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共12篇）

民主自由 篇1

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民主或直接民主到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或间接民主, 国家的统治者和普通大众对民主的认识与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而且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 以及更好的发挥民主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作用, 人们也在积极寻求更好的实现民主的形式, 如协商式民主, 参与式民主等等。然而本文认为我们在推动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同时, 不应该忽视民主中最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即自由。有了自由, 民主在实践层面上能更好的展现, 人们也会更加自觉的维护民主带来的各种益处, 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 本文将从对民主概念的界定开始, 深入探讨民主与自由的内在关系。

一、民主是什么

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 对民主的讨论与重视是最为普遍的, 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寻求建立更好的民主发展与实践形式, 从而促进本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有序运行, 同时也保障了普通大众能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 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 更好的履行他们的义务。那么, 民主的实质是什么?实现民主的程序规范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一一去探究;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了民主, 才能更好的实践民主。

其实, 无论是民主的制度, 还是民主的观念, 在其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它们的本质内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当我们回首过往时,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现代民主政治与古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巨大差别, 它们两者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曾指出:“差别如此之大, 以至于我们假想的雅典式公民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们中间时, 他必定会认为, 现代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由此可见, 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同时也是人们在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寻找更加适合政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民主制度。

其实, 民主是什么, 不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是民主观念发展的一个核心难题。民主概念的复杂性, 使人们很难形成对它的统一认识, 但同时也代表了民主内涵的丰富性。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人们对民主概念的认识有一个从民主的价值取向 (古代的民主) 向民主的程序取向 (现代的民主) 转变的过程。罗伯特·达尔在其著作《民主及其批评者》中提出了民主的“程序性定义”, 他把“民主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最高标准, 即‘巩固的民主’, 它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化过程的存在, 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另一个是最低标准, 即没有出现对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战与重要政治团体对行为规则的系统性违背”。

总之, 罗伯特·达尔对民主的“程序性定义”以科学的方法规定了民主的基本要素, 并对不同程度的民主做了界定, 使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因此, 民主政治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 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规范, 就必须尊重公民的权利。“就其本质而言, 民主本身程序性的规则是民主政治存在的必要条件”。

二、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范畴。人民对自由的理解也是各种各样的。而“康德认为正义意味着自由, 自由是属于每个人唯一原始和自然的权利, 正义就是任何一个人按照自由的普遍法则与其他人一直相协调的各种条件的总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约翰·罗尔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在其《正义论》一书中从三个方面的假设说明了自由的问题, “一是自由行动者;二是自由行动者所摆脱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三是自由行动者自由决定去做或不做的事情。因此, 对于自由的一般描述可以具有以下形式:这个或那个人 (或一些人) 自由地 (不自由地) 免除这种或那种限制 (或一组限制) 而这样做 (或不这样做) 。这样, 当一个人摆脱某些限制而做 (不做) 某事, 并同时受到保护而免受其他人的侵犯时, 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自由地做或不做某事。”

那么在社会实践中, 人们应当享有哪些自由呢?具体包括如下几点:“政治上的自由 (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 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享有这些自由, 公民可以评价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政府决策的合理性, 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 自由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 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总之, 拥有这些自由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 否则, 民主社会就无从谈起, 人们只有在拥有自由的基础上才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生活。

三、民主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自由与民主密不可分。首先, 是因为民主的主体是人, 那么要想实现民主, 人必须是自由的, 必须充分享有各种自由权利, 那么民主才能够在普通大众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其次, 从民主的实践来看, 否定自由的结果往往会导致独裁和专断;在独裁与专制的制度下, 统治者个人独断专行, 公民自由受到约束与限制, 没有表达自己意见与要求的权利, 甚至是没有人身自由;而民主是与其相对的制度设计, 在民主的环境下, 人们可以充分的、平等的、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要求, 并且力求满足人们的各种合理的利益诉求。因此, 人们在追求民主的社会实践中, 不能放弃对自由的追求。

四、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要求建立更加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因此建立更加完善的民主社会已是当务之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需要民主;所以, 要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保障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建立更高水平的民主政治, 就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全方位的改进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 尤其是人们的权利、自由与平等, 让人们在更加民主的社会中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摘要：在政治生活领域, 民主与自由是人们永恒的话题。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本文通过对民主、自由二者概念与内容的界定, 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程序性民主表示了赞同, 分析了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并且强调了自由在民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即要实现民主, 就必须实现自由。

关键词：民主,自由,程序性民主

参考文献

[1] (美) 罗伯特·达尔著、曹海军、佟德志译:《民主及其批评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4。

[2]刘军宁、李柏光等译:《民主及民主化》,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3]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和出路》, 法律出版社, 2008, 2。

民主自由 篇2

民主的课堂 自由的天地

民主的课堂  自由的天地  一：背景      新课程强调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使学习成为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的、富有个性的过程。同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案例 师：课前，我要你们准备的面积单位和尺，大家都准备了吗？ 生：准备好了。 师：现在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一项比赛。比赛的内容是：从你身边的物体中选择一个长方形物体，然后利用你手中的这些学具，以最快的速度量出它的面积。比一比，看哪个小组的方法最好。 （学生开始动手操作，然后汇报） 生1：我们小组量的是课桌面，我们把1平方分米的面积单位一个一个地摆满桌面，数一数一共44个，所以桌面的面积就是44平方分米。 生2：他们小组的方法比较简单。我们小组量的是课本的封面。我们用1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只沿着封面的横边和竖边摆起来，数一数，横着摆了15个，竖着摆了21个，然后用21×15就得出了课本封面的面积是315平方厘米。 生3：我有些不太明白，你可不可以详细地讲一讲这样做的道理？ 生2：当然可以。横着摆15个，竖着摆21个，就说明课本封面每行有15个，一共能摆21行，那么15×21就是这个课本封面一共能摆的面积单位的个数，也就是它的面积数，所以根本就不用把它全部摆满。 生4：我们小组的方法与他们的不一样。我们也是量桌面的面积。我们用尺先量出桌面的长是11分米，宽是4分米，然后用长×宽就可以求出它的面积，是44平方分米。 生5：为什么“长×宽”就是桌面的面积呢？ （生4一时答不上来，进行思考中） 师：到底“长×宽”是不是桌面的面积呢？如果是，那是什么道理？ （小组再一次进行讨论、验证。） 生4：我们小组又用摆面积单位的方法计算了一遍，“长×宽”确实等于桌面的面积。 师：那么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生6：因为，在桌面上摆面积单位，横着摆的个数正好等于横0边的长，竖着摆的个数正好等于竖边的长，又因为横着摆的个数×竖着摆的个数=桌面的面积，所以横边的长×竖边的长就等于桌面的面积，也就是长×宽。 （全体同学思考、体会、赞同。） 师：同学们用“长×宽”这种方法再计算一下你们刚才选择的那个长方形物体的面积，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长方形都能用呢？ （全体学生再次动手操作，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生：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多媒体演示：将摆面积单位的方法和量长、宽的方法进行比较，教师进行总结。） 师：求长方形的面积实际上就是求它所含面积单位的个数。而长方形的长所含的长度单位数正好等于所摆面积单位的个数，长方形的宽所含长度单位数正好等于所摆面积单位的行数，所以长和宽的积正好等于长方形所含面积单位的总个数，也就是长方形的面积，所以说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师：刚才同学们想出这么多求长方形面积的方法。你们比一比，哪种方法最简单，最实用？并用你喜欢的方法求出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三：反思 以上是《长方形面积计算》的一个教学片断。从中，我深刻体会到拥有快乐、宽松的积极情绪和良好的师生关系，对认知和创造具有激励作用，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学生的思维能最大限度地活跃起来，容易诱发创新思维，产生新异的独到见解，充分发挥出创造才能。 教学中学生才是认识活动的主体，应该多给学生一点活动的余地，多给学生一点展示自我的空间，多给学生一点欣赏自我、体验成功的喜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生的`新奇想法、创新点子淹没在我们的教鞭之下。在教学《长方形面积计算》过程中，我不强求学生的思维程序和我的思维程序一致，也不以个别回答代替全体的理解，不苛求相对纪律的严肃性，我提倡让学生走上讲台阐述自己的想法，做到能让学生动口的地方就让学生自己说；能让学生动手的地方就让学生自己做；能让学生动脑的地方就启发学生自己想出结果来。 同时，我鼓励学生突破思维定势，不拘泥固定的模式，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去分析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锻炼求异思维、发散性思维的能力，点燃学生心灵中创新的火花。 在创新教育的课堂上，我们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时是教学活动的参谋者；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也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我愿走下讲台，走近我的学生，跟他们成为朋友，与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商量，一起评价，以良好的师生关系营造和谐、民主、轻松的创新氛围。在课堂上，有学生自己的一片天空，一个舞台；在课堂上，每一个学生都是学习的主人；在课堂上，每一种创新思维都会得到尊重。

以自由民主之名 篇3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选举已不再是简单的公民投票，而是一个由大公司操办的复杂过程。政党和候选人必须依赖这些公司提供的专业服务，当然也要付出昂贵的酬金，选举费用不断上升，据统计，一九九○年美国国会的选举费用是五亿八千八百万美元，到了二○○○年便上升到十亿六十万元。不管什么选举，充足的资金才是获胜的保障，于是，向大企业募捐便是每一个参选者的第一要务，而各大公司也乐于慷慨解囊，因为它们把政治献金当做一种投资，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并可赢得各种利润丰厚的合同，一旦爆发什么战争，那更是赚钱的好机会，目前对伊拉克的战争便是一个例子。选举投资真是一本万利，难怪各大公司对此都十分热衷。就拿安然公司(Enron)来说吧，在十二年期间它与两大政党的两百五十个议员有金钱上的往来，并通过与联邦政府中高官的关系向外国政府行贿，二○○○年总统大选，它是捐钱最多的，但是当该公司宣布破产政府审理它的业务时，只有公司管理财务的人被判贪污罪，那些曾得到好处的议员与从该公司拿到千百万美元捐献的克林顿和布什总统则没有受到一点牵连。安然公司的丑闻象征美国政治的腐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布什总统为全国人口中最富有的2％的人减税，这些富豪也正是对竞选活动贡献最大的群体，他们受到的特殊待遇明确地显示政治献金所得到的报酬。政治与企业间的权钱交易还表现在二者之间的人事流动，企业界的人士因向政党候选人捐钱而出任大使是常见的事，政府中的部长和阁员也有来自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家，很多国会议员、政府官员退休后，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公司的顾问。这个旋转门式的关系使政治与企业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

大众传媒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每次周期性的选举(全国的、各州的、地方性的)都为媒体(特别是电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暴利，花在媒体宣传上的钱占选举费用的一半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盈利，各媒体大肆编造有“戏剧性”的报道，比如竞选者之间的个人冲突、不是争议的争议、花边新闻等等，而真正的社会问题，如国民收入的巨大差距，高贫穷及高失业率，在教育、住房和医疗方面经费的不足，军队的阶级成分等蓝领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所关心的问题则被挤得不见踪影。大量的版面和广播时间都卖给政治广告，选民无法从媒体上得到关于参选人的真实信息，而那些没有大企业支持，没有钱登广告的小政党和竞选者根本不为选民知晓。在这种由大企业控制、媒体操作的选举过程中，选民变成旁观者，选举只不过是模拟民主。真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公民参与，而美国的选举只能算是没有人民的民主。

美国这种政治与大企业结合的选举模式也是美国全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在世界各地建立亲美政权，扩大美国的利益。为了成功地推广新自由主义贸易和全球化经济，美国必须支持欢迎外资企业投资并且对外资设置的限制最少的政府，美国的选举方式便可达到这个目的。在过去，企图影响和控制别的国家的勾当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进行，而现在，中情局的间谍活动已被比较公开的方式所代替。美国操纵外国的选举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外国的政党与候选人聘请美国顾问，特别是民意调查和政治广告专家；二、由美国的政府机关参与，如国际发展机关(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三、非政府组织加入助选行列，如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ion Systems)、索罗斯基金会(George Soros Foundation)等。这些组织对任何国家都造成严重的挑战，但是美国却把对别国政治的干预美其名曰“民主协助”。

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失时机地向以前属于苏俄集团的国家大力输出“民主协助”。美国希望在中欧和东欧的二十四个国家中逐渐选出亲美的领导人，让他们把国有资产向跨国企业开放，孤立俄国或迫使它就范，以便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霸权，并且保护为美国所控制的欧亚输油管道。在俄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国的全国大选中，美国顾问、外交人员与各种公共和私人组织都得以大显身手，美国的钱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入被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认可的候选人和政党。与以前中情局偷偷摸摸的颠覆活动相比，美国现在操纵他国选举则是公开的政治游戏，上面所提到的NED表现尤其出色，它号称是私人组织，却得到国会拨给它的款子，通过对它所选定的政治集团、民间组织、工会、学生会、反政府集团及媒体提供资金和技术协助，展开干预别国内政的工作，并且比中情局有效得多，因为它的目的掩藏在仁慈的面具下。

二○○三年，格鲁吉亚的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亿万富翁兼政治活动家乔治·索罗斯所操纵的选举中被迫辞职。美国对格鲁吉亚的巴库—杰伊汉输油管道极感兴趣，布什政府很担心谢瓦尔德纳泽和俄国的石油交易，于是想以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代替他,中央情报局也暗中协助他的对手，乌克兰的总统说谢氏的失败是“西方国家一手制造的政变”。

二○○四年，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为美国与西欧提供了又一个影响东欧国家政治走向的机会。美国与欧盟所中意的人选是维克特·尤先科，它们认为尤氏可以使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并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套方案。一九九○年代初期，尤先科担任乌克兰中央银行的行长时(他妻子是美国人，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积极推行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倡导的体制改革。经济机构改革导致通货膨胀，人民的收入大大减少，乌克兰的经济也大幅下滑。

尤先科的竞选对手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总理，他是乌克兰即将卸任的总统和俄国总统普京所支持的候选人，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不能接受他并发出警告说如果亚氏“偷赢”选举，美国必将采取制裁。好几个美国的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向尤先科的竞选运动投入了大量的助选金，德国的两个基金会和欧洲人民政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也加入了助选的行列，布什总统还派遣他的父亲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监选，以保证选举的公平。美国与欧盟出钱组织的民意调查声称如果亚氏获胜，那便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更大肆宣传亚方在投票中作弊，而对尤方的作弊则不闻不问。在欧美联手的“民主协助”下，尤先科当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下属的一个组织还在一些东欧国家选举前策动当地人民上街游行，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说这些反政府示威代表一股亲西方的浪潮。

在美国全球竞选活动中，俄国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一九九六年俄国的总统选举时，美国、德国和法国向叶利钦提供了数十亿的竞选资金，国际货币基金会宣称它有支持叶氏经济私有化的“道德义务”，基金会的援助大多是给俄国的财政部，但是有一个附加的条件，那便是如果共产党获胜，这些援助将停止。美国顾问更是大批涌到莫斯科，用各种美国惯用的竞选方法拯救民调中表现很差的叶利钦。他们主要的策略是打反共牌，利用叶氏所控制的国家电视台播放斯大林的暴政记录，并大肆宣传说如果共产党的久加诺夫当选，俄国将回到以前的恐怖时代。为了赢得年轻人的选票，美国顾问还要叶利钦参加摇滚音乐会并上台表演吉特巴舞。在美国的金钱和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叶利钦当选了。尽管俄国当时的经济一团糟，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对叶利钦一致支持，好像开放市场便是民主的试金石。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对美国干预俄国的选举做了如下的评论：“民主胜利了，连同现代竞选所用的工具(包括那些美国人所熟悉的诡计与花招)也胜利了。这些工具虽然不那么美好，但是它们在俄国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十分美好。”

除了俄国和东欧，拉丁美洲也是美国政治顾问极为活跃的地方，随着这些专家的到来，传统的竞选方式如群众大会、游行、候选人在城市的广场上发表演说被电视上的访问和辩论代替了。拉丁美洲的政治顾问从他们的美国老师那儿学习的最重要的一课便是金钱对现代选举的重要，金钱将顾问、候选人与捐钱的老板绑在一起，使所有的选举都成为资本家的工具。一位拉丁美洲的著名政治顾问认为美国人在政治咨询方面是全世界的领袖，他们对于现代通讯技术有广泛的经验，对于金钱在选举中所发生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一九九九年墨西哥的总统大选便是一个典型的美式竞选展览会，曾经在可口可乐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总统候选人维森特·福克斯也很适合广告性极强的竞选活动，他对他的政治经理说：“推销我，正如你推销任何产品一样。”像推销产品一样推销候选人正是美国顾问之所长，他们大多是来自广告、销售和公共关系等行业，他们的任务是推销候选人，而不是表现政治理念。

美国顾问的助选活动看起来正大光明，但他们并不真的要把民主过程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亲美的候选人获胜，从而为美国赢得资源、市场与政治上的影响力，美国的“民主协助”实在是借自由之名，将全世界转型中的国家都转变成受美国支配的国家。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都对民主不利，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只有靠全民参与，使平民百姓和小政党也能参政，以改变两大政党把持政坛的局面。但是政治与大企业结合根深蒂固，政治为企业服务，企业向政党献金已成为美国政治运作上的规律，要改变现状，谈何容易?

自由、民主、文化共享则有光 篇4

圣约翰历史悠久, 建校130多年了, 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先生回忆自己的母校时曾说:“圣约翰大学虽然是教会办的, 但并不强迫学生信教, 很民主, 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这所大学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 顾维钧、宋子文、邹韬奋, 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吴宓、荣毅仁等, 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该校的英文校训:Lightand True, 意为“光和真理”。说来也巧, 说要有光, 这所学校就出了个学生叫周有光。《旧约·创世纪》上说:“神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句话是智慧的象征, 因为神创造天地时是默默无语的, 他的行动是在黑暗中进行, 于是意识到“光”是事物存在本质之一。

只有凭借光的照耀, 才能看得见创造的进行。没有光明, 人类就不可能感知物质、事物、世界, 就不可能发展社会, 发展自己。没有灵魂和信仰亦被视为暗夜, 人类就处于危险之中, 而光是用来照亮人心的。

光的存在需要一个光源, 它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一个人拥有思想和智慧, 就像这个光源, 影响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周有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光源, 一生向往光明, 把自己感知的光明播撒于世界。

读过先生的部分文字, 我有三个体会:

第一是自由则有光。自由产生于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张力, 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抵抗。它存在的价值, 就是为国家权力划定界限。

先生珍视自由, 他说, 罗斯福说人类社会有四大自由, 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予贫困和免予恐惧的自由, “现在是五大自由, 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不应该被控制”。先生问道:“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 苏联经不起透明, 一透明就垮掉了, 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现代社会中, 自由可促进人类社会的创新, 是一种基于人性的基本的善, 是发展的首要价值, 人类须臾不可失去自由。没有互联网自由, 谎言就可能成为集体意志, 野蛮就可能被赋予合法性。先生英明。

第二个体会是民主则有光。先生把民主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从专制到民主是自然的发展,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谁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先生说, 凡是专制都会阻碍社会发展, 在民主问题上,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一点也不先进。

先生是对的。目前世界上接受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多, 国家领导人经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国家已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只有民主才能代表文明, 专制统治必将被民主政治所代替。中国不能背向文明而行。

第三点是共享文化则有光。先生反对把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两部分, 认为“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单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能继续发展了, 要有外面的文化来嫁接。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域和地区的全球化加速融合, 文化也在相互融通, “大致从18世纪开始, 不知不觉发展成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公共文化, 由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

先生批评了季羡林提出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之论, 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传到中国来了。先生表示不参加这些讨论, 他说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做庄, 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的关系。“河东河西”论是由“自卑综错”变成“自尊综错”, “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有研究认为, 人确实是被制造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 周有光先生一定是其中制作最精良的一个, 他长寿至今111岁证明了这一点。

资中筠先生说, 人老了一定要退出舞台, 年轻人才是创造这个社会的主力, 我不完全同意。中国的现状是老人家们还不能把启蒙的重担卸下去, 因为欺骗和谎言还占据着人们的心灵, 中青年的知识分子们出于种种顾虑, 还承担不起这个社会责任。

民主自由 篇5

李萍

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这是一场艰难困苦的漫长征途。千百年来，人们为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前仆后继，为之献出最神圣的感情，最美好的青春,以至热血和生命。

民主、自由、人权，核心是民主。“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由“人民”和“权力”两词合成，意为“人民的政权”，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民主”这样的定义：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可见，民主只属于统治阶级——资本主义民主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人民，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属于广大人民。因此，民主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只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

民主的形式是多样性的，没有统一的标准。民主的形式很重要，没有特定的形式，民主的实质性内容就体现不出来。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政治程序和政权性质相一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它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获得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它公开承认自身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它能使得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制度，又是一种民主意识，是制度和意识的统一。不管是资本主义民族还是社主义民主，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容许动摇它的现有制度，都不会给它以“颠覆力量”以民主。

自由”通常讲政治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范围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权利。“民主”是政权的一种构成形式，“自由”则是政权给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自由”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政治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一个是哲学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并用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前者是权利，后者是素质和能力。

自由同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有其实际的内容。西方标榜是自由世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只能说具有形式上的自由权利，实际上真正通行的是财富的自由，谁占有金钱、财富，谁就拥有权利和自由，愈是有钱就愈有自由。无钱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百姓总是被关在“自由”的大门之外。没有享受到他们应该享有的自由的权利.社会主义制度

下,社会主义自由解决了资本主义自由无法解决的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际行使自由权利的问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在人民手中,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公有制为主体,从经济基础上铲除了金钱对自由的束缚。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使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自由,必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利用职权对人民自由的践踏.人民要珍惜自己的权利,不断提高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的觉悟和能力.一是政权建设，要处理好民主政权和公民自由的关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打击报复和其他违法行为对于公民自由的践踏；一是公民要珍惜手中的权利，不断提高行使自由权利的能力和觉悟。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民主意识淡薄，小生产习惯势力、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影响，致使不少人不能正确行使自由权利。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加强工作，加快建设,提高全民的民主、自由意识.很多人都知道这句来自西方人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自由，从古至今多少仁人志士位子牺牲。

说到民主、自由，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人权.自由以人权为载体，人权以自由为内容，“人权”泛指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人权的基础是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没有生存权，其他人权均无从谈起.我们强调，人权不仅包括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人权，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权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组织扶贫开发，解决了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它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高度重视。人权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文化结构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经济文化落后,即使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人权的实现程度也会受到限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同人权有着本质的一致性；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人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人权是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统一，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人权的核心是平等；人权的根本保障是法治；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

民主自由和人权都不是决对的都是相对的··相对于监狱里的人，我们都是自由民主的，我们都有人权···但是相对于有些人来说，我们这些平民是没有自由的，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甚至连言论自由也是没有。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发展，都要通过国家政权，依赖国家政权。只有人民掌握政权，巩固和发展政权，人民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总之，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本质上优于和高于资本主义，在实现民主、自由和

人权方面不受资本和金钱的束缚。

民主自由 篇6

不妨想象一个言必称希腊的中国书生到希腊一游。他发现希腊人虽实行民主，但这大体上只是原始的氏族民主；希腊公民的政治权力虽多于现代人，却并不享有后者的种种权利。即便在情况最好的雅典，社会对个人的管辖权也太大，甚至可以说毫无节制。数千名群众聚在一起制定法律，审查执政官的行为，宣召伯里克利解释其行为，不仅处死苏格拉底，更处死了在阿吉纽西海战中打了大胜仗的六个将军。他惊讶地发现，雅典民众用充满任意性的法律驱逐、监禁、迫害致死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人，包括立下了卓越军功的大英雄——从地米斯托克里、客蒙到米尔提亚德和阿里斯提德，不一而足。

此时，从前迷希腊恋希腊的中国书生意识到，即便在雅典这么一个古代世界最开明的国度，个人隶属于社会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任何现代民主国家。于是他得出了一些结论：希腊人的自由不同于现代人的自由；除了在政治权利方面希腊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并不是那么自由的；在是否享有个人权利或人权这一最重要的自由方面，希腊人与现代人甚至有极大的差距。中国书生意识到，希腊民主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这时他开始阅读法国古典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发现作者写道：

我经常听人说到古代城邦的自由，但是我看到，雅典公民并不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当他拈阄时被指定要造一艘船，或建立一支戏剧歌队时，他必须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财富；他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因为三十三年间他必须服役于国家；他不是自己言语和情感的主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审判他是不是合格的公民；他也不是自己意识的主人，因为他必须信仰国家的法定宗教，参与祭祀，他不能相信只有一个神……人们如此经常说起的这个自由，究竟在哪里？

顺着库朗热的思路，中国书生比较了一下古希腊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他发现，希腊人除了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在其他方面并不享有现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自由——现代公民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拥有独立于社会权力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或自由、信仰自由（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甚至可以信仰无神论）、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所有这些自由，对处于特权地位的希腊公民——更遑论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中国书生甚至意识到，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缺乏自由，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民主”是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

至此，中国书生已完成了自我教育，不再言必称希腊了。

然而在《政治哲学史》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论及前五世纪雅典民主时却写道：

民主制的特征之一就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制是鼓励最大程度多样化的政体：每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制度都可包容其中……他（苏格拉底）以其“行为”表明了他对民主制的偏爱：他在民主的雅典度过了一生，在战争中为雅典而战，至死服从雅典法律……他坚持认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导非哲学家尽可能行善，因为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亦即根据自己的爱好或高尚或卑贱地生活的自由。

如此肯定希腊人的自由，听上去不像施特劳斯的话，给人以一种言不由衷的印象。他是不是假古代自由来肯定现代自由？不可能。正是他追随卡尔·施米特，在美国率先向自由主义发难。正是他开启了新保守主义思潮，追随者甚众，其中甚至有一大群中国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绕过联合国决议发动伊拉克战争（如所周知，该国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巨大的贫富悬殊，其最新成果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是不是因为《政治哲学史》是美国大学生的入门读物，对他们讲一讲“政治正确”很有必要，所以施特劳斯在这里未能讲出或者不愿意讲出真心话？或者说，该书只代表了作者早年的思想，与他成熟期（不妨以《自然权利与历史》为标志）的立场有所不同？可是《政治哲学史》在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这时施特劳斯已然是新保守派的思想偶像——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如果与成熟期的立场相左，做一点修正也无妨。为什么施特劳斯不做修正？无论原因为何，以上引文与施特劳斯反自由主义的斗士形象是相矛盾的。

苏格拉底时代激进民主的目的真的是“自由”，而非“美德”？被超级陪审法庭判处死刑以后的苏格拉底真的是“至死服从雅典法律”，还是一个七旬老人自愿选择不逃跑，而要以死抗争？如何解释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之后，对他们发出如此诅咒：“我死之后，你们将立即受到比强行处死我严重得多的惩罚，你们将受到宙斯的惩罚？”又如何解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如此尖刻的嘲讽——“除非你亲眼看见，你根本不会相信在民主政体中，家畜们享有多少自由！狗们看上去像它们的主子，马们、驴们也如此；他们习惯于趾高气扬，招摇过市，遇到人类，要是不给他们让路，便一头撞过去？”雅典人对同胞的渎神行为（尤其是对赫尔墨斯神的亵渎）竟“包容”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大搞诉讼，大开杀戒？这难道是“人人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美丽风景？

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持反对立场。这种立场也包括反对自由理念在内，这是十分“显白”的。可是在以上引文中，施特劳斯竟显得如此乖巧，如此“政治正确”。这里，施特劳斯的话毫无疑问出自柏拉图的《国家篇》。在《国家篇》中（562B-D），苏格拉底对一个朋友说，寡头政体中的寡头派视财富为“善”，而民主政体中的民主派却视“自由”为“善”。但只需稍稍用心读一读这段话的上下文，便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自由”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大异其趣。这里所谓的“自由”几乎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代名词。同样在《国家篇》（557B）里，苏格拉底说，实行民主制的城邦“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允许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允许随心所欲，那么显然每个人都会有一套生活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这应该是施特劳斯“人人都可以追求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语的出处。

正是在这里，被苏格拉底否定的“民主”摇身一变，成为施特劳斯肯定的“民主”了。如所周知，挑起“古今之争”的施特劳斯在细读古典文本方面很有功夫，不至于读不出《国家篇》对激进民主昭然若揭的嘲讽来。

或许施特劳斯另有深意？他如今已被许多人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正是在其成熟作品《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对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发动了一场正面攻击，指责他们：

容忍各种关于善或者对的意见，把一切偏好和一切“文明”都视为旗鼓相当。唯有漫无限制的宽容才与理性相吻合……然而在对于多样性和个性的尊重与对于自然权利的认可之间存在着紧张。当自由派们对于甚至是由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自然权利论对多样性和个性所施加的绝对限制感到不耐烦时，他们就得在自然权利论和丝毫不受束缚的对个性的培养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忠诚的一员。

这里的话难道不与他所谓“民主制的目的不是美德而是自由”自相矛盾？施特劳斯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甚至给它扣上一顶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大帽子，另一方面自己却俨然扮演起了自由派的角色来。这难免使人生疑。他是不是另有企图，在玩一种据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领会的“隐微”笔法？

说施特劳斯是新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公允地讲，从其言论本身来看，还不宜作如是观。但施特劳斯一方面用“自然权利”为终极尺度来批判“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涵盖“多元文化主义”和“历史主义”），对后者施以“虚无主义”的大棒，另一方面却不对“自然权利”做个像样的释义，而这个概念恰恰是其立论的根本。

那么，什么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是《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奴隶主压迫奴隶、贵族压迫平民并以之为天经地义的“自然权利”？是雅典灭族弥罗斯并以之为天经地义的“自然权利”？抑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自然权利”？施特劳斯挑起古今之争，仿佛古人遵从而今人否认“自然权利”，但又不对这一至为关键的概念加以解释，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也许他是有意为之。这就给弟子们把他尽量朝荒唐的方向诠释预留了空间。

现代自由民主对希腊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前文提到，希腊民主在多个方面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雅典，也适用于斯巴达，尽管后者开出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民主形式，在相当长时间内其决策质量也高于其他城邦，甚至无明显以众暴寡的行为，而多数暴政恰恰是古代激进民主最严重的缺陷。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在十九世纪便开出了保障自由的种种机制——宪政、法治、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地方分权自治、有限政府、政党政治、代议制度、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等。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民主权利，普选权在民主化进程中虽姗姗来迟，但西方国家毕竟已实现了全民普选，非西方国家也正以迅猛的速度迎头赶上。

但迄于今日，现代自由派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太强调权利，忽略了义务。自由不可能没有一个界限，但这界限究竟在哪里？这里是自由派与保守派争论的焦点。但无论如何，现代自由派并非像施特劳斯系的新保守派所指责的那样，不承认自由有一个界限。即令现代自由社会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系统的自我约束基础上的。实际上，西方自由派与保守派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要不要自我约束，而是现代社会的自我约束是否太少，少到不能自我维系的地步。不说个人自由必然有也必须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就是远非那么绝对的界限也无处不在。否则，如何解释西方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从业人员中广泛存在的自我审查？更重要的是，主流形态的自由主义何曾否认过国家和政府？所以说，如果有人笼统地攻击自由主义，指其否认自由有一个界限，可以肯定这只是一种极端保守分子的论战伎俩。

现代自由犹如现代性本身，是人类文明全球演进的必然产物。十六至十九世纪西欧和美国的历次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但自由作为一种终极理念并不会因一波又一波保守主义而被否弃。相反，在保守主义的冲击下，现代自由主义正在日益得到修正和完善。

大体上讲，现代民主与现代自由是携手并进的。其高于希腊民主的根本之处在于，现代人已认识到不必追求一种简单意义上“最大限度的民主”，但应追求一种在合理范围内提供并保障自由的民主。现代民主的优越性也可以这样表述：它是一种提倡自我约束的民主，一种不仅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也尊重并保护少数人或弱势群体权利的民主。现代人业已认识到，不受节制的民主必导致极权主义；没有权利观念的制约，现代政体完全可能假人民利益之名来论证并实施暴政。雅各宾专制、纳粹暴政和“文革”浩劫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现代自由理念已经被很大一部分人视为天经地义。如果说很多国家尚未充分实践这种理念，至少在理论上已接受它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包括广泛个人权利——亦即通常意义上的人权——的自由。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仅在古希腊不存在，而且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所有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都不存在。如果不怕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妨说：希腊人有民主而无自由；现代人既有民主也有自由，既要民主也要自由。

自由是民主的充要条件吗? 篇7

关键词：民主,自由

一、作为民主之基础的自由

对于民主是什么,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正如达尔所言“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困难是: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而只有各种各样的民主理论。”[1] (P1)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 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西方民主的发展进程中, 绝大多数理论家都论述过自由对民主的促进作用。

早在古希腊, 柏拉图就认为在民主政体中人们必然崇尚自由和平等, 同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自由人执掌政权”[2] (P184) 。17世纪英国思想家温斯坦莱指出为了保障真正的自由, 必须建立民主的共和制度。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卢梭之名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也表明了民主理论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美国建国之初颁布的《独立宣言》明确指出了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的权利是不证自明的。二十世纪功利主义的发展也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个人自由的珍视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

不难看出大多数民主理论家都把自由视为民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这些民主理论家对民主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作为政体的民主理论, 基本上都是想通过民主来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总的来说, 这些对民主概念的界定尚处于宪政民主的框架内, 属于一种描述性的概念。这样一来, 由于人们对共同善 (common good) 、正义 (Justice) 等基本价值的不同理解会造成许多混乱, 对于民主与自由关系的衡量将是模糊不清与不准确的。

二、自由总是意味着民主吗

通过对民主概念的界定我们得出了“实行民主必需自由”这一结论。然而享有民主就一定能带来自由吗?答案则未必是肯定的。某些自由与其他政府形式无关, 而与民主则紧密相连, 因为民主要求公民必须有权, 即宪法保障的自由。另外一些自由不论其内在价值如何高, 与民主过程没有直接关系, 因而对民主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信仰宗教的自由便是一例。从事私人经济企业的自由也是一例。这种自由可能受到民主的保护, 但非民主的条件。[4] (P123)

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中争取普选权的平权运动推动了民主化进程, 这里的自由选举权就是与民主息息相关的一类自由。然而民主绝非只是简单的用投票方式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个王国和一个强盗组织除了在规模上有所不同以外, 还有什么不同呢?根据自由选举来界定民主只是一种最基本的和最简单的定义。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 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 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3] (P6-7) 事实上, 作为民主对立面的专制政体也可能给予公民广泛的自由。正如科恩所说, “有些仁慈的专制者在某些领域内所保护的自由要比许多民主国家所保护的还要广泛一些”。[4] (P123)

三、民主并非总是意味着自由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即民主并非总是意味着自由。从价值层面上来说, 个人自由是在法治与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的, 而民主则是在多数人统治与社会正义的条件下实现的。正如柏拉图所言民主常导向暴民统治的无政府状态, 民主与自由这两个概念总是不断发生冲突。古典民主的排他性使得正真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人局限在一少部分人手中, 政治平等只是那些具有平等地位的人们 (男性且在雅典出生) 所享受的一种平等, 而且, 即使如此, 正如我们将要简要说明的, 地位平等也并不真正意味着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传说中的民主是与人们所说的‘公民专制’紧密相连的。[5] (P23)

自由主义民主一方面试图维护思想言论自由, 个性自由与结社自由等一系列与自由民主政府相联系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这些自由限制在法治的范围内, 即“自由只能在一个部分的而非完全规范的领域行使”。简单来说自由主义民主所倡导的核心是“思想自由, 行动守法”。正如许多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民主是为了实现自由这个目的。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民主并非总是意味着自由, “由于缺乏复杂组合的资源和机会, 许许多多的个人受着一系列的限制, 而不能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可以被合法要求的个人‘自由和平等’”。[5] (P241)

此外, 精英主义民主在质疑大众的同时也对自由主义民主产生了质疑, “当代大众民主所以能被称作‘民主’, 是在某种引申意义上使用的。若与寡头政治相比, 实行大众民主例如普选, 并没有在任何更大程度分权意义上带来更多的民主政治, 反之却是权力更为集中”[6] (P111) 。虽然韦伯的凯撒式民主制遭到了许多自由主义者的批评, 但实际上选举民主的发展确实促进了精英人物与领袖的出现。传统的精英主义者莫斯卡认为, 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 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 行使所有社会职能, 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另一个阶级, 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 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8] (P97) 大多数民众被迫处在一种专制与暴力的统治之下, “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 代表对于被带代表着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9] (P351)

事实也的确如此, 如果人民是统治者, 那么谁又将是被统治者?精英主义民主使我们看到了, 只有精英即“只有那些‘上升到顶层’的人们才具有自称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的可能”。[5] (P161) 当萨托利高呼要恢复自由主义民主的主流地位时, 他试图告诉人们, 毁掉制度中的自由要素以换取少得可怜的一点东西, 用这种方式寻求最大限度的民主, 除了削弱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将一无所获。[7] (P424) 换句话说, 萨托利也意识到了在“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7] (P18) , 自由已不在是民主的全部了。

民主理论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民主并不仅仅意味着自由, 换句话说自由只是民主的一个前提条件, 而非民主追求的全部价值。事实上, 民主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 这种“帝国主义”一直在寻求将社会多样性纳入自己均质的和平均主义的模式。[10] (P55) 如果说民主意味着缩小社会差异, 减少多样性, 那么我们各种各样的自由还能否得到保障呢?达尔所要求的那些外在于民主程序的自由 (譬如某些公民平等和充分参与决策的机会) 还能否实现呢?没有完美无瑕的民主, 也没有无所不能的自由。自由作为实现民主的基础, 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受到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A·达尔著, 顾昕译:《民主理论的前言 (扩充版) 》东方出版社, 2009.7。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鹏译:《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

[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 上海:三联书店, 1998.10。

[4][美]科恩著, 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 商务印书馆, 1988.5。

[5][美]赫尔德著, 燕继荣等译:《民主的模式》,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1998.1。

[6][英]戴维·比瑟姆著, 徐鸿宾、徐京辉、康立伟译:《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

[7][美]萨托利著, 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8][意]莫斯卡著, 贾鹤鹏译:《统治阶级 (政治科学原理) 》, 译林出版社, 2002.10。

[9][德]米歇尔斯著, 任军峰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民主自由 篇8

一、建立自由的课堂常规

要改变传统的学生观，要认识到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是有独立个性的人。教学中，教师不应牵着学生的鼻子走；不应将学生的思维纳入自己的思维轨道，应该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地使学生能够大胆质疑，大胆猜测，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课堂上，不要用各种条条框框的规则去约束生动活泼的学生，要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发表自己的见解，与自己的伙伴共同讨论，共同研究。

二、倡导自主的良好学风

教师要创造一种宽松、宽容、富于活力的教学气氛，真正“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安排学生质疑问题的环节，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不解，以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在授课过程中，允许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提出节外生枝的问题，允许学生发言的不正确，允许学生给老师指出缺点错误，要尊重学生不苟同他人的意见，允许学生向同学、老师质疑，大胆发表独特见解。在课堂上，在问题的讨论中，师生应是平等的。

三、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林格伦在《课堂教育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教育，正像其他的社会过程一样，它的成效依靠交往。”所以作为新世纪的教师要一改过去高高在上的教风，切实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学会倾听学生的心声，试着走进学生的心灵。教师在教学时高高在上，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教室的气氛则必然会趋向紧张，学生必然不敢也不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教师教学时态度应和蔼可亲，保持适度幽默。课堂上，记住多使用一些礼貌用语，“能把你读懂的地方告诉大家吗？”“能把你的想法说给大家听听吗？”“大家允许老师说说我的看法吗？”“请你来帮助他？”等等，这样亲切的话语，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感染学生的力量，使师生之间有一种亲和力。教师只有尊重学生，把自己摆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上，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差异，崇尚个性，让孩子们言论自由，让课堂成为“百家争鸣”的场所，这样师生间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才能形成。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被别人尊重的幸福，从而在自己的个性中也培养了一些尊重别人的品质。

四、注重培养真情实感

一堂成功的语文课，应该是一堂倾注着教师真挚感情的课。这就要求教师对教材和学生要深入理解。只有在一堂课中注入那涓涓的情感细流，让教师、学生和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使课堂教学充满生命的活力，教师的劳动才会闪现出创造的光辉和人性的魅力，此时学生的感情、人格也才会受到感染，情操也才能得到陶冶。他的爱、恨才会自然流露，学生的个性也才能得到体现。只有师生全身心地投入情感，学生才能在课堂中感受到生命的涌动和成长。

民主自由 篇9

一、宪政的三要素

宪政的三要素是自由、民主和法治:自由, 也即“人权”, 指宪政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政治自由权利等各项权利。民主, 就是“权力属于民众, 少数服从多数”, 其所指出的是权利的归属和行使规则。法治, 即依法治国, 指国家权力的运行, 政府及个人的行为都遵循法律的规定, 以法律作为社会运行的最高行为准则。这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有机统一于宪政这一政治状态之中。

二、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 西方诸国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趋激烈, 各种法学思潮和法学流派兴起, 尤其是以美国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西方国家再一次掀起了制宪高潮, 仅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8年的十年间, 就产生了二十多部宪法。这个时期代表性的宪政学家主要有伯林、阿伦特、哈耶克、罗尔斯等, 他们在全球化及世界史的语境下, 不断从西方文明史的历史深处去挖掘民族国家以及后民族国家时代急需的宪政资源。

三、现代宪政中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思想

(一) 自由思想

1.对人权的保障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性人权公约, 已经成为公认的人类道德标准, 使人权保障获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支撑。有些国家奉行“福利国家”政策,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福利、社会教育、社会保险等法律, 基本构成了社会人权立法的完备体系。

2.自由的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 它不仅流淌于公众之中, 更是牵系着“公共事务”。在19、20世纪的科技使近、现代传媒出现之后, 自由的公众舆论更是市民社会的利益及意愿多元化的公民们形成公意进而赖以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渠道。在这个时期, 西方各国以法律制度尊重和保护自由的公众舆论, 拓宽公民的自由表达空间。

(二) 民主思想

1.“全民公投”

20世纪后期, 西方宪政生活更趋民主化, 人民主权开始诉诸于直接表达民意。“全民公投”是人民直接参政的重要形式之一, 人民通过直接投票对诸如创制宪法、议会的去留、政府的基本政策以及与外国建立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等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进行裁断。

2.确认国家主权的相对性

国家主权的相对性体现在:一方面, 国家主权大都在宪法上设置归于人民, 不得侵害私人权利领域, 因而它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另一方面, 传统的绝对主权原则已受到限制, 强调国际间的相互合作, 遵守国际条约和惯例。不少国家宪法规定, 为了保卫和平和实现国际合作等目的, 可以在国际交往中限制或转让本国主权。

(三) 法治思想

1.宪法至上

始终贯穿“宪法至上”的理念, 维护宪法的权威。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机构, 以事先审查议会立法的方式, 履行违宪审查的职权。美国赋予联邦最高法院以事后审查的方式, 执行违宪审查的职能。德国则于1951年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机关—联邦宪法法院, 以防止滥用宪法并解释宪法, 即确立了具有德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2.行政权力的加强

这个时期西方各国的议会主权受到削弱, 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和加强, 行政干预立法、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日益增多, 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由议会转向内阁, 三权分立原则已被突破。法国1958年宪法将议会制共和国改变为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共和国, 总统成了国家机构的核心;英国国会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昨日黄花;而美国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就是法律;联邦德国基本法开拓性地确立了有关政党的组织活动原则, 将政党确认为宪法机构。这些对于发展和改革西方宪政, 具有深远的意义。

3.地方自治权的保障

西方国家除美国外, 大都呈中央集权而地方政府“弱权”的政治势态, 尽管在宪法上也承认地方政府的独立地位, 却鲜有具体而有效的宪法保障措施。1985年《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及《世界地方自治宪章》通过后, 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权的积极价值才受到西方各国认真地对待, 并被确立为宪政国家不可或缺的支柱性制度之一。总体而言, 现代西方国家都从人权保障和人民主权实现的角度, 重新凸显地方自治或地方分权的主题。

4.“司法国家”

西方各国大都认同作为法院裁决具体案件的规范性前提必须符合宪法, “司宪机关”有权监督议会的意志即立法是否遵循宪法的意见, “司宪机关”亦相应地成为宪法“统治”民意机关的常设机构, 根本上消除了立法权实际上高于宪法的“权大于法”之人治因素。这样一来, 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司宪程序”的方式而得以终极地解决, 民主国由之升华为名副其实的宪政国, 成为“司法国家”。

结语

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的火焰, 燃烬了愚昧和不公, 涅槃出西方民主宪政的丰硕成果。我们这个时代艰巨的宪政任务是宪政建设的功能定位与政府执政理念和制度安排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中不断汲取能量, 强调宪政与法治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自觉地使宪政建设与现代化进程有机地融为一体, 使我们的社会发展蓝图在宪政框架内积极稳妥地变成社会现实。

摘要：以宪政三要素“自由、民主、法治”为视角, 对现代代表宪政学家们思想学说的梳理与阐释, 总结出西方现代宪政思想的内在理路、构成核心与合理内涵, 重点论述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中所蕴含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精髓。

关键词：西方现代宪政思想,自由,民主,法治

参考文献

[1]何华辉, 李龙主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2]白钢, 林广华.宪政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贺卫方.宪政三章[J].法学论坛, 2003.

[4]黄基泉.西方宪政思想史略[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民主自由 篇10

关键词：宋代书院,中世纪大学,教育制度,民主,自由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中国的书院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教育制度, 并且都对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二者在很多方面既有相同之处, 又各有自身的特点。这两种既具有共性又具有鲜明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 对各自地区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整个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一、关于两种高等教育制度产生的历史考察

书院和大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1.书院产生的原因

中国的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 据史书记载, 唐朝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但那时还不是教学场所, 而是官方藏书和校书的场所。唐末以后, 战争频繁、官学衰废、士子失学,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封建文人学者, 只好自动择地而学。宋朝初期, 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外, 唐宋时期, 佛教已大为盛行, 佛教别创院规, 开展译经、著述、讲学等多种活动。受佛教禅林的影响, 书院大多设立于名胜之处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方式和教学制度。再者, 唐末以后, 等级授田制受到破坏, 社会上出现了庶族地主,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要求学术自由。

2.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原因

中世纪早期, 基督教垄断了整个教育, 此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神学。宗教色彩浓厚, 经院哲学盛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 出现了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更, 资产阶级的权力日益膨胀, 必然对教育提出新要求。另外, 中世纪欧洲还存在分工极细的行会制度, 匠师和学徒之间的关系是家长式的。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 这种师徒相传的制度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十字军东征, 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 神奇的阿拉伯文化以及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唤起了欧洲人的好奇和探究。这一切都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二、关于两种高等教育制度办学特征的比较分析

宋代书院制度与中世纪大学作为东西方古代高等教育的有代表性教育制度, 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它们的发展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明显差异, 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民主的追求

1.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均具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

书院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政治的变迁和官学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院的发展。宋代的书院多设在远离城市权力中心的偏僻之处, 它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常常处于权力冲突之中, 但书院同样面临着生存独立的问题。为了书院的生存和发展, 书院创建者同样需要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支持帮助。宋代书院在不同时期都曾受到朝廷的赐书、赐匾额或赐学田等褒扬。

中世纪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始终贯穿着大学与基督教会以及世俗王权的冲突与摩擦, 大学为自己的独立发展需要进行不懈的斗争。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大学可以自己设置学术讲座, 控制人员编制, 有权审查和发放各种证书和学位。此外, 大学享有司法权, 对违背法律的学者和学生自行进行处理, 不受所在地司法当局的干涉。大学还有罢教和迁校的权利, 如果大学受到市政当局、其他行会或市民的勒索或遭受迫害, 大学有权停止讲座, 甚至还可以把学校迁移到其他城市。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如上特权并非短期内获得, 亦并非固定不变的, 但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和探究精神。

2.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开放办学模式, 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性。

中世纪大学具有十分突出的开放性或国际性特点, 师生来源并不局限于某一狭隘地域, 而是几乎来自欧洲的所有地区。这就为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和放学成为可能。当时的大学, 没有入学考试, 从理论上讲, 只要达到基本的入学年龄和入学水平,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学生中既有出身名门的贵族少爷, 又有生活艰难的寒门子弟。当时的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或者其他大学都规定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 并采取开放的态度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通过学术和情感交流, 进行知识的探索和追求。

(二) 自由的体现

1.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学术创新精神。从外部来讲, 宋代的书院和中世纪大学都具有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世纪大学最通行的教学方法是学术讲演, 即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释, 逐章阐明内容梗概, 并举例释疑、论说评论。另外一种方式是学生辩论, 即对辩或独辩。教师的辩疑式或评论式讲演风格, 以及学生之间通过对不同问题的争论对于学生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反映了中世纪大学的学术探究精神, 又有利于学术的创造和不断创新。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在教学过程中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教育发展的内容。除了共有的自由讲学、自由听课、学制灵活等特点外。中国的书院鼓励百家争鸣, 创立颇具特色的讲会制度, 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论辩交流。西方中世纪大学作为令人振奋的知识中心, 尽管深受神学的束缚, 但是大学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兴起, 使教育对人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重视受教育者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教学的具体活动中, 而且扩展到人的整体价值。

2.从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人才培养目的和课程设置的比较来看, 体现出较强的创新观念。书院的人才目的, 反映在书院的学规中。中世纪大学是社会需要和经济复兴的产物, 它的教育目的有很强的社会实用性, 极力主张培养合格的律师、医师、祭师及有一定专门知识素质的公职人员。教育史专家约翰·S·布鲁贝克指出:“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

从课程设置上看, 大学重视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注重对西方传统“七艺”的继承和发扬, 尤其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书院也重视对儒家原典的解读和阐发, 致力于传统儒学原理教条的哲理化改造, 显然二者有相通之处——注重对学生理性思维的训练。

三、结语

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都对各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尽管二者受时代的影响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所倡导的民主办学理念, 对近现代高等制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大学的自主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政策, 高校为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 需要不断地进行调适自身, 扩大办学的自主权。

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所倡导的开放办学, 鼓励百家争鸣, 以及学术创新的理念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代大学在办学模式上逐渐地走向开放办学, 这对于促进人才的流动, 文化的传播和国际交流以及为社会的国际化发展培养全新的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的中心, 学术的“心脏”, 仍然应把“求真、求新”定为自己的理性追求。中世纪大学的课程理念——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统一, 对于今天的大学来讲, 仍然值得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贺国庆.外过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2]黄福涛.外过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张瑞-, 王承绪.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古代卷)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民主自由 篇11

政治自由的三种观念

政治自由，可以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对此概念的理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的理论流派、意识形态和范式，人们对政治自由的理解也不同。

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提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两种自由观。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意指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政治时期城邦公民所追求的价值。这种政治自由强调在拥有公民身份的前提下参与公共生活和城邦事务，唯其如此，才能在这种“善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现代人的自由则不强调积极政治参与，在政治自由上，更强调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保护而不是干涉。在对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两种自由观的价值判断上，他认为，两种自由各有侧重和利弊。贡斯当没有否定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他认为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础：“离开政治自由，我们从哪里寻找保障呢？先生们，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正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柏林在贡斯当影响之下，做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在柏林看来，所谓消极自由意在回答问题：“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一个主体（一个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称为他所能称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因此，消极自由，根本上是免于干涉的权利，即个人是自由的，拥有不受阻碍和限制的选择权。积极自由试图回答“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因此，积极自由，在政治上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采取积极的行动实现自我控制或自主。

比较贡斯当和柏林的自由观，我们可以发现，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则是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最突出的变种。消极自由是个人利益至上，是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观。积极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一致，追求“公意”的实现。然而，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各有其缺陷。消极自由走向极端则会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反而丧失维护自由的权利；积极自由发展到干涉别人正当自由的情况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多数暴政。简而言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最重要的两种自由观。

在共和主义思想的当代复兴中，澳大利亚学者佩迪特提出了第三种自由观：免于支配的自由。共和主义意味着独特的公共领域和大众统治。它的道德关注表现为对公民美德（对公益的热心、荣誉感和爱国主义）的信仰，尤其是，它也强调公共活动高于私人活动。佩迪特认为，积极自由是对自我的支配，消极自由是免于他人的干涉，但支配与干涉并不是一回事。在佩迪特看来，支配关系意味着支配方可以基于任意的基础对被支配方的选择进行干涉。免于支配的自由就是要消除这种任意干涉的可能性，而不是不干涉。因此，自由应该存在于免于干涉和支配之间，即政治自由的下限是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受政治与法律的支配，政治自由的上限是公民的个人自由要在政治与法律的框架内行使。

比较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不同的自由观，共和主义的自由不仅可保护公民免受专横和暴虐政府的迫害，而且可以使公民充分、积极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现代社会公民理应怀有一种积极的公民权观念。

作为一种公民权利的政治自由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寓于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政治生活中。而政治自由，即是这种政治生活的前提，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从人向公民的转变，伴随着的是公民精神的形成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现代意义的理解，政治自由即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政治权利。而这种公民政治权利又必须以不危害他人利益、不违反法律规范为内在规定与限度。

政治自由的权利主体，按照法律规定为一国公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凡具备了一定的公民身份，都应享有公民政治权利。而这种政治权利的行使鼓励权利主体提高自身公民意识和公共责任认知，并履行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从权利的内容来看，政治自由是指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政治信仰等方面的权利，一般指公民享有的合法的公民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往往包括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普选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等。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能代表人民的精神，只有实现了言论、出版自由，才能实现其他方面的自由。”因此，在这些权利中，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重要前提。

协商民主：实现政治自由的一种有效途径

政治自由的实现程度，就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兑现程度。政治自由绝不是流于空泛的表达，而是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得到了切实的满足。在实践层面，公民政治权利的兑现，与民主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因此，民主的运行情况对政治自由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民主存在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西方自由民主多注重程序民主，而与本土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协商民主，更能听取多方意见，有效回应公民诉求，实现实质民主。

协商民主是一种超越多元冲突与权力专断，平衡民主过程与政策结果，彰显个人权益与公民责任的民主形式。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优越性在于，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防止多数暴政。协商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通过，而是根据国情，妥善处理团结与民主的关系；协商民主没有忽视选举民主，而是与其有机结合，调动多方积极性，维护团结稳定。

民主自由 篇12

文艺复兴是一场解放思想运动, 是一场文化大变革, 代之而来的是科学的振兴和经济的腾飞。爱因斯坦曾深刻地指出:科学的发展需要有发表意见而不遭受危险或严重损害的外在的自由, 以及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束缚的内心的自由。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把以神 (上帝) 为中心的世界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这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新的文化精神, 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创造了极为宝贵的“内心自由”的条件, 没有文艺复兴, 也就没有近代科学。不论是哥白尼、维萨里, 还是伽利略、哈维, 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影响。文艺复兴对其他文化和世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伊斯兰文化曾有十项最伟大发明:咖啡、国际象棋、降落伞、香波、金属盔甲、外科、汤、付款支票、鱼雷和风车, 并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与时共进。

《环球时报》2011年2月15日发表文章:《中东伊斯兰复兴将重掀高潮》。文章写道:“埃及变革的巨大影响力在持续发酵过程中, 由民众示威游行导致的埃及变革, 无疑将继续使源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民主’浪潮持续发展, 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政治变革将成为大势所趋, 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 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 中东国家体制中的民主因素无疑将大幅增加, 国家政权更迭和国家领导人任职的法律程序将得到加强。”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写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希腊学习埃及, 罗马借鉴希腊, 阿拉伯参照罗马, 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人类历史有许多偶然性, 又有许多内在联系或是巧合:皇帝与埃及金字塔王朝、夏朝的阴历与古巴比伦的历法、春秋时代的《诗经》与《荷马史诗》、孔子与释迦牟尼、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康熙皇帝与俄罗斯彼得大帝就属于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