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及新闻自由的思考（通用2篇）

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篇1

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

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读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对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及新闻自由的思考

——读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在遥远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已经开始自觉从事着不同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从上古时代充满神话色彩的结绳记事，到群雄逐鹿中原之时的烽火戏诸侯，再到历史步入大唐盛世，出现了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报纸和新闻评论。此后经过各朝各代漫长而曲折的变迁，中国历代最主流的新闻传播载体——报纸——于近代民族陷入生死存亡边缘之时，以革命先驱和舆论棋手的姿态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革命者力行救亡图存的主战场。然而，与新闻传播活动旺盛的生命力不相符的是，作为新闻传播行为和主体最重要的保障者和规范者，我国历史上相关新闻法律法规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一种沉闷而严酷的面貌，虽其中偶有波澜，但大多最终归于沉寂。

中国出现可称为新闻法制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已经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那个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无法遏制的时期，作为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肩负文化渗透重任的西方近代报业被大规模的引进封建统治下的中国。随着清政府一次次战争的惨败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华外报的影响范围由最初的沿海口岸慢慢深入内地大中型城市甚至京畿重地。“偶肇兵端，难免不曲直是非，荧惑视听。”至19世纪末，外报已经在支离破碎的中华大地上织起了一张大网，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有限的新闻资源和社会舆论。在这巨大的外来冲击之下，日益凋敝的民族报业渴望谋求翻身，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进步国人和有识之士要求夺回自己的话语权，洋务运动培养起的的留洋人才带回了先进手段和技术，几方形成合力，于是短短几年间，在受侵略最深的香港、上海、广州等地，一大批国人自办的新型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外报的强大的控制下不断努力突围。

然而，不论是代表资产阶级侵略者利益的外报还是代表国民呼声的新型进步报刊，由先进生产力带来的近代报业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根本对立的，根深蒂固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它所衍生的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绝对不会允许以平民作为传播对象的近代报业突破自己的统治界线。清王朝必须有所行

动，腐朽的政府敌视而谨慎的考量着局势，不断的调整着应对的策略。从“公车上书”为轰轰烈烈维新变法拉开序幕开始，到1901年继清政府宣布“新政”后一批专门法的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历史上首个新闻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进步报人与落后但负隅顽抗的封建王朝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斗争，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但不曾妥协。

这是中国报学史乃至新闻史上一页波澜壮阔的篇章，但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充满波折和坎坷的开始。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确立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新闻制度，三个月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他公然破坏新闻制度，大行专制之道，并制造了大量新闻界惨案；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头子继续以种种手段打击和扭曲自由新闻体制，迫害报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国民党“以党治国”方针的提出开启了新闻统制的黑暗时期，名义上的自由被实质上的专制挤到一边，从此党国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历史时期内建立的所谓制度都是一些怎样的新闻制度。根据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国民的言论自由首先受法律限制，其次受皇权制约；创立报刊创办注册制的同时增设缴纳保证金制度；报刊内容上不得涉及皇族内部事务和外交内政，后来更收紧为不议论“政治机密”。

北洋政府《报纸条例》中，创办报纸的条件增加为必须有警察官署认可和巨额保证金两条，从制度和经济上打压了报业发展；规定了报纸和广播实质上的事前审查制度；滥用军法迫害新闻界。

国民政府《出版条例规定》中确立了严格的登记审核制度，对于不利于政府的报刊不予以批准发行；明确规定禁载内容，并建立了一系列惩罚办法；赋予非常法特殊地位，甚至可以无视宪法的规定，是政府统治“法西斯化”的突出表现。

不必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借自由之名，专制之实，是整个近代中国新闻法律制度的根本特点。反思个中原因，前面提到的掌权者的旧式封建专制思想是一个方面，而更深刻的原因可能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找。

早在19世纪初的传教士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就最先向国人引进了西方新闻自由的概念。随着中国殖民化进程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寻觅救亡图存的道路，“新闻自由”的口号对于有着几千年“报禁”、“言禁”、“书禁”传统的封建王朝而言，无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一记重创，因而极大的振奋了他们的斗志和热情，纷纷化身报人，前赴后继的投身到以争夺话语权为手段与封建势力对抗的斗争中去，也许短暂性的取得过一些成果，但只流于表面，始终无法给予封建制度摧枯拉朽的打击，大多难逃被废除或破坏的命运。今天的我们赞扬先驱者的革命精神和为自由而献身的英雄气概，然而也必须正视，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而在各方面条件都截然不同的清末中国，一味的奉行“新闻自由”无非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

从历史上看，西方自古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上溯至古罗马时期，民众就会有意识的捍卫自己的表达权利不受侵犯，并将公开演讲和辩论视为极高的荣誉和能力。加之社会民族和宗教构成的相对多元化，使自中世纪以来无论来自教会或者政府的思想钳制都难以奏效。1644年诗人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中第一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理念，迅速成为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蒙昧主义的一面重要旗帜。美国1791年宪法第一条法案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明文规定更是使其成为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由此观之，“新闻自由”的概念在西方社会早已根深蒂固，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有着最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将“新闻自由”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实在是稳定统治和赢得民心的不二途径。再加上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之后，西方主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处于蓬勃的上升期，城市繁荣，市民素质显著提升，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空前强烈，此时建立一套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制度，对于提高民众的积极性、活跃社会氛围、最终刺激生产力发展等等都有着正面的推动力。

反观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代言人无疑是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先进”的，不如说是“激进”的。他们获得新思想的途径无外乎两种：出国留洋和接触西方著作。但西式教育和西式思想无法改变的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脱胎于封建士大夫阶层，血管里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他们的自身利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始终都是“贵族式的”，由此导致了他们一面渴望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试图以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改变国家岌岌可危的现状，另一方面，他们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面对“敌人”始终处于动摇和犹豫中。换言之，如果一个革命者的革命对象说到底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又会

有多少人愿意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在关键时刻软弱妥协也是情理之中，如早期的洋务运动倡导者李鸿章奕等人到后期成为保皇党领头人的康梁，都可算是这种“不彻底的革命者”。他们一味学习西方，不加甄别；未必看不懂国情，却心存侥幸；不触碰中心矛盾，试图转移重点；极易让步，极易满足。

除却领导者的不合格，近代中国也着实不具备建立以“新闻自由制度”的条件。首先，平民阶层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是最大的阻力。此时的中国一旦解除千百年来的“言禁”、交出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占封建社会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未经过滤的信息，丝毫没有分辨和抗干扰的能力，极易受影响而盲从，造成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其次，与西方近代大众报纸已经成为报业主流不同，中国的报业自古以来都是政府官报“一言堂”的局面，民间报纸发展缓慢，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从内容到资金都对官报极具依赖性，独立采写新闻的能力很差。简而言之，官报和私报处于完全失衡的竞争环境，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极端不对称，这种形势从根本上与开放新闻自由是违背的，如果以“新闻自由”为内核的新闻制度颁布实施，就意味着两种报纸必须开展竞争以争夺有限的受众市场和新闻资源，而私报失去了消息和资金来源，在竞争中毫无还手的余地，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会越发严重。

归根结底，像政治书上说的一样，所有脱离了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选择都最终会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近代的中国需要大换血，但首先要换的是根本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一面维持着腐朽的封建专制，一面大刀阔斧的改革着各项制度，还妄想能收到实效以曲线救国，委实愚蠢。试想，江山不保，民不聊生，千年基业即将沦为他人之手，却一人高呼要求拥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一人信誓旦旦承诺将以法律形式维护这一权利，于是双方言和，改革一路高歌猛进，未免都有些可笑了。这其中新闻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投射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随着民众话语意识和媒体自主意识的不断觉醒，“新闻自由”许多场合又被反复提及，越来越多来自民间和学界的声音发出了疑问：像我们这样一个兼具历史和现实双重重要地位的大国，翻边史书，居然自始至终没有一部专门的、健全的、科学的法律体系来规定新闻制度和维护新闻自由，这究竟是法律制定者的疏漏，还是干脆因为人民的权利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重视？更有愤青者，可能会以西方社会作为标尺，上纲上线到对政府对于媒体的绝对控

制权与媒体“喉舌论”的尴尬形象上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理性的学者和新闻业务资深实践者审慎的提醒我们注意考量：今天的国内外环境和民众素质是否已经乐观到能够保证，一旦开放“观点的自由市场”，信息和新闻的传播会在合理有序的轨道中运行？国内的新闻学界和法律学界是否已经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闻制度体系，既能充分维护个人和媒体自由表达的权利，又能保证主流舆论始终顺应政府的政治导向？毕竟，有着300多年“新闻自由”传统和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西方大国也从未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那我们不妨问自己一句，刚走过60多年历程的年轻的中国此刻所拥有的是成熟的条件和改革的魄力，抑或只是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决心？

读史可以明智。面对今时今日种种观点的摩擦和碰撞，我们若在其中迷失，不如静心重看历史，也许能受到些许警示。

2011年10月5日

新闻的自由及法制限制 篇2

瑞典制定世界上最早新闻出版自由和信息公开制度的《新闻出版自由法》可以追溯至两百多年前；上世纪60年代“水门事件”由本不引人关注演变为全球关注的政治事件，正是归功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连续深度报道；2003年“孙志刚案”最初由《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披露，随即三名高校博士联名上书建议人大常委会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审查，从而掀开了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前不久的“三聚氢胺事件”，新闻媒体的报道早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再一次有力地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新闻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种媒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其具备了对大众的文化政治教育功能，缓和了各种社会群体掌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通过信息的传播推进了民众对政治生活的民主参与。

新闻自由作为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源于各国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联邦德国基本法、日本现行宪法无一例外均将此条列于其中，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新闻自由的确立也极大满足了公民的另两项宪法性权利——知情权和参与权。尽管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中衍生而来，但是新闻自由始终与传媒和记者的职业身份紧密联系，在宪法性文件和信息传播领域专门法典赋予媒体新闻自由的权利的同时，英美法系的经典判例和大陆法系的专门性法律文件折射出权利和限制并举的倾向。我国虽然尚无新闻法出台，但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等一些法律文件中也不难看出力图将新闻工作自由和法制化的意图。

一、基于公民人格权的限制

公民除言论出版自由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外，还享有人格权这一基本权利。人格权指依法享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权利主体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人格权的专属性、绝对性都是由于其与权利主体密不可分而决定的。人格权涵盖了与人格利益有关的诸种权利，主要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新闻报道必然涉及公民的个人信息，新闻舆论的导向易于影响公众对当事人的评价，新闻图片往往包含着公民的肖像，尽管这些均由新闻媒介的性质决定，无法避免，但是新闻自由倘若没有边界，伴随着新闻报道自由的无限深入，那么必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的人格权益。

在新闻自由与公民人格权的博弈中，不得不提已被广泛采用的隐性采访。隐性采访作为一种不公开的采访，指记者隐瞒真实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隐性采访相比传统的显性采访，具备更强的客观性、真实性，在新闻实践中频频显现奇效。《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国内很多优秀的报纸均经常采取这种方式针砭时事。1971年和1974年连续两届的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均是隐性采访基础上创作出的新闻作品，但1979年评奖时，《芝加哥太阳时报》两名记者利用微型摄像头取得政府官吏的贪污行为的报道却因评委会最终“不赞成这种做法中包含的价值理念”的评定而落选。隐性采访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学的概念，而是属于新闻学和法学的交叉领域共同调整的，较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隐性采访的法律规定尚属空白。不能否认隐性采访推动了法制的进程，披露了许多原本被掩盖的社会现象，但是部分作品的成功不能片面的表明隐性采访的绝对合理和合法。隐性采访主要可以通过隐瞒身份、冒充身份、非法闯入等方式进行。新闻工作者隐瞒真实身份会涉及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的可能，被采访者在进行言论时看似“自由”，实则不知对方身份而有违背意愿的可能；冒充身份时可能产生侵害他人合法的姓名权的民事责任，若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还可能产生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非法闯入则显然需要承担非法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

隐性采访的法律调整需要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就是“公共利益原则”。当隐性采访所披露的信息所侵害的公民权利远小于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宜认定采访采取的特殊方法是有必要的、合法的；反之，其侵害的公民的权利等于或大于维护的公共利益，宜认定隐性采访不存在法律上必要性，是非法的。英国新闻业务准则规定“在侦察或揭露罪行或严重的卑劣行为时，个人隐私应服从公众利益”。在呼吁国内立法的同时，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运用以及具体衡量权益大小的标准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基于国家利益的限制

作为新闻自由背景下的产物，消息来源保密权虽在我国尚缺明确的法律规范确认，但由于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记者职业道德上的义务以及消息提供和接受双方民事契约诚信的要求，消息来源保密权早已被视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性权利，我国新闻工作者行业性自律文件也体现出了这一倾向。新闻机构或新闻工作者拥有的，在处理不愿透露身份的新闻来源提供的材料时，已核实或已证实其新闻价值，决定发表，但依法不向外界透露新闻来源提供者身份及其他情况的权利即为消息来源保密权。新闻工作者往往认为自己有保密消息来源的权利，西方很多记者甚至把消息来源保密权视作自己第一生命。《华盛顿邮报》当年对“水门事件”的报道正是得益于一位至今不知真面目的匿名人士提供的消息，后该报道荣膺普利策新闻奖。可见，出于保护消息提供者考虑，记者隐匿消息来源无可厚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记者的消息来源保密权是有限制的。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美国颁布《新闻检查法》，对新闻报道实施严格控制，严防泄密；瑞典现行《出版自由法》在规定了对消息来源的保护制度的同时也规定当消息的收集和泄露构成或涉及严重叛国、间谍或其他相关行为以及严重犯罪时，这项保护制度就不得适用。究其根源，新闻的自由绝不能严重违背国家利益。信息公开是近代各国行政基本原则，但同时其也都有基于国家秘密的豁免条款。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国家其他权利实现的保障，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义务。《新闻出版保密规定》中的条款规定也是为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现，其第9条规定：“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向新闻出版单位的采编人员提供有关信息时，对其中确因工作需要而又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应当事先按照有关程序的规定批准，并向采编人员申明；新闻出版单位及其采编人员对被采访单位、被采访人申明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不得公开报道、出版；对涉及国家秘密但确需公开报道、出版的信息，新闻出版单位应该向有关主管部门建议解密或采取删节、改编、隐去等保密措施，并经有关主管部门审定”。

三、基于司法公正和审判权独立行使的限制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司法的基本制度，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产物。我国司法独立是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身的政体而发展而来。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指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权，而我国司法独立指审判、检查独立于人民政府以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相互独立。司法独立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审判程序和制度，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保障了司法程序的公正。

我国近些年大力倡导舆论监督司法权力的行使，新闻中对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且收到了很好的监督成效。但是，其实在西方，舆论对司法的监督是不被肯定的。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具有一致性，它们都关注民权、追求公正，进而均可不同程度保障人权。可是同时，它们的冲突性不可避免。新闻自由的无边界行使会对司法独立权构成威胁，部分报道可能影响法官、陪审团或合议庭成員独立的思考和最终的裁决。美国1966年著名的谢颇得案（She-ppard v.Maxwell[1966]384U.S.333），初审由于事先被媒体过度介入而影响了陪审团得独立判断，最终被最高法院撤消进行重审。

司法工作者应当具备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能力，并能运用自身职业素养和法律储备知识抵御外界干扰，所以解决此两者的冲突的关键还是在于司法体制良好完备的制度保障。不过，若可以对新闻自由加以合理限制将大大有助于司法工作的良性运作。具体而言，新闻工作须以不干扰司法公正为前提；其次，新闻应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报道；再次，新闻报道不得擅自作有罪推定，定罪与否只可依赖司法的裁决；最后，对司法工作者的工作不宜过度主观臆断，更不能由此定性他们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