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精选12篇）
儒家文化 篇1
世界著名的跨文化交际学者管理学者霍夫斯塔德在调查66个国家的117, 000位IBM员工的价值观的基础上, 在研究企业文化管理时提出了文化变异性维度理论 (Cultural Dimen sions) 。被普遍引用的有四条, 即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 (Uncertainty Avoidance) 以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 (Hofstede, G.1980) 霍夫斯塔德还提出了文化的第五个维度, 即儒家动力论 (Confucian Dyna mism) 。他指出许多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增长是儒学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得以传承发扬的缘故。以中国为例, 近年来国内外企业运用各种营销手段为各自产品开拓中国市场, 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增长。然而激烈的竞争已经使许多商家意识到颠覆传统策略, 进行文化营销的重要性。
所谓文化营销, 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 (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 的一种营销方式。 (周朝琦等, 2002:46) ”由此可见, 文化营销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那么, 中国社会目前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发端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尽管博大精深, 内涵丰富, 曾对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在思想观念日益时尚、商家手段求新求变的今天, 儒家学派的价值观是否还能成为产品文化营销的焦点呢?在跨国企业纷纷抢占中国市场、西方文化日益充斥的今天, 国外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文化营销时是会保留其异域特色还是将中国传统融入其中呢?本文将从儒学的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入手, 结合文化营销的内涵和相互关系, 通过对中国酒类产品及一些国际品牌酒在中国市场上进行文化营销的手段的分析, 考量儒家思想在现今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地位及其对国外产品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从而对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五个文化维度进行讨论和验证。
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又称儒学 (Confucian Teachings) , 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Confucius) 及儒家学派的著名继承人孟子 (Mencius) 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和艺术等方面提出的思想和主张。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 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对礼乐文化进行反思, 把有生命力的原则发掘出来, 建构了儒家学说体系。而孟子作为儒学的继承者, 虽然已经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距一百多年, 但是他沿袭了孔圣人劝施“仁政”的做法, 丰富了儒家学说体系。正是这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使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 也使儒学至今在中国, 乃至世界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正在向世界许多发达国家迈进, 但是就精神世界而言, 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上却仍然保留着世代相承的传统观念, 这也就是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稳定性的原因。周朝琦等曾指出“就中华民族来讲, 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 形成了强烈的民族风格, 即使在今天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下, 那种平和、忍让、中庸、谦恭的文化蕴涵仍然是一种主要的民族文化心态。 (周朝琦等, 2002:13) ”具体来说, 当代中国人仍然推崇仁义道德, 主张与人为善, 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 喜欢通过彼此间感情的投入与回报建立一种亲和关系。所谓“礼尚往来”、“和气生财”、“从善如流”等许多成语和俗语都表达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精髓在现代人心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2 文化营销的内涵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出现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品牌文化营销。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以有形产品为中心的营销模式, 充分利用文化动因在营销过程中的潜在作用使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凸现出来。
关于文化营销的含义引言中已经做了阐述, 其核心任务在于价值观的构建, 而且在企业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将产品的文化定位传达给消费者之前, 必须慎重考虑消费者的满意度问题。也就是说, 产品的文化定位是否能与目标消费群的价值观达成一致。因为只有当文化营销赢得了消费者的心理认同, 从而产生消费欲望与购买行为才能算是成功的营销策略。文化营销的真正内涵在于细心观察、甄别、培养或创建一种与目标消费群的思想意识一致的价值观。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文化与营销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学者A·克罗伯曾提出过“文化”的五种含义, 其中有一条指出“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乃是文化的核心”。而关于市场营销的定义, 著名教授菲利浦?科特勒这样界定:“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过程。 (周朝琦等, 2002:49) ”菲利浦教授提出的这一营销定义从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消费者生理的和物质的低层次需要, 然而当社会物质生活非常丰富, 消费者生活质数逐渐提高时, 消费者的价值和满足将从基本的生理满足层次更上一个层次, 即看中产品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通俗地讲, 如今消费者购买商品已不再仅仅是购买“一种物的使用价值, 而是购买一种品牌, 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心理上的满足。 (周朝琦等, 2002:46) ”因此, 企业在宣传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还应注重某种文化价值的传输, 这样不仅使现代消费者感到称心满意, 也能使企业在正常价值之外又增加了附加价值, 同时又增强了企业品牌竞争差别优势, 可谓是互利双赢。
3 酒类产品文化营销手段的实例分析
例1:“致中和”五加皮
分析:从品名的“中”、“和”二字不难推测出“致中和”这个品牌和儒家文化有关系。《中庸》中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又云:“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相传这两句话是孔子教人调理情感的。《礼记》礼运篇中说道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无论哪一种情, 一旦发动, 如果不能节制, 都能令人违背本性, 丧天害理。孔子深谙人情, 于是便说了以上两句话教人先达中和之境, 然后便能率性, 即循性——依顺本性而不违背。可见, “致中和”是一种通达和谐的情感境界, 而商家将生产的五加皮命名为“致中和”显然想传达一种喝了该品牌酒之后的人就不会在情感上大喜大悲伤了身体, 继而在待人处事上都能平心静气, 心平气和。而“和”正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处世态度。
例2:“孔府家酒, 叫人想家。”
分析: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 孔府、孔林、孔庙更是名扬中外。曲阜“孔府家”集团借此东风大做儒学文章, 大兴带有儒家文化的品牌, 使“孔府家”酒连续几年成为我国出口量第一的白酒。在进行品牌文化营销的过程中, “孔府家”集团不仅为产品取了个好名, 还伴以广告语以情动人。一句“‘孔府家’酒, 叫人想家”曾让无数海外游子为之动容;也唤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思乡之情。这句广告语的成功正是源于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学中的“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孔子的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核心和基础。他在《论语?学而》中说道“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也!”时至今日, 诸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百善孝为先”此类的古训始终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可见儒学中的亲情和家庭观念两千多年来早已化为人们心中一种不自觉的固有意识了, 因此各大企业商家才会依靠这张“亲情”牌获取无限产品增值。
例3:REMY MARTIN——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分析:“人头马”X·O是较早打入中国市场的具有国际品质的高档酒, 当时“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语可谓家喻户晓, 尤其是后半句让中国消费者欢喜有加。之前笔者已经提到儒家学派的处世观之一就是“善”, 意为“好人、好事、好思想”。既然人们“见善如不及”, 那么对于会“自然来的好事”又怎会不喜呢?也许当中国消费者听到“人头马”的这句广告语时尚未意识到其精妙的缘由, 但是细细想来, 商家设计这句广告语之前应该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传统价值观做过深入研究的。
例4:MARTELL X·O——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
分析:“马爹利”在中国市场的广告宣传中打出的口号是“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乍看这支广告似乎非常洋气:一切皆在西式的环境中上演, 它所要表现的理念是喝“马爹利”的人是拥有智慧, 品位高尚的, 并非凡夫俗子之徒, 其实这恰恰与儒学中三“达德”之一的“智”相契合。所谓“智”就是智慧和才能。《论语》中有“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之说, 还有“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等等崇尚智慧, 贬低愚昧的名言警句, 并且这种“智”并非指与身俱来的天赋, 而是由后天进修培养而成的判断是非对错的理性和能力。时至今日, 睿智的人仍然受到人们的崇敬, 因此“马爹利”向中国大众传输的“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的文化精神仍然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以上实例中外酒类的文化营销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和”, “善”和“智”, 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拥有极高的文化地位。
4 结束语
从本文的实例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即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的精髓仍然活跃在现代人的头脑之中, 甚至某些跨国企业都在积极运用这一思想体系引导中国人民的消费, 并进行思想上的跨文化交流。虽说中国经济的繁荣并非依靠任何单方面的力量, 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霍夫斯塔德关于第五个文化维度的论述。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给大家在儒学与现代社会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摘要：跨文化交际学者霍夫斯塔德 (Hofstede) 在研究企业文化管理时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 其中一条为:儒家动力论 (Confucian Dynamism) 。他指出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学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应用。为了验证这一点, 该文从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核心思想入手, 结合中外几个酒类产品的广告语, 对酒类产品的成功营销做了实例分析, 从中得出儒家思想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的结论。在制定诸如酒类产品的营销策略时, 儒家思想的运用不仅受到中国企业的青睐, 而且为许多跨国企业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带来无限商机。由此, 该文从一个侧面充分验证了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关于儒学促进经济发展的论述。
关键词：儒家动力论,酒,文化营销,跨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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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 篇2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作 者：郝海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11)分类号：N031关键词：新儒家 儒家文化 近代科学 现代科学 中国科学
儒家文化在日韩 篇3
日韩以儒学立国
公元13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并迅速以金戈铁马之势灭亡了金国政权和南宋政权。元朝皇帝忽必烈趾高气扬，于1268年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派出使团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向元朝皇帝朝贡。日本痛惜中华的陨落，仍以宋朝为正统，誓不向元朝皇帝朝贡。这使得元朝恼羞成怒，曾两次发兵攻打日本，结果元朝船队两次都被海上的暴风雨所摧毁，损失惨重。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
日本人至今对宋朝都怀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宋为止，他们认为，元朝之后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明朝被清灭亡之后，日本国学家抨击清代人虚伪，福泽谕吉、石原莞尔这些明治维新后最活跃的日本精英，对中国十分轻视，认为正统儒学在中国早已灭亡，只有日本人才继承了正统的儒学。
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等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日本人重视到这个程度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日本如此，韩国亦是如此。
自从汉武帝开始用“建元”纪年以来，中国皇帝的年号就成为封建帝王正统的标志，但是中国年号使用时间最长的不是清朝历时61年的“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年号“崇祯”。“崇祯”的年号虽然在中国只用了17年就随着明朝的灭亡一起消失了，但这个年号一直在朝鲜使用了265年！原来，朝鲜的李氏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在明朝被清朝灭了之后，一直坚持使用大明的年号，直到清末仍有人用“崇祯”年号纪年，而且朝鲜民间还一直有“反清复明”的组织。
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伴随着中国汉字一同传入朝鲜半岛。中国在汉朝逐渐确立了儒家的核心地位之后，对朝鲜的影响就更大了。公元372年，当时朝鲜的高句丽王朝在中央设立“太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专门教育王室和贵族子弟，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正式传播的标志。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实行科考，并开设了国子监，进行儒学教育。14世纪兴起的李氏朝鲜王朝，更加崇尚儒学，命令全国各地的城乡都建立起从事儒学教育的乡校，使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支配了整个朝鲜社会。
儒学是通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的。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皆处于国家的初创阶段，尚无文字，信奉万物有灵、崇神敬祖的神道。公元三世纪（中国的魏晋时期），朝鲜半岛百济王国的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及其他儒学书籍赴日，专给日本皇太子讲授儒学，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公元七世纪，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完全是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的成功的社会变革，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自此儒学成为了日本古代思想的正统。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古代如此，到了现代，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更深了一步。曾有欧美学者专门做过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是最合乎儒家核心价值的城市，而中国的上海却排在最后。
韩国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在韩国，遍布全国的200多所乡校孔庙，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在传承儒教、祭祀孔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家庭每逢寒暑假，会把孩子送到老家的乡校学习，接受忠、孝、礼、义的传统教育，学习做人的道理，乡校的教材均用汉字写成。
韩国每年的5月11日及9月28日固定举行春季和秋季“释奠祭孔”大典，在全国的200多所“乡校”也一同主持祭孔典礼，程序十分规范，并且一直沿袭了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保持了传统的古风仪式。可以说韩国是将儒学民间化、普及化做得最好的国家，被西方学者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家”。
韩国如此，现在日本在发扬儒家文化方面也不遑多让。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管理之父”涉泽荣一就在日本各地遍设“论语讲习所”，倡导以“论语主义”指导管理，把儒家思想方法应用于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在这一片狼藉当中，儒家思想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思想支柱，支撑着人们勤奋而紧张地工作，为恢复战后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忠孝”礼仪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在一个企业工作，他们即使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而没有晋升，也不会选择跳槽。因为，在他们心中，企业不只是自己工作的地方，更像一个大家庭，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奉献给了这个大家庭，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员感到企业的温暖。有人形象地将日本现代企业中的儒家文化伦理解释为“论语加算盘”。
日、韩是将儒家文化融进自己的国民性格中，而在儒学发祥地——中国，儒学这个“封建老古董”似乎已被扔到某个犄角旮旯里去蒙尘了。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今天的现状果然如此，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下去，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却是各有千秋的：韩国更重视“孝”的伦理，日本则更强调“忠”的道德。下面我们来看看儒学在这两个国家是如何落地生根、并融合他们本土特色而发展壮大的。
韩国的孝道文化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朝鲜27代国王中，谥号带“孝”字的有23代，这些国王不但号召臣民讲孝、行孝，而且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孝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保证和选拔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之一，于是自上而下对孝的推行自然加大了人们对孝的重视和认可，所以一直到现在，韩国对孝的提倡都是全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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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同辈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主人与客人……都有着严格的礼仪。韩国语分成3种语气，谈话时要根据对方的年龄、地位分别选择尊敬、略尊敬和不尊敬的语气。光说礼貌用语是不够的，道谢、致歉和迎送客人的时候都要鞠躬。光鞠躬也是不够的，还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决定鞠躬的角度。
韩国家庭成员之间遵循着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是权威所在，全家人都应该听从他的命令，不得有违，子女婚姻都要先经过双方家长同意。在日常生活中，子女早晨起床和饭后都要向父母问安；父母外出回来，子女都要迎接。据说在韩国人的餐桌上，一般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坐在那里，等着孩子给他们盛饭。有些爷爷有饭后喝茶的习惯，妈妈倒好茶后，也会让孩子双手捧茶，小心翼翼地给爷爷敬茶。
韩国政府公务员还有“孝顺休假制”，公务员在父母或岳父母的生日这天可以休假，并且，祖先的祭日也可以为祭祀而休假。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在韩国根深蒂固。
朝鲜半岛各代王朝对儒学的“孝”情有独钟，这与统治者的政策直接相关。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原本在朝鲜半岛处于社会思想的支流地位，但是进入到统一的新罗时代（618—935年）和高丽时代（918—1392年）后，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发现儒学中的“孝”可以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于是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儒学渐渐在朝鲜成为主流。例如高丽王朝的第六代国王成宗认为“凡治国莫过于治本，治本莫过于孝”、“忠臣求孝子之门，孝子之门下有忠臣”，当时有一位普通百姓因妻子不够孝敬老母，就坚决要休掉妻子，此举受到成宗的褒奖，这位普通百姓被树为全国学习的楷模。此后，高丽王朝就一直重视孝道，奖励孝子，高丽末期的著名学者、儒学大家郑梦周因19岁时为父守丧3年的孝行而受赐族门（贵族）。
到了李氏王朝（1392—1910年），封建统治者更是确立了“斥佛扬儒”政策，把以“孝”为主的儒学提升到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至此，儒家之孝成为上自贵族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尽人皆知的行为准则，“孝”在韩国成为一种生活，一种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对韩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韩国人开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审视和选择，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很发达值得学习，但是过分强调个性自由而忽视奉养老人，这又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背离了韩国上千年来以孝立国的宗旨。于是韩国开展了一系列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的文化再生运动，强化了韩国的文化传统，故而以孝为主的儒学在韩国以调整适应的方式存活至今。
相比之下，我国近些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方面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某些人只知向钱看，比奢侈、比阔气，而传统美德、孝悌忠信却被抛到九霄云外，子女对父母的传统礼节几乎荡然无存。
日本的忠勇文化
与韩国的孝道文化不同，日本的儒家并不强调“孝”，而特别重视“忠”，最能体现日本人忠诚的就是武士道精神。二战后期的神风特攻队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极致体现。
二战后期，日军为了避免失败的命运，组建了疯狂的自杀性的“神风特攻队”。那些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着装满炸弹的飞机，一头栽到美国的军舰上。1945年4月到6月的冲绳岛之战，日本发动的自杀攻击达到了高峰，一波又一波的飞机进行了数百次自杀攻击，击沉或重创了美国至少30艘军舰。到二战结束，日本已经有数千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自蹈死地，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虽然这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但给美国海军士兵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很多美国海军士兵在日本空军的飞行范围内执行任务时，都对日本的自杀攻击感到恐惧。
武士道是日本本土的产物，但吸收了儒家“忠义”文化的精髓。日本早期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统治者为了保卫自己，都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武士职业道德的核心就是绝对忠于主君，轻利重义，忠义放在生命之上。
17世纪，日本武士道的重要理论家山鹿素行在对武士精神进行系统总结时，大量吸取儒家思想，提倡“忠节”“武勇”等儒家伦理道德，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武士道的“道”，就是取自孟子学说里的“道”。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教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
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从不惧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战场失败时会毫不犹豫地举刀剖腹自杀，这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自杀，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这时候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地凋谢。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田园终老的武士不是好武士，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理想的归宿。
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手握神权并操纵政权的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与之相应，明治时代武士道随之以“忠君爱国”为核心，报效国家即效忠天皇。“武士道”由武士阶层的精神信条扩展为全体国民的普遍道德，武士道精神逐渐渗透到日本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并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名播海外。
到了近现代，日本在接受、学习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之时，并没有丢弃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上不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而是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培养对天皇及国家的忠诚心，这使得日本民族有效地保留了集团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从而为日本近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力量。
很多落后国家想在不改变国家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最后都失败在政府官员的腐败上，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靠民主才能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然而日本却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一个反例：在专制体制下也能保持政府的清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上。当时日本政府的清廉并非来自民主监督，而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克己奉公的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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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虽然催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让亚洲很多国家都陷入战争的泥沼，但毋庸讳言，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日本民族不断崛起的驱动力。
儒家精神在中国的失落
公元1279年正月，蒙古铁蹄已横扫南宋大地，南宋最后的残军与元军在广东新会的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000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南宋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殉难，宁死不降，何其壮哉！
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此战之后，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日本人直到今天还认为唐宋时期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虽然100多年后明朝建立，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的很大影响。明王朝大开杀戒，无视生命价值，大杀名臣、廷杖士大夫、夷人九族，无复唐宋王朝尊重生命价值的传统。数百年后，明朝再次覆亡于异族手中，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汉人在遭遇游牧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自私保守。1840年之后，当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于是，一批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对儒家文化采取了极端的批判方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发展到把儒学称为“吃人的礼教”，不仅要“打倒孔家店”，甚至连汉字都要废除。这种极端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不仅没有使中国富强，反而使中国陷入为时半个世纪的灾难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但由于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这个社会的伦理智慧和精神价值无所依存，使得整个社会也成了一个市场社会，或者社会的关系被市场化：大学被市场化，人际关系被市场化，家庭被市场化，权力寻租和贪污腐化充斥着各个层面。
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日、韩两国同样像中国那样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但在这两个国家，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并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出现，事实上，古老的儒家文化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反而成为助推力。
面临西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冲击，日、韩两国用儒家“仁”的观念引导人们重视社会规范、“和”的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等不良后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剧烈动荡。
日、韩两国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文化的兼容并包性可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进行自我调整，日、韩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因此，儒学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我们不要把自身转型的痛苦推到祖先创造的文化头上。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超越。我们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美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儒家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篇4
1 儒家文化对体育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内心平静,表明“静”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使之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直至现今社会,人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还在不断的深入。同时儒家文化在很久以前对人们的精神状态起到了一定了作用,尤其是在对体育文化方面存在很多的限制。孔子主张的“以静制动”,反应了当时封闭社会的人们只是追求“静”,而很少进行“动”的文化特色。古代体育的发展受到儒家的“主静、反动”文化的极大的制约,使得沉稳、中庸成为古代体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2]而儒家文化的一些礼仪及其伦理纲常的体系,直接束缚了体育活动的发展,古代竞技体育更是趋于空白,妇女体育的发展基本上没有。我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思想源泉。体育文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以“礼”为主的优良道德风范也将会慢慢的渗透到现代体育活动中。
1.1 儒家的“礼”、“义”文化动静观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在古代的时候,儒家思想的一些文化特征,像“重文轻武”、“废力尚德”等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体育思想、意识、精神的形成。这就使得现今社会的一些竞技活动项目开始逐渐的向非竞技项目转变,成为“君子之争”的游戏和崇尚“礼”的内容。[3]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礼”、“义”的影响。“在西周时代,中国人们的礼射活动,有着程序严格、组织严密和广泛的开展的特点,它能够与同时代奥林匹克运动相媲美的一种祭奠竞技活动。”[4]但这样一项具备了现代竞技运动雏形的活动,由于过分地拘泥于“礼”,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将竞技性这一特点慢慢地丧失殆尽。正如古时候的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途径,其实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竞争精神,而是用以维护礼教、演习等伦理秩序。儒家思想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后一度达到封建统治鼎盛时期,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排他性和同化性。后期一些传入我国的体育项目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最终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已经成为符合传统观念的体育项目,失去了原有的竞技功能。
1.2 儒家思想中“文武兼备”、“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孔子主张学生要德、智、体三者全面发展,缺一不可。《论语·述而》中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六艺当中的“射”和“御”就很明显的属于体育教学的内容,这就充分的反应出了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体育文化形成已经开始慢慢的发展。另外,在《论语·宪问》中有关于“子路问成人”的记载。所谓的“成人”,就孔子的观点来说,就是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如:智慧、勇敢、礼乐等。儒家学说的这种素质及其精神为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表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强调了身体健身的重要性。在现代体育中,体育活动在方式、手段上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素质,一切肢体活动都与心理活动紧密结合,从而调节身心,锻炼意志。
1.3 儒家的父系宗法制度和伦理观妨碍女子体育发展
儒家文化属于伦理道德型文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这是儒家的特点。古代时候的人们注重“道德”的观念给人的一切活动都覆盖了一层薄膜,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古代体育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注重人的伦理道德。其发展无疑会相对地集中于道德的方向。[5]妻从夫贵的道德观念,一直影响着社会的很多个领域,这从根本上扼杀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开展,即使有(如舞蹈、徽鞠、秋千等)也是为取悦于“劳心者”而进行的宫廷表演活动,以满足享乐者的感官刺激。一直到宋元以后,女子体育的发展开始处于停滞状态,以后慢慢的趋向于消亡。
2 儒家文化对体育制度文化的影响
“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方法和行为,体育制度的制定都很自然地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影子。”[6]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体育行为多被作为道德教化的形式,掺杂进了太多的繁文缉节,着力突出体育活动中的礼仪与伦理,而对体育项目本身的一些属性和特点则很少涉及,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像体育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形成。并且由此制约了体育的发展。儒家文化对体育文化的影响很深,导致现今体育制度的发展很多时候都过多的崇尚“道德”这一基本准则。
2.1 儒家文化使得中国传统体育重视道德教化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古代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最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远的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泉。而体育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在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传统文化中做主张的“道德文化”对在一定意义上对体育活动乃至参与的成员都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并相信每个人通过道德修养都可以达到修身养性,成就佛学所讲述的“金身”。道德的教化一直影响的中国的传统体育活动形成与发展,而儒家思想所崇尚的就是道德在一切活动中都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在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中,如射箭、蹴鞠、武术等都有着道德的影子。在孔子看来,智、勇和仁一样,也有道德意义,是人道德品质的一部分。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孝梯忠信”、“仁义礼智”的道德主张。中国传统体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有着些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随着封建思想的侵入慢慢的渗透到体育活动中去。
2.2 儒家思想使中国体育崇尚礼仪教化
中国体育的精神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种形态。可见,“礼”这种形态就是体育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中国历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自然也体现于中国体育文化之中。中国最古老的运动,就像在明清时期的骑射,除了用于战争,还用于游戏。在当时的“优秀人才”就是所谓的智慧与勇猛的结合,就想现代的社会一样,有着很多相似情形。《孔子家语》曾记载,孔子观乡射,感到不合“礼”,他很不满意,然后带领他的学生进行一次射箭比赛的示范表演,并且规定只有孝顺友爱的少年、青壮年和好礼好学的老人才能观看表演。[7]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身家与道德是能否参加或观看射箭比赛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射箭比赛主要是“礼”,而不是射箭的技术。时至今日,在我们国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随处可见。在“礼”教的束缚下,中国传统体育重视道德而轻竞技,逐步演化成具有娱乐、表演、礼仪等性质的体育活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具有文化氛围特征的体育项目,如中国围棋、象棋、气功、太极拳等得以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最主要的体育活动,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3 结语
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底蕴,它引进并吸收了许多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而且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儒家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是也良莠不齐。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渗透到了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之中,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它又必然包含着两重性。尽管它在宗教伦理制度方面束缚了体育的发展和传承,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同样促使中国体育文化的形成。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遵循“扬长避短”、“吸取别人的优点,摒弃自己的缺点”的原则,努力的在吸收发展中需求更大的发展。我们还要在平等的合作与交流中迅速的发展自己的体育事业,使之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
摘要：儒家文化伴随中国历史发展数千年,同时对中国的体育文化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总结归纳法,从儒家思想的“礼”、“义”文化动静观;“文武兼备”、“天人合一”思想观、父系宗法制度和伦理观等相关内容出发,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体育制度文化和现代体育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文化所持有的正面和负面两重性。研究认为:儒家文化在宗教伦理制度方面束缚了体育的发展和传承,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同样促使中国体育形成独特的人文文化。因此,在建立现代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批判的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对我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体育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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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 篇5
3)你认为汉武帝的治理理念有什么优点？如果有不足之处，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地方的不足？
儒家的礼仪有什么作用？孔子所说的礼乐文明，其内涵是什么？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馀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岗五常”等政策
在构建和谐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发挥儒家礼乐文化的积极作用。儒家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贵和”，可以用来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礼乐文化中秩序、责任、差异、融合的思想，有助于形成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
构建和谐企业，关键是要处理好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企业除了要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以外，还必须重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形成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庞大体系，其中礼乐文化对于构建和谐企业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
一、“贵和”是“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 孔子一言以蔽之：“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乐文化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上》）小到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是生存的依据、发展的根本、制胜得法宝。
中国古代是宗法家族社会，一个宗族内部的人们，共同参加祭祀自己祖先的礼仪，具有加强宗族团聚，增强凝聚力的目的。由家族向外推演，就逐渐可以将这种家族内部的亲情伦理，应用于国家的组织和管理。如《礼记·大传》载：“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严宗庙。严宗庙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礼乐文化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可以获得实现的基础
二、以礼乐文化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古代儒家提倡“以礼为国”，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今天我们则是用礼来治企业，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儒家礼文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内部的团结，今天我们将礼文化的精神用于企业文化建设，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
增加凝聚力首先要做到“仁者爱人”。儒家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仁爱”，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毋庸讳言，当代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劳资关系，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真正的亲属关系。但是要想建设和谐企业，企业家要先要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抱有一份“爱心”，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精神对待全体员工，员工才会将企业看成自己的家，并为这个家不遗余力。
儒家的礼乐文化主要依靠教化来推行，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民爱之。”（《孟子·公孙丑上》）将儒家礼乐文化的“亲亲”精神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形成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气氛，最有利于企业凝聚力的增强。
三、将劳资关系融入礼乐文化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成为国家的政治哲学，还在于儒家敢于正视现实，针对社会根本性的矛盾提出解决的办法。古代社会存在由于身份、等级、财富所形成的差异，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回避这些矛盾，空谈“兼爱”、“平等”于事无补。儒家礼文化所以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在于其“以亲亲率尊尊”的合理设计，将社会的差异融合与亲情伦理之中。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
在儒家看来，社会上的尊卑差等关系，就是家庭内部血缘关系的自然延伸。在家里要服从父母，尊敬兄长，到了社会上就会服从君主，尊敬官长。而儒家的各种礼乐仪式，无不贯穿着肯定差等的“尊尊”精神。
儒家礼乐文化中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规范，有助于形成企业内部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果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统治与反抗的关系，那就没有办法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通过礼乐文化的熏陶，在员工中培养起遵守制度，服从领导的文化氛围，解决好公司内部上下、左右的组织关系，建立横向联系和垂直指挥系统。长幼有序的精神，既是对老职工经验的尊敬与继承，也是对他们劳动贡献的肯定，更是对青年职工的激励。男女有别的精神有助保护女职工的利益，防止性骚扰或性侵害事件的发生。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
“儒表法里”是指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皇权、族权、父权、绅权），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却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信其赋”。当时的奉行黄老思想的汲黯就曾当面揭穿武帝。“为多欲而外施仁义”，实际上是“儒表法里”。
法家和儒家历来争论很大。儒家推崇“王道”，法家向往“霸道”。儒家认为法家严刑峻法，急功近利，法家认为儒家迂腐可笑，纸上谈兵。孔孟两个人周游于列国，希望国王相信并推行他们的“仁义之道”来治国，可是各国国王都觉得他们的方法好归好，就是太慢，等不及，他们更愿意用法家思想，他们认为法家思想见效快，重实际。
秦朝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秦始皇之前几百年他们就开始用法家思想来治国了。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买了奴隶百里羊，开始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重农重兵，很快秦国开始富强起来。秦始皇更是任用韩非子的同学李斯为相，把韩非子的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很快便实现了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
但是治理国家和夺取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急功近利，但是治理国家的时候取需要长治久安啊。可惜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取得天下的时候，继续实施法家道路，继续严刑峻法，结果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一个一举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国家，14年之后，就被两个农民率先揭起的起义给推翻了。
刘邦取天下之后，儒生陆贾劝告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深以为然，借鉴秦灭国的教训，废弃严刑峻法，采用简单的法律；采用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形成了王霸兼用的治国方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开始了中国2000年儒法兼用、儒道兼修的治国策略。
儒为法本指的是法律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如果仔细研究过去的刑法，其实的确它们是以礼教为基础的，是为了维护礼教而建立的法律。法助儒威指的是法律是扶持道德的具体手段。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国家法律的一部分是民事的敕令，一部分是道德的规定……道德被当作立法的条例，而法律本身也具有一种伦理的形态。”
给我们在企业管理上的启示也是关于“情理法”的讨论。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法”，却忘了“情”，法和情应该左右互补。与此对应的有两种领导方式：“为之君”和“为之亲”。与此同样的逻辑，不能在领导上一味用“君”之道，却忘了“亲”之道，“君”和“亲”应该双手互博。在领导力模型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研究领导力中的“君”和“亲”。
你认为汉武帝的治理理念有什么优点？如果有不足之处，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地方的不足？
汉武帝治理理念
政治上；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春秋大一统。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
经济上；货币官铸，盐铁专营，限制富商大贾。
1)．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汉帝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武帝初年，仅仅登录在册的官马就有四十多万匹，一改高祖时期无马可用的窘境。人口增加到3500多万，较汉初，膨胀近6倍。汉帝国的实力大大增强。
2)．随着汉帝国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和轻徭薄赋，人民对刘氏皇族的统治产生了较强的认同感，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而边疆与中央的差距逐步缩小，也使得边疆对于中央的向心力增强，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3.汉武帝时期，除宫廷礼仪更加复杂之外，在其它方面也进行了神化皇权的礼仪活动，如：
（1）汉武帝元封元年三月，封禅泰山，祝告天地，表示自己受命于天； （2）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表示皇帝个人与国家休戚相关；
（3）颁布由国家制定的历法来指导全国进行农业生产
4.重用董仲舒等一批儒生，而后设立经学研究，规定选拔人才，必须是儒生，而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必须依附于儒学，才能进入官场，发挥治国作用。这样就可以以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约束官吏甚至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
5，（1）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酌金”策略，逐步削弱和翦除诸侯国；
（2）设置“内相”，夺取丞相的权力； （3）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平准”、“均输”等政策，打击囤积居奇的富商；
（4）在数个郡之上设置州，其长官是一个只有报告权、无决策权和固定治所且官阶低于郡守，这样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控，又不会形成地方做大，反抗中央；
（5）将盐、铁、酒收归官营，也不容许诸侯国私铸钱币；
1，虽然景帝时期镇压了吴楚七国之乱，但是各同姓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还是很大。而武帝要加强皇帝对中央，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就与外戚和同姓诸侯国产生了矛盾
2，由于汉初的宽松治理，导致兼并日剧，财产特别是土地大量集中于地方豪强手中，这些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隐蔽人口，逃避税收，甚至干预地方政治。同时一些富商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扰乱物价，对国家政治经济已经带来的严重的损害。
.在对朝廷和地方的统治权和全国的经济权分别集中之后，汉武帝开始增加赋税，随后组建强大的军队，进行了三次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最终把匈奴赶入了大漠深处。
儒家精神：庐陵文化的特质 篇6
一、体现儒家精神的宗族制度
庐陵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现有吉安县的漠陂、钓源、唐贤坊古村，吉水县的碰塘、燕坊古村，泰和县的大江、爵誉古村，乐安县的流坑古村等。通过对这些古村落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存在宗法制的痕迹。具体说来，这些古村落都是按照父系的血缘关系，将庞大的族群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漠陂村的梁氏，湴塘村的杨氏，流坑村的董氏等。他们都不许其他杂姓混居进来。其族谱记载的房派支系清晰可辨，可谓源远流长。碰塘杨氏从修撰的第一部族谱开始，直至民国八年止，修谱不曾间断，并成为碰塘杨氏千年凝聚力的关键。同一村落的居民有着共同的祭祖时间和程序，有着共同的宗祠，守着共同制订的族规。这种大家族制度，与东汉以来中原地区出现的大家族制度可谓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体现着宗法精神的大家族制度在永嘉南渡之前，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以中原为代表的广大北方地区，江南除缄市和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外，广大山区的土著基本上为少数族的分布区，谈不上宗法制度。由于当时在江南的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中已经风行小家庭制度，南迁的北方人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而分家析产，这种情况在士大夫比较集中的城市地区尤为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这些地区居民之间的互相交流要更多一些。但是迁徙到山区的北方人，由于与当地土著在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不同，相互交流自然要少一些，如果他们不抱成一团，在与土著居民(其中很多是少数族)的冲突中便很难生存，因此他们的大家族制度得以延续下来。庐陵现存的古村落中，其居民的祖先皆可追溯至北方某地，而绝无属当地土著者，亦可证明这一点。
二、“忠、信、笃、敬”的儒学意识
庐陵文化中的族群意识与其古建筑文化水乳交融。庐陵古村落的民居建筑虽属赣式民居建筑，却有着与中原地区的古建筑相似的风格。流坑村以规模宏大的传统建筑、风格独特的村落布局而闻名遐迩，古村七横八巷，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巷道设置门楼，门楼之间以村墙连接围合的整体布局，巷道内鹅卵石铺地，并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村中现存500余幢建筑中，明清古建筑及遗址计260余处，明代建筑怀德堂中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镶嵌的“麒麟望日”堆塑，令人叹为观止。保存完好的木质油漆匾额188方，门头墙壁的各种题榜362方，祠堂名阁近60处，楹联72副，共计682处(方)，内容多为族门兴盛、诗书传家、光宗耀祖的格言与赞美。漠陂古村位于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住户六百余，人口三千余，村民均为梁姓，其开基先祖是南宋初年梁仕阶，从陕西长安率族中子孙，迁徙镁陂建村。村中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包括祠堂七幢，书院四所，牌坊三座。古村依山傍水，天然形胜，整体布局错落有致，村内开凿有28口池塘环绕村庄，取28星宿之意。梁氏先祖自北宋在镁陂建村立业之始，即以“忠、信、笃、敬”为族训，以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为建村宗旨。漠陂古村中至今完整保存有清代和民国间的宗谱、族谱以及文天祥、胡诠、曾同享、邹元标、刘绎等庐陵名人为梁氏宗谱、族谱所作的序记。这些族谱、宗谱，一方面是一种文化，显示着族群的血统和活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寄托，一种豪情，永不放弃自己的族群意识。
三、诗书传家的教育理念
庐陵人重教尊儒，崇尚办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坚信“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尊师崇学，兴建书院，蔚为风尚。吉水县创建书院众多，最多时达53所，名闻遐迩。《岳麓书院碑记》里即有“吉水书院天下第二”的说法。尊师崇学和兴建书院，使得大批宗族子弟因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应该是庐陵地区多进士、状元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唐宋以至明清，在江西省境内可考的44名文武状元中，庐陵地区即占19名，官居宰相的有17名。又据《吉水县志》记载，该县仅在明朝中状元者即有五人，中榜眼、探花者各三人，并出现了“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人文盛况。正是得益于这种尊师崇学的教育理念，庐陵古村先后培养出了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和罗洪先等众多永载史册的文化名人。
庐陵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是与仕进、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庐陵人走的是耕、商、读相结合的道路。流坑董氏家族自五代南唐年间(937—975年)建村，宋代以科第而勃兴，全村出文、武两状元，进士34人，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御史，下至主簿、教谕，凡逾百人，可谓科举昌盛、官宦如云。至明代则以经营竹木商贸而再度繁荣，是江南大家族仕、商、耕相结合的典型。再如渼陂古村，其濒富水河而建，耕地有限，水患甚频，如果仅靠农业显然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富水河是赣江的支流，水运非常方便，加上渼陂地处吉安、吉水和泰和三县交汇之点，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这样就为漠陂发展商业贸易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渼陂人认为，发展商贸也是经世致用，必须有文化素养，所以他们在发展商业经济的同时，极为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明、清时期，由梁氏宗族和各大房派兴办的书院多达六所，保留至今的养源书院建于明嘉靖年间，坐南朝北，三层飞角挑檐，砖木结构，楼高15．75米，占地313平方米。由于书院众多，形成了“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的社会风尚，而“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孕育出以儒行商、以商助德、商儒合一的渼陂儒商文化。
儒家文化与人本管理 篇7
从人性出发来分析、考察人类社会中任何有组织的活动, 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管理方式, 这种管理方式以人性为中心, 按人性的基本状况进行管理, 这就是所谓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 而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仁、义、礼”三学就反映了人本管理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1) 突出人的主体性。
所谓人本意识, 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 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 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同时, 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 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 故而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
(2) 注重管理的道德性。
如何激励人, 调动人的积极性, 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 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 来实现其管理目标, 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 使人性不断的升华, 保持人格的完满, 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
(3) 创立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
儒家在用人标准上, 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 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任人之道就是“任人唯贤”, “唯才是举”。在德才二者中, 首先是德行, 其次是才能。同时, 儒家还认为, 在举贤时, 要不论贵贱, 要不分亲疏, 唯贤是求, 有才必举。在用人时, 要因能授职, 量才授官, 扬长避短, 用其所长, 不要求全责备。
2 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个多世纪以来, 无数位管理学家和企业精英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得出结论:“修炼企业, 人本为大”。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 只有从人入手, 充分考虑人的社会性, 实行人本主义管理, 企业的管理才能够有效实施;企业的经营目标才能够最终实现。
当前,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要搞好企业管理实现效益上之最大化, 不仅要改造设备、改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创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文化, 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鼓舞员工, 使员工能够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之中, 提高管理效益;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 更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祖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管理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即对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创造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作用。
(1) 有利于形成反映时代要求的人本管理新模式。
纵观人类发展, 人本思想贯穿于管理学的历史。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 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20世纪初以来, 人际关系理论、“参与管理”即Y理论以及“权变理论”先后出现, 他们提出的“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 假设, 都反映了人本管理思想的新成就和进步。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 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 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 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文化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 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 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 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2)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借鉴作用。
作为贯穿于儒家文化人本管理的“仁爱”思想, 它在经营管理中的功能, 一是实现企业最有效的价值选择这一宗旨。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 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 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 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企业的团结和凝聚力。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 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 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 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 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3) 适应了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有利于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
人本管理适应了信息化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工业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 人本管理将成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的必然选择。同时, 企业所处环境、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经营管理方式也将随之变化, 企业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信息和人才是企业战略资源。在新的生产方式下, 企业迫切要求统一使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 简化流程, 优化组织实体, 强调“人”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人为中心, 实现人与技术相互结合的路线, 这就把人本管理摆在了首要位置。在学习型组织中, 管理的重心是发挥员工的创造力, 要按照员工的特长将其放在最适宜发挥创造智慧的专业工作岗位, 这正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所以, 人本管理是关键。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可以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相适应, 焕发出新的生机。
(4) 可以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提高企业绩效, 实现企业目标。
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是那种既有创新意识, 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知道, 人本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情感是影响人们行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任何人都有渴求各种情绪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断地关心群众的生活, 要建立起正常、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要营造出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同志氛围、朋友氛围。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中寻求智慧, 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 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悠悠管理, 人本为大”。如果我们能够对儒家文化去粗取精、兼收并蓄, 充分发掘人本思想的内核, 让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扬光大, 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这必将会对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而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仁”学为其核心内核, 即从人性出发, 以人为本, 该管理思想体现了现代管理的核心, 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经营模式的转变及员工的创新意识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本管理,“仁”学,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
参考文献
[1]王慧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管理[M].北京:言实出版社.
[2]亚伯拉罕.哈罗维德马斯洛 (Abraham.H.maslow) .人本管理模式[M].呼合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儒家文化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 篇8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通常所说的企业文化,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 是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 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 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传统风俗、精神风貌,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与活动等。如企业人员的构成、企业干部及职工队伍状况、企业生产资料的状况、企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物质成果特色、企业的组织形象等等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现。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包括共同的价值观, 企业主导信念、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作风、风尚和传统、礼节和仪式等。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不是泛指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文化现象, 而是企业或企业中的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与经营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其主要特点有:人本性、系统性、群体性、开放性、稳定性、渗透性、群体性、独特性。
二、儒家文化的精髓
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被辑录在《论语》一书, 儒家文化最核心的思想有“仁”、“德”、“信”、“义”等。“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道德的基础。它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 核心是仁爱, 即同情、爱护和帮助人。“仁”是德行的根本, 体现于万事万物中, 而使天下人相亲相爱, “义”、“礼”、“智”是“仁”的推广和延伸, 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儒家所谓的“孝悌忠于职守信”、“恭宽信敏惠”等等皆发端于“仁爱”, 着意在“和谐”。仁爱, 体现的是人道原则。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管理理论都不能回避这个主题。“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离娄上》) , 管理中也是如此。企业领导者爱职工会赢得职工对领导的尊敬和对企业的爱, 有利于培养职工爱厂如爱家的意识, 使他们忠于职守, 忠于企业, 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 因此企业内部容易协调一致, 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和整体力。“德”是为人们服务的高尚行为。儒家道德的价值取向首先在于服务广大百姓, 所谓达则兼善天下”。“德”是实行“仁”的手段, 孔子重视教育, “为政以德”, 他认为施行德治的关键是领导者能否以身作则。“信”是“诚实不欺”, 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无信, 不可知其可也” (《论语·阳货》) , 说的是守信用则别人愿为你服务, 为你办事, 有信的人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拥戴。“义”是正义。它要求人们谨遵仁义之德, 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 后自己获利。在“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 儒家强调义重于利, 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 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 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三、儒家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吸收其精华对于建构现代企业文化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本主义。
人才是企业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最为深远的影响莫过于倡导以人为本。儒家创始人孔丘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是, 他最早开始把当时人们的视野从“天”转向了“人”。孔子认为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这就是说, 管理的核心是人, 即管理的主体是人, 其客体主要也是人。中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当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特质, 即人本主义、中庸主义和理 (礼) 性主义。儒学所创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对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历史价值的贡献。儒学性本善之说, 与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面》建立的Y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学强调尊重人性, 弘扬仁爱之心, 挖掘人的智能潜力, 可谓人本主义企业文化之先导。在企业经营中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点。
(二) 以德服人。
企业的根基是人才, 管理者能否正确地识人、用人, 决定着企业在竞争中的成败。儒家思想突出强调了“贤人”治理国家的重要地位,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孔子主张“贤人治政”, 但贤人首先自己必须修身正己具备优秀的品德, 才能知人善任, 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对管理者来说, 以身作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是管理者树立威信的重要条件, 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因素。被领导者总是以领导者的言行决定自己的行为, 领导者的价值取向将对员工起着重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甚至决定着社会道德的发展方向。现代企业的竞争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才的竞争, 企业管理说到底就是人的管理, 要真正实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这是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一大挑战。只有培养、发现和留住人才, 企业才能占领市场, 赢得生存。
(三) 诚信为本。
诚信, 被儒家视为“立人之道”、“立政之本”。孔子提出“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的思想。诚与信是一脉相承的, 诚实无欺, 必立其信。企业在处理与外部关系时, 要讲“信”, 企业信誉是一项无形资产, 在处理内部人际关系时, 企业也要强调信誉, 主要是管理者要守信。一个企业是否诚实守信, 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台湾研究企业文化的学者将诚信视为企业伦理, 认为企业伦理的根本要旨是要做到四安:安顾客、安员工、安股东、安社会, “四安”考虑周全, 运作方便, 是诚信在现代企业文化的恰当诠释。
(四) 义以为上。
义以为上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论, 也是现代儒商的管理价值观。所谓“义”, 是指人的道德价值。所谓“利”, 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在义、利关系上,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的命题。“义以为上”是“重义轻利”之意, 在对物质利益和社会权势的追求中, 应该“以义取之”, 而不应“以利取之”。现代企业文化提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激励机制, 与“义利并举, 义以生利, 以义为上”的儒家价值观是相吻合的。作为企业应追求利益共享, 回报社会。利益由股东、顾客、员工、企业四者共同分享,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最终回馈社会。既要处理好企业本身与内部员工的义、利关系, 制订一套合理可行的利益分配制度, 又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义利关系, 恪守企业对于社会、国家的职责和义务,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令与社会的规约, 以正道谋取企业的利益。
四、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冲突
儒家文化博大庞杂, 精华与糟粕并存, 其封建性、保守性、盲从性和封闭性等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冲突, 可能阻碍现代化进程。
(一) 儒家文化的“仁”对企业文化精神层的冲突。
由于儒家的“仁”者精神建立于“血亲”的基础之上, 就给企业的“人本神”、“团队精神”打上了“小群体”的符号。在企业中, 以关系为基础的非正组织会阻碍正式组织的正常运行, 降低企业的执行力度。特别是中小企业, 实以人为本时, 先会考虑领导者个人的利益, 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的同时, 会让员工付出更多的劳动力。以“个人”为中心的爱人用于今日, 更多地被企业领导演化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爱人。以食品为例, 明明知道合成色素不如天然色好, 但为了节省成本, 宁愿使用合成色素。明明知道不能给蔬菜打激素, 为了使产品卖个好价钱, 仍然给蔬菜、瓜果乃至家禽注射激素。
(二) 儒家文化的“德治”主张与企业管理的“法治”理念的冲突。
在管理层面上, 儒家提倡以仁义治天下, 注重人治, 提倡感情化论理规范, 而不太重视程式化的法律制度。封建时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就体现了这种重德轻法的倾向。而企业管理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管理。显然, 儒家重德轻法的思想是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
(三) 儒家文化的“贵和”思想与企业“竞争”意识不一致。
儒家思想文化表现出来的一些精神气质与现代企业精神的要求不一致。这些不一致突出地表现在儒家的“贵和”与“内敛”的倾向上。在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 儒家注重的是自我的内在精神和“向内用功”, 认为只要去发掘、完善自我的内心世界就可以达成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即所谓只要“内圣”就能达到“外王”了。
(四) 价值取向上重理想而轻效益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冲突。
历史上自从儒家文化处于独尊地位之后, 中国思想界一切“尚力”之说均遭非议, 儒家的大同社会和小康思想成为统治者欺骗民众的工具。在管理中过分重视精神激励, 忽视物质刺激, 缺乏利益机制, 权、责、利不能统一, 虽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却难以各得其利。另外, 在决策时易根据理想办事, 缺乏按效益原则决策的机制。
五、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的有效结合
儒家文化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和管理理念, 是整个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必须看到它可取的部分及不可取的部分, 同时看到儒家文化在当代的应用价值, 一味的否定与盲目的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要坚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用科学的方法结合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塑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文化。
(一) 找准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契合点。
在企业管理中, 人始终是第一位的。人的心理品质与心理因素与企业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实践证明,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权威管理者造就而成的。企业权威管理者拥护什么, 实施什么, 奖励何种行为, 反对何种做法, 最直接有力地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定位与指向。在现代企业文化的构建中, 一个权威管理者持有什么样的思维意识和做事风格, 是这个企业文化的精髓, 也是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契合点, 而这个契合点需要一个企业权威管理者发现获取。
(二) 掌握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结合的合理方法。
运用儒家思想构建企业文化要因地制宜, 不能随意照搬, 应该在对儒家思想的智慧充分了解、掌握和消化的基础上, 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才能够用于指导现代企业的文化建设。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在企业初创期, 要取“礼”治企, 建立起严明合理、不偏不倚的企业规章制度, 无论高低, 凡是违规犯纪一律按规定处理, 公平公正;二是在企业成长壮大后, 要以“人”治企, 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 推行情感管理, 与员工和谐相处;三是待企业壮大稳固、和谐平稳发展成熟之后, 要取舍“中庸之道”, 建立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具有强大的韧性力量的企业文化理念。至此, 企业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自行运转、强大、高度智能、不可摧毁的组织, 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就可以得到尽善尽美的体现。
总之, 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不是重新创造传统, 而是根据时代经济和政治的要求, 去发掘和发扬传统中的积极、进步的成分, 如人本主义、以德服人、诚信为本、义以为上等儒家文化精华, 改造传统并使之表现时代精神, 适合时代要求。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找准契合点, 掌握好方法, 来塑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葛荣晋.儒道智慧与现代社会[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6:211
儒家文化 篇9
一、教师品读《论语》, 内明心智
1. 通读论语全文, 感受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
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等五个方面。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所谓人本意识, 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 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忧患意识, 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 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亦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弘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 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 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儒家重视教育, 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 而是伦理教育, 如何做人的教育, 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 孔子云:“士而怀居, 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 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 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 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
2. 学习与教师修养有关的论语名句, 注重教师的精神追求
(1) “一日三省”:需有教育教学反思心。长期以来, 教育界把“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看做是针对学生学习而言的, 其实, 在当前的形势下, 对中小学教师更有启发意义。现在许多中小学提出培养“研究型教师”, 提倡教师应当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要求把日常教学活动与教学科研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要努力掌握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 另一方面则应把这些理论和自己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加以思考, 研究。因此, 教学反思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路径或策略, 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获取外在的、技术性的知识, 而在于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思”, 促使教师对自我和自己专业活动直接相关的物、事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发现其中的“意义”。
(2) “学无常师”:应在交往中教与学。孔子的教师素质论是全面的, 自然没有忘记怎样处理师生之间以及师师之间的关系。首先, 在处理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孔子提出“当仁, 不让于师”。《论语》中记载了大量孔子师徒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教学相长的故事。学生不仅是教师发展的受益者, 也是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孔子的学生在各种场合都敢于用孔子的话反驳孔子, 孔子也乐于接受意见, 修正自己的观点和做法。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 教育被看做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活动, 主体之间只有平等相待、相互学习, 才能实现双赢。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 合作学习强调学科课程间的相互整合, 尤其是综合课程的出现, 对教师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合作的实施需要善于沟通的品质和能力, 需要有理智的判断和成熟的热情。
(3) “学而不厌”:要懂得“终身学习”。“终身学习是21世纪人类的生存概念”。其实, 终身教育思想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在孔子看来, 作为一个教师, 必须博古通今, 不但要了解过去, 还要知晓现实, 他称自己无非是“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而已。孔子说:“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 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 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教师需要具备终身学习的意愿和能力, 对于专业教师来说, 只有人人终身学习, 才能实现其发展的连续性。
(4) “诲人不倦”:克服教师发展之职业倦怠。孔子一生能“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努力于他的教育事业,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他的学生子贡说:“学不厌, 仁也, 诲不倦, 圣也。”“诲人不倦”的精神是他对学生忠与仁的精神的表现, 是作为教师的负责精神的表现。作为一个教师, 首先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 只有认识到自己事业的重要性, 才会积极地献身于这一事业, 工作起来才会主动积极, 发挥潜力, 想方设法做好本职工作。
二、践行孔子文化, 外化和谐
我们启动了“朝圣”读书计划。一是通过成立教师读书会, 积极引导教师认真研读《论语》, 定期进行学习和交流。二是我们将每年的10月定为学校的读书节, 组织学生开展读书活动, 并通过开展评选“书香家庭”等活动引导家长重视读书, 认真读书。
1. 教师努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践行《论语》的教育教学思想
(1) “多思、多想、多听、多看、谨言、慎行”。对于我们教师而言, 能做到多听取师傅的意见, 多用心观察身边有经验老师的言行, 多进行教学思考, 必定能帮助自身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 此谓“多思、多想、多听、多看”。教师的言行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教学设计中, 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问题都应该经过缜密的思考, 要注重课堂提问的设计, 问题要有明确的切入点, 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 也即“谨言”。一个鼓励的眼神、一次轻轻地抚摸、一个善解人意的手势, 都会带给学生无限的学习积极性, 因此教师在课堂中的教学行为同样值得谨慎考虑。为此, 我校教师把“多思、多想、多听、多看、谨言、慎行”作为为师之道。
(2) 教师应是“仁者”与“智者”的结合体。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更注重提倡“仁”与“智”, 通俗地说, 就是教师懂得了解学生、关爱学生。教师了解、关爱学生就应该站到学生中间来, 善于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也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解读学生, 关爱学生。新课程标准下我们提倡教师应该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 课堂教学要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 充分体现民主与平等。教师在课堂中应尊重学生, 多鼓励孩子思考, 使每个孩子在老师的期待中、鼓励中去求知、去创新。其次, 教师在课下要做到“走近一点、蹲下一点、微笑一点”, 用心去了解、爱护学生。多参与孩子们的活动, 多和他们谈心, 听取学生的意见, 让学生评说自己, 给自己的教学提出意见, 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了解和关爱学生将是我校教师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3) 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教育观要求教师面向全体学生, 同时注重学生个性发展。我校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 根据学生的特点提供个性化教育, 让全体学生都在原先水平上得到发展。新的教育观还要求教师要尊重、理解、宽容每一个学生, 要善待学生的错误, 要用优点融化学生的缺点。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要“循循善诱”, 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让学生燃起希望之火, 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 我校教师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智能强项, 扶持它、呵护它, 使它成为学生的成长起点。
2. 孩子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践行孔子的仁义思想
(1) 知礼。在开展礼仪教育过程中注重文化的熏陶。我们精心设计了“家庭礼节”、“学校礼仪”、“社会礼貌”三大主题的知礼教育宣传画, 分别悬挂在每一层楼上下楼梯的显眼位置。楼梯口也有温馨的文明礼貌提示语, 走廊里也悬挂了知礼教育图片, 耳濡目染地让学生感受到浓浓的礼仪文化。我们把常用的一些礼仪如:行队礼、谦让礼、抱歉礼、问候礼、鞠躬礼、祝贺礼、道别礼等编成动作, 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操”让学生每天和广播操一起做;举行“礼仪漫画比赛”、“演讲比赛”、“征文比赛”、“手抄报比赛”等, 以此来陶冶学生的情操, 提高知礼教育实效。
(2) 交友。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朋友在一个人的社会活动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朋友像一本书, 通过他可以打开整个世界。孩子们知道, 良友益友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帮助, 恶友佞友却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 甚至引你走上邪路。通过诵读《论语》活动, 孩子们不与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少年交朋友。
(3) 孝悌。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 “孝”一直是炎黄子孙所尊崇笃行的优良美德。孝悌之道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建设打下了万古常新的基石, 它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通过诵读《论语》活动, 孩子们充分认识到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人故旧、爱故乡、爱祖国的重要性, 并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
(4) 感恩。为了学生更有效地践行孔子的仁义思想, 我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我们以“公益·感恩”实践活动为突破口, 按照年级序列和孩子的认知规律、认知水平, 实施阶梯式的德育工作。集中开展了集校本课程开发、德育活动设计、校外基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德育体系构建工作。通过开展访问、演讲、主题班队会等多种形式的德育活动, 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怀, 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它的思想之精深, 内容之渊博, 很难一言蔽之, 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读、细读、精读。虽然, 我校的《论语》文化已见雏形, 但仅仅是冰山一角, 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大《论语》文化的研究力度, 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打造实验小学的《论语》文化特色品牌而不懈努力。
摘要：实施《论语》文化教育发展战略, 教师品读《论语》, 感受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学习与教师修养有关的论语名句, 注重教师的精神追求, 并努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践行《论语》的教育教学思想, 从而引导孩子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践行孔子的仁义思想。
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 篇10
从孔子算起, 儒学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 在西汉武帝时代,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洋务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西法的引进一步步削弱了儒学在中国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几十年的时间人们都是在批判孔子儒家使儒学的正统地位遭到猛烈冲击。新中国成立后, 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此结束。
在韩国的三国时代, 儒家思想随同作为儒学载体的汉字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在七八世纪之交, 即中国隋唐之际, 儒学在古代韩国已基本健全。在进入近代以前, 儒家一直是韩国社会文化的精神与主潮。在韩国历史上, 朝鲜朝末期至1945年为日本殖民占领时期。韩国人民正是凭借儒家思想, 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一致抗日, 迎来了1945年的光复。
二、中韩儒家文化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起, 中国内地的儒学热逐渐升温。一批现代新儒学家受寻求儒家现代化的理想驱使, 费神地设定了种种实现儒学现代途径, 尽管如此, 由于难以消解现代民众在情感上的排斥, 他们推行儒家现代化的过程举步维艰。到了21世纪, 当中国融入全球化, 物质文明崛起, 而道德式微, 在各种“主义”、“思潮”漫天飞舞之际, 人文精神的失落反而成为一种新千年症候。一些人因此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 于是, 我国更是开始了一场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崛起”的儒学复兴运动, 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主流, 儒学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 已经渐渐走向低谷, 甚至陷入了危机, 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无疑对儒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但是中国目前仍然是西学为主, 最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也是西学, 儒学并没有与其思想相对应的地位, 儒学只是西学的附属, 不是一个独立学科。
而在韩国的今天, 儒学已然融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 变成民族集体性格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它把儒家义理精神应用于民族主义上, 把伦理道德视为治世之宝典, 把君臣父子观念作为修身养性之德铭。而儒家也已经大众化, 贯穿于韩国的社会生活当中, 现在韩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对人关系等等, 无论其宗教如何, 大都是来自儒教的。儒学决定了德育的实践形成—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三、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
通过分析儒家文化在中韩两国的历史与现状, 我们可以发现, 儒学在两国有着类似的历史, 今天却有截然不同的现状, 儒学是中韩两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始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下面我们仍通过分析儒学在两国的方方面面, 探讨如何才能使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
(一) 比较中韩多元文化下儒家文化的状况, 探求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20世纪60年代至今, 韩国的六次教育改革都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 以韩国民族精神为根本, 吸收外国文化中的有用内容进行改革, 韩国的道德教育是将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道德教育。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同样掀起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热潮。从科学技术到人文思想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也是西学, 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多元文化, 充分发扬文化传承、选择与创新的功能:
(二) 比较中韩学校教育对儒家文化的重视程度, 用道德教育推进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让道德教育贯穿整个学校教育过程, 伸展传统文化教育长度。学校要根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在人成长的不同时期根据兴趣爱好、心理特征、文化基础制定层次分明、内容不断深化的道德教育体系, 以循序渐进地推进道德教育。营造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校园文化,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渲染。学校作为社会发展的摇篮, 是可以通过精雕细刻符合道德成长规律的日常教育活动为学生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道德文化氛围的。总之, 校园文化应该在较高层次上规范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的校园文化建设应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育人功能。
创新道德教育手段, 增进传统文化教育效度要创新道德教育手段, 实践是应该第一个被重视的。我国近些年对道德实践活动也提倡得很多, 也采用了很多的形式进行德育实践, 有些也确实卓有成效, 但是对于传统美德的实践却少之又少, 渐渐的, 学生只知道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 但是对于关乎自身修养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却知之甚少, 这样非常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传承儒家文化 构建和谐班级 篇11
【关键词】儒家文化 班级建设 和谐班级
一、课题的现实背景及意义
应试教育中，社会、学校、家长看一个学生是否成才的依据多是成绩，多数学校把升学率看作生命线，结果大多数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对社会的正确认识。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道德底线和文化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和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模式发生一定变化。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学生身上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以自我为中心，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对他人缺乏关心和理解，缺乏感恩意识，缺乏协作精神，意志薄弱，自身封闭，气量狭小。
那么，学校文化的提升和学生素质的养成应从哪里找到切入点呢？笔者认为应从儒学中找到渊源。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积淀，她丰富的文化内涵，即使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仍然像天空中璀璨的群星，熠熠生辉。她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来说，都是必须继承的精神食粮。在国外，儒学思想对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在八十年代初开始重视儒学的推广，二十年后，其经济发展的瞩目成就和举世公认的文明程度，不能不令世人肯定儒学的巨大价值。1984年美国出版了著名的《世界名人词典》，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美国还把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其国家的教师节。在国内，儒学也同样得到世人的重視，余秋雨先生曾说“二千五百年前的《论语》，像一束柔韧的丝线，若隐若现地栓住了一个伟大人种的最后尊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阐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这种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做法，已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共创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二、课题实施的基本内容
1．和而不同、平等包容的伦理道德原则
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人格的标准，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以他平他”，强调平等、平衡、包容。“和”在待人接物中表现为“和气”，在成人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表现为“中和”。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群体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容之心和集体主义精神。同学师生之间，对自己要谦卑，对他人要尊重。学生尊敬教师，教师关爱学生，形成团结友爱的和谐班级。老师理解家长，家长敬重老师，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使校内校外各种关系和谐融洽，构建和谐校园。
2．严于律己、诚实守信的社会交际思想
孔子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前提，这对于今人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有着重要的启示。儒家还倡导诚实守信的处世规范，《礼记 大学》中所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信的含义与诚实相近，是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言行一致，忠于自己的诺言和义务。诚实无欺在为人处世上的表现是坦诚相见，表里如一；在自我修养上，就是不自欺，不护短。现代的中学生，就是将来的建设者，培养诚信观念，刻不容缓，并且要做到知行统一，同学之间，以诚相待，加强沟通，学会合作，在和谐友爱的氛围中发奋学习，共同成长。
3．孝悌和睦、勤俭忍让的家庭亲情理念
“孝”即孝敬父母，“弟”同“悌”，指尊敬兄长。“孝悌”作为孔子学说中的一个伦理道德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对父母、兄长以及对待他人所应具有的态度和行为要求。在家庭，学生要孝敬父母长辈；家长爱护尊重小辈，宽容爱仁，共建和谐美满的家庭。勤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勤俭,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懒惰相对的勤劳和奋发，苦干实干，自强不息；二是与浪费相对的节俭，即人们珍惜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时代在发展,物质条件在改善,中学生在物质方面互相攀比之风盛行。通过教育，认识到勤俭是一种传统美德，要想拥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必须自己付出艰辛的努力，做到体谅父母，珍惜社会财富。
4．以德服人、躬身笃行的为师从教风范
儒家思想重视教育和学习，主张尊师重道。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不耻下问”、“教学相长”、“有教无类”的敬业精神和“因材施教，乐者为上”、“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育艺术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和谐班级的创建中，教师做到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为人正直正派。刻苦钻研、严谨治学，坚守情操，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发扬奉献精神。在充满和谐的氛围中，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勤奋向上，全体师生都能体会到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三、研究的主要途径与措施
1．文化环境的创设
利用校园橱窗、楼道厅堂、学校刊物以及教室布置，营造浓厚的儒学氛围。楼道大厅，教室墙壁可张贴儒家为人处事、求学励志名言警句，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成立儒学研究小组，开辟儒学文化展示室，组织学生出墙报、黑板报、手抄报，开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以及儒学漫画创作等形式去深入认识儒学。并借助视听感悟，组织学生观看儒家经典故事片段、于丹讲《论语》等录象，要求学生看时做好笔记，看完之后写观后感，及时交流心得体会。《论语》博大精深，于丹教授的讲解深入浅出，学生对其中的几个专题特别感兴趣，如“心灵之道”、“处事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等，看完后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有学生提出“真君子应该把心态放低，把眼光放远，踏好眼前的每一小步”；也有学生认为“在面对是与非，德与怨时，还是应当坚持自己的原则，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还有学生觉得“最好的朋友不是整天与你粘在一起的人，而是时刻牵挂你的人；不会说他对你有多好，而会做一切为你好的事”。事实证明，每次的观看与交流，学生都有种醍醐灌顶的觉悟，学习的自觉性自制力大大增强，与父母及师友的关系得到改善。
2．学科教学的渗透
传统文化若能与当前学科教学相结合，能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其现实性，激发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动性。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课文都蕴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教师应把这些可贵的精神财富挖掘出来，用以构建学生的美好人格。以朱自清的《背影》为例，这篇散文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伦道德，表现了父子深情。这浓浓的父子之情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可贵的情愫。教师在教读这篇散文的时候，应该告诉学生：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都是很重“孝道”，古人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也”“孝，德之本也”。教师如果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篇课文的思想内涵，将收到不一样的教学效果。学生从中懂得亲情的珍贵，父母的良苦用心。此外，入选中学教材的文言精品承载着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和思想精髓，是我们炎黄子孙继承下来的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是一眼永不枯竭的泉水，它的深处流出的永远都是“清如许”的“活水”，需要教师在学生与文本与作者之间搭建一个沟通对话的桥梁。
另外，社会历史学科中蕴藏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思品学科中处处体现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髓。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师在讲授学科知识时渗透传统文化，会增加学生的历史使命感，真正做到“文道统一”。
3．专题活动的开展
通过开展专题活动，让学生深深体味活动浓郁的文化气息，最终使活动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内化和升华。中国传统节日无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再加上社会环境的渲染，以及学生对之有着强烈的期待，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容易触动学生敏感细腻的心弦，演绎出美妙的教育旋律。我们可以结合传统佳节开展主题活动，如清明、端午、中秋、元宵节，讲解这些传统佳节的来源，以及节日期间拜访的礼仪和蕴含的意义，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体会、感受那些隐含在思想深处的民族文化元素，从中培养学生的崇敬之情和仁爱之心。比如春节贴对联的风俗，我们可以通过讲习对联文化，既能让学生欣赏文字形式之美，又能培养学生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的良好品质。
作为教育工作者，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传统文化精髓进校园、进课堂、进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丰富校园文化内涵，创建和谐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修铁著，论语中不可不知的人生哲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2][美]雷夫.艾思奎斯著，成功无捷径第56号教室的奇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3]杨兵著，魅力班会是怎样炼成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儒家文化 篇12
一、关于“宗教”的定义
关于儒学是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宗教的问题, 因为根据不同的宗教定义可能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因为各个国家由于文化差异对宗教的定义各不相同, 就比如说:《大英百科全书》给宗教一词这样5个意义: (1) 对上帝或其他超然力量的服从和崇拜; (2) 对宗教信仰和教规得承认和信奉; (3) 宗教观点、信仰和实践的个人趋向或制度体系; (4) 古时候指良心; (5) 热爱和信仰某种事业、原则或信仰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 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 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韦氏大字典》的定义是, “宗教所关怀的是超越可见世界以外的存有, 它与哲学不同, 不是依靠理性, 而是仰赖信仰与直觉, 它一般相信一个单一的存有, 如上帝, 或者是群神灵, 或者一个永恒的原理, 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实体, 创造了世界, 统治它, 控制其命运, 有时干预其历史之自然过程, 也相信人有了这样的信仰, 通过仪式、祈祷、精神修炼, 遵守日用常行的规则, 如十诫, 乃会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大美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宗教是以‘终极’、‘至上’和‘神’为核心的一种信仰和礼仪的模式, 人们企图由此凭借通常的现实经验与来世相通, 并希望获得有关来世的灵性感受。”通过各个权威大辞典对宗教定义的分析综合来看, 我们可以得出三项内涵:一是宗教信仰的对象, 必须是超越的, 如上帝, 或者一个永恒的原理, 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实体, 通常是超越的人格神。二是宗教接近或达到超越对象的方法, 必须是信仰的。因为这种超越性不可能有真正的经验基础因而不是依靠理性来达到。宗教的一切仪式、祈祷、精神修炼、日用常行的规则, 都是信仰的一种表述。三是宗教给人生一种解释, 创造出一种生活意义和样态, 从而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慰藉。
二、儒家文化中的宗教性元素
1、儒学的超越性与内在性即儒家的“天命”观
从信仰对象或者说“教义”上来看, 儒学不信仰诸如上帝、真主般的人格神, 是其被质疑是否为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信仰超越的人格神固然是宗教的外在特征, 但我们认为宗教观念中更核心的乃是其信仰对象具有超越性这一点。此超越性实质上就是指信仰对象是超感觉的、无限的、对具体事物起决定作用的。在儒学中超越者虽然没有表现为人格神, 但对于超越者的信念是存在的, 这就体现在另一形而上的绝对实在, 即“天”或“命”上。
孔子的“天命”观反映在他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论之中“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是伟大的, 圣人顺从天的意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决定着四时运行, 生命的生存繁衍。“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 如果得罪冒犯了天, 就必然受到惩罚, 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孔子周游列国, 遭到匡人的围攻和拘押, 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 则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天决定着人事世人无法违背上天的意志。他病了的时候, “子路使门人为臣”, 孔子说:“无臣而为有臣, 吾谁欺, 欺天乎?”天不可欺, 做人要诚实自欺欺人实不可取, 因上天自有明鉴。作为儒学最高范畴的“天”或“命”, 实际上是指某种超越社会、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某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客观必然性。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因此不少人在遭遇挫折与苦难时, 常把人生的祸福归结为上天或是命运的安排, 以此来慰藉心灵。
但是在如何肯定或证明有一超越者的存在方面, 儒学走上了与世界其他各大宗教不同的道路, 即内在而超越。就一般的宗教形态而言, 不仅人与超越者是相隔离的, 而且超越者作为具有无限力量的一方, 往往是与俗世之中人的软弱、无力、无助相对应的。这种超越是出于苦业意识、恐怖意识的超越信仰, 其结果往往是由于人对于超越者充满敬畏之情, 最终融掉自己的主体性, 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超越者的控制之下, 超越者成为人之生命的最终极的价值与意义的源泉, 人则成为超越者的奴仆, 只能毫无反抗地服从。这种状况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世纪的欧洲, 作为超越者之代表的教会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 人只是卑微地听从于上帝的奴仆。与此相反, 儒学一开始就把这种外在的超越当作是一种可被理智体认的对象, 进而通过道德实践的桥梁把这种对象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就表明在孔子那里, “天命”已不是仅供信仰的对象, 而是可以通过人的经验、知识积累来认识的。人与天之间是一种超越而内在的遥契和认同。正因为儒学重视超越者的内在性, 因此儒学在处理人生际遇时, 不像传统宗教对超越者顶礼膜拜, 表现出狂热的宗教热情, 而是通过人自身的道德实践对命之必然作出积极而主动的回应。儒学的这种态度从孔子时就已形成, 孔子虽然“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 但仍循着“道”的原则奋斗不已, 虽遭时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讥评, 亦无怨无悔。
总括以上, 儒学在重视信仰对象的超越性上与世界上其他各大宗教是相同的, 但是儒学和其他宗教不同在于它突出了信仰对象的内在性与超越性。
2、在宗教组织、活动上来看
因为宗教信仰的对象具有超越性, 人们不可能对它形成真正的经验基础, 所以教徒们只有通过信仰来达到它、接近它, 故此仪式、祈祷、精神修炼、日用常行的规则等等莫不与宗教有极其紧密的关联性, 从而也产生了形成宗教组织的必要。佛教有其僧伽, 基督教更形成了庞大的教会组织, 与其相比较, 儒学家在这方面无疑是最弱的, 如儒学缺乏对超越者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感情, 缺乏僧侣、牧师作为人神之媒, 亦无一定的宗教经典等等, 显然儒学不能被称之为“组织宗教”, 从某种意义上不符合宗教的特点, 但其信仰与生活相连, 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儒家也有祭祀活动、组织仪式或者说“教仪”, 如儒家的三祭活动 (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 , 还有儒生的“加冠礼”等等, 其实际的精神内涵是道德理性的追思恩德的伦理感情, 追思先贤的同时将自己的内在情感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其虽然不能被看作是宗教仪式。然而, 儒学从这种道德感情中确能孕育出一种不容其已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士大夫能不容其已到“杀身以成仁”, “舍生而取义”。关于“三祭”的深刻意蕴, 蔡仁厚先生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天地’是宇宙生命之本;‘祖先’是个体生命之本;‘圣贤’是文化生命之本。通过祭天地, 人的生命乃与宇宙生命相通, 而可臻于‘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通过祭祖先, 人的生命乃与列祖列宗的生命相通, 而可憬悟一已生命之源远流长及其绵延无穷之意义。通过祭圣贤, 人的生命乃与民族文化生命相通, 而可真切地感受慧命相承、学脉绵流的意义。总括起来, 中国人对于生化万物、覆育万物的天地, 自己生命所从出的‘祖先’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对此三者而同时加以祭祀, 加以崇拜, 这种回归生命根源的‘报本返始‘的精神, 确确实实是‘孝道伦理’的无限伸展, 而其中所充盈洋溢的‘崇德’‘报功’的心情, 亦未尝不可视为一种不容其已的‘责任感’之显露。”从自己的道德实践中感悟到生活的意义与终极追求, 最终实现安身立命。这是三祭之礼中又具有的宗教性情怀。
3、从宗教的社会功能来看
宗教的社会功能即一方面宗教能十分有力地号召、团结信徒, 形成制定和组织, 建构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宗教必须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人生之终极价值与意义进行关注, 通过向信徒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将其精神导向安宁。完全可以说正是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要求构建了汉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尽管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不符合儒学原初的意旨, 尽管其中可能夹杂了法家把君主权利绝对化的影响, 但正是从其三纲五常中强调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自觉出发, 中国确实形成了儒家生活方式中具有凝聚力的, 以伦理关系和历史传统为内涵的实体——家庭和国家。另一方面儒学为中国士人设计了一个完满的精神品格, 正是在这个精神家园里儒学提供了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从而将其精神导向安宁和久远。那就是“圣贤”、“君子”的品格, 从其精神源泉孔子开始, 儒学就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树立了一个足以光照千秋的典范人格形象。正是在儒学“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的教诲下, 中国士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作为其人生的最终意义和价值的永恒体现。这种对高于现世今生的人生终极的关切。这种对人之终极价值和永恒的追求, 也正是宗教所固有的情怀。
三、总结
综上所述, 我们无可否认儒学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儒学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 或者说, 儒学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中充任了人的终极关怀之寄托的角色,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西方文化中哲学与宗教的分野泾渭分明, 虽各自影响却相互独立。但是儒学毕竟不具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那些宗教特质, 它既是哲学又有宗教的特质, 其精神建设没有游离于日常伦理生活, 也不在避世出世中另求解脱, 它只是把超越的宗教情感赋予俗世的行为实践之中, 让人们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来实现高出于其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这或者应该被认为是儒学生命力的最深刻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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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维明, 著.儒家心性之学——论中国哲学和宗教的途径问题[M].武汉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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