、媒介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 媒介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1. 农民工完全被塑造为“沐恩者”
农民工是现代城市的建设者, 是城市经济的主力军, 同时也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人力资源, 对于城市乃至整个国家, 农民工都做出了极大贡献。[4]但由于当今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法律不完善, 农民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相反, 农民工的某些合法权益还遭到侵害, 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然而, 在形象塑造中, 媒介对农民工的贡献不予或很少提及, 将其完全建构成“沐恩者”的形象是不符合实际的。如表二所示, 在117篇报道中, 以政府关怀为主题的报道多达58篇, 所占比例高达50%。在媒介的塑造中, 或是政府的相关部门帮助农民工讨薪, 如《街道总工会给力相助15名农民工讨回欠薪》、《全省法院为农民工追薪2093万元》、《我国各界积极帮助农民工讨薪》等;或是政府部门帮助农民工就业, 如《“2011年春风行动”启动帮助农民工尽快找到满意工作》、《我省启动“春风行动”》等;或是政府部门为农民工提供其他服务, 如《免费公共图书馆重点拂去农民工群体》、《我省加快推进建筑业农民工养老保险》、《中央45.68亿支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等。而对于农民工的贡献, 仅有《农民工回家过年城市遭遇服务真空》从侧面提及。报道主题的不合理分布使得受众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农民工享受着国家的恩惠, 社会各界为农民工提供了各种服务, 农民工完全是一个“沐恩者”。
2. 农民工缺少话语权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对于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想要获取的帮助, 只有农民工自身更清楚。然而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 缺乏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 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媒介也没有为农民工提供话语空间, 消息也很少从农民工中获得。[5]从表三中, 我们可以看出, 关于农民工的消息, 更多来源于政府部门或媒体, 如“人社部日前发布消息”、“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近日, 全省建设行业和劳保统筹管理办公室发出通知”等等, 只有《留守儿童致大量农民工不远外出》、《一个农民工的维权路》、《冬日, 农民工冷暖更需呵护》等18篇报道中有农民工的声音。然而话语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正如台湾学者管中祥所说:“在此信息泛滥的时代, 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 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 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 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6]因而, 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亟需媒介为其提供话语空间, 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受众呈现更真实的自己。
3. 媒介报道立场不够客观
近年来, 被西方新闻工作者奉为圭臬的新闻专业主义渐受我国媒介从业者的青睐, 而其基石是客观、中立。客观和中立要求媒介在报道消息时要离开个人的偏见、情感和观点, 而且媒介的报道的方式要冷静。[7]然而通过对媒介报道倾向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农民工的报道, 媒介多以“关爱同情”的态度报道农民工事件, 如《农民工探亲假不该是梦想》、《防暑降温费离农民工还有多远?》、《避让农民工为欠薪流泪》等等, 立场极为鲜明。这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去甚远, 而且媒介体现出的强烈感情色彩使受众将农民工视为一个需要精心呵护的弱势群体, 对于农民工的其他信息则不予关注。
(二) 对媒介的建议
针对上面提出的问题, 笔者认为, 媒介在今后的报道中, 要合理分配不同主题的报道, 既要关注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注, 也要注意对农民工的贡献的报道, 使农民工的形象塑造更符合实际, 而不是将农民工简单地塑造为“沐恩者”;对于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 媒介应注意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 因而媒介要积极为其提供话语空间, 如开辟农民工专栏、专版等, 而且, 要采取措施吸引农民工投稿, 让农民工掌握话语权;同时, 在报道农民工时, 媒介要尽可能保持中立, 要客观地陈述事实、保持冷静的报道方式, 不能总是以关爱的口气、施恩者的身份进行报道。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在对农民工的形象建构中, 我国新闻媒介有其自身特点,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而, 在今后的报道中, 媒介要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 在报道主题上合理分配, 报道立场上保持中立, 而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话语空间, 让农民工有话语权, 从而使农民工的形象更符合实际, 使受众对农民工的认识更准确。
摘要：本文以2011年《陕西工人报》的报道为例, 运用内容分析法, 对媒介中的农民工形象作了解读。研究发现, 媒介在报道农民工时, 主题集中、立场鲜明、消息来源多样, 而且报道呈现出一定的时节性。然而, 在农民工的形象建构中, 媒介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将农民工塑造为十足的“沐恩者”, 没有为农民工提供话语空间, 报道立场不够客观。
关键词：农民工,《陕西工人报》,形象建构
参考文献
[1][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江苏纺织, 2010 (8) :8.
[2][4]余红, 丁骋骋.中国农民工考察[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4:4, 103.
[5]权波.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研究[J].青年记者, 2010 (8) :8.
[6]管中祥.传播权力、弱势发声与市民社会之形成[EB/OL]. (2002-08-21)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2068.
陕西形象 篇4
一、对信息受众进行定位与细分,有针对性的选择媒体平台
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及旅游企业在发布网络旅游讯息时,大多选择的是自身熟悉和已经掌握的媒体资源,而没有对这些媒体的受众进行细分,无法进行有效传播。这种居高临下的传播,以单一的传播方式让旅游者“被迫”接受讯息,无法实现受众是现实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还会造成媒介资源的过度浪费。只有在发布网络旅游讯息之前先对受众进行定位与细分,并根据受众的喜好与网络浏览习惯,有针对性的选择信息发布的平台与媒介渠道,才能有效的传递给现实旅游者与潜在旅游者。
二、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
陕西作为一个旅游资源大省,资源状况受到广大旅游者的普遍认可,但在基础设施、地方文化体验、旅游服务、目的地整体环境等方面的美誉度不高。同时旅游者的评价表现出陕西对自身目的地形象的展示不够全面,这使得旅游地形象单调呆板,不能充分展现地方特色,无法形成强大的吸引力。目前,陕西对外的宣传口号基本上只是对现有资源的简单概括,从而导致大量游客在游览过陕西之后只留下了“到此一游”的印象。其原因在于目的地形象的规划与传播过程中,对旅游者的需求把握不准确,对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深度不够,旅游产品的组合缺乏创意。使旅游形象传播链条失去再度、多次传播的生命力,提不起游客“再来一次”、“多呆几天”的旅游兴趣。
三、提升旅游网络传播主动性,加大传播力度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有目的地都在争相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目的地形象塑造与传播,以招徕更多的游客。但是在网络旅游信息的传播中陕西各级旅游主管部门与旅游企业普遍缺乏主动性,仍然处于以被动接受媒介采访来发布信息,从而导致网络旅游信息对目的地形象的宣传、传播力度不够。
目前,陕西主要依靠电视媒体来进行目的地形象传播,偶尔会配合有旅行社推广和其他促销活动,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没能将网络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从而使高额的宣传成本无法带来有效的游客量增长。同时,陕西网络旅游信息的发布平台主要以新闻资讯网站与商业网站的旅游频道为主,且现有网站旅游频道也存在着内容简单、与著名门户网站链接较少的问题,无法吸引到潜在旅游者。陕西各级旅游主管部门与旅游企业对游客口碑效应的重视不足,没能调动起游客在网络上主动发布相关评论与游记的积极性。只有在游客与其他潜在旅游者的双向沟通中,游客在陕西的所见所闻与旅游感受才会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陕西网络旅游信息的宣传体系不健全,在宣传上针对散客旅游和专题旅游信息介绍较少,在散客时代的今天,这会直接导致潜在旅游者无法转变为正式的旅游者。
四、利用网络平台塑造旅游目的地新形象
长期以来简单的宣传悠久的历史文化使陕西旅游形象过于呆板、沉重,缺乏活力。如何才能使陕西的目的地形象更加形象、丰满亟待破题。在塑造陕西的目的地形象过程中,需要使静态的历史文化元素动起来,才能增强陕西的旅游吸引力,例如将兵马俑与城墙的物化元素像神奇、有趣的方向演绎,以营造一种神奇之旅、发现之旅的体验旅游形象。在陕西网络旅游信息中融入宗教文化,使陕西的目的地点形象更加丰满。陕西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资源相当丰富,但在运用网络旅游信息塑造目的地形象过程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国外游客由于多来自于宗教活动丰富的国家,对宗教有独特的敏感性和偏好,只有在陕西的目的地形象中体现出于他们兴趣点相吻合的文化点,才能激发他们产生来陕西旅游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