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和自由

自律和自由（共5篇）

自律和自由 篇1

一、案例背景

因特殊原因, 我中途接手了中班的音乐教学任务。在我的教学理念中, 一直提倡让孩子在宽松的环境中自主、自由地学习, 音乐活动也不例外。我接手后组织的第二个教学活动是律动《调皮的猴子》, 没想到孩子们上演了“极为精彩”的一幕, 这让工作至今很少担任音乐教学任务的我深深思考:如何在音乐活动中寻找“自由”与“自律”之间的平衡点。

二、案例描述

本周主题是《顽皮的猴子》, 开展有近四天时间了, 各方面汇集的信息让孩子们对猴子的特征、习性已经十分熟悉。

音乐活动开始了, 随着《猴子看, 猴子做》的音乐响起,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边唱边熟练表演开了。我暗暗思量:上次活动效果不错, 那今天的教学任务肯定没问题。于是, 我等孩子们熟练复习两遍后, 进入了下一环节:

师:小朋友刚才表演的猴子真好看, 今天老师又带来了一段很好听的音乐, 叫《调皮的猴子》。 (录音机播放音乐2遍, 教师提问) 请大家仔细听听, 然后想一想, 你觉得猴子在干什么?

文敏:猴子在跳舞。

祥子: (音乐) 快的地方在跳舞, 慢的地方好像在睡觉。

通通:是大家一起在树上玩, 吃东西。

浩雨:猴子就是孙悟空, 在偷桃子吃 (学孙悟空挤眉弄眼, 逗得其他孩子大笑) 。

中燕:在学人的样子, 就是这样 (拍了拍自己的肚皮, 这是上个音乐活动大家学过的动作) 。

……

孩子们的讨论让我深感想象之丰富, 我的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 高兴地说:“小朋友们说得太好了, 你觉得猴子在干什么你就大胆把它表演出来。下面请大家找个空地方跳舞吧!”

我的本意是想先让孩子们自由想象表现一番, 可话音刚落, 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除露露和海燕胆子比较小留在位子上, 其余32名孩子一下子兴奋地涌到了中间, 有的四处跑动, 有的两三个人一起大声地说话, 有几个你推我挤在抢“地盘”, 一向好动的浩雨则若无其事地跑到前面去敲琴键, 茅泽小朋友竟然故意趴倒在地上, 这下立刻吸引周围几个“同党”顺势压了上去, 引来其余孩子一阵哄笑……活动室里声音此起彼伏, 一片混乱, 不要说表演, 就连背景音乐都无法听清。我试着阻止了个别幼儿, 并提高嗓门制止大家, 但无济于事, 这让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我感到尴尬与一丝慌乱。后来靠“小铃铛”救急, 大家才算安静下来, 活动得以继续开展。

三、案例反思

“请大家找个地方跳舞吧”, 我的出发点是给每个孩子平等、自由的空间, 大胆地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与感受, 体验自由表达与创造的快乐, 这与《纲要》的艺术教育取向是不谋而合的。事先不进行过多示范是怕限制孩子的想象, 出现千篇一律的机械表演。可是我却忽略了以下两点:欣赏两遍音乐后略加讨论就让孩子们表演是很不切合实际的, 幼儿的所想、所感、所为是源于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与认识的, 大部分幼儿没有真正听懂音乐, 表演根本无从谈起。由于幼儿不会表演 (跳舞) , 所以听到指令后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随便找个地方”, 以为自己自由了。没有明确的任务使孩子处于一种无任务监控意识状态, 不知该怎样自律, 导致上述失控行为。

四、分析与讨论

类似的情况在一些观摩课中也多次看到过。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后来, 我在实践中得出以下一些体会:

1. 引导孩子倾听音乐, “由外而内”激发表演欲望

一说到音乐活动, 大家就想到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蹈, 而很少有机会让孩子静静地倾听音乐。著名音乐家达尔克罗兹说过:“音乐是声音和情感的艺术, 想让孩子充分表达音乐, 惟有让孩子倾听音乐。”因此, 教师要在观察孩子的基础上引导孩子欣赏:音乐中有的地方欢快, 有的地方舒缓, 有的地方紧张, 有的地方忧伤, 有的地方像在讲述什么故事……

《调皮的猴子》音乐节奏十分鲜明, 只要教师引导幼儿用心倾听其节奏变化, 孩子们一定可以理解。而上述活动中, 孩子并没有机会听懂甚至熟悉音乐。后来实践中, 我变换了策略:每当欣赏音乐时, 我就让孩子们闭目静心, 全身放松, 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作自由联想式欣赏:音乐欢快处像是在干什么?音乐舒缓处又像在干什么?听了音乐你想到了怎样一个故事?欣赏完毕后组织孩子们讨论, 交流自己的感受, 在此基础上鼓励孩子用肢体动作对音乐特征 (欢快的、平稳的等) 作出反应, 表达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孩子们“听懂”了音乐, 有了强烈的表现欲望, 表演就水到渠成了。

2. 让孩子明白任务, 在自由中学会自律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任务理论”, 就是说当人对目前从事的任务不明确的时候, 就会出现混乱的局面。而上述场景中, 孩子们没有明确任务, 一听到“随便找个空地方跳舞”后第一反应是他们“自由”了, 不用坐在椅子上了, 因而兴奋不已, 再加上个别孩子的“推波助澜”, 导致全体出现一种失控状态。

艺术表现的氛围应该是自由的, 但这和自律并不矛盾, 相反特定条件下的自律是保证孩子自由表现的必要前提。实践中我得出:一定要向孩子传递明确、易理解的信息, 使他们明白教师意图, 知道自己的任务所在, 才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学会自律。我把“找个地方跳舞吧”改为“找个地方赶紧准备好, 马上要开始跳舞了”, 并告诉孩子, 你有5秒钟时间准备, 然后倒数“5”“4”“3”, 等数到“2”时故意延长时间, 一方面让孩子有时间找到地方, 调整好位子, 另一方面用目光寻找个别“捣蛋”孩子, 帮助他们找到位子。待全体孩子基本站定, 我轻轻说“1”, 大家就十分安静地集中注意力了, 随着音乐响起, 表演也就顺顺当当开始了。

3. 捕捉和提供创造线索, 引导孩子尽情享受音乐

美国儿童音乐家科尔曼说过:“儿童天生就有热爱和探索音乐的倾向。”这说明孩子们是喜欢音乐的。但要让孩子真正“享受”音乐, 离不开一定的音乐技能和线索引导, 否则幼儿的音乐兴趣将无法持久。所以, 教师为幼儿创造自由表现机会的同时, 更需要在幼儿自由创造中捕捉创造线索或适当提供创造线索, 启发幼儿, 使其获得成功创造的愉悦体验, 把创造活动继续下去, 直到最后获得成功。

上述活动中, 孩子们对猴子的兴趣是十分浓厚的, 也有一定的动作基础, 但要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演一段富有情节的音乐时, 孩子们因为缺乏一定的技能和线索引导而感到困难, 使兴趣中断, 因此, 根本谈不上“享受”音乐。这时, 教师如果能抓住创造线索, 如个别幼儿描述的情景、个别幼儿无意间流露的动作等, 让大家观察、评价、讨论、学习, 以丰富每个孩子的感性认识, 掌握理解音乐和表现音乐的技能, 就能使孩子尽情享受《调皮的猴子》这段欢快的音乐带来的乐趣了。

参考文献

[1]易晓明, 《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新取向》[J], 《幼儿教育》, 2002 (2)

[2]谈亦文, 《教师教学反思水平的差异》[J], 《幼儿教育》, 2003 (12)

[3]程英, 《激发幼儿的音乐灵性》[J], 《幼儿教育》, 2002 (6)

[4]李季湄, 《支持幼儿的学习》[J], 《早期教育》, 2004 (9)

[5]《〈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解读》[M],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自律和自由 篇2

从感性的角度，过度的欲望会吞噬你。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欲望连同本心，不必畏惧，但过度的欲望会吞噬你。从人生的角度，一定要懂得节制，不要肆意地放纵欲望。不信？你去问问隋炀帝杨广。

放纵如山倒，自律如抽丝。不要放纵自己，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自律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未来的你会感谢现在的自己。

很多人不知道修心的重要，借口生活压力而放纵欲望。年轻时奋力上进，应该如清理院子一样剪除杂草杂念，专注于自身成长。“为腹不为目”，才是永葆内心幸福之所为。

我不想做欲望的奴隶。我享受不被欲望左右的状态，这种感觉不刺激，但很舒服。

从理性的角度，欲望管理能降低阈值。

穷学生的时候，一顿沙县小吃也津津有味，一顿肯德基如同过年；长大挣钱了，山猛海鲜鲍鱼大虾，也未必能勾起你的兴致。

九十年代，武侠小说的情爱描写都能把你看的面红耳赤；网络色情泛滥的当今，你居然对生活中的女人没了想法。

何以至此？阈值使然。不断持续的刺激，抬高了欲望的触发点。

人们常说，“年轻吃苦不是苦，是福气”。这不纯粹是鸡汤，这有逻辑基础：年少吃苦是种逆风飞扬的快乐，年老吃苦是风中残烛的悲哀。先苦后甜，可以忆苦思甜；先甜后苦，只能垂泪抑郁了。

一定程度的禁欲和自控是必要的，这是防止阈值升高的有效手段。欲望永无止境，中彩票的极度兴奋也只会持续18个月。最幸福的方式是，让欲望一点点释放，让欲望匹配你的现实：

漂泊北京，合租房子 → 独租大房子 →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 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走上人生巅峰 ……如果经历反过来？那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自律的人生才自由 篇3

女友辞去工作3个月后，我敲响了她家的门。本期待着一个快活的灵魂，却看见从门缝里探出这样一个人：蓬头垢面，衣着邋遢，两眼求救般地看着我，“我想去上班……”

朋友辞职前是公司前台，辞职后的她终于脱离诸多限制，颇有兴致地列出一张清单，写满自己一直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比如读书、健身、学韩语……

她充满期待地告诉我：“能看见自己坐在房间温暖的一角，喝着咖啡读着书，阳光晒在肩膀上……”

可是3个月后，我走进她的房间，却看到这一派景象：脏衣服堆满了墙角，被子团在床中央，茶几上摆满未洗的咖啡杯，吃空的饼干盒和咬了一半的巧克力散在地毯上……

不必多问，就知道这3个月的日子她怎样过，也自然可想象那些辞职最初的美好计划是否落了空。她言语绝望地说：“我已经胖了5公斤。”

我忽然想起那句值得深思的话：自律者方得自由。

2

刚出国的时候，我租住在一户人家，男主人每日出门上班，孩子们就读附近小学，女主人做家庭主妇，负责打理生活。

在我狭隘的观念里，家庭主妇可以一整天素颜，穿睡衣，不用注意举手投足，也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压力，就如小时候看到的邻居大婶们一样，不施粉黛，苦大仇深。

可我从未遇见过女主人这般自律的家庭主妇，她每天早早起床，为丈夫和孩子准备早餐，送别家人后换上运动衣，在附近的街区跑上1个钟头。回来后，洗过澡化好妆，一袭裙子光彩动人，下午则雷打不动地看上1个钟头的书，一杯咖啡配一小份甜点，这习惯不会因任何事让步。除此之外，她和其他家庭主妇一样，尽职尽责去照顾丈夫和孩子。

她从不在吃上放纵自己，亦坚持运动，使体重在婚姻7年中一直保持两位数，又一直读书，从未和丈夫的世界脱轨，教育孩子也温柔有方。

我突然觉得，这种自律带来的自由，恰恰就是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

3

跑步，我至今已坚持两年，起初是为了远离肥胖，可渐渐发现，跑步让我意识到了自律带来的巨大能量。

我曾是一个吃无节制的人，又喜欢过度消耗自己，但跑步让我成为一个自控力极高的人，令我可以坚持每天早起，准时踏上跑步机，拒绝拖延工作内容，在无论多热爱的食物面前，也能够控制放纵的念头。

在我所结识的跑者中，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是自律的。大部分人有着规律的作息时间，保持着健康的饮食习惯，甚至对时间也极为珍惜。

这种自律，成为很多自由的基础，也成为很多成功的基础。

4

今年年初辞职后，我依旧早上6点半起床，叠好被子，收拾好房间，去跑至少5公里。回来时换上漂亮衣服，化好妆，坐在书桌前写至中午，下午时搜集材料，构思文章，回复读者，晚间小酌几杯，读书或会友。生活中的一切均有秩序。

偶尔来做客的朋友会把我当作奇葩，“你为什么在家也要化妆？”

和取悦别人、取悦自己都不同，我深以为这也是一种“自律”。从一天之初穿上漂亮衣服化好妆，整个人干净体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面对这一天的态度，也应该是如此郑重而严肃，绝不容有半点懈怠和马虎。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现在的我更加坚信，自律是一个人可以培养的最有益的习惯。

（田宇轩摘自散文网）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 篇4

一

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现实的道德生活实践，便可以发现道德自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道德主体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罗尔斯指出：“自律的行为是根据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将会同意的、我们现在应当这样去理解的原则而做出的行为。”（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总是个体出于明确的理性意识而自觉自愿选择的行为。道德行为要求自觉，即要遵循理性的原则，按照理性认识来办事；同时又要求自愿，即要出于意志的自由，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那就谈不上道德责任。

在西方伦理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概念，并把它确立为伦理学的基础。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拱心石。康德的自律概念正是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在康德看来，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其意志应当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天赋权利，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一个人只有作为纯粹的意志存在物而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他才是自我决定的，才能“自己为自己立法”，才能在立法时不服从异己意志。（注：参见《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由此，康德把意志自由看成是阐明道德自律性的关键，从而高扬了道德的主体性，在伦理学上实现了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康德的自律概念对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消解，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但马克思对自由自律的完整理解并不限于形式，还涉及其丰富的、现实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作为“人的类的特性”，是人类与动物界揖别和分野的根本所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但一个人的意志自由能否得到发展和发挥，在多大的程度和什么方向上得到发展和发挥，总是要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个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可能发展和发挥自己的意志自由，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人“是只能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其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因而，自由总是具体的历史的。

从总体上看，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夕，由于自然的因素在人的.生存、生活中占居着支配地位，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要直接依赖外部世界，因而，尽管人们也崇尚自由，但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处在比较幼稚、笼统的阶段，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他律”为基本点的命运观。西方从古希腊神话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主流性看法是神学命运观，把人的命运看作是他主、他律；一些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思想的人们以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的命运，其基本倾向也仍然是他主、他律。只有到了近代，人们关于人的命运的看法才逐渐摆脱了神学命运观，提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律。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家们在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时，高唱自由的赞歌，用人性来反对神性，认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始终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如果说把自由视为一种崇高价值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那么把自由视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则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所确立的。

把自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交换以其持有的方式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和等级意识，客观上要求交换各方权利是平等的。同时，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出市场，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各种选择，无疑意味着他的活动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据此，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

金融混业的自律与自由 篇5

所谓金融混业经营就是存贷款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业务互相渗透、交叉的金融商业模式。

这种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受到政策限制？概而言之，这种模式让金融机构可以用“别人的钱”，即广大储户的钱进行高风险金融投机，为自己牟取高利润，从而使广大储户的财产和国家经济的运行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中。如果金融机构投机失败，就将导致广大储户重大财产损失和国家经济运行失灵，酿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反倒还要广大储户用纳税来挽救那些 “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

热盼金融混业自由化者，自然会以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为榜样，宣传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美国百年混业折腾

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的金融制度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也就是说，当时美国实行“全能银行模式”。但是1929～1933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使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主导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主张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干预，转向限制金融混业自由化，因为美国政府认定正是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混合，导致证券市场的局部危机产生连锁反应，演化成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危机。

1933年6月16日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正式确立。

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掀起了金融自由化复辟浪潮，美国国会此时认为必须顺应这一潮流，于是在1980年3月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法》，开始了以放松金融监管为中心的所谓金融现代化改革。

1980年代的里根政府极力推动放松金融业监管，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结果却并不理想。1983年美国对外投资净收入回流开始不抵贸易逆差，贸易逆差从1982年的242亿美元上升至578亿美元，而对外投资净收入从1982年的352亿美元仅增加到364亿美元。美国从此由一个资本净流出国变为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这意味着美国开始依靠外国投资来支付进口。1985年，美国在时隔71年后再度成为净债务国，负债1075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国。

1998年4月，为与欧洲、日本银行争霸，在笃信金融混业自由化教条的美国政府支持和诱导下，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成花旗集团，成为美国第一家集存贷款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共同基金、证券交易等多种金融服务于一体的金融集团。

1999年11月，美国国会两院分别以压倒多数票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时任总统克林顿随后批准，正式允许金融机构实行金融混业经营。这一法案事实上废除了1933年罗斯福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而就把大萧条的历史教训抛到脑后，开始铤而走险了。

然而，美国高层压倒多数的金融自由化信仰换来了什么结果呢？之后不到10年时间，美国金融机构围绕次级贷款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冒险就登峰造极，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花旗银行股票大跌，到了11月底市值仅为210亿美元，不及其2006年底时2740亿美元市值的1/10。这正是因为，混业经营的花旗集团大肆进行与雷曼兄弟公司同样的金融衍生品投机。据美国货币监理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6月30日，花旗集团的主要银行体系花旗银行持有的各类衍生品名义价值总额高达37.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近3倍，其中93.4%的衍生品完全不受任何监管。

由于花旗银行拥有2万亿美元资产，其发行的信用卡全球最多，而且分行遍布全世界。如果花旗银行破产，美国消费受到影响，进而导致美国经济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因为消费占到了美国GDP的70%。花旗破产危机迫使美国政府立即选择直接救助，为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在内的总计3060亿美元债务提供担保。同时，美国政府还从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中拨出200亿美元用于购买花旗的股份。毫无疑问，无论担保还是救援，都是间接或直接让纳税人为花旗集团的金融混业自由化投机失败埋单。

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像前辈罗斯福政府一样重拾加强金融监管大棒，金融混业经营再成打击重点。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开启美国最大规模金融监管。

2013年12月11日，美国进一步推出“沃尔克规则”：一是禁止自营交易，即禁止银行机构利用自有资金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期权、其他衍生品的业务；二是限制银行组织混业——限制银行机构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赞助等各种关系；三是CEO负责合规——要求银行机构设立确保遵守“沃尔克规则”的内部合规计划，并向监管机构提交相关计划和报告重大交易活动情况，CEO必须负全责。

美国开始从金融混业道路向分业经营道路回归。

德国怎样炼成“全能银行”

一个巨大的困惑是，美国搞金融混业屡遭挫败，但是为什么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仍然长期继续实行最高层次的法人金融混业，即“全能银行”模式，却并没有积累大规模金融风险，而且每每在金融危机之中受创轻微并迅速复苏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德国人享受着较高的社会福利，所以德国人不热衷于投机。

这种说法似可商榷，同样享受较高的社会福利，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显然没有德国人那样不热衷于投机。因此，虽然较高的社会福利确实具有一定降低投机动力的作用，但不会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德国人与其他国家对待金钱的态度差异，这种差异无法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来解释，只能用文化和价值观差异来解释，是德国人独特的高度严谨审慎的民族性格使然。

德国人何以形成高度严谨审慎的民族性格？

首先是地理原因。德国是一个中欧国家，内陆相对深广，而出海通道却为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所重重钳制。与海外联系较少，从海外获得经济资源较少，受到海外思想影响也较少，民族性格就相对传统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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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历史原因。经历过“春秋战国”式的长期国内战争，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政治经济动荡、频繁备战的生存环境使德国人形成积累重于消费、长期利益重于短期利益的理念。经常生死存亡系于一役的高压状态使德国人形成精于工具制造、善于利弊权衡、慎于行动决策的性格。

因此，大陆厚重文化类型的德国人在经济行为上表现为注重实体经济、量入为出、热衷储蓄，不像海洋新锐文化类型的英国人、美国人那样喜欢投机冒险、超前消费、轻视储蓄。

那么，高度严谨审慎的民族性格又怎样影响了德国金融？

首先，民族性格决定理财观念。德国人大多不喜欢贷款买房子，而喜欢租房住，因为他们认为借钱挥霍是不应该的。德国地方政府也大多不喜欢大兴土木，因此房地产泡沫在德国很难产生。此外，德国人大多不喜欢高风险的股票市场，更遑论稀奇古怪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因此大多数德国人在金融危机之中并没有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遭受严重财产损失。据美国《新闻周刊》统计，大概只有13%的德国人受到金融危机影响。

其次，民族性格决定金融制度，个人层面的民族性格也会反映到政府政策行为上。德国的金融制度设计看似高度自由，实则内藏稳定基石。德国的营利性商业银行一般是规模较大的私人银行。而国有的储蓄银行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银行是非营利性银行，其任务是针对中小客户、中小企业提供存贷款业务。这导致非营利性银行在德国金融体系中占有很大比例，而盈利性银行资产占所有银行资产的比例低于30%。这种金融制度决定了银行间接融资在德国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德国银行资产是股票融资的7.5倍，是债券融资的2.6倍。

在金融危机之前，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模式曾经被各方批评为已经严重落后，跟不上潮流。然而在金融危机之中，恰恰是这些“落后”金融制度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合作银行和储蓄银行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不过，虽然绝大多数德国人如此“适合”于金融混业模式，但在金融危机之前，仍然有少数德国银行像今天的中国银行一样，以美国银行为榜样进行高风险金融衍生品操作，最终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不小，给德国金融体系造成了风险。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德意志银行税前亏损62亿欧元；2008年全年，德累斯顿银行亏损63亿欧元。这迫使德国联邦议院通过《金融市场稳定草案》，德国政府也为有需求的德国银行提供总额为4000亿欧元的信贷担保。此外，至2009年2月15日，德国政府成立的“稳定金融市场特别基金”承诺的担保和注资金额已达1960亿欧元。

这导致德国主导的欧盟在经历多年争论之后，坚持在2014年1月29日发布了一项禁止银行自营交易的方案。该方案计划仿照美国的沃尔克规则，对欧元区30家左右的大银行直接下达自营交易禁令。

可见，即便是民族性格高度严谨审慎的德国，在经历金融危机教训之后，也正在自觉地从“全能银行”金融商业模式理性回归。那么，中国金融业者难道比德国人更“适合”于混业经营吗？

中国金融的投机“基因”

其实，德国人高度严谨审慎的民族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反映，诸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大多数中国人也仍然秉持这些生存哲学，因此中国储蓄率非常高。

但中国人有不同于德国人的方面，其中主要是高度物质化的价值观导致的高度物质化的民族性格，这也决定了中国的金融制度。

第一，中国金融制度设计是营利性的。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额既是在国际上“自豪”的资本，也是银行官员升迁的依据，这与地方政府GDP挂帅现象是同根同源的。

第二，中国财政以营利性银行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中国银行业要承担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多项税负。2008年，全国银行业仅营业税一项就达1065.9亿元，占当年全国营业税总收入的14%之多。在这种高营利性的金融体系下，掌握广大储户存款的中国金融机构必然热衷利用手中掌握的存款资源进行投机牟利。

第三，地方政府之间GDP竞争导致中国银行还普遍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因此，贷款大多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作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客户”的房地产企业，导致低效投资和泡沫经济。而德国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对储蓄银行经营业务的干预，政府无权过问储蓄银行具体经营业务。

第四，当政府成为营利性金融体系的税收和贷款受益者，必然导致国有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垄断问题。政府设计的金融制度进一步以国有银行和政府双赢而储户做贡献为特征，比如存款资源垄断、存款利率相对低且固定、存贷款利差大、政府以纳税人的钱为银行呆坏账兜底等。同时，公共资源也向国有银行倾斜，比如中央银行的资金调度、政府的土地划拨等。

不同的金融制度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金融效果。

中国的营利性、银政结合性和垄断性金融制度，决定了贷款大多不能流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从而使中国制造业自生自灭。同时，中国国有银行因为有政府最终承担风险而敢于进行高风险金融投机，正所谓“有恃无恐”。

相比而言，德国的储蓄银行是没有垄断地位的地方国有银行。除了政策性银行，德国也没有中国四大银行那样喜欢大客户的全国性“国有银行”，因此德国金融市场能够形成平等竞争局面。这也让贷款大多流向实体经济中小型企业，从而使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同时，相对独立的德国储蓄银行与合作银行一般也不会进行高风险金融投机。

出来混迟早要还

在1990年代初著名的海南泡沫经济中，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的不下千亿各路资本涌入弹丸小岛。最终泡沫破裂之后，仅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竟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高达60%以上。

最后，在1999年，这些不良贷款是通过政府成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政策性资产管理公司即“坏账银行”，进行接收来获得账面处理的，其实质就是玩个数字游戏，让全体国民为金融机构的投机失败埋单。

在混业经营的商业银行参与之下的股市在那几年也是格外疯狂，1992年5月26日至1992年11月17日，仅仅半年时间，股指就从1429点下跌到386点，跌幅高达73%。而从1992年11月17日的386点开始，到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只用了3个月时间，大盘涨幅高达303%。1994年7月29日至1994年9月13日，1个半月时间，股指涨幅200%，最高达1052点。

这些不能不遏制的危险怪象，正是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的背景。实际上，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中期进行的金融整顿，对于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想，如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国还处在因为银行混业自由化而加剧的房地产泡沫、股市剧烈波动和银行呆坏账大增的混乱状态之中，后果将会怎样？

近年来，迫于经济下滑，应某些金融机构及其学术代言人的强烈要求，金融混业的政策阀门又有所放松，以便启动“新经济增长点”。然而事与愿违，2013年，由于国民经济泡沫严重，中国政府主动收缩银根进行治理，结果却引发了两次“钱荒”，原因恰恰在于大型银行利用混业经营的便利大搞所谓金融创新，把政府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而注入的流动性导向信托理财产品、证券资管等影子银行领域，间接投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利用期限错配进行短借长贷等金融投机活动牟取暴利，一旦遇到通货紧缩立即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

金融市场关系国计民生，存款类金融机构掌握的资金是储户的血汗钱，稍有差池将造成金融危机和影响社会稳定。允许银行用老百姓的钱进行高风险投机为自己牟利，最后不负责任地把投机失败风险扔给老百姓和社会来承担，这是极其荒谬的饮鸩止渴。

[编辑 代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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