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的特点（共12篇）
新闻自由的特点 篇1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 从德国古登堡发明第一台印刷机到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布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生产技术不断革新, 信息传播日新月异。西方新闻自由观经历了集权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论思想三个新闻自由主义阶段。各时期的新闻自由思想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并相互影响和渗透, 对当代的新闻自由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历史演进
最早的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认为, “个人只有作为社会成员才能发挥其全部的潜能。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 也是一切理想特征的总和。”[1]在这种自由观的指导下, 社会事务往往以权力和权威作为衡量的标准, 以个人绝对服从于国家作为前提, 扼杀了个人自由的天性, 束缚了人的价值。在柏拉图的国家目标学说、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安全学说、霍布斯的国家主权说以及黑格尔的国家意志说中, 均体现出为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的权力, 通过剥夺个人自由权力而捍卫国家利益的特点。之后的英国、法国等较早运用印刷术及新闻媒介的国家先后采用颁布特许出版制度, 实行新闻检查制度, 征收知识税和津贴制度等一系列方式限制个人新闻出版自由。“当印刷术在西方世界传播约200年后, 集权主义报业理论提供了决定近代报纸对当代社会作用和关系的唯一基础。在新闻观念的历史上, 可以说, 集权主义报刊理论比任何的报业理论, 在较长的时期中, 决定了新闻传播的具体模式。”[2]
在经历了多年的黑暗集权统治之后, 弥尔顿、洛克、密尔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 打破封建教会的束缚, 开展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从而呼唤人的理性, 重视人的价值, 推动个人的自我实现。自由主义者认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本身就是目的。”[3]提出人的理性特征, 为个人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提供了行动依据。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指出, “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理性的自我修正”, 观念是可以放到公开的市场上相互比较的,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判别观念的对错;在公开的观念市场中, 经过每个人的理性判断和频繁交流, 真理会更加明确地被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在自由被放开后, 自由主义新闻观为西方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保障, 促进了报业的发展, 同时推动了本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一部保护新闻出版的完整法律法国《新闻出版自由法》及《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均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
新闻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生, 为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但与此同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新闻媒介逐渐成为少数拥有者控制的工具, 新闻机构部门滥用新闻自由权利, 因此, 社会责任论的出现, 目的正是考虑新闻自由背后的传媒责任, “目前的危机仅仅是为争取表达自由而进行的长期奋斗的一个阶段”[4], 以及处理好新闻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试图改善传媒的表现行为, 寄希望于传媒自身、公众和政府三个方面;提出新闻自由不仅应该包括“免于……的自由”, 还应包括“从事……的自由”。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是对原有的新闻自由观的修正和完善, 使新闻传媒更好的发挥作用。媒体的责任就在于积极地采取行动, 促进社会秩序的改善。
二、新闻自由的规律与趋势
新闻自由观的不断演进和变化, 反映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自由的不断探索。从当今来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是落后的, 缺乏人性的, 但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生产力条件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仍然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生产力低下和国家的巩固阶段, 集权主义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上, 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稳定, 理应具有进步性。并且, 从新闻自由观后期发展的情况看, 集权主义新闻自由观逐渐渗透和影响了新闻自由主义观和社会责任论。
新闻自由主义观尽管高度强调人的理性价值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但弥尔顿在倡导出版自由的同时, “承认可以对自由讨论的权力加以限制, 但是他避开了这些限制背后的基础原则。他要求那些虽有不同意见但认真诚实的人能够享有不受政府新闻审查的自由。弥尔顿拒绝给天主教徒和当时出现时间不长的新闻工作者以充分的自由, 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不是按照他的诚实标准生活的。”[5]因此, 弥尔顿所倡导的新闻自由观也并非绝对的, 无条件的, 而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新闻自由观指导下的新闻实践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体现出新闻自由观以大局利益为重, 从中渗透出集权主义观念的影子。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不仅是对新闻自由观的完善和拨正, 也是媒介变革的体现。“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就是一个思想的混合体。这并不是说社会责任理论最终要向极权主义发展。相反, 它正是要用传媒的社会责任来防止极权主义。”[6]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 言论者起着重要的作用, 媒体赋有自由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政府不能只允许自由, 还必须促进自由;同时, 自由是伴随着一定的道德义务,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新闻自由。西奥多·彼德森指出, “社会责任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报刊在宪法保护下享有一种特权地位, 因此就有义务乃完成大众传播的主要功能以及对当今社会克尽其责任。”[7]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集权主义和社会责任论, 从本质上讲是完全不同的, “社会责任论是从服从个人利益出发, 通过对社会负责来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与幸福;集权主义理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通过限制个人的某种自由来实现社会的利益。”[8]
在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实践中, 尽管各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不同, 在历史上一国也时常出现专制与自由的交替和反复, 但从总体上说, 新闻出版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自由的, 自由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发展自由的权力, 尊重人的价值已成为各国行政管理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共识。当今考虑自由问题并不是说需不需要自由, 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自由, 以及如何把握自由的限度。诚然, 新闻自由的宽松度与政府执政的民主化程度密切相关, 当今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和历史地看待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应该把自由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来探究它们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实践的, 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和被斥为异端邪说的自由观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对立和冲突, 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重新界定了自由的内涵。”[9]事实上, 从历史的进程看, 政府执政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革命后, 西方社会政府管理经历了以“理性”为主导, 讲究市场效率的高度自由开放的竞争, 到以“公平”为主导, 发挥市场“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 最后发展到新近的追求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新型服务型政府。自由与民主化的程度是在相互地磨合与调节中, 在社会的进程中把握自由的限度把握, 在不断地“试错”中进行的。
三、新闻言论自由在现今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以来, 电脑和互联网在日常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现在整个世界正发生着另一场科技革命, 这就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即以数字或者比特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以数字为DNA的科技革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场所、知识学习等方方面面, 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10]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 深刻地改变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方式, 同时, 也为当今探讨新闻言论自由的意义与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
网络传播的特殊性, 使之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互联网扩大了信息传播的地域范围, 使传统的信息内容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网络的匿名性, 使网络使用者在网络世界中自由地交流, 接近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合理化的“公共领域”。“因特网令人激动的地方, 除了近乎无限的信息, 还在于它能够自由获取和发出信息, 限制似乎尚不存在。在到目前为止公众可以借助传播工具中, 电脑的网络传播提供了新闻与言论的最大自由度, 并且对传统体制和观点形成了冲击。”[11]网络的应用逐渐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变, 社会管理、教育培训、硬件投入等越来越多地使用到网络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互联网技术, 为民所用, 同时发挥网络的优势特征, 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是当今面临的重大问题。
2008年胡锦涛主席视察人民日报社指出,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 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现阶段只有正确地发挥网络优势, 科学推进媒体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 不断提高我国民主化水平, 才能形成新形势下舆论引导的新格局。通过互联网公开、透明的特征, 向公众提供沟通民情民意的渠道, 进一步扩大民主的渠道, 利用网络平台下情上达, 可以促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 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之中, 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12]当今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的声音, 对推进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舆论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仍然要指出的是, 扩大民主的渠道并不是说放弃对参与民主讨论的管理和完善, 只有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 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表达的权力。目前从国外对互联网的管理来看, 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双重角色。“一方面, 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促进了互联网的从无到有的蓬勃发展, 在将人类带入网络时代的过程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 当互联网产生后, 美国国会又数次通过立法来限定通过网络进行的表述。”[13]一直标榜以“民主、自由、博爱”的美国对互联网的态度表明, 网络时代既不可能任网络自由发展, 也不可能放弃对网络的监管。自由是人类的天性, 但自由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自由的同时不可忽视公众、媒体和政府须共同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我国在近十年内不断制订和完善互联网方面的法律法规, 旨在依法保障公民的网络新闻自由权和言论表达权。2000年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网络管理方面的法规, 2005年9月25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法律制度的制订, 为公民在互联网信息的使用、表达及传播方面提供了制度参照, 对抵制不良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新闻自由还应具有相应的中国特色。中国新闻媒介承担着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重使命。因此, 提高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意识, 须合理把握新闻传播的大局意识, 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 规范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 加强必要的网络监管。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也是人类的精神福祉。在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世界各国都试图合理地寻找时代的元素, 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 赋予新时期的新闻自由以新的意涵, 这正是追寻着历史观的发展精神给予社会发展增添的新的活力。人类对真理追溯和探索的过程, 也是对自由不断追溯和探索的过程, 新闻自由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如此。
摘要：本文分析了西方新闻自由观发展演进的三大历史进程, 归纳出新闻自由观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与趋势, 就现今网络时代互联网新闻言论自由所呈现出的特点与各时期的新闻自由观相联系, 总结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自由应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 同时须提高新闻自由的社会责任意识, 规范公民新闻自由的权利, 加强必要的网络监管。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网络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的特点 篇2
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自由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自由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束缚，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自由主义就成了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幌子。
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这篇小说中来看，父辈帕维尔就是一位贵族自由主义的代表。自由主义者的爱情在屠格涅夫的笔下常带有一种悲剧色彩，自由主义者是承认爱情的存在的，这样的爱情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爱情来临的突然性、神秘性。二是男主人公的优柔寡断: 坚强的女人与软弱男子的对比。三是“意志的服从”。四是一生的毁灭。五是痛苦然而无益的忏悔。
二、虚无主义及虚无主义者的爱情悲剧的特点。
《自由谈》的新闻舆论构建 篇3
【关键词】《自由谈》 鲁迅杂文 新闻舆论
《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份民营报纸。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史量才主持并大幅度改版《申报》，由此《申报》政治态度发生重大转变而转向积极抗日、争取民主自由的立场。《自由谈》是《申报》的副刊，它创刊于1911年8月24日，是我国新闻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副刊之一，而鲁迅的杂文正是《自由谈》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从1930—1934年，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的大部分，计140多篇，相当于鲁迅20年代杂文创作之和。鲁迅杂文创作走向顶峰与《自由谈》改革有关。此前的《自由谈》一直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由周瘦鹃主持，《申报》改版后由进步青年黎烈文主持，《自由谈》因此成为左联作家的阵地，其中鲁迅等人发表的大量杂文尤为引人瞩目。这样不仅使左联“从敌人那里夺得一块很有影响的阵地”，“更大胆地运用了合法的斗争方式”，而且“造就了一批杂文家”，“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使杂文“在革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鲁迅在其于《晨报》发表的第一篇杂文《无题》的开头便说他是应“一个大襟上挂一支自来水笔的记者”的约稿才写杂文的，鲁迅在《自由谈》的杂文收录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而鲁迅在《自由谈》发表的杂文就其本质而言是新闻性的。而实际上鲁迅的杂文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新闻舆论。
一、鲁迅杂文与新闻报道
鲁迅杂文很多都来自于当时的新闻报道，他的很多杂文的开头就会表现这种联系。如在《颂萧》开头写道：“萧伯纳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在《冲》的开头写道：“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说”；在《战略关系》开头写道：“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在《多难之月》开头写道：“前月底的报章上，说五月是‘多难之月’”。
不仅仅是开头，其文中更有不少，比如在《不通两种》中写道：“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大晚报》的记载”；在《王道诗话》中写道：“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在《伸冤》中写道：“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两个问题”。应该说在文中出现这样字句的文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翻看鲁迅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部集子，这样的联系基本上随处可见。
诸如这样写在开头和文中的属于明显的提示，而大量的则是旁敲侧击的暗示，这些暗示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大多隐晦难懂，甚至根本云里雾里不知其所云，但是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却能轻易的领会其含义，因为这些暗示都是当时新闻报道的热点，读者读其文章之前已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文章稍作提示读者即能心领神会，其间奥妙自然了然于胸。这样比明显的提示更觉妙不可言，其对舆论的影响效果自然更好。比如在《崇实》一文中鲁迅提到“不准大学生逃难”和“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其实是呼应1933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教育部：“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故假之事，……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俱无呈报……”，当时的读者了解这些背景，再读此文自然明白。其实使用暗示是杂文惯用的方法，其他如故用曲笔、借用典故也是比比皆是，并且形成了其杂文特有的文风。
鲁迅杂文大部分都会出现诸如此类明示暗示的句子，这些句子表明其杂文所作的评论所阐述的观点的确是来源于当时的新闻报道或时事热点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谈怪论。从这个方面来说改版后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完全不同于周瘦鹃主持时的“鸳鸯蝴蝶派”版的《自由谈》，也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副刊，《自由谈》结合新闻时事发表评论，对重大事件做出全方位的记录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舆论阵地了，这由鲁迅等人的杂文与新闻报道的关系之中可见一斑。
二、关注新闻时事，引导舆论
杂文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文体，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杂文作品中或多或少体现出来。作品中体现的最本质的时代特色即杂文的时代精神。我国近代作家中若论对社会情况的反映，首推鲁迅；而鲁迅作品中则非其杂文莫属。鲁迅杂文犹如中国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及时跟进时事政治的最新发展，尤其是社会舆论，这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鲁迅在《自由谈》所作的杂文大部分是与时事政治有关，这与鲁迅弃医从文唤醒国人之心的初衷是分不开的。比如《对于战争的祈祷》、《伸冤》、《光明所到……》等涉及到日军侵华、国际政治、国内民权等各方面。在《光明所到……》一文中写道：“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的很”，“‘好人’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一面揭露中国监狱的问题，一面讽刺胡适“好政府”主张。鲁迅的这类文章因为结合时事政治其新闻性和时效性不言而喻，更主要的是他能用简短犀利的语言直中要害，并且逻辑性强论述条理清晰，更难得的是大多风趣幽默，是将文学艺术与新闻评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人们常说鲁迅的杂文如标枪，经常刺中敌人的心脏，的确如此，鲁迅的杂文揭露国民党官报和消闲报刊；揭露帝国主义，抨击法西斯；批判病态的社会现象。杂文的风格充满战斗性，可谓“横眉冷对千夫指”。《自由谈》作为其大部分杂文的载体媒介在当时舆论界的地位不言而喻。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能在舆论中影响巨大，不仅仅是其杂文切合当时的时事与政治，更主要的是鲁迅坚持自始至终的人民立场，因此其杂文并不局限于时事政治，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亦有大量观点。他借助《自由谈》这个直接面向广大公众的平台，反映大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坚定地为人民群众呐喊。比如其在《从讽刺到幽默》、《新药》中谈论社会问题；在《止哭文学》、《文人无文》、《文章与题目》中谈论文学问题。可以说各方面都有所涉及，并且都与国家与人民的前途息息相关。
结语
《自由谈》的改版使得鲁迅等人的杂文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鲁迅的杂文也造就了《自由谈》在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自由谈》在引导新闻舆论上十分成功，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于启蒙人民智慧、揭露社会黑暗和号召人民反抗侵略与压迫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鲁迅杂文对于当今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亦是具有启发意义，其对当时重大事件做出的迅速及时以及全方位的反映和记录呈现出清晰的新闻面孔，其对新闻报道的精心选择与独具匠心地处理也为当今读者提供了一个喜闻乐见的文学语言形式。
参考文献
①朱秀清，《鲁迅杂文的新闻面孔·以·申报·自由谈·杂文为参照》，《齐鲁学刊》，2008（3）
②茅盾：《我走过的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88-189
③茅盾，《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人民日报》，1956-10-20
④杜积西，《鲁迅杂文的新闻传播特性与民意表达》，《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3）
⑤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303-304
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2012级研究生）
新闻自由的特点 篇4
新闻自由的概念雏形最早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西方国家。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 新闻业早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新闻媒体与出版物的同源性, 新闻媒体便逐渐代替书籍、政论宣传册成为政府重点围堵打击的对象。由此, 新闻媒体便沿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哲学内涵对新闻自由进行建构, 强调自由主义权利观念中的自由维度, 力图摆脱政府控制, 实现自己设立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抑或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发达国家或地区, 传媒业界均对新闻自由进行过有力的捍卫和抗争[1]。在现代社会中, 新闻媒体已俨然成为维持以民主制度为政治基础的社会宪政民主体系、调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有力武器。但从我国的新闻实践来看, 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却不得不引起新闻工作者的高度疑虑。然而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乃至“戕害”, 即使是高度民主的先进国家亦不能免。美国诸多的司法判例更是推翻新闻自由的特权主张[2]。可见, 对于新闻自由内涵的理解, 政府、司法界和新闻业界之间尤有落差, 而有待阐释并建构一套严谨的理论内涵。
新闻自由虽被推崇为普世价值, 但关于其具体定义, 却是杂家百言, 在国际社会或学界均尤未能取得一致观点。但不论新闻自由的具体定义为何,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各种学说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或者阐释的重点基本都放在一种自由的权利观念之上[3]。在近代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中, 权利乃是新闻自由的代名词;在新闻自由的命题里, 也充满了权利的意义。
还原为权利观念的新闻自由尽管有着复杂的历史传承, 但它的核心价值仍然在于有助于形成一个一方面摆脱日益精致和复杂的国家宣传管理技术所约束, 另一方面摆脱市场逻辑影响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推动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 避免言论压制而造成的社会不安。新闻自由本身的核心价值和媒介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在社会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便决定了新闻自由的权利观念将无法超脱于一种道德和善的维度, 更无法回避一种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关于权利的观念, 从霍布斯开始便一直成为自由主义者重点陈述论证的对象。及至当代,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权利优先论成为对权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流话语。而权利优先论的去道德化要求却和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对此, 本文打算对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和论证逻辑进行梳理和回顾, 对在权利优先论视角下的新闻自由观进行分析, 找出去道德化的权利与新闻自由的责任维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
(一) “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宇宙万物“皆有其功能或特有的活动 (characteristic activity) ”[4]。整个宇宙是一个目的论式的实体, 也就是说宇宙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功能和目的, 只要它们实现了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它们也就达成自己的意义。每项事物在宇宙中自有其应有的位置, 只要它们各居其所, 实现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整个宇宙体系便能成就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 整个宇宙也便达成其意义。而处于漫漫宇宙之中的人类, 自然也是宇宙万物之一种, 人们要想成就自己人生的意义, 便应该对自己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进行沉思与冥想。只要能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们便可以说我们能成就自己的人生意义。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理性的活动, 便是努力去对自己的人生意义进行冥想, 找准自己在宇宙中所应处之位置。“根据这种宇宙观, 由于世界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目的, 因此, 这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 人生的意义也就从冥想活动中获得充分的实现。”[5]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和哲学体系之下, 事实和价值连为一体而不可分。哲学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对整个社会的善与道德的判断, 仍能提供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与证立。
但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开始, 人们对周遭世界以及整个宇宙的思考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阐释宇宙奥秘最好的语言已经变成数学式的语言。理性本身也从价值理性转变成一种工具理性, 价值与意义被排除出理性的思考范围之外。而休谟所提出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这一命题正好印证了一种理性观念的根本改变。事实与价值之间出现了难以愈合的分裂, 理性所能处理的内容只能是纯粹经验性的事实, 而对于价值合理性的论证, 工具理性便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 对于价值的选择便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 完全成为一种偶然的选择 (arbitrary choice) , 无法得到理性的客观证立。因此, 科学革命以及由此发端的现代性的展开, 带来的便是一个失落了意义与目的的世界。现代的工具理性只能计算我们达成目的的手段之有效性、合理性及其效率, 强调其思考内容的可计算性 (calculability) 。韦伯所谓的“世界的解咒”的过程便是世界变成一个可计算性世界的过程, “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是用理性化以及知性话 (intelle ctualization) 来描述的。同时, 最重要的是, 用世界的解咒来描述”[6]。
在现代社会, 所有的价值和道德问题都因其非可计算性, 只能退出理性的王国, 而进入一种价值的主观选择之中。也就是对于价值和道德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拿出一套符合客观性标准的方案来进行判断。由此,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套制度安排及其法律设计便只能建立在一种“可计算性基础之上”[7], 社会制度设计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社会的运行效率达到更高的水平, 而在面对证立道德上美好的生活以及社会公共的善时所遇到的困难, 现代理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无疑将会遇到困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构想我们如何得到我们所欲求的东西远比确切地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容易。”[8]
起始于马基雅维利的“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正好标志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意义的失落和现代性所蕴含的紧张矛盾性的开端。虽然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拒绝将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马基雅维利, 但是, 正是在马基雅维利这里, “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 (也就是技术性的政治权利安排) 这个自由主义者所最为关注的问题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被奥古斯丁视为至善的问题———“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也就是对道德、善、以及自己灵魂的追问) , 则变为马基雅维利所提出之问题的注脚[9。这便意味着, 对社会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效率的计算, 对于权利分配的设想与思量, 以及如何确保公民在现代社会的权利, 这些问题绝对地高于对于人生价值、道德、以及善的追问。由于现代理性观的改变, 人们再也不能获得关于绝对好和绝对正确的知识 (genuine knowledge of what is intrinsically good or right) , 因此必须对所有“好或对”的意见与看法予以宽容, 承认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具有同等的地位, 受到同等的尊重和重视[10]。韦伯说:“根据我们的终极立场, 一个是邪魔, 另一个是神, 一个人必须为他自己作决定, 究竟对他来说, 哪一个是神, 哪一个是魔。”[11]究竟哪一种人生是最理想的这个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或者评价标准, 因此, 人们应该对最理想生活这个问题保有自己的答案, 而无需得到一种统一的共识;“‘异教徒的自我肯定’与‘基督徒的自我否定’同样属于人的价值”[12]。这便是自由主义所开出的药方, 而这个药方不但是各式各样自由主义版本的中心论旨, 也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征[13]。
(二) 正义的首要性与自我的优先性
这样一来, 整个社会便再次回到古代先哲们所面临的“诸神冲突”的局面。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价值, 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概而论之, 现代社会中面临着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comprehensive theory) 。但由于现代的工具理性已经无法对这些整全性理论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没有任何一种整全性的理论能占据理性的制高点, 证立自己的普适性与绝对客观性, 使之能为社会全体成员接受。不同的个人将会接受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或者受到不同的整全性理论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14], 因此, 我们对所有关于善的看法应该保持宽容,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认可的幸福。逐渐地, 对善和德性的判断、对价值的评估被排除出公共领域, 而只能限定在私人领域之内。既然现代社会的各种整全性理论相互无法得到调和, 而个体的价值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制度安排便应该符合正义 (justice) 的原则, 在这种符合正义的制度安排下, “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最高度的自由, 且大家拥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 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能够相容。”[15]没有人有权利对他人在法律限度内对善的判断和追求进行干扰, 法律对每个人的私人领域都有严格的划定, 在这个私人领域之内, 每个人可以任意对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进行追求, 只要没要干扰或者损害他人的权利。在面临“诸神冲突”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的权利和私人领域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安排我们权利的正义原则必须超脱于任何一种整全性理论, 也就是必须服从一种“权利优先于善”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 的原则。
“权利优先于善”意味着, 在现代社会中权利的确立并不需要以任何一种特定的善作为其证立的基础。我们的社会是由如此多元的个人组成,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善观念, 只有当社会由那些本身并不预设任何特殊善观念的原作支配时, 它才能得到最好的安排;使得那些规范性的原则得以成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使得社会的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最大化, 或者能够促进某种特殊的善, 相反, 正是因为它们能够符合权利 (正当) 的观念, 一种优先并且独立于任何特定善的权利道德观念[16]。这种正义的权利观念是如此的重要, 它使得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根本的保障, 而不会被任何一种特定的善观念所左右, 不会被权利制度所预先设定的特殊善观念所强制。这样一种权利观已俨然成为所有道德中“最主要, 最神圣、最无可割裂的观念”[17];正是这种权利观念使得个人的权利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确立, 个人的价值能得到最大化的尊重和体认。
如果说在密尔这里, 这种权利的正义所得以成立的基础最终还要服从于一种社会整体利益的话, 那么, 在康德这里, 正义的首要性便完全脱离密尔所诉求的功利主义论证。为了保证正义的绝对性, 康德放弃了密尔的功利主义论证模式, 而把这种权利的正义原则提升到一种先验的地位, 从而摆脱任何特殊善观念对它的规定。权利的优先性是如此的彻底, 而无需得到任何善观念的确认, 也无需以任何经验性的对善和德性的判断作为其证立的基础。那么, 既然不能用任何经验性的论证方式去确立正义的优先性, 那么权利的正义最终的基础会落在哪里?
康德给出的答案便是自律的主体。正义的优先性或者权利优先于善的论证根源在于具有自律意志的个体。自律的个体意味着个体能够不为任何欲求和目的所束缚。个体先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而存在, 各种目的在自律的主体面前只是被选择的客体, 各种经验性的善和德性只是主体选择的结果, 个体的存在感, 自我的认同完全先在于目的、欲求、善和德性的存在。主体是自律的主体, 是各种善和德性的主人, 他总是能站在这些经验性的目的和欲求背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随心所欲地进行从容的选择。这些经验世界的善和德性从来不可能进入主体的内心而成为主体的构成性因素;它们永远只能成为主体所选择的结果, 最终成为主体的属性之一。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 自律的主体成为了目的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他先在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欲求和善。他是它们的主宰者, 而不是它们的奴隶。人存在于世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本身拥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善和德性, 而在于他拥有能够自由和理性地在各种不同目的、善和德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18]。任何经验性的目的、善和德性都不能先在地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进行解答, 作为自律的主体, 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要先于目的、善和德性而存在。是主体对目的、善和德性进行选择, 而不是目的、善和德性成为主体得以存在和自我认同的构成性因素。
由此,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总结, 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特征是其不仅仅具有各种不同的整全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 而且这些学说之间“互不相容却又合乎理性”[19], 或者更准确的说,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对各种不同的整全性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 因此, 在各种整全性理论无法公约 (incom m e ns urability) 而个体的价值又被置于社会首要地位的情况下, 现代社会整个权利体系便被迫进行一种去道德化而将权利之中的道德框架全部抽空, 以防止统治者以一种特殊的善或道德观念对个人进行压制。在这样一种观念的规导下, “主体 (一个人或人的群体) 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预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20]———也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被进行了明晰的划分、限定以及得到更为优先的处理。而这种“消极自由”观所倡导的是, 政府对自由权利的处理应该排除其中的任何道德内涵, 对个体在私人领域所欲求的行动要保持一种中立和不干涉的状态, 以期让个体在私人领域中有足够自由活动的空间。而这种自由权利观的论证逻辑也得到了继承康德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延续[21]。
三、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视域下的新闻自由
假若将新闻自由还原为这种抽空了道德内涵的权利优先论, 媒体相应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则并不成为新闻自由权利观得以证成的必要条件和构成性因素, 而只成为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的一种选择而已, 那么, 信奉这种新闻自由的大众传媒将难免沉陷于自由与责任的两难境地之中。当然, 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是,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有序社会应当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22]。在一个以“权利优先于善”作为信条的社会中,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并不是必然会被公民所拒绝和排斥, 而且, 对权利的正义的追求和确认并没有否认人们可以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在这种权利观的预设之下, 一个理性的传播业主在保持对新闻自由的信仰并极力扩大新闻自由范围的同时, 当然有可能追求媒体对社会的责任, 使之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 帮助社会中的个人正确地判断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以期能更好地进行自我发展。但在权利优先论的体系之中, 个体是拥有如此自律的意志, 以及任何善和德性都无法对其进行束缚的自由。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当然可能成为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对共同体和社群的善的欲求当然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但是,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依据权利优先论的论证逻辑,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成为个人可能选择的诸多种善和德性中的一种, 它们只能成为个人存在的一种附加属性, 而无法成为个人认同和个人存在感得以确立的构成性因素。也就是说,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从现代权利观的哲学基础无法推导出, 个人会必然地将共同体和社群的善视为其人生所欲求的目标之一, 而且政府也不应该将其作为权利的构成性因素而加以倡导, 以防对个人的欲求产生压制。由此, 在立基于现代权利观之上的新闻自由的荫庇下, 传播业主可以选择去促进公共的善, 也可以放弃对任何善做实质的道德判断, 而选择运用自己的工具理性去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去固守自己所追求的商业利润;大众媒介可以选择一种道德责任, 也可以放弃之。
在权利优先论的视角下, 追求商业利润、商业成功和促进共同体和社群的善之间都是可欲而且可求的, 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的优先性之分, 而只是两个在价值上等价的选择。在权利优先论的逻辑体系内, 我们无法证明, 媒体会首先放弃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而转为选择服务社会、提高公民个人发展的潜能。一方面, 现代的工具理性无法对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客观的判断, 另一方面, 政府对这两种欲求之间保持中立, 由此, 商业成功和共同体的善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选择之中。这将意味着, 传播业主在对这两种欲求进行选择时, 将会产生一种偶然性。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 如果政府信奉罗尔斯式的政治自由主义, 遵循权利优先论所倡导的模式, 在保障新闻自由的过程中拒绝做出任何实质的道德判断从而恪守所谓的中立和不干预立场, 那么, 无论是从逻辑推演还是从历史经验分析, 在人的行动缺乏一种超越分歧的道德理念和判断为指引, 媒体市场也并非符合理想市场模型的情况下, 我们无法得出以下结论:媒体生态会先验地趋向有序, 新闻媒体会自发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协助公民的个人发展。
新闻自由的特点 篇5
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读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读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在遥远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已经开始自觉从事着不同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从上古时代充满神话色彩的结绳记事，到群雄逐鹿中原之时的烽火戏诸侯，再到历史步入大唐盛世，出现了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报纸和新闻评论。此后经过各朝各代漫长而曲折的变迁，中国历代最主流的新闻传播载体——报纸——于近代民族陷入生死存亡边缘之时，以革命先驱和舆论棋手的姿态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革命者力行救亡图存的主战场。然而，与新闻传播活动旺盛的生命力不相符的是，作为新闻传播行为和主体最重要的保障者和规范者，我国历史上相关新闻法律法规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一种沉闷而严酷的面貌，虽其中偶有波澜，但大多最终归于沉寂。
中国出现可称为新闻法制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已经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那个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无法遏制的时期，作为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肩负文化渗透重任的西方近代报业被大规模的引进封建统治下的中国。随着清政府一次次战争的惨败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华外报的影响范围由最初的沿海口岸慢慢深入内地大中型城市甚至京畿重地。“偶肇兵端，难免不曲直是非，荧惑视听。”至19世纪末，外报已经在支离破碎的中华大地上织起了一张大网，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有限的新闻资源和社会舆论。在这巨大的外来冲击之下，日益凋敝的民族报业渴望谋求翻身，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进步国人和有识之士要求夺回自己的话语权，洋务运动培养起的的留洋人才带回了先进手段和技术，几方形成合力，于是短短几年间，在受侵略最深的香港、上海、广州等地，一大批国人自办的新型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外报的强大的控制下不断努力突围。
然而，不论是代表资产阶级侵略者利益的外报还是代表国民呼声的新型进步报刊，由先进生产力带来的近代报业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根本对立的，根深蒂固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它所衍生的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绝对不会允许以平民作为传播对象的近代报业突破自己的统治界线。清王朝必须有所行
动，腐朽的政府敌视而谨慎的考量着局势，不断的调整着应对的策略。从“公车上书”为轰轰烈烈维新变法拉开序幕开始，到1901年继清政府宣布“新政”后一批专门法的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历史上首个新闻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进步报人与落后但负隅顽抗的封建王朝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斗争，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但不曾妥协。
这是中国报学史乃至新闻史上一页波澜壮阔的篇章，但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充满波折和坎坷的开始。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确立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新闻制度，三个月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他公然破坏新闻制度，大行专制之道，并制造了大量新闻界惨案；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头子继续以种种手段打击和扭曲自由新闻体制，迫害报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国民党“以党治国”方针的提出开启了新闻统制的黑暗时期，名义上的自由被实质上的专制挤到一边，从此党国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历史时期内建立的所谓制度都是一些怎样的新闻制度。根据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国民的言论自由首先受法律限制，其次受皇权制约；创立报刊创办注册制的同时增设缴纳保证金制度；报刊内容上不得涉及皇族内部事务和外交内政，后来更收紧为不议论“政治机密”。
北洋政府《报纸条例》中，创办报纸的条件增加为必须有警察官署认可和巨额保证金两条，从制度和经济上打压了报业发展；规定了报纸和广播实质上的事前审查制度；滥用军法迫害新闻界。
国民政府《出版条例规定》中确立了严格的登记审核制度，对于不利于政府的报刊不予以批准发行；明确规定禁载内容，并建立了一系列惩罚办法；赋予非常法特殊地位，甚至可以无视宪法的规定，是政府统治“法西斯化”的突出表现。
不必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借自由之名，专制之实，是整个近代中国新闻法律制度的根本特点。反思个中原因，前面提到的掌权者的旧式封建专制思想是一个方面，而更深刻的原因可能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找。
早在19世纪初的传教士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就最先向国人引进了西方新闻自由的概念。随着中国殖民化进程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寻觅救亡图存的道路，“新闻自由”的口号对于有着几千年“报禁”、“言禁”、“书禁”传统的封建王朝而言，无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一记重创，因而极大的振奋了他们的斗志和热情，纷纷化身报人，前赴后继的投身到以争夺话语权为手段与封建势力对抗的斗争中去，也许短暂性的取得过一些成果，但只流于表面，始终无法给予封建制度摧枯拉朽的打击，大多难逃被废除或破坏的命运。今天的我们赞扬先驱者的革命精神和为自由而献身的英雄气概，然而也必须正视，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而在各方面条件都截然不同的清末中国，一味的奉行“新闻自由”无非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
从历史上看，西方自古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上溯至古罗马时期，民众就会有意识的捍卫自己的表达权利不受侵犯，并将公开演讲和辩论视为极高的荣誉和能力。加之社会民族和宗教构成的相对多元化，使自中世纪以来无论来自教会或者政府的思想钳制都难以奏效。1644年诗人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中第一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理念，迅速成为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蒙昧主义的一面重要旗帜。美国1791年宪法第一条法案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明文规定更是使其成为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由此观之，“新闻自由”的概念在西方社会早已根深蒂固，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有着最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将“新闻自由”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实在是稳定统治和赢得民心的不二途径。再加上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之后，西方主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处于蓬勃的上升期，城市繁荣，市民素质显著提升，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空前强烈，此时建立一套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制度，对于提高民众的积极性、活跃社会氛围、最终刺激生产力发展等等都有着正面的推动力。
反观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代言人无疑是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先进”的，不如说是“激进”的。他们获得新思想的途径无外乎两种：出国留洋和接触西方著作。但西式教育和西式思想无法改变的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脱胎于封建士大夫阶层，血管里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他们的自身利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始终都是“贵族式的”，由此导致了他们一面渴望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试图以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改变国家岌岌可危的现状，另一方面，他们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面对“敌人”始终处于动摇和犹豫中。换言之，如果一个革命者的革命对象说到底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又会
有多少人愿意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在关键时刻软弱妥协也是情理之中，如早期的洋务运动倡导者李鸿章奕等人到后期成为保皇党领头人的康梁，都可算是这种“不彻底的革命者”。他们一味学习西方，不加甄别；未必看不懂国情，却心存侥幸；不触碰中心矛盾，试图转移重点；极易让步，极易满足。
除却领导者的不合格，近代中国也着实不具备建立以“新闻自由制度”的条件。首先，平民阶层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是最大的阻力。此时的中国一旦解除千百年来的“言禁”、交出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占封建社会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未经过滤的信息，丝毫没有分辨和抗干扰的能力，极易受影响而盲从，造成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其次，与西方近代大众报纸已经成为报业主流不同，中国的报业自古以来都是政府官报“一言堂”的局面，民间报纸发展缓慢，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从内容到资金都对官报极具依赖性，独立采写新闻的能力很差。简而言之，官报和私报处于完全失衡的竞争环境，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极端不对称，这种形势从根本上与开放新闻自由是违背的，如果以“新闻自由”为内核的新闻制度颁布实施，就意味着两种报纸必须开展竞争以争夺有限的受众市场和新闻资源，而私报失去了消息和资金来源，在竞争中毫无还手的余地，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会越发严重。
归根结底，像政治书上说的一样，所有脱离了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选择都最终会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近代的中国需要大换血，但首先要换的是根本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一面维持着腐朽的封建专制，一面大刀阔斧的改革着各项制度，还妄想能收到实效以曲线救国，委实愚蠢。试想，江山不保，民不聊生，千年基业即将沦为他人之手，却一人高呼要求拥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一人信誓旦旦承诺将以法律形式维护这一权利，于是双方言和，改革一路高歌猛进，未免都有些可笑了。这其中新闻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投射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随着民众话语意识和媒体自主意识的不断觉醒，“新闻自由”许多场合又被反复提及，越来越多来自民间和学界的声音发出了疑问：像我们这样一个兼具历史和现实双重重要地位的大国，翻边史书，居然自始至终没有一部专门的、健全的、科学的法律体系来规定新闻制度和维护新闻自由，这究竟是法律制定者的疏漏，还是干脆因为人民的权利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重视？更有愤青者，可能会以西方社会作为标尺，上纲上线到对政府对于媒体的绝对控
制权与媒体“喉舌论”的尴尬形象上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理性的学者和新闻业务资深实践者审慎的提醒我们注意考量：今天的国内外环境和民众素质是否已经乐观到能够保证，一旦开放“观点的自由市场”，信息和新闻的传播会在合理有序的轨道中运行？国内的新闻学界和法律学界是否已经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闻制度体系，既能充分维护个人和媒体自由表达的权利，又能保证主流舆论始终顺应政府的政治导向？毕竟，有着300多年“新闻自由”传统和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西方大国也从未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那我们不妨问自己一句，刚走过60多年历程的年轻的中国此刻所拥有的是成熟的条件和改革的魄力，抑或只是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决心？
读史可以明智。面对今时今日种种观点的摩擦和碰撞，我们若在其中迷失，不如静心重看历史，也许能受到些许警示。
浅谈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建构 篇6
【关键词】西方 新闻自由 历时建构 政治
0 概述
对于新闻自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对于起源于西方的新闻自由的态度，我们既不能极端的全盘西化，也不能予以全盘否定，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试图揭示：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性建构？新闻自由的理念付诸实践后现实的空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建构？
1 从“出版自由”到“新闻自由”—一个“乌托邦幻想”？
1644年，约翰·弥尔顿出版的《论出版自由》在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方面被认为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弥尔顿不赞同政治权力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并且，他关于“观点的自由市场”的论证以及后期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一道被认为是建构西方新闻自由的重要基石。
但是，科贝特却指出“新闻自由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幻想”，因为在弥尔顿的观点里，所有的公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自由的发行书籍、报纸等刊物，这绝对是不可能实现的。竹内郁郎则认为，在弥尔顿那个年代里，从新闻出版自身规模来看，并不大，并且，那时的报纸发行规模还很小，并不需要过多的资本来支持新闻出版，所以，经济上的差距并不会威胁到言论自由，换句话说，但从经济条件来看，每一个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自由的传播言论。那么，弥尔顿的观点当然也不是“乌托邦幻想”了。
于是，在弥尔顿那个年代里，要确立以言论自由为首的自由，最大的障碍则是排除来自于政治的不正当压迫和干涉，它核心的内涵则是市民的言论拜托政治权利的控制。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大众化报纸朝着商业化方向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出现建构起‘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固定，言论自由也无可厚非的从近代向现代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也不再单单只有抽象概念，呈现出的历史语境内涵也越发的更加具体，并且更加证明 “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也绝非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2 新闻自由的政治内涵—监察政府的“看门狗”？
在“出版自由”到“新闻自由”的演变的期间里，经历了许许多多本质的改变，使得言论自由从“出版自由”的近代形态转变成“新闻自由”的现代形态，但是，在这其中，有着一脉相承的意义的还是对于政治权利滥用的警惕和制约。
有的学者认为，在弥尔顿的观点中，没能够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全面的阐述，只是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观点 。
的确如此，弥尔顿最初提出“出版自由”时，他主要所针对的还是“集权”的政治权力对言论传播的控制，而他关于“出版自由”的呼吁，既建构起对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警惕，让人们深刻体悟到控制言论的危害，同时也建构起 一种反抗诉求，寄希望于言论自由来拜托政治权力的束缚，改变依赖政治权力的格局。
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大众报纸的迅速兴起，为新闻和言论传播远离政治权力依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且在商业上使得大众报纸能够成功的拜托对政治的经济依赖。诸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等法律的保护，使得政治权力不能在肆无忌惮的对言论的自由传播加以控制。并且，伴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完善，它所建构起的分权制衡的政治权力架构也大大削弱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危害。“新闻自由”越来越多的承担起对政治权力滥用的警惕，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监察政府的“看门狗”角色。
3 新闻自由的实践成果—现实的自由空间在哪里？
纵观欧洲历史，为新闻自由而进行的最为持久、最早、最猛烈的斗争出现在英国。在这场反抗国家对媒体控制的斗争中，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英国也使得整个欧洲学会了新闻自由和公民政治权力。
但是，如果说英国的长期斗争完成了“言论自由”的反抗使命，促使政府放弃对于言论传播的种种限制，那么，还是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从司法角度确立了“新闻自由”的现实空间并在法律层面提供了新闻自由的有效保障。
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外，“曾格案”、“萨利文案”以及“五角大楼文件案”等，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新闻自由的现实空间主要还是在大众传媒与政府政治权力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起来的。这大大限制了政府以例如威胁国家安全等借口来侵害公众知情权，同時也限制了政府官员以诽谤的罪名来侵害大众媒体评论、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言论的合法权益，新闻自由的现实空间就是在这些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4 结语
人类是群体生活的，面临重重困难是在所难免的。个人生活中的自由多了，那么对他人以及社会的责任就会变少；同时，在政治生活中，集权多了，虽然效率会提高，但是民主平等就会随之变少。所以，在追求新闻自由的同时，要合理把握一个度，既要发挥出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要适当约束这一权利的泛滥。
【参考文献】
[1]余家宏，等.新闻学简明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76.
[2]刘海贵.论西方新闻自由观的阶级性和虚伪性[J].新闻爱好者，1999（8）.
新闻自由的特点 篇7
一、新闻自由和新闻管制的现状
网络新闻自由的现状
网络新闻传播不仅融合了传统的新闻传播的特征,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并迅速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时间和新闻获取的时间。当前,海量的网络新闻能够满足社会大众对新闻的需求,网络新闻自由传播,虚拟的新闻平台鼓励广大网络新闻用户参与,并为网络用户提供了更多的传播自己声音的渠道。网络新闻传播打破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新闻传播的空间,但是也导致网络新闻传播的自由化倾向更加严重,导致网络新闻自由被滥用。
2.网络新闻管制的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新闻传播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信息网络环境当中,网络新闻用户从传统的被动新闻接收者变成网络言论的自由表达者,而且多是匿名的,信息网络的发展拓展了新闻自由发展的空间,导致网络新闻管制逐渐失去效力。由于缺乏必要的网络新闻管制,网络环境中出现一系列言论危害,不仅对个人网络用户构成影响,甚至直接威胁着国家的安全。
二、网络新闻管制乏力的原因
1.新技术对管制制度的冲击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在新闻职业中的应用给新闻管制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虽然在我国网络新闻发展过程中,我国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实际效果甚微。为了规范网络的发展,我国专门制定了网络信息发布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部分敏感网站也进行了整治,但是不可否认当前网络新闻网站有一部分破坏了政府的新闻管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可阻止CDC推出的反审查网络浏览器Peekabooty可以突破网络新闻检查的限制,这样网民就可以获得一些原本通不过审查的内容,甚至黑客能够突破网络新闻检查的限制,在网络新闻中散布、传播大量负面信息,影响社会稳定和正常发展。面对网络新闻中海量的不良信息,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管制工作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局面。
2.网络把关人缺失
网络把关人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库尔特·卢因率先提出的。库尔特·卢因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这些把关人在收集、制作和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把关人和把关行为遍布于信息传播的任意一个过程,对信息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把关人机制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首先,许多新闻网站直接将传统的纸质媒体新闻直接复制到新闻网站上,而不需要太多人把关,当前新闻网站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网站也不愿意去招聘大批网络把关人员,导致网络新闻良莠不齐。其次,从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互联网管理法规体系,针对网络新闻传播行为,在处理时往往采用事后处理的方法,对一些不良新闻的处理也不能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3.网络特性导致新闻自由被滥用
首先,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十分快,使网络新闻能够快速发挥其影响力,导致新闻提供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网络空间传播大量的虚假新闻,使新闻自由的权利被滥用。其次,新闻传播者的身份隐匿,难以追究其相关责任。在网络空间中,任何一个人都能以一种互联网连接方式和其他互联网用户进行交流和互动。由于互联网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导致了网络新闻传播者能够肆意传播各类新闻信息,由于监管难度大,难以追究相关责任。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信息传播渠道众多,对网络新闻难以形成有效管理,导致了网络新闻自由被滥用。
三、网络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平衡的策略1.
倡导网络新闻业自制
在网络新闻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网络新闻行业应该加强自我规范,避免在网络新闻中传播不良信息,避免不良新闻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是促进网络新闻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网络新闻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加强网络新闻自制不仅是实现网络新闻自我管制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新闻未来发展中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在网络新闻自制中,需要建立相关的网络新闻自制协议,在网络新闻自制协议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为了推动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针对网络隐私以及名誉成立保护组织,同时在网络新闻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滥用网络新闻自由权利,加强甄别能力,不传播不良网络新闻,优化网络新闻发展空间。
2.建立网上的网络新闻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网络新闻发展缺乏有效控制,新闻自由权利泛滥。为了解决这一现状,我国政府机关必须制定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网络新闻立法,加强对网络新闻发展的管制,实现新闻自由和新闻管制的平衡,例如为了规范网络新闻发展,通过制定《网络信息传播法》来对网络新闻的传播和发展进行约束。当前,我国针对网络新闻发展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还处于发展阶段,对于网络监管的法律大多数有相关部门指定的条例、办法,只是针对不同网络内容制定不同的措施,导致一旦出现新的情况,就需要制定新的政策,这对于网络新闻自由和网络新闻管制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推动我国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我国必须针对网络新闻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网络新闻法律体系,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管制。
3.限制新闻自由
首先,在网络新闻发展过程中,针对网络新闻自由需要采取以保护为主、以管制为辅助的原则。虽然,表面上看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是相互冲突的,但是二者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闻自由权利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情况,但是要将网络新闻自由规范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网络新闻权利。其次,在处理网络新闻自由和新闻管制的冲突时,我们必须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协调好新闻网络自由与新闻管制之间的关系。
结语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我国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建立和谐的网络新闻发展环境,需充分发挥网络新闻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针对当前我国网络新闻发展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网络新闻发展的过程中要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等手段实现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之间的平衡,推动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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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的特点 篇8
一、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上通过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中对“新闻自由”有了具体的界定:缔约各国为了希望其人民充分得到消息的权利得以行使, 希望能由新闻及意见的自由传播而增进其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起见, 已决定缔结一项公约以达到这一目的。缔约国同意, 予本国人民及其他缔约国之人民在本国境内依法发表或收取各种新闻与意见之自由, 不问其方式为口头、文字、出版品、图画或其他合法运用之视觉或听觉的方面。很显然, “新闻及意见的自由传播”, 便是公约对“新闻自由”的界定。
对这一界定, 约翰·米尔顿在《论出版的自由》中写道:“给我根据名知自由了解, 说话和争辩的自由, 并让它们高于一切自由。”但我国学者国时提出:“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是说它是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内的自由, 不是绝对的、万能的、完美的和永恒的。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摆脱束缚和限制, 但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1
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在现代社会中, 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明确规定了新闻事业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并通过一定的行政干预, 直接限制了新闻事业的自由。新闻事业必须在法律所规定, 政府所允许的自由内存在发展。正如《新闻学导论》中所说:“新闻法规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保护新闻自由, 同时必须防止滥用新闻自由, 从而在确保国家利益, 公众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 鼓励新闻媒介满足公众需要, 促进国家发展。”2可以说, 在社会客观存在中, 对新闻事业的最大宽容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新闻自由, 即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的上限。超越新闻自由的新闻事业是不存在的。
二、苛刻的新闻选择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或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性。但是又并非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是新闻。于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值得报道, 不是所有的新闻都值得刊登”。所以新闻机构在进行新闻传播时首先要进行新闻选择。新闻选择是新闻事业的“守门人”, 用其苛刻的条件, 促进着新闻事业的发展。
新闻选择有三个标准: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和新闻政策。
1、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是新闻的某种功能, 价值或者效
用, 而是指一个新闻事实中所具有的能够引起受众共同兴趣的素质总和。这些素质涉及, 强调时间和内容最近最新的时新性;新闻能否使多数人关心的重要性, 与受众在地域和心理上的接近性;新闻事实的显著性以及大众易于接受的趣味性。一个新闻机构在进行新闻选择的时候, 根据新闻的规律, 应该把新闻价值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受众吸引过来, 也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受众, 新闻机构才能有生存的基础。
2、宣传价值。
宣传价值就是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有利于传播者, 能够证明和说明传播者主张的素质。宣传价值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 与新闻媒介所持的政治主张, 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党性原则不二。其二, 针对性。针对社会上的各种猜测、怀疑、歪曲、流言、选择事实进行有的放矢的宣传。针对性越强, 宣传价值越大。其三, 普遍性。事实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对广大受众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指导作用, 从而能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启发人们去思考, 引导人们去举一反三。其四, 典型性。所选用的事例能以一当十, 以少胜多, 使人口服心服。
3, 新闻政策。新闻政策是新闻选择的重要标准和要求之一。新闻政策代表着新闻事业所在国统治阶级利益, 具有维护安全和稳定的作用。就我国而言, 制定新闻政策, 就是为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引导社会舆论, 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新闻事业是新闻自由与新闻选择的统一体
自由的新闻事业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性, 担负着为一个自由社会提供其所需要的当前消息的责任。当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第一, 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第二, 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第三, 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第四, 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第五, 一个将新闻事业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因此, 对新闻事业而言:
第一项要求, 媒介的报道应准确。与报道的准确性同样重要的是, 要分清事实就是事实, 观点就是观点, 并尽可能将两者剥离。对于一个孤立事实的报道, 无论它本身如何准确, 也可能具有误导性, 到头来就是不真实的。第二项要求, 意味着大型大众传播机构应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新闻事业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这一功能, 而且还应该更加全面与明确地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第三项, 负责任的表现意味着, 被重复和强调的形象应该是这些社会群体真实而典型的形象。关于任何社会群体的真相, 虽然其缺点与恶习不应被拆除, 但是还应包括对其价值观、抱负和普通人性的认可。第四项, 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 而且也许是最强大的, 它们必须在陈述和阐明本共同体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中, 承担教育者那样的责任。第五项, 新闻事业在现代社会中担当意见领袖。
正因为新闻事业在社会活动中充当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而新闻事业必须通过新闻选择来限制自己的自由, 进而达到对社会负责的目的。这就是新闻事业中的“木桶原理”。
参考文献
[1]、刘建明, 《当代新闻学原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4月, 第38页。
试析网络时代的新闻自由 篇9
一、新闻自由发展的机遇
新闻自由, 又称新闻自由权, 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它不仅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更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网络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介的种种界限, 为新闻传播事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 更为新闻自由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使其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 新闻发表呈现自由化趋势
网络的出现使新闻的发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并使信息的发表呈现出海量化的发展态势。任何人不管在任何时间和地点, 只要在一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就可以发表信息, 阐述自己的观点, 发表自己的言论。回顾人类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进程, 尽管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报纸的出现, 将人类带入了大众传播时代, 使新闻传播首次打破了时空的制约, 但报纸受自身物理特性、新闻发布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其发行量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而广播电视虽然因其真实生动、便于接受的特点迅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 但是广播听众受新技术的冲击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许多电视节目虽然可以通过卫星传输到世界各地, 但因收视设备的昂贵以及各国法律、法规等条件的限制, 电视节目在异国的收视率并不乐观。而互联网的出现将个人信息的发表真正推向了全世界的各种媒介, 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被最大限度地缩短, 真正实现了个人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个人化, 让“地球村”的概念由理想逐步变为现实。此外, 网络的发展使新闻的发表更具时效性, 海量化的信息不间断地在网页上流动, 使新闻的发表呈现不断更新的状态, 这更是以往任何媒介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二) 新闻自由的实现方式便捷化
现今, 随着网络交流平台的兴起, 网络媒体融合了更多传统媒体的优势。比如:报纸只能通过文字图片而广播只能通过声音进行信息传播, 虽然, 电视的出现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的有效结合, 成为备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媒体之一, 但其信息的表现方式依然以图片、声音为主, 文字信息的承载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网络信息交流平台的发展, 使文字、图片、声音的表达更为随意和直观, 促使人们信息的获得方式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制约。人们只需要有一台电脑, 并通过一定的注册流程就可以在网络上实现各种信息的发布与交流。信息的发布不再局限于国家的主流媒体。每一个社会公众都可以利用网络便捷的特点, 成为新闻的发布者, 通过网络媒介完成新闻的发布的全过程, 充分享受新闻自由权利, 使民主制度得到更完善的发展。
(三) 新闻传播的双向选择性增强
网络媒介的出现, 不仅为信息的传播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们的言论自由, 而且也使得新闻传播的双向性明显增强。网络媒介的兴起,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在信息交流上的单向输出性与信息反馈渠道的狭窄性。网络的数字化技术特性及其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 决定了信息在网络的传播中没有控制新闻信息系统的“门”, 人们借助QQ、微博、贴吧、微信等网络载体以及代理服务器等技术, 就可以有效避免各种控制与障碍, 阅读与不阅读, 接受与不接受, 是否进行二次传播都不再是某一政府部门或组织可以决定的。此外, 人们还可以适时地进行信息的互动, 并且对于信息的选择也不再局限于单向的被动接受, 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自由选择的空间, 延伸了新闻自由的意义, 丰富了新闻自由的内涵。
二、新闻自由面临的挑战
在网络时代, 新闻自由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 自由泛化也为新闻自由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闻自由并不是完全的绝对自由, 过度泛化的自由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混乱。在这种情形下, 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闻自由这个问题, 在网络时代, 新闻自由存在的道德以及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网络新闻内容真伪性的分辨率不高
新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真实性, 但是网络新闻内容真伪性的分辨率并不高。网络信息传播因其匿名性的特点, 致使网上滥用自由的现象随处可见, 色情、暴力、恐怖等不良信息层出不穷, 对人们的心灵进行毒害, 并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而很多无辜的网民也可能成为以讹传讹的大众, 在无意间成为传播虚假新闻的帮凶。此外, 网络新闻传播速度快以及信息海量化等特点, 使得一些虚假的新闻一经传播就会很快得到蔓延, 而且其被制止的难度很大。而海量化的信息容载量更加大了新闻信息把关、筛选、过滤的难度。近年来, 一些网站为了个人的利益, 不惜采用专门的网络推手, 故意制造虚假新闻, 进行恶意炒作。网络新闻自由降低了新闻发布的难度, 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虚假信息、小道消息甚至是谣言泛滥成灾, 严重影响公众对于是非的判断, 甚至可能导致决策者的失误, 造成各种大小不一的政治、经济损失, 引起社会上的混乱。
(二) 网络新闻使公民的隐私权受到冲击
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都是公民基本的权利。但是, 自互联网问世以来, 随着政府信息的日益公开, 电子政务的逐渐普及, 互联网在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同时, 也使得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网络侵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此外, 随着网络逐渐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而公民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网络侵权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来进行规范, 导致公民的隐私权被忽略或侵犯的情形时有发生。比如:在网络时代最典型的对于个人隐私权进行侵犯的当属“人肉搜索”这一举动。在“人肉搜索第一案”中, 仅仅是因为一篇博文, 就引发了网民的联合互动, 从而, 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了当事人, 给当事人的实际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恶劣的影响。由此可见, 通过网络充分调动网民的力量进行“人肉搜索”, 所造成的后果可见一斑。
(三) 网络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难度加大
网络是由无数的信息资源汇集而形成的, 知识、信息资源的共享是网络的基本特征。正是网络的这一特征使得网络条件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难度加大。《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除了有些复制 (供用户浏览、学习、研究等十二项) 不需要著作权人的授权外, 复制作品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否则视为对版权人的侵权。但是, 网络因其开放性的特点, 致使信息的复制、传递变得简单而快捷, 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日渐增多。比如:某些网站在不付费, 也不表明出处的情况下, 便任意转发其他网站上的新闻信息;一些自由撰稿人将网上提供的信息稍加修改, 然后在其他报刊杂志上进行发表;甚至还有一些网站, 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经作者允许就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布别人的作品等, 这些行为都是对知识产权所有人利益的侵犯。■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新闻传播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传播从口口相传到文字印刷, 再到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为新闻传播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互联网的出现, 更对传统的新闻传播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新闻传播所依赖的技术手段、传播环境以及新闻传播与受众的关系等因素都发生了改变。本文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传统条件下的新闻自由问题在网络时代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网络,新闻自由,机遇,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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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力丹, 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9 (3)
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 篇10
一、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
(1) 美国政府对新闻报道的管理。提到美国新闻的自由, 我们常常被他们所宣扬的新闻自由所迷惑, 我们过度的想象了这种自由的实质。美国建国初期, 尽管立法者与管理者双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冲与矛盾, 但是为了民主共和的理念, 他们始终都保持着对新闻自由的宽容与理解。然而新闻媒介作为阶级的产物从生到死都是有目的的, 更何况是自我利益高于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第一宪法修正案》的硬性规定, 但政府依然认为自己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是有义务和责任对新闻媒介舆论进行有效的管理的。美国对新闻自由的管制一直都是在争议中进行的, 美国对新闻自由的硬性限制较少, 但软性限制方式则多种多样。美国没有新闻法, 但《国家安全法》《诽谤法》《隐私保密法》等, 这些法律却从不同方面对新闻媒体的行为进行约束。例如, 2003年的“特工门”事件中, 时任《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根据《新闻自由法》而拒绝向政府透露消息来源被判“藐视法庭”入狱85天, 美国政府通过其他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此外, 美国政府还通过媒体资源的分配、内幕新闻的供给等多种隐蔽手段管控媒体。政府无形的管控为媒介自由获取消息设置了重重障碍。任何自由民主的社会也给不了新闻绝对的自由。
(2) 美国新闻报道自由的“禁区”与边界。美国新闻自由是脆弱的, 2010年, 美国著名的记者——海伦托马斯因发表反以色列的言论而被迫辞职, 只因她触及了美国新闻的禁区——犹太阶层的利益。美国新闻界种族主义﹑垄断财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军事机密以及政治丑闻都是自由报道的禁区。此外宗教争议, 民族问题等也是自由报道的临界点, 记者在没有特别的许可下是不允许对这些特殊领域随意报道的。这些问题的曝光会触及利益集团以及政府的利益。因此, 政府就会试图掩盖事情的真相。对传播范围最广泛的新闻报道加以控制也就锁死了民众知晓消息的大门。美国垄断阶层拥有巨大的财力, 巨额的广告投入使新闻界陷入了挣扎当中, 为了经济利益不得不屈从于金钱的束缚。于是新闻媒介开始与垄断财团搭上界, 游走在自由与被动的边缘, 自己开始改变对自由的追求。对记者越界行为的惩处也使得记者逐渐丧失了追求理想化报道的信心。政府和报业自身的双重制约成为新闻媒介无法逾越的鸿沟。
(3) 真实的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最真实的表达, 缺失真实就无法自由的表达。真正的新闻自由是坚持事实准确的报道, 自由的发表意见不受到外界刻意地干扰。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默契, 虽然媒体对政府多有质疑和批评, 但是客观有限度的批判一直是美国政府所宣扬的, 这种批判始终不会超出阶级界限, 如果有越界的行为, 当事的媒体或记者就会被政府以种种理由排除在获取信息的渠道之外。美国的记者需要在报道时“自律”, 即使获得第一手新闻线索也需要进行筛选, 否则不仅其报道会遭到封杀, 还可能会因被指责为不爱国而失去工作。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反复宣扬“爱国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 使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不得不主动同政府和军队配合, 在报道上都是宣扬胜利和美国的英雄主义, 对战争地区平民的报道却寥寥无几。
垄断之下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新闻事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曾说过“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资本的自由, 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自由。”垄断财团的介入使得自由兴办新闻传媒的口号成为空谈。财阀们用金钱换取权利, 有影响的媒体被大财团掌控, 在大多数美国城市形成“一城一报”的现象。这种垄断现象损害了新闻自由, 垄断越集中, 对新闻自由的损害越大。财团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 当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相冲突时, 会倾向于背离社会责任。脱离了原本新闻自由本质的新闻界是无法扛起宣扬自由民主大旗的。
二、美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性”对中国新闻的影响
(1) 美国新闻“真实性”对中国媒介生态环境的冲击。美国新闻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 也是美国政府宣扬的。美国在全球的扩张都是以新闻自由为先锋, 凭借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硬性的推销自己的新闻价值观, 以“新闻自由”的口号评批他国的新闻事业, 甚至内政。这种美式的新闻自由在今天已经对我国的媒介生态产生了影响。两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必然产生不同的媒介环境。西方的媒介自由论影响甚至误导了我国的新闻从业者, 这种思维导致了绝对新闻自由的诉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许多问题得不到合理妥善地解决, 由于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完善, 新闻媒介显得后知后觉, 这就使得人民群众对“新闻自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这种追求迎合了西方人的口味。在我国, 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总是要维护大多数人利益, 这也成为西方社会攻击中国新闻自由的借口。他们指责是政府控制了新闻自由, 因此“新闻自由”成为美国甚至是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合理借口。中国媒介生态环境正在受到西方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情形, 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2) 美国新闻“真实性”对中国报道方式的影响。在新的传播环境里, 美国式新闻自由有着惊人的效果, 它适应了部分人的需求, 尽管我们对这种需求总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实际效果确是真实的。他们自由的发表意见将自己置于公共领袖的位置, 批评时政、潜移默化地传递美式的自由思想。美国新闻思想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方式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尽管这种自由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 但也有着积极方面:新闻记者开始从深度报道转向调查报道;从对事件的深度挖掘开始转移到对事件的全面调查, 从而获得对事件更有意义的认知和思考。获取事实不如调查事实, 这种报道方式也催生了调查记者的兴起。美国调查新闻盛行也是新闻自由发展的具体延伸。记者们面对有限的自由, 出于对新闻事实的追求, 他们开始了对新闻对象的广泛调查, 并发现了许多可以发掘利用的信息。调查记者模式的引入促使了许多中国记者转行。他们大多是正式的编制记者, 在无法从正面获得消息后便开始以新的身份进入事件当中, 职业和人性的角度让记者有了更多的考虑。“打黑”记者王克勤、“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等人都是典型的调查记者。他们本着对真相的追求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高峰。新闻思维的变化会逐渐影响报道方式的变化, 媒体自身也开始了一些转变, 开始侧重于社会新闻、引入评论员讲述问题、改变自身官媒的气息。
(3) 美国新闻“真实性”对中国受众的干扰和污染。在我国, 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我们正在受到“美式新闻自由”的干扰, 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宽, 网络的共享让受众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外部的了解和内部的缺陷让受众质疑自己接收到消息的真实性, 对外来的消息深信不疑。他们受到美式思想的影响, 迷信这种新闻自由。但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任意的自由, 还表现在新闻自由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是有独特属性的, 而美国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建立在完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 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美国的新闻自由思想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垄断的媒介使得人们无法自由的发布消息, 有自由的声音却没有自由的途径。对普通大众来说, 最现实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尽管美国新闻自由有着种种弊端, 但它是美国立国行事的准则。这或许是真实的谎言, 但是却被很多国人甚至是媒体从业者奉为职业的最高追求。他们没有了解美国新闻自由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异化, 思想观点的变化, 而只看到了我国媒体关于新闻自由的争论。现实的因素和美式新闻自由的诱惑让我们在面对入侵时显得手足无措。
参考文献
[1]马凌.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托马斯·潘恩.常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篇11
关键词：新闻自由；隐私权；冲突；平衡
一、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概念
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新闻自由”的概念，但早在1949年建国时颁行的《共同纲领》中就有“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的明确规定。在不同学者那里，关于新闻自由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本文认同魏永征教授的观点：“新闻自由是公民进行新闻活动的自由，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得各种信息，表达并传播各种思想和见解，参与国家民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因为他确认了新闻自由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根据魏永征的观点，本文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民主权利，在法律的规制之下，公民享有的知晓信息并传播各种思想和意见的权利。
关于隐私权的概念我也同意魏永征教授的观点。魏永征教授认为：“隐私权，就是个人有依照法律规定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对于自己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人事项和个人资料，有权要求他人不打听、不搜集、不传播，也有权要求新闻媒介不报道、不评论以及不非法获得。二是公民对于自己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生活，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任意干扰，包括自己的身体不受搜查，自己的住宅和其他私生活区域不受侵入、窥探，自己的通讯不受截听、窃取”。从学者对隐私权的定义可以看出隐私权是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一种绝对权、对私权，主体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利。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成因
（一）权利冲突
由前面论述可以知道新闻自由是一项民主权利，在法律的规制之下，公民享有的知晓信息并传播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是保护信息传播的权利。隐私权是防止自己的信息传播出去的权利。新闻自由主要表现在可以采访各种人们关注的、感兴趣的事件并整理发表出来以供大家了解。随着获得信息渠道的日益增多，人们日渐摆脱了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状态，并且随着人们获得信息的增多，人們更想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因此被获取信息的对象的隐私就会被不同程度的公布出来。原本人们就不太愿意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知晓，随着人们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权。因此由于两者的立场不同，必然会导致两者的冲突。
（二）法律保护不足
虽然我国早在1949年建国时颁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保护言论、出版自由，但是我国到现在并没有一部具体的法律来对新闻界新闻报道进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同时，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比较大，如免遭诽谤或隐私侵犯的诉讼等特权，使得新闻自由侵犯隐私权“有恃无恐”。对于隐私权来讲，只有在近年来才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明确提出隐私权这一概念，其他法律只能说是其中隐含隐私权的内容。制订隐私权的时间晚、对隐私权的保护规定少、对比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隐私权明显弱小。在此看来，大量的新闻自由侵犯隐私权的事件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关于解决我国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建议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作为我国政治与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二者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之间又难免发生一定的冲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倡导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依法治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以上对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建议。
（一）科学立法
上述国家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侧重对新闻自由或者隐私权的保护，立法可以说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形式来对新闻自由和隐私权进行平衡。立法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指引、进行评价、进行预测，对人们进行教育，对不法行为进行强制。法律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给人们以警示的作用。因此，对于我国关于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法律不完善的现实情况，就要对二者加强法律的完善，合理的限制新闻自由权、保护隐私权。
（二）公正司法
司法是保护人民的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处理案件的，其所作出的裁判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必须执行，任何机关、社会团体、个人都不得违抗。由此可以看出司法的重要地位，公正司法的重要性。特别对于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的问题上，由于二者都没有较完善的立法，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在这个时候，更能体现出公正司法的重要性，也就更能体现出法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因此，加强法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为法官的“自由心证”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候也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即采用个别比较衡量的办法，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根据个别案例，将两者比较衡量，保护利益较大的一方。
（三）加强新闻业的道德素质和行业自律
新闻媒体能够起到引导舆论导向、进行舆论监督的重大作用，但是其自身却缺乏有效的监管，上述提到要采取立法的形式来对新闻自由进行规范，但是对于道德来说，法律仅仅是保护道德的最低标准，新闻业的自身也要从内部进行自律。一是可以整顿媒体工作者的队伍。二是提高媒体工作者的素质。减少“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发生。三是建立健全内部的监督机制，对提供“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人员进行惩罚，这样也可以在大众心中树立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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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的特点 篇12
1 体育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1 . 1 有助于遏制虚假新闻信息的传播
体育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对于体育新闻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意义。因为近些年来,在体育新闻的报道中经常出现一些虚假信息的流传,容易误导社会大众对体育新闻的判断。如今一些体育新闻工作者已经偏离了其正确的工作方向,体育新闻的报道出现了偏颇,逐渐向娱乐化、八卦化发展,缺乏对体育新闻实质性的报道,使得一些体育新闻的爱好者大失所望。例如:在足球联赛中,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的抽签中,中国对所在的报道是被公认为实力最强的一个参赛小组,然而体育新闻工作者却将报道的标题替换成“中国队身陷死亡之组”这就完全的偏移了体育新闻报道的实质,而且“死亡之组”的说话意味着中国队即便怎么也还是无法获得成功。这不仅会严重的打击中国足球队的信心,而且这样宿命式的言论不仅仅是阻碍了体育新闻真实性、准确性的流传,而且还影响观众的正确判断。这样的体育新闻虽然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但是这样的宣传“噱头”和不实报道,同样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恶劣的影响[2]。
针对于此,体育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显得格外重要。它能遏制住社会上一些不实言论的传播,还能减少因为错误报道给社会大众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体育新闻工作者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群众的负责也是对自身工作的一种负责。
1 . 2 有利于正确体育新闻方向的引导
由于当下的体育新闻报道已经陷入“娱乐化”和“八卦化”,造成社会群众的新闻关注焦点也发生了偏移。人们对体育新闻的关注不是在与某个体育赛事的报道,而更多的把关注焦点放在了体育运动员个人身上,甚至一些体育新闻工作者,还逐渐的向八卦记者靠近,严重的侵犯了体育运动员的个人权益,然而这些体育新闻工作者却对此浑然不觉。因此,加强体育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就显得尤为重要[3]。
体育新闻工作者树立一个正确的责任意识,可以帮助其判断正确的体育新闻工作导向,从实际出发报道一些实事求是的体育新闻,并在此基础上宣传一些正能量的体育精神,将体育新闻的发展逐渐的导入正途。
2 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
2 . 1 体育新闻采访报道的自由
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是指体育新闻工作者在体育新闻报道目的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的还原体育新闻的真实场景,访问体育事件的知情人士,收集和了解有关该体育事件的相关信息所形成的一系列权利自由。在体育新闻传播的时间获得中,体育新闻工作者因享有新闻自由,因此也具有报道真实性体育新闻的自由权利,也有让社会群众了解体育新闻真相的义务。
体育新闻的传播是社会群众获得体育赛事信息的重要途径。体育新闻工作者有着采访的新闻自由和权利,这是体育新闻传播的基础前提条件。因为在实际的体育新闻报道中,若是没有对当事人进行深入的采访,就无法对整件体育赛事做出最准确的判断。正因如此,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新闻采访自由是整个新闻自由权利中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个人或是团体组织都无法对其进行干涉。
2 . 2 体育新闻表达批评的自由
体育新闻工作者表达批评的自由是指体育新闻工作者在体育赛事的采访过程中,对所采访的新闻事件进行整合形成自己的观点,从一个客观角度对此类新闻事件所折射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和批评,这也是体育新闻工作者的发扬自己舆论监督的一个很重要环节[4]。
体育新闻工作者有合法实施新闻表达和抨击的自由,可以揭露体育赛事中的不良现象,有助于抑制一些社会公权私用,从而促进体育赛事的公平化、公正化和公开化,但是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抨击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抨击。首先,它必须立足于体育事实的基础,在体育事件真实的基础上,从一个客观者的角度,对这种不良现象进行抨击,但是要把握适度、适宜和适时的原则,否则会造成该体育事件的恶劣化发展。
2 . 3 体育新闻发布传播的自由
体育新闻发布和传播的自由是指体育新闻工作者通过报刊、广播、网络等形式,传递新闻信息的自由。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发布传播自由是实现当下社会群众对体育新闻事件“知情权”的一个环节。因为体育新闻本身就是社会大众共享的一个体育事件,而体育新闻工作者只是起到一个新闻传播的作用。试想一下若是没有体育新闻工作者发布传播的自由,那么体育新闻工作者采集和访问到的各种信息,只是加深了体育新闻工作者对该体育事件的全面了解,对社会大众而言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且只有将体育新闻进行发布,社会大众才能发挥其应具有的舆论监督作用,否则体育新闻只剩下自说自话。
3 体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和解决措施
3 . 1 体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
3.1.1 体育新闻的报道频频出现挖人隐私现象
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为了提升自身报道的关注度,完全抛开了体育赛事的真相,使得体育新闻的报道偏离事件主体。如今的体育新闻报道存在过度的吹捧和过度的贬低现象,而且一些体育新闻工作者更多的将焦点集中于“体育明星”身上。例如:刘翔“退役事件”,虽然一些体育新闻工作者将焦点集中在刘翔所参与的体育赛事的报道,赞扬和褒奖“飞人”所带给我们的荣耀和骄傲[5]。然而,一些体育新闻工作者却将焦点集中在刘翔的个人事件上,借助于体育新闻工作采访的名义,去窥探他人隐私,进而完全的抛弃了一个体育新闻工作者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3.1.2 体育新闻的报道出现作假现象
体育新闻工作者应该将自己收集或是采访的真实信息公布于众,让社会群众了解体育赛事的真实情况。然而,一些体育新闻工作者为了提升其报道新闻的关注度,不惜将一些子虚乌有的虚假报道写入新闻当中,未知真相的观众会以该篇报答所讲述的“事实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造成社会群众对体育事件的误解。
3 . 2 体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的解决措施
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体育新闻工作者的监督和管理以及体育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的缺失,使得体育新闻工作者过于“自由化”,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不实报道。基于此,加强对体育新闻工作者的监督和管理,对其报道的体育新闻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此外,加强体育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宣传,让体育新闻工作者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此基础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样一来,社会群众才能关注到更多真实的体育新闻报道,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改善当下体育新闻的错误倾向,减少虚假新闻对社会大众对体育工作人员造成的伤害[6]。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