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共7篇）

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篇1

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美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尽管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宗主国的影响，但是，与英国相比，它少了传统力量的羁绊。美国新闻自由之所以取得胜利，少不了英国新闻出版对它的恩惠。虽然争取新闻自由的观念最终会在美国取得胜利，但是美国新闻出版自由所走过的路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在美国新闻出版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就像一道道政治分水岭一样书写着新闻自由史，它们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最后都冲破了一次次政治的束缚，媒介的成长是跳跃式的，因此，通过以下几个历史事件来把握美国的新闻自由史是在恰当不过的了。本文通过对美国几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介绍，了解其追求新闻自由的过程并对其新闻自由的实质做简单的分析。

一、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事件

（一）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美国的新闻自由的精神，其源头要追溯到欧洲大陆，特别是英国。在欧洲，最初的大众传播手段即印刷术的出现，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始动力之一。15世纪，书籍的出版不再局限于大学和修道院，二是进一步向小城镇和乡村拓展。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在1520年之后广泛使用印刷品在德国乡村传播新教教义，这些印刷品被大量复制，在信众中广为传阅，因此，“传统的精英集团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印刷界打破常规的诉诸感情做法所导致的社会后果。鉴于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推行的以读书为本、以新教为基础的宗教改革取得成功，亨利八世很快采取措施对英格兰的印刷业实行限制。”① 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朝对新闻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1529年，亨利八世开列了一张禁书单，开始了对出版业的控制。1530年，世界上第一个出版许可证制度在英国建立。但是，英国社会阶层从未停止过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人士: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en)、约翰·密尔(John StuartMill)。其中，约翰·弥尔顿是最杰出的代表。1644年11月24日，弥尔顿出版了最负盛名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为出版自由辩护。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宣称：“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 弥尔顿坚信，真理是明确的而且是可以证实的，只要允许它参加 “自由而公开的斗争”，它就会显示出战胜其他意见的独特力量。也就有了“观点的自由市场”(open marke place ideas)和“自我修正过程”(self-righting process)两个概念，即让一切有话要说的人都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两位英国作家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与1720年以“加图”为笔名写下了一系列为后来所知的“信息自由流通”辩护，断言政府自由与出版自由共存亡。他们指出，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力，只要一个人不用它来危害和支配别人就行” ②。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压力之下，1679年，议会取消了1662年制定的《许可证法》。这为英国出版自由扫清了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二）《新英格兰新闻报》 宗主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一如像在本国一样专治，他们将限制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制度带到了新大陆。1662年，马萨诸塞的会议通过了殖民地的第一个限制出版的正式法案，该法案规定了严格的出版检查，这些限制条款严重的阻碍了报刊的出版发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仅存的少数报刊（严格意义上还不是真正的报刊）在发行时都要注明“蒙当局许可”的字样，而且这些报刊的寿命很短，例如，当时很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共事件》（Public Occurrences,Both Forien and Domestick）、《波士顿新闻信》（Boston News-Letter）、《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等，都由于出版时不慎惹怒了政府而中途夭折。但是，在这些报刊中，《新英格兰新闻报》尽管命运与上述报刊相似，然而它却对当时殖民地的新闻出版自由作出了重要贡献。1721年，詹姆斯富兰克林创办了《新英格兰新闻报》。詹姆斯富兰克林本人的个性充满了反叛精神，这份报纸的风格也一如其人。《新英格兰新闻报》给波士顿新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和风，它是美国第一张为读者提供他们所喜闻乐见和迫切需要的新闻的报纸，他不刊登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官僚所控制的消息，它的风格是敢说敢为，文学水平高，为读者提供新鲜的文学佳肴，不仅如此，富兰克林创造了当时独特的报道方式—“讨伐”式报道，目的是通过富于戏剧性的报道扩大新闻的影响力，正是这一新闻报道方式为富兰克林赢得了受众，赢得了市场。虽然《新英格兰新闻报》在创办5年后就夭折了，但是詹姆斯富兰克林和他所创办的《新英格兰新闻报》对美洲报业的贡献是重大的——使美洲报业摆脱了许可证发放制度的羁绊，同时创造了新的新闻体裁，他在美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它表明这样一个道理：当一张报纸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张扬公共利益时，它可以得到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同时，报纸要发挥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功能，必须具备广泛的言论自由基础，这种自由既不是当局的恩赐，也不受当局的干涉。③

（三）曾格事件

1734—1735年的曾格事件是美国新闻自由史上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对美国新闻自由而言，曾格事件的影响仅次于第一修正案，而后者也是部分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1733年11月5日，曾格的《纽约新闻周报》（New York Weekly Journal）创刊号发表。《纽约新闻周报》因批评谴责政府而被指控是“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和恶毒谩骂，试图煽动反政府情绪”，另一方面，政府命令首席法官德兰西对曾哥提出起诉。1734年11月17日，曾格以“煽动闹事”的罪名被捕。1735年8月4日，审讯开始。出庭为曾格辩护的是著名的安德鲁·汉密尔顿律师，他在法庭上雄辩的辩护，不仅使曾格免受牢狱之灾，而且也为美国人赢得了新闻自由。人民对曾格和汉密尔顿所作的努力感到欢欣鼓舞，曾格事件不仅影响了有关的法律裁决，它更大程度上是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定势。它为美国未来的历史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对政府官员进行批评是新闻自由的主要支柱之一④。1735年以后，殖民地法庭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煽动性诽谤罪审判印刷和出版商的案例。曾格事件在美国新闻自由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第一修正案 1775–1783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独立运动中，新闻界对革命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阿特休尔用一个词概况其特点：“人民之声”。这是美国历史上新闻界第一次展示自己势不可挡的力量。如果说报刊塑造了美国革命，美国革命也促进了报刊的发展。日益壮大起来的新闻界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社会角色而骄傲。革命成了制度改革的催化剂，再下一步，新闻自由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便从思想领域转向了制度领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国会于1791 年制定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申愿的权利。”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它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被美国新闻界奉为圣经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它的制定是一个伟大而有远见的举措。其禁止国会颁行任何剥夺言论及出版自由的法律条款，给了言论及出版自由相当大的自由空间。然而，实际中对它的执行却是个很大的问题。就在《第一修正案》颁布实施后不到7 年，美国国会自己就制订了明显有悖于修正案精神、被后人视为言论自由大敌的《反煽动法》。在《反煽动法》颁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间谍法》出笼的118 年漫长历史中，美国极少出现涉及《第一修正案》的诉讼，尽管新闻自由经常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干预。直到20 世纪，特别是20 世纪下半叶，《第一修正案》才被各界认真对待，并逐渐显露出强大的威力，导致政府或立法机构在影响或控制舆论方面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五）《煽动法》

《煽动法》的出台是由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双方攻击的敌对情绪所致。为了制止双方的敌对情绪，国会分别通过了《外侨法》和《煽动法》。《煽动法》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约束反联邦党人在新闻界的代言人。联邦党人滥用新法律，使美国的新闻自由受到严重威胁。

尽管《煽动法》为联邦党人压制反联邦党人找到了法律的借口，使美国的新闻自由几乎陷入倒退的境地，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煽动法》是美国新闻自由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表面上看，该项法律并未取消人们对政府的批评权利，只是试图约束为了败坏政府官员形象而发表的恶意中伤的言论。从深层次看，《煽动法》有两点应该载入史册：一是联邦党人政治上的失败标志着媒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中立”的原则逐渐为各大媒体所接受，他们不参与或较少卷入党派之争，新闻界在《煽动法》这个事件中似乎意识到民意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二是两大政党利用报纸相互攻击，揭露政治的不公一面，这进一步确立了媒体在保障自由、监督政府方面的法律地位⑤。

二、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

在美国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技术，并自称拥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体系的国家里，人们所接受的信息数量之大、速度之快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媒体这一传播巨量信息的工具与载体，联结社会各政治、经济集团——包括政府与民众、商业集团与消费大众的传播媒介，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担任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美国媒体为自己界定的形象和职责中，媒体的天职是追求并传播事实，不怕得罪任何人或任何集团。美国新闻界常常标榜自己是如何勇猛、独立、公正地捍卫大众利益的。但事实呢？美国媒体本身也是一个行业，需要以获取利润为生存条件，也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标。他获取的利润只有少量直接来自报纸杂志的销售，绝大部分则来自拌在新闻中送到大众手中、耳中或眼前的广告收益。如果不是引文媒体宣称它能为大众提供信息和新闻，能对政府及各大公司、财团进行监督和揭露，大众没有理由需要它，媒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而赚钱这一目的使媒体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上都保持它的独立与公正。因此，我们在看待美国新闻自由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它的双重目的性，认识到它在为公众服务的同时，也有赚钱的必要和欲望。以下就从美国媒体与大众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财团的关系、美国媒体的兼并与垄断这四个方面简述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

（一）美国媒体与大众的关系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新闻信息数量之多、来源之广、传播工具的品种之繁杂、使美国民众时时处在“信息爆炸”的环境里，各个媒介为了生存，赢得收视率、发行量和收听率，以各种各样的新闻内容吸引受众眼球，其中不乏充满了煽情、暴力、娱乐、危机、政界丑闻等内容，各媒体为了争取受众，竞相将新闻炒作得有声有色，媒介所传播的新闻越来越肤浅，质量急剧下降，“垃圾食品新闻”成了各个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在商业化竞争的驱动下，媒体们争相满足受众的需求，而他们自己则在竞争中迷失了方向，不在了解观众何时会对无休止的重复内容失去兴趣。普利策曾说过：“一个冷嘲热讽、商业性强、哗众取宠的媒体会在一定时间内创造一群和它自己一样低级趣味的民众”。新闻应该是有趣的、重要的。它除了追随受众的兴趣爱好，反应每时每刻社会、生活的变化，提供可以让受众利用、陶冶情操的新闻。更重要的是——领导受众，新闻不仅应该被动地告诉受众他们所想知道的，还必须主动告诉他们所应该知道的——或者说，编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的。媒体对社会和世界的不仅是简单的、有选择的反映了，它也在不停的塑造着这个社会，加深一些观念，崇扬一些行为，同时摒弃另一些。

（二）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历来错综复杂：一方面，媒体作为一种行业，它所给予大众的产品是信息，是新闻。他有职责和义务为公众监督政府、报道政府决策、并揭露决策阶层可能发生的不轨行为，以便他们在选举时作出明智的选择。例如“水门事件”便是美国媒体对政府起监督作用的经典案例，它向美国人民证明了监督政府滥用权势的决心。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媒体来宣扬自己的政策，赢得民心。政客们需要通过媒体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以赢得选票，或通过媒体散布于竞争对手不利的消息、传闻或谣言。媒体作为政府的喉舌，每天都转发者政府发布的大量新闻，这些消息引导新闻的走向，有些新闻来自官方发布，有些则通过“泄露消息”的方式传播给媒体，而对这种“无名消息源”的运用对美国媒体来说已是见怪不怪，这也直接导致了大众对媒体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再者，虽说美国政府不对新闻界进行审查、审批，如无特殊理由，政府无权压制某条信息的发布。但这并不等于在美国新闻不受检查。只有在国家或人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政府才可以公然制约媒体。当然，这种权利也有被滥用的时候——一些令政府难堪的信息可以贴上危害国家安全的标签。虽然政府不能明目张胆的实行舆论封杀，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舆论控制。有时候，政府的政策法规对媒体有制约作用，初衷是为了保证媒体的清洁性、公正性和独立性，但是实践证明，政府也可以以此来要挟媒体，限制媒体的发展规模和利润限度。最后，新闻界人士和政府要员关系密切。例如，美国ABC著名“夜线”节目主持人泰德·考波最好的朋友——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威廉·塞发尔曾是尼克松的特别助理和演说词撰稿人、ABC“20/20”节目主持人之一黛安·梭耶尔为尼克松做了八年的助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美国越战时期的国防部长，就曾是《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之一，而美国几大电视网董事会里的前国务卿、最高检察官更是随处可见。这些例子表明，新闻媒体与政界紧密相连，这是由于双方工作需要和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三）美国媒体与财团的关系

媒体所监督的各经济利益集团正是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的主要利润来源便是这些集团所做的广告。如果说政府只能对媒体起间接的管理制约作用的话，这些财团却直接操纵着媒体的钱袋。媒体自身的各种运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获得利润。他们本来就是经济利益集团，且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为巨型财团所拥有、操纵。这样的关系使媒体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站在独立、公正的立场上起监督作用，而财团内以谋取最高利润为目标的运营方式又直接影响了新闻的制作，乃至性质和质量。虽然媒体自誉为消费者利益的“看家狗”，但是在大财团和广告的制约下，新闻内容的选取常常向着有利于财团利益的方向倾斜，或新闻本身就是某个财团的“公关广告”，而媒体为了赚得更多的广告，获取更多的利益，不得不制作大量“快餐新闻”吸引受众。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对新闻界的生产经营起着恶性循环的催促作用。

（四）美国媒体的兼并与垄断

与其他行业一样，媒体机构竞相兼并的唯一原因与经济利益有关，包括生存和获利。媒体兼并的后果是：媒体机构的个数越来越少，新闻内容越来越雷同，新闻缺乏多样性，媒体的种类与数量越来越少，媒体的声音越来越单调，媒体为大众所提供的视野也越来越窄，媒体的发声权主要集中在巨型媒体财团的手中，他们的声音代表了美国整个新闻界，压制着小型媒体发出不同的声音，严重阻碍了新闻自由。

美国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是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由以下4个信条构成：（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来自公众的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知情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应真理；（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新闻是不自由的，由于金钱，权势等各种原因，新闻媒体往往会左右摇摆，宁愿牺牲受众，牺牲媒介的自律精神和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去追逐利益最大化，权利最大化。可见，这种行为违背了新闻自由的核心要求。

参考文献

①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

②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The Role of the News Madia in Human Affairs，Longman Inc.(1984)③谢岳著《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Harold L.Nelson,“Seditious Libel in Colonial America，”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Ⅲ(APRIL 1959)⑤谢岳著《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专业：新闻与传播

姓名：石璐

学号：150588

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篇2

美国国父既然在宪法中提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那么言论自由定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通常来说, 言论自由的价值理论有以下几种:第一, 言论自由与真理理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真理又是不断发展的。对真理的认识与揭示依赖于人类集体的努力, 无论谁都不能断言他人的认知对于追求真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人人享有言论自由, 自由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观点或者质疑他人的观点, 对人类追求并不断促进真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 言论自由与社会民主理论。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美国宪法最初提出并保护的就是人们有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自由。只有不同的政治观点都能被自由地表达出来, 才能建设民主政治, 否则就是独裁。第三, 言论自由与个人自主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独立自主的本体的个人, 有自由决定自身一切事宜的权利, 其中包括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某种言论受到保护是因为对表意者本身有价值, 而非对他人有某种功用。

不过言论自由也有负面的影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普通大众发表的不仅包括批评政府的政治言论, 还包括恐吓、挑衅、泄露国家机密、低俗、仇恨、淫秽色情等各种类型的言论。而后者涉及的这些言论带来的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 当言论自由和其他社会基本权利发生矛盾时, 给言论自由权规定一定的限度, 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 “危险倾向原则”、“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平衡原则”和“绝对原则与行动原则”, 这些原则的先后制定就是要界定哪些言论自由是不受宪法保障的。

二、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影响

在美国, 新闻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势力”, 享有“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政府在和平时期不得对媒体实施新闻检查。这项基本权利具体内容使美国媒体享有:采访新闻的自由;传递新闻的自由;发布新闻的自由;意见批评的自由。美国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的权利有着如下重要的意义:

其一, 保障普通大众的知情权。普通大众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拥有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而这种知情权得以保障的前提是新闻媒体拥有自由报道的权利, 即拥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否则, 人民的知情权只是空谈。

其二, 给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提供表达平台。人民自由表达自己言论有两种方式:街头发言者模式 (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 和基于媒介的表达模式。[1]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通过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更具有效性, 媒体于是成为人民表达自由言论的最主要的载体。因此, 只有保障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才可能实现。

其三, 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体的“看门狗”的作用。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媒体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当然这一作用也是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

新闻自由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也有着一些负面影响。例如, 自由报道权与隐私权之争。一味强调自由报道权利会导致侵犯他人隐私权的结果。再如, 长期以来被热议的新闻道德问题。该问题就是源自一些新闻从业者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以不道德的方式获得新闻, 或者报道失实新闻等行为。要使新闻自由成为真正积极意义的自由, 需要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道德约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需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政策进行规范, 最大限度地降低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

三、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之一:新闻自由使人民的言论自由成为可能。但是那是理想状态下的情景, 现实远非那么简单。因为新闻自由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也会波及言论自由的实现。

(一) 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1)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1)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早在1934年, 美国国会通过《联邦通讯法》 (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 , 要求成立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法案授权FCC制定行业规则并行使执法权力。该联邦机构掌握着电台经营许可证, 用来向公司或个人发放。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或个人才能建造和经营广播电台。要获得许可证, 必须符合FCC制定的各种要求。如果经营过程中违章, FCC可随时吊销执照。因为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 这些规则的解释权也归政府。因此, 媒体的新闻自由会受到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或其他法律手段的诸多限制。2) 美国政府在战时或特殊时期会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海湾战争期间以及911事件后都对新闻进行了管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美国宣战一周后, 威尔逊总统就授意成立公共资讯委员会, 用以发布关于战争的消息, 以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这是美国首次从政府最高层主动建立信息协调机构, 而不是被动地通过制裁行动去限制不当言论的传播。与此同时, 限制性的法律也逐步出台。国会在1917年6月15日通过了旨在防止破坏行动和向敌人泄密的《反间谍法》, 并经总统批准实施。这部法律规定了美国历史上涉及新闻或言论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该法案还授权邮政总局局长宣布, 违反该法案相关规定的信件传单报纸小册子书籍等材料, 一律不得邮寄。[2]通过这些措施,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 用以防止媒体报道不利于政府的言论或消息。3) 美国政府作为媒体最主要的消息渠道, 可以通过把想要公开的信息提供给信赖的媒体来左右媒体报道的内容。例如, 伊拉克战争期间, 随军记者被分成若干类, 不支持战争的多数记者得不到特许证, 无法接近前线, 只能报道军事行动的前期或后勤活动;真正能在前线采访的只有CNN和FOX的记者。在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上, 美国主流媒体播出的多是经过过滤的有利于政府的消息。[3]当然美国政府对消息的过滤不只是在战争期间, 和平时期亦是如此, 实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美国政府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来限制新闻自由, 杜绝不利于政府或者影响社会秩序的新闻或言论被报道出来, 从而维护其统治秩序。

(2) 垄断媒体集团对新闻自由的影响。现在, 六家媒体巨头 (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斯尼, 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控制了美国90%的报纸、电视和电台。这些媒体巨头拥有巨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决定报道什么新闻, 凡影响集团利益的新闻一概不予报道。例如, 有关集团黑幕的新闻;生意合作集团的负面新闻;一些可能引起政府不满的政治敏感新闻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能自由地充当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平台, 也就很难起到监督政府作用。

(3) 媒体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对新闻自由的影响。追求商业利润是媒体的主要目的。媒体只有不断赢利才能生存下去。为了赢利, 媒体必然千方百计地提高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销售量, 提高网络的点击率。为此, 就要迎合读者、听众、观众或网民的口味, 就要取悦广告商等等。显然, 当赢利成为媒体的一个重要目标, “客观”、“中立”、“超然”等媒体的价值必然就要被放弃, 去屈从于获得各种经济利益的目的, 媒体的新闻自由也就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毋庸置疑,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媒介或平台, 所以当媒体新闻的自由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后, 牺牲的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利。

(二) 新闻媒体的“双重身份”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既然新闻自由属于新闻媒体的权利, 而言论自由又是普通大众也是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利。分析一下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和论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局限性。

(1) 作为“发言者”的媒体。如果把媒体看成一个个体, 它也可以成为发言者。按照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 媒体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当作为发言者的新闻媒体和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 那么宪法赋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可以使媒体有权拒绝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要求,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2) 作为“媒介”的媒体和普通大众的“接近权”。作为“媒介”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媒介。它不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其作用就是为大众发表不同的观点提供平台。从这个角度讲,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如伴随着媒体技术和产业迅速发展, 普通公民却在失去对媒体的“接近权”。……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而伴随这一趋势的, 是媒体不再是人民观点的代言和中介,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1]

换句话说, 媒体尽管还是普通大众发表言论的媒介平台, 但是随着其自身力量的壮大, 它越来越倾向于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从而也让普通大众渐渐失去了对媒体的“接近权”, 失去利用媒体发表自由言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 媒体的新闻自由不但没能保证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反而成为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一个障碍。

(三) 网络媒体新特征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媒体, 有着自己的特征, 其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也不同于传统媒体。

(在Reno案中) 斯蒂文法官列举了因特网这种大众媒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总结一下有四点:一是极易接近 (access) 。二是内容丰富多样。三是浏览的直接性 (straightforward) 和主动性。四是因特网的去中心化或分散化。因特网上, 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分散地储存在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网民的个人电脑上。因此, “互联网上不存在一个可以屏蔽个人网站或服务的中心”。[1]

与广播、有线电视或报纸等存在或拥有一个或一些控制和垄断中心的媒体相比,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空间。

不过互联网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平台。莱斯格在他极负盛名的《代码》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互联网在本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在莱斯格看来, “可规制性” (regulability) 是因特网的本质属性。因特网作为媒介在技术上具有极高的可塑性。莱斯格指出, 直接针对内容进行管制虽然粗暴, 但是普通大众至少知道言论自由在什么时候被剥夺了。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过滤则可能使普通大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并未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首先, 作为媒体的网络本身不是自由的。它在其所属的媒体集团控制之中, 其所属的媒体集团又被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加以管制。本身不自由的网络自然不能自由地发布任何想发布的信息或言论。其次, 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若要借助网络这个媒介发表自己的言论就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网络本身的不自由对普通大众自由言论的影响。二是网络媒体因为维护其新闻自由权利对普通大众发表不同言论时施加的干预。

政府是互联网背后无形的手, 网络媒体所属的垄断集团也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网络媒体作为媒介, 为维护其新闻自由, 当普通大众所发表的言论影响到网络媒体利益时, 它也会限制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因此, 普通大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还是在政府或媒体垄断集团以及网络媒体的掌控之中。

四、结论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基本权利。两者之间有着诸多联系。本文论证的是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新闻自由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的权利;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当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的时候, 它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鉴于媒体的双重身份, 媒体的新闻自由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

普通大众言论自由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作为街头发言者。二是借助媒体这一媒介。第一种方式实施起来较为简单, 普通大众可以站在街角对来往行人发表自己的言论, 但是这种方式如果不经过媒体大规模报道影响甚微。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第二种方式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途径。媒体享有新闻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就成为保障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权利, 普通大众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发表自由言论的说法就成为空谈。

(二) 新闻自由的权利赋予媒体限制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力

随着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而新闻自由的权利也使媒体发表自己独立观点变得顺理成章。当普通大众言论与媒体观点不一致, 或者其言论会影响到媒体的利益时, 媒体就会以新闻自由为理由, 拒绝发表其言论,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总之,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扩大其积极一面、消除其消极一面应该是走向真正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唯一选择, 但是鉴于各方面的制约因素, 美国这样一个自以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也许, 新闻和言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既成事实, 还不如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是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侵犯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和新闻自由 (freedom of press) 。新闻自由一般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 即新闻媒体有决定出版或者发表哪些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这一特殊主体的言论自由, 它是一个从属于言论自由的概念或分支。”[1]“当人们笼统地谈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时,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更多的是把新闻自由视作一个从属于或被包含于言论自由的概念, 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张力甚至冲突。”[1]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阐述美国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摘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美国人民的两项基本权利。本文论述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负面影响, 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作用。进一步从新闻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角度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指出让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积极的影响得到保障, 让消极影响得到限制, 是各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街头发言者,媒介

参考文献

[1]左亦鲁.“基于媒介”模式——大众传播时代的美国言论自由[J].北大法律评论, 2012, 13 (2) :338, 339, 345-346, 371-372.

[2]辜晓进.美国传媒体制[M].南方日报出版社, 第35页.

[3]秦洪良.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性[J].红旗文摘, 2006 (3) :36.

[4]陈朝霞, 王永亮.“美国新闻自由的实质与我们的应对思路”[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3:61-64.

[5]刘国明.“关于美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 2004 (3) :155-158.

[6]时飞.“言论自由、媒介技术与宪法抗辩”[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10:36-43.

[7]王积龙.“透过战争看美国新闻自由的堕落——从越战到海湾战争剖析”[J].新闻知识, 2003 (5) :8-11.

美国:挟新闻自由以令诸国? 篇3

某种意义上,《丹尼尔.珀尔新闻自由法案》是给一个8岁美国男孩的生日礼物。

2010年5月17日,星期一,亚当.珀尔跟妈妈、爷爷奶奶和姑姑一家人前往白宫,他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右手边,目睹总统签署以自己父亲名字命名的新法律——《丹尼尔.珀尔新闻自由法案》。除了一个新法律,奥巴马还送给男孩一个溜溜球。

亚当.珀尔从没有见过爸爸。

生于死之后

在9.11袭击之后第二天,分别供职于法国国家广播台和《华尔街日报》的玛丽安同丈夫丹尼尔.珀尔乘飞机到达伊斯兰堡,丹尼尔.珀尔是《华尔街日报》南亚区主管。美国对阿富汗的报复行动很快就要展开,蜂拥而至的上千各国记者挤满了伊斯兰堡的宾馆和民居。

2001年10月7日美军轰炸开始。

战后作为少数没有撤离的记者,珀尔夫妇转到卡拉奇,调查 “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雷德(Richard Reid)与基地组织联系的新闻线索。2002年1月,玛丽安的孕期进展到第五个月,隆起的腹部已经不适合待在阿富汗,于是夫妻俩决定1月24日转道迪拜回国。

23日中午丹尼尔返回驻地,玛丽安向他抱怨呆在炎热的伊斯兰堡总是出汗,弄的身上臭哄哄的。丹尼尔陪妻子一起躺在床上休息,他说起好了儿子的名字,叫亚当。

下午出门,两人预约的采访车都说来不了。这时玛丽安并没有不好的预感。

下午玛丽安结束采访,在超市买菜。丹尼打电话来说路上堵车大概九点才能回去。这时玛丽安也完全不知道这将是最后的通话。

很快,丹尼尔.珀尔确认失踪。绑匪发来邮件宣称:巴基斯坦复国运动组织捕获了美国中情局特工丹尼尔.珀尔。邮件里还附上了几张丹尼尔被枪指着头部却仍微笑的照片。

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与巴基斯坦交涉,CIA也表示愿意公开声明丹尼尔不是特工,情报部门对绑匪一伙账户和通讯的追踪也有进展。但来不及了。美国政府回绝了绑匪最后的24小时通牒,玛丽安知道丈夫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当地时间2月21日夜间,一名卡拉奇当地记者送来了一台报纸包裹的便携录像机:丹尼尔先被一把尖刀快速割开喉管,失血死亡,后被人斩首。悲痛欲绝的玛丽安返回美国,3个月后生下儿子亚当,后来母子居住在巴黎。

2003年法国人伯纳德.亨利.李维写出了《谁杀死了丹尼尔.珀尔》一书,用一年时间,按照丹尼尔的足迹串连起他在卡拉奇采访到被杀害的全程,甚至去到他被杀害的那间农场破屋。2006年HBO的纪录片和2007年派拉蒙公司出品的《坚强的心》(A Mighty Heart)都是关于丹尼尔.珀尔事件的作品,《坚强的心》中安吉丽娜.朱莉为扮演玛丽安,与珀尔家庭接触了5年时间。

为了给愤怒的舆论一个交代,巴基斯坦警方当年内迅速地逮捕了4名嫌疑犯,其中一人最终认罪。直到2009年事情峰回路转,一个关塔纳摩的囚犯供认曾策划诱捕与杀害丹尼尔.珀尔。

真正有分量的变革,从丹尼尔.珀尔遇难时启动。坐落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等一些旨在保障记者权利和促进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动起来,藉由丹尼尔之死造成的舆论环境,推动国内立法。

在听闻珀尔死讯之后,2002年2月22日,身在北京的布什总统及夫人公开评论:“这样的罪行只会减损施害者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加深美国为世界人民消除这些恐怖行动代理人的决心。”

2002年7月17日,珀尔的父亲在儿子工作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化悲剧为机遇》的致巴基斯坦人民的公开信,结尾处,他表示自己和家人接收到了来自全社会的信件、捐款和创意,成立了“丹尼尔.珀尔基金会”来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促进世界的了解与和平。

基金会后来还专门设立了“丹尼尔.珀尔新闻奖”、旨在培养新闻专业新鲜血液的奖学金和实习项目,在促进记者权益和鼓励挑战社会黑暗面的调查报道上,收获了极大的声誉。

丹尼尔.珀尔,已经在8年后的今天成为了国际新闻媒体在提及记者和新闻自由时,最经常使用的意象;更在每年的记者节里被永久地致以敬意。

珀尔的家人,逐渐变成了促进交流的“大使”往来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杀害珀尔的凶手,早已不止是那个持刀的男人,而推进到恐怖分子,进而是宗教极端主义者,进而是对自由的压迫者、一切腐朽和残暴的力量。关于惩治凶手的呼声,也逐渐演变为要求推广和保障新闻自由乃至一切自由的诉求。

所以,2009年2月美国联邦众议员亚当.希夫致电珀尔的父母,问是否可以用他们儿子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新闻自由法案时,他们积极地表示了同意。

一帆风顺的立法过程

一共14个月的立法过程,相对于耗费50年时间的医疗保障法案修改,显然可以算是受到了“宠爱”。

2009年3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反恐重点扩至巴基斯坦的新战略背景下,负责法案推动工作的亚当.希夫在2009年3月1日,依照美国立法程序,联合国会新闻自由党团联席主席麦克.潘思一同向第111期国会提出了“丹尼尔.珀尔新闻自由法案”,法案编号H.R.1861,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调查和公开各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并给予在国外采访的新闻媒体和个人以安全保护和经费支持,保障他们的安全、促进他们工作的开展。

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审议法案并进行讨论后,提出了较多修改意见,决定将原法案更改为编号H.R.3714的新法,来囊括所有修正。

H.R.3714将原来的提议上升了一个量级,正式授权和资助美国国务院在国外开展调查工作,确认哪些国家违反了新闻自由原则,认定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参与、提供便利或容忍这些侵犯行为,并在每年的《世界人权报告》中点名批评。

2009年10月1日,亚当.希夫将这个修改后的H.R.3714提交国会审议,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联合审议之后10月16日提起众议院投票,以403票赞成,12票反对,19票弃权的结果顺利通过。

参议院的立法工作由康涅狄格州参议员66岁的克里斯托夫.陶德接手,他的工作做得更漂亮,在参议院编号S.1739的同一法案,2009年11月17日提案,2010年4月29全票通过。

3位民主党人外加1位民主党总统,完成了这个即便对于美国也略显激进的新闻自由保护法案。

2010年5月第三个星期一的上午,奥巴马专门解释了法案的意义:“这个法律以庄严的方式,使我们明确地站在新闻自由这一边。那些压制言论自由的国家,将会因为他们对媒体的行动而受惩罚。”

挟新闻自由以令诸国?

现在就可以确定美国明年的《人权报告》将非常精彩,世界上80%的国家都可以在报告的不同栏目里榜上有名。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人锱铢必较地进行调查,那么全球只有一个国家能勉强算是楷模,那就是冰岛。这个小国在经济危机后别出心裁地通过国家立法,将自己打造成完全开放透明的“新闻天堂”,吸引全球各种媒体和民权组织前往注册和投资。

法案的实效是另一个很尴尬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被强制要求在预算中巧妙安排出很大一笔经费,用于调查世界各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同时给予新闻机构支持和保护。《人权报告》除了造势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而且年年都有已不稀奇,即便有些国家被点名,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按图索骥对名单上每个国家挨个发动“正义的战争”。

而另一方面,倘若新闻机构前往危险的战地或者政治环境严苛的国家采访,租车吃饭都是美国政府给报销,恐怕在CIA站出来发表声明说哪个记者“真的不是美国间谍”的时候人们就更难以相信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的一个新闻自由法案目的何在呢?有说法认为这是美国价值输出和企图用更曲折巧妙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全球利益,这不全是捕风捉影。

2009年的数据已经表明,伊拉克战争有超过100名记者死亡,频繁的绑架,使记者在危险区域内的活动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负面羁绊。可以理解,美国从事国际新闻的记者人数最多,在各地也因为国籍而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伤害,美国政府需要出台这样的一个法案来保护自己的记者。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表明对世界各国新闻自由的支持,美国通过国内立法行为确认了新闻记者活动的正义性,从而为国家相应侦查、解救、惩罚行为建立了一个合法性基础。而这种考虑,正与奥巴马上台后“巧实力”的新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在参议院主推这项法案的陶德参议员本人的网页上,将这个法案直接归类于“美国价值”立法栏目下,认为新闻自由一直都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价值的组成部分。

《外交》杂志2010年第一期封面故事《卡特综合征》的作者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会出现人格分裂,时而是冷血的现实主义者,时而又是心软的理想主义者。虽然总体上他信守保守的杰斐逊主义,尽可能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好专心于国内改革,但作为纯正的民主党人,奥巴马又不可能放弃信仰的美国价值。

矛盾之下,法案最后很可能是盛名难副,但需要肯定的是,即便法案目的并不单纯,对记者人身安全和新闻自由的强有力保护,却是非常必须和迫切的。

2009年,菲律宾发生政治屠杀共有57人被杀害,其中33人是记者。2010年,就在《丹尼尔.珀尔新闻自由法案》签署前,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讲述了俄罗斯记者的揭黑血泪史,32名记者已经死于报道这个国家的腐败和组织犯罪。

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篇4

新闻自由的反思与想像:对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视域下的新闻自由观的解构

环顾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已俨然成为维持社会宪政民主体系、调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社会公器之一.而新闻自由也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推崇,犹如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的理念诞生至今已有三百余年,但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和内涵却是杂家百言,莫衷一是.从自由主义新闻自由理论到社会责任理论,新闻自由均被透视为一个关于权利的问题而加以讨论.及至当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权利优先论成为对权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流话语.本文尝试对权利优先论诞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梳理权利优先论的论证逻辑,指出权利优先论的去道德化要求和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作 者：施勇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广州,510006刊 名：东南传播英文刊名：SOUTHEAST COMMUNICATION年，卷(期)：2009“”(12)分类号：G22关键词：新闻自由 权利优先论 自我 自由主义

美国自由行作文800字 篇5

六月二十七日的早上就要开始登机了.在头一天晚上我极为兴奋因此我准备提前倒时差.到了六月二十七日的早上虽然熬了夜但是依然精神投手兴致勃勃的来到了成都双流机场.在那里我东看看西看看找同学和老师我首先看到了沈力,当时他在埋头写东西我一听得知是以免行李掉了的挂牌.我也急冲冲的去向老是要.几小时过去了要登机了领队的张老师对我们说去美国的飞机会豪华的令我们惊讶,看到了飞机的却是令我惊讶,只不过是小的令我惊讶,我心想“如此小的飞机能飞到地球对面的美国去吗?我的心中一直在打问号.”上了飞机在一看和普通的飞机没什么两样吗!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难道这就是领队张老师说的豪华飞机吗?我一问才知我们要转机的,这是往香港的不是飞往美国的.我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飞机起飞了我一头栽下去就睡着了,几小时过去了飞机降落了,沈力拍了拍我的背.我昏沉沉的睁开了双眼问到“降落了?”“是的沈力回答我.”睡了一觉起来,我精神抖擞就如同喝了五杯咖啡一想马上就要坐豪华飞机了我的小电脑开始乱想起来是不是有电视还是有电脑或者是可以听音乐......我一下只打消了这些想法想上了飞机不就知道了吗!在登机前我看到飞机是大型的新飞机;登机后我看到娱乐设备是一人一个的一种象电脑但不是电脑的东西从我上了飞机后我一直在玩这个冒牌货电脑中的一个游戏我和沈力高诗浩以及丘菡把这个游戏叫做冒牌货的老虎机的电脑猴子版,一直在玩的我兴奋到了极点.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来了我们也下了飞机我们坐着大巴,坐着大巴的路上老师说开始宣布谁跟谁一起住当宣布到我时我格外紧张因为前面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而我英语不好岂不是成了聋子和哑巴了老师说了我也听到了我开始埋怨老天爷不长眼让我成了一个聋子和哑巴了,为什么不让我的翻译机——沈力和我一个家呢?没法都安排好了,我开始了我的美国之旅.

我的那个家庭里有四个哥哥,其中有三个比我只大不到三个月.最大的一个哥哥叫Owen;老二叫Jared;老三和老四是双胞胎分别叫Ethan和Nick我到那是六月二十八日,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是节假日无上课安排我在二十八日品尝了一下他们的鸡蛋和炸牛肉我认为有天壤之别他们的炸牛肉很好吃可是鸡蛋然我觉得心中有些恶心我吃完饭得知阿姨叫Debbie,叔叔叫Raja是一个黑人,有一条高大的猎狗叫Nemo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尖尖的耳朵,久而洪亮的声音,脖子上有一块绿色的三角形的口布,屁股上有短短的毛茸茸的尾巴身体是黄色的极为听话但很调皮跑得很快连我都追不上.Holiday是一只类是于加菲的大肥猫,尾巴高跷胡子垂下来眼睛发亮,但重来不追老鼠.星期一至星期四我上午去学校学英语,中午出去玩下午呆在家中星期一和星期二Ethan要去学小提琴星期三和星期四Nick要去学游运.星期五是他们的国庆节我们去了它们的朋友家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吃着烤肉舔着冰淇淋还遇到了一个荷兰人,吃完饭后我们去打橄榄球我一跳就接住了球,我东一闪西一绕的突破了重围......很快一星期就过去了要说再见了.我开始了游戏之旅

我们去了好莱坞的环球旅程里面我只能用不要命来行容迪斯尼就不要说了.最后一天我们去了美国的火焰山也是赌博者的天堂娱乐的圣地,我们在那住了这次旅行中最好的酒店以致于第二天我们一个房间的人都睡过头了一次旅行就这样过去了又开始了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之旅了.

谈新闻自由 篇6

李泳 新闻2班 35号 什么是新闻自由？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但是在中国，新闻是否真的可以做到自由？

我们可以看下在中国新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2010年4月17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4月11日编发在该版的历史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而遭停职处理，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

●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香港《苹果日报》周三报道，中国政府禁止该报采访报道上海世博会。报道称，世博会开幕在即，当局对该报的10多份采访申请依然还未做出决定。中国当局已多次拒绝发给该报记者报道大陆举办活动的许可证。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该报实际上也被排除在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该报有2名记者获得报道许可证，但其中一名在入境时先是被拒，后来才被允许入境。（美联社）

●张宏，是位于北京市的《经济观察报》网站的副主编，由于他联合了13家媒体共同发表社论，呼吁改变中国户籍制度，而被开除。这是一次警告，它预示着敢于质问国家政策的媒体人将受到惩罚。（纽约时报）

●《财经》主编胡舒立，2009年11月9日从《财经》杂志辞职。原因是胡舒立任《财经》杂志主编11年期间，秉笔直书，触动利益集团，指出阻止经济改革的瓶颈，而且，《财经》的独家报道加速了中国一些臭名昭著罪犯的落网。（时代周刊）

●前高校教师四川异议人士左晓环因参与维权行动和不定期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本周一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被抄走电脑等物品。（RFA）●因为中国作协指责重庆媒体报道作协在重庆开会期间豪华铺张，与事实“不符”，因应行政压力，《重庆时报》和《华西都市报》先后“被道歉”，相关记者被解聘。（Facebook）●师涛，中国新闻记者、诗人、作家，因为通过雅虎发了一封政府文件给海外网站，2005年，被政府控以“窃露国家机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现正服刑中。（维基百科）看着这些追求新闻自由的人们，其下场都不是好下场。因为危及到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有言不能发。中国的报纸媒体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稍有较为偏激或者言论过于自由的文章发表都会受到打压，甚至是严重处理与此相关的一部分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先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话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拥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以及美国在各方面都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

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 篇7

一个激进的网络媒体

从“维基解密”网站的定位和目标来看, 它把自己当做一个全球的“看门狗”媒体。美国学者班耐特认为“看门狗记者”就是:由新闻媒体独立地检视政府、商业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的行为, 其目的是为了记录、质疑以及调查这些机构的行为活动, 并最终为公民以及政府官员及时提供公众所关心问题的信息。“维基解密”自创办以来就一直履行着“看门狗记者“的角色, 只不过它揭露的对象是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行为, 其揭秘范围波及全世界: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前, 该网站曝光该国政府高层的腐败证据;2008年, 该网站发布了瑞士银行机密文件, 同一年还发布了基督教科学会的内部教义手册, 揭露了部分基督教科学会骗人敛财的内幕;2009年, 该网站还公布了1000余封英格兰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所的邮件, 揭露气候学家擅自更改气候数据以证明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 (2)

从其解密的方式和内容来看, 该网站是一个激进的网络媒体。研究激进媒体的美国学者唐宁指出, 激进媒介就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些小规模媒体, 对于霸权政策、主导团体的观点而言, 它们表达的是一种另类的视角”。在麦奎尔等五位学者的最新著作《媒介的规范理论:民主社会中的记者》一书中, 提出了媒介在民主社会中的四种规范性角色, 即监视角色、促进角色、激进角色、合作角色。媒介的监视角色主要指媒介收集、处理和传播当下各种事件的信息, 并对事件未来的发展提出预告。媒介的促进角色主要指记者审慎的实践活动是提升公众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 这意味着通过讨论和参与的方式让公众广泛参与媒体, 同时促进大众公民权的实现。媒介的合作角色就是媒体和政府合作, 尤其是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受到威胁时, 媒介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一般倾向于和政府合作, 如“9·11”之后的美国媒体。

激进媒体理论起源于媒介体制之外的社会和政治的目的, 它专注于揭露社会权力的滥用, 其目的是让社会公众注意到各种恶行、不平等以及潜在的变革。媒介的激进角色有别于媒介监视角色中偶尔对社会的批评, 它寻求的是对社会根本性的变革。从激进媒体理论来看, “维基解密”是一个典型的激进网络媒体, 首先, “维基解密”的创办者认为传统媒体已经成为政府的传声筒, 不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其次, 通过一些社会激进分子透露消息, 进行新闻揭秘;再次, “维基解密”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一个为公众服务的网站, 并没有盈利的目的。

“维基解密”引发的国家安全讨论

随着“维基解密”不断对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机密文件的曝光, 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指出, “维基解密”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尽管“维基解密”备受官方指责, 但它还是赢得了许多赞许, 一些学者援引“五角大楼文件案”来支持“维基解密”, 当年由《纽约时报》为首的一些媒体报道艾斯伯格泄密的越战机密文件, 在美国引发了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广泛讨论, 最终媒体在与美国政府的对抗中获得了胜利。正如一些学者所指, 现在如果要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维基解密”, 首先就要确定“维基解密”的媒体地位,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维基解密”是一个激进的网络媒体, 的确, “维基解密”就像传统媒体那样传达了事关公众利益的信息, 并且揭发了政府的一些失职行为, 履行了媒体“看门狗”的职能, 但是“维基解密”有一个比较弱的环节是它的“编辑判断”职能。美国新闻法学者贝萨森指出, 媒体的主要特征就是其“编辑判断”的运用, “编辑判断”由三个部分组成:1.自由独立地判断其公布的内容;2.对于受众而言这种判断是非个人化的判断;3.通过理性的努力来发布公共事务消息。从“维基解密”发布消息的过程来看, 主要是由阿桑奇背后那个看不见的团队来运作, 与传统媒体相比其“编辑判断”表现得非常弱。毫无疑问, “维基解密”通过自己勇敢的报道展示自己作为公民记者以及全球“看门狗”的力量, 但是“维基解密”要想获得像《纽约时报》那样的媒体地位, 它就得运用更加组织化的编辑判断来证实那些匿名传递的错误信息, 否则在报道一些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时, 就很难摆脱官方对它“不负责任”的指责。

“维基解密”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在网络时代美国政府处于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窘迫。正如学者林达所指在安全与自由之间, 美国始终处于一个两难的境遇。他指出, 对美国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利益, 真正能够让新闻自由让步的也是国家利益。 (3)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自“9·11”事件以来, 美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日益收缩, 在“9·11”事件之后的第六周, 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给予安全部门和法律部门许多新权力去调查和监视美国公民, 比如该法案缩减了联邦调查局获得搜查令的过程, 因为联邦调查局只有获得搜查令后才可以去窃听电话和调看上网记录, 过去一项法院命令只适用于调看一条记录, 现在一项法院命令可以调看所有记录。 (4)

从“维基解密”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 政府对“维基解密”损害国家安全的指责好像对该网站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压力, 反倒是几个人权组织的批评给它造成了压力。以大赦国际为首的五个国际人权组织在给“维基解密”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指出, 该网站应该注意保护那些为美军提供帮助的阿富汗人的安危, 塔利班的发言人也指出他们正在通过解密资料搜寻那些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 并准备严惩这些人。事后“维基解密”收回了已经贴出的一些资料并重新编辑。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 美国宪法法院就确立了一个新闻报道危及国家安全的标准, 即政府必须证明, 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 也就是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之灾, 否则, 就没有理由发出禁令, 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 (5) 如果大赦国际等几个人权组织所提供的情况变成现实, 那么“维基解密”就无法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来为其辩解, 因为该法令的原则是“公开不伤害”, 也就是说, 新闻信息可以公开, 但是不能立刻造成人员的伤亡或伤害。

此外, 从“维基解密”曝光的所有机密文件来看, 绝大部分文件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因此就有学者指出是不是美国在战争中的一些文件被过度保密了, 也有一些军队指挥官指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 美军的保密文件就成倍增加, 但是过度保密就等于什么也不保密。 (6) 总的来讲,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信息的传递可以轻易地超越国界, 为全球的网民所接收, 这也对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美国始终是要在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像美国的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所言“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 (7) 因为只有信息公开了, 政府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才能杜绝政府对人民的欺瞒;只有人民获得了充分的信息, 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才能去思考, 这样公民参与才不至于成为一句废话, 也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 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会被尽早纠正, 这样的国家, 它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

参考文献

[1][2]张哲、张丹彤:《维基解密:负责泄露一切》, 《南方周末》, 2010-08-11,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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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德鲁.查德威克[英]著, 任孟山译:《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华夏出版社, 2010年版, 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