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主体

新闻自由主体（共7篇）

新闻自由主体 篇1

摘要：由于新闻本身功能要求的倾向性和新闻行业运作模式的责任机制, 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而从新闻媒介的功能受益主体来看, 其主体应该是绝对的, 也就是新闻媒介必须要、也只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在西方, 以挣脱政府管制为自由之标志, 令新闻自由的主体成为传媒所有者;而在中国, 由于特殊的媒体体制与性质, 新闻自由的表现则不甚明朗。中西方表象与实质的矛盾历来都是一个争论许久的话题, 秉持媒体服务的受益主体——公众, 可以说是一个从原则性上解决复杂矛盾的途径。

关键词：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主体,新闻专业主义

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已经有168年的历史, 却在2011年陷入窃听丑闻, 记者非法窃听, 干扰警方破案, 致使当事人利益受到损害, 引起了公众舆论的谴责, 最终倒闭。经济利益的纠缠渐渐取代新闻专业精神的考量, 引起了世界的眼睛对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重新审视。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宪法都有明确的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公民”, 新闻自由作为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 它的主体是公民, 而不仅是新闻工作者;但另一方面, 党管媒体的形式下, 在一些重大和敏感问题上, 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 常常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与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外界认为中国缺乏新闻自由的最大理由。

中西方的新闻自由内部都存在着矛盾, 但都没有做到新闻自由的最佳状态, 究竟什么才是保持在法律和道德约束范围内的新闻自由的准则?我认为, 就是新闻受益主体的绝对性。无论是采用什么方式, 只要新闻传媒机构能秉持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准则, 最后必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长久而健康的生存下去。

1 西方新闻自由的内部矛盾

西方的新闻自由本身就是矛盾的, 编辑权和经营权无法分离,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只是脱离政府管制, 利益集团办媒体, 媒体工作者要服从媒体所有人的观点。脱离了政府, 却逃脱不开非新闻专业领域权力者的控制。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家Norman Solomon著作《目标伊拉克:新闻媒体没有告诉你的新闻》中写到:“我们今天, 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在包含了大量的经过筛选的、扭曲的事实和画面的宣传信息中寻找真相。”书中以伊拉克战争时美媒的报道为例, 用数据指出:战争期间, 在电视画面中出现的79%都是政府相关人员, 在接受对战争看法采访的393人中, 与反战相关的只有3人, 还有不少记者因为表达了心中真实的反战愿望而被开除。

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是“新闻执政”, 虽然西方政府不直接控制媒体, 但他们也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等手段来达到操控媒体控制舆论的目的, 另一方面媒体也需要依靠政府的影响力。奥巴马每年进行的几十次演讲也是一定程度上提前设计的新闻。

西方新闻自由的矛盾是典型市场新闻业环境下的矛盾, 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趋势下, 媒体无法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出现道德和法律不允许的现象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2 中国新闻自由的内部矛盾

前文提到中国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所有公民, 按理说普罗大众都应该得到新闻机构的爱护, 对社会不公正现象口诛笔伐, 但现实中不论是国内国际, 对中国新闻自由的认知都是“远远不足”的。在美国自由之家组织的国际新闻自由排名中, 195个国家里中国排名第181位, 居于越南之后。马克思把报纸看作“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 但在中国特色的体制下, 无论是从两只手操控的市场经济角度, 还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 中国的新闻体制中媒体工作者能感受到来自政府时刻对媒体的管辖。包括依托于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自媒体平台也“隔墙有耳”:贴吧、微博、论坛敏感字符的屏蔽便是一个很普遍的体现。

但从正面的角度看, 媒体建立价值的功能能通过健康的政府引导发挥出来, 倡导主流价值观, 潜移默化的去通过“影响人们想什么”最终达到“影响人们怎么想”的效果。这也可以说是发挥了媒体优化社会的作用, 避免了过度自由和个人主义导致的社会思想混乱、不稳定发展等弊端。

3 达到新闻自由最佳状态的途径

1) 健全新闻媒体行业的法治。自由的另一面应该是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道德是媒体自律, 而法律则是媒体管辖的根本, 职业行为不能凌驾于一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之上。”当媒体自律被商业化经营模式给蒙蔽了眼睛的时候, 完备的法律制度就成为公众隐私权的最后保障。”

2) 新闻工作者专业主义精神和规范的培养。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认为:在新闻报道中应该保持中立, 消除主观性和倾向性。这不免是用绝对的概念去定义必然相对的自由而出现的错误。

媒介的首要功能是发布信息, 媒介在发布这些信息时会进行一些能动操作:通过概括提炼, 反映其本质和要点;通过选择突出, 强化正面信息的作用;通过淡写弱化, 降低负面信息的影响;通过传播整合, 提高信息质量;通过淘汰净化, 去除信息中的固有弱点。经过这一系列的“选择性”操作, 其发布的信息无疑具有了相当的倾向性;媒体的第二功能是表达观点, 发挥“模拟公众”的作用, 代表公众发声, 就必须要有评论、解释等表达的观点。最终便能实现上文所说的建立价值的终极目的。

因此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水准便成了这个倾向性所带来结果好坏的考量。西方和日本等一些国家相对于中国, 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规范确实更加完善。如在汶川大地震的图片报道中, 国内媒体频繁宣传如《那只手》组图之类的血腥场面, 来展示灾区人民的死伤惨重和痛不欲生, 而同去采访的国外媒体却大部分懂得规避直面残忍画面, 通过影子、对比等暗喻、衬托的摄影技巧来温柔间接的表达灾情, 更具有人性。日本NHK电视台在报道日本大地震时, 在余震发生的演播厅里仍坚持头戴安全帽进行直播, 向外界传递有效信息, 不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煽情之中, 赢得了国际媒体的赞誉。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相较于西方应该在此块进行更努力的完善。

4 坚持绝对的受益主体——公民, 践行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新闻自由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我觉得, 媒体工作者的专业秤杆, 应该是让公众受益, 这里有两点解读:一是主体是公众, 二是报道的过程、方式、结果都能给公众带来正面的影响。

新闻自由是相对的, 但是作为大众传媒, 新闻自由的主体和受益方是绝对的,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 或者说公众、公共利益。无论是政府还是利益集团都应该让步于公共的利益,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像一些小报之所以流行和生存, 也是因为它让一部分的公众喜欢。但作为大众传媒, 是社会的舆论脊梁和人民利益与权利拥有者的传声筒, 就应该时刻秉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作大多数人、即主流公众的发声体。也就是说媒体要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 也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有塑造作用。

“天赋人权”, 其实应该是“人赋新闻权”。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西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固有矛盾[J].新闻理论, 2008 (3) .

[2]陈力丹, 曹文星.媒体须改变以暗访为荣的观念——《世界新闻报》停刊带来的启示[J].业界论坛, 2011, 9:25-26.

[3]许海.从“新闻自由”到社会责任——西方新闻自由观念辨析[J].前线, 2013, 8:35.

[4]从《世界新闻报》停刊看西方新闻自由[J].

新闻自由主体 篇2

一、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历史演进

最早的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认为, “个人只有作为社会成员才能发挥其全部的潜能。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 也是一切理想特征的总和。”[1]在这种自由观的指导下, 社会事务往往以权力和权威作为衡量的标准, 以个人绝对服从于国家作为前提, 扼杀了个人自由的天性, 束缚了人的价值。在柏拉图的国家目标学说、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安全学说、霍布斯的国家主权说以及黑格尔的国家意志说中, 均体现出为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的权力, 通过剥夺个人自由权力而捍卫国家利益的特点。之后的英国、法国等较早运用印刷术及新闻媒介的国家先后采用颁布特许出版制度, 实行新闻检查制度, 征收知识税和津贴制度等一系列方式限制个人新闻出版自由。“当印刷术在西方世界传播约200年后, 集权主义报业理论提供了决定近代报纸对当代社会作用和关系的唯一基础。在新闻观念的历史上, 可以说, 集权主义报刊理论比任何的报业理论, 在较长的时期中, 决定了新闻传播的具体模式。”[2]

在经历了多年的黑暗集权统治之后, 弥尔顿、洛克、密尔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 打破封建教会的束缚, 开展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从而呼唤人的理性, 重视人的价值, 推动个人的自我实现。自由主义者认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本身就是目的。”[3]提出人的理性特征, 为个人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提供了行动依据。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指出, “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理性的自我修正”, 观念是可以放到公开的市场上相互比较的,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判别观念的对错;在公开的观念市场中, 经过每个人的理性判断和频繁交流, 真理会更加明确地被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在自由被放开后, 自由主义新闻观为西方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保障, 促进了报业的发展, 同时推动了本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一部保护新闻出版的完整法律法国《新闻出版自由法》及《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均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

新闻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生, 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但与此同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新闻媒介逐渐成为少数拥有者控制的工具, 新闻机构部门滥用新闻自由权利, 因此, 社会责任论的出现, 目的正是考虑新闻自由背后的传媒责任, “目前的危机仅仅是为争取表达自由而进行的长期奋斗的一个阶段”[4], 以及处理好新闻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试图改善传媒的表现行为, 寄希望于传媒自身、公众和政府三个方面;提出新闻自由不仅应该包括“免于……的自由”, 还应包括“从事……的自由”。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是对原有的新闻自由观的修正和完善, 使新闻传媒更好的发挥作用。媒体的责任就在于积极地采取行动, 促进社会秩序的改善。

二、新闻自由的规律与趋势

新闻自由观的不断演进和变化, 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自由的不断探索。从当今来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是落后的, 缺乏人性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生产力条件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仍然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生产力低下和国家的巩固阶段, 集权主义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上, 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稳定, 理应具有进步性。并且, 从新闻自由观后期发展的情况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逐渐渗透和影响了新闻自由主义观和社会责任论。

新闻自由主义观尽管高度强调人的理性价值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但弥尔顿在倡导出版自由的同时, “承认可以对自由讨论的权力加以限制, 但是他避开了这些限制背后的基础原则。他要求那些虽有不同意见但认真诚实的人能够享有不受政府新闻审查的自由。弥尔顿拒绝给天主教徒和当时出现时间不长的新闻工作者以充分的自由, 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不是按照他的诚实标准生活的。”[5]因此, 弥尔顿所倡导的新闻自由观也并非绝对的, 无条件的, 而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新闻自由观指导下的新闻实践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体现出新闻自由观以大局利益为重, 从中渗透出集权主义观念的影子。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不仅是对新闻自由观的完善和拨正, 也是媒介变革的体现。“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就是一个思想的混合体。这并不是说社会责任理论最终要向极权主义发展。相反, 它正是要用传媒的社会责任来防止极权主义。”[6]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 言论者起着重要的作用, 媒体赋有自由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政府不能只允许自由, 还必须促进自由;同时, 自由是伴随着一定的道德义务,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新闻自由。西奥多·彼德森指出, “社会责任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报刊在宪法保护下享有一种特权地位, 因此就有义务乃完成大众传播的主要功能以及对当今社会克尽其责任。”[7]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集权主义和社会责任论, 从本质上讲是完全不同的, “社会责任论是从服从个人利益出发, 通过对社会负责来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与幸福;集权主义理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通过限制个人的某种自由来实现社会的利益。”[8]

在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实践中, 尽管各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不同, 在历史上一国也时常出现专制与自由的交替和反复, 但从总体上说, 新闻出版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自由的, 自由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发展自由的权力, 尊重人的价值已成为各国行政管理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共识。当今考虑自由问题并不是说需不需要自由, 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自由, 以及如何把握自由的限度。诚然, 新闻自由的宽松度与政府执政的民主化程度密切相关, 当今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和历史地看待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应该把自由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来探究它们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实践的, 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和被斥为异端邪说的自由观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对立和冲突, 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重新界定了自由的内涵。”[9]事实上, 从历史的进程看, 政府执政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革命后, 西方社会政府管理经历了以“理性”为主导, 讲究市场效率的高度自由开放的竞争, 到以“公平”为主导, 发挥市场“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 最后发展到新近的追求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新型服务型政府。自由与民主化的程度是在相互地磨合与调节中, 在社会的进程中把握自由的限度把握, 在不断地“试错”中进行的。

三、新闻言论自由在现今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以来, 电脑和互联网在日常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在整个世界正发生着另一场科技革命, 这就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即以数字或者比特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以数字为DNA的科技革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场所、知识学习等方方面面, 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10]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 深刻地改变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方式, 同时, 也为当今探讨新闻言论自由的意义与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

网络传播的特殊性, 使之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互联网扩大了信息传播的地域范围, 使传统的信息内容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网络的匿名性, 使网络使用者在网络世界中自由地交流, 接近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合理化的“公共领域”。“因特网令人激动的地方, 除了近乎无限的信息, 还在于它能够自由获取和发出信息, 限制似乎尚不存在。在到目前为止公众可以借助传播工具中, 电脑的网络传播提供了新闻与言论的最大自由度, 并且对传统体制和观点形成了冲击。”[11]网络的应用逐渐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变, 社会管理、教育培训、硬件投入等越来越多地使用到网络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互联网技术, 为民所用, 同时发挥网络的优势特征, 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是当今面临的重大问题。

2008年胡锦涛主席视察人民日报社指出,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 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现阶段只有正确地发挥网络优势, 科学推进媒体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 不断提高我国民主化水平, 才能形成新形势下舆论引导的新格局。通过互联网公开、透明的特征, 向公众提供沟通民情民意的渠道, 进一步扩大民主的渠道, 利用网络平台下情上达, 可以促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 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之中, 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12]当今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的声音, 对推进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舆论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仍然要指出的是, 扩大民主的渠道并不是说放弃对参与民主讨论的管理和完善, 只有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 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表达的权力。目前从国外对互联网的管理来看, 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双重角色。“一方面, 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促进了互联网的从无到有的蓬勃发展, 在将人类带入网络时代的过程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 当互联网产生后, 美国国会又数次通过立法来限定通过网络进行的表述。”[13]一直标榜以“民主、自由、博爱”的美国对互联网的态度表明, 网络时代既不可能任网络自由发展, 也不可能放弃对网络的监管。自由是人类的天性, 但自由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自由的同时不可忽视公众、媒体和政府须共同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我国在近十年内不断制订和完善互联网方面的法律法规, 旨在依法保障公民的网络新闻自由权和言论表达权。2000年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网络管理方面的法规, 2005年9月25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法律制度的制订, 为公民在互联网信息的使用、表达及传播方面提供了制度参照, 对抵制不良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新闻自由还应具有相应的中国特色。中国新闻媒介承担着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重使命。因此, 提高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意识, 须合理把握新闻传播的大局意识, 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 规范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 加强必要的网络监管。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也是人类的精神福祉。在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世界各国都试图合理地寻找时代的元素, 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 赋予新时期的新闻自由以新的意涵, 这正是追寻着历史观的发展精神给予社会发展增添的新的活力。人类对真理追溯和探索的过程, 也是对自由不断追溯和探索的过程, 新闻自由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如此。

摘要：本文分析了西方新闻自由观发展演进的三大历史进程, 归纳出新闻自由观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与趋势, 就现今网络时代互联网新闻言论自由所呈现出的特点与各时期的新闻自由观相联系, 总结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自由应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 同时须提高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意识, 规范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 加强必要的网络监管。

新闻自由主体 篇3

1 自由裁量权不能滥用

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的自行决定权, 即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从机关性质上讲, 行政机关应当是法律的执行机关, 其行为皆应依法实施, 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行为的复杂性, 而人的理性却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 立法者把握现实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法律不可能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实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 于是不得不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行政机关一定程度上的行为选择权, 即自由裁量权。我们理解这一术语中的“自由”, 正应从此处着眼, 而不能将其理解为执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裁量”应当是自由裁量权的重心, 其含义应当是行政人员处于公正无偏私的立场, 全面考察行政相对人行为主客观方面的因素, 在法定限度内科学地作出选择。衡量裁量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 在行政处罚中就要看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及社会财富的损失与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否相当。如果社会成本较高的违法行为较之成本低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处罚, 相同的违法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相同, 那么, 这种公正合理也就实现了。

自由裁量权如果被滥用, 将与依法行政的原则相悖, 其结果必然是破坏行政机关的权威与公正, 导致腐败的滋生, 在处理土地违法案件中也是如此, 甚至可能更加严重。因此土地案件案值一般较高, 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数额也相以较大, 比如依据《土地管理法》第75条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1条的规定, 对拒不履行复垦义务的相对人处以罚款, 罚款额为土地复垦费用的两倍以下, 假设复垦费为100万元 (这在实践中也不算很高) , 那么, 在理论上, 对违法主体罚款200万元和200元都是合法的, 此时的权力如不补限制, 可能发生的消极后果是不言自明的。笔者试图探讨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使自由裁量权被合理地运用, 从而追求行政处罚的客观、适度、合乎理性。

2 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

查处土地违法案件中对违法主体处以罚款, 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 就是要求办案人员全面考虑案件涉及的主客观因素,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数额幅度内, 公正合理地确定罚款的具体数额。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步骤:

2.1 列出案件涉及的主客观因素并划分为决定因素和辅助因素。

主观因素包括违法主体的动机、手段、行为方式等;客观因素包括违法性质、后果及影响等等。决定因素是违法行为的主要方面, 它决定了罚款数额在法定限度内就高还是就低;辅助因素是违法行为的次要方面, 它的作用是在就高或就低的基础上酌情增减。

2.2 客观分析每一因素的具体情节。

决定因素的情节越严重, 罚款额越应靠近法定限额的上限, 反之靠近下限;辅助因素情节较重的, 可酌情增加罚款额, 反之酌减。

2.3 汇总以上分析, 进行综合平衡, 确定最终的罚款数额。

3 对非法占地涉案因素进行分析

在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理中,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76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2条规定, 对非法占地违法主题进行处罚的占很大比例, 下面就以违法占地为例, 试对其涉案因素进行分析, 以解释前述方法。

非法占地案件要考察的主观因素应包括:违法主题的主观恶性、违法主体接受调查处理的态度;客观因素包括:非法占用土地的性质、占地的后果和影响、主罚实施情况、当地总体经济水平。

其中, 非法占用土地的性质、占地的后果和影响两个因素是对罚款额起主导作用的决定因素:其余四个因素是辅助因素。对各个因素逐一分析:

3.1 非法占用土地的性质。

区别基本农田、一般耕地和普通建设用地, 处以由重到轻的罚款。因为法律法规对这类土地制定了由严到相对较宽的保护措施, 违法行为侵犯了法律法规越严格保护的对象, 违法主体遭到的惩戒应当越严厉。

3.2 违法占地的后果和影响。

对那些占用耕地, 造成严重破坏无法复垦的后果, 在当地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引起大规模上访的违法行为, 处罚应相对严厉一些, 额度应较高。反之, 没有对占用土地造成实质性破坏, 没有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 处罚可相对减轻。

3.3 违法主体的主观恶性。

对于采取欺诈手段骗取批准的, 违法占地后经过处理但拒不改正而再犯的, 应增加罚款额。因为这样的违法主体蔑视法律及行政机关的尊严, 具有更大程度上的主观故意及恶性, 其造成的危害及恶劣影响通常也是更大的。

3.4 主罚实施情况。

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处罚违法者, 教育包括违法主体在内的社会大众。如果已经对违法建筑予以拆除或没收, 使违法主体部分承担了法律责任或者说经济上的不利后果, 那么惩戒和教育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 并处罚款的数额就应减少。

3.5 违法主体接受调查处理的态度。

对那些不予配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人员调查处理工作的, 如拒不接受询问、拒不提供有关证照或证明文件, 应当加以处罚。相反, 认错态度好、积极配合办案人员工作的, 可以酌情减轻处罚。这里要强调的是要将行政相对人拒理申辩、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同不予配合区别开来。不予配合是不履行法定义务, 而申辩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 行政机关也应支持和配合。

3.6 当地的总体经济水平。

在经济发达地区, 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和带给违法主题的非法收益较之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肯定是更大的, 因此, 对相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在不同地区也要体现差别, 以求法律的施行在区域间达到公平。

以上探讨的方法, 实际上同经济学中的加权法异曲同工, 只不过要对各种违法行为所涉及的纷繁复杂的因素一一确定权重值, 难度太大。在条件成熟时, 如果能制定这样一个权重值表并制度化, 将涉案因素逐一量化, 那么对罚款额的确定将会更加直接和明确的指导作用, 也将会更有效地限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参考文献

新闻自由主体 篇4

新闻自由的概念雏形最早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西方国家。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 新闻业早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新闻媒体与出版物的同源性, 新闻媒体便逐渐代替书籍、政论宣传册成为政府重点围堵打击的对象。由此, 新闻媒体便沿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哲学内涵对新闻自由进行建构, 强调自由主义权利观念中的自由维度, 力图摆脱政府控制, 实现自己设立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抑或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发达国家或地区, 传媒业界均对新闻自由进行过有力的捍卫和抗争[1]。在现代社会中, 新闻媒体已俨然成为维持以民主制度为政治基础的社会宪政民主体系、调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有力武器。但从我国的新闻实践来看, 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却不得不引起新闻工作者的高度疑虑。然而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乃至“戕害”, 即使是高度民主的先进国家亦不能免。美国诸多的司法判例更是推翻新闻自由的特权主张[2]。可见, 对于新闻自由内涵的理解, 政府、司法界和新闻业界之间尤有落差, 而有待阐释并建构一套严谨的理论内涵。

新闻自由虽被推崇为普世价值, 但关于其具体定义, 却是杂家百言, 在国际社会或学界均尤未能取得一致观点。但不论新闻自由的具体定义为何,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各种学说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或者阐释的重点基本都放在一种自由的权利观念之上[3]。在近代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中, 权利乃是新闻自由的代名词;在新闻自由的命题里, 也充满了权利的意义。

还原为权利观念的新闻自由尽管有着复杂的历史传承, 但它的核心价值仍然在于有助于形成一个一方面摆脱日益精致和复杂的国家宣传管理技术所约束, 另一方面摆脱市场逻辑影响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推动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 避免言论压制而造成的社会不安。新闻自由本身的核心价值和媒介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在社会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便决定了新闻自由的权利观念将无法超脱于一种道德和善的维度, 更无法回避一种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关于权利的观念, 从霍布斯开始便一直成为自由主义者重点陈述论证的对象。及至当代,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权利优先论成为对权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流话语。而权利优先论的去道德化要求却和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对此, 本文打算对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和论证逻辑进行梳理和回顾, 对在权利优先论视角下的新闻自由观进行分析, 找出去道德化的权利与新闻自由的责任维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

(一) “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宇宙万物“皆有其功能或特有的活动 (characteristic activity) ”[4]。整个宇宙是一个目的论式的实体, 也就是说宇宙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功能和目的, 只要它们实现了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它们也就达成自己的意义。每项事物在宇宙中自有其应有的位置, 只要它们各居其所, 实现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整个宇宙体系便能成就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 整个宇宙也便达成其意义。而处于漫漫宇宙之中的人类, 自然也是宇宙万物之一种, 人们要想成就自己人生的意义, 便应该对自己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进行沉思与冥想。只要能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们便可以说我们能成就自己的人生意义。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理性的活动, 便是努力去对自己的人生意义进行冥想, 找准自己在宇宙中所应处之位置。“根据这种宇宙观, 由于世界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目的, 因此, 这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 人生的意义也就从冥想活动中获得充分的实现。”[5]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和哲学体系之下, 事实和价值连为一体而不可分。哲学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对整个社会的善与道德的判断, 仍能提供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与证立。

但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开始, 人们对周遭世界以及整个宇宙的思考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阐释宇宙奥秘最好的语言已经变成数学式的语言。理性本身也从价值理性转变成一种工具理性, 价值与意义被排除出理性的思考范围之外。而休谟所提出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这一命题正好印证了一种理性观念的根本改变。事实与价值之间出现了难以愈合的分裂, 理性所能处理的内容只能是纯粹经验性的事实, 而对于价值合理性的论证, 工具理性便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 对于价值的选择便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 完全成为一种偶然的选择 (arbitrary choice) , 无法得到理性的客观证立。因此, 科学革命以及由此发端的现代性的展开, 带来的便是一个失落了意义与目的的世界。现代的工具理性只能计算我们达成目的的手段之有效性、合理性及其效率, 强调其思考内容的可计算性 (calculability) 。韦伯所谓的“世界的解咒”的过程便是世界变成一个可计算性世界的过程, “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是用理性化以及知性话 (intelle ctualization) 来描述的。同时, 最重要的是, 用世界的解咒来描述”[6]。

在现代社会, 所有的价值和道德问题都因其非可计算性, 只能退出理性的王国, 而进入一种价值的主观选择之中。也就是对于价值和道德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拿出一套符合客观性标准的方案来进行判断。由此,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套制度安排及其法律设计便只能建立在一种“可计算性基础之上”[7], 社会制度设计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社会的运行效率达到更高的水平, 而在面对证立道德上美好的生活以及社会公共的善时所遇到的困难, 现代理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无疑将会遇到困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构想我们如何得到我们所欲求的东西远比确切地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容易。”[8]

起始于马基雅维利的“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正好标志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意义的失落和现代性所蕴含的紧张矛盾性的开端。虽然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拒绝将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马基雅维利, 但是, 正是在马基雅维利这里, “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 (也就是技术性的政治权利安排) 这个自由主义者所最为关注的问题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被奥古斯丁视为至善的问题———“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也就是对道德、善、以及自己灵魂的追问) , 则变为马基雅维利所提出之问题的注脚[9。这便意味着, 对社会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效率的计算, 对于权利分配的设想与思量, 以及如何确保公民在现代社会的权利, 这些问题绝对地高于对于人生价值、道德、以及善的追问。由于现代理性观的改变, 人们再也不能获得关于绝对好和绝对正确的知识 (genuine knowledge of what is intrinsically good or right) , 因此必须对所有“好或对”的意见与看法予以宽容, 承认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具有同等的地位, 受到同等的尊重和重视[10]。韦伯说:“根据我们的终极立场, 一个是邪魔, 另一个是神, 一个人必须为他自己作决定, 究竟对他来说, 哪一个是神, 哪一个是魔。”[11]究竟哪一种人生是最理想的这个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或者评价标准, 因此, 人们应该对最理想生活这个问题保有自己的答案, 而无需得到一种统一的共识;“‘异教徒的自我肯定’与‘基督徒的自我否定’同样属于人的价值”[12]。这便是自由主义所开出的药方, 而这个药方不但是各式各样自由主义版本的中心论旨, 也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征[13]。

(二) 正义的首要性与自我的优先性

这样一来, 整个社会便再次回到古代先哲们所面临的“诸神冲突”的局面。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价值, 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概而论之, 现代社会中面临着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comprehensive theory) 。但由于现代的工具理性已经无法对这些整全性理论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没有任何一种整全性的理论能占据理性的制高点, 证立自己的普适性与绝对客观性, 使之能为社会全体成员接受。不同的个人将会接受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或者受到不同的整全性理论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14], 因此, 我们对所有关于善的看法应该保持宽容,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认可的幸福。逐渐地, 对善和德性的判断、对价值的评估被排除出公共领域, 而只能限定在私人领域之内。既然现代社会的各种整全性理论相互无法得到调和, 而个体的价值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制度安排便应该符合正义 (justice) 的原则, 在这种符合正义的制度安排下, “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最高度的自由, 且大家拥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 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能够相容。”[15]没有人有权利对他人在法律限度内对善的判断和追求进行干扰, 法律对每个人的私人领域都有严格的划定, 在这个私人领域之内, 每个人可以任意对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进行追求, 只要没要干扰或者损害他人的权利。在面临“诸神冲突”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的权利和私人领域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安排我们权利的正义原则必须超脱于任何一种整全性理论, 也就是必须服从一种“权利优先于善”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 的原则。

“权利优先于善”意味着, 在现代社会中权利的确立并不需要以任何一种特定的善作为其证立的基础。我们的社会是由如此多元的个人组成,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善观念, 只有当社会由那些本身并不预设任何特殊善观念的原作支配时, 它才能得到最好的安排;使得那些规范性的原则得以成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使得社会的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最大化, 或者能够促进某种特殊的善, 相反, 正是因为它们能够符合权利 (正当) 的观念, 一种优先并且独立于任何特定善的权利道德观念[16]。这种正义的权利观念是如此的重要, 它使得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根本的保障, 而不会被任何一种特定的善观念所左右, 不会被权利制度所预先设定的特殊善观念所强制。这样一种权利观已俨然成为所有道德中“最主要, 最神圣、最无可割裂的观念”[17];正是这种权利观念使得个人的权利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确立, 个人的价值能得到最大化的尊重和体认。

如果说在密尔这里, 这种权利的正义所得以成立的基础最终还要服从于一种社会整体利益的话, 那么, 在康德这里, 正义的首要性便完全脱离密尔所诉求的功利主义论证。为了保证正义的绝对性, 康德放弃了密尔的功利主义论证模式, 而把这种权利的正义原则提升到一种先验的地位, 从而摆脱任何特殊善观念对它的规定。权利的优先性是如此的彻底, 而无需得到任何善观念的确认, 也无需以任何经验性的对善和德性的判断作为其证立的基础。那么, 既然不能用任何经验性的论证方式去确立正义的优先性, 那么权利的正义最终的基础会落在哪里?

康德给出的答案便是自律的主体。正义的优先性或者权利优先于善的论证根源在于具有自律意志的个体。自律的个体意味着个体能够不为任何欲求和目的所束缚。个体先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而存在, 各种目的在自律的主体面前只是被选择的客体, 各种经验性的善和德性只是主体选择的结果, 个体的存在感, 自我的认同完全先在于目的、欲求、善和德性的存在。主体是自律的主体, 是各种善和德性的主人, 他总是能站在这些经验性的目的和欲求背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随心所欲地进行从容的选择。这些经验世界的善和德性从来不可能进入主体的内心而成为主体的构成性因素;它们永远只能成为主体所选择的结果, 最终成为主体的属性之一。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 自律的主体成为了目的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他先在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欲求和善。他是它们的主宰者, 而不是它们的奴隶。人存在于世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本身拥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善和德性, 而在于他拥有能够自由和理性地在各种不同目的、善和德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18]。任何经验性的目的、善和德性都不能先在地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进行解答, 作为自律的主体, 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要先于目的、善和德性而存在。是主体对目的、善和德性进行选择, 而不是目的、善和德性成为主体得以存在和自我认同的构成性因素。

由此,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总结, 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特征是其不仅仅具有各种不同的整全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 而且这些学说之间“互不相容却又合乎理性”[19], 或者更准确的说,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对各种不同的整全性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 因此, 在各种整全性理论无法公约 (incom m e ns urability) 而个体的价值又被置于社会首要地位的情况下, 现代社会整个权利体系便被迫进行一种去道德化而将权利之中的道德框架全部抽空, 以防止统治者以一种特殊的善或道德观念对个人进行压制。在这样一种观念的规导下, “主体 (一个人或人的群体) 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预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20]———也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被进行了明晰的划分、限定以及得到更为优先的处理。而这种“消极自由”观所倡导的是, 政府对自由权利的处理应该排除其中的任何道德内涵, 对个体在私人领域所欲求的行动要保持一种中立和不干涉的状态, 以期让个体在私人领域中有足够自由活动的空间。而这种自由权利观的论证逻辑也得到了继承康德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延续[21]。

三、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视域下的新闻自由

假若将新闻自由还原为这种抽空了道德内涵的权利优先论, 媒体相应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则并不成为新闻自由权利观得以证成的必要条件和构成性因素, 而只成为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的一种选择而已, 那么, 信奉这种新闻自由的大众传媒将难免沉陷于自由与责任的两难境地之中。当然, 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是,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有序社会应当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22]。在一个以“权利优先于善”作为信条的社会中,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并不是必然会被公民所拒绝和排斥, 而且, 对权利的正义的追求和确认并没有否认人们可以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在这种权利观的预设之下, 一个理性的传播业主在保持对新闻自由的信仰并极力扩大新闻自由范围的同时, 当然有可能追求媒体对社会的责任, 使之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 帮助社会中的个人正确地判断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以期能更好地进行自我发展。但在权利优先论的体系之中, 个体是拥有如此自律的意志, 以及任何善和德性都无法对其进行束缚的自由。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当然可能成为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对共同体和社群的善的欲求当然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但是,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依据权利优先论的论证逻辑,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成为个人可能选择的诸多种善和德性中的一种, 它们只能成为个人存在的一种附加属性, 而无法成为个人认同和个人存在感得以确立的构成性因素。也就是说,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从现代权利观的哲学基础无法推导出, 个人会必然地将共同体和社群的善视为其人生所欲求的目标之一, 而且政府也不应该将其作为权利的构成性因素而加以倡导, 以防对个人的欲求产生压制。由此, 在立基于现代权利观之上的新闻自由的荫庇下, 传播业主可以选择去促进公共的善, 也可以放弃对任何善做实质的道德判断, 而选择运用自己的工具理性去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去固守自己所追求的商业利润;大众媒介可以选择一种道德责任, 也可以放弃之。

在权利优先论的视角下, 追求商业利润、商业成功和促进共同体和社群的善之间都是可欲而且可求的, 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的优先性之分, 而只是两个在价值上等价的选择。在权利优先论的逻辑体系内, 我们无法证明, 媒体会首先放弃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而转为选择服务社会、提高公民个人发展的潜能。一方面, 现代的工具理性无法对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客观的判断, 另一方面, 政府对这两种欲求之间保持中立, 由此, 商业成功和共同体的善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选择之中。这将意味着, 传播业主在对这两种欲求进行选择时, 将会产生一种偶然性。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 如果政府信奉罗尔斯式的政治自由主义, 遵循权利优先论所倡导的模式, 在保障新闻自由的过程中拒绝做出任何实质的道德判断从而恪守所谓的中立和不干预立场, 那么, 无论是从逻辑推演还是从历史经验分析, 在人的行动缺乏一种超越分歧的道德理念和判断为指引, 媒体市场也并非符合理想市场模型的情况下, 我们无法得出以下结论:媒体生态会先验地趋向有序, 新闻媒体会自发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协助公民的个人发展。

新闻自由主体 篇5

一、新闻自由和新闻管制的现状

网络新闻自由的现状

网络新闻传播不仅融合了传统的新闻传播的特征,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并迅速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时间和新闻获取的时间。当前,海量的网络新闻能够满足社会大众对新闻的需求,网络新闻自由传播,虚拟的新闻平台鼓励广大网络新闻用户参与,并为网络用户提供了更多的传播自己声音的渠道。网络新闻传播打破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新闻传播的空间,但是也导致网络新闻传播的自由化倾向更加严重,导致网络新闻自由被滥用。

2.网络新闻管制的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新闻传播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信息网络环境当中,网络新闻用户从传统的被动新闻接收者变成网络言论的自由表达者,而且多是匿名的,信息网络的发展拓展了新闻自由发展的空间,导致网络新闻管制逐渐失去效力。由于缺乏必要的网络新闻管制,网络环境中出现一系列言论危害,不仅对个人网络用户构成影响,甚至直接威胁着国家的安全。

二、网络新闻管制乏力的原因

1.新技术对管制制度的冲击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在新闻职业中的应用给新闻管制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虽然在我国网络新闻发展过程中,我国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实际效果甚微。为了规范网络的发展,我国专门制定了网络信息发布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部分敏感网站也进行了整治,但是不可否认当前网络新闻网站有一部分破坏了政府的新闻管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可阻止CDC推出的反审查网络浏览器Peekabooty可以突破网络新闻检查的限制,这样网民就可以获得一些原本通不过审查的内容,甚至黑客能够突破网络新闻检查的限制,在网络新闻中散布、传播大量负面信息,影响社会稳定和正常发展。面对网络新闻中海量的不良信息,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管制工作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局面。

2.网络把关人缺失

网络把关人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库尔特·卢因率先提出的。库尔特·卢因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这些把关人在收集、制作和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把关人和把关行为遍布于信息传播的任意一个过程,对信息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把关人机制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首先,许多新闻网站直接将传统的纸质媒体新闻直接复制到新闻网站上,而不需要太多人把关,当前新闻网站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网站也不愿意去招聘大批网络把关人员,导致网络新闻良莠不齐。其次,从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互联网管理法规体系,针对网络新闻传播行为,在处理时往往采用事后处理的方法,对一些不良新闻的处理也不能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3.网络特性导致新闻自由被滥用

首先,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十分快,使网络新闻能够快速发挥其影响力,导致新闻提供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网络空间传播大量的虚假新闻,使新闻自由的权利被滥用。其次,新闻传播者的身份隐匿,难以追究其相关责任。在网络空间中,任何一个人都能以一种互联网连接方式和其他互联网用户进行交流和互动。由于互联网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导致了网络新闻传播者能够肆意传播各类新闻信息,由于监管难度大,难以追究相关责任。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信息传播渠道众多,对网络新闻难以形成有效管理,导致了网络新闻自由被滥用。

三、网络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平衡的策略1.

倡导网络新闻业自制

在网络新闻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网络新闻行业应该加强自我规范,避免在网络新闻中传播不良信息,避免不良新闻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是促进网络新闻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网络新闻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加强网络新闻自制不仅是实现网络新闻自我管制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新闻未来发展中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在网络新闻自制中,需要建立相关的网络新闻自制协议,在网络新闻自制协议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为了推动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针对网络隐私以及名誉成立保护组织,同时在网络新闻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滥用网络新闻自由权利,加强甄别能力,不传播不良网络新闻,优化网络新闻发展空间。

2.建立网上的网络新闻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网络新闻发展缺乏有效控制,新闻自由权利泛滥。为了解决这一现状,我国政府机关必须制定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网络新闻立法,加强对网络新闻发展的管制,实现新闻自由和新闻管制的平衡,例如为了规范网络新闻发展,通过制定《网络信息传播法》来对网络新闻的传播和发展进行约束。当前,我国针对网络新闻发展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还处于发展阶段,对于网络监管的法律大多数有相关部门指定的条例、办法,只是针对不同网络内容制定不同的措施,导致一旦出现新的情况,就需要制定新的政策,这对于网络新闻自由和网络新闻管制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推动我国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我国必须针对网络新闻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网络新闻法律体系,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管制。

3.限制新闻自由

首先,在网络新闻发展过程中,针对网络新闻自由需要采取以保护为主、以管制为辅助的原则。虽然,表面上看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是相互冲突的,但是二者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闻自由权利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情况,但是要将网络新闻自由规范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网络新闻权利。其次,在处理网络新闻自由和新闻管制的冲突时,我们必须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协调好新闻网络自由与新闻管制之间的关系。

结语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我国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建立和谐的网络新闻发展环境,需充分发挥网络新闻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针对当前我国网络新闻发展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网络新闻发展的过程中要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等手段实现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之间的平衡,推动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功,陈程.网络传播中的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J].当代传播,2014(03).

[2]许蕾,尚勤.从微博实名制看我国网络新闻业的自由与规范[J].东南传播,2012(06).

[3]曹陇华,宫慧娟,马妍妍.从公民新闻发展看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平衡[J].科学经济社会,2010(030.

论如何保障新闻自由 篇6

西方历来将新闻从业者称为“无冕之王”, 新闻舆论被当做现代社会中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可见新闻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那么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又有多大作用呢?美国著名的报业大王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及时发出警告。”

受众对已发生的公众事件给予极大关注时, 因为有了新闻媒体的及时报道, 人们才不会捕风捉影, 才能更好地稳定民心。“谣言止于公开”, 在信息充足的条件下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会释放造成危机的压力, 使社会趋于稳定。

新闻自由行使中存在的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与名誉权。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 其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权利, 属于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范畴。舆论监督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记者却因舆论监督而频遭打击报复, 甚至还不时因侵害名誉权纠纷而坐在被告席上。目前, 因舆论监督引发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诉讼仍不断出现。一项权利的行使频繁侵犯另一项权利, 说明权利的设置或权利的内容存在缺陷。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媒体毕竟不是司法机关, 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操作者, 更不能对事件进行裁判。因此, 传媒对诉讼活动的报道, 必须维护法院的权威, 维护法律的尊严, 走出“新闻审判”的误区。近几年来, 常有传媒在报道诉讼案件时凌驾于审判机关之上进行“新闻审判”, 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 进行定性、定罪、定刑期或提前对胜诉、败诉等作出结论。当前, 传媒对诉讼案件的轰炸性报道所形成的“新闻审判”现象已引起法学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传媒报道对审判独立的影响如此之大, 需要我们尽快制定一些必要的、公正的调整规则。新闻自由和言论自公正审判也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应让位于法院独立审判和公正审判这一更高的社会公共利益。因为法院是法律的化身、公正的代表, 是和平时期社会关系的最终调整者, 也是和平时期社会安定的最后屏障。

强调新闻自由不能忘记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 追求新闻自由, 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新闻是自由的, 即任何人或者组织不得阻挠媒体向社会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 否则就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扰。同时新闻自由还必须是“新闻”的自由即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新闻自由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公众掌握信息, 了解真相。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在某种程度上, 新闻是一种观点, 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在表达自身观点时, 可以选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采访角度, 所以新闻媒体和记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向公众提供新闻作品时, 必须考虑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坚持新闻自由也要保证职业操守, 新闻自由可以在保证职业操守的道路上不断巩固而前行, 媒体的操守一样可以在新闻的自由体系下被监督和讨论, 这是一个平等的过程。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核心是必须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和利益也绝对不是两相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社会责任和利益追求之间, 媒体完全可以两者兼顾。媒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时, 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两者并非对立的关系。如果发现两者不能统一, 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新闻自由是否已经超出了其应负社会责任的范围。因此, 媒体不但不可忽视社会责任, 而且要勇于承担。传媒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 也要坚持专业操守, 不哗众取宠, 做到公正无私。所以,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 始终得承认现实中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 有约束的自由, 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利时, 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理智的新闻传播者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 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 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 同样, 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权

要保障新闻自由健康合理的发展, 首先要强调新闻媒体依法行使舆论监督, 依法报道。依法监督, 提高舆论监督水平, 是舆论监督的立身之本。

通过培训提高记者的舆论监督水平。媒体可以用举办专题讲座及开办培训班的方式, 定期对记者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进行舆论监督的专业水平和法律水平。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报道事件时, 要客观真实;评论要公正, 特别是评论的内容要与公共利益有关, 评论应当是善意的而且要保证没有侮辱内容, 不能故意贬损他人人格。在报道新闻时要牢记“三忌”:忌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忌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忌合理想象、主观臆断。

从制度上保障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媒体应在其内部设立法律部, 凡是与舆论监督有关的稿件, 应由法律编辑审稿, 从源头上避免媒体侵权。

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加强社会对媒体的监督。媒体要建立相应的制度, 以制度约束记者的行为;媒体自身也要接受社会监督, 防止滥用监督权。

及时更正。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国家职权的行为已公开纠正而传媒拒绝更正报道, 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一司法解释表明, 媒体报道了某一事实或事件后, 如果该事实或事件发生了变化, 则媒体应该继续予以报道, 否则将可能承担侵权的法律后果。

诉讼案件报道应遵循的原则

在报道诉讼案件的操作层面上, 传媒与审判之间的潜在冲突, 大部分是可以通过传媒的自我约束和一般常识来避免的。因此, 在新闻法出台前, 传媒的行业自律“四项报道原则”, 正面报道 (这是报道的主要原则, 其范围应限定在案件事实上, 不得在审判人员作出裁判前予以评论, 干涉审判人员独立审判;裁判作出后, 传媒可以在尊重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上, 从各个角度发表评论。) 同步报道 (对于正在审理中的案件, 传媒应持中立的立场, 随诉讼程序进行报道, 不能超越诉讼程序抢先报道, 不能作倾向性的报道, 不能掺入报道者的感情和情绪。) 平衡报道 (传媒在报道诉讼活动时, 无论对庭审前、庭审中或庭审后的报道, 都要注意把握平衡点, 在判决前, 应当对诉讼双方作平衡报道, 客观全面地陈述事实。判决后发表评论, 同样应当顾及不同意见, 避免只发表一种意见的评论。) 连续报道 (传媒必须按照诉讼程序实行进行式的跟踪报道, 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整个诉讼过程, 不至于半途而废。) 除了上述的“四项报道原则”外, 还应从以下方面强化对传媒行为的合理化约束, 减少和遏制传媒在诉讼案件报道中的非规范行为。

严格遵守法庭规则。法庭是审判的场所, 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正常的法庭秩序是公开审判的必要条件。1999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依法公开审理案件, 经人民法院许可, 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条也专门规范了新闻记者在法庭的行为:“新闻记者旁听应遵守本规则。未经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许可, 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这表明, 记者必须经过法院的同意, 才可以获得工作上的某些便利。违反法庭规则的即为干扰法庭秩序, 应受到警告、训诫或没收录音、录像器材, 责令退出法庭, 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法庭规则保障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 也有利于庭审信息有序地公开, 任何记者的采访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庭规则。

交代新闻来源。传媒在报道诉讼案件时要以事实说话, 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报道案件事实时, 要先交代新闻来源, 并且对结论性事实要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公检法机关或鉴定部门以外的结论性术语。诉讼期间, 传媒对有关案情的报道应当来自法院, 而不是法院以外。因为, 记者在法院以外通过采访了解到的事实, 并不是法院通过法律程序并以证据证明的判。若是新闻来源的提供者主动向记者、媒介提供新闻材料而构成侵权的, 新闻来源的提供者所负的侵权责任就更大。如果这个新闻来源的提供者是国家权力机关, 记者和传媒被指控的可能性就更小。可见, 不论从新闻的真实性、权威性还是从媒体的自我保护角度而言, 交代新闻来源都是必不可少的。

报道被告人应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在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类似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同时, 规定了疑罪从无的疑案处理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新闻报道刑事案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有罪前, 既不认为被告人是罪犯, 也不认为被告人没有犯罪嫌疑, 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 根据事实来报道。法院判决生效前报道案情还要注意司法保密, 不要轻易泄露有关案情审理的证据, 同时要注意, 任何人在被起诉前只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 只有在正式起诉后才能被称作被告人。

避免侵害隐私权。传媒为追求报道的详细性和可读性, 往往将被告人及被害人的身份、住址、肖像、个人生活习惯、身体特征、疾病史等资料予以公布, 将证人的证词完完全全地传播出去。这些做法, 都极大地侵害了证人和被害人的隐私权, 影响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工作, 使被害人再次遭受打击, 使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同样, 被告人作为社会个体, 也有维护个人名誉和形象的权利, 即使被判有罪, 其正当的合法权利也并不能因此而丧失。

结案前不采访办案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法官以公正无偏的立场, 对诉讼双方的主张和证据予以同等的重视, 以冷静的职业思维和法律理性对案件作出评判。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未决因素很多, 传媒不宜直接采访法官。有时候, 有些法官难以抵挡众人瞩目的诱惑, 就自己审理并为社会所关注的案件, 在传媒上发表“个人意见”, 或利用传媒为自己所在的机构谋求政绩或荣誉。在当前司法不能完全独立的形势下, 也有一些法官借助传媒以排除来自法院外部的干扰, 主动要求传媒采访。这些都是极不规范的做法, 也不符

判决生效后的评论要恰当。在诉讼期间, 传媒不应报道有关案件的评论。因为评论总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并可能影响证人、鉴定人乃至法官的判断, 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诉讼程序结束后, 传媒可以对案件展开讨论, 可以公开评论和批评案件的审理程序和法官的纪律问题。例如:超期羁押、剥夺诉权、采取强制措施不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实行“暗箱操作”等程序问题;法官与当事人吃喝玩乐、收受礼品、泄露办案秘密等纪律问题。但对案件的实体问题, 比如定性、定罪, 以及证据真伪、刑期、赔偿金额等, 原则上不能作否定性评论。如果判决确实在社会上争议很大, 媒体要努力做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的实质, 不要引起公众对法律和法院的不信任。首先, 评论应当以充分报道事实为基础, 避免事实没有弄清楚就妄加评论。其次, 媒体要避免简单化的“表态”和使用煽情性的“呼吁”、“声讨”之类的文辞。再次, 媒体对于案件审理中使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 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 应当着重发表法律专家的评论, 避免直接以新闻媒体和记者的名义作评论。“现今社会众多国家基于自由、民主的理念, 允许公众及传媒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批评总统, 但限制批评法院和军队, 因为这两者分别是和平时期和非常时期最后的安全屏障, 需要相对超脱和有权威性”。因此案件审结后, 传媒可以对案件展开讨论, 但要避免对法院的裁判作否定性抨击。

参考文献

[1].徐迅:《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第四次浪潮》, 《中国青年报》, 2005年8月5日。

[2].顾里平:《新闻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版。

[3].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版。

[4].周静:《从艳照门看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冲撞》, 《东南商报》, 2008 (3) 。

[5].汤娟娟:《论新闻活动中的表达自由的保障》, 《政法论坛》, 2006 (2) 。

[6].丁柏铨:《新闻理论新探》,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7].李忠:《新闻立法与言论自由的保护》, 《法学论坛》, 2005 (1) 。

浅析新闻自由与媒体责任 篇7

(一)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或称新闻自由权, 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发布信息, 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至于官方的信息, 政府则有责任和义务根据信息的相关程度和重要性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 以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向公众公开, 哪些信息涉及到了国家的机密而必须受到保护, 以此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二) 媒体责任

媒体责任是指媒体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传媒力量的源泉来自于选择性地告诉我们世界的情况。”某一件事是否被报道、报道的频率以及如何报道将直接影响着受众对该事件的理解程度和最终态度, 也直接体现了媒体的责任意识。

二、新闻自由与媒体责任之间的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 我国的新闻媒介也逐步地走向了市场。各个媒介想尽办法在报道的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 新闻媒介的报道面大大地拓宽, 报道的自由度也大大地加大。但过分的自由也是有害的。在自由度不断加大的同时我们的舆论传播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近年来, 一些新闻媒介的社会效益下降, 这就是它们忽略了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由此导致某些大众传媒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背弃自己的职业道德与准则, 报道不利于国家稳定与发展、民族团结与进步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在市场竞争中, 传媒为广告和其它经济利益, 总是想尽办法提高收听率、收视率、扩大报纸发行量, 而传媒只有满足受众的需求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 一些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便向通俗化, 甚至庸俗化的方向发展。有些报纸还经常做出煽动性的大字标题。少数传媒已经沦为低俗文化的制造和传播者。

新闻媒体时刻不要忘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不但是党和政府重要信息的发布者, 也应该及时传播社会公众所需信息, 特别是一些有关公众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我认为, 新闻报道只有客观、准确、及时地反映了事实真相, 才能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如果新闻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 让小道消息满天飞, 那就是媒体的失职, 丧失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实现新闻自由、提高媒体责任的措施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 作新闻媒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 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和服务社会与公众的光荣任务。新闻职业的这种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它的工作的重要性和神圣性, 也决定了对其从业人员素质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要有效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 实现新闻自由、提高媒体社会责任意识, 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思想上, 加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 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认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 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学习并领会党中央对新闻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提高从理论上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水平, 明确新闻工作的宗旨和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 防止舆论宣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简单化, 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 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2.在管理上, 要强化管理, 强化他们尊重科学、尊重受众的意识, 并建立相应的惩罚制度, 对有意制造假新闻和刊发对社会不负责任言论的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纪律及经济处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特别是在媒体面临着世界传媒大挑战的严峻形势下, 我们媒体一方面要千方百计选择具有高文化知识水平的人才, 另一方面, 也要严格坚持用人的行业标准。同时, 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和严格教育管理。在职称晋升、业务考核、评选优良等活动中, 应考虑思想作风及职业道德等因素, 努力把媒体采编播人员建成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职业道德高尚的过硬队伍。

3.建立监督机制, 加强行业监督以及社会监督。要理顺监督程序, 规范监督制度, 执行监督职能, 加强社会对媒体职业道德的监督。受理群众举报, 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新闻从业人员要根据情况作出处理, 对模范遵守新闻职业道德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媒体必须尊重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 大力反映社会发展中光明的、积极的、健康的东西, 始终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们。新闻媒体在关注和宣传先进文化、提高公民素质方面责无旁贷。所以, 我们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赋予新闻作品以深邃的思想内涵, 培养受众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进而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一切代表我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产品及时、准确地传播给受众, 最终必将促进整个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 也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侯立新传媒既要注重新闻自由又要注重社会责任——学习邓小平新闻理论的体会.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1 (01) .

[2]文有仁新闻的自由主义论社会责任论与新闻自由.报林, 1995 (03) .

[3]程世寿论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新闻界, 1995 (05) .

[4]张昆著《简明世界新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学》, 李元授、陈扬明新华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5]塞伦·麦克莱《传媒社会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