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经验

日韩经验（精选8篇）

日韩经验 篇1

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着供给质量低下、粗糙, 供给数量严重不足的困扰, 主要表现在财政投入不足、农民组织程度低、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及监管真空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 这对于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是个利好消息, 但也应意识到,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都在农村社会, 只有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才能实现。从解决路径上看, 改善和发展农村公共服务, 除了“摸石头过河”的本土办法, 还有国际经验值得借鉴, 日韩的经验就具有典型的借鉴价值。

一、日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经验

日韩农村具有亚洲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 日韩农村发展始终处于领跑亚洲的前沿, 尤其是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 对整个东亚农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借鉴

韩国在1970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开发运动, 即新村运动。新村运动主要经历了5个阶段:基础建设阶段;扩展阶段;充实和提高阶段;国民自发运动阶段;自我发展阶段。开展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交通, 改善农村公路。

“要想富, 先修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 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 没有桥梁, 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 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 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 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自发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 供村里修路。

2. 优化住房环境, 帮助农民住进新房。

20世纪70年代, 全国200多万农户住的是茅草屋。但到1977年, 全国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 水泥和钢筋等物资的运费也大大降低, 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 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 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 积极帮助农村实现电气化。

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8年, 韩国用电农户占比由20%提高到98%, 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 政府鼓励竞争, 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 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 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 资金由政府补助一部分, 加上农民借用低息贷款, 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家电得到了普及, 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 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 积极引导农民改变饮水质量。

韩国农民自古以来饮用井水, 既不卫生又不方便。新村运动开始时, 政府动员农民, 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20世纪80年代, 普遍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 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 向农民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政府推广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 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在水稻生产中, 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 实现了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 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 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 致力于增加农民收入。

自1973年以来,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除此之外, 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 给予财政补贴。同时, 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而政府则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 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这些因素直接带来的是农民收入的提高。

7. 大力发展农协组织带来的联动效应。

为了进一步实现“三农”持续健康发展, 韩国政府大力建设农协组织。农协组织无论是在提供农业发展所需资金上还是农民生活所需设施上都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直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另外, 村民会馆作为农村集中活动的休闲场所, 不仅给村民提供了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 陶冶了村民的情操, 而且使村民在活动中学会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 也意识到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 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二) 日本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

日本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是通过政府和“农协”推行的。因此, 研究日本农村公共服务理应从政府和农协入手。

1. 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护政策。

可以肯定地说, 日本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程度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用于农业的投资高达农业总产值的15倍之多。其中, 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大, 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 而对农业的投入却占财政支出总预算的10%以上, 再加上地方预算支出, 财政支农资金超过农业GDP总额。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是以农业立法为特征的。自1881年农林水产省成立以来, 国会先后通过了54个农业立法, 涉及农地管理、耕地改良、灾害补偿、技术更新等所有领域。日本将农业政策法律化, 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 日本保护农业的政策还在于税收返还和巨额补贴。据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2000年, 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 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1.1%, 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产值。

2. 农协提供农村公共服务。

在日本, 实行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主体主要是农协。农协是日本农民自主、自治、自助的经济组织。“农民出资、农民利用、农民管理、农民享受”是农协运作的基本理念, 它是将所有参加农业合作的农户, 通过国家和县两级联盟组成的紧密型、全国性的法制化农民合作组织。农协不以营利为目的, 其设立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农协自身所需费用主要来自信贷、保险业务的获利。日本的农户90%以上参加了农协。农协为农民服务并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基本上做到了农民需要什么服务, 就提供什么服务。几乎每个市、町、村都设有农业协会, 农协把大部分农户组织起来, 目的在于增强农民自立能力,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 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 重视农村的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

目前,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都道府县和町村三级政府共同负担,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进行补助。同时, 日本通过《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孤岛振兴法》等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提高对偏远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在农村设立社会教育设施, 为普及和发展农村教育提供优越的硬件条件。

二、日韩经验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启示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 他们的成功做法都能为我国提供某些借鉴。但是, 基于具体国情的差别,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我国不能全盘吸收这些经验。然而, 立足这些经验, 结合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这些经验采取扬弃的态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基于农村公共服务滞后现象, 政府财政支出应重点向农村倾斜。然而, 基层政府有事权无财权, 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要求重新界定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政府重点应解决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 如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养老、医疗、教育等体现公共性的领域。在制度安排上, 要实现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 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推进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同时, 中央政府要增加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使地方政府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合理安排农民急需的农村公共服务, 不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也能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 增加农民的政治认同。韩国新村运动初期, 政府基于农民对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的现实需求, 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上。这不仅提高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还激发农民积极性, 使农民更自觉地投入到了新村运动中。

(二) 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对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评价同样离不开农民。农民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消费主体, 他们的满意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所在。要保证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 必须改革传统“自上而下”的僵硬机制, 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的灵活机制, 从制度层面上确立由农民、农业、农村三者共同决定的公共服务投资范围、幅度和方向。同时,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甄别机制和汇总机制。由于单个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往往掺杂一些非公共利益因素, 因此在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通过正式与非正式途径表达以后,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要通过实地调查、专题访问、个别访谈等途径对已经表达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偏好进行甄别, 识别农民的真实需求, 剔除夸大的或不真实的需求, 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偏好汇总机制。在此基础上, 得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轻重缓急, 而这个需求程度顺序正是政府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最终依据。

(三) 实现农民组织化和“大村庄制”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生产由公社形式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形式, 这种形式虽然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但是相应地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和合作化程度, 以至于在农民表达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时无法形成有力的“合声”。日本的农协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值得借鉴。所以, 要大力培育农民的民间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改变长久以来我国农民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失声现象和弱势地位。同时, 虽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 但是在我国总体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提供公共物品要考虑到提供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农村人口居住区域过度分散、人口密度低不但会形成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成本, 并且会降低服务效率。这种“性价比”不高的公共服务在成本-收益核算上得不偿失。因此, 应该打造农村的规模化。加强中小城镇的建设, 实行“大村庄制”, 提高农村人口密度, 改善目前农村人口过于分散的现状, 减少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 发挥规模效应。日本的“并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农村的转型发展。

(四) 完善监督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缺乏有效监督, 利于“政绩工程”但农民不是很需要甚至不需要的公共服务会大量供给, 而农民真正需要但是无利于政绩的服务却限量供应。这就导致了农村公共资源的低效利用和浪费的无序增长, 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 使农民分摊公共服务的成本加重。因此, 要加大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力度,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的责任机制。传统的绩效评价主要来自上级政府, 容易形成下级政府对上负责的路径依赖。要真正解决这种问题, 必须改变评价的主体来源, 即不仅由上级政府进行考察评价, 还要由农民及其他受众作为主要方面参与评价, 从而将农民的满意度纳入考察评价之中, 实现绩效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责任机制, 使绩效评价的结果能够真正激励地方政府提供符合农民切实需要的农村公共服务, 实现激励目标与地方政府行动目标的相容。这样客观上也能促进政府与农民和谐的“鱼水之情”的巩固和强化。

摘要：农村公共服务短缺是当前我国农民面临的基本民生问题。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事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有利于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当前, 具有亚洲农村社会典型特征的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文章系统分析和总结了日韩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国情, 提出了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日韩经验,美丽乡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吴敬学.韩国的“新村运动”[J].中国改革, 2005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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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路线图[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日韩经验 篇2

宜昌市赴日韩“一村一品”考察培训团

根据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农业局《关于组织我市有关县（市）、乡（镇）、村负责人和农业科技人员赴日本进行“一村一品”运动创农产品“精品名牌”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考察培训的通知》（宜府外会〔2005〕1号）文件精神，应日本静冈县日中农林水产交流协会的邀请，由市外办、市农业局共同组织的宜昌市赴日韩“一村一品”考察培训团，于2005年9月5日至16日赴日本和韩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学习。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考察团共16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农业系统干部5人，乡镇书记镇长4人，市外办领队兼翻译1人，由宜昌市伍家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永和和宜昌市外办专家科科长袁新民分别担任团长和秘书长。主要学习考察了日本静冈县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经验和韩国济州道柑橘产业发展情况，实地参观了静冈县柑橘试验场、静冈市清水区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日本最大的柑橘选果包装线、日本农产品及农资超市以及济州暖地农业研究所柑橘科，访问了日本和韩国果农，并与日本和韩国柑橘界有关专家进行了座谈和科技交流，加深了考察团成员对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了解，对日韩以柑橘产业为主的农业情况有了一定认识。

二、主要收获

（一）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

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起源于大分县。大分县位于日本西部，海拔高度0-800m。人口12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0%，农户年平均收入400-5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9-36万元)。一村一品运动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一村只种一个品种的作物或生产一种农产品，而是指一个村至少要有一个市场上知名品牌的农产品，目标是农户年均收入达到7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51万元)以上。

“一村一品”运动的核心内容是：要以自主自立的精神，根据本地特点，发挥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反复钻研，富有创见，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从而创造出高质量的，创日本第一的，市场面向世界、创地球牌商标的，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包括工业产品、旅游观光产品），并培养出一批年轻有为，振兴地方经济的带头人。

“一村一品”运动得到了国家、县、市政府的补贴，其目的是要把农民发动起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在搞一村一品运动之前，农民比较贫困，通过“一村一品”运动，搞活了经济，提高了农民收入。农协对“一村一品”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的体系，是“一村一品”快速发展的保证。

各市、町至少要创造出一个有特色的产品，当然也可以是“一村二品”或“一村三品”也无妨“二村一品”或者“三村一品”。本地情况如何，怎样科学的规划品种、确定规模，采取哪些先进技术，都要绞尽脑汁思索。选对、选准、选定以后，就由政府出面统一规划，规划一经批准实施，便不得轻易改变。

（二）日本农协的发展概况及成功经验

1、日本农协的历史沿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制定了《农地改革法案》，实行农地改革。1947年日本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协的特殊地位。从1947年到1950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本各地的基层农协都建立起来了，全国成立的基层农协约有4000余个，有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

2、日本农协的工作范围。农协工作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农业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采购和农业公共设施建设，也有农产品的收集、加工、贮藏、保鲜、销售；对农民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经营技能的继续教育培训；对连锁农业仓库的经营、家畜、家禽、水产品市场的设计和建设；运输、建筑设计的企划和工程监管，海外农协组织的建成和拓展。用日本《环境农业新闻》报主编、发行责任人成濑一夫先生的话来讲，日本农协从摇篮到坟墓全都涉足。

3、日本农协的主要职能。日本农协是根据《农协法》由日本农民交纳会费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其工作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指导农业生产。农协对农民的生产指导非常全面，包括生产技术的教育培训、生产计划的安排制定、新品种的改良和更新、种植业结构调整、技术标准应用等。

二是集中销售农产品和采购农业生产资料。帮助农户集中销售农产品、促进农产品及其生产资料的流通是农协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农协销售的农产品包括大米、蔬菜、花卉、水果等；销售的方式有超市销售、批发市场销售和直接销售。农协为减少生产资料流通中的环节，降低生产成本，根据会员的需要，组织农用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由农协统一与生产厂家订货，再分售给各会员。对入协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农协也组织统一购买，可以享受厂价或批发价。通过集中采购，使入协农民得到了实惠。

三是信用合作。日本的法律规定农协可以自办信用事业。日本农协金融活动的主要特点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农协全体成员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两大领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同国家的农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密切配合。

四是社会福利和保险。日本农协建立了风险基金制度，号召会员发展互助协作精神，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并确保农民由于意外灾害或事故遭受损失时能得到一定补偿，提高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日本农协的福利事业包括医疗保险、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农协组织农民参加保险，有的还建立自己的医院，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保证。还投资兴建许多农民婚丧等大事所需的基础福利设施，为农民提供服务，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4、日本农协发展的条件。一是法律保护。日本早在1947年就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并在60年代又进行重新修订。这是日本为促进和保护农协的发展而制定的专门法律。明确规定了农协不同于经济团体和政治团体，是特别法人；承认农协自主经营权和民主管理权，以保证不受行政干扰，确保农民的经济地位，规定农协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经营团体，是服务机构，农协各种事业所获收入归农协成员所有。二是政策支持。体现在日本各级政府制定的农业政策、税收及金融政策等方面。坚持以经济手段调整农业，而很少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如政府在新品种推广、农业基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及产品加工设备建设、稳定蔬菜生产等方面都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来完成的，不仅使政府的计划得以实现，也保证农民得到实惠。在扶持农协开展信用事业上，各级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确保农协资金来源，有国家贴息贷款、县政府的无息贷款及农林渔业金库贷款等支持。在税收政策上，规定农协各种税收均比其他法人纳税税率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三是农民的积极参与。日本农协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共同组织生产，进入市场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坚持服务第一，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踊跃参加农协，服从农协的指导，保证了农协发展有坚实的基础。这在农协成立之初表现得最为明显。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之日本农协本身的一些原因，才使农民对农协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5、日本农协的组织形式。日本农协是靠自己独特的组织原则和经营原则组织发展起来的特殊法人。其原则主要有志愿加入、民主管理、协作、限制出资配额、促进教育发展和剩余资金分配等。日本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基层组织推荐，并经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的总代表大会。由总代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农协最高领导层。理事会及领导成员的工作受监事会的监督检查。日本农协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改革后，原来的“市、町、村一都、道、府、县一全国”三级组织体系改为二级，把都、道、府、县联合会并到中央，并将基层农协进行合并，扩大农协的规模和实力。按照农协的改革方案，日本基层农协到1999年已减少到1580个，到2002年，又减少到1040个。全国中央会下设生产、生活、总务及金融四个委员会，分别与都、道、府、县中央会的农协经济联、共济联、福利联和金融联进行对口联系，都、道、府、县农协只对市、町、村农协进行业务指导，是一种联合协作的关系，不具有行政命令权，从而保证了基层农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日本农协的会员分为正式会员和准会员。正式会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准会员不从事农业生产，只靠出资通过农协做生意。准会员不享受正式会员的权利，也不承担正式会员应尽的义务。

农协的工作经费除了会员交纳的会费外，主要靠收取农产品交易手续费作为补充，日本农协的农产品交易量占日本全国农产品交易量的80%，手续费大约是交易额的8.5%，然后按一定的比例，由中央全农协会分配给县市农协会分会。其次，日本国家的有关经费也通过农协分配给农民使用。

（三）日本柑橘产业情况

目前，日本柑橘面积约6万公顷，总产170万吨左右，面积和产量10年来基本稳定。其中温室种植面积约占1/10。其主栽品种有日南1号、青岛、大津4号、清见、不知火、太田椪柑、春见等。我们重点考察的静冈县，柑橘年产量15万吨，约占全日本产量的10%，90%为青岛温州蜜柑，脐橙已逐渐退出日本桔园。日本柑橘不能自给，每年进口柑橘鲜果约60万吨，主要进口产地有美国、巴西、南非和澳大利亚等。

日本先进的柑橘栽培技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合理密植。尽管土地资源有限,日本桔园栽培密度一般控制在21至40株之间，最多不超过60株，桔园行间宽阔，便于机械通行操作。二是节水灌溉。所有的桔园都安装了自动灌溉系统，过去大多为喷灌，现在则以滴灌、微喷为主。三是实行桔园生草栽培。四是应用反光透气膜覆盖，以降低土壤湿度，提高土壤温度，改善下部果实着色，从而提高果品的含糖量。五是机械化程度高。在抽槽、施肥、防虫治病等生产环节均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六是重视设施栽培。日本的设施栽培柑橘基本上都是冬季加温型，最早的从9月份开始加温，温室柑橘在6月份上市，但生产成本较高,售价十分昂贵(每公斤约合人民币70元)。

（四）韩国济州柑橘产业情况

韩国柑橘面积2.3万公顷，产量78.9万吨，其中99.9%是在济州岛。按产量构成，88.7%是早熟温州，9.6%是普通温州，其他占1.6%。

2004年，济州柑橘总面积22048公顷，其中南济州郡9189公顷，北济州郡5127公顷，西归浦市5085公顷，济州市2647公顷。柑橘总产量595591吨，其中南济州郡260374吨，北济州郡122821吨，西归浦市149614吨，济州市62782吨。柑橘栽培农家31233户，其中南济州郡13199户，北济州郡7375户，西归浦市8386户，济州市3782户。

设施栽培的面积由1990年的30公顷，上升到2002年的520公顷，2004年达到1000公顷，14年增长了30倍。设施柑橘总产达到25903吨。成熟期基本达到周年供应，露地栽培的在10—12月上市，大棚避雨栽培（无加温温室）的2—3月上市，大棚加温的在4-10月上市。加温最早的在11月以前，果实在4-6月成熟，加温在12月1日到12月12日的，果实在6-8月成熟，12月25日到元月底加温的在8月中到9月上市，元月21日以后加温的成熟期在9月中到10月上市。

韩国的设施栽培与日本相比，基本上是依靠农户自己投资，与日本75%来自政府投资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农户的调查发现，加温温室种植温州蜜柑最大的开支是燃油开支，一般需要加温200天，一亩大棚需要燃油8吨，如果按每吨3500元，则燃油成本为2.8万元/亩，按照他们的生产水平，亩产可以达到4吨，每公斤果实的燃油成本达到7元。温室栽培的柑橘果园门口为3000-4000韩元/公斤，折合人民币24—32元/公斤。零售价格约为5000韩元/公斤，折合人民币40元/公斤。据农户反映，一般50%的收入为利润。

三、思考与建议

1、借鉴日本农协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考察，联系我市实际，我们感到在农产品供应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有一定生产规模，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新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日本农协则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农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应具有为成员服务，保护成员利益，培训示范和互助合作的职能。这种在农民自愿、合作、互助、民主管理基础上成立的合作组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将会有力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要抓好试点，选择工作条件好，农民认识水平高，领导重视的地方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基地，着重在组织性质、地位、服务功能、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试点工作，还要在政策扶持上加以探索和推进，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运作方法。

2、学习引进柑橘设施栽培技术。通过这次考察，看到了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劳动力的老化现象，农业已是他们的夕阳产业，这将为我国未来的农产品出口提供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收入阶层的出现，在4—8月成熟的温州蜜柑应该有市场。目前的生产成本，特别是燃油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果实价格较高(按我国目前的价格测算，生产1公斤的成本在15元左右),因此，目前大量种植加温温室蜜柑市场还存在问题。采用避雨栽培（无加温温室）将晚熟杂柑（如不知火等）延迟到2—3月采收的技术,目前值得引进和推广，将大大提高柑橘种植效益。建议在我市先行试验示范，成功后再逐步推广。

3、注重我市农业技术人员（骨干）的培训。考察团成员一致感到日韩两国先进农业技术及重视农业技术人才培训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建议市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我市农业技术骨干的学习培训工作，拟定培训和研修计划，安排培训经费，定期组团赴日韩等发达国家学习考察。同时，应经常邀请日本和韩国专家来宜开展学术交流和指导。(执笔:梅必主)

日韩农业科技推广经验及启示 篇3

一、日本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经验及启示

(一)日本农业技术推广制度安排

1、基础制度与重大制度相结合。制度结构中基础性制度与重大性制度的相互配合是日本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重要特点。首先,通过正式的基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基础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制度进行安排,这样就为重大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制度环境;其次,在重大制度安排上,以人为本、以市场为主的设计了一种分工合理、运作简单且管理有效的农业科技推广管理、运行、经费等各项基本的制度;最后,日本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制度结构中,是按照管理有效、运行简单、合理分工、市场需求、以人为本的原则设计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管理制度、运行制度、经费投入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政府在整个农业推广活动过程中不仅积极地提供可靠的制度以及制度运行所需要的其他制度保障。同时,还作为资源整合的最高领导者积极地与民间农协配合,更好地整合了资源,保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

日本的基础性制度的安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二战前,一个是二战后。19世纪后期二战前的基础性制度的开始形成。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初期照搬美国的农业发展模式,结果遭到了失败。日本政府于1885年,建立了“循环指导体系”,1886年建立了大宗谷物和蔬菜试验农场,1893年又对原有的西原农场规模扩大,成立了国家农业试验站。政府积极地调整政策促进农业发展。二战以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力度。如1950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农户拥有土地和出租土地的最高限额,超出限额部分的土地必须低价出卖给其他农户。1961年日本政府颁布《农业土地基本法》,次年又对该法进行了修改,支持鼓励农村土地向中心农户集中,租赁限制得到放宽,地租自由化被允许。土地制度改革的结果是土地细化、分散,为了支持农户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农业收入缩小与工业收入的差距,日本政府除了通过利用关税、补贴以及价格保护政策等来增加农户收入以外,还于1948年通过了《农业改良助长法》,开始以立法的形式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促进农业发展。《农业改良助长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针对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林水产省与各级政府协作配合,促进农业合作推广事业发展的宗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用于农业推广事业的发展。经过1950年六大次的法案修改。1958年,日本在全国设立农业改良推广所作为政府必设推广机构。1994年又将其改为地区农业改良推广中心以便于能够为进一步充实农业改良推广机构的职能,在农业改良推广中心中,设立专业技术人员与改良推广员,直接或间接地为农民提供服务。2005年颁布的《新农业改良助长法》中在农机推广机构的设置、人员的管理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改变。该法标志着日本农业技术推广的进一步的完善,日本农业科技推广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2、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相结合。日本的农业科技推广主要有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两个方面。其中,政府推广事业又叫做协同农业普及事业,民间的主要是农协组织。这两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对日本农业科技进行了有效的推广,也对日本农民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第一,农业技术推广在日本被称为“改良普及事业”,设有地域农业改良普及中心。根据分工,把从事农业技术的职员分成专门技术员、改良普及员,对于改良普及员又分为农业和生活两个方面的普及员。日本在农桑蚕园内设立了国家农业普及事业的机关主要是教育课和生活改善课,该机关主要负责农村的教育、农业改良和农民生活方面的计划以及资金协调,包括调查信息的收集等方面,同时教育课和生活改善课还要负责普及员工作的指导、工作方法改进、考核等方面的问题。农林水产省以自然区为划分依据把全国划分为七个地区,并设立附属于其的地方农业局。在地方农业局内设立农业普及课,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各地设立农业试验场、大学校、改良普及所等机构来负责农业技术的开发、教育、普及工作。另外,又根据各地的面积、村落规模、人口数量等设立了农业普及课的下属机构农业普及所,该所主要负责区域内的农业普及工作;第二,民间农协主要负责农民的自我帮助民办合作的农协组织经济体系是农民自主、自助、自治的民间的经济组织。农协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农协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农协中央会、农协联合会、基层农协。中央农协是指导机关,全国共计设立48个;农协联合会以基层农协为会员;基层农协主要是生产者个人为成员。农协是志愿的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其生产经营是无偿的。农协承担了农业生产的很多琐事,这为农民能够集中精力做好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农协的成立不仅促进了日本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日本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日本主要农技推广经验。日本农业科技推广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推广目标明确。日本每年会召开一次由科研单位主办的科研成果推进会,主要向推广中心展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由各地区、各级别的推广员、农户进行评议,以确定这些研究成果哪些可以推广,哪些需要再进行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农民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并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和咨询。

第二,活动计划性强。推广活动大都以项目的形式进行。由国家和农民双向决定。项目进行以时间为维度进行细分,有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细分活动月份、活动详细计划、个人工作计划,并在每次活动之后填写“普及活动记录卡”。每年对普及活动进行总结和效果评价。

第三,内容多样化,推广人员文化素质高。进入农业推广中心需要由农林水产省组织录用考试,考试合格方可从业;在工作中实行现代化的考核制度,每月工作内容被量化、实施、总结。

第四,推广体系内实行严密的培训制度。日本推广体系根据需要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行培训计划制定。主要培训农业方面的政策、推广的制度、农村区域开发和活动方法以及关于推广人员和技术员的能力方面的提高等方面。日本推广体系中有一个称之为“课题法”参与式的培训方法,对于参加人的能力有着明显的提高作用。该方法以培训教师作为指导,使参与者在过程中针对课题进行讨论、研究,并最终完成课题的研究。

第五,科研机构和推广机构紧密结合。农业的研究与推广中心设置在同一地方,科研人员和机构之间相互联系交流,取得科研成果后,通过专门的农技人员和实验场推广给农户。除此之外,农业也会将反馈信息推广,最终形成了科技“科研-推广-科研”的良性循环。另外,为了满足广大农户的需求,日本农业推广服务体系领域不断扩展。由于近来的日本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业的发展更加注重环保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根据实际的需要,日本农业推广体系近来更加地注重推广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农产品加工等技术。

(三)日本农业技术推广经验启示。第一,通过日本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只有在法律上有所保障,各个机关机构才能明确自己的职能和职责,河南省针对家庭农场科技的推广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明确各级政府和科研机构在普及农业科技方面的各自义务,从体制上对普及农业科技加以保障;第二,河南省应大量培养专业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这些农业推广人员不是行政上的管理作用,而是要对家庭农场和农民进行专业技术的指导。另外,对于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要制定具体的任务量,把普及工作顶入具体的任务目标。每个专业人员不仅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还应该具备实际的工作能力和基层的沟通协调的能力。既能长期活跃于田间地头又有很强的科研和行政能力;第三,作为河南省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大学、科研机构的部门一定要向农民免费提供自己的考研成果。政府一定要有相关经费的拨付,另外科研人员所用农业经费并非科研人员自己所出,所以科研成果应该推广给农民而不是科研人员申请成为个人专利。

二、韩国农业技术推广经验及启示

(一)韩国农业技术推广情况

1、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法。1957年2月,韩国制定并实施农业科技推广法,并建立韩国农事院。农事院先制定了科研推广培训的计划,然后对原有的试验站人员和设备进行了整顿清理。成立韩国农事院主要是为了由一个部门领导韩国各个领域分散的农业科研机构和推广项目,另外也是为了对韩国各地区的农民提供农业技术的推广服务。1962年,韩国颁布农村振兴法,成了集行政管理、科研、农技推广为一体的农业振兴厅。该厅下设农事院和试验站,且将所有与农推有关的政府机构和项目合并,并进行管理。振兴厅总部在水原市,设立6个日常管理的部门,并且设立6个国家级粮食、园艺等试验场所。农业振兴厅在1962年创建时全部科研和推广人员为3,530人,其中推广人员占89%;到1985年已发展到9,000人,其中推广人员约8,000人。韩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紧密结合,振兴厅所属的人员中少部分从事科研,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都用于农业科技的推广服务,政府经费多用于农业的推广工作,少部分用于科研的工作。

2、完善农业推广机构。1905年韩国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成立,在汉城建立了农业示范农场,归农业与商业部管理,主要用于向农民展示和推广现代耕作技术。韩国农业示范场在1929年更名为农业试验站,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分站,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科研成果推广给农民,并促进农民使用新的科技成果。在1949年,农业示范场更名为中央农业试验站,并在1952年成立畜牧机构,1953年成立园艺机构并建立科学的体系和严格的种子繁育计划及时向农民分发优良种子、种畜和疫苗。

1971年成立的研究协调委员会囊括了学者、行政官员和推广人员。协调委员会的委员们先从行政、推广等各种渠道中直接收集有关农业的相关问题,然后进行分析,确定重点项目。协调委的工作以年度进行,分别在每年的1月和8月进行两次会议,分别研究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在年中进行一次总结,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年末进行一次评价,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各个科研院所和推广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协作。

在韩国,科研推广人员不仅负责科技的推广,还要与科学研究员进行合作对农民举办农业培训班。培训班时间长短不一,但是每个培训班的课程计划、内容都十分的清楚。培训课程的内容包括:青年农民职业培训、专业户技术培训、农机使用和管理、乡村官员和农场管理人员培训、农村推广导向培训。另外,韩国还举办了冬季培训班。以上这些培训措施保证了韩国农民每年都能够接收一次系统的培训,这对韩国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技术的应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充足的农业推广经费。韩国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充足,经费主要有推广经费和科研经费两个部分,主要有中央和地方两级的经费预算和拨付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度预算科研经费为3,400万韩元,推广经费为8,900万韩元。但是韩国的农业科研和推广经费不仅仅只是由政府出面预算划拨,部分的基金会和私人组织也会为推广人员和科研人员提供经费支持。但还在私人部分和基本部分提供给科研的经费会相对较多。例如在韩国部分基金会和私人提供给推广人员人均经费达到1万余韩元,科研工作者人均约3万多韩元。

以上情况还仅仅局限于农牧系统的情况,另外韩国还设有渔业厅、烟草、人参、林业等部门,更多的推广人员和科研人员都在以上各部门的下属范围内,这些机构的情况大致相同。

(二)韩国农业技术推广经验启示

1、建立完善的研发、推广应用体系。韩国政府设立振兴厅不仅负责农业科研和农村发展研究,还要负责农业科技的示范与推广。同时,为提高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效率,还负责对农民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掌握使用新型农业科技的能力。政府从生产需要出发制定完善的研究推广计划,当新型科技成果研究成功以后,就及时向推广部门提供信息并对推广部门进行培训,推广部门通过示范方式把适用新科技推广给农户。形成研究部门、推广部门和农户使用等环节有机结合,进而缩短了研究到应用的时间,加快了农业科技转化。

2、科研与生产相结合。韩国政府从实际出发,在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科技的发展重点也不尽相同。在早期,国内粮食不能自给,就重点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以提高粮食产量。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科技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农业科研重点就转向了生产营养丰富、类型多样化的农产品。近几年,农业高新技术、生物技术受到了各个国家重视,因此研发推广生物技术也就成为了新时期的研究重点。

3、充足的科研经费。韩国用于农业科技研发推广的经费非常充足,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用于农业科技研发经费达到人均6万美元。有经费保障,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条件不断改善、科研推广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

4、重视培养人才。韩国十分重视对科技人员的培养教育,大部分科技人员都到美国、德国等国家进行学习,有的取得博士学位,逐步成为科研单位的学科带头人。科研人员学术水平高,外语比较好,再加上先进的科研设备和优厚的生活条件,给他们在农业科研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奠定了基础。

三、加快农业科技推广的措施

首先,应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政策支持、制度支持和财政支持,保障河南省农业生产能有良好的基础环境,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质量。其次,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体系应当加大联系,针对农业生产中亟须解决的问题进行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另外要根据推广部门反馈的信息开展研究,不能无凭无据、凭空想象的研究,密切结合农民兴趣需要、市场需要开展科学研究。但中国的农业科研和实际农业生产是相互独立的,这造成研究和实际的生产严重的脱节。因此,加强农业技术研究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联系已成为中国农业部门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最后,韩国农业发展的成就,不仅仅只是政府因为重视农业投入当量的人力、物力,国家制定健全的农业科技推广制度相关,还与政府能够重视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朱博文.国外家庭农场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新疆农垦经济,2005.2.

[2]王建强,孔丽萍.韩国农技推广体系的现状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5.2.

[3]吴菊安.日本、韩国农业经营方式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经验及借鉴[J].世界农业,2016.5.

日韩的网络文化产业 篇4

101236安孝宇 数理强化班

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在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政府的支持是各国网络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正如韩国政府大力培养游戏设计人才，游戏院校大批成立，大学也开设游戏相关课程。每年政府都会向5家开设了自己的游戏大学的游戏公司投资约合130万人民币的资金来赞助其附属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生的学费也有一半由政府承担。韩国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家庭主妇互联网培训班”，培育全民的上网意识。2006年游戏产业政策说明会上，韩国文化部公开表示要投入135亿韩元用于振兴游戏产业和健全游戏文化。同样，日本政府也认为网络文化产业是一支生力军，拥有巨大的包容性，可以在推动其他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最终利用最先进的传播手段超越其他文化产业。

同时，日本有关部门在考虑如何以具有竞争力的动画片为突破口，让日本网络文化产业走向世界。日本是一个动漫大国，动漫不仅为日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渗透到了整个日本社会。有研究人员统计，87%的日本人喜欢动漫，84%的人拥有动漫相关产品。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日本国内的消费量也很大，电影院一年上映的动画片约有80部，电视台每周播放的动画片在75部（集）左右，每部（集）30分钟，一年播放约3900部（集）作品。目前日本国内共有430家动画片制作公司，其中大型公司有50家左右，约83%（359家）的公司集中在东京。东京都的练马区（74家）和杉并区（71家）已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动漫产业积聚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制作、宣传与销售网络。2002，日本动画片的市场收益（动画电影的票房收入、录像带、电视动画片及动画片专门频道等的收益总额）达2135亿日元，比2001的1860亿日元有了大幅增长。

日本的动漫产业是以电视电影动画片为主体,包括杂志、图书、录像带、DVD等的综合产业，并涉及到玩具、电子游戏、文具、食品、服装、广告、服务等广泛领域。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的动漫产业更以其独特的形象魅力和版权形式对电脑业、移动通讯的屏保产业及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形象功能起着巨大作用。据统计，日本动漫市场的总收益高达4万亿日元。

日本动漫产业正式进军海外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一马当先的即是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随后《魔术师沙利》、《机动战士高达》等作品也在欧洲引起轰动。进入90年代，《龙珠》、《宠物小精灵》在美国和东南亚等国掀起了日本动漫热潮。外国企业争相购买受欢迎的动漫形象经营许可权，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也积极购入日本动画片的电影改编版权，使得日本动漫产业的出口额骤增。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动画产品出口额就已超过了钢铁。在网络的背景下，动漫的产业有了更加巨大的变化，现在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看到日本的动漫，许多人一定可以体会到一周更新一次的日本动漫，比如柯南，死神，火影忍者，海贼王等著名的作品，其下带来的巨大商机与经济，文化上的利益扩大。

其二，宽带的建设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在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由高速光缆构筑的主干网在韩国全国开通，使2002年整个国家的互联网信息传输速度比1998年提高100倍。日本的宽带建设更是早于韩国，早在2005年，日本宽带用户就已突破1000万户。

可见，日韩均很重视网上文化的内容建设。韩国人遵循身土不二的原则，其本土游戏在国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日本，专门为宽带网制作节目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仅2002年的网络信息内容产量就比1998年增加了16倍。

日韩在动漫与游戏上的领先位置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并且带动了网络视频的发展，这样就使其产业的效应更为深远，使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等上，日韩的版权维护的相当不错，这样也更加鼓舞了更多的公司愿意投入到这样的产业中。

日韩经验 篇5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的外资政策实现了从单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 到吸引外资与鼓励海外直接投资 (ODI) 并重的转变。2002-2009年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势头得以延续, 年均增速高达54%。2009年,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计565.3亿美元 (其中非金融类投资478亿美元) , 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 位居发展中经济体首位和全球第五位。随着我国“走出去”企业数量的日渐增多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与境外企业经营相关的税收政策与管理制度建设也显得越来越迫切。借鉴一些国家在涉外税收政策制定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做法, 构建面向我国境外企业的税收政策框架, 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税收体系, 而且还能积极发挥税收政策对企业境外投资和经营的鼓励与规范作用。

一、美、日、韩境外企业税收政策

(一) 美、日、韩境外税收政策体系

美国鼓励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体系的确立围绕资本输出中性这一原则而展开, 并根据境外投资的发展来适时调整其政策的具体内容[1]。通过对中小企业的税前费用扣除、折旧率的提高等办法降低税基, 并配之与税率的降低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如对购买设备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 以及对科技投入给予加计费用, 对所得税可以缓交, 亏损时可延长抵免等。

日本鼓励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体系存在两大特色, 一方面它采取了体现资本输出中性为原则的税收抵免法;另一方面是设立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 使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海外经营风险[2]。在税种的设计上, 日本遵循“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要求, 贯彻税收中性原则, 简化税制, 将所得税率下降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韩国境外投资税收政策体系在横向上力求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纵向上与本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历程相联系, 以期达到税收政策与该国经济发展目标和其他政策的有效配合。在优惠方式上采用直接和间接优惠方式, 诸如免税、减税、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准备金、亏损结转、延期纳税、优惠税率等, 其中以税收抵免、准备金、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方式相对居多;在税收征管方面, 注重事前和事后管理的结合[3]。

(二) 美、日、韩境外税收政策措施

纵观三国境外税收政策的运作实践, 尽管各国均有所侧重, 具有一些本国的特色, 但在税收抵免、延迟纳税CFC法规、亏损结转及追补机制、税收饶让、关税优惠、风险准备金制度等方面具有相似或共同点 (详见表1)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导向明确的多种税收鼓励措施。美国和日本根据不同政策目标和导向, 采取了多种方式的税收优惠措施。通过对本国产品国外加工的重新进口免征关税来鼓励国内企业在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采取延迟纳税制度, 激励企业的境外再投资;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 帮助境外投资企业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等。

2.实施较为完备的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为了避免因境外投资而引起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发生重复征税以及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各国都建立了完备的税收抵免制度。美国和日本通过其完善的所得税体系, 详细规定了跨国所得的纳税对象、分类综合限额抵免、间接抵免、亏损结转等内容, 既维护了本国的税收管辖权, 又保证了税收在境外投资活动中的中性原则。

3.制定较为规范的防范国际避税条款。各国在鼓励境外投资的同时, 都对国际避税现象作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以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同时也确保税收的公平性。

二、我国现行境外企业税收政策的不足

我国涉外税收政策框架形成于改革开放早期, 而且偏重于在华外资企业和企业所得税领域。为引导和规范我国海外投资活动的积极有序开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1995年9月22日发布了《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 并于1997年11月25日进行了修订。2009年12月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2010年7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了《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上述《办法》、《通知》和《指南》对于“走出去”企业的纳税范围和义务 (企业所得税) 初步形成了管理框架, 为我国对境外企业开展税收服务与征管、贯彻税负公平原则提供了制度依据。此外, 通过对外正式签订国际双边税收协定相互给予饶让, 避免对境外企业相互重复征税。不可否认的是, 从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态势和所面临的形势来看, 现行境外税收政策框架与促进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科学化、精细化[4]税收管理的要求相比, 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 尚未形成专项法律体系

从现行境外企业税收政策的调整范围与对象来看, 经修订后的《办法》、《通知》和《指南》等仅对境外所得计算、境外应纳税额抵扣、境外减免税处理、境外所得税申报缴纳、纳税年度以及减免与计征操作中的技术性问题等方面作了规定, 而对于境外企业进出口贸易的税收减免优惠和出口退税规定仍散见于其他相关管理条例之中。可见, 现行境外企业税收政策明显存在系统性[5]不够, 容易滋生规制摩擦和增加协调成本;而且还没有充分体现当前“走出去”战略下对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鼓励和扶持, 也没有对防范境外企业可能产生的逃避税活动作出相应的约束。同时, 从规制层次上看, 现行的境外企业税收政策无论是在命名上还是在内容安排上都烙有过渡性、补充性规范的印记, 尚未真正取得专项法律形式, 约束级次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二) 税收政策导向功能不够充分

就总体而言, 我国现行境外企业税收政策框架对于海外投资的规模扩张具有较强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但对于海外投资的结构协调方面则面临着导向功能缺失或功能薄弱等问题, 主要表现为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地域导向不够明确和产业导向不够合理。在地域导向上, 现行境外企业税收政策未能对投资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 (如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 加以区别对待;在产业导向上, 税收政策也过多地偏重于初级产品、消费品以及加工项目的境外投资。

(三) 税收优惠范围狭窄、方式单一

现行的《办法》虽然已经赋予了一些境外企业所得的减免税规定, 但主要针对所得税双重计征的避免和遇有自然灾害后的损失弥补, 税收优惠范围较为狭窄。而在其它相关的涉税规定中, 优惠的可提供方式也显得较为单一, 偏重于给予境外企业低税或免税待遇等直接形式, 缺乏诸如加速折旧、利润再投资退税的间接抵免, 也没有引入国际上通用的延期纳税、境内外盈亏相互抵补以及海外投资准备金等其他税收抵免措施。

(四) 税收抵免规定尚存不合理之处

税收抵免包括直接抵免、间接抵免和多层抵免三个层次, 只有三者有效的结合, 才能真正消除国际重复征税。我国税收政策中对境外已纳税款的直接抵免较为注重, 而且在抵免限额的规定上, 我国实行分国不分项抵免限额法。这种方法不仅加大了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量, 更重要的是在企业分别投资于税率高低不同的国家时, 境外企业所享有的抵免限额不能进行内部转让和合并使用, 造成境外企业税负总体上升。而对于种类更为多样的间接抵免虽已涉及, 但仅限于从外国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对于多次抵免则尚无明确规定。

我国现行境外税收政策存在的以上不足, 导致了税收对国内企业境外投资活动的激励不强以及对企业境外投资行业和区位选择的导向作用弱化。

三、完善我国境外企业税收政策框架的构想

(一) 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鼓励企业境外投资

1.建立税收优惠体系。

制定增强区位和产业导向且以间接优惠为主、多种优惠手段协调运作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除采用普遍适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措施外, 引入税收豁免、优惠退税、投资准备金、亏损结转、延期纳税、拓宽税基、优惠税率等优惠方式的运用[6], 放宽科研与开发费用等各项扣除标准。对于能够带动下游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以及那些投资于国家鼓励地区的企业, 除给予普遍适用的优惠政策外, 还要注重给予特定税收减免优惠。

此外, 对通过境外投资带动产品出口的企业, 实行全额退税或者较高的退税率;对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 以控股方式获取先进技术, 并将先进设备引入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 准予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对返销国内的资源开发型境外投资项目, 适当减免进口关税。

2.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服务。

税务部门可采取提供风险预警服务、网上咨询服务、人员定期培训以及发放国际税收宣传资料、开辟出口退税“绿色通道”等为境外企业提供多方位高效服务。加强与外经贸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协作, 全面及时掌握境外投资情况, 同时为即将准备境外投资的企业提供定制服务, 包括税收协定解读、外国税制翻译与咨询等。

(二) 完善税收抵免、纳税延迟以及税收饶让制度, 减轻企业税负

1.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1) 依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分别适用综合限额抵免法、专项限额抵免法与免税法。从短、中期来看, 可考虑采用综合限额抵免方法, 允许企业对来自于境外的所得汇总后交纳所得税。同时, 为了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 可对某些低税率的大宗收入项目实行专项限额抵免法。但从长远来看, 免税法不仅能够完全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 使纳税人真正得益于在境外享受的任何税收优惠, 体现了境内外企业间的税收公平, 而且还可以避免在抵免法下因采用优惠措施而可能与WTO规则相冲突的情况发生, 因此, 采取免税法更为合理。 (2) 立足于直接抵免、间接抵免和多层抵免三者有效的结合, 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借鉴美、日税收政策运作经验, 明确间接抵免和多层抵免的适用对象和条件, 完善我国的税收间接抵免机制, 如在适用抵免时对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做出必要的限制, 可以规定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表决权股票或者出资的比例, 或者视子公司的发展成熟度而定。

2.实行“延迟纳税”和亏损结转机制。

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 可借鉴美国的做法, 建立境外亏损的追补机制, 对于境外亏损企业以后年度的补亏利润可追补征税, 并同时削减抵免限额。也可借鉴日本做法, 境外亏损可冲减境内所得, 同时也采用美国的追补规定, 对于境外亏损企业以后年度的利润可追补征税并同时削减抵免限额。

3.采用税收饶让制度, 增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目前我国境外企业仍处于“不成熟”阶段, 大多在境外缺乏独立的融资渠道, 有赖于境内企业的资金转移来进行投资。因此, 税务部门应准确评估境外企业的发展程度, 尽可能地扩大税收饶让抵免的范围, 使境外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具体可以有两种方案选择: (1) 凡纳税人从与中国已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取得减免的所得税, 不论在协定中是否有“减免税视同已征税款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 都可以办理视同已全额征税抵免。 (2) 对纳税人从东道国得到的减免所得税, 不论东道国是否与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都可以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 经税务机关审核后, 视同已全额缴纳所得税进行抵免。

(三) 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 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境外企业处于迥异的东道国法律、语言、文化、制度等环境之下, 往往会面临诸多不可预测性或遭遇一些突发事件, 为缓解境外企业的投资风险压力, 一些国家特准投资者将一定比例的所得额留作准备金, 并依据一定标准从应税所得中扣除。我国也应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 每年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若在规定年限内未实际用于风险损失的弥补, 期满后再按一定比例将准备金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通过准备金计提和纳税的滚动式管理, 兼顾了境外企业风险管理与政府税收管理目标的实现。

(四) 加强税收监管, 适时调整税收政策, 防范企业偷漏税

1.完善税源监控手段, 拓展税源监控新途径。

税源监控手段的先进与否至关重要, 它直接影响监控力度和监督质量。税务部门应积极推进传统税源监控手段的变革, 及时、全面、客观、准确地获取境外企业有关涉税信息。在进行境外企业税收征管制度设计时, 努力实现政府监控向社会监控转移, 在具体手段运用方面, 实现以票管税为主逐步向电子政务与票管税相结合转变;强化会计审核, 完善货币资金流转监控以及纳税人支出状况的监控;建立境外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制度和纳税诚信档案数据库, 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 以促进税收征管目标的实现。

2.综合考虑境外企业的成长状态, 调整税收目标重点。

各国税收政策演变的实践表明, 基于国家税收权益、税收公平性的维护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运行效率的提高, 对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与税收监管是税收政策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于那些历经“政策优惠期”的成长并趋向成熟的境外企业, 税收政策的重点应转至以防控税源流失为主。具体可借鉴美国、日本的CFC法规, 防止境外企业利用国际避税地进行避税。如:对境外企业利润中归属于母国股东的部分, 即使当年不分配, 不汇回母国, 也要视同当年分配的股息, 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 与其他所得一并缴纳所得税, 实行先征税后抵免的政策等。

参考文献

[1]张京萍, 李敏.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J].税务研究, 2006 (4) .

[2]李敏.美国、法国、日本鼓励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比较[J].涉外税务, 2006 (5) .

[3]孙德轩.中韩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和借鉴[J].税务研究, 2006 (4) .

[4]张悦.浅谈税收征管的科学化和精细化[J].中国科技信息, 2009 (5) .

[5]柴海涛.“走出去”发展战略政策框架与模式选择[J].国际经济合作, 2003 (5) .

日韩经验 篇6

1.1 日本传统文化传承经验

日本的现代化是以跳跃的方式完成的, 在急速现代化期间, 传统文化虽然受到较大影响, 但日本人从未全盘抛弃传统文化, 更未将传统文化简单贴上落后的标签。而是将传统精神内涵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结合, 并对其现代化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自觉的敬业态度与勤劳节俭的生活风尚, 对日本各类产业的发展功勋卓著。在市场经济中, 日本人的勤劳、敬业与勤勉被成功引导和改造为敬业奉献精神, 进而生成整套的鼓励鞭策员工尽心投入的激励机制, 由此也诞生了日本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 节俭风尚同样不啻于一种生产力, 它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也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在日本的兴盛起到了重要贡献, 进而促成和巩固着日本在当前绿色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二是日本传统地域文化被极大重视, 积极因素得以保留与传承。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曾在自传中揭示:每年12月14日“赤穗义士纪念日”, 鹿儿岛县小学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要聚集在学校讲堂中接受忠义教育, 5年级以上学生要听校长亲自宣读《赤穗义士传》。在这种独特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承继了萨摩武士忠诚、勇猛、敬业的形象, 能在在竞争激烈的企业经营中努力体现“勇猛”的气概, 并以此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三是倾力保护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传统民俗文化。在流传千年的会阳节裸祭, 男性仅着兜裆布, 几近全裸。在历时4天的节庆里, 祖孙三代往往兴高采烈地参与, 人们穿着节日服装共同欢庆。传统的文化保护带来旅游业的极大兴盛, 进而也扩大了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1.2 韩国传统文化传承经验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韩国在政府主导之下, 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用30余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上最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的记录, 并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 成为当今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抛开政府主导因素外, 传统文化也是推进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一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 进而渗透到韩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遗存。韩国现代化进程中, 从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到管理手段等方面, 均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因素。韩国贯彻儒家文化中“为政以德”的“形象管理”, 体现在市场经济领域便是强调企业管理者的道德品格, 即以靠管理者自身的形象, 有效地影响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 使之产生一种敬佩感、依赖感和亲切感, 进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使被管理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这种管理权威的塑造方式会带来“家长作风”等问题, 但也使企业获得了显性化的精神支柱和形象化的文化载体, 利于凝聚、激发员工工作动力, 提升生产效率。二是韩国政府刻意扶植的文化政策, 并最终收获了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硕果。1993年韩国制定“文化繁荣五年计划”, 将文化艺术作为高附加值产业发展, 2007年其文化观光部发表“韩国式综合发展计划 (2007-2011) ”, 打造象征韩国文化的语言、服饰、饮食、造纸等六大类品牌。

1.3 日韩传统文化传承的启示

以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日韩两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多共性。

(1) 政府承担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作用。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还是相对低迷, 两国政府均能够持续、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价值, 大力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从而使传统文化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创新, 影响力持续增强。

(2) 注重传统文化与商业文明的有效融合。保护本身不是目的, 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日韩在传统文化保护过程中, 非常注重文化遗产的“活用”, 一方面通过举办工艺展、民俗文化展, 弘扬文化财产的教育作用, 从而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 重视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营造尊重文化传承人、尊重文化作品的氛围, 鼓励工艺创新和技术提高, 使传统文化努力生发现代文明的枝芽, 借助商业文明的力量, 使传统文化保护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3) 强调对“人”的关注。传统文化尤其是无形的文化遗产, 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在日韩, 针对文化艺术传承人, 均有严格的选拔、认定程序和丰厚的激励措施, 传承人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同时, 将激励与传承挂钩, 接受政府资助就必须承担收徒传艺之义务。这些尊重和保护制度, 由国家、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乃至个人全方位参与、共同遵循, 各方均有其权利和义务, 从而共同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

2 巴渝乡村文化主要载体及传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重庆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且存在石刻、悬棺、川江号子、摆手舞等一系列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文化载体和遗存。然而相对而言, 巴渝乡村文化本身基础较为薄弱, 传统民俗、民艺整体性特征不明显, 跨区域的影响力不够强。

2.1 铜梁龙

清代以来, 铜梁龙灯会便具有相当规模。相关艺术衍生龙灯、舞龙、音乐、烟火四大门类。龙灯系列有十大门类, 包括铜梁大龙、正龙、火龙、稻草龙、荷花龙、竹梆龙、彩龙、板凳龙、竹壳龙等, 彩灯则包括开山虎、犀牛望月、十八学士、泥鳅吃汤圆等更多门类。由于铜梁龙连续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相关工艺得到改进, 舞龙技艺得到提高, 铜梁龙灯逐渐走向产业化, 形成了十余个演出团体、文化演出公司、多家龙灯制作厂, 但在当前面临人才储备不足、产业无序竞争等问题。

2.2 土家摆手舞

摆手舞融汇狩猎、生产、祭祀多重功能, 是土家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集体活动, 2008年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重庆酉阳摆手舞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留存至今, 除在原生态摆手舞的基础上, 还汲取了巴渝舞中的“同边手”成分, 融歌、舞、乐于一体, 汇集了民歌、民谣、民间传说, 成为内涵丰富的文化载体。当前, 受民族文化融合、社会及生态环境改变、城市文化介入等影响, 摆手舞同样面临传承问题, 群众基础薄弱, 专业人才匮乏, 在当地的影响力萎缩。

2.3 川江号子

川江号子起源于长江水系的船工为统一节奏, 由号工领唱, 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不仅在我国乐坛上占居重要地位, 在世界乐坛上也颇受关注, 成为人类水系音乐文化的佼佼者。虽然2006年川江号子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由于其所依存的生产环境已荡然无存, 舞台表演难以展现其豪迈、壮阔、雄浑的独有气质, 如今已濒临灭绝。目前重庆境内擅长吼唱川江号子的船工仅剩下数10人, 而擅长领唱的号子头, 都已经相继去世, 幸存者也多近古稀。

2.4 綦江农民版画

綦江农民版画源于明清年间的木版年画, 采用人工拓印的方法制作而成。作品取材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 表现手法吸收了木雕, 石刻、布贴、挑花、木板年画、剪纸、蓝印花布等, 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风情和生活气息, 显现出古朴稚拙, 夸张浪漫的艺术效果, 是綦江传统民间艺术的特色代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綦江农民版画迎来了发展的兴盛时期, 大量精品被中国美术馆、省 (市) 博物馆、中国驻外大使馆和国外美术馆收藏。綦江县也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经历过高速发展后, 綦江农民版画面临创作者缺乏动力、创作队伍萎缩等问题, 版画艺术与产业化和市场化脱节, 发展后劲不足。

2.5 梁平三绝

年画、竹帘、灯戏并称为梁平三绝。梁平年画不同于绵竹年画的艳丽, 杨柳青年画的雅致, 潍坊年画的明快, 呈现古朴凝重的美, 凸显出巴渝山民特有的淳朴憨厚气质, 在中国年画中独树一帜。而梁平竹帘画“薄如蝉翼淡如烟”, 自宋代诞生以来, 以其薄如罗绢、洁净透明的精巧工艺, 享有“天下第一帘”的美誉。作为地方小戏种的梁平梁山灯戏, 自汉代元宵灯会兴起, 具有民间色彩的俚俗和泼辣的山野风味, 并巧妙融入民歌、花灯、年画、板凳龙等民间杂耍技艺, 颇受民间戏曲专家赞誉。然而, 随着社会环境和民间习俗的变迁, “梁平三绝”不仅传承无人, 许多珍品伴随老艺人的过世一同消逝, 甚至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况。目前梁平年画的旗帜人物徐家辉先生, 毕生致力于年画技艺的恢复, 却难以寻觅一个传承人。竹帘由于费时、费工, 不仅参与者寡, 产品形式单一, 艺术性差, 在工艺品市场上应者寥寥。灯戏更是濒危, 无人演, 无人听。

2.6 重庆漆器

作为我国四大漆器之一的重庆漆器, 其髹漆工艺独树一帜, 以研磨彩绘、金银粉分光罩漆、彩色蛋壳镶嵌、堆塑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技艺著称, 其中的金银粉分光法充分利用重庆特有的透明漆, 在表现鱼鳞的叠次和鱼尾的飘渺时, 极具艺术力, 作品栩栩如生, 含蓄灵动。由于漆器的从业者必须具备相当的美术功底、传统文化底蕴和多年的实践经验, 且具备很好的悟性, 才能掌握复杂的工艺流程。即使要有所小成, 至少也得要十年的艰苦学习。因而漆器技艺的传承只能通过师徒方式传承。当前, 随着“山神漆器”等企业的崛起, 重庆漆器的兴盛迎来曙光。但不可回避的是, 传统漆器的丰富艺术内容已经大量流失, 新从业人员尚未掌握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作品容易流于俗套, 而过早地投入商业化洪流, 在无形中消减了重庆漆器的品牌影响力。

2.7 其他

在2009年重庆评选的“巴渝十大民间艺术”中, 还包括秀山花灯、四川竹琴、接龙吹打、荣昌折扇、夏布等乡村文化载体和艺术形式。无一例外, 它们在新时期均面临种种困境, 或者后继乏人, 或者市场化前景不明朗, 艰难度日。比如四川 (重庆) 竹琴, 表演竹琴的老艺人相继谢世, 竹琴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现重庆三峡曲艺团四川竹琴的传承人第八代仅有3人, 第九代仅有2人, 万州曲协竹琴的传承人也屈指可数, 而且大半还是业余琴友。

3 以日韩经验为鉴, 构建巴渝乡村文化保护与创新机制

当前, 重庆作为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 努力建立符合重庆地域特色的巴渝乡村文化保护与创新机制, 既能助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 又能够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下, 巴渝乡村文化重建, 应当围绕发掘性保护与持续创新两个核心主题, 从教育、传播、保护、创新四个方面, 尽快形成一整套良性机制。

3.1 建立符合乡村文化特性的教育传承机制

首先, 在有传统工艺产业的地区, 学校教育中应设立民间工艺课程, 并通过职业教育的专门途径, 大力培养乡村文化和传统工艺的继承人。

其次, 发挥传统师徒制在技艺传承中的优势, 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引导等方式培养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壮大民俗文化传承人队伍。应当利用好“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评选等平台, 有效激励民间技艺的传承。

3.2 丰富乡村文化的传播机制

首先, 电视台等媒体可适当增加公益性的传统文化宣传的内容。信息港、论坛等新载体亦可承载区域内乡村文化的宣传功用, 各级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不妨设立乡村文化专栏, 宣传格局特色的民间文化品类。此外, 各级政府还可利用彩信、短信等介质, 通过推送的方式直达个人, 有针对性地实现乡村文化的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 由于广播等传统宣传工具逐渐消失, 要有必要的替代方式, 以便使人们在生活中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巴渝文化的熏陶。在云南、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 乡村文化与当地的建筑式样结合, 形成了建筑架构、墙体装饰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展现形式, 这一方式同样可资借鉴, 且可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

3.3 强化乡村文化的保护机制

首先, 需要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各级政府应当把巴渝乡村文化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制定便于实施和操作的工作要求, 使各地乡村文化保护有章可循。

其次, 要盘点巴渝乡村文化载体。政府应当深入发掘巴渝乡村文化资源, 逐一建立名册, 包括村落建筑、民间工艺、生产工具、民俗服饰及用具等物质形态遗存, 民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存, 以及各类乡村文化艺术传承人, 都需要盘点、记录。近年来重庆市推出实施“一地一品工程”, 即各区县结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努力打造本地的民族民间和民俗文化品牌, 可视为保护的极大努力, 但在政府资源投入尚嫌不足。

再次, 完善乡村文化保护的平台。应当建设一批民俗文化村、乡村文化博物馆等, 为巴渝乡村文化提供展示场所, 壮大其影响力诸多方式。

3.4 倡导乡村文化的创新机制

一些乡村文化之所以不能受到关注且逐渐消亡, 与其自身在形式、内容上的单一、呆板、缺乏活力直接相关。必须赋予乡村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增强其自身的生命力。乡村文化的创新, 既有非物质形式的, 也有物质形式的。创新的关键点, 在于有效结合农村经济发展需求, 通过经济杠杆的引导, 使之逐步走上良性循环。有必要建立乡村文化创新孵化基地, 通过政府的激励和引导, 将丰富的民间工艺资源与美术学院等教育资源对接, 帮助巴渝民间工艺走上现代发展的道路。

因此, 运用经济手段, 发掘乡村文化中的亮点, 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实现乡村文化的小规模、高质量的产业化孵化, 是巴渝乡村文化保护与创新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乡村建设重在文化建设[J].小城镇建设, 2005 (10) :15.

[2]钱理群.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3]李政涛.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研究[J].江西教育科研, 2001 (9) :7-9.

[4]周珊, 赵霞.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研究综述[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2) :76-80.

[5]解松.乡村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兼谈苏南地区乡村文化建设[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7 (9) :53-57.

日韩经验 篇7

科技型小微企业是进行科技研发、科技产品生产与经营、规模小的智力密集型企业。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规模小。

科技型小微企业人员少, 低于100人。投资资金80%以上来自于自有资金, 国家财政和银行金融支持低于20%, 有形资产少, 抵押产品不足、信用水平低、财务报表信息披露不规范。

(二) 知识产品。

企业经营中, 人力资本重于物质资本, 专家知识决定企业的生存发展。

(三) 成长性。

科技型小微企业拥有科技优势, 产品附加值高, 产品研发成功后, 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和市场优势, 高收益、高成长。

(四) 风险大。

科技型小微企业因人数少、资金不足、知识产品应用到市场的不确定性, 存活率低于10%。

二、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一) 政策缺陷

政策性金融包括市场科技贷款机构、科技贷款政府支持基金、财政补助, 为了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 政府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技术服务机构补助资金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有一定的缓解。但政策性资金还仅仅是资金引导, 不能满足科技型小微企业全部发展资金需要, 加之政策性资金多是给予成长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1], 所以不能解决当前类型众多的、发展阶段各异的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长期需要。政府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不仅仅是政策性金融, 国家税收优惠、财政支持、法律支持多样化的政府支持体系才能够保证科技型小微企业长远、健康、公正发展, 并且科技型小微企业受益对象更具有普遍性。但当前科技型小微企业10%的存活率足以说明国家税收支持、法律支持、政策支持、组织支持都不够完善。

(二) 金融缺陷

金融制度不完善, 不利于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科技型小微企业自身内源融资能力有限, 对银行融资有天然的依赖。但20世纪80年代银行促进科技发展的“块块资金”不良贷款和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 使商业银行形成对规模大、实力强、信誉度高的大企业贷款偏好, 以规避风险。商业银行当前共有三种贷款方式:信用贷款、保证贷款、抵押贷款。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小微”特点 (资金少、人员少、财务不健全、风险高) 致使其根本无法进入银行信用评级体系;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实力不足, 有型抵押品较少, 缺少担保机构, 使得科技型小微企业根本无法获得银行保证贷款和抵押贷款。当前银行贷款产品单一, 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贷款主要是短期贷款或票据贴现, 目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型小微企业优良的长期项目得不到银行金融支持, 因此不能产业化, 形成真实实体项目[2]。

(三) 资本市场缺陷

当前金融体系偏爱对大企业、传统产业提供信贷, 只关注风险规避, 缺乏资源配置效率观念和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缺少金融工具创新, 使庞大的社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和非资本市场领域进行投机操作, 如股票、古董、房地产的投机买卖[3]。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 筹资能力仅为银行信贷的10%[4]。服务于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二板市场、三板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滞后, 国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企业债券市场弱小, 企业债券仅限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 且企业债券利率有银行存款1.4倍的法律规定, 加之债券品种单一, 没有出现科技型债券, 科技型小微企业很难进行债券融资。资本市场不发达, 使得风险投资缺少筹集机制和退出机制, 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4]。

(四) 自身缺陷

科技型小微企业规模小、投资少, 微型企业不到20人, 虽然有独立的财务会计体系, 但一些科技型小微企业因财务人才缺乏, 会计信息披露观念淡漠, 所以会计核算不能完全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 会计信息资料不完整。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科研、专利、专有技术是企业的核心能力, 完全披露会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 甚至会导致项目研发失败, 所以不愿进行信息披露。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83%[9], 其融资能力不足, 除了会计核算缺陷外, 还因为科技产品是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 多数一时还不能应用于企业实际, 所以不确定性高, 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巨大。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资产以无形资产为主, 有形资产较少, 降低了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降低了银行的贷款意愿。

三、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国际比较

(一) 日本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

1. 政策性金融体系

为了使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激励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流入科技型小微企业, 成立了政策性金融组织和担保组织。金融组织包括中央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 他们服务于不同的对象, 贷款利率低、期限长, 服务于科技创新和提升科技产品出口。在各地方成立众多的担保协会, 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进行民间融资提供担保。并构建了信用保险金库, 为担保协会提供金融支持。

2. 政策性资助政策

政策性资助政策分为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财政支持指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补贴、技术改造补贴、研发补贴, 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口号, 多年来科技研发投入位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税收优惠指税额减免、纳税收入扣减、浓缩核算、加速折旧、基金制度、免税注册等, 基本技术产品免税7%、技术开发免税6%、高科技研发补助。信贷支持指低利率贷款。日本是世界上间接融资最发达的国家, 通过低利率政策激励商业银行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长期发展支持。

3.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日本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9%, 科技型小微企业因自身特点很难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于是日本构建东京证券交易所服务于中小企业, 上市门槛较低, 鼓励中小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 并给予风险小微企业金融帮助和风险投资。每年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数千家 (范肇臻, 2009) 。设立二板市场, 为发展前景广阔但目前亏损的企业提供进入二板市场融资的机会。活跃的租赁业务, 使科技型小微企业很容易获得非货币金融支持。

4. 法律支持

日本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企业法律支持体系完善。基本法6部, 支持创业和经营改革的法律5部, 经营扶持法律15部, 帮助适应经济环境的法律7部, 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法律2部, 有关科技型小微企业组织的法律1部。众多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法律, 充分显示了日本政府重视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态度以及科技强国理念, 保障了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 促进了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经营稳定、财务安全和创新信念[5]。

(二) 韩国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

1. 政府政策性贷款

政策性贷款拨给专业银行用于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产品出口。1986年政府建立了中小企业创业基金, 并同时要求银行设立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基金。1989年建立了科技型小微企业调节基金, 帮助科技型小微企业生产结构调整, 给予贷款支持。多年来, 政府扶持科技型小微企业预算逐年上涨。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基金通过专业银行进行, 并给予专业银行金融和政策支持, 贷款利率低, 期限长, 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科技研发、自动化和信息化。中央银行制定商业银行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的最低限额, 制定商业银行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信用量上限系统, 使用优惠利率贷款, 并检查商业银行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作为商业银行的考核指标。

2. 地方金融支持

韩国地方政府颁布了《中小企业支援法》、《科技型小微企业保护法》, 利用地方政府培育基金, 给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长期贷款, 利用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技术引进、经营指导、人才培养、信息提供、国际交流支持, 并发行科技型小微企业债券、购买科技型小微企业股票, 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经营现金流, 待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后再把股票变现。为服务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 增强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生产自动化。1961年政府持股77%成立中小企业银行, 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1963年构建国民银行, 为家庭和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帮助, 使众多韩国科技型小微企业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还没有消退的全球金融危机, 促进了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和金融资源利用。

3. 信用担保金融支持

韩国是紧跟日本第二个进行信用担保的国家。通过信用担保帮助弱小科技型小微企业获得银行信用贷款。1976年颁布《信贷担保基金法》, 建立信用担保基金。1989年颁布《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法》, 设立技术信用担保基金和14个地方信用担保财团, 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进行担保服务。1984年构建了大企业和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联合担保计划, 信用担保基金和技术信用担保基金政府持股超过50%,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于1998年和1999年为信用担保基金和技术信用担保基金增资20亿美元。担保能力不断壮大, 保障了韩国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企业发展和科研创新[5]。

4. 风险资本市场

1996年韩国创建高斯达克市场, 为知识密集型和高科技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增加了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也为爱好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者提供新的金融工具。韩国风险投资产生于1990年, 1998年开始快速发展。现在, 韩国风险资本市场十分发达, 新建科技型小微企业均能申请到风险资本市场金融支持, 也为风险投资者构建了退出机制。

四、我国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

(一) 组织创新

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政府金融支持主要是金融创新。

1. 政府组织创新。

科学的组织构建, 高效的组织服务, 优良的服务环境, 营造了科技型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宏观环境。设立科技型小企业管理局, 制定优惠政策, 并负责科技型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大学、科研机构的沟通[9]。

2. 金融组织创新。

商业银行建立科技型小微企业信用体系。政府出面建立科技型小微企业经营、纳税、产品质量、贷款违约、社会责任信用等辅助体系。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银行收集信息成本, 降低贷款风险和成本。给予银行 (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 政策帮助。

3. 转变政府职能。

当前, 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 部门臃肿, 企业申请一个项目, 要盖几十个政府部门的印章, 经过数月时间审批, 严重制约了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当前各地的政务大厅是精简政府组织机构的很好借鉴。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由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和协调, 保证行政同一性, 提高行政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廉洁自律精神、科研能力, 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专业、热情的服务和帮助。

4. 政策金融创新。

指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当前我们国家已设立中小企业创业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小企业技术服务机构补助资金。省市也建立了相应的专项基金项目。推行“西湖模式” (创新政府科技经费运用, 撬动社会资金投入) 、“浦东模式” (设立3 000万元财政互助专项资金, 形成政府、银行、企业共担风险) 。财政补助属福利资金, 能激励科技发展。增强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具有普惠制, 能够全面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进步[7,8,9]。

(二) 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包括科技型小微企业体制创新、政府研究机构体制创新、政府金融支持体制创新[1]。

1. 科技型小微企业体制创新[1]。

当前科技型小微企业资金少、人数少、存在治理缺陷和核算缺陷。应建立完善的法人产权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内部审计制度, 因为只有产权清晰, 信息公开、透明, 财务制度健全, 科技型小微企业才能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筹集到更多的社会资金。

2. 政府研究机构体制创新。

政府研究机构应该与政府分离, 走向市场, 走进产品研究、产业研究、实验研究、工程研究, 产生压力和动力, 形成与科技型小微企业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企业研究机构可采用内部市场股份制, 制定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 推动科研人员科研成果转化和利益实现。

3. 政府金融支持退出体制。

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建立, 技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 研发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抵押品、知名度、信用度均不足, 政府应该给予科技型小微企业财政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进入成长期后, 科研技术实现产业化、品牌化, 创造出足够的现金流, 投资风险很小, 对风险投资机构有很大的吸引力, 政府将不再提供政府补贴, 但可给予税收减免, 引导风险投资资金进入, 并收购政府持有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股份。成熟期政策性金融退出。

(三) 金融创新

1. 资本市场创新, 建立分层的资本市场体系。

发展主板市场、二板市场、三板市场, 二板市场和三板市场更能满足科技型小微企业上市融资需要。创造二板市场风险对冲工具, 规范收购兼并市场, 建立风险投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三板市场是无形市场, 在场外议价成交, 不需场内集中竞价交易, 费用低, 由机构投资者间接完成。三板市场的发展能促进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的繁荣, 更有利于四板市场建设。四板市场是计算机网络市场, 交易双方网上直接成交, 保密性高, 且节约大笔佣金。降低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债条件, 推进科研能力强、行业前景好、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信誉好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发行债券。债券市场要推进金融工具和发行方式创新, 完善债券市场环境, 加快债券流动性。

2. 风险投资创新。

风险投资是科技型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科塔姆、勒纳认为, 风险投资的投资产出效率是研发投资产出效率的3~5倍。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法律支持能够有力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1]。加强风险投资多元化建设, 发展长期资本的供给者, 增强风险投资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完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 当前我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企业、外资, 而保险公司、基金、家庭、投资银行很少, 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 今后要放宽资金准入, 合理资金来源结构, 吸引企业、金融机构、养老基金、居民社会资金进入。发展风险投资服务机构, 如专业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信用咨询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它们能完善风险投资支持, 实现风险投资项目成功与风险资本收回。建立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引导资本市场退出, 制定股权转让退出配套的法规和政策[10,11,12,13]。

3. 商业银行创新。

日韩式饮食特色 篇8

你熟悉哪些日本料理?

说起日本料理, 大家最熟悉不过的应该要数寿司和大酱汤了。各式各样的寿司可作主食也可作加餐点心, 作主食时配上大酱汤, 也算是完整的一餐。

寿司主要是用醋调味过的冷饭 (简称醋饭) , 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配料, 有的还用沙拉酱、鱼子酱等调料当材料做成。其做法也很简单, 用专门制作寿司的帘子为工具, 把做寿司专用的烤紫菜片平放在帘子上, 均匀的平铺一层加工过的米饭, 不要太厚, 再把其他的材料如鱼肉、鸡蛋、蔬菜等放好 (这些材料也要事先加工一下, 尽量切成与紫菜片同宽的细条) , 再抹上沙拉酱或鱼子酱等, 提起帘子, 把这些材料卷在紫菜卷的最里面, 尽量卷紧, 然后再用锋利的刀把寿司条切开。 (因为米饭比较粘, 所以切之前可以用水湿润一下刀刃, 能避免米饭黏住刀。)

大酱汤的做法也比较简单, 有肉的也有素的。正宗大酱汤的做法是用小锅烧开水, 放入材料, 最常见的是豆腐和海菜, 以及各种蔬菜, 如萝卜、茄子、土豆、洋葱等。在材料变软之后, 加入鲜味料, 最后再拿汤勺取适量大酱加入汤中, 搅拌化开。做酱汤时一定要注意, 为了避免过咸和保持大酱所特有的香味儿, 在酱汤熬好, 停火之后再放入大酱调味。

紫菜营养丰富, 其蛋白质含量高, 并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和核黄素, 是天然健康的食品, 加上寿司里的材料也是清淡天然的;大酱汤的食材丰富, 且没有油味道却很好, 这些食物都清淡健康、低脂和低热量, 有益于健康。

日本料理的特色

作为自成体系的饮食文化, 日本料理有着自己的特色。

首先, 日本料理清淡、不油腻、精致、营养、着重视觉, 讲究味觉与器皿的搭配。清淡不油腻是日本料理总体的特征, 撇开精致、重视觉搭配的特点, 清淡与营养就正是现在人们的饮食追求, 也是适合糖尿病人的饮食。

其次, 日本料理烹调的特色注重自然的原味, 不容置疑, “原味”是日本料理首要的精神。其烹调方式十分细腻精致, 从数小时慢火熬制的高汤、食物调味与烹调手法, 均以保留食物的原味为前提。为保持菜的新鲜度和菜的本身味道, 其中很多菜以生吃为主。在做法上也多以煮、烤、蒸为主, 带油的菜式极少。在加味的方法上大都以先放糖、再淋酒, 后放酱油、盐, 因糖和酒不但起调节口味的作用, 而且还能维护素菜里的各种营养成分。味精也尽量少放。糖尿病人若自制料理则应注意调味料的用量, 糖、酱油、盐可适量少放。

第三, 日本料理的另一特色是善于利用当令、当地的食材, 尤其是在日本料理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海产类, 也是季节性极强的食材, 春夏秋冬各季食用的鱼都不同。因此, 一年中可以享受到各种不同口味的日本料理。蔬菜的原料也要保证新鲜度, 什么季节要有什么季节的蔬菜, 其中以各种芋头、小茄子、萝卜、豆角等为主。

日本料理与健康

日本料理一向以其健康形象而备受世人关注。日本民族的高寿也与其饮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有杂志曾刊文称, 在世界健康饮食排行榜中, 日本料理排名第一, 称其食物导致肥胖率仅为1.5%, 国人预期寿命达到82岁。还有研究指出, 吃外国饮食的日本人平均寿命会减少17年, 而吃日本饮食的外国人, 体质则能获得明显改善。那么究竟日本料理的奥妙在哪里, 让它能成为世界第一健康菜?

首先, 与西方饮食不同, 日本饮食的基础是植物性食品, 以各式各样的米饭及制品为主, 并辅以拉面、乌冬面等面食。以谷类为主的主食, 能为人体提供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同时不含胆固醇和脂肪, 不会给人体增加负担。这一习惯是日本料理健康的基础。

第二, 钟爱吃鱼。鱼肉多属于白肉, 相对牛羊肉等红肉来说更为有益健康。日本生鱼片全球著名, 还有日本的烤鱼, 是日本人平时吃得最多的。日本烤鱼不加油, 用文火长时间烤制。研究证实, 日式烤鱼是鱼的最健康吃法。与中国人常用的清蒸、红烧、水煮等方法相比, 日本烤鱼能更好地保护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第三, 日本民族十分喜爱豆类食品。在日本, 豆腐是大酱汤里必需的原料。日本人还爱吃发酵的豆类, 比如纳豆、味噌等。而这些豆类食品又是很好的健康食品。研究证实, 豆类食品能很好地补充钙质、降低胆固醇, 并对预防癌症有非常好的作用。

第四, 除了新鲜鱼类外, 日本人还大量食用海藻、紫菜等, 海藻含有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多聚糖,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 对于降低胆固醇、排除身体毒素、补充营养都非常有益。其主要做法是醋拌海带, 而适量吃醋, 能软化血管、降低血压。

第五, 菜品丰富。日本料理最传统的日常模式就是“三菜一汤”。主菜加上两道副菜, 配上大酱汤。主菜以鱼类为主, 大酱汤本身也是由许多种菜做成, 这样的日常饮食就能提供丰富且均衡的营养。

日本料理怎么吃

日本料理被称为世界第一健康菜, 那些无油无汁的寿司、新鲜的刺身、白灼的冷面等等, 都是较健康的菜式, 但日本料理中仍然会有不健康的菜品, 不要以为是世界第一健康菜就可以胡吃海点, 不知节制。日本料理的烹饪方法有生、煮、烤、蒸、炸, 那些油炸食品天妇罗建议少吃为好。而其他菜品就算是健康, 食用时也要有度。

寿司虽然不肥腻, 但是吃十个八个, 热量就相当于两碗白饭。如果选择热量较高的寿司, 例如鳗鱼、鱼子、蟹子沙拉等, 吃五六个就跟吃一个汉堡包的热量相当。所以要吃得健康, 应选择无油、无酱的生鱼片寿司, 且每顿最好不要超过6个。

大酱汤脂肪含量低, 氨基酸丰富。把汤渣连汤一并喝掉, 还可摄取植物蛋白质、钙质和碘。不过, 因为是用大酱调味, 其盐分很高, 健康人每次最好只喝半碗, 患高血压和肾病的人更要少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