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

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共4篇）

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 篇1

“新闻自由”是西方媒体所标榜的职业行为最高准则, 也是新闻从业者不断追求的理想。这种绝对的自由是否存在?在任何一种阶级社会中都不会存在完全纯粹的自由, 新闻自由亦是如此。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巨大。因此, 美国“新闻自由”的观念随着美国文化的入侵暴风般的席卷了中国。

一、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

(1) 美国政府对新闻报道的管理。提到美国新闻的自由, 我们常常被他们所宣扬的新闻自由所迷惑, 我们过度的想象了这种自由的实质。美国建国初期, 尽管立法者与管理者双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冲与矛盾, 但是为了民主共和的理念, 他们始终都保持着对新闻自由的宽容与理解。然而新闻媒介作为阶级的产物从生到死都是有目的的, 更何况是自我利益高于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第一宪法修正案》的硬性规定, 但政府依然认为自己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是有义务和责任对新闻媒介舆论进行有效的管理的。美国对新闻自由的管制一直都是在争议中进行的, 美国对新闻自由的硬性限制较少, 但软性限制方式则多种多样。美国没有新闻法, 但《国家安全法》《诽谤法》《隐私保密法》等, 这些法律却从不同方面对新闻媒体的行为进行约束。例如, 2003年的“特工门”事件中, 时任《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根据《新闻自由法》而拒绝向政府透露消息来源被判“藐视法庭”入狱85天, 美国政府通过其他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此外, 美国政府还通过媒体资源的分配、内幕新闻的供给等多种隐蔽手段管控媒体。政府无形的管控为媒介自由获取消息设置了重重障碍。任何自由民主的社会也给不了新闻绝对的自由。

(2) 美国新闻报道自由的“禁区”与边界。美国新闻自由是脆弱的, 2010年, 美国著名的记者——海伦托马斯因发表反以色列的言论而被迫辞职, 只因她触及了美国新闻的禁区——犹太阶层的利益。美国新闻界种族主义﹑垄断财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军事机密以及政治丑闻都是自由报道的禁区。此外宗教争议, 民族问题等也是自由报道的临界点, 记者在没有特别的许可下是不允许对这些特殊领域随意报道的。这些问题的曝光会触及利益集团以及政府的利益。因此, 政府就会试图掩盖事情的真相。对传播范围最广泛的新闻报道加以控制也就锁死了民众知晓消息的大门。美国垄断阶层拥有巨大的财力, 巨额的广告投入使新闻界陷入了挣扎当中, 为了经济利益不得不屈从于金钱的束缚。于是新闻媒介开始与垄断财团搭上界, 游走在自由与被动的边缘, 自己开始改变对自由的追求。对记者越界行为的惩处也使得记者逐渐丧失了追求理想化报道的信心。政府和报业自身的双重制约成为新闻媒介无法逾越的鸿沟。

(3) 真实的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最真实的表达, 缺失真实就无法自由的表达。真正的新闻自由是坚持事实准确的报道, 自由的发表意见不受到外界刻意地干扰。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默契, 虽然媒体对政府多有质疑和批评, 但是客观有限度的批判一直是美国政府所宣扬的, 这种批判始终不会超出阶级界限, 如果有越界的行为, 当事的媒体或记者就会被政府以种种理由排除在获取信息的渠道之外。美国的记者需要在报道时“自律”, 即使获得第一手新闻线索也需要进行筛选, 否则不仅其报道会遭到封杀, 还可能会因被指责为不爱国而失去工作。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反复宣扬“爱国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 使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不得不主动同政府和军队配合, 在报道上都是宣扬胜利和美国的英雄主义, 对战争地区平民的报道却寥寥无几。

垄断之下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新闻事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曾说过“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资本的自由, 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自由。”垄断财团的介入使得自由兴办新闻传媒的口号成为空谈。财阀们用金钱换取权利, 有影响的媒体被大财团掌控, 在大多数美国城市形成“一城一报”的现象。这种垄断现象损害了新闻自由, 垄断越集中, 对新闻自由的损害越大。财团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 当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相冲突时, 会倾向于背离社会责任。脱离了原本新闻自由本质的新闻界是无法扛起宣扬自由民主大旗的。

二、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对中国新闻的影响

(1) 美国新闻“真实性”对中国媒介生态环境的冲击。美国新闻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 也是美国政府宣扬的。美国在全球的扩张都是以新闻自由为先锋, 凭借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硬性的推销自己的新闻价值观, 以“新闻自由”的口号评批他国的新闻事业, 甚至内政。这种美式的新闻自由在今天已经对我国的媒介生态产生了影响。两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必然产生不同的媒介环境。西方的媒介自由论影响甚至误导了我国的新闻从业者, 这种思维导致了绝对新闻自由的诉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许多问题得不到合理妥善地解决, 由于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完善, 新闻媒介显得后知后觉, 这就使得人民群众对“新闻自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这种追求迎合了西方人的口味。在我国, 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总是要维护大多数人利益, 这也成为西方社会攻击中国新闻自由的借口。他们指责是政府控制了新闻自由, 因此“新闻自由”成为美国甚至是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合理借口。中国媒介生态环境正在受到西方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情形, 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2) 美国新闻“真实性”对中国报道方式的影响。在新的传播环境里, 美国式新闻自由有着惊人的效果, 它适应了部分人的需求, 尽管我们对这种需求总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实际效果确是真实的。他们自由的发表意见将自己置于公共领袖的位置, 批评时政、潜移默化地传递美式的自由思想。美国新闻思想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方式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尽管这种自由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 但也有着积极方面:新闻记者开始从深度报道转向调查报道;从对事件的深度挖掘开始转移到对事件的全面调查, 从而获得对事件更有意义的认知和思考。获取事实不如调查事实, 这种报道方式也催生了调查记者的兴起。美国调查新闻盛行也是新闻自由发展的具体延伸。记者们面对有限的自由, 出于对新闻事实的追求, 他们开始了对新闻对象的广泛调查, 并发现了许多可以发掘利用的信息。调查记者模式的引入促使了许多中国记者转行。他们大多是正式的编制记者, 在无法从正面获得消息后便开始以新的身份进入事件当中, 职业和人性的角度让记者有了更多的考虑。“打黑”记者王克勤、“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等人都是典型的调查记者。他们本着对真相的追求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高峰。新闻思维的变化会逐渐影响报道方式的变化, 媒体自身也开始了一些转变, 开始侧重于社会新闻、引入评论员讲述问题、改变自身官媒的气息。

(3) 美国新闻“真实性”对中国受众的干扰和污染。在我国, 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我们正在受到“美式新闻自由”的干扰, 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宽, 网络的共享让受众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外部的了解和内部的缺陷让受众质疑自己接收到消息的真实性, 对外来的消息深信不疑。他们受到美式思想的影响, 迷信这种新闻自由。但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任意的自由, 还表现在新闻自由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是有独特属性的, 而美国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建立在完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 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美国的新闻自由思想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垄断的媒介使得人们无法自由的发布消息, 有自由的声音却没有自由的途径。对普通大众来说, 最现实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尽管美国新闻自由有着种种弊端, 但它是美国立国行事的准则。这或许是真实的谎言, 但是却被很多国人甚至是媒体从业者奉为职业的最高追求。他们没有了解美国新闻自由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异化, 思想观点的变化, 而只看到了我国媒体关于新闻自由的争论。现实的因素和美式新闻自由的诱惑让我们在面对入侵时显得手足无措。

参考文献

[1]马凌.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托马斯·潘恩.常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3]展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影响 篇2

美国国父既然在宪法中提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那么言论自由定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通常来说, 言论自由的价值理论有以下几种:第一, 言论自由与真理理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真理又是不断发展的。对真理的认识与揭示依赖于人类集体的努力, 无论谁都不能断言他人的认知对于追求真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人人享有言论自由, 自由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观点或者质疑他人的观点, 对人类追求并不断促进真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 言论自由与社会民主理论。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美国宪法最初提出并保护的就是人们有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自由。只有不同的政治观点都能被自由地表达出来, 才能建设民主政治, 否则就是独裁。第三, 言论自由与个人自主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独立自主的本体的个人, 有自由决定自身一切事宜的权利, 其中包括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某种言论受到保护是因为对表意者本身有价值, 而非对他人有某种功用。

不过言论自由也有负面的影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普通大众发表的不仅包括批评政府的政治言论, 还包括恐吓、挑衅、泄露国家机密、低俗、仇恨、淫秽色情等各种类型的言论。而后者涉及的这些言论带来的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 当言论自由和其他社会基本权利发生矛盾时, 给言论自由权规定一定的限度, 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 “危险倾向原则”、“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平衡原则”和“绝对原则与行动原则”, 这些原则的先后制定就是要界定哪些言论自由是不受宪法保障的。

二、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影响

在美国, 新闻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势力”, 享有“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政府在和平时期不得对媒体实施新闻检查。这项基本权利具体内容使美国媒体享有:采访新闻的自由;传递新闻的自由;发布新闻的自由;意见批评的自由。美国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的权利有着如下重要的意义:

其一, 保障普通大众的知情权。普通大众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拥有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而这种知情权得以保障的前提是新闻媒体拥有自由报道的权利, 即拥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否则, 人民的知情权只是空谈。

其二, 给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提供表达平台。人民自由表达自己言论有两种方式:街头发言者模式 (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 和基于媒介的表达模式。[1]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通过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更具有效性, 媒体于是成为人民表达自由言论的最主要的载体。因此, 只有保障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才可能实现。

其三, 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体的“看门狗”的作用。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媒体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当然这一作用也是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

新闻自由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也有着一些负面影响。例如, 自由报道权与隐私权之争。一味强调自由报道权利会导致侵犯他人隐私权的结果。再如, 长期以来被热议的新闻道德问题。该问题就是源自一些新闻从业者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以不道德的方式获得新闻, 或者报道失实新闻等行为。要使新闻自由成为真正积极意义的自由, 需要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道德约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需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政策进行规范, 最大限度地降低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

三、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之一:新闻自由使人民的言论自由成为可能。但是那是理想状态下的情景, 现实远非那么简单。因为新闻自由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也会波及言论自由的实现。

(一) 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1)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1)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早在1934年, 美国国会通过《联邦通讯法》 (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 , 要求成立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法案授权FCC制定行业规则并行使执法权力。该联邦机构掌握着电台经营许可证, 用来向公司或个人发放。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或个人才能建造和经营广播电台。要获得许可证, 必须符合FCC制定的各种要求。如果经营过程中违章, FCC可随时吊销执照。因为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 这些规则的解释权也归政府。因此, 媒体的新闻自由会受到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或其他法律手段的诸多限制。2) 美国政府在战时或特殊时期会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海湾战争期间以及911事件后都对新闻进行了管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美国宣战一周后, 威尔逊总统就授意成立公共资讯委员会, 用以发布关于战争的消息, 以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这是美国首次从政府最高层主动建立信息协调机构, 而不是被动地通过制裁行动去限制不当言论的传播。与此同时, 限制性的法律也逐步出台。国会在1917年6月15日通过了旨在防止破坏行动和向敌人泄密的《反间谍法》, 并经总统批准实施。这部法律规定了美国历史上涉及新闻或言论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该法案还授权邮政总局局长宣布, 违反该法案相关规定的信件传单报纸小册子书籍等材料, 一律不得邮寄。[2]通过这些措施,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 用以防止媒体报道不利于政府的言论或消息。3) 美国政府作为媒体最主要的消息渠道, 可以通过把想要公开的信息提供给信赖的媒体来左右媒体报道的内容。例如, 伊拉克战争期间, 随军记者被分成若干类, 不支持战争的多数记者得不到特许证, 无法接近前线, 只能报道军事行动的前期或后勤活动;真正能在前线采访的只有CNN和FOX的记者。在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上, 美国主流媒体播出的多是经过过滤的有利于政府的消息。[3]当然美国政府对消息的过滤不只是在战争期间, 和平时期亦是如此, 实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美国政府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来限制新闻自由, 杜绝不利于政府或者影响社会秩序的新闻或言论被报道出来, 从而维护其统治秩序。

(2) 垄断媒体集团对新闻自由的影响。现在, 六家媒体巨头 (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斯尼, 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控制了美国90%的报纸、电视和电台。这些媒体巨头拥有巨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决定报道什么新闻, 凡影响集团利益的新闻一概不予报道。例如, 有关集团黑幕的新闻;生意合作集团的负面新闻;一些可能引起政府不满的政治敏感新闻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能自由地充当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平台, 也就很难起到监督政府作用。

(3) 媒体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对新闻自由的影响。追求商业利润是媒体的主要目的。媒体只有不断赢利才能生存下去。为了赢利, 媒体必然千方百计地提高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销售量, 提高网络的点击率。为此, 就要迎合读者、听众、观众或网民的口味, 就要取悦广告商等等。显然, 当赢利成为媒体的一个重要目标, “客观”、“中立”、“超然”等媒体的价值必然就要被放弃, 去屈从于获得各种经济利益的目的, 媒体的新闻自由也就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毋庸置疑,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媒介或平台, 所以当媒体新闻的自由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后, 牺牲的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利。

(二) 新闻媒体的“双重身份”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既然新闻自由属于新闻媒体的权利, 而言论自由又是普通大众也是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利。分析一下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和论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局限性。

(1) 作为“发言者”的媒体。如果把媒体看成一个个体, 它也可以成为发言者。按照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 媒体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当作为发言者的新闻媒体和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 那么宪法赋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可以使媒体有权拒绝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要求,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2) 作为“媒介”的媒体和普通大众的“接近权”。作为“媒介”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媒介。它不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其作用就是为大众发表不同的观点提供平台。从这个角度讲,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如伴随着媒体技术和产业迅速发展, 普通公民却在失去对媒体的“接近权”。……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而伴随这一趋势的, 是媒体不再是人民观点的代言和中介,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1]

换句话说, 媒体尽管还是普通大众发表言论的媒介平台, 但是随着其自身力量的壮大, 它越来越倾向于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从而也让普通大众渐渐失去了对媒体的“接近权”, 失去利用媒体发表自由言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 媒体的新闻自由不但没能保证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反而成为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一个障碍。

(三) 网络媒体新特征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媒体, 有着自己的特征, 其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也不同于传统媒体。

(在Reno案中) 斯蒂文法官列举了因特网这种大众媒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总结一下有四点:一是极易接近 (access) 。二是内容丰富多样。三是浏览的直接性 (straightforward) 和主动性。四是因特网的去中心化或分散化。因特网上, 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分散地储存在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网民的个人电脑上。因此, “互联网上不存在一个可以屏蔽个人网站或服务的中心”。[1]

与广播、有线电视或报纸等存在或拥有一个或一些控制和垄断中心的媒体相比,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空间。

不过互联网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平台。莱斯格在他极负盛名的《代码》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互联网在本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在莱斯格看来, “可规制性” (regulability) 是因特网的本质属性。因特网作为媒介在技术上具有极高的可塑性。莱斯格指出, 直接针对内容进行管制虽然粗暴, 但是普通大众至少知道言论自由在什么时候被剥夺了。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过滤则可能使普通大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并未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首先, 作为媒体的网络本身不是自由的。它在其所属的媒体集团控制之中, 其所属的媒体集团又被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加以管制。本身不自由的网络自然不能自由地发布任何想发布的信息或言论。其次, 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若要借助网络这个媒介发表自己的言论就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网络本身的不自由对普通大众自由言论的影响。二是网络媒体因为维护其新闻自由权利对普通大众发表不同言论时施加的干预。

政府是互联网背后无形的手, 网络媒体所属的垄断集团也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网络媒体作为媒介, 为维护其新闻自由, 当普通大众所发表的言论影响到网络媒体利益时, 它也会限制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因此, 普通大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还是在政府或媒体垄断集团以及网络媒体的掌控之中。

四、结论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基本权利。两者之间有着诸多联系。本文论证的是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新闻自由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的权利;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当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的时候, 它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鉴于媒体的双重身份, 媒体的新闻自由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

普通大众言论自由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作为街头发言者。二是借助媒体这一媒介。第一种方式实施起来较为简单, 普通大众可以站在街角对来往行人发表自己的言论, 但是这种方式如果不经过媒体大规模报道影响甚微。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第二种方式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途径。媒体享有新闻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就成为保障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权利, 普通大众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发表自由言论的说法就成为空谈。

(二) 新闻自由的权利赋予媒体限制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力

随着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而新闻自由的权利也使媒体发表自己独立观点变得顺理成章。当普通大众言论与媒体观点不一致, 或者其言论会影响到媒体的利益时, 媒体就会以新闻自由为理由, 拒绝发表其言论,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总之,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扩大其积极一面、消除其消极一面应该是走向真正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唯一选择, 但是鉴于各方面的制约因素, 美国这样一个自以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也许, 新闻和言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既成事实, 还不如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是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侵犯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和新闻自由 (freedom of press) 。新闻自由一般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 即新闻媒体有决定出版或者发表哪些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这一特殊主体的言论自由, 它是一个从属于言论自由的概念或分支。”[1]“当人们笼统地谈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时,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更多的是把新闻自由视作一个从属于或被包含于言论自由的概念, 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张力甚至冲突。”[1]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阐述美国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摘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美国人民的两项基本权利。本文论述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负面影响, 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作用。进一步从新闻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角度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指出让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积极的影响得到保障, 让消极影响得到限制, 是各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街头发言者,媒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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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辜晓进.美国传媒体制[M].南方日报出版社, 第35页.

[3]秦洪良.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性[J].红旗文摘, 2006 (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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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 篇3

关键词：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虚伪性

谈到新闻自由, 必然要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诗人、思想家约翰·弥尔顿的政治演说词《论出版自由》, 其“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论点被西方新闻学家们奉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哲学基础。而1734年美国费城80岁高龄的著名律师汉·弥尔顿为美国近代报人曾格在法庭上的慷慨辩护词:“权力如同大河, 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才能避免泛滥成灾。”雄辩地阐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从而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汉·弥尔顿300年前为争取民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正义呐喊, 使得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皇权和专制的革命具有了标志性和号角一般的历史意义, 在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之后, 才逐渐诞生出了新闻自由、信息自由等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

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利, 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 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收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美国的“民主之父”杰斐逊也曾经说过: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 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 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 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 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新闻自由。西方的新闻理论也认为, 民主就是让社会能够听到多元的声音。可以说, 西方资产阶级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把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而列入法律的保护, 这也是时至今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为自豪并且用其来攻击与之政治制度不同国家的利器。然而,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 现如今西方的新闻自由早已不是当年资产阶级革命时的那般情景了。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新闻业历经政党报纸的党同伐异、黄色新闻的煽情耸人、商业报纸的漫天炒作, 以及现代报纸的客观报道、深度报道等发展阶段, 新闻自由在其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充当着思想号角原动力的角色, 甚至成为其社会制度先进的标志, 但随着媒体日益的商业化, 其新闻自由也有些变味, 越来越与弥尔顿时代相去甚远了。在当今的西方新闻界, 无论是传媒界的大腕, 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 “祸从口出”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言获罪”被老板炒鱿鱼的事例层出不穷, “无冕之王”的称号只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时的幻象。且看如下事实:

事实一:NBC记者被炒。美国著名的国际新闻大腕、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彼得·阿内特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 只因说了一句“美国的战争计划已经失败”, 便被美国国家地理电视台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扫地出门, 他因口无遮拦地说了几句心里话和真话而在美国新闻界难觅立足之地, 他为真诚付出了代价。

事实二:因指责总统而丢了饭碗。美国“9·11”事件后, 总统小布什因瞻前顾后迟迟没有返回遭到袭击的首都华盛顿, 被《纽约时报》等媒体指责为贪生怕死、临难畏缩、逃避责任, 但那些指责总统的记者很快就被各自的老板解雇, 领教了美国的“新闻自由”。

事实三:“美国之音”电台台长被撤职。“美国之音”因是由政府资助的电台, 但在“9·11”事件发生后, 因为播出了对奥玛尔的专访, 其台长惠特沃思和主管局长康尼夫便被美国政府撤职。

事实四:《德克萨斯太阳报》专栏作家汤姆·卡廷在评论“9·11”事件时, 说布什总统当时“在美国上空打转, 像个做了恶梦而受到惊吓的孩子, 在床上寻求妈妈的保护”, 该报的广告商马上撤下广告, 导致该报在头版书面道歉, 并立刻解雇了专栏作家。俄勒冈州《每日信使报》的丹·戈思瑞也因批评布什在“9·11”事件当天“躲在内布拉斯是令人羞愧的事”而遭到解雇并向读者道歉。

事实五: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资深记者伯纳德·戈德堡用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著作《偏见》, 揭穿了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神话, 向公众展示出公平、平衡和诚实这些基本的新闻学原则已经从美国的主流电视网消失了。《偏见》以真实的事例揭露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在新闻报道中常常一边倒的问题, 并以知情人的角色披露:为什么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会漏报某条重大新闻?美国新闻媒介的政治性是如何压倒事实真相的?

事实六:美国在海湾战争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贫铀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美国的主流媒体却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 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 美国三家著名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保持异乎寻常的缄默和失声, 如此重大的新闻在此时只剩下沉默的“自由”。

铁的事实充分证明:在当今的西方新闻界, 新闻自由是个多么奢侈的自由, 在由财团掌控下的新闻媒介里, 老板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 否则随时都会有被炒鱿鱼、砸饭碗的危险。而美国的商业财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越来越注重媒体的商业化娱乐和炒作, 有谁会去关心什么新闻自由呢?资本控制下的自由, 那就是谁对其友好谁就有自由, 而对其不友好就没有自由并且遭到封杀。对此, 江泽民同志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他指出:“任何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 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 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对劳动群众来说, 即使法律条文上有办新闻事业的自由的规定, 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那里, 是有钱就有自由, 没有钱就没有自由, 有多少钱就有多少自由。有时报刊上也登载一些资产阶级的内部互相攻讦、互相争吵的东西, 给人以新闻自由的假象。对于试图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新闻活动, 法律从来没有放弃过惩罚。”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指出, “美国的媒体在新闻选择方面要求也是很高的。”“这种自由要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 篇4

一、新闻自由与宪法第一修正案

以宪法保护新闻自由是保障新闻自由的必要条件, 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但也同时具有概括性, 没有也不可能对所涉及的内容做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因此, 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 (大陆法系) 或判例 (英美法系) 来解释宪法中保护新闻自由的条款, 以绘出新闻自由在本国的具体内涵和边界。当今世界有两大法系, 即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 (又称英美法系) 。其主要区别在于, 大陆法系的主要审判依据是成文法, 判例仅有参考价值;海洋法系中主要按“遵循先例”的原则进行审判, 判例是主要审判依据。美国属于海洋法系, 故而判例, 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 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因此, 分析经典判例就成为解读美国新闻自由核心原则可行和必需的方法。

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美国保障新闻自由最核心的法律条文, 指明“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和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与1998年11月才第一次将新闻自由正式写进法律条文 (《人权法》第10条) 的英国相比, 美国以法律的形式明文保护新闻自由要早了两百余年, 美国对新闻自由的重视由此亦可见一斑。

宪法第一修正案英文原文只有45个单词, 仅从宏观角度确立法律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真正阐释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新闻自由的内涵与边界的, 是联邦最高法院在新闻自由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判例。由这些判例可以解读出美国以法律形式阐释新闻自由内涵、真正在现实中确立新闻自由的方式。

二、禁止事先限制原则

禁止对新闻媒体进行“事先限制” (prior restraints) 是美国新闻自由中具有基础地位的一项内容。在1931年尼尔诉明尼苏达案 (Near v.Minnesota) 中, 联邦最高法院明确了禁止对新闻媒体进行“事先限制”的原则, 宣布联邦法律与各州法律都不能干涉新闻自由, 否则即违宪。

类似的还有1971年的《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 (New York Times Co.v.United States) 。《纽约时报》获得一份多达47册的关于美国参与越战的分析报告, 刊登了三个部分之后, 被地方法院勒令停止刊载。《纽约时报》一路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再次确认“禁止事先限制”的原则, 裁定《纽约时报》胜诉。大法官认为, 政府必须提出确实的证明证实发表这些文件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即刻、不可弥补” (direct, immediate, and irreparable) 的危害, 否则不可对媒体进行事先的限制。“直接、即刻、不可弥补”这一陈述绘出了“禁止事先限制”原则的范围, 从而在相当广的程度上明确和保障了媒体不受事先限制的自由。同属海洋法系的英国, 则秉承“保护和适当限制新闻自由”的思想, 允许个人向法院申请针对媒体的禁制令, 事先限制媒体在与其隐私相关的事件中报道其身份等信息。

三、实际恶意原则与讽刺的自由

为维护新闻媒体进行监督式报道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还确立了“实际恶意” (actual malice) 原则, 极大地保护了新闻自由。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New York Times v.Sullivan) 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纽约时报》虽然刊登了部分失实的报道, 但无法证明是“实际恶意”, 因此裁决《纽约时报》胜诉。在这一判例中, 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了“实际恶意”原则——在涉及以公职人员为首的公共人物的报道中, 除非可以证实报道者明知内容虚假而恶意报道, 或者玩忽职守、不顾真假而肆意报道, 否则都不触犯诽谤法。而对于是否存在“实际恶意”, 由原告举证。在实际操作中, 这种举证困难很大, 新闻媒体在涉及公共人物的报道中因而拥有近乎绝对的自由。

相对于以内容失实与否认定是否违法的方式, “实际恶意”的原则无疑要宽松得多, 容纳了部分内容失实的情况。由于新闻工作自身的特点以及监督报道的特殊性, 单个的媒体报道原本就只能尽量还原事实, 而难以保证做到完全真实。以内容是否有所失实判断是否违法必然使得媒体畏首畏尾、不敢轻易进行监督报道。仍以同属海洋法系的英国对比, 根据英国法律, 诽谤罪在审理过程中由被告举证, 出版方或撰写者必须证明自己发表的内容真实, 而原告无须举证证明其言论失实。在法律实践中, 媒体成为诽谤罪的被告并且输掉官司的可能性要比美国大得多。美国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确定“实际恶意”原则, 极大地保护了媒体对公职人员等公共人物进行监督的权利, 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确认了新闻自由的边界。

关于新闻自由与诽谤, 还有1988年《好色客》诉福尔韦尔案 (Hustler Magazine v.Falwell) 。《好色客》杂志在有商业性质的广告专栏中刊登了一系列“模拟”访谈, 以调侃名人加植入广告的形式宣传百利酒。其中一篇的主人翁, 极右派牧师福尔韦尔将《好色客》杂志告上法庭, 州法院裁定《好色客》赔偿总计20万美元。《好色客》杂志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撤销赔偿, 《好色客》杂志胜诉。在此案中, 确认了讽刺、嘲弄公众人物亦属于新闻自由。与陈述事实不同, 嘲讽可以荒诞、辛辣, 并不因此造成诽谤。美国媒体素有对公众人物进行讽刺的传统, 这一判例维护了此项传统, 再次明确了媒体针对公众人物进行报道拥有超越对普通民众报道界限的、更广泛的新闻自由。

四、取得新闻素材的自由

当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发生碰撞时, 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于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既保护隐私权, 又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维护新闻自由。在1991年的巴特尼基诉沃珀案 (Bartnicki v.Vopper) 中, 最高法院指明了在与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新闻自由应当遵守的原则。此案中, 电台播放了一段两名工会成员之间关于罢工活动的电话通话录音, 这段录音是被窃听、偷录后辗转寄到电台的。当事工会成员起诉了电台方。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窃听和偷录行为本身违法, 但电台并没有直接从事这样的活动, 其获取录音的过程并无违法行为, 同时录音内容是公众所关心的公共事务。因此, 虽然涉及第三方的违法行为, 电台播放窃听录音仍属受保护的新闻自由。这一判例明确了媒体在针对重要公共议题的报道中, 取得新闻线索或者新闻素材时如仅涉及第三方违法行为, 仍可合法使用这一线索、素材的自由。

五、结语

透过这一系列重大判例可以看出美国在现实中确立新闻自由的方式, 那就是围绕宪法, 用判例的形式明确新闻自由的具体内涵与边界。正是由于有禁止对新闻媒体进行事先审查的“禁止事先限制”原则, 允许新闻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出现无心的失实的“实际恶意”原则, 因为在判例中确定了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进行讽刺的自由、在涉及重要公共议题时可以使用涉及第三方非法行为 (而无直接违法) 的新闻素材的自由, 在诸如此类的经典判例不断明确具体边界的情况下, 美国宪法对新闻自由的陈述才得以真正确立, 美国新闻界的自由传统才得以维持。通过这些判例, 美国的新闻自由才从宪法第一修正案短短的45个单词的陈述具体化为若干主要原则, 美国也以此成为世界上新闻自由范围最广阔的国家之一。

摘要：美国将新闻自由写入宪法第一修正案, 确立了新闻自由的主体内容。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经典判例则明确了新闻自由的边界。从经典判例可以解读美国新闻自由的核心原则, 如禁止事先限制原则、实际恶意原则等。

关键词：判例,美国,新闻自由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