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问题

自由问题（精选12篇）

自由问题 篇1

一、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

自2013 年挂牌以来, 上海自由贸易区一直是大家讨论的话题中心, 而它的成绩也着实没有让大家失望。 2014 年上半年, 上海自由贸易区累计新设企业近7800 家, 其中430 余家外资企业, 增长幅度几乎翻番。 到2014 年6 月为止,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总经营收入已突破5000 亿元, 增长率破十。 这表明上海自由贸易区已基本实现了“ 小步快跑”的预期目标。

根据2015 年4 月20 日最新发布的《 进一步深化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范围扩大到了120.72 平方公里。 此外, 方案明确了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目标———为将上海自由贸易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金融贸易等基本功能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要着力推进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 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 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优化完善进程, 使制度创新体系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一致, 努力将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最先进的自由贸易区。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正面影响

( 一) 推动上海自身的发展

就上海自身而言, 上海自由贸易区带来的经济福利效应更好更快地推进了上海的国际金融、经济、贸易、交通运输中心建设进程, 并最终形成联动机制,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迈出从“ 境内关内”走向“ 境内关外”这意义重大的一步。 同时,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风向标”和对外开放的“ 桥头堡”, 上海自由贸易区, 能够使政府汲取更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的宝贵经验, 并在国内其他经济基础设施较为成熟的地区借鉴和复制, 从而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全国具有经济条件的城市推广, 形成更多的国际化经济大城市。

( 二) 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发展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充分发挥了上海对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中心, 带动长三角地区国际贸易发展, 资源配置水平提高, 吸引人才与高新技术流入, 有利于提升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企业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 此外,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产生了集聚效应,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高端知名企业, 使更多的加工、制造、仓储、贸易和物流企业聚集到此, 其对于上海自由贸易区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 三) 利于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加入WTO虽然为我国带来了的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仅仅意味着货物和服务的部分开放, 与此相比, 上海自由贸易区更加侧重于金融和贸易领域的深层次的开放, 是在“ 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下, 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形成的有重点的开放。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具体实施策略, 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特点, 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为中国贯彻实施“ 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政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指明了方向, 引领了前进的道路。

目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经济通过转型实现升级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与时代背景下, 作为国际实现要素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最为重要的手段, 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显现出它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从经济意义上说,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趋势的准确把握, 是在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勇敢尝试和重大举措, 它继承和发扬了改革开放精神, 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培养和巩固。 此外, 为了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格局和规则程序的不断变化, 防止被新的贸易规则边缘化, 应该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 率先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与国际要求相一致的国际化、 法制化的跨境投资法律法规和贸易规则体系, 使其成为我国进入世界市场, 加入世界经济利益争夺战的先锋队。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既有利于将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衔接, 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的竞争力与综合实力, 是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下取得主动权和重要地位的重要手段。

三、上海自由贸易区存在问题分析

( 一) “ 可复制、可推广”难题

选择上海作为自由贸易区, 是综合考虑包括自然条件、社会基础、思想文化、科技水平和开放经验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后做出的慎重决定。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 不是仅仅服务于本区域, 而是要将其建设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 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进行全国范围的复制和推广。 然而由于上述差异, 并非所有在上海自由贸易区适用的政策措施都可直接复制并应用到其他自由贸易区, 这对于自由贸易区的复制和推广来说, 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为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必须在立足上海本地实情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全国, 使其具有普遍适用性, 否则其就退化成特区和政策洼地。 显然, 这将在一定限度上束缚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创新发展。

( 二) 对外开放的力度有待加强

国务院批复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中提出上海自由贸易区在服务业扩大开放方面比申报稿略显谨慎, 开放力度未如预期。 相对于货物贸易, 上海自贸区的重点是服务贸易, 究其原因, 除逐步开放服务市场,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是WTO的重要原则外, 更重要的是从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 其重心正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说, 根据2014 年9 月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评估, 2013、2014 两版负面清单公布后, 有关方面评价清单偏长, 开放力度不够, 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 三) 复杂的官僚体系增加了改革成本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这决定了我国的行政官僚体系较之于他国必然更加的复杂。 虽然各方的宏观理论分析都表明上海自由贸易区有着光明的前景, 然而我国复杂的官僚体系决定了其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过程注定不会轻松。 由于各政府管理部门有着不同的管理运行体系和审批标准, 因而即使各个部门都努力配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也无法避免因为不同部门改革的重点和节奏不一致而出现的改革措施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 从而使上海自贸区一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推进存在很大的协调成本和时间成本。

四、推动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建议

( 一) 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

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 而检验其成效的重要标志之一, 则是能够形成并复制、推广多少制度创新的成果。 国家应及时总结评估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的进展状况, 在全面仔细分析的前提下, 提出在全国或具备条件的地方进一步复制推广相关成果和扩大试点的意见和建议。

( 二) 推动上海自由贸易区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1.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 WTO强调逐步开放服务市场, 追求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也在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 因而立足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上海自贸区的重点应是服务贸易而不是货物贸易, 而服务贸易繁荣与发展必然以服务业的强大为前提。

国家应首先确立减税的幅度、时间, 原产地规则和非关税措施, 在此基础上简化通关手续, 避免通关过程中的重复行为;推进金融保险、国际运输、电子商务、教育培训、技术转让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出口, 借此拓展国际服务外包市场, 优化完善软件外包人才产业链;通过FDI带动我国服务业外包的发展。 对于一些重要的服务贸易领域, 要完善服务贸易立法, 规范外资市场准入法律法规, 减少服务业贸易限制, 以此降低服务业贸易壁垒。 至于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应努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企业机制和组织形式, 促进服务管理体系发展、完善与创新;不断引进先进服务技术, 学习借鉴国外标准, 带动区内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积极寻找和培育服务业比较优势, 以此减少服务贸易逆差;鼓励我国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 走出去”, 推动我国服务业的跨国经营。 总的来说, 上海自由贸易区应在财税、金融、外汇、保险、人才、信息服务、法律、出入境管理方面, 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等方面提供有利条件, 创造竞争优势。

2.建立无纸贸易 ( EDI) 平台, 提供贸易流通服务

EDI的实施将会推进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跨境EDI过程中的电子数据交换是EDI发展的最高阶段。 跨境数据交换是EDI实现的最直接方式, EDI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此。 在不同经济体之间进行EDI数据交换需要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承认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 而跨国界的EDI不仅涉及各部门间的相互配合, 更需EDI网络增值服务间的相互协调和协作, 此外, EDI的实施还需要人力资源、网络信息技术和电信基础设施的支持。上海自由贸易区需要实现区域内的跨境信息共享, 无论是国内的政府、技术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 还是国外的相关机构和国际组织, 都应加强在EDI建设方面的经验交流, 如法律、社会、技术和基础设施等。 EDI的实现以不同的商业机构、不同的公共服务机构和不同部门间的数据交换为基础, 由于这些机构保存文件的格式和方法各不相同, 使得文件的处理工作往往是十分的复杂和繁琐, 这大大增加了口岸工作任务。 上海自贸区应为EDI的发展指明方向, 将单一窗口系统作为实现EDI的基础。 EDI应由政府主推, 以推动私人和公共服务机构间的合作为重点, 不断提高效率并建立长期的EDI发展机制, 建立综合的EDI信息平台, 提供贸易流通、国际货物清关和口岸管理整合等服务, 实现国家单一窗口模式。

3.提高贸易制度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

在各国间日趋激烈的贸易竞争下, 吸引国际贸易者的基本因素已经从简单经济水平扩大到了包括法制的健全与规范程度, 贸易制度的自由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等在内的多项正式和非正式安排, 包括了投资自由、经营自由、创业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商品进出自由、人员进出自由这六个方面。 此外, 简化税制、降低税率、削减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完善自由贸易区功能、健全社会诚信体系也是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三) 坚持贯彻透明度原则, 建立公正合理贸易环境

上海自贸区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建立并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重要信息, 从而提高政策的可信度和透明度。 同时, 还应注意及时更新新的海关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 发布最新信息。 此外, 还应将有关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和重要信息翻译成英语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语言, 方便对方及时掌握和遵守我国贸易方针政策。

推进跨国电子商务和海关相关政策的透明度还有利于保证跨境贸易环境的公平。 这有利于吸引外资, 促进上海自由贸易区乃至全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使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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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冠凤, 郭羽诞.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 2014, (02) :28-32.

自由问题 篇2

（一）滥用职权

因为执法者的介入，从而使得行政自由裁量的合理性受到影响。由于人并不是完全受到理性条件的控制，在执法者决策的同时，往往会受到个人感情的影响。英国的行政法中，不合理的裁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分别是考虑了没必要考虑的内容和误解相关信息。而日本的行政法中不合理的裁量主要是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考虑了没必要内容，其次是未能考虑应该考虑的内容，随后是在考虑过程中未能形成正确的评价和认识，最后则是没有遵守相关程序。法国的行政法则认为，一些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裁决，但与此同时符合某些人或少数团体的决策，以及一些符合我国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但不符合其法律规定的决策，都是裁量不合理的行为。我国行政主体裁量不合理通常有下面几种形式：

1、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

国家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应切实的形式我国法律给予的相关权利，工作人员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应该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依照其最终目的，选择正确的执法方式和路径，从而达到应有的执法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行政执法裁量权是依靠相关执法人员来进行具体操作的，所以，相关执法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其个人倾向以及情感的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执法人员在进行具体操作中存在偏差，从而影响执法的效果。而影响的主要因素则是我国长达几千年来存在的“人情社会”，由于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着其交际圈和生活圈，例如朋友、亲戚、领导、同事、邻居等一系列人情关系，而这些人情关系则是影响执法效果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的情感也是裁量不合理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每一个人都有着情绪的变化，例如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必然会导致相关执法人员的执法决策。另外，当工作人员的情绪波动较大、情绪激动、或与当事人存在某些利益之争时，其裁量的决策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例如压力、威胁、利益等因素。当相关工作人员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是，其裁量决策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受到一些黑恶势力的威胁时，执法人员的决策可能会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工作人员受到相关利益的驱使时，则可能出现从轻、减轻甚至是开绿灯的现象，从而影响自由裁量的公平公正性。

2、没有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

在我国，很多行政主体在进行具体决策时，将法律所赋予的一些权力当做是自身本应具有的权力，为所欲为的进行决策，没有充分考虑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从而导致我国行政主体裁量的不合理性。在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其行政主体比须遵守相关法律，且有着标准的程序及完善的考虑因素表，同时，要求在相关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裁量时，必须考虑日本国民的相关权益以及人权，尽可能的考虑到较多人民的利益，在可以实现的情况之下，要求将环境保护也加以重点考虑。但是，目前在我国行政主体的裁量工作中，其考虑因素相对单一，其依据相对较少，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行政裁量机构中，很多部门存在着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牺牲民众利益而获取不良利益的现象。

3、决策反复无常，失去严肃性和公信力

我国法律法规中赋予了相关行政主体具有相关决策的权利，同时，为了保证其决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相关法律法规也赋予了行政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撤销或更改其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决策的可变更性，是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正确裁量决策的不断追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正确的裁量决策。而我国在行政主体对于更改裁量决策的依据往往是不可得知的。而由于其裁量决策的随意性，使得其裁量决策容易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变更裁量决策。从而使当事人的一些应有权利变得没有相应的保证。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有非常多的案例，例如，某县的行政主管部门首先允许某公司承建某工程，但是随后，又因为某些原因，随意的撤销了此决定，从而对某公司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这种不合理的裁量决策，人们对相关部门的不透明做法受到怀疑，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基于这种现状，行政主体在需要撤销或变更决策时，应该出示正当的理由，同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相应程序。如果行政主体没有相应理由或无正当理由而随意撤销或更改相应的裁量决策，则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二）行政处罚不公平、不公正

行政处罚的不公正和不公平主要是指国家的某些行政机关或相关工作人员在行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使得公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破坏，造成处罚结果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其表现行使主要有下面几种形式：

1、行政处罚偏轻或偏重

对于某一案例来说，其所受到的处罚结果和与其违法程度、后果、性质和影响相比，行政处罚结果存在偏轻或偏重的现象。例如，一些治安违法案例，其违法情节相对较小，未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关行政机关却给予拘留的处罚结果。而对于一些明显违法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犯法行为，行政机关却只是给予警告或罚款处罚。这些处罚结果与案件本身的违法程度、后果及性质不匹配的现象，往往会使得行政处罚结果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2、责任相同而处罚结果不同

在两种相同违法结果处理过程中，其处罚结果相差较大，其处罚结果肯定存在偏差。例如对于某些斗殴事件中，由于给对一方造成了轻微伤后，相关行政机构对某人处以拘留的决定，而对另一责任人处以警告的处罚。其处罚结果的不同，说明至少有一个处罚结果不公平。

3、不同责任而处罚结果相同

主要是指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行政机关贸然的给予相同的处罚结果。例如，双方斗殴事件中，均造成对方轻微伤，而公安行政部门却不考虑哪一方为主要过错方，而直接对双方处以行政拘留的决定，显然有失公平。

4、引用法律不全而使得处罚结果不公平

当违法事件发生后，相关行政机构未能依照现有法律或引用法律条款不同，从而导致行政处罚结果相对不公平。例如未成年人王某在学校将李某打伤，经法医判定为轻微伤，而公安机关根据相关条例向王某处以拘留的处罚，而没有考虑到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罚的条例，从而使得处罚结果相对不准确。

（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履行相关的职责的时限有着相应的要求，主要有两种，一方面为行政许可行为，另一方面则是行政保护行为。对于这两方面，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时限性的规定，有的相对清晰，有些相对模糊。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行政机构具有在何时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利。依据我国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相关行政机构应及时的行使其行政权力，从而发挥其责任，而行政主体在行使其权力时存在拖延的表现时，则可能会为国家或人木讷的利益到来不可挽回的重要损失。基于这种现状，相关行政主体应该切实地按照相关规定，在规定的时限之内行使其法律职责，从而保证其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反之，则会由于耽误其良好的时机而造成人民或社会利益受到损坏，造成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

四、对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分析

由于自由裁量权必须由执法工作者来行使，而执法工作者由于其个人原因和我国行政立法机构方面原因，使得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使其行使效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导致了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影响裁量决策的公平性。从原因上来探析，目前导致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合理运用的运用主要有行政立法不完善、缺乏系统监控系统以及控权法缺失等原因。

（一）行政立法不完善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国家意志性、法律性、强制性以及主动性等一些列行政的特征。而其也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特征，例如涉及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等，另外行使数量较多，适用范围较广。行政主体机关可以根据具体事件，既可以做出相应的抽象自由裁量决定，又可以根据具体时间来作出具体的自由裁量行为。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杜尔肯曾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深人的分析，并以强弱来进行研究，弱的自由裁量权的形式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遵守相关的原则与标准来实行，如果没有遵守相关标准或程序，或者形式方式不当，则可能会被推翻。而强的自由裁量权的形式则主要是根据行使人自身的判断标准，除滥用自由裁量权之外，其所作决定不会被推翻。而从这一方面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身意义上来说属于强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其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追溯到权力本上来看，其普遍存在着腐蚀性的现象，而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从而使得其更容易被导致滥用。另外，从行政机关与当事人的相对地位来看，具有一定的不对等性。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可以实施相关行为、改变当事人行政法律关系，以及强制要求当事人来执行某种义务。

（二）缺乏相应的监控系统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于行政自由裁量的规范条例或法律相对较少，同时，对裁量的规范相对较为宽泛，对于其实施范围、实施力度、幅度等因素的规定相对较宽松，其具体标准对于裁量没有较高的借鉴价值，更为甚者，在一些方面，还无具体的标准，从而影响自由裁量权的效果。

再具体的案例中，也有着较为直接的体现，尤其在处罚性自由裁量标准中，其标准范围和处罚范围相对较大，从而影响其执法效果。例如，在一些规定中，频频以情节严重为关键词，处罚结果跨度较大，从而使其执法效果降低。在此过程中，常常以情节严重为标准，没有具体量化情节严重的程度，且对处罚力度也没有进行量化，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存在问题。而我国执法者的专业素质相对较低，而我国这种宽泛的法律标准则可为一些执法者留下了以权谋私的环境。

三、控权法的缺失

关于自由主义的若干问题 篇3

“自由主义”一词源于十九世纪初西班牙一个政党的名称，而其思想渊源则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与信仰中。但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信念、哲学和社会运动，作为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以及宽容异己、兼容并包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一般认为，它发生发轫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展、成熟于“光荣革命”到一战之前，而在二战以后直到今天的六十多年里，自由主义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话语。

在自由主义发生发展的漫长时期内，它被赋予了太多的意涵。萨托利曾这样写道：“如果我们用‘自由主义’这个标签与那些和它相近的概念比较，如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在有一点上是无可匹敌的：它是所有概念中最不确定、最难以被准确理解的术语。”尽管如此，但它还是大致保持了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和理论内涵，与其他政治理念和思潮有着显著而重要的界限。众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曾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讨论过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在我国，胡适先生曾经简明总结过“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近年，顾肃教授概括说：“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强调尊重人，不可轻信权力和权威，坚持宽容和民主政治，接受真理、理性和社会变迁，但也要学会妥协和保持批判精神。”并以为“这些可谓自由主义之精华所在”。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它坚信社会生活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人类个体，而不是群体或集体。胡适先生当年著名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一语，盖缘于此。其次，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它的核心价值来追求，走的是一条以自由为本位兼顾平等的道路；而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以平等为本位兼顾自由的道路。再次，自由主义奉行宽容原则，不同意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以为多元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竞争就像太阳系的星星一样，可以造成一种均衡与协调。最后，自由主义强调权威应该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以上的这些认识，使自由主义注重个人权利、机会平等、妥协和合法性，倾向于支持法治、宪政、代议制政府和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的认识论以理性为基础，反对盲从和非逻辑思维，认为经验观察、理性思维、逻辑自洽是伦理、社会和政治原则得以成立的条件。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它把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确信在政治中并不存在比个人目的更优越的原则。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一基本信条之上的。它在强调自我依靠、隐私权以及对他人权利尊重的同时，对权威、权力表示怀疑和否定，但并不排斥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换言之，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推导出排斥一切集体取向和选择的结论，甚至从经验上看，在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一点也不缺少爱国主义情怀和利他主义精神。

二、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

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但作为一种思潮和知识传统，作为一种可以辨认的思想要素，则一般以十七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为起点，并把洛克当作第一个真正具备自由主义特征的思想家。从那时到现在的三百多年里，自由主义大约经历了革命的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等四个阶段。

自由主义在其发轫的时候，作为对中世纪的一种反动，它强调的是解构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因而带有十足的革命性。那时，它甚至尚没有精力去积极设想在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以后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构建问题。霍布豪斯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有时甚至作为一种破坏性的、革命性的批判；在长时期内，它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的任务似乎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是去除阻碍人类前进的障碍而不是指出积极的努力方向或制造文明的框架。它发现人类受到压迫，立志要使其获得自由。它发现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呻吟，国家受一个征服种族的蹂躏，工业受社会特权阻挠或被赋税摧残，就提供救济。它到处消除自上而下的压力，砸烂桎梏，清除障碍。

早期的这种革命的自由主义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愿望，是封建主义走向衰亡、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联。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它只是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并没有倡导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所极力主张的民主政治的意涵。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被后世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斯密、洛克、贡斯当、托克维尔等人都或多或少将社会视为个人的联合体，而不是有机的共同体。他们在继续反对专制主义、砸碎中世纪黑暗牢笼的同时，积极探寻前进的方向，期望建立一个以争取并保障他们一再珍视并宣称的个人权利的新世界。在政治体制上，他们不再将自己的视角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以及制度设计。总的看，此时的自由主义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强调个人自由是目的，国家权威是手段，接受有限政府这个前提，并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到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主要国家和美国大致完成了这方面的任务，建立了宪政政府：一方面，对个人的权利有了切实的法律上的保障，一方面对政府权力来源和行使有了明确规定和有效制约。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界限，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从洛克、贡斯当到密尔的理论大致反映了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诉求。

在经济上，受牛顿力学的鼓舞和影响，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受到推崇和赞美，而一切政府对经济的干涉都受到抱怨和谴责。它反对国家任何形式的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在它看来“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保障个人自由、促进经济繁荣的充分必要条件，它还是保证社会正义的最好方式。而国家的职能就是一个“守夜人”，其任务就是保证公民的自由不受侵犯。

但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起，强调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的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劳资关系紧张、工人待遇恶劣、贫富差距悬殊等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社会思潮开始兴起，另一方面也迫使自由主义内部开始进行反思和回应。于是，作为对古典自由主义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有格林（1836—1882）、霍布豪斯（1864—1929）、霍布森（1858—1940）等。它的主要理论受到黑格尔主义的较大影响，拥护一种更为宽泛的“积极自由”的观点，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一是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保障公共利益；二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应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以保证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这些理论的提出，体现在英国的现实政治中，是其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实行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体现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中，是大萧条后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被罗斯福接受并日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思想，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可以把凯恩斯主义约略地认作是既主张政治自由又主张经济平等的一派，是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71年、1973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连续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两次经济危机，致使1944年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美元由稳定汇率变化为浮动汇率而宣告解体。而凯恩斯主义面对这些经济危机无能为力，于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区别于格林时代的newliberalism）风生水起。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即使是在它最流行的时候，也曾经遭遇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者的巨大挑战。neo本身有“复古”之意，neoliberalism的内涵主要是对亚当·斯密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其主要流派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新自由主义主要还是书斋里的学问，对现实政治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此时，它被撒切尔政府、里根政府明确地作为其经济纲领。其后，在欧洲诸多国家，从德国开始，一个又一个放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接受或部分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其基本的经济政策。在拉美，包括智利、巴西、阿根廷等也先后进行过以其为基本内涵的改革。而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迅速传播。从九十年代中期至２００４年“朗顾之争”，国内也多次掀起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并且一度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思潮和经济模式。

三、自由主义的价值关切

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关切，一曰自由，二曰平等，三曰民主。

一、自由

自由这个词在西方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在东罗马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里面，则有了自由的明确定义：“自由是每个人，除了受到物质力量或法律阻碍外，可以任意作为的自然能力。”

在英文中，liberty和freedom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将liberty一词和“自由”对应起来，是严复先生的贡献。严先生当年翻译密尔的《论自由》的时候，曾经深为我们的文明中没有把自由“立以为教”而遗憾。但是，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移向其他古老文明的时候，我们发现，正像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指出的，就自由“作为个人权利的观念”而言，它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都是缺席的。因为这一意义上的自由，纯属现代人的观念。

一般，在英语表达中，这一现代人的观念常常被定义为免受强制和阻碍，即一个人的自由意味着他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为的阻碍。这应该是自由一词的本义，其他的意义均由此引申而来。

古典自由主义者是在上述原初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个词的。他们的“自由”与封建的“专制”相对应，指的是自愿的不受强制的行动，也即个人出于自愿选择而做出的行动。当孟德斯鸠说“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的时候，他还同时批评了封建专制对人的自由的各种限制，他并不以为自由就是做“恶法”所允许的事情。因此，他对自由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石上。

卢梭在其著作中，频繁地使用了自由这个词。但卢梭的自由，按照贡斯当的说法，是一种古老的自由，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家研究的深入，伯林在贡斯当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区分的基础上，发展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所谓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干预，即个人不受外部因素的限制，可以按照其意志做或不做某事。所谓积极自由，是指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个人能够实现其意志的能力。在英文里，自由的上述表述分别被表述为：being free from something和being free to do something。前者强调的是“你不要干涉我”，而后者则着重“我能干我要干的事”。你干涉我，使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当然是不自由；你尽管不干涉我，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我却干不成事，这仍旧不是自由。对前者的限制，如果说来自外部的话，对后者的阻碍则来自自身。于是，消极自由又被称作外在自由，积极自由又被称作内在自由。

斯密、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坚持消极自由的概念，把内在自由的实现交由个人去解决，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使他们确信，在涉及自己利益的问题上，谁都不比谁聪明多少，个人可以而且能够做出足够明智的决定。如果不加限制和干预，每个人就都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幸福。所以，他们以为，构建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公共权力除了维持其基本的公共职能外，最好什么都不管。政府是“守夜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等等都是基于这一理论而提出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口号。从英国的洛克、密尔到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他们均认为，在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之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如果超越了这个界限，专制就将必定出现。

而格林等新自由主义者则坚持积极自由的观念。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来源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但希望是一回事，希望能不能变成现实是另一回事。新自由主义者正是在这里为自己辩称：

对于一个靠要饭为生的人，如果政府说“我不限制你，你有要饭的自由，如果哪一天你不愿意了，你也有不要饭的自由”，那么，这个政府简直就是最不道德的；对于身受疾病折磨而又无钱医治的病人，如果政府说“为了保障你的个人自由不受侵犯，我同情你，但我不能管你”，那么，这个政府简直就是最不人道的；对于一个无钱上学的孩子，如果政府说“你现在有上学和不上学的自由，将来还有失业的自由”，那么，这个政府简直就是最不负责任的。

所以，持积极自由观念的自由主义者批评“消极自由”限制了政府发挥的作用，降低了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并且，消极自由的观念把整体看成是个人之总和，没有注意到个人和整体、眼前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忽视了政府在调解这些关系上应有的担当。但无疑，历史上由积极自由的观念所带来的权力的滥用，并因此造成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灾难更值得警惕。于是，在公共权力与个体的私权利之间，设置一道坚实的屏障，就同样成为“积极自由”支持者的要求。并且，无论消极自由的支持者，还是积极自由的支持者，他们都认为这道屏障的坚实与否，正是专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分水岭。

由此，自由主义明确划分了属于个人自由的三大领域，即思想意识活动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并确定公民应当享有如下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一）人身自由，包括人身行动自由、安全自由、居住迁徙自由、住所安全自由等；（二）精神活动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著作和讲学自由等；（三）选择职业自由、团体生活自由（包括秘密通信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这即是时至今日全部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属于私域的绝对不容侵犯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首要价值关切，可以把它们叫做“绝对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说：“No Liberty,No Life”。

二、平等

平等这个词与自由一样，“作为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是一种现代的政治思想。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贵族提出平等要求的时候，它针对的是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特权，其平等的理想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平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与自由连用。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曾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说过一句大堪玩味的话。他说：“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他认为如果允许一部分人居于另一部分人之上，可以干涉和支配他人，便没有自由可言，也就是说，没有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

随着后续思想家讨论的深入，平等的概念也像自由一样逐渐丰满起来。如果说，前述消极自由的意涵侧重的是对个体人所具有的个体差异的尊重和保护的话，平等则更多侧重于对个体人种属的肯定和保护。伏尔泰曾经在孟德斯鸠的书上挥笔写下：“人类早已丧失了他的尊称，孟德斯鸠重新找到了它，把它归还给人类。”而勒鲁说：“其实，卢梭才配得上这样的夸奖。”

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后继者勒鲁则直接把平等思想的有无视为区分新旧两个世界的界标。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德沃金则强调平等权利观念的普适性，认为每一种自洽的政治理论都具有平等这一种终极价值追求。它们都是一种在权利和人格上平等的所谓“平等主义”的理论。它超越了具体文化和伦理差异而具有普适意义，是衡量当今世界政体的最基本的尺度。

从前述消极自由的概念出发，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推导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并且享有的这种自由都应该是平等的。但从积极自由的概念出发，我们发现每一个个体都是存在差异的，并且，他“能干什么”与他的这种个体差异密切相关。大约是从平等的概念出发、却并没有得出平等的结果这样一种事实，使得政治学中所讨论的平等概念从哲学上的信念转向资源的分配原则。而根据所分配的对象不同，平等大致有了以下四种形式：

（一）根本平等：是哲学信念上的平等，坚信人生而平等，强调人类的生命是等值的。

（二）形式平等：指社会成员在权利和资格方面的正式身份的平等，如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政治参与的平等。

（三）机会平等：指每个人起点相同，机会均等。其意义在于区分了两种不平等的结果：由于社会的区别对待而产生的不平等和由于个人在价值、才能和工作意向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它反对前者。

（四）结果平等：指收益的平等分配。

上述平等形式的前三种，关涉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否认这三种平等，则前述属于私域的个人自由即无法想象。因此，这三种形式的平等，本文以为可以叫做“绝对平等”。它同样是公权力所必须保障的。套用“No Liberty,No Life”的表达方式，则“No Equality，No Life”。而第四种结果平等，指涉的是非基本权利的分配，可根据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和多少来进行，而这种贡献的大小和多少的计量，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因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本文称为相对平等。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内部的论战决然不是要不要平等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平等的问题。在自由主义内部，对于前述绝对平等的三个方面，也不存在重大分歧。他们讨论的重点是收益的平等分配问题。其中，罗尔斯解决该不平等的途径是通过国家税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而诺齐克则认为任何平等的分配最终都将导致不平等，任何再分配都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平等”在内的任何东西都不得越过“权利”这个“雷池”一步，这也就是他著名的“边际限制理论”。并且，鉴于该种“平等”的实现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以致可能助长其对私权利的过分干预的倾向，从哈耶克到诺齐克等自由主义右翼均对该平等的实现抱持极度的谨慎，力主“最小国家”，以防人类在追求“平等”的号角声中不幸踏上“通往奴役之路”。

三、民主

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李君如纠正说，周延的表达应该是“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其实，考察现代民主产生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是和对自由、平等这些权利的保护相伴随的，或者干脆说，民主是为了预防在积极自由的口号下对每一个个体的消极自由可能的侵犯而产生的。民主就是横亘在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那道屏障。如果说，近世以来，自由主义追求的是“私域要自由”，追求的是前述平等的前三项“绝对平等”的话，那么，民主就是实现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手段，民主就是对于公权力的一种当然要求，也即“群域要民主”。正是从这个角度，自由主义以为，就民主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来说，它是功能性的，是构成现代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不管民主是“好东西”、“坏东西”，还是“不是一个坏东西”，它都不能缺少，就像心、肺对于人体不能缺少一样。

因此，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无论是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还是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对精英民主理论的反动，民主之所以成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关切之一，就在于它第一要回答的是公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第二是公权力合法行使和制约问题。于是所谓民主的标志就是公民可不可以和平地任用和解雇他们的“老板”。

综上所述，贯穿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思想始终的是对自由、平等状态的描述、展望和对自由、平等精神的维护和弘扬。他们或为自由、平等寻求哲学依据和伦理法则，或以自由、平等的立场去寻求社会政治的变革和制度设计，并在这一过程中，生长出了下面的这些重要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历史信念：

从契约自由原则解读酒水自带问题 篇4

关键词：契约自由,酒水自带,开瓶费

从表面看,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经营者的权利,若其不接受有“谢绝酒水自带”条款酒店,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场所进行消费;既然消费者不选择其他的场所消费,那么就默示同意了此条款。但本文认为经营者的该项格式条款从本质上看是限制了消费者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不符合契约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与合同有关的事项享有选择和决定的自由。合同自由一般来说包括五项内容,即缔约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谢绝酒水自带”和收取高额“开瓶费”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缔约自由的内容。因此首先就要考虑经营者此种行为是否使得消费者在选择时的主体意志受到了限制?经营者可能会振振有词地说,消费者若是不接受可以选择其他的商家进行消费。但在实际情况下,大多数的经营者都会选择采用此条款,从而造成消费者实际选择上的不能,根本无法利用自己的财富达到支配他人的目的。餐饮行业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各个饭店和餐馆采取相似甚至一致的做法的行为比比皆是。根据消协的资料显示,在北京70%以上的餐馆均表示“谢绝酒水自带”,形成了实质上的商业联盟。从而造成消费者实质上的选择不能。

合同法的立法根基是契约自由。合同法允许当事人在法律禁止性规定之外,在双方意志自由表达的情况下做出自由约定。也就是说在自由意志表达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合同的公平与否就不予考虑。换句话说,合同是自由订立的,则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公平。通过前段的分析,经营者普遍都采用了“谢绝自带酒水”的做法,基本上已形成了商业惯例。对于消费者来说,不存在自由选择的机会。因此在消费者自由意志不能得到表达的情况下,就需要考量“谢绝酒水自带”和高额收取“开瓶费”是否符合合同法的公平原则。

二、合同公平原则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公平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涵两层含义:一为约定程序的公平,即双方当事人以公平的方式确定其权利义务;其二在于缔约内容的公平,即最终确定的权利义务。从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等值性来看,消费者付出金钱,经营者付出其商品和服务,然而两者是否具体等值性呢?这可以追溯到经营者决绝酒水自带和收取高额开瓶费的原因,无非是经济利益的趋使。经营者出售的酒水,其价格一般都比市场零售得要高,有些甚至高至两倍之多。所以,酒水是酒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再者,顾客自带酒水显然增加了酒店的服务成本。1.时间的增长。由于消费者对自带酒水的消费,服务时间延长,影响了酒店餐桌的周转速度;2.清洁成本、人力成本的增加,自带的酒水一般需要餐具配合使用,因此餐厅的清洁成本、人力成本必然增加。但本文认为纵使酒水的售价中包含了部分酒店等经营者的服务部分的费用,价格也过于昂贵。因此,从等值给付的角度看,经营者的给付与消费者的给付不具有等值性,严重违反了合同公平原则。

其二,缔约程序的公平。缔约程序的自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主体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或授权;二为主体意志的不自由。一般认为若是合同内容是完全在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表达的情况下作出的话,即可合同内容毫无等值性可言,也无任何不公平之存在。只有当合同公平的主观标准不能被保证时,客观标准才能作为判断标准。因此,对于“谢绝自带酒水”与收取“高额开瓶费”来说,就要考量在现实情况下,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主体意志是否存在客观上的表达不能?前文已提到,在现实情况下,消费者的意志的确受到了限制,不能自由地表达。这使得经营者处于一种高位,消费者不得以低姿态接收经营者的消费服务的合同内容。因此本文认为这种缔约程序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本文认为收取适当“开瓶费”是合理的,开瓶费相当于一种服务的费用,包涵了经营者的软件服务和硬件服务。因此,在取消“谢绝酒水自带”和收取“高额开瓶费”的前提下,应当允许经营者收取与其服务等价的“开瓶费”。

三、结语

“谢绝酒水自带”和收取“开瓶费”是两项不同的内容,应该区别开来对待。首先,正如前文所述,目前经营者普遍规定“谢绝酒水自带”正是剥夺了消费者自由订立合同的权利。而商业行规中允许经营者规定“谢绝酒水自带”是一项未经消费者同意为消费者设定的不利益,因此当允许消费者自带酒水。其次,对于“开瓶费”的问题,开瓶费所包涵的服务内容不仅限于开瓶服务,还有餐厅提供的地点、餐具、硬件设施等各项服务,因此本文认为经营者可以收取“开瓶费”,但应当收取与其服务相等值的“开瓶费”。

参考文献

[1]韩军.“谢绝自带酒水”纷争的成因及对策贵州商业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3月第1期.

[2]高鸿钧.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徐海燕.论禁止自带酒水的店堂告示的法律效力.当代法学,2007年第125期.

[4]杨立新.商业行规和法律规范的冲突与协调.法治研究,2009年第11期.

全球化下人口非自由流动问题初探 篇5

一、全球化下人口流动非全球化的现实表现

在“全球化”成为流行话语之时，在“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甚至“恐怖主义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的全球化”纷纷登台之时，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向“人”――普遍意义上的每一个个体，因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自然也要求全球化以人为落脚点和归宿，要求全球化下的人在全球享有最大化的自由和机会，包括迁徙自由、公平就业机会等，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人”。

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时代的人并非是”全球化的人”；最突出的表现是人口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姑且称为“人口流动非全球化”）。打击偷渡的新闻不时见诸各种媒体。6月的多佛尔惨案和今年10月我国偷渡者被韩国船抛尸大海的报道，曾令我们感到无奈。而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今年8、9月间阿富汗难民欲入境澳大利亚的“坦帕号”船民事件，也使澳大利亚政府处境尴尬，虽然事件以船民到新西兰、瑙鲁进行身份审查而获缓解，但是类似事件又不断发生。难民的增多及入境他国遭拒的命运，是国际社会的尴尬；偷渡、非法移民活动加剧，同样是国际社会的尴尬，而这些都发生在全球化时代，是全球化的最大尴尬，即：全球化下人的非全球化，人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尽管也有一部分人在数国学习、工作、生活，但这部分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低。因此，人的非全球化成为全球化下一道不和谐的风景线。全球化因而成为片面的全球化。

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形式包括永久定居、短期劳务移民、高技能人员流动、难民流动以及家庭团聚等。其中有交叉重复部分，如永久性定居移民中大量是家庭团聚式的。而永久定居（即通常所说的移民）是考察人口自由流动程度最具实质性和标志性意义的流动形式。当今全球人口迁移中，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自由度较高，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则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限制，自由度低；而非法移民也大多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主要打击非法移入者，发展中国家主要打击非法移出者，即是明证。人口流动非全球化的直接原因，自然是边界的存在，进一步说，是主权国家的存在；具体体现是：各主权国家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和移民政策，即政策障碍。因此，可以说，全球人口流动非全球化显著地表现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不自由上（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限制）[1]；其政策障碍是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

当代全球化下，发达国家都采取了限制性移民政策，即严格控制移入人口的数量，有差别、有选择地吸纳移民，同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并要求相关国家配合。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206月访华时，就敦促中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偷渡[2]。欧盟《申根协定》生效国虽然实现人口自由流动，但仍然只是在发达的成员国之间。在对内自由流动的同时，欧盟对外则减少和控制外来移民，形成“城堡欧洲”[3]。

在当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落差，是人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巨大驱动力；发达国家采取限制性的选择移民政策，选择吸纳有技能、有资金的人，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拒绝接纳普通劳动力。这样，一方面可获得资金和人才；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人口大量涌入，与原国民争夺就业等机会，“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的情况发生。对相应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意味着资金和人才的流失、普通人非法移出的增加（因合法的名额极少）。此外，设置人口流动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形成差异，从而使留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发达国家资本赚取利润的重要来源。

二、人口流动非全球化与发达国家限制移民政策的依据及带来的问题

（一）合理依据及问题

当代全球化下，人口流动是非全球化的。而近代时期，西欧人享有在全球的流动自由，这是列强凭借经济、军事、科技的先进性，以炮舰和商品在全球殖民扩张的结果，但客观上还得益于当时全球主权国家数目较少，无管辖地较多。实际上当时其他地区的人也享有相当程度的海外流动自由，如中国人的下南洋和东渡太平洋。19世纪的檀香山，华人移民最多，即是例证；但无疑也充满了血泪。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列强在全球掀起瓜分狂潮，划分势力范围，除南极洲外的无管辖地已所剩无几。人们在全球移动的自由度也不如从前。二战后，随着主权国家的增多，人们不可能再享有在全球流动和迁移的自由；这种自由即使在《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三个条约统称为“联合国人权公约”）中也没有得到确认，因而缺乏国际法的保障。这背后起作用的是现代主权国家的主权。

主权，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现代主权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现代主权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共同体内个体的共同利益。可以说，边界的存在，在边境对人口流动进行控制，是主权的底线。移民政策、签证护照制度彰显出主权国家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具有合理性。诚如塔皮诺斯所言：“迁徙自由是一项人权。定居自由则是一项国家的权利，因为它是经由公民意志的民主程序而合法化的。由于难以控制定居，各国便限制入境。”[4]理论上如此，现实中也是如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入境管理政策。这就是人口流动非全球化从而也是发达国家限制性移民政策（实际上是限制移入政策）的合理依据。

然而，细一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出入境管理相对宽松。美国、加拿大之间，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欧洲《申根协定》生效国之间，人口基本上可自由流动。前者（美加之间、澳新之间）是由于移民国家的共同成长历程、国民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而形成的相关国的传统。后者（欧洲《申根协定》生效国之间）则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结果。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相关国家之间具有大致相同的并且是高度的综合发展水平和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它们对外来人口则是采取严格限制和筛选的政策。因此，当代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国民享有的流动自由度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国民。实际上，《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规定已为这种不对称的流动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发达国家的限制性移入政策提供了合法依据。

（二）合法依据及问题

《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13条规定：(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2)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5]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部分第12条规定：(1)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2)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3)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4)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6]

1.发达国家的限制移入政策是符合规定的，因而具有合法依据。

由前述条文可见，《宣言》、《公

约》只规定国内迁徙自由而未规定国际迁徙自由，只规定移出和返回自由而未规定移入自由。以《宣言》、《公约》的这种单向自由规定来看，发达国家的限制移入政策是符合《宣言》与《公约》的，因而具有合法依据。

2.《宣言》、《公约》的规定，对于人口净移入国的政策制定更有利。见下表：

表1

鼓励(P) 反对(100%-P) 总和

移出国（移出） 1 -1 2P-1

移入国（移入） 1   1 1

在现实中，一国人口既有移出又有移入，但不同国家的净值（移出、移入之差）却不同，因而有净移出国、净移入国之分。表1中的“移出国”、“移入国”可理解为净移出国、净移入国；而其政策相应地作用在移出者、移入者身上。“P”表示采取“鼓励”政策的概率(0≤P≤100%)，如果政策明确、无模糊态度，那么采取“反对”政策的概率就是(100%-P)。“1”表示该政策取向符合《宣言》、《公约》的精神，“-1”则表示不符合《宣言》、《公约》的精神。“总和”表示以采取两种政策的概率来计算的总体上对《宣言》、《公约》精神的符合程度。

∑（移出国）＝P×1+(100%-P)×(-1)=2P-1

可见，移出国采取鼓励移出政策的概率越大（亦即采取反对移出政策的概率越小），越是符合《宣言》、《公约》的精神。而

∑（移入国）＝P×1+(100%-P)×1=1

这表明，不论移入国采取何种政策，都是符合《宣言》、（公约》的。因此，移入国政策调整余地大，更占优势、居主动。

若移入国与移出国对不同的人都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如下表：

表2：以技术移民为例（对投资移民等亦是同样情况）

附图

则可得∑（移出国）=(-1)+1=0,∑（移入国）=1+1=2，因而移入国更符合《宣言》、《公约》。

在现实中，净移出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净移入国大多为发达国家。据表1、表2可见，在合法依据上，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宣言）、《公约》单向自由的规定，理论上不等于自由的不对等，但在实践中却带来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移民政策制定及实施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国民总体而言在全球流动中处于不利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民流动自由度的差异具有了国际法的法律依归。与此同时，移出自由的规定和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选择性移民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

三、如何对待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

上述分析，我们明了了人口流动非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国民享有的流动自由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原因与依据。那么，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态度Ⅰ：大多数谈论全球化的学者回避了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该问题视为伪问题――既然人口流动非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行为体现，又不违反国际法的精神，那么在主权国家仍然是主要行为体的当今国际社会，该问题就不成其为间题，不必进行探讨。或者他们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解决问题在遥远的将来；因为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的发展处于相对均衡且高度的水平。因此，他们认为，在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下，谈论这一问题，意义不大。

态度Ⅱ：与态度Ⅰ相反，认为目前必须正视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秦晖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流通自由化，即不但要有世界性商品贸易自由，还要有投资自由、人口流动自由与信息自由”，“人口、环保、贫富不均等全球性问题在这种环境中才有希望解决”。并认为“全要素的国际流通自由，则将是富国所害怕于穷国的”。故主张“穷国与其向富国要‘援助’不如向其争自由”，穷国应“反守为攻，推进全要素国际流通自由”；这样“更能维护穷国的民族利益并让富国的民族利己势力害怕”[7]。按照这种思路，争取实现包括人口在内的全要素全球流通自由，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这一思路实际上认为，人口的全球流动自由是全球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非结果。这是与态度Ⅰ的根本分歧所在。有国外学者认为“用禁止的方法并不能阻止移民，只会使合法的行动转为非法”，并主张“从长远来说，世界社会需要有全球性政治机构”[8]，实际上也是承认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并试图寻出解决之道。

态度Ⅲ：与态度Ⅰ有相似之处，但其着眼点不同。着眼于从反面为合理民族主义提供论据，即“还是把自己的营地建设好才是根本出路”；“必须爱我们的营地，爱我们的中国，这是我们中国人唯一的家园。”[9]

态度Ⅳ：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世界公民”们的观点，他们实际上也是将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视为伪问题，但与态度Ⅰ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当代全球化下，人们已成“世界公民”，人口流动非全球化问题不存在。对他们的观点，本文不愿多作评价，因为限制移民、难民遭拒等是不争的事实。

态度Ⅰ是从既存的经验事实出发，带有经验主义色彩，但采取回避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态度，则并不是真正现实的。态度Ⅱ直面现实，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又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崭新的思路。态度Ⅲ的现实主义色彩更突出。

态度Ⅱ与Ⅲ并非泾渭分明，两者有共通之处。秦晖就试图寻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而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的学者，主张“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国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管理这个世界的机构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共同选举产生”[10]的人也都是合理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人口数量优势可以从中获益；具体到中国，则国土上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轻，甚至包袱变成了优势，“中国十几亿选民的发言权自然能够压倒美国十几艘航母的发言权”[11]。因此，不仅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这个主权国家，而且客观上他们也反证了中国的合理民族主义[12]。

态度Ⅱ的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是有所启发的，但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外流”是个更现实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机制、创造条件、营造环境以挽留和吸引人才方面总体上比不过发达国家，但这些方面的努力不能放弃。于此同时，要建立人才外流价值补偿制度[13]，通过让人才本身和人才引进者支付费用来最大限度地弥补人才流失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发展中国家当前所要做的。而从长远来看，以全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取向，也是可以尝试的。

【参考文献】

[1] 肯尼思・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基本观点之一是：全球化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地球的”，它主要是指地球南北关系中的北方，可悲的是，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依然很大。参见倪世雄 蔡翠红：《西方全球化新论探索》，《国际观察》，第3期，第33页。其中就隐含着南方（发展中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不自由这一层意思。

[2] 王小东.当代中华民族主义论[J].战略与管理.2000,(5):72.

[3] 高鉴国.欧盟

的国际移民和社会鳖合政策[J].欧洲.200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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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喻希来.21世纪中国现代化议程（下）[J].战略与管理.2001,(4):6.

[12] 或可称“中华民族主义”，参见房宁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5页注释②.

自由问题 篇6

关键词：高校；学分制；选课自由；学习自由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1-0017-02

一、选课制是学分制的核心

现代高等教育越来越注重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学分制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以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的显著特点，受到国内外各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

学分制是在学年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学分为计量单位来衡量学生学业完成状况的教学管理制度，是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的一种重要制度。在19世纪前，西方大学普遍采用学年制，后来学年制为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而西方大学则由学年制转变为学分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先后四次推行学分制，结果“有名无实”，“名为学分制，形为学年学分制，实为学年制”，实施效果并不如人意，受到人们的非议。不过，通过四次推行，学分制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要求实施“完全学分制”。学分制首先是作为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是衡量学生学习量和学业绩效的一种工具。但在学分制的背后，体现的却是自由学习、自主学习的现代大学理念。自由学习和自主学习是学分制的理论基础，而选课制则是学分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课制是学分制的核心。

二、选课制的具体内容

学生自由学习、自主学习的内容包括课程选择的自由，教师选择的自由，学习时间选择自由，学习方式选择自由以及自主思想的自由等许多方面。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对选课制的规定，选课制作为学分制的核心，主要包括选课、选师（挂牌教学）、选时、选专业方向，其核心是学生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间的相互联系和本人特长、兴趣、学习能力等情况，在导师指导下选修课程。选修课程：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由学生自主选择修读时间、选择授课教师、选择学习方式；选修课则完全由学生根据教学安排以及自己的特长、兴趣结合社会需求进行选择修读。选择教师（教师挂牌教学）：所有课程逐步推行教师挂牌教学制度，每门课至少有两位教师同时开课，由学生自主选择授课教师。选择修业年限：在标准学制下，学生可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实际情况在3~6年中的任一学期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选择专业及专业方向：允许一定比例的学生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等，申请跨学科转专业；允许较大比例的学生在本学科内转专业；鼓励高年级学生选择专业方向。

三、限制学生选课的几项主客观条件

选课制赋予了学生选课的自由，然而，学生要充分享受到选课的自由，还要受到认知水平、选课能力、课程设置、师资状况等各项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约束：认知水平：大学生虽然已经年满18周岁，已经是成年人，但由于我国中小学的教育现状，他们又不完全像成年人那样成熟，对社会所知不多，人生阅历还非常浅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理想、性格都还在逐渐形成，需要在大学中进一步定型。表现在学习中就是，学习目标不够明确，学习没有计划，呈现盲目性和随意性特征。据调查，4%的学生会制订学习计划与学习目标，16.8%的学生经常会制订学生计划和学习目标，高达64.1%的学生只是有时会制订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还有15.1%的学生从来没有制订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即使在制定学习目标的学生中，基本能按时完成学习目标者占13.2%，大部分能按时完成者占43.5%，大部分不能按时完成者占34.8%，基本不能按时完成者占8.6%。由于学生认知能力的限制，选课必然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选课能力：对于选课学生来讲，选课只是手段，最终要通过选课完成自己的学业。学生获取选课信息主要来自下列几个来源：第一，老师写的课程介绍；第二，高年级同学的指点；第三，随大流，随意选择。学生在学业尚未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知道该门课程或专业的准确情况，也不可能知道授课老师的具体情况。选课由于选择的是老师和课程，学生从老师处得到的帮助几乎为零。而高年级同学自己也面临选课问题，他们的意见也仅仅是从学生的角度对教师做出的评价，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通过课程的难易程度作出评价，缺乏权威性和可信性。况且并不是每个学生都熟悉自己所选课程的高年级同学。因此，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所谓的自由选课，很大程度上是盲目选择或随意选择。课程设置：学生选课是建立在有许多课程可供选择的基础上的。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学校受师资状况的约束和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学生在选课过程中也往往受到很多限制。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通过对武汉大学等近十所大学的学生、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对热门课程来说，有85%的学生认为，很难选上；对优秀教师或名教授的课程来说，有73%的学生认为，选上非常困难。此外，不喜欢自己专业的学生占28%。虽然学校都有专业调换的制度，但有57%的学生认为，调换专业的条件苛刻，程序繁琐，最终能够实现专业调换的比例很低。教育资源：学分制要能够顺利运行，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是坚实技术支持体系。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技术支持体系主要通过校园网络，依托现代教务管理系统，为学分制顺利运行提供各项技术操作手段，最终通过网络实现排课、选课、成绩录人、教学质量评价等各项教务环节及其信息的传输与处理。可见，校园网络系统和教务系统在学分制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它们的良好运行是学分制顺利运行的技术保障。根据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对武汉大学等近十所大学的问卷调查发现，有37%的学生认为选课费时费力，有18%的学生认为选课过程繁琐。总的来看，对网络选课的效率不满的学生达37%。此外，调查还发现，实行学分制后，由于学习自主性增强，78%的学生认为很难找到合适的自修室，85%的学生反映相关图书资料匮乏。

四、对学生选课进行干预和控制的必要性

由于受上述各项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约束，完全的自由选课制必然会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据薛成龙和邬大光的介绍，在哈佛大学的早期选修制改革中，完全的自由选课制带来了下列三个明显的缺陷：第一，如果学生完全凭兴趣选课，可能会造成所学知识杂乱无序；第二，如果学生完全凭兴趣学习，可能造成学习的避难就易，放弃富有价值而难度较大的科目的学习；第三，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选课制，可能会导致学生急功近利，从而低劣肤浅甚至华而不实的课程充斥大学校园。有鉴于此，即使是哈佛，在刚开始实行学分制的过程中，也对学生选课进行了必要的干预和控制。1909年，劳伦斯·洛厄尔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吸取了完全自由选修制的教训，在哈佛推行“集中分配制”——在全年十六门程中，必须有六门课程集中在自己的主修专业领域，其他的十门课程中，必须有至少六门课程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领域。在此基础上，哈佛同时引进本科生导师制，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学生选课进行必要的指导。1945年，科南特就任哈佛校长，在原来“集中分配制”的基础上，对学生自由选课进行了进一步的干预和控制，规定“文学名篇”、“西方思想和组织机构”以及一门物理学或生物学方面的课程是必修课程，同时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三个领域必须各选一门全年的课程。这样的自由选课制度成为哈佛大学核心课程建设的雏形。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并沿用至今，那就是：本科生四年完成32门课程的学习，包括16门专业课、8门选修课、8门核心课。8门核心课必须从历史研究、文学艺术、科学、外国文化、伦理思辨、社会分析等十个领域中进行选择。

五、几点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并受哈佛经验的启示，笔者认为，在学分制下高校学生自由选课问题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选课制，必须要从下列几个方面对学生选课进行必要的干预和控制：第一，加强集中宣传，制订专业学习指南。针对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可以集中在选课前一段时间，通过各种形式开展选课宣传和教育，各学院各专业配套制订专业学习指南，现场进行答疑解惑，指导学生选课。第二，整合辅导员制度和导师制度，给学生提供全面周到的选课指导和服务。针对学生选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辅导员和导师的沟通协调功能，为学生选课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帮助学生顺利完成选课，实现自己的学习理想和目标。第三，引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增强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自主性。学生选课的盲目性或随意性反映出学生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存在模糊性，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进行职业设计和人生设计，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增强学习的目的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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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成龙，邬大光.论学分制的本质与功能——兼论学分制与教学资源配置的相关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7）：138.

[3]西南政法大学学分制改革实施意见[EB/OL].http：//202.202.80.26/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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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强，等.学分制下教学管理的改革与思考[J].中华文化论坛，2009，（7）.

作者简介：张锦洪（1969-），男，经济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浅谈自由落体运动问题的解题策略 篇7

一、结合逐差法处理自由落体运动

在解答物体自由落体运动习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习题的特点, 选用相应的解题方法。而在这些方法当中, 较为常见的是逐差法。而在利用逐差法解题时, 首先要用到一个定值, 在相同时间内, 匀加速运动的位移之差与时间的比值, 即为运动的加速度, 其计算公式为:a= (x2-x1) /T2。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种解题法的有效性, 我们可以借相关习题来验证。

【例1】在实验课中, 教师为学生演示重锤自由落体运动 (结合打点计时器和一条纸带) 。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选用了频率为50 Hz的交流电, 并以三个点为单位充当计数点, 然后在相邻两个计数点之间标记上得出的距离数值。当实验完成之后, 这些距离数值依次为:37.5 mm (x1) 、69.0 mm (x2) 、100.5 mm (x3) 、131.5 mm (x4) 、163.0 mm (x5) 、193.5 mm (x6) 。结合这些已知条件, 求出本题的重力加速度。

当学生看到已知条件时, 他们很容易根据公式g= (xn+1-xn) /T2进行演变, 最后得出重力加速度的平均值公式:g= (x6-x1) /5T2。

其实整体来看, 学生这样的计算并无错误, 值得肯定。不过在解答这道习题时, 可以引导学生推出这样一个公式, g= (x6+x5+x4) /9T2- (x3+x2+x1) /9T2

这时, 不要急于让学生计算出结果, 而是让学生对这两个算式进行对比。当学生对比之后发现, 第二个算式比起他们总结出的算式更加合理, 因为第二个推理出的公式不仅包含了所有测量数据, 同时还可以降低计算后的误差。

二、巧用v0=0处理自由落体运动

众所周知, 自由落体运动是:初速度为0, 加速度等于g的匀加速直线运动, 即v0=0, a=g, 有效利用v0=0, 可以简化解题过程。

【例2】有一个矿井, 其深度为130 m, 假设以n秒为单位, 每过一个单位, 便会有一颗石头自由落入矿井中。当第13颗石头开始下落的时候, 第一颗石头正好抵达井底。请计算出n秒的具体数值?这时, 第4颗石头和第6颗石头之间的距离为多少米?

解答这道习题, 首先要弄清这个石头下落的过程, 也就是将这13颗石头想象成是同一个石头在相等的时间内的13个不同位置。这样一来, 我们便可以对整体列出位移方程, 进而将n秒的具体数值求出来。之后再结合初速度v0=0时, 分别对第4颗石头和第6颗石头列出的位移公式进行计算, 从而得出两个公式结果的差, 即两颗石头间的距离。

【例3】一颗弹珠沿着房檐向下自由下落, 1 s时通过了房子的窗檐, 当弹珠坠落到地面的时候, 所需时间为2.3 s, 问这个房子的高度为多少?

这道题的隐含条件为v0=0。本题可结合匀加速运动的规律, 及速度-时间公式得出弹珠到达窗檐时的速度, 然后再结合速度-位移公式得出房子的高度。

整体来讲, 这类习题结合了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时间、位移-时间, 以及速度-位移的关系, 灵活运用这些规律进行分析解答, 将会让习题的解答变得更加简单明了。

三、结合图像法处理自由落体运动

图像法是解答自由落体运动习题的重要方法之一。由于高中物理概念、规律较为抽象, 而图像恰恰可以对物理概念、规律的生成过程给予直观展现。另外, 合适的图像可以更好地将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及变化情况呈现在学生的面前, 更方便学生审题、思考、解答。

【例4】雨滴自屋檐自由下落, 经过1.2 m高的窗户时用了0.2 s, 请求出窗顶到屋檐的高度。 (g=10 m/s2)

首先画出雨滴下落过程中的v-t图像 (如下图) 。

如上我们不难发现, 利用图像法来解析问题, 不仅清晰地呈现出了路程、速度、时间等变量间的关系, 而且还让学生对习题中的各要素一目了然, 从而让他们的解答轻而易举。因此, 在以后的习题解答中适当结合图像法, 必会让物理学习变得更加轻松自如。

四、结束语

自由问题 篇8

到目前为止, 关于皮革中六价铬问题的研究基本都处于分析讨论的阶段, 实验已经证实, 当长时间的强光照射、较高的pH值环境、低湿度、高碘值的加脂剂对皮革进行加脂等操作对皮革中的六价铬含量具有促进的作用。以上发现对皮革行业上防治六价铬的检出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仍然未将问题根除。本次研究在继承前人结论的同时, 用试验证实了不饱和油脂氧化以后的中间产物之一——羟基自由基·OH与六价铬的关系。从原子的层次上, 对三价铬氧化为六价铬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722N可见分光光度计 (1 cm厚度比色皿) , TDL-60B离心机, DHG-9075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PHS-4A电子恒温水浴锅, 85-2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FeSO4·7H2O, H2O2 (体积分数为3%) , KF (0.2 mol/L) , 异戊醇, DPC, 对甲基苯磺酸, 磷酸, 甲基紫, 以上皆为分析纯;蒸馏水, 铬粉 (含25%的Cr2O3) 。

1.2 实验设计

在皮革加工过程中, 皮子内部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繁多的化学反应。本次试验选择在水溶液中进行, 目的是去除其它因素的干扰, 只探究温度、时间、pH值等对Cr6+含量的影响。

·OH由芬顿试剂Fenton (H2O2与FeSO4组成) 提供[6], 然后再与一定浓度的铬鞣液 (含Cr3+) 接触。定时测定不同体系中Cr6+生成量的变化, 借此来揭示·OH与Cr6+形成的关系。

undefined-+·OH

1.3 实验方法

1.3.1 ·OH测定:

取数份80 ml蒸馏水, 分别加入1 mmol/L甲基紫溶液1.5 ml, 调节pH值为3.3±0.2, 在搅拌的同时向其中的一份按比例加入H2O2和FeSO4, 反应一段时间以后加入2滴KF溶液, 以水为参比, 于580 nm处测吸光度, 记为As。另一份没有加Fenton试剂的测其吸光度, 记为A0。即:△A= A0-As, 用△A可以间接地表示·OH生成情况, △A越大, ·OH生成的越多。

1.3.2 Fenton-Cr3+体系:

量取铬液 (相当于铬粉0.85 g/L, 溶液的pH值3.8) 80 ml, 搅拌的同时按比例加入H2O2与FeSO4, 蒸馏水定容至90 ml, 振摇、静置一定时间后, 测定体系中Cr6+的生成量;在搅拌的同时, 先用HCl和Na2CO3调节铬液的pH值, 再加入H2O2与FeSO4, 定期测体系中Cr6+的含量;水浴锅加热, 铬液温度分别保持在25 ℃、35 ℃、45 ℃、55 ℃, 按比例加入芬顿试剂, 振摇均匀, 静置, 测Cr6+生成量。

1.3.3 Cr6+含量的测定采用二苯碳酰二肼法[7,8]:

取反应液15 ml于20 ml具塞试管中, 离心分离10 min, 准确移取上层清液10 ml于50 ml容量瓶中, 再加10 ml蒸馏水, 摇匀后加入1 ml的磷酸 (1+1) , 1 ml的DPC溶液, 振摇2 min, 显色3 min, 加入4 ml对甲基苯磺酸, 摇匀后加入10 ml的异戊醇, 转入分液漏斗, 静置分层20 min, 分出水相, 除去分液漏斗颈部的水, 在漏斗下口塞入适量的脱脂棉, 过滤, 滴出有机相, 液滴速度3～4 d/min。用空白试剂作为平行对比试样, 于540 nm波长处, 在1 cm比色皿中, 测出有机相的光密度A。

从标准曲线上读出与A对应Cr6+的含量, 经过下式将其转化为相对于铬粉的质量[12]。

undefined

mA——吸光度A对应的标准曲线上Cr6+的质量, μg;

m0——80 ml的铬液中铬粉的含量, g;

mr——相同体积的溶液中, Cr6+的生成量相对于铬粉的质量, mg/kg

(4) 标准曲线的制作:分别量取标准铬液 (溶质K2Cr2O7:1 μg/ml) 0 ml、1 ml、2 ml、3 ml、4 ml、6 ml、8 ml, 至50 ml容量瓶中, 稀释至10 ml, 按照1.3 (3) 法所示, 测定不同体积的Cr6+在540 nm处的光密度, 做Cr6+含量—光密度曲线图。所得标准曲线方程为:y=0.0335x+0.0001, R2=0.9999.

2 实验结果及讨论

2.1 反应条件的确定

实验发现, 反应液中甲基紫浓度达到0.02 mmol/L时, 吸光度接近为0.70, H2O2浓度小于10 mmol/L时, 基本不与甲基紫反应, 使其褪色[10,11,12], 于是选取0.016 mmol/L甲基紫溶液。Fe3+在580 nm处的吸光度会干扰·OH测定, 加入KF可消除其产生的影响。

2.1.1 [H2O2]/[Fe2+]摩尔配比对·OH生成量的影响

保持FeSO4溶液的浓度为0.16 mmol/L, 如此配制7份水样, 然后加入0.98 mmol/L的H2O2溶液, 使[H2O2]/[Fe2+]之比分别为1、2、3、4、5、6、7, 30 min后测定As, 计算△A, 实验结果见图1。

曲线的变化间接反映了·OH的生成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 在以上条件下, 当[H2O2]/[Fe2+]的摩尔浓度比为6时, △A达到峰值, 表明·OH的生成量最大。因此, 根据·OH与H2O2的关系, 选用[H2O2]/[Fe2+]的摩尔浓度之比为6。

2.1.2 扩大[H2O2]/[Fe2+]比例对·OH生成量的影响

保持[H2O2]/[Fe2+]=6不变, H2O2滴加量在0～1.5 ml之间变动时, 测△A, 见图2。

图2中曲线平稳上升说明, 保持[H2O2]/[Fe2+]浓度比为6不变, 同时增加H2O2和Fe2+的投加量, △A随之增大, 相当于·OH的生成量也随之稳定地增加, 且实际操作中甲基紫并未因H2O2浓度增大而失效。因此, 可以通过同时增加H2O2、Fe2+的投加量达到增加·OH浓度的目的。

2.2 ·OH氧化Cr3+时干扰因素的排除

Fenton试剂氧化铬液中Cr3+时, H2O2与 Fe2+作用生成的Fe3+, 在540 nm处有吸收, 会对Cr6+的测定产生干扰。此外, 反应液中残留H2O2, 可能与DPC发生反应, 生成无色的二苯卡巴单腙, 使得试样无法显示Cr6+络合物特有的紫色, 导致测试试样失效。

(1) Fe3+的消除:

实验发现, 当体系中的Fe2+量不超过5.0 mmol/L时, 基本上不会影响甲基紫的褪色反应[13]。试验中选择Fe2+量小于1.8 mmol/L, 并滴加KF溶液, 得到的[Fe (F) 6]3-无法进入异戊醇有机相, 从而消除对Cr6+的测定干扰。

(2) H2O2与Cr3+反应:

部分过渡金属离子可加速H2O2分解[14], 但是有关Cr3+催化加速H2O2分解的具体讨论未见报道。为排除干扰, 做如下的测定:配制5份80 ml铬鞣液 (0.85 g/L) , 分别加3%的H2O2:0 ml、0.5 ml、1.0 ml、1.5 ml振摇, 30 min后测定反应液中Cr6+的生成量。结果显示, 4份反应液中均无Cr6+检出。说明室温下, 当H2O2浓度小于15 mmol/L, Cr3+对H2O2的分解没有任何作用。

(3) H2O2与Cr6+的作用:

H2O2在酸性溶液中是一种强氧化剂[15]。于是, 把一定体积H2O2与Cr6+液直接混合, 30 min后测定, Cr6+含量降到10%。由此可知, 如果反应液中H2O2有残留, 将会把氧化得到的Cr6+再次还原成Cr3+。因此, 以延长时间的方法, 往铬液中加入不同比例的芬顿试剂, 得出了较佳实验条件, 当H2O2的浓度控制在10 mmol/L以内, Cr6+生成量基本不变, 可认为体系中无H2O2残留。控制H2O2浓度为10 mmol/L。

2.3 影响因素的探究

2.3.1 时间、[H2O2]/[Cr3+]比对Cr6+生成量的影响

用80 ml铬鞣液 (含Cr3+的物质的量为0.21 mmol) 替代蒸馏水, [H2O2]/[Cr3+]浓度比为0.5 (1#) 、1 (2#) 、2 (3#) 、3 (4#) 、4 (5#) , [H2O2]/[Fe2+]=6∶1的比例进行投加, 定容至90 ml, 每30 min测定体系中产生的Cr6+, 结果见图3。

·OH由于存活寿命很短, 一般都小于10-4s[16], 与其它物质反应较为迅速。从图3中1#～5#曲线变化可以看出, ·OH氧化Cr3+的有效时间仅为30 min, 这与Fenton-甲基紫体系中, 时间对甲基紫褪色反应的影响是一致的。由此将·OH氧化Cr3+的时间定为30 min。

图3中5条曲线分别表示[H2O2]/[Cr3+]之比为0.5∶1、1∶1、2∶1、3∶1、4∶1时, Cr3+被氧化的情况。反应结束后, 按照 (3) 法操作, 有机相-异戊醇呈现出Cr6+特有的紫色。可知, ·OH可以将Cr3+氧化为Cr6+。然而, 通过比较30 min 后, 5个体系中Cr6+的生成量可知, ·OH氧化Cr3+时, 存在着一个上限。当 [H2O2]/[Cr3+]之比小于3时, 体系中Cr6+的生成量随H2O2滴加量的增大而增多。结合图2, H2O2的滴加量间接表征了·OH生成量。由此可知, Cr6+的生成量随·OH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当[H2O2] /[Cr3+]大于3时, [Cr6+]生成量平缓递减。这是由于[17], H2O2和 Fe2+之间的反应也存在一定限制, 低于此投加量时, 激发态的自由基浓度较低, 常温下的链反应致使双氧水过快分解, 产生的自由基来不及有效攻击目的物质便发生自中止, 也降低了自由基或双氧水的有效利用率, 反应速度较慢;而投量过高时, Fe2+被氧化为Fe3+, 对目标物质Cr3+的氧化能力减弱, 致使Cr6+含量下降。所以, 在以下实验中, 选择[H2O2]/[Cr3+]为3。

2.3.2 pH值对Cr6+生成量的影响

在皮革加工过程中, 有些工序要求介质有较高的pH值, 比如复鞣、加脂、中和等阶段的pH值分别为4.0、3.8、5.5[18], 高的pH值是Cr6+形成的必要条件。铬鞣液 (按Cr2O3计为4 g/L) 的碱度为33%, pH值约为3.0±0.2。因此, 在不同pH值的介质中, Cr3+转化为Cr6+的情况是不同的。

调节铬液的pH值分别为2.5、3.0、3.5、4.0、4.5、5.5, 选择[H2O2]/[Cr3+]=3∶1, [H2O2]/[Fe2+]摩尔浓度比为6。按照 (3) 法测定Cr6+生成量, 结果见图4。

从热力学的角度分析, 在酸性环境中, H2O2最易发生自偶氧化还原反应, 分解生成O2和H2O, 但是需要加热才能促进反应。因此, 在室温、酸性环境中H2O2是较为稳定的。

比较图4中的两条曲线的变化发现:加入芬顿试剂比没加的体系中Cr6+的生成量明显高出许多, 说明·OH的存在导致了Cr6+的形成。铬液的pH值由2.5调节到4.0时, 加入芬顿试剂的体系中, Cr6+快速增多。据张爱梅、臧运波、朱兴松等人发现[11,19], 当介质的pH值在3～5之间, ·OH生成速度也是较快的。因此可以这样理解, 在酸性环境中, Cr6+的量随着·OH生成速率的增加而增加, 同时氧化其它物质的能力也较强。在pH值>4时, Cr6+的量缓慢地减少, 是因为·OH的作用减弱了, 但是没有加Fentun试剂的体系中Cr6+量的增加, 说明空气中O2对Cr3+作用增强了, 补足了因·OH减少而引起的Cr6+量的下降, 致使曲线变化缓慢。

2.3.3 温度对Cr6+生成量的影响

在实际加工过程中, 提高鞣液的温度有利于铬在皮中结合, 在鞣制后期一般都要对鞣液加温, 以提高铬的结合量。试验已经证实, 高温有助于Cr3+转化为Cr6+。因此, 研究不同温度介质中·OH对Cr3+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取8份80 ml铬鞣液分成2组, 第1组加入Fentun试剂后分别将其放在温度为25 ℃、35 ℃、45 ℃、55 ℃水浴锅中, 第2组不加Fentun试剂, 分别将其也置于上述不同温度的水浴锅中。30 min后, 测各体系中Cr6+的量, 结果见表1。

经过比较表中各温度阶段Cr6+含量可知, 随着温度的升高, Cr6+含量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升高温度时, ·OH对Cr6+的生成量增加的贡献不大。但是从表中可以看出, 升温对无·OH体系中Cr6+的含量影响却是比较大的。2.3.4 苯甲酸的投加量对Cr6+生成量的影响

苯甲酸由于其苯环结构的关系, 能够结合游离的·OH, 阻止由·OH引发的氧化反应[20]。在以上条件下, 分别加入相当于铬粉质量0.5%、1.0%、1.5%、2.0%、3.0%的苯甲酸, 摇匀静置, 测Cr6+生成量。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数据可知, 在不加苯甲酸的情况下, Cr3+的氧化率0.841%, 当加了苯甲酸1.0%时, 氧化率降到了0.002%, 在[H2O2]/[Cr3+]=3, [H2O2]/[Fe2+]=6前提下, ·OH生成量较多时, Cr6+的生成量随着苯甲酸投加量的增加而递减。说明:苯甲酸可有以效的防止因·OH引起的Cr6+的出现, 加入约占铬粉质量2%的苯甲酸即可防止Cr6+检出。

3 结论

(1) 经过实验发现, ·OH可以将铬液中Cr3+氧化为Cr6+, 并且Cr6+生成量随着·OH浓度的增大而增多。

(2) ·OH氧化Cr3+时, [·OH]/[Cr3+]浓度比、温度、pH值、时间都对反应产生了影响, 其作用强弱顺序为:[·OH]/[Cr3+]>pH值>温度>时间。因此, 要防止Cr6+的检出, 在皮革加工过程中, 一定要将皮子表面残留的Cr3+完全洗掉, 内部的Cr3+能够完全结合;当温度、介质酸碱度有较大变化时, 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止措施。微量苯甲酸的介入能有效地防止Cr3+被氧化为Cr6+, 其最佳投加量约为铬粉的2%。

摘要：建立了Fenton-甲基紫、Fenton-Cr3+两个分析体系, 前者确定反应条件, 后者探究了.OH氧化Cr3+时, 时间、pH值、.OH浓度、反应液温度对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 以上因素对反应的影响次序为:.OH的浓度>pH值>温度>时间;同时发现, 若体系中存在2%的苯甲酸 (相当铬粉的质量) , 可以有效地防止Cr6+的生成。

自由问题 篇9

一、中国粮食现存安全问题

首先,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 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是自给自足。一方面, 由于改革开放和加入WTO, 我国自由化贸易程度急剧加强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进而使粮食需求加速攀升;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耕地资源稀缺, 也就决定了我国在粮食生产领域不可能拥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尽管在国际贸易中粮食贸易所占比例较小, 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产业, 在粮食供给安全及国家政局稳定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

其次, 中国以稀缺的土地资源, 养活了世界上近1/3的人口, 对我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也就愈加突出。因此, 必须增加粮食安全进口和粮食安全储备。所谓安全, 一有广泛的供应来源, 二是质量有保证, 三是数量有保证, 四是价格合理。现阶段, 大多数国家对粮食贸易不够重视, 就我国而言, 粮食贸易自始至终被作为弱质产业来对待。再加上粮食价格不稳定, 粮食流动性较低, 以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其他作物替代部分粮食生产, 进口范围狭小。

最后, 国际粮食贸易产品结构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粮食贸易比重在逐渐下降, 尤其是小麦和玉米的贸易量下降比较明显。国际粮食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变化, 粮食价格扭曲现象必将引起国际粮食贸易者的恐慌, 但从目前状况来看, 粮食价格在长期内必然上涨。随着各国粮食市场的对外开放, 整个世界粮食市场也必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瓶, 粮食市场的失衡会得到应有的缓冲。面对这样一个实现自由化贸易的时机, 我国有必要深入国际粮食市场进行粮食安全调查分析, 适时调整我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结构, 消除粮食贸易政策滞后性带来的弊端。

二、我国加入WTO以来粮食贸易状况

研究表明, 我国近几年粮食贸易已转向净进口, 进口变化幅度不是特别明显。中国粮食自给率从2004年以来均处于安全水平 (>95%) , 说明了我国粮食贸易现阶段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因为我国不仅是粮食主产国, 也是贸易大国。相比之下, 国内粮食产量、需求量与国外粮食进口量没有形成固定的比例关系, 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力度及依赖程度都没有发挥主导的作用, 而国际粮食贸易市场环境却指引着我国粮食市场的改善、开放和利用。首先, 加入WTO后, 我国将失去所有农产品的非关税手段, 只能利用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的安全, 这对我国市场准入的宏观调控是不利的。其次, 我国现在还不能够将原有的非关税保护措施合法的转化为关税保护措施, 因此我国也就不能使用WTO规定的关税化手段, 对我国的粮食贸易安全也就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 为追求过高的粮食自给率, 必然出现为了扩大粮食生产和追求粮食高产而破坏生态环境和污染环境的现象, 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 这种方式会危及我国农业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国家及人民的利益也会造成危害。这不符合对外开放的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为确保我国粮食贸易安全, 任何闭关锁国的寻求自身粮食安全做法都是不安全、不现实的。

我国粮食进口波动主要取决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两个因素。也就是说, 粮食进口波动同本国的资源禀赋与贸易壁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一, 我国的自然条件直接制约着我国耕地资源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我国的粮食生产政策以及价格直接影响着我国粮食供给量的大小, 进而间接地决定了粮食进口的波动水平。其二, 粮食进口安全面临着贸易结构单一, 贸易国别范围基本固定, 关税、配额、政府补贴等非关税壁垒的诸多问题。因此, 我国粮食贸易从根本上源于贸易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贸易规则的不完善、相关贸易法律的空白、国际政治强权的干涉等因素。

三、我国粮食贸易安全应对策略

从我国基本国情分析,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落后, 生产成本较高, 生产效率低下, 粮食产出不稳定, 我国粮食安全暂时还得不到确切的保障。粮食生产方式亟待改进。政府应当制定适时的粮食生产保护政策, 以确保粮食供应有备无患。

首先, 刺激生产, 拉动内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在粮食供给和需求方面还未发挥应有的潜力。其次, 由于粮食在流通环节的缓冲能力较低, 应当适度增加国内粮食储备, 确保合理的粮食自给率。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 适当增加粮食进口, 这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的、经济的、有效的选择。我国土地资源匮乏, 为缓解资源短缺压力, 灵活调节粮食进出口比例, 扩大粮食贸易国范围, 降低粮食安全的资源供给成本, 分散粮食进口风险, 有利于我国粮食安全。最后, 对粮食安全做好防御措施, 做到早检测早预防,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实现国内供需平衡, 并借鉴别国相关贸易经验, 合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保护国家利益。

同时, 积极改善我国粮食安全贸易环境, 为我国粮食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有利条件。我国加入WTO取得了最惠国待遇, 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等不公平待遇, 从而增强我国在国际粮食安全贸易上的地位。实现粮食安全贸易多边化有利于实现出口多元化, 增加粮食进口数量并扩大我国粮食出口贸易在世界范围的分布。

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收入水平上升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 对粮食需求量的要求必将有增无减,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粮食进口必然增加。由于我国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所需的粮食, 同时随着我国的粮食出口冲破以往以亚洲为主的地域限制, 我国粮食出口的市场道路注定越走越宽广。

适时调整我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结构, 优先选择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 提高粮食安全出口竞争力。同时, 适应国际市场的粮食安全需要, 使我国粮食打入并占领国际市场。必须按国际粮食市场的要求和国际质量的标准调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品种结构、产品质量和档次等, 使我国农业结构得到优化, 从而进一步适应国内和国际粮食贸易市场要求, 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四、相关建议

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 首先对国内粮食生产进行扶持与补贴。然后通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粮食贸易进行限制, 将世界粮食市场和本国粮食市场分离开来, 要对粮食出口给以大量的补贴。

粮食安全进出口、粮食储备, 粮食监测要统筹兼顾;适时调整配额、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政策, 提高土地产出率, 使人口增长同粮食供需保持同等步伐, 实现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

建立健全相关贸易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形象, 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培养一批具备法律知识的高素质国际贸易人才, 使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源化劣势为优势。

摘要：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 我国在粮食贸易不具备比较优势, 而且国际贸易市场还不能为我们充分利用, 贸易伙伴范围狭小, 在国际贸易农产品安全纠纷案中, 我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 建立健全相关贸易法律体系, 培养具备法律知识的贸易人才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中国,粮食安全,贸易自由化,WTO

参考文献

[1]朱晶, 钟普宁.从粮食生产波动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利用世界市场稳定国内供应的可行性[J].国际贸易问题, 2000, (4) .

[2]周力, 周立恒.国际粮食市场的可依赖性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0, (7) .

[3]褚庆全, 李立军, 马红波.实现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粮食贸易对策[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06, (2) .

[4]尤利群.WTO粮食国际贸易争端的起因与利益影响[J].经济问题, 2009, (11) .

自由问题 篇10

政治生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把当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提炼、整合为公民的政治生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代国际社会四大主题。这四大主题教师自然会精心组织教学, 有效设计习题, 耐心辅导答疑, 这里无需再作赘述。笔者现根据本校学生生活实际去谈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主题中的我国宗教政策, 就如何讲清楚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进行的教学实践作简单介绍, 以求教于各位同行。

世界三大宗教在我国并行流传, 除此外还有中国本土的道教, 少数民族还有种类众多的地方性、民族性宗教, 少数民族信仰宗教的人口比重大, 宗教情感与民族感情联系密切, 而且与国外宗教有联系和交往。所以, 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意义重大。

联系我校实际, 这里是一所面向全省甚至全国招生的学校, 还经常有外国留学生, 国际交流频繁。我校学生来源地特别广、学生的家庭生活背景和民族种类复杂多样, 这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学生, 也不排除有宗教背景家庭的学生。再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将来他们会在世界各地工作、生活, 接触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不可避免。所以, 在中学阶段引导和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培养对他人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尊重意识, 对于将来他们今后的幸福生活、工作很有必要。

对本框题的教学, 笔者采取过多种方法, 相比之下, 设计好案例、巧妙设定情境, 效果会更好。

案例一:我校初三年级有个女生, 她在胸前挂了一只硕大的十字架项链, 还在同学面前招摇过市。班主任要求她取下不当的饰物, 她不但不听, 反而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这是她的一个亲戚送的, 如何如何珍贵, 班主任干涉了她的信仰自由等等。班主任在全面了解情况之后, 对她进行了教育。你同意该班主任的做法, 还是同意该女生的观点?

学生讨论后明显分成两派意见 (简称甲方、乙方) 。

甲方: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在我国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都是由公民本人自由选择的,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行干涉。所以, 该案例中班主任的做法是不对的, 他干涉了学生的宗教信仰自由。

乙方:中学生来学校是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 该女生在胸前戴十字架项链, 还在同学面前招摇过市, 既不符合中学生的着装礼仪, 更不符合学校的有关校纪校规要求。班主任的要求合情合理, 而且这么做, 是为了帮助该生健康成长, 应该支持。

在教师指导下, 再研读课本内容并思考, 最后学生达成如下共识。

1.甲方认为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国家保护宗教界人士的合法权益和正常宗教活动, 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这是有道理的。但是, 我们应该认识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对全体人民进行科学世界观教育必须宣传无神论思想,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妨碍社会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 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活动的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所以, 班主任要求该生在校不去做有关有神论思想的宣传和表达, 是有政策依据的。

2.乙方的价值取向是正确的, 也能理解和支持班主任和学校的良苦用心, 但没能用相关法律和政策去解释, 显得理不足, 气不壮。乙方把最具有说服力的宗教政策忽略了, 没有达到本课的学习要求。

这时候, 又有学生提出了不同意见: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穿着、佩戴带有宗教色彩的服饰、饰物的人, 这些人是不是都在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 都要禁止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生话音一落, 大家议论纷纷。

教师乘势引导:这个同学提的问题很好, 说明他很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宗教产生后, 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且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 处理好宗教问题有利于民族团结, 国家统一。在一些少数民族中, 宗教意识和有关宗教礼仪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节日、饮食习惯、丧葬仪式、生活服饰等已变成民族的风俗习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穿着、佩戴带有宗教色彩服饰的人, 但不能简单把他们的行为和宗教信仰画等号, 更不能认为他们在进行宗教宣传, 不仅不应该禁止, 相反我们要从维护民族团结的高度去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案例一中的女生没有宗教的家庭生活背景, 她的行为很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是借宗教信仰自由之名, 想拒绝班主任的教育。

案例二:某厂青年工人小张, 周末到教堂参加有关宗教活动。上班后, 在同事间传播宗教相关内容。他的这一系列行为, 遭到了同事们的批评、指责。同事们的批评、指责对不对?

有了上题的基础, 很多学生都能认识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 所以认为小张同事们的批评指责正确, 但也有学生认为小张周末到教堂参加有关宗教活动也没什么错。

针对学生的思想认识, 又组织学生展开交流、讨论, 引导他们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 最后达成共识。

1.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公民”。小张周末到教堂参加有关宗教活动, 是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如果同事们批评、指责小张信仰宗教, 参加有关宗教活动, 那么, 这种批评、指责是不对的。所以他的同事的批评、指责要符合相关法律、政策。

2.根据我国的宗教政策规定, 对全体人民进行科学世界观教育必须宣传无神论思想,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妨碍社会公共教育;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因此同事们批评、指责小张上班后, 在同事间传播宗教相关内容那是正确的。

案例三:“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这是不是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

此问题一提出, 学生马上议论纷纷, 相互争执起来。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把共产党的性质等知识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正确的联系, 从而形成以下认识。

1.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既包括保障人们信教的自由, 又包括保障人们不信教的自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在入党时已作出了自己不信教的自由选择, 这是符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共产党员, 只能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为了保证自己的性质, 规定了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 这里不存在干涉公民不信教的自由, 只是要求信教的人不能入党罢了。说完这些, 学生豁然开朗。

自由问题 篇11

政治生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把当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提炼、整合为公民的政治生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代国际社会四大主题。这四大主题教师自然会精心组织教学，有效设计习题，耐心辅导答疑，这里无需再作赘述。笔者现根据本校学生生活实际去谈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主题中的我国宗教政策，就如何讲清楚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进行的教学实践作简单介绍，以求教于各位同行。

世界三大宗教在我国并行流传，除此外还有中国本土的道教，少数民族还有种类众多的地方性、民族性宗教，少数民族信仰宗教的人口比重大，宗教情感与民族感情联系密切，而且与国外宗教有联系和交往。所以，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意义重大。

联系我校实际，这里是一所面向全省甚至全国招生的学校，还经常有外国留学生，国际交流频繁。我校学生来源地特别广、学生的家庭生活背景和民族种类复杂多样，这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学生，也不排除有宗教背景家庭的学生。再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将来他们会在世界各地工作、生活，接触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不可避免。所以，在中学阶段引导和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培养对他人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尊重意识，对于将来他们今后的幸福生活、工作很有必要。

对本框题的教学，笔者采取过多种方法，相比之下，设计好案例、巧妙设定情境，效果会更好。

案例一：我校初三年级有个女生，她在胸前挂了一只硕大的十字架项链，还在同学面前招摇过市。班主任要求她取下不当的饰物，她不但不听，反而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这是她的一个亲戚送的，如何如何珍贵，班主任干涉了她的信仰自由等等。班主任在全面了解情况之后，对她进行了教育。你同意该班主任的做法，还是同意该女生的观点？

学生讨论后明显分成两派意见（简称甲方、乙方）。

甲方：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都是由公民本人自由选择的，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行干涉。所以，该案例中班主任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干涉了学生的宗教信仰自由。

乙方：中学生来学校是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该女生在胸前戴十字架项链，还在同学面前招摇过市，既不符合中学生的着装礼仪，更不符合学校的有关校纪校规要求。班主任的要求合情合理，而且这么做，是为了帮助该生健康成长，应该支持。

在教师指导下，再研读课本内容并思考，最后学生达成如下共识。

1.甲方认为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国家保护宗教界人士的合法权益和正常宗教活动，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对全体人民进行科学世界观教育必须宣传无神论思想，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妨碍社会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活动的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所以，班主任要求该生在校不去做有关有神论思想的宣传和表达，是有政策依据的。

2.乙方的价值取向是正确的，也能理解和支持班主任和学校的良苦用心，但没能用相关法律和政策去解释，显得理不足，气不壮。乙方把最具有说服力的宗教政策忽略了，没有达到本课的学习要求。

这时候，又有学生提出了不同意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那些穿着、佩戴带有宗教色彩的服饰、饰物的人，这些人是不是都在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都要禁止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生话音一落，大家议论纷纷。

教师乘势引导：这个同学提的问题很好，说明他很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宗教产生后，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且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处理好宗教问题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宗教意识和有关宗教礼仪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节日、饮食习惯、丧葬仪式、生活服饰等已变成民族的风俗习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那些穿着、佩戴带有宗教色彩服饰的人，但不能简单把他们的行为和宗教信仰画等号，更不能认为他们在进行宗教宣传，不仅不应该禁止，相反我们要从维护民族团结的高度去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案例一中的女生没有宗教的家庭生活背景，她的行为很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是借宗教信仰自由之名，想拒绝班主任的教育。

案例二：某厂青年工人小张，周末到教堂参加有关宗教活动。上班后，在同事间传播宗教相关内容。他的这一系列行为，遭到了同事们的批评、指责。同事们的批评、指责对不对？

有了上题的基础，很多学生都能认识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所以认为小张同事们的批评指责正确，但也有学生认为小张周末到教堂参加有关宗教活动也没什么错。

针对学生的思想认识，又组织学生展开交流、讨论，引导他们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最后达成共识。

1.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公民”。小张周末到教堂参加有关宗教活动，是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如果同事们批评、指责小张信仰宗教，参加有关宗教活动，那么，这种批评、指责是不对的。所以他的同事的批评、指责要符合相关法律、政策。

2.根据我国的宗教政策规定，对全体人民进行科学世界观教育必须宣传无神论思想，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妨碍社会公共教育；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有神论思想宣传。因此同事们批评、指责小张上班后，在同事间传播宗教相关内容那是正确的。

案例三：“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这是不是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

此问题一提出，学生马上议论纷纷，相互争执起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把共产党的性质等知识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正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以下认识。

1.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既包括保障人们信教的自由，又包括保障人们不信教的自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入党时已作出了自己不信教的自由选择，这是符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为了保证自己的性质，规定了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这里不存在干涉公民不信教的自由，只是要求信教的人不能入党罢了。说完这些，学生豁然开朗。

本节课经过了设疑、讨论、评点、释疑、总结等环节，课后，学生感到受益匪浅。设计的这三个问题情境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层层推进，紧紧把握了本课的重难点问题，而且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在设计案例时，既服务于教学内容需要，更关注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未来成长。最后笔者由衷地总结一句：利用案例可以很好地讲清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

自由问题 篇12

合同自由原则是近代私法体系意思自治内涵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溯及法史, 我们得以窥探契约自由精神早在罗马法时期已初露光芒, 契约当事人的合意对契约的成立与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时至近代, 生产力作为决定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传递出对上层建筑的特殊诉求, 即自由与平等。伴随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如破竹, 以及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英国著名古代法制史学家梅因所谓的“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蔚然成风。继而合同自由原则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实质彰显亦开始成为法律上的原则和语言, 同时,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迎来了人类历史的大跨越。

1804年《法国民法典》继往开来, 明确了合同自由原则的至高地位, “依法成立的契约, 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官“在解释合同时, 应当探究缔约的当事人的真意”;“如果合同已约定一方不履行时给付对方的赔偿金数额, (法官) 不应给予高于或低于此数额的赔偿”。[1]可见, 受自由竞争主义思潮的浸染, 在《法国民法典》中多角度诠释的合同自由, 认定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双方权利义务产生的基础, 并强调任何人包括国家在内不得随意加以干涉, 而且基于合意产生的合同具有排除法律适用的权利, 法律的规定只对当事人的合意起补充作用。当然, 上述理念在当今社会, 尤其是集体和公平观念甚嚣尘上的中国, 或许饱受质疑, 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关系契约论的角度分析, 其结论便不难得出。所以,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施瓦茨认为“合同法是19世纪法律发

展的核心”, [2]合同自由原则持续了百年的兴盛。1900年《德国民法典》尽管处在近代合同法的尾声, 受到20世纪初垄断经济等社会现实的冲击, 但作为沉淀着特有的民族严谨, 《德国民法典》依然出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理念, 从意思自治的上位概念对合同自由也做出了较为充分的规定:“解除契约, 应以意思表示向他方当事人为之”;“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契约”;“解释意思表示, 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 不得拘泥于所用的词句”。[3]

故就总体而言, 在“看不见的手”的调和下, 成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土壤和意志自由的哲学理论之上的合同自由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西方国家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因巨大的效率性而一路高歌猛进, “契约即公正”、“契约即社会利益”一度大行其道, 但合同自由并不总是导致公正和社会效益, 因为“随着法律越来越复杂化, 法律越是将人作为个人而不是群体看待, 其重点也就越集中在人的权利和义务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具有与社会整体利益相违背的特殊个人价值, 交易自由不应被扩大到包括与道德或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相矛盾的协议。”[4]传统合同自由原则的理论基础在面临20世纪社会经济背景发生的现实冲击面前从此日渐式微, 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从此酝酿。

著名法学家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理念归结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为典型。20世纪以来, 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合同自由的经济基础已大为改变, 在经济地位有明显势差的交易者之间, “契约自由成为强者压制弱者的自由, 其结果使得契约自由下的公平正义大为减杀”。[5]与此同时, 高度工业化发展引致的贫富加剧以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令古典合同自由理论陷入窘境, 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出台, 更是奠定了合同自由日暮西山的路途。凡此种种, 使当时包括立法者和法官在内的社会各界重新反思, 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 无限制的自由将导致实质上的不自由, 对效率和自由的过渡追逐只会丧失发展的理性, 况且深入审视《法国民法典》会发现, 绝对的合同自由时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而“对合同自由不加限制, 就会与法律的公平、正义发生严重的抵触”。[6]进而各国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均对合同自由做出了必要的规制, 突出表现为来自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制约, 从而回应对实质正义和社会本位的追求。至此, 有学者惊呼, 合同自由衰落!诚然, 合同自由原则的历史地位已明显不如以往, 但笔者认为, 事物发展自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 矛盾协调的时代性和特殊性, 或许使社会发展对有关基本价值理念的实践带来削弱, 但绝不会是背弃。对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并不是合同自由原则的衰落, 而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真实内涵的恢复和匡正。[7]也正如英国法学教授阿蒂亚所言:“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预并非是要破坏这种自由市场, 而是要支持这种自由市场。”[8]回看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 我们似乎可以印证这种观点, 二战之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后的滞胀阶段, 引发了各理论学派的争鸣和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回归市场规则的政治实践, 合同自由原则翻动着复兴的波澜, 而这正是合同自由原则经历了时代洗礼后的理性重塑。

二、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的矫正及问题

对于走在工业化中期和市场经济发展征程中的中国社会, 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夹杂着对合同自由和合同正义的双重矛盾。加之近些年来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 公平正义相对于效率似乎被推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高度。而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合同正义对合同自由的必要规制自不待言, 但是应当看到实质上的交易不公平依然根源于交易的不自由, 同时现实中有些时候对于公平原则的难以界定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往往也会导致借公平原则之名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掩埋。因而出现一些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矫正的问题。

(一) 公平原则的基本内涵

公平既是一个伦理概念, 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概念。近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发展和个性的解放, 使基于血缘维系的“休戚与共”此番道德认同逐渐沦落, 整个社会开始将协调个体之间的冲突作为主要任务, 从而使公平和正义等问题演变成为私法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是中国社会对公平理念的最直观认识。言及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 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认为:“公平是民法的精神, 尽管民法的各种规定千头万绪, 复杂万端, 如果要对其作一言以蔽之的说明, 必须用得着‘公平’二字。舍却公平, 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9]虽然公平以其备受尊崇的地位甚至成为法律的同义语, 但是由于“我们今天的法律、制度所维护的公平, 同样也只能是历史范畴的公平”, [10]加之公平原则本身的高度概括, 以及其亦如正义那般“具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 变幻无常”, 故而学界对公平原则的内涵界定始终莫衷一是。韩世远教授认为, 公平原则是法律确立的以公平理念确定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乃至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11]魏振瀛教授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平衡、负担与风险的平衡作为公平原则的三个体现;[12]另外有学者从避免定义同语反复的角度, 将公平原则界定为在民事生活领域, 应使“各人得其应得”的观念求取最大程度的实现, 并依其适用领域分别呈现出交换公平、归属性公平、矫正公平与分配公平;[13]也有学者认为民法领域内的公平, 既对非交易领域内的利益调整具有意义, 同时也在交易领域内发挥作用, 指在当事人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自治时, 可以借助公平原则做出补充和矫正, 以保证意思自治原则的实现。[14]以上的诸多概念界定虽见解各异, 但细心梳理, 我们依然能够总结出一些启示: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在法律上的体现, 它伴随着伦理观念和社会发展的变革, 在民法领域的重要价值地位不可撼动, 在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范畴的近代法律体系中, 公平原则自然也不能逃脱对于这一理论范畴的烘托, 因此从形式和程序上讲求对利益和负担的合理配置。

(二) 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的矫正

诸如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制约的有关此背景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本节主要从中微观层面对这一内容做相关具体论述。

1. 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关规定

《合同法》第5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39条第1款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54条规定, 下列合同, 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1)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 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于显失公平的司法解释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 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 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以上是《合同法》中有关公平原则的最直接体现。另外第53条规定的合同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以及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条款无效;第289条规定,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基于保护弱势一方的立场从无效免责条款和强制性缔约合同的角度, 从法律上对有关合同予以规制, 是对实质公平的回应, 同时也是对合同自由的约束。

2. 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矫正出现的问题

我国的《合同法》成长于上个世纪末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法律移植过程中, 我们趋从国际理念将合同自由和公平原则一并引入了合同法, 但是在固有体制笼罩下的契约订立我们却只能“自愿”而非“自由”, 同样, 冠以国家属性而论, 公平又不得不成为一种必须的落脚点。这实质演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博弈。两者先天发育的不足导致了法律实践的困境。

(1) 公平解释边界的模糊诱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笔者认为这是造成当今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矫正出现问题的首要原因。如前文所述, 公平原则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标准, 但在法律上并非具体的行为规范, 缺乏明确的行为内容和救济手段。因此, 在具体个案中, 当涉及公平原则的判断标准时自然就无法摆脱法官自身的主观感受和知识素养, 也就出现了“公平原则的规定实际成为对司法者的法律解释授权条款, 是一项‘弹性’很强的条款”。[15]的确, 为了缓和法律的滞后僵化, 自由裁量的设置不可或缺, 面对早已众说纷纭的公平原则以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脆弱, 我们最好不要再用法官群体职业道德缺失这类论据来轻易佐证。首先作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国家, 法律一直努力地做到“事无巨细”, 即使无法从实体上给予明确规制, 至少在程序上也会力争查缺补漏, 加上司法解释等同于法律的效力, 因而法官在既定法律框架内寻求恣意愈加困难;其次, 公平原则被自由裁量而枉断,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公平原则本身立足于民法从市场竞争规则的个体利益公平着眼, 对机会公平严加保护, 但是当法律困于形式上的公平却依然有据可循时, 法官自由裁量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泯灭合同自由, 践踏实质正义。

(2) 出现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的否定而非必要限制。尽管我国《合同法》没有对合同自由原则予以明文规定, 但是通说认为合同法的整体内容依然贯穿着合同自由的理念, 换言之, 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不可背弃。依据前文的历史研究分析, “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以后, 合同自由将继续成为合同法上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如无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法律不应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16]我国由于长期缺乏个体和自由意识的成长, 在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只有充分开掘其作为自由经济的理念, 适度张扬合同自由原则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即使对合同自由的必要限制有利于实质正义和结果公平, 但这绝不可以作为公平原则过度限制甚至否定合同自由的凭证, 因此笔者主张,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应当首先“以事实为依据”, 充分尊重契约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尤其是要承认当事人合理合法且自愿达成的特别约定的效力, 维护当事人就权利义务的依法自行设定。

(3) 公权力携公平原则介入合同法领域。由于私法领域对于个体利益的膨胀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的无能为力, 使得公权力的扩张成为可能, 而公权力若假以社会本位, 其对合同自由的不当干预将会是毁灭性的, 尤其在有特殊国情的中国社会。首先, 社会公共利益是公权力介入合同法领域最常举起的旗帜, 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五种无效合同的情形中就包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然而到底如何界定社会公共利益依然在探讨之中, 这就为公权力因部门或地方利益妄加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名去解释公共利益, 干涉契约当事人的意志自由有机可趁。其次, 现实中司法不独立, 行政系统和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着微妙牵连, 此时, 司法裁判中合同当事人之间拥有效力的意思自治也是很难与体制内的人情关系理念相抗衡的, 公平原则的错位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4) 公平原则屈从时代规则容易淡化法律的权威。毋庸置疑, 这一点是和公平原则本身的历史性特点分不开的, 公平原则的保障和矫正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联的。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总需要向形形色色的时代规则让步, 至少不能在既有制度格局内被忽视。因为“公平愈是屈从于规则的逻辑, 官方法律与老百姓的正义感之间的差距也就愈大, 从而, 在老百姓的眼中, 法律就会渐渐失去自身的可理解性和合法性”。[17]如此一来, 当事人之间自由设立的契约, 即使有违法律明确界定的公平原则或其他原则而需要给以限制, 但公平原则对特定时代规则的妥协将使这种限制力不从心甚至无济于事, 使得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的矫正变成是习惯的约束而非法律的约束, 这将淡化法律的权威。

三、结语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健康, 重要一点就是创造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然而自由和公平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理念, 均需要得到切实的遵守和贯彻。市场经济交易的正常发展必然需要维护交易主体的交易自由, 重视和肯定合同自由原则;而为了真正地尊重契约和自由, 避免“从身份到契约”社会运动的逆反, 缓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冲突, 公平原则对意志自由的约束和矫正同样不可缺失。脱胎于计划经济和长官意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何在契约自由体制下维持契约正义, 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假契约之名, 压榨弱者, 是现代法律所应负担的任务”, [18]同时, 如何避免公平正义原则对合同自由矫正的错位, 真正维护司法公正也注定是一个遥远的征程。

摘要：合同自由原则在面临20世纪以来社会经济背景发生的现实冲击后日渐式微, 受到了公平原则的限制。然而现实中对公平原则的内涵界定不清以及其他原因, 往往会导致借公平原则之名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掩埋。

关键词：合同自由,公平原则,自由裁量,意思自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