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问题

新闻自由问题（精选12篇）

新闻自由问题 篇1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计算机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由此网络也成为与报纸、电视等并列的、重要的新闻传播媒介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网络新闻传播中存在种种问题, 自由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只有将网络新闻传播中的自由问题加以控制与管理, 新闻的价值以及网络作为新闻传播媒介的价值才可以得到更大的体现。故本文拟从网络新闻传播遇到的自由问题、解决措施两个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网络新闻传播,自由问题,解决措施

17世纪中叶, 约翰·弥尔顿发表《论出版的自由》书籍, 在此书中出版自由,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首先被提出。在此之后, 西方国家便针对新闻自由不断地进行讨论, 使之形成了一种权利体系。而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念, 首先是由传教士带进来的, 洪仁玕是第一个提出新闻自由传播理念的中国人。随后, 严复、梁启超等开始将新闻自由的理念施之于报纸活动的实践之中。

互联网作为20世纪出现的一个新兴物体, 从一开始便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如今, 随着其的广泛使用, 更成为人们交流情感、对于社会事件乃至政治事件发表意见、参政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这种时代下, 网络新闻传播的自由问题被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遇到了更为巨大的挑战。

一、网络新闻传播遇到的自由问题

(一) 新闻自由的概念

关于新闻自由, 《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有这样的解释:“新闻自由也是指出版自由, 它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之一。它是由宪法所规定的出版以及言论自由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运用和体现。公民在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 不可以损害其他公民的、集体的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权益。”

因此, 总体来说, 新闻自由是包括出版自由、采访自由、传播自由等在内的一个泛指概念, 它不是权力, 而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一种权利, 除此之外, 它也是一种观念, 一种保障公民自由发表观点的理念。

(二) 网络新闻传播遇到的自由问题

相比与其他传播媒介, 网络新闻具有如下特点:信息量大、信息传播速度快、互动性高等。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的网民数量大约达到了5.9亿, 随之, 网络新闻不同于其他传播媒体, 比如报纸、电视, 它打破了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 让新闻可以在更广的地域、更随意的时间传播, 也就是说, 网络新闻不仅在广度, 而且在深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 在网络新闻传播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同时, 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假新闻越来越多, 甚至有些网站还出现恶俗新闻, 以博取广大网民的关注, 赚取点击率。这就使得新闻的价值大大贬值, 甚至变质, 以至于完全违背了新闻的原则, 新闻自由也受到极大的妨害。当前, 网络新闻传播遇到的自由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1. 网络新闻的可信度极低

不论是报纸、电视新闻还是网络新闻, 真实都是最基本的保证。但是, 由于互联网的特点以及网络新闻本身的自由性, 使得网络新闻的开放性被大大增强。网络在给民众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与平台的同时, 由于这种交流往往不受限制, 也促使了假新闻的出现。

一般来说, 网络假新闻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 其他的新闻媒体, 由于网络新闻在发布的同时, 往往采取转载, 即不加改变与挑选的方式, 这就容易导致其他媒体的假新闻被发布;第二, 网站自行编辑;第三, 广大网民的贴吧、论坛、微博等媒介上发布的新闻, 这种新闻由于不是由专业的人员进行采集并编辑的, 可信度不能够得到保证。

2. 网络新闻的报道形式十分单一

虽然互联网的多媒体化促使网络新闻具有视频、音频、图片等与传统新闻媒体相比的优越功能, 但是与国外网络媒体相比, 我国网络媒体并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对社会热点新闻进行分析、报道, 而是采用转载的形式, 这无疑就使得新闻的报道形式受到限制, 显得过于单一。

3. 网络新闻的互动形式较弱

由于我国网络媒体上的新闻多来自于传统的新闻媒体, 比如电视、报纸等, 就使得网络新闻本身也受到传统新闻的影响, 只是在单向传播, 即网络只是在被动地接受新闻, 但是却很少对所接受的新闻进行反馈。虽然说, 网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但是这种互动性还是很弱。

4. 众多网站只是在单纯地复制、粘贴其他网站的信息, 缺乏独创性

根据调查显示, 到目前为止, 我国许多网站都没有自己的采访权, 这就使得网站只能够去转载、复制来自于其他网站或者传统媒体的信息, 而缺乏自己的独特性。同时这种复制的新闻也使得网民在信息的狂轰乱炸之中, 找不到网站自身的亮点, 甚至不厌其烦。

5. 网络新闻有朝着恶俗化方向转变的趋势

著名新闻人陆定一曾经给新闻下过一个这样的定义:“新闻是对新近所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 真实、简洁应该是新闻最大的, 也是最基本的特点。就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说的, “真实是历史学家的职责, 而不是美德。”新闻也是一样。但是, 在这样一个娱乐至上的浮躁社会, 网络由于没有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 为了赚取点击率, 博取公众的眼球, 经常胡编乱造, 甚至恶搞。这远远偏离了新闻的特点。

二、网络新闻传播所面对的自由问题的解决措施

1.提升新闻报道的深度与广度

网络新闻, 最根本的还是新闻, 因此, 想要加大网络的影响力, 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新闻的内容上努力。要让新闻的内容更具独创性, 更为深刻, 脱离低俗化的倾向于复制粘贴的命运。比如新浪、搜狐、腾讯等就可以利用网络自身没有版面限制的特性, 对新闻进行一个更为深入、深刻的报道, 如背景报道、分析报道等, 让新闻的内容不再单纯地流于表面。

2.采取多样化的报道形式

针对新闻报道形式太过单一的特点, 网络媒体要充分利用网络自身的多媒体化优势, 利用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 建立有针对性的新闻专栏。也可以利用网络的优势, 在新闻的标题上进行努力, 进行比如类似蒙太奇的报道, 以提升网络新闻报道的多样性。

3.加大网络新闻的原创性

千篇一律的东西是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的, 网络新闻也是一样, 太过千篇一律只会降低网民的关注热情。因此, 要想提高关注度, 必须加大网络新闻的原创性, 让自家的东西与众不同。对于有采访权与编辑权的网站, 可以自主地对新闻进行采访与编辑;对于那些没有采编权的网站, 在转载别的网站的信息时, 也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位加以适当地修改, 比如改变新闻的标题、新闻的结构以及叙述方式等等。

只有不同, 才会吸引关注。

4.加强与网民的交流与互动

对于传统新闻媒体而言, 互动的方式一般就是电话、信件等等。但是, 网络新闻媒体不同, 它具有传统新闻不具备的优势。在网络新闻中, 可以建立专门的网民新闻反馈栏, 让广大网民在阅读完新闻之后及时发布自己的感受, 这样一来可以方便网民反馈信息, 二来也可以有助于网络及时地发现网民的信息反馈, 及时处理。更为重要的是, 网民在进行反馈的同时, 还可以和众多的其他读者进行交流, 碰撞思想的火花。

5.国家相关机构要加强对于网络新闻自由的管理

首先, 要强化网络新闻管理者的具体职责;另外, 加强公众舆论对于网站的监督;再次, 利用法律手段, 提高网络新闻自由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国家相关部门要根据事实的要求, 发布专门的法律, 对新闻传播进行实际的约束。同时, 加大对于新闻网站的监督力度, 加强对于假新闻的惩罚力度, 利用法律的方式, 还网络新闻一片蓝天。

结语:

作为一个新兴的新闻传播媒体, 网络具有它不可比拟的优势, 它的开放性、互动性、跨越地域性、时间性, 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 也给公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观点的空间。尽管目前网络新闻传播自由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只要我们加强管理与引导, 提升新闻内容的深度、原创度与真实度, 加大与网民的交流, 网络新闻传播的自由将不再是梦想, 网络本身将会继续成为大众接触新闻的主角, 网络新闻服务也将会迎来更加璀璨的明天。

参考文献

[1]樊亚平.网络新闻传播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一种特殊模式——兼论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J].科学·经济·社会, 2004 (01)

[2]严三九.发展我国网络新闻传播的设想[J].广州大学学报 (综合版) , 2001 (12)

[3]刘幸希.小议网络新闻传播[J].科学咨询 (科技管理) , 2012 (04)

[4]葛杨曦.网络新闻传播负面效应及其成因分析[J].新闻传播, 2009 (09)

[5]杨匀.网络新闻传播功能探究[J].科技信息, 2009 (16)

新闻自由问题 篇2

一、新闻自由与媒体责任含义

1、新闻自由的概念

2、媒体责任的由来

3、新闻自由和媒体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新闻工作者面临困境和存在问题

1、我国新闻工作者当前面临的困境

（1）相关法律不健全导致法与理的矛盾冲突

（2）受众评判标准导致情与理的矛盾冲突

2、我国新闻工作者当前存在的问题

（1）话语权缺失，公众渐成“沉默的大多数”

（2）片面追逐经济利益，新闻工作者渐失社会“公信力”

（3）新闻业自由竞争导致新闻娱乐化甚至低俗化倾向

三、我国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1、媒体市场化改革和传统管理体制冲突

2、舆论引导与经济利益冲突

3、个别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素质低下、法制体系缺陷

四、我国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危害

1、公信力危机

2、社会公平缺失

3、危机新闻媒体生存

五、实现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协调统一的对策

1、增强新闻媒体责任的意识

2、提高新闻工作者道德水平和从业素质

3、建立健全新闻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

新闻自由问题 篇3

关键词：网络传播、新闻、新闻管制、新闻自由

中图分类号：G210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又多一个传播媒介。新闻借助这一载体，让广大民众参与到新闻的传播和评论当中，民众拥有获取、传播和评论新闻的主动权，在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的同时，许多问题也应运而生。使得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在网络传播中矛盾重重，难以平衡发展，网络新闻管制问题严重。

一、网络传播中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的现状

1、网络新闻自由权利滥用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新闻自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网络传播在融合了传统传播的特征情况下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本质，海量信息的高速传播，充分满足了民众的知识需求。网络信息传播自由、虚拟的交流平台给广大民众提供了参与媒体、传播个人声音的渠道，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管制模式。然而，这种便捷式的传播方式也为一些网友的不良行为和不良言论的发表提供了平台，使得新闻自由权利滥用现象严重。

例：15年3月功夫演员吴京在参加节目时因不认识韩国偶像组合EXO而引起了广大民众“吴京不认识EXO”的言论大战。EXO的粉丝要求吴京向EXO全体成员道歉，并到吴京的微博、贴吧进行辱骂、自残恐吓等行为，并造成人员伤亡。

2、网络新闻管制疲软乏力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着，网名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言论的表达者，并以匿名或非匿名的形式表达、传播者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互联网新闻自由的高速发展，使得新闻管制的效力不断的缩小，逐渐失力。

例：15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刚开始的“撒钱”说被民众广为传播，并对所谓的撒钱人进行人肉搜索、言论讨伐。在上海公安微博公开表示事件原因并非“撒钱”一说之后还有部分网民对其“撒钱人”进行言语攻击，还有网友对事件原因进行自我猜测，管理部门紧急预案措施的缺乏和管理失职等问题的言论。使得上海有关部门不得不进行言论导向和事件原因的公开声明和相关案例的分析说明。

网络环境中新闻管制的乏力，催生出的一系列危害会为民众个人甚至国家带来严重威胁。在网络传播中，过度的言论自由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如公民个人隐私和人生安全。在新闻的网络传播过程中，由于网络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强大，使得有些新闻为了寻求新闻效果或是个人的牟利行为，而擅自披露他人的生活资料、信息以及不良行为等，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例：15年4月《花样姐姐》宋茜被吐槽“公主病”。在《花样姐姐》中宋茜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由于经费问题嫌弃酒店房间不好，要求买漂亮但价格昂贵的雨鞋被网友吐槽“娇气”、“公主病”等，并在因档期问题提前离开被广大网友任意言论，在其微博进行攻击性言语评论，使得宋茜不得不关闭微博的评论功能。网友的这一行为对宋茜造成人生攻击，使得名誉受损。

这些类似的网络新闻侵犯他人隐私权和人生安全的案例，不难发现新闻管制已经无法满足网络新闻管制的要求了，网络新闻言论过度自由已对社会制度以及新闻管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网络传播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的原因分析

（一）技术对制度的冲击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滥用行为对网络新闻管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国家在法律和技术等手段上对其进行防范和处理，但是仍有不法组织利用非法程序来破坏，例如虚假网页、钓鱼岛网站等等。不法分子利用这些网站从事非法活动，散播不良信息或是行骗，对于这些大量的不良信息，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新闻管制更是难上加难。

（二）网络传播特性导致新闻自由权利泛滥

1、网络传播信息快速。

2、网名众多，良莠不齐。

3、网络传播渠道多。

4、信息量大。

（三）网络把关的缺失

在网络信息傳播过程中，网络把关人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严格把关，将有加之的进行筛选传播，避免信息滥用和失实的情况。

然而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中，由于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直接复制、缺少健全的法律法规，使得网络新闻缺乏把关，新闻质量参差不齐，处理不及时。

三、网络传播新闻管制措施

（一）新闻自由限制原则

对网络新闻自由采取保护为主，管制为辅的原则。将二者合理协调，使其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对国家安全、道德和公民人权不存在威胁的新闻，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制保护，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都将进行保护，允予自由。

借鉴“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不在法律抱回范围内的煽动性、恶意的言论对其进行处罚。根据我国国情，借鉴“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对新闻自由权利联用可起防止和限制作用。

（二）建立、健全网络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行业监管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不统一、完善，内容相对单一性，网络信息监管效果不明显。因此，我国的网络信息监管制度的制定要结合网络特性进行针对性和统一完整的修订，健全网络信息管理体系，较强网络环境的管理。

（三）倡导行业自律、个人自律

互联网行业对从业者进行行为规范，避免网络不良信息的传播和不良信息带来的消极影响，促使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网络活动的个人，拒绝滥用言论自由、拒绝传播不良信息、拒绝网络言论攻击等，以身作则，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网络环境。

四、结束语

网络传播环境下，必然要将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的关系协调发展，以保障网络社会环境的稳定发展和和谐新闻传播平台的建立。要尊重言论自由，运用法律、技术等手段规范、协调、平稳新闻管制和新闻自由，营造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网络传播环境。

参考文献：

[1]陈功，陈程. 网络传播中的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J]. 当代传播，2014，02：77-79.

[2]甘韵矶. 试论新闻自由和新闻管制——有感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J]. 今传媒，2013，04：36-38.

[3]浦伟. 试析网络传播新闻自由的现状及管理对策[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15：248.

[4]刘佳. 试论新闻自由与新闻管制[D].郑州大学，2009.

新闻自由问题 篇4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 保护新闻自由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也就构成了新闻自由的权利基础。

一、构建新闻自由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 新闻自由是社会民主文明程度的直接反映

著名美国新闻工作者普利策曾经说,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 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及时发出警报”, [1]这句名言充分地体现出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对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纵观西方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历程, 新闻媒体作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 在监督社会权利分配和运行, 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程度可以直接反映出其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程度。在我国, 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程度更可以直接地反映出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二) 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本身就是社会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 知情权就是最主要的权利之一, 而公民知情权的维护则需要通过新闻自由得以充分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的构筑就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 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无论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还是坚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都离不开新闻自由的重要保障作用。通过构建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 各项社会事业能够在高度信息化的环境下健康的发展, 而政府在管理社会事业的进程中也将以此为依据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因此说, 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2]

二、构建我国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的法律溯源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 我国的新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自由。构建我国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 首先应当进行法律溯源。

(一)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

我国《宪法》规定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也就是自然人, 这一点是新闻自由的法律本源之一。不但是我国, 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了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言论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 其本意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其后这项权利被进一步引申, 扩大为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 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新闻自由的基础。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言论自由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 在我国, 公民的言论自由要建立在遵守《宪法》和法律各项规定的基础之上, 一旦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公民个人要对其不当言论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西方国家标榜绝对化的言论自由, 但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这种绝对化的自由从来没有存在过, 也必须要在统治阶级的道德、法律规范要求之内, 是一种相对化的自由。

(二) 出版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

与言论自由相比, 出版自由是公民自然人权利的一种递进。出版自由指公民或组织可以将自身的思想和理论学说印制成印刷物等公开出版物, 公开传播发行。在信息化社会中, 出版自由是新闻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 可以有效地促进信息的高速传播和交换。

(三) 信息自由的主体是“法人”

所谓的信息自由一般是指新闻媒体可以根据事实独立客观地进行报道, 并向受众传递主观的观点和评论。这项自由的主体是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法人机构, 为了保护新闻自由权利, 这些法人机构应该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角色, 承担法律规定的保护公民知情权的责任并独立承担以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的一些思考

在前文中笔者就我国新闻自由的几种形式进行了法律溯源, 下面笔者将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新闻自由法律保障机制提出一些建议。首先, 应当进一步完善新闻自由法律保护法律体系。选择适当时机出台《新闻法》, 改变目前新闻事业没有专门部门法的局面, 此外要继续强化《宪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中涉及新闻自由保护的规定。其次, 加快制定保护新闻媒体健康发展的行政法规和制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现有行政法规和条例, 另一方面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规范新闻媒体合并、重组、改制行为, 切实保护新闻媒体的独立角色和独特作用, 强化新闻媒体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最后, 要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针对信息化社会公民言论自由表达形式多样化的特点, 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保护公民通过微博、网络等新兴媒体发表合法言论的权利, 这对于维护公民的自然人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孙旭培.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9) .

新闻自由的硬伤 篇5

提要：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西方新闻界的圣经，是西方新闻界两百多年来尊崇的职业准则。而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本身也有其难以化解的硬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改进这些问题。

关键词：新闻自由 传媒业集中化趋势 鲁伯特·默多克

Some Problems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Abstract:

The Theory of News Liberalism is the Bible of Western media field, and it’s also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which Western media field have honored for more than 200 years.But this theory has some drawback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resolve, we can discover them as time goes by.To research these problems can help u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also can be beneficial when we want to improve them.Key Words: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Tendency of Concentration in Media

Rupert Murdoch

《新闻自由的硬伤》

引言：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The Theory of News Liberalism）是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理论发展而来的。经过历史的演变，从最初由弥尔顿提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到19世纪中叶约翰·密尔进行深刻论述的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逐渐成型。一个影响力深远的思想理论总是伴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变革，新闻自由也不例外。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成型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印花税和知识税的取缔，激进报纸的兴起与消亡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经历了这些历史事件后变得完善和成熟。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新闻自由的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首先，新闻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思想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最主要地体现在了新闻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主体上：新闻自由的主体是传媒所有者，而言论自由的主体却是个人。传媒产业的集中化趋势不可避免地使传媒大亨旗下的报纸和电视台开始成为一种为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新闻媒体吹捧的独立的“第四权”地位几乎被扭曲，报纸和广播电视可以完全服从财团老板的利益需求进行不实报道或不客观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新闻自由只是报业主的自由。

再有，新闻自由如何与滥用新闻自由进行界定，也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尤其是2011年《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将这个问题撕开了一个口子，使其变得越来越难以逃避了。西方新闻记者可以为了获取一手独家资料而不惜超越传统的职业底线，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新闻报道权干涉公民的生活。这种新闻自由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影响了公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样没有边界的新闻自由，是社会和公民所厌恶和唾弃的。

一、新闻自由的起源发展和成型

要说新闻自由的起源，就不得不提一下出版自由（Press Freedom）和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产生又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根源。

西方的自由主义哲学观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本身就是目的，个人是自主我自我，是各自独立的存在，所谓社会不过是这种自主的个人意志的集团；人格具有绝对价值，所有的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个人应该按照自然法则和良心行事，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只有法才能支配、制约个人。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并在自主的个人同意的基础上才存在的；政府的作用是消极的，最好的政府应是统治最少的政府；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契约（Contract）的基础上的，一旦这种契约的条件被破坏，契约的当事者个人就有建立新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与上述自由主义的人权观相适应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人的生命、自由及财政是自然权利，即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因而人人生而平等。”1这种自由主义的哲学观，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也是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1.1 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

率先提出出版自由并加以论述的人中，最受西方新闻界推崇、被视为新闻自由奠基人的是英国政论家、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为了抗议英国国会恢复检查制，1644年，弥尔顿在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抨击检查制的不合理性，指出言论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问题。他首次提出，唯有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使真理战胜邪说。他认为，真理产生于思想的自由和公开的争论，扼杀这种自由，无异于扼杀真理本身，因此他极力反对政府对出版物的事前限制。他还认为，真理本身就具有战胜谬误的力量，它通过自我修正过程最后战胜谬误而保存下来。这也就是所谓的“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2 弥尔顿首倡的出版自由观念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个理念以及从中引导出的一系列概念后来发展成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而这个理论，正是近代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的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

1.2 约翰·密尔的言论自由思想

言论自由在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Mill）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中第一次进行详细阐释。他的这篇著作被誉为“英语世界里最经典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辩护词”。他的思想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法的法理依据。《论自由》主要是在对个体自由进行辩护。另外密尔认为，言论自由有助于人们增长知识来获得真理，有助于促进和保障民主政治，有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3

密尔的言论自由思想的提出促成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完善，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密尔言论自由思想中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此后新闻自由思想的变化。如果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就很容易造成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

二、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矛盾

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著名的传媒大亨。他旗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传媒帝国。他控制了整个澳大利亚传媒业，他是英国数家全国性报纸的和天空卫视的老板，他还在美国拥有福克斯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在这传媒帝国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了默多克的独断专行——他会亲自告诉他的主编“你需要写什么内容”，他会在报道刊发以前进行仔细的阅读和修改，而且，正是他旗下的《太阳报》（The Sun）在1997年大选期间的临阵倒戈，转而支持布莱尔为首的工党，使得布莱尔如愿以偿地坐上首相宝座。而默多克这一切的行为，皆是与他的经济利益紧密挂钩的。

受利驱使写出来的新闻报道定不是真实的。当然，这其中的受害者不光是读者和受众，还有记者和编辑等新闻从业者。在西方国家，一个记者或编辑因为没有按照老板所说的方式去报道新闻或者撰写评论而被解雇是很常见的现象。默多克只是传媒所有者控制传媒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像他这样的传媒所有者数不胜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传媒产业的集中化趋势密不可分。而从根本上说，集中化的出现还是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有关系。正是对自由主义的过分追求，以及其过度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导致传媒业垄断，以及多元化的失败。从这个角度上说，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传媒所有者的自由。4

下面，让我对传媒产业的集中化趋势（the Tendency of Concentration in Media）的后果进行详细阐述。

集中化趋势，打一个比方就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自从报业脱离政党和政府的控制开始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之后，卖报纸和广告就成了报纸的主要收入。那些市场广阔，经营策略好，内容好的报纸就能够赚更多的钱，钱就开始急剧累计，自由主义的理论必然促使激烈的竞争，然后大报社必然要收购吞并小报社，当大报社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引起一些大商人、大财团老板的注意力，他们注意的正是报纸的传播作用、制造舆论作用和监督作用，他们可以从中寻找巨大的商机。于是他们斥资收购这些报社，然后自然而然就会跨出一个媒体伸展至多个传媒如电视、网络。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不断集中的西方传媒资本越来越表现出全面垄断社会信息传播的趋势。这种垄断会使资本急剧累积。1996年以后，国际传媒业的兼并和集中越发频繁。如今，更多的传媒属于大型集团公司或者私人投资财团的资产。当传媒在投资者和大财团那里仅仅是一项资产的时候，股东价值就已经在不经意间凌驾于新闻价值。过去，当新闻专业主义与商业利益冲突时，老板有时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会尊重前者。现在不同了，相当一些传媒属于更大的与传媒完全无关的大财团，他们几乎不关注传媒的发展和运行方式，只关心他们赚不赚得到钱。左右着政治和舆论的正是这些大财团，而不是财团下面某家传媒的记者——不管你试图推翻一个总统，或者支持一场海外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最终是财团老板说了算。5

而且，大财团在很多情况下也与政府有紧密的联系。打个比方，在2003年英美联军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在英国，好些影响力甚大的全国性大报对战争的正义性和英美联军的胜利进行大肆宣传，却有意忽略了英军在伊战场的伤亡和一些丑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媒体已经成为了政府和大财团的代言人，他们用片面的消息误导民众对战争的看法和观点，以赢得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这都是因为国家政府同各大垄断财团实际上有着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无论是公开还是暗中，从未丝毫放松过。高度的垄断使政府与垄断财团之间更容易达成协议，取得利益上的一致。在他们眼中，赢得战争远比事实真相更重要。于是，被左右了的新闻媒体往往无视新闻事实，不遗余力地进行种种歪曲宣传，通过控制舆论来控制战争、政治和人心的走向，以达到掌权阶层想要6的结果。正如赫伯特在 《权力的媒介》 中承认：“世界上没有真正独立的新闻，一切新闻都是掌握新闻权利者的战利品，”他同时认为，“新闻的多样性，是实现新闻真实的惟一途径。”诚然，任何一种关系都有其利益体现，不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这就导致了新闻自由的实施必然与当时的政治的紧密结合，决定了资本政治及新闻自由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和双重标准。8

那么，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矛盾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清楚这种现象的本质。正如英国当代哲学家卡尔·波珀所说的：“在沟通自由与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矛盾：主张个人选择自由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多的为投资者而不是为公民选择做辩护，为大型企业组织审查个人视听的选择权力进行辩护。”9

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些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欧文·费斯(Owen M．FiSS)在他的著作《言论自由的反讽》提出的。他提出的问题是：新闻自由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强势的人有说话的权利，弱势的人说话的权利形式上是有的，但是别人听不到。怎么办？作者提出，要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这就要由行政权力机构出面来协调，要多少压制一下那些声音强大的人发表意见的声音，给弱小的个人发言的机会，而且要给他们“分发扩音器”，这个“扩音器”是个比喻，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让大家听到。那么这个方法到底奏不奏效呢？在我看来，如果就西方国家的既定的新闻体制而言，这个方法相当的理想化。谁来监督国家对发表意见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国家的分配就公平吗？国家压制强势群体发表意见就合理吗？既然国家能够压制强势群体，那么它当然也更有能力来进一步压制弱势群体发表意见，如果这种情形发生，谁来监督国家行政权力，等等。说白了就是权力到底如何得到监督，执权者的合法性如何证明——问题又回到了起点——我们如何公平地保证每个人有发言的机会，记者不会由于观点的分歧而被老板解职。在这个问题上，这是西方新闻体制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的体现，也是我们分析各种发生在西方传媒的解聘记者编辑事件或传媒主干涉新闻编辑事件的视角。同类事件以前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将来还会发生，不足为奇。11我们要做的是进行理性思考。

三、无边界的新闻自由

2011年7月18日，英国著名小报《世界新闻报》（The News of the World）因为窃听事件停刊。因为这一事件牵扯出的涉案人员遍布英国各个层面，警方，经济学家，政治家，新闻人，等等，影响力之广，是两三年内难以消弭的。

《世界新闻报》窃听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但这一次闹得这么大，是因为他们的窃听行为已经超出了人们可以忍受的道德底线——报纸记者对受害女孩电话的窃听增加了警方查案的难度，间接使被绑架女孩没有及时得到援救被杀害。大家不禁要问了，新闻自由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儿？

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曾经有所谓第四权的概念，认为新闻报道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国家第四权力，换句话说，新闻报道权属于公权力范畴，它虽然与立法权等权利一样，都来自于公民的宪法授权，但是，当新闻报道权脱离了公民权利之后，就成为具有独立权力主体的特殊公权力。掌握新闻报道权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享有类似于警察和法官所享有的公权力，不仅可以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地，获取公民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而且可以像法官那样随意地评论人物，对公民的言论进行审判。这种派生于第四权力的新闻逻辑，从来都没有被任何国家的法律所承认。但是，纵观世界新闻发展史，大家不难发现，西方新闻媒体正越来越习惯于超越传统的职业底线，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新闻报道权干涉公民的生活，甚至以自己强大的新闻影响力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12 长期以来的惯例会使大家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也就是，西方新闻市场具有自发性和自律性，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推进，媒体也在扩大自己的份额，那么，他们必定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这样他们的新闻才有人看，才有利于提高新闻的品质。但是很明显，有竞争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而《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恰恰是不正当竞争的恶果。新闻记者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获得经济利益，彻底颠覆了新闻自由的伦理。

从这个事件，我们还可以看出其他的一些东西。西方新闻界的自我管束显得十分乏力，PCC，即英国的报刊投诉委员会（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在类似《世界新闻报》这样的报纸面前总是无能为力。但是如果把新闻界纳入法律的管辖中又会钳制新闻自由，这是新闻自由的基本要义所不能接受的，也不是新闻人想看到的结果。从前年的议员津贴丑闻到今年的窃听丑闻，说明即使在英国这一相对透明清廉的社会，从政界到媒体还是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状况。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是对抗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媒体不能无法无天，却也不能在各种监督下变得束手束脚。13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地英国，传播法体系和以自律为特色的新闻监管体制相当完备，总体而言也是行之有效的。即便经受此次冲击，监管体制也不必做大手术。此次丑闻暴露的主要是法律的执行问题。

执法效果不佳主要缘于媒体嵌于其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事实上，这一丑闻本可及早揭露。但其中的钱权交易，以及《世界新闻报》的老板默多克与英国各政界人士，包括历任英国首相的微妙关系使得这个问题直到今年才由于一个少女的死亡撕开了一条口子。这种迟钝凸显了利益格局是多么的盘根错节，官僚机构的惰性是何等根深蒂固。国家权力或立法对新闻业的介入对于防止这类丑闻重演是毫无作用的。14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媒体自律是有能力实现自我完善的。无人能否认，窃听丑闻最终败露正是《卫报》（The Guardian）等大报锲而不舍调查的结果。改进监管的方向不是威权主义，而是坚持60多年来国际新闻界的主导思潮，即“自由而负责任”。正如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报告》，即《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所作的经典阐述，它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同时并不否认，媒介自律优于来自政府的他律。其次，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监管制度是有缺陷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更有效的监管体制，以支持新闻业的正直与自由，媒体的多元化和独立性，同时鼓励最高的伦理和职业标准。此外，还应规范政治家与媒体、警方与媒体的关系。15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与其说窃听门提出了新闻监管问题，不如说它令不少已有的难题变得更加紧迫。比如，是否需要限制传媒公司的规模，以防市场垄断？传媒跨国公司如何有效监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上，媒体如何保持应有的职业道德？16很明显，这又回到了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传媒业的集中化趋势问题上了。当默多克坚称为此次丑闻“羞愧但不承担责任”；当这位广受英美知识界诟病的资本大亨宣称“扩大报纸发行量的秘诀就是降低格调”之时，以上问题再也不容回避。此外，这些问题已经跨出了国界线，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这些问题同样严重，只是没有导火线来引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一旦炸药被点燃，那么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产生的后果只会比在英国更加严重。

注 释

1.周建明 《功能与利益的冲突——对香港报业现状的分析》 《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05期

2.唐亚明，王凌洁著 《英国传媒体制》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年版 第33页 3.刘丽萍 《论密尔言论自由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6月 4.唐亚明，王凌洁著 《英国传媒体制》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年版 第35页 5.陈力丹 《西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固有矛盾》 《新闻大学》 2008年第03期 6.车英，欧阳云玲 《从英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口水战透视英国新闻自由》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年第11期

7.阿特休尔· 赫伯特 《权力的媒介》 新华出版社 1980年版 第78页 8.车英等 《论西方新闻媒体与民主政治》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 年第3期 9.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 《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51页

10.欧文·费斯著 《言论自由的反讽》 新星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4页

11.陈力丹 《西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固有矛盾》 《新闻大学》 2008年第03期

12.乔新生 《倒掉的不仅是一张<世界新闻报>》 《法制日报》 2011年7月18日

13.《过度监管不是出路》 财新网 2011年7月25日

皇权统治下的『新闻自由』 篇6

但到了宋朝时期“新闻自由”程度加大，民间可自行办报，而慈禧时期“新闻自由”更是达到巅峰。

李世民破坏“新闻自由”

唐朝时期的“新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主要记载皇帝的私生活叫《起居注》，另一种记载皇帝和大臣之间公事的《实录》。祖先们为了保持各个朝代历史的真实性，一直保留一个“新闻”规定：皇帝不许查看、干涉和修改自己的《起居注》和《实录》。

李世民，作为一个前朝实录读者，被报道人，更是爱惜自己的名誉的人，对于无法审阅关于自己的报道，无法让报道尽可能地有利于自己，很是头疼。他的一些难言之隐，生怕传到后世读者的耳朵中。最后下定决心，修改祖先留下的“新闻”给定。外人修史改为宰相修史。宰相的职位相当于现在企业中的秘书，也就是说宰相是皇帝的秘书，秘书处理的文案，皇帝自然有浏览和提出意见的权利。

关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储而立，他即位后顾虑采风官（古代记者的称呼）对此事的记录，曾多次提出要查看国史的记载，但分别被朱子奢、褚遂良等人拒绝，但皇帝是整个国家的老大，最后还是由亲信房玄龄顺旨，删削国史的实录进程。李世民对重写后的报道美其名曰“削其浮，直书其事”。

记载唐朝历史的几本书里，关于“玄武门”之变事件内容有了不少出入—他杀兄逼亲爹夺取政权的基本事实虽然没有变，但多了不少他不得已才做此事的理由，而前后又有不相符或逻辑上不能解释的地方。给后世留下了疑云，成了至今仍在研究的一个谜。

宋代开启“新闻产业”先河

唐代的报纸是给后世人看的，而宋朝的报纸是办给当世人看的。宋代的官方报纸，“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每天朝中的政治消息，整理编定，审查合格后，发放到天下。

除了官办的报纸，宋朝还出现了民间小报，“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种民间的小报也被称为“新闻”。

到了南宋，小报的消息来源变得更为迅速，朝中公文还没有下发，小报就已经登出来了。“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背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市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闻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

小报传播快，信息的需求量逐渐加大，“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从而开启了“新闻”产业的先河。

慈禧不能完控媒体

慈禧时期虽是皇权专制，但自主办报是慈禧时代报纸的特征。政府没有控制媒体，也没有强迫全国媒体统一发出一个声音，只有重要的“新闻”统一用皇家新闻部的通稿，或者只报道正面消息不准报道负面消息。

1904年11月，慈禧70大寿期间，一位叫林白水的采风官写了一副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湾，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1896年由梁启超执笔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则刊登了一段警告慈禧为首的朝廷必须变法的话：“国家必须变法，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变。自己变可以操纵局势，别人变就由不得你了。只有主动变法，才能挽救国家危亡。至于如何改变，根本在于要变教育，关键在于要改变干部制度。”

有想法的人，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思想，不论抨击政府的言论多么直白，或者火爆，政府部门或权力的掌控者，能做到的只有把说话人或者报纸“封杀”。但办报是没有限制的，一个地方被封，可以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办报、再次刊登火爆言论。

1904创刊的《京话日报》，是敢于公开揭露王公贵族暴行和官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闻的报刊。在创刊两年后被清政府封掉，原因为报纸的主编结交改良派人士，属于“附和匪党”。

编辑：李彦

新闻自由问题 篇7

新闻自由的概念雏形最早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西方国家。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 新闻业早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新闻媒体与出版物的同源性, 新闻媒体便逐渐代替书籍、政论宣传册成为政府重点围堵打击的对象。由此, 新闻媒体便沿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哲学内涵对新闻自由进行建构, 强调自由主义权利观念中的自由维度, 力图摆脱政府控制, 实现自己设立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抑或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发达国家或地区, 传媒业界均对新闻自由进行过有力的捍卫和抗争[1]。在现代社会中, 新闻媒体已俨然成为维持以民主制度为政治基础的社会宪政民主体系、调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有力武器。但从我国的新闻实践来看, 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却不得不引起新闻工作者的高度疑虑。然而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乃至“戕害”, 即使是高度民主的先进国家亦不能免。美国诸多的司法判例更是推翻新闻自由的特权主张[2]。可见, 对于新闻自由内涵的理解, 政府、司法界和新闻业界之间尤有落差, 而有待阐释并建构一套严谨的理论内涵。

新闻自由虽被推崇为普世价值, 但关于其具体定义, 却是杂家百言, 在国际社会或学界均尤未能取得一致观点。但不论新闻自由的具体定义为何,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各种学说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或者阐释的重点基本都放在一种自由的权利观念之上[3]。在近代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中, 权利乃是新闻自由的代名词;在新闻自由的命题里, 也充满了权利的意义。

还原为权利观念的新闻自由尽管有着复杂的历史传承, 但它的核心价值仍然在于有助于形成一个一方面摆脱日益精致和复杂的国家宣传管理技术所约束, 另一方面摆脱市场逻辑影响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推动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 避免言论压制而造成的社会不安。新闻自由本身的核心价值和媒介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在社会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便决定了新闻自由的权利观念将无法超脱于一种道德和善的维度, 更无法回避一种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关于权利的观念, 从霍布斯开始便一直成为自由主义者重点陈述论证的对象。及至当代,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权利优先论成为对权利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流话语。而权利优先论的去道德化要求却和新闻媒体所应承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对此, 本文打算对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和论证逻辑进行梳理和回顾, 对在权利优先论视角下的新闻自由观进行分析, 找出去道德化的权利与新闻自由的责任维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的哲学基础

(一) “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宇宙万物“皆有其功能或特有的活动 (characteristic activity) ”[4]。整个宇宙是一个目的论式的实体, 也就是说宇宙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功能和目的, 只要它们实现了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它们也就达成自己的意义。每项事物在宇宙中自有其应有的位置, 只要它们各居其所, 实现自己的功能和目的, 那么整个宇宙体系便能成就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 整个宇宙也便达成其意义。而处于漫漫宇宙之中的人类, 自然也是宇宙万物之一种, 人们要想成就自己人生的意义, 便应该对自己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进行沉思与冥想。只要能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们便可以说我们能成就自己的人生意义。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理性的活动, 便是努力去对自己的人生意义进行冥想, 找准自己在宇宙中所应处之位置。“根据这种宇宙观, 由于世界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其目的, 因此, 这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 人生的意义也就从冥想活动中获得充分的实现。”[5]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和哲学体系之下, 事实和价值连为一体而不可分。哲学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对整个社会的善与道德的判断, 仍能提供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与证立。

但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开始, 人们对周遭世界以及整个宇宙的思考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阐释宇宙奥秘最好的语言已经变成数学式的语言。理性本身也从价值理性转变成一种工具理性, 价值与意义被排除出理性的思考范围之外。而休谟所提出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价值”这一命题正好印证了一种理性观念的根本改变。事实与价值之间出现了难以愈合的分裂, 理性所能处理的内容只能是纯粹经验性的事实, 而对于价值合理性的论证, 工具理性便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 对于价值的选择便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 完全成为一种偶然的选择 (arbitrary choice) , 无法得到理性的客观证立。因此, 科学革命以及由此发端的现代性的展开, 带来的便是一个失落了意义与目的的世界。现代的工具理性只能计算我们达成目的的手段之有效性、合理性及其效率, 强调其思考内容的可计算性 (calculability) 。韦伯所谓的“世界的解咒”的过程便是世界变成一个可计算性世界的过程, “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是用理性化以及知性话 (intelle ctualization) 来描述的。同时, 最重要的是, 用世界的解咒来描述”[6]。

在现代社会, 所有的价值和道德问题都因其非可计算性, 只能退出理性的王国, 而进入一种价值的主观选择之中。也就是对于价值和道德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拿出一套符合客观性标准的方案来进行判断。由此,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套制度安排及其法律设计便只能建立在一种“可计算性基础之上”[7], 社会制度设计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社会的运行效率达到更高的水平, 而在面对证立道德上美好的生活以及社会公共的善时所遇到的困难, 现代理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无疑将会遇到困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构想我们如何得到我们所欲求的东西远比确切地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容易。”[8]

起始于马基雅维利的“善优先于权利”至“权利优先于善”的转变, 正好标志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意义的失落和现代性所蕴含的紧张矛盾性的开端。虽然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拒绝将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马基雅维利, 但是, 正是在马基雅维利这里, “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 (也就是技术性的政治权利安排) 这个自由主义者所最为关注的问题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被奥古斯丁视为至善的问题———“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也就是对道德、善、以及自己灵魂的追问) , 则变为马基雅维利所提出之问题的注脚[9。这便意味着, 对社会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效率的计算, 对于权利分配的设想与思量, 以及如何确保公民在现代社会的权利, 这些问题绝对地高于对于人生价值、道德、以及善的追问。由于现代理性观的改变, 人们再也不能获得关于绝对好和绝对正确的知识 (genuine knowledge of what is intrinsically good or right) , 因此必须对所有“好或对”的意见与看法予以宽容, 承认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具有同等的地位, 受到同等的尊重和重视[10]。韦伯说:“根据我们的终极立场, 一个是邪魔, 另一个是神, 一个人必须为他自己作决定, 究竟对他来说, 哪一个是神, 哪一个是魔。”[11]究竟哪一种人生是最理想的这个问题,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或者评价标准, 因此, 人们应该对最理想生活这个问题保有自己的答案, 而无需得到一种统一的共识;“‘异教徒的自我肯定’与‘基督徒的自我否定’同样属于人的价值”[12]。这便是自由主义所开出的药方, 而这个药方不但是各式各样自由主义版本的中心论旨, 也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征[13]。

(二) 正义的首要性与自我的优先性

这样一来, 整个社会便再次回到古代先哲们所面临的“诸神冲突”的局面。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价值, 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概而论之, 现代社会中面临着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comprehensive theory) 。但由于现代的工具理性已经无法对这些整全性理论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没有任何一种整全性的理论能占据理性的制高点, 证立自己的普适性与绝对客观性, 使之能为社会全体成员接受。不同的个人将会接受不同的整全性理论, 或者受到不同的整全性理论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14], 因此, 我们对所有关于善的看法应该保持宽容,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认可的幸福。逐渐地, 对善和德性的判断、对价值的评估被排除出公共领域, 而只能限定在私人领域之内。既然现代社会的各种整全性理论相互无法得到调和, 而个体的价值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制度安排便应该符合正义 (justice) 的原则, 在这种符合正义的制度安排下, “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最高度的自由, 且大家拥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 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同样的自由能够相容。”[15]没有人有权利对他人在法律限度内对善的判断和追求进行干扰, 法律对每个人的私人领域都有严格的划定, 在这个私人领域之内, 每个人可以任意对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进行追求, 只要没要干扰或者损害他人的权利。在面临“诸神冲突”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的权利和私人领域又是如此的重要, 于是安排我们权利的正义原则必须超脱于任何一种整全性理论, 也就是必须服从一种“权利优先于善”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 的原则。

“权利优先于善”意味着, 在现代社会中权利的确立并不需要以任何一种特定的善作为其证立的基础。我们的社会是由如此多元的个人组成,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善观念, 只有当社会由那些本身并不预设任何特殊善观念的原作支配时, 它才能得到最好的安排;使得那些规范性的原则得以成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使得社会的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最大化, 或者能够促进某种特殊的善, 相反, 正是因为它们能够符合权利 (正当) 的观念, 一种优先并且独立于任何特定善的权利道德观念[16]。这种正义的权利观念是如此的重要, 它使得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根本的保障, 而不会被任何一种特定的善观念所左右, 不会被权利制度所预先设定的特殊善观念所强制。这样一种权利观已俨然成为所有道德中“最主要, 最神圣、最无可割裂的观念”[17];正是这种权利观念使得个人的权利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确立, 个人的价值能得到最大化的尊重和体认。

如果说在密尔这里, 这种权利的正义所得以成立的基础最终还要服从于一种社会整体利益的话, 那么, 在康德这里, 正义的首要性便完全脱离密尔所诉求的功利主义论证。为了保证正义的绝对性, 康德放弃了密尔的功利主义论证模式, 而把这种权利的正义原则提升到一种先验的地位, 从而摆脱任何特殊善观念对它的规定。权利的优先性是如此的彻底, 而无需得到任何善观念的确认, 也无需以任何经验性的对善和德性的判断作为其证立的基础。那么, 既然不能用任何经验性的论证方式去确立正义的优先性, 那么权利的正义最终的基础会落在哪里?

康德给出的答案便是自律的主体。正义的优先性或者权利优先于善的论证根源在于具有自律意志的个体。自律的个体意味着个体能够不为任何欲求和目的所束缚。个体先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而存在, 各种目的在自律的主体面前只是被选择的客体, 各种经验性的善和德性只是主体选择的结果, 个体的存在感, 自我的认同完全先在于目的、欲求、善和德性的存在。主体是自律的主体, 是各种善和德性的主人, 他总是能站在这些经验性的目的和欲求背后, 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随心所欲地进行从容的选择。这些经验世界的善和德性从来不可能进入主体的内心而成为主体的构成性因素;它们永远只能成为主体所选择的结果, 最终成为主体的属性之一。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 自律的主体成为了目的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他先在于任何经验性的目的、欲求和善。他是它们的主宰者, 而不是它们的奴隶。人存在于世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本身拥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善和德性, 而在于他拥有能够自由和理性地在各种不同目的、善和德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18]。任何经验性的目的、善和德性都不能先在地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进行解答, 作为自律的主体, 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要先于目的、善和德性而存在。是主体对目的、善和德性进行选择, 而不是目的、善和德性成为主体得以存在和自我认同的构成性因素。

由此,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总结, 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特征是其不仅仅具有各种不同的整全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 而且这些学说之间“互不相容却又合乎理性”[19], 或者更准确的说, 现代的理性已经无法对各种不同的整全性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 因此, 在各种整全性理论无法公约 (incom m e ns urability) 而个体的价值又被置于社会首要地位的情况下, 现代社会整个权利体系便被迫进行一种去道德化而将权利之中的道德框架全部抽空, 以防止统治者以一种特殊的善或道德观念对个人进行压制。在这样一种观念的规导下, “主体 (一个人或人的群体) 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预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20]———也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被进行了明晰的划分、限定以及得到更为优先的处理。而这种“消极自由”观所倡导的是, 政府对自由权利的处理应该排除其中的任何道德内涵, 对个体在私人领域所欲求的行动要保持一种中立和不干涉的状态, 以期让个体在私人领域中有足够自由活动的空间。而这种自由权利观的论证逻辑也得到了继承康德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延续[21]。

三、自由主义权利优先论视域下的新闻自由

假若将新闻自由还原为这种抽空了道德内涵的权利优先论, 媒体相应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则并不成为新闻自由权利观得以证成的必要条件和构成性因素, 而只成为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利时的一种选择而已, 那么, 信奉这种新闻自由的大众传媒将难免沉陷于自由与责任的两难境地之中。当然, 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是,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有序社会应当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22]。在一个以“权利优先于善”作为信条的社会中,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并不是必然会被公民所拒绝和排斥, 而且, 对权利的正义的追求和确认并没有否认人们可以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在这种权利观的预设之下, 一个理性的传播业主在保持对新闻自由的信仰并极力扩大新闻自由范围的同时, 当然有可能追求媒体对社会的责任, 使之追求共同体和社群的善, 帮助社会中的个人正确地判断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以期能更好地进行自我发展。但在权利优先论的体系之中, 个体是拥有如此自律的意志, 以及任何善和德性都无法对其进行束缚的自由。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当然可能成为立基于权利优先论之上的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对共同体和社群的善的欲求当然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但是,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依据权利优先论的论证逻辑,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成为个人可能选择的诸多种善和德性中的一种, 它们只能成为个人存在的一种附加属性, 而无法成为个人认同和个人存在感得以确立的构成性因素。也就是说, 共同体和社群的善只能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从现代权利观的哲学基础无法推导出, 个人会必然地将共同体和社群的善视为其人生所欲求的目标之一, 而且政府也不应该将其作为权利的构成性因素而加以倡导, 以防对个人的欲求产生压制。由此, 在立基于现代权利观之上的新闻自由的荫庇下, 传播业主可以选择去促进公共的善, 也可以放弃对任何善做实质的道德判断, 而选择运用自己的工具理性去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去固守自己所追求的商业利润;大众媒介可以选择一种道德责任, 也可以放弃之。

在权利优先论的视角下, 追求商业利润、商业成功和促进共同体和社群的善之间都是可欲而且可求的, 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的优先性之分, 而只是两个在价值上等价的选择。在权利优先论的逻辑体系内, 我们无法证明, 媒体会首先放弃对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而转为选择服务社会、提高公民个人发展的潜能。一方面, 现代的工具理性无法对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客观的判断, 另一方面, 政府对这两种欲求之间保持中立, 由此, 商业成功和共同体的善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选择之中。这将意味着, 传播业主在对这两种欲求进行选择时, 将会产生一种偶然性。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 如果政府信奉罗尔斯式的政治自由主义, 遵循权利优先论所倡导的模式, 在保障新闻自由的过程中拒绝做出任何实质的道德判断从而恪守所谓的中立和不干预立场, 那么, 无论是从逻辑推演还是从历史经验分析, 在人的行动缺乏一种超越分歧的道德理念和判断为指引, 媒体市场也并非符合理想市场模型的情况下, 我们无法得出以下结论:媒体生态会先验地趋向有序, 新闻媒体会自发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协助公民的个人发展。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影响 篇8

美国国父既然在宪法中提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那么言论自由定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通常来说, 言论自由的价值理论有以下几种:第一, 言论自由与真理理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真理又是不断发展的。对真理的认识与揭示依赖于人类集体的努力, 无论谁都不能断言他人的认知对于追求真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人人享有言论自由, 自由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观点或者质疑他人的观点, 对人类追求并不断促进真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 言论自由与社会民主理论。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美国宪法最初提出并保护的就是人们有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自由。只有不同的政治观点都能被自由地表达出来, 才能建设民主政治, 否则就是独裁。第三, 言论自由与个人自主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独立自主的本体的个人, 有自由决定自身一切事宜的权利, 其中包括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某种言论受到保护是因为对表意者本身有价值, 而非对他人有某种功用。

不过言论自由也有负面的影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普通大众发表的不仅包括批评政府的政治言论, 还包括恐吓、挑衅、泄露国家机密、低俗、仇恨、淫秽色情等各种类型的言论。而后者涉及的这些言论带来的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 当言论自由和其他社会基本权利发生矛盾时, 给言论自由权规定一定的限度, 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 “危险倾向原则”、“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平衡原则”和“绝对原则与行动原则”, 这些原则的先后制定就是要界定哪些言论自由是不受宪法保障的。

二、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影响

在美国, 新闻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势力”, 享有“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政府在和平时期不得对媒体实施新闻检查。这项基本权利具体内容使美国媒体享有:采访新闻的自由;传递新闻的自由;发布新闻的自由;意见批评的自由。美国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的权利有着如下重要的意义:

其一, 保障普通大众的知情权。普通大众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拥有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而这种知情权得以保障的前提是新闻媒体拥有自由报道的权利, 即拥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否则, 人民的知情权只是空谈。

其二, 给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提供表达平台。人民自由表达自己言论有两种方式:街头发言者模式 (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 和基于媒介的表达模式。[1]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通过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更具有效性, 媒体于是成为人民表达自由言论的最主要的载体。因此, 只有保障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才可能实现。

其三, 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体的“看门狗”的作用。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媒体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当然这一作用也是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

新闻自由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也有着一些负面影响。例如, 自由报道权与隐私权之争。一味强调自由报道权利会导致侵犯他人隐私权的结果。再如, 长期以来被热议的新闻道德问题。该问题就是源自一些新闻从业者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以不道德的方式获得新闻, 或者报道失实新闻等行为。要使新闻自由成为真正积极意义的自由, 需要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道德约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需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政策进行规范, 最大限度地降低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

三、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之一:新闻自由使人民的言论自由成为可能。但是那是理想状态下的情景, 现实远非那么简单。因为新闻自由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也会波及言论自由的实现。

(一) 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1)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1)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早在1934年, 美国国会通过《联邦通讯法》 (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 , 要求成立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法案授权FCC制定行业规则并行使执法权力。该联邦机构掌握着电台经营许可证, 用来向公司或个人发放。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或个人才能建造和经营广播电台。要获得许可证, 必须符合FCC制定的各种要求。如果经营过程中违章, FCC可随时吊销执照。因为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 这些规则的解释权也归政府。因此, 媒体的新闻自由会受到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或其他法律手段的诸多限制。2) 美国政府在战时或特殊时期会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海湾战争期间以及911事件后都对新闻进行了管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美国宣战一周后, 威尔逊总统就授意成立公共资讯委员会, 用以发布关于战争的消息, 以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这是美国首次从政府最高层主动建立信息协调机构, 而不是被动地通过制裁行动去限制不当言论的传播。与此同时, 限制性的法律也逐步出台。国会在1917年6月15日通过了旨在防止破坏行动和向敌人泄密的《反间谍法》, 并经总统批准实施。这部法律规定了美国历史上涉及新闻或言论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该法案还授权邮政总局局长宣布, 违反该法案相关规定的信件传单报纸小册子书籍等材料, 一律不得邮寄。[2]通过这些措施,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 用以防止媒体报道不利于政府的言论或消息。3) 美国政府作为媒体最主要的消息渠道, 可以通过把想要公开的信息提供给信赖的媒体来左右媒体报道的内容。例如, 伊拉克战争期间, 随军记者被分成若干类, 不支持战争的多数记者得不到特许证, 无法接近前线, 只能报道军事行动的前期或后勤活动;真正能在前线采访的只有CNN和FOX的记者。在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上, 美国主流媒体播出的多是经过过滤的有利于政府的消息。[3]当然美国政府对消息的过滤不只是在战争期间, 和平时期亦是如此, 实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美国政府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来限制新闻自由, 杜绝不利于政府或者影响社会秩序的新闻或言论被报道出来, 从而维护其统治秩序。

(2) 垄断媒体集团对新闻自由的影响。现在, 六家媒体巨头 (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斯尼, 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控制了美国90%的报纸、电视和电台。这些媒体巨头拥有巨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决定报道什么新闻, 凡影响集团利益的新闻一概不予报道。例如, 有关集团黑幕的新闻;生意合作集团的负面新闻;一些可能引起政府不满的政治敏感新闻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能自由地充当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平台, 也就很难起到监督政府作用。

(3) 媒体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对新闻自由的影响。追求商业利润是媒体的主要目的。媒体只有不断赢利才能生存下去。为了赢利, 媒体必然千方百计地提高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销售量, 提高网络的点击率。为此, 就要迎合读者、听众、观众或网民的口味, 就要取悦广告商等等。显然, 当赢利成为媒体的一个重要目标, “客观”、“中立”、“超然”等媒体的价值必然就要被放弃, 去屈从于获得各种经济利益的目的, 媒体的新闻自由也就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毋庸置疑,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媒介或平台, 所以当媒体新闻的自由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后, 牺牲的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利。

(二) 新闻媒体的“双重身份”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既然新闻自由属于新闻媒体的权利, 而言论自由又是普通大众也是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利。分析一下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和论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局限性。

(1) 作为“发言者”的媒体。如果把媒体看成一个个体, 它也可以成为发言者。按照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 媒体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当作为发言者的新闻媒体和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 那么宪法赋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可以使媒体有权拒绝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要求,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2) 作为“媒介”的媒体和普通大众的“接近权”。作为“媒介”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媒介。它不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其作用就是为大众发表不同的观点提供平台。从这个角度讲,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如伴随着媒体技术和产业迅速发展, 普通公民却在失去对媒体的“接近权”。……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而伴随这一趋势的, 是媒体不再是人民观点的代言和中介,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1]

换句话说, 媒体尽管还是普通大众发表言论的媒介平台, 但是随着其自身力量的壮大, 它越来越倾向于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从而也让普通大众渐渐失去了对媒体的“接近权”, 失去利用媒体发表自由言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 媒体的新闻自由不但没能保证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反而成为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一个障碍。

(三) 网络媒体新特征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媒体, 有着自己的特征, 其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也不同于传统媒体。

(在Reno案中) 斯蒂文法官列举了因特网这种大众媒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总结一下有四点:一是极易接近 (access) 。二是内容丰富多样。三是浏览的直接性 (straightforward) 和主动性。四是因特网的去中心化或分散化。因特网上, 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分散地储存在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网民的个人电脑上。因此, “互联网上不存在一个可以屏蔽个人网站或服务的中心”。[1]

与广播、有线电视或报纸等存在或拥有一个或一些控制和垄断中心的媒体相比,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空间。

不过互联网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平台。莱斯格在他极负盛名的《代码》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互联网在本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在莱斯格看来, “可规制性” (regulability) 是因特网的本质属性。因特网作为媒介在技术上具有极高的可塑性。莱斯格指出, 直接针对内容进行管制虽然粗暴, 但是普通大众至少知道言论自由在什么时候被剥夺了。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过滤则可能使普通大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并未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首先, 作为媒体的网络本身不是自由的。它在其所属的媒体集团控制之中, 其所属的媒体集团又被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加以管制。本身不自由的网络自然不能自由地发布任何想发布的信息或言论。其次, 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若要借助网络这个媒介发表自己的言论就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网络本身的不自由对普通大众自由言论的影响。二是网络媒体因为维护其新闻自由权利对普通大众发表不同言论时施加的干预。

政府是互联网背后无形的手, 网络媒体所属的垄断集团也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网络媒体作为媒介, 为维护其新闻自由, 当普通大众所发表的言论影响到网络媒体利益时, 它也会限制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因此, 普通大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还是在政府或媒体垄断集团以及网络媒体的掌控之中。

四、结论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基本权利。两者之间有着诸多联系。本文论证的是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新闻自由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的权利;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当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的时候, 它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鉴于媒体的双重身份, 媒体的新闻自由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

普通大众言论自由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作为街头发言者。二是借助媒体这一媒介。第一种方式实施起来较为简单, 普通大众可以站在街角对来往行人发表自己的言论, 但是这种方式如果不经过媒体大规模报道影响甚微。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第二种方式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途径。媒体享有新闻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就成为保障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权利, 普通大众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发表自由言论的说法就成为空谈。

(二) 新闻自由的权利赋予媒体限制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力

随着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而新闻自由的权利也使媒体发表自己独立观点变得顺理成章。当普通大众言论与媒体观点不一致, 或者其言论会影响到媒体的利益时, 媒体就会以新闻自由为理由, 拒绝发表其言论,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总之,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扩大其积极一面、消除其消极一面应该是走向真正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唯一选择, 但是鉴于各方面的制约因素, 美国这样一个自以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也许, 新闻和言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既成事实, 还不如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是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侵犯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和新闻自由 (freedom of press) 。新闻自由一般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 即新闻媒体有决定出版或者发表哪些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这一特殊主体的言论自由, 它是一个从属于言论自由的概念或分支。”[1]“当人们笼统地谈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时,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更多的是把新闻自由视作一个从属于或被包含于言论自由的概念, 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张力甚至冲突。”[1]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阐述美国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摘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美国人民的两项基本权利。本文论述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负面影响, 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作用。进一步从新闻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角度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指出让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积极的影响得到保障, 让消极影响得到限制, 是各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街头发言者,媒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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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辜晓进.美国传媒体制[M].南方日报出版社,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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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时飞.“言论自由、媒介技术与宪法抗辩”[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10:36-43.

[7]王积龙.“透过战争看美国新闻自由的堕落——从越战到海湾战争剖析”[J].新闻知识, 2003 (5) :8-11.

论如何保障新闻自由 篇9

西方历来将新闻从业者称为“无冕之王”, 新闻舆论被当做现代社会中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可见新闻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那么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又有多大作用呢?美国著名的报业大王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及时发出警告。”

受众对已发生的公众事件给予极大关注时, 因为有了新闻媒体的及时报道, 人们才不会捕风捉影, 才能更好地稳定民心。“谣言止于公开”, 在信息充足的条件下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会释放造成危机的压力, 使社会趋于稳定。

新闻自由行使中存在的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与名誉权。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 其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权利, 属于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范畴。舆论监督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记者却因舆论监督而频遭打击报复, 甚至还不时因侵害名誉权纠纷而坐在被告席上。目前, 因舆论监督引发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诉讼仍不断出现。一项权利的行使频繁侵犯另一项权利, 说明权利的设置或权利的内容存在缺陷。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媒体毕竟不是司法机关, 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操作者, 更不能对事件进行裁判。因此, 传媒对诉讼活动的报道, 必须维护法院的权威, 维护法律的尊严, 走出“新闻审判”的误区。近几年来, 常有传媒在报道诉讼案件时凌驾于审判机关之上进行“新闻审判”, 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 进行定性、定罪、定刑期或提前对胜诉、败诉等作出结论。当前, 传媒对诉讼案件的轰炸性报道所形成的“新闻审判”现象已引起法学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传媒报道对审判独立的影响如此之大, 需要我们尽快制定一些必要的、公正的调整规则。新闻自由和言论自公正审判也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应让位于法院独立审判和公正审判这一更高的社会公共利益。因为法院是法律的化身、公正的代表, 是和平时期社会关系的最终调整者, 也是和平时期社会安定的最后屏障。

强调新闻自由不能忘记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 追求新闻自由, 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新闻是自由的, 即任何人或者组织不得阻挠媒体向社会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 否则就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扰。同时新闻自由还必须是“新闻”的自由即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新闻自由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公众掌握信息, 了解真相。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在某种程度上, 新闻是一种观点, 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在表达自身观点时, 可以选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采访角度, 所以新闻媒体和记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向公众提供新闻作品时, 必须考虑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坚持新闻自由也要保证职业操守, 新闻自由可以在保证职业操守的道路上不断巩固而前行, 媒体的操守一样可以在新闻的自由体系下被监督和讨论, 这是一个平等的过程。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核心是必须自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和利益也绝对不是两相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社会责任和利益追求之间, 媒体完全可以两者兼顾。媒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时, 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两者并非对立的关系。如果发现两者不能统一, 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新闻自由是否已经超出了其应负社会责任的范围。因此, 媒体不但不可忽视社会责任, 而且要勇于承担。传媒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 也要坚持专业操守, 不哗众取宠, 做到公正无私。所以,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 始终得承认现实中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 有约束的自由, 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利时, 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理智的新闻传播者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 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 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 同样, 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权

要保障新闻自由健康合理的发展, 首先要强调新闻媒体依法行使舆论监督, 依法报道。依法监督, 提高舆论监督水平, 是舆论监督的立身之本。

通过培训提高记者的舆论监督水平。媒体可以用举办专题讲座及开办培训班的方式, 定期对记者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进行舆论监督的专业水平和法律水平。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报道事件时, 要客观真实;评论要公正, 特别是评论的内容要与公共利益有关, 评论应当是善意的而且要保证没有侮辱内容, 不能故意贬损他人人格。在报道新闻时要牢记“三忌”:忌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忌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忌合理想象、主观臆断。

从制度上保障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媒体应在其内部设立法律部, 凡是与舆论监督有关的稿件, 应由法律编辑审稿, 从源头上避免媒体侵权。

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加强社会对媒体的监督。媒体要建立相应的制度, 以制度约束记者的行为;媒体自身也要接受社会监督, 防止滥用监督权。

及时更正。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国家职权的行为已公开纠正而传媒拒绝更正报道, 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一司法解释表明, 媒体报道了某一事实或事件后, 如果该事实或事件发生了变化, 则媒体应该继续予以报道, 否则将可能承担侵权的法律后果。

诉讼案件报道应遵循的原则

在报道诉讼案件的操作层面上, 传媒与审判之间的潜在冲突, 大部分是可以通过传媒的自我约束和一般常识来避免的。因此, 在新闻法出台前, 传媒的行业自律“四项报道原则”, 正面报道 (这是报道的主要原则, 其范围应限定在案件事实上, 不得在审判人员作出裁判前予以评论, 干涉审判人员独立审判;裁判作出后, 传媒可以在尊重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上, 从各个角度发表评论。) 同步报道 (对于正在审理中的案件, 传媒应持中立的立场, 随诉讼程序进行报道, 不能超越诉讼程序抢先报道, 不能作倾向性的报道, 不能掺入报道者的感情和情绪。) 平衡报道 (传媒在报道诉讼活动时, 无论对庭审前、庭审中或庭审后的报道, 都要注意把握平衡点, 在判决前, 应当对诉讼双方作平衡报道, 客观全面地陈述事实。判决后发表评论, 同样应当顾及不同意见, 避免只发表一种意见的评论。) 连续报道 (传媒必须按照诉讼程序实行进行式的跟踪报道, 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整个诉讼过程, 不至于半途而废。) 除了上述的“四项报道原则”外, 还应从以下方面强化对传媒行为的合理化约束, 减少和遏制传媒在诉讼案件报道中的非规范行为。

严格遵守法庭规则。法庭是审判的场所, 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正常的法庭秩序是公开审判的必要条件。1999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依法公开审理案件, 经人民法院许可, 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条也专门规范了新闻记者在法庭的行为:“新闻记者旁听应遵守本规则。未经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许可, 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这表明, 记者必须经过法院的同意, 才可以获得工作上的某些便利。违反法庭规则的即为干扰法庭秩序, 应受到警告、训诫或没收录音、录像器材, 责令退出法庭, 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法庭规则保障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 也有利于庭审信息有序地公开, 任何记者的采访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庭规则。

交代新闻来源。传媒在报道诉讼案件时要以事实说话, 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报道案件事实时, 要先交代新闻来源, 并且对结论性事实要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公检法机关或鉴定部门以外的结论性术语。诉讼期间, 传媒对有关案情的报道应当来自法院, 而不是法院以外。因为, 记者在法院以外通过采访了解到的事实, 并不是法院通过法律程序并以证据证明的判。若是新闻来源的提供者主动向记者、媒介提供新闻材料而构成侵权的, 新闻来源的提供者所负的侵权责任就更大。如果这个新闻来源的提供者是国家权力机关, 记者和传媒被指控的可能性就更小。可见, 不论从新闻的真实性、权威性还是从媒体的自我保护角度而言, 交代新闻来源都是必不可少的。

报道被告人应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在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类似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同时, 规定了疑罪从无的疑案处理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新闻报道刑事案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有罪前, 既不认为被告人是罪犯, 也不认为被告人没有犯罪嫌疑, 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 根据事实来报道。法院判决生效前报道案情还要注意司法保密, 不要轻易泄露有关案情审理的证据, 同时要注意, 任何人在被起诉前只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 只有在正式起诉后才能被称作被告人。

避免侵害隐私权。传媒为追求报道的详细性和可读性, 往往将被告人及被害人的身份、住址、肖像、个人生活习惯、身体特征、疾病史等资料予以公布, 将证人的证词完完全全地传播出去。这些做法, 都极大地侵害了证人和被害人的隐私权, 影响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工作, 使被害人再次遭受打击, 使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同样, 被告人作为社会个体, 也有维护个人名誉和形象的权利, 即使被判有罪, 其正当的合法权利也并不能因此而丧失。

结案前不采访办案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法官以公正无偏的立场, 对诉讼双方的主张和证据予以同等的重视, 以冷静的职业思维和法律理性对案件作出评判。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未决因素很多, 传媒不宜直接采访法官。有时候, 有些法官难以抵挡众人瞩目的诱惑, 就自己审理并为社会所关注的案件, 在传媒上发表“个人意见”, 或利用传媒为自己所在的机构谋求政绩或荣誉。在当前司法不能完全独立的形势下, 也有一些法官借助传媒以排除来自法院外部的干扰, 主动要求传媒采访。这些都是极不规范的做法, 也不符

判决生效后的评论要恰当。在诉讼期间, 传媒不应报道有关案件的评论。因为评论总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并可能影响证人、鉴定人乃至法官的判断, 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诉讼程序结束后, 传媒可以对案件展开讨论, 可以公开评论和批评案件的审理程序和法官的纪律问题。例如:超期羁押、剥夺诉权、采取强制措施不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实行“暗箱操作”等程序问题;法官与当事人吃喝玩乐、收受礼品、泄露办案秘密等纪律问题。但对案件的实体问题, 比如定性、定罪, 以及证据真伪、刑期、赔偿金额等, 原则上不能作否定性评论。如果判决确实在社会上争议很大, 媒体要努力做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的实质, 不要引起公众对法律和法院的不信任。首先, 评论应当以充分报道事实为基础, 避免事实没有弄清楚就妄加评论。其次, 媒体要避免简单化的“表态”和使用煽情性的“呼吁”、“声讨”之类的文辞。再次, 媒体对于案件审理中使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 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 应当着重发表法律专家的评论, 避免直接以新闻媒体和记者的名义作评论。“现今社会众多国家基于自由、民主的理念, 允许公众及传媒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批评总统, 但限制批评法院和军队, 因为这两者分别是和平时期和非常时期最后的安全屏障, 需要相对超脱和有权威性”。因此案件审结后, 传媒可以对案件展开讨论, 但要避免对法院的裁判作否定性抨击。

参考文献

[1].徐迅:《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第四次浪潮》, 《中国青年报》, 2005年8月5日。

[2].顾里平:《新闻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版。

[3].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版。

[4].周静:《从艳照门看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冲撞》, 《东南商报》, 2008 (3) 。

[5].汤娟娟:《论新闻活动中的表达自由的保障》, 《政法论坛》, 2006 (2) 。

[6].丁柏铨:《新闻理论新探》,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7].李忠:《新闻立法与言论自由的保护》, 《法学论坛》, 2005 (1) 。

论新闻自由及其限制 篇10

一、新闻自由现状

由于新闻媒体的不负责任, 滥用新闻自由, 致使频繁发生虚假报道和侵权报道。新闻自由固然重要, 但是这样的自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如果不加强对新闻自由的监管力度, 社会将为新闻自由付出代价, 更会对新闻行业造成不良影响, 从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1) 。法律法规不健全, 媒体自律不够。

新闻自由产生的侵权行为, 我国法律中规范不到位, 政府部门也一直保持先放任、事后追究的态度, 这样的制度并不利于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我国四部《宪法》都只进行了言论自由规定, 却忽视了新闻自由, 这也是新闻自由被滥用的原因之一。限制法律的不完整可以从我国对出版物的限制中看出, 我国对出版物限制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未获得审批的不合法出版, 二是申报内容受到限制的出版。可以看出并没有《新闻法》或是新闻自由规定规范。所以往往发生新闻侵权案件中, 由于新闻的特殊性和实效性, 在案件解决的过程中, 给受害者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在法规上并没有严格对新闻侵权进行把关。在新闻媒体自身方面, 缺乏自律制度, 应科学的使新闻媒体提高自律和职业道德 (2) 。

二、新闻自由限制的重要性

虽然新闻自己是社会民主的体现, 但是没有自由是绝对的自由,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众所周知, 在现今社会舆论是一把利剑, 所以决不能让新闻自由被滥用, 滥用新闻自由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可预期。滥用新闻自由指对其他进行诋毁、侮辱、不遵守法律进行泄密、暴露他人隐私、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由于新闻的及时性和迅速性等特点, 造成很很多新闻编辑不假思索的报道, 最终造成了失真和遗漏, 这样的新闻在传播中可能损坏到他们的合法权益, 所以新闻限制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三、新闻自由限制条件

1. 新闻自由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新闻自由必须遵守不危及国家安全和政治局势稳定, 这是新闻自由不可逾越的底线。新闻自由不能宣扬反社会、反人类、教唆犯罪、不得泄露国家机密、煽动群众。

2. 新闻自由不得侵害公众利益

新闻过度自由十分危险, 甚至将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不良性影响。假设报纸对某家企业进行了虚假的恶意诽谤报道, 该企业的名誉将受到损害, 给该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甚至导致企业破产, 所以新闻自由除了要做到最基本的尊重他人私生活、道德外也应该考虑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3. 新闻自由不得损害他人利益

新闻自由在行使中不应该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每个人都享有法律的保护, 包括着: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等。所以新闻自由不能对个人名誉进攻击, 更不能窥探他人隐私。

四、新闻自由限制方式

1. 预防制度

应对新闻媒体发布法律法规, 提前规范新闻自由行为, 也可以成立相关审核部门, 对新闻媒体进行考察。新闻媒体出版物应受到国家管控、干预和检查, 提前审核有效的限制了不良出版物, 防止了新闻自由带来的社会危害。

2. 惩罚措施

一些新闻自由行为, 对他们的伤害, 是不可挽回的, 若已经触犯了法律, 在惩罚制度上必须完善, 在制裁上可以采取行政、刑事、民事惩罚手段。出版物出现违法现象, 必须依法进行处罚, 才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政府部门不能放任新闻自由带来的危害, 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新闻自由行为最终带来的危害程度来进行惩罚。

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 新闻发展史还不够长, 所以在新闻自由控制方面缺乏经验, 并没有实行法治管理, 在这种缺乏控制的情况下, 新闻自由急速膨胀, 所以传统的预防手段, 已经不再适用, 必须倾向法治管理。

结论

在当今社会, 新闻自由需要得到规范, 虽然新闻自由象征着民主, 但是不能因为这种自由伤害到其他人, 适当的限制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这方面我国相关政策十分薄弱,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打造一个和谐的、有益于社会的新闻自由。

摘要：新闻自由与现代的民主制度密不可分, 但现今社会也有很多不法之徒利用新闻自由, 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后果, 本文将从几方面对新闻自由及其限制展开讨论。

关键词：新闻,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及其限制

注释

11 徐利玉.浅谈新闻自由及其限制现状和对策[J].湖北电视广播学院, 2012, 13 (11) :119-124.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篇11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自由放任经济原则下的安逸世界，在大萧条的重压下分崩离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进入大危机。三十年代以后，美国开始罗斯福新政，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新闻界也受到干预；同时，新闻企业自身的垄断化也使得媒体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四十年代初，情况愈益严重。一方面，战时赋予政府的巨大权力正不断地威胁着新闻自由，另一方面，新闻业主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正日益放弃新闻的公共责任。新闻界的一些人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自由，“正日益遭受新近形成的、地处全球战略位置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威胁”，同时，行业自身向商业利益屈从，也使“美国人不再将报纸视为宪政自由的保护者，而将其视为一种倾向于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特权的获益者”。而后者，恰恰给了政府干预新闻提供了依据，重新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为一种普遍的公众意见。当时的情形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各种各样的辩论持续不断地进行，然而在美国，可贵的是每一个关键的时期，总会有一些人起来承担保卫人民自由的责任。对他们而言，这些事件，涉及的是一些自由社会的根本问题，它引发了他们对新闻以及新闻界应该担任的社会角色的严肃思考。

《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出资二十万美元，请了他的一个私人朋友，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组织了一个由十三位“其资质无可挑剔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大量的听证和调查的基础上，就“自由新闻制度对美国的重要性”起草一个声明。委员会叫“新闻自由委员会”，卢斯提供的钱由芝加哥大学转交，但无论是卢斯还是芝加哥大学，对委员会都没有控制权，研究和调查以及最后的声明完全由委员会独立作出。这时是1942年。

报告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其间听取了58位证人的证词，采访了超过225位与新闻界相关的人士，准备了多达176份文件。1947年3月，哈钦斯报告发表，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报告的第一句话是：“本委员会打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闻自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的答案为：是的。”在“原则”一节中，哈钦斯委员会写道：“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因而每一种自由权的扩展就具备了现实性。因此，表达自由在各种自由权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促进和保护其他所有的自由。

这是份非常值得读的报告，它在其中还区分了作为商业机构的媒体所有者所要的“新闻自由”和人民要的“新闻自由”，主张还媒体以社会公器的本色。它不是资本家或党派的私器，而是人民保卫自己权利的公器。实现这一点则取决于全民认可的制度安排，使得商业利益可以与公共福祉相关联。就像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所写的判词：宪法《第一修正案》“根植于如下假设：多种和敌对的消息来源最大可能地传播信息对于公共福祉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任何妨碍反对意见传播的媒体政策都是违法的和反人民的。

新闻自由问题 篇12

一、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上通过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中对“新闻自由”有了具体的界定:缔约各国为了希望其人民充分得到消息的权利得以行使, 希望能由新闻及意见的自由传播而增进其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起见, 已决定缔结一项公约以达到这一目的。缔约国同意, 予本国人民及其他缔约国之人民在本国境内依法发表或收取各种新闻与意见之自由, 不问其方式为口头、文字、出版品、图画或其他合法运用之视觉或听觉的方面。很显然, “新闻及意见的自由传播”, 便是公约对“新闻自由”的界定。

对这一界定, 约翰·米尔顿在《论出版的自由》中写道:“给我根据名知自由了解, 说话和争辩的自由, 并让它们高于一切自由。”但我国学者国时提出:“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是说它是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内的自由, 不是绝对的、万能的、完美的和永恒的。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摆脱束缚和限制, 但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1

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在现代社会中, 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明确规定了新闻事业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并通过一定的行政干预, 直接限制了新闻事业的自由。新闻事业必须在法律所规定, 政府所允许的自由内存在发展。正如《新闻学导论》中所说:“新闻法规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保护新闻自由, 同时必须防止滥用新闻自由, 从而在确保国家利益, 公众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 鼓励新闻媒介满足公众需要, 促进国家发展。”2可以说, 在社会客观存在中, 对新闻事业的最大宽容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新闻自由, 即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的上限。超越新闻自由的新闻事业是不存在的。

二、苛刻的新闻选择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或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性。但是又并非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是新闻。于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值得报道, 不是所有的新闻都值得刊登”。所以新闻机构在进行新闻传播时首先要进行新闻选择。新闻选择是新闻事业的“守门人”, 用其苛刻的条件, 促进着新闻事业的发展。

新闻选择有三个标准: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和新闻政策。

1、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是新闻的某种功能, 价值或者效

用, 而是指一个新闻事实中所具有的能够引起受众共同兴趣的素质总和。这些素质涉及, 强调时间和内容最近最新的时新性;新闻能否使多数人关心的重要性, 与受众在地域和心理上的接近性;新闻事实的显著性以及大众易于接受的趣味性。一个新闻机构在进行新闻选择的时候, 根据新闻的规律, 应该把新闻价值放在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受众吸引过来, 也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受众, 新闻机构才能有生存的基础。

2、宣传价值。

宣传价值就是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有利于传播者, 能够证明和说明传播者主张的素质。宣传价值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 与新闻媒介所持的政治主张, 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党性原则不二。其二, 针对性。针对社会上的各种猜测、怀疑、歪曲、流言、选择事实进行有的放矢的宣传。针对性越强, 宣传价值越大。其三, 普遍性。事实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对广大受众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指导作用, 从而能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启发人们去思考, 引导人们去举一反三。其四, 典型性。所选用的事例能以一当十, 以少胜多, 使人口服心服。

3, 新闻政策。新闻政策是新闻选择的重要标准和要求之一。新闻政策代表着新闻事业所在国统治阶级利益, 具有维护安全和稳定的作用。就我国而言, 制定新闻政策, 就是为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引导社会舆论, 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新闻事业是新闻自由与新闻选择的统一体

自由的新闻事业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性, 担负着为一个自由社会提供其所需要的当前消息的责任。当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第一, 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第二, 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第三, 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第四, 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第五, 一个将新闻事业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因此, 对新闻事业而言:

第一项要求, 媒介的报道应准确。与报道的准确性同样重要的是, 要分清事实就是事实, 观点就是观点, 并尽可能将两者剥离。对于一个孤立事实的报道, 无论它本身如何准确, 也可能具有误导性, 到头来就是不真实的。第二项要求, 意味着大型大众传播机构应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新闻事业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这一功能, 而且还应该更加全面与明确地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第三项, 负责任的表现意味着, 被重复和强调的形象应该是这些社会群体真实而典型的形象。关于任何社会群体的真相, 虽然其缺点与恶习不应被拆除, 但是还应包括对其价值观、抱负和普通人性的认可。第四项, 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 而且也许是最强大的, 它们必须在陈述和阐明本共同体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中, 承担教育者那样的责任。第五项, 新闻事业在现代社会中担当意见领袖。

正因为新闻事业在社会活动中充当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而新闻事业必须通过新闻选择来限制自己的自由, 进而达到对社会负责的目的。这就是新闻事业中的“木桶原理”。

参考文献

[1]、刘建明, 《当代新闻学原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4月, 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