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自由

主体自由（精选4篇）

主体自由 篇1

近代西方哲学以主体性思想为主要内容, 然而, 20世纪以来, 主体性观念受到了来自现代哲学激烈地批判。深入分析现代主体性批判我们发现, 现代哲学所要终结的, 是被形而上学化的主体性思想, 而非主体性观念本身。

对“主体”和“主体性”原初意义的理解, 直接影响我们对待主体性观念的态度。在西方哲学史上, 笛卡尔首次将“人”从一般实体中提升出来, 确立其主体地位, 自此, “主体”成为人的专属概念, 用来特指人这一存在者。笛卡尔也由此开创主体性思想之先河, 堪称近代哲学之父。主体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人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人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 也就等于在宣称:我要自由。就此而言, 主体性思想是人类寻求自由的理论表征, 始终具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主体性观念既然关乎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 为何在现代遭遇困境?这应归咎于近代主体性思想的理论逻辑。囿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是主体性观念在近代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摆脱形而上学的逻辑框架, 主体性观念才能重获生机。

在形而上学的批判浪潮中, 走在最前列, 最为激烈的当属马克思。马克思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确立了实践活动较之理论认知活动的基础性地位, 从而开创现代实践哲学, 进而将人确立为实践主体, 将人在实践活动中生发出来的生存本性确立为人的主体性。理论认知活动只会将自由抽象化, 人现实的自由是在感性的物质性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理想的生存境况。人的解放或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此包含了丰富的主体性思想。

一、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内涵

众所周知, 马克思开现代实践哲学先河, 实践哲学的确立为“濒临死亡”的主体性重获新生提供了理论支撑。以实践哲学范式为根基, 主体性思想获得了全新的内涵, 主体性思想原初的使命, 即人的自由价值目标的实现, 也由抽象变为现实。

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主要研究问题是认识论, 理论认知活动被视为基础性活动, 人首要地被理解为认知主体, 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相应地被确认为主体性, 马克思通过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考察, 指出其症结所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1]114。由“观念”充当的主体也就是作为理性的“认知主体”, 是由主谓颠倒而来的虚假的主体, 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应该是“实践主体”, 与近代抽象的“认知主体”相区别, 马克思把人明确地理解为“实践主体”, 这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主张的, 实践活动较之理论认识活动具有现实的基础性地位的观点是一致的。

“主体性的存在方式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质态标志”[2], 换言之, 作为主体而存在, 是人独有的存在态式, 人必然成为主体。而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 要归功于人的自我意识及对象意识。人同时具有的自我意识及对象意识, 使人得以将自身同他物区别对待, 将他物连同他自身, 都作为对象来对待, 从而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不仅如此, 人的自我意识及对象意识还使人将自己同他所进行的活动相区分, 这是人优于动物所在, 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及对象意识, 是人成为主体的先决条件。

人的自我意识及对象意识体现了人的自主存在性, 使人成为主体, 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必然是实践主体,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实践主体, 还有赖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性, 在马克思看来, 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 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人的实践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对于实践活动的对象性, 马克思描述道:“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 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 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8, 正是这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 赋予了人以实践主体的身份。

“实践性”和“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是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阐释了二者的逻辑关联:“实践性”是“主体性”的基础, 同时, “主体性”是“实践性”的内在特征。马克思虽然不赞同唯心主义哲学立场, 但并不否认主体性观念, 他否定的是被近代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地发展了的“主体性”, 通过阐释“实践性”, 马克思实现了对于“抽象地发展了”“主体性”的近代唯心主义哲学, 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

对于“主体性”的强调, 是正确理解“实践性”的条件。实践不是一种盲目的机械的活动, 实践活动的有效进行有赖于人发挥自己的目的性、计划性、创造性和自觉能动性, 实践活动包含着人的理想和价值追求, 这些都体现出人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通过强调“主体性”, 实现了对于“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的旧唯物主义哲学, 包括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可见, 割裂“实践性”和“主体性”, 既不能实现对“主体性”的正确理解, 也无法把握“实践性”的完整内涵, “实践性”和“主体性”内在统一, 孕育出马克思的“实践主体”观点。

通过考察“实践性”和“主体性”的逻辑关联, 我们认为, 马克思阐述的“主体”, 就是“实践主体”, 实践被视为人独有的生存方式, 人在实践生存方式中彰显其生存本性, 人只有凭借自己的生存本性, 才能获得理想的生存状态。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理想生存状态, 也就是人的自由。主体性思想肩负着实现人的自由这一使命, 主体性作为主体的根本属性, 理应是人获得自由的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 人的“生存本性”, 构成人的“主体性”。人只有充分发展和发挥生存本性, 才能获得自由。人的生存本性体现为一个不断发展和充盈的过程,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人实践的过程和理想生存境界获得的过程, 历史性原则将上述几个内容统合在一起。

二、现实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价值目标

主体性思想承载着人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 在这一意义上, 主体性思想可谓寻求自由的学术。“主体性”与“自由”的深刻理论关联, 在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中, 表现的尤为突出。

主体性思想和自由观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理论内容。马克思一切理论活动的旨趣都在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对此, 杜娜叶夫斯卡娅评论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被理解为解放的理论, 如若不然, 它什么都不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探讨了人的解放问题, 自由是解放的主旨和核心, 我们有理由认为, 马克思研究主体性观念的根本目的, 就在于追求人的自由。自由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理论旨趣, 而这与主体性观念的初衷是极为符合的。

对“主体性”的界定, 深刻关联着对人的自由的界定以及对自由实现道路的设想。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将“主体”界定为“认知主体”, 与之一致, 将“主体性”界定为人的认知能力即“理性”, 此种观点直接导致了“认知主体”和“主体性”的抽象, 也将人的自由——抽象化为一种精神自由。片面强调理论认知活动, 诉诸不断地扩张理性认知能力这一方式获取自由, 必然走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认知主体性”发展为“绝对精神”, 最终导致了人的自由的抽象化和失落。这就意味着, “认知主体性”未能承担起“主体性”的使命。“认知主体性”最初确立的价值目标失落了。

与主体形而上学不同, 马克思将“主体性”界定为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中生发出来的“生存本性”, 作为“生存本性”的“主体性”关切的是人的现实生存状态, 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由, 从来不是抽象的精神自由, 而是一种生存状态, 是一种与人的本性相符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本性为人获得理想的生存状态, 提供了保障。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设想的集中体现。共产主义不单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 更重要的是主体理想的生存状态, 因而也是自由的生存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人的主体性将得到最为充分地展现。作为一种符合人生存本性的生存状态, 共产主义是人至高价值目标的完成, 也是主体性思想使命的完成。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及其自由观共同的理论归宿。“审视和反省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 我们不难发现, 其根本特征就在于鲜明的主体性”[3]。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设置, 是其主体性思想最有力的诠释。

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共产主义价值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目标, 更是一种现实的运动, 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4]18,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成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31。对现实性的强调, 对人的现实的自由探求, 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及其自由观的共通之处。

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是人确立主体性观念的真实动因, 能否实现这一追求, 也成为我们衡量一种主体性思想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马克思赋予“主体性”以“生存本性”的全新内涵, 凸显了其主体性思想以及自由的现实性特点, 从而为人实现自由价值目标, 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不仅为人的现实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 也为主体性观念在现代的合理解读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就是主体性观念在现代的合理解读。

三、马克思现实的自由观

“主体性”和“自由”,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是两个紧密相关的内容, 离开主体性思想, 马克思的自由观将无法得到完整的说明。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也就捕捉到了研究马克思自由观的方法, 探讨马克思的自由观应该结合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 事实也正是如此, 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 阐释了“主体性”的内涵, 相应的, 对自由及其实现路径的论述也略有不同,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时期的经典著作中, 发掘出马克思对“自由”不同角度的理解以及对自由实现道路的不同设想。

具体而言, 马克思现实的自由观及其实现道路体现为以下几个论断:

首先, 自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 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1]81。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把“主体性”界定为人的类本质或说“自由自觉的活动”, 从而将自由理解为人的一种本真状态。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将人的劳动变成了一种异己力量, 异化劳动是人的不幸和痛苦的直接原因, 也是剥夺人自由的罪魁祸首, 人失去了主体的地位, 背离了自由本性。

按照这一思路, 人要向本真状态复归, 要获得自由, 就必须消除异化。人扬弃异化向自身的复归、人的自由的获得以及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 是同一个过程, 即消灭私有制的过程。马克思将这一过程表述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5]120,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81, 在这一意义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主体性的类本质内涵要求消除异化复归本真状态, 这是主体获取自由的必然途径

其次,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3。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 马克思强调, 主体是一种社会存在物, 社会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内涵。人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存在深层关联, 人的发展是人的主体性充实的过程, 也是人的自由不断扩展的过程。由此, 马克思主张结合社会发展规律, 研究人的发展以及自由扩展的规律。祛除历史的迷雾, 马克思找到社会形态的更迭与人的自由之间的深刻关联, 从而寻求到了通达的自由的道路。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的自由程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共产主义社会是主体实现自由的必要社会条件。

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使其能够为主体的自由提供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的联合体, 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种共同体。以往的一切共同体均包含阶级对抗, 共同体的成员均作为阶级的成员而存在, 缺乏独立性。共同体由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统治阶级掌管, 这些数量上居少数的统治者限制了大多数被统治者的自由, 这样的共同体, 只能成为大多数人自由的桎梏, 因而是虚假的共同体。在虚假的共同体当中, 少数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是以牺牲多数人主体地位和自由为代价的。

与上述情况相反, 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同体。在共产主义联合体中, 个人排除了一切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属性, 仅作为自由的个人而存在, 每个人都保有自己的个性, 都是发展着的主体。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 每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自由不仅不会损害他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 反而为他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提供条件。换言之, 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联合体的自由发展并不矛盾, 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而获得自由。

主体性的社会性内涵, 要求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实现, 这是主体获取自由的必需社会条件。

再次, 自由是打破特定的活动范围, 可以在任何部门内活动。

生产力高度发达, 人从特定的分工领域中解放出来, 自由支配活动时间, 也为主体自由的重要条件。对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4]30, 是解放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4]30。

生产力欠发达, 物质资料相应匮乏, “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30。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为人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 不仅可以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因争夺生存资料而发生的斗争, 更重要的是, 可以将人从生存活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避免人物化为生存的工具, 历史发展的经验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努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4]19。

更为重要的是,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还可以消除社会分工对人的限制。私有制下, 人们受到分工的制约, 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外在的, 支配人意志和行为的力量。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将打破社会强制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 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社会调节者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 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29。生产力的高度发以及由其带来的物质财物的极大丰富, 使得人能够打破特定的活动范围, 真正地支配自己的劳动, 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 进而成为自己的主人, 亦即成为真正的主体。

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及强制分工的消除, 是主体获得自由必要的物质条件。

综上, 马克思从异化的消除与主体的自由、社会形态更迭与主体的自由以及自由时间的支配与主体的自由这三个方面, 阐释了主体获取自由的路径, 殊途同归, 三条路径都指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 也就是对于主体自由状态的设想。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 也就是主体自由目标的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单纯的理论设想, 恰恰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 发挥人的主体性, 现实展开的运动。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展和发挥, 是人确立主体地位以及实现自由的条件。马克思通过规划人通向自由的道路, 完成了其主体性思想的理论使命, 也为主体性观念在当代存在的合理性, 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四、结语

人现实的自由, 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 这与主体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一致的, “马克思仍然建构主体, 并寄希望于这种新建构的主体发挥足以完成未竟的启蒙目标之任务”[8]251, 马克思更加激烈、更加直接的自由宣言以及为人的现实自由勾画的道路, 使其主体性思想克服了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 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全新的主体性思想的图景:主体不是认知主体, 而是实践主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既成存在者, 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 不断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生成者;主体赖以实现自由目标的能力即主体性不是理性精神, 而是实践能力, 即生存本性;自由不是纯粹理论认识领域的抽象自由, 它本质上属于实践领域, 实践活动是实现主体自由的现实力量, 自由是人现实的理想的生存状态。

马克思诉诸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来实现自由价值目标, 体现出了巨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因其为人的自由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堪称主体性观念在现代的合理解读。

摘要：主体性思想自诞生开始就承载着人类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 自由问题和主体性思想的紧密关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马克思对于主体形而上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 并在实践哲学范式下重新阐释了主体性观念, 使其获得现代意蕴。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及其自由观的共同特点, 基于对主体性的现实理解, 马克思将自由理解为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 通过探索人获得理想生存状态的途径, 马克思为人获得现实的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而也完成了主体性思想的原初使命, 使得主体性观念在当代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主体性,实践主体,生存本性,现实性,自由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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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阅读的主体并不是绝对自由的 篇2

阅读的个性化不是绝对的

语文界总是主张文本的个性化阅读，但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阅读的主体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它不但受到作者意图的制约，而且受到文本的制约。阅读的过程，是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个性搏斗的过程，或者说，是三者相互同化和调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文本共性（共同视域）的认知和个性化解读是处在对立统一的转化之中的。

《守正出新：文学文本的个性化解读》一文，作者从实际文本出发，一针见血地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个性化阅读并不是孤立的。明确指出个性化阅读应基于对文本的基本理解，并强调，“不是说，个性化解读可以忽视认知、筛选、阐释、组合能力。文学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必须基于阅读的基础层级，如认知、筛选、阐释和组合（‘守正），否则必将成为‘空中楼阁，是无法实现‘出新的。”有了这个基础，也就有了共同视域，才可能有个性化的、独特的理解。

本文的可贵处还在于，在理论上提出了西方文论所忽略的作者、读者、文本缺乏共同视域的现象，并且提出对“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的尊重，但这种尊重需以文本、作者、读者视界的高度融合为追求。作者显然是意识到，若一味套用“召唤结构”“潜在（注：作者用的“隐在”，后文同）读者”等术语而缺乏内涵的阐释，在具体文本的分析上是注定要落空的。

更值得重视的，作者还提出阅读的个性化不是绝对的，要看学生的实际情况。这正体现了西方文论的根本精神，就是对一切权威的、天经地义的命题的反思，也就是具体分析命题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

最后还是回到解决阅读的层次和操作上来。其特别令人醒目的是把阅读的最高层次定为“鉴赏、评价、创造能力”。之所以值得珍视，原因就在于突破了西方文论的某种局限。西方文论的特点是理论向美学化、向形而上学提升，越是理论化，越是脱离具体文本的审美价值的特殊性。而作者在这里勇敢地与西方文论背道而驰，在西方文论家无能为力的方面施展自己的才华，那就是对形而下的文本作系统的具体分析：“形象，在不同的体裁中有不同的表现”；“思想、情感和价值”；“技巧，过渡、照应、铺垫”；“风格，处理题材、熔铸主题、驾驭体裁等方面的特色”；等。作者把经验式的话语用中国传统的“守正出新”来概括，表明作者不一味以追随西方文论为满足，而是尽可能地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中西结合，适当地理论化。有这样的坚持，作者的教学和学术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不要指望从西方获得什么法宝

与《守正出新：文学文本的个性化解读》相比，《文本的个性阅读与语文教学》一文很富学术性，和一般中学教师以经验性为主的文章相比，作者无疑对西方阅读学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对于“召唤结构”和“潜在读者”，阐释也有相当深邃之处。可贵的是，作者在西方文论的基础上还有所发挥，例如将一般阅读和课堂阅读加以区分等等，都说明作者有一定的理论修养，而且有相当的学术研究能力。但是，作者的学术局限性与优越性共存，这表现在作者缺乏西方文论所强调的批判精神。

在我看来，当前西方文论的资源最初都来自欧洲大陆，在思辨性的智商、在形而上的方面无疑是处于世界的高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引进了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德）的学说，几乎放弃了他们土生土长的流行于50年代的以经验性的文本分析为主的“新批评”。但美国人后来发现了从欧洲大陆引进的理论和美国文化传统的矛盾。美国号称“德里达的传人”的希里斯·米勒，在本世纪初就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理论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脱大度”（impersonal and universal），而是跟它萌发生长的那个语境所具有的“独特时、地、文化和语言”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又如，在将理论从其“原址”迁移到一个陌生语境时，人们不管费多大的劲总还是无法将它从固有的“语言和文化根基”中完全剥离。那些试图吸收外异理论、使之在本土发挥新功用的人，引进的其实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务于某些异己利益，产生破坏性效果。

米勒说的这种破坏性还仅仅是理论上的，把这个问题说得更为彻底的是学贯中西的李欧梵教授。他在“全球文艺理论二十一世纪论坛”的演讲中勇敢地提出：西方文论流派纷纭，本为攻打文本而来，其旗号纷飞，各擅其胜——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读者反应，更有“新马”——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各路人马“在城堡前混战起来，各露其招，互相残杀，人仰马翻”，“待尘埃落定后，众英雄（雌）不禁大惊失色，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

李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检验理论的根本准则就是解读文本，理论旗号翻新，流派纷纭，文学文本的解读却毫无进展，“理论破而城堡在”，理论已经为解读实践所证伪。满足于尾随欧洲大陆的前卫理论，已经让西方文论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在文学审美价值方面表现得极其软弱。号称文学理论，却不能解决文学文本尤其是个案文本的解读问题。

在此我想提醒不在少数的有志于文本解读的学者、教师，不要指望从西方中获得什么法宝。本文作者引用了那么多西方理论家的言论，无非就是为了说明个性化阅读的可能及其意义。但是，仅凭这些理论，这些范畴（如“召唤结构”“潜在读者”等）是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解读文本？本文作者在这一点上，显然缺乏清醒的考虑。当然，作者也考虑到了“误读”“浅阅读”的问题，指出那不是个性化阅读，而是违反了“阅读规律”。在我看来，作者轻轻一笔带过的“阅读规律”和“文本的内部结构”恰恰是判断“误读还是个性化阅读”的关键。二者的内涵是什么？作者语焉不详。

二次阅读的操作难度并不大

《文本细读：文本中的因果逻辑探寻》的作者提出“二次解读”，既是很勇敢的，又是很科学的。作者的古典文学积累也比较深厚，故有二次阅读的基础。科学的精神就是怀疑，怀疑对象，往往是人所共知的、权威的、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的。二次解读的对象乃是朱光潜、林庚、钱钟书的名作。一次解读是对原文的基本理解，二次解读，乃是对一次理解的分析甚至批判。这里的空间是很大的，比如关于“推敲”，韩愈的“作敲字佳”，千年来似乎已经成为定论，而朱光潜则认为不一定。从宁静的意境之和谐统一上看，应该是“推”字比较好一点，所以他“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从表面上看，朱光潜似乎更有理，但是，对朱先生的说法也可以怀疑。以感觉要素的结构功能来解释，应该是“敲”字比较好。因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二句都属于视觉，而改成“僧敲月下门”，后者就成为视觉和听觉要素的结构。一般地说，在感觉的内在构成中，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异类的要素结构就会产生更大的功能。从实际鉴赏过程来看，如果是“推”，可能是本寺和尚归来，与鸟宿树上的暗示大体契合；如果是“敲”，则肯定是外来的行脚僧，于意境上也是契合的。“敲”字所以好过“推”字，在于它强调了听觉信息，由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形成的结构功能更大。两句诗所营造的氛围，本来是无声的、静寂的，如果是“推”，则静到了极点，可能有点单调。在这个静寂的境界里，能敲出了一点声音，用精致的听觉（轻轻地敲，而不是擂）打破了一点静寂，既不那么单调，又反衬出这个境界更加宁静。正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有声衬托无声，更显得幽静。

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文论的基本原则是批判性的，即不管对什么样的权威都要进行反思。例如，对于所谓个性化阅读，就要反思这个范畴是不是完善。一切事物和观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丰富的联系之中的，粗浅地说，至少应该是和其对立面处在统一体中的。如果这一点没有错，当我们研究个性化阅读的时候，就要考虑它是和什么样的对立面处在统一体中的，就辩证法的常识而言，起码是应该和“共性化”（或者共同视域）阅读相反相成的。因此，绝对的个性化阅读是不存在的。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里无疑有误读，完全没有共同视域，但是，难道不是文本对潜在读者内心经验的召唤吗？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要不是误读，所召唤出来的毕竟还是哈姆雷特，如果召唤出来的是罗密欧，还能算是个性化吗？阅读的任务，不在于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在于分辨哪个是假“哈姆雷特”，哪个是真“哈姆雷特”，哪个是最“哈姆雷特”的。本文的遗憾在于，没有提供出一个判别真假“哈姆雷特”的准则，没有提供防止误读的方法。

这组文字中，有作者也提到了“阅读规律”“文本的内部结构”，但阐述不够明朗。西方文论中的“召唤结构”的说法与之在逻辑上并没有接轨，因而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之疲惫地追踪，而是对之加以批判，至少是修改或者补充。其实很简单，不管你个性如何悬殊，在阅读过程中，总还要受到另一个东西的制约，那就是文本。没有依据的胡思乱想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主体自由 篇3

1 自由裁量权不能滥用

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的自行决定权, 即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从机关性质上讲, 行政机关应当是法律的执行机关, 其行为皆应依法实施, 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行为的复杂性, 而人的理性却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 立法者把握现实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法律不可能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实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 于是不得不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行政机关一定程度上的行为选择权, 即自由裁量权。我们理解这一术语中的“自由”, 正应从此处着眼, 而不能将其理解为执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裁量”应当是自由裁量权的重心, 其含义应当是行政人员处于公正无偏私的立场, 全面考察行政相对人行为主客观方面的因素, 在法定限度内科学地作出选择。衡量裁量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 在行政处罚中就要看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及社会财富的损失与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否相当。如果社会成本较高的违法行为较之成本低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处罚, 相同的违法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相同, 那么, 这种公正合理也就实现了。

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滥用, 将与依法行政的原则相悖, 其结果必然是破坏行政机关的权威与公正, 导致腐败的滋生, 在处理土地违法案件中也是如此, 甚至可能更加严重。因此土地案件案值一般较高, 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数额也相以较大, 比如依据《土地管理法》第75条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1条的规定, 对拒不履行复垦义务的相对人处以罚款, 罚款额为土地复垦费用的两倍以下, 假设复垦费为100万元 (这在实践中也不算很高) , 那么, 在理论上, 对违法主体罚款200万元和200元都是合法的, 此时的权力如不补限制, 可能发生的消极后果是不言自明的。笔者试图探讨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使自由裁量权被合理地运用, 从而追求行政处罚的客观、适度、合乎理性。

2 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

查处土地违法案件中对违法主体处以罚款, 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 就是要求办案人员全面考虑案件涉及的主客观因素,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数额幅度内, 公正合理地确定罚款的具体数额。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步骤:

2.1 列出案件涉及的主客观因素并划分为决定因素和辅助因素。

主观因素包括违法主体的动机、手段、行为方式等;客观因素包括违法性质、后果及影响等等。决定因素是违法行为的主要方面, 它决定了罚款数额在法定限度内就高还是就低;辅助因素是违法行为的次要方面, 它的作用是在就高或就低的基础上酌情增减。

2.2 客观分析每一因素的具体情节。

决定因素的情节越严重, 罚款额越应靠近法定限额的上限, 反之靠近下限;辅助因素情节较重的, 可酌情增加罚款额, 反之酌减。

2.3 汇总以上分析, 进行综合平衡, 确定最终的罚款数额。

3 对非法占地涉案因素进行分析

在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理中,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76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2条规定, 对非法占地违法主题进行处罚的占很大比例, 下面就以违法占地为例, 试对其涉案因素进行分析, 以解释前述方法。

非法占地案件要考察的主观因素应包括:违法主题的主观恶性、违法主体接受调查处理的态度;客观因素包括:非法占用土地的性质、占地的后果和影响、主罚实施情况、当地总体经济水平。

其中, 非法占用土地的性质、占地的后果和影响两个因素是对罚款额起主导作用的决定因素:其余四个因素是辅助因素。对各个因素逐一分析:

3.1 非法占用土地的性质。

区别基本农田、一般耕地和普通建设用地, 处以由重到轻的罚款。因为法律法规对这类土地制定了由严到相对较宽的保护措施, 违法行为侵犯了法律法规越严格保护的对象, 违法主体遭到的惩戒应当越严厉。

3.2 违法占地的后果和影响。

对那些占用耕地, 造成严重破坏无法复垦的后果, 在当地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引起大规模上访的违法行为, 处罚应相对严厉一些, 额度应较高。反之, 没有对占用土地造成实质性破坏, 没有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 处罚可相对减轻。

3.3 违法主体的主观恶性。

对于采取欺诈手段骗取批准的, 违法占地后经过处理但拒不改正而再犯的, 应增加罚款额。因为这样的违法主体蔑视法律及行政机关的尊严, 具有更大程度上的主观故意及恶性, 其造成的危害及恶劣影响通常也是更大的。

3.4 主罚实施情况。

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处罚违法者, 教育包括违法主体在内的社会大众。如果已经对违法建筑予以拆除或没收, 使违法主体部分承担了法律责任或者说经济上的不利后果, 那么惩戒和教育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 并处罚款的数额就应减少。

3.5 违法主体接受调查处理的态度。

对那些不予配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人员调查处理工作的, 如拒不接受询问、拒不提供有关证照或证明文件, 应当加以处罚。相反, 认错态度好、积极配合办案人员工作的, 可以酌情减轻处罚。这里要强调的是要将行政相对人拒理申辩、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同不予配合区别开来。不予配合是不履行法定义务, 而申辩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 行政机关也应支持和配合。

3.6 当地的总体经济水平。

在经济发达地区, 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和带给违法主题的非法收益较之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肯定是更大的, 因此, 对相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在不同地区也要体现差别, 以求法律的施行在区域间达到公平。

以上探讨的方法, 实际上同经济学中的加权法异曲同工, 只不过要对各种违法行为所涉及的纷繁复杂的因素一一确定权重值, 难度太大。在条件成熟时, 如果能制定这样一个权重值表并制度化, 将涉案因素逐一量化, 那么对罚款额的确定将会更加直接和明确的指导作用, 也将会更有效地限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参考文献

主体自由 篇4

关键词：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主体,新闻专业主义

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已经有168年的历史, 却在2011年陷入窃听丑闻, 记者非法窃听, 干扰警方破案, 致使当事人利益受到损害, 引起了公众舆论的谴责, 最终倒闭。经济利益的纠缠渐渐取代新闻专业精神的考量, 引起了世界的眼睛对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重新审视。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宪法都有明确的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公民”, 新闻自由作为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 它的主体是公民, 而不仅是新闻工作者;但另一方面, 党管媒体的形式下, 在一些重大和敏感问题上, 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 常常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与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外界认为中国缺乏新闻自由的最大理由。

中西方的新闻自由内部都存在着矛盾, 但都没有做到新闻自由的最佳状态, 究竟什么才是保持在法律和道德约束范围内的新闻自由的准则?我认为, 就是新闻受益主体的绝对性。无论是采用什么方式, 只要新闻传媒机构能秉持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准则, 最后必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长久而健康的生存下去。

1 西方新闻自由的内部矛盾

西方的新闻自由本身就是矛盾的, 编辑权和经营权无法分离,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只是脱离政府管制, 利益集团办媒体, 媒体工作者要服从媒体所有人的观点。脱离了政府, 却逃脱不开非新闻专业领域权力者的控制。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家Norman Solomon著作《目标伊拉克:新闻媒体没有告诉你的新闻》中写到:“我们今天, 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在包含了大量的经过筛选的、扭曲的事实和画面的宣传信息中寻找真相。”书中以伊拉克战争时美媒的报道为例, 用数据指出:战争期间, 在电视画面中出现的79%都是政府相关人员, 在接受对战争看法采访的393人中, 与反战相关的只有3人, 还有不少记者因为表达了心中真实的反战愿望而被开除。

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是“新闻执政”, 虽然西方政府不直接控制媒体, 但他们也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等手段来达到操控媒体控制舆论的目的, 另一方面媒体也需要依靠政府的影响力。奥巴马每年进行的几十次演讲也是一定程度上提前设计的新闻。

西方新闻自由的矛盾是典型市场新闻业环境下的矛盾, 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趋势下, 媒体无法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出现道德和法律不允许的现象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2 中国新闻自由的内部矛盾

前文提到中国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所有公民, 按理说普罗大众都应该得到新闻机构的爱护, 对社会不公正现象口诛笔伐, 但现实中不论是国内国际, 对中国新闻自由的认知都是“远远不足”的。在美国自由之家组织的国际新闻自由排名中, 195个国家里中国排名第181位, 居于越南之后。马克思把报纸看作“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 但在中国特色的体制下, 无论是从两只手操控的市场经济角度, 还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 中国的新闻体制中媒体工作者能感受到来自政府时刻对媒体的管辖。包括依托于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自媒体平台也“隔墙有耳”:贴吧、微博、论坛敏感字符的屏蔽便是一个很普遍的体现。

但从正面的角度看, 媒体建立价值的功能能通过健康的政府引导发挥出来, 倡导主流价值观, 潜移默化的去通过“影响人们想什么”最终达到“影响人们怎么想”的效果。这也可以说是发挥了媒体优化社会的作用, 避免了过度自由和个人主义导致的社会思想混乱、不稳定发展等弊端。

3 达到新闻自由最佳状态的途径

1) 健全新闻媒体行业的法治。自由的另一面应该是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道德是媒体自律, 而法律则是媒体管辖的根本, 职业行为不能凌驾于一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之上。”当媒体自律被商业化经营模式给蒙蔽了眼睛的时候, 完备的法律制度就成为公众隐私权的最后保障。”

2) 新闻工作者专业主义精神和规范的培养。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认为:在新闻报道中应该保持中立, 消除主观性和倾向性。这不免是用绝对的概念去定义必然相对的自由而出现的错误。

媒介的首要功能是发布信息, 媒介在发布这些信息时会进行一些能动操作:通过概括提炼, 反映其本质和要点;通过选择突出, 强化正面信息的作用;通过淡写弱化, 降低负面信息的影响;通过传播整合, 提高信息质量;通过淘汰净化, 去除信息中的固有弱点。经过这一系列的“选择性”操作, 其发布的信息无疑具有了相当的倾向性;媒体的第二功能是表达观点, 发挥“模拟公众”的作用, 代表公众发声, 就必须要有评论、解释等表达的观点。最终便能实现上文所说的建立价值的终极目的。

因此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水准便成了这个倾向性所带来结果好坏的考量。西方和日本等一些国家相对于中国, 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规范确实更加完善。如在汶川大地震的图片报道中, 国内媒体频繁宣传如《那只手》组图之类的血腥场面, 来展示灾区人民的死伤惨重和痛不欲生, 而同去采访的国外媒体却大部分懂得规避直面残忍画面, 通过影子、对比等暗喻、衬托的摄影技巧来温柔间接的表达灾情, 更具有人性。日本NHK电视台在报道日本大地震时, 在余震发生的演播厅里仍坚持头戴安全帽进行直播, 向外界传递有效信息, 不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煽情之中, 赢得了国际媒体的赞誉。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相较于西方应该在此块进行更努力的完善。

4 坚持绝对的受益主体——公民, 践行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新闻自由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我觉得, 媒体工作者的专业秤杆, 应该是让公众受益, 这里有两点解读:一是主体是公众, 二是报道的过程、方式、结果都能给公众带来正面的影响。

新闻自由是相对的, 但是作为大众传媒, 新闻自由的主体和受益方是绝对的,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 或者说公众、公共利益。无论是政府还是利益集团都应该让步于公共的利益,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像一些小报之所以流行和生存, 也是因为它让一部分的公众喜欢。但作为大众传媒, 是社会的舆论脊梁和人民利益与权利拥有者的传声筒, 就应该时刻秉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作大多数人、即主流公众的发声体。也就是说媒体要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 也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有塑造作用。

“天赋人权”, 其实应该是“人赋新闻权”。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西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固有矛盾[J].新闻理论, 2008 (3) .

[2]陈力丹, 曹文星.媒体须改变以暗访为荣的观念——《世界新闻报》停刊带来的启示[J].业界论坛, 2011, 9:25-26.

[3]许海.从“新闻自由”到社会责任——西方新闻自由观念辨析[J].前线, 2013, 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