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的影响错误(共8篇)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错误 篇1
克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2014年07月01日 19:28
来源:央视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接受央视专访,在节目中承认,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2014年7月1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接受采访视频。克里在节目中承认,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主持人:6月30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承认,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记者:伊拉克目前局面混乱,你是否认为美国政府2003年入侵伊拉克,像很多人说的一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国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
克里(美国国务卿):我显然无法回避你的问题,是的,我相信(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直到今天美国仍然需要面对当年干预遗留的问题。目前在伊拉克,当年干预政策遗留下来的乌云,仍然笼罩着伊拉克。美国一直在尽力改变这种局面,总统奥巴马也决定要改变这一局势,这也是他从伊拉克撤军的原因。
解说:近日极端组织在短时间内,接连攻占伊拉克多座重要城镇,步步逼近首都巴格达。国际舆论指出正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激化了伊拉克的国内矛盾,而2011年美国匆忙撤军留下的真空,又让极端组织趁虚而入。然而对于目前的伊拉克乱局,克里在接受采访时却暗示,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军事顾问之外,美国没有对伊拉克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或者其他方式的军事干预的计划。克里说,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伊拉克需要找到一个能团结国内不同派别的政府。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错误 篇2
美国的“正义原则”的思想基础是中世纪的正义战争理论, 对该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公元4世纪的希波主教、哲学家奥古斯丁, “他在《上帝之城》一书中首次提到‘正义战争’概念。广泛讨论了人性、法、正义、道德责任和罪恶, 提出正义就是‘善’, 就是和平与秩序, 真正的正义就是爱心善行, 体现平等与公正。” (1) “‘是对方的过错使明智之人不得不发动正义之战’, 而且, ‘有望带来持久的和平’胜过‘无意于拯救的囚禁’。” (2) 由此可见, 奥古斯丁认为和平是秩序的安宁, 正义是对秩序的维护, 在此基础上, 为了维护秩序的安宁, 发动战争、惩罚罪恶是正义的表现。但是如果被无赖的政治投机者利用, 肆意扩大对权利范围的定义, 其反而会成为野心家发动战争的口实。奥古斯丁写作此书的本意也是为基督徒参加保卫罗马的战争辩护, 其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发展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战争伦理观。
天主教哲学家阿奎那丰富、拓展并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按照阿奎那的理论, 正义的宗旨在于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促成人们致力于人类社会的幸福;正义是最高的善, 是维护和保障基督教国家的统一、和平、安全与福利。阿奎那从道德的角度有条件的承认战争存在的合理性, 但更加强调战争与暴力下道德标准的必要制约, 即战争发动者必须为战争以及战争行为的后果负责。
到16世纪, 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胡果·格劳秀斯提出了“战争的正义性”和“战争中的正义性”两个概念。战争的正义性是指战争是否应该进行, 它是选择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准则;而战争中的正义性则涉及战争该如何进行, 这是关于如何进行一场特定战争的准则。到了20世纪, 西方世界逐步形成并大致确认了关于正义战争的规范标准, 在此简要概括如下:
一般认可的战争正义性标准:1.正当的理由与正当的意图;2.合法的权威;3.必要的获胜机会;4.用尽最后手段。
一般认可的战争中的正义性标准:1、区分原则、保护原则、人道主义原则;2、战争的双重效果利弊关系。
二、伊拉克战争的非正义性
有人将伊拉克战争比作第二次海湾战争, 实则不然, 伊拉克的战争的开始是由美国单方面宣布的, 根本没有联合国的授权, 无论是开战理由还是战争过程都是不合法的。下面我们以“正义原则”下的正义战争标准来全面评判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
(一) 正当的理由
“正义战争的理由必须能够提供明晰而准确的是非判断, 必须从根本上基于受到侵害这个前提条件”。美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却是疑似伊拉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 理由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而直到2005年1月, 对伊拉克掘地三尺的美国始终没有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最后白宫不得不宣布伊违禁武器搜寻小组的工作无果而终, 令参战盟国大跌眼镜。
(二) 正当的意图
正当的意图要求国家不能将战争简单的视为政策的工具, 应该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不是仅仅满足一己私利。伊拉克战争目的是为了获取世界石油供应的主动权, 重新确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上的优势。美国并非一贯反对独裁, 其只打击反美的独裁政府, 却支持亲美的独裁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 美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世界19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反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均发表声明鲜明地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要求美、英立即停止战争。欧盟、北约没有支持美、英对伊拉克宣战。” (3)
(三) 用尽最后手段
为了维持和平的秩序, 人类不应放弃通过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可能, “开战之前必须确认所有非暴力手段已无可能” (4) , 正义战争始终是最后考虑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执行手段。从1060号决议到1441号决议, 国际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途径的最后努力。而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得更愿意诉诸武力, 对外交方式缺乏耐心, 美国在联合国迟迟不通过开战决议的情况下, 绕开联合国直接发动战争, 甚至无视武检团尚未完成的必要的检查。美国的意图就是动武, 不会为争取和平用尽最后的手段。
(四) 区分原则、保护原则、人道主义原则
“区分原则就是区分军事人员和平民, 区分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 不对民众生活基础以及生存环境造成不必要的破坏;保护原则是保护战俘、平民和非敌对第三国利益, 保护历史文物及文化宗教信仰;人道主义原则是最大限度地提供人道主义保护和救助, 最大限度地限制对人道主义原则的违反和破坏。” (5) 美伊战争爆发后, 每天都会发生美军士兵射杀平民、奸杀少女、损毁民宅的暴行, 美军虐囚的丑恶行径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三、战争伦理的历史使命
“苏联垮台后, 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 (6) , 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美国在军事、科技和经济等诸多领域的超群优势, 使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国家实力的差距成为衡量国际政治话语权大小的标准。“美国现在外交的核心是通过打击“恐怖主义”和实现民主来实现以美国价值观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7) 维持国际和平秩序的策略是:1、处罚和优势威胁;2、均势;3、国际体系转型。均势对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注重实效的解决办法, 但是它忽视了正义价值观, “如果没有一种相互妥协的正义观, 和平也很难实现。” (8) 战争的伦理不应是事后的正义与被强权利用的对象, 按照斯坦利?霍夫曼的话, “服务于国家野心的卡律布迪斯漩涡和对于克己过分夸耀的锡拉岩礁”, 使战争的伦理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我们应该使战争伦理真正承担起预防战争、维护和平的历史责任, 发挥其维护世界秩序与文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唐宝才.伊拉克战争后动荡的中东[N].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 (1) .
伊拉克战争的错误教训 篇3
许多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战争的失败证明西方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既徒劳又不道德。但我们不能根据上一次干涉行动的成败来评估干涉行动的效果。正是这样的逻辑,导致比尔·克林顿政府1993年介入索马里失败后,未能于第二年采取行动制止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现在回想起来,制止那次种族大屠杀本来可以只需要非常有限的行动。
说回到伊拉克战争,干涉行动杀害了数十万伊拉克人并摧毁了这个国家,同时也导致数千名英美士兵因此而丧生。伊拉克行动的悲剧性影响今天仍在继续,因为这次行动已经成为反对一切干涉活动的警示。
奥巴马总统一再以避免另一次伊拉克战争为由,拒绝对除伊斯兰国以外的叙利亚势力动武。不仅如此,英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应也影响了决策。
事实上,2013年夏奥巴马在拿到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对本国民众使用化学武器的明确证据后,曾非常接近于出兵叙利亚。但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部分因为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未能赢得议会支持对阿萨德政权采取行动。
尽管卡梅伦一再警告“目前情况不同于伊拉克,我们不应听任以前错误的幽灵妨碍我们采取行动”,但保守党议员还是与工党反对派议员一道,否决了对叙利亚发起空中打击以惩戒阿萨德化武袭击的动议。空中打击动议被否决后,英国国防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承认是伊拉克战争“毒化”了公众舆论,而前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则表示英国公众“希望我们吸取伊拉克战争的教训。”
“齐尔考特报告”发现,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建立在“情报错误的基础之上”,即投入的资源没有达到既定目标,且干预方也并未预料到意想不到的后果。结果导致英国结束长达6年的伊拉克行动时“根本谈不上成功。”这份失败目录不应被解读为反对所有干预行动,而应是确立一系列标准,以保障未来的成功。
首先,必须从一切可能的角度交叉审核获得的情报。这条准则在利比亚也并未付诸使用,以至于不断有人质疑数十万人在班加西可能遭受屠杀的初步报告。
其次,手段和目的必须至少大概具备一致性。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在一个从未实行过民主并缺乏维护民主所需经济和民间资源的国家实现由独裁到民主的转化。即使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真的存在,同样能够以低得多的代价来实现销毁上述武器的最初目标。
第三,实施干预的决策者应当设想最坏而不是最好的情况。不干预的代价必须等同于预期的干预成本,甚至比它还高。
上述教训要求,满足高标准才能实施未来的干预行动。拟议中对叙利亚的某些措施至少相对于这样的干预标准可以满足。阿萨德针对本国民众的施暴行为无可辩驳。叙利亚干预行动的公开目标应当是阻止阿萨德大规模屠杀本国民众,上述屠杀已经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叙利亚。通过干预行动亦可说服阿萨德及其支持者,无论和谈的过程多么脆弱,都最好能够通过真正的和谈来解决冲突。
实现上述具体目标的手段切实存在,并能产生精准的效果:应当以阿萨德的空军和机场为打击目标。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对叙利亚的危害人类罪罪犯进行了轰炸,但轰炸的目标仅限于伊斯兰国,而非叙利亚政府。
最后,如果干预行动未能阻止阿萨德屠杀平民或者为和谈创造条件,叙利亚的情况也不会比今天更糟。人们担忧削弱阿萨德将强化伊斯兰国,而由伊斯兰国控制叙利亚将对西方、中东其他国家甚至叙利亚民众造成更加不利的后果。
但阿萨德其实是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直接受益者。伊斯兰国一再强化了2011年3月阿萨德政府上台首次和平抗议以来一直宣传的反恐承诺。而且无论有没有阿萨德的空军配合,全体叙利亚民众都将全力抵抗伊斯兰国。俄罗斯和伊朗也将继续对抗伊斯兰国。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错误 篇4
1、以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强化后勤动员反应能力
就在海湾战争结束后, 美国放弃了大规模全面战争的“ 重建”战略,而立足于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战争需求, 对战争后勤动员的基础通过压缩工业动员基础的形式, 调整动员储备的结构, 以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模式进行后勤动员的精简和优化。
在1993—1996年期间,美国对国防工业基础进行了重组。 重组前,美国经营军品生产的私营大公司有3800以上,军工国营企业也将近150家,另有将近8万家各类的承包商。 在伊拉克战争前期,重组后的国防工业规模仅为海湾战争前的一半,25个主承包商大幅减员, 裁员60万余人, 国防部为此专门支付了45亿美元作为裁员补贴。 在2001年,B/E宇航公司收购了3家制造飞机精密零件的公司, 从而开启了分系统承包商和供应商之间的重组。在2002年,美国诺格公司与欧洲的TRW公司签订合同,以78亿美元将其收购,跃居为美国第二大防务合同商。 基于美国国家战略的全面调整,其国防工业向高度的军民一体化转变也势在必行。 其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 一是在两用研究与发展方面,满足共同需要;二是在两用设备上,特别是零部件、软件以及材料等;三是两用工厂, 采用共同的工程和生产技术手段。
2、以科学合理的动员体制确保后勤动员的高效运转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征集动员庞大的民间后备支援力量投入到战争中来, 与其科学合理的后勤动员体制密不可分的。
首先是有一套完整的动员法规体系。 美国的战争动员法律种类齐全,具体明了。 如《 国防法》 、《 国家安全法》 、 《 交通运输动员法》 等,而且还先后颁布了《 国家工业储备法》 、《 战时财产征用法》 、《 民航预备队条例》 、《 武器部队预备役法》 等十多部行业性动员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使得后勤动员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都能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对动员的原则、权限、要求等都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保证了快速动员的实施。
其次是建立了健全的后勤动员机构。 美国设有“ 联邦紧急管理署”和“ 紧急动员准备委员会”两个相关机构,隶属于总统的直接领导,其权责是制定动员政策,协调政府各部门动员的工作安排以及地方各州的动员准备工作。 政府部门设有相应动员局来完成落实安排的工作, 这些机构的设置为开展民间动员提供了组织保证。
再次是拥有健全的军民兼容体系。 如对于民船的建造上,考虑了军事运输的需要,留有加改装余地;商用港口的基础设施建造上,考虑了民转军的可能,均由军方出资,进行加改装,使其既不影响平时使用,又利于战时征用。 在通信网络的建设上, 保留了美军的通信支线和接口,为的就是备战时接入需要等。
最后是制定了详尽的动员计划。 如私人商船战备海运计划,细到对于具体的哪艘船,改装成什么规格,在什么时间内到达什么地点,向谁报道,接受谁的命令,完成什么性质的任务等,都有详尽具体的配套方案,并且要求这些预征船只在平时每24小时都要向军事运输司令部报告一次所在地点、运载货物、船只状况、驶向何地等具体情况,以保证需要时能够投入运输。
3、以统一标准的运输资源支撑快速的兵力投送和持续保障
在平时的运力动员准备工作中, 也就是在军民通用设施的技术开发上,美国军地双方能够严格执行“ 军民兼容”的方针,建立适应平战快速转换的工业生产体系以及技术标准。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 商船必须在美国本土建造, 必须能担负战时运输任务或迅速改装为海军补给船的相关军事要求。 有的商船在设计时就留有有直升机升降平台、安有军用的高频无线电通信设备等,按照国防部的统一标准, 确保满足防务需求; 在大型集装箱的设计上, 为了适应民用集装箱由20英尺向40英尺的发展趋势,加强民用集装箱和军用集装箱的相互适性,美军把40英尺集装箱改装成二合一、四合一甚至八合一的型号。 这一系列的做法确保了在战时紧急情况下,民用交通运输工具稍加改装便能承担遂行军事保障的任务。
二、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后勤动员的主要特点
从美军伊拉克战争中后勤动员的主要做法及其表现, 可以归纳出这次军事后勤动员行动具有以下特点。
1、后勤动员保障的精确性
20世纪的90年代初,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据统计美军将近一半的物资没有有效的利用,不得不就地拍卖或运回本土,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成本。 为避免重蹈资源浪费的覆辙,美军提出精确后勤思想,并成功的实践于这次伊拉克战争。 后勤精确保障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包括后勤动员的精确性,主要是通过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精细而确切地筹划、运用各种后勤保障力量, 实施后勤动员。 在准确的时间、地点为作战提供准确、适量的物质保障,使后勤动员适时、适量、适地的达到精确的程度,最大限度地节约后勤资源。
2、后勤动员的外包性
美军认为,许多后勤动员工作,特别是那些非战斗性的动员工作, 完全可以由当地市场以及国际资源承担起来。 在美英联军后勤基地中,几乎所有领域都有私营公司所承包的项目,如营房维修、军人服务社、伙食供应、语言交流、娱乐项目、环境清扫、物流等大都是外包给地方服务公司,美军主要用合同方式规范其行为。 同时,作战部队的淡水补给、生活品和普通油料等物资,绝大一部分是从当地直接采购。
3、后勤动员的激励性
曾在小鹰号航空母舰上随舰采访的记者就有报道指出,为了让官兵在饮食方面不仅要吃饱吃的健康,还要满足吃得高兴,心情愉快,小鹰号航母上的菜谱每21天循环一次,龙虾、螃蟹这些高档菜肴也是经常可见。 美军对单兵后勤装备的设计,无不反映出人性化思想,如士兵背囊的顶端,设计了靠枕。 美军单兵的供应标准,也是非常周到。 如肥皂、洗手液、剃须刀、剃须膏、香烟,事无巨细。 这一后勤动员保障思想, 对于提高美军士兵在战斗中的士气,起到了其他方面难以堪比的激励作用。
三、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后勤动员的几点启示
虽然美军的军事战略与我军的军事战略在本质上有所差异,且国防体制与军队编制也大不相同,但此次战争后勤动员的实践极大的体现了未来战争后勤动员的发展趋势,其先进的理论基础与高效的后勤动员做法对于我军后勤动员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1、后勤动员的精确是增强后勤保障能力的关键
华盛顿智囊机构的安全专家彼得·辛格曾指出:“ 如果按照曾经老旧的后勤系统运作,美军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就不可能推进得如此迅速。 ”相比于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中的粗放式动员,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的精确动员从提高战争动员的效费比来看,来得更加经济。 但是这种后勤动员方式的风险也随着战争的展开而逐步有所显露:由于没有建立足够的中间基地,没有相应的物资储备,以及当地初期外包式后勤没有顺利开展, 后方补给线长达千里,在 “ 礼拜攻势” 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 后勤补给物资很快告罄,食品、饮水很快成了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甚至也出现了美军士兵向伊拉克难民要饭的尴尬事件。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精确动员在带来高效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带来高风险,必须要把握好使用的时机以及缜密的部署。 根据应着眼战场的实际需求,进行适地、适量、适时的精确后勤动员,提高后勤动员的效费比,是带给我军后勤动员的首要启示。
2、后勤动员的及时是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前提
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的战略运输,相比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 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分为战略预置、战前部署和战中增兵三个阶段。 美军在拟制作战计划的同时, 就拟订了军事运输动员计划。 为进行战争准备,2001年底美军就开始进行战略预置,向科威特、沙特、土耳其、 卡塔尔等国的军事基地,运送了大量的作战物资,并实施了后勤动员行动,筹备后勤补给物资,在海上部署8艘预置舰,用以加紧前沿后勤部署。 中国古代打仗讲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后勤动员的先行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些军事基地中储备足够的物资, 保证后勤动员的及时性,随时能够来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可预知的各种战况,从侧面提高军队作战能力。
3、后勤动员的激励是调动军地联合协调的保证
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充分利用市场运行的内在规律,激励民间企业,依靠主承包商制度以及外包的方式,使众多的商人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美军服务,直接走向战场, 为作战部队提供大量的后勤物资和生活保障。 也就是说, 在前线参与战争准备的不再只有军队勤务人员,还包含了大量当地平民。 战争开始后,这些来自商业公司员工,当地学校的语言教师,从后方走向前方,与美军并肩作战,他们在前线承担从修理、保养武器到演示武器,从供应净化水到提供住宿,事无巨细,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 神秘部队”,这一切全都由于激励因素,军地联合才能如此密切配合。 而从小鹰号对于美军士兵的后勤保障上来看,充分说明美军后勤动员的彻底,这一激励因素,不仅增强了后勤保障力,更加极大的提高的美军的战斗力。
摘要: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充分运用军事后勤动员,大力协调军地资源,重组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动员体制,统一后勤运输资源的标准,提前两年就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而言,在后勤保障的效费比上取得很大进步,提高了后勤的保障能力。而这其中折射出的新的后勤动员的精确性、外包性以及激励性等特点是值得我军后勤动员所借鉴与学习的。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后勤动员,精确,外包,激励
参考文献
[1]李其明:构建“精确化”动员模式探析[J].国防大学学报,2006(2).
[2]刘宁:试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后勤动员能力生成[J].后勤学术,2013(2).
[3]曾道红:聚焦美军后勤动员[J].司务长,2007(6).
游弋在伊拉克上空的战争幽灵 篇5
空袭先锋——战斧导弹
战斧巡航导弹作为美国实施军事威慑和炫耀武力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历次战争中首先使用的进攻性武器。
代号BGM-109的战斧巡航导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军中服役,迄今已装备5种型号。在近几次局部战争中大出风头的是BGM-109C/D型及其改进型BlockⅢ型。战斧巡航导弹长6.25米,直径0.52米,翼展2.67米,巡航速度610~920千米/小时;海上巡航高度7~15米,平地巡航高度50米,丘陵和崎岖山区巡航高度约100米。其中海基对地远程攻击的BGM-109C型,采用454千克高爆战斗部,一枚装有这种战斗部的BGM-109C曾将巴格达通讯大楼顶部塔楼拦腰切断;对付坦克和装甲车辆等集群目标的BGM-109D型配备由166枚子弹头组成的子母弹战斗部,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向伊拉克发射的288枚战斧巡航导弹中有27枚是这种型号,其中舰射型射程为1300千米,潜射型为920千米,而BlockⅢ型射程达1600千米。最先进的BlockⅢ型战斧导弹采用了惯性制导+地形匹配制导+GPS制导+数字式景像相关匹配制导的全程复合制导,大大地提高了命中精度。据报道其命中精度在3米以内。
在历次战争中,战斧巡航导弹攻击目标的成功率均超过80%,其中成功率的最高纪录达到94%。
攻击主力——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是一种由美军现存的普通常规炸弹升级而来,利用卫星定位系统/惯性导航制导的全天候、自动寻地常规炸弹。它因“误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臭名远扬。在阿富汗战争中,JDAM的使用量达到了美军总投弹量的三分之一。该炸弹已成为美国进行空对地远程军事打击的重要力量。
JDAM制导炸弹已装备部队的有GBU-29/30/31/32/35五种型号。JDAM采用了卫星定位/惯性导航(GPS/INS)复合制导方式,其设计的命中概率为13米,在靶场投弹时命中概率达到了8米。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的JDAM采用GPS/INS进行中段制导、红外成像导引头进行末制导,其命中概率达到3米以内。目前该炸弹已大量装备美军。
钻地杀手——温压弹
温压弹(代号BLU-118B)是一种专门用于洞穴和地下目标的新型炸弹。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空军F-15战斗机曾首次发射重910千克的温压弹。
温压弹是在燃料空气弹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它采用固体炸药,通过药剂和空气混合生成能够爆炸的云雾;在洞穴和山洞内引爆后,氧气被迅速耗尽,爆炸带来的高压与冲击波席卷洞穴,彻底杀死洞内人员以及破坏关键设备和电子设施,同时不毁坏洞穴和山洞,保持洞口完好无损。
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防毒面具 篇6
开战之前,美军为了应付伊拉克可能使用的生化武器,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准备。美军购置了大量的天花疫苗,给每一名赴海湾参战的士兵注射,并配备精良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防毒面具、防毒服、防毒手套和防毒靴套等。其中防毒面具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使用的M40系列和M42系列面具,海军和空军使用的MCU-2A/P型面具,AH-64阿帕奇直升机飞行员使用的M48/M49系列防毒面具及备用的M17A2防毒面具。
M40/M42系列防毒面具
M40防毒面具是在XM30型防毒面具未被接受之后,美国陆军化学系统实验室(即后来美国陆军化学研究、开发与工程中心的一部分)采用"低风险" 设计方法,汲取已有防毒面具的优点,于1983年生产的新型防毒面具。该面具保留了XM30型防毒面具设计上的许多特点,增加了M17系列防毒面具的镜片,配备了加拿大生产的C2型滤毒罐。
M42防毒面具和M40、M40A1防毒面具的面罩和滤毒罐均相同,其区别在于,M42防毒面具面罩是通过一根软管和面具袋中的滤毒罐连接起来的,还可通过软管将面具连接到车辆的供气系统上。M42防毒面具还设置有无线电麦克风。
M40/M42系列防毒面具的特征是其带有反折边密合框的硅橡胶面罩:两只聚碳酸酯光学矫正镜片采用金属眼窗卡箍固定,并经抗冲击增强处理、表面加硬涂层,可提供宽阔的边缘视野和下方视野,并可外镶两个眼窗外套;前通话器位于嘴部上方,副通话器安装在未使用的滤毒罐接口上;口鼻罩有两个单向阀,以防呼出气体使镜片起雾。涂有丁基胶的酰胺纤维和三元乙丙橡胶头罩(称为防毒头罩或TAP头罩)用于被化学污染的环境下使用。
M40A1/M42A1型防毒面具的先进之处在于所谓的"第二张皮肤(Second Skin)"--一个由溴化丁基胶和三元乙丙橡胶的混合胶制成的可遮盖面罩橡胶材料部分的罩套,以提高防毒面具对毒剂的防护能力。"第二张皮肤"与一个快速脱除的头罩和带整体头罩的外衣相匹配。除"第二张皮肤"外,M42A1型防毒面具还为使用者预留有滤毒罐接口。M42A2防毒面具有一个供战斗车辆上使用的外麦克风组件,它与M42A1防毒面具的固有麦克风的通信能力相同。
M40/M42系列防毒面具有3种规格:小号、中号和大号。
M40和M42系列正在取代M9、M17和M25防毒面具而成为美国陆军的标准防毒面具。其中,M40和M40A1防毒面具装备步兵部队,M42、M42A1和 M42A2防毒面具装备机械化部队。
M40/M42系列防毒面具还曾出口到沙特阿拉伯。
MCU-2A/P防毒面具
MCU-2A/P防毒面具的前身是美国陆军研制的XM30型防毒面具。由于 XM29型防毒面具镜片的结雾问题无法解决,导致XM30型防毒面具的研制,而后者实际上是在前者的面罩上再粘贴一个单独的镜片制成的。1981年,美国陆军在该项目中投入了6 000万美元的资金后,参议员威廉穆·布鲁克密尔认为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而授予该项目 "金色羊毛奖",之后不久美国陆军停止了该项目。但将聚亚胺酯镜片粘贴到硅橡胶面罩上的难题最终得到了解决。现在美国空军和海军接受了XM30型防毒面具为其标准防毒面具,并将其命名为MCU-2A/P型防毒面具。此外,该防毒面具还装备美国联邦调查局、特种部 队、稽毒署、海岸警卫队和能源部。
MCU-2A/P系列防毒面具的特点是将整体模压成型的聚亚胺酯单件大视野镜片粘接到一个模压成型的硅橡胶面罩上。每具防毒面具都有一个镜片外套,以保护柔软的镜片。面罩两侧有两个滤毒罐接口,未接滤毒罐的接口装有副通话器,主通话器位于嘴部位置,可通过M101/AIC麦克风进行电话通信。阻水罩有两个单向阀,使呼出气体避开镜片以防结雾。该面具有饮水装置。
M48/M49系列防毒面具
M48/M49系列防毒面具是专为AH-64阿帕奇直升机和其他飞机乘员设计的,最初被命名为M43/M43A1防毒面具。
M48系列面具共有4个型号。M48Ⅰ型和M49Ⅰ型面具在右眼窗有一个槽口以适配于AH-64阿帕奇直升机飞行员使用的集成头盔和显示器瞄准系统(IHADSS),并使用M171/AIC麦克风。M48Ⅱ型和M49Ⅱ型面具有两个球形镜片,配备有M133/U动圈式麦克风。M48Ⅱ型配发给除阿帕奇直升机飞行员以外的其他美国陆军飞行员。
M48/M49系列防毒面具由一个贴面的溴化丁基胶/天然胶面罩组成。该面具既可在地面也可在飞行时提供对化学毒剂和生物战剂的防护。M49面具是在M48面具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如下改进而成的:改善了化学毒剂防护,使滤毒罐送风器的电池标准化,特制了用于热防护的丁基胶外头罩、一个可适应于氧气的系统和用于飞机电源失效或紧急逃离飞机时用的辅助电机/送风器组件。
M48/M49系列防毒面具有3种规格:小号、中号和特大号。
M17A2防毒面具
M17A2防毒面具是美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装备的标准防毒面具,是 M17系列防毒面具中的一种,曾大量装备美国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
M17系列防毒面具的特征是配有天然胶面罩,两个装有活性炭和过滤材料的过滤元件装在面罩两颊的橡胶袋中。M17A1面具与M17面具的区别在于M17A1面具有饮水器和复苏器。该面具有良好的视野和通话性能。面罩两颊橡胶袋中的M13A2过滤元件不用工具即可方便地更换,但在更换时必须将面具脱下。
M17系列面具有3种规格,采用六爪头带固定。佩带时,面具被M6A2面具头罩所遮盖。涂有丁基胶层的轻型尼龙布制作的M6A2头罩可制成伪装颜色图案,有眼窗和通话器的开孔,由拉链在前边拉紧。每一个M6A2头罩质量为230g。
M17A1面具取掉了复苏器被称为M17A2面具。这是在海湾战争中使用最普遍的美军防毒面具。
M17系列防毒面具目前已逐渐被其他更先进的防毒面具所代替,但保留了有限数量的特小号M17A2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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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 懿)
▲美国MCU-2/P防毒面具
▲美国M40防毒面具
▲美国M42A1防毒面具
▲伊拉克战争中佩带M42A1面具的美军士兵
▲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头戴M40防毒面具,向巴格达推进
▲M48防毒面具
▲M43防毒面具
▲美军学习穿戴防化装备
▲ 美国M43A1防毒面具(带附件)
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什么? 篇7
可以说,尽管师出无名,遍遭全世界反对,美英联军还是获得了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二、美军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拿下巴格达,原因很多。
美军和美国政府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投资上百亿美元,大大加强了情报系统。特别是传统的间谍工作。
美军情报的重点,集中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国家。尽管萨达姆·侯赛因在战前宣称有40万军队(包括陆军、共和国卫队、共和国特别卫队),数万萨达姆敢死队和其他特种部队,但美军情报表明:伊军实际上只有对外宣称的一半左右,共和国卫队也远不像宣传的那样训练有素,斗志高昂。
美军的各种情报还表明:伊拉克似乎并未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U—2侦察机、联合国核查小组的直升机、卫星照片表明,在伊拉克南部沙漠中绝大部分地域未埋设地雷,未挖掘反坦克壕,高速公路上未设任何反坦克工程障碍,在幼发拉底河各桥梁和渡口周围并未大量预设永久性加固火力点。已有的火力点早被侦知,输入电子地图,只要用激光制导炸弹和JDAM就能摧毁。
美军利用了大量金钱收买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族人和反萨达姆什叶派人士。攻击路线选在无人沙漠,绕过抵抗点;在第3机步师的迂回路线上,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大多数居民对萨达姆的高压政府不满。除忠于萨达姆的敢死队使用步兵武器抵抗外,整体抵抗强度有限。
在巴格达,美军利用间谍、潜伏特务、特种部队和伊拉克反对派地下工作者的侦察网,多次捕捉到萨达姆和伊拉克高官的信息。在3月20日和4月7日的“斩首”行动中直接袭击萨达姆本人,对伊军指挥系统形成震动,并获得宣传上的优势。
三、美军良好的空地配合
这次攻伊作战,美军空军飞机不足,大量使用了5艘航母上的F/A—18舰载机。美军前线官兵大量装备头盔摄像机和个人电脑,一旦遇到伊军火力点和装甲部队,立即召唤空中力量实施精确打击。
美军改变了上次海湾战争中的长时间狂轰滥炸的战法,开战第二天就出动地面部队进行深远迂回。各种侦察机、无人机、卫星使伊军在沙漠地区的机动均暴露无余,伊军只能利用沙尘暴天气反击。
伊军反空袭作战水准大有提高。各级部队都实行了分散配置。此外,坦克,装甲运兵车、火炮均伪装良好。美军虽使用了700余枚“战斧”巡航导弹,1.4万枚精确制导武器,但在战场上被直接击毁的伊军坦克和装甲车辆并不太多。
伊军分散之后,如何再行集中,阻击美军机械化部队,给敌人造成损失,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分散之后,一些士兵干脆脱下军装回了家。于是有了“伊军主力蒸发”之说。
四、早在1996年,即这次战争爆发7年前,以沃尔福威茨、珀尔为代表的美国保守集团右翼势力就开始研究如何消灭萨达姆政权,并把它当成美国整体中东战略和石油战略的一部分。
美军飞了12年的禁飞区,对伊拉克境内北纬33度以南地区、北纬36度以北地区了如指掌。而萨达姆一直对避免战争存有幻想。
的确,他躲过多次暗杀和1998年“沙漠之狐”导弹袭击。从萨达姆个人来讲,他自有一套避敌避灾之术,但伊拉克自海湾战争之后,并没有作好打仗、打大仗、打空地一体战的充分准备。
如果伊军在1998年驱逐联合国核查人员,不遵守禁飞区之后,进行广泛、细致、深入的准备,实施和演练,也会给美军造成大得多的杀伤。
从防御一方来讲,战争一开始就在没有制空权的不利形势下进行。美军的各种侦察手段,使得在沙漠地区调动军队和车辆非常困难。任何军队在如此劣势的条件下作战,如果不搞军事技术创新、战法创新、装备创新,很难取胜。
伊拉克国土有限,在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运动中,守军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少。这次战争,除伊军非正规部队身穿便衣在居民区作战之外,几乎没有看到伊军有什么新打法。宣传很多的巴格达的巷战也没像样打,萨达姆再次显示了逃跑和隐身的技巧,但对战争的指挥,几乎未起多大作用。
客观地讲,沙漠上的防御战并不好打,如果伊军设置固定防线,用传统的坦克、火炮、预备队的战术来打,也会被美国空军逐渐消灭。
问题是如果打小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袭扰美军后勤补给线,战果会好一些。美军伤亡被俘的人员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战斗中损失的。
伊军本应该发明沙漠游击战或小兵团(小分队)作战战术和武器;如驾驶宽幅轮胎的沙漠摩托车和小卡车(皮卡),使用100—500米投射距离的重型(10公斤一50公斤)爆炸物,象大口径短程火箭,用迫击炮方式抛射的爆炸物等,它们要比AK--47步枪的杀伤力大多了。
直瞄的PGR火箭简装药过少,太标准化,杀伤力有限,无论野战还是巷战都对付不了M—A1坦克和M一2“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五、美军这次战争并没有使用多少新武器,绝大部分武器装备都在上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使用过。但美军把它们成功地组合起来,不断完善,打出了水平。
美军利用广义“电战”(电子战、信息战等)的优势,用各种通信指挥网络处理了浩如烟海的战场信息,指挥灵活,反应快速。
而伊军为了反制美军的侦察和窃听,采用了所有无线电频道静默的战法,这就大大限制了自己的指挥、协调、管理和战场支持能力。
从实际作战上看,伊军大多采用孤立作战,分散抵抗,没有很好地组织协调配合,因而也难以对美军构成严重的打击,这与缺乏合适的通信手段有关。
六、伊军虽未对美军作持续有力抵抗,但萨达姆的隐蔽作战网一直存在。美军占领伊拉克一个月后,仍有士兵被公开射杀。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利益研究细致,但对伊拉克战后的政治形势估计不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伊拉克安全失控,匪盗横行,美军束手无策。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新领导人没有国内群众基础。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势力快速崛起,压倒了逊尼派,美国不知该如何处置。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赢得了战争,但远未赢得和平。
七、美军重点地集于伊拉克,由于缺乏当地人的有力支持,仍显不足,军队只能占领中心城市,小城镇和乡间只好付缺。为了维持伊拉克稳定,又增派了相当于2个师的陆军并拉一些盟友维和,联想到美军在阿富汗作战2年,仍不断遭到袭击。说明征服一个国家的人心,保障一个国家的发展,单靠美元和高技术武器远远不够,战争的边界和概念正在向更大的范围延伸,这也是研究传统战争的人们应当关注的。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能源问题 篇8
如何认识美国控制伊拉克石油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要控制中东石油市场以及世界主要能源运输通道,以此控制盟国及亚太等地区的国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原油供应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存在对抗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目标可能是使中东石油以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供应全球石油消费市场。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控制中东这个全球石油供应地可能使欧佩克影响日常石油价格的作用进一步式微。从大战略思维看,中国如何参与形成美国主导前提下的国际原油供应和消费的合作机制才应该是主要思路。
美国控制伊拉克石油对中国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利益有何影响?
中东地区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地。中国与中东国家间关系较好,但进口原油的渠道不畅通,也不稳定。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是否进而改造其他中东国家的政权,值得关注。
一方面,中国应该利用战争带来的西方投资者对中东国家非石油行业的信心的不稳定甚至下降,加强与中东产油国之间全面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能源(特别是原油)进口渠道的多元化,促进能源消费的多样化。同时,中国有必要继续稳定中美战略和政治关系,以保护中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利益。从长远看,中美之间在世界能源供应和消费的互动中,不存在根本矛盾。
中国在保护自身的能源安全方面,应如何努力?
对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既要正视,同时又不可夸大。审视中国的能源安全,应该从多个角度入手。
一个角度是中国的能源消费现实。中国自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以煤为主”仍是中国能源消费的现实。战争之后,中国的海外原油进口可能会遇到新的风险,但是否因此而采取增强对煤炭的依赖的政策值得商讨。我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加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能源消费多元化和节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能源消费现实。
另一个角度是,什么因素是对中国能源进口安全最大的威胁?有专家指出,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是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潜在危机。我们有必要研究这一问题对中国石油进口运输渠道乃至进口供应源的战略性负面影响。同时,我们也有必要研究中国如何参与国际保证海上石油运输通畅的问题。这种研究,涉及战略、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各个层面,也需要同国际间的同行共同探讨。
第三个角度是,如何进一步改革中国国内的能源供应机制。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动政府、大企业、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在能源供应和消费机制方面的对话,以形成共识,不断地改善中国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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