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精选5篇）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 篇1
一、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由来和进展
(一) WTO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由来
2001年11月, WTO在多哈举行的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其中, “贸易与环境”议题是WTO新一轮谈判的唯一新议题, 其具体内容包括《多哈宣言》第31、32、33段。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是“贸易与环境”这一崭新议题的重要谈判内容之一。2002年建立的贸易谈判委员会 (TNC) 专门负责新一轮谈判的组织指导工作。在TNC的授权下,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特别会议 (CTESS) 就《多哈宣言》第31 (Ⅲ) 段内容中要求各成员“酌情削减或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重点谈判。本文仅限于研究WTO环境产品贸易的谈判。
(二) WTO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进展
从2001年起, CTESS进行了长达10年多的有关环境产品的谈判。然而, 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以及国际公认准则的缺乏, 因此, 在环境产品的定义过程中遭遇到许多困难, 各成员对环境产品的概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目前来看, CTESS有关《多哈宣言》第31 (Ⅲ) 段内容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WTO自身的环境产品清单上。截至2010年2月, 日本、新西兰、美国、卡塔尔、加拿大、欧盟、韩国、瑞士、中国台湾、菲律宾、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等12个成员已经向WTO提交了具体环境产品清单, 并希望能通过环境产品清单的提出, 加快成员界定削减关税的商品项目的讨论, 以利于贸易与环境谈判议题的进行。
自2001年起的历次CTESS与技术讨论会议都是以清单方式作为主要讨论议题。由于WTO建议的环境产品清单中包括了很多发达成员出口获利的产品以及为数不多的几种发展中成员能出口获利的产品, 致使原来保持观望与中立的发展中成员已逐渐对清单方式与清单内容表示失望。2006年度CTESS的谈判发生重要转变, 共有14个发展中成员明确支持以环境项目为谈判方式, 使得谈判内容可能会由环境产品清单转向讨论环境项目的执行方式。针对局势的转变, 部分支持清单谈判模式的成员组成“环境产品之友” (FEG) (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等十个主要工业化成员) 于2009年10月整理提出一份项目较少且较不具争议的清单, 以提高多哈回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另外, 气候变迁为环境产品谈判提供了新的契机。2007年12月, 美国和欧盟对包括有风力涡轮、氢燃料电池与太阳能热水器等43项气候友善产品 (Climate-friendly goods) 提出关税减免。2010年2月, 在WTO举办的CTESS对于环境产品自由化的讨论中, 气候变迁成为各成员新提案的重心。
由于环境产品清单的确定与各成员的利益密切相关, 所以要真正形成WTO自身的环境产品清单, 对不同环境产品关税减让及对发展中成员的优待等问题仍然需要长时间艰难的谈判。
二、国外关于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综述
自2001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之中, 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现实课题。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已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相关的研究结论。
(一) 对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研究
国际上, 一些国际组织很早就开始关注环境产品贸易领域, 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环境产品描述的文献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关贸总协定 (GATT) 文件中 (MTN GNS/W/120, 1991) , 其中列出了环境产品的具体分类。1996年,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组织开展了一项全球环境产业的研究 (OECD, 1996) , 对全球环境产品市场状况有一个初步描述和研究。接着, 比较有代表的文献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开展的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产品问题 (UNCTAD, 1998) 、OECD与欧盟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环境产品产业数据收集和分析手册 (OECD, 1999) 等。OECD (贸易与环境工作文件No.2005-04) 比较了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所使用的两个环境产品清单 (OECD清单和APEC清单) 。这两个清单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 在WTO谈判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该文总结了两类清单的共同点, 解释了两者的重要差异。OECD (贸易与环境工作文件No.2005-05) 考察了WTO环境产品谈判所出现的现实问题, 特别是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相关的问题, 如环境产品清单的确定, 环境产品的“双重用途”问题等。作者借鉴以往贸易自由化协议的谈判和实施经验, 探讨了这些现实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 也分析了协议达成前所需要解决的程序和制度问题。OECD (贸易与环境工作文件No.2005-06) 在多哈发展回合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下讨论环境友好型产品 (Environmentally Preferable Products) , 评价了现有定义, 列举现有产品的编码, 明确EPPs的种类。对三组产品进行了案例分析, 研究特定国家和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成本和收益, 并分析了关税进一步削减的可能性以及给南南合作带来的机会。ICTSD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2008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贸易与气候变化研讨会上强调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区域贸易协定 (RTAs) 或双边贸易协议来实现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
与此同时, 国外一些学者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现状和谈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Robert M.Hamwey (2005) 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产品的动态贸易机会, 并得出结论认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同时,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应该是可选择性的, 即允许每个国家从WTO清单中挑选最合适的子集产品来实现关税减让承诺。当然, 还应制定特殊待遇条款作为WTO协议的一部分, 以保证谈判最终的协议允许发展中国家灵活的选择可自由化的产品。Robert Howse, Petrus B.van Bork (2006) 从动态技术变化的分析角度出发, 对现有的WTO环境产品清单方法的不足从环境产品具有多重用途的问题、以PPMs为基础的EPPs问题、解决技术变革的问题等角度出发提出改进对策。Edmundo Claro和Nicolas Lucas (2006) 认为, 一国环境目标可以独立于WTO谈判, 通过单边或双边贸易自由化来实现。在选择具体贸易自由化模式之前, 一国应清楚其参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国内环境目标比关税收入更重要, 同时还需要促使国内企业与国外生产者竞争, 则单边或双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可能比长期的复杂的多边谈判更好。Vicente Paolo B.Yu (2007) 建议, 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参与WTO环境产品谈判时, 采用一种建立在“肯定性清单” (positive list) 战略上的谈判方法。同时, 亚洲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确保特殊差别待遇的原则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二) 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影响的研究
UNCTAD (2003) 对印度、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环境产品市场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 讨论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意义, 分析了各国环境产品优势产业, 提出了促进国内环境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努力求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贸易和谈判的平衡。OECD (2004) 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影响进行了国别分析, 这些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肯尼亚、韩国、巴西、智利、以色列6个国家。该研究分析了六国环境产品市场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环境产品贸易。Maxine Kennett和Ronald Steenblik (2005) 对包括巴西、智利、中国、古巴、捷克共和国等17个国家的环境产品部门进行了综合研究, 并分析了决定环境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一国经济状况、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环境状况、相关利益者等。Rokiah Alavi (2007) 针对亚洲国家挑选了4个主要的环境产品市场 (包括污染减缓和处理设备、风涡轮、生物燃料、木材和木质产品市场) 为研究对象, 使用案例分析法, 研究亚洲国家在主要的环境产品市场上面临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影响。Veena Jha (2008) 以WTO文件JOB (07) 54 (WTO2007a) 中所列“153”个环境产品清单为基础, 着重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品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以关税、GDP、外国直接投资、国家的环境绩效指标, 以及一国具体的技术援助项目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选取10类环境产品 (包括空气污染控制、固体和有害废弃物管理和可循环系统、土壤和水的清洁与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能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处理、环境友好产品、自然风险管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 作为被解释变量, 建立回归模型进行, 通过研究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来探讨决定环境产品贸易流向的各种宏观经济因素。
这些研究结论可以为正在进行的环境产品谈判提供有用的见解, 也将有助于增加制定环境产品贸易的政策举措。
三、我国对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总的来说, 我国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关注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较晚, 研究成果也较少。梳理国内相关研究文献, 可以发现我国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理论探索。
(一) 对我国参与WTO环境产品谈判的问题研究
我国一直参与WTO环境产品贸易谈判。在环境产品的界定方法上, 我国建议采取清单法, 并于2004年7月向WTO提出环境产品清单的方案, 即由共同清单 (common list) 和发展清单 (development list) 组成。共同清单包括所有获得WTO成员一致公认的环境产品lines, on which there is consensus that th For the products in。对于这一共同清单的产品, 成员国都致力于减少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展清单将包括那些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共同清单中挑选出来的部分产品以获得单方的优惠待遇。但是, 我国没有提出共同清单与发展清单之间的数量关系, 以及共同清单与发展清单应包含的具体产品, 所以这个主张实际上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国内一些学者研究了WTO环境产品的界定方法, 包括清单方法、环境项目法和综合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参与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情形分析了我国谈判面临的主要焦点问题, 包括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界定环境产品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在出口方面普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境友好产品的争议问题、WTO的环境产品清单中一些产品具有多种用途的问题, 以及是否该将生产和加工方法作为确定环境产品的标准之一的问题。
对此, 魏艳茹 (2008) 从法律角度提出我国的对策。第一, 就WTO谈判而言, 我国应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提出鲜明的谈判主张, 只同意就我国在贸易利益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少数环境产品进行自由化。第二, 由于我国的环境产品在南南贸易中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故我国应考虑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方法绕开WTO谈判僵局, 直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区域性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边永民 (2006) 、陈燕 (2008) 认为, 我们必须研究制定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确定环境产品的标准。比如, 在确定环境产品时, 应避免生产和加工方法问题;不接受多种用途产品列为环境产品;扩大环境友好产品在清单中的覆盖范围。此外, 我们要积极取得技术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如我们还必须了解一些产品分类的知识, 把我国根据清单方法提出的环境产品都纳入到海关的产品税号体系中。
(二) 对我国发展环境产品贸易的研究
陈燕 (2008) 研究了国际环境产品贸易对我国环境产业发展的意义, 认为我国在国际环境产品贸易中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特点, 迅速提高自己的环境技术水平与环境技术开发能力;同时, 分析了我国在节能型绿色产品、有机农产品、可持续林业产品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存在巨大的潜力和机遇。钟娟 (2010) 分别从关税收入、国内产业和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等多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同时使用SIAIC方法 (可持续影响评价方法) 比较环境产品与服务传统定义、分类与广义定义、分类下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对策。万怡挺 (2011) 以环境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多哈回合环境产品谈判中我国的攻防利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推动我国环境产品贸易发展过程中, 国冬梅 (2005) 对我国环境产品贸易体制的改革从政府角色和作用的定位、行业协会的作用及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四、评价
随着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越来越丰富。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 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有不少具有价值的研究结果。首先, 多数学者研究并得出结论, 认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能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贸易利益。其次, 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环境产品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问题, 并结合技术变革从动态的角度分析, 积极研究各种解决对策。再次, 多数学者认为,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问题不是关税壁垒, 而是非关税贸易壁垒, 如海关及行政手续、TBT、SPS手段等。最后, 决定环境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也得到许多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虽然目前的研究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结果, 但还是还存在诸多不足。受不同国家和利益集团利益的影响, 再加上各个学者的研究目的、分析方法、获取的数据以及建立模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导致结论也会不同, 有些结论还不具普遍性。除之外此, 对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还表现在: (1) 理论研究方面缺乏说服力, 特别是环境产品定义的界定和环境产品清单产生的程序和机制上, 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是APEC和OECD清单, 然而WTO多数成员认为此清单有益处, 但不权威。 (2) 理论和实证研究多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 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使得结论的普遍性值得怀疑。 (3) 实证研究中缺乏对相关数据的获得,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这样就削弱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可信度, 而且数据可靠性的差异也使得结论变得难以确定。
我国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当晚, 研究深度也不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水平还不高, 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数据收集也相对落后, 给我们在实证方法、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等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但是, 由于我国的进出口规模越来越大, 再加上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国应该更加重视环境产品贸易及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 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已成当务之急。
摘要：为了促进贸易、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WTO多哈回合谈判框架包含了环境产品贸易议题。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现实课题。该问题的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 不仅对各国的贸易政策取向产生影响, 也对各国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宏观政策提供积极的启示。研究国内外研究文献, 努力探索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渊源, 归纳分析相关的研究成果, 为探讨我国参与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对策奠定基础。
关键词：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 篇2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升, 服务贸易中的知识产权贸易及涉及知识产权的货物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1]2013年8月22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实验区 (以下简称“上海自由贸易区”) , 并于9月29日上午10时正式挂牌成立, 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阶段, 国际上纷纷将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中国加入WTO相提并论, 认为这是中国“二次入世”的标志。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实现贸易便利化的同时, 产生了许多原本未有的知识产权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及对策制定具有深刻的价值和意义。
二、自由贸易区模式下知识产权面临的新形势
1973年, 国际海关理事会签订的《京都公约》中将自由贸易区定义为“一国的局部领土内运入的任何商品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 被认定为在该国关境以外, 免予实施日常的海关监管制度”。除了税收方面的差异之外, 对于自由贸易区内的知识产权而言, 也显现出区别于自由贸易区外的特殊问题。
(一) 货物入境、过境转运的法律适用与监管新形势
根据他国的经验, 在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主要集中于过境或转运过程中假冒或盗版产品。[2]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境内设置的自由贸易区, 其本质是FTZ, 除在关税意义上能够被视为“境内关外”之外, 在法律适用上我国的法律当然适用于其管辖的全境, 在政府监管方面也具备了“境内关内”的性质。自由贸易区内绝大部分知识产权问题都能通过现有机制解决, 区内出现的商标假冒、版权侵权等问题, 与境内区外出现的类似问题并不存在任何差异, 境内区外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同样可适用于处理自由贸易区内出现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然而, 对于自由贸易区特色的知识产权问题, 却无法简单地通过现有机制来解决。自由贸易区最大的作用之一在于过境转运, 所谓“过境”是指货物在海关控制下从一国/区海关运输到另一国/区海关的过程, 其运营指海关过境下从货物发出海关到目的地海关的货物运输, [3]即一国提供运输通道便利而货物不进入该国境内市场流通的现象。自由贸易区在海关监管方面不同于区外, 过境和转运为进行假冒、盗版物品贸易提供了机会。对于在国外制造的货物通过自由贸易区进入我国境内, 即使该货物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 法律适用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地带,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职能被弱化
“入境”和“进口”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 使得《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适用上存在问题,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与监管实际上被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过境货物监管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38号) 明确指出过境货物是“由境外启运, 通过中国境内陆路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因而从境外进入上海自由贸易区, 再经此区运往境外, 并不进入我国市场的货物属于过境货物, 不属于进口货物。
在一般情况下, 货物的运输者只有先通过海关申报, 获得相应的报关审批单之后, 才能够将货物运输至中国境内。然而, 自由贸易区采用了与传统制度不同的做法, 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 (简称《总体方案》) 中对监管服务模式有所创新, 推进实施“一线放开, 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模式, 允许企业凭进口舱单将货物直接入区, 再凭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向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 即货物从“先报关, 后入区”转变为“先入区, 后报关”, 这使得自由贸易区形成了独特的“境内关外”模式。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第二条在法律适用上进行了规定:“本条例所称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是指海关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 (以下统称知识产权) 实施的保护。”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只适用于进出口的货物, 对于只是入境但并未通过海关报关进口的货物 (包括临时停放、转运货物等) ,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则无法适用, 这使得自由贸易区内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存在一定的监管空白地带, 随着货物的直接入区, 过去在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措施将在实际上被弱化。
2. 知识产权部门法在认定侵权时存在障碍
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 在面对仅处于“入境”但尚未“进口”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时, 其法律适用也存在障碍。对于专利权人的保护, 《专利法》仅在货物进口时才能够被认定为侵权, 也就是说, 如果在国外制造的货物只是简单的入境并在自由贸易区内停留, 在尚未通过海关报关进口到大陆市场的情形下, 并不能认定为是一种侵权行为, 权利人也无法依据《专利法》获得权利救济。只有当货物通过海关审批并进口到大陆市场时, 该行为才存在被认定为侵权的可能, 如果货物只是在自由贸易区内短暂停留之后转运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权利人无法获得《专利法》意义上的权利救济。
3. 判断转运货物侵权的标准有待明晰
对于转运货物而言, 判断侵权的标准与法律适用存在模糊地带。在一般情况下, 为实现知识产权边境保护, 应适用我国法律判断转运货物是否侵权并实施边境措施, 但在适用转运国法律会影响贸易自由的情况下, 为给合法贸易留下更大的空间, 应在我国与转运货物目的国有双边协议的情况下, 合理地适用转运货物目的国的法律。此时, 虽然货物已经在我国境内, 但由于并未真正投入市场, 其实并没有对我国市场上的知识产权相关权利人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 如果侵权货物转运到目标国家, 实际上也只是损害了目标国家的相关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立法及侵权判定标准, 认定侵权的难度极高, 并且也存在着法律适用上的障碍。
(二) 涉外代工、定牌加工货物出口贸易的新形势
定牌加工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简称OEM) , 又称贴牌加工, 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标准和要求, 生产制造并交付带有定作人提供的商标的商品, 并由定作人向承揽人支付报酬的承揽合同关系。[4]
1. 大量代工、定牌加工平台开始建立
《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要求对自由贸易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 因此未来在自由贸易区内会有大量定牌加工企业。这些企业接受定做方委托, 加工使用特定商标或品牌的商品。如果企业在加工过程中未经许可使用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注册商标, 就有构成侵权的可能。对于以代工、定牌加工为主的企业而言, 自由贸易区实施“境内关外”的政策模式, 设立在自由贸易区内的企业在货物的制造、生产、加工等环节尽管与区外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其在税收优惠上无疑能够获得更大的成本优势, 一旦这些货物出现知识产权瑕疵或侵权风险, 在缺乏合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情况下, 会使得自由贸易区内变成制假之源头, 损害自由贸易区及相关企业的名声。
2. 涉外代工、定牌加工的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如果对涉外代工、定牌加工货物的产生或出口过程监管不到位, 知识产权侵权现象频发, 上海自由贸易区可能会成为侵权、假冒、盗版商品的天堂,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 及国际商会也曾经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贸易便利化并不能够成为知识产权侵权的豁免之地。对国内定牌加工, 如果承揽人未经国内商标注册人许可而为定作人生产制造贴牌产品, 那么该国内定牌加工行为被认定为商标侵权, 并没有争议。对于涉外定牌加工, 如果定作人是外国企业且在其本国拥有商标权但不在我国拥有商标使用权, 国内承揽人接受委托为该外国企业定牌加工, 且所定牌加工的产品全部交付给定作人在国外销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涉外定牌加工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则在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
3. 对于商标“使用”和“侵权”的认定存在争议
涉我外代工、定牌加工货物出口的新问题主要集中于商标侵权之上,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关于商标“使用”的判定在法律规定与实践中存在争议。我国《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维护商标信誉”, 因此对于商标权的保护往往不是保护一种商标设计本身, 而是保护该商标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商业价值。《商标法》所称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 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但是, 笔者在开展调研时, 许多企业表示在实践中仅将商标贴在货物之上, 并未将该货物投入市场, 尽管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标使用, 但是由于该商标背后的商业价值并未得以体现, 也没有造成市场上消费者对商品的误认或混淆, 而商标侵权又要以产生实际混淆为前提。因此, 如果一家企业在自由贸易区内进行侵权货物的定牌加工行为, 且并未投入市场而是转运去了国外, 则很难认定其商标侵权。2004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3条也曾经规定:对于受境外商标权人委托定牌加工且仅用于出口的商品, 即使其商标与国内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该定牌加工行为也不构成商标侵权。其理由是:“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定牌加工是基于有权使用商标的人的明确委托, 并且受委托定牌加工的商品不在中国境内销售, 不可能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因此, 不应当认定构成侵权。尽管该规定在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印发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被删除, 但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对OEM商标侵权纠纷的争论。
也就是说, 如果该货物并未投入大陆市场, 而是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渠道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将自由贸易区作为转运地和临时仓储地, 由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 该行为应当由目标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来调整, 无法根据我国法律来认定商标侵权。
因此, 对于假冒品牌的定牌加工行为, 自由贸易区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避风港”作用, 有可能会成为假冒品牌的定牌加工场所, 有损害自由贸易区的声誉。
三、上海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 “境内关外”产生的法律授权瑕疵亟需解决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本质是FTZ, 在对海关的调研中, 笔者发现除在关税意义上自由贸易区被视为“境内关外”之外, 从知识产权监管方面还是采用“境内关内”的模式, 即将“进出境”参照“进出口”的做法进行监管, 但由于法律授权具有一定的瑕疵, 该问题还应当引起立法层面的重视, 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方面更是如此。
我国海关已有多年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 TRIPs协议第51条要求各成员对涉嫌进口假冒商标或盗版的货物采取边境措施。这是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所规定的最低标准, 各个缔约国必须遵守。但是, 在自由贸易区模式下由于存在着“境内关外”的特殊监管地带, 使其职能有所束缚。笔者建议适当强化海关知识产权的监管机制, 争取在其职能范围上有所突破, 可否要求它将监管从货物进出口延伸到在整个自由贸易区中的产品制造和销售?可否要求其工作方式从主要依靠“主动发现然后通知权利人维权”的工作模式扩展到主动发现和高效处理并重的模式上?[5]对于出入我国边境但并非进出口的货物, 如果有证据表明存知识产权侵权事实, 也可以对其采取相应的执法措施。
(二) 在出入境环节实施海关监管需考虑的国际条约
修改法律法规并非易事, 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第5条第3款的规定, 过境国除未能符合可适用的海关法律和法规的情况外, 来自或前往其他缔约方领土的运输不得受到任何不必要的迟延或限制;TRIPs协议也规定了“各成员方无义务对过境货物采取中止放行程序, ”即TRIPs协议并不强制成员对过境货物采取边境措施。[6]因此, 对于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修改, 往往需要经过数年的论证过程, 并且由于海关主要在进关、出关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过境且尚未入关的货物实施监管, 也与自由贸易区“先入区, 后报关”的监管理念不一致, 在入区但未报关之前日常的管理由其他行政机关完成, 调整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条款的难度较高。
对于上述问题, 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参考负面清单的做法, 直接将禁止将具有知识产权瑕疵或侵权货物运输至自由贸易区内等条款写入禁止性条款, 并要求货物的所有人在运输至我国境内时告知其予以承诺。一旦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并被认定侵权, 需要承担的惩罚性赔偿则更重, 以此博弈机制来将侵权货物进入我国境内的风险降到最低。此外, 也可以考虑对入境货物采取跟踪的做法, 使得自由贸易区内执法机构与海关之间形成信息联网, 赋予海关主动发现并处理侵权商品的权力, 一旦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进入海关, 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予以处理。
(三)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标准仍需不断调整
对于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的制度设定, 各国的焦点都落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问题之上。这里所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标准并非在司法和执法环节的保护力度, 而是指在立法层面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条款。
但是, 这个问题又具有两个相对矛盾的地方。一方面, 自由贸易区的宗旨在于消除贸易壁垒, 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无疑会提高贸易壁垒, 贸易便利化要求的最佳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是零保护。另一方面, 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却对技术引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
因此, 如果自由贸易区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把握不当, 那么知识产权保护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贸易壁垒, 进而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实际上,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制度都是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进行调整的结果, 例如, 作为自由贸易港的新加坡在建国后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期间, 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不高, 之后, 主要是在美国以及WTO规则的推动之下, 才开始逐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7]但即使到了现在, 新加坡在某些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尚不如中国。
四、研究展望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 关于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保护, 不仅可以作为立法、司法、行政部门长期研究的政策, 也可以作为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研究课题, 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成立尚不满一年, 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知识产权纠纷也将逐渐显现, 目前的研究仅是对笔者所阅读和调研材料的分析, 尚不足以对未来问题产生规制或影响, 相关立法、政策应当不断完善, 共同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尤其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制度创新献计献策。
摘要：2013年8月22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实验区, 并于9月29日上午10时正式挂牌成立。对内, 标志着制度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的开始;对外, 标志着中国将深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贸易的里程碑。在实现贸易便利化的同时, 产生了许多原本未有的知识产权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自由贸易区模式下货物入境、过境转运的法律适用与监管问题以及涉外代工、定牌加工货物出口贸易的知识产权问题。同时, 本文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在立法层面分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自由贸易区,国际条约,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周慧春.国际贸易新形势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保护[J].电子知识产权, 2014 (2) .
[2]马忠法.论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下的知识产权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 2014 (2) :50-62.
[3]E4./F7 and E5/F6 of Protocol of Amend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Simplific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Customs Procedures of 18May 1973
[4]林广海, 郑颖.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标权问题[J].人民司法·应用, 2007 (23)
[5]马忠法.论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下的知识产权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 2014 (2) :50-62.
[6]张敏.WTO框架下欧盟知识产权边境措施适用于过境货物之合法性分析[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3 (1) :29-42.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 篇3
1、贸易自由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贸易自由能够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不但被经济学理论所证实,而且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事实所证实。首先,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任何国家都能从贸易自由中获益。其次,世界经济增长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品关税大幅下降,现在工业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低于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2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大约为5%,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世界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大约为8%,这些都得益于关税的降低和贸易自由的发展。
2、贸易自由和环境保护
贸易自由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深远地影响。首先,贸易自由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恶化。例如,对金、银、 铜、煤炭等资源的开发,对土壤、空气造成的污染;对森林盗砍滥伐、对象牙、动物皮毛等珍贵物品的贸易,导致生物资源数量的减少和种群的消失。其次,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会导致贫富的差距,在环境资源惠益的利用中丧失公正和公平性。尤其在生物资源的利用中,跨国公司廉价获得当地的生物资源,通过开发获得新产品,并申请专利,从而攫取绝大部分利益。最后,贸易自由会导致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影响后代人的利益。
反过来,国家的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也会影响贸易自由,从而阻碍正当的国际经济的发展。例如,苛刻的环境标准形成环境歧视和贸易扭曲,从而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因而,需要在国际法制中平衡贸易自由和环境保护两大目标,在贸易自由中兼顾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中又不阻碍贸易自由。
二、国际环境法制中的贸易自由
1、环境标准
环境标准一般是由进口国采取的,基于一定的环境保护目的,其要求进入本国关境的商品、服务和技术等必须在运输、使用、用后处理等环节对人身、动植物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低于一定的水平,否则不允许进口。在传统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物化量环境标准可以内部化为环境成本,使得贸易往来与环境标准执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从而使环境保护和贸易利益的诉求都能得到满足,达到贸易领域和环境领域合作共赢的目的。但是, 环境标准可以演化为绿色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是指那些为了保护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禁止贸易的措施,主要包括多边环境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环境标准和ISO环境管理体系等自愿性措施、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及生产加工方法等等。进口国的产品或服务必须满足这些环境标准,否则将不予进口,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贸易自由的发展。
在绿色壁垒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存在分歧,发达国家认为低环境标准是影响其产品竞争力的一种威胁;发展中国家则将发达国家以自身高环境标准为由限制产品进口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然而,环境标准差异所造成的成本差别,会使低环境标准国家的产品享受不了公正的成本优势,是一种生态倾销,相当于一种暗补。所以,发达国家提出为避免降低环境标准,需将环境成本均等化,具体措施是可以对相关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补偿税,或者对出口产品给予出口退税的优惠;也可以是关税调整,其调整幅度等同于相应的环境费用,但这些措施应当排除贸易保护主义。
2、多边环境协议
在200多项多边环境协议中约有20多项包含与贸易有关的内容,目的是通过使用贸易限制措施来保护环境, 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国际贸易。比较重要的和贸易自由相关的多边环境协议包括以下几项。
(1)保护臭氧层的多边环境协议。一是《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年),本公约虽然没有明确的贸易条款, 但是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臭氧层的进一步消耗。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设法阻止向非缔约国出口生产和使用受控物质的技术,也不应该为了向非缔约国出口可便于促进生产受控物质的产品、设备、工厂或技术而向它们提供新的津贴、援助、信贷、担保或保险方案。二是《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年),其中制定的贸易限制措施对臭氧层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效果来说,其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已签署的多边环境协议中最成功的一个。
(2)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多边环境协议。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本公约没有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缔约国实施公约的行动可能对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是《京都议定书》(1997年),本公约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从而影响国际贸易。
(3)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多边环境协议。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年),该公约规定通过贸易许可和配额制度,调整某一动植物物种的贸易;二是《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该公约没明确规定贸易措施,但是通过公约的一些条款设定促进生物多样性义务,从而达到影响国际贸易的目的;三是《生物安全议定书》(2000年), 其中的提前知情同意权程序使得进口程序更加复杂和繁琐,审批的时间较长,一般为270天,但赋予进口缔约国为保护生物安全很多的权利;四是《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公约本身没有贸易措施,但是规定了促进可持续有管理来源的热带木材贸易,从而影响国际贸易。
(4)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多边环境协议。一是《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公约限制危险废物在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间的进出口贸易。二是《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该公约规定了出口危险化学品信息的要求以及需要事先获得进口国同意的条件。三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该公约对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进出口进行了限制。
三、贸易自由体制中的环境保护
1、WTO体制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于1995年1月1日,是1947年诞生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延续和发展,并具有法人地位的全球经济贸易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削减乃至取消成员国关税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而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首先,WTO是一个协商的论坛。实际上,WTO是各国贸易部长们去协商讨论他们彼此面对的贸易问题的地方。WTO本身诞生于协商之中,并且WTO所做的一切也是协商的结果。其次,WTO意味着一套贸易规则。这些规则的核心是WTO协议,这些文件为国际商务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些规则是由各国政府协商和签订的,目的是帮助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的生产商、进出口商做生意,同时也使各国国家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最后,WTO能够帮组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国际贸易经常涉及相互冲突的利益,经过艰难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需要解释。解决这些分歧的最和谐的方式是通过建立在一致同意的法律基础之上的中立程序。
贸易自由,是WTO追求的目标。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的跨国移动,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基础。因此,贸易和环境的关系也是WTO体制必须直面的问题。
WTO贸易体制下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例外原则。例外原则是指WTO允许成员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部分或全部免除其所承担的某项或多项WTO规定的义务。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中的(e)款“人类及动植物生命健康”以及(g)款“为养护可利用的天然资源”的规定正是处理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键性规定,被称为“环境例外”。1996年的“海龟案”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和环境有关的案件。美国根据其国内法《濒危物种法》对海龟实行保护,规定禁止进口使用伤害海龟的方法捕获的虾,1996年起向美国出口必须证明使用了海龟逃生装置, 这一规定被印度等各国申诉。此案历经波折,最终认定美国败诉,但是认可各国可以自由确定环境政策。
2、欧盟体制
1957年,6个欧洲国家签订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目的是在成员国之间建立经济同盟。从那时候起,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条约修订版,例如《单一欧洲法案》 (1986年)、《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 和《阿姆斯特丹条约》(1997年)。这些条约在成员国之间创设了一种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这一法律体系比任何其他主权国家所建立的法律体系都要走得更远。因为,欧盟的立法能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的公民。除了经济以外, 这种政治联系的加强也成为欧盟的重要政策之一。
欧盟是一个地区贸易联盟。在欧盟的贸易协定中,广泛地融合了有关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而且这些标准都是按照最高的标准制定的,每个要加入欧盟的国家不得不调整它们的标准以符合欧盟的标准。欧盟允许成员国禁止进口其他成员国的商品,允许其对贸易施加更高的限制标准,但这一限制要与对健康、安全或环境的威胁成正比。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欧洲共同体的目标,从而使高水准的环境保护成为它的一个绝对优先考虑的要素。为了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欧盟甚至努力把对环境的关切与其对外关系和贸易政策挂钩。它尝试关注发展更强有力的全球环境合作,以及更好地平衡贸易自由规则和多边环境保护条约之间的关系。2002年的第6次环境行动计划为欧盟设置了环境保护的优先领域, 即气候变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环境和健康、自然资源和废物管理。并且列出了相关的保护措施:促进环境立法的实施、市场和公众的参与以及敦促其他区域性组织的政策更加关注环境保护。
随着环境政策的发展,可供利用的环境工具的范围也扩大了。欧盟在保证区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采取了环境立法的手段保护环境,而且还采取了金融和技术工具, 例如生态标签、欧盟的环境管理和审计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监测标准。
3、北美贸易自由区体制
北美贸易自由协定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于1992年签订的贸易自由协议,1994年1月1日生效,它是把环境议题纳入贸易自由协议中的最早协议之一。
北美贸易自由区中的贸易与环境协调法律框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北美贸易自由协定》(NAFTA)对环境和贸易的协调,二是《北美环境协作协定》对环境和贸易的协调。
(1)《北美贸易自由协定》(NAFTA)对环境和贸易的协调。《北美贸易自由协定》在其序言中明确规定:“以一种环境保护和保存相一致的方式推动世界贸易的协调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北美贸易自由协定允许成员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采取环境措施对贸易施加影响。一是NAFTA直接规定了标准条款的情况。其第7章第2节规定了卫生和控制措施, 允许成员可以采取严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 可依照第715款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这样,就赋予了成员国自行设立环境保护标准的权利, 包括允许成员国采取比国家标准更高的环境标准,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二是NAFTA承认多边环境协定的情况。NAFTA第104条第1款规定,当北美贸易自由协定和多边环境协定中的贸易条款不相符合时,多边环境协定中的义务“在不相符合的范围内优先适用,假若成员国有多种同等有效又合理的方式来遵循这些义务,成员国等应选择其中最不违反NAFTA其他条款的方式”。这样规定使其三国可以有效利用多边环境协定而不受北美贸易自由协定的影响。
(2)《北美环境协作协定》对环境和贸易的协调。《北美环境协作协定》是《北美贸易自由协定》的附属协议,该协定规制涉及环境对贸易的影响问题。因为《北美环境协作协定》是在《北美贸易自由协定》通过后协商的,并且成员国一致同意不再对《北美贸易自由协定》作任何修改,所以 《北美环境协作协定》很难对环境—贸易关系做出根本性的变革。
总体上,《北美环境协作协定》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建立三国间的环境合作框架。例如建立北美环境合作委员会,这一部分为北美贸易自由成员国设定了广泛的环境合作议程,并且列举了它们所面对的生态挑战。二是建立了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如果该协定任一成员没有有效履行环境法,其他任何成员都可以对其提起诉讼。
《北美环境协作协定》第1条列举了该协定的十项目的,主要有促进可持续发展,防止污染的鼓励政策,提高环境法律和政策遵约程度,促进在环境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履行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和透明性;第3条规定了成员国的环境保护水平,即“每一方应确保提供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且应当努力继续完善法律法规”。
4、亚太经合组织体制
创设于1989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也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总部设在新加坡。亚太经合组织通过非约束性的承诺与成员的自愿,强调开放对话及平等尊重各成员意见,致力于促进亚太区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成长、合作、贸易、投资。
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并把可持续发展设为论坛的主题之一。 亚太经合组织通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和宣言的方式,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主要的声明和宣言如下。
(1)1993年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声明中说“保护我们的空气质量、水和绿色空间以提高我们的环境,管理我们的能源和可再生资源以确保可持续增长,从而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这一声明首次授权APEC开展可持续发展工作。
(2)1994年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在环境议题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分享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的精神,重申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支持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更多的考虑环境因素,并把环境保护纳入亚太经合组织制定的政策和工作小组任务中去。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和发展一体化原则框架》(Framework of Principles for IntegratingEconomyand Development in APEC),提出了贸易和环境原则,即成员国经济应该支持多边的努力以使贸易和环境政策相互支撑,并且和《里约宣言》的第12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其他相关原则协调一致。
(3)1997年领导人经济宣言。宣言中说“取得可持续发展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核心使命”,为此,大会通过了三个行动计划,即《海洋环境可持续行动计划》、《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城市行动规划》和《亚太经合组织清洁生产战略》。 这样,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次级议题,即海洋环境、可持续城市和清洁生产被纳入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先议题之中。
(4)2012年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声明重申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几十年来环境形势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观,强调需要继续努力采取措施以保护自然,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并且列出了需要重点关注的五大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水管理和跨境水域、跨境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支持绿色增长。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竞争性
1 中国-新西兰的农业贸易现状
1.1 中国与新西兰农产品贸易额
由表1看出中国与新西兰2007年的货物贸易总额为39.08亿美元, 农产品的贸易总额为5.62美元, 农产品的贸易比重为14.38%。中国与新西兰在2008签订了自由贸易后, 在2008年货物贸易总额为44.0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2.6%, 农产品贸易总额增长了56.9%。到2014年中国和新西兰的货物贸易总额增长了81.6%, 农产品的贸易额增长了87.5%。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 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有很大的增长。
单位:亿美元, %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数据计算得出。
1.2 中国与新西兰农产品贸易的行业布局
表2和表3的所选取的是中国与新西兰贸易额前六的农产品 (由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 这些农产品在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中具有代表的性质。可以充分的显示在自由贸易下双边农产品的贸易情况。
由表2和表3对比可以发现, 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的贸易不均衡, 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属于贸易逆差, 而新西兰在农产品贸易中属于贸易顺差。新西兰是农产品的净出口国, 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乳制品、羊毛、肉类、皮革、水果、渔业。新西兰的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80%, 2001的羊毛出口中国的贸易额为3.6亿美元。在自由贸易签订后, 2007年到2014年中国对新西兰的乳制品增长92%, 蔬菜进口增长49%, 肉类增长54%, 软体动物制成品增长35%, 水果增长32%, 鱼类增长63%。中国对新西兰出口的农产品蔬菜的增长9%, 肉类增长49%, 软体动物职场品增长37%, 水果增长47%, 鱼类增长32%。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数据计算得出。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数据计算得出。
1.3 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的地域布局
2015年5月, 新西兰的哈密尔顿市市长朱莉·哈黛克与中国成都市政府签订了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哈密尔顿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城市, 而且在农产品和畜牧业十分发达。哈密尔顿在与成都正式结好后加强两个地区的农产品贸易的交流与发展。新西兰南岛的坎特伯雷、奥塔哥等地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 因近年来畜牧业利润少, 许多畜牧行业转变为饲养奶牛和改作经济作物和饲料牧草。
2 中国与新西兰在自由贸易协定下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中国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 为了对新西兰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了解, 有必要对中国与新西兰的贸易的互补性进行研究。从而发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双边贸易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1 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优势互补性分析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中国出口的和新西兰进口的一些农产品如水果、肉类、蔬菜、乳制品、鱼类、软体动物制成品一直都存在互补性。虽然新西兰与中国都是农产品为主的国家, 但由于生活习惯及两个国家自然禀赋不同, 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有所提高。但是中国对新西兰的乳制品出口几乎为零, 其他的农产品的出口额也并不多。新西兰在农产品方面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新西兰是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出口大国, 因为其工业品贸易的薄弱, 使得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更加突出, 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达到一个更加充分的互补性。
2.2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两国贸易互补性的积极影响
在自由贸易签订后, 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进出口的互补性增强, 为两个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宜、质量更好的农产品。因为有了更多的进口商品, 是本国的生产商更加重视自己产品的创新性和质量。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商品, 促进市场的发展, 就会给予企业家更大的信心。可以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中国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中, 加速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增长明显的超过了其他的贸易伙伴, 而且双边贸易的农产品的互补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仅满足了中国国内的广泛的消费市场, 而且丰富了市场上的农产品种类。
3 中国与新西兰在自由贸易协定下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
虽然中国和新西兰贸易在总体的结构上体现了较强的互补性, 但是新西兰和中国都是农产品贸易的大国, 在产品出口进口结构和种类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所以两国的农产品出口就有很大的竞争力。本文就乳制品和蔬菜进行分析两国在自由贸易下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
3.1 中国与新西兰在农产品种类上的竞争性
由中国对新西兰农产品的进口量和新西兰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量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足, 而且这种贸易的逆差有加剧的趋势。但是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要明显比中国有优势, 很多中国与新西兰互补的商品没有被挖掘出来。新西兰的人口数量较少, 市场购买力不足, 但是新西兰本身也是一个农业国家, 但是在中国进口农产品的量与中国字新西兰进口的农产品的量比起来会很少。而且中国的人口数量大, 自然进口数量大所以中国很容易行形成贸易的逆差。
3.2 中国与新西兰在签订自由贸易后的竞争性
新西兰的乳制品大量进入中国, 对中国的牛奶行业造成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曾经三鹿奶粉事件造成了国内的消费者对国内的乳制品心存疑虑, 一方面造成了国内乳制品有所剩余, 奶源过剩。另一方面, 奶源的收购价格低, 进而使国内的奶制品行业出现低迷现象。中国对新西兰进口的大量农产品基本上都是零关税的状态, 而中国出口到新西兰的农产品却因为新西兰严格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的措施而造成很大的影响。
4 提升中国—新西兰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
为了弥补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结构单一而出现的农产品贸易竞争的问题, 根据本文以上的分析结果, 并结合中国与新西兰两国贸易的实际情况分析得出如下对策:
(1) 两个国家应该开展共同的研发平台, 对双方的农业贸易技术进行创新。转变以往的农产品生产结构。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 中国应该积极的去调整本国的生产结构, 着力去培养本国的幼稚产业和有优势的产业, 淘汰一些没有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的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出口档次, 创造属于中国的农产品的品牌, 改变自身农产品的结构模式, 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
(2) 充分利用中国与新西兰的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来形成中国与新西兰农业系统的物联网。从销售、运输、储藏、加工、科研、种植等环节进行细致划分, 如运输上应该采取全程低温保鲜、加工上严格控制品质管理、加大对科研上的投入、原生态种植提高中国与新西兰贸易的农产品的品质, 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中-新双方农产品的贸易利得。
参考文献
[1]王贝贝, 肖海峰.FTA框架下中国新西兰农产品的贸易发展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5, (3) :51-58.
[2]王岩, 高鹤.FTA框架下的中国-新西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世界农业, 2013, (3) :49-54.
[3]刘李峰, 程国强.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新西兰农产品贸易特征及相似度[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9) :20-26.
[4]邵丽华, 赵磊.中国-新西兰农产品贸易研究[J].世界农业, 2010, (7) :29-32.
[5]宣亚男, 陈涛.中国-新西兰部分农产品贸易竞争与合作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6, (9) :48-54.
自由贸易热点问题研究 篇5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强, 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 FTA) 研究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2002年, 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并确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的进程。为使各国尽早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实惠, 2004年, CAFTA成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2005年元旦, 中国—东盟开始全面实施货物贸易降税。
老挝是内陆国, 人口少, 工业基础薄弱, 农业生产落后, 大片耕地闲置, 工农业生产满足不了国内需求, 每年需从国外进口大量商品。CAFTA的建立对老挝—中国的贸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图1所示, CAFTA的建立使得老挝—中国的进出口量都有所上升。从2005-2009老挝向中国出口额增长率平均81.28%, 而老挝自中国进口增长率平均只有25.78%。老挝2009年进口总量排名前五位是泰国、中国、越南、日本和韩国;老挝商品出口总量以前的排名是泰国、中国和欧盟, 从2010年开始, 中国已取代泰国成为老挝的第一大出口国 (Lao Trade Magazine, 2011 (4) ) 。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采自亚洲开发银行网站。
二、文献综述
Benjamin A.Roberts验证了引力模型适合解释CAFTA内的贸易流动;如果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中国这些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 发挥重要作用, 将会有利于柬埔寨、老挝、缅甸与越南这些欠发达国家。Lau Cheuk Hei采用引力模型分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域内不同发展阶段成员国贸易的影响, 结果显示:除了两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之外, 相似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高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贸易量。Tang Yihong和Wang Wiewie应用出口相似指数检验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ASEAN) 市场出口的潜力, 它表明双边贸易潜力是不确定的;但是应用市场规模大小、地理距离及整合等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CAFTA对双边贸易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Chen Wen利用修正的balassian模型考察CAFTA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 结果显示CAFTA对中国的进口产生了贸易创造,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CAFTA对中国自区域外国家的进口产生了贸易转移。
郎永峰和尹翔硕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CAFTA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CAFTA对区内贸易具有显著扩大效应, 同时也显著地促进了区内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贸易。陈雯运用引力模型的“单国模式”对2002—2006年期间中国和133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CAFTA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曹亮等学者利用GTAP模型研究了CAFTA成立前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流量和结构上的变化。尹华和吴彬认为呈现经济增长收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特点之一是经济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量成为各自对外贸易的主要流量。李根生和岳伟运用引力模型, 实证分析表明:CAFTA的建立和货物贸易协定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作用是显著的, 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并不显著。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部分学者对CAFTA的贸易效应进行研究, 但使用实证分析来研究CAFTA建立对于中国与老挝之间贸易影响的相关文献比较少。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单位根检验
(一) 模型构建
本研究认为, CAFTA的建立是影响老挝—中国贸易量的主要因素, 两国的收入、汇率以及物价水平都对老挝—中国双边贸易流量产生一定影响。本研究借鉴Bergstrand (1985) 模型, 构建模型:
每个变量的定义为:
IMlc=老挝自中国进口;
EXlc=老挝向中国出口;
IMt-1=前一年老挝自中国进口;
EXt-1=前一年老挝向中国出口;
Yl=老挝的实际GDP;
Yc=中国的实际GDP;
EXCl=老挝货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
EXClc=老挝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
Pl=老挝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
Pc=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
CAFTAt=是虚拟变量, 当老挝是CAFTA成员时 (2005年开始) , 该值为1, 否则为0;
ε和δ为误差项。
本文使用1990至2009年的数据。变量IMlc和EXlc的数据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网站;变量Yl、Yc、EXCl、EXClc、Pl和Pc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二)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因序列存在单位根导致的伪回归问题, 先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1所示。
注:检验结果由Eviews6.0软件得到;ADF检验的原假设为:
序列存在单位根。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变量二阶差分后, 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检验。因此, 本研究认为, 将二阶差分后的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是有效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
将各变量数据代入模型 (1) 和模型 (2) , 借助于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是各系数的T统计量的值。
(一) CAFTA对老挝—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 调整后R2都比较大, 说明模型的拟合度比较好。CAFTA这一变量在老挝—中国出口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而在老挝—中国进口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CAFTA的建立显著促进了老挝对中国的出口, 而对老挝自中国进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2006年1月1日, 中国对东盟所有国家的早期收获计划产品 (涉及500多种产品, 其中大部分属于农产品) 均实现零关税, 而东盟新成员 (老挝、越南、缅甸) 可以较晚地实施早期收获计划产品的零关税。具体而言:老挝的早期收获计划产品于2006年开始降税, 至2009年才取消关税, 而中国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柬埔寨的83项、老挝的91项、缅甸的87项输华产品实行了单方面零关税待遇。中国对老挝单方面的关税优惠政策使得CAFTA建立之后, 老挝对中国的出口有了显著增加, 而进口增幅并不明显。
为进一步考察CAFTA对老挝—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本研究将老挝向中国出口的实际贸易额与老挝向中国出口的推算贸易额进行比较, 如图2所示。
EX没有CAFTA:假设2005年之后没有建立CAFTA, 计算期老挝向中国出口的推算贸易额;
EXR:计算期老挝向中国出口的实际贸易额;
EXT (00-04) :自2000至2004年, 老挝向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EXT (05-09) :自2005至2009年, 老挝向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图2中, 假设没有建立CAFTA, 老挝向中国出口的推算贸易额以粗虚线代表;建立CAFTA之后, 老挝向中国出口的实际贸易额以粗实线代表。粗实线位于粗虚线之上, 且两条线的差距较大, 说明建立CAFTA有利于老挝对中国的出口。
再比较老挝自中国进口的实际贸易额和推算贸易额, 如图3所示。
IM没有CAFTA:假设2005年之后没有建立CAFTA, 计算期老挝自中国进口的推算贸易额;
IMR:计算期老挝自中国进口的实际贸易额;
IMT (00-04) :2000至2004年, 老挝自中国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IMT (05-09) :2005至2009年, 老挝自中国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从图3可以看出, 粗虚线位于粗实线之上, 但是两条线的差距较小, 说明CAFTA的建立使得老挝自中国的进口额有较小幅度的下降。
在图2和图3中, 本研究增加置信区间估计来配合EX没有CAFTA和IM没有CAFTA值, 使其更清楚和可信。
(二) 其他变量对老挝—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
1、在老挝向中国出口方面, 前一年的出口额、两国的实际GDP以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EXt-1 (上一年老挝对中国的出口) :表2数据表明, 其他变量不变, 如果上一年老挝对中国的出口上升1%, 可能影响到本年度老挝对中国的出口减少0.7%;
Yl (老挝的实际GDP) :实证分析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如果老挝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1%, 可能影响老挝对中国的出口降少43.35%;
Yc (中国的实际GDP) :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如果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1%, 可能影响老挝对中国的出口降少11.09%;
Pc (反映中国的物价水平) :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如果中国的物价水平降低1%, 可能影响老挝对中国的出口下降22.72%。因为中国的物价越低, 中国的消费者购买国内物品越多, 所以老挝对中国的出口就越少。
EXt-1、Yc的系数在理论上应该是正数, 本研究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分析每年老挝向中国出口的增长额和中国的GDP增长额, 发现两者差异非常大, 且出口的实际增长额在2005年之前是正负数来回变动。 (如表3所示)
2、在老挝自中国进口方面, 前一年的进口额、老挝的实际GDP、老挝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老挝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五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IMt-1 (前一年老挝自中国进口) :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如果上一年老挝自中国的进口上升1%, 可能影响到老挝自中国的进口减少0.8%;
Yl (老挝的实际GDP) :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老挝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1%, 可能影响老挝自中国的进口下降23.42%;
EXClc (老挝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 :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如果老挝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上升1%, 可能影响到老挝自中国的进口下降7.52%。
Pl (反映老挝的物价水平) :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而老挝的物价水平降低1%, 影响老挝自中国的进口下降6.68%。老挝的物价水平越低, 老挝的民众消费国内物品上升, 导致老挝自中国的进口减少。
Pc (反映中国的物价水平) :结果表示, 其他变量不变, 而中国的物价水平提高1%, 影响老挝自中国
的进口下降17.06%。中国的物价水平越高, 中国产品价格上升, 导致老挝自中国的进口下降。
IMt-1和Yl的系数在理论上应该是正数, 本研究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分析每年老挝自中国进口的增长额和老挝的GDP增长额, 发现两者差异非常大, 且进口的实际增长额没有一致的变化规律 (如表4所示)
注:EXlc=老挝向中国出口, 百万美元;IMlc=老挝自中国进口, 百万美元;Yl=老挝的实际GDP, 美元;Yc=中国的实际GDP, 美元;EXCl=老挝货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EXClc=老挝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Pl=老挝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Pc=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CAFTAt=是虚拟变量, 当老挝是CAFTA成员时 (2005年开始) , 该值为1, 否则为0;
五、结论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对1990至2009年期间老挝和中国的进出口流量进行了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的建立显著促进了老挝对中国的出口, 老挝自中国进口量的增长并不显著。因此, 进一步降低CAFTA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将有利于老挝的经济发展, 并对两国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Benjamin A.Roberts.Gravity studies of the proposed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J].The internationaltrade journal, 2004, 18 (4) :335-352
[2]Lau Cheuk Hei.Formation of ASEAN free trade area, impacts on intra-regional trade and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1988-2003[D].Hong KongBaptist University, 2005
[3]Tang Yihong and Wang Weiwei.An Analysis of TradePotential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within Chi-na-ASEAN FTA[J].WTO, China and Asian Economies (IV)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ijing, 2006:24-26
[4]Chen Wen.Trade Creation and Diversion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Based on Balassian Model[J].Modern Finance and Global Trading Cooperation, 2008, (8) :708-712
[5]郎永峰, 尹翔硕.中国—东盟FTA贸易效应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9, (9) :76-80
[6]陈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引力模型“单国模式”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9, (4) :61-66
[7]曹亮, 曾金玲, 陈勇兵.CAFTA框架下的贸易流量和结构分析——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研究[J].Finance&Trade Economics, 2010, (14) :76-84
[8]尹华, 吴彬.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研究[J].财务与金融, 2008, (5) :16-19
[9]李根生, 岳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施效果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0, (87) :94-95
[10]David M.Gould.Has NAFTA changed North Americantrade?Economic Review, First Quarter 1998: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