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哲学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共7篇）

儒家哲学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篇1

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是以仁(人)为本的人生、社会哲学.儒家把仁与礼紧密结合,儒家德治实质是礼治,仁学实质是礼学.至宋明理学,形成了系统深邃的儒家“心性之学”.对儒家伦理哲学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见其中蕴含的具现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儒家的忠恕,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蕴含的爱国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儒家的.中庸哲学,蕴含的追求真善美结合的理想人生社会境界;儒家重义伦理价值观,注重道德对人生、社会发展的作用,所有这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均有明显积极意义.

作 者：谢树放 李玉琴 作者单位：南京经济学院,社科部,江苏,南京,210003刊 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2(6)分类号：B222.05关键词：仁学 礼学 心学 忠恕 中庸 重义 现代意义

儒家哲学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篇2

关键词：《弟子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而儒学乃是中华文化中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面, 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 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 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 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 对儒学的戕害很大, 儒学甚至成了迂腐、保守、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 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 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 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我们亟须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很多仁人志士也认识到,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 在大众中倡导“学儒”, 让儒学作用于社会, 将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 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原因就在于此。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 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早在2004年, 河南省漯河市的幼儿园就在孩子中开展了诵经活动, 年龄最小的孩子才3岁, 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滚瓜烂熟;2007年4月, 京城数百名小学生诵读经典迎接世界读书日;2008年, 教育部下发通知, 在中小学 (幼儿园) 、高校师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2009年, 在洛阳市教育局的一份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学生在学校要保证每天10分钟的诵读时间, 在家保证10到15分钟的诵读时间。《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增广贤文》、《治家格言》、《大学》、《论语》、《孟子》等成为必读篇目。这些现象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人生的强烈渴求。

在儒家文化的这些经典当中, 《弟子规》是儒学教育的基础。《弟子规》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编写而成, 全文360句, 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以及附录, 共九个部分。它虽然只有千余字, 但它是用儒家文化提炼出来的做人规范, 是儒家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以孝为先

儒家认为, 德行最根本的就是孝道, 所有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 一切善心都是从孝心开始的。整个儒家圣学, 讲的都是孝, 乃至儒释道三家的学问, 一个孝字就可以概括。整部《弟子规》讲的也就是孝。

孝是做人的根本。《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 木有本, 父母者, 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 是因为底下有根, 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想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才能迁移到对社会、单位以及他人的感恩。有了这种感恩之心, 个人的成就才能快速、才能扎实、才能长久。

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 “冬则温, 夏则凊, 晨则省, 昏则定”,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 那么走入社会我们也将会变成一个温良受欢迎的人。“出必告, 反必面”, 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不论是离家在外还是回来, 告知父母, 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行孝的一种。孝养父母, 不仅要养父母之身, 在物质方面, 要满足父母的需要, 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 更关键的是能够让父母欢乐, 养父母之心。“身有伤, 贻亲忧, 德有伤, 贻亲羞”, 养父母之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孝顺, 而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 洁身自好, 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 报效社会, 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不仅用来指父母, 作为一个企业, 客户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 我们常常说“顾客就是上帝”, 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长盛不衰。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 如果你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应勿缓”和“行勿懒”, 那就一定是个有进取之心的人, 长期坚持, 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受到领导的重视、同行的爱戴, 一定能积累起好的人脉、人缘, 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以人为本, 人以德为本, 德以孝为本。”《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 首先修养身心, 当德行充盈, 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 全家长幼有序, 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 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队、国家, 共同建设幸福家园, 共谋和平安宁。相反, 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 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 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 说不定还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以信为本

“信”在儒家文化中为五常之一, 即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信, 也就是守信、诚实的意思。在《论语》中, 信就是不欺诈。践言失约、谋事不忠、负人财物、缓急不周、知过不改等都不是“信”的行为。在中国蒙学教育中, “信”始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千字文》中说:“信使可覆。”意思是说和人约信, 务必诚意, 诺言一定要兑现。《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贼民之主, 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于“信”的高度重视和“信”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交往之道。《弟子规》更是把诚信当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事非宜,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儒家认为, 在待人接物中,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 做到“言必信, 行必果”, 不可轻易许诺。凡是自己做不到的, 就不要随便应承, 因为“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欺诈和信口雌黄, 在儒家的观念里, 是最不可容忍的大错。你可以能力不足, 你可以不善言辞,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 但是只要你慎言慎行, 诚实守信, 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然而在当今, 能坚守诚信并将其发扬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在金钱、物质、利益驱使下, 一些人已无情地将诚信丢弃一旁, 追逐名利, 成为他们新的目标。由于缺乏社会信用体系, 人与人之间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肯德基的“秒杀门”事件等, 让我们想到, 诚实守信, 不仅是做人之根本, 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 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胡锦涛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也说道:“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如果一个人能诚实守信, 就能打造出可靠的个人品格形象, 就能用这种人格魅力吸引一大批有德有能的人合作共赢, 小到幸福自己的人生, 大到管理一个组织、单位甚至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诚实守信, 能对自己的员工负责, 能对消费者负责, 必然能打造良好的企业口碑, 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全社会都能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 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容易得多了。

以爱为要

儒家所倡导的爱, 通常表述为“仁”。《论语·颜渊》中讲道:“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那么爱哪些人呢?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 仁也。”也就是说, “仁”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 爱亲人是产生爱的基础。到了《弟子规》中, 其所爱的对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 更是推己及人, 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种大爱。也就是说, 儒家的爱是有层次的。所谓“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在《弟子规》中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 先用“见人善, 即思齐”, 用“非圣书, 屏勿视”的方式提高个人修养, 从爱亲人开始, 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 当朴素的爱亲人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时, 爱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加博大。

“泛爱众”就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 对人类的生存和相互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深深的慈悲。儒家文化认为, 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心中有大爱。《弟子规》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是人, 皆需爱, 天同覆, 地同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共享一片蓝天, 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 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爱中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常说“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就是说爱不仅有益于别人, 也有益于我们自己。“行善最乐”、“施比受更有福”都是爱的至高境界。因为有个比喻说, 爱就是杯子里的水, 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爱。爱让我们充满力量, 爱让我们幸福充盈。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不吝惜自己的才华, 不吝惜自己的财物, 如果有多余的, 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杯子里充盈的幸福, 自然而然地流向朋友、亲人、社会大众。爱心也是可以相互传递和影响的, 给予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快乐, 还同时在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得到爱的回馈。

当今社会,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 科技日新月异, 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然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相反却因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造成人人焦虑困惑、心灵难安。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 让人类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因为缺乏对自然的爱, 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已危及大部分物种的存活, 这也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缺乏对他人的爱, 在利益面前, 人与人勾心斗角, 兄弟反目, 父子成仇, 朋友分道, 同事拆台。看看电视报纸, 这样的闹剧惨剧天天都在上演。

一个社会, 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 一个人, 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那将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 也代替不了道德的力量, 而只能是道德规范的延伸和补充。因而,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让儒家文化中好的做人的道理滋养现代人枯竭的心灵, 对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秩序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文字, 后来成了他墓碑上的铭文:“有两样东西, 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 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星空是自然的天道, 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明明德”, 是《弟子规》中的“孝悌”、“谨信”和“泛爱”,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是人类的超越自私自利的天地大爱。有了这些美德, 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勃勃生机, 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 我们头顶的星空才能清明静美!

参考文献

[1].吴予敏:《从儒家文化到近代理性评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 《读书》, 1987年版。

[2].曾华东、甘筱青:《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版。

[3].唐贤秋:《关于诚信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道德与文明》, 2005年版。

[4].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2年版。

儒家哲学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篇3

[关键词]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人本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成果。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仁学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借鉴儒家人本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一、培育有人性光辉的企业文化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在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详细地阐述了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它说:“惟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完全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与天地同尊，并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同时，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规定。人具有智慧，因而，人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动物。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因素。以尊重人为目的的思想而逐渐进入管理领域，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和愿望，乃至关心他们的未来。因此，尊重人性，认清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把人视为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人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主张民为邦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论语·子路》) ,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发挥出能动的创造性。一切物质的因素都是死的因素，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事业的发展。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也不是见物不见人,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決策理论、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为中心的现代阶段,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

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反映了儒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它是源于人的血缘亲情形成的一种内心感情和自觉的道德意识，以此推及社会人群，就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爱人、关心人、尊重人。只有重视顾客、雇员的利益,公司才能在凝聚中求得发展，只有发展，公司才能有长久的经济信誉。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如果企业能够本着儒家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在对待职工和企业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将职工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企业才能拥有长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培育和谐进取的企业文化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同时，儒家人本哲学思想讲究中庸与和谐，它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其中的“和为贵”、“义以建利”、“民生在勤”、“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等思想都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追求的和谐共存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些思想深深植根于普通中国人的头脑中。强调群体利益，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大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育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荀子》中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一种阳刚向上、富有竞争精神的向度。这种精神已经普遍化和社会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性格，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总之，儒家人本主义哲学，强调人性的尊贵、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企业经营的道德自律，强调任贤使能，强调积极进取与奉献，这些思想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庆武:《浅谈儒家文化对现代人本管理的影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

[2]菜德贵:《再谈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问题》《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3

儒家哲学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篇4

1.由价值取向看，对道德伦理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基调

自人类有能力对社会群体生活进行反思时起，应当存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成为各民族思想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在西方，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实现全体成员的幸福，而城邦幸福作为公共善，只有以正义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以理想政体的客观制度架构加以安排，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应当考虑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和城邦，究竟哪种政体和哪种生活方式最为优良这个问题。” 与古希腊哲学不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除了早期法家那样极端主张君主专制的学派，大多数思想家都给优良社会政治赋予道德的内涵，特别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始终强调道德与伦理对政治生活起到的作用。

儒家倡导符合道义的政治并拒绝暴政。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历来从“道义”的角度探讨治权的合法性问题。“道”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义”是政治活动如何达“道”的价值规范。道义的核心是公平、公正，其实质是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即合道德性。因此，在儒家看来，“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基本法则，也是评价政治善恶的根本标准。虽然不同的思想学派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解释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争鸣，再到两宋儒家有关道义与功利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关于政治秩序合理性暨合道德性的理论是思想家的集中要旨，其核心是如何达致公平、公正的政治生活。“为政以德”、“道之以政”、“政者，正也”，这些被奉为价值典范的至理名言不仅占据了儒家经典的重要位置，更是影响了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由此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传统。

不难看出，儒家对政治的理解是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基础，主张为政者以自己的美德作为人民的表率，并以此进行教化，提升和引导人民的社会行为，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良善。不仅如此，早期儒家还将道义作为评判政治得失的尺度与标准。对于统治者之所以得失天下所作的政治评判，儒家常常借引尧、舜、禹、周公等圣王以及桀、纣、幽、厉等暴君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以警示后世君主，他们深切希望统治者能够通过修身、正名而具备自我约束的品德，为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一种价值典范和行为指南，并以此来构筑社会政治信仰的基石。

儒家致力于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作为人伦标准的圣王，也是天下政治的标准。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可以说，儒家士人追求的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具体而言，所谓内圣，是指通过人的修身养德而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是主体价值的内在超越;所谓外王，是指以人的境界修养起起点，通过将内在价值转化为外在事功，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理想。孟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其身而天下平”。他认为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大学》中，儒家学者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被视作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途径：欲平天下，须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必先修其身。归结到一点，即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仅是天下平的起点，还是天下平的基础和根本，换言之，内圣是外王的根本、依据。在面对政治上的名利、富贵、穷通等各方面的诱惑和考验，儒家主张士人君子的进退、行止均应以政治道义为依据或前提，内圣外王之道超越了功利而最终又落实到功利。它是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2.由思想基础看，对天道性命的建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撑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有云：“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同时，政治哲学也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思想家所能做的，还包括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是对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则和目的的终极追问。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为最终归宿，其本体理论融摄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这与西方视本体为纯知识的建构迥然不同。形而上的思辩与切实的生存方式交织在一起, 使儒释道三教理论既相互契合，又彼此乖离。换言之，中国传统思想的本体论，不仅是一种逻辑预设，其立脚点在于为现实政治与人生实践寻找先验的终极根据，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看的非常清楚。

从很早的时候起，把握“普遍必然性”的形上本体便成为道家哲学的自觉意识。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德”是万物得之道者，宇宙的最高境界是顺天无为的自然境界，老子说“道，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老子•六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不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六十二章》)道作为形上本体，落实到现实层面，表现为无为、不争，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侯王若能掌握它的规律，国家就可平安顺利。庄子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无为无形”的存在，但庄子对道的理解与老子略有不同。基于对自由的认识和追求，庄子从万物等齐的观念出发，认为在“道”这个绝对尺度面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存在，“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以道为标准，天地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事物之间在“道”的映照下没有差别，所谓事物之间的界限与差别，都是每一种事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其他事物而形成的感觉。按照庄子的认识，要实现真正的“逍遥”(自由)，就必须把无君无臣的无政府状态作为最高理想，而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礼义规范和道德准则则是约束人们的桎梏和拖累，只有摆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生问题，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自由观的精髓。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学说也体现着建构形上本体的理论任务。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观念，儒家视域中的“天”指的是道德之天而非自然之天，确切地说，是体现于自然中的道德本体。作为道德境界，“天人合一”是人与道德本体的合一。早在先秦，儒家以道德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它的心性之学。在思孟学派那里，宇宙在实质上表征着道德的本体，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个道德的例证。孟子说：“仁，人心也”，“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天道与人性对接，把宇宙本体论同人性道德论打成一片，奠定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基调。作为第二代新儒学，两宋时期的理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完结的重要标志。宋代思想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终极原因的追问，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论证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二程说：“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经过理学家的论证，作为终极存在的本体(“天理”)与人间社会的伦理规范贯通起来，形成具有浓郁道德伦理意蕴的政治模式，儒家父子人伦、君臣上下的纲常观念被提到绝对普遍的高度，落实为伦理政治的秩序威慑，以此保证现实政治规范在上下尊卑、日常生活中井然有序地开展。

3.由实践品格看，对百姓与民生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实目的

不同的思想学说有不同的学术旨趣。在西方，柏拉图主义将一个超越于尘世之上、无时间无历史的、永恒的理念世界确定为真理，却把一切尘世中易逝的直接生命遗忘。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理路中，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景象，对自然宇宙、社会历史、政治人生的解释被视作有机的生命整体。在治世与行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思想家并不忽视和否定民众的现实生存需要，可以说在强调道德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人情味。牟宗三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由此扩展到社会领域，对百姓生活和民生问题的关注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一大特色。

中国思想家普遍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虽然古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与一家一姓王朝的延续才是统治者自身关注的头等大事，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思想家认识到高高在上的君主和看似坚固无比的王朝，其兴旺与否其实取决于卑贱的下层民众。商周之际，周初的统治者与思想家看到了民众在灭商战争中发挥的决定力量，无不感叹地得出“天使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历史总结。这种总结一方面使西周政治思想远离殷商神权政治，民意取代天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天民合一”思想成为早期儒家的文化母体，为后来儒家政治思想所继承，成为民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后续发展。

自此之后，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但是政治的实际，也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先秦儒家是民本思想的积极提倡者，儒家认为，所谓民，一般来说指与君、臣相对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庶民百姓，其主体是农民或平民，而非工商和非工商的官僚地主阶层组成的富裕群体。虽然平民百姓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儒家认为是他们养育了统治者，而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为民众服务。因此，中国传统民本论认为，要想使民众生活幸福，其基本的治理逻辑是：一要在政治上安民与救民，保障秩序的稳定，避免战乱，消除政治上和自然灾害对民众的危害;二要让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认为，王道之始首先在于“养民”，所谓“制民之产”就是要给人民以土地耕种，满足民众最基本的温饱与生活需要，进而使民众过上富足的日子;三是不仅在政治上安民、救民、经济上富民，还应该在道德、文化上教民。孔子曾与他的学生讨论过教民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教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论以至于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质，古代君主和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政治的最高意义不仅要做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也要做思想上的教导者，所谓君师合一，政教合一才是政治寻求的最高目标。

当然，传统民本论不止是儒家的观点，其他学派也有养民、富民与教民的思想，但有时对于民众的关爱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儒家不同，道家对民众尊严的关怀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品格。在道家的理想社会中，百姓的生活是个体的、自然的，统治者对首先对民众的肯定体现着“对一切生存个体的尊重、关心和爱护。”所谓“善行无辙迹”，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十七章》)老子认为, 圣人式的管理者不会强迫百姓做任何事，也不会向百姓炫耀自己的恩德，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不必理会他的存在。承认自然的秩序高于强制的秩序，这是道家理想中的“无为而治”，也是道家思想提供给人类的古老智慧。

自西方现代政治学问世以来，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行。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深入分析了君主维护政治权威的手段和技巧，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伦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预设体现无序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因此成立强权国家是有必要的。现当代自由主义则把权利优先于善看成是正义的根本要义。可以说，现代政治哲学与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有着明显弱化形而上学、道德的特质，反之，对科学实证、经验描述和价值中立有着情有独钟的偏好。站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立场上看，政治领域中的事物, 对于好坏、善恶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不仅如此，在对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的背后，还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懂得自尊和尊敬他人，懂得如何有效而平和地处人作事，这就需要富有情感和理性的人文素质，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提倡一切道德的价值和原则之外、之上，还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最佳的生存状态，为民众积极地去创造环境。

02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功能

政治哲学既是一门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思想理念和价值规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其产生的时候起，它便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的作用和影响。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于古代政治生活所发挥的主要功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辩护功能

虽然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作思想家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应然判断，在更高和更抽象意义上探寻政治领域那些根本性和终极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不向现实政治生活负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决策和行动作出辩护与解释是政治哲学的首要功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曾说，哲学是这样一种形式：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或只是超越时代的先验思考，而是与它所在的整个民族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对于政治哲学家而言，他生活在某个时代之中，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之中。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全部历史，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不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国家的产生和建立是人类群体无可替代的必需品，由此人们常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性中没有天然的道德准则，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私欲所驱动，所以为防止相互侵害，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建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从而走出自然状态，走进政治文明，这便是国家的起源。

为了证成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中国传统思想家同样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周易•系辞下》提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地是自然万物的创造者，运动变化的总根源，人与国家是源于自然进化过程的产物，国家是必要的公共设施，礼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可以说，思想家的主观用意不是论证国家是否应该存在，而是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如果说国家(共同体)的产生是摆脱自然无序的必然结果，那么规范有序的政治生活则是关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人是政治动物，又有动物的自然属性，荀子认为，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如目可以视，耳可以听，饥而欲饱，寒而欲暖等等，这类能力和欲求是人生来就有的，它具有先天性、自然性和受动性特征，属于人的感性层面。然而，人的这一自然属性与社会秩序、公共规范是有所冲突的，威胁世间合作的一切暴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根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人的天性就是对利益的追逐和竞争，其根源在于人有好利恶害的本能和感官欲望，在没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本性，就很容易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争夺、残害和淫乱，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从而引发暴孽横行。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不仅要在理论上证明自然状态被国家所取代的合理性，而且还必须使社会成员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优良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可能，需要礼义法度对人性加以约束、疏导和提升，这是礼义产生的客观必要性。“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因此，相对于自然人性来说，必须经过人为的加工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价值。就此而言，人性中“恶”的一面只有经过教化驯导才能合乎礼义治道。圣人起礼义、制法度就是为了矫治防御人的本性。所谓圣人“制礼作乐”不仅体现在儒家贤能与常人在德性方面的差异，也给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尽其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提供了可以接受的理由。

无论中外历史，在前现代社会人的社会等级身份都存在各种不平等，甚至在古典政治观念中，这种差异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天然事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早期发生的时候，由夏商周以来确立的王权政体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对于思想家来说，如果君权至上的历史逻辑及其依托这种政体而运行的政治制度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在理论上说明和展示当下政治生活的合理性便是他们竭力维护的普遍依据。从消极方面说，思想家有关现实政治生活合理性的论证，就是通过理论的阐释使原本强力形成的现状，使民众加以接受和承认，从而各安其位，避免僭越;从积极方面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理论的教导和灌输使大多数成员自觉认同现行政治观念、文化，并接受所处的社会现实，从而为维护正常政治秩序便有了心理准备。就像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政治哲学有助于安抚我们的挫折感和抚平我们对社会及其历史的愤怒。”换句话说，思想家之所以对现实政治进行辩护，正如黑格尔那句名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当然，这种“合理性”是相对的，它要求人们把这种相对合理视作人类走向绝对合理的不可逾越的过程和阶段，以此缓解人们现实中的痛苦。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儒家一方面认为，好的政治应该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承认好的政治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这种信念在古代社会长期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也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为天下人谋取功利，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情怀。

2.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批判功能

尽管历史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在一定政治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但其一旦建立就可能受到各个阶级、阶层和权力格局的左右。因此，如何制衡现实政治中的权力，防止统治集团的权力被滥用，以及平衡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就成为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施特劳斯认为，政治本质上是压迫性的，而哲学本质上则是批判性的。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意见的尝试”。这意味着，政治哲学本身带有质疑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一切权威和真理，换句话说，它并不首先拥有权威和真理，而是对社会价值和政治基础的批判与追问，反映的是“什么是应该”，“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对”。一言以蔽之，政治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学。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批判，这类似于安德鲁·海伍德所说的“对政治信仰的批判”，即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且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政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质疑与反思。众所周知，先秦道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对当时现实政治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揭开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序幕，儒家高擎起道德主义大旗，把道德视为人的存在的最高本质和国家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但是，“道德”二字作为哲学范畴却出自道家，是由老子首先使用的，老子曰“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在老子看来，人要完成自己的生命，实现自己的价值，就须“同于道”，“同于道”也就是拥抱自己的本性，回归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此，道家激烈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由此老子认为，酿成社会**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人为的仁义礼法之类社会伦理规范躁动和功利所致，相反，最好的统治应该是自然无为而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复归于“道”，自然无为才是治国之道。二是实践批判，即为防止在现实运作中因政治私利而滥用权力所寻求的约束和抗衡。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而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诉求，并不能直接地导致实际政治生活的“有道”，纵览古往今来的历史，不难得出，往往是权力拥有者的逐利性和政治制度的僵化乃至异化纠结在一起，扭曲和背离了政治理念、原则。有学者指出，“古代思想家所以对君主的道德品质提出很高的要求，其目的便是希望由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执掌权力，从而防止暴君污吏;‘播其恶于众’。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寻求的是对于君主权力的‘道德约束’”。

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社会走上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应，思想界也由原来的百家争鸣转而进入“别黑白、定一尊”的时代。两汉时期，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经过董仲舒的论证，三纲五常被神圣化为宇宙法则，独尊儒术确立为国家的正统学说。而在现实中君主关心的只是一家一姓的统治秩序和世袭传承，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道统和以帝王为代表的政统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和冲突。东汉党锢儒生，志在“澄清天下”，横议朝政，这直接威胁到统治的权威，因而受到朝廷的打击。魏晋之际，政争酷烈，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对汉末以来的名教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又不愿做趋炎附势之徒，虽远离政治，仍被视为王权的障碍，最终被司马氏集团所杀。可以说，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只有打击知识分子的人格，才是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和心理。政教合一的历史结果，只能是王权统一教权，而不可能是教权统一王权，政教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需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忠顺不二、尽职守则的儒吏，而不是独立思想，追求正义的卫道者。

陈来先生说，政治不是超道德的，而且政治最有可能是造成大恶的活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历史经验为基础，以善恶为尺度，蕴含着对暴政、虐政批判的意识，因此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关注焦点。如何约束现实政治中的权力，如何保证社会生活中秩序不分崩离析，也成为全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终依归。就传统儒家来说，一方面要求君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仅凭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思想家们也试图寻求着某种足以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正如荀子所说，“道存则存，道亡则亡”《(荀子·君道)》“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士大夫竭力维护道统权威，并以此与政统权威进行抗衡乃至将道统至于政统之上，也正是体现着对于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约束，由于这种约束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过程才有可能不断地从野蛮或不怎么文明走向文明，才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的质量不至于极其低下。

3.对未来理想政治发展的导向功能

如果说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起到了推动和完善现实政治发展的作用，那么描绘与设计理想蓝图则成为政治哲学为未来政治发展所指引的终极目标。罗尔斯把政治哲学视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是超越现实而去探索政治可能性的界限。其实，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往往表达的是思想家们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的不尽如人意需要从根本上对人们的生存方式加以检省，而这尤其要在政治领域提出更好的理想模式，从本质上说，思想所设计的宏伟蓝图无不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因为它会与实际的政治中发生接触和碰撞，所以即便是一种学说和理想，同样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就中国传统儒家而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一个充溢着道德感的世界，理想的政治应是纯粹道德的政治，而纯粹道德的政治不仅是可能的，还在实践性建构中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导向性作用。

作为儒家乌托邦政治思想的集中写照，《礼记·礼运》开篇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传说中的“大道之行”的世界即是圣王三代的理想世界。在儒家看来，三代之际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上古圣王实现理想政治的完美典范，他们选贤与能，禅位让贤，以仁义孝道感化百姓，这种人格魅力不仅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也使得整个社会在他们的治理之下呈现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的善美景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在儒家眼里，三代圣王治理之下的“大同世界”就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它不仅能够将历史与未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怀恋与憧憬于一体，从而为现实生活设置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因为它与现实保持着距离，所以能以批判的姿态要求现实政治制度改良统治法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约束政治压迫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最终实现善治。

遗憾的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无论多么美好，在历史上却没有真正实现过，具有空想的性质。现实中的世界更多的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尴尬境遇。二程就认为，“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朱熹也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之间也。”在程朱看来，汉唐以降的历史与三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道、治的分裂，在大多数时候，“道”并不行于天下，而是“架漏牵补”，统治者以刑罚与暴力对百姓横征暴敛，即便有时偶合于“道”，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人欲胜过天理的历史。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理想被重置于现实社会的时候，如何进行实际有效的纠正就成为一个难题。

不过，这并不妨碍乌托邦作为儒家政治思想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尽管大同世界是虚拟的，但它却表现了古人体察政治在道德缺席下可能造成的极端和失控，如果理论对现实一味肯定，必然使实际政治走向僵化。强调政治的正当性和理想性，需要对社会与国家作出符合道义的规范和制衡。毫无疑问，这种规范和制衡体现着思想家追求至善的理想情怀，在抽象意义上的终极信念，对社会公正、自由、和谐的向往，传统古人的政治理想不仅对过去充满留恋，又对未来抱有期望，在这种权衡比较中，政治理念呈现出浓厚的道德取向和超越色彩。

儒家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篇5

儒家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教育以德智兼修、德才兼备为核心,以知识、技艺、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综合培养为基本价值取向,旨在培养具有多种能力的通才.从教育内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内涵,以求把握其中蕴含的整体综合现和直观模糊性,试图以此纠正现代教育机制中泛科学主义盛行带来的人文缺失现象.

作 者：赖平李丽红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刊 名：怀化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年，卷(期)：22(1)分类号：B222关键词：德育 智育 整体综合观 直观模糊性 人文缺失

儒家文化与文化现代化 篇6

儒家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成为传统的并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的精华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去继承和弘扬的。但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皇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糟粕。面对21世纪人类跨文化交流这一大任务，中国人要想在跨文化交流中占主动地位，首先要实现“文化自觉”，并进而反思中国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做到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在解析批判基础上的阐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辩证的对立的统一。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来认识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包括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儒家思想

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节制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并造成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是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这就导致人失去其主体性和自身价值，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 30 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以上事实来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由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秩序，需要现代化机制的良性运转，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近代以来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陷可以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得到弥补，这就为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

中国文化在许多地方是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比如，中国重国家，西方重人民；中国重大一统，西方重多元化；中国重礼制，西方重法制等等。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千百年来，它对与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便是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处处可以见到他的影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割裂与他的关系，反而应该从中总结出资深的特点，发展出中国的特色，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认清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消极影响：

第一、重道轻器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器”，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但是由于重道轻器，儒家又把道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弊病。这正像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

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关注社会人生，注重伦理道理，将人生最大的理想视为“治国平天下”，而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对于与安邦定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知识缺乏热情，一切以伦理道德为重，把研究自然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儒家强调内在的修养,重视尊孔读经,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解经式的研究方法,极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创造过很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封建社会末期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些与儒家不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重人情贵亲疏”对现代化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一直受到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左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被视为血缘关系的推广。儒家历来研究最多的人际关系也是家庭血缘性的，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儒者通常也是以人情关系来代替道义原则。

儒家文化重视“亲缘”关系,并同时把它扩展到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儒家认为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拟血缘化。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使中国社会人际之间在利益上“公”、“私”不分，在心理上“人”、“己”难离，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赖关系。亲缘社会的“亲亲”原则，把照顾亲属关系合理化，并视为合乎人情，而当个人获得了实惠和好处时，往往归结为某人的恩荫和庇护，这样就形成各种形式的个人依附关系。将这种恩荫关系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以亲缘关系来取舍人际关系，决定社会交往的远近亲疏，以家族为本位参与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裙带风和家长制作风。这种亲缘关系扩展的直接结果是，在社会组织中从上到下人们可以随意安插亲属和亲信，编织关系网，人与人之间崇尚庸俗关系学，干部之间的裙带关系屡禁不止。而等级差序又导致特权和依附心理，滋长家长制作风。亲缘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泛化和极端化，严重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社会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

第三、儒家文化重整体，倡协同的特点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个人与人生的问题上，由于儒家文化重奉献，重仁即爱他人，强调修身克己，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则是引导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社会统治的巩固；其负面的社会作用则是会磨灭个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正由于如此，也就会限制、扼杀人的贡献。

儒家学说一向强调一种“群体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群体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忘己”、消融于群体之中，而且却并不主张平等，而恰恰是要保持等级。结果必然是依等级、辈分形成普遍的“下对上”的人格从属关系、依赖关系。比如儒学思想鼓吹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主张实行特权政治和家长专制。这些思想严重地贬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压抑了人性,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们长期在封建礼教的控制下生活,很难迈出新的步伐。在这种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因袭惯例、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思想刻板、听天由命、与世无争、安分守己、处事老成、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及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保守性格。

第四、儒家“中庸”思想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道德最高标准，他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它的含义就是要信守其“中”，“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具备了这种品德，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就能符合物理人情，无过无不及，就不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烦恼。

孔子认为要达到“中庸”这种标准，就必须遵循“礼之用，和为贵”的处世原则。的确，“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谐、稳定、安宁的状态中。从现实意义上说，“和为贵”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但同时，我们仍应注意到，没有原则的一味“讲和”也有很大危害的。不讲原则地讲和，容易导致和而不争，使中国人缺乏竞争、拼搏精神，放弃社会责任，产生自欺欺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不讲原则地讲和、礼让，也使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对薄公堂，人们更喜欢“私了”，认为这样不伤“和气”、“不失面子”，除非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向法庭的。这些都是深藏于中国人心底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为贵”在作崇。

由此看来，“过犹不及”、“允执其中”的道德标准以及为实现这种标准而遵循的“和为贵”的行为原则，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在中庸思想影响下，中国人不喜欢“异端”，在为人处事中趋向客观，做事力求准确无误。一味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久而久之，使中国人陷入了害怕矛盾、冲突和竞争状态。并且扼杀了人的个性，使人寡言少语，吞吞吐吐，行为不露锋芒，明哲保身，进而使中国人缺乏怀疑、开拓、创造、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并进一步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的发展。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主要思想成果，千百年来已经内化为我国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中庸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形成了安分守己的国民性格，“月满则亏，水盈则溢”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警世哲学。人们总是相信物极必反，因而“知足常乐”成为了人们的人生信条。这种知足的小农经济思想造成了东方文化心态中的不思不虑的安分意识和向内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正实行对外开放，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克服保守安分、自足封闭的心理，以平等客观的心态，同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接轨。

我们应承认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精神实质及精华，将会与中华民族共存。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

4.儒家文化需要现代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了，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只有与时俱进，不断调正不断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永葆青春，生命力才会更加长久。另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向世界其他国家寻求新的思想，企图可以以此强国，但是从我们一次次的借鉴，一次次的经验来看，照搬是不可行的，一个理论的产生，是有着自身的内在外在原因的，他总是有一定的适用条件，而不是万试万灵的仙丹。国与国不同，各国之间国情不同，地理人情不同，国际间关系形势不同，如何才能将国外的文化，思想理论转化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以促进国家发展的理论，这就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国外的思想需要中国化，儒家思想需要现代化，如果二者能够结合，那么将会对国家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忽视个人权利，权利以家庭为单位，皇权至上，妇女的社会地位地下，束缚个人意志自由，造成人格的不完整，这一切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虽然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思想就显得陈腐守旧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不断的在反思，并且不断的学习摸索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儒家思想的迂腐，并且从西方的先进思想中寻找希望。到后来的五四运动，人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实了的真理。于是儒家思想被刻上了迂腐，不合时宜的标签，而逐渐被人淡忘。大部分的学者们将精力投入到当代的一些主流思想的研究当中，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更是向往欧式的生活，对儒家思想嗤之以鼻，认为这么老旧的东西就盖被历史尘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儒家思想的发展。

儒家诚信及其现代启示发微 篇7

2008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工程启动仪式”;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等论断,于是,“诚信”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一。

目前关于“诚信”的硕博论文已检索到116篇(不完全统计),其主要内容是诚信的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及与其它美德间的对比等。虽然该话题早已不新鲜, 但因真、 善、美的追求历久弥新、永无止境,且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故而本文以“诚信”为视角,从字词解释、历史源流和现代启示三方面进行了浅析, 试图理清其脉络,并使之古为今用,具体如下。

一、字词解释

从字形上说,形声之“诚”与会意之“信”相差甚大,然而,从字音上说,“诚”是上古禅纽耕部韵,“信”是上古心纽真部韵,按照王力先生的理论,上古禅纽(舌音) 和心纽(齿音) 属于邻纽关系,而上古耕部韵和真部韵属于通转关系,两字上古声韵关系较为密切。

从字义上说,“诚”者,“信也”,“物之终始” (《中庸章句集注》),“天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 (《荀子·不苟》); “信”者,“诚也”,“有诸己之谓信” (《孟子·尽心下》),“信则民任焉” (《论语·尧曰》)。

由此可见,两字之义极为密切。当然,除 《说文》 互训之证外,古时还有“内诚于己,外信于人”“诚善于心之谓信” (《张子正蒙·中正》) 之说,虽然侧重点稍有不同,但其终究是殊途同归,甚至早在 《礼记·祭统》 “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 《孟子·万章上》 “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吕氏春秋·勿躬》 “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等先秦文献中已有多次连用的记载。

至于 “ 诚信”, 其产生颇似 “诚”“信”之浑言化,指“真诚或真诚之心” (《汉语大词典》) 也,是个体在一定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以真实无欺、善良正直为核心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品质和行为倾向, 具有宗教性(祭祀性)、血缘性、 政治性、道德至上性、自律与律人性等特征,其心理结构可划分为正性取向和负性取向,前者包含义、 敬、真、仁、勇,共5个维度;后者包含虚滑、欺诈、轻妄、奸狡, 共4个维度。

二、历史源流

若论“诚信”之源流,则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和夏商周三代,其主要记录和阐释在 《尚书》 的“允” 和 《易经》 的“孚”等字中,俱是诚信之义。因其虽无“诚信”之名,却有“诚信”之实,故而算作 “诚信”的萌芽阶段。

春秋之时,经孔子等人的大力提倡后,儒家诚信观首次被明确提出,虽然未能根本扭转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是却在正人心、厚风俗等方面有着“万世师表”之誉,故而算作“诚信”的形成阶段。当然, 因古汉语单音节居多, “ 诚” “信”最初是分开来单独使用的, 并且字义方面还稍有差别,只是后来逐渐同义复合,最终构成了双音节的“诚信”罢了。以 《论语》 为例,“诚”“信”都未曾连用,不过,虽然“诚”只出现了3次,且都作助词,并无实义,但是“信” 却出现了38次,且都有实义,这就为“诚信”的正式出现奠定了基础。

至于“诚信”到底最先出现在哪个文献中的问题,本文鉴于先秦典籍成书年代的模糊性和后人增入的复杂性而持谨慎态度,詹贤武先生在 《“诚信”的词源性研究》 中认为最早将“诚”和“信”联结在一起的是 《管子·枢言》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虽可供参考,但也需深入探讨。

此后,进入“诚信”的发展阶段,根据北大语料库,对比发现 “诚信”的发展有所起伏:战国之时“不厌诈伪”,“信人,则制于人” (《韩非子·备内》),于是,诚信之风日益衰落;西汉之时“独尊儒术”, “ 至诚遗物而不与变” (《春秋繁露·天道施》),于是,诚信之风转向兴盛;魏晋之时“求之实而防之信” (《全晋文》),于是, 诚信之风再次衰落。

再后来,就进入了“诚信”的稳定阶段,唐代“推心至诚,庶几王道” (《唐太宗全集·大赦昭书》)、宋代“至诚事亲则成人子, 至诚事君则成人臣” (《朱熹、程颐处世语录》)、明代“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 (王阳明 《传习录》),以及清代朴学 “无征不信” (《中庸章句集注》) 等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无不讲求“诚信”,于是,诚信之风再起, 直至今日亦然,其具体内容虽有不同,其诚信实质却是相通。如果隋唐之前可用“跌宕”一词来概括 “诚信”之地位,那么隋唐之后则可用“共识”一词来总结“诚信” 之特征。

三、现代启示

经过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诚信”不仅在理论上得以不断完善, 而且在实践中能给人以巨大启示。 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 《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在践行“诚信”方面确实给后人树立了榜样。

具体说来,首先是“诚其意” “ 正其心”, “ 实其心之所发”, “一于善而无自欺也” (《大学章句集注》);然后是身体力行,点滴做起,并自觉与虚假言行作斗争。正所谓“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荀子·儒效》),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倘若光说不做,则只是空谈;倘若“言行相诡”,则“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孟子·离娄上》),“不祥莫大焉” (《吕氏春秋·淫辞》)。故曰 “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即使去了“兵”“食”,也不能失了“诚信”。

古代关于“诚信”的典故有很多,其中,信守诺言的有“曾子杀猪教子”、信守史实的有“董狐秉笔直书”、信守气节的有“苏武持节牧羊”、信守爱情的有“宋弘不易糟糠”、信守廉洁的有“杨震赴任拒金”、信守忠义的有“关羽挂印封金”、信守律法的有“包公铁面无私”等等。当然,现代 “诚信”故事也不少,例如海尔总裁张瑞敏的砸冰箱事件,就砸出了海尔员工“零缺陷”的质量意识。这些无不证明“诚信”乃安身立命的根本,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被淘汰, 今人应以古人为师,继承并发扬此精神。

然而,现在“诚信”缺失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其中,大学生的拖欠贷款、 考试作弊、学术抄袭、简历造假、 工作违约,甚至恋爱欺骗等时常会发生,明星的诈捐门、代言门、逃税门、出轨门等不断被报道,企业的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毒生姜等问题也层出不穷。 这些事件直接关系到学习、生活及生产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加之频发在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凸显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故而除法律制度之外,还应从传统美德等方面相互补充,毕竟法律并非万能,其制定耗时较长,其执行成本较高,甚至很多领域目前还难以做出明确规定。当然,失诚信者,必定失民心,即使侥幸获利,也注定长久不了,甚至还会受到严惩,例如以蓝田股份等为代表的造假企业,虽然曾多年逃过诚信的检验而造成了“不诚信比诚信更有好处”的假象,但终因股市黑幕曝光后的信用危机而致生存危机(《人民日报海外版:蓝田连败官司曝信贷危机》)。

那么“诚信”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措施究竟是什么呢?经过文献检索,发现个人、家庭、学校、企业及政府等是其主要因素, 重视道德修养、价值取向、心理特征、责任意识、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是其主要措施。当然,因为 “诚信”并非是一时一事的认识, 而是一定时期内的综合评价,甚至是对某人某事的盖棺定论,其丢弃容易而培养困难,所以诚信问题往往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除了需要全面考虑外,还得循序渐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倘若操之过急,恐怕会适得其反。

以大学生诚信问题为例,针对其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缺乏及心理不成熟等状况,应该多管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首先,大学生自己要严于律己,避免盲从,自觉抵制违信思想和言行的腐蚀;其次,大学生家长要加强诚信重视度,不断耳提面命以防微杜渐,绝不能因其已经成年而放纵不管;再次,大学校园要增设诚信课程,并且不断改善教育方式、评价机制和奖惩措施,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然后,政府部门要加强舆论引导和市场监管,特别是对网络诚信的管理,以便打造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环境;最后,借鉴西方的诚信模式,结合自身国情取长补短。当然,这是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其潜移默化的周期极长,不仅不能奢望其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以企业诚信问题为例,针对其假冒伪劣、恶性竞争及偷税漏税等情况,应该内外合一,标本兼治, 使其 “ 有信可依” “ 有信必依” “违信必究”: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管理,严把信用关,并尽量对生产、销售、客服、资金、税收、公共关系等明细进行公示,以便打造消费者信得过、有竞争力的品牌;其次,立法部门要完善法律条款和奖惩制度,使其有法可依, 并且无漏洞可钻;再次,宣传部门要加强普法宣传,增强其诚信意识;然后,监管部门要加强监察力度,建立完善的诚信档案、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以便抑制审批特权;最后,执法部门要加强打击力度,增加企业违信成本,即对失信行为进行事先契约和事后惩罚相结合的双向规避,以便及时淘汰毁信者。当然, 这也是个长期治理的过程,毕竟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问题,之前都没得到妥善解决,现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周易·系辞下》),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的时候,此法至少能让企业的诚信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