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共10篇）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 篇1
一、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述
(一)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 随着不同的时代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进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而在中国儒家思想中“, 和谐”、“ 民本”、“ 礼治”、“ 仁爱”则成为其思想的核心部分。
1.和谐
“ 和谐” 是指个体事物之间的配合非常恰到好处,彼此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均衡的状态。 该思想是儒家重要的核心思想。 儒家思想关于“ 和谐”内容非常的丰富,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历史名人在其著作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一些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中代表着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统一;人与自身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则更多地强调自身的修养,通过慎独、“ 吾日三省吾身”等方面,来消除自己的私欲,发现自身的问题,达到自身的和谐。
2.民本
儒家思想中认为“ 民为本”,人民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只有能够帮助百姓改善生活,百姓安居乐业,王朝统治才能长久。 孔子提倡的“ 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 养民也惠”(《 论语·公冶长》 ), 孟子的“ 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都体现了民本思想。 而在后期提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是民本思想的更进一步体现。
3.礼治
儒家思想强调纲常礼法,通过“ 礼”来进行社会基本秩序的维护,只有其不同的情况下才强调“ 法”。 所以,在中国历史中“ 礼”则成为了人民普遍接受用于协调彼此关系的一种秩序。
4.仁爱
“ 仁爱”在儒家思想中则成为了公民道德标准,并且以此为核心不断演化出其他比较具体的行为规范。 其含义是代表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进行处理矛盾的过程中要遵循“ 仁”。 这样彼此互相以此来约束自身,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了推动国家和谐发展,为其提供明确的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概念和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较为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公民明确自己的行为规范。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概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中心部分, 其对于其他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在价值体系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的构成、 评价、 性质的总体看法,其以比较精炼的文字进行概括。 但是社会制度需长期坚守且比较为稳定的。 此外,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各种文化精华不断凝练形成的先进文化与民众精神共同滋养而成的,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其起着加大社会凝聚力, 团结社会整体力量鼓舞着人民为实现中华民众伟大复兴不断而不懈努力的作用, 为国家的建设提供方向和行动准则,其内容当前时期表现为“ 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灵魂和生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诉求、 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以及价值规范等,都是它不同功能的体现。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高度凝练为12 个词,即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分别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高度凝练与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当前,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在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又是不容小觑的。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 始终坚持以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导向,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的过程中,用平等、友善、敬业、诚信等要求来规范自己,还有利于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工作,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三观导向。 最后,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社会的竞争也越趋激烈,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有利于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形象,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分析
(一)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同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对现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仍有指导与借鉴作用。 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包含孔孟思想在内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特征与要求,融入现代元素所总结和归纳出来的。 因此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之于蓝而胜于蓝, 既源于中国古代璀璨的传统文化又融合了时代发展的特征,符合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思想指导,从精神层面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 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是个很好地名词,但是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 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 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1]
1.价值目标方面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 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脉相通的,和谐社会强调建设富强、民主社会的同时,要努力达到物质和精神共同发展,追求国家在各个层面协同前进。儒家思想也是如此, 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 认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要注重生态的保护工作;第二,人与自身的和谐并进,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个人的素养也需要进一步得到提升;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要营建一个友善互助的社会模式; 第四, 人与社会的和谐,坚持个人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2.价值取向方面
当今社会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平等、法治的社会,这与儒家思想也有契合之处。 早在先秦时期, 荀子就曾在《 荀子.正名》 中说过“ 正以而为谓之行”,所谓的“ 正义”便是指符合法律规范、社会道义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去做,否则将不可行。《 论语·子路》 篇也曾提到过“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的也是如此。
3.价值准则方面
儒家关于公民个人的思想道德体系,是以“ 仁”为核心衍生而出的。 "孝悌”、“ 诚信”“、 忠”、‘‘ 恕”等生活行为准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准则上亦有契合与相通之处。 儒家思想中主张的这种爱国忠君的思想,使人在国家兴亡的危急关头,能够以身献国,挺身而出,为民族利益而斗争,哪怕舍弃自己的幸福和生命,为当今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支持。 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倡的爱国思想内涵已经远远超越忠君忠国的思想,已经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联系到一起,但为国家奉献的精神不变,为现代公民的爱国思想提供价值准则。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就公民个人的思想观念而言,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 儒家思想在以“ 仁”为核心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了“ 忠义”、“ 孝悌”等个人基本生活准则,这与现代的价值准则也是息息相关的。 早期儒家思想中的所主张对君主的忠诚, 使得文武百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决然保家卫国,即使为民族利益舍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生命, 也是在所不惜的。虽然古代的爱国思想受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限于忠君爱国,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也为当今爱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这一转型是个两位一体的任务: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共识、调动力量的作用”。[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爱国,指的是爱祖国、爱人民,拥护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但总而言之,两者的奉献精神是不变的。
1.吸收政治理念
“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是一种社会秩序安定,人人和睦相处的极度理想社会状态,正是因为它的极度理想化,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复存在的。 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大同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联系在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大同理想社会的批判性继承, 其区别在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基于现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背景, 而不是空想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与客观环境相符合的。 因此它是对儒家大同社会的一种升华与高度发展, 所倡导的社会状态通过人民群众自己的劳动与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2.继承儒家礼治思想
儒家思想在思想上对于人的行为进行约束, 其思想在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且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制度进行补充。 但是在对于儒家礼治思想的集成商要注意创新,继承是基础,创新是根本。 在传统儒家礼治思想中加入现代民主精神, 这是对于古代所倡导的等级制度的推翻。 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思想惯性是需要不断进行改变,民主的观念需要在点滴中进行培养,培养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主动性还需要不断加强。
3.借鉴儒家道德思想
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规范形成了切实中国人民生活习惯的道德体系。 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主动吸收,进行扬弃,对其进行创新发展。 具体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对于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 仁爱”进行吸收,对于公民的道德建设从各方面进行加强,以此树立良好的社会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其次,对于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 诚信”思想进行吸收。 现代社会中,诚信缺失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方面,加强诚信建设,不断完善诚信体系,对于诚信缺失的行为进行处罚;最后,对于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 孝悌”思想进行传承,从教育阶段不断深入,这样能够提升家庭和谐。
此外, 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也应该对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 慎独”等进行继承,这有助于公民替身自我修养,提高思想觉悟。
三、发挥儒家思想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必须对于中国古老传承的儒家思想进行继承与发展。 根据中国当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对于其进行扬弃,使其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助力。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先进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 但是文化建设不能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舍弃,必须依托于传统文化才能进行。 因而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对于在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进行继承与挖掘,对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进行继承。
(二)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大众化
中国梦的建设离不开精神文明的建设, 就必须加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儒家思想已经贯穿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行为当中, 将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敏接轨,与现代科学接轨,以多种形式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三)努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助于公民提升自己的道德情操,升华自己的思想,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 儒家思想中的多种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精神财富。 然而当今的社会和儒家思想盛行的古代又截然不同。 所以在对于儒家思想进行继承时不能直接套用,需要对其进行借鉴和改造,对其赋予新的时代的内涵,使其更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也使得其更加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四)以人为本全方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民群众上面,人民群众作为基础。 因而,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时候必须开展多种途径开展教育, 营造社会氛围。 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方面进行:首先,对于学校教育进行加强。 在学生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对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3]其次,通过社会媒介践行儒家思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建立儒家思“,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积极开展儒家文化的传播经验,以此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摘要：中国古老传承的优秀文化和思想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而中国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丰富,至今已经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在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等方面有着相同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儒家的政治理念、借鉴儒家的道德思想、继承儒家的礼治思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大众化、现代化,实现了儒家思想的更好传承与发展,使其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助力。
关键词：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3-314
[2]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
[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 篇2
摘 要：儒家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来源，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充分借鉴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之精华。本文通过对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深刻理解，在辩证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使其与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帮助人民群众认清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的弊端，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健全道德人格。
关键词：儒家；道德教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3；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35-03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的儒家道德思想可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在古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的道德教育中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渊源，并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本文通过对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深刻理解，在辩证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儒家道德思想之精华内容，使其与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帮助人民群众认清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的弊端，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健全道德人格。
一、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当代审视
儒家道德教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觉性、内在性、内修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充分借鉴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之精华，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道德教化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
（一）强调“志道志学”，把立志作为道德修养的第一步骤
所谓“立志，在道德领域中是指培养一个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自信心及成圣成贤的志向。”[1]儒家认为“人须先立志，志立则有根本。譬如树立，须先有个根本，然后培养，能成合抱之木。”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王守仁说：“立志而圣则圣也，立志而贤则贤也。”儒家道德思想中非常重视“志”，认为“立志”是一个人加强道德修养的第一步骤。儒家还认为，立志的方向在于得“道”，而非地位权势和物质财富。只要努力从事于道，皆可称为品德高尚之人。
（二）强调“学思并重”，培养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儒家强调在道德教化的过程中，既要讲求学，更要讲求思，将学与思有机的统一起来。“学”是指学习道德知识和相关理论。孔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荀子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疆学而求”。他们都强调了“学”对于一个人道德素质完善的重要意义。“思”是指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孟子也强调要用过反思去领悟道德要求，寻求道德本性，提升道德素质。
（三）强调“克已克治”，注重自我反省和自我管理
据儒家学者的论述，“克己克治是指用心中的理性力量去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情感，改正错误。”[2]儒家学者们提出了“克己克治”的五种具体修养途径：第一，克治，即自我反省和自我省察。《论语》写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第二，节欲。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儒家学者认为，物欲会对人的良心造成干扰，这是不道德行为产生的根源。第三，慎独。慎独讲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是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第四，知耻。儒家学者提出要“知耻”要“耻其所当耻”。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第五，改过。陆九渊提出“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可见，儒家思想中“克己克治”的修养方法蕴含着浓厚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管理的思想。
（四）强调“身教示范”，提倡教育者的示范作用或榜样效用
儒家思想家非常推崇身教示范?@一道德教化方法，它要求教育主体要按照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通过严于律己，为受教育者树立榜样，以发挥示范启迪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提出“师以身为正仪”，“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师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儒家思想家倡导教育者对受教育的教育不仅要“言教”，更要“身教”。
（五）强调“教以义方”，重视家庭道德教育的作用
家庭德育始终是家庭教育的最核心环节，教育子女学会做人是子女成才的前提保证。儒家特别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在道德教化问题上十分强调家庭的道德教育作用。《大学》中写道：“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与国。”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为了使子女能在社会上生存立足，必须使其具备自觉遵守家庭生活准则及其社会规范的能力。家规、家范、家训是古代非常重要的家庭教育形式，用此来训导、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处理家庭相关事务，建设良好家风。
（六）强调“化民易俗”，注重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
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不仅重视家庭德育的作用，也非常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的作用，并且认为社会风气的好坏直接关乎道德教育的成败。社会道德教育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很大不同，社会道德教育需要移风易俗来加以带动，《学记》中说：“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即是此道理。儒家道德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在社会道德教育的传播形式上往往通过榜样示范、言传身教等世人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在日常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将儒家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的道德意识，并进一步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外化为个人优良的行为习惯。
二、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本质超越”[3]。因此，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优秀成果不仅在我国历代文明进步中发挥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用批判的精神对此加以继承。
（一）深挖并借鉴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精华
道德具有继承性，儒家道德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但是我们今天在借鉴儒家道德教化思想时，首先要明确认识到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具有两重性，首先，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中存在一些带有历史局限性的东西，可谓糟粕，必须抛弃。如：一部分思想是与封建社会相联系的，它们带有当时特有的封建专制思想烙印，具有落后性；一部分思想又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强调通过自我的修身养性以达到成圣成贤的境界，过分强调个人心性的作用，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忽略了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次，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中也包含许多合理成分，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可谓精华，可以借鉴。如：儒家强调加强道德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文化知识教育，孔子的教育内容就非常广泛，他以诗书礼乐为教材教育学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孔子把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强调文化知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儒家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发展史可谓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抛弃传统，应当深入挖掘儒家道德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的东西，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参考借鉴儒家的经验之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二）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教育模式
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拥有的一套良性培育制度系统。在这套系统中，社会、学校、家庭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儒家社会教育侧重道德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渗透，学校教育侧重研读经典诗书，家庭教育侧重基本道德规范。由此可见，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环环相扣，通过层层强化，最终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该重视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教育资源，注重三者的差异性和衔接性，形成教育合力。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常常被弱化或者流于形式，单一的教育模式其效果自然会大受影响。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取得深入人心的效果，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形成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教育制度，三者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其次，重视家庭教育的优势作用，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创新社会教育方式，充分运用新媒体时代的各种资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其方式更新颖，效果也更有效。
（三）树立道德榜样，营造良好风气与氛围
儒家思想十分重视统治阶层和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倡导通过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和道德榜样的示范效应，从而发挥号召和带动作用，儒家道德思想就能潜移默化的渗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和世人心中。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充分借鉴儒家经验，首先要树立道德榜样。在道德榜样的推举方式上，可以利用时下热门的大众传媒工具让社会成员都能参与推举活动，体现民主性和公平性；在道德榜样的推举标准上，一定要选择生活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作为典范，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在道德榜样的宣传力度上，一定要充分利用当前的热门传播工具加以广泛的宣传介绍，希望为对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起到带动作用。其次，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可谓是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帜，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普通大众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因此，广大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学习，做到知行统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群众树立榜样，带动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方面，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身躬力行，以身带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真正落实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四）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做的日常化和灵活化
儒家的价值观念之所以对世人的影响深远，与它宣传普及的形式有很大关联。儒家价值观念的普及活动多蕴含于处理家庭伦理关系、制定乡规风俗、修身学习等世人的日常行为之中。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也应该借鉴儒家的做法，首先，将其普及教育活动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一方面，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的十二个词进行细化分解，让空洞的理论落地生根，制定出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可遵循的行动准则，便于大家理解与践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形式也应该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走到人民身边，走近人民生活，才能潜移默化的达到教育效果，切不可实施大而空的形式主义的宣传教育。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教育形式我们也不能完全固化下来，还必须根据教育对象、教育时间、教育环境等客观因素的不同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如：针对青少年群体，他们喜欢接触新媒体工具，我们就可以利用好网络与媒体阵地，让教育内容以更新颖、更富有活力、更能打动青少年的形式展示出来。针对中老年人群体，他们善于接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我们就可以把教育内容进行改编，融入到通俗文学、广场舞歌曲等中老年的生活中去。日常化和灵活化的教育形式，可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中国道德传统（道德修养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2〕胡玉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借鉴研究[D].2013.〔3〕迟成勇.论儒家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 篇3
[基金项目]河北省讲师团系统科研课题（201438）
[作者简介]陈鹏（1980—），男，河北省沧州人，河北金融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4-0003-05
[摘 要]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儒家道德；内圣外王；以德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4.001
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模式影响至深，以致今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其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还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所以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儒家道德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很有必要。在该问题的研究上，现代的学者多是对儒家道德进行整体性分析，未将被后儒篡改过的儒家道德与原始儒家的道德理论区别开来，进而把具有浓烈专制色彩的汉儒、宋儒所谓的“道德”作为儒家道德的主体，这显然有失偏颇。另外，儒家道德本身所包含的消极因素是其初创时期就存在的，今人在汲取儒家道德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其消极作用的批判。本文拟从儒家道德的源头出发，探讨儒家道德本真之义，结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将其积极因素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有助于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重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儒家道德的本真之义
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到明清实学、现代新儒学，儒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因此，要探讨儒家道德的本真之义，需从儒学的开端——先秦子学入手。
第一，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道德观念并非由孔子提出，其政治渊源可谓由来已久。道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谋略，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在远古时代，“德”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大约起源于商周之际。学者韦政通认为，卜辞里没有“德”这个文字，道德观念起源于周初。[1]（P65）学者侯外庐也认为，从周初文献中可以寻找到道德起源的痕迹。[1]（P67）但是，商朝占卜卦辞中虽没有“德”这个文字，并非意味着商代就没有道德意识。因为一般刻在卜辞中的文字多是占卜解卦之辞，而“德”这个字似乎与解卦并无太大关联。虽然“德”这个字具体起源于何时尚待考证，但是道德观念确因政治需要而产生，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在商周两朝，商汤与周文王无不以德立国并取得成功。对于周而言，“德”的政治功能尤其突出。《诗经·皇矣》云：王季“貊其德音”，文王“其德靡悔”，由于“予怀明德”，因此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2]（P86）。周朝立国之所以提出了“德”的概念，主要是基于政权合法化的需要。先秦时期，孔子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将德治从一种政治手段扩大为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德”从政治经验转化为人格因素。于是，在先秦时代，“德”作为与“仁”“孝”“诚”等同等重要的人格因素，也就逐渐取得了绝对道德意义，即：道德作为一种至善，与“仓廪”实与不实并无太大关系，它不仅应该在吃饱饭之后讲，在吃饱饭之前也应该讲。
第二，德即善。由于中国古代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因此“德”自产生之始便具有政治色彩。中国古代之“德”侧重于“善”而非“知”。最典型的莫过于文王之德：问鳏寡，敬老幼。这些作为一旦成为一种普遍被人所认知和效仿的行为习惯，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普通伦理观念。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德”所内涵的“知”的主要含义相比，中国古代之“德”的主要含义是“善”。中国古代道德不是来源于人文主义者的创造，也不是自发形成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而是远古时期一些富有智慧的政治家对政权来源与存亡的反省亦或对王权得失之后的反思。这种政治余存从古至今成为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成为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进而在后世诸多力量的推动下，普遍化为一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至善理想。作为历史上成功的政治经验，德治也成为儒家思想的社会政治理想，从而使儒家道德与社会政治产生了密切关系。
第三，以内圣开外王。“以德治国”一直是儒家提倡的治国正道。儒家道德讲究自律，内烁为个人自觉理性，促进个人修养心性，塑造君子人格；外化为社会伦理规范，利于敦化风俗，促进社会和谐。这一切仅限于自律的道德领域，一旦道德越位扩张导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在传统儒学的思维理念中，个人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理想从未有过明确区分，反而是企图通过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来实现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正是以内圣开外王，即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断提升最终达到先圣而后王。然而审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现实不难发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从未真正得以实现。仔细思考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会发现这个命题缺乏其本应具有的内在逻辑周密性。内圣即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以期成贤成圣，但是儒家并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办法确定圣贤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与此同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尺度来衡量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外王。在此，儒家的内圣外王问题涉及到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即就其理想层面而言，它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就其现实层面而言，以内圣开外王也成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具有悲情色彩的行为。
第四，儒家的“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职能。儒家企图将道德泛化到政治领域，用道德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型政治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儒家“以德治国”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使道德与政治都没有在各自的领域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合理出路。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某些内在关联，在政治领域不可以不讲道德，有德之人才可以更好地执掌政权。“学问无良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3]（P320）但是，政治与道德毕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二者分别以不同的作用方式来体现属于各自的内涵和职能，原则上不应混同。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的合理运转和统治集团之间利益的相互制衡，是在现实世界的公共领域中所进行的事实处理和实然判断，它是一种需要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来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他律性的刚性规范；而道德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关系的处理，是在私人领域中主要通过自律性地自我修为，以及引导性地教育感化所进行的对善恶价值的应然判断。儒家将传统社会中的政治、修身、治国、教化融于一体，将政道与士道相等同，不仅混淆了两者的不同内涵和职能，而且仅凭道德手段来支撑和维系政治运转，把道德视为奴役和统治民众的工具，政治反而被非道德的力量所扭曲而成为不道德的政治；同时又利用强制性的政治力量来把持和控制道德建设，把一切道德问题都当做政治事件来处理，统治者依靠手中的政治强权肆意干涉个体的道德决定，从而形成极权道德。历史经验表明，儒家将内圣的修养与外化视为外王的根本途径，其结果是事倍而功半，乃至劳而无功。混淆道德与政治在各自领域的不同定位，既干扰了道德建设，又无益于政治进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
脱离民主与法制的单纯“以德治国”不但可能产生泛道德主义，同时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还可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
第一，现代民主之由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根源于现代政治学说，与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国家层面提出民主政治建设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当前我国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而且也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承接。民主与法制既是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但同时也是具有现代性的人类价值共识，凝结着全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社会的民主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西方国家建设政治文明过程中，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将政治与道德相区别、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使政治与道德分别在各自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在整体上产生相得益彰的影响。在处理政治与道德（或者说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方面，西方人有着不同于我们的更为深刻的经验与教训。由于西方社会的宗教传统错综复杂，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政治与宗教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局面。因此，经过一系列宗教与政治事件的影响，西方人对政治与道德（宗教）的关系产生了明确的认知。他们果断地得出结论，“凯撒之物当归给凯撒，上帝之物当归给上帝”[4]。政治的真正属性是他律性、强制性，于是产生在政治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自律性的伦理道德所不能解决或不能完全解决的。西方人深谙此理，他们将政治与道德明确划界，于是随着政治领域中的强制性、他律性的需求，民主与法制便应运而生。
第二，现代民主政治的他律性。民主的法律化即法制，法制的核心是民主，同时它又是民主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以民主为本质的法制与法制保障下的民主相结合，实际上就是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他律性政治。对于政治生活领域强制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必要性，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卡尔·波普尔说道：“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5]至于道德力量对政治生活的作用，西方学者纷纷给予了否定。法国19世纪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早就说过：“对那些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道德规范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3]（P49）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所谓制度文明，主要是指民主与法制在制度中居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对中国而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表明中国长于自律性道德，这是我们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中国也欠缺约束权力的他律性法制，这是我们的缺陷和不足。历史上中国一直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仁者德治的治世模式，与西方政治的他律性特征相比，在这种主要依靠道德治国的政治框架中，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素养就成为一国兴衰的关键因素，这就很容易导致对掌权者的个人品德和道德教化力量的过分依赖，从而疏于政治制度与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当然，具有他律性的外在制度与掌权者自律性的道德修为并不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缺乏相应的强制性的监督和有效的制度约束，无论是虔心修为的个人自律，抑或是育德教化的群体自律，其效果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三，现代民主政治的独立性。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道德文化。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政治与道德伦理相互分离、彼此独立，并且逐渐产生出近代政治工具理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是中国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中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对此，当代著名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很早就有告诫：“伦理与政治在现代生活中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彼此相关而不相掩。中国人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必须把政治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这是一种离则双美，合则双伤的局面。”[6]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以内在超越为基本属性，义务观念在人的思想中居于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人的权利观念备受压制，因而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在中国难以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充分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合理吸收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精髓，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虽然还不够成熟，很多地方尚待完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不能完全弃自己优势于不顾。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还需要保持我们自己道德传统中的精华。
三、儒家道德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内圣外王的理想尽管在古代君主专制社会中无法真正实现，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有着促其实现的康庄大道。儒家提倡内圣“修身齐家”，而后外王“治国平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圣外王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正是二者的契合点。
第一，民主政治建设需依托传统道德，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完全不讲道德的政治，势必会出现泛政治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早有警惕。他曾反复强调，缺乏西方政治民主是我们的不足，因此中国需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工作[7]（P56），但同时我们更需要注意，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不应该更不能放弃儒家的道德理性指导，以此保证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有道德力量的提升，也就是牟宗三所说的“外王不能背乎内圣”[7]（P166）。时异则事异，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中国需要开出民主政治这一新“外王”，但讲“外王”又不能完全抛弃“内圣”。“内圣”是“外王”的价值本源，离开了道德的价值本源，“外王”也就失去了根本，没有道德的价值指引，也就很可能发生方向性的偏离。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克服过去传统政治的弊病，紧随世界形势的变化要求，致力于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强调这种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一定要建立在充分尊重儒家传统道德的基础之上，不能抛弃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
第二，道德与政治并行。追求合理欲望是人生存的基本动力，知识是人认识自身和社会的理性工具；没有道德的欲求会使人走向物化，缺乏道德指引的知识很可能使人走向不法之途。对于治国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当然离不开欲望和知识，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得以存续，进而制定更完善的制度法规。但是，治理国家又不能完全依赖知识理性，否则这种治理很难确保其方向的正确性。曾经，很多人看到西方近代政治采取将政治与道德相互分离的模式而成绩卓著，因此就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要按照西方的民主道路走下去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守着儒家传统道德。这种想法显然过于冲动和简单，即使忽略这里存在一个接受外来经验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传统的现实问题，还有一个知识理性完全脱离道德是否能行得通的理论问题。牟宗三提出的“坎陷论”特别强调“坎陷”必须“摄智归仁”，就是要告诫我们，中国建设民主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所建设的民主一定是一种在儒家道德指引下的民主，而不是西方近代以来那种与道德完全无关的民主。这不仅可以克服中国政治传统的不足，又能避免西方近代政治中凸显的弊端。如果一个人只有道德没有知识，或者只有知识没有道德，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全面的人。同理，如果一种政治模式在道德或知识两者中只居其一，同样也是不全面的。可见，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是道德与知识相互为需、缺一不可的。当然，如何处理好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既不要让道德过多干涉政治，吸取儒家之前将政治的基础完全置于道德之上的教训，又不能让工具理性在政治领域一者独大，沦为泛政治主义的局面，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三，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既不夸大也不忽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务必需要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政治领域中如果完全依靠道德，势必会造成道德泛化。对于个人或社会来说，如果道德不居于最高层面，知识层面就很难保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容易任意妄为，甚至危害人类的自身发展。道德的理性引导作用对于个人或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凡事都需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过分与不足都是不可取的。如何处理好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西方政治发展和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各自的经验教训，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西方将政治完全寄托于工具理性，全然不顾道德层面的作用，不免失于片面。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的发展特别强调将政治与道德分开，其弊端已经逐渐显现，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但是反过来，政治也不能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否则也会弊病丛生。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强调以德治国，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因此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使其恰如其分地发挥道德的应有功能。
四、结语
纵观中国政治发展历史，对于手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而言，儒家一向所主张的正心修身、道德自律在强权政治面前的作用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在缺乏对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将道德作为对权力的约束，用唤起腐败者良知的办法来消除腐败，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1]（P166）诚然，道德对于执政者来说并非不重要，但它绝对没有重要到能够从根本上决定政治好坏的程度。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的合理运用，而保证权力有效运转的关键在于政府遵从公民的意志，形成良性的政治机制，而这一切都需要对权力实施强制性的有效监督。然而儒家却一厢情愿地把执政者的道德品性作为影响政治优劣的决定因素，过分看重内圣的外化作用，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从而导致儒家的圣王理想与政治中王圣现实之间的悖谬。在人治社会里，掌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常常是不讲道德的。因此，道德在强权政治面前的微不足道迫切需要他律性的制度发挥强制性作用。对于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其本身是不是圣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接受制度的有效监督，合理运用手中的权力去行圣人之事。实践证明，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素养相比，合理健全的制度规范对于统治者的约束监督显然要有效得多。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体制，是民主政治顺利运行的根本保证。实现传统的道德自律型政治向现代民主的他律型政治的成功转型，是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总而言之，吸取儒家道德的合理因素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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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 篇4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发展过程中孕育出了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指引着人们日常生活,推动民族的前进。张岱年老先生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概括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他的概括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中华民族一直都有一种坚韧不拔、永不放弃、刚劲不屈、头悬梁锥刺股的文化传统。古代典籍《易传·象传》中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的意思为君子应该顺应天道,懂得厚德载物。孔子主张积极地入世,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颠沛一生,却锲而不舍。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也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等观点进一步解释自强。
近代以来,中国一度处于落后位置,富强一直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梦想。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中国。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调整发展战略,中西文化的优秀部分都为我所用,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把全国人民的正能量凝聚在一起,更好的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
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精神
中国古代一直都对民本思想很重视,民本思想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时初步形成系统思想,这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对我国追求民主的目标追求,提供了历史涵养的沃土。
先秦时期首次提出了民惟邦本,这体现了“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也强调“仁”,认为人的核心就是“仁”,体现出了人格的平等。孔子还认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的意思为一个人是小人还是君子,并不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是由道德水平决定的。如果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但是道德水平低,那也只能说明他是小人。孔子的思想中有要求君王要爱戴百姓,从“仁”到“正民”再到仁的政治理论学说,都表现出对民的重视和关怀。
先秦的民本思想的大前提是君为主,因为它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却不影响我们吸收其精华部分。我们应该辩证的吸收其合理成分,让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先秦儒家的民本是朴素的,只是看到人民群众作为整体的力量和作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才是真正当家作主,当下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重要内容就是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先秦民主思想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一定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人民而政治。
三、天人合一,同类同伴的生态理念
儒家追求“仁民爱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手足同胞,互相之间仁爱。还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天地中的一部分。在传统思想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没有停止过思考,著名学者徐复观讲:“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那样的亲和关系。”中国古代一直以农耕文明为主,这导致了中国格外的注重自然,中华民族选择在黄河流域生活,这里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每年的农业生产全部都是靠天吃饭,所以人们一直都依赖大自然的慷慨。
先秦儒家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为我们当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借鉴。当下,虽然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是各种问题却不容忽视比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等都需要我们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如果我们不重视环保,经济发展的多好到最后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辩证主义思想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四、贵和尚忠,讲信修睦的和谐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个体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达到天人合一,要了解自然认识自然通晓天的道理。“贵和尚中”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与中两个字概括了古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举一个例子,贵和尚中思想在外交行动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和谐成分。中华民族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一直都是友善的,和谐的。所以我们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论。即使面对个别时候一些少数民族对我们的侵略,也都尽量做到以德服人。此外像“上善若水”、“民胞物与”等思想都体现出中华民族处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智慧。
当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有一些不和谐因素,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儒家思想关于和谐的局限性即对天的过度依赖,忽视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楚当今世界和谐是主流,很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跟国际上一些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是有关的。我们建议他们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看待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邹之坤.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6(3).
[2]邹之坤.哲学与时代精神——轴心时代中国与希腊哲学产生之初的比较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6).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的时代价值 篇5
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法治；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95-2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的主流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不仅要吸收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更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秀的法律历史遗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文化氛围的社会，儒家法律思想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1 重视教化的教育预防作用
儒家认为，实施教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专门的师长在学校进行的道德传授和训诫。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是我国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弟子遍布各国，达到三千多人，所以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等许多道德观念，都是通过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传授和教化的，自然这些道德思想通过学生们的钻研和再传播，对规范、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以上这些道德规范经过千年的实践和检验，已经成为社会的公理，尤其儒家认识到刑法在维持社会稳定上必不可少，但是以道德为主引导百姓可以事半功倍。从法理上看，这些算是民间的律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另外，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如今许多已实行法治领域的实际上还在产生作用。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面代替现代社会的法律，但道德规范在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法理约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孔子宣扬的儒家道德伦理，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都是一些封建礼教，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认清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国民的道德水准，在这些实践基础上深刻挖掘儒家的精髓，并且運用到我们现代社会，对于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另一种则是通过统治者言传身教和倡导等形式来实现伦理的升华。儒家的倡导者们认为一国之君管理一个国家的前提需要学会自治，即要求统治者加强自身修养，端正自身品行，希望国君管理国家能够实行“仁政”。这种律己的要求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中明显具有极大的进步性，这些约束在法理上的意义与民主社会中权力制约的说法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儒家的自律要求是难以为继的，当时的各位统治者能够人人做到律己是很难的，但是统治者还是相当认同“贤人政治”的。突出人的作用，强调贤人因素的法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统治者的个人私欲受到抑制，黎民百姓就不会过分憎恨当政者，必然缓和社会的矛盾，所以才出现了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用现代法理的标准衡量儒家的“贤人政治”的法律文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新时期面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环境，党的自身建设也日益重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成为新时期的重大课题之一。儒家的自治思想，对我们国家如今要求依法治国，建设高素质、高效率的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各项综合素质具有启迪意义，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党的形象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2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儒家虽然重视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法与刑的必要性。如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他认为“用行政命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辱；用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仅能遵纪守法，而且引以此为荣耀。”这就点明了孔子所强调的品德和刑法为政治统治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方面。他所要求的道德与法律互补的主张，正揭示了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相辅相承的关系，这一观点的有效应用可以使社会秩序安定。儒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律思想，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实现依法治国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同时，也要加强道德建设，二者同步进行，协调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百姓行为的规范，需要两者同时具备，更不能偏废。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表明两者的组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对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强烈的时代意义，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也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
回顾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可能发现，“民本”的基本含义虽然是“以民为本”，但仅限于此来理解民本思想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还必须弄清楚，对民是什么态度，又是以民为什么之本。只有这样，我们所了解的民本思想才有可能是真切的。研究儒家民本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精髓，为建设和谐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服务。从中华民族努力奋斗为争取独立自强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的思想代表了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为统治者驯化百姓服务，因而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但今天，这种偏激的观点并没有辩证的看待儒家的有益思想。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权益，在历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虽然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但他们重民贵民、爱民安民、利民富民的思想和做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要根据人民的意志，以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真正的保障人民的人权和民主权利。今天，我们正积极倡导建设和谐社会，重视民生、关注民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各阶层的领导人必须强化“公仆”意识，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在做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一些工作上，一定要充分尊重百姓的心声，为他们做实事、好事。这样广大民众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拥护我们党、并自觉参与到建设和谐社会的浪潮之中。同时，必须为百姓，特别是为一些社会弱势群体量身定做合适的保护圈，要切实加强法制建设，使以人为本的精神通过先进的法律文化加以确认，并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完善的法制建设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保障。在这一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吸收外国先进法律文化的同时，更要汲取我们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家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的真正价值得到体现，才能更好的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对于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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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翔非.新孝道.京华出版社，2011年版.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 篇6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精髓相契合
2014年2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 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 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的凝练, 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和丰富的过程, 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一致,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优秀成果相承接, 凝聚我们全社会价值共识做出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决定了它的基本理念必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 因为中华文化和文明本身是没有割裂和中断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明的元素后做出的一种崭新的时代表达, 不失传统, 也不疏现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立国之本的基础上, 兼备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息;又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因为融入了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充满了生命力, 更加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框架和文化语境中延伸和表达出了“三个倡导”。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 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 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三者的价值诉求融为一体。它既汲取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 又彰显了时代精神。立足于时代发展, 汲取儒家“修齐治平”历史积淀下的养分, 形成适合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观, 既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精神, 符合时代主旋律, 使时代潮流中的人民大众有普遍的认同感, 又体现了民族精神, 对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秉承与延续, 还借鉴和发展了西方价值观中的合理理论, 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秉承与升华
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从宋元开始就是封建科举的指南针, 是统治阶级的治国理论源泉, 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它是《大学》的核心思想, 被朱熹称为“初学入德之门”。“修齐治平”思想阐发的义理, 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广为渗透,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是非观念和价值取向。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实际宗旨是“推己及人”。先及于个人, 再及于社会, 最后及于国家领域。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所提倡的是“家国情怀”, 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和血缘宗法制度影响着的国家存在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这种文化结构而提出“三个倡导”, 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现代化的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 更强调“以社会为本体”的价值追求。其立意的根本是国家, 它首先从国家着眼, 有国才有家, 由国富到民强, 由国强到民安。因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倡导的顺序是国家、社会、公民。这种文化结构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建构, 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突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而这种特性在民主、公正、友善等价值上也得到了充分显示。
第一, “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是“民为邦本”, 民本与“民为国之主”即现代社会的民主。它规定了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在中国的民主思想中, 常用孟子的一句话:“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国家不仅是“为民的”和“民治的”, 它的根本是人民的。在这种思想传统下, 尽管中国传统政治强调“国不可一日无君”, 但此“君”不是为国而存在, 而是为民而存在, 因为民为国之本。虽然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民, 不是国, 但民本的实践离不开国, 国家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 养民、保民、安民、乐民, 这样国家才能繁荣富强、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是对“修齐治平”思想“民本”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第二, “齐家”是儒家从个人向社会扩展的第一步, 公正是“齐家”宗法伦理崇尚和追求的价值理想。家, 是国中的国;国, 是千万个家。齐家、治国要求遵循公平正义原则, 不公则易争, 不平则易鸣, 不正则易邪, 不义则易奸。只有公正才能政治清明、廉洁, 进而社会才能安定有序。《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是古代社会中国人的崇高价值目标和理想社会。《论语·颜渊篇》讲:“政者, 正也。”荀子讲:“率道而行, 端然正己, 不为物所倾侧, 夫是谓之君子。”儒家的“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正”的母体, 但在现代社会, 单一依靠道德制约而没有法治的保证, 维护不了个人权利与社会安定。只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社会才能真正做到公正。
第三, “修身”是修德, 是“修己以安百姓”, 是“仁”, “友善”是“仁”的外化和拓展。“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中庸》) “修身”的方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目的是达到“仁”的境界, 而儒家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仁”。孔子提出“仁者爱人”, 孟子主张人性善, 强调与人为善。其核心都在于以善为原则帮助成就他人, 而“友善”价值观就是这样植根于“仁”的道德范畴之中。友善就是对待他人像对待自己一样, 在实现自我的利益时考虑他人的利益。践行了儒家的忠恕之道, “子欲利则利人, 子欲达则达人;己之不欲, 勿施于人”。友善既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 也富含社会伦理意义, 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友善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 一方面指引人们人格的完善和公民道德的培育, 另一方面引领社会关系和秩序的优化。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只有“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以舆论为导向, 加强载体建设, 才能真正做到像空气一样存在着。
第一, 社会舆论所形成的道德氛围, 是一种普遍而隐蔽的强制力量, 它能够悄无声息地影响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的价值观, 无论是形成还是改变, 都无法摆脱这一无形舆论环境的导向与制约。加强舆论引导, 营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氛围, 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把社会舆论看作一种“伟大的道德力量”, 它“只要明显地表达出来, 就必然要压倒人间的其他一切力量”。社会舆论因其大众化、普遍化的特点, 很容易形成一种集体倾向和公共意见, 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氛围。首先, 新闻媒体要在每天的宣传报道中插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公益广告或小短片, 褒扬各种正能量, 比如美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事例, 极力批判那些违背社会道德, 混淆人们是非观和价值观的案件。其次, 媒体在职业道德中一定要做到他律与自律, 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没底线地迎合观众。必须加强媒体行业的他律与自律法规和政策, 使媒体自觉担当起他所应负的社会责任, 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再次, 增强对网络媒体的管理能力, 对明显偏离理性轨道的网络热点要敢于发声, 及时纠正, 驳斥虚假传言;要善于在网络议题设置中体现正确导向, 在网民互动中达成价值共识, 实现核心价值观润物无声的传播效果。
第二, 大力推广、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思想的文化产品、文体娱乐活动、人文景观等形式多样的载体建设。约瑟夫·奈说:“要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主导意识形态为中心。那些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和歌曲等文化产品, 应当对其他文化产品起到示范作用。于是, 中国的软实力被引申为一种由国家来打造的文化影响力, 其目的是对内凝聚人心, 加强民族团结, 而并非向外扩展吸引力以获得外交上的增益。”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2个国家文化以及这12个国家文化的20个形象符号, 排名第二位的是中国文化, 代表性的文化形象符号主要有:汉语、北京故宫、长城、毛泽东、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功夫、西游记、天坛、兵马俑、莫高窟、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针灸、中国烹饪等。由此可见, 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形象最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 而对中国当今的现代文化主体形象比较模糊。这就促使我们大力推广、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文体娱乐活动、人文景观等特色的载体建设, 创作出鲜活、直观和生动的客观物质载体, 使人们无形中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的洗礼、灵魂的熏陶和心灵的感化。
总之,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延续数千年的儒家“修齐治平”对我们整个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修齐治平”流传至今, 有其精华的部分, 也存在不适应当代的糟粕部分。我们要扬弃地予以继承, 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 使之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成为涵养民族价值观的不竭源泉。
摘要：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活”的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
关键词：儒家,修齐治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5-05.
[2]李建华.友善何以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J].伦理学研究, 2013, (2) .
[3]王燕生, 译.圣西门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试析儒家核心价值观 篇7
关键词：儒家,核心价值观,内涵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建设的基石, 历代中国人都是在儒家思想的传统理念下成长, 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理念。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里, 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治国的思想, 此种思想传承了数千年, 对于现代人的自身修养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并挖掘出对于现代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一、以“仁”为本的民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以“仁”为本, 在“仁者爱人”的基础理论下, 以“仁爱”为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民本”思想是“仁”的具体体现。民本思想源于殷周时代, 《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后来简化为“民本”二字。《尚书注疏》卷六有云:“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 能畏敬小民所以得众心。”在《尚书·多方》亦提出“天惟时求民主”的说法, 《尚书注疏》卷十六注释云:“天惟是桀恶, 故更求民主以代之。”这说明殷周时代的思想家们已认识到固民与固国的关系。
儒家将这种民本思想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为“重民轻神”、“重民轻君”、“重稷轻君”的意识。“重民轻神”意识的积极意义表现为对远古先民的敬鬼神思想的背叛。在远古农耕时代的先民意念中, “天”是一个有时空性质的自然概念, 也是神鬼的一种具象化, 先民认为自己生命里的一切均在天地鬼神的掌控之中, 时空中可以感知的一切客观存在物体都是神的意志的体现, 而神鬼是一切自然现象后面的不可感知力量。所以《诗经》“玄鸟”篇有云:“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的记载, 说明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来自于天命, 《诗集传》卷十九解释此句云:“契母简狄有狨氏之女, 为帝喾次妃, 见玄鸟坠其卵, 而吞之因孕生契。”因此商祖契是其母踩玄鸟蛋而生, 所以契为上天之子, 他的统治权是“天权神授”, 契便具有法定的统治权, 民众必须臣服于其威力之下, 也就是对神鬼之力的臣服。而在儒家的“重民轻神”的思想之下, “民”与“神”的位置颠倒了, 民众成了国家的主宰, 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表现为“贵人轻神”, “神的意志”则被孔子痛斥为“怪力乱神”而丢弃于不屑一顾的地位, 于是“神位”坍塌, 人的地位提升, 民众真正有了治国的发言权, 成为国家的基础。
孟子将民本思想进一步概括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后世学者将其简称为“民贵君轻”, 这种说法是对“重民轻神”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是天、君、民的位置的重新排序。孟子不但要把民众放置于鬼神的位置上, 更要放置于国君与社稷之上, 在孟子的这种理念指导下, 所提升的是民众的政治地位和积极治国的意识, 也使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得人心”才是治国之基础, 要努力为民众谋福利。
而“重稷轻君”则是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 汉代的“民以食为天”理论的提出, 将粮食与国家社稷的稳定联系在了一起。粮食及人类生存所需的生产资源, 是维系人类生命的必需品, 因此“稷”作为粮食及一切生存资料的代称, 其地位被排在了国君的前面。只有“稷”的充足, 才有“民”的生存保障, 才有国家之根本的稳固。所以儒家的“民以食为天”理念正是民本意识的进一步细化深化, 把民之“天”定为“食”而不是“君”, 就是对远古“天”的意识的改变, 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更加唯物主义的认知, 也是对“神权”意识的进一步颠覆。
二、儒家的积极进取的思想
在儒家“仁”的精神之下, 儒家学者积极提倡建设高尚的社会环境, 传递人类精神的正能量, 以达到天下大同, 仁义忠信的理想社会。孔子及其他儒家先哲们也看到实现这种社会目标的艰巨性, 故《论语》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 不亦弘乎, 不亦远乎?”《孟子·公孙丑上》云:“鱼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于是在奔向这条“大同世界”的路途上, 就需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来支撑着人类对未来的追索。故儒家的核心价值观里就提倡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易经》有“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儒家积极的处世态度的起源, 《子夏易传》卷一解释此句云:“健而不息, 天之运也。自强而成德者, 君子之事也。”“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成了儒家的人生态度的核心理念, 为此, 孔子提倡“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一箪食、一瓢饮”的学习态度, 以及“朝闻道, 夕死可矣”的求索精神, 在孔子的成功学里, 他认为事在人为, 一切成功皆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君子要有坚毅刚强的意志, 再结合积极而主动的进取精神, 把握生命, 把握时光, “往者不可鉴, 来者犹可追”, 积极地克服人生路途上的各种艰难困苦, 最终抵达人生的理想境地。
在孟子的学说里, 仍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孟子云:“舜, 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精义》卷五解释此名句:“人之性无不善, 盖无有闻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信, 何患不至于乎?”孟子此语是对人本性向善力量的充分肯定, 也是对人类本质的充分肯定, 于是生命的正能量得到充分阐述, 追求更高远目标的积极心态由此确立。
荀子则用一连串精彩的比喻来阐述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相信人类可以用主动的态度去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人类可以通过对客观条件的利用产生出更大的能量, 人与天的积极配合是成事之必须。荀子以宏大的气派指出:“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故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唐代的荀子研究专家杨倞注释此句云:“物之生虽在天, 成之却在人也。此皆言理平丰富在人所为, 不在天也。若废人而妄思天, 虽劳心苦思亦无益也。”荀子的此种理念可以看成是对孟子的“舜, 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理论的发挥, 荀子认为人的力量是无限的, 也是可以战胜大自然的, 而人类却因为自愿地匍匐于自然威力之下, 才使自己失去了争取空间的机会, 故在荀子的“人定胜天”的理念之下, 人类要用一种豪迈无畏的态度与自然抗争, 用勇毅和恒心去战天斗地, 故荀子有云:“道虽迩, 不行不至;事虽小, 不为不成”, “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正是对人类积极进取精神的歌颂。
三、深远的忧患意识
所谓忧患意识, 是指人类对各种可能到来灾难的心理准备, 忧患意识使人类对客观环境保持高度警觉, 对各种可能性进行预测、展望和谋划, 并作出相应的防范, 以便把损失降到最低。忧患意识引发的是人类对生命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的盼望, 因此忧患意识的本质是“居安思危”, 即所谓“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和“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它是在儒家“仁”的核心理念之下产生的人生哲学。
儒家学者在积极的进取精神里, 又融入了深远的忧患意识, 表现出儒家科学的人生态度。因此, 儒家主张“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古人已意识到“远虑”与“近忧”之间存在着哲学上的关联, 意识到人类那些对未来生活的盲目行为, 必然会导致对现存的客观条件的破坏, 或者是未来精神层面上的缺失, 因此发生自然灾难或人为灾难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所以忧患意识是一种防微杜渐的先知先觉, 是一种生存智慧和政治智慧。忧患意识中既包含了对物质生活的忧患意识, 也包括了精神层面上的忧患意识, 在物质方面的忧患意识, 体现为“节用”、“爱民”上, 孔子认为统治者如果有爱民意识的话, 应当缩减自己的物质欲望, 并要以“君子学道则爱人”的治国方略, 努力地减少对百姓的役使, 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如承大祭”, 才能得到民众更多的拥戴, 减少失去民心的可能性, 这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
儒家学者所忧虑的不仅仅是个人物质利益的贫乏, 还包括民众精神方面的缺失。故孔子有云:“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孔子所担忧的此四者, 都是属于精神建设方面的内容, 却恰恰是孔子最担忧的事情。在这里儒家学者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关心民众的精神生活方面, 因为这种精神建设, 直接关联到社稷的安危和民族文化的延续, 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只有在高尚的道德追求和完善的品德下, 民众才能“仓廪实而知礼义”, 从追求物质上升为追求精神, 民众心中的目标更加远大, 社会发展的空间也就更加宽阔。换言之, 民众精神层面上的缺失所带来的损失, 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小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儒家学者对民众精神方面的忧患, 一点也不小于对物质方面的忧患。
综上所述, 儒家核心价值可概括为颠覆神权意识的民本思想, 积极求索的人生态度以及“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而这三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和谐社会的全部内容。在儒家“重民轻神”“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下, 民众摆脱了压在头上的神权和王权, 精神上站立起来, 真正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参与者, 才会有主人翁的精神面貌和更强的凝聚力, 才会满怀热情地去做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而积极求索的人生态度使民众可以自强不息地完成道德追求与知识的追求, 忧患意识又使人高瞻远瞩, 树立更加远大的社会目标, 所以在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之下, 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社会氛围、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克服困难的勇毅精神、民主友善的环境, 也就具备了上述和谐社会的全部内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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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易.先秦儒家国家关系管理思想论[M].北京:线装书局, 2007.
礼育:儒家核心价值的一种体现 篇8
一、儒家礼育的核心追求是稳定社会秩序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所言, 礼制所追求的是“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 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 礼制作为一整套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存在, 其最核心追求就是秩序本身, 因此在儒家礼育所倡导的“礼之本”、“以礼治国”的思想里, 其实包含着政治和精神的双重含义, 即对政治等级制度和家庭人伦秩序的双重维护。面对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大趋势,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的口号, 提出了“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治国主张, 又明确规定了“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人伦之道。孔子认为“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就是社会应当遵守的基本秩序, 在这个基本秩序之下, 才有了社会的固定框架, 才有了人人都遵守的道德标准, 礼育就是实现这种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正如《礼记·仲尼燕居》说:“治国而无礼, 譬犹瞽之无相与, 伥伥乎, 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 非烛何见?”因此在使弟子们熟悉各种周礼的仪式、在对弟子们进行繁琐的礼育教学的过程中, 孔子要求弟子深刻体悟在西周礼仪中所包含着的“以礼治国”的政治抱负以及这些礼节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意义, 要求弟子以“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此前提之下, 孔子又提出了“畏天命, 畏大人言”的主张, 要求受教育者对于礼仪怀有敬意, 对于长者 (包括天地、君王、家长、师长) 怀有敬畏之心。因此, 对于“八佾舞于庭”的僭越周礼的行为, 孔子不会只把它看成是一种音乐欣赏行为, 而认为这是对社会秩序的深层破坏, 所以孔子的表现为“是可忍, 孰不可忍”, 要弟子们“鸣鼓而攻之”。
这种礼育理念至荀子时代又发展成为“礼分”思想, 荀子认为, 从社会地位以及政治职位的角度来说, 人应当是有等级区别的, 正是等级地位把人排列于固定的位置上, 编程于伦理纲常的秩序之中, 荀子明确指出:“国无礼, 则不正, 礼之所以正国也, 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 犹绳墨之于曲直也”。因此礼育可以使社会结构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是促使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所以只有在行为举止上养成自觉遵守礼节的习惯, 做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保持“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等级观念, 在“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的前提之下, 才能保证社会秩序井然, 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同时, 礼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 具有着激发民族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功能, 它在“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秩序之中, 要求社会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约束个人的物欲和私利, 按照每个人的身份的不同, 将自己摆放在特定的位置上, 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和家庭角色, 共同为国家和民族的安定承担责任, 共同构成“以天下为重”的责任者, 在这固定的角色担当中, 个体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与国家的利益, 真诚地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 积极地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努力, 最终达到“以正君臣, 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 以和夫妇”的和谐社会。
二、儒家礼育的核心境界是和谐
在孔子的理念中, 礼育不仅是一种制度、一些舞乐、一些礼节, 更是一种仁爱和谐精神的表现, 儒家学者认为, 在礼仪训练中培养起来的人具有一种低调的自谦品质, 他们进入的则是一种博爱的“礼让”境界。《荀子·礼论》亦云:“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 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礼义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 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礼起源于用制度使人安分守己, 它是为了建立一种共同的社会约束体制而产生并存在的, 它将个体的欲望克制于合理的限度之内, 避免造成“争则乱”的局面, 这就是“礼让”思想的本质。因此, 孔子自身就是一个礼让的典型, 他处处以低姿态自处, 从不故意表现自己:“孔子于乡党, 恂恂如也, 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 便便言, 唯谨尔。”“执圭, 鞠躬如也, 如不胜。上如揖, 下如授。勃如战色, 享礼, 有容色。私觌, 愉愉如也。”在儒家学者眼里, 自谦属于“礼让”的范畴, 做人只有遵循礼节, 依礼行事, 才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一种自尊的表现。正是孔子的这种低姿态, 使他赢得了乡党们的爱戴, 乡党们认为“陬人之子” (指孔子) 在公开场合所表现出的自谦“是知也”, 是有着大智慧的, 是真正的自尊和恭敬。孔子的学生曾子更把这种做法总结为:“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因此乃知, “和谐”才是礼育的核心境界, 不论通过哪种礼节仪式训练, 所要达到的都只能是这样的终极目的。
荀子又明确地提出了家庭人际关系中的礼节, 即“贵者敬焉, 老者孝焉, 长者弟焉, 幼者慈焉, 贱者惠焉”, 其实这种做法正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与孔子的治学治国之道一样, 以“家庭”为中心, 讲究家国同构, 治家如治国, 通过尊敬他人与和谐礼让, 进而达到家庭关系的和睦, 进而形成国家整体的和谐。在这个尊重与自尊的修养过程中, 个人的品质渐趋完美, 渐次进入到“贵和”的道德境界, 于是社会民众身心和谐, 物欲淡化, 每一个个体和社会同步进入到“大同”境界之中。儒家学者正是要通过礼育手段, 达到宇宙与天地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要素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最终达到个人价值观与国家价值观之间的和谐统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存于一身, “以和为贵”成为社会的共同道德标准, 最终形成真正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统一。
三、儒家礼育核心价值是变革性和延展性
《论语·为政》有云:“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也, 虽百世可知也。”这段话说明孔子认为周礼是后世礼育的基础, 但它又是通过继承损益夏礼、殷礼而来, 而这种继承不光是沿续, 更有“损”的成分在里面, “损”可以使原来周礼的内容减少, 甚至到完全更改。由此可以推知, 被当前社会奉为至宝的周礼也不会一成不变地被后世继承下去, 它同样会在不断的社会沿革中因损益而变化, 甚至最终消失。《礼记·礼器》亦称:“礼, 时为大。”这就是说, 礼育也有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在特定的时代里, 某种道德标准对应着某种社会环境, 因此其具有进步的意义而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 一旦脱离了这种社会背景, 礼育的内容也应当随之而变革, 才不至于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
孔子通过周礼与殷礼、夏礼之间的承继关系, 进而推断出了百世之后的社会制度亦可以推演得知的结论, 这就是儒家礼育延展性的表现。因为儒家礼育思想建立于“仁学”之上, 仁是礼的感性基础, 礼是仁的具体表现, 仁是礼的心理基础, 礼是仁的行为尺度, 合乎礼节的行为才是仁爱的体现, 有仁爱之心的人才会有礼让之举, 因此“仁学”与“礼制”所追求的都是社会秩序稳定与社会状况和谐, 追求的都是个体服从于群体的角色定位,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礼制的损益必是围绕着“仁爱”、“稳定”、“和谐”的主旋律进行的, 必是围绕着“天下为一家, 中国如一人”的宗旨进行的, 所以虽然经过百世之变革, 儒家礼育的核心价值观是稳定不变的, 实行的仍然是人类所共同遵循的“达道”和“和为贵”的准则。如今, 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观之, 孔子的这种预言已经得以实现:现代中国人仍然在遵守着传统儒家礼育的要求, 追求“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友弟恭”的家庭秩序;在社会团体中做到守法爱国、廉洁奉公, 这就是儒家礼育的延展性质的体现。
四、儒家礼育的现代意义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以礼治国, 则国必昌”, 在中国传统的礼育文化之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整套的个人修养之道, 修身又必须从“礼”的实行入手, 礼育就成了社会道德的必然导向, 成了匡正社会风气的必要手段。因此, 在现代社会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礼育体系, 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普遍认同的心理基础的, 也是传承中华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更重要的是, 在当今经济建设步伐加快, 物质利益诱惑大幅增加, 人们的道德意识正承受着更加严峻的考验的时期, 重塑中华民族的“使欲必不穷乎物, 物必不屈于欲”的物欲观以及“礼让”、“和为贵”的传统礼育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现代的新形势之下,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的新型道德标准: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观是现代荣辱观的高度概括, 既呈现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理念, 又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征, 其精髓即对爱国、勤劳、守纪、诚信等社会风尚的高度弘扬, 又是对中华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礼育思想的有效延展, 综观未来, “八荣八耻”观对于传承民族传统, 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增强民族凝聚力必然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 也必将成为新形势下礼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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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 篇9
目前, 学界基本没有关于传统儒家丧葬礼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研究。但是,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儒家文化、儒家丧葬礼俗两个方面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论述。本文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试图对传统儒家丧葬礼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间较具有代表性的契合点进行阐释, 分别是个人层面的“友善”“爱国”;社会层面的“法治”;国家层面的“和谐”“文明”。
一、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之契合点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友善”是指人与人交往时的友好亲近, 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信条, 是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 是历史的传承。
“仁”是儒家学派的最高道德原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2) 可见“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孔子再道:“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3) 想要为“仁”要先做到孝悌, “孝”为“仁”的基础。因此, 爱人要推己及人, 也就是从爱亲人即“孝”开始, 再推广到爱他人、爱万民、爱国家。对他人友善相待, 建立起和睦的人际关系是儒学中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从中可以看见双方的贯通之处。
传统儒家丧葬礼俗如何体现“友善”?第一, 紧密了亲缘关系, 促进家庭和睦。父母去世, 孝子孝女无论身在何方都要来到逝者身边为其置办丧事。吊丧之时, 家族亲戚会来到丧家吊唁死者、安慰在世亲人。这时, 即使是曾有隔阂的亲人也会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情感团结一致, 明白人生短暂, 与亲人更应该友善相处, 珍惜彼此间来之不易的亲缘。
第二, 紧密了朋友间的关系, 促进邻里和睦。朋友和邻里必然会参加逝者的丧礼, 在吊丧、赙襚和亲朋祭奠中有所体现。他们会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情感, 着深色服饰吊唁逝者, 并带一些物品给丧家以助丧者, 同时, 给正处于哀痛中的丧家以安慰。
在整个丧葬仪式中, 生者间的良性互动, 必然会进一步加固人们之间原有的情谊。儒家传统的丧葬礼俗注重调整家庭内部的关系, 还有利于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儒家丧葬礼俗中体现出的这种“由爱亲人到与人为善”的思想, 正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一词有契合之处。
二、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之契合点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 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推动力。无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是儒家传统文化都十分重视“爱国”意识。
第一, 传统的儒家丧葬礼俗文化具有移孝作忠的作用。在儒家文化中对父母长辈的孝是“生要敬养, 死要礼葬, 祭要虔敬”, 并在整个丧葬过程中要发自内心的悲伤。在国家层面表现为移孝作忠, 忠孝一体。儒家认为君主代表国家, 希望民众能如待父母般对待君主。子曰:“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 而名立于后世矣。” (4) 试图用以孝为本的伦理纲常紧密家和国的关系。作为“孝道”重要表现形式的“丧葬”, 其对于培育人民爱国精神起到的重要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 传统的儒家丧葬礼俗通过对祖先的追思, 具有增强民众民族认同感的作用。《礼记·大傅》曰, “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收族故宗庙严, 宗庙严故重社稷。”孝就是要尊祖敬最后再上升到重“社稷”。尊祖敬宗体现在传统儒家丧葬礼俗中, 比如, 为祖先树立墓碑、纂写墓志铭、建祠堂和宗庙等等。“将祠主、庙主的事迹形象表现出来, 以此在祠庙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树立起以祠主、庙主行为作为规范的价值观念。” (5) 而在当代的中国, 人们也会通过扫墓、祭祀 (如:祭孔) 等丧葬活动, 追思祖先或者先人, 从而对孕育这一切的文化和土地产生深刻的认同感。这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的寻根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一直在不断地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爱国是一个当代公民必需的素质, 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爱国”不同于以往封建社会下“忠君式”的爱国, 它强调的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一种忠于人民式的爱国。但是, 无论在哪个时代背景下的“爱国”都认为, 人只有心怀“仁爱” (即由爱亲人扩展到爱他人、爱万民万物) 才能真心实意地爱国。因此, 任何一个时代都提倡孝亲敬长, 尊重他人, 这是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中强调的一种价值观念, 也是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爱国”理念。
三、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之契合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将文明置于国家层面之上, 但同时强调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统一。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的殡葬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构建先进文明的殡葬文化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大重点。
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强调, 丧葬中的各个环节要按照“礼”来实施, 使整个丧葬活动更加规范化。“子曰:‘生, 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6) 而丧葬制度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对待生死之事的伦理原则。
随着千年的演变, 儒家有着一套较为系统的丧葬礼俗, 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丧葬礼俗会在一定基础上有增减。笔者将列举一些能体现积极向上精神理念的传统儒家丧葬礼俗, 并挖掘它们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的契合之处。
五服制度。这里重点要讨论的是五服制度的基本原则:“尊尊”“亲亲”。对于家庭的成员的丧葬事宜, 家族成员不因辈分的差异而有所懈怠, 只是轻重、主次有所区别罢了, 无论血缘的亲疏远近, 如果人人都能在丧葬活动中“尊尊, 亲亲”, 将对建设现代丧葬文明的建设大有裨益。
去饰去美。前来吊唁的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邻里的衣冠服饰都要去饰去美, 身着灰暗色调, 给人以沉重庄重之感。这不仅是对逝者离世哀伤, 也是对丧家的尊重。
节哀顺变。在儒家丧俗的居丧的过程中, 守制者往往过着苦行僧的生活, 很容易变成“愚孝”, 这种做法在现代不被提倡。但是, 实际上儒家认为是可以变通的。《礼记·檀弓》中说到:“丧礼, 哀戚之至也。节哀, 顺变也, 君子念始之者。” (7) 劝诫人们, 哀戚之极要考虑到父母生养我们实属不易, 我们更应该保重身体, 节哀顺变。儒家丧葬文化中的这种中和之道也同样适用于如今的社会, 所谓节哀顺变, 逝者已逝, 生者应带着对他们的感恩与怀念更好地生活。
薄葬俭礼观。儒家的薄葬观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礼, 与其奢也, 宁俭。丧, 与其易也, 宁戚。” (8) 孔子更主张崇尚精神性的悼念和既节俭又遵守“礼”的丧礼, 就连他的父母和最钟爱的弟子颜渊去世后他都坚持薄葬, 此后的薄葬之风基本都是各朝代的士大夫提倡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朱子家礼》中的禁奢思想。由于当时丧葬礼仪存在许多繁文缛节和奢侈之风盛行, 《朱子家礼》努力简化丧葬礼节, 希望能使广大士庶民众遵守“礼”。虽然这些都没能在当时社会形成主流观念, 但是它的的确确在儒家丧葬文化中存在, 也是当代殡葬改革所提倡的。
在“礼”的要求下, 儒家丧葬礼俗具有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两大特征。如在丧礼、墓地、棺椁、随葬品等具体事物的监督执行方面都做出了严格规范的规定, 形成较为完善的丧礼、丧服、居丧、陵墓等制度。儒家丧葬礼俗文化对将丧葬礼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一些措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儒家这种以“礼”事丧葬的理念, 有利于人们各司其职, 建立道德行为规范, 约束和规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这是一种完备庄严又不失温情的丧葬礼俗文化。而社会主义的文明也应该是一种制度完备先进, 且促进公民道德行为规范的先进文明, 我们应该汲取儒家丧葬文化中的文明因子, 推动中国的殡葬改革, 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四、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之契合点
古往今来, 实现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子女的美好追求和向往,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长期的任务。儒家的和谐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传统的儒家丧葬礼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儒家追求“和谐”的精神理念。
1.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传统儒家看来, 心灵和谐其实是一种向善的心态, 也就是“仁爱”, 要求人们对自己要有正确的道德约束。前面我们提到过, 儒家学说认为要想做到“仁”就要先从“爱人”开始, “爱人”就先从爱亲人开始, 然后推及他人, 这就要求人们要先有一颗“爱人”之心。
人际和谐就是在心灵和谐的基础上, 同他人交往所体现出来的儒家用“仁爱”调节的人际关系, 把道德自觉和对亲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儒家丧葬文化要求在丧葬活动中制定一些制度或者规范, 约束人们的行为。比如, 长幼亲疏有序、去饰去美等都能规范人们的行为, 营造一个和谐的丧葬氛围, 既亲密了家庭内部的情缘情感, 又促进了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和睦相处。
2015年12月21日, 济宁市一家兄弟发丧起了冲突, 造成父亲在家停尸10日。按父亲的代书遗嘱表示, 儿女中只有次子照顾晚年生活, 自己死后, 所有的工资账户余额及丧葬费用等均由次子继承, 其他人无权干涉。这个事件中我们看不到传统儒家丧葬文化所提倡的“孝”“礼”“仁爱”, 其实当今的一些丧葬活动中存在不少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不断发展同时, 丧葬制度也愈加完善、科学化, 传统丧葬文化中一些充满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也随着它的糟粕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真正的和谐不仅要靠制度的完善, 也需要人们自我素质和精神意识的提高。我们应将培养儒家丧葬文化中的约束之礼、礼让之礼和尊重之礼与殡葬改革联系起来, 使“和谐”的因子融入到当今的丧葬文化中。
2. 人与社会的和谐
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就促进人与社会和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使人们团结起来, 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构建起来的, 丧葬过程中, 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成员、朋友和他的家庭、街坊邻里都会参加进来。这一活动紧密了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家”之间的联系。二是通过丧葬礼仪中的“礼法”使丧葬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从而推动社会和谐。
3.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天人合一”是儒家在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中的集中体现, 主要内容是建立人和天地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儒家认为, 天即“自然界”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 山林茂而禽兽归之。” (9) “土敝则草木不长, 水烦则鱼鳖不大。” (10) 可见, 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与天地和谐共处。儒家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在儒家丧葬礼俗中没有明显体现, 在这就不多论述。
总之, 传统儒家丧葬礼俗能协调家族内部的亲缘关系和外部的人际关系, 注重以“礼”规范丧葬活动, 有利于实现社会各个层面和谐,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有相贯通之处。
五、探析中国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之契合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社会也正处于转型时期。在传统道德地位下降同时, 新的道德秩序正在构建中。但新旧道德之间还存在着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错位地带。其一, 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法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仍对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其影响力日渐微弱。而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完全发展完善;其二, 旧秩序中的一些陋习仍然存在, 而先进文明的新道德却接受度不高。
中国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 传统的丧葬礼俗文化有着许多封建迷信陋习, 想要根除这些陋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寻找传统儒家丧葬礼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的目的在于, 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丧葬礼俗观进行全新阐释, 凸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之处, 教育人们自觉摒弃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中的落后部分。
论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10
几乎每本历史书籍的大事年表中都记载着这一行字。
你可以崇拜他, 也可以批判他, 但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 你不可能不认识他。历史长河, 大浪淘沙, 终见峥嵘。多少个平凡抑或不平凡的生命淡退出人们的记忆, 被历史抛弃。然而孔子, 两千多年前诞生的一个平凡的生命, 却至今被人铭记。孔子是智慧的, 他没有企图用石刻记录自己的丰功伟绩, 而却用另一把尖锐的凿子把他的思想深深镌刻在华夏民族的心中, 刻穿了几千年的岁月。
对于孔子, 我们记住了他的贡献, 祭奠了他的诞辰, 尊称他为圣人, 然而众所周知, 代表其最大价值的仍是他所创始的儒家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 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暂时消沉, 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 灭人欲”, 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儒批孔, 到现在儒学再热, 儒家思想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 起起落落, 却又一直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不倒的道路。而在现代化的今天,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又何在呢?
首先, 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个华夏民族成员的潜意识中, 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识。
即使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也处处可见。它已经深深渗透在华夏民族每一个成员的细胞之中。无论你在神州大地, 还是漂泊海外, 只要你身体里流淌着华夏民族的血脉, 那么至少在你心里某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 种着一棵儒家思想的根, 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 你的行为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广泛的共识, 所以它也成为中国人民共融, 中华民族团结, 中国社会和谐的一种思想保证。
其次, 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体系标准大都源于儒家的道德思想, 因而儒家思想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
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识字的农民, 可能没听说过四书五经, 可以不会背一句论语, 甚至可以不知道孔子为何许人也, 什么叫“儒家”, 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孝顺长辈, 诚实守信, 仁义厚道。难道能说这些朴素的理论不是儒家思想吗?家庭需要伦理, 交际需要礼仪, 商场呼唤诚信, 社会需要秩序。家庭的和睦, 礼仪的运用, 买卖的畅通, 生活的规范。整个社会的种种行为, 都是由法律和道德来支撑和维护的。而对于很多生活琐事, 法律无法细管, 很多时候只能依靠道德来规范。而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更多时候源于继承下来的儒家思想。
一个在家中孝顺父母的人, 才能在社会中为他人献出爱心;一个对朋友忠诚重义的人, 才能在交往中对他人诚实守信。当然,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好似陈蕃“不扫一屋而扫天下”的壮志, 不孝顺自己的双亲, 也可以思索“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关爱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背叛自己朋友的人, 也可以在社交中一诺千金哪。当然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想, 一个不孝顺自己父母的人, 至少是一个不懂亲情, 没有爱心的人, 这样的人拿什么来博爱他人?一个不忠诚于自己朋友的人, 至少是一个不珍惜友情, 没有责任心的人, 这样的人又如何在社交中诚信?由此可见, 儒家道德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是古今所有人所必备的品质, 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规范, 是我们必须遵从的道德底线。
再次, 儒家思想深入中国政治, 文化, 教育等各个领域, 并且在这些方面至今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地位千年之久, 与它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统治密不可分。三纲五常中“父为子纲, 君为臣纲, 夫为妻纲”垫定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体系, 以“孝”为核心, 稳定社会体系秩序, 让人民安于现状, 不反抗压迫剥削。西汉董仲舒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改革, 不仅与当时汉武帝时国力强胜, 想改变汉初重道无为, 修养生息的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图密不可分, 而且与其“天人三策”中强调君权神受, 天人感应, 维护君主专制密切相关。北宋程朱理学“存天理, 灭人欲”也一样加强对百姓的思想控制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当今社会, 我们的政治统治理念中也一样蕴含着儒家思想。我们强调政府代表人民利益, 为人民服务, 关爱三农, 呼吁人民树立荣辱观, 重礼仪道德品质, 提倡社会和谐, 这无不体现儒家实行仁政, 致民之产, 重视礼教, 共融和谐的社会理想。这并不是落后, 也不用奇怪。中国这样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 无论政府, 还是人民, 其政治理想多常与儒家政治主张的某一方面不谋而合。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极其优秀的部分, 对我们现代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古代典籍的经典, 《论语》许多学习, 做人, 处事的哲理。在学习儒家思想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了古人的为人准则, 处事习惯, 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
在教育方面, 儒家思想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儒家宣扬“有教无类”, 而我们今天提倡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不让贫困儿童失学。儒家宣扬“因材施教”, 而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 特长发展。儒家教育的一大目的是入仕辅佐社稷, 而我们今天教育的一大目的是就业建设国家。儒家提倡的“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等都是我们提倡的学习教育态度。
第四, 儒家思想帮助维护中华思想文化的持续性和独立特色, 可以改造同化其它外来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是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 我们姑且把其它非汉族思想文化称为外来思想文化。那么纵览古代, 外来思想入侵的事例不胜枚举, 但以本来面目入侵成功的例子却少之又少。无论是分裂并立的北朝, 是称雄亚欧的元帝国, 还是入主中原的清代, 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从未撼动过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反而都是被儒家思想所同化。不仅少数民族文化会被同化, 外国宗教进入中国也一样会被改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儒家为其增加了礼仪孝道, 改造成为符和中国传统, 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宗教。
在现代社会, 外来思想进入也一样受到中国人民思想潜意识中儒家思想的改造, 使其以一种我们所能接受的方式走入我们的世界。
最后, 儒家思想需要我们在批判中继承发扬。
作为一种古代思想, 儒家思想毕竟有很多不适于当今社会的地方。从儒家思想自身说来, 其创始于奴隶社会末期, 形成发展于封建社会,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深的阶级烙印。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 “民贵君轻”, 却又坚持“贵贱有序”, 维护周朝礼制。三纲五常中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北宋程朱理学的“存天理, 灭人欲”都不适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儒家维护专制皇权, 学习的迂腐与功利都应摒弃。
当今儒学新热, 全球祭孔, 论语心得热卖, 民间重办私塾。一方面反映了飞速发展的中国, 思想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思想被重新提起, 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 经济全球化, 生活节奏加快, 外来思想文化进入, 这一切都可能让人怀疑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对于儒家思想, 一些我们要摒弃, 一些我们要发扬, 而更多的需要我们结合当今实际改进运用。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我们好好运用, 儒家思想具有巨大的现代价值。祖先的遗产, 今人的资本, 是财富, 还是负担, 靠我们自己把握。
参考文献
[1]、孔丘:《论语》出版社:蓝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