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共9篇）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篇1

一、现实中的中日韩FTA战略

1. 日本的FTA战略。

2002年日本外务省制定了“日本FTA战略”, 明确提出了日本对FTA的基本立场, 谈判和签署FTA对象的标准以及FTA的战略方针。在FTA谈判的优先顺序上, 日本遵循“经济标准”、“地利标准”、“政治外交标准”、“现实可能性标准”、“时间基准”, 将东盟和韩国确定为谈判的重点。东亚是日本产品贸易比例最高的地区, 但是具有最高的关税。如果日本与这些国家签订FTA, 不仅能够获得很大的“附加利益”, 还能为日本企业活动提供便利。这些企业面临着东盟和中国的竞争, 而且很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东亚。2002年1月, 日本率先与新加坡签订了FTA并于2002年11月30日启动, 打开了进入东南亚市场的大门, 此后, 日本相继与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完成了FTA谈判。2008年10月22日, 日本和东盟整体达成EPA协议, 该协议将在2008年12月1日正式生效。

日本另一个谈判的重点是墨西哥, 以此作为进入美洲市场的门户。2004年9月双方签订FTA。协议规定双方全面消除或减少农业和工业产品关税, 在投资、跨境贸易、政府采购方面提供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 且在贸易投资提升、工业支持、中小型农业、科学和技术、技术和职业教育和培训、知识产权、农业、旅游业以及环境九个领域开始合作。

韩国也是日本的谈判重点, 双方FTA谈判从2003年开始, 到2004年11月进行了六次协商, 但是由于双方在农产品、水产品以及服务业提供技术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 谈判无限期搁浅。

2. 韩国的FTA战略。

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为了摆脱夹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三明治”地位, 促进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韩国政府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与美国签约, 扩大韩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形成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同盟。2006年韩美两国FTA启动, 经过16个月的谈判于2007年4月1日达成协议。根据协议, 双方将取消85%工业产品的关税, 其余15%工业品的关税将在3~15年内逐步取消。在汽车方面, 美国取消汽车关税, 5~10年内逐步废除小型货车的关税, 其他关税逐步废除。韩国在猪肉、鸡肉、橙子等方面将在50年内逐步废除关税, 并增加对美国不含牛骨头牛肉的进口[2]。第二步是与欧盟签约, 拓展领域, 扩大影响。2007年5月进行了第二轮谈判。第三步是与中国签约, 实现韩国经济高速发展, 占据有利高地。尤其在与日本的FTA谈判陷入僵局后, 韩国更为积极地开展中韩FTA的研究。相对于日本, 中国更能是韩国使长期的高附加值产品和多样化产品的结构趋势, 中国丰富的资源以及广阔的劳动力市场满足了韩国的需要。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于2006年11月由两国政府宣布启动, 至今已经开展了五次,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 中国的FTA战略。

自2003年以来, 中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 奠定了良好开局。迄今, 中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 涵盖2007年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 已经签署协议的自贸区六个, 分别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CEPA) 及其补充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系列协议、中国—智利自贸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同时, 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简称海合会, 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六国) 、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秘鲁等的谈判也在不同程度地推进。

中国是中日韩FTA的倡导者。2002年11月,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发表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认为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基本上成熟。

二、中日韩FTA战略的特点比较

1. 谈判对象选择的优先顺序。

在日本的FTA战略中, 战略、政治和安全利益考虑要优先于经济利益。这里所说的战略利益重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要维护日本在亚洲, 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影响, 二是提升日本作为东西方之间的纽带的作用, 发挥其作为亚洲地区唯一发达国家的优势, 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3]。日本与东盟国家以及东盟整体之间进行FTA谈判, 相互间形成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 主要目的就是抢占东亚地区的广阔市场, 提升日本在东亚通商政策的存在感和主导权, 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优先与东盟谈判的中国。选择墨西哥是为了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订FTA的有利条件, 同时提升日本企业在美洲和欧洲市场的贸易地位。

韩国的FTA起步较晚, 为了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其他国家FTA进程的差距, 降低全球FTA浪潮带来的损失, 韩国采取了“多头并进, 加速提档”的FTA推进策略, 与亚、美、非以及大洋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同时进行谈判, 积极构建全球性的FTA网络。

与日韩不同, 中国在推进FTA, 是除了经济因素、政治安全因素的考虑之外, 更多的是寻求稳定、多元的战略资源和能源的供应渠道, 以此满足国内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如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简称海合会,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的FTA。海合会包括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六国, 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和伊斯兰文化圈中心地带, 是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45%和23%。此外, 中国与智利、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开启的FTA谈判也是出于此目的。

2. 签约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自贸区的理论, 与发达国家建立FTA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 如果选择与欠发达国家建立FTA, 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产品的可能性。根据“经济原则”日本FTA战略以地区内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为重点, 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 优化经济结构。

韩国认为和发达的经济体签订FTA协定, 有利于向他们学习先进的技术、贸易制度, 提高韩国企业的效率, 实现贸易体制的先进化, 增加国际竞争力。与美国缔结的FTA就是基于以上考虑。韩美FTA不仅可以使韩国同日本在技术上展开竞争, 也可以同中国展开市场上的竞争。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的FTA也将给韩国市场和贸易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 使得将来在与中国、日本、印度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不致被边缘化。

中国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尚未完善,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FTA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长期以来, 中国选择经济水平比较接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的谈判国家, 如东盟各国、巴基斯坦等, 形成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同时, 中国也积极寻求与更发达国家的FTA谈判。2008年4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10月23日, 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中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3. 自由贸易的产业结构情况。

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具有很大优势, 但农业基础十分薄弱, 国内对于农业的保护甚高, 农业关税达33.4%, 对大米的补贴将达到农业等敏感产品列入今后进一步协商或除外的种类。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国家的主要就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 两国间的农业贸易仅占贸易总额的1.5%。

韩国同样也受到国内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制约, 但是由于韩国在东亚或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中原本就处于边缘位置, 韩国在FTA谈判中, 相比日本更能接受农产品部门的开放, 韩美FTA就是很好的证明。

与日韩相反, 中国的农业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 但是工业水平低下, 尤其是资金和技术产业、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动标准等方面难以协调, 通常被列为例外条款留待以后解决。

三、现阶段加速中日韩FTA进程的政策建议

1. 加强政治互信是中日韩FTA建立的基本保障。

和谐友好的政治环境是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基础, 而和平实现朝鲜问题、台湾问题, 化解三国之间的历史积怨, 需要在三国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良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是中日韩三边FTA的是否能够开启的决定性因素。日本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心态, 在推行FTA时将牵制中国作为战略目标之一。对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 日本是谈得多、做得少, 更多关注的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双边合作, 例如与东盟的合作。三国应积极地寻求经济上的共同利益, 通过经济、技术交流, 求同存异, 以达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

2.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日韩三国都有自己基础薄弱的行业, 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 为了使这些行业免受威胁, 三国都实施了严格的保护政策, 如日韩的农业和中国的技术产业。各国都应该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同时, 加大对敏感行业技术投入、工人培训、社会保障措施和贸易补偿政策, 逐步扩大敏感行业的开放程度, 对部分担心的某些产品在自由贸易区协议中作出特殊安排, 设置一些保障条款和过渡期安排。此外, 部分产业合作可为FTA先导。

3. 建立多层次的对话合作机制。

中日韩三国中央政府应该加强政府层面上的对话与交流, 尽早设立“三方委员会”, 对三国的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协调和规划, 并且继续支持三国研究机构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以确定三国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在此基础上, 扩大民间团体、企业、大学的交流, 促进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和业务往来, 加深相互间的沟通。比如加强三国大学之间的合作, 促进产学研合作, 充分发挥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加强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构建大学区域联盟, 承担起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 为人才的联合培养以及人才扩散提供基础支撑条件, 促进人才、技术信息的流动。

参考文献

[1]卜国琴.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动因与前景分析[J].时代经贸, 2008.

[2]刘重力, 盛玮.中日韩FTA战略比较研究:第17卷[J].东北亚论坛, 2008, (1) .

[3]杨义瑞.日本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立场浅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5) .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篇2

大连保税港区位于大连市内以北35km的大窑湾港，总面积6.88km2。其中，一期启动面积3.06 km2，包括保税物流园区、大窑湾集装箱一期码头9号和10号泊位及前沿堆场、集装箱二期码头11号～16号泊位及前沿堆场。建成后有可能使大连变成像韩国釜山一样的大型港口，甚至可与中国香港自由港媲美。虽然目前与国际上一些自由贸易港相比在“自由度”上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它特有的优惠政策和多种功能，是国内普通港口所无法比拟的。按以往正常通关方式运作，货物通关约需3天时间，而通过港区直接通关方式运作，则可节省近2天时间。在每年从大窑湾口岸进口的约200万标准集装箱货物中，如有20%通过大连保税物流园区运作，即可节省物流成本近千万元。

保税区的龙头效应

大连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张世坤说：“目前，大连已经把‘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作为全省乃至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和东北腹地发展外向经济的先导区。大连市政府赋予保税港区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即加强与腹地的紧密联系，带动东北大物流网的建设，使相关产业向保税区聚集。”

东北是我国粮食、原油、矿石、木材、钢铁等重要原料和能源的基地，又是装备制造业和石化产业发达的地区。原油、木材、造船、钢铁、汽车等行业的产品进出口每年都有很大一部分从大连港中转。据预测，2010年东北地区进口原油可达2000万～3000万t，那时大连油品码头的吞吐能力将超过1亿t，临港油品储运区将形成千万吨储藏能力。目前大连港已加速与腹地的联动发展，已开通大连至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延吉的集装箱班列，积极支持并参与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通辽等地内陆干港和保税物流中心的开发建设，逐步实现口岸服务和保税物流园区功能向内陆的延伸。目前，沈阳、满洲里等城市已经开始申办建设保税物流中心，其他一些城市也在积极寻求相关的合作项目。

大连港保税区，将把保税港范围扩大到整个大孤山半岛，将保税港政策延伸到油品、粮食、矿石、汽车等码头。将腹地优势与保税区功能紧密结合，建设油品储运基地、汽车物流基地、粮食物流基地、矿石物流基地、冷藏物流基地及汽车零部件、钢铁、煤炭、木材、纸浆等基地，使这里成为东北亚重要的资源性商品集散地。届时保税港区面积将由现在的6.998km2扩大到81.5 km2。

“三步走”战略

保税港在招商引资上的效应已初显。穿行在区内，一些建筑物上中集集团、美国普洛斯等公司的名字清晰可见。据相关人员介绍，目前在该区投资超1亿美元的项目有4个，尚有一些大项目正在商谈。世界最大的物流地产商——美国普洛斯公司，买下了港区内由保税区管委会承建的仓库，并新建一座高3层、每层高8m的超大型仓库，欲建设并经营具有国际一流标准的现代物流园。

亚洲最大的散货运输公司——新加坡万邦集团则先后在保税港区内投资逾1亿美元，发展航运服务业。项目建成后，将为大窑湾集装箱码头、汽车滚装码头、油品码头等各个专业码头提供全面服务。

著名的美国凯雷公司也在港区内下巨资建物流库房和加工库房，2栋库房都是4层，每栋每层面积就达3.6 km2。

保税港区内还有46家大型物流企业。这些企业在物流上的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可使当地的物流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张世坤说，保税港区内已然寸土寸金，今后保税港区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强。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篇3

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一直都保持着高度密切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在商品贸易、投资以及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上,对于同样都存在巨大合作潜力的国家,各国都以积极务实的态度来推动谈判工作的发展,争取早日建立这一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组织。早在12年的部长级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就已开始就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行谈判,但因中对日、韩对日之间存在的领土问题,导致谈判迟迟不能顺利达成。从在2013年3月26日开始,中日韩三国关于FTA的建立在韩国首尔正式开始谈判,2013年7月在中国上海举行了第二轮谈判会议,201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就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委托相关机构展开研究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从而对此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得出积极结论,实现三国互利互赢的好结果。

中国乃是生产农产品的大国,日韩两国又是农产品进口大国,三国相比,中国在农产品这一贸易上具有更大影响力,导致农产品成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关键因素。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只要是进入本国的农产品都会进行一系列的检测,还有一套专门对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对于所有的农产品还会收取相应的非关税壁垒,甚至还实行了过度的保护措施。因此农产品成为FTA建立的主导因素。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够成功的建立,关税能够降低,非关税壁垒能减少,三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加强,各国的经济定能得到稳定的发展,对中日韩三国以后的经贸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积极影响

(一)有利于农产品价格优势的发挥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要想获得较低的比较成本,其生产要素就要符合资源禀赋中相对丰裕和价格相对低廉的条件,以实现其出口优势。当前,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符合要素禀赋优势的有蔬菜、水果、谷物、水产品和畜产品等。例如2014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719.6亿美元,同比增长6.1,其中蔬菜出口125.0亿美元,同比增加7.9%;水果出口61.8亿美元,同比减少2.3%;谷物出口6.0亿美元,同比减少13.9%;畜产品出口68.4亿美元,同比增加5.0%。在中日韩中间,日本一直在我国的农产品市场排行第一,而韩国也紧随在后面。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工业化水平的不同,导致三国间农产品价格差异大。三国相比,日本的价格最高,紧接着的是韩国,中国因为劳动力价格最低。如日常的农产品:在大米上,日本的价格是韩国的一倍,中国的两倍;在大豆上,日本高出7倍,韩国高出6倍;在肉类、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上面,日韩两国高出2-3倍不等的价位,可见低廉的劳动力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正因为农产品在价格上都有这样的差距,导致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格局一直比较稳定,中国农产品在经贸方面没有更大的突破。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让我国农产品能够通过价格方面的优势,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努力发展我国农产品,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

(二)有利于贸易壁垒的适当降低

中日韩三国都是进出口贸易大国,而且彼此都相邻,虽然三国已成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因为一些隐藏的关系导致三国至今都不能在经济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收支不平衡导致一些农产品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设置的存在,对有关联的国家是否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成为阻碍原因之一。近年来,日本运用一系列繁杂的检验检疫标准对中国农产品实施进出口贸易限制和贸易壁垒,导致一些本来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大幅度缩减,缩减了中国出口农产品到日本的竞争力。从2002年到2010年,曾连续八年中国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八年时间里的贸易逆差总额达到1805.9亿美元。而在2013年,中国出现贸易顺差,日本对中国的逆差额增加到17.8%,有5222863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在中韩经贸上,也因为市场准入的问题导致中国对日本连续几年都是逆差,而且韩国也是中国最大的逆差国。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额为382亿美元,2013年的贸易逆差额为920亿美元,2014年将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有时候的顺差不是指中国现在对韩国所出口的农产品不存在竞争力,而是因为韩国在对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上设置了很高的贸易关税壁垒和贸易技术壁垒,还有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因为韩国关税配额的管制导致不能正常出口。所以有人说,韩国的农业因国内的保护力太强而没有竞争力,导致严重的影响到了中国的农产品对该国的出口。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有效降低甚至撤销三国间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中国农产品在市场上的准入将会进一步的扩大,三国间的贸易往来更加畅通,有关农产品投资领域与贸易领域也会随之变广。壁垒的取消不仅能降低外商之间的交易和投资成本,更能拉近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今后的经贸往来提供更好的机遇与挑战,共同创造新的贸易效果。

(三)有利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的三大经济主体,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很大的作用,加上三国是邻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十分密切,差不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是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能促进三方之间经贸往来,有更多投资机会,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以当前经贸状况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日本、韩国的企业都不是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各个企业,共同获利,而是利用我国低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生产产品,通过国际投资的方式与我国企业合资加工厂,有的在我国收购一些初级产品加工并处理运往他国,也有的从国外下单,这边生产,加工好后直接运到目的国,还有的直接在我国购买土地,请人种植植物、农作物、养殖牲畜,待产品收成后有的要进行一些加工,至于那些农产品就直接运往目的国。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多,工资价位低,让很多外企愿意与我国的加工厂合资,从而可以省去很多成本。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实现中日韩良好的合作关系,撤销那些对于我国农产品出口特意设置的繁琐复杂的检验标准,降低对于我国农产品而设立的贸易壁垒,加强三方之间的投资合作往来,享受自由贸易区里面规定的相关政策,减免其他的一些相关关税,能更好的降低出口成本。还可以让中日韩三国的企业更加放心地与我国企业投资合作,不仅投资在加工厂,还能投资在其他各个领域,合作范围随之扩大,经贸也越来越广,三国的经济也步步上升。而一直是农业大国的中国更应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问题,规范包装、运输、生产等一系列标准,加强我国的检验检疫标准,也能利用这种机会把相应的农业技术推广到各个国家,把我国在农业上的优势传播到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共同促进他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达到共同进步的地步。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

(一)不利于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

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相近,区域经济发展较为突出,三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都较大。日本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比较成熟,产品附加值比较高,农产品的出口贸易竞争力在中日韩三国间最强;韩国是最兴的工业化国家,农产品加工于技术稍弱于日本,因国内对农产品的重视保护,使农产品加工技术强于中国,也可以说是处于中日两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结构之中;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最初的起步晚,导致不管是技术水平还是农产品加工技术基础都比其他国家低,在农产品的加工或附加值上都是处于初级的地位,还不能成为中日韩农产品贸易中的主要出口力,只能以加工程度低、附加值较小的初级农产品为主要出口,所以在中日韩三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竞争力上处于最弱势。因此,从农产品贸易出口技术的结构来看,日本的农产品贸易技术结构较高,韩国紧随其后,但中国与日韩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总得来说,随着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行,我国对日韩以初级农产品为主要出口贸易在长时间内难以改变,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出口,农业产业升级带来很大的不利因素。

(二)不利于农产品的均衡发展

我国目前农业的基本现状是从事农业的人口众多,但没有很好的农业知识,都是按部就班;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不能运用先进的科技技术提高健康产量的发展,让人们吃上放心的健康的绿色食品。我国农产品出口大多数是来自于价格上的优势,低廉的价格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增加销售量。在日本和韩国,尤其是日本,国民经济比较发达,农业占比却很少,科技含量也很高,导致我国在农产品出口上遇到了很大冲击。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短时间内基本无法改变他国对我国在农产品上的看法,因此在出口商品结构上,仍然是我国以价格低廉的原材料出口为主,而日韩两国则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利用本国先进的科技技术优势将原材料产品进行加工,再把成品以高价买到中国市场,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我国农产品原材料出口的单一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农业结构的单一,缺乏多样性,不利于农产品的均衡发展。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产品出口的压力加大

当前外资企业通常是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应对我国在农产品进口上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增加和市场的逐渐扩大,外资企业开始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产品,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也导致我国农产品生产与出口压力进一步加大,而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产品出口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四、应对自由贸易区建立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产品质量标准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众多,出口量也大,但同时我国农产品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外商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设定的那一系列复杂而又繁琐的检验检疫标准以及贸易壁垒,从而减少了我国农产品出口量和合作国家对我国农产品的信任度。近年来,我国的农产品在安全质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但农产地环境污染、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公司非法生产、农产品质量检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农产品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产品质量标准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大,因此,我国必须不断提升农产品技术含量与质量标准,以不断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促进农产品出口的增长。

(二)重点发展农产品优势产业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农业出口国,农产品种类繁多。如2008年我国农业部就根据其中的16种优势产品规划了区域布局,并计划到2015年,重点培育这16个关系民生、必不可缺的农产品,实现统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设施化的模范示范区,加强管理,提高技术,生产出优质农产品,从而带动经济贸易增长。优势农产品是我国生产的主要产品,更是农产品贸易的突破点。只要能把这个根基固定好,就可以增加他国对我国农产品质量的信任度,巩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效应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三)优化农产品贸易发展环境,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

政府相关部门应研究国际标准,加快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加强卫生安全和质量检验标准的建设,使农产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各个环节既能与国际接轨又能符合本国国情的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的要求。促进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并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申请国际认证,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测和品质保障体系。同时,应推动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表的《行业协会法》尽快制定出台。

参考文献

[1]陈柳钦.建立中日韩FTA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J].日本问题研究,2008(2):8-13.

[2]杨逢珉,杨金超.中国对日韩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4,193(1):86—94.

[3]耿晔强,李娜.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J].经济题,2014(10):97—102.

[4]杨蜜.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2,29(175):169—178.

[5]陈本昌,周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思考[J].国际问题研究,2006(5):193—194.

[6]吴金鑫.浅谈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J].中国商界,2010(5):153.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篇4

关键词：中日韩；自贸区；前景与挑战

1 关于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相关会议记录

自贸区这一提议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广大的关注。第一次相关会议于1999年开始，在一场“10+3”会议上，前中国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慧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共同非正式商议关于自贸区建立一事。

时经三年，朱镕基同志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首次正式提出该设想。这次会议之后，开始有大量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对于自贸区的建立是否可行进行大量的学术理论和官方联合研究。为着建立一个平衡、互助、共赢的合作局面，中日韩在2013年陆续进行了三次谈判来协商相关问题。

2 自贸区的前景分析

三国的国家发展现况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优势点在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而韩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优势点在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

贸易往来情况上，目前中日两国正在从垂直型分工逐步转变为水平型分工。也就是，中国在以往贸易关系中的以不平等的主要输出加工产品的模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出现是良好的倾向然而由于国家的发展阶段毕竟是有着巨大差距的，所以中国与日韩的贸易关系将处于一个长期的转变阶段。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建成自贸区实际上对于中国与韩日的贸易关系中有着很强 的互补性。

对于中国来说，自贸区一旦成立，在轻工业上，中国的收益幅度将远大于日本，在纺织品行业上，中国在加工生产环节具有优势，产出将上升，中国的土地密集型产业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可以更大程度的扩大出口。

对于日韩来说，自贸区成立之后，由于两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收益幅度将应大于中国，在重工业上，也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幅度，提高产出，在纺织行业，韩国在设计与生产高质量服装上具有优势，在服装行业韩国也将有较大收幅度。而日本则可能会产出下降。由于国家发展程度的因素，日韩企业具有先进的管理经验，所以日韩企业在企业管理更具竞争力，可以借机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的份额，企业也可得到更好的发展。

3 自贸区的挑战分析

说到优势和前景，正是因为有着良好的前景，所以地域国家的联合才成为一种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稳定性，压力等挑战，在同一个地域发展起来同根源的国家选择了组成联盟，共同应对。

那么在这样一种趋势，也是前景非常喜人的情况下，中日韩自贸区却迟迟建立不起来，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到建立自贸区的阻碍。

3.1 敏感产业问题

集中于经济方面的产业敏感问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农产品在出口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比重。日韩两国由于土地面积狭小在农业方面较大程度依赖于进口。中国的农产品主要输出于日韩。

尽管日韩在农产品上依赖于进口，却对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态度极为谨慎。中国尽管在入世的10年内认真履行了入世的承诺，农产品关税水平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关税结构单一。在中国态度诚恳的前提之下，中国出口日韩的农产品依然受到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除了对国外农产品进口的严格把关之外，对于本国国内的农产品实施更加完备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支持政策，这些政策使得日韩农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一直无法得以有效提升。

知识产权问题。目前的世界企业发展模式已经和上世纪不同了。如今的企业发展，竞争力就是科技。企业所成立的初衷都是将利益最大化。只有提升科技，才能更好的最大化利益。在这一问题，中国的劣势就是明显的。日韩在技术保护和竞争力强化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把知识产权视为领占中国市场的核心战略。

韩国和日本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申请量远远大于中国在日韩两国所申请的，这种产权保护意识的尚未形成也不仅仅是问题的关键，和日韩两国相比，多数中国企业虽然在为确保技术竞争力而做着努力，但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的确不如日韩企业的。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由于地域辽阔，政策下达难以保证百分百的被有效施行。尽管中国政府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但是地方保护主义仍未消除，地方上为了保护地方的利益，知识产权的实际保护上还是有问题的。法律规则建设滞后，执法上也有问题，知识产权在中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矛盾，也是中国和日韩建立自贸区一个很大的矛盾交锋点。也不仅仅是说日韩，即使是其他的一些贸易交易国，在贸易、投资和通商问题上，知识产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2 政治因素

一个经济类的自贸区成立，也受限于政治。三国的自贸区成立充满着不确定性，与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美国介入等问题都有着关系。

国家战争深深伤害着民族感情，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侵略战争，也在今天严重影响着国家民众之間的相互接受。日本国家在近年来，拒绝承认历史侵略事实，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行为，在国内激起了严重的反抗情绪。

领土问题。由于国家属于一衣带水的邻国。现在，石油等资源告竭，在全球引起了一种资源匮乏恐慌。中国地大物博，丰富的领土资源也引发了邻国之间的领土矛盾。国界线的问题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领土问题神圣不可侵犯。而邻国也因为利益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拒绝让步。

自贸区建立的谈判有着一系列的困难障碍，是因为中日韩三国之间都有着敏感产业，政治上也有着很多的敏感问题。中国农产品上的优势在20年来呈现增长趋势，日韩不得不接受中国成为最大的农产品贸易伙伴的现实。而日韩在精密仪器、金融与零售等行业远远领先于中国。由于上述这些方面，一旦自贸区建立成功，关税下降，给三国的敏感部门带来的冲击后果是巨大必然且不可想像的。

参考文献；

[1]张亚然.中日韩FTA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3.

[2]赵玉敏.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农业开放问题研究[J].国际商务，2010.10.

[3]曾文革，陈晓芳.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分析[J].东北亚论坛，2012.1.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探析 篇5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影响深远

首先, 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 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 成为各国发展经济所必须破解的新课题。由于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开放的多哈谈判举步维艰, 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目光转向地区和区域经济合作, 以求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以自贸区建设为核心的区域合作, 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战略, 也成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潮流。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互相合作、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环境, 中日韩三国的情况尤其如此。通过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三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进一步提升三国的国际竞争力, 更好地应对波诡云谲的世界经济格局。

其次, 由于中日韩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贸易投资规模均占举足轻重地位, 三边自贸区建设将会通过地区内投资的活跃, 形成推动力, 驱动地区经济实现均衡化发展。因此,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带有促进东亚或更广泛的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前提属性, 是推动地区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前提, 对于促进泛亚洲自贸区建设也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三, 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更多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日本是发达国家, 韩国基于两者之间, 这样一种合作一旦实现, 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力量会更强。

此外, 中日韩三国之间自由贸易区的设立, 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消除三国之间的矛盾和误解, 以及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会有所帮助。三国现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历史遗留问题, 包括领土争议问题, 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来缓解。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不确定因素分析

相比于世贸规则和其它的优惠安排, 自贸区是开放程度更高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涉及的经济以外的因素更多, 这些因素将对自贸区建设形成强大的阻力,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面临一定的障碍和挑战。

首先, 日本政局的不断变化为中日韩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日本右翼势力这些年影响日本政治潮流变化, 导致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政策, 造成和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紧张,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挑起岛屿争夺;二是借历史问题, 翻反法西斯胜利铁案;三是企图修改宪法, 重走军事扩张道路。自贸区应该建立在地区间国家政治关系良好、地区国际关系和平的基础之上。现在由日本右翼控制的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政策破坏着地区国际和平与合作, 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遇到难以逾越的政治阻碍。

其次,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还可能受到美国等亚太地区大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干扰。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 地区大国的战略决策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随着TPP谈判的不断深人, 美国已开始以该协定为基础在亚太地区构建新的经济合作格局。2011年5月19日, 亚太9国在美国发表声明称, 经过6轮谈判, 9国将努力争取在2011年11月达成自由贸易框架协定, 并欢迎包括中日韩三国在内的其他APEC成员参与。如果进展顺利, TPP将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共同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并形成一定的竞争态势。同时, 东亚峰会等机制的发展与演变也表明, 美国正在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并且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东亚地区多年形成的潜在影响。因此,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定位与发展很可能会触及美国的地区利益, 中国应对美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立场及动向保持关注。

第三、东盟“战略平衡”因素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姿态不容小觑。近年来, 东盟一方面以构建东盟经济共同体为目标, 努力提升自身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五个“10+1”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努力推进东亚货币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在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程中, 东盟始终以“大国均衡”战略为指导方针。东盟认为,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 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 而美国则是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 因此, 有必要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 以制衡中国, 避免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把持、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 并借此提高东盟在亚太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若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取得成功后, 三国将在各个领域展开深人合作, 当条件成熟时, 三国可以联合成立东北亚同盟。与东盟相比, 东北亚同盟在绝大多数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因而, 在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一体化的进程中, 可以迅速取代东盟成为核心地位。所以, 应该在顺利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合作的同时尽量让东盟不感受到威胁。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理性对待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 建立开放性的东亚地区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有着多重含义和多重功能,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国家民族主义大概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中日韩三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国家民族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特别体现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关头。国家民族主义又是一种政策和政治工具, 是政府“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政策”。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国家民族主义一方面能强化本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但也能演化成极端的民族主义, 导致民族排外和民族分离。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之下, 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世界己经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球村”, 在各民族相互交织的国际社会中, 强化民族主义的理性, 弱化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才能有效地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有力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 推动三国在一定领域和一定区域内优先合作

就现状而言, 三国可以有选择地在某些行业、某些区域内实行试点, 例如可以在环黄海地区建立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检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日韩两国是东亚地区的科技强国, 其科技创新力与产品开发能力都居于世界前列, 国民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很高。以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与腾飞创造了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可以在3G技术开发的领域中加强信息的交流和研发的合作, 努力推动亚洲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

(三) 加强企业合作和民间文化交流

企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载体。同样, 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区域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中日韩三国目前可以先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来搭建平台, 用以促进企业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 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做好准备。其次还可以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加强相互间的沟通, 扫清自由贸易区构建进程中的障碍。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很长, 文化上互通有无, 在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模式上, 中日韩三国有着极大的共性。因此, 在贸易往来中, 文化因素为三国的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加深了三国之间相互理解, 有利于减少由于沟通理解不当产生的贸易摩擦。

(四) 中韩先行建立自由贸易区, 以外力提高日本加入自贸区的速度

近十年来中韩两国之间在贸易上既有垂直分工, 又有水平分工, 反映出中韩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中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 这就有利于促进中韩间加强经贸合作, 开拓更广泛的合作领域, 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政治上, 朝鲜半岛实现统一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经济上, 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市场;意愿上, 韩国政府多次表达了合作的想法。这些积极因素都有利于中韩间率先实现自由贸易区。

至2014年5月, 中韩就两国自贸区建设已进行了十一轮谈判, 进展顺利。中韩自贸区的率先建成, 对与中韩经济密切相关的日本而言必将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自由贸易区本身具有排他性, 必将使日本无法分享中韩自贸区带来的区域经济合作效应, 使日本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效应可能带来的政治成果。出于经济利益以及由经济利益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考量, 日本肯定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主动的行动投身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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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鞍钥, 门洪华.中国:东亚一体化新战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234.

对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分析 篇6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亚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目前, 东亚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在内的“10+3”和“10+1”框架下的各种层次的经济合作机制, 中日韩三个东亚核心国家的合作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互补性强, 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必将对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自由贸易区的理论依据

自由贸易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或单独关税区组成的区内取消关税和其他非关税限制, 区外实行保护贸易的特殊经济区域或经济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简称NAFTA, 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美洲自由贸易区 (简称FTAA, 包括美洲34国) 、中欧自由贸易区 (简称CEFTA, 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东盟自由贸易区 (简称AFTA, 包括东盟十国) 、欧盟与墨西哥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FTA对区内经济的效应主要有“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实行自由贸易后, 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其他成员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 因此从成员的进口增加, 新的贸易得以“创造”。“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内交易成本的降低, 与区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减少, 而与区内成员之间的贸易增加。这些都有助于区内成员国降低成本, 提高经济收益, 有利于成员国经济的更快发展。

二、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虽然中日韩彼此间经贸关系日趋紧密, 但是三国之间尚未存在任何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的协议。无论是从地缘政治, 还是从地缘经济来看, 中韩日三国都有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 建立贸易自由区 (FTA) 的条件。

(一) 三国经贸关系加深是坚实的物质基础

目前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高、人口最多的地区, 被称为支撑世界经济格局的三大板块之一。中韩日三国经济占据了东亚整体经济规模的90%左右。随着经济全球化, 中日韩三国间的多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日自恢复外交关系以来, 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2010年, 日本继欧盟、美国之后居于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10年中日贸易额达2960亿美元, 中国超过美国, 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同时中国也成为日本产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 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日趋紧密。中韩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从1992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起, 双边直接贸易增长迅速。据韩国关税厅统计数字, 2010年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达到730.43亿美元, 大大超过从日本进口商品的662.55亿美元;而中国进口韩国商品的总额也达到819.88亿美元, 成为韩国商品的最大买家, 中国首次在进出口两个方面同时成为了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与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 由于地理和历史因素, 日韩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开始的比较早且比较频繁, 规模也相当可观。日韩贸易总额一直保持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 日韩双边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保持在5%~6%左右, 在韩国对外贸易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 尽管日本对韩国的贸易顺差逐步拉大, 但日本仍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投资国。可见, 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 这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二) 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的互补是内在推动因素

第一是自然资源的互补, 相对于日韩两国而言, 中国农业资源和矿物资源较为丰富, 广阔的中西部尚处于初步开发阶段;日本和韩国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能源和工业原料自给率低, 三国之间自然资源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第二是劳动力资源的互补, 中国有大量富余的劳动力, 且劳动力成本较低;日本和韩国虽然人口密度较大, 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生产量和出口量很大, 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 劳动力资源不足, 劳动力成本高。

第三是知识资源与国际资源的互补, 中国在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本方面要明显强于日本和韩国, 而日本和韩国在知识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方面要明显强于中国。生产要素互补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物质基础, 而中日韩三国要素禀赋各不相同, 形成不同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 资源的互补性使三国具备了实现贸易共赢的条件和基础。

第四是产业结构的互补。日本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发达;韩国是发展程度接近日本的新兴工业国家, 技术密集型产业和IT产业发达, 韩国为克服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困难, 正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资本密集型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是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发达。三国之间在资本、产业技术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互补性和传递性。三国产业优势不同决定了三国在商品贸易上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 而是存在着很强的合作基础;相对发达的日本和韩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竞争优势明显, 而中国主要的竞争优势仍然集中于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

(三) 共同利益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立

随着石油等资源涨价, 作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快速成长地区, 中日韩面临共同的能源、资源难题。尤其是随着中国成为石油纯进口国后, 三国同时成为石油纯消费国。近年来, 石油价格逐年上涨。对于中日韩而言, 石油不仅仅是燃料, 更是产业的重要原料。三国如何协调政策, 确保石油供给, 关乎三国共同的经济发展利益。

从环境上看,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 废水、废气、废物以及沙化、水资源匮乏等新问题都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将成为导致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断裂的大问题。在此, 三国如何取长补短, 联合完善环保法制, 制定环保市场准入标准, 成为三方协调战略、构建相通相容的政策法律体系的客观要求。

最后, 面对全球化与地区化并行的潮流, 中日韩构建自由贸易区又带有维护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紧迫意义。自从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破裂, 2003年坎昆会议搁浅, 而今, 多哈回合陷入事实上的停滞, 涵盖全球的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步履艰难。而与此同时, 欧盟扩张, 北美自由贸易区也积极扩展, 世界经济的地区化、集团化深入发展, FTA在全球林立, 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此, 应尽早确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形成相互协调、彼此支撑的贸易、投资规则, 维护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从而确保三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共同利益。

三、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主要障碍因素

(一) 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日本属于发达国家, 韩国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从经济体制看, 日韩是成熟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 而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之中。虽然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表明经济存在较强互补性, 地区合作前景广阔, 但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会对有关国家的产业造成较大冲击, 差异明显的经济结构使各国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也越高, 对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也越深刻, 从而面临的社会压力和阻力也越大。这使得找到实现共赢的经济合作模式变得困难, 经济合作也很难向前推进。

(二) 中日韩三国间政治互信因素的影响

建立自由贸易区虽说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区域合作, 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互信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三国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不够牢固, 日韩在独岛和中日在钓鱼岛的争端, 以及中日韩海洋权益的分歧, 都不可避免地将对未来的地区合作产生影响。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韩的野蛮侵略犯下罪行的历史缺乏足够的反省和认识, 严重影响了曾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两国人民对日本的信任程度, 这也成为三国进行自由贸易合作的重大障碍。

(三) 农业因素的影响

农业是影响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农业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领域, 其耕地资源十分有限,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极低, 是一个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然而日本的农业集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利益团体, 农民是日本自民党最大的支持者, 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国情使战后日本对落后的农业大行贸易保护之风, 限制了农业自由贸易的发展。韩国农业的保护程度也较高, 因为农业问题, 日韩FTA谈判一直迟迟未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问题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在自由贸易区构建的过程中, 若日韩一直不愿开放农产品市场, 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无法发挥。因此, 中日韩三国若不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 将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一大瓶颈。

(四) 国际因素的影响

任何一个带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一定的排他性, 都会对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这种不利影响最主要地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上。因此, 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关切, 有时甚至会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是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国际制约因素。为维护世界霸权和全球利益, 美国不会对另一个区域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无动于衷, 它会千方百计地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对建立中日韩FTA施加影响。目前, 中日韩三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很深, 因此欧美国家的态度将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四、推动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一) 加强三国政府之间的交流

三国首先应该从政治上加强交流。三国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度低, 是阻碍三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是三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权问题。良好的政治氛围有利于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也只有三国之间形成良好的政治关系, 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问题和韩日领土之争问题, 三国才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长久的伙伴合作关系。中日韩领导人2010年5月在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表示, 将努力在2012年之前完成2010年5月启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研究;努力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 为促进本地区投资资本自由流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已由设想逐渐变为现实。

(二) 协调三国的产业政策

由于三国之间经济上既互补又相互竞争, 政府不应该对本国受到威胁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 比如日韩应该逐步开放其农产品市场。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与自由贸易的原则相违背, 还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 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日韩两国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导致其制造业向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转移, 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近年来, 由于日韩两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 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 失业率增加。如果因为担心“产业空心化”会对本国不利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将妨碍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因此, 三国应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 建立共生共存型产业结构。

(三) 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由政府主导设置的机构,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韩合作也缺少民间的交流。企业界参与合作的呼声得不到响应。企业是一国经济的主流, 区域合作其实质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区域合作领域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三国政府可以设立中日韩贸易促进会, 为三国企业间的交流搭建一个平台, 促进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和业务往来, 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建立提前做好准备。三国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合作, 加深相互间的沟通与往来, 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扫清障碍。为此, 政府需要突破现有区域组织合作机制, 大胆地提出一些适时有效的合作建议。

总之,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够拉动内需、增加居民收入、减少贸易顺差, 对中国整体有利;日韩同样需要从中国获得市场、能源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同时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也是三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不仅对中日韩三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且还会带动整个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东亚经济圈的形成, 必将带来三国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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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柳钦.建立中日韩FTA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J].日本问题研究, 2008 (2) .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篇7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法律对策

1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及其构建意义

(1)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根据关贸总协定 (GATT) 第24条第8款b项的规定, 自由贸易区应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中, 对成员国之间实质上所有产自该领土的产品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 (如必要, 按照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和第20条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外) 。一般来说, 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享有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关税决定权和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对原产地规则的遵守。

自由贸易协定 (FreeTradeAgreement, FTAs) 指的是国家之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相关规则, 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FTAs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关税贸易总协定 (GATT) 第24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第5条。另外, FTAs还可依据GATT和WTO的“授权条款”签署, 其较一般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更为宽松。

综上, 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安排, 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即为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即为中日韩三国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而作出的贸易安排, 协定所形成的区域即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2)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尽管中日韩之间因政治、历史等方面问题的困扰, 加之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量存在, 给三国间的经贸往来蒙上了阴影。但总体上看, 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 中日、中韩、日韩的贸易增长均超过中、日、韩在全球的贸易增长。虽然三国在农产品、汽车和钢铁等方面存在贸易摩擦, 但三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即在国际分工中明显的竞争和互补关系, 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很大可能性。另外, 中日韩民间团体、企业和政府都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做出了积极努力

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看,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成立, 必定会给三国提供更多贸易创造的机会, 促进三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推动三国间相互投资的增长, 有利于三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外, 对于中日韩在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 以及政治、历史、外交纠纷等的化解也有着积极作用, 进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

2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国际法律问题分析

(1) 从签署主体上看多边协定较双边协定的签署困难。从世界范围内看, 由于WTO框架内多哈回合、坎昆回合以及中国香港回合谈判的不果而终,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进口中的贸易歧视措施的设定以及发达国家彼此间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 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重重受阻。在这种背景下, 东亚国家和地区将经济贸易合作的领域由“多边”转向“双边”,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其经贸合作最为重要的手段和形式。目前, 日本对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态度并不积极, 加之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搁浅, 中韩自由贸易区尚在研究之中, 中日韩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较中韩、中日与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困难。

(2) 从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上看自由贸易开放范围的谈判任重道远。鉴于区域自由贸易本身会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 WTO对自由贸易区作出了两条限制。其中之一是必须是区域内全面的自由贸易, 而不能仅仅是某些方面的优惠。即自由贸易范围的不完全开放性是不符合WTO框架下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协定的签署需要缔约国在货物贸易、投资、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达成共识。其中货物贸易所包含的农产品、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等产品的贸易, 涉及三国的敏感产业。如果三国就各自的弱势产业坚持实施保护措施且互不退让, 不能实现贸易范围的全面开放, 很可能会使谈判陷入僵局.

(3) 从拟签署协定中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看其选择适用的局限性。中日韩同为WTO成员, 虽三国间贸易争议不断, 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的微乎其微, 且中国多是以应诉者的身份出现。尴尬的是, 在程序问题上, 协定的缔约方因受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制管辖权的限制, 不能排除对其的选择适用。在实体问题上, WTO争端解决机制首选WTO体制下的协议作为法律依据, 即使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官在裁判时“造法”也显得十分谨慎, 从而使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处于窘迫地位。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市场的缩小且效率较低, 使得一种可供涉外争议较为高效、便捷解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使用成为必要。

3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法律对策

(1) 实现从双边到多边协定的逐步过渡。根据目前的情况, 中日韩之间可依GATT (1994) 第24条第5项以及GATS第5条的规定, 先签署临时协定, 然后在合理期限内实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和进程安排。中国可以先同日韩签订三方临时协定, 然后根据时机的成熟, 分别签订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有步骤地实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2) 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与WTO相关规则相符合。在贸易开放范围的具体安排上, 可以参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先在货物贸易领域实现自由化然后根据对外贸易实践在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 同时可以借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内容, 与日韩开展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商谈。

在协定内容上, 应对WTO的相关规则予以遵守, 诸如原产地规则、最惠国待遇等。如中国在与日韩进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时, 可以参照与新加坡、巴基斯坦以及智利等国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规定就原产地原则中所涉及的数额、金额以及货物种类等进行商定。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篇8

区域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一股浪潮。中日韩的经济合作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三国在世界贸易领域占有重要分量, 它们的合作方向直接关系整个东亚合作的未来走向;其二, 三国在理论上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而现实中去步履维艰, 这使得国际社会对其能否成功建立合作机制满怀疑虑。不过, 总体看来, 近10年的中日韩经济合作仍不乏可圈可点的成绩。自1999年开启合作机制以来, 三国机构及联系越发密切,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010年5月《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的通过标志着三国区域内经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在今年5月底, 央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 自2012年6月1日起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日元的交易方式, 发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 这一举措不仅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标志, 更是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重要一步。

本文首先概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现状, 然后通过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的实现来分析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影响, 进而分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制约因素, 最后得出结论。

2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现状

2.1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进程

1999年, 中日韩三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10+3”会议期间, 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议, 开启了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进程。2001年, 中日韩三国学者在汉城召开题为“关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和环黄海次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出了三国拟建自由贸易区的初步设想。2003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首次单独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的《中日韩合作行动计划》称, “三国自贸区联合研究将于2008年底完成。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将于2009年开始”。2010年5月, 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 会议当天发布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文件, 三国就提升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达成多项共识。2011年5月, 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举行。在三国领导人发表的会议宣言中称, 三国“决定加快自贸区联合研究, 以便研究能在今年内完成, 并即采取后续步骤”。2012年5月底, 中国央行授权外汇交易中心宣布, 自2012年6月1日起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日元的交易方式, 发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 这一举措将大大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进程的加快。

2.2 中日韩贸易发展的现状

2.2.1 中日韩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中日韩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2009年, 三国的GDP总量分别占亚太地区GDP总量的37.5%、16.9%和5.6%。在全球贸易领域, 中日韩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它们被视为引导东亚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自21世纪以来, 中日韩的相互贸易逐年增加, 三国的区域内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就三国的贸易而言, 日本是中国除美、欧以外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国, 同时日本也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同时也是日本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进口国。根据亚太地区发展报告 (2011) 的统计资料, 自2000年以来, 中日韩三国的双边贸易额呈不断上升趋势。2000年到2008年, 中日双边贸易额保持了年均14%的高增长率, 2008年, 两国贸易额达到2667.3亿美元, 是2000年的2.73倍。中韩的双边贸易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2000年, 中韩两国的贸易额仅为312.5亿美元, 到2008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1860.7亿美元。而韩日的双边贸易一直保持在500到1000亿美元的贸易区间。2009年, 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中日韩三国的贸易均出现下滑。

2.2.2 中日韩区域内直接投资的现状。

在中日韩双边贸易大幅增长的同时, 三国区域内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在三国中, 日本是全球重要的直接投资国,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投资引入国, 而韩国既有对外直接投资, 又有对内引进投资。

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日本全球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有所下降,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大幅度下降, 但是日韩两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仍保持着快速增长。根据亚太地区发展报告 (2011) 的统计资料, 自2000年以来, 日韩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截止到2009年, 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 为65.3亿美元, 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在2004年创历史最高, 为62.5亿美元。而日本一直是韩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 韩国约50%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日本。但是, 近几年来, 日韩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持续减少, 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5年的65.3亿美元减至2008年的36.5亿美元, 3年内减少了44%。2008年, 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31.4亿美元, 仅为2004年62.5亿美元的一半。

3 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的实现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影响

3.1 有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 进一步扩大两国以及区域内贸易和投资

有数据显示, 目前, 中日两国贸易额60%通过美元结算, 为此支付的中介费每年高达30亿美元1, 而且贸易深受美联储和美元汇率波动影响, 严重制约两国乃至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当前, 人民币和日元实现直接交易, 意味着中日两国的贸易商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上直接购买并支付对方的货币, 这样就使得双边贸易更加便利了。从另一个方面看, 中日两国是中日韩区域内贸易的两个主要的贸易国, 中日两国双边贸易的扩大, 也便利了中日韩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进而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进程的加快。

3.2 有利于增强东亚金融市场的活力, 促进东亚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大金融条件就是金融合作, 货币实现直接交易是自贸区建立的前提。在欧债危机冲击下, 各国金融业界在寻求避险的同时, 也在挖掘新的增长点。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同时, 也给中日金融、特别是日本金融机构和东京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增长空间, 这些都有利于增强东亚金融市场的活力, 进而促进东亚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奠定金融基础。

3.3 有利于改善中韩日政冷经热的局面, 进一步促进三方贸易的扩大

众所周知, 由于一些历史遗留和政治问题, 中、韩和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后就一直陷入政冷经热的局面, 经常发生一些民间甚至政府间的矛盾。但是中日韩, 特别是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双方经济的发展谁都离不开谁, 并且中日经济的发展是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从这个角度上讲, 中国战略性的选择日元作为人民币直接交易的伙伴, 从一定程度上讲, 可以促进双方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交流, 进而改善两国政冷经热的局面, 以推进中日经济的深化合作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

4 制约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几点因素

从理论上讲, 中日韩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在的收益。中国拥有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日韩在知识、技术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的差异有利于三国通过互相贸易和产业分工获得比较利益。然而, 时至今日, 虽然深处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活跃的地区, 中日韩的经济合作仍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 三国间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缺失显然与三国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也不利于三国未来经济合作的发展和深化。下文中, 本人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概括制约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因素。

4.1 缺乏地区认同感

首先, 缺乏地区认同感导致中日韩政治互信度低, 而这成为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面临的最大障碍。具体来看, 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问题, 中韩两国都曾遭受日本的殖民侵略, 而日本对这段历史又缺乏足够的反省和认识, 这使得三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存在隔阂。二是领土、领海主权争议。中日、韩日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 如中日钓鱼岛问题、韩日的独岛问题。在上述情况下, 商谈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自然显得貌合神离, 甚至因偶发因素戛然而止。三是不容忽视的区域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和韩国同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盟国。作为主权不完整的国家, 日韩在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必然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

4.2 区域内市场规模不足

其次, 中日韩日渐趋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客观上加深了三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 而区域内市场的规模不足严重限制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日韩实现长期增长的共同经验是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出口持续扩张的直接结果是三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其中, 重化工业中的钢铁、汽车、化工、造船、机械、煤炭等生产居世界前列;轻工业中的服装、鞋类、小五金、日用品等出口也遍布全球。尽管中日韩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升, 这些加工贸易产品的最终市场仍然是美国和欧洲。这意味着, 中日韩三国对外部市场的波动具有高度敏感性。欧美市场需求的疲软很容易导致中日韩区域内经济波动并形成连锁反应。

4.3 区域合作的潜在主导权之争以及韩国的大国平衡战略

最后, 中日在区域内合作中的潜在主导权之争、韩国的大国平衡战略是导致三国自贸区建立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在推行自贸区建立中奉行实用主义原则, 从而为实现特殊的双边或区域商业战略利益服务。日本对中日韩合作的态度比较微妙, 一方面日本贸易政策在近十年发生了重大改变, 从坚持传统的多边贸易体系转向重视地区和双边主义;另一方面, 日本把中国视为最具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 在向中国产业转移上变得越来越谨慎, 甚至谋求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区域外国家纳入东亚合作, 借此达到牵制和平衡中国的目的。而对区域市场依赖程度最深的韩国则在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上表现的很积极。但是出于被边缘化的担心, 韩国一直在中日两国之间斡旋, 企图利用大国主导权之争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三国鼎立”的竞争格局下,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就已经面临着多种挑战。

5 结语

当前, 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的实现, 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进程的又一大进展, 自此之后, 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必绕过美元的关卡, 也避免了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 同时也促进了东亚特别是中、日两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进而为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奠定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制度的基础, 至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可以触及的蓝图。

然而, 我们也应该看到, 目前,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其中如何解决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赖是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突出问题。虽然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仍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但是近些年来中日韩三国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三国积极的推出的各种政策都大大推进了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进程。我们知道, 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不仅对三国, 更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的影响。鉴于亚洲独特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不能完全照搬欧洲和北美的既有合作模式, 而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有所创新, 这样才能推进三国的切实合作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

摘要：近些年来, 中日韩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自上个世纪末以来, 中日韩三国都在积极推进三国经济的广泛合作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然而由于一些历史、政治等的内在因素, 以及美国干预等的外在因素, 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进程缓慢。但是尽管如此, 近些年来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今年五月底, 央行宣布自2012年6月1日起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 这一举措将大大的促进中日贸易和投资的扩大, 进而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奠定金融和市场的基础, 大大加快了中日韩自贸区建立的进程。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困难是三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崔东, 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DB/OL].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77615.html, 2010-06-03.

[2]李向阳, 亚太地区发展报告 (2011)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中日韩空气质量特征对比分析研究 篇9

地处东亚的上海、东京和首尔三个城市分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典型发达城市, 经济总量均居亚洲地区前列, 人口密度大、机动车保有量高, 在地理条件、工业布局、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特征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点。东京和首尔的经济发展起步早于上海, 在城市环境改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 在大气污染预防与控制方面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2 空气质量标准对比分析

随着经济、技术发展, 各国家对自己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都不断进行修订, 主要是增加控制项目和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浓度限值。上海、东京和首尔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基本上都分别采用自己国家的标准, 所以本文以中国、日本、韩国的国家标准进行对比分析。表1 是中日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控制项目。从各国的变化趋势来看, 空气质量指数的指标项目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其中CO、SO2、NO2、PM10、PM2.5和O3和是各国都含有的评价项目。

三个国家中, 只有中国实行空气质量标准的不同功能区分级, 一级和二级标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执行一级标准;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执行二级标准。下面对中、日、韩三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进行比较分析。

2.1 PM10浓度限值比较

中日韩PM10浓度限值标准比较见图1。

由图1 可见, 对于PM10年均浓度限值, 中国一级标准0.04mg/m3低于韩国标准0.05 mg/m3, 但中国二级标准0.07 mg/m3高出韩国标准0.02 mg/m3。从日均浓度的限值的比较可以看出, 中国一级标准0.05mg/m3低于日本标准0.08 mg/m3和韩国标准0.10mg/m3;而中国二级标准0.15 mg/m3高出日本、韩国的标准限值。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2012 年新修订的一级标准已经超过日本、韩国,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别不大, 但是二级标准目前而言还相对宽松, 有很大的空间加以严格修订。

2.2 PM2.5浓度限值比较

PM2.5的标准, 是由美国在1997 年提出的, 目前为止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将其纳入国标并强制性限制。2012 年2 月中国新修订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具体情况见图2。

由图2 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年均浓度限值还是日均浓度限值日本与中国一级标准持平 (年均0.015 mg/m3, 日均0.035 mg/m3) , 分别低于韩国;但中国二级标准 ( 0.035 mg/m3, 0.075 mg/m3) 较其他国家显得过于宽松。应该逐步缩小与一级标准的差距, 在技术和管控力度达到时可以考虑取消标准分级。

由图2 还可以看出,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给出的PM2.5准则值为0.01 mg/m3, 这是从人体健康角度出发要求的最佳值, 也是各国努力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1]。从图可知, 中、日、韩都没能按照WHO的准则值制定标准, 而是选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目标值。我国此次修订的新标准其实只是做到了与世界的“低轨”相接。

2.3 NO2浓度限值比较

NO2是酸雨的成因之一, 所带来的环境效应多种多样, 是各国进行严格控制的大气污染物之一。我国新修订的标准中一级标准与二级标准限值相同消除了原有的分级差异, 小时浓度限值由一级标准的0.12 mg/m3和二、三级标准的0.24 mg/m3修订为0.2mg/m3, 三国NO2浓度限值比较情况见图3。

对于NO2, 日本没有年均浓度限值, 只有日均和1h平均浓度限值。由图3 比较可以看到, 中国的标准浓度限值最大, 相对比较宽松。

2.4 SO2浓度限值比较

SO2主要来源于煤和石油的燃烧, 浓度高时使人呼吸困难, 甚至死亡, SO2还是产生酸雨的重要原因, 控制SO2对防治酸雨等二次污染具有重要作用, 三国SO2限值比较情况见图4。

从图4 可以看出, 日本已取消了SO2年均浓度限值的设置 (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 , 对小时浓度限值, 中国一级标准处于中等控制水平, 高于日本 (0.10 mg/m3) , 与韩国 (0.15 mg/m3) 持平;中国二级标准偏高 (0.50 mg/m3) 。从日均浓度限值来看, 中国一级标准 (0.05 mg/m3) 是比较严格的, 与韩国持平, 高于日本 (0.04mg/m3) , 但中国二级标准 (0.15 mg/m3) 比较宽松, 还有进一步严格控制的空间。

2.5 O3浓度限值比较

各国设置O3质量标准的取值时间不同, 大致有8h、4h和1 h之分, 日本标准是以1h为取值时间, 而我国与韩国的标准有8h和1h取值。具体比较情况见图5。从图5 可以看出, 1h的标准取值韩国最高, 日本最低。8h的取值我国一级标准低于韩国标准, 我国二级标准高于韩国标准。

WHO废除了臭氧的1h和年平均指导值, 增加8h平均指导值, WHO的日最大8h平均浓度指导值为0.1 mg/m3, 设置的过渡期第1 阶段目标值为0.16 mg/m3。我国一级标准日最大8h平均浓度限值为0.1 mg/m3, 与WHO的准则是一致的;二级标准日最大8h平均浓度限值为0.16 mg/m3与WHO过渡期第1 阶段目标接轨。

目前各国主要的控制污染物还是SO2、CO、NO2、O3、PM10和Pb, 但是PM2.5逐渐被纳入各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 PM2.5也成为了主要控制污染物。与日本、韩国的空气质量标准相比, 我国在主要污染物控制上, 通过2012 年的修订,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一级标准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二级标准与一级标准相差很大, 处于较落后状态, 因此二级标准有很大的向严格方向修订的空间。此外, 目前世界各国、组织或者地区基本已经取消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执行分级标准, 中国继续执行分级标准, 将会导致不同分类地区的大气污染控制不同步, 也会造成二级标准区域控制措施滞后, 缺乏改善空气质量动力。因此, 逐渐缩小或者在技术水平达到的情况下取消空气质量标准的分级制度是今后的方向[2]。

3 空气质量指数比较

由于各个国家采用的空气质量标准不同, 评价分级体系也有差异, 我国是通过分级线性插值方法将指数范围设定为0~500内的离散变化量, 并据此进行级别分类;日本是不做指数转换, 直接根据污染物浓度范围划定级别;韩国以PM2.5为基准分级。

为了避免分级方法带来的误差, 相对统一地进行评估, 我们在2015 年8 月12 日~2015 年12 月13 日期间 (以下简称:采样期间) , 利用亚洲Air Pollution: Real- time Air Quality Index (AQI) 网上的数据[3], 随机实时采集了101 天上海、东京 (以中央区晴海为代表) 和首尔的AQI值和六个主要空气质量指标的分指数IAQI值, 以了解三个城市在这个时间段里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 这个时间段正是北半球处于秋天后半期和冬天的前期, 是雾霾天气逐渐增多的时期。

3.1 空气质量指数总体情况

采样期间上海、东京、首尔三城市的AQI值, 分析其数据, 得到三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分布见表2。

如表2 所示, 采样期间东京空气质量的优良率达到97%, 其余皆为轻度污染天气;首尔的优良率为92%以上, 轻度污染占6%, 中度污染1%;上海的优良率为50%, 轻度污染占26%, 中度污染23%, 有2%的重度污染, 没有严重污染。分析采样区间的时间段, 可以知道上海空气的中度污染、重度污染大多数发生在10月之后, 首要污染物都为PM2.5;特别要关注的是, 重度污染发生时, PM2.5浓度最高, PM10次之, 两者叠加。

为更好地了解和比较这三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变化情况, 在采样期间内, 大约每隔10 天抽取三城市的PM2.5、PM10、O3、NO2、SO2、CO六个空气质量分指数 (IAQI) 值进行比较分析, 分别见图1~图6。

3.2 PM2.5的空气质量分指数比较

从图7 的曲线总体趋势来看, 三城市的PM2.5空气质量分指数中, 上海的IAQI值全部大于东京, 也基本上大于首尔;首尔除了10月21 日数据比上海大, 其他时间都低于上海, 有时还低于东京。

从采样期间抽取的数据变化趋势来看, 上海在8、9 月PM2.5的空气分指数与10、11、12 月的相比相对较低, 其中10 月中旬之后数据明显变大, 说明秋天后期, PM2.5的污染开始凸显。东京PM2.5的空气分指数在10 月之后也略有抬升, 而首尔反而是8、9月比较高。

由图7 可以看出, 上海PM2.5的IAQI中最大值是东京的2.34倍, 是首尔的1.73 倍, 首尔是东京的1.35 倍;最小值相比, 上海是东京的5.11 倍, 是首尔的2 倍, 首尔是东京的2.56 倍。可以推论, 上海的PM2.5的最低值居高不下, 说明污染情况比较严重, 也是雾霾容易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3.3 PM10的空气质量分指数比较

图8 是采样期间抽取的三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空气质量分指数IAQI值变化图。从图8 上可以发现, 其变化规律与PM2.5比较相近。PM10的IAQI值总体是上海的高于东京, 大多数时候也高于首尔。由表2 知, 上海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是108, 而东京和首尔都是30, 上海的变化幅度最大。纵向比较最大值, 上海是东京的3.56 倍, 是首尔的2.98 倍;上海的最小值是东京的3.33 倍, 是首尔的1.54 倍。与PM2.5相比, 上海PM10的控制得比较好, 与东京、首尔的差距相对小些。

3.4 臭氧O3的空气质量分指数比较

采样期间三城市臭氧O3的空气质量分指数见图9。

由图9 可以看出, 三条曲线互相交织在一起, 有不少时候东京O3的IAQI值处于最大值, 说明东京的光氧化污染比较严重。对比表2 的数据, 横向比较IAQI值, 上海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50, 东京的为55, 首尔85;最大值的纵向比较结果是, 东京是上海的1.06 倍, 首尔是上海的1.63 倍;最小值的纵向比较, 上海是东京的2 倍, 是首尔的1.33 倍。这表明采样期间上海O3的IAQI值变化幅度不大, 最大值基本上小于50, 最小值略高于东京和首尔。说明采样期间上海的光氧化污染不显著。

3.5 NO2的空气质量分指数比较

图10 是三城市NO2的空气质量分指数IAQI值曲线图。由图10 可以看出, 采样期间首尔NO2的IAQI值总体上居于最高, 上海在10 月之前基本上处于最低, 10 月之后开始有所上升, 但是仍然处于首尔和东京之间。NO2的IAQI最大值在首尔94, 最小值在上海5。横向计算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首尔的为73, 上海是62, 东京是31。纵向比较最大值, 首尔是东京的2.47 倍, 是上海的1.40倍, 上海是东京的1.76 倍;比较最小值, 首尔是上海的4.20 倍, 是东京的3.00 倍, 东京是上海的1.40 倍。数据表明, 采样期间上海的NO2污染不显著。

3.6 SO2的空气质量分指数比较

如图11 所示, 总体上来看东京SO2的IAQI曲线处于最低, 上海其次, 首尔最高。采样期间东京的IAQI值变化幅度很小,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只有4, 上海变化幅度是9, 首尔的变化幅度是13。 纵向比较最大值, 首尔是东京的3.33 倍, 是上海的1.43 倍, 上海是东京的2.30 倍;比较最小值, 首尔是东京的3.50 倍, 是上海的1.40 倍, 上海是东京的2.50 倍。计算结果表明, 采样期间首尔的SO2污染比上海严重, 但发现10 月份以上海的SO2有上升趋势。

3.7 CO的空气质量分指数比较

由图12 中三城市CO的IAQI曲线, 发现采样期间总体上东京的变化趋势与上海的相近, 在10 月之前, 数据都比较低, 还较平稳, 但之后就开始升高, 且波动较大;首尔的始终有波动。10 月之前首尔CO的IAQI数据最大, 10 月之后, 上海的数据最大。从表2 也可知, 首尔、上海、东京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分别是10、9、8, 波动幅度比较接近。

4 结语

通过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空气质量标准的分析, 发现中日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控制项目数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目前日本控制污染物的项目是11 个, 韩国8 个, 中国最多是15 个, 其中CO、SO2、NO2、PM10、PM2.5和O3是各国共同含有的评价项目。在三个国家中, 只有中国在空气质量标准中实行两类功能区划, 分别执行一级和二级标准。其中一级标准等于或严于其他两个国家, 而二级标准比其他两国相对宽松。

通过对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三个典型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分析, 结果表明, 采样期间总体上东京的空气质量最好, 首尔的其次, 上海最差;具体分析大气污染物发现, 上海的主要污染物是PM2.5, 其次是O3, 另外4 个指标浓度忽高忽低, 表明上海的大气污染类型是典型的石油氧化型和煤烟型的复合混合型, 排放源包括移动源、固定源、面源、生活源等, 东京的主要污染物是O3, 其次是NO2, 东京都的空气质量虽然总体良好, 但还存在大气污染, 其污染类型属于石油氧化型, 主要由移动源尾气排放而致;首尔的NO2和SO2污染相对比较严重, 是以机动车尾气石油氧化型和化石燃料的复合污染。

建议我国以后在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时能够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逐渐缩小或者在技术水平达到的情况下取消空气质量标准的分级制度;上海市在以后的空气治理过程中, 借鉴东京和首尔的经验, 结合石油氧化型和煤烟混合型的特点, 制定相应的大气污染控制对策。

参考文献

[1]何书申, 赵兵涛, 俞致远.环境空气质量国家标准的演变与比较[J].中国环境监测, 2014, 30 (4) :50-55.

[2]钱一晨, 金晶.典型国家和国际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比研究[J].能源研究与信息, 2013, 29 (2) :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