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精选8篇）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1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⑦李习所，《“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第223页。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⑾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页。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2

首先, 这次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对外扩张意识。不仅“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政府意识到依靠武力瓜分殖民地已成为世界潮流, 而且从战争中获得的丰厚战利品也使之更热衷于扩军备战及对外侵略。其次, 甲午战争为日本形成发动全面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奠定了基础。战争爆发后, 议员们纷纷向天皇和专制政府宣誓效忠, 从而使政府得以自由地决定临时军费通过了特别会计法, 并为支付巨额的军费募集公债。战后, 政府提出的扩军计划顺利得到议会的赞成, 而且议会与政府的部分权力也因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军部政治所夺。例如1895年实施台湾总督武官制, 1900年进一步发展为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即规定内阁成员的陆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

另外, 甲午战争使帝国主义思潮成为支配日本社会舆论的主旋律,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扩张论”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这两种观点均主张日本应对外侵略, 扩张殖民地。

这场战争也将日本人历来对中国人的意识扭转了180度。在此之前, 中国是日本的老师, 日本人学汉字, 写汉文, 模仿中国各种文化传统, 凡外国过来的新鲜玩意儿都加个“唐”字, 以示先进文明。忽然一夜之间, 他们发现心目中神圣的尊师竟然不堪一击, 惊讶之余狮子大开口, 从此拉开了对中国侵略的序幕。

尽管在明治维新后的数十年间, 日本已逐渐摆脱了往日对中国的敬畏, 但还没有露骨地表现出来。当甲午战争结束后, 日本国内迅速弥漫起一种自大而又鄙视中国的风气。当时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主张通过这次战争进一步征服中国, 由天皇来统治中国。《时事新报》刊登社论说“日本开战是为了文明开化的进步”, 内村鉴三甚至以英语发表论文说“中国是进步的大敌”, 这样一来, 在日本的一般国民中就产生了“战争有理, 蔑视中国”的心理, 为日本全面侵略打下了民意基础。就连日本小孩都唱起“支那佬, 拖辫子, 打败仗, 逃跑了, 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这样轻侮清朝人的歌谣。另据记载, 当时许多日本人甚至公然以“豕尾奴”之类的字眼直接辱骂首批清朝留学生, 使后者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1874年5月, 日本政府借口三年前琉球船民因风漂至台湾而被当地居民杀害的事件, 派军队在台湾登陆, 结果遭到抗击, 中国清政府也准备派军队前往参战。进退两难的日本被迫求和, 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华谈判, 并利用清政府急于求和的心态, 以“抚恤”的名义得到50万两白银的赔偿, 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1879年, 明治政府派军队到琉球, 强制性地将1872年设置的琉球藩改为冲绳县, 此举遭到清朝的抗议。1894年春, 朝鲜南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 其口号为“消灭权贵”“逐倭灭洋”。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农民起义, 决定请求清政府出兵“代为征讨”。得知清朝出兵后, 日本援引《天津条约》, 也派出了大批军队到朝鲜首都京城, 名为“警卫使馆”。但此时朝鲜局势已经基本稳定, 于是, 清政府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与日本驻朝公使达成口头协议, 停止增兵, 并逐步撤出各自的军队。日本政府却蓄意挑起战端, 不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 同时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冲突卜为今日只急务。为断行此事, 可采取任何手段”。同年6月, 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 遭到拒绝后又向清政府连续提出两次“绝交书”。7月23日, 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 扶持傀儡政权, 迫令其“请求”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3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影响

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分析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让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地展现。战争爆发前的清王朝已经是岌岌可危，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领土主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权利被破坏，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化的深渊。长达十四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耗尽了清王朝最后的气血。思想守旧、制度落后、官吏腐败、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现象十分普遍。新思想的传入并没有使中国人特别是统治阶层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真正醒来。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团练武装以及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一度让统治者看到了所谓的富国强兵的希望，但这一切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都灰飞烟灭了。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看：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割让了辽东半岛（后被赎回）、澎湖列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国家的领土主权被进一步破坏。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失去了对曾经的附属国——朝鲜的控制权，使其落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中。日本由此获得了侵略远东大陆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和跳板，为其进一步谋求在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利益，甚至为下一次侵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随后英法德俄等国纷纷在华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出现的《时局图》充分体现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早期的革命力量纷纷走上前台。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这一切迫使统治集团推行“新政”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从经济上看：日本政府通过《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开辟了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新的通商口岸，标志着列强的侵略触角已经从早期的沿海地区逐步向中国内陆地区渗透，破坏了中国内陆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通过在华获取建厂特权的便利，列强从对华商品输出的初级阶段向资本输出的高级阶段发展，其经济侵略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升。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大量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不堪重负，一方面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转移到人民头上，另一方面以关税和盐税等权益作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借款条件之苛刻前所未有，使列强长期把控中国的多项国家权利。但也正是为了筹集赔款，清政府广开税源，放松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初步发展。经济上强大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谋求更多的政治诉求，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变革打下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从军事上看：首先，失去了朝鲜和台湾，意味着失去了东部东北部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国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只能看着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交战却只能保持所谓的中立。其次，甲午战争中湘军、淮军等团练武装的拙劣表现以及清政府花费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让清政府看到了原有军事体制和思想的落后，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开始在各地编练新军，逐步建立近现代化的军事体系。在新军中有两支军队的影响最大，一支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六镇新军，即后来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也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建立北洋军阀统治的军事基础；另一支是湖北的新军，他们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

从思想上看：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国人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要远超此前的几次对外战争。战败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如果还可以用“技不如人”来自我安慰的话，那么，到了甲午战争时拥有人数、武器等方面巨大优势的清王朝竟然败给了综合国力远不如自己的日本。国人的反思开始由技术层面上升到制度和思想的高度。在对比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后，部分国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甚至是我们的近邻日本。要求变革的声音越来越高，民主思想开始传播，各阶层纷纷掀起救亡图存的斗争，揭开了清末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大幕。

当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时候，他的心中可能更多的是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的痛，也许他也无法预见战争会给清帝国甚至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的震动。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既是一次惨痛的失利，也是一个转折。国人的觉醒，国家意识的增强，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革命、独立与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J].历史研究，2012.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4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爱国行为不仅表现在反侵略、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中国出路的艰辛探索上。五四运动爆发前,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中,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不同的社会力量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农民阶级的探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这是一次反对政府腐朽统治与地主阶级压迫的正义战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内容：颁布了表达建立太平天国理想社会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意义：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具有不同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空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的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教训。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他和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失败原因：从主观上看：第一，农民阶级不是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第二，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组织发动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战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第三，太平天国也没能正确对待儒学。第四，太平天国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对西方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从客观上看：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镇压太平天国。教训：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

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探索：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即具有进步性，也具有落后保守性。内容：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意义：1.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有利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起步，使人们打开了眼界3.学习了西方先进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也改变了社会风气。失败原因：第一，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企图在不改变中国固有的制度与道德的前提下，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严重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第二，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1-

方列强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控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处处依赖外国，企图以此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第三，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确是封建式的，企业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地主阶级不能担负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但洋务运动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做“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探索：戊戌变法。这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阶级束缚的一次改良维新内容：主张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百日维新，但以失败告终。意义：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失败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隶的对象。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建立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其次，对帝国主义报有幻想。他们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结果是处处碰壁。再次，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此，运动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教训：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暴露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着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帝国，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维新作为中华民族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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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注：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

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

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

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2．地主阶级洋务派

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

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

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3．农民阶级

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

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

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

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

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6．资产阶级激进派

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有感 篇5

近日，我仔细拜读了北师大历史学院龚书铎、邱涛两位的近代史研究论文——《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颇受启发。在此，简单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近代史与鸦片战争》全文主要围绕着鸦片战争、林则徐禁烟事件以及其对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深远而又沉重的打击和影响。全文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之中，两位作者先详细阐述了英国为发动鸦片战争所做出的一系列铺垫以及准备，说明了鸦片战争的发动的合理性以及必然性；第二部分客观而公正的对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事件进行了具体详尽的分析和评价，同时对其本人的历史地位进行阐述，最终说明林则徐不愧为民族英雄和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由鸦片战争向外延伸到整个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抗争，说明其作用与意义，同时将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进行对比，说明近代中国特殊的成长历程。

读完了文章，谈一谈我自己的感想。首先，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其不同之处。首先是其背景。十九世纪初期，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大清王朝已经逐步落后于世界的大潮，可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对外封锁的特殊经济形态，中国在外贸上始终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这也引起了当时的诸多强国的不满。为了逆转对华的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以鸦片为代表的一系列毒品，以牟取暴利。鸦片迅速占领市场，并张开其爪牙，大肆吞噬清朝的经济与国力。在此时，以明智的林则徐为首的一系列人，认识到了鸦片对于清朝的巨大危害，决定禁烟（鸦片）。然而此举激怒了英国政府，当局决定发动战争，以强大的武力迫使中国进行不合理的赔偿。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此开始。

事实上，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所以，英国急需快速的打开中国的市场，以获取进一步的利益。这也是所谓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快速有效的打开中国的市场，进行资本主义的占领。然而由于交易不顺，英方必去改变其交易方式。可以说，战争或者武力是必经之路。而鸦片在短时间内暂时的减缓了贸易逆差，这从实际上可以说是减缓了英方对中方使用武力的打开市场的进程。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说到底只是一个拙劣的借口，在我看来甚至不能合理地称为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充其量是英方自己找的理由——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样一场战斗并等候多时。这样说的证据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已做好准备的侵略者又怎么可能满足于一次侵略所得的利益呢？能抢则抢，能占就占，这不正是这些侵略者们的丑恶嘴脸吗？

再说一说林则徐本人。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是由于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尽管林则徐家境并不好，但是他的父亲林宾日非常重视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在林则徐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就将他带入自己的私塾中，教他读书和写字。七岁的时候，林则徐已经熟练文体知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幼年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林则徐也同样是个争气的好学生，在十二岁时经选拔成为了佾生。在之后，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林则徐的好友还有郑光策的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而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这也就加深了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这也为后来林则徐成为一颗开眼看世界的新星的重要原因。

古代的读书人大都为考取功名，以步入仕途。林则徐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但是他的仕途并不算一帆风顺，在早期多次变动，甚至还有因官场黑暗主动请辞的经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做张师诚的幕僚。张师诚当时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使得林则徐的个人能力飞速的提升。但此时的林则徐仍然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典型官僚：在嘉庆二十一年，林则徐在南昌任科举考官。他的好友魏源和龚自珍因为科举的弊端严重，甚至是对人才的摧残而与他进行多次争执。由于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林则徐可以一展抱负，实现自己的理想。由于多年的考察，林则徐坚定鸦片害人最深，于是下定决心禁烟。在禁烟的开始，林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多次嘉奖以及鼓励。然而在英国动武之后，由于小人进谗言，道光皇帝降罪林则徐，发配至新疆伊犁。此时，林则徐终于认识到了旧制的腐朽之处，逐渐蜕变成为了新派的领军人物。

总体评价，林则徐无疑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在事实上确实激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但论及此事，林则徐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他成功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开始与发展。他也是中国的第一批学习外国体制技术希望强国的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在水利、廉政、和剿匪等多方面也多有建树。但是同许多伟大历史人物一样，林则徐是人，不是神，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的犯下了许多错误。林则徐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解体、外国资本主义人侵、国家独立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他和爱国开明的封建士大夫魏源、龚自珍等人一起，矢志探索挽救腐朽的清王朝，臻国家于富强和外御强敌、捍卫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之道。他把反对外来侵略和维护清朝统治当作解除“ 内忧外患” 的两大重任。他以年高病弱之身，毅然应诏前往桂林镇压天地会起义，足以说明他的封建正统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林则徐的局限性恐怕主要在此。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6

摘要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由于客观形势对教育的需要,洋务派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但洋务派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着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晚清王朝的腐败空疏暴露无疑 ,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产生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二者在维护晚清统治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张的统治手段不同而已。与外国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务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英法等国“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显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勃兴。在教育领域,洋务派掀起了以兴办新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变革。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

1.1 开办外国语学校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兴起,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很大。一些有见识的大臣逐渐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时,“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术之术原,何由致用?”基于这种认识,培养外国语人才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恭亲王奕?D、大学士文祥等人,积极奏请清政府设立专门学馆,以培养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在其影响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一大批外国语学校相继创办,培养了胡维德、刘玉麟、陆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对中国近代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2 开办工业技术学校

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相继创办和不断发展,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剧增,“囿于洋务人才之匮乏,不得不高薪聘请洋技师。但雇佣洋匠“实非经久可持之道,”不仅“薪工太厚,势难多雇”,而且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更何况不培养出本国人才,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超前。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学校,用来专门培养科技、军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有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技术学校)、1865年的上海机器学堂、1876年的福州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94年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7年的天津电报学堂。除此此外,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湖北矿务局及工程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虽然在上述学校创办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固派的重重阻扰,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洋务运动的需求。

1.3 开办近代军事学校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是基于“自强”这个大目标的。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痛打击,洋务派深感 “敌国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于是,从1880年起开始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校,用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主要有创办于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4年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1895年的南京陆师学堂、1895年的江南陆师学堂。此外还有一批如天津军医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上述军事学校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等为我国近代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变革科举制度

传统的科举制度早已无法提供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这一矛盾成为阻碍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鉴于这种情况,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屡屡上书请求变革科举。他从兴办洋务的实际需求出发,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然而“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见,他主张科举制度应培养实用的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在洋务派掀起的变革科举的浪潮中,以沈葆桢、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见较为著名。1870年,沈葆桢、英桂联名上奏清廷,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奏请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国子监司业潘衍桐更是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译例,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由于顽固派的重重阻碍,洋务派在变革科举制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导致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变革与人们最初的愿望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的内部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学生

要真正培养出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仅凭几所新式学堂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彻本原,收远大之效。正如张之洞所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有鉴于此,洋务派纷纷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过洋务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的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了三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同时还派遣了六批学生,前往英、法等欧洲国家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我国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敦彦,以及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洋务派所采取的各种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虽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不断完善和发展。

2.1 洋务派创办各种新式学堂的主张及其实践,革新了办学思想

新式学堂与旧学堂的办学思想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式学堂不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是为洋务事业培养各种实用型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重要标志。其次,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上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开设了数、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学课程。再次,洋务运动带来了考试方法和考核标准的变革,使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四书五经中解放出来。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和培养新型实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础。

2.2 洋务运动时期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变革,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

在创办新式学堂和变革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它的颁布使新式学堂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并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打下了基础。这一新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洋务派力主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并不断推动其实现的缘故。

2.3 洋务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派留学生之先河

隋唐以来,中国一直是别国学习的对象。清朝时中国闭关自守与愚昧无知的风气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赴外留学一事不仅长期不为社会重视,甚至一度成为顽固派的笑柄,这种状况在洋务运动中开始改变。随着留学风气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学教育制度。

洋务派在留学教育领域所掀起的一系列变革对冲破晚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旧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学教育促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近代化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机体。其次,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将交流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再次,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为中国思想界的勃兴输入了新鲜血液,更为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惟其如此,留学教育的开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纵观近代中国发展全局,洋务派在近代教育领域的大胆实践与革新虽说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对外依赖性,但它唤醒了国人的愚昧无知与固步自封,使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启动了中国这艘在汹涌的历史波涛中搁浅的巨轮,促使近代中国举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总之,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和一种新的社会风貌,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用型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端。

参考文献

王征南对中国近代武术的影响 篇7

一、王征南的武术趣事

王征南 (1617—1669) , 又名王来咸, 字征南。浙江奉化人, 世居鄞县 (今属宁波) , 后来徒居同岙。王征南自小就跟从单思南学习内家拳法, 甚得其精微, 而这也是有史可循。据《王征南墓志铭》载:思南从征关白。归老于家。以其术教授。然精微所在。则亦深自秘惜。掩关而理。学子皆不得见。征南从楼上穴板窥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伤身后莫之经纪。征南闻之。以银数器。奉为美槚之资。思南感其意。始尽以不传者传之。可见征南内家拳的学习得到了思南的真传。而在他从军过程中, 王征南就是凭借内家拳法“七矢破的”并因此“补临山把总”。而在后来的战事中, 王征南的武术优势更显分明。由于他武术造诣高超, 并能灵活运用于战争之中, 因此在中国“屡立战功”, 官至“都督佥事副总兵”。可以说, 是武术带给了王征南如此高的荣耀。

后来王征南参与了反清复明, 事败之后不得已隐居于乡野之中, “终身菜食以明其志”。但由于其武术造诣深得人心, 在其罢事家居时仍有许多慕其才艺者来访不绝。关于他的这段经历还留有一段故事。那就是他与松江武艺教师在这段时间内有一场精彩比武。据《王征南墓志铭》载:“方延松江教师讲习武艺。教师倨坐。弹三弦。视征南麻巾缊袍若无有。故人为言征南善拳法。教师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谢不敏。教师轩衣张眉曰。亦可小试之乎。征南固谢不敏。教师以其畏己也。强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应。教师被跌。请复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师乃下拜。贽以二缣。”

再有记载:“尝夜出侦事。为守兵所获。反接廊柱。数十人轰饮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缚。探怀中银望空而掷。数十人方争攫。征南遂逸出。数十人追之。皆倒地匍匐不能起。行数里。迷道田间。守望者又以为贼也。聚众围之。征南所向。众无不受伤者。”由此可见, 王征南的武术造诣之高, 着实让人惊讶。

从王征南的墓志铭中可以看出, 王征南的绝大部分人生都是与武术紧密相关的, 而他现今流传下来的事迹也多与武术相联系。如果我们说是武术造就了其今天的威名一点也不为过。而正是有无数像王征南这样的武术能人奉献了自己人生才促使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 不断地为中国武术注入了活水。

二、王征南对中国武术的创新

王征南毕生于武术的学习和深化, 最终造就了他武术宗师的耀明。而王征南之所以在武术界上如此出众, 固然离不开他的勤学苦练, 但除此之外的大胆创新精神更让其在武术造诣上登峰造极。而王征南对武术的创新不仅推动了武术技艺的革新, 而且为中国近代武术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方向, 这主要表现在王征南对中国武术中的拳法、穴法、射艺等武艺的创新和对中国近代武德的重塑。

1.拳法的创新。

黄百家在《王征南先生传》中提出:征南先生有绝技二。曰拳。曰射。然穿杨贯戟善射者。古多有之。而惟拳则先生为最。可见王征南先生的拳法在当时名震四海。而从现在的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 关于王征南拳法的记载也偏多, 足见其可信度。在《王征南墓志铭》中有记载, 某年, 王征南一个人外出, 不巧碰到了七八个营兵要拖他去背重东西, 王征南苦苦推脱求免, 均不被理睬。但当王征南背着重物走到桥上时, 便毅然地丢掉了背上的重物。这时, 营兵大怒, 便拔出大刀朝他砍去, 可王征南只是徒手相拒, 最终反使营兵们自己跳起来之后空扑在地, 刀也锵然落地。征南就乘机将营兵的刀夺过, 丢到井里。等到营兵拿来井绳取出刀时, 征南已经走得很远了。从这段记载中就可以知道王征南曾经徒手对付过七八个官兵, 并且让他们一败涂地, 可见其拳法之高明。而王征南的拳法之所以能独步武林, 当然是来源于他对自身拳法的改进和优化了。王征南在苦心钻研之后, 提出了“拳不在多, 唯在憝”, “拳亦由博而归约”等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创编了能以斫破斫的盘斫法, 迥绝乎凡技之上者。同时他还将这些新式拳法用文字加以阐述, 如“长拳滚斫。分心十字。摆肘逼门。迎风銕扇。弃物投先。推肘补阴。弯心杵肋”。“架刀斫归营寨。纽拳碾步势如初。滚斫退归原路。人步韬随前进。滚斫归初飞步。”这些详细而又明晰的描述将抽象的拳法学习具体化了、形象化了, 极大地方便了后人的学习和研究。除此之外, 王征南对内家拳的学习秘诀也稍作了修改。一百年前, 内家拳先师张松溪提出了内家拳五字诀“敬、紧、径、勤、切”以此来引导后人学习。而王征南在自己的体验基础上对其作了改动, 提出了自己的五字诀“敬、紧、径、劲、切”, 以此来弥补原有五字诀上的纰漏。因为在宁波方言中形容做事用力称之为“勤劲”, 所以当时的“勤”与“劲”为一字或同义。但如今, 随着内家拳的扩散, 各地都有所学习, 这就使得其方言语对外地人的学习会造成一定的误导, 所以, 王征南就通过自己的练习体会大胆地将其纠正, 从而完善了其拳法的学习体系。当然, 内家拳技法精湛, 种类繁多, 除了多种拳法外还有链法五十三、六路和十段锦等,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武术品种, 充实了中国近代武术文化, 弘扬了中国武术精魂。

而其壮举除了对拳法的创新与丰富之外, 还有对射艺的研究。在中国武术史上, 各种拳法的研究甚多, 拳脚功夫或是内力修炼都为世人熟识, 但王征南先生的精湛射艺在当时却是独树一帜, 让人大开眼界。

2.射技的精化。

王征南先生擅射在当时也是妇孺皆知。在明末, 王征南就是凭借“七矢破的”升补“临山把总”的。由此可知其射艺的精湛。而在王征南的长期练习中, 他也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射艺理论。他将射艺分为三个系统:一曰利器, 二曰审鹄, 三曰正体。而这三个系统分别从射艺的工具、角度、人本身等方面对射艺的全过程作了一个整体的描述, 十分精辟。谈及利器, 王征南提出调弓审矢。其核心观点就是用射之弓必须合乎自己力量的强弱, 而矢的选择又要符合弓力的重轻。而为了取得较好的射矢效果, 射手要注意宁愿手强于弓, 也不能让弓强于手。如手有四力五力, 宁挽三力四力之弓方为最佳。其次是审鹄。王征南指出鹄有远近之别, 而射者在发箭之前就要用手高下测之、准之, 以便精确镞之所至, 这样才能做到箭无虚发。而王征南这些理论的提出也不是纸上谈兵, 他将其亲身体验记录如下:把子八十步。前手与肩对。一百步则与眼对。一百三四十步则与眉对。最远一百七八十步则与帽顶相对矣。可谓论述精妙, 合符射艺之道。最后他就射箭时的正体也作了详细的阐述。他告知学射之人, 发射之际, 身不动, 臀不显, 肩肘腰腿, 力萃于一处。手平直。左拳要左, 左肩及右肩要右。而引绳发箭时, 由于左手不知巧力, 所以建议射者尽用右手、左足尖。右足跟与上肩、手相应。眼不可单看把子。而一旦立定, 则将左足尖恰对垛心。如果身体既正, 则手足自然相应。当引满时, 再用右眼观左手, 如能这样, 可以说无不中矣。这便是王征南自己独特的射艺理论, 严谨而科学、精细而实用, 至今仍值得学射之人借鉴研究。关于王征南的这套射艺理论的记载, 至今还存有《征南射法》一书。而现存的《征南射法》便成为王征南精湛射艺的有力佐证。据史料记载, 这本记载了王征南精湛射艺的艺书曾经还被传播到了日本, 并且被荻生徂徕收入了《射书类聚国字解》一书中, 为日本学射者所学习。更为惊讶的是, 现在的日本弓道还一直在沿袭王征南创造的射艺训练方法, 可见王征南射艺的影响之深广。

由此可见, 王征南对射艺的熟悉出于他自身的思考与领悟。而自他这套完整理论问世之后, 就对后世的射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 王征南将射艺理论化, 填补了中国武术射艺理论的空白, 完善了原有的理论体系, 使得中国近代的射艺之术更上一步。另一方面, 王征南的射艺理论更好地保留了他的射艺思想, 其对中国现在的射艺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这对于中国近代武术的发展都是功德无量的。

三、王征南对中国武德的塑造

王征南先生十分怜惜自己的技能, 在传授他人时甚是谨慎, 以免玷污其武术精魂。据黄白家记, 王征南先生择徒时有五不可传, 即心险者, 好斗者, 狂酒者, 轻露者, 骨柔质钝者。王先生之所以如此一是考虑到学武之人的天生资质, 以免贻误他人;二是考虑到学武之人的修养品行, 以避免不良之徒学武之后, 滥用武力, 为害人间。正是受这种择徒标准的影响, 王征南大师一生所收学徒屈指可数, 而内家拳只传授给了黄百家, 黄宗羲之子。当年, 黄宗羲与王征南一起参加了反清复明运动, 并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王征南才肯把内家拳传授给其子黄百家, 可见其对徒弟的选择标准十分严格, 而他这种择徒标准对当时混乱的中国来说堪称明智之举。除此之外, 王征南对自己的品格要求更是严格, 绝不允许他人玷污自己的人格。当时有个人与王征南是故交, 友谊深厚, 有次, 这个人想戏弄下王征南, 便送钱给王征南要他去与自己的弟弟为仇, 当时的王征南勃然大怒, 毅然与他绝交道:“这是用看待禽兽来看待我了。”可见, 王征南对自己修身的高要求、高标准, 而王征南的择徒五不传也是深受其自身品格的影响。当然, 这种重武德修养的精神至今仍值得学习借鉴。因为武术的流传与后世弟子是紧密相关的, 为了武术的发展, 对学武之人也应择优而选, 以期日后将武术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

近代中国的鸦片战争 篇8

关键词：鸦片战争；消极影响；客观进步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1）12-068-01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独立自主的封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转折点。19世纪上半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蓬勃上升阶段，英国已经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要想继续存在和迎着势头迅猛发展，需要不断开辟大量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却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当时的英国政府想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已深深感到单靠贸易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由此英国无耻地向中国无休止的输入鸦片，敛走中国大笔财富。鸦片祸国殃民，已经到了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统治的境地，道光皇帝遂命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用船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借口。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开始侵略中国。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随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并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等项目达成了所谓的“协议”。中美《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中法《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随后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协议，要求同英国一样，在中国拥有同等的待遇。这些条约最终带来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权、驻军权、勒索赔款、干涉司法、限制自由贸易、割让香港岛于英国、葡萄牙强占澳门等等一系列的不平等对待。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开始遭受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方面的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也开始迅速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客观进步

鸦片战争促进了古老、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鸦片战争使得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实体迅速解体。外国列强的入侵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把中国无形的推向了世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惊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使得世代安于现状、乐天知命的华夏民族在不堪忍受的屈辱中领略了现代文明和封建愚昧的差异，从而激发起中华民族几代人变革社会、趋向文明的进步意识，中国从此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今天，这样的大变革仍然在进行中。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设厂、谋取暴利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工业的一定的基础，中国民族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从无到有，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加上自然经济的解体，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商品化，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常脆弱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寻求外国在华势力的庇护，并依附于国内封建势力。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都在极力限制和压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被过分压制的生产力，一旦获得发展的时机，就会冲破层层阻碍，迸发出任何力量也无法扼制的活力，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受鸦片战争以及外国列强在华投资设厂的影响，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悄悄诞生，于是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然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其自身与时代的匹配性——为了生存和发展壮大，它必然要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保持经常的联系，加之列强在中国推行“以华治华”的殖民政策，决定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也只能是中国殖民地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结局必然是要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而消亡。

第四，刺激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势头，由于《南京条约》当中规定了五口通商，条约要求先后开放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为通商商埠。沿海五市的开埠和通商，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蓬勃发展，其中以昔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适应商业发展，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这些拥有百万资产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主要是依附于外国列强，但是毕竟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给中国的商业发展增添本土气息。

第五，资产阶级在创造它们自身文明的同时，客观上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无论是外来的资本主义列强，或是本国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都没有逃脱这一命运，在他们投资于中国近代工业时，首先产生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品质，正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先天性不足，就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在它产生后不久就迅速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最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也就宣告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和中国资本主义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的命运终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